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是法蘭西斯·福山1992年的一部著作，根據他1989年發表在國際事務期刊《國家利益》上的論文《歷史的終結？》擴充而成。福山在書中提出，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此論點稱為「歷史終結論」。
要點
可將歷史視作一種進化形式。
歷史終結後，仍會有事件發生。
對人類未來悲觀是恰當的，因為人在控制科技上是無能的。
歷史終結，意味著：自由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而且是最後的形式。
多年後，福山先後完成《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二書，認為其結論要做出修正，將「法治」（rule of law）、「民主問責」（democracy）之外另加第三變量「國家治理能力」（state）；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是第三項得分很低，[1]造成發展不如預期。多數觀點認為是中國崛起和中東混亂的效應讓福山必須修正，福山則堅稱自己核心理念不變、只是小修改。
評論
2001年美國爆發九一一事件以後，許多人將九一一事件視為歷史終結論的破滅，甚至有人以「歷史終結論的終結」嘲諷歷史終結論。2002年，法蘭西斯·福山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回應，至今他看不出有什麼不可踰越的文化鴻溝能阻擋西方價值的奔流；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住在所謂「反對西方價值」之國度的人民「用腳投票」、用盡心機想移民到西方國家，可見「反對西方價值」並非其廣大人民的心聲、而只不過是其統治階級永遠獨攬統治利益的藉口罷了[2]。但是，法蘭西斯·福山反對2003年的美伊戰爭，並認為：新保守主義一味以武力推行美國價值，恐將重蹈列寧主義的覆轍[3]。
2006年，本書再版，法蘭西斯·福山在跋中謹慎地表達了他的失望：「我收到的很多批評完全產生於對我論點的誤解，比如有人認為我覺得世界將不再進展。我這裏無意探討此類評論──這些人只要真正看過我的書就不會這麼說了。」[4]
2009年，《外交政策》評論法蘭西斯·福山在本書中的主張：「世人對這個人的主張強烈反對或贊同，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2011年，《紐約時報》報導，2007年–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對法蘭西斯·福山的主張造成嚴重打擊：「在全球對現有政治的信任度迅速瓦解。法蘭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的主張，20年後成為一張廢紙。」
2011年，日本愛知縣立大學教授與那霸潤的書《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評論做出另類觀點，認為確實是有歷史的終結，但不是法蘭西斯·福山的版本；與那霸潤認為，法蘭西斯·福山對歷史終結論的反省及認識都太晚了，「歷史早在過去就已終結了，早在一千年前的中國就已經出現了」：宋朝開始定型的社會體制，一直持續到今天；在這種社會體制中，中央集權、經濟放任、科舉取士、身分自由……，是一種「可持續的集權體制」。[5]
2014年1月17日，韓國延世大學教授文正仁表示：「福山的主張只是在說『民主主義和市場資本主義在規範性上很好』並未對現實進行準確的預測。中國、越南、葉門、沙烏地阿拉伯都不是民主國家，而且埃及只是做出踏上民主主義道路的樣子後重新回到集體主義。」2014年1月17日，法蘭西斯·福山說：「我認為，民主主義沒有代替方案。除了自由民主主義之外，我沒有發現近代化終點指向其他方向的證據。收入不平等是全球現象，這是全球化、尤其是技術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國家體制無關。……至今還沒有人有辦法解決技術發展帶來的不平等問題，任何政治體制都不太可能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說，這個問題和『是否是民主國家』沒有關係。我們需要認識到的，並非是否選擇民主主義道路，而是民主化的質量有多高。」[6]
2015年12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說，歷史終結論是西方人早就有的一種進步主義觀念，認為歷史是單向和線性的發展，不是弗蘭西斯·福山提出來的。鄭永年說，歷史終結論的影響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學術上，弗蘭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時「剛好當時東歐共產主義集團解體，西方政治家就據此認為其民主模式是普世的」；但看看現在的世界，他覺得，不是歷史終結了，而是世界又回到托馬斯·霍布斯的時代、面臨「怎麼重建政治秩序」的問題。鄭永年說，人性都是惡的，制度總會腐化，到了一定的時候就需要重建制度，任何一個制度都不可能是最理想的制度；任何社會都在轉型，但這是它本身的轉型，不是說都變成西方式的社會；歷史永遠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歷史是終結不了的。鄭永年認為，普世價值是帶有侵略性的政治口號，並在世界各地釀成災難後無法收拾[7]。鄭永年認為，歷史終結論的觀點偏頗且短視，民主也有多種不同的版本，許多引進西方式民主結果依然窮困和混亂；而中國目前採行的基層選舉制加中上層菁英統治模式，也無人能說它不是一種民主模式且效率更高。
