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明代紙道教度牒，1962年上海市閔行區馬橋鎮吳會明墓出土，上海博物館藏。度牒比戒牒更加重要，僧尼沒有戒牒，只能說明他（她）們是沒有受具足戒的沙彌，但如果沒有度牒，那麼則根本不允許出家

度牒，佛教和道教術語，指古代中國為了管理僧道，允許他們出家所頒發的證明文書。因為這個文件由尚書省祠部司所發放，又稱祠部牒。最早始於唐代。擁有度牒的僧人或道士，可以免除賦稅和勞役。沒有度牒而私自出家的僧道，稱為私度。經官府發現，將會給與處罰，勒令還俗。因此，後世僧人遊方掛單，必須隨身攜帶戒牒，作為身份證明。
從唐朝開始，度牒就不是免費發放的。安史之亂時，御史崔眾被委派至河東道向僧尼、道士收取度牒銀。此後，度牒銀成為各朝政府獲得財政收入的手段。明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詔免費發放度牒，結束「度牒銀」制度[1]。
戒牒
戒牒與度牒不同，是由僧官機構及傳戒師簽發給受戒僧尼以證明其所取得的資格的憑證。

齋明寺/齋明寺的客家社會關係/創建於1873年龍華教齋友名為齋明堂。1937年，日本政府進行「宗教整理」，更名為齋明寺/寺徽 正殿觀世音菩薩像坐向之左， 乃日本曹洞宗福井縣永平寺寺徽， 其右為日本曹洞宗橫濱市總持寺寺徽。/最珍貴者，屬全臺唯一的宋版《磧砂藏經》影本/在桃園市大業路的法鼓山齋明別苑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byu2nt

何謂度牒？
佛教教制，善男子善女人剃度後稱為沙彌，沙彌必須學習佛門早晚課誦、規矩禮儀和佛學常識，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經寺院考察合格後，准予沙彌求受具足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合稱三壇大戒，又稱具足戒），由傳授戒律的寺院發給受戒證明——戒牒，沙彌受戒後則稱為比丘（男眾）或比丘尼（女眾），獲得比丘的身份後，才成為正式的出家僧人。
然而，佛教僧尼除了持有戒牒以外，必須還持有另一種證件——度牒，那麼度牒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度牒，是中國封建時代僧尼出家，由國家發給的身份憑證，也是能夠證明僧尼合法身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公文。度牒制度始於唐代（公元八世紀）終於清朝（公元十八世紀），歷時一千多年。據《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二記載：「天寶五載（746年）丙戌五月，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
由此可見，度牒比戒牒更加重要，僧尼沒有戒牒，只能說明他（她）們是沒有受具足戒的沙彌，但如果沒有度牒，那麼則根本不允許出家。在古代，沒有朝廷的允許，私自剃度出家是違法的行為。
為什麼要實行度牒制度呢？因為在封建社會，戶籍和人口的數量，直接關係到國家力量的大小。封建統治者要憑藉所統轄的土地、人口、軍隊來鞏固他們的政權和統治地位。由於佛教僧侶階級歷來享有免除賦稅、不服勞役和兵役的特權，因此在戰禍連年、民不聊生的年代，人們為了躲避沉重的苛捐雜稅，或為了免徵兵役、勞役，便紛紛遁入佛門出家為僧。
另外，還有一部分小地主和自耕農民，為了免遭貴族豪強的欺壓霸占，便設法尋求寺院的庇護，將土地房屋權屬交給寺院充當廟產並出家為僧。這樣一來，便造成了土地和人口大量流失，嚴重影響國家的財稅收入，也影響到勞役和兵役的徵用，如防洪治河、修築工事、徵兵戌邊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針對大批青壯年男子出家的狀況，為了阻止人們逃往寺院，朝庭便設置障礙，制定有關出家的法令，規定全國各州府縣寺院不得私下度人出家。朝庭嚴格規定，要求出家的人，必須通過考試合格後，獲取朝庭頒發的度牒，才能正式剃度出家，否則，沒有度牒而私自出家則觸犯了國家的刑律，將受到嚴懲。
所以，從唐代開始，度僧歸政府掌握，出家者經審查合格得度後，由執掌行政命令的中央首要機關尚書省下掌管祭祀的祠部發出度牒，所以度牒又稱為「祠部牒」，僧尼以此牒為身份憑證，可免除稅務、勞役、兵役。
度牒原本是證明僧人身份的官方文件，但是在賣官鬻爵的封建社會，在國家財政收入減少、遭受自然災害、或時局不安穩的情況下，度牒還可以充當有價證券或者直接當作貨幣來使用，朝廷經常用度牒購買物質、賑濟災民、充作軍餉。
例如：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與部將史思明起兵造反，叛軍攻陷長安，唐玄宗李隆基棄都逃往四川避難，李享即位（即肅宗），朝廷請出當時住在湖北荊州的神會和尚（668—760年）在洛陽設壇度僧。
神會和尚時年已近90歲，因為他德高望重、佛法高深，天下聞風而來，人們雲集洛陽，神會和尚把度僧的收入全部上繳朝廷，用作軍費，為平定叛亂、復興唐室立下汗馬功勞。安史叛亂平息後，唐肅宗在洛陽重修荷澤寺，讓神會和尚在寺里安心養老，一時恩寵有加。
神會和尚圓寂後，朝庭諡他真宗大師，人們稱他所弘的禪法為荷澤宗。唐德宗還專門邀集天下禪師，一起推舉神會和尚為禪宗第七代祖師（北禪宗尊荷澤神會為七祖，南禪宗則尊南嶽懷讓為七祖），德宗皇帝親自為之撰寫了《七代祖師贊文》。
近代著名學者胡適在他的禪宗研究史論文中這樣寫道：「在這段戡亂戰爭的過程中，政府的財政卻異常的拮据，士兵無餉可發，政府只好籌款應付。籌款的方式之一便是發放佛道二教的「度牒」。人民之中有欲皈依宗教（或為免役免稅而皈依的），可向政府納款領到「度牒」。每一度牒索款十萬錢，那簡直是一種國家公債」。
政府度僧這一制度後來為歷代封建王朝所沿用，直到清代中葉才被廢除，度牒也因此被一併取消。
1996年6月，為了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國佛教協會六代會的精神，中國佛教協會教制工作委員會擴大會議在江蘇省無錫市祥符寺召開，會議討論了《關於在全國漢佛教寺院實行僧尼度牒僧籍制度的辦法》的草案。當代高僧大德認為，末法時期重新確立度牒制度，嚴格規定佛教內部教制，防止僧伽隊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將對整肅僧紀、重振教綱、純潔僧團、振興佛教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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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僧尼出家的程序分為剃度、受戒，受戒又分為沙彌／尼與僧尼具足大戒兩種，只有受過具足戒才算僧團的正式成員，其他都類似學徒身分。而僧尼必須受三壇大戒來取得具足戒，此為中國佛教特有之授戒儀式，分初壇正授、二壇正授、三壇正授三階段。初壇授沙彌、沙彌尼戒，二壇授比丘與比丘尼戒，三壇授大乘菩薩戒。三壇大戒有三師七證授予僧尼正式身分，分別為得戒和尚一人、羯磨阿闍黎一人、教授阿闍黎一人，以及尊證阿闍黎七人。比丘尼受戒則必須二部受，先在代表尼眾僧團的三師七證前受具戒，再由女戒師領至僧眾的三師七證前完成受戒儀式。
原本佛教授戒是證明嫻熟一個階段的戒行，然後再受新的戒，而且出家戒不一定與菩薩戒同受。譬如剃度後學沙彌戒五年，確定沒有犯錯後，再接著受比丘戒。此外，菩薩戒之內容為三聚淨戒，即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等三項，亦即聚集了持律儀、修善法、度眾生等三大門之一切佛法，作為禁戒以持守之。菩薩戒之大乘典籍甚多，可綜合為梵網與瑜伽二類律典。菩薩戒本質上不同於出家戒，道德原則比規範生活細節的功能強，梵文中戒律以vinaya和sila區隔開來。出家僧尼與信徒共同接受菩薩戒，彰顯大乘佛教。
早期的印度佛教受戒非常簡單，根據佛教經典記載，只要有意隨佛出家修行者，只要向佛陀表面出家只意願，佛陀讚歎：「善來比丘！」或「來比丘」，就等於認同他的出家身份了，接著為自己整治儀容，也就是「鬚髮自落，袈裟披身」，以此為外在表徵，再加入不同的形象，因此並無受戒的繁文縟節。如根據《四分律》所記載，佛陀初轉法輪時五比丘的受戒方式就是如此，此謂之「善來比丘既得受具」。後來經過時間，僧團漸漸擴大後，由後續的三語既得受具（既三皈依）之方便法門，到後來廢除三皈依而採用「白面羯摩而得受具」之演變。直到佛教傳入中國後，魏晉時期確立了受戒之儀式。至今無論是大乘或是小乘佛教，都需要如法登壇，經特定的儀式後才算圓滿受戒，成為正式的出家僧人。
而中國朝廷控制僧團授戒，透過監督三壇大戒頒發戒牒，以作為僧尼身分證明，所以將所有的授戒集合為三壇大戒，只在歷代協調的時間長短不一，以及登入三壇大戒的考核制度不同而已。中國朝廷授予僧尼戒牒始於唐宣宗大中十年（856），至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止。由三壇大戒衍伸出來戒牒的問題，因為持有戒牒的僧尼可以獲得減免納稅、豁免兵役的優待，所以檢敷資格嚴厲。例如中唐之前要受戒的僧尼，必須通過背誦經典的考試；歷代申請三壇大戒的僧尼，都得檢查剃度師與身家清白。另一方面，皇帝則經常以贈送王公大族受戒的僧尼名額為獎賞（即免試）。中唐安史之亂後，朝廷開始以販售空名戒牒來籌措軍費；宋代朝廷更允許地方政府以空名戒牒繳稅，成為證卷型資金。三壇大戒的費用越來越貴，宋代寺院更出現起會、標會來準備受戒的互助會。清初朝廷開放三壇大戒，讓僧團自行傳戒，於是出現千華山復興南山律宗的運動，由著名寺院建立壇場成為傳戒中心。
