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錫堃：蔣、毛都曾支持台灣獨立
  游錫堃：蔣、毛都曾支持台灣獨立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FCLNU0
2023/09/17 05:30
〔記者蔡昀容／宜蘭報導〕南方澳鯖魚節開幕儀式昨在南方澳漁港舉行，立法院長游錫堃出席活動，致詞時分析國際局勢，他說，中國宣稱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嘐潲（台語，意指不是事實）」，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曾支持台灣獨立。
游錫堃指出，近年來在美中對抗之下，美國拉攏日本、韓國、越南、澳洲、加拿大、歐洲等，在半導體、晶片等方面封鎖並圍堵中國，台灣身處印太地區、自由民主陣線的最前線，地位愈顯重要。
游錫堃說，中國長期覬覦台灣，認為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分，但「這是嘐潲」，從一九二五年孫中山、一九三八年蔣介石、一九四一年周恩來到一九四七年毛澤東，都曾表示支持台灣獨立，台灣應該發揮如同南方澳漁民精神，努力拚經濟，捍衛台灣的自由與民主。游錫堃：蔣、毛都曾支持台灣獨立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FCLNU0

陳智雄/臺灣外交官與獨立運動先驅陳智雄/陳智雄不僅萌生了台灣獨立的想法，而且決定獻身於台灣獨立運動/1963年5月28日，陳智雄為自己的政治信仰遭到槍決，為台灣獨立運動奉獻出自己的生命/，在寧靜的清晨，用他嘹喨的有力的聲腔，大聲吶喊：「台灣獨立萬歲！台獨萬歲！台灣獨立萬歲！」……/在押送刑場前，竟然不將雙腳鐐好好卸除，而以斧頭砍斷他的雙腳掌，不讓他英勇豪壯地昂首走向刑場，而以拖的方式，傷害陳智雄先生「視死如歸」的尊嚴與權利。 我終生抗議，以此文留存千史作為見證。(施明雄 1998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APqbKr

廖文毅（1910年3月22日－1986年5月9日），本名廖溫義，為台灣民族主義者以發表台灣民本主義聞名[2][3]，政治上在二二八事件前主張聯省自治，在事件後開始主張台灣獨立，因此被稱為台灣獨立運動先驅，曾任總部位於日本東京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1965年因親友遭中華民國政府威脅，而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返台。
廖文毅父親廖琛（後改名廖承丕）於1895年乙未戰爭之時，曾英勇抵抗日軍[4]，是義軍重要將領。以西螺七嵌功夫聞名於世。
廖文毅生於今台灣雲林縣西螺鎮，出身於一個鄉下仕紳的家庭，原家居二崙鄉義莊村，其父事業成功後才遷居西螺。廖文毅的祖父廖龍院（1835年－1893年），以開私塾教漢學為生，是西螺地區最早的長老教徒。其父廖承丕（1871年－1939年）善理財，大量購買土地，成為當時地方上數一數二的大地主。廖文毅的母親叫做陳明鏡（1875年－1966年），為嘉義長老教會傳教士陳有成的妹妹，畢業於台南市長榮女子中學，是具備現代知識的女子。廖家受重視子女教育，兩代之間，出了六位博士，傳為美談，家勢蒸蒸日上，成為西螺望族。
廖文毅在家中排行老三。其大哥廖溫仁（1893年－1936年），為醫學家、醫史學家。其二哥廖文奎（1905年－1952年），為政治哲學家。
廖文毅於1925年從公學校第一名畢業後，進入淡水中學，只就讀一年，就轉至日本同志社中學，立志成為文學作家，但受二哥的勸導，改變初衷，於1928年進入南京的金陵大學工學院機械科。1932年，赴美就讀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獲得碩士後，轉至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於1935年以〈用鈉氯化物電解法從事紙漿生產〉（The Production of Paper Pulps by the Electrolysis of Sodium-Chloride Solution）這篇論文獲得化學工程博士。[5]
廖文毅畢業後不久，與在美國出生的李惠容結婚，婚後不久即與妻子一起返台。1936年9月，廖文毅攜家到中國，擔任浙江大學工學院教授，並兼任系主任，出版了《日本之糖業》等書。1939年，廖父病危，廖文毅於是舉家返台探視父親。父親逝世後，廖文毅與兄長一起成立「大承物產株式會社」和「大承信託株式會社」這兩家公司。
由於，廖文奎和廖文毅兩兄弟都有中國經驗和美國經驗，日本統治當局對他們十分忌諱，尤其是在日本於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以後。當局甚至派特高[來源請求]暗中跟蹤調查他們的行蹤，廖文奎也因此而決定再赴中國。
戰後兩次競選公職失敗
1946年8月10日《台灣新生報》所刊登國民參政員競選宣傳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台灣，廖文毅被指派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工礦處的簡任技正，並兼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長。1946年，辭去兼工務局長，改兼任台北市公共事業管理處處長。
然而，二戰後台灣的知識份子，日治時期統治者的種種差別待遇，對於即將展開的新政局，基本上都懷抱著熱切的希望。許多知識份子，對於政治都產生了極高的興趣。擁有高學歷，精通中文、日文、英文，又有社會聲望的廖文毅，對於參政的意願，當然也相當濃厚。
大戰結束那一年，廖文毅就創立了「台灣民族精神振興會」，自任會長，同年又組「台灣憲政會」，並於翌年初創刊《前鋒》雜誌，那是一本收載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種評論的雜誌。1946年8月，廖文毅決定試著去競選中華民國「國民參政會」（相當於當時國家最高的民意機構）的參政員。這次的選舉採間接選舉，由台灣省參議員投票選出，廖文毅應當選，卻因故被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長周一鶚作梗將其中一張選票視為廢票[6]而被判落選。兩個多月後，廖文毅再度出馬競選參加「制憲國大代表」的選舉，卻不幸再度落選。其中「半山仔」連震東、謝東閔、黃國書等人的排擠，也是部分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廖文毅在國家認同上的轉折，可以說是台灣知識份子的代表性人物。事實上，在這兩次的選舉中，廖文毅都提出「聯省自治」的主張。也就是說，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前，台灣人縱使批判陳儀政府貪污腐化、特權橫行、紀律被壞、物價飛漲，而提出應該尊重台灣文化，尊重台灣人的訴求，但是，其範圍並未超過台灣人自治的主張。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獨立主張的出現
廖文毅於1956所出版《台灣民本主義》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廖文毅於3月4日代表「台灣革新協會」，組成「台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發展告全國同胞書。呼籲正視台灣問題，其中包括撤辦陳儀、派員調查慘案、取銷專賣等，但沒有得到回應。陳儀反而於4月18日發布「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犯在逃主犯名冊」30人，廖文毅、文奎名列其中，成為叛亂通緝犯。6月廖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抨擊魏道明政府在台各項失政。8月由於上海學潮不斷，局勢不穩，廖文毅遂前往香港，[7]住在九龍。10月，留在上海的廖文奎則與黃紀男等人召開國際記者招待會，描述二二八事件真相，提出台灣獨立。[8]
海外台獨運動組織
成立於東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國旗
1956年成立合影，前排左一為廖文毅
1948年，廖文毅與謝雪紅等在香港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1949年12月潛赴日本，於1950年2月28日在京都召開「二二八事件三周年紀念日」，發表台獨主張，之後遭到美軍以「非法入境」逮捕，進巢鴨監獄七個月。同年5月17日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以台灣由美軍接管、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為訴求，1956年廖文毅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並於同年2月28日就任大統領，而且創設機關報《臺灣民報》。
返台投降
1962年台灣民主獨立黨地下組織遭破獲，廖文毅的家人朋友多人遭逮捕，1964年台灣軍法處宣判有關台灣民主獨立黨案，其中黃紀男及廖史豪遭判死刑，其餘成員遭判刑15年到5年刑期不等之有期徒刑，爾後，蔣經國主導招撫，多次派人與廖周旋，1965年5月，派遣調查局第三處處長與廖談判，應允其若答應返台，將特赦其家人，歸還其財產並給予相當地位，如國營事業董事長職缺，並強調若不接受則公事公辦，由於，許多成員已經遭台灣當局策反或反正，因此廖在取得協議保證後即返台。[9]
1965年5月14日晚間，廖文毅聲明放棄臺灣獨立運動回到臺灣，7月2日獲得蔣中正接見，其餘成員也陸續返台，1965年12月獲國民政府任命為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卸任後曾參與臺中港的建設。其餘生飽嘗監視，終身不得出國。晚年疑似因為調查局的女間諜而導致失明[10]。廖文毅晚年有中風跡象，加上失明，後來併發肺炎，失去意識。於1986年5月9日病逝於台中沙鹿光田醫院[11]。
廖文毅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VvKpnY

