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土豆-馬鈴薯+玉米/人口成長+人口壓力/中國歷代人口發展趨勢圖-康熙：1712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王朝的人口極值往往出現在鼎盛之後、滅亡之前，且更加靠近滅亡/乾隆朝，中國有了正規的人口統計。西元1741年，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國人口統計的數字為1.4341億/中國縣太爺們的日常就兩樣：刑名和錢谷 @ 姜朝鳳宗族

蕃薯/地瓜/蕃薯是如何傳入台灣+福建省有一個名叫陳振龍的商人，他在菲律賓呂宋島+廣東有一個叫林懷蘭的名醫到交趾（今日的越南）+蕃薯傳入台灣途徑早在荷蘭人到達以前，後又有其它途徑、品種陸續攜入 1.隨福粵移民攜入 2.台灣原住民早已食用 3.由呂宋、婆羅洲等地攜入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xP4XJZ
地瓜品種/番薯是最具台灣精神的農作物。原產於中南美洲。由於容易攜帶保存，約15~16世紀的時由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帶到台灣和中國福建省/日本時期發現台灣適合種植番薯，1921年在嘉義成立嘉義農事試驗支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 專門收集台灣本土品種結合外來品種來培育優良番薯品種。從1922年到1944年嘉義農事試驗支所共培育33種番薯品種，這些品種都冠上「台農」，直到今天，台灣的番薯品種仍然以這種方式命名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fWhBQF

番薯+土豆-馬鈴薯+玉米/中國歷代人口發展趨勢圖-康熙：1712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王朝的人口極值往往出現在鼎盛之後、滅亡之前，且更加靠近滅亡/乾隆朝，中國有了正規的人口統計。西元1741年，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國人口統計的數字為1.4341億/中國縣太爺們的日常就兩樣：刑名和錢谷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4v9ayk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地方官員和鄉紳的貪腐問題，是清朝衰亂甚至滅亡的關鍵原因之一/蕭公權認為史家應「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政治、社會組織、人類學及亞洲研究等課程的必讀書//蕭公權/保甲制度雖是鄉村居民自行編組，卻因為負責治安，而隸屬刑部管轄，受地方官員監督，既不管地方政府增員負責，亦在官方監督下防止其權力過大。這是一個集體連坐的互相監視體制，以登記各地戶籍，要求每戶將門牌掛家門上，以將其納入官方監視下，並且防止遊民出現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OHn3Tf

清朝台灣社會控制的研究/清王朝總是在不斷加強集權，通過制定更嚴密的法規來強化對臣民的監控。由於國家的監控力量難以滲透到帝國的每個角落，它被迫依靠一套“準行政”制度——使用鄉民輔佐官治，這些基層準行政人員，皆扮演著國家代理人的角色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gewrb2

人口的成長
嘉慶十六年(1811)清朝進行臺灣人口編查時，漢人的人口卻已達一百九十四萬餘人，與清朝統治臺灣初期增加近二十倍。亦即一百二十八年期間，人口增加約一百八十四萬，每年平均增加率為一萬四千餘人，因此臺灣在清乾隆年間人口已超過一百萬人，已經是一個漢人人口佔絕對多數的社會。此期臺灣人口的快速成長，主要是中國大陸移民臺灣所致。雖然清朝統治臺灣初期對台灣採消極治臺政策及限制移民措施，但是當時中國大陸沿海人口過剩，生活困難，而臺灣是一未開發的富庶之地，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新天地，因此大量的漢人移民想盡辦法突破官方的限制，以合法或非法的途徑移民臺灣，成為臺灣開發的動力，也是造成人口快速增加的原因。
嘉慶、道光年間以後，臺灣的開發已逐漸完成，只剩零星的邊際土地及臺灣東部地區尚未開發，因此移民逐漸減少，人口的增加亦趨緩，但十九世紀初中葉西部平原平埔原住民因生活領域被嚴重壓縮，從而展開長距離的遷徙活動後，漢人優勢社會已然形成。
至光緒十九年(1893)臺灣割讓日本前夕，臺灣人口約兩百五十萬人。自嘉慶十六年(1811)至光緒十九年(1893)共八十二年間，人口增加五十六萬人左右，每年平均增加六千八百人，此期人口增加主要是自然繁衍所致。

從平埔原住民世界到漢人優勢社會之形成（史前時期－1900）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洪麗完 2005.03.09

1633年一則紀錄，中國漁船來台捕魚並帶入甘藷

為何康熙、雍正都束手無策的事，乾隆卻做得空前成功？原來全是這個無名小卒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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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是農業文明社會，農業決定著古代中國的經濟運行模式，深刻而無形地決定著中國歷史的命運。人口和土地是農業最為重要的兩個因素，當二者的比例出現失調時，王朝的統治就會出現危機。人地比例失調，是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中國古代王朝的催命符。
王朝的人口極值往往出現在鼎盛之後、滅亡之前，且更加靠近滅亡。西漢人口最多的時期，出現在王朝末期的平帝時代，而不是鼎盛的武帝時代；東漢也是在黃巾起義前夕的桓帝時，而不是中興的年代；唐朝人口最多的是安史之亂前的天寶年間；北宋是靖康之變前的徽宗時代；明朝則努爾哈赤在遼東起事時的萬曆年間。
早在戰國末年，韓非子就指出這個支配中華文明命運的死結：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與亂。
清代前期人口增長前所未有的迅速。順治康熙時代出生的海量新一代農民，以奇快的速度填充了因戰爭而空曠的土地。這使得清帝國的鼎盛很快到來。到康熙後期，中國人最為期待的盛世就已開始。而人地比例失調問題，也在此時顯露端倪。開創「康乾盛世」的康雍乾三位皇帝，如何解決這一千百年來困擾著統治者的問題呢？
