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1]
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2]
著作列表[編輯]
《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
《文化批評往何處去:八十年代末後的中國文化討論》(1998, 2011)
《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2005)
《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
《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2009)
《在傻子和英雄之間:群眾社會的兩張面孔》(2010)
《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2011)
《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2013)
《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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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一百零五歲的楊絳老人過世,意外在中國知識份子圈掀起一波「錢楊之爭」的毀譽之辯,圍繞在知識份子的「沈默」,而對公共事務或一般認知「政治」的沈默,到底是世故還是禁忌?是自保還是犬儒?甚而對沈默都保持沈默,有論者認為「討論沈默」是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也有論者認為在時代的壓力下(如文革),勇敢不該說得如此輕巧。
清華大學悼念楊絳。(中新網)
清華大學悼念楊絳。(中新網)
筆者一直是張鳴教授的讀者,很欣賞他在各種公共議題上發表的見解,以及他的社會批評。剛才讀了張鳴的新作《徐賁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說的勇敢》(原題:《看客的勇敢》),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徐賁先生既未對錢楊夫婦,也未對張鳴本人提出什麼「勇敢」的要求,他只是思考「錢楊政治行為缺失」的普遍意義,提倡一種他希望看到的公共道德。
現在美國擔任教授的徐賁,他所在的地理位置,並沒有阻礙他對中國公共事務有著充滿激情的關懷。正如張鳴先生所說,徐賁先生的很多文章令人「欽佩得很」,我本人也是徐賁文章的受益者
那麼,為什麼很多國內知識份子會欽佩徐賁? 這是因為他雖然身在海外,並沒有把自己當作「看客」。多年來,被稱為「說理者徐賁」的這位華人教授,「在無賴的世界說理,在犬儒的國度立人」。他提倡說理的價值規範,提倡對公民意識的培育與涵養,被認為是」 在強權與犬儒交織而成的荊棘叢中,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徐賁做到了他所定義的知識份子應該做的:努力思考,並以此來克服公眾生活思考缺陷。」
介入這場「錢楊之爭」,徐賁的基本觀點其實與張鳴本人的看法相同。張鳴說:「作為知識份子,的確要比普通人應該多一點道義上的義務。」徐賁的《沉默是知識份子的「權利」嗎》一文,整個的論述,就是如張鳴所說,知識份子要多一點道義責任。
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與張鳴的出發點基本一致的徐賁,為什麼會因為他的海外身份受到張鳴如此的嘲諷?張鳴談到「看客」與「奴隸」,質疑徐賁在國內生活的經歷,說徐賁的這篇文字,「說得太輕巧了。其實,即使那個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我輩,如果也算是知識份子的話,也沒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識份子勇敢。」
但徐賁並沒有叫張鳴「勇敢」,他的本意只是讚賞這次圍繞錢楊的討論,尋求其中的意義。張鳴說徐賁的話「太輕巧「,其實這種「輕巧」的話語源遠流長,來自東西方的哲人與思想家,長期研究「知識份子與公共政治」的徐賁,不過是傳播一種自古以來的人文精神與公共理念而已

在被張鳴修理的文章中,徐賁引用了一些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理論,例如,梁啟超針對公民冷漠,宣導「公德」的社會啟蒙;康得關於人的道德義務的分類;美國社會學家伊維塔·澤魯巴維爾在《房間裡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一書談到的「政治性沉默」
與上述東西方思想家的觀點一脈相承,徐賁在文章中提倡的是一種「希望」,即希望中國有一種「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則」,他沒有說別人非要這麼做不可,但他希望有儘量多的人這麼做。徐賁在文中說:「你也可以把說公道話當作你的義務。這是你自己選擇的義務,這個義務對大多數人沒有約束力。」
既然徐賁說這個義務「沒有約束力」,張鳴先生盡可以不「勇敢」。如果張鳴先生仍然反感這種觀點,可以去追根溯源,去質疑梁啟超與康得,以及中外大量提倡知識份子責任的思想家,不必只在乎徐賁這種理念的傳承者。
不知張鳴先生可否觀察到,海外的作家學人,包括昔日高調抗爭的流亡者劉再復和北島,他們也回國出書發表文章,但沒有一個還敢就中國的公共問題置喙。
現在的事實是,大洋外的學人也少有張鳴所說的「勇敢」。為了各種利益,有些海外學者(包括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公共問題噤若寒蟬,選擇沉默妥協,有的甚至幫中國政府月臺。即使是敢言的海外寫作者如我本人,因敢言付出了代價,也由於自己的學識不足缺乏影響力。而徐賁不但敢言,而且學理深厚,言說精彩,在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因為同樣在海外言說中國問題,筆者為張鳴先生的指責心有戚戚。徐賁是忠厚書生,他只知道引經據典,按照他一貫的學術專業邏輯去談知識份子沉默的問題,而不知道他的話如何惹惱了張鳴這樣的大陸學人。
筆者只希望希望張鳴先生就事說事,不要逸出旁支,去指責徐賁「大洋彼岸」的身份,談什麼「奴隸」與「看客」。無論中國還是海外,有些價值觀是普世的,對知識份子責任的論述也是東西方的共識。中國的梁啟超會與歐洲的康得有相同的觀點,可見人在大洋哪一邊並不太重要。
當然,我們海外論者因為有言論自由,沒有現實的威脅,應該更勇敢一點。也由於在海外吸收多種文化,海外學人應該給中國提供更豐富的資訊與思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像徐賁先生這樣的優秀的海外攻玉者,在我看來至今還是獨一無二。希望國內的朋友珍惜,不要讓還願意關注中國問題的海外學人從此被迫閉嘴。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
附張鳴原文《徐賁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說的勇敢》
自己做勇士,也許不難,但如果會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為你的緣故發配農村,衣食無著,甚至身陷囹圄,沒有幾個人能扛得住的。
看過徐賁先生很多文章,說實話,欽佩得很。但是,看到這篇《沉默是知識份子的「權利」嗎?》,卻如鯁在喉,覺得不得不出來唱點反調了。
我是一個土鼈,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我也同意,作為知識份子,的確要比普通人應該多一點道義上的義務。但是,如果人世間真的有所謂完全的義務和不完全的義務的話,人們在行使後者的義務的時候,也一定會存在一些條件。人沒有生活在真空裡的,在某些環境裡,這樣的條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的確,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中,存在過一些像林昭一樣的勇敢者。若干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服務中心,曾經查到過大約幾十個像林昭那樣倒下的英靈。當然,我在看到他們事蹟時候,也是熱淚盈眶的。然而,反顧我自己,即使當年我有了那樣清醒的認識,也很可能做不到這樣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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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50年代的思想改造開始,高級知識份子中,就沒有幾個站出來抗爭的。如果非要說有所謂的抵抗的話,無非就是自殺。即使是馬寅初這樣的人,被鬥得七葷八素,最終還是得低頭。當年的大右派,又有幾個沒有低頭認罪呢?他們昔日的朋友,又有幾個不站出來批判他們的呢?沒有提供材料落井下石的,已經算是品質優良的了。
在那個時代,能夠站出來,大聲說不的人,實在太少了。連梁漱溟這樣的人,最後也做了檢討。自己做勇士,也許不難,但如果會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為你的緣故發配農村,衣食無著,甚至身陷囹圄,沒有幾個人能扛得住的。
當年蘇聯肅反的時候,那些反布爾什維克分子,那些高級知識份子們,儘管個個都是被冤枉的,最後還不是個個都公開認罪,在外國記者面前,表現出不可思議的真誠。背後的原因,還不是有家人的拖累?人都是血肉之軀,自己受罪也就罷了,當面對自己的孩子和年邁的父母也跟著遭殃的時候,沒有幾個人真正可以做到鐵石心腸。
說一點自己的經歷,在文革後期,我僅僅是在私下裡非議了幾句文革,就被人告發,被整得半死。當我意識到因為我的緣故,在文革中被整過的父母,再一次被多次批鬥的時候,我真的後悔了,後悔不該說這樣反動的話。其實,在挨批判的時候,面對台下憤怒的同學和老師,聽著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號聲的時候,神經就已經快崩潰了。當時還不到17歲的我,哪裡敢堅信我是對的,這麼多人都是錯的呢?我相信,多數經歷這樣批鬥的人們,即使當時已經是知識份子,面對民眾憤怒的聲討,也都難以神經大條地鎮定自若,相信自己是正確的
整個社會都被動員起來,以人民的名義討伐異類的時候,要求知識份子履行抗爭的義務,其實根本不現實。不是說當年那些敢於面對特務手槍的人,都一夜之間換了一個人了,而是形勢變了,形勢比人強,比任何人都強。
林昭那樣的人,在當時,其實起不到什麼作用。她們的抗爭和她們自己,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樣,消失得連一條微細的波紋都看不見。當年的中國,99.999999%的人,根本不知道她們的存在。她們的價值,也只有那種高壓消退後的今天,才會體現出來。林昭們的思想史意義,是作為今天的思想資源而存在的,而非當年的。
所以,要求錢鍾書和楊絳夫婦,在反右的時候站出來,在文革的時候站出來,顯然是一種不近人情的苛求。事實上,如果他們夫婦在反右的時候站出來,此後就永遠站不出來了
文革的時候,我也曾站在批鬥會的下面,臺上鬥的是我的老師,積極批鬥的,不僅有高年級的學生,還有被批鬥者的同事。那個時候,能夠僅僅站在台下喊口號,不沖上臺去打被批鬥者耳光的人,就已經算是「很有良心」的了。
坦率地說,那個時代,沒有什麼知識份子,只有順從的羊和正在挨宰的羊。更多的時候,所謂的知識份子,還像古羅馬時一樣,被扔在角鬥場裡讓你跟野獸和自己的同類決鬥,供看客們取樂。正如角鬥場裡的奴隸都會拼死搏鬥一樣,當年的臭老九們,也是會鬥的。我從沒聽說過,有哪個人曾經譴責過當年的奴隸,責備他們為何不跳出角鬥場,跟看客們廝殺。
我不知道,徐賁先生在國內生活的經歷如何,至少,這篇文字,說得太輕巧了。其實,即使那個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我輩,如果也算是知識份子的話,也沒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識份子勇敢。
(張鳴,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此文原刊騰訊大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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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互聯網上到處都是知識豐富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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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6-09-14 5:09 PM       標籤: 互聯網, 公民, 民粹主義, 特朗普
【大紀元2016年09月14日訊】美國地產大亨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成功獲得共和黨候選人提名,讓許多政治觀察家、政治和媒體精英,以及普通美國人覺得震驚和失望。特朗普的逆勢上位,也讓許多人對今天美國民眾的政治理性產生了懷疑。有中國媒體嘲笑說:「為什麼大家都看錯了呢?看來只能用當前流行的網絡語解釋了:是’這屆美國人民不行’。」
美國出現特朗普現象,是「這屆美國人民不行」呢?還是另有需要深入探討和思考的原因?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這些原因不僅對美國民眾的政治理性發生影響,同樣也在對其他國家許多人的政治意識和行為發生影響,因此不容我們幸災樂禍地將特朗普現象只是當作隔壁鄰居家的笑話。
美國康乃狄克州大學哲學教授邁克·林奇 (Michael P. Lynch)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谷歌)搜索即相信:特朗普完勝知情公民》(下稱《搜索即相信》)一文,討論了特朗普現象與互聯網時代有關的群眾認知和心理原因——互聯網的信息傳播使得一些原本隱藏在人們認知和心理習慣暗處的東西暴露了出來。
互聯網為政治民粹主義提供了方便的新媒介,互聯網信息的「自我引證「(self-referential)和「部落極化」(tribal-polarization)效應不僅對「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的政治參與行為產生了負面影響,而且,更為嚴重的是,正在加劇一些社會中本來已經存在的分裂。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所說,「差異的人群起先並無固定想法,且彼此立場也似乎差別不大,但僅僅因為(在網絡上)閱讀和看到的東西不同,結果走向了不同的極端」,這時候,社會的極端碎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一、互聯網上的信息和知識
美國的民主政治中,「知情公民」受到信息來源的不當影響和操控,並不是一個新問題。然而,互聯網的影響使這個問題更加突出了。「知情公民」依然是美國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也是爭取民主的國家裡公民權利要求的重要部分。
互聯網時代向人們提出了一系列有關「什麼是知情」和「怎麼知情」的新問題——公民政治參與需要怎樣的知識?在什麼意義上他們能夠或不能夠從互聯網上獲得這樣的知識?互聯網的信息生成和傳播方式到底在對公民政治知識發生怎樣的影響?
