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山西票莊的起源
2010年07月26日17:27
　　在中國乃至世界的金融史上，山西的票號無疑是一個奇蹟，亦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和研究的現象。然而，第一家山西票號到底是哪一家？是日昇昌？是志成信？還是興隆號？第一家山西票號到底誕生在平遙？還是誕生在祁縣？還是誕生在太谷？第一家山西票號當年的經營狀況如何？等等，都在等待著有關人士的進一步考證、研究和探討。
　　本期所刊發的考證文章《山西票莊的起源》，既有作者自己的觀點，也有相當的史料及旁證，是一篇較為嚴謹的學術之作。望有興趣的讀者關注並繼續探討。
　　——編者
　　第一家山西票號，究竟是誰家？史學界歷來沒有定論，而太谷、祁縣、平遙也都各有說法。平遙的“日昇昌”宣傳較早，又位於世界文化遺產之地，普通民眾看來已經是“鐵板上釘釘子”確定了。其實搞歷史的專業人士都知道：這還是個有爭議、待考證和需要進一步研究、探討的問題。
　　現將有關太谷票號成立的時間及有關情況摘錄如下，僅供金融界的專家、學者研究參考。
　　一紙之信符遙傳，百萬之巨款立集，山西票莊的起源說法不一。根據各種文獻及口傳所得，可分為四種：一、隋末唐初說；二、明朝中葉說；三、明末清初說；四、清朝乾嘉說。由於隋末唐初說年代過早，我們不去考究。
　　我们从明朝中叶说。日文《支那杂志·山西票庄》：山西票庄的创业虽起于明朝中叶，但是，当时的力量很是微弱，不甚可观。
　　明末清初說。根據此說，山西票莊的起源資本是從李闖王得來，顧炎武訂章程(顧炎武同傅山於康熙十二年在太谷縣溝子村創辦了“志成信”票號，“志成信”諧音“自成信”。票號一開始在自己家店鋪間運行，相當於現代的內部銀行，到康熙十八年開始走向社會辦理匯兌業務。)，成就了票莊300年的偉業。
　　《支那經濟全書》論山西票莊的起源，據說始於山西的康氏，清初順治年間李闖王造反不利敗走時，所得的金子攜帶不便，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氏忽得巨額財產，因此將從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兌副業改為本業，特創票號，故該地的巨商都是康氏。
　　商務印書館的辭源“票號”條文與《清稗類鈔》相同，略改幾字而已，相傳明李自成擄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木村欣一教授的《支那政治地理志》也主張山西票莊起至明末清初。
　　除了上面所舉的幾種資料之外,其他中、日的書籍、雜誌附和山西票莊起於明末清初說的不勝枚舉。
　　關於明末清初說，我們應當注意三點：李自成的巨款淪為票莊的資本，山西康氏用李氏的錢財創造票號及顧炎武訂票莊的章程，李自成攜巨款西行。我們有明史二則為證，周奎傳匯兌方法甚至替人匯款也是可能的。
　　明末清初有山西票莊存在比唐宋時代可能性較大，一則此時離近代山西票莊甚近；再則，我們知道明末清初似有匯票制度。
　　票庄老手范椿年先生 《论票庄产生》说：又值满清康、雍、乾时代100余年太平天下，晋商富力日积月累，乃有余力以经营金融事业，于是乎山西票号随之产生。
　　票莊鉅子、平遙李宏齡先生的《山西票商成敗記》雲：“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於前清康熙、乾隆時代。”
　　上面這三種文字所載山西票莊的起源，以康熙、乾隆年代為最早，顧炎武《日知錄》說當時有匯票的辦法，即康​​熙、乾隆之間，有山西票莊存不是不可能的，很可惜李宏齡先生沒有告訴我們這家首創票號的字號及創辦者的姓名(以上資料來源於《山西票莊考略》)。
　　票號發明人，傳說是顧炎武，經我考證，顧炎武與傅山及戴廷拭為推翻清室做革命工作而創立了標局，標局是代商人運現，票號是為限制標局運費之大而設的。
　　票號到底是誰發明的？有傳說是平遙縣日昇昌顏料莊當年的經理雷履泰，但無直接證據，而山西之金融中心確係太谷。
　　“民國廿五年(1936年)奉命(衛聚賢奉孔祥熙命)赴山西調查票號，因無參考資料，餘亦非票號中人，故收集材料時漫無目標，見到材料就收集，及將這些材料運到上海從事整理，感到需要的沒收集到，不需要的收集到一大批，乃趕快整理出一部分，先在中央銀行《經濟月刊》上發表，將發表過的印成單行本，寄到山西太谷、祁縣、平遙各商會轉票號股東、經理，請其改正補充(當時太谷、祁縣商會沒有復信，只有平遙商會復信)，但不久全國抗戰事起，郵路不通，故未能得到補充材料，是以將前次所得的材料，編為《山西票號史》一書，擬先發表，作為藍本，待抗戰勝利後再出詳細調查，出一較完整的《山西票號史》。衛聚賢記於中華民國廿八年八月一日。”
　　以標期而言，山西之標分為兩種，一為太谷標，即太谷一縣之標；一為太汾標，即太原府所屬之祁縣、平遙，與汾陽府的平遙、介休之標。在地域上講，太谷也不是獨偏於東西另劃分一區，實係太谷縣在當時經濟上大有優勢,其一縣之勢力可抵榆次、祁縣、平遙、介休等數縣，故獨為一標，且各路運彙來之現銀，先集中在太谷辦收交……悉以太谷為先為準，又省庫所收之銀，其元寶上有太谷縣孟家銀爐所印“孟合”二字，即當做十足銀使用，而不化驗，可知太谷縣在當時勢力之大，票號固以匯兌為業務，而資本不雄厚，則不能運現以接濟。餘調查票號時，太谷縣協成乾票號股東孫培基對余雲：票號是太谷先發明的，約在乾隆年間，其人為舉人而善於掌故，其所言不能無因，但究竟如何？尚待第二次調查。太谷之領袖票號為志成信、協成乾，志成信為最老，協成乾系志成信之夥友分設者。(以上摘自衛聚賢著《山西票號史》)
　　晉商盛衰記只說乾隆、嘉慶年間，雷履泰領資本開設日昇昌顏料鋪，至於何時雷履泰發明匯兌業，並未說清。
　　範椿年君斷定雷履泰於嘉慶二年創立日昇昌票號，卻未溯源日昇昌本營顏料的創立年代，我們在山西調查所得的結果也不一致，有的說日昇昌票號是在乾隆朝開始的，有的說是在咸豐年間，有的說是在嘉慶或道光年間，查乾、嘉、道、咸四朝共126年,雷履泰壽命絕對不會那麼長，隨便可以在四朝之間任何一年創設票莊。因為商人少有正確的時間觀念，且事歷100多年，沒有信史可稽，欲得準確年代，自然是不容易的，唯據平遙日昇昌票莊總號經理說，該號創辦的年間是道光初年。
　　北京日昇昌的經理更近一步說，該號顏料舖時代原名日昇長(顏料鋪為啥起名日昇長？因為顏料鋪賣的顏料是染坊的主要原材料，其染出的佈在烘乾定型中都有伸長，印染行業有相當一部分利潤來自伸長，其原意是你買我的顏料讓你日日伸長)，到了道光十一年改為票莊，始改字號為日昇昌。
　　《清稗類鈔》也謂日昇昌在道光初年改為匯兌業，日昇昌經理自己說的話似較可靠，按此則範椿年君所謂北京日昇昌票號在嘉慶二年成立的恐怕是日昇昌顏料舖的錯誤，其他說日昇昌票號在乾隆或康熙年間創始，都可以當一樣的錯誤解釋，至於日昇昌顏料舖是哪一年開辦的，日昇昌經理都說不清，這個問題本來就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內。