廖文毅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倡始者。他認為“台灣人”是原住民、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日本人的“混血”，是介于西方與東方人之間的“獨立的种族”，主張“集中遣返”抗戰勝利后抵達台灣的“中國人”。曾先后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和“台灣民主獨立黨”。1956年在日本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任“大統領”。蔣介石、蔣經國堅決反對台灣獨立運動。在島內，逮捕其招兵買馬、密謀騷亂的成員；在島外，積極向日、美政府交涉，封堵其國際活動；主要精力則集中于分化、策反、招撫其在日本的組織和成員。1965年，廖文毅和台灣当局達成協議，放棄台獨活動，回到台灣。1965年出任曾文水庫興建委員會副主任，做了一件有益于台灣人民的好事。其間，曾檢舉繼續從事台獨活的人員，表明確有悔改之意。文章原載于《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作者楊天石。
兩蔣堅決反對台獨，主張中國統一。圖為蔣經國发表講話（圖源：中華民國總統府）
蔣介石主張中國統一，長期反對台灣獨立運動。早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初，原日軍參謀少佐中宮悟郞與牧澤義夫不甘心失敗，即串聯少數台灣人士，謀划台灣獨立。1945年11月，蔣介石致電台灣省行政公署主任陳儀，要他注意僑居台灣的日本人“策動台灣獨立運動”的企圖，指出其方式為“宣傳中國政治腐敗，使台民對祖國印象改觀”。[1]1950年，廖文毅的“台灣再解放聯盟”由香港遷移日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1956年1月，蔣介石警告日本：“容納亂台叛徒廖文毅等之組織，實為不友義之舉”。[2]同年，蔣介石得知台灣原抗日運動領袖林獻堂曾一度在日本致書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主張台灣由台人自治與獨立”，“反對國民黨與共產黨統治”，非常憤怒，斥之為“奴隸成性，惟利是求，絕無國家觀念”，決心“設法防制”。[3]這以后，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一直將反對台灣獨立運動視為國民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其中，招撫“台灣共和國”所謂“大統領”廖文毅是成功之舉。
在台灣，廖文毅被視為台獨運動的老祖宗，有几本相关著作。一類屬于口述史、回憶錄。如：台獨運動成員黃紀男的《老牌台獨黃紀男泣血夢回錄》(台北，獨家出版社，1991)，是個人回憶；張炎憲等編《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台北，財团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是對廖史豪、廖菊香、林奉恩等相关人員的采訪；李世傑原系國民黨台灣当局偵察台獨運動的情報人員，其所著《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98)是對于自身工作的追述。另一類屬于研究著作，其重要者，論文有陳正茂《戰后台獨運動先驅——廖文毅與“台灣再解放聯盟”初探》(《台北城市大學學報》第35期)，專著如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2014)等。在大陸，有涉及相关內容的著作或論文，至于專著或專題論文，似尚未見。
一、廖文毅其人與“台灣再解放聯盟”
廖文毅(Thomas W. I. Liao)，台灣云林縣西螺鎮人。祖籍福建漳州。生于1910年3月22日，出身大地主，有土地“數千甲”，年收租几百万擔，是“台南州數一數二的富人”。[4]其父廖承丕，日本統治台灣時期，任西螺區區長。廖文毅是家中老三，于1923年進入淡水中學讀書。1925年進入日本京都同志社中學部。兩年后，進入南京金陵大學工學院機械系。1932年赴美留學，先后進入密西根大學、俄亥俄大學，获工學博士學位，是制糖專家。1935年歸國，任浙江大學工學院教授兼主任。盧溝橋事變爆发，一度任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上校技正。
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复，廖文毅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務處技正，兼台北市工務局長、工礦處接受委員。他創立“台灣民族精神振興會”、“台灣憲政會”，自任會長。10月25日，創辦綜合性刊物《前鋒》雜志，发表《告我台灣同胞》，歡呼台灣“回到祖國”，主張“我們不可忘記，我們是遺傳著大陸民族的血統”，期望“台灣和大陸融合變成一體”。[5]1946年，廖文毅改任台北市公共事業管理處處長。8月間，參加國民參政員競選，廖得13票，因其中一票“廖”字弄脏，在抽签中落選。[6]11月，參加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再次落選。這使廖文毅對國民黨的統治滋生不滿。
1947年1月1日，國民政府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廖氏隨之成立“自治法研究會”。他批評這部憲法“中央集權化——將來必须爭取更民主化”。他鼓吹“台人治台”，“聯省自治”，成立“中國聯邦”。[7]2月24日，廖文毅與其兄廖文奎到上海，准備成立《前鋒》雜志上海分社。到上海后三天，台灣爆发二二八事件。廖文毅于3月4日代表“台灣革新協會”等六個同鄉团體組成“台灣二二八慘案后援會”，发表《告全國同胞書》。3月9日，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提出“立即允許台灣地方自治，省縣市長一律民選”以及“懲罰陳儀”、“反對派遣軍隊鎮壓”等5項要求。4月18日，廖氏兄弟被陳儀列入30人的《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受到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和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通緝。[8]自此，廖文毅迅速走上台獨道路。
1947年6月，廖氏兄弟等5人在上海籌組“台灣再解放聯盟”。廖文奎以“聯盟”名義投書上海英文刊物《China Weekly Review》，批評繼任的台灣省主席魏道明的貪污政治。[9]7月，廖文毅會見美國派到中國來的特使魏德邁，提交《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要求台灣派代表參加對日和約會議，同時要求將台灣暫置于聯合國的托管之下，以2至3年為限，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屬于中國，脫離中國，或完全獨立。10月，廖文毅和新自台灣到滬的嘉義人黃紀男等，在上海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黃以英文演說，宣揚台獨主張。11月初，廖文奎和黃紀男一起到南京，會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要求司徒轉請美國政府，向聯合國提案，由聯合國在台辦理“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司徒表示：“台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艱苦的道路，但值得去奮斗。”[10]
廖文毅在受到通緝后，即逃亡香港。1948年1月，黃紀男到香港，與廖文毅會合，二人发生爭辯。黃主張“台灣獨立”，廖主張“聯省自治”，結果廖為黃說服。[11]不久，二二八事件周年紀念，廖文毅與黃紀男等24人在香港九龍半島酒店集會，正式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据黃紀男稱，其意為：國民黨由日人手中接受了台灣，但因其貪污腐敗，所以台灣人必须自己再解放一次。[12]該聯盟由廖任主席，黃任秘書長，下設總務、宣傳、文化、經濟、組織、服務等6組。組長分别為石霜湖、廖文毅、苏新、陳梧桐、蕭來福、陳長觀。其中，石、苏、蕭均為台灣共產黨黨員。不過，他們很快就和“聯盟”分道揚鑣，各自走路。[13]
台灣再解放聯盟成立后，一面著手在島內建立地下組織，一面計划游說聯合國。黃紀男自香港回到高雄，擔任“台灣再解放聯盟台灣支部長”，以廖文毅的侄子廖史豪為副。其主要任務是游說台灣省籍名流，鼓吹台灣獨立，发展成員。后來則進一步发展為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地下工作委員會。
廖文毅的主要活動為多次向聯合國上書。
1948年9月1日，廖文毅自稱為了台灣650万人的利益，代表台灣再解放聯盟和台灣獨立同盟、台灣青年同盟等9個团體，致函聯合國及主要會員國，提出5項要求，其前3項為：1、為准備公民投票計，由聯合國指派一支非中國人的治安武裝，在1948年年底前，開始占領台灣及澎湖各島。2、由聯合國督導，成立一個由台灣人組成的台灣臨時政府執政，自1948年底開始，為期一年。3、在1945年8月15日以后抵達台灣的中國人，不論職業為何，應一律集中遣返。[14]
其后，廖文毅以台灣再解放聯盟等团體的名義，陸續发布三份聲明書：
1、致巴黎聯合國大會(1948年11月7日)，聲稱“台灣目前僅僅只是由中國暫時托管，而不是中國領土。”
2、向全世界的抗議書(1948年12月10日)，反對“中國國民政府遷往台灣，將台灣變成他的內戰基地”。
3、致聯合國大會(1949年3月20日)，要求次年4月，在(台灣)成功湖召開聯合國大會，提出台灣問題案，并在聯合國嚴格監督下，舉行公民投票。[15]
廖文毅一面向聯合國呼吁，一面則將活動目標設定于菲律賓、新加坡、日本和在日本的盟軍總部。