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超長的帝王生涯，讓勤奮的康熙帝得以長時間思考社會問題。康熙後期，玄燁通過多年累積，終於明確認識到人地比例失調這一問題的存在。西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玄燁指出：南方地畝見有定數，而戶口漸增，偶遇歉歲，艱食可虞。
西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正月，認識進一步深化的玄燁又說：承平日久，生齒既繁，縱當大獲之歲，猶虞民食不充。在這句話裡，空間上已經沒有了「南方」的限定，「偶遇歉歲」也變成了「縱當大獲之歲」，玄燁已經察覺到人地矛盾問題的普遍性。當年底，康熙帝的思路進一步清晰：本朝自統一區宇以來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戶口雖增，而土田並無所增，分一人之產供數家之用，其謀生焉能給足？
西元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十月，玄燁總結了這些年來的觀察：民生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繁，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
能夠認識到人地失調問題「理有必然」，可以看出康熙帝的思維連貫且富於邏輯。那麼，他能為「人地矛盾」這個已經索去無數王朝性命的死結，提出怎樣的解決方案呢？
康熙五十一年，西元1712年，他頒佈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農業人頭稅固定在康熙五十年的數字上不變，以後出生的男丁不再加派人頭稅。算是在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時刻，減輕後來人的一些負擔。
除此之外，康熙帝還對各級政府清查民間田畝面積之類的事情反應平淡。清查田產是讓政府得到徵收土地稅的依據，以便向耕地攤派稅收。康熙帝沒有組織過全國性的清查，也沒有要求地方官去做這件事，有些想做的官員還被他阻止。他知道民間存在大規模墾荒卻沒有登記納稅的行為。但他認為：天下隱匿田地亦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康熙帝睜隻眼閉隻眼地任由農民自謀生路，這是仁慈，也是無奈。
這些還遠遠不夠，但總比不做要好。玄燁日漸老去，更好的解決方案還得期待後繼者。生命的最後十年裡，康熙帝還多次叮囑大家說：戶口殷繁固是美事，然當預籌安養之策。
雍正：「惟開墾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
繼位的雍正帝，擁有自以為能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其決心與態度也顯然比康熙帝要積極得多。他的點子是什麼呢？開荒！
西元1723年，雍正元年四月，繼位不到半年的胤禛便提出了他的人地矛盾解決方案：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為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為生？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
整段話前面的部分都是他父皇的口氣，胤禛並沒有新的思考與探索。但康熙帝從來沒有把大規模開荒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完全是胤禛的獨創。然而開荒如同啃雞肉，容易咬下來的大塊肥肉早就在順治朝與康熙朝初期被開發殆盡，到雍正朝，大規模的開荒已經沒有實施的空間與條件——這招早過時了。
但雍正帝並不承認，依然將新開墾土地的數量作為考核官員的硬性指標，在雍正朝一貫的嚴苛政風下，強行在各地貫徹執行。壓力山大的官員們只好驅趕百姓四處搜刮土地，外加編造數字蒙混過關。
河南巡撫田文鏡上報的墾荒數字中，大多數要嘛不過是黃河在旱季露出的幾畝沙質河床，要嘛就是石頭山上的幾塊碎土，甚至連老百姓祖墳邊上的那點「耕地」也被算了進來。而廣西上報的墾荒數萬畝，乾脆就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地方官瞎編的。廣東說開了二十萬畝，其實連半畝都沒有。安徽望江等幾個縣更聰明，荒還沒墾，就先把「新田」的稅收攤派下去了，搞出了個「有賦無田」的妖孽局面。
雍正朝的十三年裡，胤禛解決了清王朝存在的許多問題，但在人地矛盾這件生死攸關的事務上，雍正帝可謂毫無建樹，把問題原封不動地留給了他的繼承人乾隆帝。
乾隆帝：各地官員各顯神通
綜合相關研究，乾隆初年的人口數量已超過一億，即將接近明王朝時的中國人口極值。弘曆繼位之初，北京、江西、湖南等地穩定了好些年的糧食價格，突然大幅度上漲。從康熙中葉開始的「盛世」已經接近中國歷代盛世的最高年限，人地矛盾的激化似乎即將開始，乾隆帝本來極有可能是個亡國之君。
登基伊始，乾隆帝果斷中止了雍正朝打雞血式的催墾策。此後他將發現新的人地矛盾解決方案的希望，寄予基層地方政府官員。他大幅度擴大地方政府的職責範圍，將「農事考課」強行列入決定官員前途的考核。
自古以來，中國縣太爺們的日常就兩樣：刑名和錢谷。具體農業上的事，老百姓自己會去搞，政府一般不管。但從乾隆皇帝開始，這些事兒他們不光得管，而且按照皇帝的要求，還要管得很仔細、很認真才行。
既然開墾這招被皇帝封印，要在農業上做出點成績，就只能更好地發揮既有耕地的產能。清史專家高王淩先生指出：十八世紀清代政府經濟發展政策的內容，主要是發展五穀以外的作物種植和農耕以外的各種經營。
乾隆帝沒有規定「以糧為綱」，而是給各地官員們留下各顯神通的機會。他們要做的是在稻麥之外，引進或推廣一種適合本地種植謀利的作物。各地縣官大多出身民間，田間地頭的事情，他們還是懂的，真要他們管理農事，也不至於胡亂瞎指揮。
科舉考試中，東部省份優勢很大，考中的人更多，加上官員任職迴避本土本鄉的原則，所以很多東部精英們帶著家鄉的先進農業技術，被派往全國大展拳腳。
比如乾隆初年，山東籍官員將柞蠶帶到貴州山區。幾年下來，遵義出產的柞蠶絲綢，竟能跟傳統老字型大小吳絲蜀錦在全國市場上一爭高下。江浙籍的官員帶著家鄉的棉花大力向內地推廣，使得棉布終於在乾隆年間取代絲麻，成為中國人最主要的衣料。此外，官員們也在各地奮力尋找各種有利可圖的作物推廣種植。比如茶葉、蔬菜水果、甘蔗、油菜甚至花卉等等。