2016年9月30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楊光斌說，自由主義民主是在一定歷史和社會條件下，在基督教文明體系中形成的價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義民主當作普世價值，是20世紀末西方國家基於歷史終結論炮製的一種說辭，與19世紀西方建立殖民體系時提出的白人優越論是同一個性質；而歷史終結論的實質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終結其他文明，還是白人優越論式的「文明的傲慢」，著名國際政治學者漢斯·摩根索把這樣的「普世主義」視為「民族主義化的」。楊光斌說，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企圖唯我獨尊、貶低其他文明和民族、建立單一文明一統天下的普世主義，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正如塞繆爾·P·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所說，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本身就是錯誤的、在道德上是立不住的、在實踐上是危險的[8]。
2016年11月1日，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說，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其之突然高亢，席捲億萬民眾，以及兩黨政客的無恥對撕；中西主流媒體均感痛心疾首，咸認『民主走到頭了』，開始反思『歷史終結論為何僅僅流行二十來年就先把自家終結了』……」[9]。
2017年2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第53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演講〈堅持合作理念，作出正確抉擇〉，以五個「我們認為」說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全部的世界觀方面意識形態：
我們認為：全球化不是洪水猛獸。
我們認為：世界並沒有失序。
我們認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模式，也不存在什麼「歷史的終結」。
我們認為：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各種全球性挑戰並非不可戰勝。
我們認為：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世界的主流[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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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仁營 裘白蓮
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國務院顧問福山拋出了「歷史終結論」，不無得意地向世人宣告：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類社會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也構成「歷史的終結」。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曾受到世界左右翼知識分子的全面挑戰。但對其最有力的挑戰，莫過於當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了。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無法消除的基本矛盾，以有力的事實暴露出了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真相，證明了「歷史終結論」的理論基礎和基本結論都是不能成立的。
一、西方學者對「歷史終結論」的批評
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核心思想，在於宣揚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理想」，並且這種終極理想已經變成事實。用來支持這一思想的論據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關於自由民主制和其他制度之間的現實比較；第二個方面是被他修改了的柏拉圖、黑格爾的人性論思想。為了有利於自己的觀點，福山將馬克思也說成是一個類似於黑格爾的終結論者。他的這些思想必然招致各方面的批評——除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他還遭到了來自西方的左翼和右翼兩個方面的攻擊。其中左翼代表的典型有兩個，一個是德裡達，一個是詹姆遜；而右翼代表的典型莫過於他的老師亨廷頓了。