1948年春，廖文毅赴菲律賓，會見總統季里諾(Quirino)，要求准許其在菲居住，從事台灣獨立活動，同時吁請菲律賓向聯合國提案，討論台灣問題，季里諾当即告誡廖文毅不得在菲律賓從事任何政治活動，避免发表任何反對台灣当局的言論。[16]
1948年7月1日，廖文毅派黃紀男等人偷渡赴日，會見日本首相蘆田均。当時，日本正處于盟軍占領之下。蘆田均表示無法相助，要黃直接會見盟軍統帥麥克阿瑟。黃紀男繼而會見合眾社日本支社社長，將《台灣獨立宣言》交其发表。8月23日。合眾社以美國駐台灣記者名義发表关于台灣獨立運動的報道，聲稱其總部設在日本，其目的在爭取國際支援，出席對日和會，要求聯合國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報道并稱：處理台灣，應與處理朝鮮相同，台灣應成為獨立國；台灣人民系混血种，與其任何鄰近國家并無自然关系。9月22日，合眾社再次发表報道：“活動于日本之台灣地下組織，正准備致聯合國一請願書，請求聯合國軍隊占領台灣，以待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將來之命運。”[17]此外，黃紀男還會見盟軍統帥麥克阿瑟，遞交《請願書》。麥克阿瑟告訴黃紀男：國民黨已經派特務到東京，准備實施逮捕，自己也已經答應。東京有中國代表团，特務人員多，建議黃到京都、大阪、神戶、九州和日本東北等地，向旅日台灣同鄉游說。[18]

南方的總督府在這裡哦！雲林西螺大承堂
2016-10-05 | Filed under: Uncategorized
dcf6e069-7ba5-4a7f-bb0c-a3afd5b319e6
雲林西螺的「大承堂」是台灣獨立運動先驅廖文毅博士的故居。他本對「祖國」充滿期待，卻於二二八事件後被國民黨政府以「首謀叛亂犯」追殺，官逼民反，不得已潛赴日本，1956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由他自己出任大統領。而廖文毅自小長大居住的著名「大承堂」，因建築氣派非凡，民間乃暱稱為台灣南部的總督府。
大承堂係由廖文毅之父廖承丕（1871—1939）所興建。祖先來自福建漳州府，乾隆四十一年（1776）入台，以農興家。承丕善理財，父龍院逝世時留下十四甲地，承丕乃擴大至一千六百甲，土地從西螺買到斗六、嘉義、高雄等地，成為台南州數一數二的大地主，收取幾百萬地租。然而不只是富有而已，還被日本政府賞識提拔為嘉義廳西螺支廳西螺區長任職四年，1919年又兼掌新庄區長，其家族兩代總共出了七位博士，稱「一門七博」。
1925年，廖承丕於高厝埕（今修文路）興築西洋樓房「大承堂」，其造型華麗壯觀，充份展現當時民間匠師的設計力。中央主樓突出於四方閩南與一階洋樓圍成的四合院間，樓高四層，從拆除當日的照片來看，部份結構應為鋼筋混凝土與加強磚造。
1475552633
上圖:完全拆除後的大承堂，只剩外圍屋宇的亭仔腳拱門。
大承堂內部環境，根據廖文毅博士堂妹廖美惠於《台灣教會公報》2681期的回憶文指出：
「西螺大承堂建造於民國初年，高高的圍牆裡面是清幽的前庭，古色古香的紅磚書樓，『大承堂』三個字刻在書樓大門上方。石階兩旁是一對公母石獅子，走過書樓穿堂步下石階，便是花木扶疏、鳥語花香的中庭。
中庭有圓形的石雕水池，睡蓮浮萍底下小魚優遊自在。水池的正前方是巴洛克式的三樓建築，一樓是大廳，它曾是西螺的地標。兩側是中式四合院，後院整排的穀倉，果園裡有柚子、楊桃、柑橘等果樹，長年不斷。
鼓勵魚夫創作，請收藏魚夫新書《臺北城・城內篇》，按連結去網路書店看看：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6169
asset-1
右後方的大魚池是孩子們的禁地，亦是各房長工們撈魚時，常有爭執的是非之地（因為放了多少草魚、鰱魚的魚苗，不一定就能撈獲多少的大魚啊！長工們老是搞不懂）。時光荏苒，石獅子頭頂上的對聯橫批由『一門四博』到改為『一門七博』，牠們默默守候著，亦目睹了西螺大承堂廖家的繁榮與滄桑。」
景物全非，大承堂變成釣蝦場
廖文毅的大哥廖溫仁個性敦厚固執，實事求是，不僅是早期台灣人赴日取得醫學博士的先驅，且史學素養精湛，1932年完成中國醫學史《支那中世醫學史》一書，為第一部台灣人從現代西方醫學角度看待中醫的鉅著，震驚海內外。經他研究，主張「中國無用論」，認為「中國人視人如賊，不同家族不同系統的人，彼此完全不相信，所以中國人的政治根本是不能介入」。廖溫仁1936年獲台北帝國大學延聘為大學教授，不幸在返台前病逝，遺體送回台灣，當時所有日本在台高級官員均到機場接殯。
當時廖承丕本來在中山北路買了房子，等待大兒子回來光宗耀祖，遭逢惡耗後，廖溫仁的妻子蔡綉鸞帶著一家七口返台暫住於大承堂一樓，當時廖文毅一家也同住。但因為廖文毅習慣美式生活，於是兩家不再同爨。廖承丕三年後過世，他用一生的財富支持廖家子女一切他們所要追求的目標。
廖溫仁的長子廖史豪後來跟隨叔父廖文奎、廖文毅等從事台灣獨立運動，1965年廖文毅因為在台親友及其家產均遭國民黨政府的百般威脅，投降返台，回到大承堂跪喊阿娘，當時其母已九十二高齡，完全看不到愛子，仍滿心感謝上帝，場面極為感人。
返回台灣後的廖文毅深居簡出，鮮少與外界活動。調查局派施子仁隨侍在側，名為秘書，實為監控；調查局長沈子岳又安排一原住民酒家女來「照顧」他，最後再勾結竹聯幫，聯合謀奪他最後的財產。大統領廖文毅晚年有中風現象，加上糖尿病嚴重導致眼睛失明，且併發肺炎，而在1986年5月9日病逝，享年 77 歲。
大承堂在廖文毅過世後本來還留存書桌、家俱以及許多珍貴的文物，1995年遭後代子孫拆除，改建為新式公寓，如今一部分甚至變成釣蝦場，殊為可惜。
南方的總督府在這裡哦！雲林西螺大承堂 – 兩個太陽的台灣 - https://goo.gl/tE6GF7

廖文毅家族信仰史
作者 / 杜謙遜
99085_廖文毅家族.JPG
■歸信耶穌聖教
台灣中部濁水溪南岸，雲林縣西螺鎮以前有個遠近馳名的基督教家族，以廖文毅為該家族最具代表性，所以稱之為廖文毅家族。話說廖文毅的祖父廖龍院（1835-1893）從二崙庄新庄仔移居西螺埔心，開設私塾教漢學。他在30歲時娶埔心人程立的女兒，芳齡14歲的程笑（程英，1851-1899，1894年1月27日由甘為霖牧師施洗接納）為妻，所以就歸信耶穌聖教，婚後育有四男三女。程立於1879年受洗，是西螺地區最早的基督教信徒之一。廖龍院於1893年病逝，享年59歲。
身為長子的廖承丕（1871-1939），23歲時繼承父親廖龍院遺留下來的14甲水田以及800圓現金，並負起栽培弟妹之重責。廖承丕娶嘉義人陳騫（陳建，妻陳賴椪頭）之18歲千金，也是傳教師陳有成的妹妹陳明鏡（1875-1966）為妻，婚後育有五男三女，依序為溫仁、玉葉、玉霜、玉梅、溫魁、溫義、溫正、溫進，日後各有所成。1894年（清光緒20年）1月27日，也就是日本治台前一年，年24歲的廖承丕與年方20歲的夫人陳明鏡，由英國宣教師甘為霖施洗接納成為西螺茄苳仔教會信徒。1896年（明治29年）4月26日，25歲的廖承丕被選為教會執事。
■「入教丕仔」廖承丕
廖承丕個性溫和但精明能幹，在日治時代初期便累積約近千甲土地，成為當時台南州屬一屬二的大地主。廖承丕受妻子陳明鏡信仰薰陶，益發虔信基督，並熱心教會發展。雖然他一生從未到過日本，卻栽培並鼓勵弟弟與兒子們出國留學進修，同時三位女兒也都是念到女中畢業，年輕一輩都是接受新式教育。家族兩代共出了七位傑出的博士，當時獨冠全台，傳為美談。廖承丕事業有成加上學識超倫，因此1916年（大正5年）被日本政府賞賜提拔為嘉義廳西螺支廳西螺區長任職四年，若含擔任囑託區長則有十餘年之久，對早期西螺街的發展建樹不少。廖承丕1925年在高厝埕興築西螺早期最出名的西洋樓房「大承堂」，廖家兩代數房全賴他夫婦培育支援。
因當時信教者寡，所以廖承丕有個家戶喻曉「入教丕仔」的外號。日治初期，茄苳仔禮拜堂容納信徒有限，乃計畫改建新禮拜堂。上帝奇妙恩典幫助，透過當時擔任西螺區長之廖承丕長老協助，向日本政府購得西螺鎮588號地皮（即昔日舊清鹽館官地），於1911年12月大同路禮拜堂落成啟用，為閩式大厝。1924年因都市計劃改正道路迫近大同路市仔頭禮拜堂，教會乃再計畫轉移遷建，並得廖承丕長老允獻街尾今延平路385號約三分地作為新禮拜堂用地。
原本廖承丕的三弟廖三重（字道修，1886-1914。1899年由梅監霧牧師施洗接納，1902年就讀神學校）亦獻身準備當傳道，台南大學校（今台南神學院）畢業後，留學日本東京明治學院與早稻田大學，成績優等，是廖家公認的天才，不料罹患腦疾，在日本九州治療幾年，但仍不幸過世，享年28歲，令人惋惜。另外，廖承丕的長子廖溫仁（1893-1836。1894年由甘為霖牧師施以幼兒洗禮。日本京都大學醫學博士），在應聘回台灣台北帝大醫學院教書前二個月，不幸遽逝，享年47歲，棺運故鄉，落葉歸根。廖承丕熱心信仰，前後擔任教會長老35年，1939年5月6日因腎臟病過世，享年69歲。
■營救受難者
廖陳明鏡於夫婿過世的那年10月24日，獲選為教會執事，當年65歲，1941年按立為長老，是教會的柱石。她有信心，能力又強，勤儉持家，靠以地易地買賣方式，與夫婿廖承丕成為富甲一方之大地主，是廖家的「金雞母」。
1946年日本戰敗投降，國民黨政府乘機劫收台灣佔為領土，隔年發生228事件慘案。
廖承丕的次男廖溫魁（廖文奎，Joshua Liao，1905-1952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1906年〔明治39年〕11月4日由林學恭牧師幼洗）與三男廖溫義（廖文毅，Thomas Liao，1910-1986。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工博士。1910年〔明治43年〕12月26日由何希仁牧師幼洗）兩位兄弟，他們在中國上海積極為營救228事件受難者，以及為善後工作奔波，結果反被列為通緝要犯追捕，而不得不流亡海外投入推動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大業。廖文魁博士是最早的台獨思想理論家，受政治迫害客死香港，其妻小經美籍宣教師熱心協助，以難民身分移居夏威夷；廖文毅博士則被尊稱為台獨運動祖師爺，曾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流亡海外18年。廖家受此波及，自此常遭國民黨特務騷擾與監視，所受的壓迫與困擾，超乎想像。
■典型的政治犯家族
1949年9月，廖文毅的五弟廖溫進（1916-1988年，日本京都明治大學商學士），被執政當局以莫須有的「民主同盟案」羅織罪名，入獄關了115天才釋放。廖溫進在牢獄中頓悟生命，許願若能平安出獄，將熱心基督信仰，並且奉獻心力建設西螺教會新禮拜堂，以回報上帝鴻恩。
