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

日本殖民地
By 精選書摘, www.thenewslen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14日, 2017
文：洪郁如
殖民地「高女文化」的特質
至前項為止，關於完全脫離纏足，以「高女」教育為第一目標的新世代台灣女孩們，從出身階層以及女性生涯變化的兩個面向進行考察。近代的學校教育，在從以男子為對象的萌發階段，漸漸朝女子擴展的過程中，可見與社會階層關係，以及因「女學生時代」的出現，而見到女性傳統生涯的變化等，確實是社會變化的共同模式。然而，此處問題的關心所在，與其說是確認戰前台灣這樣的共通性，不如說是在殖民地這樣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的環境下，透過學校＝教育，新世代台灣人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這點。因此接續將就台灣人新女性其少女時代的「高女文化」共同經驗，進行考察。
殖民地「高女文化」的基本構圖，簡單說是在「日本人經營的學校」進行「台灣女孩的教育」。這便如同之前所論述的，既是導入台灣社會最初的「近代」教育，也是配合殖民地經營上的算計與必要。事實上只以部分階級為目標的教育。即使同為殖民地教育，比起以男子為對象的教育，對於在那之前完全無教育傳統的女性而言，這樣的構圖則更加鮮明。
一、「高女文化」的階級性
高女生們可說是將來預定成為新世代台灣人菁英階級妻子的集團。以這樣具明確階級性的集團為對象，到底進行著何種教育？
首先，並非如男子般以學術志向強烈的科目為中心。在高女教育當中，有重視與「中、上流婦人」相應的教養及興趣養成的傾向，包括理科、地理、歷史、家事等「科學」知識，與聲樂、鋼琴、美術、插花、茶道等文化修養相關，網球、桌球、登山、游泳等運動，還有短歌、俳句等文學趣味，可說橫跨各種領域。1920年代以降的普通科目擴充之後，即使在高女的教育場域，數學以及理科、歷史地理等知識科目大多已整備完畢。然而，教育的中心不過是技能教育，在日治初期為手藝、家事，後期則以運動、音樂、美術等為重心（游鑑明〔1987:175〕）。與男子教育相比，可知高女的課綱整體包含各式各樣的內容。
進而，與「中、上流婦人」相符的教養及興趣養成，即使在正規課程以外，也透過課外活動，以包括女學生生活全般的形式進行。一般而言，女學生認為高等學校的氛圍是非常快樂的。即使在山本禮子（1999:119）對台灣高女出身者進行的問卷調查中，甚至也出現宛如進入淑女的世界這樣的回想，顯示讚美其滿足的女學生生活者居多。
關於布爾喬亞文化樣式的養成，讓我們看看高女的實際例子。根據基隆高女畢業的藍慎回憶，當時擔任導師的日本教師說：「畢業後你們的家庭不是普通家庭。」而教授西方的禮儀與社交舞。據說，她首先在學校練習英國式西方料理的配膳方法與進食禮儀，之後則在台北最有名的鐵道旅館實習（張炎憲、胡慧玲、黎中光〔1997:226-227〕）。即使是運動，也種類繁多。受1920年代登山風潮的影響，各高女也相當致力於此項目。以彰化高女為例，為了鍛鍊女學生，於是利用暑假，早晨五點開始，由教師帶隊攀登市外的八卦山。此外，校際對抗的排球也在報紙上被報導得沸沸揚揚，各個學校都努力練習。
關於文學，昭和以降，便讓學生全體創作和歌，在每年皇室的新年和歌會中，向宮內省發送〈敕題詠進〉〔譯註：依皇宮新年和歌會規定主題所吟詠之和歌〕已成慣例。有關音樂，除了被要求練習合唱、風琴、鋼琴等，另一方面也進行作曲、作詞的訓練，音樂教育達到一定的水準。關於家事教育，教授家庭管理、營養與菜單的建立方式，有關手藝則是裁縫、裁縫機的使用、編織等（山本禮子〔1999:126, 128-130〕），而如實反映出做為將來菁英階層主婦其教養多樣性的課程。
支撐高女文化這種階級性的，不只學校教育，還有台灣人菁英家庭意欲吸收進步西方文化樣式的態度。有關學習禮儀規矩、運動、音樂、文學等新文化，在高女教育費中占極大比重的各種雜費名目，甚至是女兒在校外自主學習才藝等文化開銷，如無其家庭的後援，是絕對無法成立。為了提高文學教養，購讀書籍雜誌是必要的；女學生學習的才藝中以插花與鋼琴最多，放學後會接受老師或家庭教師的教授。其他還有茶道、琴藝、書法、繪畫、刺繡、編織等反映她們階級性的才藝練習，也一直持續至進入戰爭期為止（山本禮子〔1999:139〕）。其中也存在一開始便熟悉新式文化的時髦家庭出身者。出身屏東名門藍家的藍敏，其在台北第一高女馬術部的活動，因熟練的動作而讓擔任指導的教師吃驚。據說她在留學京都帝大的二哥指導下，從小學時代便熟悉馬術（許雪姬訪問，葉金蘭記錄〔1995:30, 39〕）。