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詹姆遜，主要從文本理解和現實解讀兩個方面進行了批評。他認為福山的著作有一個硬傷，就是將馬克思的歷史觀理解為一種終結論。因為「就馬克思所提出的歷史的終結而言，它是有兩個限定條件的：第一，他講的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前歷史的終結……；第二，他構想的這種前歷史不是根據事件或個人行為而是根據系統，或用他的話說即生產方式」。（《2000年新譯西方文論選》，第31頁）而就「終結論」的現實根源來看，詹姆遜認為：「它不是作為冷戰的結束或社會主義的失敗的結果，而寧可視為資本主義進入第三個新的階段，以及隨之而來它要滲透到那些迄今為止還未完全商品化的世界各地，而這樣一來，將使進一步構想擴展體系顯得困難」。這種困難的產生，恰恰證明：「我們今天比馬克思或列寧的那個時代離這個目標（社會主義）要近得多。」（同上，第33頁）
後現代主義代表德裡達，則更多地從福山理論的內在矛盾和抽像人性論角度進行駁斥。德裡達認為：「福山在這裡將自由民主制度規定為一種實際存在的現實事物，而在那裡則又將它規定為一種純粹的理想。這一事件時而是現實，時而又是現實的預兆」，「福山狼狽不堪地在兩種不可調和的話語之間猶豫不決，搖擺不定」。不僅如此，被福山作為其根本依據的人性論，也是從柏拉圖和黑格爾那裡剽竊來的「超歷史的和超自然的標準」，而這種抽像人性論早就被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批判過了。事情的真相是，「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共同體都沒有達到普遍國家的完善或自由民主制度的完善，不僅沒有達到，甚至它們離這個理想還差得很遠呢」。（《馬克思的幽靈》， 第90、91頁）德裡達認為，恰恰被福山忽視的那些內在矛盾和細節，才是決定民主自由制度最終命運的因素。他的這一分析是極具洞察力的。
右翼知識分子代表亨廷頓，主要從文化衝突的角度來批評福山的人類價值統一論。「9.11」之後，當亨廷頓被問及：你是不是相信福山的結論「西方文明將傳佈到全世界」是正確的？他斷然回答道：我當然寧願相信如此，但這不會發生。亨廷頓的理由是：雖然美國仍將是唯一最強大的國家，西方仍將是首要的文明，但世界其他強大的本土力量正在訴求地方傳統、價值和習俗，它們拒絕西方的傲慢和在其看來是文化帝國主義的東西；人類的本性並沒有發生變化，所有物質福利方面的改善都沒有改變文明之間的差異。
上述西方學者的批評都是充滿智慧的，然而對「歷史終結論」最有力的批評，莫過於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生機制，駁斥了福山的「內在矛盾」消失論；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嚴重兩極分化，駁斥了福山的資本主義平等觀；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的金融壟斷掠奪本質，駁斥了福山的自由民主「完美」論；危機凸顯了世界人民對於資本主義價值理念的懷疑，駁斥了福山過於樂觀的「認同」論。
二、「歷史終結論」的出發點與經濟危機的根源
從經濟方面看，福山的整個結論建立在完全否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具有歷史暫時性，是因為它無法擺脫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這個基本矛盾，而這個基本矛盾必然帶來經濟危機。但在福山看來，這個矛盾已經隨著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而不復存在了。存在的一些問題要麼可以在這個框架內解決，要麼是「必要而必然」的。他說：「對於馬克思而言，資本主義社會中普羅階級（無產階級）的貧困化不單是『問題』，而且是『矛盾』，因為貧困化會帶來革命的情境，這會破壞整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建立不同的社會。反過來說，我們也可以辯稱，如果現在的政治社會組織形態已完全合乎人類最本性的存在，歷史即已走向終結。」（《歷史的終結》，第162頁）
然而，我們如何才知道我們現在的秩序是不是還有一些「矛盾」？福山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堅持超歷史的人性分析。他提出，認知我們是否抵達歷史終結的另一種思路，可能是基於自然概念的「超歷史」方法，也就是從超歷史觀點掌握人，以判斷現存自由民主的妥當性。如果有一個超歷史的人性目標，而當下的歷史階段能夠滿足這種人性的要求，那麼就可以斷定這種制度已經擺脫了馬克思所說的矛盾。福山認為這種超歷史的人性是存在的，它就是黑格爾講的追求承認的本能，而這種本能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已經得到了滿足。所以，資本主義矛盾已經根本解決。
儘管福山認為資本主義已經不存在「矛盾」，但他並不否認資本主義會產生不平等。那麼這種不平等是否會帶來資本主義的覆滅呢？福山認為不會，因為一方面，「不平等起因於習俗多於自然和必然性」，主要是文化習俗方面的分歧，另一方面，強調平等會導致自由的喪失，不平等是「必要而不能根除」的。
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整個理論基礎可謂邏輯嚴謹了，然而再嚴謹的邏輯也要經得起歷史的驗證，正如福山自己所言，世界史是正義的最後審判。不幸的是，福山的這一邏輯似乎並沒有經得起世界史的審判。從當前的經濟危機來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而這一矛盾所導致的經濟不平等、有效需求不足，以及資本家集體的無理性狀態，正是目前危機的根源所在。