幾年下來，乾隆帝收到的各地奏摺中，說這種作物「一畝可收稻田數畝之利」，那種作物「獲利過稻麥三倍」，這個什麼「不過一月之勞，工省而獲利甚速」，那個什麼「利厚而種植易」之類的表述層出不窮。
官員們個個都會背《論語》裡那句「子罕言利」，但是「利」這個字還是被他們在奏摺裡反覆提及，而且往往被用來與稻穀的獲利相比較。這說明乾隆初期的農政追求是實際效率，希望達到一種「地盡其利」的理想狀態，以此來應對空前的人口壓力。
中國歷代人口發展趨勢圖。（圖／澎湃新聞提供）
乾隆朝，中國有了正規的人口統計。西元1741年，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國人口統計的數字為1.4341億，當時中國人口的年增長率約為1.29%，即每年大約要多出258萬人。到西元1795年，乾隆六十年時增長到2.9696億，遠超此前歷史上任何時代，清王朝完成了人口闖關。
然而，乾隆朝的中國經濟並沒有出現與人口增長同步的翻倍增長。低水準迴圈是古典式農業經濟的特徵，根本性改變這個特徵的唯一方法就是新生產力的投入，觸發生產關係的變化，這是一種質變。在清朝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沒有發生這種質變的可能性。不論是雍正帝的催逼墾荒，還是乾隆帝孜孜以求的「地盡其利」，都是一種量變，力求讓傳統農業在盡可能高的段位上繼續維持低水準迴圈。這種人地矛盾的調和方案，歷朝的末代君王們都不同程度地嘗試過，為何都沒有成功？而乾隆帝不僅躲過一劫，還闖關成功，把中國的人口數量帶進了一個新的數量級？
救命的全球化
乾隆初年，弘曆在朝堂之上為緩解人地矛盾忙得不可開交的同時，在福建，一位叫陳世元的商人也在為了生意四處奔波。在他的包袱裡，除了閩商慣有的南洋貨物之外，還有一件不起眼的物件。陳世元對它最是看重，每到一處，他都要親自向當地鄉紳推銷此物，說一大堆濟世安民的話，待對方買下之後，他還親自把那寶貝似的東西埋進土裡，示範栽種方法。
他把那東西稱為「金薯」，說是他的先人陳振龍在大明萬曆年間從呂宋島帶回來的。明朝時已在東南沿海一帶廣為人知，入清之後，福建人將其逐漸推廣到內地。如今，這種金薯的學名被定為番薯，也可稱其為紅薯、紅苕、白薯、甘薯等等。番薯來自遙遠的美洲，是哥倫布的探索將它和它的同伴從遙遠的安第斯山脈帶到了饑腸轆轆的舊世界。
對於那時的人，番薯是一種神奇的農作物。它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用不著辛勞的照料。人們為它投入的人力物力遠不及稻穀或者小麥，而得到的產量卻遠遠超越前者。
按照歷史宿命，乾隆初年本該是一個福份已盡的時代。這個人口增長已經接近原來的土地承載力極限的國度，應該有越來越多的人被餓死，另外一些差點餓死的人當中，又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為了裹腹鋌而走險。甘薯和同伴們的適時到來，延遲了這本該立即發生的恐怖景象。它的同伴們還有土豆（編按：馬鈴薯，為中國大陸之慣稱）、玉米、辣椒、煙草……
陳世元著作《金薯傳習錄》。（圖／澎湃新聞提供）
西元1536年。深入南美探險的西班牙人卡斯特洛朗在他的日記裡記述：我們剛剛到達村裡，所有人都跑了，我們看到印第安人種植一種奇怪的植物，它開著淡紫色的花，根部結球，含有很多的澱粉，味道很好。
它就是土豆。西元1551年，第一砣土豆實物被帶到歐洲。最遲到明末，土豆傳入中國。農學家徐光啟的大作《農政全書》中記載：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黃獨；蔓生葉如豆，根圓如雞卵，內白皮黃……煮食、亦可蒸食。土豆和它的同伴番薯一樣好養活，落地就生根，入土必出芽。早在康熙中葉，中國在瘋狂的嬰兒潮中開始感覺到人多地少的緊張時，土豆就站出來了。
西元1679年，康熙十八年。福建松溪縣發佈勸農文告，點名要求當地農民大力種植「馬鈴薯」。這是中國最早推廣土豆種植的政府檔，也是土豆學名的由來。此後在全國各地的農政文獻中，土豆開始被冠以各種名稱大量出現，比如洋芋、山藥蛋等等。從這些非常「鄉土」的別名來看，土豆在康乾時代已經完全融入中國文化。
成功養活康乾時代快速增長的中國人口，土豆的功勞比甘薯還大，原因有三：土豆推廣的時間更早；土豆富含澱粉，飽腹感更明顯；土豆耐寒，比甘薯更早在北方地區生根。土豆甚至代替米麵成為中國赤貧階層的主食，稍年長的人都知道，中國人頓頓吃土豆的時代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
還有玉米。與甘薯、土豆首先在東南沿海登陸不同，玉米傳入中國的路徑是全方位的，尤其是通過西邊陸地邊境的傳入，即通過葡萄牙在印度的據點經過緬甸或中亞地區入境的路線更加明顯。玉米學名玉蜀黍，就是因為時人以為此物原產巴蜀的緣故。
玉米同樣容易養活，且更加耐旱，也適合大規模種植。因為玉米的到來，中國國土上大量難以灌溉的山丘旱地終於有了用武之地，數千年來第一次被視作耕地而得到開發利用。乾隆年間，玉米在全國到處推廣。河北地區一望無際的玉米地就曾經給訪華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留下過深刻印象。
甘薯、土豆、玉米光臨神州，對中國歷史的貢獻是偉大的。它們以強大的生存能力，使得許多原來中國本土農作物無法涉足的土地成為耕地，不動聲色地擴展了中國人均耕地面積。
這些美洲高產農作物也大大提高了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在清朝，有玉米參加輪作復種的土地，比沒有玉米輪作的土地增產四分之一。再比如，水稻畝產超過千斤是近幾十年才實現的事，而甘薯畝產千斤在清代時就能輕鬆做到。
美洲高產農作物在中國大規模普及的時間，與清王朝前期出現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長的時間吻合。正是因為有了它們的幫助，清王朝才有可能養活比以往任何一個王朝都要多得多的人口，也刺激中國人放心大膽地去生養更多的人口。
百子圖，清代中期在民間開始流行的吉祥圖案。（圖／澎湃新聞提供）
美洲高產農作物的普及推廣，是清王朝在雍正乾隆年間長時間保持住康熙時代的強勁上升勢頭的根本性前提。誠然，乾隆帝是位高明的帝王，他也為人地矛盾的大幅度緩解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條件，但那並不充分，如果沒有番薯、土豆和玉米，乾隆帝的命運恐怕跟崇禎帝不會有太大差別。
紅利的消失
西元1785年，乾隆五十年。八十高齡的陳世元在受政府委派前往河南傳授種植番薯之法的途中逝世，乾隆帝聞訊，開恩追贈陳世元一個國子監學正職銜，這是一個區區正八品的官位。看來乾隆帝根本不清楚陳世元推廣番薯的這份功勞，對他和他的帝國究竟有多大的價值。迷之自信的弘曆，似乎把這一切都算成了自己一個人的成就。