　　天津日升长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运现困难，乃运汇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长所在往来的商号间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长为后盾，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北京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业，蔚泰厚也是经过同样的演进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才由布庄改为票庄。(来源于《山西票庄考略》)
　　《后续重修北院禅堂碑记》——即后续重修太谷县阳邑村净信寺北院禅堂，立碑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岁次庚午菊月，该碑记述了1750年沈阳、太谷一些商、票号及个人集资重修阳邑村净信寺北院禅堂的情况，共有广盛号、元章号等13家商、票号捐银。
　　《重脩大佛殿碑記》——即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集資重修太谷縣惠安村大佛山大佛殿的情況，共有協成號、興隆號等169家商、票號捐銀。
　　《布施碑》——即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集資重修太谷縣范村鎮蚍蜉村真聖寺的情況，有天裕號、太升號等55家商、票號捐銀。
　　以上證明：在清乾隆年間太谷票號已經形成了較大規模，既然票號林立，總應有前後之分。李宏齡說過：“溯我票商一業創始前清康熙、乾隆時代”之語，這就把票號成立時間向前追溯到康、乾時代，否定了日昇昌道光初年成立中國第一票號的說法。
　　那麼，究竟誰是“中國第一票號”？
　　太谷县协成乾票号股东孙培基云：“票号是太谷先发明的，约在乾隆年间。”这就把票号成立的地点、时间确定在山西太谷县、乾隆年间。
　　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述：“太谷之领袖票号为志成信、协成乾，志成信为最老，协成乾系志成信之伙友分设者。”
　　根據以上資料可以認定，太谷志成信就是“中國第一票號”。
　　“乾隆以降，170餘年，商號遍及全國各地的大商埠，金融業與商業並肩發展，範圍之廣，東北至燕、奉，西達秦、隴，南抵吳、越、川、楚，盈利至巨，起家至數万者，尤為太谷人之特色，是山西的商業中心。作為商業的集散地，行者不得顧、御者不得旋，有旱碼頭、小北京、金太谷之譽，談三晉富庶之區者，無不於太谷首屈一指。”(摘自乾隆六十年版和民國二十年版的《太谷縣志》)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於各省設一總商會，山西省總商會設在太谷城內南寺街白塔院東側，各縣設分會。民國元年(1912年)總商會才改設於太原，太谷改設為分會。(《中國實業志·山西省》)
　　民國時期中國有四大銀行，即中央銀行、農民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銀行。為什麼中央銀行山西省分行不設在太原而設在太谷呢？(更不可能設在平遙)由此可見當時太谷縣在整個山西全省的地位。［中央銀行山西省分行的舊址：太谷縣南門樓道巷門牌(新)12號街道辦事處］
　　美國人稱太谷是“中國傳統的金融中心”“中國的華爾街”。(美國羅比·尤思森著的《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太谷在票號全盛時代，原為山西省之商業中心，亦即華北金融樞紐，商業勢力遍及全國。(《中國實業志·山西省·第七章·太谷縣》)
　　其时山西票号 (相当于现代银行)，生意兴隆，尤其是太谷县，尽管交通不便，却票号林立，号称“中国的华尔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唐汉著，金诚出版社出版)
　　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商區，在商業界的勢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城內商號櫛比，又多為批發莊，其支莊，遍布於全國。山西中部的商業首推祁、太、平、榆，但祁、平、榆三處固然各有所長，即使總括起來也不能與太谷等量齊觀，他們的歷史也不能與太谷同日而語。(山西省教育廳民國十五年出版的《初級小學科用商業課本·第一冊》)
　　“總體上說中國人窮是事實，但別人並不能因此就自以為優越傲慢。孔祥熙認為美國同學中很多人還不如他的家庭條件，甚至美國第一大都市紐約在建築方面也不如其家鄉太谷，有什麼理由就小瞧別人呢？他的心裡憋的一股氣，終於發明了他的獨特見解'紐約不如太谷論'作為一種心理宣洩，持續不斷地講了多少年。
　　……什麼紐約不如太谷？靄玲大吃一驚：你這不是說夢話吧？孔祥熙得意地笑起來：這個你就不知道了，1901年我到美國去的時候，紐約大街上兩側的房屋的確是陳舊而簡陋的，遠不如太谷的建築華麗而堅固，大街上來來往往的男女，穿的都是舊棉衣服，這能和太谷城里人的綾羅綢緞相比？
　　靄玲說：我也跑過中國好多地方，你別蒙我，除了上海，到處都是破破爛爛的，哪會冒出一個什麼富得流油的太谷？你說的我不信，絕對不能相信。
　　孔祥熙說：這是事實，你怎麼不相信呢？在清代中葉，太谷就商賈輻輳，江南的茶業、絲綢、羊毛、各種藥材、瓷器，都在這裡交易，而且做大宗批發生意，不做零打碎敲的買賣。太谷本地人則主要是開票號、錢莊、當舖，也就是金融生意，專門為那些買賣人提供貸款和資金擔保，獲利甚厚，銀祁縣，金太谷……
　　我有事實為證，太谷城現有商舖2094戶，經商者9031人，佔縣城人口的85%，什麼地方有這樣高的比例？我小時候縣城一戶資產在300萬兩白銀以上的就有13家，深宅大院有的是……”(摘自《“山西首富”孔祥熙》，陳廷一著)
　　太穀不僅為中國金融史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為黨和政府培養了傑出的金融高級管理人才，時任冀南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第一任副行長、中國農業銀行總行行長的胡景澐先生就是從太谷縣農工銀行培養出來的。由於條件有限，沒有找到更多的歷史資料，但它已足以說明“中國的華爾街”“中國的金融中心”是太谷而不是平遙，日昇昌也不是“中國第一票號”，而是太谷的志成信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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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源逢——晉商名門祁商十大家族郭家主人
2017-12-30 由 看晉中 發表于歷史