從直接原因來看，恰恰是被福山所忽視的「無屋者」、「財政赤字」、「消費主義」，觸發了這次危機。美國是個消費主義文化盛行的國家，其客觀原因有二：一個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將製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些外資製造業連同其國內出口企業，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商品。這些廉價商品壓低了國內消費品價格，鼓勵了消費傾向；再一個是發展中國家通過出口換來的美元外匯流回美國，這必然壓低美國利率，降低消費貸款的成本。透支消費等於透支未來，這本身就是一種需求不足的體現。可見，被福山所否認的所有現實因素，都成為危機爆發的推動力。
從根本原因來看，導致危機爆發的恰恰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資本的本性就是超越任何界限，無休止地追求剩餘價值。這種掠奪本質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美國大量次級貸款的出現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體現。而資本的掠奪本質不僅會打亂供求關係，而且會導致無休止的金融投機。正是金融投機導致並放大了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可見，生產的社會化要求經濟理性，而資本的掠奪本性總是打破這種理性，這就是經濟危機暴露出來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並沒有因為福山的忽視而從世界歷史上消失。
三、福山「自由民主」理想的實質
通過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否定性分析，福山得出了他的結論——自由民主是歷史發展的完美境界和終極狀態，而且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那麼，如此美妙的「自由民主」理想到底是什麼樣的呢？福山很坦率地告訴人們：政治自由主義，簡言之，是承認確定個人之自由或免於政府控制之自由的法治原則；民主主義是指所有市民分享政治權力的普遍權利，也就是所有市民在選舉中投票，參與政治的權利。可見，福山所謂的自由，不過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法治原則」；而所謂民主，不過是參與競選的形式民主而已。
由於福山關於自由民主的這些基本原則並沒有拓展到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當中，因而並不是真正的徹底的自由民主。如果在經濟關係上不能實現民主自由，那麼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就只能是一種花哨的「形式」。福山認為勞動者的經濟行為也是自由的，因為「他們可以自由遷徙，自由學習新工作與技術，自由將勞力賣給出最高薪資的公司」。如果勞動者的經濟行為真的那麼自由，不受勞動分工和資本壟斷權的限制，那麼目前美國和西方國家接近10%的失業率又是如何產生的呢？美國超過11%的貧困人口又是如何產生的呢？這些失業者和向來就有的貧困人口，他們的勞動自由哪裡去了呢？福山的這種立足於資產階級立場的自由觀，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了它的本質——「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頁）
說到民主，福山將其區分為一國民主和國際民主兩個層面。對於一國民主，他是以美國和法國作為模板的。他認為美國的那種人人參與的選舉制度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然而，有了這種選舉制度是否就真正實現了人人共享的民主權利呢？這次危機的爆發，為這種民主做出了一個明確而詳細的註解。面對危機，共和黨的7000億美元計劃，完全是在拯救大銀行。這一讓美國平均每人為金融大鱷捐款2300多美元的計劃，遭到大部分美國公民的反對。由122名經濟學家聯名給國會寫的反對信中，直接說明了其違背民意的不公正性——該計劃是在用納稅人的錢補貼投資者。然而這種呼籲幾乎無法影響和改變共和黨的決策。同樣，民主黨的8000億美元拯救計劃也只是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減稅，絕大部分用在拯救美國工業資本家上面。美國的失業和貧困人口仍然在迅速增長，而大量民眾的錢用來拯救資本家，特別是危機的罪魁禍首大金融資本家，難道這就是福山所謂的美國民主嗎？
對於美國政權性質的這種變化，前IMF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一針見血地指出：「精英商業利益集團，也就是美國的金融家們，在製造危機、越賭越大上扮演著核心角色，政府暗中支持，直到步入必然的毀滅。更令人警醒的是，他們正在運用他們的影響力，阻止可以迅速避免經濟暴跌的必要變革。」美國的政權已經變成一種金融寡頭專政，那麼金融寡頭又是如何操控國家政權的呢？約翰遜指出，與傳統的軍事手段和金錢手段不同，「美國金融業通過積累文化資本、通過信任體系來獲取政治權力。銀行、證券行業已經成為最頂級的政治選舉捐助人」。（《大西洋月刊》，2009年5月）
至此，我們終於真正理解讓福山激動不已的自由民主到底是什麼了，也真正理解了被他自己所忽視的另一句話——「民主程序有時會由精英分子巧妙運作，未必能經常反映人民的意向和真正利益。」那麼對於國際民主呢？這與當前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形態和新階段有關。