知情公民的理念在傑弗遜那裡有著最經典的表達,「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我們作為自由人民生存的關鍵」。倘若公民們要通過直接的或間接的政治參與來影響政府的某個決策,就需要對政策的實情(事實或情況)有所瞭解,還需要懂得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後果。
倘若他們要選擇國家的領導者,他們就需要知道那些候選人以前的言行記錄,以判斷他們是否可信可靠。這就是為什麼政治研究者們總是擔心公共政治信息是否公開、透明、準確,公民們是否對公共信息有足夠的政治知識和理解能力。
政治信息對於美國自由民主制度依然重要,但是,隨著「大媒體」向「大數據」發生轉移,大多數民眾獲取政治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發生明顯的變化。今天令人擔憂的已經不再是誰在控制信息的內容(例如,30多年前喬姆斯基特別擔憂的那種可能操控民意的「大媒體」),而是誰在控制信息內容的流向。
林奇對此寫道,「人們越來越多地從社交媒體獲得選舉的消息,社交媒體既是他們的信息來源,也是他們表達自己觀點的渠道。贊同仍在被製造,但卻是我們自己心甘情願的製造,消費的對象是那些已經與我們志同道合的朋友,信息是不是事實,並不重要」。
哈佛大學資深研究員戴維·溫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識的邊界》(Too Big to Know)一書裡指出,今天,人們從互聯網獲取信息有兩個工具性的途徑,一個是利用電腦提供的無限大信息記憶,上網搜索獲取答案;另一個是利用社交手段,借助朋友們的選擇或引導,來找到感興趣的信息。這兩種途徑也經常結合在一起,例如,瀏覽新聞或別的網站的人們也經常通過微信、臉書這樣的社交媒體獲取信息。
人們喜好從社交媒體獲取信息。首先,朋友圈裡有共同的興趣,經常可以看到意氣相投的觀點和看法。這個來源的信息自然比較「有趣」,因為有趣,也特別「有用」。其次,互聯網上有太多的信息,對每一個事件、人物、主張,都有太多的正反「事實」,如何取捨,需要有人為我們做某種「篩選」。志同道合的朋友們所作的篩選自然要比意見不合的外人更為「靠譜」,更具「可信性」,並因此更容易直接當作是靠得住的「知識」。相比之下,不同的意見或觀點則被認為只是一些靠不住的「看法」。
被信任的信息被當作「知識」。「信任」是區別信息和知識的一個關鍵因素。早在公元前3世紀,柏拉圖就已經提出了什麼是知識的問題,在《米諾》(Meno)篇裡,蘇格拉底區分了「真實看法」(true opinion)和「知識」(knowledge)。
蘇格拉底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一個人要去Larissa,問道於路人,路人自己並沒有去過Larissa,但知道該朝哪個方向走。哪怕是用猜的,只要他指了一條正確的路,那就是真實的看法。但是,這並不是知識。
蘇格拉底用了一個比喻來說明什麼是知識,「真實看法「就像是神話中藝術家Daedalus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如果不把它們用鎖鏈緊緊拴在地上,它們就會很容易逃走。知識就像是緊緊拴在地上的雕像。
今天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讓信息變為知識的是我們對信息真實性的信任,如果指路人自己親自去過Larissa,他的經驗就會給他的信息賦予真實性,使之成為可以信性的知識。當然,如果他能夠有一張今天我們使用的地圖,那也是可以信任的。
林奇在《我們的互聯網》一書裡指出,對事物的看法和知識是不同的,「傻瓜也能有看法,但有知識的人卻不多」。這句話似乎也可以理解為,看法就是傻瓜的知識,他們不再需要別的知識。對知情公民來說,真正重要的不是看法,而是知識。
但是,對於許多從朋友圈裡獲取信息的人們來說,他們經常不清楚朋友們的看法是不是知識,更糟糕的是,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只對朋友圈內流傳的消息感興趣,而對互聯網上與他們不同的觀點或消息則因沒有興趣,所以置若罔聞,不予理睬。
在共和黨候選人初選時,特朗普的競爭對手,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抨擊特朗普在非法移民問題上言行不一,他呼籲選民上網查一查有關特朗普的相關事實信息。35年多以前,特朗普建造位於紐約市第五大道725號的川普大廈(Trump Tower),拆遷原先的房屋,僱用的就是沒有合法身份的波蘭勞工。這樣的事實信息是公開的,在互聯網上垂手可得。但是,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要麼對此不予理會,要麼就是將此視為無關緊要的「小事情」。
公民們帶著偏見,有選擇地挑選方便的事實,排斥不方便的事實,這對民主政治來說不是一件小事,是「知情公民」失職的一個危機信號。用林奇的話來說,這種公民失職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有關民主哲學根基的問題:那就是,知情公民還是不是民主的理念?」這個危機甚至讓某些人悲觀地預言:「民主的喪鐘已經敲響。」
二、信息—知識與理解力
這個世紀初,人們對互聯網幫助「知情公民」獲得更多、更好政治信息的前景非常樂觀。許多人認為,人的理性行動需要有知識的指導,同樣,理性的政治行動也需要政治知識,互聯網正在為選民們獲得重要的政治信息提供前所未有的方便。人們樂觀地以為,互聯網正在起到「知識民主化」的積極作用。特朗普現象使美國政治學者們第一次不得不非常嚴肅地重新反思這種想當然的民主樂觀主義。
特朗普現象在美國被許多人視為具有法西斯主義的特徵,也是世界範圍內法西斯主義似乎在以新形式捲土重來的一個不祥徵兆。因此,如何才能保證有效的民主公民參與,抵禦可能的法西斯主義,便成為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
這個問題與互聯網時代的「公民知情」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也使得21世紀初的一些互聯網研究成果顯得特別重要。林奇認為,作為一個政治理想,「公民知情」所指的不應該僅僅是獲取信息—知識多多益善,甚至不是信息—知識必須是「事實」,而應該是對信息—知識有深入批判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有理由相信,我們今天並不比以前更接近理解力意義上的公民知識理想,甚至可以說是離的更遠了」。
互聯網時代,許多人知識豐富,不是變得越加開明、公正,而是變得越加偏執、狹隘和頭腦禁錮。他們根本不具備與知識增長相匹配的理解力,不懂得如何獨立提問、價值判斷、批判思考。互聯網時代,許多人知識增長,理解力倒退,並不只是一個美國現象,在別的國家裡也是常見的現象。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21世紀的互聯網研究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那就是,互聯網時代製造了一種特殊的「谷歌知識」(Google-knowledge),一種可以快速、方便取得,但證據與理由經常不清楚或不可靠的「信息—知識」,是「谷歌認知」(Google-knowing)的產物。
對來自互聯網的信息,許多人直接當作知識——可以信任的信息——來運用,因此擱置或放棄了對信息和信息源應有的信任檢測。對此林奇指出:「信任不起作用的信息,它的’快速’接受過程在特定的情況下是可靠的,但絕對並不總是可靠的。我們在互聯網上搜索,一定不能忘記這個有關認知過程的教訓。」
由於互聯網便利而只是在網上獲取和接受信息—知識,這使得大多數人成為「接受型的知識者」(receptive knower)。林奇指出,「谷歌認知經常是(儘管並不總是)快捷、便利的。如果你諮詢一個大致可靠的網源(如維基百科),認知過程在特定情況下基本上還是可靠的,……你可以由此得到真實的信息——對接受型知識者而言,這就夠了」。但是,接受型知識本身並不充分,因為「你並不能用它來解釋’為什麼’特定信息是真實的,你也沒有追問那個信息的來源為什麼是可靠的」。
互聯網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提供有用的網絡知識(如果求知者知道如何去尋找比較可靠的網源和如何核對網絡知識可靠性的話),但是,互聯網不能為我們提供對網絡知識(或任何其他知識)的「理解力」。互聯網非但不能為我們提供理解能力,而且可能阻礙理解能力的發展。
理解力是我們作為社會成員,而非僅僅知識個體的知識者,所必須具備的一種智能,它讓人能夠對局部問題舉一反三、靈活變化,並思考和解決其他有關問題。理解力讓我們不僅知道「什麼」,而且還知道「為什麼」。
例如,科學家對伊波拉(Ebola)的理解不僅在於知道什麼是伊波拉病毒,而且在於知道它為什麼會擴散為一種可怕的疫情。又例如,如果你不僅知道什麼是憂鬱症,而且知道為什麼你的朋友經常憂鬱,為什麼貪腐官員跳樓並不都是因為患有憂鬱症,那麼,你對憂鬱症便可以說是有了你自己的理解。
林奇指出,「在現實生活裡,所有的認知方式都是重要的,但是,若無理解,就會丟失許多深層的東西。我們(在互聯網時代)的數碼生活方式雖然給了我們更多的事實,但卻不能給我們更多的理解」。對知識具有理解能力的人會對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追問「怎麼會」和「為什麼」。這不是所有專業人士都具備的智識素質和能力,越具備專業知識並不等於越有理解能力。一個法律教授可能擁有關於「財產權「的專業知識,但對強行拆遷民居、侵犯個人財產權的現象不能提出「為什麼」和「怎麼會」的質疑,問題不在於他的知識不足,而在於他的理解力缺失。
同樣,一個參與選舉的「知情公民」可能並不缺乏有關的政治信息—知識,但卻不具備必須的理解力。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有鑑於互聯網信息產生和傳播的特徵,許多研究者發覺,問題不是出在信息—知識的內容(虛假不實或故意欺騙),而是出在信息—知識的來源。互聯網使用者經常錯誤地把互聯網當作了可靠信息的來源,而不是尋找可靠信息的工具。
互聯網這個信息來源不是中立、客觀的,網上的每一個信息源都預先「篩選」了信息的內容——保留了一些事實,而排斥和排除了另一些事實。而且,「事實」需要通過解釋和理解才能獲得特定意義,互聯網所提供的事實既可以用來核對實情,也可以用來加強偏見——經常是同時的。
林奇指出,「互聯網上的群體極化是數碼生活的現實。自由派與自由派’交朋友’,分享傾向於自由派的媒體消息,保守派與保守派交朋友,也是一樣」。信息來源的單一化、部落化造成了桑斯坦所說的民眾觀點「極化」,他們變得越來越偏激和固執,「不斷受到極端立場的影響,並覺得許多人都持有這樣的立場。可以預見,這一定會使那些受影響並帶上偏見的人們越加堅信自己的想法。」
三、互聯網時代「知情公民「的認知缺陷
在公共信息自由、公開的美國,互聯網時代的政治信息超級豐富,但並沒有自動成為民主福音,相反卻帶來了民主知識的困境。早在30多年前,波茲曼就已經在《娛樂至死》一書裡警告過「赫胥黎危機」的知識困境。
互聯網加劇了這一困境:奧威爾害怕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瑣碎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信息被剝奪,赫胥黎則擔心人們在龐大的信息中日益被動和自私。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赫胥黎則擔心的是,我們將會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更早之前,1946年,哲學家卡爾·波普就對現代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抽象」和「去個人化」表示擔憂。對於社會中人們之間越來越加劇的隔離和碎片化,波普寫道:「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實際上從不打照面,辦事的方式是孤獨隔離的個人用文字信件或電報互相聯繫……這樣的虛構社會可以稱為完全抽象或去個人化的社會。」
波普的這段話是他在論述民主、法西斯主義和知識的時候說的,他一生捍衛「開放社會」的理念,而且警告,開放社會始終存在著一個危險,那就是社會的抽象或和去個人化。這樣的危險當然在不開放的社會中同樣存在,但原因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為一談。今天,互聯網時代的美國社會正在證明波普的預言是多麼正確。
開放社會,按照波普的說法,是一個以自由為基本價值的社會,人們堅持言論和思想的自由,互相理性地平等對待,可以在說理中互相批評,推動社會進步。開放社會保護交往和信息的自由,媒體多元化,政府權力極少對之加以干涉或限制。
以這樣的標準來看,美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開放社會,而互聯網正是其開放性的一個標誌和條件。但是,也正因為有了互聯網,人們可以足不出戶,躲自己的小天地裡,只是用敲鍵盤來與他人——經常是從未謀面的陌生朋友——維持聯繫。
波普的預言似乎實現了,但是,正如林奇所指出的,見面說話也好,寫信、電報、敲鍵盤也罷,無論是博客、微博、微信,人際交際總還是人際交際,現在是問題已經不再是相互隔絕的個體人,而是相互隔絕的部落。
人們能夠在互聯網上非常容易地找到「談得來」的朋友,結成「志同道合」的團夥,形成一個個隔絕的「部落」。信息傳播的「部落化」會對人們接受信息知識的方式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阻礙他們成為有效民主所需要的那種知情公民。
負面影響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媒體研究者所說的「信息串流」(又稱「信息流瀑」,information cascade)。一個信息,觀點或看法,在人群中傳來傳去地散播,只要形成一種說法,無論內容真偽,其本身都會對不同的看法有排斥和抵制的作用。
信息串流並不是今天才有,從古到今,一直都有「三人成虎」「眾口鑠金」「一傳十,十傳百」的現象。社會心理學觀察現代社會的群眾(群氓)行為,把非理性信息串流(人云亦云、隨眾盲信)作為一個研究的重點。互聯網時代的信息串流發生在同聲呼應、同聲相求的部落圈子裡,強化了人云亦云、隨眾盲信的「羊群心理」
這種心理效應是,既然這麼多人都在流傳和散播同一觀點,說明他們都贊同這一觀點,也說明這一觀點是對的,值得贊同。這也被稱為「回音室」(echoing chamber)效應。在回音室效應的作用下,許多人會自然而然地以為接受到的信息就是可靠的信息,根本不會對之有所懷疑或進行獨立的批評思考。
多低劣的大眾文化產品(或商品)也都是因為群眾性信息串流而「紅火」起來的,無論其品質如何低劣,只要開始有人捧,那麼,「喜歡」的人越多,就越能引得更多的人喜歡。這個現象當然並不只是在美國才有,在中國的互聯網上,這種現象也非常普遍。
第二個特點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串流和回音室效應加劇了不同意見的對立和敵視,因而變得越加偏執和極端。意氣相投、同聲相求的信息經常是針對某個「對手」或「敵人」的,一味負面而具有攻擊性,用來發洩仇恨和暴力情緒。
許多觀察家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各有各的利益訴求,讓他們能夠形成聯合陣線的凝聚力是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的強烈反對、厭惡和痛恨。這種群眾心態——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並不是今天才有,但人群的高度部落化加劇了這種傾向。非友即敵的部落化信息串流和回音室效應在互聯網時代之所以特別嚴重,是因為,無論是誰,無論什麼樣的觀點,都可以方便地在互聯網找到支持自己觀點的「事實證據」。
溫伯格在《知識的邊界》中指出,互聯網上有太多的好東西,也有太多的壞東西,「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白痴的看法都可以一本正經地提出,而每一個嚴肅的觀點都可以受到白痴般的對待」,我們看到——至少有理由這麼想——每一個看法都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反證。互聯網正驅使許多人更加緊緊抓住自己的看法不肯鬆手。
互聯網時代的今天,許多人獲得更多的信息,但卻變得更加固執,更加不肯放棄自己偏見。這是否將變成一種趨勢?是否會將「公民知情」的民主理念陷於一種毀滅性的困境?如果不是,那麼又該如何擺脫這一困境?