郭源逢（1803——1878），祁縣榮仁堡人，1837年與千祁縣城內人張廷將合資，在經營茶葉的基礎上改組創建了合盛元票號，資本六萬兩白銀，分為十股。另有統事六萬兩。首任經理祁縣人渠壽昌。總號設在城內西廉巷路西大院內。前後在北京、天津、瀋陽、西安、上海、漢口等各大城市和日本東京、神戶、大阪以及朝鮮仁川等地設有分號十四處。中期資產增至五十五萬兩。1914年歇業，經營時間七十七年。是祁縣較早開辦的票號業，也是中國首家走出國門在外國開辦票號的先行者。
合盛元票號原為茶莊，道光十七年（1837）改為票號，財東是祁縣榮任堡郭源逢和祁縣城關張廷將（大盛魁商號創辦人張杰後裔）。合盛元最初股金白銀為六萬兩，總號設在祁縣城內西大街西廉巷。首任經理梁壽昌，先後在北京、天津、太原、奉天（瀋陽）、營口、安東（丹東）、西安、開封、上海、安慶、漢口等城市設莊。隨著業務的發展，股金髮展到10萬銀兩。到19世紀80年代後又發展到50萬兩，公積金 650萬兩，加上吸收的存款，周轉資金可達1000萬兩。
郭源逢出資於1853至1856年修築了榮仁堡堡牆、堡門。周長1580米，形同祁縣古城：東南角缺一塊，西北角為圓形。設南、東、西三個堡門，北面有台無門上建玉皇閣。東南角建魁星樓。牆高二丈、上寬四尺可行人；堡周圍有壕溝，深八尺寬三丈。堡內建有「大夫第」等宅院多處。現存其堡牆遺址。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bkmm9p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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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票號的起源地究竟在哪？ (2010-09-16 10:52:18)
標籤： 雜談 晉商 票號 太谷 平遙    分類： 讀書有感
      最近由張樹彬等人在山西日報撰文《山西票號的起源》一文，幾位史學家歷經數年，查閱考證相關資料、實地考察並用翔實眾多的材料來佐證，山西票號的起源地究竟在何地的這一歷史性題材：究竟是平遙的“日昇昌”？還是太谷的“志成信”呢？作者得出了山西票號的起源地，在太谷的這一結論。
     筆者也較傾向於張樹彬等人的觀點，在這裡本人首先申明絲毫沒有地域間的褒貶之意。平遙城已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平遙日昇昌被定為中國票號首家。從提高整個平遙的“知名度”自不待言。“起源地”好歹都在山西，究竟誰先誰後倒也沒有什麼爭執，但從歷史學的觀點看是很值得商榷，並加以糾正。
    “金太谷，銀祁縣”早年間，父親也是這麼經常念叨著。年少時，印像中的平遙人，在省城從事的職業大都是蹬三輪車的，有句話叫“東羊市拉到外西羊市，不給錢還打人呢？嘴裡說的不打了！不打了！咋！又一下......”
     在多年印像中，平遙人“粗話連連”，素質普遍不高。那商家大賈們，就好像從沒有聽說過，倒是改革開考後，倒騰小買賣的不少，怎就能成就明清時金融中心呢？執中國金融金融牛耳之勢？
    讀了該文後，我多年的疑惑，終於揭開了。原來太谷的志成信才是第一家。其實早在雍康年間，太谷票號就有好幾家，而那“日昇昌”是在同治年間，才開始票號買賣的。
     筆者早年插隊的農場地處清徐、祁縣、太谷三地交界地，距太谷也就是十來里的路程。從太原坐火車返農場，也斷不了打太谷城途徑過。
     那縣政府大院的白塔、還有那古色古香的明清建築風格的大街，有些雖已部分破損斑駁不堪，整條街上昔日店鋪依然猶存，遺憾的是，絕大部分的商舖已改為住宅或變為國營商店，不過仍可透出昔日太谷晉商票號、茶莊、字號、當舖各色買賣的興隆和氣勢恢弘的痕跡，那荒草淹沒的廢棄院落殘垣斷壁彷彿在訴說著一段不平凡的往事，那糯米粉和石灰攪拌粘合在一起整塊的磚垛隨意地丟棄，那斷壁裸露的柱子任由風吹日曬。
    據當地人介紹買宅基地時，光那建房用的木材就能賣個好價錢，那深宅大院出入的太谷人，處處流露出買賣人的精明與狡黠，本地人說話軟綿綿的，說話間透露出平和謙讓的語態，一開口臉上就似乎帶著笑，我估計沒有幾輩子的積澱，任何人是萬萬做不到的。
     一百年前，太谷城裡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從事著買賣。可見當年的商賈林立、買賣興隆之萬千景象。山西首富孔祥熙回憶往事曾和宋靄齡當時的一段對話：“太谷城當年還是除省城太原以外的金融中心。可見太谷晉商當時的地位之高，影響之大。太谷城裡的富人身穿綾羅綢緞、頭戴水獺帽，急匆匆走在太谷街頭時，紐約街頭的人們還穿的過時的舊衣服呢”。
    農場緊鄰東環遠村里也有那深宅大院，那高大的門樓，女兒牆垛，院牆上還有射擊孔，為防範盜賊侵擾而建的高大厚實的院牆，黑漆的大鐵門每當出入時咯吱咯吱響著，預示著這家主人先祖的殷實的家底。
   記得當年我家一位老鄰居。太谷富商子弟在世時曾說道，舊時他家吃飯“還滿街敲鑼呢！”。由此可見，當年大院之深，人丁興旺，買賣興隆，祖宗基業之深啊。
    筆者當年插隊時的西鄰村里，也有類似的大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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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通票號，是由祁縣喬家堡喬氏在中堂創辦，其前身是大德興茶莊，約咸豐時已兼營匯兌，同治初年專營匯兌，約光緒十年（1884）四月正式改名為大德通票號，總號設在祁縣城內小東街，1937年“七七事變”後，總號遷北京。
大德通票號

簡介/大德通
總號設有總經理、協理。下有坐櫃一人，會計、文牘、外勤各三四人，另有學徒二三十人。總經理高鈺，祁縣子洪人；協理高章甫，祁縣西六支村人。最初資本六萬兩，中期增至12萬兩，最後增至35萬兩。在北京、天津、張家口、石家莊、瀋陽、營口、呼和浩特、包頭、濟南、周村、周家口、正陽關、三原、上海、漢口、沙市、開封、常德、重慶、蘇州等地設有分號。各分號工作人員不多，一般為六七人，到20世紀30年代改為銀號後，分號人數才增至二三十人。
大德通票號營業範圍有存款、放款、匯兌三項。存款又分往來存款與定期存款二種：前者是商家浮存，隨市面之變化，臨時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較市面利率為小；後者則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戶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須立一借據。存款利息比較低，利率一般是二、三厘，最多四、五厘。放款又分信用放款與抵押放款二種：前者於放款時須立一字據，亦有隨市面習慣辦理者。其日利隨市面而定，定期者較高，活期者較低；後者抵押貨物，須訂立合同，執其憑單，驗明貨物，押品如係不動產，則須執其紅契，並立字據，由承還保人墊還。大德通票號對放款對象調查的很仔細，諸如用款項目等都了解的很詳細。放款期限很少有一年的，大多是幾個月。匯兌有以下六種情況：一、同業對交。各憑各信，不立字據，匯水隨市面鬆緊，臨時酌定；二、遲票。除以兌期應加匯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遞加之；三、兌條。手續於定匯之後，立一對條，齊中剪為二紙，匯款者持上半頁，承匯者將下半頁寄往所匯之地點驗兌交付之，即不找保立收據亦可；四、信匯。各憑各信，字號對字號，收款人憑匯款人信，持信向匯入地票號取款，票號如接到交款通知，即行付給，匯水（匯費）隨行市；5、匯票匯款。憑票給付，匯水隨行市；五、電匯。如用明電，見電後找殷實承保戶擔保後取款。如係各家之密電，取款手續亦與明電同，電費均由匯款者負擔。匯費並沒有固定數額，一般因人而異，由票號與顧客面商而定。大致在交通方便地方匯費為乾分之二三，交通不便地方匯資可達千分之二十、三十，甚至七十、八十。電匯費用又高於票匯、信匯。
