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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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敬（1856年3月15日－1921年11月4日），號一山，出生於岩手郡本宮村（即現在岩手縣盛岡市），日本已故政治家、第19任日本首相，歷任遞相、內相、內閣總理大臣。打破薩長藩閥政治，成功組織日本第一次的政黨內閣，但是在任內遇刺身亡。
1896年日本外務省次官原敬致臺灣民政局長水野遵照會
原敬是記者出身，曾經擔任過外交官。之後成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的社長。他亦是日本政黨立憲政友會（政友會）的創會會員，並在政友會執政期間歷任遞相、內相，及成為政友會的總裁。1918年（大正7年）米騷亂之後，原來的寺內內閣為事件負責而集體總辭，於是原敬接任。由於一直推辭加封爵位，因此被譽為「平民宰相」。
1921年11月4日，原敬正按原訂計畫前往關西出席政友會活動時，在東京站丸之內南口大堂被曾任職大塚站員的右翼青年中岡艮一襲擊身亡，終年65歲。逝世後獲追授大勳位菊花大綬章，葬於故鄉盛岡市的大慈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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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延長主義
日治中期的殖民統治政策。與前期強調差異的特殊統治主義不同，乃指在殖民地採行同化政策、實施與內地相同的制度，從而促成帝國的統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殖民地獨立風潮、以及1919年（大正8年）朝鮮三一獨立運動，使得日本體認到殖民地統治政策改革的必要性，這個殖民統治政策轉向的主要推手為1918年起擔任首相的原敬，以及其在次年所任命的首任文官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原敬主張「制度先行」的漸進式內地延長主義，田健治郎也認為，統治臺灣「其要在漸次教化臺灣人，廢除社會的差別待遇，遂為純乎日本人，結局可及政治的平等待遇之事」。漸進式「制度先行」的內地延長主義藉由逐漸在臺灣實施與內地相同的制度，消除殖民地與內地的差異、提升殖民地人民的水準程度，最終則讓殖民地人民享有和內地人相同的政治待遇。
「制度先行」的內地延長主義，也可以說是內地法律延長主義。於1921年公布、次年起實施的「法三號」，強調在臺灣應以延長實施內地法為原則，殖民地特別法為例外，雖仍保留臺灣總督的委任立法權，但予以嚴格的限制，並且創設了「特例敕令」的制度，可彈性調整內地法律以便實施於臺灣。中央政府即於1922年發布幾個重要的敕令，指定幾項重要法律包括內地民商法、訴訟法、行政法，於次年起實施於臺灣。不過，尊重臺灣舊慣的法律政策也得到部分臺灣人與日本人的支持，1920年代初期便曾經有過一場重要的民商法施行論爭，論辯是否應將內地民商法實施於臺灣、如欲實施則應有何限制或調整。最後的決定是，將內地的民商法從1923年起實施於臺灣，但僅有關臺灣人的身分事項則被排除在外，原則上仍適用臺灣的習慣。1935年（昭和10年）起，為了進一步推動內地延長主義、且回應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訴求，在臺灣實施初步的地方自治，並舉行有限制的地方選舉。

1921年關於臺灣總督田健治郎與內地延長主義之報導
內地延長主義（日語：ないちえんちょうしゅぎ）為台灣日治時期，大日本帝國在台灣所施行的的一種統治政策。該政策主張將包括台灣在內的殖民地以「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視為內地的延伸，直接適用本國法律，將之做為本國領土來統治[1]」此一方針做為基本政策。
「六三法」實行時期的台灣
1896年3月30日所公布的「六三法」（日語：「臺灣ニ施行スヘキ法令ニ關スル法律」明治29年法律第63号），授予台灣總督發布具有法律的效力之命令的特權[2]，於是台灣總督擁有了本該由帝國議會才有的「立法權」，以及做為台灣最高行政長官本就有的「行政權」。同時台灣總督府根據「六三法」所發布的「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中規定，台灣總督擁有「法院」的管理權及人事權。如此一來，台灣總督在台灣等於同時握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六三法」為台灣總督在台灣的「特別統治」提供了法律基礎[2]。
「民族自決」的潮流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於1918年1月8日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3]，其中的第五條「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裡提出了「民族自決」此一概念，而在一戰後多數殖民地獲得獨立，更進一步推動民族自決、民主主義的潮流，連日本也不例外。
原敬與「內地延長主義」
原敬在甲午戰爭後以外務次官的資格擔任台灣事務局委員，參與台灣統治制度的規劃[1]，自此便主張「台灣應實施與內地相同的制度、方針，做為統治台灣的基本政策，但應以漸進的方式逐步實行[4]」這樣的論點。原敬擔任首相的時期，正好是國際上風行民族自決的潮流，而國內「大正民主」的蓬勃發展，又恰好任內發生朝鮮三一運動，軍方聲勢受挫的時期。
因此在1918年8月，在朝鮮三一運動後對台灣總督府、朝鮮總督府進行官制上的改革，去除了總督必須由武官擔任此一限制[1][5]。第一位由文官出身的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於1919年10月29日上任[1]。
台灣總督田健治郎與「內地延長主義」
田健治郎總督為反制民族自決的潮流，實行「內地延長主義」，同時提出了漸進的具體方針，如「日台融合」、「一視同仁」[1]。基於這些方針，台灣總督府於1920年開始進行地方制度的改革，創設州、市、街、莊等地方官選議會。1921年2月設置台灣總督府評議會。1922年1月，取代「三一法」（日語：「台湾ニ施行スヘキ法令ニ関スル法律」明治40年第31号法律）的「法三號」（日語：「台湾ニ施行スヘキ法令ニ関スル法律」大正10年法第3号）開始實施。1923年，開始在台灣實施「治安警察法」。除此之外，還公布了台灣人官吏特別任用令、廢除台灣人入學限制與日本人共同上學（日台共學制度）、認可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婚姻（日台共婚法）[1]。
內地延長主義對台灣的影響
內地延長主義是台灣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地時所推行的政策，造成最重要的影響是讓台灣人追求和日本處在相同的憲法體制下，將台灣納入日本的法治體系。從1914年開始，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如林獻堂、蔡培火、林呈祿、蔡式穀、鄭松筠等人，為享有憲法中明定如代議制、基本保障等權利，而開始進行「六三法撤廢運動[6]」，反對「特別立法統治」。
然而這無異於變相承認了由「同化政策」延伸而來的「內地延長主義」，否定台灣的特殊性，乃至於台灣獨特的歴史、文化、思想、傳統。因此參與「六三法撤廢運動」的台灣留學生，如林呈祿等人，開始由原先的單純主張撤去「六三法」，轉變為要求憲政與民權，同時保持台灣的特殊性、變更「六三法」的內容及台灣自治[7]。林呈祿等人的要求，在1921年正式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名開始運作。
同化政策與內地延長主義
同化政策是殖民主義中關於殖民地統治方針的一種理論，該理論相信精神、文化甚至人種可互相同化[8]。內地延長主義則為漸進的同化政策，該主義在於先讓法規、制度上與殖民母國達到一致，以進一步達到精神及文化方面的同化[8]。
在近代歷史中，俄羅斯帝國統治的西伯利亞、波羅的海國家、烏克蘭、中亞、波蘭、高加索、東普魯士、卡累利阿、外東北；大日本帝國對阿伊努人、鄂羅克人、尼夫赫人少數民族，及統治北海道、琉球、朝鮮與台灣後展開的皇民化運動，這些都為同化政策的最明顯例子。
藉由同化政策衍生的內地延長主義，則是將北海道、琉球、朝鮮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套用本國法規與制度，最終目的則與同化政策相同，在於「使殖民地眾完全成為日本之臣民，效忠日本政府，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9]」。