四、怎麼辦?
以目前人們對這一困境與互聯網的關係(造成這一困境的其他原因姑且不論)的認識來看,擺脫它的出路似乎只有兩條:一條是設想對現有的選舉制度進行改革,另一條則是通過公民教育提高國民素質,尤其是知情公民對公共信息和知識應有的獨立思考、理解、辨別和批判性思維能力。
現實情況是,第一個途徑不過是少數學者的理論探索,付諸實施的可能微乎其微,而第二途徑則已經由許多人在實踐,主要體現在不同層次的學校教育和具體的課程要求之中。
美國聖母大學哲學教授加里·古廷(Gary Gutting)是提議制度改造途徑的一個代表,他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每個人都必須投票嗎》中建議,可以仿照陪審團的模式來挑選人數有限,但素質較高,尤其是「知情能力」較有保障的選民來進行選舉。
國的民主理想是讓儘量多的公民參與投票和選舉,主張參與者越多民主就越優秀,所以鼓勵人人參加投票
但是,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湯姆·德魯卡(Tom DeLuca)在《政治冷淡的兩張面孔》(The Two Faces of Political Apathy)一書裡詳細討論的那樣,公民冷漠和不參與一直是美國民主現實的一部分。許多政治學家都認為,好的民主運作並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來參與
古廷認為,在民主政治中,公民不參與也是一種參與的方式,不參與的人們並不是沒有政治想法。不參與經常出於兩種政治原因:第一是認為自己人微言輕,投一票不過是六千萬分之一,根本起不了作用。第二是認為選舉反正是富人的遊戲,表面裝裝樣子而已,因此普通人參與其中毫無意義。
這次選舉中的兩位候選人都非常令人失望,許多選民既不支持特朗普,也不支持克林頓,由於他們認為反正選舉不出什麼好的結果來,所以才特別表現出政治冷漠。
公民的政治冷漠對民主政治是有害的,不參與的人越多,就越是給少數最積極參與的人(不管出於什麼動機)製造了很少人或極少人就能左右大形勢的機會。
古廷認為,不應該聽由選民願意參與就參與,不願意就不參與,但是,「知情不及格的選民」(poorly informed voters)對選舉確實反而會起到負面的作用。特朗普的勝出可以說正是這種負面作用的一個現實例證。
選民「知情不及格」的問題不僅在美國有,在其他民主國家也有。為此,墨西哥經濟研究與教育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ocencia Económicas,簡稱CIDE,墨西哥頂級智庫之一)政治學系學者羅佩斯-古艾拉(Claudio López-Guerra)提出了「選票摸彩」(enfranchisement lottery)的設想。古廷認為,這也是一個值得美國人考慮的選舉改革途徑。
選票摸彩的大致構想是,用隨機海選的辦法產生一批將要投票選舉的候選人(避免提名制度可能造成的舞弊不公和操縱),通過一定的知識和能力測試來篩選掉不合格者,以保證入選者的合格公民資質和能力。接下來為合格者提供與特定選舉有關信息和知識(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確保他們的充分知情。然後由這些「知情選民」(人數多少可以另議)進行選舉。這種選舉與現有的陪審團機制是相似的,成為一種規模大得多的「選舉陪審團」(electoral jury)。
在今天的美國,選票摸彩頂多不過是一個設想,會碰到不少憲政和其他方面的問題。
首先,這種選舉法會有是否違憲的問題。美國憲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投票權,但有不允許因種族、膚色和性別差異剝奪公民選舉權的「憲法第15修正案」,從這個修正案可以推斷,不讓每一個有選舉權的公民投票是違憲的。改變現有的民主選舉方式,就必須修憲,而修憲的門檻是非常高的。
更重要的是,一國之內的這種修憲不只是「內政」,用古廷的話來說,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裡,限制全體公民的投票權利「都是違背歷史大潮的逆流。……因此,’選舉陪審團’制度肯定會遭到公眾的強烈反對。公眾有正當的理由把公民選舉權視為檢驗公民是否真正自由的一個標准」
古廷提出,作為妥協,也許可以設想讓「選舉陪審團」先行投票,然後將結果與理由公諸於世,再由全體選民進行決定性的投票。這樣,「即便選舉陪審團並不決定選舉結果,他們的選擇理由也很可能對選舉結果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這樣的陪審團也許是通向更知情,更明智的公民投票之路」。
設想「選舉陪審團」的出發點是,人的「天性」中就有認知和心理的弱點,因此事實上難以徹底消除「信息串流」、「部落極端化」、「回音室效應」等等的影響。就算不在部落化的信息圈子裡,人在頭腦中還是會偏向選擇與自己一致的觀點,排斥異己的觀點,人的腦殼本身就是一個天生的「回音室」。
因此,與其設法改造人的「天性」,還不如設計可以約束它的制度。用美國建國之父麥迪遜的話來說,「人民是一群野獸」,對這樣的「獸人」能否進行自我治理是無法確定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制度建設比什麼都來得重要。
但是,另一位美國建國之父傑弗遜卻非常強調公民教育對於民主的意義。他不是不要制度建設,而是同時指出,沒有高素質的公民,再好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自動良好運作。傑弗遜的教育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今天美國的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理念,包括批判性思維的教育。
公民「知情不及格」的弊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批判性思維的教育來糾正。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國人當中畢竟還是少數。2016年初,還在特朗普與其他一些共和黨人競爭黨內提名的時候,《華爾街日報》的一項調查顯示,他的支持者收入和學歷都較低,其中62%沒有大學學歷,60%家庭年收入低於75000美元。
較低的教育程度與較低的家庭收入之間有互為因果的關係,這二者都會成為「知情不及格」的原因。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理性思考和批判性思維的能力。這是一種關乎理性探索、求證、理解和判斷能力的教育,貫穿於學生教育過程的始終,從小學高年級、中學到大學,在閱讀、寫作、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各個學科中都有全面的融入。
批判性思維不僅要求學生對別人觀念背後的「認知原則」和「道德原則」有所察覺和辨識,而且要求他們有自我反思和反求諸己(self-reflective)的自覺意識和意志力,只有這樣才能有意識、有決心地克服自己的認知偏見和心理障礙,遏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緒衝動——對自己的要求比對別人的要求更難做到。互聯網時代的許多認知和心理缺陷皆與批判性思維的缺失有關。
重在批判性思維的公民教育,它要提升的不僅是思維的能力,而且同時也是公共道德的品質講理、謙遜、寬容、謹言慎行。這更應該成為「知情公民」的教育要求。在這個教育過程中,每個公民都有可能(當然會有程度的差異)變得更智慧,學會克服自大、偏見、自我封閉和情緒衝動,從而變得理智、公正、開放、富有同情心、善於從別人的角度來易位思考
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智慧不只是知識,而是三個要素的結合:知識、意志和情感,沒有智慧的知識是危險的,我們需要用智慧來擴充和加深知識。這在羅素的時代是如此,在互聯網的知識時代更是如此。


徐賁:只有認識到人性的黑暗,才能知道光明在哪裡
王菁|2016-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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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見團隊成員:王菁、聶可
【精彩觀點預覽】
◆人文教育就是讀寫教育,聽起來輕飄飄,甚至老生常談,但其實不那麼簡單。
◆現在中國的通識教育是什麼情況呢?基本上都是知識拼盤,以此代替人文教育,是自己哄自己。
◆任何教育的最大困難都是教師。羅馬時期,學生跟老師學是要付學費的。教師會問學生,你以前學過沒有啊?學生說學過一點。照理說學費應該便宜一點吧?不。學費雙倍。
◆我如果沒有體驗過軟弱,我不會知道勇敢是多麼可貴。只有認識到人性的黑暗,才能知道光明在哪裡。我有很多犬儒的體驗,這是個出發點。
◆叔本華說,人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意志,一個是理性。意志能看不能走,騎在理性的肩膀上。理性是瞎子,能走不能看,意志讓他向哪兒就向哪兒。
6月6日,政見團隊在蘇州採訪了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徐賁,以下是訪談的下半部分。點擊這裡閱讀訪談的上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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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教育≠知識拼盤
【政見CNPolitics】您之前寫過一本書《閱讀經典——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很多人評論是“不僅授人以漁,而且授人以漁”。既然閱讀這麼重要,如何去引導大家的閱讀?
【徐賁】我們現在培養閱讀能力一定要有操作性。從教育的角度來看,一定要在具體的場景下開展訓練,超出這個就是空談。每個人都不一樣,但是有些是基本的能力,每個學生念大學都必須有的,我們可以設置這樣的課程。這就是人文教育了。
人文教育就是讀寫教育,聽起來輕飄飄,甚至老生常談,但其實不那麼簡單。在我的學校,六門課是學生必選的,不管你是理科生還是文科生。這些課叫基礎課,2門是寫作,4門是閱讀。我們在這幾門課上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批判寫作以及說理等基本的技能。這幾門課是沒有主題的,不是subject courses。
通識教育就不一樣了。現在中國的通識教育是什麼情況呢?基本上都是知識拼盤。如數學系的,要選幾門英文系或人文、社會科學系的課,這就是拼盤。以此代替人文教育,是自己哄自己。有些學校英文系教浪漫主義文學的老師,教別的系的人還是教浪漫主義文學,對人文教育並無實際作用。這門課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了批判思考能力呢?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很多都是在用通識教育代替人文教育,我一直說這沒什麼用處,很多大學的老師都跟我說,我們都明白你什麼意思,但是現在的體制下只能這樣。我認為,如果不把人文教育與通識教育加以區分的話,就不能設置符合人文教育自己教育目的的課程。
美國現在的教育觀念中有課程(curriculum)和教育課程(educational curriculum)的區別。前者是寫一個syllabus給學生,後者是一個總的目標,一些基本的東西,比如培養民主社會的公民或者人文教育的批判思維,是教育課程的目標。但是現在中國的狀況做不到。有一次開會,一位上海的大學老師跟我聊到人文教育課的事情,我問她課堂上有多少學生?她說有一百多人。那怎麼教呢?怎麼討論呢?
但是這也許還不是最困難的。任何教育的最大困難都是教師。羅馬時期,教師的好壞對學生的影響不是一點點。學生跟老師學是要付學費的。學費怎麼付呢?教師會問學生,你以前學過沒有啊?學生說學過一點。照理說學費應該便宜一點吧?不。學費雙倍。什麼道理呢?如果碰到的是差勁老師,學了不好的東西,還得把那些東西去掉,這樣後面的教師就要花雙倍的功夫在你身上。
現在碰到對人文教育力不從心的老師是常態。我不是看不起這樣的老師。我很理解,他們自己都沒有接受過人文教育,他們怎麼知道人文教育怎麼教啊?教育是個傳承的問題,而且教育是帶有製度記憶的,一代代傳下來的。制度性記憶很重要,形成了一個傳統,而且有積累,越來越豐富。我們積累的是什麼樣的製度性記憶呢?如果一代一代人都是學毛選出身,那麼學毛選就會成為製度性記憶的一部分。
當然,現在想搞人文教育,這種意願是好的,但是路子不對。有的教授自己沒有實際的教學經驗,卻在那裡指導人文教育,那我就要問了,你會不會教啊?他說他兒子在美國接受人文教育,筆記記得密密麻麻。我兒子還是眼科醫生呢,我能憑此給別人醫治眼睛的毛病嗎?
有經驗的老師和沒經驗的人文教育老師是完全不一樣的。不是說給學生佈置一些閱讀文本就可以完事的。人文教育的重點在與學生與學生,學生與老師之間的討論和說理交談,而這是需要引導和訓練的,且每堂課上都會出現不同的情況,需要老師隨時與學生互動。
裡去找那麼多人文教育的老師呢?比如我們學校,一共也就2000個學生,一年差不多500個新學生,這500個學生要開大約30個班,那就需要30個老師。不可能找30個教古希臘文學和哲學的老師同時來教。這就涉及到課堂上的教學具體要求在人文教育的課堂裡,老師不是去傳授關於古希臘的專門知識,他是去引導課堂討論的。他不需要是希臘專家,結果一定的統一培訓,各個系的老師都可以擔任這門課。他們的重點只是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
當然,每個老師的能力不一樣,對學生的啟發程度當然也不一樣。比如讀歐幾里得的幾何學,點、線、面和那些幾何公理,學生們中學都學過。老師就可以告訴他們,歐幾里得幾何學的特點是用文字來表述的,用文字形成一個概念的體系,這與埃及幾何只用圖像來表示是完全不一樣的。歐幾里得里面,所有的推論都是從一個點的概念,也就是定義,出發的。點的定義是什麼?點只有位置,不佔空間。所以你把點畫在黑板上,那就不是點了,因為它佔了空間。所以真正的點只能存在在頭腦裡,這就是柏拉圖的想法。那麼我們就要問了,我們看到的任何點都不是真正的點,但我們作為人可以理解點的概念,這是為什麼?你可能說是因為上帝給了人這個能力,也可能說是人有某種學習的基因。這樣的討論會讓學生對人更感興趣,也有新的認識。
四、知識分子的構成已經大大變化
【政見CNPolitics】現在社會中有一種犬儒主義的氣氛。如何評價這種氣氛?知識分子的沉默是否是一種抵抗?