四、「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福山對民主的存活問題，主要是從「對外政策的角度」來思考的。他認為，歷史的發展已經進入「後歷史世界」，「所謂後歷史世界就是這樣一種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舒適的自我保存慾望比冒生命危險為純粹生命展開戰鬥更高貴，普遍而合理的認知已取代追求支配的鬥爭」。「合理的認知」之所以會取代「追求支配的鬥爭」，是因為「自由民主會把希望自己國家被認為比其他國家優秀的不合理的慾望，改變為希望被認為與其他國家平等的合理慾望」。（《歷史的終結》，第322頁）所以，在福山看來，自由民主世界的到來，即「後歷史世界」的到來，就意味著侵略和支配的消失，意味著世界人民平等和大團結。
然而，金融危機的爆發讓世人看清了這種所謂世界民主的本質。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近30多年的世界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新保守主義宣傳製造了一種意識形態幻象——市場原教旨主義和自由民主普適性。而在這種自由經濟和民主價值的幌子的掩蓋下，美國逐漸用債務國戰略取代了債權國戰略，依靠高財政赤字和高貿易赤字掠奪和統治世界。那麼這種靠舉債維持的高消費生活水平不會得到世界各國的反對嗎？肯定會，但反對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為美國已經依靠其「美元霸權」牢牢將經濟政治主導權控制在自己手中了。
所謂美元霸權，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和廖子光先生都有過精闢闡述。廖子光先生認為，所謂美元霸權是1971年以來，美元作為一種沒有黃金支撐、沒有美國貨幣和財政紀律約束、只靠美國軍力和地緣政治實力支撐的不兌現紙幣，卻繼續擔當全球金融與貿易的首要儲備貨幣的角色。以這種支配性金融地位，通過美元紙幣進口財富、美元外匯回流、美元價值貶值三個環節，對世界財富進行掠奪。而在這種財富掠奪中，包括歐日在內的世界製造業大國卻無法採取自衛措施，因為美元霸權導致當前全球金融處於一種恐怖平衡狀態，任何實質性變革都可能招致全球金融和經濟體系徹底崩潰。
這種不講起碼市場道德的赤裸裸的掠奪行為，這種依靠強大軍力和壟斷關鍵經濟資源支撐的國際經濟霸權，這種對世界各國經濟的綁架和敲詐，難道就是福山所謂的國際民主嗎？也許福山所說的民主是政治層面的，然而如果一個國家連起碼的經濟民主都不具備，國民財富的基本安全都不具有，政治民主又從何談起呢？危機中的事實證明，福山所謂的後歷史時代和國際民主時代的實現，是徹頭徹尾的意識形態欺騙。
然而，既然後歷史世界沒有到來，那麼現在的世界歷史處於什麼時代呢？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過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兩個時代。今天的資本主義是否超越了帝國主義時代呢?顯然沒有。危機告訴人們，今天整體上依然處於列寧所講的帝國主義時代，資本輸出依然是影響當今世界經濟秩序的核心因素。但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已不再是單純的資本輸出的帝國主義，還是債務輸出的帝國主義；不再是單純依靠通過跨國公司直接剝削的帝國主義，還是依靠美國央行和國際金融大鱷直接掠奪的帝國主義。也就是說，資本帝國主義已經發展為基於資本輸出的金融壟斷帝國主義。這就是福山所謂「後歷史世界」的真相。
資本主義的歷史沒有終結，但離其終結的歷史越來越近了；社會主義的歷史更沒有終結，它不僅在危機中頑強生存，而且越來越多地得到覺醒了的世界人民的認可。歷史永遠不會終結，終結的只是一種關於歷史終結的觀念。（作者單位：江西師範大學，華東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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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斯．福山。（取自fukuyama.stanford.edu）
日裔美籍政治學泰斗法蘭西斯福山將於本週訪台，發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崩解」專題演講。現年64歲的他在1989年發表的論文《歷史的終結？》中斷言，民主制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震撼學界，有些人毫不留情地批評他「譁眾取寵」。然而，僅僅幾個月內，柏林圍牆倒塌，西方國家皆沈浸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勝利中，福山也被推崇為「歷史預言家」，聲名大噪。
福山（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是第二代日裔移民，祖父在日俄戰爭爆發時移民美國，珍珠港事件爆發時，曾因為日裔身份遭到美國政府關押。他的母親出身京都，是二戰後首批移民到美國的日本人，之後於芝加哥大學任教，父親則是一位基督教牧師。福山曾說過，認同對他而言從來不是問題，他認為自己是道地的美國人。2002年《衛報》曾寫道，身在日本家庭中，但福山不會說日語，卻精通古希臘語、法語，以及其它歐洲語言。
法蘭西斯．福山。（取自fukuyama.stanford.edu）
法蘭西斯．福山。（取自fukuyama.stanford.edu）