廖溫進第一次出獄後，認真禮拜並戒抽香煙，將省下的煙錢奉獻教會。1951年2月23日，在延平路開工興建略具巴洛克風貌的新禮拜堂與牧師館，同年9月18日舉行獻堂式，各地教會與會來賓約千人，極為盛況。建築總工程費新台幣144,714 元65錢，信徒奉獻不足的部分，大多由時為信徒的廖溫進所奉獻。當完工時，尚有不足額，廖母陳明鏡長老並賣了五分地湊合樂捐補足。
在這段期間，廖溫進極為活躍地參與並推動各項教會活動。1950年（民國39年）10月22日由林謹慎牧師接納領聖餐。1953年10月18日被推選為執事，1955年10月23日被選為長老。1962年10月3日，再因「涉嫌資助廖文毅叛亂費用」第二次入獄，判刑12年。廖家涉足台獨案，成為政治犯的，尚有廖文毅大嫂廖蔡秀鸞、廖家長孫廖史豪、廖文毅大姊許廖春葉、大姊家外甥許朝卿、五弟廖溫進、堂弟也是廖家管家林奉恩等八人。這是一個十分典型的「後 228 事件政治犯」家族。
■廖母息勞主懷
1965年3月14日，廖母陳明鏡獲選西螺教會名譽長老殊榮。同年5月14日廖文毅以「反共建國，團結合作」名義返台，結束領導海外台獨運動。一個多月後，7月2日，獲釋不久的大嫂，台獨女大俠——「東京歐巴桑」廖蔡秀鸞（1905-1965年），因狹心症和尿毒症併發不治去世，安息主懷，享年60歲。廖蔡秀鸞終其一生《聖經》不離身，尤以身心痛苦時，她就閱讀《聖經》，祈禱，尋求心靈的平安。
1965年10月15日，廖家為高齡 91 歲的廖陳明鏡太夫人舉辦最後一次慶壽，廖文毅母子親情溢於言表。隔年的4月28日，廖母息勞主懷，享年 92 歲。廖家在西螺是顯赫的望族，加上廖文毅超敏感的特殊身分，使得廖母陳明鏡老夫人的喪禮顯得異常「隆重」、「熱鬧」與「詭異」。廖陳明鏡長老，據廖得牧師回憶說：「她為了鼻病而抽煙，後來靠信仰戒了煙。她吃了75年的檳榔，在81歲時戒了。她還將節省香煙和檳榔的錢，作為每禮拜的獻金。她給牧師的謝禮，每年稻穀1200斤。又為每主日信徒中午煮鹹稀飯送200金元。她82歲時給吳基福博士作眼科手術時說：『如有五分視力也好！可以讀聖經給別人聽，自己也可以預備見主……。』」五男廖溫進刻記廖母一句話：「一斗米不節儉就沒有一石米的時候」。他學習母親，自己生活簡樸勞動，但對人有愛心肯施捨，對主及為教會卻甘心而奉獻。
■人無完美，事難兩全
此後廖文毅終其一生，便衣警調人員化身為祕書、司機，攜配短槍形影不離地監視他，直到1986年5月9日蒙主恩召，享年76歲。廖文毅的前半生因為只有熱衷台獨運動與政治活動，所以與家庭生活疏遠。回到台灣的廖文毅因為不願再給身邊的親友添加「麻煩」，所以平時生活深居簡出，也鮮少與外界互動。廖文毅生前，每逢2月28日，他必定獨自追思與祈禱；可惜，病逝前小人環視，晚景淒涼，令人稀噓！
雖然廖家對西螺基督長老教會頗有貢獻，但是教會方面亦多少對廖家有些批評微詞，聽說除了教堂土地爭議外，還有，例如：歷任傳教師赴任與離去，大多與廖家長老們喜惡息關；又如市仔頭禮拜堂賣掉款額，廖家推託已用在教會經常費花完，交代不清……這些是非恩怨，也因考證困難而無解。由歷史與人物故事可得知：人無完美，事難兩全；但是疼主疼人，流芳千古。
（作者為雲林西螺教會牧師）
--------------------------------------------------

廖文毅孫女 要寫阿公的台獨史 
 分享〈中部〉廖文毅孫女 要寫阿公的台獨史到Facebook 分享〈中部〉廖文毅孫女 要寫阿公的台獨史到Line 分享〈中部〉廖文毅孫女 要寫阿公的台獨史到Google+
2011-05-21
〔記者顏宏駿／社頭報導〕台灣獨立運動曾有一段「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歷史，該流亡政府的大統領廖文毅當年拋棄美國籍妻子到東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廖文毅後來在台灣病逝，他的美國籍孫女廖美文四年前才在文獻資料中得知自己的阿公曾是一名響叮噹的人物，目前廖美文正在台灣擔任交換學人，進行廖文毅史料的研究及蒐集，未來將寫成一部歷史人物小說，甚至拍成電影。
 美國籍的廖美文是台獨先驅廖文毅的孫女，她目前在台灣蒐羅關於阿公的生平紀事，預備將來寫成小說。（記者顏宏駿攝）
美國籍的廖美文是台獨先驅廖文毅的孫女，她目前在台灣蒐羅關於阿公的生平紀事，預備將來寫成小說。（記者顏宏駿攝）
美籍廖美文 政大交換學人
現年廿六歲的廖美文畢業於美國史丹佛大學，現於波斯頓艾默森學院攻讀政治文學碩士，八個月前為了進一步了解阿公廖文毅的生平歷史，到政大台史所擔任交換學人。
由於廖文毅生前為雲林縣西螺鎮的望族，為了研究方便，廖美文近期就近暫住前立委陳婉真彰化縣田中鎮家中，昨天她抽空到附近的朝興國小與小朋友作輕鬆的英語交談，受訪時表示，她身上雖流著台灣人的血液，但從小到大，家族聚會從來不曾談及阿公是誰。
謝聰敏牽線 尋根兼撰史
廖美文說，她小時候的印象就是，原本家財萬貫的阿公把阿媽拋棄了，阿媽含辛茹苦的把孩子養大，似乎對阿公無法諒解，因此絕口不提阿公的身分，直到四年前，她在一份有關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史料中看到阿公的名字，深究之下，才得知阿公在台灣獨立運動中曾經扮演吃重的角色，於是她決定從個人家族史帶出台灣的獨立運動。
她說，自己最初是透過前總統府資政謝聰敏牽線，她來台已經八個月了，只要一提到「廖文毅」，好多熱心的台灣人就主動幫忙，令她非常感動。
根據網路維基百科記載，出生於民國前一年的廖文毅，是徘徊在中國與台灣認同的典型知識分子，他被稱為「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大統領，早年是極少數能到南京金陵大學就讀的台灣人，還赴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廖文毅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後來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民國五十四年在國民黨政府的脅迫下突然返台，終身被監視，民國七十五年因病去世。

1945.8.16 臺灣獨立事件 | 台灣回憶探險團 - https://goo.gl/CFkG2r

1945.8.16 臺灣獨立事件

廖文奎（1905年－1952年），本名廖溫奎，英文名Wen Kwei Liao或Joshua Liao，男性，台灣西螺人，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廖文奎不但是台灣獨立理論的鼻祖，同時也是台灣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理論奠基者。
廖文奎出生台灣西螺，父親廖承丕是地方上數一數二的大地主，母親陳明鏡則是現代知識女子，畢業於台南市的長榮女子中學。
廖文奎在公學校畢業以後，進入日本同志社中學學習。在同志社中學就讀時，萌生以西洋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思想之志。1923年中學畢業以後，入美國人開辦的教會學校南京金陵大學，專攻哲學。
1928年大學畢業以後，廖再度遠赴重洋，赴美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入芝加哥學派實用主義哲學大師George Herbert Mead與James Hayden Tufts之門，專攻哲學史。1931年，他以一篇融合社會心理學和比較思想史的論文〈道德對法律：社會行為動因的歷史分析〉(Morality versus Legality: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取得芝大哲學系的博士學位。這篇論文，在1933年由英國的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出版社以《個人與共同體：社會行為動因的歷史分析》(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為題出版，收在《國際心理學、哲學和科學方法叢書》(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內，與維根斯坦、容格、皮亞傑、羅素、馬林諾斯基和]梁啟超的《中國哲學史》英譯本並列。此後再赴南京擔任中央政治學校、陸軍軍官學校和金陵大學等校的哲學教授。
1938年，廖文奎與弟廖文毅因中日戰火加劇，回到台灣。1939年5月，父親廖承丕逝世後，成立「大承興業株式會社」，並擔任社長，廖文毅任專務取締役，廖溫進任常務取締役。1939年7月赴上海，再度擔任大學教職，至日本戰敗，一直未再回過台灣。大戰結束後，一度返台。1948年後轉至香港大學任教。1952年於香港逝世。
政治論述
在日本戰敗後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廖文奎已明白公開表示，陳儀奉派接收台灣只是戰勝國的接收，而不是台灣主權的轉移，國民政府統治台灣與麥克阿瑟統治日本一樣，都是臨時性的，臺灣地位仍然未定。[1][2]
--------------------------------

〈祖國的辯證：廖文奎台灣民族主義思想初探〉
2 則迴響
「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
　　　~《歷史的理念》柯靈烏
文章資料
〈祖國的辯��〉封面縮圖
〈祖國的辨證：廖文奎台灣民族主義思想初探〉
作者：吳叡人/著
出處：《思與言》三十七卷秋季號
出版社：思與言
出版日期：1999 年
出版地：台灣
摘要／印象部份
這篇文章是吳叡人先生針對論對廖文奎的台灣民族主義思想作的研究，首先先位各位進行一下這個人物的介紹