殖民地台灣的高女文化，從階級性的面向來說，與日本內地相當類似。根據天野郁夫（1989）的研究，對做為「社會中堅婦女」必要的教養，形成內地高女教育內容的，是像這樣混合傳統與時髦、和洋折衷，但未必直接有用的知識、技能、趣味與嗜好的總體。因此這個高女文化被預設為「中流社會之妻」的模範，但那並非某種實際存在的階級文化「複製」，因為能夠成為模範的文化集團尚未存在。大正時期以降，當高女畢業生開始占有急速成長的「新中產階級」主婦寶座時，這樣和洋折衷的文化結果便成為「新中產階級」的「階級文化」。
以台灣人女性為對象發展的高女文化，具有與內地共通的特徵。然而相對於台灣傳統文化，這樣的高女文化與其說是「傳統與時髦」或者是「和洋折衷」，不如說是以「日本色彩」與西方為模範，是混合「近代色彩」的完全外來文化。因此，即使在殖民地台灣，開始占有台灣人新菁英世代妻子寶座的1920年代以降，「日本傳統與西方時尚」的「和洋折衷」高女文化，被視為台灣菁英階層「階級文化」的出現。
對於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新菁英家庭，高女文化給予的影響極大。女詩人潘杜芳格，對其高女出身的母親的家庭管理紀錄如下：「母親也很能幹，那個時候母親不但要掌理一大家族的家務事，要處理上上下下的事、管理傭人，而且還要聽從祖母的指示。此外，她還要打扮自己……而且母親很愛乾淨，常常打掃，要求家裡要整整齊齊的，也很注意衛生，因為她受過高等教育〔第三高女〕，這方面的知識很豐富，什麼東西都要消毒，避免傳染疾病。」（曾秋美訪問，江文瑜編〔1995:12〕）此外，台灣有名的音樂家林二，如此記述其從高女畢業的母親蔡娩處接受的音樂教育：「她不但是登山家，也是音樂家，我的鋼琴基礎就是由她老人家啟蒙的，年事稍長以後，她又請了日本籍的柳麗峰老師教我鋼琴，本省籍的李金土老師教我小提琴。」
更進一步來說，透過家庭教育對下一個世代的文化影響力也不可忽視。在台灣人新菁英階層的家庭文化中，高女世代的妻子與新知識分子的丈夫能夠擁有相同的文化嗜好。有關新世代男性知識分子的嗜好，台灣新民報社編輯發行的《台灣人士鑑》是一個線索。人物介紹最後所設計的「嗜好」欄中，記錄著從文學、讀書、短歌、俳句到跳舞、桌球、游泳、騎馬、旅行、登山、音樂等。新菁英階級的嗜好，不論男女，都是共通的。
正在打桌球的高女學生
二、「高女文化」的日本色彩
首先「和洋折衷」的「高女文化」中，「和」在日本內地只不過意味著「原有」；但在殖民地台灣的文脈中，指的是日本人＝統治階層的文化。西方所代表的普遍近代文化，雖可能比較無抵抗感地接受，但接受象徵殖民地統治權力的日本文化，是很複雜的。以下，想從殖民地高女教育的日本色彩掌握殖民地「高女文化」的特質，更將進一步討論有關高女世代的台灣女性特質。
教育世代的台灣女性們，透過「女學生」身分，獲得人生當中新的時間與空間。在前一節，開始強調1920年代以降做為女子教育方針的「國民精神」養成與「婦德」，從學習內容到生活面的訓練，「女學生」生活全般被強化的日本色彩這點，從統治者的觀點看來便能明瞭。在此，將從實際體驗學校生活的台灣女性們眼中所見的日本色彩的影響與意義，首先以國語與禮儀規矩為中心開始談起。
如果看看台灣人高等女學校出身者的回憶，特別感受到強烈日本色彩的，似乎是「國語」與禮儀規矩。只要語言、禮儀規矩等是伴隨絕對權力的統治者這方的文化，殖民地人民是不可能將這些視為與自身文化同等，而只不過是伴隨異國情調的「文化他者」。被編制進入學校教育的文化，被當作一種公式「基準」，向殖民地的少女們示現，並透過課程被徹底教育。透過即使在傳統社會也受到尊重的師生關係，以及學校這個場域，他者的文化緩和其權力性及暴力性，而得以成為殖民地的上位文化。
看看高女的新生對教師的印象：「入學當初，拜見了女老師說話溫柔、禮儀規矩中規中矩的樣子，我記得，對於我們能跟著那位老師學習，心中覺得踏實喜悅，閃耀著所有的希望。」在訪談資料有關高女生活的回憶中，關於學習禮儀規矩的回想，有許多敘述。當中常提及的，是用餐前起立，唱完「粒粒皆辛苦的這飯……」，才舉筷開動等，在學校宿舍的生活訓練。此外，禮儀規矩的教授，每次要正座一個小時左右，完全禁止移動，也詳細觸及茶道等禮儀的學習（游鑑明〔1994a:182〕）。