【徐賁】犬儒主義普遍存在於任何現代社會之中,其實我自己身上又何嘗沒有犬儒的東西。一個人,生活在受限制、不自由的環境裡,是不能把自己太當真的。我經常拿自己開涮,因為我不take myself seriously。這種犬儒可以理解為清醒意識、生存策略,或是弱者的抵抗。但這種抵抗並沒有太大現實抵抗。不過在我的書裡面,我想傳達一種對犬儒主義更有批判性的看法,我不希望太多的人真的完全變成犬儒,因為這樣社會就沒有希望了。

犬儒主義(希臘語:κυνισμός,英語:Cynicism)是一種源於古希臘犬儒學派學者主張的哲學思潮,該派的本意是指人不應被一切世俗的事物,包括宗教、禮節、慣常的衣食住行方面等習俗束縛,提倡對道德的無限追求,同時過著極簡樸而非物質的生活。
犬儒主義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ZsTv3B


【政見CNPolitics】你在很多文章和書裡呼籲知識分子要承擔責任,不要犬儒,但您剛才又說您是犬儒的,這矛盾嗎?
【徐賁】不矛盾。因為一個軟弱的人,特別希望有堅強的人支撐我們的理想。我並不是一個革命者,我沒有勇氣,所以我覺得勇氣很重要。亞里士多德說,你要是不害怕,你不是個勇敢的人,而是個莽撞的人。我如果沒有體驗過軟弱,我不會知道勇敢是多麼可貴。只有認識到人性的黑暗,才能知道光明在哪裡。我有很多犬儒的體驗,這是個出發點。
【政見CNPolitics】您現在身在美國,但仍然一直關注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公民問題。那麼,您通過什麼途徑來關注呢?是否就少了很多親身的體驗呢?
【徐賁】我寫專欄,就需要由頭,所以對新聞看得很仔細。
人在形成時期的體驗是最重要的,那時候有個“記憶隆起”,在青年時期的記憶,對我非常重要,成為我的記憶參照點。這就好比,為什麼我們對大屠殺這麼關注?因為這個時候是一個記憶隆起,對於集體來說是一個參照。為什麼我寫這麼多文革的東西呢?就是因為那是是我的記憶隆起。所以我能理解其他有相似經歷的人,我能理解錢鍾書楊絳。其他有類似經歷和體驗的人,就也能夠理解我。有時候不用明說,完全可以心領神會。
【政見讀者提問】中國大陸的年輕人應該怎樣合理地參與政治?
【徐賁】每個人有不同的參與方式。一個行為之所以有公共參與的價值,我們把這個行為視為社會參與的時候,你已經不是把它看作普通行為了,已經帶有目的了。我想,只能在現有的條件下,自己設計和構建。這個機會不是現成的。
【政見讀者提問】我們經常說,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假裝睡著的人。我和我身邊的朋友經常因為對一些事情有分歧(例如,外長加拿大問答會、台灣問題)而爭吵,無法溝通。當我試圖用邏輯說理給他們分析事情的時候,他們被他們的愛國情緒所控制,完全無法接受我的邏輯分析。而有的時候,當我表明我的立場(我也是愛國的,我也是為中國好),他們才稍微放下對抗的情緒。我想問,對於這種“愛國”的人,我們應該如何進行公民教育?
【徐賁】有一種說理模式,叫Carl Rogers說理模式,他是個心理學家,專門教神經病學習與他人溝通。他說,任何說理要從共同點開始說起。你說,你們倆都愛國,才能開始討論,這就是第一步,尋找共同點。接下來,就是面對分歧雙方都要耐心地聽完對方的話。最後,不是說我和你之間一定要有個人是對的,而是我們倆可以相互了解對方的立場和看法,盡可能形成某個共識,或者至少化解彼此的對立和敵意。
但是,人並不完全是理性的動物。說理最重要的,是人願意被說服。叔本華有個很好的比喻:人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意志,一個是理性。意志能看不能走,騎在理性的肩膀上。理性是瞎子,能走不能看,意志讓他向哪兒就向哪兒。好比,你想要買東西,可以找5個理由;你不要買同一個東西,也能找5個理由。所以,前提是人要願意被說服,才能有後面理性的東西。那些不願被說服的,你不睬他就是了。
【政見讀者提問】怎樣在論點和所需證據之間建立有效論證?換言之,胡適先生說,要“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對假設的驗證到底是如何進行的?這雖然是個入門級的問題,到我發現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沒有把這個問題弄透。
【徐賁】很簡單,我們需要懷疑主義,但那是一種建設性的懷疑主義。味的懷疑主義是一種犬儒主義。胡適說的很精練,你有一個想法,自己要先看看這個有沒有問題,這就是批判思維。反駁應該先來自於自身。我應該自己先檢查一下這個想法,帶著別人可能有不同想法的這個觀念來求證。
我舉個例子,我跟一個人說,你爸爸是壞人,我舉的理由是,“我爸爸說的。”但是在說這個話之前,我要想一想:如果我這麼說了,對方肯定要說:“你爸爸算什麼東西啊!”我如果先想了,這個話我就不會說出來了。
有的理論都是為了解釋一些現象的。但理論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說世間有什麼這樣的真理,那完全是胡說八道任何的理論是在有效的範圍內不被證偽,如此而已。如果超過了範圍,我們會形成另外一個理論。好比牛頓的經典力學,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用足夠了。但它只是一種假設,等到超過他的有效範圍,就不成立了。但是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太適合用於日常生活。所以理論和假設都是有自己的範圍的,有些是可以並存的,有些是互相矛盾的,這樣一環套一環,知識就積累起來了
【政見CNPolitics】你之前出版的不少書裡面有“出版說明”,裡面有出版商聲明,說作者文責自負,不代表出版社的意見。然而事實是,書仍然還是出版了的。您認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姿態?是作為知識分子的出版商的一種“入世”態度嗎?
【徐賁】這其實是一個表示姿態的遊戲。我是美國國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可以做這樣的聲明,責任是我的。這實際上是給自己留一個後路。出版社要掙錢,但是又不想擔太大的風險。所以這是他們自我審查的結果,覺得總比不給自己留條後路要好。這是典型的犬儒主義,覺得這麼做好像真的有什麼用。
之前我在一個出版社要出一本書,三審都過了,膠片都做了,結果他們一個領導說看了渾身不舒服,就不給出。這就是不說理。你不能說你看了不舒服,鼻子痛、眼睛模糊,就不出,這算什麼理由?但對他們來說,足夠了。出版社有個編輯給我來一封信,說她花了太多的功夫在這本書上,最後是這個結果,她真的哭了。
現在的人有些無所適從,本能和判斷是不一致的,本能就是覺得書裡確實說了真話,但是立刻就又覺得這個很危險。他們的危險感非常強。
【政見CNPolitics】您作為英文系的教授,為什麼好像很少用中文寫作關於文學方面的書呢?
【徐賁】這個說來話長。我關心知識分子,但是誰是知識分子已經大大變化了。從19世紀最後10年開始,到1940年前後,這個時候的知識分子是文人、作家。到了70年代,不是這樣了,是學政治學的、哲學的、社會學的,他們寄生在大學裡,成為知識分子主力。現在的作家、作品已經徹底邊緣化了,他們對現實的思考是稀釋了的,現在主要是講故事了。我既然是用知識分子的眼光來關注與思想和觀念有關的問題,也就很自然不會專注於文學。知識分子特別關注的問題已經不在文學裡了。所以牽引我的主題還是知識分子,文學不過是我吃飯的工具罷了。
我教的都是文學課,但是什麼樣的文本最適宜於我特別想談的問題呢?已經不再是文學了。哪怕是眼下很著名的作家,也都不足以談論我想要談論的問題了。專門的著作多得是,我何必要用文學的那些經過稀釋的文本呢?
【政見CNPolitics】長久以來您都一直關心知識分子問題,現在回過頭去看,您覺得失望嗎?
【徐賁】不失望。這個話題我一直很感興趣,凡是出來一些關於知識分子的新書我都要找來看的,看看人家是怎麼想的。
有些話題是會失去興趣的,比如我碩士論文寫《了不起的蓋茨比》,你們再也不要跟我談《了不起的蓋茨比》了。我雖然沒有厭煩文學,但現在覺得對我來說是一種奢侈了。我有時候和我太太出去散步,看到書店裡的舊書,都是我青少年時代念過的,比如《約翰·克里斯朵夫》,我以前念得滾瓜爛熟的。我就買回來,想著有時候看看,一方面也是懷舊,一方面是給自己留一點念想。這種書我買了不少,但我知道我也許永遠不會再看了。沒有時間。
【政見CNPolitics】接下來還有什麼寫作計劃?
【徐賁】沒有。這是一個自然的事情。我準備在家,多花一點時間跟孫女在一起。但是也許還會有什麼約稿之類的,不知道。人生就是這樣,都是偶然的。在偶然中發生,在偶然中度過。


徐賁:當今中國社會是一個心知肚明的假面社會
搜狐文化 06-07 17:50  大
導語:懷疑主義可以是真理的起點,它映射出人類理性的反思能力,但在當今的中國,當我們談到懷疑時,懷疑卻僅僅等於絕不相信。從懷疑你的語言,到懷疑你的動機,在沉默的懷疑中,在對懷疑的刻意掩飾中,我們早已處在一個假面的犬儒社會。
重複而無成效的啟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這種犬儒主義的發展,因為一個又一個的失敗讓人們不再相信,而知識也在社會的陣陣浪潮中逐漸走到一個邊緣的位置。左右之爭甚囂塵上,知識分子不再擁有光環,面對這一切,信任的基礎又該從哪裡重建?正如徐賁所說,口號帶來的可能是愈加的失望,而細節才是如今啟蒙的方向。
嘉賓介紹:徐賁,馬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著有《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需要》、《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頹廢與沈默:透視犬儒文化》等。
徐賁
徐賁
當今中國社會是一個心知肚明的假面社會
搜狐文化:北島那句著名的“我不相信”幾乎成了八十年代的一句開山口號,您認為八十年代是一個真的懷疑的時代嗎?
徐賁:八十年代的懷疑主義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那種與犬儒主義形影不離的懷疑主義。懷疑一直都是有的,但強弱和性質會有所不同。林彪事件就曾引發了不少人對文革的懷疑。八十年代的懷疑主義跟現在的完全不一樣,我為什麼在《頹廢與沈默:透視犬儒主義》一書里特別關注犬儒,就是因為現在出現了一些八十年代沒有的懷疑和信仰危機。八十年代文革剛剛結束,大家對前途是有信心的,當時人心思變,而且現實中確實出現了許多深得人心的積極措施,有的出乎人們意外,比如說冤假錯案的全面平反,還有大學招生不講成份,這是大家以前不敢設想的事情,這些事情都能發生,給大家的可是不一般的信心和希望。
現在的人很難去設想當時人們的興奮和樂觀盛況。就拿考研究生來說,現在我們考一個研究生不算什麼,但當時是一件很大的新鮮事,不講學歷,人人可以參加考研,那可是聞所未聞的。當然,考生的程度良莠不齊,但競爭很激烈。我是第一批去北京科學院參加複考的,那時候,所有接待我們的人全是科技大學的老畢業生,他們做義工非常地投入,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那時候北京的氣氛是郭沫若說的科學的春天,完全是理想主義的,毫無錢的味道,也是現在沒有辦法設想的。科學院的領導來講話,說你們都是國家好人才,其實也根本談不上是什麼人才,大家挺興奮,對未來很有信心,覺得國家是在努力復興。這些都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我考的那個專業,考兩門外語,高等數學再加漢語。全國600多個人招4個人,我是其中一個,到北京複試的時候大概有二三十個人。按理說,這二三十個人中除了四個考取的,理應全被淘汰掉。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當時在七十年代文革剛過的時候,科學院很多專業沒有來得及上報研究生項目,如德語所。我這個專業要考兩門外語,沒考上但會德文的學生就給德語所招了生,後來跟我一起參加複試而被淘汰的考生全部給不同的專業分掉了,都錄取了。可見當時的求賢若渴。這樣的形勢下,悲觀的懷疑主義根本不會有市場。


徐賁:中國的教育如何培養出了自乾五
羅四鴒
2016年6月15日
曾在北京舉辦的一場國際教育展。
曾在北京舉辦的一場國際教育展。 FAIRLINK EXHIBITION SERVICES
近年來,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徐賁是大陸最為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從2008年汶川地震的「範跑跑事件」到今年的疫苗事件,在中國公共事件討論中,總是能聽到徐賁的聲音。最近因錢鍾書妻子楊絳的去世,在他和蕭翰、張鳴等之間引發了一場知識分子是否有權「不公共」或是「沉默」的爭議。徐賁的文章《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激怒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
在這10年中,他在中國大陸出版了十幾本著作。從《知識分子——我的思想與我們的行為》、《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到《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頹廢與沉默:透視犬儒文化》,徐賁的每一本書都切中當下中國問題與現實。其紮實的西方理論基礎和寬闊視野,以及一種敞亮、清晰的說理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
2016年初,三輝圖書將徐賁過去在大陸出版的作品整理重新出版,今年一月出版的《教育與統治:從國民到公民》延續其一貫主題和風格,同時更為系統地討論了教育與政體的關係,分析了西方歷史上三種政體原型「古典共和」「現代民主共和」「現代極權」中出現的國民教育,尤其著重分析了美國民主共和時期的公民教育與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證了何為一個理想的教育。
「現代的國民教育,當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時,可以幫助人民變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徐賁寫道。「然而當它是專制統治的臣民教育或黨民教育時,它卻使人民變得愚昧、盲從,既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沒有自我實現的意願。」本書中,他論證了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他們能夠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為了讓統治者能更方便、更隨心所欲地統治他們」。
徐賁,1950年出生於蘇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徐幹生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作家。徐賁教授1977年考入蘇州大學,碩士畢業後留校任教。1985年考取復旦大學英文系博士,幾個月後到美國馬薩諸塞大學就讀,1991年獲麻薩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現為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教授文學和文學理論。
2016年6月13日,徐賁於蘇州東山。
2016年6月13日,徐賁於蘇州東山。 COURTESY OF XU JIE
近日,徐賁教授通過郵件接受採訪,分析了中國當下教育及其影響,以及圍繞知識分子的「沉默的權利」的爭議。採訪經過刪減和編輯。
問:最近錢鍾書妻子楊絳的去世之後,你的文章《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激怒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其中一點批評是你的文章忽略了時代背景,反「右」文革都是非常態社會,知識分子沉默是情有可原的。你如何看這一批評?