日治第二時期同化（內地延長主義）(1915年5月1日－1936年9月1日）日治第二時期同化（內地延長主義）(1915年5月1日－1936年9月1日） - 臺灣民主國部落格 - udn部落格 - https://goo.gl/yFGn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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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治台的第二時期，自西來庵事件（又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發生於今臺南市境內）發生的1915年開始（漢人最後一次的武力抗爭），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為止。就在此一時期，國際局勢有了相當程度的變化。1914年到1918年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根本動搖了西方列強對殖民地的統治權威。歷經這場戰爭，十九世紀興盛的民族主義，一般只適用於規模較大的國家民族，一次世界大戰後被改造成弱小民族也能適用。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與自由思想風靡一時，民族自決主義更瀰漫全世界。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倡議民族自決原則及稍後列寧所鼓吹的「殖民地革命論」，於相互競爭中傳遍了各殖民地。為了緩和殖民地的抗爭，已經逐漸弱化了的宗主國家開始對殖民地人民做出讓步，允諾更大的殖民地自治權或者更開明的制度。
1910年代中期，日本本國的政治生態也有了改變。在此一時期，日本國內正處於由藩閥政府與官僚政治轉換到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的所謂大正民主時期。1919年田健治郎被派任為台灣的首任文官總督，他在赴任前，與日本首相原敬談妥，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並於同年10月正式向府內官員發表。他表示，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之後廿年，總督府歷任總督延續此政策。在具體措施上實施地方自治、創設總督府評議會、公佈日台共學制度及共婚法、撤廢笞刑、獎勵日語等，對於促進同化進程頗有作為，也改變了過去後藤新平的「以無方針為方針」，「只管鐵路、預防針與自來水」的內政方向與統治政策，故此時期可稱之為與始政時期施政方式完全南轅北轍的同化政策時期。
第6任臺灣總督安東貞美(任期1915年5月1日－1918年6月6日),任內發生西來庵事件（1915年6月6日），是台灣人武力抗日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一次，也是漢人大規模武裝抗日的結束，也象徵新的合法政治運動展開。成立「台灣勸業共進會」，開始開發太平山、八仙山，及宜蘭線、屏東線鐵路的開工。曾編修《台灣列紳傳》。
第7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任期1918年6月6日－1919年10月24日),，唯一於任內逝世及葬於台灣的總督。任內創立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將日本時代台灣最大規模的電力建設——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定案。同時，特別重視警察事務，改善警察的待遇並巡視地方6次，10個月內巡視全島各地，是歷任總督中罕見的紀錄。大興職業教育，並廣設各級職業學校。鋪設海線縱貫鐵路。就任的翌年1919年因公務在回日本本土的輪船旅程中生病，後病逝於故鄉福岡，是唯一一位在任期中死亡的總督。死後遵照其遺言「如果吾身有任何萬一之事，定要葬於台灣」，遺體專程由福岡運來台灣，並葬於台北三板橋墓地（今林森公園），是唯一埋骨於台灣的總督，法名少林院殿柏蔭自得大居士。1999年改遷葬於台北三芝福音山基督教墓地。2006年東映製作之超級戰隊系列年度作品轟轟戰隊BOUKENGER的隊長冒險紅，其姓名延伸自明石元二郎。
明石元二郎墓舊址（台北市森林公園)
 已廢宜蘭線三瓜子隧道口匾額上至誠動天地為明石題字
文官時代
第8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任期1919年10月29日－1923年9月1日),田健治郎任內的治台方針為內地延長主義，即是同化政策。標榜「內台融合」、「一視同仁」、「同化政策」，欲讓台灣人如日本人一般效忠天皇。1923年9月辭總督職，任內完成許多重大改革，如改革地方制度為五州二廳、以「法三號」取代「三一法」為統治之根本大法，並設府評議會討論律令施行之相關問題。改革地方行政為州市街庄制，並設協議會以備諮詢。廢止笞刑、廢止小學教師帶劍、通過日台共學制度、台日通婚制、任用八田與一工程師修建嘉南大圳、促成東宮行啟（時為皇太子的昭和天皇來臺）之巡禮儀式等。1926年任樞密顧問官。鍾淑敏著有《田健治郎傳》,關於田健治郎1905年－1930年以漢文書寫的日記，2000年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業已出版上冊。
1920年官報中公布的新帽章，改原先的旭日章為台字章
1921年關於田健治郎與內地延長主義之報導
騎兵隊於臺灣總督府前迎接於1923年4月到訪的攝政皇太子裕仁
第9任臺灣總督內田嘉吉(任期1923年9月6日－1924年9月1日),1910年8月自拓殖局第一部長調職台灣，22日起任民政長官兼臨時糖務局長、土木部長、鐵道部長，1915年10月20日，由於與安東貞美總督理念不合而離職。返日後任遞信次官，1918年敕選為貴族院議員，民政長官任內正是總督府以武力鎮壓台灣人最甚的期間，又發生噍吧哖等事件，臺灣人受株連者頗多。1923年派任第9任總督，當時山本首相原推舉山梨半造為台灣總督，然而田健治郎以熟悉台灣事務為由大力推薦內田嘉吉，山田首相才放棄原先想法。其任內發生壓迫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檢舉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員，引起治警事件。逮捕台灣智識份子，就任未滿一年，因民政黨內閣成立，山本權兵衛內閣垮台而撤職。內田嘉吉是唯一擔任過民政長官與台灣總督的官僚。台灣文學家陳虛谷先生於《應社詩薈》〈內田總督撤職有感〉有詩評之云：「來是堂堂去杳然，此時心事亦堪憐，也應舟出基隆港，感慨榮枯易變遷。」；「思想絲毫不變更，依然壓迫再橫行，可憐汝亦痴愚甚，贏得千秋唾罵名。」大正時期，安東、明石兩任總督是台灣南進政策最積極的推動者，輔佐南進政策的民政長官即是內田嘉吉與下村宏。1915年內田嘉吉與田健治郎創立南洋協會，任副會長一職。著作有關台灣南進政策的〈國民南洋發展策〉，積極展開南進活動。於出國考察期間，大量搜購稀有圖書。其後人將多達16000餘冊圖書捐贈給今之千代田圖書館，設有《內田嘉吉文庫稀覯書集覽》。紀念集有其子內田誠之《父》。
第10任臺灣總督伊澤多喜男(任期1924年9月1日－1926年7月1日),伊澤多喜男婉拒入閣之請而要求台灣總督之職。1924年9月1日起任臺灣第10任總督，喊出「台灣統治之對象非十五萬之（日本）內地人，而為三百數十萬之本島住民」，讓台灣之菁英與智識份子頗為期待。任內大事：1924年台灣青果株式會社成立，推展香蕉的外銷；1925年10月，林本源製糖會社因甘蔗收購價格苛刻而與蔗農（李應章醫師成立之二林蔗農組合）衝突，引發二林事件；1926年6月28日簡吉、趙港在鳳山成立全島農民組合；東部鐵路全線開通；為「蓬萊米」命名。任內在回東京養病時，被推舉為東京都知事，1926年7月1日去總督乙職，從此長居日本而未再回台灣。
第11任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任期1926年7月16日－1928年6月1日),1926年7月16日任台灣總督，任內大事：1927年蔣渭水等在台中組織台灣民眾黨，在大稻埕組台灣工友總聯盟，總督府採分化、懷柔、彈壓與褫奪利權等手段進行分裂原台灣文化協會之組織。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設立。對原住民以高砂族取代蕃族之稱，並積極調查研究；由於台灣銀行對鈴木商店等之不良借貸而引發日本金融恐慌危機，其力防本島更受波及，避免台灣銀行倒閉（此即為台灣銀行事件）。1928年4月15日謝雪紅、林木順在上海法租界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即台灣共產黨）。1928年6月因朝鮮青年趙明河行刺訪台的久邇宮邦彥王之台中不敬事件而引咎辭職。有《任臺灣總督書感》一詩，署名蔗庵 上山滿之進，原載於1926年8月21日《台灣日日新報》「遽拜恩綸荷顯榮，樓船破浪向南瀛。摩天阿里山容秀，扼海澎湖島影橫。已以微躬膺重寄，只當一念竭精誠。糟糠內子今無在，欲整衣冠暗淚生。」有些台灣文人以詩和之，台灣文學家陳虛谷發表《為台灣詩壇一哭》詩諷刺，引發一場論戰。同年8月27日，《台灣日日新報》的《無腔笛》欄刊登抨擊文章，陳虛谷以《駁北報的無腔笛》回之。
第12任臺灣總督川村竹治(任期1928年6月15日－1929年7月1日),1909年10月由台灣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從內務大臣官房台灣課課長陸續拔擢至台灣總督府內務局長（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時代）。1910年3月擔任總督府參事官與司獄官練習所所長，9月因阿里山森林官營事業瀆職一事與大島久滿次同時去職。之後於1928年6月15日為第12任臺灣總督。任內大事：桃園大圳開工；宜蘭大濁水溪治水工事動工；日月潭電力事業再建資金籌款雖順，但受總督交接影響而停工；設置高等警察，以取締過激思想，1928年12月4日台灣革命青年團林文騰等11人以違反治安維持法被判刑；恢復台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其後完成《臺灣史料稿本》等重要資料；1929年7月間由於立憲民政黨濱口雄幸內閣成立而被迫卸任。1932年（昭和7年）任2個月的犬養內閣的司法大臣，之後脫離政治圈。五一五事件後依願免官。