目前任教於史丹佛大學的福山，畢業於康乃爾大學，並在哈佛大學取得政治博士學位，師承政治學巨擘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與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被認為是冷戰後國際秩序的兩大預言，相較於福山對民主制度的樂觀，杭廷頓則在文中悲觀預測，美蘇競爭的結束將帶來新一波的文明衝突與仇恨。
在政治上，福山早期被視為是美國「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代表人物，他在《歷史的終結？》中鼓吹的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亦是新保守主義運動之基石。自雷根時期，福山便是白宮的重要智囊，並曾簽署文件建議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推翻伊拉克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然而他卻又反對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自此與新保守主義割袍斷義，往後，他將重心放在研究「國家建制」，也不再稱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為歷史的終結。
從「歷史的終結」到「政治秩序的起源」——論政治體制的成敗
隨著福山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政治模式的深入研究，他逐漸開始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思考國家能力對政治體制的影響，他在2004年出版的《強國論》（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強調國家能力的重要性，並進一步探究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的發展源頭，以及這三種制度對政治秩序的影響。
他在2011年及2014年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以及《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綜合人類學、社會生物學、演化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等跨學科研究方法，分析了全球政治發展史，檢討成功發展政治秩序的因素，分析為何導致政治衰敗。
2015年福山在接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訪時指出，他在撰寫《歷史的終結》時並未仔細考慮過政治衰敗，「我一開始沒有就國家能力這一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經過多年，他更清楚意識到許多製度發展非常偶然且出乎意料。
福山談中國：有限法治、缺乏民主，是中國目前的問題
法蘭西斯．福山。（取自fukuyama.stanford.edu）
法蘭西斯．福山。（取自fukuyama.stanford.edu）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指出美國政體的諸多弊端，警示了「政治衰敗」的風險，相較於1989年對民主自由體制的信心，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國力和繁榮是政治體制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此時國際上正巧有個非民主、憑藉經濟實力快速崛起的強國—中國。
對此，福山解釋，他的學說並不是要推崇中國，而是在強調國家能力與民主、法治必須達成平衡。他說，國家是一個權力的壟斷，就是國家合法地產生，利用權力來執行法律，保護國民免遭來自國內外的暴力，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教育、健康、基礎設施等。
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套透明的製度，適用於整個政治系統中最有權力的人，換言之，如果總統或總理可以隨意改變這個制度，那就不能被稱為法治，因此法治從根本上說，就是對權力的限制。
最後，則是民主問責，世界各國通常是透過自由和公正的多黨選舉程序來定義民主，這些程序的重點，就是保證政府真正反映所有人民的利益，而不只反映統治精英階層自身的利益。這三者不能只是具有其中之一。而中國現在的狀況則是，具備強大的國家能力，但僅有有限的法治、缺乏民主，就可能產生「昏君」、「暴君」，這也是目前中國面臨最大的問題。從「歷史的終結」到「政治秩序的起源」》法蘭西斯．福山怎麼看美國沒落與中國崛起-風傳媒 - https://goo.gl/4fsGHk