答:對這種斷章取義、危言聳聽的指責,實在沒有必要去專門回應。我的文章在那裡,清者自清。正如有評論者說的,「在個人被政治運動裹挾而必須表態的時候,就是保持沉默也幾無可能。對此,徐賁並沒有苛求錢鍾書必須以身犯險。他強調的是,在現實社會裡,負責任和不負責任的『這兩種知識分子都是少數,而絕大多數其他人則是身處於既不完全不負責任,也不完全負責任的中間地帶』」。我要說的不過是,在完全不自由的狀況下奢談「消極自由」「沉默的權利」是沒有意義的,自由和權利是自由人的事情,與奴民無關,也不能用來解釋被掐著脖子的知識分子的動機和行為。
問:《統治與教育》中,你分析了「現代民主共和」和「現代極權」兩種國民教育,你認為當下中國教育是哪一種教育?
答:當下中國教育不同於納粹德國的教育,納粹教育是典型的極權主義教育,與「文革」期間的教育最為相似。今天的中國教育是一種「後極權」或「新極權」教育,是一種犬儒主義化了的極權主義教育。就拿這種教育的「依從」來說吧,它仍然在用以前的一些手段誘導依從,如強調共產黨對於人民的恩惠,所以要對黨心存感恩,不能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但是,許多學生未必就真信這個,這與納粹德國或文革中的絕對盲信是不同的。盲信是天真狀態的產物,現在的中國學生可一點也不天真。他們年紀輕輕就已經非常世故和犬儒,他們不信,但善於裝作相信。他們知道「上頭」知道他們是裝信,但還是腆著臉,像沒事人一樣一本正經裝信。他們根本不在乎什麼是信,什麼是不信。再怎麼假裝和說謊,他們都能心安理得。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依舊坦然為之。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圖,怎麼都行北大中文系的女生馬楠就是一個例子,她在(1998年)柯林頓訪問北大時,曾當面痛斥美國人權狀況惡劣,兩年後本科畢業,她卻選擇到「人權狀況惡劣」的美國去生活,嫁給了一個美國人。(馬楠在後來接受採訪時稱自己沒有痛斥過美國的人權狀況,她曾在柯林頓訪華時反駁柯林頓關於「為個人自由而奮鬥」的說法。——編注)
問:你本人也經歷了兩種不同的教育,中國教育和美國教育。這兩種教育最大區別在哪裡?
答:最大的當然是教育課程的區別,也就是教育目標的區別。一個是把學生培養成善於獨立思考和是非判斷,重權利,盡責任的民主公民,另一個是把學生培養成一黨統治制度下「又紅又專」的黨民和勞動工具在美國的民主制度裡,不同層次上的教育課程至少都認同這樣一些目標(是否充分實現是另一回事):提倡自由和獨立思想、維護個人的社會和政治權利、尊重和關愛他人、容許或接納不同意見、用說理而不是暴力解決分歧和爭端。
在道德原則上,美國學生的是非觀比中國學生清晰,他們尊重常識邏輯,不願意接受模稜兩可、含糊其辭的說法。倘若有教師對學生說,過去美國蓄奴是正確的,後來廢奴也是正確的,以前歧視黑人是對的,今天不歧視黑人也是對的。學生肯定會認為老師是在胡說八道。但在中國就不同了,老師對學生說——當然政府也這麼對老百姓說,文革前30年是正確的,否定文革後的30年也是正確的,以前打土豪、均貧富,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資本家的財產,搞社會主義公有化,是正確的,現在有人成為億萬富翁,窮的窮,富的富也是正確的。老師這麼說,學生也跟著怎麼說。不但沒有人敢說這是胡說八道,還把它當成正兒八經的「辯證法」和「歷史發展理論」。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裡,把同時接納兩個對立矛盾的想法稱為「雙重思想」(doublethink)。這樣的雙重思想教育在中國非常普遍,在美國是沒有的。 
問:2014年有一篇文章叫《海外華人「自乾五」現象》發於東網,作者李宇暉發現「留學生論壇上的民族主義不是一般的激進,對宏觀問題的主流意見遠比大部分國內網站要左得多」。為什麼會這樣?應該不是虛偽或是表裡不一那麼簡單。
答:確實不是像「虛偽」或「表裡不一」那麼簡單。既然不簡單,那就請允許我說得仔細一些。中國的教育制度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善於「雙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學生的「自乾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雙重思想」一旦在國內訓練成了,到了外國也照樣運轉。「雙重思想」是一種「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徵是,一個人能同時擁有兩種相互抵觸的想法或兩種相互矛盾的價值觀,能夠說服自己,兩個明明不相容的對立面都是正確的,前30年正確,後30年也正確就是一個例子。
正如奧維爾在《1984》裡所描繪的,極權制度是一種產生普遍認知失調的製度,它強迫所有的人說一套做一套,戴著假面生活,長而久之,成為一種習慣,形成自動化的雙重思想心理機制。「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衝突、相互矛盾的東西,時而用「一分為二」,時而用「辯證統一」灌輸到人們的頭腦裡。認知失調對人造成心理的傷害——失恆、無所適從、焦慮、挫折感、失敗感、自卑、沮喪、不快樂,因此人都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降低或消除認知失調,以恢復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恆定。
海外華人「自乾五」的認知失調錶現在,他們一邊「愛國」(認知),一邊在美國生活(選擇和行為)。要消除這二者之間的失調,有兩種方式。第一改變行為,那就是回國,這是最簡單的,但也是最難的,因為他們並不願意回國。第二是調適認知。正如挪威社會學和政治學家埃爾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書中指出的,人的選擇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實際上不想「回國」),在認知上就很難不多不少地精準調適,調適經常會變成「過度調適」(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審查制度裡,執行審查的刊物和出版社會把「自我審查」作為適應性選擇,但經常是過度自我審查。海外華人「自乾五」那種很誇張的愛國也是一種過度調適。
問:為什麼他們會表現得更為積極,或是說「誇張」?
答:這涉及認知失調的另一個方面。自己出錢的愛國者比受僱的或既得利益集團的愛國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積極。這個看似奇怪、違反常理的現象可以從下面這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得到解釋。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裡爾·卡爾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心理實驗。他們讓71名實驗參與者重複做一件極為枯燥單調的事情,參與者們當然都對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參與者們被要求去勸說自己的朋友也來做這件事情,告訴他們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義的事情。參與者們有的得到1美元的報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報酬。
所有參與者們都被迫陷入這樣一種認知失調,「我告訴別人這件事情很有趣,而實際上我覺得它非常無聊」。這明明是在說謊,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報酬的人在說謊時更心安理得,因為他們更容易相信,我不是為了錢才這麼說的,我真誠地認為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得20美元報酬的人卻會覺得自己是在為了錢才說的謊,因此反而更願意承認「我不是一個說謊者,但我卻說了謊」這個事實。
得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20美元報酬的人更積極言不由心地勸說別人,當然,他們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說的話到底是不是「由心」。他們因為沒有金錢利益的動機,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沒有說謊,以平息自己的認知失調,而得20美元報酬的人則比較不需要平息這樣的認知失調。
拿錢少的比拿錢多的更需要認知失調的自我調適,不拿錢的「自乾五」比拿錢的「五毛」更表現出積極熱情。不久前還有一個例子。有一幫大媽在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她們說,唱紅歌是因為熱愛社會主義。有人挖苦說,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大媽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詞。其實這些大媽就是普通百姓,既沒有拿政府津貼,也不是來執行組織任務的。試想,如果她們唱紅歌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費旅美的組織活動,唱歌是她們的工作任務,那麼,她們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務。唱歌並不一定需要用真誠熱愛社會主義的動機來解釋。反倒是普通百姓,像「自乾五」那樣,自己掏錢買機票、食宿自理,還把有限的旅遊時間花在唱紅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為真誠熱愛社會主義才唱的紅歌,豈不等於自己承認是犯傻和丟人?唱紅歌的大媽們不但不覺得犯傻,反而覺得光榮,這便能平息她們的「認知失調」。然而,許多旁人不認同她們這種行為,那是因為他們身處於認知失調的情境之外,所以覺得那是一種非理性的奇怪行為。
問:如今不少中國家長因擔憂國內教育而早早送孩子出國,你認為這可以擺脫中國教育的影響嗎?
答:這就要看每個學生自己了。他們有可能步海外華人「自乾五」的後塵,但也並非一定如此。許多出國學習的人並不是這樣的,他們有機會接觸民主國家的自由、民主、憲政法治、人的尊嚴,公民權利和人權觀念,親眼目睹民主社會的現實。他們會看到,正如研究東歐歷史的美國學者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與朱特(Tony Judt)對談的《思慮20世紀》(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所說,對於充滿苦難和不幸的20世紀來說,民主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不受愚弄,這就已經是擺脫極權教育的影響了。
問:你曾為你的父親編過一本文集《復歸的素人》。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你父親經歷過民國和新中國兩個時代的教育,並對文革教育悲憤難抑,乃至於到了晚年復歸寫古體詩。你如何看?