對僧圍而言，授戒為過濾與教育成員的重要門檻，只有素質優秀的僧尼才足以代表佛法、承繼法脈。在家眾培福的重要途徑是供養僧團，僧尼素質越高，當然使社會對佛法越加虔敬，佛法越加興盛，社會也越加和樂。唐代明律僧道宣（596-667）被後世尊為南山律宗而且師，即主張設置戒壇，並且己經設計整套型制與儀軌。但是以儒家官僚為主體的中國朝廷，制定僧尼向國家登記的政策。國家統一授戒的制度，即是在每個區域（通常是省會）選定官方寺院，定期舉行三壇大戒，通常是三年一期，一如科舉制度。明末清初地方僧團定期舉行三壇大戒的寺院更加稀少，譬如閩南地區幾乎只有福州鼓山湧泉寺傳授三壇大戒，戒子來自華南與東南亞地區。
臺灣自光緒十年（1910）才成為中國的行省，受戒就一直依賴大陸的戒壇，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臺灣僧尼基本上仍到鼓山湧泉寺受戒。明末鄭成功時期到太平洋戰（1937）爭爆發的長期時間內，主要由地方官吏將領聘請的中國各地僧人來臺，後來逐漸有臺灣僧尼到鼓山湧泉寺受戒，取得住持寺院的資格。根據日本總督府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記載，鼓山寺受戒儀式規定，次第登三壇，以三年為一期，一年登一壇。然而在當時要到鼓山寺受戒除了旅費以外，還得繳交高昂的受戒費，在當時並非人人所能負擔得起。或許也因此，導致當時臺灣的僧人鮮少有人受具足戒。
日治時期日本佛教宗派成為臺灣佛教的官方主流，但是日本並無三壇大戒制度，尤其經歷明治維新運動之後，日本的僧籍與西方學制結合。日本佛教宗派建立從小學到大學的制度，以教育和學歷來認證僧尼身分。在當局重視學歷，而社會仍以中國式僧團生活為重的氛圍之下，臺灣本土佛教開始重視僧伽教育與舉辦傳戒，但是傳戒內容可能仍以菩薩戒為主，而非中國式的三壇大戒。臺灣的五大寺──臺南開元寺、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苗栗觀音山法雲寺及高雄大崗山寺，分別創辦佛教學林，臺灣的南瀛佛教會也舉辦佛學班。
戰後高雄大崗山寺派於臺南大仙寺舉辦三壇大戒（1953），首開臺灣寺院傳戒風氣。大仙寺傳戒由圓融尼師居中協調，邀請大陸長老和尚加入合作。隔年白聖法師在元光寺主舉辦傳戒時，以大仙寺的優秀戒子為助教（引禮師和引贊師），加入了講解戒律及學習出家人禮儀之課程，將戒期延長至三十二天，奠定臺灣傳戒之模式。中國佛教會民國五十二年在臺復會後，也以傳戒為首要目標。推動戰後臺灣三壇大戒的關鍵人物為白聖長老，是中國佛教會任期最長的理事長，他以戒律經典為本的傳戒範式，同時也締造三壇大戒教導戒學的風格，大幅度提升臺灣的僧伽教育。此後中國佛教會採取登記制度，將臺灣的三壇大戒定為年度活動，輪流油個別寺院舉辦，一直到解嚴（1987）之後，才開放由寺院自行決定。
此一重視戒學的原則，加上歷來優秀比丘尼助教教導數量眾多的女戒子（幾乎每屆都是男戒子的三倍以上），促成臺灣三壇大戒恢復二部受戒，此一二部受戒制度在中國宋代以後並未持續舉行，臺灣卻在民國59年（1970）恢復，民國65年（1976）及70年（1981）陸續舉行，解嚴後為常制。推動二部受戒的靈魂人物為天乙法師，她強調比丘尼必須治理比丘尼，並且和比丘一樣擔任弘法的責任。臺灣的二部僧受戒隨著比丘尼的傑出表現與華人佛教社區的全球化，甚至成為國際復興比丘尼法脈的典範，1997年達賴喇嘛訪臺的目的之一，即是向臺灣比丘尼取經，觀摩臺灣的二部受戒。
【撰寫者】
李玉珍（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黃國平（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生）

勅賜廣東乳源雲門山大覺禪寺千佛戒壇
　　世尊設教。權實互顯。導入妙道。根於三學。蓋戒爲定基。定爲慧母。嚴淨毘尼。乃出三界成正覺之津梁也。故爲弟子製。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及菩薩戒等。自斯以降。西天東土奕葉相承。迄今不替。深蒙歷朝明詔。不禁菩薩比丘戒僧人傳誦戒法。今政府明令宣佈人民信教自由。足見古今政府崇道相同也。本寺自南漢時偃祖開山。迄今千餘年。幾已湮沒於荒煙蔓草。年前虛雲承李公任潮及紳耆等。徵住本山。忝續祖燄。兼事重建。年來備嘗艱苦。勉告畢工。僅依先制。開壇傳戒。以紹隆佛種。嚴淨法身。今有湖南省衡陽縣王氏。卅四年三十四歲。於本省衡山縣南嶽獅子巖寺禮上鏡下明大師出家。法名昌金。字彌光。現年四十歲。發大乘心。詣壇求戒。於本年六月初八日受沙彌十戒。本月十五日受比丘戒。本月十九日受圓滿菩薩大戒。自受戒後。允宜檢束身心。切實行持。用報四恩。恐冒濫無稽。特給戒牒爲證。隨身佩帶。須至牒者。
　　本壇傳戒沙門上虛下雲清大和尚
　　羯磨阿闍黎上覺下澄律師
　　教授阿闍黎上正下虛律師
　　尊證阿闍黎
　　上明下空律師
　　上徧下印律師
　　上傳下芳律師
　　上天下應律師
　　上素下風律師
　　上宏下悟律師
　　上滿下覺律師
　　釋尊應跡二千九百七十八年歲次辛卯六月二十一日
　　右牒給菩薩比丘戒弟子昌金佩執
　　（傳統戒牒格式，文字錄入並初校：雲門和）
彌光老和尚法像
（圖二：彌光老和尚德像，雲門和2005年攝於雲居山）
　　彌光老和尚生平簡述
　　彌光老和尚（1912—2008），俗名王興遠，湖南衡陽人，1912年農曆十一月初五日出生，天資清秀伶俐，父母極為憐愛。舉家以水運買賣陶瓷等生活器皿為生，往返於湖南、湖北之間。
　　1921年10歲，入私塾。苦讀四年後輟學，隨父母至湖北公安縣架渡船為生。
　　1925年14歲，離俗家，至公安縣新口鎮某寺院出家，被父母強行逐回，剃度未成。此後，舉家遷至湖北公安縣，棄水運而以種田為業。
　　1931年20歲，自購小船，與父親一起做水上零售生意，往來於湖南衡陽及湖北漢口之間。
　　1936年25歲，於湖南南嶽獅子岩皈依得道高僧鏡明老和尚，做在家居士，平日以念佛為功課。
　　1942年31歲，在閘盒口鎮開衡興遠鍋瓷南貨店。
　　1944年33歲，有家人因肺病亡故，繼而生母病危，日夜持念大悲咒，使一杯清水變為乳白色固體，無法倒出。雖然感應超常，但終不抵人生無常，老母依然故去。
　　1945年34歲，父親故去。心痛欲絕，無心打理世事，親自搖船將三人靈柩運回老家衡陽合葬。發出離心，依鏡明老和尚剃度，為沙彌，獲賜法名昌金，字彌光。經恩師同意，於三位親人墳塚上搭起茅棚，以沙彌身份，開始了三年多的守孝善行。
　　1946年35歲，守孝期間，寸步不離墳塚，日夜以持誦佛號為功課，念佛功夫已獲相應，深獲法喜。
　　1949年38歲，守孝期滿，老人獲鏡明老和尚准許，為尋訪虛雲老和尚而前往曹溪南華禪寺常住。
　　1950年39歲，老人離南華往雲門寺，從此開始了親近虛雲老和尚的修行歷程。當年夏季某日，老和尚夢見六祖慧能大師親為披搭大紅祖衣；又一夜，夢自己身背雲門文偃禪師過河。此後，常身心寧定，外緣不侵。老人在大叢林堅持苦行，於大寮任火頭、菜頭或行堂，長時間不上早殿，功課生疏，為眾人議論。某日在禪境中，忽然福至心田，身心洞徹，捧起功課本翻閱二十分鐘左右，在大眾面前持誦《楞嚴咒》五會，一字都無缺錯。又一次，以大病在床七日七夜，心在定中，病癒起身，自覺剛過數秒鐘而已。此後書偈數首，清晰地表達出老和尚樸實真切的禪門受用。
　　1951年40歲，佛教界爆發“雲門寺事件”，風波剛平，即有弟子祈求傳戒，虛雲老和尚乃擬定農曆六月傳授三壇大戒。彌光老和尚發心詣壇求戒。當時受戒的有十二人（其中一名陀光尼師，是彌光老和尚的俗妹）。戒期間，優曇缽花再度開放。戒場圓滿以後，彌光老和尚於佛前燃左手無名指，以身供佛。
　　1952年41歲，虛雲老和尚進京，彌光老和尚留雲門寺，常年一件衲襖，在苦行單上為眾伏勞，任勞任怨，少言寡語，不與人和，定功猶進，四季赤腳，不知冬夏。
　　1953年42歲，是年七月，虛雲老和尚上雲居山重建真如禪寺，彌光老和尚於下半年趕到雲居山，進寺院時，全寺才四名僧人。彌光老和尚全力護持道場，時為虛雲老和尚座下中堅弟子。不忌虛寒，破冰下水，肩擔背扛，皆在道中，整日勞作，如同轉瞬。
　　1955年44歲，彌光老和尚因在雲居山種水田而風濕病日趨嚴重，以下山針灸治病的因緣，到達揚州高旻寺住禪堂。因得良醫精心治療，風濕病痊癒，功夫大進，卻又因“肅反”等運動受到牽連，從此磨難不斷，但從不退失道念。此後，又經受“破四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種種磨難。
　　1966年55歲，被下放到農村，勒令還俗而堅持不肯，十三年放牛為業，日出日沒，遙望大河對岸禪門祖庭，苦心勵志，堅守宗門，始終謹遵虛雲老和尚教誨，捨命護法，決不脫下僧裝。即便在“文革”高壓之下，也絲毫不退道心，磨難越大，道念越堅。
　　1976年65歲，為祈求喚醒佛教信仰復甦，彌光老和尚捨命三步一拜，禮九華、普陀，並沿途燃香供佛。
　　1978年67歲，在一次受命接待日本友好使團時，彌光老和尚以身進諫上前握住陪同外國客人的趙樸老雙手，一邊寒暄，一邊有意拉開僧袍，露出內裡俗人的工作裝，向眾人顯示當時宗教政策尚未恢復。以此因緣，推動了1980年揚州大明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開文革以後佛教寺院宗教政策開放之先河。
　　此後，為恢復揚州高旻寺而親上北京，請求恢復高旻寺道場。最終圓滿所願，使揚州的大明寺、高旻寺、旌忠寺、觀音寺全部落實宗教政策，為全國落實各大寺院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83年72歲，宗教政策落實已成必然，老和尚開始苦行。自年中入關起，前後累計二十餘載，常在關中，以悟道了生死為畢生追求。閉關期間，所有供養均委諸弟子印經刻碑，使眾生結菩提緣。
　　縱觀彌光老和尚一生，在叢林會下，一直在飯頭、菜頭、園頭、火頭等苦行單上，從不私蓄金錢，所有供養均用於刻佛、印經，從不追逐執事、住持職位，甚至八十高齡返雲居山，依然自種蔬菜，刨土挖地，不委他人。
　　2008年97歲，客居深圳期間，因路滑跌斷大腿骨，只能臥床。同年5月23日至24日，老和尚遍辭雲居全山大小執事僧，自言即將圓寂，以後不再共住，並留遺囑。5月25日晚22時30分，老人將身體調整為右側吉祥獅子臥，安詳圓寂。
緬懷 吾輩佛子當追念 見賢思齊道不孤 緬懷
民國十七年普陀山法雨寺甘露戒壇護戒牒