像這樣日本式的禮儀規矩學習，在殖民統治所創造出的文化位階中，是台灣女性用來明白表示自己地位的手段。女學生時代前往內地留學與旅行時，被稱為「生蕃」（對台灣原住民族的蔑稱），遭受歧視而受到衝擊的經驗，散見於她們的回憶錄中（游鑑明〔1994a:106-107, 127〕）。其中，從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轉入廣島市立高等女學校的莊季春的經驗如下：「第一項目考試，是長達一小時的『飲食禮儀』。他們準備了飯與湯等，命我當場進食。日本人將台灣人看作『生蕃』，認為台灣是沒有文化的地方，因此也對台灣的教育抱著懷疑的眼光。在大家的注視下，我冷靜地遵從在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所習得的禮儀規矩，首先正座，靜靜拿起筷子，吃了少許的飯，之後喝了點湯汁。我準確的動作，似乎讓老師們吃了一驚。就這樣，也讓他們了解台灣的教育嚴格，同時完全按照禮儀教授一事。」部分上流家庭，為了讓女兒習得日本式的禮儀規矩，而讓女兒住進日本人家庭（山本禮子〔1999:204〕）。
此外，台灣人高女生之間對日語能力有相當強烈的意識。與其說是學業競爭上的意義，不如說做為直接顯示自己出身良好的工具性的面向較強。她們不僅說著與內地人沒有兩樣的日語，更似乎是以流暢使用優雅的日語為目標。根據山本禮子（1999:121-122）的問卷調查，其調查對象的高女出身者整體均對日語抱有好感，沒有人表示有厭惡感。相反地，在內地畢業旅行時，則會對自己習得的標準語程度，被地方的人問道：「是從東京來的嗎？」而感到驕傲，也有人感謝老師平素的教導。
那麼，教育世代的台灣人女性對日本色彩的高適應度，意味著以女性為媒介的文化同化力朝「本島人」家庭滲透，所謂統治者對殖民地女子教育的期待已經實現了嗎？關於這點，實際狀態並不那麼單純。由於「日本色彩」是女性們有意識地表現自己出身階層與文化教養的手段，與其對家庭內部，實際上是對家庭外部的「對外」機能性格較強。反之，對於家庭內部，反倒是因場合而有微妙的使用傾向。第三高女出身，之後在母校任教的楊?治新婚當時，對來家中下日本象棋的丈夫友人們，因其單身時代的習慣，每次長坐至深夜，而覺得很困擾。根據她的敘述：「有一次，我故意不入睡，在屋內等著，深夜他們告辭時，我衣著整整齊齊出來送客，行個日本禮。」結果，據說「不失禮」地解決了問題（張炎憲、胡慧玲、黎中光〔1997:52〕）。
相反地，除了家族全員有意識地使用日語的家庭外，接受學校教育者之間的日語會話，由於恐怕招致不懂日語的家族成員誤解，因此做為「外部語言」，分開使用的例子居多。關於這部分，黃鳳姿記述如下：
即使是母親女學校時代的同學家中，在沒有老人家的家裡，多數家庭都儘量努力使用國語交談。我的家那時候還是個大家庭，有老人在，直到上公學校（國民學校）為止，主要只懂台灣話。那是因為在不懂國語的家人以及附近的人們面前使用國語的話，不僅無法與對方溝通，即使懂國語者彼此之間交談，會被認為好像在說人家的壞話，所以必須考量。曾祖母還活著時，只要母親使用國語，心情就會不好。
此外，第三高女畢業的辜顏碧霞（1999:54）的自傳小說中，也有描寫主人公與高女的小姑「老是用國語交談」，而讓婆婆起了疑心的一幕。15歲之前在台灣度過的竹中信子（1996:111），根據她的體驗，台灣人在學校以及外頭說日語，回到家與祖父母以及雙親說台灣話是理所當然，大部分日語程度好的人們也以雙語狀態分開使用。不過與同樣受過日本教育的丈夫，實際上多以母語與日語混合使用。
若從習得統治者語言的日語高級程度的面向來說，日治初期開始，統治者與台灣菁英階級之間被期待的「夫人外交」基礎，到1920年代才可說終於在台灣人高女世代之間確立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洪郁如
譯者：吳佩珍、吳亦昕
所謂「新女性」，是出現於1920年前後，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女性們所被賦予的稱謂。她們是脫離纏足的舊慣，接受日本新式教育的一群，主要是高等女校畢業生構成的集團。
本書乃透過女性角色的變化，企圖重新啟問日本對台灣統治的社會史意義。同時以「新女性」世代的誕生過程及其社會定位為對象，具體進行分析；並透過1895至1945年日治時期新女性的形成，考察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依此，本書將避免單以台灣女性為對象的通史性敘述，而是以新女性為主體所開展的殖民社會結構變動為直接研究對象。
作者並著重殖民地的台灣新女性，如何在帝國政府的統治權力，與台灣社會的家族倫理複雜交錯中生長，且透過文獻資料勾勒出殖民地台灣的社會斷面。

日本高校生修業旅行愛來台灣？導遊說是這原因... 