冒貪天功是要遭報應的。乾隆末年，高產農作物已經基本普及完成，其帶來的產量紅利也大致告罄，糧食增長速度再次放緩，人地矛盾再次爆發。四川、湖北一帶的白蓮教徒發動起義，揭開了清朝後期大規模農民戰爭的序幕。休管帶頭起義的那幾個野心家目的何在，大多數參與暴動的人依然是因為人多地少，又活不下去了。
如果古典時代的國家能夠保持一段較長時間的統一與穩定，農民的人口數量就會迅速增加，相比之下，耕地的增加卻不那麼容易，人多地少的矛盾開始產生。經濟的發展伴隨著貧富差距拉大，有錢人開始大量收購農民的土地，土地兼併加速了農民失地的進程。失地農民要麼大量淪為被地主盤剝的佃農甚至農奴，要麼被迫離開家鄉流浪，他們在努力求生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衝擊原有的社會秩序。
一旦經濟失控，農業中的過剩人口就會大量溢出，形成龐大的失業群體。失業問題在古代同樣存在，且由於解決方案的缺乏，其後果往往更具災難性。無助的失業群體會變成沉重的社會負擔，最終從內部將王朝的五臟六腑燒成灰燼。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演過無數次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經典橋段。
在內外合力的幫助下，清王朝成功完成人口闖關，為大清江山延壽百年。然而，該來的還是會來，而且來得更加慘烈。
（註：主圖為後製，圖左取自康熙帝@wiki，圖中取自雍正帝@wiki，圖右取自乾隆帝@wiki。）
文／孫宇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原標題：清代的人口闖關：被甘薯、土豆、玉米拯救的清王朝）

曲線上升，中國古代最早有明確人口統計記載是在周代。東周莊王時代，當時統計人口有1180萬左右，從東周的春秋時代到漢朝漢景帝時代，是中國古代第一個人口增長高峰。
因為爭霸的需要，當時各個國家都開始大力鼓勵人口生育，多生孩子的家庭可以減少甚至免除賦稅，同時也大規模鼓勵移民來到本國。到秦朝，中國人口第一次超過了兩千萬。
因為秦朝暴政與秦末戰亂、楚漢爭霸，當時人口銳減，但隨著漢朝統一與休養生息政策的施行，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數十年裡，漢朝人口不斷增加，增加到大約4000萬左右。
漢武帝時代因為對外戰爭，人口銳減，到武帝后期，漢朝人口銳減到2000萬不到，僅僅是景帝時代的一半不到。而後隨著外部威脅的消失與國內農耕技術的發展，漢朝人口再次迅速增加。漢平帝元始二年，人口在六千萬左右。
三國與魏晉時代，是封建社會的一個人口低潮，因為戰爭破壞，當時三國人口僅僅2000萬左右。
隋朝隋文帝時代，人口超過7000萬，之後的唐朝開元時代，人口大約在6500萬左右，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唐代宗時，全國人口不到2000萬（唐朝版圖巨大，但是人口並不多，除了戰爭，還與當時佛教昌盛有關，以至於後來的的唐武宗為了獲得兵源與勞動力等，下令滅佛）
北宋時代，因為農業與工商業經濟的高度發達，再加上內部的相對安寧，中國人口第一次超過一億人，再加上當時北方的遼、南方的大理等，人口要更多。後來的南宋時代，人口有所減少，但仍舊保持在一億左右。這也是中國古代第一個人口破億的高峰。
根據官方記載，明朝人口在7000萬左右，但是後世學者認為明朝時期人口登記有大量的漏洞，有很多隱瞞，實際人口已經超過一億人。
清朝康雍乾三代，中国古代人口迎来了又一次剧增，因为耕地的开拓与番薯、土豆等粮食作物的广泛推广，当时的人口再一次迅速增加，到清朝中后期，中国人口暴增到了惊人的四亿人。其实，这也与清朝“摊丁入亩”有关，因为废除了人头税，强烈刺激了当时人的生育欲望。
古代為了增加人口也是費盡心思，比如周朝就開始規定:生兩個孩子免除母親的稅負，生三個孩子可以再免除一人，生四個以上免除全家賦稅，同時由朝廷派人照顧。宋朝也對生育孩子的家庭進行各種補貼，並且由官府派人負責孕婦的生產等。
01-28 19:33
關注
從新中國時期開始激增，建國初期人口約為4億，到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近14億人口。
1949年人口大約有4億2000萬。
1954年人口約5億2000萬。
1964年約7億600萬。
1969年約8億600萬。
1974年約9億800萬。
1984年約10億。
1988年約11億1000萬。
1995年約12億000萬。
2000年約13億。
2010年約13億8000萬
新中國人口增加可能和糧食增產、農業改革衛生醫藥水平提升有關。
清朝也是激增期。
乾隆至道光年間人口從1.4億增加到4.2億。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人口約為1億4000萬。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人口約為4億2000萬。
這一段時間的人口增加可能會農業減稅、攤丁入畝和糧食增產有關。
民國期間趨於穩定
比如1911年，清朝宣統最後一年人口約為5億6000萬。
民國二年，1913年統計人口約為5億3000萬。
1937年人口約為4億4000萬。
1947年人口約為4億3000萬。
這30多年，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一個億。
三國、宋初清初人口最少
其中三國時期估值約為767萬人口。這可能和很多人口沒有納入統計有關，但這段時間人口減損是很明顯的。
北宋初期人口約為1400萬。
清朝初期人口約為1000萬。
總得來說人口趨勢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溫和平穩階段公元前220年之前；持續增長1734年之前；高速增長時期1734年之後。
就到這裡，如果你覺得寫得還不錯，那就點個贊！如果有更好的看法，來評論區交流吧！
中國的人口數量，現存最早的一項全國性和分政區戶口統計數為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為大約6000萬，此前只留下零星的地區性數字，所以，之前的人口數只能靠拍腦袋估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時，秦朝的人口估計有3000萬或更多，但到西漢初大約只剩下1500萬至1800萬左右。
隨後，我國人口緩慢增長，直到北宋才突破一個億。但是我們在明末和清朝中期的時候，看見一個明顯的波峰，也就是在康雍盛世-道光年間。其實，上述圖表的數字也是估計數，古時候並沒有完整的人口統計資料。
簡單說一下清朝中期人口數增長的基本原因。
第一是社會相對穩定，幾乎沒有戰亂。然後便是美洲農作物的引入，土豆、番薯和玉米明清時期傳入我國，大量種植和發展，糧食產量的增加，為人口增加奠定了物質基礎。