第13任臺灣總督石塚英藏(任期1929年7月30日－1931年1月16日),1898年3月，以總督府參事官身份隨總督兒玉源太郎抵台入總督府。1905年，因專任關東州民政署民政長官卸任，為台灣日治時期唯一的參事官長職，被視為總督兒玉源太郎為牽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而刻意安排，兒玉曾公開說：「後藤管民政、石塚管法制、我管軍政。」可見其受兒玉重用之程度。
關東州民政署民政長官去職後，歷任朝鮮統督府參與官、朝鮮總督府取調局長官、農商工部長官等，1916年去職後轉任東洋拓殖會社總裁，同年被敕選為貴族院議員。在政界中被視為「非政友會系」，1927年總選舉時擔任選舉監視委員，1929年7月，被濱口雄幸內閣任命為台灣總督。台灣總督就任有史以來，首次徒步登上大日本帝國第一高峰新高山（即現今台灣之玉山）峰頂。西元1930年敬獻「神恩浩蕩」匾額 送與北港朝天宮。8月17日林獻堂組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0月27日，發生震驚日本的霧社事件，動員台中、台南、台北.花蓮等駐屯兵力800餘人，歷經50餘天。為了停止此一事件，總督府以違反日內瓦公約的殘酷血腥手段鎮壓，例如釋放含毒瓦斯等。後也因霧社事件之責任追究問題，引致日本國會各黨撻伐，遭內閣於1931年1月令其與總務長官人見次郎一同解職。
第14任臺灣總督太田政弘(任期1931年1月16日－1932年3月1日),1931年1月16日任第14任台灣總督。任內大事：霧社事件後，新立蕃地管理制度，諭示官員要以「德與愛」來治理，但因強行將原住民遷移至川中島(清流部落)而引發第二次的衝突，同時亦著手發展山地交通，改善原住民生活環境；總督府總務長官計三次更迭，分別為高橋守雄、木下信、平塚廣義等，頻繁變動人事；1931年2月18日台灣民眾黨第四屆代表大會被警察下令禁止結社活動；決定台北市區都市計畫；設置台北廣播電台。1932年3月因犬養毅(孫文革命友人)內閣成立而去職，去職後任民政黨總務。
1931年，臺灣總督太田政弘於視察高雄途中所搭輕便小火車脫軌，隨行人員正合力要將後方座車架回軌道。
第15任臺灣總督南弘(任期1932年3月2日－1932年5月26日),漢字名字最短的總督，也是任期最短的總督，來台就任不到三個月，就因內閣改組而辭職。1932年3月2日在政友會系的犬養毅內閣支持下，出任第15任台灣總督，5月26日，因齋藤實內閣成立，自動辭職而轉任遞信大臣。任內大事：原計畫大力開發台灣本島資源、擴展貿易，但因旋奉召回國，政策措施僅有糧業試驗所而已。
第16任臺灣總督中川健藏(任期1932年5月27日－1936年9月1日),1932年5月27日－1936年9月1日任第16任臺灣總督，為台灣最後一任的文官總督。任內大事：改革總督府官制，於總督官房重設外事課，以掌管南支、南洋之事宜；1934年3月實行內台共婚法；將原住民移居於特定區；日月潭發電廠竣工；1935年10月舉辦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召開熱帶產業調查會；設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建設台北機場（松山機場）；辜顯榮被敕選為日本貴族院議員；新竹-台中州大地震，為台灣有史以來傷亡最慘重的地震；1935年11月實施地方（市、街、庄）議員選舉，為台灣史上第一次的自治體選舉，也因此迫使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止。
*日治第三時期皇民化政策時期（1937年－1945年）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初，由於當時日本欠缺經營殖民地之經驗，因此關於治台方針，朝野意見不一。事實上，日本統治台灣之初就存在著殖民地統治策略的兩條路線之爭。第一條路線就是後藤新平所代表的特別統治主義。後藤新平認為從生物學的觀點，同化殖民地人民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因此主張效法英國殖民統治方式，將台灣等新附領土視為真正的殖民地，必須以獨立、特殊方式統治。後藤認為應當要先對台灣的舊有風俗進行調查，再針對問題提出因應政策。這個原則被稱為「生物學原則」，同時也確立了以漸進同化為主的統治方針。 
相對於特別統治主義的殖民地路線，則是由原敬所代表的內地延長主義。受到法國殖民思想影響的原敬，相信人種文化與地域相近的台灣和朝鮮是有可能同化於日本的，因此主張將新附領土視為「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仍為內地之一部」，直接適用本國法律。 
台灣總督府參考西洋各國的殖民地統治經驗，並衡量台灣之實情後，認為若採「同化主義」將日本憲法強施於台灣，非但均將徒然釀成各地的紛擾，且恐難以獲致成效。況且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剛接收台灣的日本殖民政府，一直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引進西方制度統治台灣。前三任總督都採高壓方式治理台灣，招致台灣人民的反抗，各地的武裝抗日事件瀕傳，這時候的台灣人根本不服日本人統治，所以儘管日本是以同化作為台灣統治的最終標的，仍決定暫採「放任主義」政策，一面進行特別立法，一面尊重台人固有的風俗習慣。 
1898年，兒玉源太郎出任第四任台灣總督後，以習醫出身的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從此採取軟硬兼施的特別統治主義治理台灣。在此一審慎、務實的政策下，總督府徹底壓制了武裝抗日運動，有效地籠絡利用台人社會精英，將之納入殖民基層行政和治安體制中，成為殖民施政的輔助工具；進行土地調查、整理大租權、改革田賦制度、創設台灣銀行、改革金融制度，從而完成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事」，基層行政機關除首長外，盡可能任用有才識資望的台人，以疏通上下之情，總督府才有效地統治台灣。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自由思想與民族自決思潮瀰漫全球各地，影響所及，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宰割的國家或殖民地，紛紛掀起民族復興或獨立運動，例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新土耳其的建國、朝鮮的三一運動、印度的獨立運動等均是。同一期間，日本國內亦掀起蓬勃的勞工運動及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運動。不少日本開明的學者及政治家頗為同情台人的遭遇，時常發表議論，批評總督府向來種種不當之施政，甚而鼓勵或支持台人之文化及民族運動。 
受到上述諸因素的衝擊和威脅，迫使日本不得不改變台灣的統治方針，以強化其對殖民地之控制。1919年，在世界各殖民地民族運動狂飆下，朝鮮三一運動的震撼和衝擊，更迫使日本不得不改革殖民地的統治政策和體制。原敬內閣首先改革殖民地官制，取消以武官專任總督的規定，並解除總督的軍事權，開始為殖民地的「文官統治」鋪路。接著，提出「漸進的內地延長主義」，作為殖民統治的基調。故此時期可稱之為與始政時期施政方式完全南轅北轍的同化政策時期。

如何以歷史學與社會學觀看日本帝國的文化統合？「戰前日本的殖民地文化統合政策」講座側記
2017-04-04|分類：全部文章, 評書|作者：阿綸
時間：2017 年國際書展 2 月 12 日 17：00~18：00 地點：世貿一館 與談者：許佩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教授兼任所長）、蘇碩斌（國立臺灣大學臺文所教授）
蘇碩斌：
早於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有一名言：「下層結構決定了上層結構」，這句話的意思是經濟生產的下層結構決定了思考事情的上層結構，亦即人的經濟生產方式決定了人的思考。然而，這樣的結論並不能滿足許多理論家，以致後來許多思想家試圖指出文化其實有可以與經濟和政治相抗衡的力量，那麼文化在代表政治的國家以及代表人民思想或經濟的社會之間或之外，具有甚麼樣的地位？而文化結構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又是甚麼？關於這方面，我以 60 年代美國結構功能學派代表者 Robert Merton 的研究來說明。
Robert Merton 提出社會整合和文化整合兩種概念。所謂社會整合就是將社會上不一樣的人群融合在一起，使其思考一樣的事情。那麼，何謂一樣的事情？亦即社會有一個穩固的階級結構，有高高在上的統治階級、位於中等的中產階級，以及底下的勞動階級。在文化上，統治者會給一個訓示讓大家思考這樣的事：「如果你努力，你就可以不斷地往上爬」，因此「努力就會成功」成為一種文化整合的思維方式。然事實是否如此？社會整合和文化整合是否一致？淺白地說，若每個人都非常努力，每個人都會成功嗎？這是不可能的事，若此，這個社會就會崩潰。