廖文奎（民前六年到民國四十一年），台灣早期的哲學學者，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其博士畢業論文〈個人與共同體：社會行為動因的歷史分析〉(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與維根斯坦、榮格、羅素、梁啟超和蕭公權等大家共同收入到《國際心理學、哲學和科學方法叢書》(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中，廖氏出身西螺廖家，其家族為當地有民的大地主，而幼學即受到中國文化很強的薰染，固在赴美前就在中國內地讀書，學成返國就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等學校的哲學教授等職，據傳陳果夫的文章有一篇就是他代筆的。廖氏在光復前曾是很「深藍」的「三民主義信徒」，但是面對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對於台灣的不當處置之後立場改變，先主張兩岸關係應為中華聯邦，後受到二二八事件爆發和其弟廖文毅競選失利影響，廖氏一門均被通緝在案，其改變立場成為一台灣民族主義者，而其弟不單單只想和兄一樣當個「思想上的巨人」，廖文毅在民國四十五年於日本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但依照台獨人士的說法，廖文毅——台灣共和國大統領——在民國五十四年居然「投降」了已經「滅亡十六年」的「中華民國」，成為台灣現代史上有名的「缺乏加害者」的幽靈案件，對此台獨人士深以為恥遂鮮有人提，不過由廖文毅與其他友人共同成立的「台灣共和國」在民國六十六年因後繼無人就「亡國」了，令人感到莞爾的是台灣共和國也有參加由「中國」周恩來和印度尼赫魯等人於印尼萬隆舉辦的萬隆會議，因此我們也可以把台灣共和國當作是「第三世界國家」來理解，而當時的確有很多還算是有份量的國家以「流亡領袖」的禮儀來接待台灣共和國大統領，不過日後為了避免在用這麼穢氣國號當作「台灣國」的名稱，現在台獨人士多半主張用其他的名稱代替「台灣共和國」（正如同他們不會使用台灣民主國當作自己國號一樣）。必須要指出上面的說法並不是完全出於本文作者的意思，可能是筆者自己加的XD
這篇文章一開始先分析的同樣也是從吳叡人先生翻譯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開始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在做書寫的建構時雖然有舉出很多例證和實例告訴我們民族主義的建構是一個曲折的過程，但是此書在建構民族主義理論的時候卻犯下了「社會學決定論」——忽略的彼此矛盾的各方勢力是如何的運作而直接想要尋找一個普遍規律。
而本文的做法則是重新審視台灣的民族主義建構過程，藉由廖文奎一生曲折的思想轉變來進行研究，這裡我不會打很細的摘要，要看這篇文章的人請自己去找他出來
廖氏生於西螺的地主家庭，從小就接受漢文的私塾教育，哥哥是京都學派內藤湖南先生的弟子，從小在這樣的環境下廖文奎接受了很好的漢文教育，在完成日本的中學教育之後他就到南京的金陵大學就讀，後來畢業後到了芝加哥繼續攻讀哲學，師承實用主義者E.A.Burtt，並在其指導下寫下了〈個人與共同體：社會行為動因的歷史分析〉（原名：《道德與法律》）一文，該博士論文中即顯示出廖氏對於「法律」——外在的規範和「道德」——內在的行為，而制度及社會塑造了消極的「社會我」，與此相對的就是具有創造性的「本我」，而社會我的侷限性會限制人的選擇，但是本我和社會我的互動中，本我的積極性會促使社會我進步，但是社會進步的面向是不可預期的，社會的變化完全是by chance，顯有先知人物可以帶領社會走向改變，這個想法幾乎可以當成廖文奎一生的哲學思想，而由他這個想法開端的台灣民族主義也是從此展開的。
廖氏一開始為一「祖國派」份子，所以本文的重點一開始就放在其如何建構他的「中國民族主義」，首先，根據廖氏的「道德—法律」相抗衡的思想和中國傳統思想掛鉤，廖氏挑出了朱熹、王陽明、黃黎洲和中山先生當做他的「中國現代思想家」，在他的理論範疇下，中國長期就是面臨到「外在—外國」的統制秩序與「華夷之分—傳統思想」的道德體系對抗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最能當作典範的就是孫中山，他認為中山先生的思想很有趣的將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潮相容，在此我就不詳述為什麼他會這樣認為的理由了，他認為中山先生提出民族主義要中國崛起之後是實行王道——扶弱濟貧或者是《論語》所謂的「興滅國，繼絕世」，而不是西方帝國主義或者是——廖文奎自己一定印象深刻的——日本帝國主義，那種君臨天下的霸道思想，而這一點廖文奎又把他和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給結合起來，建構了「道德的中國民族」與「壓迫的西方帝國主義」對抗的二元邏輯（用本文的說法應該是二律背反，不過我不大懂這句話的意思），這樣的邏輯建構了廖文奎的「中國性」（Chineseness），也就是說，他是一個認同「想像中國」的「祖國派」。
在我們先注意廖文奎是認同「想像中國」之後，現在回到廖文奎是怎麼注意「民族建構」的這個過程的，我們都知道蔣總統非常注意它的「新生活運動」，其實新生活運動大家都應該蠻熟悉的，前陣子還有一群人把新生活運動最偉大的幾個口號作成氣球放到蔣總統的衣冠塚前向他老人家致意（所以我說民進黨這一批人都是蔣主席和毛主席的最佳信徒不是嗎？），而廖文奎自己對於新生活運動也是有參與的，他翻譯了一本《創造公民》來當成當時的教本，對於廖氏為什麼會翻譯這本書我們應該要特別注意，首先，這本書是和廖氏同樣學派的芝加哥大學政治系主任的著作，其中利用了很多科學調查的方式進行教學，不過這本書對於公民認同的重點是放在公民沒有強制義務一定要對國家認同，對於不同團體、地域、和國家間公民有自由選擇認同的自由，而國家要爭取公民認同就是要在這樣的互動之中完成，對於這一點廖氏在翻譯之初就任為可以解決當時中國地域主義和民族建構的問題，不過在這個層面上，廖氏在該書的第三章開始從新思考中台關係，他認為埃及在一戰之後要求獨立，但是亞爾薩斯、洛林卻相反，這點就可以看出他所謂公民效忠國家是不確定的（卓榮泰所謂「動態」）的概念，而這又和他剛剛認同「想像中國」的概念不謀而合。
對於怎麼在台灣建構中國民族主義或是增加臺灣人的中國性，廖氏認為台灣人並不是「不是中國人」，而是在日本殖民之下，很多「中國性」都已經消失了（中國性是指啥請看前兩段），而對於台灣光復之後該怎麼塑造台灣人的中國性，最好的方法就是透過教育，已達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所謂扶弱濟貧目的，因為中國之於台灣並不是單純的佔領／殖民關係，台灣是在中國的百年悲劇之中代替祖國受過的弱小民族，這也就是民族主義的「興滅國，繼絕世」在這裡可以表現出來的的一面。但是，不論大陸同胞或是台獨現在要怎麼解釋國府復台的這一段歷史，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國民黨並沒有達到廖文奎的理想，甚至廖文奎在抗戰之前就指責中國政治常有「名實不符」的毛病，以致於三民主義在中國沒有辦法完全開展，而到了光復後這種名實不符的特性又更加明顯：台灣光復，名為解放，實為佔領！借由這樣的辨證關係，廖文奎得到了自己並不是法國的亞爾薩斯—洛林，但是還沒有到埃及這麼慘，所以他還是把他在抗戰前就形成的「中國官僚機器」—「三民主義」這一個二元關係用上來，認為當時的對抗是「弱小的台灣民族／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陳儀為首的官僚帝國主義」，因此他多次上書中央，以及他弟廖文毅也在台灣參加諮議員選舉都沒有成功，這時的辨證已經脫離了單單與「官僚帝國主義」對抗了，因為陳儀這些官還是祖國派來的，而這時他原本建構的「中國公理—西方帝國」和「台灣／地方—中國／國家」辯證模式已經進化到「台灣民族—中國民族」的對抗了，對廖文奎對於民族的定義：一定環境下所形成的具有特殊文化的群體，即是表現了「台灣性」在此開始被建構出來。在二二八之後，廖氏一門脫逃，而他們也和部分脫逃的臺灣人組成了「台灣再解放同盟」，原先這個組織（在香港）是和大陸上的民主黨派合作，不過到了國共內戰加劇，組織裡的人就各各選邊站了，當然和老左派或是台共就投奔共產黨去了，而廖文毅，廖文奎他們這類的美式自由主義者無法接受共產黨和國民黨，又轉向向聯合國請求「託管台灣」的這個訴求，而隨著中國內戰加劇，接連韓戰爆發，杜魯門為首的美國政府發表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而廖文奎接連發表四篇文章，他也主張台灣的未來應該由台灣全體住民公投「再解放」完成，為此他也向聯大發表了〈Formosa Speak〉一文，其中塑造了我這一輩人應該都很熟悉的台灣史基調：「台灣公理—外來侵略」，這些歷史對抗以郭懷一抗荷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之後台灣人從鄭成功那裡取的了初步的國家意識「明帝國在台灣」，賦予了台灣人在清朝時代長期的反抗意識，這些反抗的過程中雖然我們可以看到台灣還是有很多外來移民，但是在廖文奎對於民族的定義中，在台灣獨特的環境下這些移民獲得了與中國人完全不同的文化，所以成為了一個新的民族。乙未割台則是台灣史的另外一件大事，這段時期清國已經離開台灣了，台灣人以「台灣民主國」來和「日本國」對抗未果，但這場戰役可以說是一場完全的「獨立戰爭」，而從日據時代諸多反日事件就可以看出台灣國獨立對抗日本的這個事實了。從這裡進入了近代史，台灣人和日本對抗完之後，本來應該由開羅會議把台灣從日本「帝國」送到中國「王道」之下，但是陳儀集團的壓榨則破壞了這個事實，甚至可以說國民黨不行「王道」而行「搶道」，台灣人在這個階段的對抗就是與整個國民黨對抗。但是這個對抗沒有太久，中華民國政府不久之後隨著內戰遷台，台灣就被「偽裝」成了中國，在此階段新的對抗是三角關係，台灣人既要把國民黨壓迫者趕走，也要阻擋共產黨壓迫者進來，這樣的對抗可以說是「台灣人—中國人」的對抗關係，面對當時甚囂塵上「台灣是中國神聖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在很古早古早以前就擁有台灣」的說法，廖氏利用他的民族思想進行反證「一個民族可以有很多個國家，一個國家也會有很多民族共同結合（請注意他的民族不是政治民族，之前就說過好多次了），而全世界都可以追溯到同一個祖先，那乾脆說全世界都組成同一個國家好了！」在這樣的歷史對抗下，台灣必須與「祖國」中國的帝國主義對抗，才能達到最終極的解放。吳叡人先生引用社會學家Liah Greenfeld的對於美國獨立的研究表示，很多美國人到獨立的前夜都還是以自己是「英國人」自豪，但是在英國的英國人和在美洲殖民地的英國人對於民族認同最大的差異就是在美洲的英國人是沒有對於土地效忠的，於是脫離實質的土地效忠之後，美洲的英國人就改對理想英國／英國文化的核心效忠（這點據說在現在美國的新英格蘭地區還是有很多人都是這樣），於是到了理想的英國與實際的英國對抗時，美洲的英國人就選擇了獨立一途，在台灣，我們也可以看出這個狀況。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台灣人的「祖國派」後來很多都轉換成台獨的理由：「弱小民族」這個概念，吳叡人先生引用了康德的話：「在人類扭曲的質地中，如何能產生筆直的事物呢？」，而對於台灣獨立者為何顯少以武裝對抗「中國殖民者」我們也可以從廖文奎的經驗中得出，他從《創造公民》一書中就主張應該用教育之類的緩和手段達到目的，他自己也寫信給《Taiwan Betrayed》的作者說自己不需要武力對抗，因為：韓國的愛國者（和平的）等了三十五年，我相信我們不需要等這麼久，所以在這段對抗中，我們看到了彷彿在黑夜中、流亡異國但心懷台灣解放的獨行者的悲歌，這也就是廖文奎的思想和經歷給我們的故事。