同時由於"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更名田","攤丁入畝"等政策的頒行，刺激了人民開荒生產的積極性。糧食產量的增加，為人口增加奠定了物質基礎。因此，全國人口從明初的6500-8000萬人增加到道光年間的4億三千萬人口。
所以，後面抗戰時期才有“四萬萬同胞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的說法。也是基於這個數字。
而中國第二個人口增長高峰是在現代中國，從50年代的6億左右增長到現在的13億人口，同樣也包含社會穩定和科技發展兩個因素存在

總體來說，中國人口的趨勢應該是曲線性地上升的。歷代由於缺少對於人均產值和消費值統計的觀念，往往將人口的多少作為封建王朝興盛與否的衡量指標，因此凡事明君，都希望看到人口增長的局面。
中國古代的人口增長，有幾個比較明顯的趨勢。
週期性的大起大落
大體上說，一個強大王朝初期，人口增長迅速，到中期達到高峰，而後停滯，到新舊王朝交替時期急劇下降。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吧，安史之亂中官方統計，北方戶數損失率高達67.1%，人口損失率高達67.9%。（這一點可以自行查證，本來想把文章拷貝上來，但發現這裡不可以，但數字基本沒有問題）。
呈現出高-高-低的特點
從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1840年，全國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增到四億一千二百八十餘萬，淨增三億五千三百二十餘萬，平均每年僅遞增0.1%。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特點。
清代攤丁入畝後人口猛增
從公元前有明確數字統計開始，中國人口長期在六千萬到七千萬的程度徘徊，直到清乾隆年間首次突破一億，並且此後僅僅百年間居然突破了四億。
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这使得人口出生率得到了解放，加上康乾盛世经济增长能够适应人口井喷，人口数字顿时出现了几何式的增长。
人口問題並不是幾張圖那麼簡單，每一次數字的變動、背後的政治、經濟都會有著緊張的暗流湧動。
如果有時間，自己也希望拜讀葛劍雄先生的《中國人口史》，略探其中的奧妙。
如果喜歡，可以關注➕小編的頭條號，一點昊然氣。
歷史上人口6000萬到1億左右人口的王朝是最穩定的。
每次人口增加都伴隨著新作物普及，最早之前的主要作物就是粟，養活不了多少人口。直到後來有了地瓜這類高產農作物。
歷朝歷代只要人口超過2億，基本上就會爆發戰爭，人口銳減。關外少數民族人口20萬以上就會爆發南侵戰爭也是一個道理。
總的來說人口大體趨勢到了元之後才開始慢慢遞增，到了清末已經達到4億人口。這在封建社會中達到了頂峰。

古代中國人口發展趨勢什麼樣
本文作者倪方六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普遍二胎”政策，“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計生政策成為歷史。在中國歷代上，人口政策也是依各朝國情和發展的需要而適時作出調整的，並隨之呈現出了不同的人口發展趨勢和人口規模。
揭秘中國古代歷朝總人口：西漢只有北宋一半，最多時佔世界40%
圖：中國“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政策下的鄉村計生標語
揭秘中國古代歷朝總人口：西漢只有北宋一半，最多時佔世界40%
圖：中國歷代人口發展趨勢圖（圖源：《中國人口通史》）
中國人口最早何時開始速增？——《漢書》：西漢後期0.6億人
中國最早人口統計數據，見於在西晉人皇甫謐所撰《帝王世紀》一書，記載上古禹時代中國“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即0.13億人。很顯然，這一數據並不可靠，當時連文字都沒有，根本無法統計，也無統計。故《清文獻通考·戶口考》認為，“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杳遠莫考”，“後儒以意揣之，未足深信”。
學術界認為較靠譜的是東周莊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的數字，當時已出現“料民”這一人口調查統計活動，此時中國有“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
從春秋至漢代（公元前770年-公元200年），中國總人口開始變化，到漢代時形成了中國人口史上第一個生育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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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希望多生多育的《蓮苼貴子圖》（清代·天津楊柳青年畫）
先秦時，各諸侯國出於強國、征戰和稱霸的需要，紛紛推出積極的人口政策，鼓勵生育。如東部齊國，管仲治齊時，國內採取獎勵生育政策，對外推出移民政策，歡迎“外國人”到齊國定居；被吳國打敗的越國，越王勾踐尤重人口發展，國內所有家庭婦女，只要生孩子，從醫療到護理，費用國家全包
西部的秦國，在秦孝公繼位後趕緊調整人口政策，重用商鞅，實施變法，對內獎勵農耕，改善老百姓生活，提高生育能力；對外“利其田宅，免其兵役”，歡迎三晉百姓移民秦國，為日後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人口基礎。
到秦始皇時，秦國進一步加強人口管理。十六年（公元前231年）開始要求男子登記年齡，即《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所謂“初令男子書年”。據《帝王世紀》，秦代時中國總人口達“二千餘萬”，這是中國總人口首破0.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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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寓意子孫滿堂的《十子鬧春圖》（清代·山東濰坊楊埠版畫）