（圖三：民國十七年普陀山法雨寺甘露戒壇護戒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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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山湧泉寺護戒牒
　　敕賜鼓山湧泉寺戒壇
　　原因釋尊設教不外戒定慧三學。然定係戒入。慧系戒發。若不學戒。則定慧皆邪。總成魔外而已。故凡出家為僧。必須崇戒法不可。斯須有夫。如破魔軍之利劍。如護慧命之鎧甲。誠能如是方可仰參三教。欽春歷朝聖旨傳戒。按唐麟德貳年。詔紹南山道宣律師於淨業寺建壇授具足戒。寶歷元年。敕兩街建方等戒壇。大中二年。敕上都東都荊揚汴益等州。為僧尼傳受戒法。又祥符貳年。詔天下諸路皆立方戒壇。凡七拾貳所。明洪武十年。敕天下寺院人願要遊方參學禪教。或在寺院山林講誦經律。遇官司毋得禁他。永樂五年。詔行腳僧人依善知識住處受戒。若遇關津把隘。官員人不許阻當。任他教化善。本寺於釆咸平二年。敕賜白雲峰湧泉寺。詔建壇傳授波羅提木叉。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敕賜鼓山湧泉禪寺。疊荷聖恩。闡宣毘尼。茲緣舊板漫患。不可辨識。謹遵歷朝奉敕傳戒之上諭。仍復為牒。以歸戒擅畫一之軌範。凡受戒者各給一牒。以憑炤驗。庶玉石不至混淆。而心客途利有攸往也。今有僧騰惠。字妙文。本貫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年二十四歲。投福州府侯官縣靈隱寺出家。禮覺坤為師。今年二十五歲。來山授沙彌戒。初六日進授比丘戒。初八日圓菩薩大戒。此炤。
　　福州鼓山湧泉禪寺傳戒和尚懷忠。
　　羯磨。教授。尊證修性。發春。泰來。懷□。一機。集仁。全持。引清。記修。岱修。智煌。
　　光緒四年四月八日
　　右牒給付菩薩戒弟子騰惠收為炤
　　（雲門和初校）
雲水志- 護戒牒- 彌光老和尚1951年在雲居山受戒的戒碟 - https://goo.gl/jCjHdx

度牒是政府機構發給公度僧尼以證明其合法身份的憑證，而戒牒則是由僧官機構及傳戒師簽發給受戒僧尼以證明其所取得的資格的憑證。
宋贊寧據《唐續會要》載（會昌）六年（846 ）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收管，不要更隸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贊寧因《續會要》上文有天寶二年事，遂認六年為天寶六年，而謂度僧給牒即從那時開始（《僧史略》卷中《管屬僧尼》條）這是錯誤的。武后延載元年（694 ）僧尼即隸祠部，故祠部給牒也不見得如《僧史略》所載是從天寶六年開始。度牒的發給與登記僧尼名籍有關，南北朝既已有僧籍，度牒也可能開始於唐代以前。不過它的發給究始於何年，現在還沒有定論，
唐時期
自從北魏北周兩次摧毀佛教之後，直至唐初，全國僧尼還只有十萬左右（《廣弘明集》卷十二）。顯慶六年（661）高宗於天官寺度僧二十人（《舊唐書》卷四《高宗本記》）。其後年有增加，中宗時尤甚：那時造寺費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者數十萬（《舊唐書》卷一百零一《辛替否傳》） ，並且公主外戚都請度人為僧尼，也有私出財造寺者，富戶強丁都設法避役，幾乎到處皆是（《舊唐書》卷九十六《姚崇傳》）。當時僧尼之冒濫，可想而知。玄宗即位，姚崇秉政，因僧惠範附太平公主亂政，即謀沙汰僧尼（《舊唐書》卷三十七《五行志》），雖未能徹底施行，而唐王朝對於度僧事宜，已開始重視。天寶重申祠部給牒之令，也還有限制出家人數和遴選出家人才之意。唯僧尼受牒必須納錢，因此度人為僧，統治者也有好處。早在唐代中宗景龍二年（708 ），就有賣度牒的弊政。即如身份很低的屠沽，用錢三萬也可得度（《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後來政局不穩定，這種收益更覺有必要。如天寶十四年（755 ），安祿山叛亂，軍費增多，政府財產政支絀，就派人到太原去納錢度僧尼道士，十天左右得錢百萬緡，因此第二年又度僧道收貲（《癸巳存稿》卷十二）。肅宗至德元年（756 ）“ 彭原郡以軍興用度不足”又“權賣官爵及度僧尼”（《舊唐書》卷十《肅宗本記》），當時度牒費貴至百緡（《佛祖統紀》卷四十）。安史之亂以後，國家財政逐漸穩定，大歷十四年（779 ）代宗始令“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舊唐書》卷十二《德宗本紀》上）。其後綱紀隳弛，甚至地方官吏也往往以度人謀財利，如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斂無厭，當敬宗生辰那一月裡，即於泗州置僧壇度人以圖厚利，江淮百姓皆結隊渡淮（《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傳》）。當時剃了頭髮的人到達之後，各納二緡，給牒即回，別無法事（見《全唐文》卷七百零六《王智興度僧尼狀》）。此外各地類此情形的不一。
保護資產
度牒領得之後，可以免丁錢避徭役，保護資產，這是唐到北宋的一般現象。因此豪強兼併之家，公然冒法，買賣度牒，從中取利，甚至有偽造度牒的（《宋會要輯稿》第六十七冊《職官》十三）。南宋時代，因疆域縮小，朝廷收入減少，所以在紹興十五年（1145）正月辛未，又命“ 僧道納免丁錢 ”（《宋史》卷三十《高宗本紀》）。乾道七年（1171）“詔寺觀毋免稅役”（同書卷三十四《孝宗本紀》）。淳熙五年（1178）正月“癸卯罷特旨免臣僚及寺觀科徭”（同書卷三十五《孝宗本紀》）。這樣，就連持有度牒的僧尼，也不能免除稅役了。不過他們還可以享受其他種種權利，度牒仍有它一定的價值，所以到紹興二十七年（1157）州縣還有出賣亡僧度牒而不繳申祠部的情形（《宋會要輯稿》第二百冊道釋一）。
宋時期
宋代度牒，不僅有法定的價格，而且它的價格還隨使用範圍的擴大而與日俱增。元豐七年（1084）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夔州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元佑間定價為三百千。南宋紹熙三年（1192）定價為八百千。元豐至紹熙，百年間度牒價格增至六倍以上，而它的用途也異常寬泛。如北宋神宗時“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宋史》卷一百七十六《食貨志》）。這樣以度牒充青苗資本，限制高利貸者的盤剝，減輕人民負擔，增加朝廷收入，算是第一類。神宗熙寧六年（1073 ）賜夔州路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於黔州，這樣以度牒充市易本錢，防止大商人壟斷物價，穩定市場，並增加朝廷收入，算是第二類。英宗治平四年（1067 ）“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糴谷，賑霜旱州縣”（《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紀》）。熙寧三年（1070 ）四月“丁卯給兩浙轉運司度僧牒，募民入粟”（《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紀》）。熙寧七年（1074 ）“八月丁丑賜環慶安撫司度僧牒，以募粟，賑漢番饑民”（同書同卷）。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 ）八月“四川旱，賜制置司度牒四百，備賑濟”（《宋史》卷三十四《孝宗本紀》）。次年（1168 ）綿漢等州飢“五月癸亥出度牒千道，續減四州科調” （同書同卷）。八年（1172 ）十二月“甲寅雨雹，以度僧牒募閩廣民入米”（同書卷三十五《孝宗本紀》）。淳熙十四年（ 1187 ）七月“辛酉，江西湖南飢，給度僧牒鬻以糴米備賑糶 ”，“八月辛未賜度牒一百道，米四萬五千石備賑紹興府飢”（同書同卷）。這樣以度牒作賑饑之用，算是第三類。北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 ）閏十月二十六日詔：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獎（《宋會要輯稿》第二百冊道釋一）。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 ）五月一日赦，暴露遺骸許所在寺院埋瘞，每及一百人，令所屬勘驗，申禮部給度牒一道。紹興二年（1132 ）改為每及二百人給度牒一道（出處同上）。次年 1133 ）九月七日，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吳玠，母劉氏墳寺乞賜名額。詔以報功顯親院為額，仍歲給度牒一道（同上）。乾道六年（1170 ）湖州馬墩鎮行者祝道誠收葬運河遺骸千二百六十有餘，蒙賜度牒並給紫衣剃度（同上）。八年（1172 ）二月建康府僧普立童行彭普海“以管乾皇兄元懿太子道饡所香火已及三年賜度牒一道”。五月饒州飢，僧紹禧行者智修煮粥供贍計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傳行者法聚煮粥供贍計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人，詔行者智修法聚各賜度牒披剃（同上）。九年（1173 ）三月敘州男子郭惠全自少出家，母死，負土成墳，孝節感著，賜度牒一道披剃為僧（同上）。這樣以度牒旌表有功或孝節，算是第四類。南宋時期，軍事倥傯，財政支絀，朝廷還往往以度牒充軍費，如紹興九年（1139 ）八月乙丑“給新法度牒紫衣師號錢二百萬緡，付陝西市軍儲”（ 《宋史》卷二十九《高宗本紀》）。紹興十一年（1141 ）宋金激戰於廬州，“三月庚子朔張俊進鬻田及賣度牒錢六十三萬緡助軍用”（同書同卷）。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 ）正月，乙未“以度僧牒千給四川軍費”（同書卷四十《寧宗本紀》）。理宗淳祐七年（1247 ）四月庚戌“出緡錢千萬，銀十五萬兩，祠牒千絹萬併戶部銀五千萬兩付督視行府趙葵調用”（同書卷四十三《理宗本紀》）等都是，算是第五類。此外朝廷還以度牒經營商業，如北宋神宗熙寧七年（1047 ）“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劃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同書卷一百八十四《食貨志》），算是第六類。後來朝廷還以度牒幫助改革幣制，如南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 ）“出度僧牒二百收淮東鐵錢”（同書卷三十六《光宗本紀》 ），算是第七類。總之：宋朝一代，度牒可以作為貨幣來應用。