感想／心得部份
我覺得這篇文章是以很緩和的姿態告訴我們台灣民族建構的一個面向，但是我覺得這個面向對於現在有非常深層而值得思考的意義，因為我們處在的歷史時代／我這一輩的學生很特殊，不是吳叡人先生或是廖文奎那種國民黨黨國機器大陰影揮之不去的時代，而是真正台灣人當家做主之後的時代，我們這一輩學生學到的《認識台灣》和其他台灣史以及活在現在所謂「台灣人當家做主」的時代，對於這一些把台灣人當作「弱小民族」或者是「受欺壓者」來看的歷史觀點應該會覺得很有趣，因為在我們的時代裏這些事物剛好都是以相反的形式出現，國民黨變成一個運氣爛到不行的黨，我這一輩的人也不知道他們做錯了什麼事情，為什麼在中國內戰和台灣獨立都處於劣勢，而台灣人／共產黨的對抗又方興未艾，但是整個局勢並沒有朝我們課本或是廖文奎先生預測的理想前進。
這一切都是十分弔詭的，先不說當時我們也知道廖文奎的台灣人本身就是定位不清的，如果說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之下喪失了part of 中國性的話，那國民黨的大中國歷史觀有沒有修補呢？如果有，是不是台灣民族本身的斷裂呢？
而在實踐上的台灣民族主義一路走來都不順遂，先是他們這個時代遭到國共兩黨打壓（或者是一邊打一邊拉），到了今天真的該他們當家做主了，看似廖文奎先生理想中的「本我」和「社會我」／「民族」與「國家」獲得了一個比較舒緩的關係了，但是為何還是這樣動盪不安呢？就算是單看台灣民族主義者這個陣營裡的貪腐現象，是不是和當年的陳儀集團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我覺得這幾個問題都是我們這個時代閱讀和重新檢視台灣民族主義建構時代的諸多文本會產生的問題，不過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突然獲得解答了，我一直以為台灣的民族建構和班納迪克說的中南美差不多——螺旋式朝聖的官僚體系隨著革命中斷——因此產生了很多不可解的族群問題：民進黨黨員因為國民黨黨國瓦解官升不上去或是因為國民黨壓抑不讓他們當中央方面大員起來反抗，而國民黨因為大陸丟了又得養一堆冗官，這些人只好心懷大陸看看啥時可以回去朝聖
但是我閱讀完這篇文章之後，發現原來台灣民族主義部分是建構在「理想」—「現實」的衝突上，這樣我突然了解了為什麼現在很多台灣人面對貪腐政權卻還要含淚相挺的理由：他們挺的是「理想」上的台灣政權，而甚至昨天（兩千零六年十一月十號）澄社發表：「先保台灣，在去貪腐」這樣的論點。我突然覺得這和馬克思主義國家好像：我們都沒有辦法成為社會主義理想的公民，但是我們必須把這些口號放在嘴巴上，你的嘴巴不認同的話，那就是國家的敵人！（對照地下電台對於這幾天李遠哲的看法）
社會主義的「理想」—「現實」爭議在霍布斯邦的說法裡就是「實存的共產主義國家都不是共產主義」，而我相信台灣這種詭異的民族主義論調要步就是轉型，要不就是消失，因為實存共產主義國家都已經這樣做了。理想和現實的衝突總是會給思想家無窮的悔恨，說不定廖文奎先生從墳墓裡爬起來，也會和馬克思一樣，高聲疾呼：「我不是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
是邪，非邪，誰知道，黑格爾有一句話說的好：「The owl of Minerva, takes its flight only when the shades of night are gathering」，說不定我們正活在台灣民族主義瓦解的前夜，在我們的一生中剛好可以記錄這個詭異的思想呢，智慧女神的夜鷹總是在黑夜來臨前飛起不是嗎？
---------------------------------------------
由「哲學台獨」到「哲學港獨」？ (二) 反思廖文奎的民族主義
2013年4月27日
台獨理論之父哲學家廖文奎，本來是個不折不扣的大中華膠；直到台灣光復時，仍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直到1948年才提出台獨理論。但是，由頭到尾，他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由中國民族主義到台灣民族主義。
在五十年代，民族主義原是褒義詞；在廿一世紀，民族主義已成貶義詞。哲學上，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廖文奎的民族主義？當我們討論港獨之時，我們可以照用民族主義嗎？
前設：民族主義是工具
儘管廖文奎在《比較公民訓練》中將民族主義視之為孫中山之三民主義核心，一生也將民族主義放得很高，其實，民族主義從來不是廖氏的終極關懷。我們必須先理解廖文奎的哲學背景。
廖文奎接受了米德 (Mead) 的社會行為主義 (social behaviourism) 思想，認為歷史之發展就是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互動1。廖氏進一步發揮，在《個人與共同體》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以道德行為 (moral conduct) 與法律規範 (legality) 兩種社會行為之對立描述這互動過程。前者出於個人良心，後者出於社會規則2。當規則不義之時，就需有順良心逆規則的先鋒者走出來反抗，社會才有進步之可能。在國際層面上，帝國主義的橫行就構成了一個「不義」的規則，需要人以良心抵抗，而抵抗方法就是「自決的民族主義」。
「自決的民族主義」只是為了抵抗不義的「帝國主義」，為的只是「公理對抗強權」3。或許「自決的民族主義」是唯一的手段，但它絕非「公理」本身；廖氏自己也言明孫中山之民族主義只是「公理對抗強權的生物學進路」4。我們可以設想，若無帝國主義之侵略，則作為反抗手段戈民族主義實無存在意義。問題是，民族主義又是否一個良好的工具？
民族主義的通病
戰後全球去殖民化的推動者，絕非共產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印度的例子最明顯。但獨立後的民族國家馬上就面對「民族」問題：宗教民族主義 (如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爭) 、種族民族主義 (非洲盧旺達的種族屠殺) 、文化民族主義 (如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 等，以「民族」之名的衝突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不斷發生。
再者，民族主義是一個「多功能」的工具；孫中山以此達至公理對抗強權，希特拉以此達至強權對抗公理。民族主義以「民族」為國家之單位，很容易出現排擠其他民族的傾向，讓種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有機可乘。
但在哲學上，更根本的問題是：「民族國家」的理性基礎何在？公理對抗強權為何要以民族主義作為手段？而且「民族」本身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即使廖文奎嘗些以文化定義民族，也無法為「民族」建立正當性。如果一個文化本身存在極大的不義，如性別不平等，而我仍以此文化為基礎，建立一套民族主義對抗一個不義的帝國主義，結果我只是以不義對抗不義。
出路：道德主體性
《陽光時務週刊》總編長平在53期寫道，民族主義的問題在於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混淆，如中共將「愛黨」等同「愛國」 (中華文化) 。
因此，我們若要討論港獨問題，就要另找出路。台獨確實源自民族主義，但廖氏的理論存在根本的理論漏洞，而事實上，當今台獨理論已經大幅修正。由安徽小安妮因為父親是維權人士張林而被剝奪上學權利一事，台灣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洪志坤對此事的關切5，已經反映了台獨路線的改變；我也非常期待台灣真的能夠提出《人權共識》取代可恥的《九二共識》6。的確，這是鄰國的人權問題，但人權問題是普世的問題，作為台灣人看不過眼中國的人權問題，於是以台灣人的身份去發聲，其實反過來是進一步確立台灣人的主體性–––一種表現於道德判斷的道德主體性。
這對香港人是很大的啟示。長久以來，以學聯為首，只知中國民主而無視本土主體性問題的大中華膠，常批評本土派不理會中國人生死，說本土派是「自能私」；而對於中國人權問題非常無情的少數本土派確實存在。但是，只要我們扣緊對人權這普世問題之關懷，抓緊香港––中國的主客二分，由香港人的角度批評中國之人權問題，就能確立香港人的道德主體性。
道德主體性的哲學系統卻挺複雜，因為這涉及本土認同 (存在處境) 與普世認同 (倫理判準) 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是廖文奎這英美背景的人未有觸及的歐陸哲學課題，必須要以詮釋學的角度介入，理解香港文化如何在「香港」這個存在處境之下詮釋及應用種種「普世價值」。這才是港獨問題的出路，也是台獨將來的發展方向，甚至為全球各地的獨主運動提供新的哲學思考方向。
無疑，廖文奎意識到民族主義可作為「公理對抗強權」之手段，以及將民族扣緊文化 (而非血統、種族) ，是很大的進步；相對於當今香港大中華膠的「血濃於水」論，這是進步的思想。但歷史告訴我們，民族主義是一件危險的工具，而哲學上民族主義本身也欠缺正當性。若我們要在倫理學上提出「香港應該獨立」、「台灣應該獨立」的話，就必須理解普世價值如何在我們的存在處境中被理解；而每逢有人對中國種種人權問題表示關切之時，我們不應只為了利益計算而冷漠無情，反而應當抓緊機會，研究我們這種道德判斷如何可能，從而建立我們香港的主體性，我們台灣的主體性，我自己的主體性。
1顏貝瑜。＜第三章：廖文奎的民族思想轉變＞，《在本土認同與普世認同之間選擇–––從廖文奎到廖光生的中國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2年11月。
