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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臨考古圖《考古圖》，北宋金石學著作，成書於1092年，呂大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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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臨（1044年－1091年），字與叔，京兆藍田（陝西藍田縣）人，宋代金石學家。
其先祖是汲郡（今河南省汲縣）人，後遷居京兆藍田（今陝西藍田）。呂大防之弟。曾學於程頤，與游酢、楊時、謝良佐並稱「程門四先生」。「不留連科舉」，無意仕途。通六經，尤邃於《禮經》。熙寧九年（1076年）呂大臨四兄弟訂有《藍田呂氏鄉約》。[1]哲宗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講官，未及用而卒」[2]。
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稱「呂氏為關中學派藍田系」。呂大臨又是金石學家，其《考古圖》10卷為中國現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另有《易章句》1卷、《大學說》1卷、《中庸說》1卷、《孟子講義》14卷、《玉溪先生集》28卷、《禮記傳》16卷、《論語解》10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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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考古圖》之《古玉圖譜》（北宋·呂大臨）_-壺潤-茶香-_新浪博客 http://bit.ly/2YZdP5g
呂大臨（1040-1092），字與叔，號芸閣，其先汲郡（今河南衛輝）人，後移居京兆藍田（今陝西藍田），中國宋代金石學家。
先祖原為河南汲郡（今河南衛輝縣）人，其祖父呂通曾任太常博士，因為葬在藍田，呂氏後代遂移居藍田。父比部郎中呂蕡共有六子，一個夭折，五人登科及第，今有史可考者，只有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和呂大臨四兄弟，大臨為幼。呂氏四兄弟均在北宋朝廷任職，不但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響，而且在文化、學術領域也頗有建樹和貢獻，為關學代表性人物。在四呂中，又以呂大臨的學術貢獻最為突出。他雖登第，卻以門蔭入官，稱“不敢掩祖宗之德”；雖人在仕途，卻心系學術，與兄長呂大忠、呂大鈞追隨張載，投身關學，潛心研究《六經》，尤深於三禮（即《儀禮》、《周禮》、《禮記》）的精研與實踐。是諸呂及張載弟子中對“關學”發展貢獻最大、“守橫渠學甚固”之人。
元佑七年（1092），範祖禹以其學行和人品出眾，向朝廷舉薦他為太學博士講官，但還沒來得及任用，他就去逝了，時年僅四十七歲。
由於呂大臨的德行、學問、才能均為上乘，所以他逝世後，許多人都哀悼其不幸早逝。蘇軾晚年遊藍田時，有《挽呂與叔學士》詩曰：“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議論凋零三並友，功名分付二難兄。老來尚有憂思嘆，此淚今從何處傾。”呂大臨的早逝，其師程頤更是十分悲痛，直到大臨逝世後三年，程頤“因閱故編”《雍行錄》，回憶往昔“關西學者相從”的情景，乃“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泣下”，這既反映了程頤的真情，也說明了呂大臨在當時學界的聲名和地位。像呂大臨這樣，先後師從理學兩個重要學派的創始人、被兩個學派均視為代表性人物，同時還得到當時及後世著名理學家一致高度評價的學者，在宋明理學史上還是極其少見的。因此，稱其為理學家是絲毫不為過的。
呂大臨一生著述甚豐，除《考古圖》10卷、《考古圖釋文》外，見錄於《文獻通考》、《經籍考》的有《禮記解》16卷、《易章句》1卷、《大學解》1卷、《論語解》10卷、《中庸解》1卷、《老子注》2卷、《孟子講義》14卷、《編禮》3卷、《芸閣禮記解》16卷、《西銘集解》1卷、《玉溪先生集》28卷、《玉溪別集》10卷、《呂氏家禮》，又與其兄大防合著《家祭儀》1卷。