明清時期
明代僧尼依然給牒，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詔天下編賦役黃冊規定“ 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明史》卷七十七《食貨志》）。清世祖順治八年（1651）免納銀給牒。其後又將田賦（土地稅）和丁稅（人頭稅）歸併為“地丁”一種賦稅。以地歸丁，不須報牒免役。但為了限制僧尼的數量，依然嚴行發給度牒的製度，一直沿用到乾、嘉時代，（見《大清會典·事例》）雍正時代，度牒制度被廢止。
現代
現代，《全國漢傳佛教寺院管理辦法》：第三章－第九條規定：“要求出家的人……按規定的辦法和手續發給度牒。”
度牒是國家對於依法得到公度為僧尼的所發給的證明文件（度是說度之入道）。度牒在唐代也稱為祠部牒，都是綾素錦素鈿軸（北宋用紙，南宋改用絹，見《宋會要輯稿》第六十七冊《職官十三》），就是品官所用的綸誥（其實物在日本還保存有最澄入唐所得的一軸，那上面詳載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齡、所屬寺院、師名以及官署關係者的連署）。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確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時還可以免除地稅徭役。
引證解釋
僧道出家，由官府發給憑證，稱之為“度牒”。
唐宋時，官府可出售度牒，以充軍政費用。宋高承《事物紀原·道釋科教·度牒》：“《僧史略》曰：'度牒自南北朝有之。'見《高僧傳》'名籍限局，必有憑由。'憑由，即今祠部牒也。《唐會要》曰：'天寳六年五月制：僧尼令祠部給牒。'則僧尼之給牒自唐明皇始也。”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四：“紹興中，軍旅之興，急於用度，度牒之出無節。上戶和糴所得，減價至二、三十千。時有'無路不逢僧'之語。”清魏源《聖武記》卷十一：“順治六年五月，戶部奏言師旅煩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援納，並給僧、道度牒，準徒，杖折贖。” [1] 
《警世通言》卷十七：“郡王分付，便要斷出。府官只得將僧可常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靈隱寺，轉發寧家當差。”
《水滸傳》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鬆時，卻是與我烘焙度牒書信並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珠。”孔明道：“這個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著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孔太公，都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

判刑分寸如何拿捏 看古人的智慧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五月 29日, 2018
如何量刑，考驗判案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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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1524年—1597年），明朝大臣兼理學家，官至戶部尚書，掌管天下財賦。耿定向在南京任職時，處理過一個案子：一名凶惡的僧人無端辱罵一名書生，受到羞辱的書生一狀告到官府。
浙江省紹興1803年的衙門版畫平面圖（公有領域）
耿定向交給下屬去處理，還沒開審，那名惡僧就逃走了。耿定向的意思，就趁此算是把這個和尚驅逐，不准他再在本地寺內入籍，就可以了。
在明代，僧人出家後，官府要發給僧尼度牒，以證明他們的合法身分。凡是領有度牒的僧人，可以免繳丁錢，也不用擔負徭役。僧人如果犯法，就要追繳度牒，將其遣回。
明代紙道教度牒，1962年上海市閔行區馬橋鎮吳會明墓出土，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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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提告的書生心有不甘，一定要抓住惡僧，讓他帶上枷鎖才行。耿定向勸這個書生說：「我們讀書人的良知是何等廣博高尚，為什麼要受到一個無賴和尚的攪擾呢？」
書生退下來後，對人們說：「難道懲治惡僧，就不是良知嗎？」
有人將他的話轉告給耿定向，耿定向說：「這句話說得很對。我之所以如此謹慎量刑，是經過三層考慮：
第一、立志修學的人，應當有這樣的氣度：受到冒犯不去計較；遭受困厄、橫逆也不畏懼艱難，否則就與一般人無異了，這是珍惜維護名譽的考慮；
第二、司法用刑，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像這樣的情況按法律還不至判處枷刑，這是出於遵守法律的考慮。
第三、聽說這個和尚很凶惡，我擔心判處枷刑會激起意想不到的禍端，所以不願意從重治罪，這又是出自權衡利害的考慮。
我就是這樣本著良知反覆斟酌的。」
耿定向說：「立志修學的人，應當有受到冒犯不去計較，遭受困厄、橫逆也不畏懼艱難的氣度。」圖為穿著公服的明代官員。（公有領域）
後來禮部尚書姜宗伯為了庇護自己私交親密的人，判案不公，引起眾人非議。此外，承恩寺有個僧人，因犯下過錯，被禮部施以枷刑，竟然致死，結果構成大訟案。
耿定向聽到這些事，對李士龍說：「以前我本著良知，再三反覆考慮，決定不從重懲治惡僧的做法不是更妥當嗎？」＠*#
事據《智囊．通簡》卷三

耿定向（1524.11.5 [1]  ～約1596），字在倫，號楚侗，人稱天台先生。湖廣黃州府黃安縣（今湖北省黃岡市紅安縣杏花鄉墳山窪村）人 [2]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進士，歷行人、御史、學政、大理寺右丞、右副都御史至戶部尚書，總督倉場。中間曾因譏諷內閣大學士高拱而被貶為橫州別官。為官清廉，政績卓著。他還是明代著名的理學家。晚年辭官回鄉，與弟耿定理、耿定力一起居天台山創設書院，講學授徒，潛心學問，合成“ 天台三耿 ”。著有《冰玉堂語錄》《碩輔寶鑑要覽》《耿子庸言》《先進遺風》《耿天台文集》等。去世後，朝廷追贈太子少保，諡號“恭簡”。今人整理有《耿定向集》。 [3]  1563年，置黃安縣，身為明戶部尚書的耿定向從此被譽為紅安之父。
耿定向（1524.11.5 [1]  ～約1596），字在倫，號楚侗，人稱天台先生。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今湖北省黃岡市紅安縣）人。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進士，授職為行人，升任御史。嚴嵩父子竊取朝政，吏部尚書吳鵬攀附他們。耿定向上書奏揭發吳鵬的六條罪狀，進而稱吳鵬的女婿、學士董份擔任會試的總裁時，為吳鵬的兒子吳紹舞弊，應當一起予以貶斥。嚴嵩進行庇護，事情最後竟被擱置起來。他出京擔任甘肅巡按禦使，舉薦與彈劾沒有徇私。離任時，行李只有一挑擔，有人贈送石經給他，他將石經留在境內離去。返回朝廷，督導南京的學政。
　　隆慶初年，他升任大理寺的右寺丞。高拱當權，耿定向曾經譏諷他氣量狹小，沒有大臣的氣度，高拱對他懷恨在心。等到高拱掌管吏部，以考核為名貶謫他為橫州判官。高拱被罷免後，他被委以衡州推官。
　　萬曆年間，他擔任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陸光祖被御史週之翰彈劾，陸光祖已被留任，耿定向又稱頌陸光祖賢明，批評週之翰。給事中李以謙稱耿定向排擠言官，耿定向請求離去，皇帝不予追究。他歷任刑部的左、右侍郎，晉升為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彈劾應天巡撫周繼，奏疏下發了一個月也沒有告訴耿定向。耿定向很氣憤，根據成例極力爭辯，他彈劾自己請求罷免，並且批評王藩臣的彈劾不恰當。並說前任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都賢明，卻被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彈劾罷職，如今應該將他們召回委以官職，而酌情懲罰王藩臣。王藩臣為此被停發兩個月的俸祿。這時給事中許弘綱、觀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黃仁榮，以及王麟趾接連上奏彈劾耿定向。王麟趾說：“南台距離京城較遠，如果奏章先告訴別人，會使人別有應對的計謀。例如，御史孫鳴治疏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疏論主事劉以渙，都因為奏章先被知曉，一個人因為巴結權貴而倖免，另一個則被藉口他事蒙受誣陷。所以，近來投遞文書有的遲滯一個月，事情本來如此，不是從王藩臣開始的。”話語同時侵犯了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者正厭惡言官，勒令薛敷教回鄉反省過錯，王麟趾、黃仁榮也被停發俸祿。當時已經授任耿定向為戶部尚書督理倉場，耿定向就極力訴說請求退休。多次上奏，皇帝才批准。七十三歲時去世。 [5] 
