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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SHINee喪主臂章上「兩條黑線」意義：鐘鉉的親兄弟 | ETtoday星光雲 | ETtoday新聞雲 - https://goo.gl/4wisCT

八成的人在醫院去世...16年日本安寧醫師：太可惜了，讓子孫目睹「親人去世」是一堂最重要的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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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dreamstime_xxl_4772922
隨著時代變遷，人類死亡環境的樣貌有了極大的變化。
例如，在1951年的日本，「在家去世者」超過八成，「在醫院去世者」則不過只有約一成。
因此，家人在家裡嚥下最後一口氣，完全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或許還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到了1976年，兩者的比例逆轉，現在的情況是，在醫院去世者約八成，而在家去世者則約一成。
也就是說，在醫院去世的例子變得理所當然，對一般人而言，死亡已經不再切身。
因此，對孩子們來說，親眼目睹祖父、祖母或是雙親去世的機會大幅度減少。
據說，人類原本在九歲左右的年紀就能理解「死亡＝生命終結」。
可是，因為頂多只有一成多的孩子與死亡有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因此，死亡的觀念無法在孩子身上生根發芽。
有一項問卷調查以東京車站為中心半徑150公里內的所有區域，包含東京都、千葉縣、琦玉縣、神奈川縣、茨城縣、梔木縣、群馬縣、山梨縣的小學高年級學童372人為對象進行調查，三成以上的孩子都回答，「人死了之後還能復活」。
另外，另一項刊登在某雜誌的問卷調查結果則顯示，「人死了之後會怎麼樣」名列小學生的煩惱第三名，「為什麼不能殺人」則名列中學生的煩惱第六名。
如果這些孩子曾經親身經歷自己最喜歡的爺爺、奶奶的臨終過程，或許對於死亡就不至於呈現如此無知的情況。
然而在現實中，完全沒有目睹過死亡的孩童人數愈來愈多，這樣的孩子在成人之後，佔了日本全體人口的絕大多數。
因為如此，死亡不知不覺被視為禁忌，被認為是「恐怖的」「伴隨著不安」的事情。
如此一來，當然，當死亡靠近自己時，人們也會視而不見，不會認真思考臨終的事。
因此，也就不可能擁抱幸福死。
我對這樣的情況抱持著相當大的危機感。
生命是有限的，是多麼珍貴而重要。自然的死亡，有多麼安詳。
我希望能夠透過醫療，將生命和死亡原本的樣貌告訴孩子們。
因此，死亡的環境必須要改變，必須要有真實的「生命教育」場景。
人們對於不了解內情的事物，會懷抱恐懼與不安。然而，如果可以透過自己的眼睛確認事實，就不會有多餘的恐懼。
死亡也是一樣。
如果經歷過身邊重要的人的臨終，想法一定會改變。從成人，尤其是高齡者的立場來看，親身向家人展現死亡的面貌，可以稱得上是「人生的最後一件大事」。
我醫治過許多死亡就在眼前的病人。
這些人當中，曾經也有人說「這輩子，我該做的都做了」。此時，我一定會提醒他一件事情。
「最後，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你要充分向家人展現你的生命和死亡樣貌，還有你的生死觀。這將會是你給子孫最好的『生死教育』。」
聽我說完，幾乎所有的患者都會回答，「這樣啊，那我得走得漂亮才行啊。」
當人徘徊在人生的最後關頭時，一定得面對的，就是告知問題。
首先，是接受醫師告知。其內容重點有三類，「病名告知」「病情告知」「餘命告知（預後告知）」。
關於病名，我認為，務必要請醫師告知，並且應該傳達給患者本人。
舉例來說，在告知「癌症」這個病名之後，患者本人的想法是會有所改變的。曾經有患者吐露，「我雖然現在還活著，然而已經第一次預見死亡。」即使是過去從未意識到死亡的人，也會從這一刻開始具體為自己無悔的臨終做準備。
如果患者是「沒試過所有治療方法就不甘心」的人，只要經濟寬裕，就可以從最先進的醫療到最新的健康輔助食品開始嘗試。有一長串心願清單的人，也可以立即開始一件件著手執行。
然而，如果連病名都不告知患者本人，他將維持和過去相同的生活方式直到臨終。其結果將造成他無論在醫療面或是生活面，都無法實現他想做的，抱憾而終。