大德通票號與官場交往甚密，經理高鈺與戶部尚書趙爾巽堪稱密友，票號在財政上支持趙，趙也給票號許多方便之處。陝西巡撫端方，曾派兵為大德通護送鏢車。高鈺與雁平道恩大任、朔州知事徐葆生稱兄道弟。庚子事變，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經祁縣，行宮就設在大德通票號。
大德通票號號規十分嚴格。較好地保證了號內工作秩序。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統治，大德通票號已不能適應形勢的變化，業務每況愈下，勉力維持。既而民國政府凍結白銀，改革幣制，匯兌業都被官辦銀行奪走，商辦票號已難以吸收存款，遂於三十年代改組為銀號，又改為錢莊，一直慘淡經營到1949年。
摘自《晉商興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張正明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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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通票號，是由祁縣喬家堡喬氏在中堂創辦，其前身是大德興茶莊，約咸豐時已兼營匯兌，同治初年專營匯兌，約光緒十年（1884）四月正式改名為大德通票號，總號設在祁縣城內小東街，1937年“七七事變”後，總號遷北京。
大德通票號總號設有總經理、協理。下有坐櫃一人，會計、文牘、外勤各三四人，另有學徒二三十人。總經理高鈺，祁縣子洪人；協理高章甫，祁縣西六支村人。最初資本六萬兩，中期增至12萬兩，最後增至35萬兩。在北京、天津、張家口、石家莊、瀋陽、營口、呼和浩特、包頭、濟南、周村、周家口、正陽關、三原、上海、漢口、沙市、開封、常德、重慶、蘇州等地設有分號。各分號工作人員不多，一般為六七人，到20世紀30年代改為銀號後，分號人數才增至二三十人。“亮財主”喬致庸是喬家殷實家財的奠基人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喬家大院》主人公喬致庸是喬家經商第三代人，生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卒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享年89歲。喬家商業從第一代喬貴發起家，到第三代由喬致庸大手筆經營，使喬家成為商業巨族，故致庸可謂喬家殷實家財的奠基人，人稱他為“亮財主”。喬致庸是喬貴發第三子全美的次子，幼年讀書很用功，中秀才後，曾雄心​​勃勃要走舉人、進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難違,不久長兄致廣夭亡，父親也相繼去世，他便成了喬氏家族中三門的大樑。於是棄儒從商，走上了經商之路。喬致庸經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謀善斷，是位商場高手。喬家在包頭開辦的複盛公商號，在他的策劃下發展為複盛公、復盛西、復盛全、復盛協、復盛錦、復盛興、復盛和等龐大的複字號商業網絡，基本上壟斷著包頭商業市場，故包頭有“先有復字號，後有包頭城”之說。光緒十年(1884)，致庸適應時代發展要求，創立了匯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號。在喬致庸的經營下，喬氏商業遍及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業務繁榮，財多勢旺，成為商場巨賈。喬致庸成為商場巨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善於用人，他培養出了中國第一任銀行行長。
喬致庸的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即以信譽徠客，以義待人，信義為先，利取正途。
大德通及其附近景色（2）
大德通及其附近景色（2）(20張)
喬致庸尤善於用人，這是他經商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禮遇聘請閻維藩。閻原為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理，閻與年輕武官恩壽交往密切，當恩壽為升遷需銀兩時，閻自行作主曾為恩壽墊支銀10萬兩。為此閻維藩被人告發，並受到總號斥責。後恩壽擢升漢口將軍，不幾年恩壽已歸還了所借蔚長厚之銀，並為票號開拓了業務。但閻維藩因曾經受到排擠和總號斥責喪失了對蔚長厚的感情，決計離開蔚長厚返鄉另謀他就。喬致庸知道閻維藩是個商界難得人才，便派其子備了八抬大轎、兩班人馬在閻維藩返鄉必經路口迎接。一班人馬在路口一連等了數日，終於見到閻維藩，致庸之子說明來意和父親的殷切之情，使閻氏大為感動。閻心想：喬家富甲三晉，財勢赫赫，對他如此禮遇，實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讓閻坐八乘大轎，自己騎馬驅馳左右，並說明此乃家父特地囑咐。這更使閻氏感動不已。二人相讓不已，最後只好讓八乘大轎抬著閻氏衣帽，算是代閻坐轎，而二人則並馬而行。