身後贈卹編輯
追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5] 
人物評價編輯
定向初立朝有時望。後歷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輔,皆能無齟齬。至居正奪情，寓書友人譽為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張廷玉等）《明史》 [6] 
袁洪愈諸人類以清強居優閒之地，不竟其用，亦以自全。乾時冒進之徒，可以風矣。——（張廷玉等）《明史》 [6] 
軼事典故
處事謹慎
【原文】
耿楚侗（定向）官南都。有士人為惡僧侮辱，以告公，白所司治之，其僧逋。公意第迸逐，不令复系籍本寺。士人心不釋然，必欲捕而枷之。[邊批：士多尚氣，我決不可以氣佐之。]
公曉之曰：“良知何廣大，奈何著一破賴和尚往來其中哉？”士人退語人曰：“懲治惡僧，非良知耶？”或以告公，公曰：“此言固是。乃余其難其慎若此，胸中蓋三轉矣。其一謂志學者，即應犯不較、逆不難，不然落鄉人臼矣，此名誼心也。又謂法司用刑，自有條格，如此類法不應枷，此則格式心也。又聞此僧兇惡，慮有意外之虞，故不肯為已甚，此又利害心也。餘之良知乃轉折如此。”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處之少平，大騰物議。又承恩寺有僧為禮部枷之致斃，竟構大訟。公聞之，謂李士龍曰：“餘前三轉折良心不更妙耶？”[邊批：唯轉折乃成通簡。]
[馮述評]
凡治小人，不可為已甚。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能容小人，方成君子。
【譯文】
耿楚侗（耿定向）任職南都（南京）時，有個書生被一凶僧侮辱而來告狀。耿楚侗交代有司處理，這名僧侶卻逃走了。耿楚侗心想，只要驅逐他，使他不再隸屬該寺的僧侶就可以了。但人心不安，民眾認為一定要把他逮捕且上枷鎖。耿楚侗開導他們說：“良知是何等的廣大，何必受一個爛和尚的拘束呢？”
書生退下後告訴別人說：“懲治兇惡的僧侶難道不是良知嗎？”
有人將此話告訴耿楚侗，耿楚侗說：“這句話很對。但我所以如此謹慎，是因為我心中有三層顧慮：一是立志向學的人，就應受人冒犯不予計較，遭受橫逆不畏艱難，不然就落入一般人的窠臼，這是名誼心。其次認為法官用刑，各有條律格式，像這類犯人於法不應上枷鎖，這是格式心。又聽說這名僧侶極為凶惡，擔心有意外發生，所以更不肯過分追究此事，這是利害心。我的良知就是如此顧慮的。”
後來姜宗伯為了保護自己私交親密的人，判案不太公平，引起世人極大的批評。又承恩寺有個僧侶，被禮部施枷鎖以致於死，結果構成大訟案。
耿楚侗聽到這些事，對李士龍說：“我以前良心上的三件顧慮不是更妙嗎？因為考慮周到，乃能大事化小。”
[馮述評]
凡是處置小人，不可以太過分。天地之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這是自然的道理。容得了小人，才能成為君子。 [7] 
紅安之父
紅安原名叫黃安，400年前，地球上沒有黃安這個縣，當然更沒有紅安這個縣。他的產生最初是1542年一個叫李大夏的麻城人向朝廷提議的，但是，很顯然，麻城無法容忍領土的分割，就這樣建縣提議被擱置了21年。直到1563年，還是在一位麻城人耿定向的努力下，經大明朝戶部復奏，朝廷批准正式建縣，並析麻城縣太平、仙居二鄉二十里，黃陂縣灄源鄉八里，黃岡上中和鄉十二里為新建縣屬地，名為黃安縣，因此麻城人耿定向在後人歷史籍貫標註中改成了黃安人，身為明戶部尚書的耿定向從此被譽為紅安之父。因為沒有他，紅安不可能建縣，當然也就不會有紅安縣了。建縣後不久的紅安迎來一位遠方的客人，明大思想家以叛逆而聞名的李贄，他受耿定向邀請來黃安教化黃安子弟。與耿定向弟弟耿定理、黃安文人吳心學在黃安的五云山、似馬山、天台山盡情抒懷黃安的大好河山。李贄的到來，讓大批的文人墨客相繼來到這個新生的縣，一時間紅安的從南到北，書院遍布。學風猶勝，留下了“唯楚有才，楚亦在黃（安）”的美名。 [4] 
恩怨李贄
耿定向的學術思想本於王守仁。他曾經招請晉江李贄去黃安，後來逐漸討厭李贄，李贄也多次批評耿定向。士大夫中好談禪的人多跟李贄交往。李贄小有才氣，善於辯說，耿定向不能勝他。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行人，擢御史。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定向疏鵬六罪，因言鵬婿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並斥。嵩為營護，事竟寢。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去任，行笥一肩。有以石經饋者，留境上而去。還督南京學政。隆慶初，擢大理右寺丞。高拱執政，定向嘗譏其褊淺無大臣度，拱嗛之。及拱掌吏部，以考察謫定向橫州判官。拱罷，量移衡州推官。萬曆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陸光祖為御史週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复頌光祖賢，詆之翰。給事中李以謙言定向擠言官，定向求去，帝不問。歷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籓臣劾應天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自劾求罷，且詆籓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為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今宜召用，而量罰籓臣。籓臣坐停俸二月。於是給事中許弘綱、觀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連章劾定向。麟趾言：“南台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為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辭豫聞，一則夤緣倖免，一則捃摭被誣。故邇來投揭有遲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籓臣始。”語並侵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方惡言者，勒敷教還籍省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時已除定向戶部尚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定向初立朝有時望。後歷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輔，皆能無齟齬。至居正奪情，寓書友人譽為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其學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於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遊。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勝也。贄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發，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後北遊通州，為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

鬻牒
封官紫賜賜諡
度牒是唐宋時官府發給出家僧尼的憑證。唐宋時僧尼簿籍，歸祠部掌管，並由祠部發放度牒。凡有牒的僧尼得免地稅、徭役。官府可出售度牒，其收入以充軍政費用。唐天寶年間，楊國忠遣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萬錢。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 ，賜陝西轉運司度牒千件，糴谷賑濟，皆為鬻度牒之利。宋室南渡後，軍費大增，度牒收入成為官府收入的一大來源。 https://is.gd/V224sN