它們是研究呂大臨關學思想及宋代思想哲學的重要資料。只不過由於有關關學方面的著述大多失散，只留下《考古圖》十卷傳世，也正因為如此，才凸顯了呂大臨在金石學上的影響和地位。實際上，無論是學術經歷，還是學術成就，呂大臨都首先應該是理學家和關學大師，然後才是金石學家，它的金石學研究是為其論道考禮的經學研究服務的，他在經學、關學方面的成就和貢獻遠大於金石學方面的成就和貢獻。
呂大臨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關學研究上，到了晚年才開始從事對青銅器的收集與研究，是最早將青銅器銘文作為一門學問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所撰《考古圖》和《考古圖釋文》兩書，奠定了現代考古學、古文字學的基礎。《考古圖》共十卷，收錄了當時秘閣、太常、官廷內藏和民間青銅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價值極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畫器物圖像，定以器名，然後又寫短文敘述出時間、地點、大小尺寸、容積重量、流傳經過及收藏情況。《考古圖釋文》是呂大臨對其他八十五件青銅器的文字用《廣韻》四部進行編排，系字於其下，用於糾正當時人們對古字的形、音、義的一些傳統看法，成為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第一部參考書籍，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和推崇。
呂大臨不但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還是中國最早的金石學家（青銅器專家），他的著述很多，大部分著作隨著歲月的流失而失散，只留下《易章句》和《考古圖》。呂大臨雖然在金石學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並因此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和推崇。但與後代把呂大臨及其撰寫的《考古圖》當作現代考古學的奠基者和奠基作之一不同，呂大臨從未把自己所從事的對青銅器的收集與研究當作單獨或獨立的學問看待。可以說，呂大臨所從事的對青銅器的收集與研究完全是為其倡導和踐行的明禮教、恢復三代禮制的關學宗旨和古禮研究服務的，是其經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他研究古器物，並不是為了收藏把玩，而是為了理解、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精義，探求古代社會變化發展的軌跡，補救經傳之缺失，改正諸儒之謬誤，並供後學者作參考。對此，他在《考古圖後記》中也有明確的說明：“予於士大夫家所閱多矣。……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彷彿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也。以意逆志，或深其製作之源，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也將有考焉。”這既說明了呂大臨編纂《考古圖》的目的，也反映了呂大臨求實、貴用的治學精神。不獨呂大臨如此，北宋朝朝廷及士大夫熱衷於古代禮樂器物的蒐集﹑整理與研究，也與經過唐末和五代的割據﹑混亂之後，宋朝統治者為鞏固政權，建立嚴格的綱常倫理而大力獎勵經學，試圖恢復古代禮制的政策導向和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也可以這麼說，發端於宋朝、日後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術門類的金石學是宋朝復古思潮和經學研究的派生物、副產物。南宋時朱熹說他“於程子門人中最取呂大臨”，並把他與程顥相比而論。可惜呂大臨不幸早死，時年只有四十七歲，程顥稱他“涵養深醇，妙達義理”，特哀大臨“不幸早死”。