閻氏來到喬家，致庸盛情款待。喬致庸見閻維藩舉止有度，精明穩健，精通業務。而閻氏時僅36歲，致庸更是感嘆年輕有為，是難得之經濟人才。當即聘請閻氏出任喬家大德恒票號經理。閻氏對照在蔚長厚的境況，深感喬家對他之器重，知遇之恩，當即表示願殫精竭慮，效犬馬之勞。閻氏自主持大德恒票號以來的二十六年間，使票號日益興隆，逢賬期按股分紅均在八千到一萬兩之間，閻氏為喬家的商業發展立下了卓越功勞。又如，喬致庸大膽起用文盲馬荀為大掌櫃。馬氏原是喬家包頭復盛西商號下屬糧店的一位小掌櫃，馬雖是文盲，但經營有方，使小糧店連年盈利。而當時的複盛西商號卻因經營不善，需要小糧店貼補。本來小店掌櫃是無資格面見大財東的，但馬荀回到祁縣時卻採取自稱大掌櫃的方式，要求面見大財東，喬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見了這個自稱大掌櫃的人。馬氏便把包頭商業情況當面向喬致庸做了匯報，致庸看他對業務講的頭頭是道，是個人才，遂付其資本讓其糧店獨立經營。後來，果然出手不凡。不久又讓其經管復盛西商號，馬氏又為喬家賺回了大量銀子。馬荀由於沒有文化，遇到需他簽名時，“荀”字經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們又戲稱他為“馬狗”掌櫃。在當時，商號能寫會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會讓一個文盲管一個大商號，但喬致庸卻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馬荀，取得了成功。此外，喬致庸的大德恒票號，還為我國的銀行培養了第一任銀行行長，他就是大德恒票號太原分莊經理賈繼英。當庚子事變，慈禧太后一行由京倉惶而逃，途經山西時，賈曾代表大德恒票號總號為清皇室支墊西行路費銀30萬兩(一說10萬或20萬)，但要求西行之財賦收入暫由大德恒經管。對此囊中無銀的慈禧太后自是恩准。當慈禧太后途經祁縣時，大德恒總號又專設臨時行宮接待慈禧等人。在這個臨時行宮內鋪著紅地毯，掛著錦緞，美酒佳餚，山珍海味，使倉惶出逃的慈禧大喜，對喬家的大德恒票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後，慈禧太后在西安住了一年，財賦皆由大德恒經管，使大德恒一時儼然成了清王朝的臨時財庫，不僅原支墊的30萬銀兩如數收回，而且從經管的財賦業務中還賺了一筆。後 來，慈禧回到了北京，準備籌辦戶部銀行時，想起了大德恒票號的賈繼英，便下旨召見了他。慈禧問賈繼英想做官，還是想經商。賈繼英說做官自己不是這塊料，但經商還可以。慈禧太后說道：那就給你個既做官又經商的差使吧。於是慈禧下旨，授他官職，同時籌辦戶部銀行。光緒三十一年(1905)，戶部銀行成立，賈繼英出任第一任行長。光緒三十四年(1908)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賈繼英繼任行長。可見，中國第一任銀行行長這樣的人才，原是由喬致庸開辦的大德恒票號所培養。
嚴格的號規和家規，是喬家商業興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嚴格的號規制度，是喬家商業興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如其號規定有：號內員工包括掌櫃在內，一律不准攜帶眷屬，更不准嫖妓納妾；所有員工不准賭博、吸食毒品；所有人夥按在號地位和身股大小，層層節制。如不循規蹈矩，到賬期按所犯錯誤情節，或開除，或抹身股，或減勞金等。喬致庸治家很嚴。其家規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納妾，三不准虐僕，四不准賭博，五不准冶遊，六不准酗酒。這些家規既杜絕了禍起蕭牆的根由，又成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證。喬致庸先後娶過六位妻子，但都是續弦。喬致庸將《朱子格言》作為其兒孫啟蒙必讀之書。他常告誡兒孫戒“驕、貪、懶”三字。並教育兒孫“唯無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氣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知欲圓、行欲方”；“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若兒孫有過錯，則責令跪地背誦《朱子格言》。如浪費糧食，則命跪誦若干次“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當念物力維艱”，直到承認錯誤，磕頭謝罪。致庸還把親擬的對聯掛在內宅門上，以教育其兒孫，其對聯稱：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衣惜福非惜財，緣惜福為抬高身價，喬致庸也喜好結交官府，這反映了以他為代表的晉商的封建性的一面。喬致庸生活在封建時代，在他身上同樣有著結交官府，抬高身價之追求。喬家所結交的官員，上至皇室貴族，下至州府縣治。清光緒以來歷任蒙、疆、陝、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撫、道、縣幾乎都和喬家有著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號經理籠絡聯繫，再漸漸過渡到喬致庸財東。據說大德通票號經理高鈺與趙爾巽、趙爾豐私交甚厚，通過趙氏兄弟又結識了端方、張之洞等封疆大吏。光緒年間，當左宗棠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時，便與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號結成密切關係，他所需軍費，多由喬家票號存取匯兌，有時軍費急缺時則向喬家票號借支透支。當西北安定下來，朝廷調左氏回京任軍機大臣時，路上費用均由喬家票號經管。恰好喬家所在地山西祁縣位於川陝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經祁縣時，便特地拜訪喬致庸財東。喬致庸當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準備。當左宗棠來到喬宅見到喬致庸時，直稱：“亮大哥，久仰了”，喬致庸更是受寵若驚。在喬宅敘話時，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為，均仰仗亮大哥票號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機請左宗棠為大門前百壽圖題一副對聯。左宗棠即興揮筆，所題對聯爲：損人欲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當北洋大臣李鴻章組建北洋艦隊時，聞晉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喬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號便認捐銀10萬兩。這樣，李鴻章對喬家的這兩個票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經票號掌櫃與李鴻章幕僚斡旋，李鴻章為喬家大院題了副對聯，傳說李鴻章寫的這副對聯是：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不難看出，喬致庸結交官府有其商業利益與自身需要的一面，這些都反映了喬致庸所代表的晉商封建性的方面。當北洋大臣李鴻章組建北洋艦隊時，聞晉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喬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號便認捐銀10萬兩。