唐代中宗景龍二年（708 ），就有賣度牒的弊政。即如身份很低的屠沽，用錢三萬也可得度（《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後來政局不穩定，這種收益更覺有必要。如天寶十四年（755 ），安祿山叛亂，軍費增多，政府財產政支絀，就派人到太原去納錢度僧尼道士，十天左右得錢百萬緡，因此第二年又度僧道收貲（《癸巳存稿》卷十二）。肅宗至德元年（756 ）“ 彭原郡以軍興用度不足”又“權賣官爵及度僧尼”（《舊唐書》卷十《肅宗本記》），當時度牒費貴至百緡（《佛祖統紀》卷四十）。安史之亂以後，國家財政逐漸穩定，大歷十四年（779 ）代宗始令“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舊唐書》卷十二《德宗本紀》上）。其後綱紀隳弛，甚至地方官吏也往往以度人謀財利，如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斂無厭，當敬宗生辰那一月裡，即於泗州置僧壇度人以圖厚利，江淮百姓皆結隊渡淮（《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傳》）。當時剃了頭髮的人到達之後，各納二緡，給牒即回，別無法事（見《全唐文》卷七百零六《王智興度僧尼狀》）。此外各地類此情形的不一。度牒領得之後，可以免丁錢避徭役，保護資產，這是唐到北宋的一般現象。因此豪強兼併之家，公然冒法，買賣度牒，從中取利，甚至有偽造度牒的（《宋會要輯稿》第六十七冊《職官》十三）。南宋時代，因疆域縮小，朝廷收入減少，所以在紹興十五年（1145）正月辛未，又命“ 僧道納免丁錢 ”（《宋史》卷三十《高宗本紀》）。乾道七年（1171）“詔寺觀毋免稅役”（同書卷三十四《孝宗本紀》）。淳熙五年（1178）正月“癸卯罷特旨免臣僚及寺觀科徭”（同書卷三十五《孝宗本紀》）。這樣，就連持有度牒的僧尼，也不能免除稅役了。不過他們還可以享受其他種種權利，度牒仍有它一定的價值，所以到紹興二十七年（1157）州縣還有出賣亡僧度牒而不繳申祠部的情形-宋代度牒，不僅有法定的價格，而且它的價格還隨使用範圍的擴大而與日俱增。元豐七年（1084）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夔州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元佑間定價為三百千。南宋紹熙三年（1192）定價為八百千。元豐至紹熙，百年間度牒價格增至六倍以上，而它的用途也異常寬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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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度牒是緩解財政危機的常規做法
2016-07-28 
出賣度牒是緩解財政危機的常規做法
梁發芾
我們看《水滸傳》的時候，知道宋代的和尚不但有一種叫做度牒的身份證，而且這度牒還是可以花錢從政府手中購買的。
《水滸傳》第四回，趙員外提出讓魯達到五台山出家為僧時說：「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是不曾有個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第三十一回武松為避免沿途盤查，用頭陀之度碟扮做頭陀；第四十五回，報恩寺和尚裴如海對尚未取得正式僧人身份的胡頭陀說：「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碟，剃你為僧」。
水滸故事是虛構的，但書中涉及宋代的制度習俗之類再現歷史現實，並非虛構。那時候的和尚道士確實是有度牒的，而度牒是確實可以花錢向國家購買的，擁有了度牒的和尚道士是不再給國家服役當差，是擺脫了國家差役的壓迫的。
「度蝶」是僧人道士合法身份的憑證，正式使用可能到了唐朝。史載北周皇帝曾「敕度一百二十僧，受碟免差」，所說的牒大概就是一種免差的牌子，類似於後來的度牒。唐朝有專門機構，管理僧人的戶籍。從國家的眼光看，僧人道士這些出家之人與普通人不同的是，他們不再為國家服役當差。我們知道，在中國漫長的君主專制社會中，老百姓對國家最大的義務有兩點，一是納糧，二是當差。納糧就是繳納稅收，從實物稅到貨幣稅不一而足；而當差就是親自去給君主出力服務。在古代社會儲藏保鮮的技術落後，交通運輸困難，貨幣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讓老百姓親自去給國家出力當差，是比把自己的勞動收穫物交給國家更為常見和方便的服務國家的方式。而一個人青壯年勞力如果要把自己獻身佛道，遁入空門，拒絕給國家服役當差的話，那一方面是不再忠於皇帝，使皇帝失去一個粉絲，另一方面也讓國家損失服役的利益。所以，即使是在皇帝佞佛的時候，也不贊成老百姓隨便出家。
度牒是僧道身份證，是對僧道進行管理的主要手段。擁有由國家專門機構頒發的度牒，說明你有合法的宗教身份，你就不再為國家服役當差了。如果你沒有這個度牒而冒充僧道，逃避服役，拒絕義務，那就是嚴重的罪過，要受到刑事處理的。擁有度牒便可了斷對國家的義務，度牒就有了相當的市場需求。而市場需求必然意味著可以通過交易變現。國家當然也發現了度牒可以變現這一特點。所以，很快，度牒就成為國家賺取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有的朝代，有的時期，還是非常重要的財政收入工具。
國家出售度牒，出現在安史之亂時期。天寶年間安祿山反於范陽，楊國忠設計「使御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錢百萬」；肅宗至德二年( 公元7 57 年)，御史鄭敘清與宰相裴見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勛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唐朝以後的宋朝、明朝都曾經大規模出賣度牒籌集財政收入，宋朝的度牒收入尤其數量巨大，度牒不但可以出售籌資，甚至也成為一種有價證券流通。
出售度牒類似於是西方國家發行的公債和年金。西方發行的公債和年金，是國家先從老百姓那裡得到現金，此後逐年還本付息。中國出售度牒，也是國家先從百姓那裡得到一筆現金（或糧食），但還本付息的辦法，不是國家真的付出真金白銀，而是免去度牒持有者未來對國家的服役義務。對於國家來說，這是一種稅式支出。從投資風險來說，購買度牒的風險可能更小一些。西方購買年金，後來政府或許違約賴帳不付息，則投資打了水漂；中國人買了度牒，以後不再給政府服役納稅，政府不存在違約賴帳的事，除非政府翻臉不認度牒。
唐朝安史之亂時唐王朝就利用出售度牒而籌集資金，但具度牒的價格不太清楚，出售的度牒數目和總收益也不清楚。而宋朝和明朝則有很多記載，可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
宋朝是晚清之前中國歷史上財政收入最高的時期，由於需要巨額資金養兵、養冗官，還要給一些少數民族政權輸送歲幣，因此，宋朝的財政壓力是歷代王朝中最為繁重的。也正因為如此，宋朝想法設法攫取財政資源的手段也是空前的。出售度牒籌集財政資金，在宋朝尤其南宋時期成為完全正常的財政收入行為。
宋朝度牒的價格相當高。史載：神宗元豐七年「門下省言，度僧碟已著令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時「每道價錢二百二十貫文」；孝宗乾道三年時降為三百千，淳熙九年時又升值為每道五百午；光宗時, 度碟漲至每道八百千，寧宗嘉定時,「每度碟一道，價千五百緡」。（史旺成：《宋代經濟財政中的「度碟」》）可見，在宋朝，度牒的價格基本上是一路上漲的。度牒價格的上漲，表明國家聚斂財富的貪婪之心；但價格如此上漲而老百姓仍然願意購買，則說明，與未來的差徭相比，出這個價錢也是划算的。度牒價格是徭役變化的晴雨表。度牒漲價說明人們對未來的信心不足，預計到未來政府強加的差徭可能極為沉重。如果人們估計到未來輕徭薄賦，就沒有必要花重金購買度牒以逃避差徭了。
有學者經過計算認為，度牒一度成為宋朝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成為財政支柱。孝宗乾道三年，政府共發行度碟十萬三千餘道，每道的價錢是300千，共約取得財政收本三千多萬貫，這一年政府的財政收支無法稽考。第二年(乾道四年) 政府的財政支出數量「歲約五千五百萬緡有奇。」假定乾道四年發行度蝶及其價格同乾道三年相同而度蝶全部按此價格售出的話，那麼這一年政府財政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靠發行出賣度碟來維持的。（史旺成《宋代經濟財政中的「度碟」》）60%左右的支出是由出售度牒維持的，這個或許是偶然出現的極端情形，但度牒出售對於南宋財政的重要性，確實是不言而喻的。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本來就是和尚出身，對於人們出家當和尚道士逃避徭役是十分警惕和反感的。他禁止婦女出家，禁止20歲以上的出家，禁止「軍、匠、灶、站、違礙之人出家」，他的兒子朱棣還限定全國僧人總數「今後願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全國僧人總數以三萬六七千人為定額。對於出家者則進行考試，合格者免費發放度牒。
明朝度牒的價格，比起宋朝來要低不少。在宋明時期，大米、銅錢和白銀的比價一直有較大波動，但一般認為一石米的價格大致與一貫銅錢和一兩銀子較為接近。而明朝景泰年間的一道度牒為米5石，成化二年度牒為淮揚米十石、南京米十五石、京師銀5兩，成化二十年全國一律統一位12兩，正德三年達到13兩，嘉靖以後又跌落到10兩，進而6兩5兩（何孝榮《論明代中後期的鬻牒度僧》）。與宋朝比，明朝的度牒價格確實不高，明朝國家出售度牒的收入，也一直沒有達到南宋的水平。在明朝，度牒收入也一直沒有成為財政的支柱。
