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去殖民化 非去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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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發表2018年新年賀詞，指責台灣當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識」，「阻撓、限制兩岸交流，放任縱容台獨勢力推動去中國化、漸進台獨，種種倒行逆施遭到兩岸同胞堅決反對。」張志軍宣稱，新的一年仍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和遏制各種「台獨」分裂行徑。陸委會回應指出，蔡總統日前重申，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繁榮。維持現狀是我們不變的立場，也是台灣向區域、向世界做出的有效承諾。
張志軍的說詞，出現嚴重的矛盾，既然台獨「遭到兩岸同胞堅決反對」，就沒有台獨的問題，事實上應該說：台灣人堅持走台獨路線，中國人反對，雙方才沒有交集。中國人應該思考，二戰終戰初期，台灣人認同中國，以為將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而回歸祖國，後來才覺得中國遠比日本可惡，兩岸的中國人，為何不探討其原因。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一樣，都說台灣在「去中國化」，事實上是「去殖民化」，台灣就是台灣，怎麼會有「去中國化」的問題？中國國民黨政權佔領台灣時，對台灣人說大家都是中國人，事實上從來就沒有將台灣人，當作自己的同胞，除了台灣人與中國人不平等外，還從事殖民統治特有的文化侵略，推展北京話，消滅台語，將中國的地名移植來台灣，最莫名其妙的是在台灣組成的團體「不得以台灣命名」，其手段遠比日本惡劣。
台灣人扮演被統治者的時候，國共兩黨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可是在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之後，去除了族群不平等的壓迫，殖民統治去了一半，若再恢復台灣的文化，就完全去除殖民統治。在台灣的中國人，為了抗拒終結「殖民統治」，立刻由「反共」轉為「親共」，國共兩黨發出同樣的聲音，聯手繼續壓迫台灣的文化。
台灣人及中國人，都認為國共兩黨將台灣當作中國的一部分，事實錯得離譜，國共兩黨從未將台灣當作中國的一部分，而是將台灣當作「殖民地」，才會將中國的地名移植到台灣，推動文化壓迫。例如：河北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政府會將中國其他省份的地名，移植到河北嗎？當然不會。若是國共兩黨將台灣當作中國的一部分，就不必將中國其他地區的地名移植到台灣，顯然的，國共兩黨都將台灣當作殖民地，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才會從事文化侵略。
台灣維持台灣固有文化，就像河北保有河北固有文化一樣，若是河北不接受中國其他地區的文化，國共兩黨會說河北「去中國化」嗎？當然不會，河北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有其特有的文化，不會因為抱有自己的文化就是「去中國化」。顯然的，國共兩黨嘴巴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內心卻將台灣當作殖民地。