答:我父親的那本書裡有一篇《奴性評議》,他似乎把奴性看成是自古至今中國人無法擺脫的厄運。我並不贊同我父親的看法,但我理解他。他的看法與他自己長達幾十年的不幸遭遇有關,也是他在晚年對自己的一種剖析。在學校裡,他最愛護、最欣賞的學生恰恰是在文革中迫害他最厲害的。他教書教了一輩子,覺得自己徹底失敗了,除了無可奈何,沒有其他應對的辦法。他那本書裡還有一篇是談黨國語言之毒害的,裡面的例子令人想起德國語文學家維克多·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國的語言》(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分析的納粹語言。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看到,德國媒體和宣傳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彙、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極權語言像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
戰後德國建立了與納粹極權統治全然不同的政治體制,這是消除納粹教育影響的最根本條件。今天要消除文革教育的影響,還不具備類似的充分條件。消除文革教育影響首先需要認清文革的罪惡,對文革做徹底的反思,這在目前是做不到


徐賁:當今中國社會的頽廢與犬儒
今年9月份,人民論壇發佈社會病態報告,指出當前十大社會病態,其中就有「鴕鳥心態」(逃避現實、掩耳盜鈴、面對壓力與困難採取迴避態度)、「思考恐懼症」(鸚鵡學舌、人云亦云、附和跟風)和「初老症」(未老先衰、過早放棄追求、過早妥協)。這些病症其實都是頽廢與犬儒的某種結合,最明顯的表現便是尼采所說的「末人」之相:--一種沒有熱情、沒有志氣的冷漠生物。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形容他們說,這些人沒有夢想、沒有信仰、不冒風險、貪圖安逸,「偶爾來點毒藥,就能舒服地做夢。最後來一大包毒藥,就能舒服地死去。……他們白天有自己小小的樂趣,晚上也有自己小小的樂趣,但非常看重健康。『我們已經找到快樂。』末人們說,眨著眼睛。」
優秀的人無須是超人
尼采所說的「末人」是和「超人」相對立的概念。在「上帝死了」的時代,超人是用新的世界觀、人生觀構建新價值體系的人。超人具有不同於傳統和流行道德的新道德觀念,是最能體現生命意志的人,也是最具有旺盛創造力的人,是生活中的強者。超人是超越於平庸之輩和卑微瑣屑者之上的人,超人是自由的、自私的、自足的。超人面對人類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是在不利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憎恨、嫉妒、頑固、懷疑、嚴酷、貪婪和暴力只能使超人更堅強。在尼采眼裡,超人和末人是相反的人群。
但是,在現實生活裡,超人和末人並不是一定對立的,他們不僅可以同流合污,而且還可以結成不神聖的同盟。齊澤克(Slavoj Zizek)在發表於9月3日《紐約時報》的《『伊斯蘭國』是真正原教旨的恥辱》(ISIS Is a Disgrace to True Fundamentalism)一文中就指出,末人的頽廢自樂為超人的肆意妄為創造了最好的機會。末人滿足於物質生活和精神毒藥與超人滿足於強權意志和超驗理念(如穆斯林極端主義)是同樣可怕的生存狀態。齊澤克引用英國詩人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在《基督重臨》(Second Coming)中的詩句:「優秀的人們信心盡失,壞蛋們則充滿了熾烈的狂熱。」 齊澤克認為,是現代西方文明的頽廢為「伊斯蘭國」的極端意識形態提供了機會:「優秀的人’不再介入生活,而『壞蛋』們’開始煽動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宗教狂熱。」
據報導,9月12日昆明中院一審宣判,分別以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罪、故意殺人罪,數罪並罰判處涉昆明火車站暴恐案的被告人伊斯坎達爾.艾海提、吐爾洪.托合尼亞孜、玉山.買買提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參加恐怖組織罪、故意殺人罪,數罪並罰判處被告人帕提古麗.托合提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他們都是在某種主張暴力的偽超人信仰的蠱惑下犯下了駭人聽聞的罪行。或許我們也可以像齊澤克那樣,在暴力偽信仰驅使信徒犯罪的背後,看到「優秀的人」不再介入生活的危機。「優秀的人」無須是超人,但一定不是末人。
或許我們也可以像齊澤克那樣,在暴力偽信仰驅使信徒犯罪的背後,看到「優秀的人」不再介入生活的危機。「優秀的人」無須是超人,但一定不是末人。圖為民眾悼念昆明襲擊的遇難者(資料圖片)
優秀的人積極介入社會生活
在今天的中國,遺憾的是,「優秀的人」是那些最精於利益算計,長於為自己打算、善於享受生活,明白「不作死不會死」道理的人--尼采說,「末人是活得最長久的」。有一次我與一位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工程師聊天,他跟我說起他那些「優秀的清華人」同學。他說,他們都是特別能「理性思考」,理性能力特別強的人,稱他們是「人類的極品理智動物」也不算誇張。他們都絶對不會做與自己個人利益過不去的事情。他接著引了一句英國政治家阿克頓勛爵在《基督教自由史》裡說的話:「理智最棘手的障礙是良知」。一旦清除了良心的障礙,沒了信仰,那麼,越是理智的人,就越是會在功利的驅使下為一己之利蠅營狗苟、無所不為---他們當然也是最有能力這麼做的。如果頂尖大學培養的是這種「優秀的人」,那麼社會的「末人」化也就難以避免了。
當道德信仰和未來希望的支配力量削弱的時候,「末人」們會放棄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也不在乎自己當公民或做人的權利,但他們會聲稱擁有享受「快樂」的權利。這也是一種讓「末人」活得越快樂,世界就越小的權利,尼采說,「什麼是愛?什麼是創造?什麼是渴望?什麼是星星?末人們說,眨著眼睛。世界變小了,把一切都變小的末人在這個小世界上蹦達。”末人看重自己的快樂權利也是有道理的。在禁慾的革命年代,這樣的權利是不允許的。如今,在頽廢的消費時代,他們有了這個權利,這已經足夠讓他們感恩不已。統治權力不僅給他們這個權利,而且還不時提醒他們不要忘恩負義,別忘了誰給了他們這個恩惠,更不能想入非非、得隴望蜀。它鼓勵「末人」們多多運用這個權利,不僅絶對安全無害,而且還會贏得他們的感激和支持。
在「末人」化的社會裡,「優秀的人」不介入生活的危機,在他們身上結合了犬儒的無為和頽廢的享樂。頽廢原本就是喪失信仰的結果,往往是在壓制的環境中迫於無奈,退縮到個人肉體的樊籬之中,這樊籬既是一種保護,也是一種隔絶。它典型的生態象徵便是給人們極大滿足和安全感,但卻與鄰居老死不相往來的公寓「安樂窩」和「小天地」。時尚和新潮成為他們「公共生活」的全部。大衛.馬茲拉(David Mazella)在《現代犬儒主義史話》(The Making of Modern Cynicism)一書中稱19世紀英國紈褲公子博.布魯梅爾(Beau Brummel)代表的那種時尚講究(頽廢)為「變味了是享樂主義」(soured hedonism),而這恰恰是許多中國「成功人士」展現自己優秀和自我價值的唯一方式,也被幾乎整個社會積極認可。
在今天的中國,頽廢和犬儒——尼采所說的「末人」之相——都是平庸、瑣屑、膚淺的,但這不是我們的歸宿,更不是我們的末路。重要的是對犬儒和頽廢要有清醒的意識,要走出這種社會文化的狀態,不要像慢性服毒一樣,讓犬儒和頽廢給慢慢毀滅。(資料圖片)
頽廢和犬儒是社會的毒藥
中國魏晉時的頽廢主義是悲憤、灑脫、自然主義的,竹林七賢的政治態度是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隨著他們的成名,生活上的不拘禮法、清靜無為、酗酒、縱歌、長嘯、裸奔成為社會頽廢派的符號與象徵。由於他們放浪形骸、桀驁不馴和放蕩不覊,頽廢文化在魏晉時期竟然成為文人雅士的主流文化。西方19世紀的「世紀末」(Fin de siècle)頽廢主義是審美的,藝術的。它崇尚病態和極度精緻的藝術美、重矯飾而輕自然、驚世駭俗地張揚個性趣味,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便是一個樣本。這種頽廢是針對傳統價值觀和審美觀的犬儒反抗,它以怪異審美情趣撫摸愛情、肉慾、毒品、酒、犯罪、死亡的題材,充滿了厭倦卻找不到出路。
今天的中國,頽廢甚至把審美的情趣都當成了多餘,它的主力軍已經遠不止是文人雅士、詩人、藝術家,而是白領、工程師、公務員、學生、富二代、權二代、打工人群、年輕族群和所有為各種各樣的無聊、煩悶、焦慮和幻滅所困擾的人群。而更可怕的是,越年輕的越成為病態頽廢者的追逐者。有一篇《90後--中國青春安放哪裡?》的文章談到,性和毒成為一些年輕人表現頽廢個性的發洩途徑。文章提到網絡上一個名為「心丟了」的女網友(實際為火星字打不出來)在自己的網頁上傳大量個人吸食毒品和與網友發生關係的照片。這是一種赤裸裸的肉慾頽廢:吸毒、鬥毆、糜爛。這位女子在網頁上說,「包房開好,吸紙擺好,冰壺備齊。火在烤,冰在跑,咕嚕咕嚕好不好?」她的網名叫「訫﹕丟楽」(註:網絡火星文,可譯為「心丟了」),出生於1990年5月,剛剛年滿18歲的她,「愛好」居然是傷心哭泣。她的畢業院校是「看守所」;電子郵件是「騷出檔次,賤出創意」;個人主頁是「泡到我,你無敵了!」簽名檔是「頽廢,孤單的美麗,令人心碎,卻如妖精,蜇人性命。選擇了黑夜,選擇了寂寞,選擇了頽廢,注定一個人的世界,我選擇了墮落。」
這樣的頽廢只不過是犬儒社會那看似繁榮富足的帷幕後面藏著的一個小小黑暗角落。在這個犬儒主義的舞台上,「優秀的人」在前台表演,以高收入和高消費展現「幸福」;而那些夠不上優秀資格的則在後台以他們自己的方式沉溺在他們自己熱衷的幸福和快樂之中。這兩種同樣都是失去了信仰、希望和對未來展望能力的人群,變得得過且過、及時行樂、隨波逐流、自得其樂、安於現狀,只不過層次不同,體面和不那麼體面有別罷了。
今天的中國,頽廢和犬儒——尼采所說的「末人」之相——都是平庸、瑣屑、膚淺的,但這不是我們的歸宿,更不是我們的末路。重要的是對犬儒和頽廢要有清醒的意識,要走出這種社會文化的狀態,不要像慢性服毒一樣,讓犬儒和頽廢給慢慢毀滅。尼采在《偶像的黃昏》裡說,「沒有什麼比衰退的人更醜陋的了」。我們沒有理由讓自己在犬儒和頽廢中衰退下去,變得越來越醜陋,所以尼采在同一處說的另一句話更值得我們記取,那就是,「那不能殺死我的,會使我更加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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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文革後遺症──國民認知失調
當今國人在文革問題上沒有是非判斷,只有方便考慮的「雙重思想」。
徐賁 徐賁
旅美學者,著名評論人,著有《走向後現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份子和公共政治》等
2016-06-19
 2013年12月26日,一名83歲老翁穿著紅衛兵裝束走過毛澤東紀念堂。
2013年12月26日,一名老翁穿著紅衛兵裝束走過毛澤東紀念堂。攝:Feng Li/GETTY
2016年5月2日,人民大會堂舉辦了「在希望的田野上」交響演唱會,從主題、表演方式、標語口號都毫不掩飾地在為文革搖幡招魂。演唱會引發了公眾輿論對文革死灰復燃的憂慮。
這個為文革搖幡招魂的演唱會是否有錯呢?有錯或無錯的理由是什麼呢?從一些部門急於撇清與演唱會的關係來看,演唱會似乎是錯了,但那不過是因為「上頭」過問了。如果「上頭」不過問,那就不錯了嗎?演唱會主辦單位承認沒有查證「虛假材料」的責任。但倘若材料是真實的,開文革演唱會就沒錯了嗎?如果公開頌揚文革是錯的,那是因為我們對文革已經有了充分的反思?還是僅僅因為文革是不便提起的「麻煩事情」?
凡此種種無解的問題,顯示的都是當今國人在文革問題上沒有是非判斷,只有方便考慮的「雙重思想」──不能為文革翻案,但也不能批判文革;文革錯了,但不能給它的始作俑者抹黑;以文革結束時為界,前三十年是正確的,後三十年也是正確的;否定文革是正確的,不否定文革也沒錯。
雙重思想與認知失調
「雙重思想」(doublethink)是喬治·奧威爾在《1984》一書裏首創的說法,現已成為英語中的一個標準詞彙,美國《藍登英語大辭典》對 doublethink 的定義是「同時接受兩個相互矛盾的想法或信念」。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牛津英語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在「兩個都接受」之外,還加上了一條,「以為兩個都正確」,並指出,「這種弔詭在小說中最精煉的表達就是《1984》裏的「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奧威爾所關注的是極權主義制度下的雙重思想,是權力話語洗腦的結果,洗腦越徹底,雙重思想者就越是會對自己頭腦裏的矛盾和不一致無所察覺、麻木不仁。
社會心理學研究也關注人的雙重思想現象,稱其為「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認知失調是一種一般社會狀態,而非特殊極權社會狀態下的雙重思想。它指的是,人在同一時間有兩種互相矛盾的想法,因而產生了不安的緊張狀態。「失調」是兩種認知之間所產生的一種不兼容的知覺,這裏的「認知」指的是任何一種知識的型式,包含看法、情緒、信仰,以及行為。社會心理學認為,相互衝突的認知會成為一種原初趨動力,強迫心靈去尋求或發明新的思想或信念,或是去修改已在心裏存在的想法,好讓不能彌合的認知衝突程度減至最低。社會心理學研究已用多種實驗說明或證明這種原初趨動力的存在和作用。
認知失調理論是認知一致性理論的一種,它最早是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於1957年提出的。費斯汀格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人們的態度與行為是一致的,例如,你喜歡一個人,便親近於他;你討厭一個人,就疏遠於他。但是,有時候態度與行為也會出現不一致,例如,你厭惡你的上司,但是,為了怕冒犯他,害怕他報復,你不敢表示出自己的厭惡,反而去恭維他,討好他。在態度與行為產生不一致的時候,常常會引起個體的內心不適和心理緊張。為了克服這種由認知失調引起的不適和緊張,人們需要採取多種多樣的方法,以減少自己的認知失調。你每天不得不與你不喜歡的上司相處,每天假裝喜歡他,不僅神經緊張,而且心情壓抑、覺得自己憋屈窩囊。因此你會告訴自己,我其實也不是那麼不喜歡他,他有缺點,但還算是個不錯的領導。這麼一來,你喜歡他就不是假裝的了,更不是違心的拍馬諂媚。一旦親近的行為顯得真心實意,可以問心無愧,認知失調也就消除了。
