夷人文化
中國古代人眼中的文明觀念--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2016-08-06 由 葉天君少爺談歷史 發表于歷史
古代的中國一詞,與中原一詞相近,本意為「天下至中的原野」,是華夏文明和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是華夏民族的搖籃,被視為天下中心。中原也被稱作中土、中夏。中原又稱中土、中州、華夏,是指洛陽至開封一帶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廣義上包括今河南省全部、山西省東南部、河北省南部、山東省西南部、安徽省北部、江蘇省西北部等區域。狹義上指今天的河南省。
中原地區隨著華夏民族的大融合以及中原文明的擴展而逐漸向外蔓延,擴大了以中原文化為核心的漢族和各民族之間的交流。文化比較先進的華夏民族以別於四夷而稱中華。
四夷,為對中國邊區文化較低各族之泛稱也。即東夷、南蠻、北狄和西戎的合稱。
西戎的稱謂最早來自於周代,古代居住於中原地區的漢民族自稱華夏,把華夏周圍四方的族人,分別稱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以區別華夏。西戎則是古代華夏人對西方少數民族的統稱,即以戎作為對西方所有非華夏各族的泛稱。西戎也可以指春秋戰國時期一些西戎人建立的國家。
南蠻的稱謂最早記載來自於周代的《禮記》禮記·王制,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指南方額頭有紋飾的族群即是南蠻。多喜歡吃生菜,色拉和醋。
「南蠻」一詞在古時泛指長江流域以南地區,隨著中原政治經濟文化的持續擴張和影響,隨著中原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和地方區域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融合,「南蠻」的地理區域實際上已經囊括了整個東南亞。南蠻的民族成分相當複雜,大體可分為百越、百濮與巴蜀三大族系。百越族系分布於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百濮族系分布於今湖南、貴州一帶,巴蜀族系分布於今四川、重慶一帶。現今南方的少數民族大多由南蠻民族演變而來現在大多分布於四川瀘州一帶。
東夷又稱夷,最早是和炎黃相對的一個部落,是華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周朝時變成古漢族對東方非華夏民族的泛稱,非特定的一個群體,所指代的概念隨著中原王朝疆域的變化而屢屢變化。夷又有諸夷、四夷、東夷、西夷、南夷、九夷等稱。隨著東夷與華夏的融合,漢朝之後,東夷後來變成對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泛稱。
北狄的稱謂最早起始於周代,古漢族自稱華夏,便把華夏周圍四方的人,分別稱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以區別華夏。北狄是古代華夏人對北方非華夏各個部族的統稱。
春秋中葉以後,狄與戎在地域上有明顯的不同,但整個春秋時代,乃至戰國中葉以前,戎狄仍往往混稱,有些部落仍兼有戎與狄兩種稱號。這種情況以及春秋北狄諸部的姓族,陝北、山西、河北諸地的戎狄文化遺存,都說明春秋時期的戎與狄只是地域分布有明顯區分,族類卻比較接近。
狄作族稱,《春秋》所記始於春秋中葉,但《國語·鄭國》於西周末已有狄的記載。這是中原諸夏對北方一些部落與國家的稱呼,不是他們的自稱。《春秋》在莊公三十二年記載:「冬,狄伐邢。」這是《春秋》中第一次出現狄的記載。這時晉獻公在位,與狄人的關係錯綜複雜,但戎與狄常常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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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中國古代中原人對其以東的東方部落的稱呼,最早可見於商代甲骨文與金文記錄中。中國上古史學專家許倬雲認為,後世中國的「蠻夷戎狄」等詞,在上古時代並沒有貶義,像神話中射下太陽的后羿一方面是文化英雄,另外一方面也是干擾夏政的夷人。
意涵
許倬雲認為上古時蠻可化華,華亦可變蠻,因而夷狄和華夏並非完全對立而是有相互轉化的過程。[1]
夷在古代並沒有野蠻的貶義,還是意指「仁者」,如孔子曾抱怨若中國不能待還不如去夷人的地方,因此許倬雲推測「在廟底溝二期文化時,位於今日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居民,也許真的會羨慕山東地區的富庶生活與高文化水平」。[2]
周秦時期
由於周朝的封國制度其實是分封在各交通及戰略要地的城堡,而國則是指城圍護的駐防基地,周王室的號令只達城邑的「國」而城外即是鄉野,許倬雲主張國人(君子)與「野人」的差別是華夏與夷狄的區分,並無「君子」優於野人的文化意義。[3]
許倬雲認為,「楚秦吳越」是周人之「他者」。[1]
漢朝時期
「夷」開始用來指代三韓、倭、沃沮等非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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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為對中國境內華夏族之外的各族人的通稱。 [1] 
夷人是指少數民族的一種。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春秋時居民中有華夏和戎、狄、蠻、夷的區分。各諸侯國經濟文化上較先進而自稱華夏,他們把較為落後的小國或部稱之為戎、狄、蠻、夷。不少戎、狄、蠻、夷和華夏錯雜在一起的。
北夷主要分佈在今黃河上游流域或更北和西北地區,位於今陝西、甘肅、寧夏、內蒙古、遼寧、河北、北京一帶。
夷分佈在今山東、安徽、江蘇北部一帶。萊夷在齊的東面,淮夷分佈在淮河中下游。《左傳左傳》中提到東夷,《論語》中提到九夷,大約都是居住在今山東一帶的夷人。見於《左傳》的小國介和根牟,即東夷人所建立。諸夷中以淮夷為最強大,並不斷和魯發生衝突。淮夷還參加楚主持的盟會,又隨楚伐吳。萊夷和齊是世仇,《左傳》中齊伐萊的記載甚多,最後為齊所滅。
戎和狄主要分佈在今黃河上游流域或更北和西北地區。北戎、山戎分佈在今河北和遼寧等地。姜戎、陸渾之戎本在今甘肅一帶,後來被迫遷徙到今寧夏、內蒙古、陝西、北京一帶。在周的南面有揚拒、泉皋之戎。魯的西境也有戎人。在衛都的城牆上可以望見戎人的村落。晉國的周圍都是戎狄人,故《左傳》說:“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
華夏
華夏
狄分為白狄、赤狄和長狄。白狄在今陝西一帶。赤狄中分佈在今內蒙古東南一帶。長狄之名見於《左傳》,具體情
夷人
夷人
況不詳。
起源發展
群蠻和百濮居於楚之南。楚與晉戰於鄢陵,蠻人也出兵隨楚。濮在江漢之南,或說在今雲南一帶。據古書記載,戎狄多為“ 披髮左衽 ”。《左傳》說姜戎 “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生活習慣、禮俗、語言的差異,把戎狄和華夏區分開來。但戎人中有姜姓、姬姓之戎,顯然他們和周人本為同族人,只是出於歷史或文化的原因,使他們分道揚鑣。儘管戎狄和華夏在文明程度上有差距,但這對彼此交往並無太
論語
論語