據此我們必須知道，這個社會其實是用兩套手法在運作。這本《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即是在說明國家統合和文化統合是兩回事，之所以如此，是為了在佔領之後，可以同時取到你的人，也贏得你的心。
就此看來，國家好像透過精密的計算在思考統治的每一步，然實際上，也非如此。事實上，這本書告訴我們日本不僅採取隨機應變的方式，甚至連如何統合人民的思想這樣的問題，帝國內部也未有一致的想法。這種不一致的想法，並非單純你我之間的衝突，而是結構性的衝突。由於雙方基礎不同，若硬是以教育等方式解決這樣的衝突，結果將只是一場悲劇。在英國統治印度的歷史上，英國完全採取隔離的統治手段，使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互不干擾，相反地，日本卻想方設法要融合各種人群，結果卻使帝國崩壞。
其次，我要談民族主義的問題。駒込武老師運用的是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概念，此概念源自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這本書告訴我們，並非先有民族情懷，再想辦法成立一個國家，反之，是建立一個國家後，再想辦法統合統治區域內的人民，而這就是 Benedict Anderson 所謂「第三波的民族主義與革命」亦即「官方民族主義」。
歐美民族主義是配合當時人民的需求而出現，例如當時由於已有形成共同方言圈，促使國家開始劃定疆界，那麼日本呢？日本雖然也延續這波民族主義，但由於快速擴張，導致一民族一國家的想像開始面臨挑戰，進而衍伸出比西方還多的問題，例如本書提到的「防堵」與「回流」，亦即人民接受日本灌輸的「成為日本人」概念後，最後卻得知日本人並未意圖使其「成為日本人」，這不過是統治的一種手段。這反應出統合的兩個層次，一是同化與歧視，一是統合與差異，而這也是本書論述的兩條主軸。
總之，日本致力於成為一個優秀的殖民母國，然其設計卻無法適用於快速取得的殖民地，使得想要成為日本人的人最終認知到他們無法成為日本人，以致日本最後崩潰了自己的統治基礎。就概念上而言，該書最大的貢獻在於，過去以一貫的態度將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合併討論，甚至指出政治的鬥爭具有決定性的力量，相反地，該書著重於文化層面，尤其與人民之間的互動形成一股很強的力量，甚至反過來攻擊政治導致帝國崩潰。
許佩賢：
首先詢問各位三個問題，接著再提供解答以引領各位進入這本書。
第一：日本統治臺灣和朝鮮是採取同化政策嗎？
1919 年 3 月 1 日朝鮮爆發「三一運動」，當時的朝鮮總督長谷川好道向首相原敬報告：「朝鮮要獨立，怎麼辦？」原敬回答：「應該採取同化政策」長谷川回應：「自統治朝鮮以來，就已經採取同化政策」。此處呈現出一個問題，原敬和長谷川的同化概念是一樣的嗎？同化至少有兩種，一是法制上的同化，另一是文化上的同化。原敬的同化是指透過一樣的法律制度和一樣的教育制度，可以使被殖民者成為日本人；然而，長谷川的同化是指，被殖民者可以與殖民者信奉一樣的神明，享有一樣的文化，但是否要給予相同的教育機會，則另當別論。
實際上，原敬和長谷川的例子只是眾多同化概念中的兩種看法，當時每個人在不同的脈絡下，在不同的時間點，對於同化的概念都有不同的解讀，因此不能簡單地說日本採取同化政策。這本書就是在說明談論同化政策之前，應該先問清楚是誰的同化？同化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分析的概念。
第二：在場的各位看見伊勢神宮會感動到流淚嗎？
在臺灣教育史上有一重要的官僚：隈本繁吉，其從 1911 年擔任台灣學務部長，有九年之久。在此之前，他在朝鮮擔任學務官僚（1908-1911），因此具有殖民地教育的經驗。在其留下的史料中，有一「教化意見書」，內容載有如何教育和教化朝鮮人。
這則意見書有一重要的論題：朝鮮人可否被同化？在意見書中，其認為由於日本有幾千年歷史，乃天照大神的子孫，與朝鮮的先祖和歷史均不相同，因此不可能被同化。其次，使朝鮮人於底層為日本人服務即可，是以亦無須將其同化成日本人。意見書最後提到，日本人參拜伊勢神宮會淚流滿面，但朝鮮人絕無可能。由於該文件為秘件，因此某種程度反應了殖民地官僚真實的想法，亦即殖民地的教育官僚認為不可能也無須使被殖民者同化。
第三：日本人相信透過教育可以達到文化統合，這對嗎？
1888 年日本發布憲法後，當 1895 年領有臺灣時，統治者便會思考要將台灣當成日本的一部分，或當成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該問題有兩個層次，一是用甚麼標準決定內、外？二是決定後有沒有改變的可能性？當時乃木希典等人認為應以大日本帝國憲法發布的時間為基準，發布之前的領土就是日本的領土，領土上的人民當然為祖宗的忠良臣民，發布之後則情況相反。
對此說法，梅謙次郎表示反對，他認為祖宗的忠良臣民也有可能是未來的忠良臣民，因此臺灣、朝鮮乃至後來新取得的領土都應屬於帝國內部。然最後日本採取殖民地主義，但同時又配合採取「漸進主義」，以說服臺灣人若日後程度與日本人相同，即可將其納入帝國之一員。
不僅政治上有不同主張，教育也有不同主張，其一是同於「內地延長主義」之概念，可以伊澤修二為代表，相信透過教育可以使臺灣人成為日本人。另一是同於「殖民地主義」之概念，可以持第六三郎為代表。最後採取了殖民地主義的教育政策，這大概是 1910 年前後的教育方向。隈本繁吉來台後，初期也贊成這樣的教育政策，認為無須鼓勵。當時教育政策主要有三個重點：標榜文明、借用儒教傳統從事教育、遵從天皇，在此背景下，公學校的教育宗旨是培養生產上不辭辛勞認真服從的人。
只不過事情發展出乎隈本繁吉的預料之外，1919 年不僅發布臺灣教育令，公學校恢復六年制，同時也有限度地開放臺灣人的中等教育，不過他在文書中卻留下「平生素志得酬」，與剛來臺灣時的教育態度完全相反，在 1911 年到 1919 年之間發生甚麼事，使其態度有 180 度的轉變？
第一，辛亥革命使臺灣人心浮動。第二，日本統治已有十多年，臺灣人意識到為何沒有中學可以念？而必須到教會學校或到日本念？臺灣人開始捐款想辦中學。第三，臺灣社會逐漸近代化後，日本人開始思考以前可說日本統治帶來文明，但當臺灣人生活水準逐漸提升時，如何使臺灣人知道繼續被統治的好處？於是意圖從教育敕語著手進行文化統合，始有是否要另外頒布臺灣版教育敕語的討論，此時臺灣亦有人提出建議，認為以前臺灣人有念「聖諭廣訓」，或許亦可頒布天皇的聖訓，總之，無論日本人或臺灣人都在思考如何說服臺灣人繼續接受日本人的統治。
於是，從 1913 年起臺灣總督府內部討論是否要在臺灣設置屬於臺灣人的中學，此時佐久間左馬太正推動十年理蕃事業需要臺灣人的協助，於是林獻堂以捐錢出力的條件要求總督設立臺灣人的中學校，遂有台中中學校的出現。其次，為進行統合，臺灣總督府製造出吳鳳傳說，使臺灣人相信北白川宮犧牲自己為漢人帶來文明。
在這段人心浮動的期間，日本人開始摸索出各種可以統合臺灣人的方式。1915 年設置臺灣教育調查會，開始思考臺灣教育令之頒布事宜。最重要的是，從此也可以得知一件事，內地延長主義並非原敬上台後才開始實施，而是早在這段期間已經因應臺灣情況調整統治政策。
蘇碩斌：
不同於原來以吟詩學習漢文的方式，臺灣人不僅接受新式教育制度，並學習到一套觀看世界的新方法，甚至發明出一套改造後的日本文化，如同陳培豐老師《想像與界線》中提到的臺灣人發明出像日文又不像日文的殖民地漢文。受到現代教育洗禮之虞，臺灣人也開始構思如何發展主體的自我意識，結果這樣的想法輸出到日本又輸回台灣，這對於台灣總督府而言，無非是一項挑戰。
總之，日本初期表面上將臺灣統合在內，實際上又將其排除在外的統治政策，其隱含之矛盾終於在 1910 年之後，逐漸顯現並爆發出來。這段抗日的歷史並非所謂的因熱愛中華文化而出現，反之是力圖擺脫中國舊文化，而以現代的概念追求平等的人權。駒込武老師這本書試圖傳遞的，就是不要輕易地認為這個世界是清楚明白的，反之是混亂模糊的狀態，而駒込武老師則力圖以清楚明白的方式，有條理地分析這個世界的混亂和曖昧。

原敬(はらたかし，1856年2月9日-1921年11月4日)，號一山，是日本的政治家、第19任日本首相 (1918年9月29日-1921年11月4日)。岩手郡本宮村（即現在岩手縣的盛岡市）出生。歷任遞相、內相、內閣總理大臣。打破薩長藩閥政治，成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組織日本第一次的政黨內閣，但是在任內被暗殺。
日本明治、大正時代資產階級政治家，日本歷史上第一屆正式政黨內閣的“平民宰相”。
早年經歷
原敬幼名健次郎，生於1856年2月9日，是盛岡城外本宮村南部藩士家臣原直記之孫，其父名原直治。健次郎十歲喪父，十二歲入藩校修文所學習三年。1871年，十六歲的健次郎赴東京，在共憤義塾學習英語。廢藩置縣後，他家境貧困，一面給同鄉的前輩江幡梧樓當書僮，一面刻苦讀書，繼而轉入箕作麟祥的家塾，學習法語，並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
求學歷程

1875年，健次郎二十歲時再度前往東京，先在東京三叉學社學習英語、法語，後於1876年考入司法部法律學校，由於學校發生學生搗毀食堂事件，原敬等人作為學生代表上書司法大臣，使得校長難堪，於1879年初，被學校勒令退學。
記者經歷
同年春天，原敬被招聘為《郵便報知新聞》的政治記者，同時還兼任山梨縣《峽中新報》的社論撰稿人，此時他以鷲山樵夫為筆名撰寫了《政體變更論》、《勤王之說》、《露西亞國勢論》等三十七篇論文，論證了國體和政體的區別，還連載了半年《海內周遊日記》。在《郵便報知新聞》上發表的論文，可說是他整個生涯的思想縮圖。
政治主張