站在台灣的立場，就算自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要維護自己的文化，只有殖民地，才會承受外來文化的壓迫。台灣人目前努力的是恢復「台灣化」，是要「去殖民化」，扯不上「去中國化」，兩岸中國人不要再詭辯了。

再造「中華民族」的文化工程——扯鈴運動在台灣
By 台灣教授協會, www.thenewslen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13日, 2017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面對殖民者的「遺產」，身處「後殖民」時代者，是必須仔細爬梳歷史脈絡，方能從相混糾結的各方線索中，逐漸剝離出原初的樣態。
唸給你聽
文：嚴象胥
1985年9月28日，文建會在台北舉辦了一場「民間劇場」的活動，吸引數萬民民眾參與。過程中，曾有這麼一位女士，以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在台上發言：
年輕的朋友，請回過頭來，重視我們自己的民族傳承。只要有興趣，我張天玉的門永遠為大家開著。這位張老太太，有八十多歲了，也歡迎您一起來。讓我們的中華曲藝，再度發揚於世界（註一）。
她是主持「京韻大鼓班」的張天玉女士。現在較難查得張女士的資料，僅能知悉她是當時台灣社會知名之「北方大鼓」與「說唱藝術」的專家。
張天玉之言，要義是在「喚醒」台下觀眾對所謂「民俗技藝」的重視，她自己就是以敲打北方大鼓為強項，而同時主演其他場次表演者，則各有所擅，如基隆中正國中的扯鈴，西園國小的鍵子、跳繩，以及貢寮和美國小的舞獅，文化大學的木偶戲。
就如這篇報導執筆者所言：「目前學校殿堂已成為民族藝術的薪火傳承重鎮。」而在這列隊伍裡，扯鈴就是其中一員。該篇報導言及之「民族技藝」或「藝術，自是指涉所謂的「民俗體育活動」，而這類活動是具有歷史、文化與民族傳承意義的。
對此，這位記者顯然做足了功課，又或者，這些知識與觀念就是當時人們心裡共潤同享的。該篇報導詳細的描述了「民俗運動」如何於1933年，在「中國南京」舉辦之全國運動會上被提倡，如扯鈴（又名空竹）、踢毽子、風箏等，又如何轉入「台灣」。
自1975年起，教育部指示「普遍推行民俗體育活動」；1984年，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施行細則規定，訂立了「加強維護及發揚民族藝術實施要點」，行文至各級學校及社教單位，希望透過各項教育措施，加強國民對此類足徵民族精義的活動，有一定程度的體認與傳承（註二）。
官方公文所謂之「民族」，自然就是「中華民族」。易言之，於台灣推廣指涉特定種類的民俗體育，在個別技藝項目的移植之外，更是將中國社會文化內部的「民俗」置換在台灣島上，於此地進行再造「中華民族」的文化工程。
通過推行特定形式的體育活動，從而打造出統治者理想的身體展演之樣態；這次的文化再造工程，就是聚焦在「身體、體育行為、文化表現」。
於是，讀者應該可以漸漸了解，為什麼當我們還就讀國小、國中時候，走進街頭巷尾的文具店，總會看到店家有販售各種扯鈴、毽子與跳繩。
毽子還可以細分為兩種，一種是羽毛與接近假皮質材料的墊子；另一種則是羽毛和布墊，內藏鐵幣作為毽身。而同學多半都還能「品評」出，後者比較好踢。這些都是為了因應國中、小學體育課程之需求所生產的產品。更進一步說，此些物質自然也是黨國重塑文化傳統此一龐大工程底下的「副產品」。
當學童循著教師的指導，一步一步學習如何揮使自己的身、手、腿來操弄這些屬於「中國人」的「民俗體育」；如何讓毽子能在自己的腳內側上，彈起不止一次又一次；又何以從基礎的「運鈴」進階至各式富有「古意」名稱的花招；此些動作不僅是讓自己的身體進行各種程度、方式的伸展，其舉手投足之間，更像是在揮灑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