大妨礙,如周王曾娶狄女為後,晉獻公、文公都娶戎族女子為妻。春秋早期,戎狄勢力很盛,中原華夏諸小國受其威脅較嚴重,即使晉、齊等大國也經常要遭到戎狄的侵襲。從春秋中期開始,華夏各國有了較大發展,特別是通過稱霸而相互聯合,增強了對戎狄的防禦能力,不少的戎狄漸被華夏所征服。赤狄、白狄大部分為晉所滅,齊滅萊夷,秦滅西戎,楚國吞併數量甚多的蠻人或濮人的小國。由於各族長期和華夏聚居在一起,不斷相互影響,文化禮俗等方面的差別日趨減少。到春秋末年,原來散居於中原各地的戎狄蠻夷差不多都已和華夏融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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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為「文化的夷夏觀」?夷、夏之分,表示著什麼意思呢?(課文頁115)
周人文化天下觀的一個表徵,是周人以夏、諸夏自稱,而將夷、戎、蠻、狄,轉變成帶有文化上低賤意味的名稱。
夏本來是在現在山西西南,即汾水流域,河南中西部以及陝西渭水下游一帶活動。夏在當時可視為一氏族聯盟,周人的祖先后稷,原是聯盟中的一員。周人後來興起於戎狄之間,此時戎、夷、蠻、狄,似乎並不是文化上與夏商有別的種族。
不過,當周人代商,周繼夏商卻以夏自命而不以商,主要是因為文化和政治上的因素。
在政治上,周人相信他們是代殷商之天命,卻繼有夏之舊疆,因此每以禹跡名天下。周人不但以夏自稱,在封建的過程中,更大封夏及其他古國的後裔。並因地制宜,在夏人後裔所聚居的舊地,仍然以夏人舊時治理的辦法來治理夏人。
周人以夏自居,封夏之後和用夏政的作法,當然有著濃厚的政治目的。當時,夏的後裔也許已經十分微弱,但夏曾為天下共主,又代表著古中國一個極高的文化。周一旦有天下,在力猶未逮的情況下,以此號召,不失為拉攏東方各國,以獲支持的好方法。
在文化上,周人與夏確有文化上的淵源。因此,周人雖曾一度流竄於戎狄之間,當他們以夏為號召時,卻沒有受到質疑。姬姓的子孫和同盟分封在各地的,都名正言順的成了「諸夏」。尚文的周人為了形容自己又高水準華美的文化,又造了「華夏」一詞。
然而,夷、夏之別又是怎麼來的呢?周人興起之初,不至於就看輕戎狄。周初,夷夏雜居,生活並沒有多大的差別。戎狄和華夏諸邦一樣,有些從事農耕,甚至也有城邑。因此,周人開始貶謫夷狄,應該不是因為他們經濟生活不同於諸夏。
諸夏視戎狄為豺狼,確實的時間不易斷定,有可能是在兩者關係惡化以後。周穆王伐犬戎,從此「荒服不至」。西周中期以後,周人與戎的戰爭益烈。西周末年,犬戎甚且攻陷鎬京。東周初年,襄王欲納狄女為后,大夫富辰就大罵狄是「封豖豺狼」。
可見貶斥戎夷,一方面是出於華夏文化的優越意識,一方面是由於華東生活方式差距的增加。而更重要的是,在生存競爭中,對敵手的一種防衛心態。
經過春秋時代的攘夷,原來雜居中原的夷狄,不是被消滅或同化,就是被逐往邊遠之區。到了戰國,戎狄退處邊陲,中原幾乎完全成為諸夏的世界。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極有可能是戰國時人根據戰國以降的實態,將天下秩序概念化和規則化以後的結果。而中國在春秋以後,農業愈來愈發達,戎狄退處邊陲,與中國諸夏的生活,自然也就越行越遠了。
諸夏於是有著愈來愈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從這個文化優越感出發,中國人開始有一種強烈的文化使命感。認為應該使自己優越的文化向外推展,使四夷一體濡染德教,用夏變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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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是如何一步步侵蝕東夷文化的
2017-06-02 由 濱州網 發表于文化
商文化與商代文化,是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商文化是商代文化的一部分,專指成湯滅夏之後和武王滅商之前,商王朝直接統治區的文化,它是在大量吸收夏文化成果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文化。這種文化與海岱地區的夷人文化雖有一定的聯繫,但卻有著本質的區別。對於海岱地區來講,商文化基本上是一種外來文化,土著文化則是夷人文化。商代時期的濱州,由於商文化的逐漸東漸,夷商文化交織在一起,從而形成了複雜的文化面貌。
商人為何要侵占濱州
濱州在史前時期一直屬於東夷文化的控制範圍之內,即使到了商代晚期,濱州南部很多地方,如鄒平丁公遺址依然保持有一定的東夷文化元素。商文化對山東的控制在總體上有一個由西往東的漸進過程。在商代早期和中期,商朝的文化勢力並未到達濱州地區。
商朝早中期,盛產井鹽的山西中南部已是商文化的分布區,商王朝的用鹽可能主要來自這一帶。進入晚商階段,即商朝遷都殷墟之後,商人在與周人的戰爭中失敗,逐漸失去了在晉南的地盤,只好東進山東,侵占渤海南岸地區,形成一個個密集的聚落群。其主要目的應該是出於對食鹽的控制和需求。渤海南岸的自然條件並不好,這裡地勢低洼,土地鹽鹼,黃河漫流入海,泛濫成災,並不適合以農業為主的人類的居住。然而這裡的地下滷水濃度高,是著名的產鹽區,控制了這一帶的食鹽生產,就保證了整個商王朝的食鹽供應。
目前,對於商人的東進除部分甲骨文獻外,更多的只能是依靠商文化元素的分布來進行分析。商文化在山東的擴張有一個自西向東、由早到晚的漸進過程。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山東商文化主要分布在魯西南、魯中南、魯西北、魯北中西部地區。在魯北向東不超過濰河,大致到濰坊以西,濰河、彌河之間;魯中地區以蒙山為界,主要分布在魯中山區和蒙山以西;魯南地區向東不超過沂河,分布在平邑、費縣、泗水、棗莊和蒼山西部一線。
商代末期,商人又逐漸失去了對魯南地區的控制,但魯北渤海南岸一帶則一直被商王朝牢牢地控制住,其原因就是為了這裡的食鹽資源。
商文化是何時進入濱州境內的
商王朝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洛陽與鄭州之間。商文化最早在商代中期(二里崗上層晚段時期,商朝遷都殷墟之前),沿著古濟水和黃河支津,首先進入魯西南和魯西地區,並取代這裡的岳石文化。這一時期商文化自西向東分布,向東大致在濟南-泗水-棗莊一線;商代晚期,即殷墟時期,其政治、文化中心移至安陽,河濟之間的廣大地域更加靠近商朝王畿,較之山東其它地區更早地受到了商文化的衝擊,而此地近海的食鹽生產也大大刺激著商王朝對其占有的熱情。商文化及商人的東進使得位於河濟之間的濱州,與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時期相比,其晚商時期的聚落數量驟然增加了數倍。與此同時,沿海平原上在黃河下游支津地區、濟水及相關河流的兩岸還出現了包含眾多製鹽作坊組成的鹽場群及相應的鹽工聚集村落。其出土的各種器物與安陽的商文化如出一轍。這表明,殷墟時期,商王朝的勢力在其北方、西方、南方和東南部逐漸退縮的同時,在河濟之間與濰淄地區則擴張迅速,這一地區也成為整個商王朝境內人口最為密集,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並發展成為商王朝最穩定的大後方,而這個大後方是以商王朝對食鹽的控制為基礎的。
商文化在濱州的擴張經歷了由西向東、由北到南逐步推進的過程
商文化在濱州的擴張也經歷了一個由西向東、由北到南逐步推進的過程,最早在商代中期即在今博興境內發現零星的商文化元素。到了殷墟文化一期前後,商文化開始較大範圍地向東北方向擴張到今濱州境內,殷墟文化二期前後到達淄河以西地區。但是直至商末周初,今濱州黃河以南的博興和鄒平等地的許多遺址依然還保留著許多當地東夷族的土著文化元素。雖然當地商文化在此時已占據主流,但並沒有達到完全商化的程度,商夷文化仍然處於互相交融的階段。