1882年1月，他退出“報知新聞社”，4月，加入帝政黨創辦的《大東日報》社，擔任主筆，此時，他極力標榜國家主義，鼓吹主權在君之說。在自由民權運動十分高漲的情況下，他唯恐發生有損帝室的事件，主張要參加自由民權運動的人們要維護天皇的權威。他擁護“憲政”，但又宣稱這“非獨人民之希望，實則聖職之所在。”。宣揚所謂“欲擁護皇室，若不知以自由民權擁護之，其乃誤用自由民權者，焉可擇之哉！”他認為：維新的元勳只不過是擅長革命，但是缺乏建設的智慧，建設應委任懂得制法的才學之士，云云。1883年11月，二十八歲的原敬與中井貞子結婚。婚後無子，五十歲時離婚。
步入政壇
1884年12月，朝鮮漢城“甲申事變”，日本政府派遣外交大臣井上馨為全權特使赴朝談判。原敬以《大東日報》特派員的身份隨行，深得井上馨之賞識，隨及任命他為外務省秘書，使他得以在政界嶄露頭角。從此踏上了從平民到宰相的政治階梯。
外交官員
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原敬被日本政府派往中國任駐天津領事。1885年7月，當蜂須賀任駐法公使時，他被任命為一等秘書，前往巴黎並代理公使獨擋外交重任。駐法期間，原敬與駐奧公使西園寺公望關係甚密，進而結識了陸奧宗光、高橋是清等人。1889年，井上馨任農商大臣時，調原敬歸國任農商部秘書。1890年5月，駐美全權公使陸奧宗光歸國任山縣有朋內閣的農商大臣，原敬任農商部參事官兼秘書。第二屆伊藤博文內閣時，原敬任外務部通商司長，繼而晉升為外務次官，參與策劃統治中國台灣的根本方針。1896年第二屆松方正義內閣組成後，他主動請求調任朝鮮特命全權公使，九個月後，歸國辭職，結束了其前後十五年的官吏生活。
報社主編
1897年9月，受大阪《每日新聞》社的聘請，任該社編輯總務及社長職務。他利用報紙為武器，攻擊憲政黨內閣。1900年6月，接受伊藤博文的邀請，任政友會的干事長，這便成為他以後作為伊藤博文和西園寺公望繼承人的晉身之階。同年12月，第四屆伊藤內閣組成，在東京發生了市會議員瀆職事件之後，原敬接替星亨的郵電大臣職務。翌年6月辭職，11月，在北濱銀行任總經理。
政黨內閣
1918年9月原敬內閣成立，這是日本政治史上劃時代的事件。雖然當時國民的選舉權受納稅額限制，但這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實現了由在國民代表組成的眾議院中擁有席位的政黨領導人組閣，擔任政府最高責任者。原敬領導的政友會是當時眾議院中相對第一大黨，他擔任首相標誌著由多數國民支持的政黨組閣的政黨內閣制實現了，從此出現了所謂政黨內閣。如果僅就政黨內閣來說，在原敬內閣之前1898年成立的大隈重信 ·板垣退助內閣（所謂“隈板內閣”）也是以憲政會為支持基礎的，但由於內部意見分歧而毫無建樹，僅四個月便垮台了。而且大隈重信首相雖為憲政黨黨首，但不是眾院議員，加之他擁有爵位，所以原敬內閣才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政黨內閣。
平民宰相
如果僅從由黨人擔任閣僚這一點上看，1900年10月成立的第四次伊藤內閣也可以稱為政黨內閣。那屆內閣中除陸軍、海軍、外務三位大臣以外的閣員全部是政友會黨員，伊藤是政友會總裁。但伊藤與大隈一樣是擁有爵位的元勳，不像原敬那樣是眾議員。原敬是第一個在眾院擁有議席的首相。名義上首相是由天皇降旨任命的，但作為政府之長的首相能從以國民為基礎的議會中登場亮相，意義重大。日本歷史上延續下來的君臨國民、高高在上的政府第一次被建立在國民基礎之上的政府所代替。原敬成為首相的意義不單純在於實現了政黨內閣，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原敬內閣在內外政策上有系統的政策構想，並按此實施。政黨政治下運營政權的基本特點就在於提出政策主張，爭取獲得國民支持。
從這個觀點出發，原敬積極從官界和財界內發展有才能的人加入政友會，以期提高制定政策能力，使政友會有質的發展。以往的政黨打著自由民權運動的旗號，多為豪言壯語派和演說派，缺乏近代政黨所必需的製定政策能力和經濟運營方面的優秀人材。對於以政黨政治取代藩閥政治為目標的原敬來說，當務之急是培養有國策擔當能力的政黨和人材。原敬內閣提出的“四大政策綱領”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由政友會打出的政策構想。
時代意義
為什麼原敬的政黨內閣能夠取代明治維新以來一直執國政之牛耳的藩閥官僚政權呢？背景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內外民主主義高漲，形成國民要求參與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時代大趨勢。寺內內閣由於米騷動和出兵西伯利亞而遭到批判，走投無路的寺內正毅以身體有病為由辭去首相職務，將繼任首相人選問題全部委託給素有“首相製造者”之稱的山縣有朋。山縣推舉元老之一的西園寺公望為首相，但西園寺稱疾固辭，並說服了山縣，推薦原敬出任首相。原敬立即開始接近事實上掌握著首相任命權的山縣有朋，就當時政局交換意見。山縣雖然支持寺內內閣，但採取就事論事的態度，在很多問題上對第一大黨政友會採取了合作的姿態。原敬堅信藩閥官僚內閣已走到盡頭，政黨內閣取而代之的時代已經到來。從表面上看原敬接近山縣是為討其歡心，實際上原敬是在為移交政權做周密的準備工作。
山縣經過不斷與原敬交換意見，逐漸對他的人品、實力給予很高評價。據《原敬日記》記載，山縣曾對西園寺談稱：“原敬和我沒有什麼不同意見。只不過原敬要爭取政黨中大多數贊同，並要改良政黨，我反對他這種作法。分歧僅此一點而已。”山縣認識到在藩閥官僚勢力中沒有能順應時代的人物，最終接受了西園寺的意見，同意由原敬擔任首相。當時的時局令山縣擔心，國內米騷動和要求實現普選制的民眾運動以及民主主義思潮高漲。國際上則面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局勢發生激烈變化，美國開始抬頭，俄國爆發革命，中國的民族主義高漲。冷徹的山縣不得不認識到藩閥官僚政治家已無法擔當應對時代的重任。
世界潮流
拉開政黨政治大幕的原敬是大正民主主義的象徵，也是一位現實主義政治家和漸進主義者，既心懷民主主義又是一個保守的人。原敬在日記中曾這樣寫道：“實際上將來民主主義發展是件可怕的事情，對此我與官僚勢力有相同的擔憂。所不同之處在於官僚勢力想阻斷這種潮流，而我是想不讓這種潮流發展過快，進行疏導，使之不致引起大亂。”面對民主主義潮流希望避免急進化，而以漸進方式進行，這就是保守政治家原敬的政治立場。同是現實主義政治家的山縣有朋對原敬這種主張也表示了肯定態度。一位與原敬關係密切的記者曾對就任首相後的原敬說：“山縣的眼光還是挺敏銳的。”原敬回答說：“ 米騷動時我們的黨還年輕，煽動事態嚴重化。官僚內閣毫無對應能力，但山縣卻很好地化解了事態。”
深得民心
原敬內閣受到國民歡迎，不僅是輿論，就連在野黨憲政會和國民黨也對政黨內閣的誕生表示歡欣鼓舞。這種好評源於原敬的“平民首相”形象和國民對政黨內閣取代藩閥官僚政治的期待。原敬冷靜地看待了這種歡迎氣氛，他說過：“國民的期待感太高了。期待我在短時間內做很多事。”充分錶明了他的心境。組閣不久的11月11日，持續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原敬親自說服西園寺擔任日本政府全權代表出席戰後媾和會議。派遣西原寺和牧野伸顯等親英美派出席和會表明原敬認為在戰後國際社會中與英美特別是美國建立良好關係對日本來說比什麼都重要。他在日記中寫道：“日美英三國進行合作對國家的將來極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與美國關係疏遠那將是十分危險的。”在原敬內閣成立前一年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使山縣有朋和軍部策劃的通過日俄合作對抗英美，進而在大陸擴大勢力的外交戰略從根本上破滅。原敬上台後，為了應對日本面臨的國際環境新變化採取了與英美進行協調的外交路線。為了避免日本在國際上受孤立，山縣也不得不對原敬外交抱有期待。原敬與山縣之間的力學關係不知不覺發生了逆轉。
外交策略
原敬對英美協調的外交政策首先表現在調整對華政策上。原敬認為迄今日本以武力對中國實行擴張主義政策，從而引起日本與歐美各國間的摩擦，招致日本在國際上受到孤立。他反對大隈內閣對華提出二十一條也是出於認為這樣做會刺激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損害日中友好關係，西方列強還會猜疑日本對中國懷有野心，使日本在國際上倍受孤立。在不干涉內政的方針下，原敬把日中友好做為對華基本政策。當時中國北方的北洋軍閥政府和孫中山領導的南方政府對立，原敬確定了由中國南北政府達成妥協建立統一政府，日本將和這個統一政府建立友好關係的基本政策。原敬內閣成立後，立即禁止向中國北方政府借款和出口武器。基於這種構想，原敬內閣決定通過美國提議的新對華貸款團向中國提供貸款。原敬內閣的基本對華政策是以與美英協調為前提，本著不干涉內政的精神而確立的，意味著迄今日本以軍事力量把中國置於勢力範圍之內，將其作為鐵、煤等資源供給地和日本製品出口市場的大陸政策發生巨大轉換。雖然原敬堅持確保日本在滿蒙（中國東北和內蒙古）的利益，但畢竟他還是想通過經濟活動加強日本在中國的影響力。
現實並沒有像原敬想像的那樣發展。在巴黎和會上，如何處理德國在中國山東半島權益問題成為焦點。日本主張有繼承這些權益的權力，中國則要求歸還山東，雙方發生對立。日本以不參加國際聯盟相要挾，逼迫歐美列強承認了日本對山東的特權。中國表示強烈抗議，1919年5月，在全中國范圍內爆發了要求歸還山東主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即“五·四”運動）。抵制日貸等反日運動高漲，中日關係惡化。同時，要求民族自決的民族主義運動在朝鮮半島也爆發出來。同年三月朝鮮爆發了要求從日本殖民地下解放出來的三·一運動。原敬內閣為了與中國改善關係，開始出現歸還山東權益的動向。（最終實現返還是在1923年華盛頓裁軍會議上由原敬的繼任者高橋是清實現的）。