就像新聞報導寫到跳繩這種活動時，就會提起它是發源於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註三）。於是，孩童每做一個動作，其表彰之文化意涵的重量，就是以「千年」做計算。
那是個一切以「中華」為認同之依歸的年代，台灣的「民俗體育」就被視為再現「中華文化」的「工具」；而通過學校教育的方式，自是統治者藉以塑造群體認同意識的最佳統治術。
於是，只要談及此類活動，就必須喚起其所蘊含之歷史、文化意義。在通過體育教育制度化前，大眾傳播媒體，就是政府最好的幫手。大致來說，黨國統治者在其轄下之傳聲筒如《中央日報》、《聯合報》上，動用了兩種文類來「深描細寫」扯鈴這種民俗活動的歷史與文化脈絡。
第一種是藉寫作之便「再現」扯鈴於中國的歷史記憶，譬如《聯合報》在1952年2月4日，此時正逢農曆新年時期，就刊登了一篇介紹扯鈴的文章，談它是「春節娛樂」的一種，文章重點實是在描寫扯鈴的歷史及其發展與變化。
作者筆下，提及擅長扯鈴運動者，譬如在「上海大世界遊藝場」內擅玩單鈴的婦女，以及扯鈴能發出多大的聲響？孩童如何受此吸引？新年期間，上海地區的扯鈴如何「熱銷」？此些皆是中國的案例。
換句話說，此文很可能是作者關於扯鈴之記憶的「再現」。此舉便是為了讓中華傳統文化紮根於台灣島上。這篇文章最後，作者更是不忘當年「反共」的最高指導原則，筆鋒一轉直批共匪為「抗美援朝」或「勞動生產」，將「一批年輕力壯北國哥兒們」，送至冰天雪地的韓戰場送死了（註四）。
第二種辦法，描寫著名扯鈴運動者的生平故事，以其做為表徵中華民族之符號。譬如被譽為「扯鈴鼻祖」的陳金銘老先生，在當時台灣不僅是家喻戶曉的人物，金門馬祖前線與台澎地區的三軍將士，更是為他精彩的扯鈴表演而瘋狂。
讀者現在若是上網查詢，便可以很容易地在數位典藏系統裡找到不少陳先生表演的照片。其中就有幾張是他在前線勞軍時，展現扯鈴特技時所攝下。
1962年2月8日，《中央日報》特別報導了陳先生的簡要事蹟。文章將他與「五十年所練出來的」扯鈴絕技，放在台灣地區、金馬前線、自由亞洲國家區域三種地理範疇中，彰顯了作為「國粹」的扯鈴，如何得以於不同地方展現「民族精神」。這種民俗技藝到了陳先生手上，不僅可以激勵前線將士士氣，更可穿梭於其他友國間，「親邦睦鄰」。
換言之，這類文章亦在描寫一個美好遠景，若欲成為像陳先生這般，台灣地區的「民族英雄」，身懷一藝或許是必要條件。更重要的是，那得要像扯鈴這種能呈顯中華民族之精神的民俗活動（註五）。
1977年，陳先生過世時，《中國時報》上更有專文悼念。若細細讀來即可發現，該文不僅是紀念陳先生本人，更是再次宣傳了「陳金銘與扯鈴」這組作為中華民族之象徵符號的重要性。文章先敘明陳金銘來自何方，接著一段文字更是精彩：
來台後，他曾在各地劇場或夜總會表演，年節時在螢光幕上獻藝，勾起了我們對北國的鄉愁，更燃起我們反共復國的怒火。有時他隨同個綜藝團體出國表演，海外人士除驚嘆於他的獨特技藝外，並對此一具有中華民族風格的民間藝術有深刻認識（註六）。
讀者應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黨國控制的媒體管道，是以如何之手法、從何種脈絡來描寫扯鈴。該文緬懷陳金銘手上能耍弄之特技招數，是不絕如縷；文章未曾言明的，彷彿是要向當時的讀報者訴說，我們對北國大陸的鄉愁、對共匪的憤怒、中華民族風格之懷念，亦是生生續續，不絕如縷（註七）。
將「民俗活動」納入體育教育制度內，就形成了「制度化」、「法令化」的宣揚與推廣方式。這是1975年的重大變化。由教育部頒布「普遍推行民俗體育活動」的指示後，省主席謝東閔即召開會議，暫時釐訂「跳繩、踢毽子、放風箏」這三個項目為推廣重點（註八）。
於此，教育部必須在台灣全島舉辦各類競賽。隔年，教育部為「培養」更多民俗體育人才，包括指導員與裁判，還得舉辦分區研習營，才敷使用（註九）。
扯鈴是何時被「法制化」看待，筆者尚未能查知。但是，通過「台灣智慧新聞網」這種報紙資料庫查詢，鍵入「扯鈴」搜索，即可看出自1975年後，扯鈴就漸漸與毽子、跳繩這些運動一同被視為「民俗體育」，並受到各級學校體育教育的重視。