在濱州境內,商文化大範圍進入的首先是今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濱城、陽信、霑化交接地帶的侯家遺址,其出土的鬲、甗、簋、豆、盆、罐、瓮、盔形器等陶器的特徵,在年代上約相當於殷墟第一期至第四期。這些日用器皿均屬於商式,未見東夷人的土著陶器。墓葬隨葬陶鬲、盆、簋、豆的組合以及人骨架下面挖有腰坑、腰坑內殉狗的特點都是商人的埋葬習俗。發現的卜骨、卜甲也是商人常用的占卜工具。出土的青銅器、玉器等也是典型的商代風格。侯家遺址商代遺存屬於典型的商文化系統。濱城區蘭家遺址、惠民大郭遺址等地都發現過商式青銅器,墓葬形制也是典型的商代特點,這說明商人早在殷墟文化一期開始便已取得對這一地區的統治權,商文化已成為這一區域的主流文化。此時期這一地區及更北沿海一帶商文化和經濟的突然繁榮,聚落和人口數量的急劇增加,不排除是商人在短時間內遷入的結果,其目的則是為了控制此地的食鹽生產。
而位於今黃河以南的博興和鄒平等地,雖然總體文化因素以商文化為主,但其地方文化特色依然較為顯著,反映了此地商夷文化交流融合的狀況。鄒平曾經發掘過的丁公遺址也表現出較多的夷商交融現象。如丁公遺址商代地層中發現的用狗殉葬的習俗、典型中原商式陶器的大量存在等,都證明商文化的流行。而丁公遺址還出土有較大比重東夷土著器物。例如,鼎作為食用炊器與鬲、甗共存的現象便是東夷特有的風俗,特別是繩紋鬲在制器風格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具有濃郁的東夷地域特色。
濱州境內商夷文化交錯複雜
商代晚期,即殷商時期,今濱州境內的文化面貌極其複雜,有的地方已完全商化,未見土著文化元素,有的地方則既有商文化元素,又有當地的土著文化元素,文化面貌交錯複雜。在濱州境內,商文化的發展規律表現出三個方面的特點。一是地域傾向明顯,遺址分布越往東往南,當地土著文化的因素越多,越往西往北,商文化特徵就越明顯;二是遺址的規格、等級不同,商夷元素也不同。遺址和墓葬的規格或等級越高,商文化元素越濃厚,而遺址和墓葬的等級越低,夷人的文化元素越多。這表明在濱州境內,上層文化主要是商文化,底層文化則更多地表現為商文化與東夷文化的融合。三是遺址功能不同導致商夷文化的分布不同。如與製鹽業有關的遺址商化程度近乎百分之百,而內陸聚落遺址則處於商夷融合階段。
在商代晚期的濱州地區,雖然商人勢力取得了統治地位,夷商文化的交融也以夷人被動接受商文化為主,但夷人依然保存延續著一些土著的文化傳統,甚至還有著自己相對獨立的統治區域。這種複雜文化面貌的出現,一是與商文化在濱州的擴張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有關;二是因為東夷文化延續多年,其生命力還非常頑強;三則應該與商人力求控制沿海海鹽資源有關。濱州惠民、陽信、濱城、霑化近海一帶發現的大量的商代晚期鹽業遺址及煮鹽用的盔形器,就是商人控制食鹽資源的結果。商王朝對今濱州近海一帶的控制強度和力度因食鹽的原因,遠遠大於對濱州南部內陸區域的控制,又加之濱州近海一帶又是岳石文化相對薄弱的地區,受到商王朝的完全統治更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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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夷,是先秦時代中原王朝對中原以東各部落的稱呼。古代以中原(即黃河中下游一帶)為天下中心,稱周邊四方為"夷、蠻、戎、狄"。"夷"的稱謂最早文字記載來自於周代的《禮記·王制》:"中國(方位概念,居天下之中)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 (這種說法被現代權威學者證明是錯誤的),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東夷:先秦時代中原王朝對中原以東各部落的稱呼
  東夷,是先秦時代中原王朝對中原以東各部落的稱呼。古代以中原(即黃河中下游一帶)為天下中心,稱周邊四方為"夷、蠻、戎、狄"。"夷"的稱謂最早文字記載來自於周代的《禮記·王制》:"中國(方位概念,居天下之中)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 (這種說法被現代權威學者證明是錯誤的),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東夷在考古上是指距今8300年前的後李文化起,歷經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承載者。稱呼上是對黃河流域下游居民的總稱或是對東方各部落的泛稱,也是漢族的族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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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上,東夷文化發源於魯中泰沂山區(今山東省中南部),是華夏文明重要源頭之一,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到西周中期結束,東夷及其古文化在亞洲古文化的發源與交流中都處於較為重要的地位。
  稱呼上,夏商周時期,東夷作為對黃河流域下游居民的總稱。秦漢以後多指居住於中國以東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及琉球群島等地的外族。
  古時謂東夷有九種,《論語·子罕》:“子欲居九夷。”疏:“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
  《後漢書 ·東夷傳》雲: “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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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制》雲:“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禦,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論語》、《春秋左氏傳》、《戰國策》等書中也均提及九夷。“九”並非具體數目,只表示眾多之義,如《爾雅·釋地》中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蠻”之說。
  郭璞《爾雅注》雲:“九夷在東”,泛指中國東部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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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夷的起源是什麼?東夷最後去哪裡了
  先秦的東夷,即分佈在古河濟之間及泰山以東以南的各部落與方國,大體可分為夏商、西周、春秋戰國三個主要階段。
  夏商時期
  夏初,後啟與後益爭奪共主地位的鬥爭以及從仲康失國到少康復國,中經后羿、寒浞 “代夏政”,直到後杼滅有窮氏,前後經歷半個世紀的鬥爭,是少昊集團中那些與黃炎集團結成部落聯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聯盟向國家過渡過程中的鬥爭。這些部落已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的行列,成為華夏起源時期東系的重要來源。
  他們分佈在古河濟之間,即今山東省北部與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區。在夏代,還有一支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部落。他們從燕山地區南下,興起於河濟之間,終於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國第二個王朝的基礎,其過程已在華夏雛形的形成一節敘述。在泰山與古濟水流域,形成了以奄與薄姑為中心的各方國。