2006年 1月中旬，位於陝西省藍田縣三里鎮鄉五里頭村的呂氏家族墓被盜掘，西安市公安局根據群眾舉報破獲了這一盜挖古墓文物案，查繳文物 89件（組）。計有西周乳釘紋銅簋、漢代朱雀銅熏爐、蓋鼎、盤、鏡、燈、三國重列式神獸章紋銅鏡、北宋“政和元年”（ 1111年）銘歙硯、鏨花銅匜、菊瓣形雙龍紋白石盤、螺杯盞、石單耳杯、執壺、“湖州照子”銘銅鏡、鎏金銅箸、匙以及宋代的青釉刻花花口瓶、鑲銀花口青釉刻花缽、包金包銀青釉瓷盞托、蚌雕圍棋子等器物。部分宋代以前的銅器有宋刻銘文和墨書題記。鑲銀花口青釉刻花缽、包金包銀青釉瓷器等均為首次發現。經陝西省文物鑑定組初步鑑定，這批文物中屬國家一級文物 3件、二級文物 11件（組），三級文物 49件（組）。文物數量之大、級別之高均屬罕見。
這批已經追繳的被盜文物中既有北宋文物，也有不少漢唐及西周銅器，表明墓主人是一位極喜收藏且收藏宏富的收藏家。從呂氏四兄弟的經歷和身份看，人們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呂大臨。但根據出土文物上的銘文及墨書題記，被盜墓葬的下葬年代不早於政和年間（1111-1117），而呂大臨卻早在元佑八年（1092）就去世了。因此，這批文物顯然不屬於呂大臨。根據有關資料，呂氏家族墓共有呂氏四兄弟及呂通等人墓塚15座，現封土俱夷為平地，地上已無任何標誌。據盜墓者交待及當地村民介紹，為盜掘呂氏家族墓，盜墓者曾花了近半年的時間進行踩點勘查，最後選定了位於果樹林中的一座墓葬進行爆破盜掘。由於墓內情況不明，加上時間匆忙，他們第一次僅盜走了墓內的部分文物。為了便於再次作案，他們離開時對盜洞做了精心的遮掩和偽裝。但未及再次作案，就落入了法網。因此，被盜墓以及未被盜掘的呂氏家族墓中應該還有為數不少的文物。由於呂氏乃世代書香的官宦之家，加之宋代私人收藏之風極為盛行，除呂大臨之外的呂氏兄弟收藏擁有大量宋以前的文物當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這座墓真屬於呂氏其他兄弟，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呂氏家族乃至宋代最喜收藏、影響也最大的呂大臨墓中當有更多更為驚喜的發現。《考古圖》之《古玉圖譜》（北宋·呂大臨）_-壺潤-茶香-_新浪博客 http://bit.ly/2YZdP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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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臨《考古圖》(1092)之摘要與評論
一、 內容介紹
呂大臨，字與叔，官拜藍田元祐中官秘書省 ，《考古圖》為呂氏於宋哲宗元祐七年二月(西元1092年)所著。作者於序中自云其著書之目的，並非『為耳目奇異玩好而已』，而在於『…觀其器，頌其言，形容髣弗，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所謂「觀其器」，則以繪圖呈現；「頌其言」則探討銘文之意義及年代；「形容髣弗」則記載該器尺寸重量容量。在先秦至宋代以來諸子僅以經傳來追溯三代背景之下，呂大臨從青銅器出發，直接探討制作之源，來補經傳的闕失，糾正諸儒沉潛於經文典籍而不去面對古器本身，企圖面對三代遺留彝器去直追三代遺風。
全書分為十卷，以二二五件青銅、十三件玉器為對象，進行繪圖、正(考)名、斷代，並標示尺寸大小、重量、來源，為前人之所未見。文中所分十卷器類如下：
卷一：鼎類，共18器。
卷二：鬲、甗類，共19器。
卷三：簋屬，共30器(原目錄列25器)。
卷四：卣器(含尊、彝、盤、壺、罍)，共47器。
卷五：雜食器(爵、豆)類，18器。
卷六：盤、匜、盂等水器類，及戈、削兵器，合計11器。
卷七：鐘、磬等樂器類，共15器(原目列10器)。
卷八：玉器，共13器。
卷九：秦漢器，共39器，有鐘、洗、鼎類。
卷十：秦漢器，有斗、壺、爐類，共28器，原目列24器。
以上合計共238器。
書中將古器物形狀命良工繪畫，或登載失去文字銅器、或將僅餘文字而無器者記錄下來。圖錄方面以線繪圖方式呈現；而銘文則為拓片，拓片下方為楷書注解。器名、收藏者或來源載於圖錄右上方，冊頁中央為該器線繪圖，可清楚辨認出器身上紋飾種類。