https://youtu.be/oQ3IpcRfS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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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際級的政治學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來台演講，闡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崩解？」與「中美爭鋒及其影響」。早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中福山即高調宣佈，歷史將以自由民主制度而終結，然而隨著21世紀一系列的世界政治變遷（例如新興民主國家的失敗、中國模式的崛起、民粹主義的形成），使得其理論一再地受到衝擊，以至於一些人認為其理論早已失效或福山前後的立場不一。然而從總體上而言，福山並未改變其立場，而只是認識到民主並非唾手可得，且它同樣也會出現許多細部的問題，如其在2014年為《歷史的終結》一書所寫的新版序中所說：「縱然我們會質疑要多久之後全人類才能抵達那個終點，但我們不應該懷疑某種社會形態就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在4月14日的演講中，福山則將近年來民粹主義及其對民主的危機視作是國家建制、治理能力的不足，然而筆者的此文正是試圖指出，權利（Right）與善（Good）之間的張力或許才是我們對於今天民主真正應反思的地方。
在進入正文之前，我們亦可先從福山的學術背景出發。《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的基本思想正是在亞歷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黑格爾詮釋下所形成的。柯耶夫從黑格爾的主奴辯證出發，將尋求承認的慾望視作是人類歷史前進的動力，而能夠滿足這種承認慾望的最佳政治制度便是民主，只有在民主社會中，每個人才獲得了平等的尊重與承認。尋求承認的慾望構成了歷史的動力，而滿足這種慾望的民主制度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歷史的目的。這種滿足於平等、安於自己幸福的人也就是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所說的最後之人（當然，尼采是從批判的角度在談最後之人，作為與超人相對的最後之人，他們不再具有超越自身的可能性）。不過，有趣的是，在理論上與柯耶夫持相反意見的施特勞斯（Leo Strauss），其弟子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曾經正是福山的老師。布魯姆在1987年出版了The Closing Mind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嚴厲批判當時美國的高等教育。不過從施特勞斯學派一貫的隱微解讀（esoteric reading）來看，此書更多的乃是在質問，民主如何敗壞了高等教育及人的心靈，因為在一個具有虛無主義特色的現代民主社會中，一切價值都被拉平了，我們不再談論德行的高低貴賤，以至於人將無所適從於這個現代社會。很顯然地，福山並未站在其曾經的老師布魯姆這一邊，而是站在了柯耶夫所許諾的普遍同質國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柯耶夫曾是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法代表團的首席談判代表，）或自由民主制的這一側。但是，從這兩種立場中所呈現出來的張力——權利與善——或許才是比起所謂國家能力或政府治理能力更深層次的哲學問題。
不難發現，民主的基礎之一就是所謂的個人權利。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說「我有權利去怎樣怎樣」、「誰也不能剝奪怎樣怎樣的權利」，確實，在當代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中，權利始終優先於善，或者說，那種善的道德意涵早已被掃進了私人領域之中，而在公共領域中的善也被還原到了一種純粹政治性的善。但是，權利並不等同於善，也無法保障善的實現，例如每個人均平等地享有投票的權利，結果則是我們迎來了川普的當選。川普的當選固然可以歸咎於窮人、低教育者未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獲利而選擇了川普，但他畢竟是民主的產物，且是一個有著老牌民主傳統下的產物。這並非用國家制度上的缺失即可解釋，而是涉及到民主本身所存在的問題，畢竟川普擁有充分的合法性及正當性，但我們仍然覺得「不好」。
透過一套客觀公正程序我們確實可以獲得合法性與正當性這樣的概念，但是它並不代表一種善的實現，歷史已經通過殖民主義教訓了我們。（VCG圖片）
在當代的政治制度中，一套程序的客觀公正性比其他一切都來的重要，因為自由主義者們相信唯有透過無涉價值的程序、以及在一個無涉價值的公共領域中，社會的秩序以及多元的聲音才能夠被保障。個人的道德價值、善惡分別、宗教信念等等應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它們只可在私人領域中被言說。因此，與其說「程序的客觀公正性保障了正義」，倒不如說「程序的客觀公正性就是正義」，「正義」這個原本極具價值色彩的語詞，如今則被一套客觀的、其實也就是價值中立的程序給取代了。換而言之，「正義」不再是道德的，而純粹是政治的。於是乎，在一民主社會中，各種價值不再具有好壞的分別，往好處講似乎是各種價值可以並存，但往壞處將其實是各種價值都失去了意義，它們在公共領域中變的無足輕重，它們對人的教化也變得無足輕重。然而問題恰恰在於，一套價值中立的客觀程序能夠帶給我們善的結果嗎？一個擁有權利的人，的確被保障了做出選擇的權利，但他要如何作出善的選擇？在一個所謂的公共領域中，如何可能全然排除個人的道德或宗教信念？