  西周初奄與薄姑仍是東夷中的大國,他們是東夷中社會發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國,而泰山以東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與方國,即夏、商時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時期
  西周初既滅奄及薄姑,封魯與齊於其故地。以齊魯為中心,今山東省境內到春秋的只有萊夷沒有完全華化。淮水地區諸夷,為西周東方的勁敵,是西周中、後葉東夷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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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與魯對周圍東夷部落的政策有明顯的區別。齊國的中心地區,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述,在薄姑立國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係部落逢伯陵東遷至此。《史記》也說:“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集解》引《呂氏春秋》說是指“東夷之土”。齊的遠古祖先已與東夷發生過較密切的關係。齊“大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齊採取了文化禮俗兼容並包、經濟方面充分發揮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齊太公在營丘立國之初雖然遇到了萊夷來爭,但很快就穩定了,只有五個月就向周公報告其施政與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魯,卻過了三年才向周公報告其施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 。”周公在對比了齊、魯這兩種不同的方針政策及其效果之後:“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齊、魯這兩種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學發現中已有初步的印證。據研究:“近些年,臨淄齊國故城與曲阜魯國故城相繼進行了發掘,看出齊魯兩國在西周、春秋時期,彼此文化面貌、喪葬習俗、城市佈局等方面,的確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結合文獻記載,齊國的商文化色彩濃厚,還保存許多原始的殘餘(如大量地殺殉人畜與婦女地位較高等等),而魯國則保持周文化傳統,證明司馬遷所說太公治齊'因其俗,簡其禮'與魯公伯禽治魯'變其俗,革其禮,是有根據的。”齊雖來自黃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的西系,但他所採取的政策,促進了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文化與部落的進一步融合,不僅在春秋時首先稱霸,齊國的文化對整個華夏文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齊國周圍的東夷部落較快地與之融為一體,至春秋中後葉,前567年( 齊靈公十五年)齊國滅萊,於是山東半島各東夷小國已被齊兼併。齊從春秋初葉已超過魯國,並基本上統一齊魯大地,成為東方最強大的諸侯,與他從立國時期已確定的兼容並包的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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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在受封時,周王是定下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針的,而伯禽強調變革當地土著居民的禮俗,雖然魯以推行周禮著稱,但當地土著的習俗仍頑強地保留著。據對魯國故城的初步發掘,共清理了129座兩週時期的墓葬,時間跨度從西周初葉到戰國初葉共五六個世紀。這129座墓可分為葬制風格迥異的甲乙兩組。據研究,乙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組墓從西周至少一直延續到春秋晚期,這個事實說明當地民族固有的社會風尚曾牢固地、長時間地存在著,並經歷了自己發展同化的過程”。實際上,魯國頑強地推行周禮,也必然還會與當地文化相結合,周禮起著主導作用。儒家祖師孔夫子,其先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說周禮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華,“鬱鬱乎文哉,吾從周”。魯在東夷文化起源發展的中心地區,以周文化為主導,發展出對後世有很大影響的孔孟儒家學說,在實際的發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變其俗,革其禮”的政策那麼徹底,仍是周俗與夷俗並存而又以周禮為主導相互融合。
  春秋戰國時期
  到春秋時,在魯國附近,還存在著太昊的後裔任、宿、須句、顓臾等風姓小國,在今山東境還有少昊後裔莒、郯、譚、費等國。他們與諸夏通婚、會盟,在與楚國的爭霸鬥爭中,他們主要是依附齊、魯,被認為是諸夏的同盟。從出土文物看,今山東境內的春秋東夷各國,社會與文化發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諸侯,只是因為他們仍保留一些東夷禮俗,當時仍被認為是東夷。實際上已是與諸夏即合而未化,到戰國時,這種文化上的差別已不引起人們重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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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蘇等省接壤與鄰近地區,少昊集團的後裔嬴姓與偃姓諸國,如徐、江、葛、黃、淮夷、鍾離、英、六、舒鳩等,春秋時期他們主要傾向於“即事諸夏”,與諸夏通婚,參與會盟,出土器物有明顯特點,凡有銘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爭霸與戰國大兼併的歷史進程中,他們先後被楚、吳、魯、越所兼併,他們的文化對齊、魯、楚及吳越都有影響,在政治上逐步統一過程中,文化與民族得到交匯融合,夷夏間的差別逐漸消失,當秦統一六國時,“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都已經成為華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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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為什麼要打東夷?東夷到底做了什麼
  東夷,夏商周時期對東方部落的稱呼。周朝《禮記》記載: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東夷在考古上是指距今8300年前的後李文化起,歷經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承載者。