在呂大臨之前關於青銅器方面論述學者，或針對銘文、或依文獻望文生義，憑空描繪上古禮器，如宋聶崇義的《三禮圖》；而考古圖為第一本以青銅器現物加以研究、考證，正名，如「爵」等。另外如「方彝」、「卣」、「斝」、「觚」等的器名，為此書所初名，並沿用至今。 此書最大特點即從器物形制出發，從出土地點、大小尺寸、重量、器身銘文、及器物線繪圖，提供後人該件青銅器之氛圍，為後世金石學建立基礎 。
二、分析方法
作者所組織之資料，分成文獻方面及器物兩部份。文獻方面多引述《 史》所載之李伯時《考古圖》(即李公麟)、或歐陽修《集古錄》，而同處於宋代的聶崇義所著《三禮圖》則不被採用。在所用器物之樣本方面，《考古圖》中所用之標本，均為當時青銅器實品，有宮中所藏及私人收藏兩類，宮中所藏有秘閣、太常、內藏等；私人收藏家則有河南文氏、丹陽蘇氏、臨江劉氏…等，或雖有記載該器出土來源，卻不能稱呼為考古出土品，出土位置僅能提供空間概念，而無助於考古情境之復原，因此，原則上應以傳世作品對待之。然不運用出土品並非作者之過，實因當時並無考古學可供研究青銅作品之當時之時代氛圍。本書可視為一本當時收藏家之圖錄(公家、私人)。
作者以「器物」為對象，為達「觀其器」之目的，以「繪圖」之圖示方式還原青銅、玉器於視覺上之形象，似是上承自歐陽修《集古錄》圖繪器物路線及李公麟《考古圖》 (或稱李氏錄)；而載明「尺寸、重量、容量」亦是接續自李氏錄之作法。每件器物後並載以銘文，而判定該器年代時，則以銘文為依歸。如釋「庚鼎」、「辛鼎」、「癸鼎」時，則曰：「按史紀，夏商未有諡，其君以甲、乙為號，則此三鼎疑為夏商之器。」或釋「伯百父敦」時，則曰：「集古云尚書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而判為周穆王時代。此年代決定，乃從金石學角度出發，來判定青銅器年代。因此，呂氏對於多數無銘紋之青銅及玉器則難以判斷年代。雖然作者以銘文為判斷依據，但在《考古圖》頁100，將「挈壺」與「父己人形卣」、「父己足跡卣」相較，形制類似，而將「挈壺」斷為商器。因此，顯見『視覺因素』亦為作者所納入考量，顯見銘文為主，形制花紋為輔。以金石學方式雖非由呂氏所獨創，然後世皆視《考古圖》為金石學研究之濫觴。
三、評論
呂大臨以金石學為主，配以器物形制為輔，然而銘文與器物形制之間並無太多交集，成為兩條平行線，但亦有其價值存在。其留給今日價值如下：其一，在於建立金石學(銘文)研究方法。其二，配以插圖方式，為《續考古圖》、《宣和博古圖》、《西清古鑑》、《商周彝器通考》等青銅器方面著述所沿續，提供今人各代收藏青銅器概況之面貌。此一研究方法，僅適用於銘文考證、研究，難以了解器形、紋飾與所使用者之間互動之關係。
優點：考古圖最大之優點，在於修正前人以經文詮釋器物之毛病，如聶崇義之《三禮圖》，而今日所稱大多數青銅名稱，亦奠基於《考》一書。其二，以線繪圖示方式，使讀者面對器物本身視覺形態，減少以文字描述所產生之誤解。其三，本書已隱約有器物類比之概念，如頁100之『挈壺』一例。此外，《考古圖》將器物視為一門正式學科，以嚴謹態度治學，作者無法判定年代之器，則不加以臆測，與明清時期將“古器物”退化為“古玩”態度不同。其四，以學者一己之力所完成之《考古圖》，目的在於研究『古器物』，與官方號召全國進貢青銅所採集樣本，可靠性來得高，贗品出現機率降低。
缺點：其一，器物分類標準不定：前七卷似乎以器物功能分類，而第八卷玉器以材質之不同，另闢一章。第九、十章，卻又以時間(秦、漢)不同，另行分類。各章節中，同樣有器物分類標準搖擺不定現象，如第七章之中，有水器(盤、匜)和兵器(戈、削、弩機)，將功能不同之物放於同一章。如此，將模糊本書分類之重點，難以使讀者明白分類動機為何。其二，部份命名有所誤差。此一點容庚已詳加探討，此不贅述 。其三，《考古圖》器物形制、花紋等未加以太多著墨，僅重視銘文年代、內容，並藉此判定年代，忽略銘文由後世所刻上之可能性。以銘文年代來判定器物本身年代，或有年代誤判情形。其四，作者取材時間為宋代，對象則為官藏及私藏兩類。當時雖無田野考古品可供參考，呂氏並未解釋青銅器篩選過程，是以銘文、形制為主，亦或是全面蒐集當時樣本？
《考古圖》一方面建立圖錄，另一方面從銘文為主出發，然作者對兩者之間並無太多論述交集。這種從金文角度出發之方法，與器物本身無太大關係，而該書之分類同樣不見物與物間有機連繫，為金石學研究範圍，非藝術史所應探討之重點，但線繪圖與實物相去不遠，或可作為了解器物形制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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