2 Liao, Wen Kwei. 1933.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pp. 1.
3 Ibid. pp. 279.
4 Ibid. pp. 281.
5見《陽光時防週刊》第51期。
6見《陽光時務週刊》第52期。
-------------------------------------------
台灣共和國大統領 ── 廖文毅略傳
杜謙遜 整理
(作者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西螺教會牧師)
　幾十年來，廖文毅的名字就很少出現在媒體，而台灣的民眾也漸漸地淡忘他。
一、號稱台灣王子
　廖文毅 (1910-1986) 本名廖溫義， 1910 年 (日本明治 43 年) 3 月 22 日出生，同年 12 月 26 日由何希仁牧師在西螺茄苳仔教會施以幼兒洗禮。他是日治時代台南州虎尾郡西螺區大地主廖承丕 (1871-1939) 的三男，上有 2 名哥哥溫仁、溫魁， 3 名姊姊玉葉、玉霜、玉梅，下有 2 名弟弟溫正、溫進，共有兄弟姊妹 8 名，家中長工稱其號為「三頭」 (註：三老闆之意) 。他的第 11 世祖先廖丁選在清康熙末年，由祖居地福建漳州府南靖縣永豐里移民來台，定居在今雲林縣二崙鄉義庄 (新庄仔) ，為正統的單廖客家人。他的祖父廖龍院 (1835-1893) 因為在隔壁庄埔心開設私塾教漢學，所以就移居西螺；又因為娶了基督教信徒程立的女兒程笑 (1851-1899) 為妻，所以就歸信耶穌聖教 (註：台灣早期對基督教的稱呼) 。廖父承丕與廖母陳明鏡 (1875-1966 ，父陳建，母陳賴碰頭) ，先後擔任教會長老，都是相當熱心的基督徒，他們並奉獻土地做為西螺基督長老教會興建教堂用地。
　廖承丕個性溫和但精明能幹，人脈充沛又擅長理財，不斷增購田產，在日治時代初期便累積約近千甲土地，成為當時台南州屬一屬二的大地主。廖承丕受妻子陳明鏡信仰薰陶，益發虔信基督，並熱心教會發展。他一方面深受父親傳統漢學陶冶，另方面積極體驗基督教所傳授西洋文明，使得他終生扮演進步開明者角色。雖然他一生從未到過日本，卻栽培並鼓勵弟弟與兒子們出國留學進修，同時三位女兒也都是念到女中畢業，年輕一輩都是接受新式教育。家族兩代共出了七位傑出的博士，當時獨冠全台，傳為美談。廖承丕事業有成加上學識超倫，因此 1916 年 (大正 5 年) 被日本政府賞賜提拔為嘉義廳西螺支廳西螺區長任職四年，若含擔任囑託區長則有十餘年之久，對早期西螺街的發展建樹不少。廖承丕 1925 年在高厝埕 (今修文路) 興築西螺早期最出名的西洋樓房「大承堂」，廖家兩代數房全賴他夫婦培育支援。
　廖文毅 (Thomas Liao) 自幼頭腦聰穎，才華冠群，活潑外向。 1923 年 (日本大正 12 年) 以第一名優異成績自西螺公學校畢業，並獲頒最高榮譽的「宮殿下賞」。然後進入北部長老教會所辦的教會學校 ── 台北淡水中學 (淡江中學) 就讀，與李超然、陳泗治等人同年級，一年後轉至同屬教會學校的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初中部留學。 1928 年畢業時，原本廖文毅的志向是要成為文學作家，但是受到剛從金陵大學畢業的二哥廖文奎 (1905-1952 ，本名廖溫魁， Joshua Liao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 所影響，轉赴中國南京考入教會興辦的金陵大學工學院機械科就讀。廖文毅在離日赴中前曾向他的大哥廖溫仁 (1983-1936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 透露，將來的志向與報負就是從政擔任外交部長。他在金陵大學就學期間因為擅長交際、人緣極佳、手頭寬裕，所以就被同學戲稱為「台灣王子」。
　1932 年金陵大學畢業，轉赴美國考入密西根大學，僅一年就唸得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繼續深造，於 1935 年 6 月獲得化學工程博士學位。拿到博士學位後，與在美國出生的李惠容 (Anna ， 1914 年 3 月 18 日生) 結婚。李惠容的父母都是基督教牧師，父親是廣東裔華人名叫李用，母親是英裔美國人李萬瑪琍，李惠容是他們的次女。婚後回台的李惠容因為無法習慣台灣傳統家族的生活模式，所以相偕借住台南一位牧師家中約近一年。這段期間，廖文毅經常前往台灣中南部各化學工廠，以及到虎尾、溪洲等糖廠做參觀研究。
　1936 年 9 月，在協助處理完大哥廖溫仁的喪禮結束，廖文毅攜眷應聘中國國立浙江大學擔任教授兼主任，並出版《台灣之糖業研究》一書，同年長女廖薰瑛出生。
二、創設大承會社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引發中日八年戰爭。廖文毅被徵召為中國軍政部兵工署上校技正；然而同這時在上海行醫的二叔廖煥章 (1883-?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中日戰爭期間病歿於上海) ，也被延聘為上海日本軍醫大佐 (上校) ，叔姪分屬敵對國雙方擔任重要軍職，可說是一樁近代史上台灣人國家定位分歧一幕悲劇！
　1939 年 3 月，廖文毅攜眷返台探視病危的父親廖承丕。在處理完父親後事之後，廖文毅與二哥廖文奎在台北開設「大承物產株式會社」和「大承信託株式會社」，廖文毅擔任大承信託株式會社的社長職務。這段期間，兼任台灣石炭協會顧問、高爾夫球協會總裁、橄欖球協會會長等職務，頗為忙碌。
　廖文奎、廖文毅兩兄弟因為都有留學中國與美國的經驗，同時又都娶美籍太太，也都有在中國擔任大學教授背景，因此日本當局相當忌諱他們的身分，也常在暗中監視調查他們的舉動。廖文奎因此在 1939 年 7 月，就設法再度遠赴上海發展。 1941 年 11 月，就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偷襲珍珠港 (12 月 8 日) 前夕，廖文毅因為被懷疑親美通外之嫌，突然遭到虎尾郡役所特務警察逮捕，但經過審問後隨即釋放。因此，之後除了公司業務外，平日佯裝騎馬遊樂無所事事，參與一些與政治較無關聯的活動，盡量閃避日本特務的注目。例如參加西螺地方性的話劇社演出，還有 1944 年西螺藝能奉公團在西螺戲院公演時，廖文毅亦參與飾演一名老人角色，此外也有參與音樂與戲劇的演出。
三、關懷二二八慘案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 10 月 25 日在台日本政府受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當時台灣六百萬同胞莫不以萬分興奮、熱烈歡迎、雀躍慶祝「回歸祖國」之後能完全脫離外族統治桎楛，過著幸福、自由民主的生活。廖文毅被國民政府延攬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簡任技正，兼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長及工礦處接收委員。 1946 年辭掉兼任工務局長，改兼台北市公共事業管理處處長。廖文毅是一位熟悉中、日、美三國國情的自由主義者，他不滿行政長官陳儀的施政，使得台灣經濟百業蕭條民不聊生，力主政府早日實施地方自治，革除專制政治，並起用台灣人才。他與二哥廖文奎於 1946 年 9 月創辦《前鋒》雜誌，社論大多是他親筆執寫，強烈批評陳儀的行政措施及接收人員的特權作風，力倡政治革新 …… 。
　原先廖文毅對國民政府尚充滿期望，使其漸漸改變立場，並與中國式政治漸行漸遠終告分道揚鑣是諸多原因：
陳儀政府貪污腐化、特權橫行、紀律敗壞、物價飛漲。當時廖文毅任職長官公署，印象深刻，尤為不滿。
1946 年廖文毅參加國民參政員選舉，提出「聯省自治」主張 (註 1) ，因為有張選票被認定無效票，致使降為抽籤決定而從當選變落選。同年 10 月 31 日參選制憲國大代表，由省議員投票選舉，但被陳儀、黃朝琴、連震東、謝東閔、林頂立、黃國書、劉啟光、王民寧等人的刻意排擠而落選 (註 2) 。廖文毅的「聯省自治」說已引起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之不滿，看做是「造反的行為」。 1947 年 1 月 1 日［中華民國］憲法公佈後，廖文毅成立自治法研究會，目的為了促進台灣的憲法實施。
1946 年 9 月，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創辦《前鋒》雜誌，廖文毅擔任主編，廖文奎擔任顧問。廖文奎對依據《開羅宣言》的談話和國軍以麥克阿帥將軍第一號命令進行軍事佔領台灣的事實，故台灣的國際地位猶未定，因此他對台灣的前途提出三種可能：做為統一中國的基地；或是任由列強宰割之地；或者走向自主獨立之路。廖文毅的政治主張與行為深受廖文奎影響。
對 1947 年 228 事件的發生與處置徹底失望。 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主要的訴求是：「台灣人高度自治、縣市長民選、軍警公務人員應大量啟用台灣人、保障言論、思想、出版之自由」內中雖然並無提到台灣獨立之主張，但是國府已將此視為不可容忍的叛亂行為，認為台灣人要獨立，而派兵鎮壓導致台灣領導精英和庶民死傷無數！
廖文奎、廖文毅名列 228 事變首謀叛亂犯在逃主犯名冊，官逼民反，以致不得流亡海外鼓吹台灣獨立運動。
　228 事件發生前數日，廖文奎、廖文毅、廖史豪、林文章等四人，正好離台到上海印行《前鋒》雜誌。 3 月 1 日才由《大公報》得知台灣發生了 228 事件，他們即時聯合旅滬的六個台灣人同鄉會團體，組成「台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 4 月 20 日廖文毅撰文《二二八慘案呼籲》，提出：
撤辦陳儀。
派員調查慘案始末。
取消專賣、貿易兩局。
組織過度省政府。
制定自治法。
　廖文毅兄弟的建言非但沒有獲得回應，反而於 6 月 9 日的《上海大公報》上，刊載檢察處通緝廖文毅等三十人，列為「二二八首謀在逃叛亂犯」。這個通緝令自此打碎了廖文奎、廖文毅兄弟救援 228 事件受難者以及追求台灣自治的最後一線希望。 228 事件發生後，陳儀政府的阿兵哥每天到廖文毅家找他的美國太太講清楚他人逃到哪裡？李惠容沒有辦法只好去找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柯爾告訴她：「沒關係，妳插一支美國國旗在屋外。」果真有效，軍人就不敢再去騷擾她。後來經由廖文毅的堂弟兼管家林奉恩協助，設法將她母子一家送往香港與廖文毅團聚。
四、台獨運動祖師爺