到漢朝，中國人口增長加速，劉啟（景帝）當皇帝末年（公元前141年），中國總人口已超0.3億；到西漢後期又翻近一倍，約0.6億人，中國首過半億人。據《漢書·地理志》：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西漢人口為何增加這麼快？與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國力有關，更重要的是，西漢朝廷採取了相當給力的鼓勵生育措施。據《漢書·惠帝紀》，漢惠帝時“民產子復勿事二歲”，生了一個孩子免徭役2年，當時能生育的婦女自然都放開肚皮生。
中國總人口何時過億？——《中國人口通史》：北宋後期1.2億多人
到東漢，中國人口繼續增加，最盛時達到0.7億。但此後，一直到宋代，中國總人口長期停滯在0.6億左右，常態是“中國半億人”，甚至更少。
據路遇、滕澤之著《中國人口通史》數據，三國鼎立前後，中國版圖內總人口，加上少數民族僅約0.19億，為春秋以來中國人口最低點。即使樂觀估算，三國末中國總人口也不過0.28億人。
唐代是中國古代最盛王朝，在唐玄宗天寶末年，即公元755年發生《安史之亂》前，全國人口達到極盛。據《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三年全國“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但經過“安史之亂”，中國人口急劇下降，李豫（代宗）當皇帝的廣德二年（公元764年），總人口不到0.17億，不及天寶十三年的三分之一，而這僅僅過了10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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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充分錶達人口生殖願望的《天仙送子圖》（清代·河南開封朱仙鎮版畫）
對這一數據，古今學者都有懷疑，認為偏低。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認為，唐代人口最多的天寶年十三年，全國總人口應在0.65-0.7億之間；算上可能隱漏報數，在0.75-0.81之間；路遇、滕澤之著《中國人口通史》認為，唐代最盛時全國總人口超0.9億。
而清代學者梁啟超的人口觀點，中國在唐代，全國人口已過億。其在《中國人口統計》一文中稱，“唐盛時已得百余兆。”
但梁啟超所說的“百余兆”畢竟於史無出。為什麼唐代在中國歷史上國力最強，但人口規模卻不是最大？這與唐人“崇佛”不無關係，在唐代，很多時期男人愛當和尚，女人樂做尼姑，出家人口很多，直接影響了人口繁殖。
那麼，中國總人口到底何時破億？在公元十二世紀的北宋年間，這是中國古代第二個人口出生高峰期。
但在歷代人口統計中，宋代的全國總人口並不多，這是為什麼？現代人口學家普遍認為，宋代人口普查最不嚴肅，在登記編寫戶籍時，財產人丁情況一般不實，漏報瞞報普遍。元末馬端臨編《文獻通考·戶口考》便稱，宋代“天下戶口數，類多不實”。
現代學術界認為，北宋人口最盛時期在趙佶（徽宗）當皇帝時。據《宋史·地理志》，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全國總戶數是20882258戶，為歷史最高，但總人口僅約0.47億，平均每戶僅2口多，顯然不對。考證發現，原來宋代人口統計不計女性，推算大觀四年北宋全國總人口應過0.9億；如果以通行的古代平均每戶5人計算，則人口過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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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充分錶達人口生殖願望的《麒麟送子圖》（河南開封朱仙鎮版畫）
路遇、滕澤之著《中國人口通史》分析，算上當時的少數民族、遼、西夏、西藏、台灣等今日中國版圖內人口，中國總人口約1.21億。這一數據還是偏低估算，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估計為1.25億。
古代人口最多時有多少人？——《清宣宗實錄》：清咸豐元年4.3億多
在宋代這一最高峰後，中國人口又進入了相對長的低增長時期，元、明至清初人口的發展雖有起伏，但總體表現為“遲滯”狀態。
明代對戶口管理極為嚴格。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時皇帝朱元璋（太祖）進行全國人口大普查，並以這次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編制了全國《賦役黃冊》。這次普查顯示，時全國有10654362戶，總人口約0.6億，基本上是漢平帝元始二年的水平。
但現代學術界對明代的人口統計數據。也不認可，認為漏洞很多。一般認為，明朝人口最盛時在朱厚熜（世宗）當皇帝時的嘉靖年間，“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
時人陳全之在《蓬窗日錄》中稱，民間人口統計“十漏六七”。如果以此說法來推算，時全國總人口已過億。路遇、滕澤之著《中國人口通史》認為，明代人口最盛時近1.7億；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同樣認為，明後期雖然戰爭、瘟疫導致人口大減，但仍維持在1.5億的水平。
到了清代，中國人口劇增，出現了古代中國人口增長第三個高峰期。從弘曆（高宗）當皇帝的乾隆年間開始，中國人口數量一路增速，突飛猛進，有學者稱之為“人口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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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充分錶達人口生殖願望的《麒麟送子圖》（清代·山東濰坊楊家埠版畫）
據《東華續錄·乾隆》，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中國人口達143171559人，超過1.4億，這也是古代官府史料上人口統計第一次出現9位數；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人口已達200472461人，這是中國人口首次破2億；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人口達301487115人，這是中國人口首次破3億。
前後僅僅50年，即半年世紀的時間中國增加了1.6億人。