從明朝的情況看，購買度牒的人，主要是「軍、民、匠籍之家」。中國明朝實行極為嚴格的戶籍制度，人們的職業「以籍為定」「役皆永充」，就是說，一旦戶籍定下來，就永遠不能改變，世世代代世襲下去。而一些役種與其他職業的役種相比，又顯得格外沉重，尤其軍戶、匠戶和灶戶。所以，這些戶籍民戶千方百計要擺脫戶籍身份。出家就是擺脫這種身份桎梏的一條途徑，但是在明初即被朱元璋一到禁令予以禁止。到後來可以購買度牒時，正是這些民戶，踴躍地購買度牒，擺脫戶籍身份，哪怕其條件是必須遁入空門，斷絕家庭生活，從此不得婚配，沒有男歡女愛，犯了被儒家認為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禁忌。由此也可以看到嚴苛的戶籍制度和沉重的役種對人們的壓迫。
唐、宋、明出售度牒的收入，主要用於軍費和賑災。總的來說，以出售度牒籌集財政資金，起碼比賣官鬻爵要好一些。賣官鬻爵不但惡化吏治和官場環境，而且一個人一旦買到官爵則一定要想方設法變本加厲敲詐勒索以收回投資的。而對於出售度牒來說，最大的影響是減少了未來的服役人數， 而這不過是服役人數在時間上的重新配置，是透支未來的勞動罷了。當然，如果站在佛家的角度看問題，或許就不是這樣，因為大量為了逃避徭役的人花錢買度牒當了和尚尼姑，他們佛性佛心如何，那是可想而知的了。
人們購買度牒的根本原因是為了擺脫來自國家的沉重差役的壓迫。所以，清朝實行攤丁入畝制度後，人丁對國家的差役義務，被攤派到土地稅中，差徭對百姓的壓迫才真正減輕。這種情況下，人們當然沒有必要再出錢買度牒而遁入空門躲避差役了。所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度牒制度也被廢除了。清人俞正燮說：「至乾隆初年，度牒之制遂廢。蓋以丁歸地，則不須報牒免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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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牒制度：古代皇帝們的別樣生財之道
2018-11-01 由 冷炮歷史 發表于歷史
所謂「度牒」，就是僧人的出家憑證，相當於僧尼的專屬身份證。至今仍然在宗教界內實行。自唐朝草創度牒制度以來，至今約有1300多年的歷史。而度牒也經常作為商品或貨幣，流通於市場。以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
南北朝時的寺院經濟繁榮
佛教在發源地印度和中亞等地都不存在度牒制度
在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本身並沒有度牒的說法。也沒有諸如僧籍、寺籍一類的嚴格制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得到了迅速地發展。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便是當時社會風氣的一個縮影。
但對於帝王和任何統治者而言，這絕不是他們希望看到的事情。按照佛教從印度和中亞帶入的傳統，寺院和僧尼不必繳納賦稅，也不必服徭役。這麼一來，就勢必吸引廣大百姓剃度出家，進而導致寺院和僧尼的數量急劇膨脹。
中世紀早期的西域佛像 依然比較偏向印度和中亞風格
對此，南北朝時代的統治者都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手段進行限制。比如說北魏孝文帝時期，對於那些「假稱入道，以避輸課」的冒牌僧人進行了整頓，並淘汰了一批無籍僧尼。
此處的「籍」指的便是僧籍，說明在當時已經有了比較嚴格的僧籍管理制度。而東晉的桓玄也曾移文地方州府索求「沙門名籍」，將僧籍名冊上交官府以供查驗。由這兩點可見，在至少在東晉南北朝時期，朝廷便已經對僧人進行嚴格地登記管理。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限制了僧尼和寺院的發展。
開啟北魏毀滅之路的魏孝文帝
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寺院和僧尼，除了擁有不服徭役、不用繳納賦稅等特權外，還有獨特的寺院經濟收入。這也是寺院數量和規模在當時發展到巔峰的重要原因。
寺院莊田的來源主要分為三種。一是統治階級、官僚貴族和普通百姓的施捨。由於當時的統治者由於思想上極度傾向佛教，不可避免地出現主動營建寺院莊田的情況。根據當時的《南朝佛寺志》統計，除去創建者不詳的寺廟外，屬於皇帝主持修建的就有33座 。
對佛教異常篤信的梁武帝
其次就是寺院地主所有者，在寺院內以莊園的形式經營地產。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的手段，獲得了相當於封建領地的收入形式。
但寺院除了從事墾殖田圃外，也有從事商業、手工業、占卜等事業的。這些經濟活動並不是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開銷，而是以營利為目的經營行為。在統治者看來，已經發展到與自己爭利的地步。因為此類活動不但不用繳稅賦役，還減少了國家財政收入。到了唐代甚至有「天下十分財，而佛有七八」的詭異說法。
莫高窟壁畫上的附會之作 漢武帝拜佛
唐朝的財政節流
興建於南北時期的龍門石窟
既然寺院能斂財，那麼朝廷自然也要想法子把錢從宗教僧侶嘴裡摳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頒發「度牒」以限制宗教僧侶數量，正好符合了統治者的需求。
度牒產生的確切年份略有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北朝已有了最初的萌芽。到唐朝建立後，正式產生度牒制度。在唐玄宗天寶年間，度牒的發行變得更加嚴格化、制度化。
唐玄宗是第一個大規模利用度牒的皇帝
度牒在唐代由尚書省祠部發行，因此又稱祠部牒。度賺上詳載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齡、所屬寺院、師名等內容，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身份證。有了這份度牒便可隨意行走，還獲得了免除賦稅徭役等特權。這在限制農民自由遷徙的時代，還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既然度牒如此重要，那麼其發行自然也要嚴格控制。在申請度牒的文書上面，需要三省諸位高官連署才行。首先需要地方官府、名僧、大臣上奏申請，並提供剃度者的個人簡要信息。隨後經過皇帝批准，再由中書門下向祠部發出敕牒。再由祠部向表奏者轉發敕牒並頒發實名敕牒。
莫高窟中的文殊菩薩形象
所謂的實名敕牒是與空名敕牒相對而言的。通常情況下，祠部頒發的都是已記錄剃度者信息的實名度牒。而空名敕牒是指未填剃度者信息的空白度牒，這種度牒就可以由買主隨便填寫。後世朝廷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大肆販賣的度牒，也多為這種「空名度牒」。
除了限制性地頒發度牒外，唐朝還一反隋朝的宗教寬容政策，嚴格限制寺院建造的政策。在隋朝時期，有僧行處皆為立寺。因此隋代寺院數量增加很快。唐高祖在位時期，卻並未如隋代統治者那樣大力推崇佛教，反而淘汰了不少寺院僧尼。但在武則天繼位後，由於其崇信佛教，因此又對佛寺的發展選擇網開一面。
武則天時代的網開一面 實際上也增加了度牒的收入來源
但需要注意的是，唐開元年間的有敕額佛寺數量與貞觀年間相比並未增長多少。從武則天當國到會場滅佛之前這段期間，主要增長的是「無敕額佛寺」。
這裡說的有敕額佛寺，也就是國家官方認可的寺院。而民間私自建築的佛寺在當時嚴格來講並不能稱之為「寺」、「院」，只能冠為「招提」或「蘭若」。
唐武裝的會昌滅佛 有巨大的經濟考量
根據後來會昌滅佛時期的統計，這段期間共拆寺4600多所，拆「招提」或「蘭若」有40000多所。還俗僧尼260500人，解放寺院的奴婢150000人。佛教寺院在唐代的發展可見一斑。如此多的寺院對朝廷的財政來說，無疑是一股極大的有害勢力。但限制佛寺發展只是節流，要想開源就必須從作為源頭的度牒下手。
安史之亂爆發後，宰相楊國忠獻策，不用耗費正庫之物便能籌錢。於是讓御史崔眾去河東收錢度僧尼道士。結果，很快就得錢百萬。後來唐肅宗在彭原郡時因「軍興用度不足」，也通過販賣度牒的方式來籌錢。
儘管朝廷開始逐漸濫發度牒，但此時度牒發行手續仍然比較複雜。跟後來宋朝時的度牒經濟規模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安史之亂的爆發 迫使唐朝販賣度牒換錢
宋朝的開源經濟
北宋時期的佛像
北宋初期，為保證中央的財政收入，對出家有著較為嚴格的限制。當時的宋朝財政，還是收大與支的，故而度牒價格還很正常。每張只收一百，也沒有出現販賣度牒籌錢的現象。對於僧人來說限制並不算嚴格，可以說是相當寬鬆的。
但到了宋英宗年代，情況則大不相同。北宋中央財政已經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資金困難，出現了收不抵支的現象。既然出現了財政困難，那就要想法子籌錢。便開始學習到了唐人販賣度牒籌錢的方法。
宋英宗時代的經濟困難 讓度牒有了重要價值
於是，宋朝政府對度牒開始極為看重。在官方編纂的《皇宋中興兩朝聖政》中，就明確把「度牒」歸入在了「財用門」和錢幣並列。這也讓宋朝成為了中國歷史上鬻牒最為濫觴的時代。
至於宋朝正式採取鬻牒政策的時間，也有不同說法。通常認為，在治平四年以前，朝廷買賣度牒的行為還算不上濫觴。但從治平四年開始，每年所賣度牒總額一直在不斷上漲。到宋神宗時期，每年發行度牒數量已超過10000。發展到末世的宋徽宗階段，每年已發行超過30000。這個進程一直到南宋孝宗在位時期，每年度牒發行量更是突破100000大關。
大搞改革和對外作戰的宋神宗 非常需要度牒收入
宋朝發行的度牒，用途也非常之廣，把物盡其用的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總得來說，宋朝的度牒能有以下幾點功能：
賑災救荒
比如說熙寧七年，宋廷就降度牒千道給予環慶安撫司，以備賑濟漢番饑民。
充作軍費
南宋初年的四大中興名將里，名聲最差的張浚和後世評價最高的岳飛，都曾獲賜度牒，作為贍軍修城之用。