像基隆中正國中更於1985年8月，成立以傳授民俗體育為主的實驗班，專門教授扯鈴、跳繩等活動（註十）。其外，各地各級學校確實時常舉辦競賽或表演。如1980年代，全國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項目就包括毽子、跳繩、扯鈴、風箏與彈腿（註十一）。
通過這類以「中正」為名號的全國性賽事，扯鈴與其他民俗運動於學生、民眾心理，那種作為中華文化象徵之意味，就愈顯濃厚。
還有一種特殊的宣傳方法，就是將中華民俗與西方文化做對比式描寫，藉以凸顯「我國」傳統的特殊性。1984年6月11日，正值第八屆瓊斯杯籃球邀請賽期間，台灣替遠自各國來訪的女籃球隊舉辦了一場「籃球之夜」的活動。由台方與十二支女子球隊，各出幾項表演以達娛樂之效果，基隆中正國中的扯鈴表演，就為節目之一。
據報紙記載，當時有一位美國球員「潘麥姬」（Pam Mcgee）對扯鈴感到十分好奇，還依樣畫葫蘆了一番。對此，記者是如此評論：
美國建國歷史短暫，除了時髦的現代玩意之外，甚少有任何技藝可以稱得上是「固有民俗」。因此對於擁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中華民族可謂崇拜異常（註十二）。
我們現在會覺得，台方記者對於這位美國球員的態度是十分傲慢的。這種姿態之由來，實難以探詢，或許這是記者刻意所為，也可能是發自肺腑之言。惟堪可確定的是，扯鈴運動，又再一次地成為台灣為展顯中華民族引以為傲之「傳統民俗」的工具。
面對殖民者的「遺產」，身處「後殖民」時代者，是必須仔細爬梳歷史脈絡，方能從相混糾結的各方線索中，逐漸剝離出原初的樣態。扯鈴運動在台灣的發展歷史，說明了一地之「民俗」的形成，是可以經由外力塑造成型的一種文化工程。
當工程告一段落，扯鈴運動就是黨國體制留在台灣島上的「遺產」，這是筆者與父母輩都曾經歷的。一種由官方、媒體「告知」受眾，這是一種好的、能發揚民族精神之遊藝；再藉由教育體系替此類活動鋪上一層層「制度」與「法令」的外衣。
去年底國、民兩黨立委因刪減僑委會預算中關於扯鈴項目，從而引發政府「去中國化」的質疑和爭議。若溯其淵源，扯鈴確實是黨國體制為「中國化」台灣人民──從身體、姿態至精神──所開發的一種富含政治意涵之工具與運動。
扯鈴在國內及海外，皆為政府宣傳之利器。如1991年5月的《中國時報》，還在大篇幅報導基隆中正國中民俗體育班的跳繩與扯鈴代表隊，「第十年」代表國家到海外宣慰僑胞（註十三）。很明顯的，要在僑胞面前耍弄扯鈴，還是必須通過競爭和徵選，這在當時是一種足可大篇幅登上報紙版面的「榮耀」。
此種在政治意義上的「殊榮」，皆是政府官方所賦予的，這種榮譽感和前述種種關於「扯鈴」的文化論述與凝塑，均造就了「扯鈴」這個在我們現在看來是如此「自然而然」的一種孩童時期會選擇玩耍的活動，又或者是各種「民俗曲藝」團體能夠操演的特技。
扯鈴這個物件、運動本身可能是「無辜」的，但是扯鈴運動在台灣的發展，從前至今，都不是一種「無辜」、「中性」之體育活動的演變結果。與扯鈴同在「民俗」榜上的毽子、風箏、跳繩和彈腿，皆為如是。
任何在殖民者手中創制出的「符號」，它都不可能沒有承載著其所預期的政治、文化意涵。今日，我們是該正視這張為數不少的「遺產清單」，避免視任何我們熟習之事物為理所當然。
於此，先清理黨國殖民體制究竟在這場「文化工程」裡，如何再造與置換台灣島上的「民俗」及其他面向的事物，及其是如何讓「中國」與「台灣」的面貌交織於其中。釐清此些糾結，應是現今我們急需著手處理的課題。
註一：〈傳承民俗曲藝、國小成為重鎮 舞獅花鼓扯鈴、學童興味盎然：民間劇場表演精彩欣見民族藝術發揚有人〉，《中國時報》，1985年9月29日，第三版。
註二：〈傳承民俗曲藝、國小成為重鎮 舞獅花鼓扯鈴、學童興味盎然：民間劇場表演精彩欣見民族藝術發揚有人〉，《中國時報》，1985年9月29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