這樣，李鴻章對喬家的這兩個票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經票號掌櫃與李鴻章幕僚斡旋，李鴻章為喬家大院題了副對聯，傳說李鴻章寫的這副對聯是：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不難看出，喬致庸結交官府有其商業利益與自身需要的一面，這些都反映了喬致庸所代表的晉商封建性的方面。當北洋大臣李鴻章組建北洋艦隊時，聞晉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喬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號便認捐銀10萬兩。這樣，李鴻章對喬家的這兩個票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經票號掌櫃與李鴻章幕僚斡旋，李鴻章為喬家大院題了副對聯，傳說李鴻章寫的這副對聯是：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不難看出，喬致庸結交官府有其商業利益與自身需要的一面，這些都反映了喬致庸所代表的晉商封建性的方面。
營業範圍
大德通票號營業範圍有存款、放款、匯兌三項。存款又分往來存款與定期存款二種：前者是商家浮存，隨市面之變化，臨時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較市面利率為小；後者則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戶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須立一借據。存款利息比較低，利率一般是二、三厘，最多四、五厘。放款又分信用放款與抵押放款二種：前者於放款時須立一字據，亦有隨市面習慣辦理者。其日利隨市面而定，定期者較高，活期者較低；後者抵押貨物，須訂立合同，執其憑單，驗明貨物，押品如係不動產，則須執其紅契，並立字據，由承還保人墊還。大德通票號對放款對象調查的很仔細，諸如用款項目等都了解的很詳細。放款期限很少有一年的，大多是幾個月。匯兌有以下六種情況：一、同業對交。各憑各信，不立字據，匯水隨市面鬆緊，臨時酌定；二、遲票。除以兌期應加匯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遞加之；三、兌條。手續於定匯之後，立一對條，齊中剪為二紙，匯款者持上半頁，承匯者將下半頁寄往所匯之地點驗兌交付之，即不找保立收據亦可；四、信匯。各憑各信，字號對字號，收款人憑匯款人信，持信向匯入地票號取款，票號如接到交款通知，即行付給，匯水（匯費）隨行市；5、匯票匯款。憑票給付，匯水隨行市；五、電匯。如用明電，見電後找殷實承保戶擔保後取款。如係各家之密電，取款手續亦與明電同，電費均由匯款者負擔。匯費並沒有固定數額，一般因人而異，由票號與顧客面商而定。大致在交通方便地方匯費為乾分之二三，交通不便地方匯資可達千分之二十、三十，甚至七十、八十。電匯費用又高於票匯、信匯。
票號
大德通票號與官場交往甚密，經理高鈺與戶部尚書趙爾巽堪稱密友，票號在財政上支持趙，趙也給票號許多方便之處。陝西巡撫端方，曾派兵為大德通護送鏢車。高鈺與雁平道恩大任、朔州知事徐葆生稱兄道弟。庚子事變，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經祁縣，行宮就設在大德通票號。
大德通票號號規十分嚴格。較好地保證了號內工作秩序。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統治，大德通票號已不能適應形勢的變化，業務每況愈下，勉力維持。既而民國政府凍結白銀，改革幣制，匯兌業都被官辦銀行奪走，商辦票號已難以吸收存款，遂於三十年代改組為銀號，又改為錢莊，一直慘淡經營到1949年。
相關資料
摘自《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现在正发行的为张正明著，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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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無分文跑路，幾十天后帶著千萬財富歸來
2017-10-22 10:02 跑路/ 銀行
上次看世界和大家聊了聊晉商，而在晚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女人，和晉商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故事，她就是「大清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慈禧老佛爺。
慈禧出生於山西西坡村的一個貧窮農民家庭裡，一路因緣際會行至晚清中國政治舞台的最頂端。65年後，已是聖母皇太后的她卻又以逃難的身份再次回到了山西，這一路上她是落魄流離還是奢華依舊？重回故里等待她的又是怎樣的境遇？
獨立評論員何仁勇將在本期《看世界》將和馮叔聊聊慈禧西逃路上的那些奇趣經歷。
■沒有人臉識別誰知道你是慈禧
■何仁勇：說起來慈禧兩次去外地。實際上都是去逃難，第一次是英法聯軍過來了逃到了熱河，第二次就是八國聯軍打到北京來她跑去了山西。
■馮叔：你說這個事讓我突然想起，當時交通挺不方便，作為皇上其實上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也應該都沒去過吧？
■何仁勇：大部分皇帝一輩子也就在皇宮裡。
■馮叔：這要是不打仗落難了，也沒機會去啊。你想他去一次大半年時間，朝廷裡的事情怎麼辦，出點問題還不就天下大亂了。
■何仁勇：當時他們是走了三天才到河北，在河北的日子過得挺苦。這一路她帶的人不多，自己也穿的破破爛爛的，就真的跟一個農婦一樣。這一路算是慈禧這輩子過得最苦的日子了。沿途縣衙來迎接她的時候，帶了一點小米粥、幾個雞蛋，把她感動的不得了。
■馮叔：我很好奇那個時候又沒有人臉識別，當地縣衙就不擔心碰上個詐騙的嗎？比如這是誰裝成了假裝慈禧來蒙錢？
■何仁勇：你別說，剛開始出來的時候，她真還真在河北被人家當作混吃混喝的趕走了。本來可能到山西也會面臨這個問題，之所以沒有還是因為身邊跟著一個大學士叫桂春。他認識山西的商人，然後就給大德通的高鈺老闆寫了一封信，說慈禧跟皇帝要來山西了，叫對方招待。這樣一站一站下去，後面的才會相信這是真的老佛爺。
▲慈禧一路化裝成農婦
■何仁勇：到了山西，慈禧實際上才是真正過到的比較安穩的日子，別人對她招待的也比較周全。以前慈禧是看不起商人的，因為整個國家大環境是這樣的，所謂「士農工商」嘛，商人在最底層。
■馮叔：但她肯定沒想到自己落難的時候，幫助她最大的就是商人。
■何仁勇：慈禧來到山西後接待最好的地方就是大德通。大德通的經理我們前面說了是高鈺，他讓人專門把大德通的總號騰出來給兩宮做行宮。並且從很遠的地方就張燈結彩敲鑼打鼓的迎接，紅地毯都得鋪得很遠那種。