到旻寧（宣宗）當皇帝時，為中國古代人口最旺盛期，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中國人口首次4億，據《清宣宗實錄》，當年總人口為401008574人。到載湉（德宗）當皇帝時的光緒年間，“四萬萬”已成為形容中國人資源的慣用語，一直到1949年之前大家都這麼說。
古代中國的人口極點，出現在奕詝（文宗）當皇帝的鹹豐元年（公元1851年），達4.3億，為古代人口最高水平——從2億到4.3億，前後僅用90年時間。
古代“人口大爆炸”的原因是什麼？——《中國人口史》：約佔世界總人口35%
為何在清代發生“人口大爆炸”？學術界認為，這與清廷的人口政策有直接關係。
在玄燁（聖祖）當皇帝時，於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開始實行“攤丁入畝”政策，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人口與賦稅分開，不再像以往那樣按成年人頭收稅，這大大刺激了每個家庭的生育慾望。
實際上，清朝人口劇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與世界人口發展是相適應的，時全球人口都在增加。“攤丁入畝”僅是刺激人口增殖的主要原因之一，許多以前大量漏報的人口重新登記入冊，也導致“人口激增”；另外醫療水平的提高、農作物產量和品種的增加，與食物結構的變化，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那麼，在古代“人口大爆炸”時代，中國人口資源在世界上處於什麼水平？
揭秘中國古代歷朝總人口：西漢只有北宋一半，最多時佔世界40%
圖：希望多生多育的《榴開百子圖》（清代·山東濰坊楊家埠版畫）
從古至今，中國都是世界公認的人口資源大國。據公開的估測數據，截至2014年6月底，中國總人口為13.6億，約佔世界總人口18.8%。如果依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中的數據，這一比例並不高，僅相當於公元1年的低端水平。
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最少時，是東漢末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全國僅0.25億人，約佔世界總人口10%左右；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最大時，是北宋末期，時人口過1.2億，佔世界總人口40%上下。
中國古代人口最多的“人口大爆炸”時代，佔世界總人口的比例反而不是最高。以公元1850年來算，當時世界總人口約10.9-14億，而中國人口4.3億。這樣一算，中國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在39.%-31%之間；取平均數，“人口大爆炸”時代的中國總人口，佔世界的比例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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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看未來，中國人口的怕與愛
2013年11月11日13:58 分類：天下 , 天下 , 時事閱讀：44,425 評論：0
文/ 李嘉華
在當下中國對未來20年經濟改革藍圖的設計方略中，有一個問題是不應該迴避的，就是人口。人口是影響任何一個大國命運的一個關鍵要素。目前，在人口政策抉擇上，中國的頂層設計無疑是模糊、困惑、遲疑和糾結的，但如果能把目光放置在歷史長河中，從過去發現一些端倪，並窺測未來會有怎樣的變化，再來審視、處理現在與未來的人口問題，則非常清晰。
歷史：人口榮枯左右國運興衰
自三皇五帝以來的幾千年時間裡，人口一直是統治階級非常關注的核心問題。在那些蠻荒、暴力及冷兵器年代，人口數量幾乎就是一個國家強弱的標誌，很多時候，征伐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掠奪人口與財富。中國歷朝歷代的一項慣用經濟政策即是鼓勵與支持人口生育。
讀中國二十四史中的食貨、地理志、實錄、戶籍中有關人口的記載數據，並結合近現代人口學家對戶口、土地、田賦的一些研究統計著作，我繪製了一張“中國歷代官方統計人口與GDP佔世界比重對照圖”，並得出幾個結論：
第一，人口榮枯左右國運興衰。在歷史上，中國GDP佔世界GDP比重大的時候，往往是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也比較大的時候，史上公認的繁榮盛世——漢、唐、宋、明、清及當代中國莫不如此；而比較大的亂世——春秋戰國、三國兩晉、五代十國、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及清末民國，人口均銳減，國運都衰敗，外敵常入侵。中國歷代GDP的增加和經濟的繁榮主要依靠人口數量增加，不是人口蘊含的更多更高質量的消費需求。
第二，人口數量受制於生育政策和生養成本。歷朝歷代，人們生養孩子是一種經濟活動，不是房事帶來的意外，是基於經濟抉擇的行為結果。中國第一次人口暴漲是清代乾隆至道光的100年間，取消人頭稅，實行“攤丁入畝”，人口負擔的稅負轉入田土，使多生養人口成本更低，養老更有保障，刺激了人口的暴漲，全國人口由不到1億迅速超過4億；第二次暴漲是中共建國後的30年間，計劃經濟下的大鍋飯、票證制，實行按人口分配，家庭人口多可多分配物質，刺激了人口暴漲，全國人口由4.7億迅速增長到10.3億，當發現無法應對人口增多所必需的物質時，就不得不限制國民生育，回歸市場經濟。
第三，對人口過度榮或枯的修正需要漫長的時間。歷代人口榮枯曲線表明，不管是動亂、限制政策還是自然因素，任何一次對人口過度榮或枯的修正需要上100年甚至更長時間。
第四，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來自窮人變富人，民富則國富，民窮則國窮。每一次人口暴增後所帶來的基本剛需，本來使經濟具有本能的發展衝動，但經濟卻長期處於低潮階段，這種人口趨勢與經濟趨勢相背離的罪魁禍首，是戰亂、動亂、技術落後所導致的人口低消費需求，不斷破壞和製約著經濟的繁榮發展。1978年後鄧先生提出，通過改革開放讓飽受貧困之苦的老百姓達到“先富”及“共富”，龐大的人口由窮人變富人的過程，就是市場需求總量快速提升與國運快速昌盛的過程。
中國歷代官方統計人口與GDP佔世界比重對照圖
（圖片來源：作者根據歷史數據計算繪製）
其實,讀中國史獲得的這些規律與結論，在世界其他經濟大國的歷史進程中被得到反複驗證。大國興衰和人口的變化息息相關，多數大國因人口增長而迅速興起：