原敬對英美協調的外交路線還表現在以撒兵來解決前內閣留下的負面遺產—出兵西伯利亞問題上。眾所周知，原敬一直反對寺內內閣出兵西伯利亞。原敬曾反駁寺內內閣本野一郎外相的出兵論稱：“向他國派兵還說不是為了戰爭目的，這種論調是行不通的。”對寺內他也提出“儘早收場”勸告。原敬之所以反對出兵西伯利來是出於擔心招緻美國對日本不信任，使日本孤立化的考慮。原敬在寺內內閣外交調查會上指出：“（關於出兵西伯利亞問題）在此要特別提起注意的是日美關係，日美關係直接影響我國未來命運，如果日美關係疏遠，究其原因就是美國懷疑我國在西伯利亞和中國懷有侵略野心，因此我們應該努力避免使其疑慮加深，這樣才符合我國利益。”
當時政府內部因恐懼俄國革命主張以鎮壓革命為藉口出兵的人不在少數，原敬在這種潮流之中對俄國革命有著冷靜的認識和分析。他認為“雖然不贊同俄國過激派的所作所為，但作為國家不能以他們為敵”，“過激派勢力遍及全俄國，與之相對抗的穩健派事實上大勢已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日本的政策招致過激派反感則不是好策略”。現實主義政治家原敬終究還是立足於現實考慮問題，而不是從意識形態作出判斷。此後，出兵西伯利亞問題由於美國為救援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向日本提出在限定人員和地域前提下共同出兵的請求而發生變化。寺內等政府首腦及參謀本部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主張以自衛為藉口向西伯利亞派遣大量軍隊。原敬主張只向美國提出的限制範圍內派兵，但在參謀本部的主導下還是增加了對西伯利亞派兵的數量，至原敬擔任首相的1918年9月，出兵總人數達7萬2、3千人，招緻美國的強烈抗議。原敬組閣後立即決定從西伯利亞撤軍，把留守部隊削減至2萬6千人。1920年1月美國單方面宣布撤軍，原敬也在3月作出撤軍的內閣決議。但是在同年5月發生了所謂“廟街事件”，當地游擊隊對日軍的進攻發動反擊，日本守備隊士兵和大量居留民被殺。日本出兵佔領了北樺太，要求俄國謝罪並賠償，西伯利亞撤兵遭到挫折。實現完全從西伯利亞撤兵是在原敬死後，1923年10月的加藤友三郎內閣時期。
施政演說
原敬就任首相後，10月應東京商工會議所邀請發表施政演說，（1）提出改善教育。特別是擴充高等教育機關；（2）整備交通機關。完善、擴充鐵道、海運、郵電、電報電話等交通通信網絡建設，促進國民經濟發展；（3）充實國防。防止外來侵略，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戰教訓，從國家防衛視點出發完善軍備；（4）控制米價等物價政策。這就是所謂政友會主張的“四大政策綱領”。此外，原敬還實現了其長年主張的陪審制度、修改選舉制度（將獲得選舉權的納稅額由10日元下調為3日元）等。每一項政策都是在其強有力的領導下實施的。原敬大力擴充高等教育機關，是因為他認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競爭已由軍事力量轉移到以經濟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爭時代，為此必須培養大量受過高等教育，有專門知識的人材。他在組閣不久後的1918年12月，在已有的國立大學之外正式承認慶應、早稻田等專門學校為大學，並增設高等學校，將一些學校升格為專科大學，以此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機構。他還果斷地作出向私立大學提供政府補助金的劃時代的教育改革政策。政友會長年以來一直推動完善、擴充鐵路、通信、道路、港灣，原敬特別以完善擴充鐵路網以中心展開工作。原敬沒有對後藤新平和陸軍為運輸兵力而提出的鐵路寬軌化要求讓步，主張應優先在全國普及鐵路，並在國會提出包括新建地方鐵路線在內的龐大的新線鋪設計劃。這個計劃在貴族會遭到反對一度成為廢案，但在原敬死後的高橋是清內閣期間得以成立。在全國鋪設鐵路網相當於現在通過道路建設振興地方經濟，也為擴大政友會勢力作出很大貢獻。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契機，城市發展迅速，城市建設計劃明顯落後。為此原敬內閣制定了道路法、城市規劃法，開始對都市進行正規建設。
原敬紀念館
原敬紀念館
第二是在振興產業方面。原敬內閣設立了臨時財政經濟調查會，根據該會議提出的建議實施各項政策。鋼鐵、造船、化學等產業受到重視，政府試圖以重化學工業為中心實現產業高度構造化。原敬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倡導充實第四國防。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經歷的首次大規模屠殺的戰爭，飛機、坦克、潛水艇、毒氣等新型武器被大量使用。它也是一場科技戰、綜合國力戰。原敬非常重視飛機的作用，提出有必要在陸海軍之外單獨設立空軍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原敬在主張充實國防力的同時提出應防止過度依賴軍事力量。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國國防政策不應有侵略方針……，軍國主義為世界所不容”，“此次戰爭的教訓在於，僅靠兵力數目無法達到目的，必鬚髮展、充實國力”， “（今後在發展軍備方面）如果沒有國民的同情和支持什麼事情也辦不成。”
推動國防
原敬根據向公眾承諾的“充實國防”方針，打出以建立“八·八艦隊”（戰列艦8只、巡洋艦8只）為代表的武器機械化、近代化、完備航空兵等大規模增強軍備計劃。面對巨額財政負擔，原敬果斷地改革所得稅和法人稅稅制。支撐日本經濟的大戰景氣在1920年3月15日以股價暴跌為標誌而終結，隨之而來的是戰後經濟大恐慌，日本經濟陷入慢性衰退。由於經濟形勢激變，政府不得不對軍擴計劃進行根本性修改。原敬對美國提出的裁軍方案表示歡迎，表示將參加華盛頓裁軍會議。這一方面是出於他堅持日美協調外交路線的考慮，一方面也是考慮到日本的財政狀況。原敬認為軍備終究是相對性的，如果能控制在低水平就不要超越它，大規模的擴軍是無益的。美國總統哈汀呼籲召開裁軍會議無異於給了原敬一個很好的台階。對於軍事力量的作用，原敬始終認為“政治應高於軍事”。為了抑制逐漸膨脹的軍閥勢力，他試圖廢止參謀本部和殖民地長官武官專任制，允許文官擔任。關於第二點，原敬的意圖是想要把對殖民地的統治地從力統治改為文官統治，起因是1919年在朝鮮爆發的“三·一運動”（朝鮮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運動） 。當時日本政府出動軍隊進行了殘酷鎮壓，造成大量死傷。以此為機會，原敬主張在朝鮮不僅要實行文官統治，而且當地的教育制度也應和日本本土一樣，即在朝鮮推行“內地同化”政策。
對於軍部的存在原敬在日記中寫道：“ 參謀本部總是強調統帥權，其前途危險……。參謀本部的軍人們……動輒抬出皇室對政界施壓，其謬甚也”， “參謀本部直屬天皇，獨立於政府之外，不論什麼事都反復強調統帥權問題，這還不足以令人憂慮嗎？值此之際，將此弊端一掃而光才是為國家皇室著想之策。”表現出他對軍部借統帥權之名為所欲為抱有危機感和強烈的警惕。
當時的陸軍大臣田中義一給了原敬很大幫助。圍繞西伯利亞撤兵等問題，田中與掄著統帥權大棒的參謀本部（上原勇作總長）的對立加深。大藏相高橋是清出於對軍部勢力抬頭的擔憂向原敬提出廢止參謀本部的建議。但是原敬以“若行此策，內閣須有堅定的統一意見和有排除萬難之決心”為由將高橋的建議書壓下沒有公開。高橋在之後幾年間屢次出任大藏大臣，努力抑制軍費澎脹，用自己的身體抵抗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結果在“二·二六事件”（1936年）中被暗殺。
步入正軌
原敬執政兩年後，他向國民承諾的政策開始走上軌道。原敬向西園寺和山縣有
原敬生前居住的地方
原敬生前居住的地方
朋表明希望下野的意思。原敬之所以能在比較短的時間里處理了內政外交方面的諸多課題主要源於他卓越的領導力。他的領導能力首先表現在對政友會的掌握上。他領導的政友會在1920年5月舉行的引入小選舉區製後首次眾院選舉中獲得279個席位（總數464席），佔絕對多數，取得壓倒性勝利。而藩閥官僚組成的小黨派在這次選舉中受到毀滅性打擊。原敬在眾議院取得壓倒性多數的同時還向山縣派系藩閥官僚的據點貴族院打進楔子（所謂分斷兩院政策），成功取得貴族院對內閣的支持與合作。原敬在議會中的政權基礎堅如磐石，其領導地位無人可以撼動。
原敬成功地以政黨政治取代了藩閥政治。他之所以對藩閥政治懷有如此強烈的對抗心理，根源在於其出生在東北諸藩閥之一的南部藩，該藩在幕府末期戊辰戰爭中一直與薩長政府軍戰鬥到最後。原敬在晚年寫俳句時以“一山”為號，其意在於對當年薩長政府軍輕蔑地將南部藩形容為“白河以北一山百文”表示反擊，表現出從逆境中成長起的原敬的反抗心理。當年南部藩相對“官軍”而言身負“賊軍”惡名，原敬即出生於擔任南部藩家老的家族中。明治維新時期他十三歲，從幼年期到少年期再到青年期，原敬一直是在失敗者忍受生活辛酸的氣氛之中成長起來的。原敬豪放堅毅、不服輸、依靠自己、自立性強的性格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逐漸形成的。由於交不起學費，他沒有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只得作為天主教神父的僕人學習法語，並接受了洗禮。他參加過公費海軍學校考試，沒有通過。雖然之後他以優秀的成績考入司法省法學學校，但由於參與學校騷動而遭開除處分。之後原敬投身新聞界，又相繼在外務省、農商省工作過，並有在中國、巴黎等海外工作的經歷。所幸的是原敬在這期間得到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的知遇之恩，在海外的經歷也對他在國際關係和對國際形勢的見識方面大有益處。原敬經過