■馮叔：這估計和她在北京的待遇也差不多了。
■何仁勇：但當時慈禧在大德通也沒住多久，就一天。然後繼續往西安逃了。
▲大德通對慈禧的接待最為隆重
■馮叔：我有點好奇為什麼慈禧跑這麼遠，那時候其實八國聯軍也並沒有追她吧，為什麼一定非要去西安呢？
■何仁勇：其實慈禧也打算就在山西就住下，因為當地商人也對她照顧得很好。但正好當時山西巡撫得罪了傳教士，她就擔心八國聯軍趁這個機會又追過來，只想躲得越遠越好。
■這一路沒花錢還得了一千萬兩
■馮叔：我知道還有一個商人當時其實也在幫慈禧，但她是後來才知道。當時李鴻章在議和，跟八國聯軍談判中間發現個信息，就是八國聯軍領頭的德國人叫瓦德西，這個瓦德西以前跟中國一個叫賽金花女子「有一腿」。而賽金花的前夫是中國第一任在歐洲的大使，所以就找到賽金花，借門路求見瓦德西。而瓦德西後來也多少接受了這邊的面子，把部隊撤到了北京郊區。
■馮叔：所以說起來在慈禧落難時有兩波商人在幫她辦事：一波是男的，給她禮遇供她吃喝，讓她能夠過得安心舒服，；另外有一個風塵中的小女子，雖然只是個八大胡同里的小老闆，發揮外交官的作用，親自去溝通八國聯軍，但以身救國，讓國家的事情有了轉機。
■馮叔：說到這裡我倒想問問，慈禧到西安後過得如何？
▲西安張燈結彩歡迎慈禧
■何仁勇：這樣說吧，她在西安待了一個月不到，就花了29萬銀子。花這麼多錢，但從慈禧說這實際上還是很節約的。因為她在故宮紫禁城的時候，一天的花費就是4萬兩銀子。
■何仁勇：至於為什麼花這麼多銀子，還有個小趣聞，慈禧是很愛乾淨的，每次洗澡時候宮女給她擦水的錦布——那時候也沒毛巾——只用一下就扔。洗一個澡據說要上百塊錦布，連逃難過程中也是這樣。
■馮叔：放平時那點開銷也就是人家正常十來天的花費。那時候銀子挺沉的，我就好奇她跑的時候帶了多少銀子？或者有銀票？
■何仁勇：這樣說吧，她從北京出來身上其實沒帶多少銀子，但是沿途的官員商人們孝敬很多。這些收來的銀子也不用怕沉，都存在沿途的這些票號裡面，隨時可以匯兌。這對慈禧和開票號的都是好事，一方是省事，另一方則算多個生意。
■何仁勇：所以慈禧在人家那裡住，不但不收費，票號還送錢給她，前面所說高鈺的大德通號，就送了20萬兩銀子給慈禧，就說是路費。從北京出發的時候，基本身上沒帶什麼錢的慈禧，歷時一年零四個月的逃難，回去之後反而還賺了一千多萬兩。
■馮叔：這麼多銀子都是誰給的？商人嗎？
■何仁勇：一個是商人給的，另外一個就是地方官要孝敬她，當時慈禧太后來了來到山西之後，因為囊中羞澀，就打算找山西商人借錢，但很多商人是不敢借錢給慈禧太后的，因為知道她要去西安。這筆錢還是不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很多人膽子大，比如一個叫賈繼英的，出手就是30萬兩，從商人角度這就相當於一個投資。
▲逃跑時候帶的銀子
■馮叔：在中國古代，只要有人相信你是皇上，你待遇自然就高了，老百姓自動就跪下了，官員、商人們平時想跪還不一定有機會，因為要在皇宮裡是要按照品級的。平時沒機會，這次皇上到跟前了，反而像恩賜了你個討好的機會。所以我相信這一路商人官員一旦逮住了進貢下跪的機會，那肯定是排著隊。這一千多萬銀兩也就不奇怪。
■ 逃難了才知道商人們的好
■馮叔：慈禧這一路往西走，雖然窮山惡水的可能對老百姓沒什麼感觸，但商人官員都對她這麼好，等回到北京，她應該對商人的態度會有點改變吧？
■何仁勇：這一次逃難她的確是感觸挺深的，等回到了京城以後政策方面也有變化，比如以前不允許商人成立商會，但她這一趟回去之後就允許了。
■馮叔：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我知道後來在光緒變法的時候頒布了算是近代第一個關於商會的法律，看來跟這娘倆在這一路上受的苦和商人給她的熱情有一定關係。
■馮叔：她回來以後，對商人就比較優厚，另外允許他們給更大的空間，頒布了一些新政，也給了商人一些地位。所以在光緒慈禧中後期這一段，商人們還是很活躍的。
■何仁勇：對，包括慈禧回北京之後還辦了一件事情，學習晉商票號成立了戶部銀行，就是當時國家的政府銀行。還給了山西票號一個機會，準備由戶部拿兩百萬出來，山西票號拿兩百萬，做個官方和民辦合作的銀行，這其實是有利於山西票號的發展的，但可惜的是當時的晉商們目光短淺，只想小富即安沒有抓住這次機會。
■馮叔：這也算是早期的一次混合經濟的嘗試了，可惜晉商沒有抓住。
■何仁勇：後來第二次戶部銀行正式改為大清銀行，準備金是1000萬兩銀子，又請山西票號的人來入股，但他們又沒回應，只得由江浙商人來做了這件事情，所以後來江浙一帶的商人，慢慢的就取代了山西票號的地位

以信義經商治家的晉商喬致庸
作者：劉曉
在喬致庸的謀划下，喬家分支票號遍及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業務繁榮。圖為有「清朝第一大票號」之稱的日昇昌的「匯通天下」匾額。(Gisling/Wikimedia Commons)
        更新: 2019-06-20 9:48 PM       標籤: 中華商道, 喬致庸, 晉商
多年前，看過一部韓國電視連續劇《商道》，迄今難以忘懷。「所謂的做生意，不是為了賺取金錢，而是賺取人心；並不是要獲得利潤，而是要獲得人心。賺取人心獲得人心，這就是做生意，到了那個時候，金錢自然隨之而來。」這是《商道》中的主人公林尚沃在最初踏上經商之路時所聽到的諫言，從此他將其銘刻在心。若干年後，當在商海歷經沉浮而終於成為巨富時，林尚沃總結了自己經商的信念：「一個真正的生意人，不應該追求所謂的利，而是要追求所謂的義」；「視財物如水一樣的平等，做人如同秤一樣的公正剛直」。
根據韓國史料記載，《商道》中的林尚沃在韓國歷史上確有其人，他是19世紀初韓國著名的商人。少年時，他曾在寺廟中修行，後進入商界。在商場上，他屢遭陷害，但仍然堅持正派經商，憑藉堅強的意志與靈活的商業手腕，屢挫屢戰，終於成為韓國首富。在經商過程中，林尚沃還積極行善、濟世扶貧，常常發放糧食給貧困的民眾；無論求助的人的身分如何，他都能一視同仁一樣地對待。因為其崇高的德行與節操，他被朝廷封為三品命官。據說，他去世前將土地、財物全部捐給了國家，自己家中只留下二十元。
在中國的明、清兩朝聞名全國的晉商中，有一位名為喬致庸的商人，他與林尚沃一樣，在經商過程中以「信義」為重，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林尚沃是朝鮮王朝平安道義州人，平安道（韓語：평안도），舊稱關西，是朝鮮的一個歷史地名，朝鮮王朝「朝鮮八道」之一。(고려/Wikimedia Commons)
棄儒經商
喬致庸，生於清朝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出身商賈之家。幼年喜好讀書，後中秀才，曾雄心勃勃要走舉人、進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難違，由於自幼父母雙亡，撫養其長大的兄長在其考中秀才後突然病亡，無奈之下，喬致庸為了挑起家庭的重擔，放棄了讀書致仕的道路，開始經商。但毋庸置疑的是，深受儒家「仁義禮智信」思想薰陶的喬致庸，在經商中亦秉持待人以誠、信義為重的理念，開啟了喬家以儒興商之路。