  四千多年前,東夷分佈在河北東部,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區。
  夏朝時期,東夷人勢力強大,東夷有窮氏的部族首領后羿在太康時期曾經叛亂。40年年後,少康才得以復國,其少康的兒子予(又作杼)繼位後,開始對東夷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一直打到東海海濱。
  商人祖先是東夷的玄鳥一支,商朝甲骨文、玄鳥、占卜、人祭都與東夷相同。然而,商朝卜辭中頗常見征伐人方、屍方的記錄,商王帝乙、帝辛(紂王)相繼對東方夷人展開了長期的戰爭。直到滅亡前,商朝大軍還在征伐東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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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建立後,也多次討伐東夷。《史記·周本紀》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
  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卜辭中記載,商代這位女統帥多次奉商王命令進行征伐。在婦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全為軟玉,有的就是從南方輸入的,卜辭裡有“取玉”、“正(徵)玉”的記載,表明是勞師遠征掠奪來的。婦好墓中出土的貝也是來自南方地區。
  商朝時期,無論是祭禮用的青銅禮器還是裝備軍隊用的青銅武器,都需要金屬原料。煉製青銅需要銅、錫、鉛等金屬,這些礦產主要分佈在南方,對遠夷發動戰爭,重要的掠奪對像是金屬礦產。甲骨卜辭問“有羌俘送來嗎?明天有礦石送來嗎?”的內容。
  甲骨卜辭所見冶鑄記錄是以銅料鑄器,並不是直接冶煉礦料。考古學者在鄭州、安陽等殷代遺址發掘出的冶煉遺址都是鑄銅作坊,而不是從礦石煉銅的煉銅作坊。商朝不斷征伐東夷,是為了獲得南方的礦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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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時期,中原的金屬礦料,仍然來自南方地區。《詩經·魯頌》載“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東夷地區貢獻的除海龜和象牙外,還有大批南方出產的金屬。西周時期常常通過戰爭掠奪來獲取金屬物質,西周的銘文中就有“孚”(俘)戎器、“孚(俘)金”,“孚(俘)吉金”的記載。
  西周時夷人建立商奄國、蒲姑國,擁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和農業文明。西周滅了這兩個國家,在山東建立魯國和齊國,作為征服東夷的前進基地。
  西周時期,東夷中徐國一度興起,週穆王出兵討伐,殺死了徐偃王。
  經過夏商周時期不斷征伐,東夷勢力逐漸變弱,勢力範圍也縮小到了淮河流域。東夷諸國與週人文化融合,春秋時期吳國滅掉徐國,東夷人建立最後一個國家消亡。
  秦漢以後,東夷人完全融進了華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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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夷的分支有哪些?東夷是怎麼滅亡的
  《後漢書 ·東夷傳》中對東夷有明確的記載:“東方曰:夷。……其人(粗)、大疆(強)、勇而謹厚……東夷率皆土著…… ”今人從中能多少猜測出東夷人的性情。追尋歷史的足跡,讓我們一起來回顧這段久遠的歷史。
  東夷,又稱人方、夷方等,是先秦時代生活在黃、泗、淮水流域各部族總稱,並非單指某一族群。後來,在中國中心主義的天下觀中,東夷又和北狄、西戎、南蠻並稱四夷,東夷成為華夏民族對東方民族的稱呼。有學者考證,古時的東夷地區,疆域遼闊,部族眾多,史載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稱九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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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始嚴酷洪荒的年代,東夷人與所有人一樣依賴自然而生存。對於解釋不了的自然現象,東夷人將之敬如神靈。太陽能給人以光明與溫暖,恆久綿長,原始人首先對太陽產生莊嚴的崇拜敬畏。同時,由於太陽從東邊升起,東方便被原始人視為神明之地,具有無盡的威嚴與神秘。部落眾多的東夷正是在這種對自然全心的敬畏與服帖中開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他們多以鳥、鳳、龍、蛇為圖騰,少數以蜘蛛等為圖騰。
  傳說,東夷族的首領太昊和少昊,都被尊為“太陽神”,他們的名字“昊”字,就是天頂著紅日。其中都可見出東夷人對於自然的全心敬仰,與對自然所擁有的無限權威的順服。泰山位於最早看到日出的東方,並且其高不可測,於是東夷人由太陽崇拜、東方崇拜,逐步演化為泰山崇拜,我們從這裡面看出了順理成章的民族崇拜遷移,對研究東夷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東夷人自給自足,人丁也十分興旺,大致分為以太昊伏羲氏—— 女媧部落(風姓)和少昊金天氏部落,以及後期的黃帝部落、炎帝部落( 姜姓 )、蚩尤部落(姜姓)、后羿部落、夸父部落、有虞氏部落( 姚姓 )等,還有一些嬴姓部落等。隨著剩餘勞動產品的出現,東夷人很早就進入了階級社會,並出現了類似於現在社會的“國家”。
  從嚴格意義上說,東夷文明是古代中國早期黃河下游地區文明的主要代表,在文化方面,東夷族創制了原始的曆法和最古老的文字;在科技方面,東夷族發明了煉銅技術,學會使用弓箭等工具,燒造出了薄如紙、黑如漆、音如鏡的蛋殼陶等等。
  這是與神話密切相關的年代,由於當時沒有嚴格的歷史記錄,人們將自己身邊的重大事件更多通過神話演繹進行口耳相傳。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將我們原本熟知的神話時代逐步演變成歷史故事。當時,東方的部落文明大多比較溫順,民風淳樸和善良,人民自覺地遵守傳統的禮儀習俗,崇尚自然有序,萬物各得其所。所以又號稱“君子之國”、“不死之國”。這些都表明東夷是一個休養生息蒸蒸日上的民族。當然,東夷文明也誕生出許多史詩英雄,經年累月的逐漸演變為膾炙人口的神話傳說,如射去九日的后羿,就被認為是東夷領袖。
  在后羿之外,東夷的著名領袖還有以下幾人:蚩尤,姜姓,是炎帝的後裔。蚩尤英勇善戰,威震天下,曾一舉而兼國九,後又並國十二,戰功顯赫。蚩尤還命人用銅製作了大量的刀、戟、大弩等兵器,大大增強了兵器的殺傷力,此舉在古代戰爭史上有著劃時代的進步意義。在蚩尤統治時期,冶銅技術得到飛速發展,制銅工具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蚩尤後與黃帝的交戰,遭到慘敗。蚩尤死後葬在東平,後來逐漸被族人神化為齊地八神之一的“兵主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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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昊,名質,又名金天氏,黃帝后裔,嬴姓。因修太昊之法,故稱少昊。少昊氏有華夏族龍的崇拜,以鳳鳥等各種鳥類為圖騰。在少昊為領袖時期,少昊氏的居住中心在曲阜,其族人的足跡遍及山東各地。在少昊的領導下,其組織非常嚴密,社會分工井然有序,社會化程度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少昊本是華夏族派駐東夷的殖民代表,後來東夷化逐漸變成東夷的代表了。