一般社會裏的「認知失調」與奧威爾所說的「雙重思想」是有區別的。一般來說,認知失調的矛盾感覺,所造成不適和不快樂要超過雙重思想,由於認知失調會感受到「良心」的作用,所以難以用「理論」(「一分為二」、「辯證統一」)來予以消除。因此,降低和消除認知失調的需要,比克服雙重思想的需要要來得明顯,也更為迫切。當今中國社會中的認知失調特徵,有的是在其他社會中也常見的,有的則是其他社會中很少見的,後一種特徵與當前中國的假面社會有關,在文革後遺症上表現的特別明顯。
雖然近年來懷念文革的事情時有發生,但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地懷念文革,但以交響演唱會公開熱情頌揚,其不多見。國民對文革的災難記憶並沒有完全淡忘,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地懷念文革,仍然是一件觸犯現有道義忌諱的事情──不是沒人會做,但做出來並不光彩,不得不運用暗示而非明言。懷念文革,經常會用一種雖不直接頌揚,但卻明白懷念文革的方式來進行, 那就是「唱紅歌」。
唱紅歌本身並不是問題,問題是政治權力組織和推動的「唱紅歌」。出於懷舊、喜好或別的動機唱歌或者唱紅歌,那本來是個人的選擇,誰願意,誰就唱,這是他們自己個人的娛樂。但是,政治權力的介入和利用,會根本改變唱歌這一娛樂活動的性質,成為一種思想控制的手段。這是文革的教訓,也是為什麼幾年前重慶倡導的那種高調「唱紅」招人厭惡的原因:在表面的美好詞句和精氣神後面,隱藏的卻是一種仇恨、暴力的政治手段和愚弄百姓的洗腦目的。
用組織化的「紅歌」來標榜文革,這本身就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雙重思想:「文革錯了」和「文革沒錯」,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認知同時被接受和視為正確。它的特點就是借「紅」說事、不說破,但大家心知肚明。
在當今中國,但凡能用常識思考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矛盾,問題在於,有的人即使看到了,也不拿這個矛盾當一回事,明知有矛盾,卻依然能坦然為之。這時候,發生的就已經不是單純的認知失調,而是深深打上了文革烙印的雙重思想。
文革懷舊中的認知失調
文革中長大的一代人如今已經步入老年,這一代人中有許多被文革耽擱了青春、庸庸碌碌地過了一輩子,如今生活處境一般,有的甚至相當貧困。他們並沒有理由特別懷念浪費了他們大好青春的文革。但是,他們當中也還是有一些人會把文革記憶成一個信仰純真、理想高潔的時代,自稱「青春無悔」。他們並不是文革餘孽,而是文革後遺症的認知失調的不幸受害者。
社會心理學研究發現,一個人信仰越是幻滅,或者越是意識到信仰的荒誕,反而會越堅持這個信仰或行為看法,這二者之間是失調的。堅持信仰其實是削弱失調感的一種方式。在社會生活中有一種常見的情形:人為了某個目標作出種種努力,但後來發現結果與原來所期待的相差甚遠。在面對與期待不一致的結果時,有的人不能正確地調整自己的認識和行為,卻堅持原來的看法,甚至變本加厲。
1950年代,費斯汀格偶然讀到一篇報道,說的是芝加哥的一位名叫瑪丁(Dorothy Martin)的家庭主婦,她是一個叫「追求者」(Seekers)的地方教派的組織人,她向信眾們宣稱,在1955年12月25日,一場洪水將會摧毀世界,而外星人會駕着飛碟來解救他們,把他們帶到安全的地方。費斯汀格隨後和他的學生來到這個地區,潛伏在這些信徒中觀察他們的日常行為。
據費斯汀格記錄,「追求者」們為世界末日做好了一切準備,辭去了工作、變賣了家產,甚至把褲子上的銅拉鍊都剪掉了,以免妨礙飛碟的電子通訊。結果,當那一天到來時,世界並沒有毀滅。按理說,這些受騙的人應該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心理推斷:這些堅定不移、付出了重大代價的信徒不但沒有改變他們的信念,反而變得更加堅定和虔誠,他們相信,世界沒有按原計劃毀滅,是因為他們迎接死亡的虔誠態度感動了上帝。「追求者」們甚至完全改變了他們以前一貫低調、不願與外人來往的作風,變得熱衷於宣揚他們的教派信仰,到處加倍努力向他人證明自己教派的正確。
人對某種目標懷着堅定的信念,並為此投入很多精力,但最終發現那個目標根本沒有實現,這會引起很強的失調感。消除這種失調感是很困難的。因為已經付出的努力是不可挽回的,即使改變原來的信念,也無法讓人接受「我曾為某種信念做出了巨大的付出,但事實證明這種信念是不真實的」的失調。
這時,人只好尋求其他方式,可作的選擇是:對已有的事實作少許讓步。比如找些看上去還說得過去的理由來開脱,或是簡單地承認在一些活動中有些小失誤,但總的信念或信仰是正確的。這在文革一代人的往昔回憶和回顧中是常見的。他們有時候也會對年輕時所幹下的一些事情表示追悔,如迫害無辜的老師、參加暴力的武鬥、出賣和背叛的行為等等。但是,在作出些許讓步的基礎上,有的人會以更加堅定的方式信奉原來的信念(如文革所標榜的反官僚特權、打倒封資修、大鳴大放大民主),並更加努力地宣傳它和維護它,以此緩解自己內心中懷有的失調感。以削弱失調感的方式增強信念,在歷史上的許多群眾運動中都可以發現,文革是很典型的。
增強信念是為了削弱失調感,這也被稱作「決策後效應」(post-decisional dissonance)。這指的是:人對幾件各有利弊的事情做出唯一的選擇是個決斷過程。如果決斷之前每個事物的價值,在決策者心目中大致相近,那麼選擇者便會覺得難以決斷其優劣。但是,作出選擇之後,他對這些事物的態度評價就會發生改變。文革中的個人其實沒有真正「自由」意義上的選擇或決策,但卻給人以這樣的幻覺,每個人都覺得是他自己選擇了捍衞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立場。他對被他選中的事物會變得更加偏愛,對未選中的事物也會更加採取貶低的態度。文革的「決策後效應」,使得當年的「選擇者」直到今天仍然覺得自己特別熱愛毛的路線(社會主義),特別厭惡反毛的路線(資本主義),他們因此也成為對文革時代的所謂「公正」「平等」「人心純潔」特別懷有幻覺和臆想的懷念者。
大娘唱紅歌的認知失調
人上了年紀就會懷舊,青少年時唱的歌曲,會帶回青少年時期的回憶,會不時在上了年紀的人頭腦中自然湧現,這是人之常情。文革中長大的一代人,他們經常是要麼不唱歌,要唱就是文革歌曲,因為這是他們唯一會唱的歌,在情緒激動時會「自然湧現」。
《詩·大序》日:「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文革那一代人唱紅歌,經常是因為一時高興、心情好,未必要表達什麼政治想法。但是,人們習慣於將唱紅歌的動機政治化,好像每唱紅歌必然是因為來了「革命」的興奮勁。因此,簡簡單單的唱歌,也總是被賦予了熱愛和歌頌黨、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祖國的政治動機。不幸的是,那些並無政治動機的人們自己也會有意無意地誇大這種動機。文革中無論什麼事情都高度政治化,上綱上線,這種文革後遺症演變出具有中國特有的「唱歌政治」認知失調。
有一篇《在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被罵,當事大媽回應》的報道說,中國大媽組團去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有人指責「這群大媽是公款旅遊,是跑到美國『丟人輸出價值觀』」。報道引用一位「劉大媽」的話說:第一,團友們旅美「完全自費」;第二,報名參加前彼此並不認識;第三,他們都是普通百姓,「有醫生,有老師,她則是一名已經退休的幼兒園園長」。儘管劉大媽把話說得這麼清楚,還是有網友在跟貼裏懷疑說,「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大媽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詞」。指責者顯然將大媽們的唱歌動機政治化了,然而,大媽們自己也是一樣。雙方都突出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的動機。所不同的是,大媽強調唱紅歌是出於普通人真誠的個人愛國動機,而指責者則是暗示,唱紅歌是既得利益者(幹部家屬)的歌功頌德。
說實在的,懷疑歸懷疑,確實不能證明這次唱紅歌有官方背景。劉大媽在對記者解釋時鄭重回應說,「我們是自費旅遊,也根本不是有人資助或者有什麼背景。」可以相信,劉大媽說的是真話。普通老百姓在紐約唱紅歌,倒真的是可能比有組織的,有背景的人,更會覺得自己在真心讚頌社會主義,也更需要覺得是這樣。這看上去很奇怪,但卻符合中國普通百姓認知失調的特徵。
費斯汀格和另一位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默里爾·卡爾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 曾經做過一個心理實驗:讓71名實驗參與者重複做一件極為枯燥單調的事情,參與者們當然都對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參與者們被要求去勸說自己的朋友也來做這件事情,告訴他們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義的事情。參與者們有的得到1美元的報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報酬。
所有參與者們都被迫陷入這樣一種認知失調,「我告訴別人這件事情很有趣,而實際上我覺得它非常無聊」。這明明是在說謊,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報酬的人在說謊時更心安理得,因為他們更容易相信,我不是為了錢才這麼說的,我真誠地認為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那些得20美元報酬的人卻會覺得自己是在為了錢才說的謊,因此反而更願意承認「我不是一個說謊者,但我卻說了謊」這個事實。
得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20美元報酬的人更積極言不由心地勸說別人,當然,他們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說的話到底是不是「由心」。他們因為沒有金錢利益的動機,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沒有說謊,以平息自己的認知失調。但是,得20美元報酬的人則不需要平息這樣的認知失調。
試想,把有限的旅遊時間花在唱紅歌上,倘若不是覺得因為真誠熱愛社會主義才唱的紅歌,豈不等於自己承認是犯傻和丟人?唱紅歌的大媽們不但不覺得自己犯傻,反而覺得光榮,這便能平息她們的認知失調。然而,許多旁人不認同她們這種行為,那是因為他們身處於認知失調的情境之外,所以覺得那是一種非理性和奇怪的行為。
其實,一群中國遊客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見多識廣,見怪不怪的紐約人也許根本就沒有在意。這件事在中國反倒成為新聞和公共話題,或許是因為人們從這件事聯想到了一些類似的事情。例如,有人一邊想方設法自己或讓家人移民國外或在海外置產,一邊卻狂熱地愛着中國,罵着美國。這樣的行為,可以從「認知失調」來進一步探討。
「愛國裸官」的認知失調
正如奧威爾在《1984》裏所描繪的,極權制度是一種產生普遍認知失調的制度,它強迫所有的人說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長而久之,成為一種習慣,形成自動化的雙重思想心理機制。
文革最嚴重的後遺症之一,是造就了一個人人帶着假面生活的謊言社會。李慎之曾說:「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的思想,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國度。」這種改造豈止始於文革,葉淺予說:「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覺地說假話。」
今天,說一套做一套在中國是普遍的現象,也是文革留下的一種嚴重的後遺症。公共人物說一套做一套有時遮遮掩掩,有時明目張膽,越是言行不符,認知失調也就越是嚴重。他們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遭民眾厭惡的就是「愛國裸官」。
新華網博客上有一篇《中央黨校教授建議開除118萬裸官》的文章說,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有118萬官員的妻子兒女全部移民國外,自己在國內擔任官員。其實,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出國,那麼定居也好,移民也罷,都算不上是什麼大事。當然,有人會將此視為「不愛國」的行為,但是,人們對「愛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愛國不一定就非要居住在國內。一個普通老百姓,只要不言行不一,不是一邊自我標榜愛國,一邊定居或移民國外,選擇在哪裏生活並不構成道德上的缺失,也不會遭人厭惡。
「裸官」 遭人厭惡,問題不是出在他們的親屬去外國定居或移民,而是出在他們的言行不一。如那篇博文所言,這些裸官一邊宣傳「西方腐朽沒落、光怪陸離、民不聊生、水深火熱,是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云云」,一邊將「親屬和財產都悄悄轉移到了西方……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優先選用西方產品」。他們在口頭上「千方百計、不遺餘力、想方設法、絞盡腦汁地讓國民反感、厭恨西方,抵制和反對西方」,在心底裏卻並不厭恨或反對西方,反倒是特別羨慕和親近。中國是一個有「以吏為師」傳統的國家,官員的行為對百姓有示範的作用。官員是「領導」,既然是領導,那就應該凡事以身作則,老百姓厭惡裸官,最根本是厭惡他們的那種說一套做一套。
一般人會把裸官的說一套做一套視為「虛偽」「表裏不一」或「做假」,但事情並不這麼簡單。裸官不只是說西方不好,而是「千方百計、不遺餘力、想方設法、絞盡腦汁地」地說西方不好——也就是「極度反西方」。這樣的表現行為,除了公開表演的動機,還有認知失調在起作用。人發生認知失調,是因為做了一項與觀念或認識不一致的行為,引發了不舒服的感覺,例如,你明明知道抽菸可能導致癌症(認知),但偏偏還是在抽菸(行為),這時候,認知與行為的不一致便造成了認知失調。這這種情況與抽菸但不知道抽菸有害是不同的。認知失調經常與明知故犯引起的內疚、不安、焦慮和不快樂有關。
一般人會採用以下幾種方式降低或消除認知失調:
第一種是改變行為。例如官員認識到西方不好或當裸官不對,所以不把親屬和財產都轉移到西方國家。按照認知改變行為是最理性的方式,但對不少人來說是很難做到的。
第二種是改變想法或看法,使其與行為一致,例如官員可以覺得西方很好,把親屬和財產轉移出去是好的選擇,無需遮遮掩掩。這也是一種相對理性的方式,但因為條件的限制,也很難做到。
第三種是減少自主選擇的感覺,裸官會說,許多別的官員都這麼做,我不這麼做不但不落好,反而會成為眾矢之的,其實我也不想這麼做。或者,是我家裏人自己要出去,我有什麼辦法。
第四種是改變認知的重要性,讓一致性的認知變得重要,也讓不一致性的認知變得不重要。例如裸官會說,親屬和財產出國,又不損害國家利益,有什麼大不了的?誰能證明,親屬和財產出國,就不能是好官?