喬家最初的生意主要是經營絲和茶葉，即將南方南潯的湖絲和武夷山的茶葉運到北方。當時由於北方有捻軍、南方有太平軍運動，絲路和茶路一度中斷。憑藉著驚人的勇氣和智慧，喬致庸打通了商路，而且在運茶和運絲的過程中，他敏銳地發現了票號（註：相當於今天的銀行）的作用。因為商人攜帶大量銀兩在旅途中是十分不安全的。
當時山西平遙已經有了一家全國有名的票號：日昇昌，但它的主要問題是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喬致庸敏銳地抓住商機，一下子開了兩家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在雄才大略又多謀善斷的喬致庸的謀划下，喬家分支票號遍及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業務繁榮。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6萬兩，到光緒十幾年時已經發展到35萬兩。喬致庸也成為當時的商業巨賈。
中國山西日昇昌票號。(Zhangzhugang/Wikimedia Commons)
喬家票號發展的重要原因是每年都把獲得的利潤投入作為資本，而這在當時的山西商家中是比較少見的。有人研究後得出結論，喬家的流動資金在800萬兩到1000萬兩，還不包括喬家的票號和房地產。
此外，喬致庸還將上一輩喬家在包頭開辦的復盛公商號，發展為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復盛協、復盛錦、復盛興、復盛和等龐大的復字號商業網絡，基本上壟斷了包頭商業市場，故包頭有「先有復字號，後有包頭城」之說。
據說，清末時，喬家已在全國開有錢莊、票號、糧店等二百多處，資產達數千萬兩。
以儒興商
與林尚沃一樣，喬致庸的成功在於他非常重視「德行」，無論做人辦事，還是任人立規，喬致庸都十分重視道德水平，他的手邊常常放著的是四書五經和《史記》等儒家經典。其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
在他平日對手下的訓講中，喬致庸也多次強調「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的道理。即要以信譽贏得顧客，不能以權術欺人，更不能將「利」字放在首位賺昧心錢。他非常清楚，信譽是商家的根基，是商號的命脈。正因為如此，才使喬氏商號、票號能夠在社會動盪及信用風險極大的情勢之下贏得民眾及官府的信任。
比如復盛西商鋪是喬家在包頭的一大商號，主要經營糧油，不論是質量還是份量都有保證。一次，復盛油坊往山西運送一批胡麻油，經手的夥計為了從中謀利而在油中摻假。掌柜的發現後，將夥計痛斥一番，並命人倒掉整批摻假的胡麻油，重新換了貨真價實的胡麻油。雖然喬家遭受了一定的經濟損失，但卻為其贏得了誠信的美名。
1930年雲集在柳河車站參加中原大戰的蔣介石部隊。（公有領域）
喬家的後人也同樣延續著喬致庸的信義精神。20世紀30年代曾爆發中原大戰，導致經濟衰退，晉鈔貶值，晉鈔跟新幣之間的兌換比例大概是250000：1。如果喬家的大德通票號用晉鈔支付，完全可以利用差價大賺一筆，否則將無法生存下去，但喬家為了維護商業信譽，毅然決定收晉鈔、支付新幣，讓百姓手上的錢可以在各地自由流通。最終，大德通倒閉了，但喬家的精神卻被人們廣為傳頌。
樂善好施
身為巨富的喬致庸同樣也是位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商人。他不僅在災年出錢出力賑濟百姓，而且平時對於任何有求之人都是盡力幫助。
在清光緒三年，山西遭遇百年大旱，人民生活困苦，喬致庸開倉救災，捐款3.6萬兩白銀。其善舉被載入《祁縣誌》。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秋，北方大旱，秋糧減收大半。旱情一直持續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播時節，很多老百姓餓死了，還有的賣兒賣女，慘狀目不忍睹。為了救濟災民，喬致庸一方面要求家人減少開銷，家中男女老少一切從簡，一年內不准做新衣服、不准吃山珍海味；另一方面安排具體賑災，即對喬家堡的百姓，按人發給若干糧食，另在村裡的大街上安置一口大鍋，捨粥給外來的饑民。
喬致庸囑咐分糧的夥計「把斗子裝得滿一些。分的糧食虧了，我給你們補；要分得多出來，我就砸你們的飯碗」，要捨粥的夥計「不要稀了，稠些兒」。粥要稠到用毛巾裹起來，再打開時米不散；稠到放在碗裡，插上筷子，筷子不倒。老百姓們對此是交口稱讚。
還有每年過年時，喬家在包頭的糧油店都會「摻假」，就是把上等米麵摻到普通米麵裡，但按照普通米麵的價格賣給窮人，為的是讓窮人也能吃上好糧食。窮人們都感恩戴德。
此外，為了幫助鄉親們，喬家在農耕時節都要在門口拴上三頭牛，誰家耕地需要就牽去，傍晚送還即可。
善心有善報
正因為喬家的善行，喬家避免了好幾次災難。一次是一股四處流竄的土匪，來喬家堡轉悠了好幾天，想打劫喬家，但找了幾天，在整個村裡都找不到一個內線。加之喬家大院壁壘森嚴，還有忠心的護衛，這股土匪只得作罷。
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山西總督也開殺洋人。有七名意大利修女從太原跑到了祁縣，被喬致庸救下，先藏在銀庫中，後祕密送到河北脫險。後來意大利政府特意送來一面意大利國旗表示感謝。抗戰時，日軍進軍山西。喬家將意大利國旗掛在大宅外，阻止了日軍的侵擾，因為當時日本、意大利同為「軸心國」。
山西祁縣喬家大院。(TAOZIlovewiki/Wikimedia Commons)
中共篡政後的文革時期，喬家人已是各奔東西，老宅空有其殼。但老百姓都不捨得砸碎喬家大院一塊磚，因為誰都不想背負「忘恩負義」的惡名。這也是今天的我們還能看到完好的喬家大院的原因。
喬家家規
為了讓後人走正道，喬致庸還立下了家規，規定：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納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賭博，五不准治游，六不准酗酒。他還高薪聘請家庭教師教育子女。他一生育有六個兒子，之後的每一代都任人唯賢，而這也是喬家成為豪門望族、連續六代富足的原因。
光緒三十三年（1907），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喬家第六代中有11個大學生、2個博士生、1個碩士生，其後代現遍布世界各地。這正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真實寫照。@*#
參考資料：
1. 郝汝椿《喬家堡人說喬家》
2. 《喬家大院》

晉商/用人得用其長，也得用其短，世上最難用的就是聖人。 治道有三:利 威 名 你可以用利賞他，也可以用名敬他，威，從罰而來/晉商、粵商、徽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tinyurl.com/yyts37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