也有極為少數的患者會說，「關於死的事情，我都不要聽。」
如果是本人希望如此，那麼就不需要告知患者病名，然而家人之間一定要周知、詳細了解病情。家屬可以陪伴，在日常生活中從旁觀察患者有沒有想做的事，協助他完成。
另外，關於病情告知，我認為，除非本人排斥，否則基本上應該要傳達給本人。
告知病情最大的好處是，藉由告訴患者疾病現在的狀態，可以讓他同時理解未來將產生的症狀。除了可以在早期做好面對這些症狀的心理準備，也可以預先具體想像自己在不久的將來即將消失的能力，提早做規劃。
例如，如果告知病人「因為癌症已經移轉至腦部，今後隨時都可能發生痙攣」，如此一來，他就能判斷，「那我就不要再開車或騎車了。」
相反地，如果沒有正確傳達病情，只有告知患者原發（一開始發現）的大腸癌，那麼就可能造成他想開車就獨自開車出門，進而造成危險事故的後果。由此可知，病情的告知與提高日常生活的安全緊密相關。
而關於餘命告知，說實話，我曾經猶豫過。
當然，如果患者本人明確表示「我想知道」，那麼基本上就應該誠實告知。然而，如果患者本人沒有特別表達意願的話，因為餘命告知的內容明顯比前述兩種告知更加沉重，因此應該要在充分考量患者本身的性格之後，再來判斷是否進行。
不過，所有的醫生都不知道正確的餘命。即使身為一個緩和治療醫師的我，大概也只有在餘命剩下約一個月左右的階段，才做得到正確預測。事實上，也有許多例子是醫師宣告餘命剩三個月卻活了一年，亦或是宣告餘命還有半年，卻在三個月後一命嗚呼的。
說得更誠實一點，醫師在宣告所剩天數時，做的都是最壞打算。因此，如果醫生宣告的餘命比預期要短，陪伴的家屬可以用比較樂觀的心態來對應。
比方說，「雖然只剩下三個月的壽命，但情況好的話，可以再活上三年呢！但最糟的情況是三個月，從今天開始就過著不留遺憾的日子吧。如果可以一直活下去的話，那不是很幸運嗎？」
也就是說，無論接受的是三種宣告裡面的哪一種，不要只是負面看待，請從告知的內容裡找出可以正面思考的要素，善用於今後的生活之中。
結語
轉眼間，我已經41歲，醫師生涯已過了16個年頭。
我見證許多「同樣身而為人，真是令我憧憬」的活法和死法，從諸位人生前輩那裡，我學到許多。
然而，雖然說我陪伴了許多人走過最後一程，我自己卻還沒有為步下人生舞台做好心理準備。一旦大限來臨，或許我會慌張煩亂，和自己理想中的情況差上十萬八千里。我希望，當我即將嚥下最後一口氣時，我的孩子或是下一個世代的人對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活著時好酷，死的時候也是。」
人既然是動物，就注定了在一天天的生命中步向死亡。可是，如果你想像自己是為了迎接更加美好的最後一天，而一天天努力修行的話，一定會更加充實。每天都用「今天是我人生最後一天」的心情來努力生活的人，一定能迎接無憾的臨終。這是我做為緩和照護醫師所學習到的非常重要的事。
其他醫師經常問我們這些居家緩和照護醫師說，「你們老是看著人死，有成就感嗎？」
可是，我們的心態並不是想目睹死亡的瞬間。
居家臨終見證了我們能夠協助患者在自己住慣了的家中，有更好的生活品質，直到最後一刻。也見證了患者、家屬以及我們之間所建立的信賴關係。因此，重要的不是結果。大家一起共同度過更美好的人生，這段過程才是喜悅，才是我們身為醫師的成就感。
這數十年間，日本人在醫院去世的人數增加，與死亡正面相對的機會真的愈來愈少，孩子們也都被排除在珍貴的臨終場面之外。這些孩子從未思考過生命的重要以及死亡，就這樣成了老師、醫師、護理師、僧侶和政治家。然後，關於生與死，這些人也不深入思考，以至於將錯誤的判斷及教導施加在下一代身上，我們就陷於這樣的惡性循環。
我強烈地感受到，人們從今以後必須去親身經歷身邊的人的死亡，改變視死亡為忌諱的心態，做好心理建設，迎接臨終者和送終者雙方都無憾的「幸福死」。
我自己身為居家醫療醫師，則希望能夠提供人們體驗自然死亡的場面和機會，並透過演講和拜訪國中、國小的機會來傳達「生命教育」，以此作為我畢生的志業

2017年12月25日 04:10 中國時報 盧敬文
在內科工作的日子，有時病人會出現無法掌握的病情惡化，讓我驚覺醫療就算進展再多，新技術、新藥就算療效多好，人就是可以昨天還好好的，今天就意識不清或病危出院。同時，頻繁入院、出院的日常，讓醫病雙方以為住院都一定有出院的一天，若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有一天就沒料到再也出不了院。醫護人員應該都希望病人能出院，但病情需要時，也能熟練、敏感地事先詢問家屬：「要在院內宣告死亡？留一口氣回家？或是『形式上』留一口氣回家？」主治醫師每天平順的查房、治療，病人也都慢慢康復並出院，看似是住院的日常，不過這真的不是常態，而是運氣好的奇蹟。什麼叫藥石罔效，就是當你做什麼都不對，病人看起來越來越憔悴，然後生命徵象就開始往下掉了。高齡者有時久病纏身，醫病都較能接受大勢已去，倘若病人還年輕呢？