第五種是過度補償,這是一種缺乏明確意識或自我認識的非理性調適,由於是非理性的,所以經常過度。它起的是對他人的演示作用——讓人看的。例如裸官反西方:別以為我親屬和財產出國就是我不反西方,我偏要讓你看看我多麼反西方,多麼愛國。於是便有了他們十分誇張和不遺餘力的愛國和反西方表演。
「認知失調」 會造成心理傷害,讓人在內心覺得焦慮、自相矛盾、啼笑皆非、不快樂、無所適從。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都會有意無意地用某種方式降低或消除認知失調,以恢復精神安順和心理上平衡。然而,正如費斯廷格提出的,人在減弱或消除失調感的過程中,一般對自己的心理活動狀態缺乏明確的意識,因此呈現出非理性的特徵。當事人訴諸非理性的方式。在一個認知失調普遍化的社會裏,很難有誰能獨自保持健全的理性,因此非理性的認知失調會成為一種被「共同確認」的思維方式,被視為一種正常狀態。
弗洛姆(Erich Fromm)在《健全的社會》(The Sane Society)一書裏說,「人們在觀念上的『共同確認』(consensual validation) 非常具有欺騙性。由於大多數人共同具有某些思想或感情,就以為這些思想或感情是正當的,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我們可以說『兩個人發了瘋』,也可以說『上百萬人發了瘋』。數百萬人都有同樣的惡習,這並不能把惡習變成美德,數百萬人都犯了同樣的錯誤,這並不能把錯誤變成真理,數百萬人都患有同樣的精神疾病,這並不能使這些人變成健全的人。」
同樣,數百萬人都認知失調,這並不能使認知失調變成可以接受或值得慶賀的新常態。文革後遺症越是使眾多中國人罹患認知失調,我們就越是不能忽視了這個國民精神的普遍疾病。


【王丹專欄】我的2017年書單
2017/12/22 08:00 
〔王丹/自由副刊〕
時代不斷地發生變化,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但是,有些人,例如我,總是想盡力地做一點些微的抵抗,讓一些東西能夠在變化的浪潮中殘留下來。多少,總要有一些是沒有變化的。而我的那一點點可憐的抵抗,其實就是閱讀。在手機占據了獲取資訊的大部分時間的情況下,要求自己每天一定要有紙本閱讀的時間,對我來說就成了這樣的掙扎。每一年的年尾,總結一下這一年來自己看過的書,算是對自己的一點鞭策,或者說,繼續掙扎的動力吧。
2017年是令我在閱讀方面感到羞愧的一年,因為整整一年下來,十二個月我認真閱讀完全文的書籍,只有十七本,比去年有所退步。有可能是因為搬家的緣故,也有可能就是懶惰,希望不是後者吧。而在今年看過的書中,我覺得值得向讀者推薦的包括以下幾本:
《梅克爾傳》:這本書本身乏善可陳,梅克爾領導德國成為歐洲帶頭羊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但是這位鐵娘子曾經在人類歷史的二十年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關於她,關於她的政治經歷,還是值得我們了解一下的。
《統治與教育》:這是我最為欽佩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徐賁圍繞專制制度如何利用教育進行統治,或者民主思想如何通過教育反對專制統治的文章的結集。徐賁博聞廣記,思考的重點──極權主義,公民,教育──與我的興趣點完全一致,讀他的書,一直是我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他的書中不僅有大量他自己的思考,還有更多對於優秀思想的介紹,這是我每年必讀一本徐賁的重要原因。
《強國不強》:這是我在哈佛念書時的指導老師,積累十幾年在中國觀察社會轉型,經濟發展與政治停滯的經驗,給準備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商人上課的內容。延續William Kirby一貫的研究思路,他在書中密切關注黨-國關係,始終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做為主軸進行闡述,對於我們了解中國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視角。
《百年家族──李叔同》:李叔同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文人,其法名弘一大師的名號可能更為響亮。這個曾經風流蘊藉的貴公子,在時代的潮流下進入新文化運動中,在戲劇、書法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然後翩然轉身退出世界的喧譁,在所有人的驚訝中出家為僧,過起苦行一般的自我反視內心的生活,其人生堪稱傳奇。他在圓寂之前,留下意味深長的四個字:「悲欣交集」,在我有限的思想經驗中,是最為令人震撼的遺言,是一個無限大的想像空間。
《為公益而共和》:中國富裕起來以後,那些有錢了的企業家在做什麼?這本書記錄了一百位中國頂尖企業家聯合組成社會公益團體──阿拉善基金會,致力於治理沙地的過程。但是這並不是一本一般的為老闆們歌功頌德的書。這本書的價值在於,作者做為實際的參與者,介紹了這一群中國企業家的政治努力。這樣的努力並不是向外的,而是通過內在的治理結構的完善體現出來的。這些掌握數萬億資產的企業家們在平等、民主、公正的基本原則下,形成了自己的組織章程,並嚴格執行,不斷完善,被稱為民間的「憲政實驗」,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公民社會活躍的另一面。
《金剛經》:請不要誤會,我不是佛教徒,而用比較緩慢的速度慢慢地念了一遍《金剛經》,純粹是因為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我需要一些慢節奏的東西。閱讀《金剛經》,讓我的心可以慢下來。

[00:20] 除了書,也推薦幾篇好文章

[00:31] 陳獨秀:〈我們究竟應不應當愛國〉
[01:29] 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
[02:37] 殷海光:〈怎樣才算個知識分子〉
[03:32] 梭羅:〈公民不服從〉
[05:15] 胡平:〈論言論自由〉
[06:29] 馬斯洛:〈自我實現者的創造力〉
[11:45] 徐賁:〈正派社會和不羞辱〉
[13:57] 哈維爾:〈致胡薩克總統的公開信〉
[14:23] 甘迺迪:〈總統就職演說〉
[16:50] 羅素:〈愛〉
[17:28] 推薦雜誌
[17:35] 台灣《思想》雜誌
[18:33] 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
[18:48] 自辦《公共知識分子》雜誌
[19:50] 繼續收看:講座其他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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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談談我的案頭書單
00:41 哈維爾:《無權力者的權力》
03:56 漢娜‧鄂蘭:《政治的承諾》《黑暗時代群像》
08:23 值得推薦給台灣青年的幾位中國作家
08:51 胡平:《數人頭勝過砍人頭》、《犬儒病》
11:27 徐賁《正派社會和不羞辱》
13:57 王小波:《時代三部曲》、〈我的精神家園〉
17:24 魯迅:《魯迅全集》
19:39 羅素:《西方哲學史》
21:42 羅爾斯:《正義論》
22:16 托克維爾:《民主在美國》
23:55 繼續收看:講座其他精彩片段


【民報】​北大元培學院副院長發文《拒做犬儒》後辭職

海歸學者、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發表文章《挺直脊梁拒做犬儒》後辭職。該文導致相關微博公眾號被關閉。據說北大通識學院副院長張旭東、院長鄂維南一併辭職。
李沉簡拒做犬儒文章被指影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兩會上順連任,而且任期没有限制,可以一直連任,如習帝登基
美國之音報導,李沉簡在文章中寫道,前北京大學前校長蔡元培留給我們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精神火炬,代代相傳。蔡校長⋯⋯是一個挺直脊梁、拒絕做犬儒的男子漢。
文章指出,蔡元培「付出了極大的個人犧牲才使得當時的北大空前活躍——既有全盤西化的胡適、也有追求共產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甚至還有天天嚷著復辟清朝的拖辮子的辜鴻銘。各種思想在這裡產生和碰撞。」
李沉簡引用了英文格言「Freedom is never free」,意思是自由不是免費的。他接著寫道:「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其中北大的先人多有這樣的典範:胡適一輩子敢於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專制;馬寅初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在批判之下拒不認錯;林昭在瘋狂的文革年代毫不退縮,隻身和反人類的罪惡鬥爭到底,直至被槍殺。北大之所以成為中國神聖的殿堂,不僅因為她有思想,更因為她有為了理念不惜付出一切的師生。
李沉簡也指出,不僅民間「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好死不如賴活著」之類犬儒的生活教條深入人心,高級知識分子裡的無恥之徒絲毫不比普羅大眾少。⋯⋯當代有郭沫若這樣滿腹詩書的牆頭草」。
李沉簡也批判了1958年科學家錢學森為「畝產十幾萬斤」搖旗吶喊的醜聞。關於此事,《中國青年報》2000年的《理性照耀中國:賽先生世紀行》一文寫道: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吹牛狂歡⋯⋯連個別著名科學家也跟著起哄,論證「如果充分利用太陽能,糧食畝產確實可以達到幾十萬斤」。後來毛澤東檢討說,他上了科學家的當。這場唯心主義鬧劇,終於以上千萬農民餓斃而告終。
這裡所說的「個別著名科學家」,就是錢學森。
李沉簡論述說:「這樣的犬儒和無恥何以盛行?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會幾千年來對敢言者的持續絞殺當屬首要原因。」 「我們即使做不到振臂一呼,以筆為旗與懦弱卑微做不妥協的抗爭,也至少做到不出賣人的起碼尊嚴和思想獨立。北大人、元培人當共勉。
3月22日,微博公眾號「大帥直通車」推送這篇文章,40分鐘後,這個公眾號被要求關閉,學校的老師要求學生刪除他們轉發的此文。
不少網民稱讚《挺直脊梁拒做犬儒》一文勇於說真話,表現了「知識人的骨氣」,但也有網民直言:「挺直腰桿,不易!拒做犬儒,艱難」


北大元培學院副院長李沉簡 《挺直脊樑 拒做犬儒》全文 (23:59)
(網上圖片/明報製圖)北大元培學院副院長李沉簡 《挺直脊樑 拒做犬儒》全文 (23:59) - 20180324 - 兩岸 - 即時新聞 - 明報新聞網 - https://goo.gl/yvb5Eb
圖1之1 - (網上圖片/明報製圖)
有傳為示抗議中共中央提出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憲內容,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上月28日發表題為《挺直脊樑 拒做犬儒》的文章,當中提及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當初第一次請辭,就是抗議1917年張勳復辟清朝。這篇文章經早前廣泛流傳後,近日幾已被全部刪除。惟據傳,李沉簡和元培學院院長鄂維南,及另一副院長張旭東,已經集體辭職。
相關報道:傳北大元培學院三正副院長辭職抗議修憲 籲師生「拒做犬儒」文章幾全遭刪除
《挺直脊樑 拒做犬儒》原文如下:
戊戌變法、北大建校一百二十年,我們紀念蔡元培校長。在中國近代史上,元培先生當之無愧是現代教育之父。他留給我們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精神火炬,代代相傳。蔡校長在人們的印象裏總是一個謙謙君子式的思想領袖。其實蔡校長的另外一個側面同樣是萬世師表,那就是一個挺直脊樑、拒絕做犬儒的男子漢。
早年的元培先生為了反抗清朝,一介書生卻豁出命來組織訓練暗殺團,意圖刺殺清朝的官員。在後面的幾十年裏,他只認真理,不畏強權,在北大校長的任上曾先後八次辭職以示抗議:1917年抗議張勛復辟清朝而辭職;1919年5月營救被捕學生而辭職;1919年底和1920年1月支持北京市教職員為薪酬抗議政府而辭職;1922年8月/9月兩次為政府侮辱校長/拖欠教育經費而辭職;1923年抗議教育總長踐踏人權和司法獨立而辭職;1926年抗議政府鎮壓學生而辭職。從這個意義上看,元培先生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是付出了極大的個人犧牲才使得當時的北大空前活躍——既有全盤西化的胡適、也有追求共產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甚至還有天天嚷着復辟清朝的拖辮子的辜鴻銘。各種思想在這裏產生和碰撞。
Freedom is never free. 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其中北大的先人多有這樣的典範:胡適一輩子敢於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專制;馬寅初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在批判之下拒不認錯;林昭在瘋狂的文革年代毫不退縮,隻身和反人類的罪惡鬥爭到底,直至被槍殺。北大之所以成為中國神聖的殿堂,不僅因為她有思想,更因為她有為了理念不惜付出一切的師生。
可是我們也要清醒客觀地看到,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有脊樑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軟骨頭甚至為虎作倀:抗日戰爭裡,中國創了人類歷史上「偽軍比佔領軍多」的記錄;在大躍進、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受蒙蔽」,有多少人是精明地昧着良心、為自保而誣陷同事、為加官進爵而落井下石?
不僅民間「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好死不如賴活着」之類犬儒的生活教條深入人心,高級知識分子裏的無恥之徒絲毫不比普羅大眾少。上古就有在「指鹿為馬」的當口曲意奉承、吮癰舐痔的臣子;當代有郭沫若這樣滿腹詩書的牆頭草;更可怕的是像經過加州理工學院最良好科學訓練的錢學森也連篇累牘地在報紙上為「畝產十幾萬斤」這樣盡人皆知、笑掉大牙的謊言搖旗吶​​喊,而且還舔着臉發「錢學森之問」——殊不知我們沒有科學、人文社科大師的第一原因就是我們的教育系統性地培養精明乖巧的撒謊者,而不是真理的捍衛者:這和知識無關,和人格有關。
這樣的犬儒和無恥何以盛行?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會幾千年來對敢言者的持續絞殺當屬首要原因。從文字獄到株連十族,當敢於「一士之諤諤」的人被消滅的時候,負淘汰的結果自然剩下的是「千士之諾諾」。在這種千年嚴酷的條件下,人們甚至被剝奪了保持沉默的權利,而被強迫加入諂媚奉承的大合唱。
不過,在漫長的歷史中總有火種還頑強地燃燒。在北大,蔡元培、馬寅初、胡適、林昭……承載着北大人的傲骨,公民的尊嚴。我們即使做不到振臂一呼,以筆為旗與懦弱卑微做不妥協的抗爭,也至少做到不出賣人的起碼尊嚴和思想獨立。北大人、元培人當共勉。
Where there is darkness,may we bring light 
Where there is despair, may we bring hope 
Where there is doubt, may we bring faith 
Where there is hatred, may we bring love
戊戌雙甲子,諸君拒做犬儒,
北大一二〇 ,師生挺直脊樑。
李沉簡
2018.2.28 
北京大學朗潤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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