原敬書函
原敬書函
十五年的官僚生涯得以嶄露頭角，成為他日後進入政界的資本。他曾給擔任農商相和外相時發揮了老道政治手腕的陸奧宗光作秘書，這決定了原敬的一生。陸奧是一個古板的人，但對原敬的骨氣非常賞識，提拔他擔任外務次官等要職，原敬對此也非常感謝。兩個人都出生於反對薩長藩的地方（陸奧出生於紀州藩），都對自己的才幹懷有自信，並且性格剛烈。正如外界評論的：“不論公事私事，兩人鮮有分歧”。陸奧去世後，原敬也離開官界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社，第二年成為社長。
1900年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創建立憲政友會，原敬在他們的勸說下加入該黨。伊藤在天津工作期間與原敬熟識，非常欣賞他的能力，因此讓原敬擔任黨的重要職務—幹事長。第四次伊藤內閣期間，由於星亨辭職，原敬接替他出任郵遞相，成為首位出生於東北地區的大臣。原敬在伊藤和西園寺兩代黨總裁時期一直是政友會的實力人物。由於西園寺總裁缺乏領導力，所以原敬被委以黨運營的重任。他與桂太郎就政權移交問題討價還價，同時作為內相以廢除郡縣制為目標，試圖通過引入小選舉區製擴大政友會在眾議院的勢力（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在貴族院被否決），因此他被稱為“實力派政治家”、“現實主義政治家”。原敬的現實主義還表現在他不拒絕和藩閥勢力接近並達成妥協，這些作法為政友會逼近政權發揮了作用。
對於原敬這些作法也存在諸如“今天主義”、“雖有政治家天分，但無經世家之抱負經綸”的評價，批判他雖能對眼前的問題臨機應變、巧妙處理，是一個務實型政治家，但不是一個高舉自己理想、擁有主義和信念的經世濟民者。然而實際上他並非沒有理想和信念、只會就事論事的政治家。原敬的思想軌跡都反映在可稱之為言行錄的日記當中，表現出原敬是日本政治家中十分罕見的懷有國家構想的人，而且之後回過頭看這些構想，發現它們是正確和有先見之明的。原敬認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將是民主主義時代，但不能通過群眾運動使其過激，應使政黨政治確立下來。在對外政策上，原敬制定了與美國友好協調，與中國友好親善的路線。不幸的是原敬被暗殺身亡，生前沒能看到他的國家構想得以實現。在他的繼任者政友會高橋是清首相任下締結了華盛頓裁軍協議。之後，在昭和初期民政黨浜口雄幸首相任下締結了倫敦裁軍協議。直到1931年發生“滿洲事變”為止，原敬制定的國際協調的和平外交路線和政黨政治一直是國家的基本政策。
埋下隱患
原敬作為政黨政治家，從乾事長到總裁再到首相，經過了18年。地位造就人，原敬就是一個典型。在入黨之初，他滿身棱角，與周圍人缺乏協調。擔任總裁後他變得溫和，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對別人的意見側耳傾聽，非常有包容力。原敬在籌集選舉和黨運營所必須的政治資金方面很有才能。選舉之際，如果黨員申請1萬日元資金，他會發給1萬5千日元；申請2萬日元，他會援助3萬日元，而且他還為黨員的利益與權力進行斡旋。每年歲末，原敬總是呆在東京家中，因為他知道黨員中有一些人難渡年關，所以在家中開門等他們來求助。原敬每次和別人激烈辯論或批評某人之後，必定將他送至大門口，並囑咐一些“當心別感冒”、“注意回去的路上有個大坑”的話。原敬在政友會中有很高的聲望和統率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政治能力和手腕以及見識，同時也因為他對黨員情誼深厚，在金錢方面為黨員著想，人格魅力讓黨員心悅誠服。連原敬的反對派也承認他是個清廉寡欲的人，生活簡樸。但是政友會主張的擴建鐵路綱計劃產生的各種利益使政治醜聞不斷。在一連串的事件中，有很多政友會黨員被牽扯進去，其中不乏原敬的老朋友，因此來自在野黨的責難越來越強。但是原敬仍然為黨員和老朋友們進行辯護。答辯時他的聲音象金屬一樣低沉，經常把在野黨駁倒，而且態度激憤，給人們留下強烈的“實力派政治家”、“ 桀傲不遜”的印象，被指責為依靠在議會佔壓倒多數強行運營。面對在野黨對政友會的攻擊，政友會也揭露出在野黨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的金錢問題，使議會陷入停滯狀態，國民對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的不信任感增加。在原敬死後，這種不信任更加嚴重，可以說是政黨政治自掘墳墓，在這一點上不能不說原敬作為政友
刺殺事件
刺殺事件
會總裁責任重大。
在任被殺
1921年11月4日下午7點多，原敬在東京車站前被中岡艮一暗殺。這是自1885年內閣制建立以來首位被暗殺的現職首相。原敬被暗殺是因為社會對政界一連串貪污事件以及對原敬處理措施的不滿。但是事件並非突發事件，背後存在著與所謂“宮中某大事件”、皇太子出訪問題等相關聯的右翼勢力背景。所謂某重大事件是指被內定為皇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妃的久邇宮公主良子被檢查出其母家族有色盲遺傳史，元老山縣有朋要求解除婚約，久邇宮家表示反對。右翼勢力對此心懷不滿，雙方對立加深。結果此事以不改變內定而收場。由於當局對有關此事的報導進行控制，沒有在新聞界引起引人注目的騷動，然而事件使皇室問題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山縣被稱為“國賊”，政治勢力
遇難現場
遇難現場
受到打擊，一年後即因病去逝。原敬雖然同情山縣贊同取消婚約，但極力保持著靜觀立場。為此，部分反對派要求追究原敬作為首相的責任。
還有一個宮中問題即皇太子出國訪問問題。當時大正天皇病情惡化，宮中存在反對皇太子此時出國訪問的意見，但原敬認為皇太子有必要擴展見識和教養，積極主張皇太子出國訪問。歷時半年的出訪對皇太子的思想形成給與了很大影響，皇太子回國後在賜給原敬的話中稱：“餘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教訓有了鮮明認識，達到學習目的，餘心甚喜”，對原敬力排反對意見積極推進出訪計劃的見識給予了高度評價。為此原敬被右翼
原敬之墓
原敬之墓
盯上，早就有右翼要暗殺原敬的傳聞。但是原敬在生前寫下的遺書中對忠告表示感謝，表現出“暗殺就暗殺吧”的滿不在乎的心情。原敬之死對內外造成衝擊，海外媒體十分罕見地予以報導，表示痛惜。原敬永眠在他熱愛的故鄉— 盛岡，根據他的遺言，墓碑上只刻著“原敬之墓”。
簡歷編輯
1856年2月9日出生於岩手縣盛岡
1876年考入司法省法律學校
1879年被學校開除
1885年在巴黎公使館工作
1890年任農商相陸奧宗光秘書
1895年任外務次官
1897年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社，第二年任社長
1900年加入政友會，任幹事長。第四次伊藤內閣郵遞相
1902年當選眾院議員
1906年任第一次西園寺內閣內相
1911年任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內相
1913年任第一次山本內閣內相
1914年任第三次任政友會總裁
1918年任首相
1921年11月4日被暗殺，65歲

後藤新平/醫療是統治台灣的策略之一/後藤新平的生物學統治/後藤新平的治台名言：「台灣人貪生怕死、貪小便宜、愛面子！」/台灣第一次有平均壽命推算是1905年，女31 歲，男 28 歲，1945年日本人撤退時，女生的平均壽命來到53歲，男生則是46歲，女性增加了22歲，男性增加了18歲/後藤新平身高只有163公分，體重卻有72.4公斤，可說是肥胖短小身材。不過，兒玉源太郎更糟，身高只有150公分。真是人不可以體格相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3WtcSr
台灣歷任總督+乃木太夫人墓-乃木的太夫人，隨兒子來台，這位日本老太太曾在台北提倡「放足」（解纏足）；乃木太夫人埋骨台灣，墓址在今日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叉的日本人墓園。光復後，墓碑被違建戶當做建材，1981 年，被一位日本觀光客發現，他們心目中的「戰神」乃木大將老母墓碑，竟然被如此糟蹋，好不痛心乃設法送回日本+1912年明治天皇大葬，乃木希典切腹自殺，其妻亦以短刀割頸自殺，為天皇殉節。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Iun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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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兒玉源太郎
國立臺灣博物館內的兒玉源太郎銅像。