  虞舜,姚姓。生於諸馮,今山東省諸城市。據傳,舜的品德高尚,深得族人的愛戴,成為部落首領後,舜親率東夷人大力發展農業、畜牧業、漁業和製陶業,為部落髮展奠定很殷實的基礎。正因為舜對部落的治理有方,才使得東夷族人口激增,社會發展較快,在各個方面都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出現了城邑,創造了早期的城市文明;完善了原始的天文曆法;創造了以《大韶》為代表的音樂文化。
  可以說,華夏文明的開拓,與東夷先民同其他地區文明先民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這些早期質樸的文明正是後來輝煌永恆的華夏文明的雛形。
  在這些東夷部落中,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後期陸續西遷,進入山東西部,河南東部,古代黃河南部,淮河北部的中原地區,開創了中原文明的時代;而屬於東夷集團麾下的九黎的大部落聯盟,其興旺時期勢力也佔據了半個中國,分佈主要在太湖流域。
  後來,東夷的舜部落繼承了華夏的堯部落對聯盟的領導,然後華夏的禹部落又奪回領導權。在大禹治水之後,禹部落愈加興盛。但是人性中的私心,使得禹終究沒有把天下之位傳給他的伙伴和搭檔東夷族長—— 皋陶,而是給了他的兒子啟,由其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世襲王朝“夏”,是為中國歷史“家天下”的第一腳印。夏的統治並未得到天下人心的順服,這一時期,東夷部落間的鬥爭不斷,伯益、后羿等部落陸續開始攻擊夏帝國。
  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歷史上演了一幕東夷與夏、商、週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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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稱呼上,夏商周時期,東夷作為對黃河流域下游居民的總稱。秦漢以後多指居住於中國以東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及琉球群島等地的外族  https://tinyurl.com/y6nut6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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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中原王朝傳統的冊封體制中,總綱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代中央王朝自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輻射,依照「開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層級。依次包括:世居其地,為國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門戶、納貢稱臣的藩屬;藩屬之外,則是沒有開化的化外之地。
在次理論性地說明了「中華」和「夷狄」區別的文獻,目前能確認的最早文獻始於春秋戰國。孔子主張名揚周初的禮樂制度,並排除夷狄起源的文化要素。新朝皇帝王莽一改西漢冊封夷狄為王的習慣,改變華夷秩序的觀點,將匈奴和高句麗的「王」降格為「侯」,導致此等國家疏離。
唐朝對西域擁有主導權,重視異國文化,外國人被唐朝政府起用的例子並不少見。宋朝時遊牧民族勢盛,儒學則較強調華夷秩序。
元朝被明朝滅亡,元遺民當中包括有漢人為元朝殉節[2],部分地主文人不願仕官效忠明朝廷,為此採取自殺、自殘肢體、逃往漠北、 隱居深山以及斬斷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為此朱元璋設立新刑罰,宣告「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為罪行,殺害當時許多不願效忠明朝以及為新朝當官的學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3][4]。古人的華夷之辨具有族裔色彩,蒙元滿清實際上是「夷狄入中國主天下」。[5]
明朝被清朝所滅亡,一些明朝遺臣不願為清朝效力,並採取抵抗清朝或流亡他國(如日本、朝鮮、越南等)的方式,例如明朝遺臣朱舜水選擇流亡日本。
晚清華夷思想逐漸被瓦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初期,對儒學持強烈否定態度,中華中心思想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曖昧化。由於列寧斯大林主義認為民族主義會在工人中間起極大的腐蝕作用,因此支持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6][7]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反對大漢族主義,把過去中國境內被視為蠻夷的少數民族給予優惠政策。美蘇冷戰期間毛澤東認為中國是第三世界的一員(和Alfred Sauvy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不同),但特別的是「中華民族」的概念時常被利用在國內政策中的情況。楊樹達則認為:「《春秋》之義,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為夷狄,則夷狄之」(楊氏是據《公羊傳》,上引《大義覺迷錄》也提到,謂出韓愈),「蓋孔子於夷夏之界,不以血統種族及地理與其他條件為準,而以行為為準,其生在二千數百年以前,恍若豫知數千年後有希特拉、東條英機等敗類將持其民族優越論以禍天下而豫為之防者,此等見解何等卓越!此等智慧何等深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反對大民族主義」之語,乃真能體現孔子此種偉大之精神者也。而釋《論語》者,乃或謂夷狄雖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君,以褊狹之見,讀孔子之書,謬矣」。
在白壽彝看來,孔子在華夷之辨的態度上是理智的,孔子在口氣上對夷狄蠻貊看似有點不以平等相看,但認為他們和諸夏之間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標準,認為夷狄也有長處,有的地方比諸夏還好。孔子的這些思想,與所謂狹隘的民族觀念的是不相同的。他還指出,孟子「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話,不只是表示了學術上的門戶之見,而且表示了對其他民族的嚴重歧視。然而,這種歧視只表現為文化上的優越感,即使作為華夏亦不會無緣無故的侵犯四夷的權益,除正義性的保衛華夏時的武裝外征外,整個中國古代很少有無故征伐周邊「四夷」的歷史行為,因為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無德」。
中國的華夷秩序,和西方的種族主義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有着本質上的區別。華夷秩序的理想情況是「用夏變夷」,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的境界。