當然，權利的優先性並不代表它完全排斥了善的觀念，倘若一種善的觀念能夠得到社會公民的普遍認可，那麼它仍然是在公共生活中具備合理性的善觀念。但問題恰恰也就出在這。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一種純粹政治性的善與合理性建立在一種同意與共識的基礎上，而這套共識本身並不包含任何善的目的。這就導致，某些極端、民粹思想完全也可以成為一種社會共識（再加之一些政客的鼓吹），畢竟程序與公共領域本身是中立的，是政治的而非道德的。民主社會首要保障的乃是公民的權利，並進而維護社會的秩序，但這種秩序其實是相當形式化的，只要能夠透過公共理性而公正地產生的共識，即可視作行為的準則乃至國家的綱領，但是它卻完全沒有預設朝向一道德上善的結果。於是乎，我們便可看到某些本身便是惡的、不恰當的觀點和人獲得了正當性和合法性，這正是因為正當性和合法性這兩個當代的政治概念建立在了某種純粹客觀或純粹政治的權利基礎之上，它們不再過問什麼是善的問題。
以上這些，與其說是國家能力的問題，倒不如說是民主本身就沒有給我們一種要朝往的善的目的性。而施特勞斯回到古典，正是希望藉由古希臘的思想資源克服現代社會的虛無主義，不再讓我們在價值上漂泊無依。在《自然權利與歷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一書中，他使用了兩種意義的自然權利，一種乃是17世紀以來的天賦權利式的自然權利（從這種平等式的天賦權利才引申出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權），一種乃是古典的自然本性式的自然權利。古典式的自然權利建立在人的本性（nature）之上，且始終相信有一種整體式的善目的存在。但是這種對善目的的考量，卻很容易引來自由主義者的批評，一個最典型的質問即是，「誰」可以決定善的內容？答案往往是專制者。而這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是絕對不允許的，哪怕這個專制者是哲學家，我們只需想想柏拉圖主義在20世紀遭受到的攻擊即可明白（例如波普爾對柏拉圖的猛烈批判）。
但是，追求善真的錯了嗎？在一個如此強調程序正義與社會共識的民主時代下，我們似乎更應該思考一下，透過一套客觀公正程序我們確實可以獲得合法性與正當性這樣的概念，但是它並不代表一種（道德）善的實現。而倘若社會共識僅僅依賴於人的公共理性，且必須在一個無涉道德價值的公共領域中才能實現，那麼理論上其實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一種社會共識。將民主的衰敗歸咎為國家應加強其治理能力，倒不如說應把對善的思考納入到我們的視野之中來。
當一切都被許可的時候，一切也都成了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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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看到電影中世界末日的畫面時，腦中不期然會產生對世界、歷史「終結」的想像。但一旦離開戲院，我們又搖搖頭，覺得那些只是誇張的科技幻象，「終結」離我們所在的現實太遙遠了。但實際上，哲學家們一直以來都認真地在探索這個問題。今天是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六十四歲的誕辰，他是一名日裔的美國人，博士畢業於哈佛大學政治系。他的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引起一陣對「歷史終結」的討論，今日讓我們回顧一些他的重要理論。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他認為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全世界的政治環境也正趨向一種「民主體系」的西方系統，繼而提出「歷史終結論」。但福山所探討的「歷史終結」並不如電影中的科幻世界那樣，地球毁滅、人類滅亡，而是說歷史內在的規律達到一個最和諧狀態，運行而不會再有任何變化。
早在1989年，他在國際關係期刊上發表一篇名為《歷史的終結？》的論文，以萬多字的論述表達了自由民主體系可能成為人類政府的終極模式。福山的理論主要是建立在俄國哲學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對黑格爾（F. W. G. Hegel）的《精神現象學》的演繹之上。依照這個歷史發展的方向，自由民主會成為全人類的社會形態，於是人類得到平等的解放，歷史終結於此。
文章發表之際，隨即引起各界廣泛討論。巧合的是，在文章發表後的十多天，柏林圍牆倒塌；兩年後，蘇聯解體。這些事情的發生使福山的論述有如預言。1992年，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就是那篇文章的擴展。
學者們對福山的「歷史終結」評價，主要分成兩大派系。反對者主要認為福山的推論草率、短視，當今的政治環境並不是如福山說的那麼穩定，民主體制內的形式也是多變的。加上世界經歷了911事件，更使人們要紛紛對福山的理論提出質疑和批評。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馬克思的幽靈》（Spectres of Marx）一書中，試圖追問：「共產主義在歐洲被瓦解了，這是事實，但這是否必然意味著自由民主以及與之相伴隨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已經獲得了勝利？是否『人類之連續的和有目的的歷史』 最終會引導『人類中的大多數』走向『自由民主制度』？」另一方面，福山的支持者則為他的論點辯護，認為批評他的人，以偏蓋全地將注意力放在福山對西方政治體系的批判上，根本並沒真正理解他的思想整體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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