分享日本高校生修業旅行愛來台灣？導遊說是這原因...到Facebook 分享日本高校生修業旅行愛來台灣？導遊說是這原因...到Line 分享日本高校生修業旅行愛來台灣？導遊說是這原因...到Google+
2017-10-31 19:25
〔記者翁聿煌／新北報導〕近年日本高中生來台灣「修業旅行」蔚為風潮，動輒全年級3、5百師生一起來，陣容龐大，有人覺得是因為台、日在歷史上的情感連結，有人認為是日本2011年311大地震收到台灣大筆捐款被感動，有位曾旅居日本的台籍導遊說，其實是日本人也覺得在日本國內旅遊很貴，「加一點錢就可以出國更棒」！
日本高校生到台灣高中參訪，參加課程。（記者翁聿煌攝）
日本高校生到台灣高中參訪，參加課程。（記者翁聿煌攝）
日本中小學會安排修業旅行，由教職員帶學生團體外宿，算是課外學習教育活動，並非畢業旅行。近幾年，許多日本高校二年級的修業旅行都一團團地往台灣跑，大約6天5夜行程，還會到台灣的姐妹校拜訪1天。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校長柯雅菱說，學校平均一年要接納2到4所外國高中訪問團，好處是校方可以事先設計課程，安排台灣師生與外籍師生互動，增加國際交流經驗。
柯雅菱說，尤其現在很多高中都有開設第二外語課程，因此學生有機會練習自己的英、日等語文，各校都常會採取隔一年互訪的作法，今年對方來台灣、明年台灣去對方國家及學校，禮尚往來，但是擔任接待學校，每學期最多兩次就是極限，以免影響學生正常課程。
大家都很好奇日本學生經濟能力真好，才能高二就全年級出國，但熟悉日本的台籍導遊說，其實大部分學生都是從進高中就開始儲蓄修業旅行的費用，而且因為日本物價指數高，大家覺得差不多花同樣的錢，不如乾脆出國，台灣離日本較近、消費相對便宜，加上對外國人普遍友善、治安又好，因此成為日本高校最喜歡帶學生出國修業旅行的國家之一。

日治時期嘉義北門車站
此為昭和2年(1927年)嘉義中學的學生7月12日~17日至新高山登山，出發前在北門驛留念。
日治時期嘉中為鍛鍊學生身心，學校規劃各種體能活動，如每年秋季運動會、水泳競技會、1000公尺跑步、校外長程競走等運動。
不只是嘉義中學，日治時期的中學校、師範學校，皆有這樣崇尚運動的風氣。日治時期台灣懷舊照片文獻史料 | Facebook https://bit.ly/3fGezFX

昭和時期嘉義高等女學校參拜嘉義神社景象-鞠躬的角度一致 這一定是有上禮儀課 並且不斷不斷的練習 全體達到幾乎一致的境界! 不知道日本現在的教育 還有沒有禮儀課這種東西??小學是道德課程（礼儀正しい）、中學是社會課程；私校則是另外制訂「礼法」課程。嘉義神社第一代本殿的水泥基座仍保留著，第二代本殿與第一代者轉了90度，二戰後改為忠烈祠，在改為射日塔前自燃。附屬的齋館（前往神社祭祀前齋戒和準備的地方）及社務所，連通後改為嘉義市史蹟資料館，值得參觀。
(4) Facebook https://bit.ly/3Nba1b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