華夷之辨
更多資訊:北學派和洪大容
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有三個標準:1. 血緣衡量標準、2. 地緣衡量標準、3. 衣飾、禮儀等文化衡量標準。
華夷之辨的宗旨植根於《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以文化禮義作標準。其中《春秋》是華夏禮儀的宗旨,三禮是具體的規則。
華夷之辨核心含義是區辨「華夏」與「蠻夷」。《尚書·大禹謨》記載大禹治水後,「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四夷是「東曰夷、西曰戎、南曰蠻、北曰狄」(《禮記王制》)。
華夷之辨屬於一種認為中原文化是世界中心的概念,是中國古代的一種世界觀,它以是否接受中原文化作為區分華夏和夷狄的標準,韓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8]最開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諸侯封國,稱諸夏。《國語·鄭語》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諸夏的基本團體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繼承了華夏文明的國家。比如周王室和魯、晉、鄭、衛、韓、魏、燕、虞、虢等姬姓國;齊、申、呂、許等姜姓國。徐、黃、郯、江、趙、秦等嬴姓國、子姓宋國。
華夷之辨的提倡者認為華夏居於中原,爲文明中心,認為周邊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則較落後,是「蠻族」、「化外之民」。中國皇帝是天子,中國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國家和中國的關係是貢國和屬國關係,其首領最多只能稱爲王。中原之外的地域,依方位分爲「四夷」,卽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在正統的道統觀念中,是極其看重夷夏之辨的,華夏與胡人的區隔被稱為夷夏大防,是絕不能混淆的。在服飾上,華夏是右衽,胡人左衽,區分鮮明而對立;在生活習俗上,胡人 「反首衣皮,餐羶飲沖」,這在漢人看來和幾乎野獸一樣;  所以在屬性上,中原漢族統治者是不把胡人看做人的,認為他們只是有着人形的動物。冉閔在《殺胡令》中就說胡人是「狼子野心」,他失敗後,在臨刑前也怒罵胡人是「人面獸心」。 西晉御史中丞傅玄曾上書說:「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  明末呂留良也認為「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義。」可見中原士人對胡人的歧視根深蒂固。
齊桓公宰相管仲倡「尊王攘夷」,孔子褒揚他,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孔子又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強調夷狄即使有國君,但不明禮義,還不如諸夏即使國君亡了,但仍保有禮義。孔子作春秋大義,提倡華夷之辨,不強調以種族爲標準,而以文化禮義作量度。如楚國自稱蠻夷,其後文明日進,中原諸侯與之會盟,則不復以蠻夷視之;而鄭國本爲諸夏,如行爲不合義禮,亦視爲夷狄。若夷狄嚮慕中原,能行禮義,則褒揚而進之。可見蠻夷和華夏並沒有絕對的界限,如果身為華夏卻偏行蠻夷之事就會淪為蠻夷;反之亦然。
歷代王朝的華夷之辨,華的主體是漢族,而如果作為胡人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僅通過武力是不能得到中央朝廷和周圍四夷的承認的。為了穩固政權,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都會想辦法解釋華夷之辨,以維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通過一系列改革進行漢化,定都中原洛陽,改風易俗,說漢語,穿漢服,取漢姓,放棄遊牧轉而學習耕種,使鮮卑人在文化習慣上完全和漢人融合;隋唐皇帝都有胡人血統,可是一旦入主中原立馬改漢姓,甚至改認漢人祖宗,李唐取得天下後立即認老子李耳為祖宗,一下子就佔據了華夏文化的主幹部分;清朝皇帝雍正帝著《大義覺迷錄》,駁斥呂留良的華夷之分。
從秦漢的起源開始持持續了兩千多年的華夷秩序一直是中國統一王朝與周邊國家和民族交往的一種約定俗成的框架。雖然不同的時期,由於中原王朝的更迭,擬或者是由於周邊國家力量的增長對中原王朝的挑戰,是這一體系產生了短時期的動盪。但是無論是那個王朝、或者是那個掌控中原大地的民族,他們的對外關係體制都遵從華夷秩序。由於歷代統治中國的王朝在東亞地區都是一個強大力量,從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各方面影響着周邊國家,從而保證了東亞地區的相對穩定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使得東亞地區在相當長時期內都是世界文明最發達的地方。華夷之辨的本質是「趨善避惡」、「天下大治」,其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夷夏大防
主條目:東亞歷史和天命觀
不同於「民族之別」,是否遵循中國的「禮治」、尤其是「天命觀」,以及是否接受先進政治文明之教化,是區別夷夏的標準,而且與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無關[9]。
《s: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周易·繫辭下》記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禮而治天下,被儒家尊爲聖人。衣冠、禮儀在古代往往用來代指文明。程頤認為:「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
中原服飾特徵之一「右衽」為華夷之別的標準之一,中原漢人服裝的特性皆為「右衽」。[10]上古時代,上衣多為交領斜襟,中原人崇尚右,習慣上衣襟右掩,稱為右衽;而北方諸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為左衽。除了上衣左衽以外,胡服的下衣和足衣也與中原服飾明顯有別。右衽是漢族服裝始終保留的特點,成為漢族的象徵符號。[11]孔子說過:「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把「披髮」看成的蠻夷、落後的特徵
由於華夏儒教王道文化的傳播,對周邊地區服飾的影響深遠,周邊地區的民族、包括許多其他儒家文化圈國家通過效仿華夏禮儀制度,用于吉凶賓軍嘉五禮。中原衣冠制度是辨別夷夏的重要標準之一,也是華夏禮儀的必要組成。[13][14] 元代學者元好問對元朝能夠興文教以及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讚賞,又感激統治者重視儒學、大興學校,實行較利於發展經濟文化的政策;對忽必烈擊滅雲南地方勢力,恢復漢唐舊疆的成就表示欽佩,認為元朝是值得自己驕傲的合法正統的政府,並將元朝稱之為「漢家」:「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極」[15]。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指出「與其說元明鼎革是一場民族革命,毋寧說它更多表現出階級鬥爭的性質」,錢穆亦指出「明初諸臣不忘胡元,真屬不可思議之尤矣」[16]。
韓越日之小中華思想