美國崛起的首要因素是擁有足夠數量和高素質的人口，從1700年北美殖民地的25萬到如今美國人口超過3億，300年間，美國人口增長了1200多倍，故從這個角度估計，21世紀仍然是美國的世紀；1500年的英國人口為400萬，現在英裔人口有2.15億，增加了54倍，在19世紀成為“日不落帝國”，與其人口增長快、年輕、活力足分不開；二戰後的日本經濟神話同樣是由人口增長所推動的。　　
現在，世界上鼓勵生育的國家很多，俄羅斯、日本、韓國、新加坡、德國、英國等等，除俄羅斯外，這些國家都不是人口稀少的國家，人口密度都超過中國，尤其是日本，面積與雲南省差不多，竟然還鼓勵生育，皆緣於日本人認識到，日本經濟持續衰退的最根本原因是老齡化後果：勞動力減少、社會負擔不斷加重、低成本競爭優勢喪失。
現在：中國人口的怕與愛
歷史從來是面鏡子，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點滴，都可以在這條長河裡看見它曾經的倒影。讀史可以鑑今，以歷史反觀現在，中國對人口問題是既怕又愛。
愛的是，曾經因難解溫飽問題而憂心了幾十年的十幾億人口負擔，現在已經轉變為龐大的人口紅利；有強大購買力的十幾億消費者群及其具乘數效應的各種需求，成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動力源，讓世界各國艷羨不已；在世界各地，曾經受人歧視的貧窮的中國人，變成了受人青睞與翹首期待的、出手闊綽的黃皮膚“富人”，中國旅行團成為世界商旅機構紛紛爭搶的優質人群；國內龐大的存量與增量經濟市場，使中國在國際外交上擁有更多可打的經濟牌；中國經濟管理部門不再像幾十年前那樣面對總量不足而愁眉苦臉。一句話，大總量的根源為人口所賜，它解決和包容了中國社會的多數問題。
而怕的是：
其一，中國即將減弱的人口和勞動力優勢。50後、60後及70後前半段出生的大批農村剩餘民工，曾為城市發展提供了龐大勞動力市場和低工資水平；“計劃生育”後出生的“70後”、“80後”獨生子女，使中國勞動力局部短缺的局面初步顯現，“民工荒”日益加劇；隨著“90後”、“00後”獨生子女的長大，中國“農民工”階層將徹底消亡，新型工業化所需的人口數量和低成本優勢將不復存在，這從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可以看出，整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15-60歲）比例已下降至69%，這對中國經濟的後續發展構成巨大威脅。與人口依然年輕的美國和有後發優勢的印度及非洲相比，中國正在逐步喪失人口紅利優勢。
中國2010年人口年齡分佈表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報告
其二，中國快速步入老齡社會。老年人口規模大，2030年代人口老齡化達到高峰，3個在職人養1個退休人，引起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變化，使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養老、醫療等固定支出，給政府帶來沉重的費用負擔。相對美國和日本，中國人口老齡化超前於工業化和現代化，未富先老，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三，中國不敢立馬取消計劃生育政策。擔心出現歷史上第三次人口過度膨脹和又一次巨大的人口壓力，以當前的經濟實力、環境資源、科技水平及新型工業化，無法吸納過多的人口，也不可能大量向海外轉移，可能會再次掉進“貧困陷阱”，並引發一系列環境問題和社會風險。
所以，現在中國發現，人口是資源，是紅利，也是壓力。正因如此，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期，中國對人口問題的抉擇進入了一個糾結期——模糊、困惑、遲疑，對人口的數量控制政策猶豫不決。
未來：不得不變的人口國策
讀史，同樣可以窺探未來。
經濟依賴於消費，消費依賴於人口，儘管未來不像古代，經濟繁榮唯一依賴人口，但除此之外，也沒有什麼更合理的辦法讓經濟保持長期繁榮與發展。科技的進步若失去人口大需求的依托，將變得沒有意義和動力。
所以，從歷史的長度看中國經濟的未來，中國將不得不改變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其目標是，既要防止出現人口膨脹災難，又要避免人口過度老化，始終保持適度人口為經濟社會發展持續提供紅利是最佳的，故作出下面這些改變將是必要的：
一是立即延長養老金繳費年限3-5年。並堅持養老保險繳納“多繳多得，少繳少得”的製度原則，將基本養老金待遇與繳費長短及多少直接掛鉤，將目前的多軌制整合成一軌制，從而對參保人員形成激勵機制，能夠部分增加養老保險金繳費總量，對個人影響卻不大。
二是可以在5年內，延長法定退休年齡。將男職工由60歲調為65歲，女職工由50歲調為55歲，女幹部由55歲調為60歲。這既能增加一些存量勞動力，又可增加養老保險總繳費額，也不新增人口總數。至於其對年輕人就業的負影響，需辯證地看，現在及未來社會，最需要的是那些具有高素質、多經驗和身體健康尚可的勞動力，而55-65歲的人們正好都符合這些要求，相反，15-30歲的勞動力還恰巧不太滿足這些。過早地退休，其實是對那些優質勞動力的浪費與閒置，對整個社會發展不利。
三是可以在5-10年內，廢除獨生子女政策，改為全面二胎政策。這可實現未來年輕人口的適度新增，逐步調整人口老齡化結構，且結構人口得中科技精英、知識精英、資本精英等）少，是一種理想的人口基於城市生養成本壓力和當今育齡夫妻素質的普遍提高，為維持家庭生活質量不下降，當一胎為男孩，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普遍會放棄生育二胎，即使前兩胎均為女孩，也普遍會放棄生育三胎（有的高收入家庭除外），不用擔心人口再次膨脹。
四是可以在20年後，全面廢除計劃生育政策。因為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了50多年後，中國總人口持續增長的趨勢已被抑制，人口結構發生了翻轉，現在50歲以上的人口屆時全部到了65歲以上，數量不少於3億。另外，同樣基於生養成本和育齡人口素質進一步提高，即使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政策，每個家庭生育數量雖不等，但80%以上的家庭不會輕易生育多胎。這時，中國人口會自動恢復到一個自然代謝狀態，達到一種理想的社會生育狀態。
五是不斷完善移民政策。向美國人學習，主要吸引高產能的人口進入中國，如科技精英、企業精英、知識精英、資本精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