同樣是一公分的腫瘤，長在哪裡就有不同的預後，不同的人生，神就算再愛世人，也無法阻止病痛發生。病榻邊，兩個國中大小的孩子、流淚的妻子，每天守在癌症末期的病人旁，其實他們應該比醫護人員更能預期這天的到來吧？當病人因為病危自動離院時，我一直在想怎麼跟他們說再見，雖然我們不會「再見」（除非是回院開立死亡證明書）。不過我仍趁著他們收行李時，對家屬說「辛苦了，回去一路平安」，跟病人說「你辛苦了」，病人回說「謝謝你們的幫忙」，我說「沒有」，然後跟孩子說「要加油喔」。其實作為住院醫師，根本幫不上什麼忙。病人是科內討論過的末期個案，也許醫師們必須要想，從罹病到臨終的這些日子也算病人多賺到的人生吧？也許這樣才能繼續工作下去，但我卻無法很好地將客體的疾病跟人的主體分開。
某次，一位臨終的病人在病房，需要醫師宣告死亡，但這位老病人的主治醫師一時抽不開身，無法前來，便指示主責的專科護理師（簡稱專師）記錄病人於下午五點死亡，但那位專師仍麻煩我協助宣告病人死亡，「因為只有醫師才能宣（告死亡）」。但在此之前，我和那位病人素昧平生，我不知道他因什麼疾病住院，甚至連名字都不曉得。
和專師一起，突兀地走進三、四位家屬圍繞的病床邊，護理師已經準備好一張EKG monitor（心律監測器）印出來的記錄紙，上面呈現水平的一直線。我看了看，摸了病人的右手腕，確認沒有脈搏，忘了確認呼吸，就拿了筆燈確認病人的瞳孔反射；撐開病人的眼皮，那眼珠就像前人描述般，黃白混濁，完全不可能發現瞳孔收縮。隨後我冷靜看了床頭牌的病人姓名，轉過頭對家屬們說：「病人○○○，於2017年○月○日○點○○分於本院死亡」。和流著淚說謝謝的家屬點頭致意後，像做錯事的孩子一般，夾著尾巴逃走，我害怕家屬繼續再多說什麼，那些眼淚我承受不起，我只是臨危授命來插花的路人，但此種情景在醫院裡似乎也是見怪不怪。
這次經驗，讓我回想起在血液腫瘤科實習，已經忘記住院醫師為何請我去確認病人的什麼東西。當時那位病人已經被宣告死亡，且床邊沒有看護或家屬，我帶著害怕去看病人，印象中他/她已經沒有體溫，皮膚散發出黃疸的顏色和氣味，那時我到底把病人當作是人還是屍體，其實也記不太清。只記得那時體會到一件事，「啊，原來人死後是這樣子啊」。
夜間值班經常交班到已經簽署DNR（放棄急救同意書），或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的病人，同時被告知隨時有「院宣」的可能（也就是不留一口氣回家）。但從醫學院到醫院，除了被提醒應如何填寫死亡診斷書外，從來沒有人指導過或和我討論如何在病床邊宣告病人死亡。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在《臨終者的孤寂》中說：「今日只有病院裡制度化的例行公事，才為臨終處境提供了一個社會性的形態。可是這些例行公事乃是不帶感情的，而且還是臨終者之所以孤寂的重要原因。」延長生命是西方現代醫學知識體系的核心，死亡則是被壓抑、被推遲的，所以我們平常不討論死亡，不討論瀕死的過程，只剩專業不帶感情的死亡宣告。
記憶同樣深刻的，是一位於病房接受安寧共同照護的末期病人，抱怨天旋地轉的症狀，我在床邊問說「那我們開止暈的藥給你好嗎？」那時病人已有發聲困難，說不清楚，於是我和看護提議讓病人用寫的看看，結果病人寫道「頭暈，但一下子就消了」，搖頭表示不用開藥。我才意識到病人雖然是末期，雖然可能因各種因素難以口語表達，但只要病人聽力正常，不代表我們就不用跟他溝通。而過去的我就常忽略衰弱但意識清醒的病人，下意識地優先和床邊容易對話的家屬溝通。之後，經過一個週末，回到醫院發現這病人已陷入昏迷，由於癌細胞轉移，病人醒來的機會渺茫，上週的紙筆溝通就是最後一次了。
有時候，醫師不是在學習醫學，而是學習死亡。大概要先見識到醫療的極限在哪，看過病人在醫院最終的慘況，再來談安寧照護、公共衛生，比較不會讓人覺得空泛。因為自己才會了解就算住院治療也不一定比較「好」，而是要討論不同脈絡下，對病人「好」的作法為何。作為臨床新手，寫下這些是為了未來的自己，因為我們總是不敢面對過去。當有天變得對死亡「漠然」時，至少會被過去的自己提醒「你跟以前不一樣了」，不論那個變化是好是壞。臨床工作常逼得醫師學習淡漠，冷靜評估眼前病人，區別主觀病痛與客觀的疾病本身，略過病人的主觀經驗，以撐過充滿壓力的時刻。醫師學習死亡，但不該是學習漠然，也許關於死亡、關於病痛經驗，我們還有更多需要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