主條目:小中華思想
華夏文明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周邊國家接受中華思想,會自稱「華夏」、「中國」,或自認為「小中華」。中國和此等周邊國家和地區合稱爲中華世界。由於中華世界爲儒家社會,儒家文化是社會的主流文化,因此這些地區又稱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漢字而稱爲漢字文化圈。出生在女真族統治之下的郝經表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認為蒙元政權為具有合法性的中原王朝[17],郝經打破了作為「中國之主」的種族界限,認為「中國」在晉朝以後已亡。[18]「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的主張遭到王夫之、傅山的反對。[19]
辨別夷夏之思想在日本與朝鮮大為發展,日本在7世紀時就視己為華夏,視百濟、高句麗與新羅等朝鮮為「夷人」,在13世紀視自己為天下神州。山鹿素行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豐臣秀吉稱明朝為髯虜:「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皇帝)之封哉!且吾而王,如天朝(中國)何?」[20]。同樣,朝鮮人視日本為「禽獸之國」,稱自己為小中華,對中原王朝實行事大主義。越南也自稱「中夏」,多次出兵攻打不朝貢越南之老撾與柬埔寨。內藤湖南在《新支那論》一書中強調「文化中心移動說」,即「日本是東洋文化的中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勢力」。內藤湖南在《日本的天職與學者》中暗示文明的中心將由中國轉移到日本。
朝鮮
朝鮮在明亡後,儒者們一度為滿洲族沒有正統性來繼承中華文明,中原的中華文明隨着明朝一起滅亡「中華文明之最優等生的朝鮮理當為正統中華文明的繼承者」和「朝鮮應當去完成中華的作用」是這種思想在朝鮮的開端。朝鮮王朝認為朝鮮是東方的禮儀之邦,君子之國、隱士王國,中華文化的承繼與發揚者。在非正式場合下有時依然使用明崇禎年號,稱清帝為「虜王」。後來朝鮮學者及使臣通過對清朝一段時期的觀察,認識到清朝與他們所想像的「夷狄」統治下的國家完全不同,清朝的經濟繁榮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他們重新審視起朝鮮國內對待中國的一些負面印象,在客觀上肯定了滿族統治者對中國的統治[21]。
越南
越南脫離中國直接統治以後,越南的君主對內與對外採取了不同的稱呼:其對內稱「皇帝」,對中國則自稱「國王」。在東南亞一帶,越南則以中國、中夏自居,稱他國為夷狄。如黎聖宗1470年親征占城,詔曰:「自古夷狄為患中國」;1479年征哀牢(老撾),詔曰:「朕丕繩祖武,光禦洪圖,蒞中夏,撫外夷」(同時1479在老撾川壙高原盆蠻一帶置鎮寧府)。並且冊封一些周邊國家為藩屬。
日本
日本的小中華思想頗為古老。隋唐及日本史書雖有記錄,但內容有差異。按唐代正史《隋書》記載,隋大業三年,俀王(即倭王)多利思比孤派小野妹子到隋國求佛法,所遞交國書開首即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其時煬帝甚為不悅,對鴻臚卿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後來隋煬帝又使裴世清去日本,則回敬曰:「皇帝問倭王。」而按《新唐書》,國書是用明天皇(31任天皇)所遞交,當在隋文帝開皇末年。日本《古事記》、《日本書紀》則認為國書是聖德太子所寫,又「皇帝問倭王」作「皇帝問倭皇」。後來聖德太子又回書,開首曰:「東天皇敬問西皇帝。」,然而《隋書》、《新唐書》均無記載此部份。
到奈良、平安時代,日本仿效大量中國大陸皇朝華夷思想及官制。當時日本朝廷稱東面的「毛人」為蝦夷,又設征夷大將軍、鎮狄將軍征伐蝦夷。征伐九州和四國時,又設征西將軍,又名征戎將軍。當時「蠻」可指朝鮮半島南部、薩摩國以西的五色島、薩摩七島、琉球土人或者未開化的人。到十六世紀戰國時代,歐洲人於東南亞殖民後開始航海而來,「南蠻」則變成指葡萄牙人及遲來的歐洲人。當其時與歐洲人的貿易關係,史稱南蠻貿易。
明朝滅亡前後,日本正值江戶時代。此時,日本的華夷思想與日本神話,尤其信史之前的創世神話逐漸融為一體。雖然如此,在朱子、陽明學東傳底下,日本各派別所主張理據並非全然相同。林羅山提出日本之所以為中華正統,在於天皇乃周室分支——吳太伯子孫。有日本儒者認為滿族統治者統治下的人們被剃髮易服的清代中國已淪為蠻夷。至於日本,則依然沿用隋唐以來衣冠之餘,天皇血脈又從未斷絕,且無易姓革命,行封建,所以是「中華正統」和「中國」。1672年林春勝、林信篤的《華夷變態》、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都強調應當把「本朝」當作「中國」,《華夷變態》指蒙元入主「中國」時天下猶未剃髮,但滿族統治者入主中原後人們剃髮易服,改穿胡服,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淪為戲服。中原已是韃虜橫行之地,昔日華夏已變成蠻夷[22]。《中朝事實》更稱日本為「中華文明之土」,稱地域上的中國為「外朝」[23]。
至到十九世紀幕末時代,美國黑船來航,以及歐美如英、法等殖民帝國勢力來到日本。尊王論、攘夷論應運而生,史稱尊皇攘夷思想。當時人或基於此說,指斥幕府將軍本名「征夷大將軍」,反而不征伐來自西洋的「夷狄」諸國。幕府倒臺後,大政奉還天皇,時又稱「王政復古」。自明治維新起,原幕府時代的下級武士本身受朱子之學,得以負責運作帝國政府。帝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則明言「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大日本帝國ハ萬世一系ノ天皇之ヲ統治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年,戰況逐漸不利日本帝國時,日本軍人曾有口號「神州不滅」,除了可解作「神國不滅」,更有「中華正統皇朝不滅」意味。[24]
影響
從秦漢的起源開始持持續了兩千多年的華夷秩序一直是中國統一王朝與周邊國家和民族交往的一種約定俗成的框架。雖然不同的時期,由於中原王朝的更迭,擬或者是由於周邊國家力量的增長對中原王朝的挑戰,是這一體系產生了短時期的動盪。但是無論是那個王朝、或者是那個掌控中原大地的民族,他們的對外關係體制都遵從華夷秩序。由於歷代統治中國的王朝在東亞地區都是一個強大力量,從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各方面影響着周邊國家,從而保證了東亞地區的相對穩定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使得東亞地區在相當長時期內都是世界文明最發達的地方。在東亞地區,由於許多國家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因此部份東亞國家也發展出對應的小中華思想。
時至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政治文化依然有凸出中西方差異的比較[25]。
人民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認同和參與,自覺對中華文化的承繼與發揚負有責任感。
通常帶有屬人主義的特徵,希望擁有華人血統者認同該思想,如現今中國大陸即常以此作為反對台灣獨立的理由。[26]
有時會與政治上的中國概念混合,而呈現對中國的傾慕,不論持有該思想者是否為中國籍,主要在移民身上常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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