工程建設
元豐五年，朝廷給予河北東路提舉司度僧牒千餘道，作為整修黃河的經費。西湖上大名鼎鼎的蘇堤，便是蘇軾向朝廷請求賜予度牒而成功修築的。
蘇軾主持的蘇堤工程 就是用度牒收入作為經費
農業開發
南宋紹興四年，高宗賜予兩浙路空名度牒二百道，讓其購買耕牛，借貸民戶開墾荒地。
充當貨幣
度牒也能直接進入市場，作為貨幣購買一些商品。宣和年間，河北真定、高陽等路缺馬，朝廷特賜度牒若干，令地方長官在市場買馬。
放債息利與經商牟利
元豐七年，廣西經略安撫司曾乞求發行度牒若干作為本錢，在當地置轉買務，以便番漢通商。
作為獎賞
比如大觀元年，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獲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獎。
由以上可見，度牒在宋代社會經濟方面的用途極廣，可用於各種財政開支。因此度牒的使用在當時的史料中也隨處可見，數不勝數。一份小小的度牒，就可以對宋朝的財政穩定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是由於度牒的重要性，其發行權一直控制在朝廷手中。張浚此前也一度造綾紙度牒在其所轄地域內發行，以資軍用。但很快朝廷便下了嚴令不准地方私自發行。
中興四大名將的軍費 直接或間接來自於度牒收入
觸底反彈與消亡
景泰帝時期的國力衰退 讓明朝也開始販賣度牒
明朝建立後，官方仍然嚴禁民間私自出家。通過限定全國僧道人數、設置度僧考試、限制出家年齡等措施去嚴格控制宗教發展，並一度免費發放度牒。
但由於財政困難，明朝卻也難免走上唐宋兩朝的鬻牒老路。明朝鬻牒之風，始於土木堡戰敗後的景泰二年，到成化年間開始大行其道。比如早成化二十年，宣大總督餘子俊就曾建議度僧、道60000人。每人各給當地官府納銀12兩，類解轉運，以備邊用。整個成化時期，度牒總發行量超過250000張。
一張保存至今的明朝度牒
但有意思的是，明朝的情況還與宋朝時候的相反。宋代的僧侶數量並沒有隨著度牒的大肆發行而大規模上漲，反而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北宋前期全國僧侶大概是40萬，,到了熙寧十年的總數則下降至20多萬。至南宋紹興年間，僧尼總數也在20萬左右徘徊。
這可能是因為宋朝時期的城市經濟有所發展，對於普通人遷徙的限制也做了降低處理。所以，度牒所具有的自由活動功能，在當時被大大弱化了。而明朝立國後，非常重視對民眾人生自由的限制。度牒的自由活動價值，便在這一時期有了重大提升。
清朝取消了人頭稅 讓度牒的價值也隨之降低
清朝建立後，度牒制度才走向消亡。當時已經推行的攤丁入畝制度，可能是乾隆準備廢除度牒制度的重大外力因素。簡單來講，就是廢除了之前一直存在的人頭稅，只以土地作為徵稅依據。這樣一來農民就擺脫了千百年來加在身上的丁役負擔。同時抑制了土地兼并，這使得百姓通過遁入寺廟道觀方式躲避賦稅的方式不再是那麼必要。
古代的度牒制度在乾隆時代便戛然而止
同時，佛教已經很大程度成為朝廷的統治工具。佛教管理體系也已基本定型，不再必須通過度牒管理僧眾。鑒於這幾個原因，在乾隆三十九年，清政府正式廢除了有著一千多年歷史的度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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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牒」等同佛門身分證，釋照杰等於是被佛們除名
古寺住持與女主播雙修　綠帽夫勒索1400萬遮醜！他慘遭佛門除名
2024/02/28 12:34:00
古寺住持與女主播雙修　綠帽夫勒索1400萬遮醜！他慘遭佛門除名 | 兩岸(大陸) |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https://bit.ly/3wC236A
釋照杰與女主播偷情曝光後，「戒牒」被註銷。（圖／翻攝自微博）
中國四川成都石象寺的一名住持釋照傑日前與人妻女主播發生性關係，女主播的丈夫發現妻子外遇的對象是名寺住持，偷偷拍下2人嘿咻過程，事後向釋照傑勒索320萬元人民幣（約台幣1400萬元）。事件曝光後，釋照傑被撤銷四川省政協委員的資格，甚至連「戒牒」也被註銷。
據中媒報導，2020年底，四川成都石象寺住持釋照傑在選購紅木傢俱時，結識直播間蔡姓女主播，雖明知蔡女已婚，2人仍私下發展不倫戀。2021年2月和4月間，曾多次在旅館、飯店開房間「雙修」，蔡女的丈夫發現此事後，疑與妻子聯手設局仙人跳詐財。
中國網友肉搜出涉案女子。（圖／翻攝畫面）
蔡女先和釋照傑相約出遊，利用入住福建仙游縣一處溫泉度假酒店時，由丈夫安裝針孔設備，偷拍下2人嘿咻雙修的過程，再向釋照傑威脅要在網路爆料，要他拿出320萬元遮醜。
釋照杰不滿遭仙人跳，且擔心給錢後還是會繼續敲被詐，於是報警處理，當地檢警已逮捕涉案夫婦提起公訴。
事件曝光後，釋照杰被撤銷四川省政協宗教界委員資格。日前中國佛教協會網站也公告對釋照杰的「戒牒」予以註銷，因「戒牒」等同佛門身分證，釋照杰等於是被佛們除名。
古寺住持與女主播雙修　綠帽夫勒索1400萬遮醜！他慘遭佛門除名 | 兩岸(大陸) | 三立新聞網 SETN.COM https://bit.ly/3wC2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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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像寺位於川西平原邊緣蒲江縣城南11公里石像湖境內。相傳三國時，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因據守城廓不降，被張飛設計生擒，爾後，隨蜀相孔明南徵歸來，棄官歸隱於此，感嘆此為“仙佛之地，乾坤之大觀”，遂令工匠依其在徵戰雲南時常見的獅、象之形雕鑿石獅、石像以壯大觀。後人仰慕其功德，建石像寺位於成都會蒲江縣石像湖風景區內。
雙龍抱柱的嚴顏殿前之空壩上有一記事石碑，乃清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所立，係當地生員陳瑛撰寫，一姓陳的石工捐刊，迄今剛好150年。空壩中塑有青獅白象各一頭，其體形之巨大，實屬少見。皓發戎裝的嚴顏塑像後面，還有一座觀音堂。豈料這裡竟是香火鼎盛之處，原來這天（農曆六月十九）說是觀音大士的生日，難怪居士婆婆們一瓣心香而頂禮膜拜。據稱，僅一個上午，登舟而來的香客不下五百之眾。而湖附近另有一山，此山如綴在水中的一顆明珠，它右邊如大臥龍山下的青龍搖尾而來，左邊似小臥龍山下的黃龍騰空而出，謂之“二龍戲珠” 。這正是：山中古剎留漢將，水上迷宮醉遊人。
石像寺_百度百科 https://bit.ly/3SYtH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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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象寺方丈與女主播偷情遭仙人跳 「戒牒」被註銷衝上熱搜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石象寺住持釋照杰傳出遭仙人跳後，被撤銷其四川省政協委員資格，「戒牒」也被註銷。（擷自微博）
石象寺方丈與女主播偷情遭仙人跳 「戒牒」被註銷衝上熱搜 - 國際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4bR0Jg6
2024/02/26 17:10
〔編譯陳成良／綜合報導〕中國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石象寺住持釋照杰傳出與女主播偷情遭仙人跳後，上月被撤銷四川省政協委員資格，如今又被註銷「戒牒」，此消息備受關注，25日在中國網路上衝上熱搜。
綜合中媒25日報導，戒牒由中國佛教協會頒發，是教職員的受戒證明。2023年12月25日，中國佛教協會網站發布「關於註銷釋照杰佛教教職員戒牒的公告」，指出根據有關規定，該會對釋照杰（俗名：張彬）的戒牒予以註銷，其戒牒編號為20031307。
此前，中國四川省政協13屆常委會第五次會議1月19日召開，會議期間決定撤銷釋照杰四川省第13屆政協委員會委員資格，原因是其涉嫌違紀違法、行為不端等原因。先前有媒體披露，身為四川佛教副會長的釋照杰因與一名女主播「偷情」，淫行遭偷拍還被敲詐人民幣330萬元（約新台幣1456萬元）。
對於釋照杰因偷情女主播而被撤政協委員資格一事，不少網友嘲諷說，「黨領導的花和尚令佛門渾濁不堪」、「共產黨樹立的假和尚擾亂世間」、「接下去寺廟也得建黨支部了，因為和尚和黨員沒區別了。」
公開資料顯示，釋照杰此前身兼四川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成都蒲江縣佛教協會會長等職。2022年12月20日，四川省政協12屆常委會第20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政協四川省第13屆委員會委員名單，其中，釋照杰為宗教界委員。2023年11月7日，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一位工作人員向《澎湃新聞》證實，石象寺住持釋照杰已卸任四川省宗教協會副會長職務。不過，他們說不確定釋照杰是甚麼時候卸任的。石象寺方丈與女主播偷情遭仙人跳 「戒牒」被註銷衝上熱搜 - 國際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4bR0J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