兒玉源太郎（1852年3月16日－1906年7月23日），正二位勲一等功一級子爵（追封伯爵），長州藩的支藩——德山藩出身（今山口縣周南市），台灣日治時期第4任總督（1898-1906）。兒玉在總督任內，也在中央身兼數職（兼任日本內閣陸軍大臣、軍務大臣、文部大臣等職位），更領兵參與日俄戰爭，因此在台灣的時間很短。實際在台灣負責政務的人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被稱為「兒玉、後藤時代」。
1903年（明治36年），兒玉中將後繼田村怡與造為陸軍參謀次長（參謀總長為大山巖），日俄戰爭中兒玉源太郎升為大將調為滿州軍總參謀長，在203高地爭奪戰中支援乃木希典大將為戰場總指揮。
1906年（明治39年），兒玉源太郎奉調回國，任命其任職中國東北「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創立委員長」。上任之後，兒玉源太郎制定了對中國東北移民50萬的計畫，以日本化東三省。任職10天後在家因腦溢血逝世。
甲午戰爭（日本方面稱為：日清戰爭）時期擔任陸軍次官，之後獲升為陸軍大將，後續也擔任過內務大臣、文部大臣，並受封伯爵。
生平
1852年4月14日，兒玉源太郎出生於日本周防國德山藩（今山口縣），是武士兒玉半九郎長子，幼名百合若，後稱健。9歲時，父親為藩內守舊派暗殺，姐夫繼承了家業，後來他在革新派的支持下才繼承家名，
1868年，兒玉源太郎初次上陣，是參加戊辰戰爭，後任兵部省禦雇。大阪兵學寮（陸士前身）畢業。
1871年4月15日，初任陸軍准少尉， 佐賀之亂時他作為大阪鎮台大尉副官從軍，在戰場上負傷，神風連之亂時，他是熊本鎮台的副參謀長，以手腕高超著稱。
1877年西南戰爭，西鄉隆盛帶了三萬五千人包圍了熊本城，兒玉源太郎鎮守熊本城，眼看著就守不住城了，守軍中有人想起來當年從法國買了兩門炮，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時候架起炮來照著說明書開了一炮。炮彈雖然不知道打到什麼地方去了，但攻城的敵兵真正被嚇跑了，不管指揮官怎麼命令，再也不肯近城一步。兒玉高興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哈哈，馬鹿野郎地跑了，統統地跑了、跑了」。
兒玉源太郎在西南戰爭一戰成名後，歷任近衛參謀副長，步兵第2聯隊長兼佐倉營所司令官，參謀本部管東局長。在他曾陪同陸軍大臣大山巖到歐洲進行軍事視察後，日本陸軍的學習對象由法國改為德國，被任命為陸軍次官，參謀本部第一局長兼陸軍大學校幹事，監軍部參謀長兼陸軍大學校校長，協助德國教官梅克爾少校訓練軍隊。
1889年8月24日，兒玉源太郎晉升陸軍少將，任監軍部參謀長。改任陸軍次官兼軍務局長兼陸軍省法官部長。
甲午戰爭開始後，任大本營留守參謀長兼臨時檢疫部長，積極策劃侵華戰爭，被稱為「日清戰爭的蕭何」。日軍攻陷平壤和黃海海戰後，由於掌握制海權後，立即組編侵華日軍第二軍。由於陸軍大臣大山巖出任第二軍司令官，他於是成為實際上的陸軍大臣，對日本侵華戰爭，從兵力部署到物資輜重，無一不躬行實踐。1895年8月20日，日本明治天皇賜其金鴟勳章及旭日重光章，並授予男爵爵位。後擢任第3師團長、內務大臣。
擔任臺灣總督期間
甲午戰爭後，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及澎湖列島被割讓於日本。當時日本為了迅速平定臺灣，採取了剿撫並用的手法。但前三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沒能控制住臺灣，在乃木希典看來，日本治台，得不償失，軍費開支每年高達700萬日元，日本還得從中國的賠款中拿出1200萬對臺灣進行軍費補助。龐大的經費開支使日本不但沒有從臺灣的割讓中得到實際利益，反而成了日本的沉重包袱，萌生出賣臺灣的構想，並說動了當時的首相松方正義。經過一系列幕後活動，初步決定以1500萬法郎（一說一億日元）把臺灣賣給法國。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為日本首相，乃木希典正式在軍政會議上提出了《臺灣賣卻論》，要把臺灣賣給法國，甚至清朝，獲得日本外務省的支持。兒玉源太郎起立發言反對說：「我認為，臺灣係日本南部的屏障，軍事價值甚大，不能賣給法國。當初為了得到臺灣，我們費了那麼大的力，死了那麼多的人。若將臺灣賣給他國，長遠看來並不划算。至於乃木總督提到臺灣不好治理的問題，我覺得不是臺灣不好治理，而是我們管理臺灣的官員無能，如果首相覺得政府中找不到能治理臺灣的總督，我願前往。」反諷了乃木希典，伊藤當下決定由兒玉源太郎接任臺灣總督。
治臺善跡
1898年3月，兒玉源太郎到達臺灣，接任總督，他帶來一位得力助手，原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1898年3月2日，後藤新平改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此職為總督府第二高官，後改稱民政長官。後藤在兒玉的全權信任下，立即在臺灣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殖民措施，一切隨機變化，因時造就，人稱無方針主義。
治安政策上，兒玉、後藤廢除了乃木總督成效不彰的三段警備制，讓警察深入民間，追緝抗日分子，政府則軟硬兼施，又採取糖飴與鞭的政策。一面招安游擊隊，大多歸順後，即不予處分，政府還給予創業津貼，命其踏入社會，尋找工作。如不投降，則殘酷鎮壓。兒玉、後藤並運用保甲制度，推行連坐法，使民眾之間互相監視，避免一般平民與抗日分子合流。
內政政策上，兒玉、後藤舉辦「饗老典」的敬老活動，如「揚文會」等重視學者的活動，也舉辦商人的表彰活動等，讓仕紳得以滿意。對於普羅大眾，兒玉、後藤充實衛生設備，修建下水道，並且注意污水排放，增加民眾保健意識，保障飲用水衛生，使得臺灣人早年聞之色變的鼠疫、瘟疫等逐漸絕跡。
經濟政策上，兒玉、後藤對老百姓喜歡的鴉片陋習，從肅清改為放寬至「專賣」，實行了食鹽、樟腦、香菸、酒類、鴉片等專賣制度，兒玉與後藤在臺灣努力經營、生產各種物資，使日本大獲其利，並且提出了「有關臺灣統治的既往及將來」備忘錄，揭露經營對岸的廈門港之動機，發表在廈門設置臺灣銀行支店（分行）的想法，以此為日本南進的策略鋪路。
農業政策上，兒玉、後藤又頒布了《臺灣地籍規則》、《土地調查規則》，並對全島土地重新丈量。通過這次丈量清理，臺灣耕地面積比原來多了一倍，日本對臺灣的土地稅收入也因此翻倍，尤其是蔗糖政策，日本以前砂糖價格常常一日數漲，經過兒玉、後藤的考察，臺灣的土壤和氣候很適合種植甘蔗，所以兒玉、後藤鼓勵種植甘蔗，幾乎年年豐收，並在臺灣製成粗糖，統一收購，運往日本，進行細加工，既讓日本當局賺了大錢，也幫助了許多日本國內失業人員，還緩和了日本的糖價。兒玉、後藤在臺灣推行的一系列殖民政策，使臺灣富裕，走向現代化。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兒玉源太郎雖仍兼任臺灣總督，但已回軍部任職，與他同時上任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成為臺灣實際的統治者。兒玉在臺灣任期長達8年多，幾乎是歷任總督中最長的。日本政界評價兒玉後藤開創了一個時代，奠定了臺灣殖民統治的基礎，而日本當局嘗到了甜頭，再也沒有人提起要將臺灣轉賣給他國的事了。
支助保護清國旅臺人士
1897年11月上旬，陳少白在日治臺灣臺北創立興中會臺灣分會，會員有楊心如、吳文秀、趙滿期、容祺年、莊某等五、六人，並逐漸打開局面。陳少白並多次至臺灣指導興中會臺灣分會會務，並先後獲取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支持與援助。[1]1900年，孫中山計劃在惠州起義，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贊同孫中山的計畫，計畫支援興中會發動惠州起義，命令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協助在臺北的孫中山，兒玉提供武器、日本殖民政府名下台灣銀行在廈門分行的金庫的三百萬兩銀子，讓孫中山做起義的經費，等孫中山一攻惠州，兒玉就攻打廈門，日孫一起，上下夾擊。[2]後因日本內閣改組，新內閣不願意援助中國革命，首相伊藤博文怕驚動英美而叫停，惠州起義遂告失敗，鄭士良逃亡，日本人山田良政與多位興中會會員慘遭滿清殺害。孫中山於11月10日化名「吳仲」，與後藤新平同行乘「橫濱丸」自基隆航往日本。[3][4]
清國革命人士容閎的《西學東漸記》一書中有他於1901年與兒玉總督的對話，兒玉總督說「...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極惡之消息報君...」容閎聞而大異，急欲知所謂惡消息者究為何事。兒玉曰：「中國閩浙總督方有公文來，囑予留意，謂君設來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容閎答稱：「予今在閣下完全治權之下，故無論何時，閣下可以從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願為中國而死，死故得其所也。」兒玉總督聞言莊重對曰：「容先生幸勿以予為中國之警吏，君今請安居於此，慎無過慮，與絕不能聽君往中國就戮也。」並告曰：「君之身命今甚危，惟若居臺灣在予治權之下，予必極力保護，當派兵為君防衛，不致有意外之變。」隔日果有護兵四人，夜間在容閎寓所四圍巡邏，日間逢其外出無論何時，此四兵必隨行，二居前，二居後，加意防護。容閎自述「予居臺灣數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容閎認為此次與日本臺灣總督之談話，實為他一生中最值得紀念之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