　1947 年 6 月，廖文奎、廖文毅、林本土、陳炳煌、王麗明等五人在上海，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這名稱係廖文奎所取，意即：國民黨自日本人手中解放了台灣，但因其貪污腐敗，所以台灣人必須自己再解放台灣一次。同年 7 、 8 月間，該聯盟向美國特使魏德邁遞交一份「處理台灣意見書」，提出：台灣的歸屬問題要由台灣人民投票決定，在舉行公民投票以前，台灣暫時置於聯合國託治理事會之下。 1947 年 8 月，上海反國民黨學潮不斷，政局不穩，於是廖文毅到香港與台共擴大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由廖文毅擔任主席，黃紀男擔任秘書長，正式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與行動。
　1948 年 228 事件一週年前夕，廖文奎在上海遭警備司令部拘捕，坐牢 100 天後才被釋放，這可能與 228 事件和廖文毅兄弟參與台獨運動有關。 1948 年 9 月，廖文毅、廖史豪叔姪託黃雲裳 (京都帝大醫學部畢業，台大腦神經外科醫師，也是廖史豪的二妹婿) 利用赴歐之際，將在香港印製給聯合國的請願書，攜往歐洲，該份英文備忘錄上明確表示台灣人要獨立的主張，這是 228 事件後，台灣人第一次向全世界宣示要獨立的開端。
　香港由於是國共勢力暗鬥較勁之地，台灣獨立運動很難在香港發展，加上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打敗中國國民黨取得政權，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廖文毅在同年 12 月，將組織移往日本東京發展。 1950 年 2 月 28 日，在京都召開 228 事件三週年紀念，為首度在日本發表台灣獨立主張。此舉引起國民黨強烈不滿，向麥克阿帥將軍抗議。於是廖文毅被以使用菲律賓護照非法由香港潛入日本「非法入境」名義，被拘押關入東京巢鴨監獄七個月。其實，這是美軍司令部為了保護廖文毅就近在日本「坐牢」免得遣送回台之措施。廖文毅在獄中與同志討論政治，最後決定將台灣再解放聯盟改為台灣民主獨立黨，於 5 月 17 日成立，廖文毅並被推選為主席 (註 3) 。
　1951 年 11 月，世界聯邦第一次亞細亞會議在日本廣島舉行。 1954 年 11 月 1 日，第二次亞細亞會議又在日本東京召開。廖文毅兩次都率領代表團參加，並提出：為消除台灣海峽國際情勢的不安，台灣問題應早日在聯合國討論，以和平的、根本的方式，讓台灣人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 1955 年 4 月 18 日，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召開，廖文毅致函大會，由印尼首相宣讀，表達：台灣受蔣氏政權非法佔領，國民黨為了維護政權，在台灣施行獨裁統治，製造台海危機，擾亂亞洲和平，唯有台灣獨立，亞洲才能真正和平。同年 7 月 18 日，美蘇英法四巨頭在瑞士日內瓦開會，台灣民主獨立黨更進一步提出「台灣永久中立」之說，希望在聯合國的監視下，台灣獲得獨立。
　在台灣獨立的訴求推動下，台獨人士認為有必要成立臨時議會和臨時政府組織流亡政府。 1955 年 9 月 1 日，台灣臨時國民議會成立，推舉廖文毅為名譽議長，吳振南為議長，鄭萬福為副議長。同年 12 月 7 日，臨時國民議會通過《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組織條例》。根據這個條例， 1956 年 1 月 15 日，台灣臨時國民議會改為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國民議會，選出廖文毅為大統領，吳振南為副大統領，議長改由郭泰成擔任。同年 2 月 28 日， 228 事件九週年時，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大統領、副大統領和閣員也於同日就任，並發表台灣獨立宣言。同年 8 月 1 日，發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憲法 (註 4) 。廖文毅在他的著作《台灣民本主義》一書中提到：台灣共和國是繼承鄭氏王朝、台灣民主國之後，台灣民族的第三次建國運動。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向國際社會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頗獲迴響。 1957 年 8 月 31 日，馬來亞聯邦總理拉曼，邀請廖文毅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身分，與各國元首並列，出席參加該國獨立慶典。拉曼領導馬來亞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以其奮鬥經驗，極易了解台灣人民反抗蔣氏獨裁統治，深願獨立建國的心聲。這項消息頓成熱門新聞消息，引起日本人的關注，也促成在日台灣人紛紛加入臨時政府。
　1961 年秋天，聯合國舉行大會，蒙古人民共和國申請加入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當時的中華民國仍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勢必會投否決票。美國總統甘迺迪乃派特使到日本，邀請廖文毅赴美國白宮訪問。廖文毅持英國護照，於 1961 年 9 月 14 日，從日本飛抵瑞士，等待美國簽證。國民政府知道這個消息後，態度立刻軟化，表示願意棄權不再杯葛蒙古入會案，要求換取廖文毅不得赴美訪問。美國見目的已達到，就藉故拖延廖文毅入境日期，並只允諾准其入境訪友探親。廖文毅不得已勉強入境美國訪友探親，於 9 月底繞道加拿大回日本。
　廖文毅在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活動，曾經盛況一時，但在 1960 年代逐漸問題陸續浮現：內部異見日大，同志間互相批鬥，產生裂痕。新生代的王育德結合新生代留日學生於 1960 年組織「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形成另一股台獨新勢力。雙方雖然有意重組，實際運作上卻有困難。加上國民黨趁機介入，運用收買分化，製造內鬨，使得臨時政府同志間互不信任，互相牽制，甚至出走，力量日漸分散與衰退。
　1960 年代初期，台灣發生許多變動。國際間美、蘇兩大陣營國的對立，以及中共的日漸壯大，使得國民黨有機會和時間喘息坐大。在這樣的國內外局勢下，國民黨政權企需營造萬眾同心，擁護蔣家領導的形象，才能抗拒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化解蔣介石顓蠻連任總統，壓迫人權，限制言論自由，逮捕反對異議人士所造成的獨裁印象。因此國民黨百般設計，一方面派人到東京遊說，另方面則將廖文毅之親人以及台獨同志，判以死刑或入獄長期監錮之刑，並以老母廖陳明鏡喚兒思子的錄音帶為誘，威情相逼，迫使廖文毅不得不離日返台，藉此瓦解台獨烈焰，塑造蔣氏政權鞏固之威望。
五、英雄或叛徒
　廖文毅在內外夾攻的現實考量之下，在 1965 年 5 月 14 日晚上飛回台灣，結束了他半生台獨運動的奮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也因為廖文毅的返台，不久後終告瓦解，這段新聞成為各報章雜誌、電視、廣播電台等頭條新聞，轟動近三個月。台獨運動雖暫遭挫敗，但是反而大本營從日本轉往美國，經由新生代留美學生撐起台獨大旗，而更加多元化與深入的將台獨運動傳播到全世界各地，並促使台灣本島的台獨聲浪與力量日漸茁壯。
　廖文毅在日本推動台灣獨立運動，因為在國際間有一定的成果與影響力，因此引起佔台據地的獨裁者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十分不悅與困擾，屢派特使說客赴日勸降均吃閉門羹。廖文毅曾經表示：「為了革命，大義滅親，犧牲是免不了的！」廖家涉足台獨案，成為政治犯的，除了廖文奎、廖文毅兄弟，此外尚有他們的大嫂廖蔡綉鸞、廖家長孫廖史豪、廖文毅大姊許廖春葉、大姊家外甥許朝卿、五弟廖溫進、堂弟也是廖家管家林奉恩等八人。但是為甚麼最後他還是回來台灣呢？真正的謎團尚無法解釋，但是有幾個主因：
國民黨政府的誘捕與策反雙管策略運用成功。
國民黨政府以其親友的安危做為要脅奏效。
國民黨政府以不合理手段凍結廖文毅在台財產，阻斷台灣財經援助。
運用母親喚子思親的心戰錄音帶誘其回台。
與其他的海外台獨份子理念差距日大，孤掌難鳴。
國民黨政府開立誘其接受返台的優渥七項條件 ──
保障生命安全，身體自由，不得以任何手段或罪名入罪。
發還被政府所沒收之私人財產 (約值時價一億二千萬元) 。
黃紀男、廖史豪、廖蔡綉鸞、廖溫進等人全部釋放。
若有意出任公職，應給予部長級職位禮遇。
若擔任國營事業，可給予「台糖董事長」職位。
若自創事業，則給予銀行融資貸款。
一切行動自由，並可自由進出台灣。
國際友人勸其回台。據廖文毅姪兒廖史豪透露，當時的日本首相岸信介，以及美國參議員富樂布萊特 (Fulbright) 說：「廖文毅，你只要回去，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你人在台灣，將來若是情勢有變化，台灣獨立，就可以發生作用。」
　廖文毅回來了，但是七條件一一跳票了。國民黨政府，「好意」派「秘書」終生監視廖文毅。財產實際上只歸還約七百萬。因廖文毅被關監者，遭刻意拖延，並無全部立即釋放。廖文毅回台後僅安插曾文水庫及台中港籌建委員會副主委，和華南銀行常駐監察人職務，聊表心意。廖文毅開設公司創業，施展五鬼搬運術，財產被逐步掏空。同時終生「軟禁」無法再出國，並安排配槍「司機」與「秘書」隨侍在側，隨身「接應照顧」。廖文毅回台前，與國府調查局長沈之岳訂有正式契約，回台前寄交給日本首相岸信介保管，以防返台後遭滅口。果然，後來沈之岳想向廖文毅索借該份契約書！
　1965 年 5 月 14 日，廖文毅接受當時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也是蔣介石政權接班人蔣經國所派親信的遊說條件，飛返台灣以「台華合作」名義做「反共建國，團結合作」新事業。當日夜晚，台北松山機場擠滿了接機的官員和記者，接誰的飛機並不清楚，直到飛機著地前幾分鐘，新聞局官員才正式宣佈，飛抵國門的是海外台獨組織的「老大」廖文毅。當時接機的有國防部長蔣經國和五院院長，並從機門舖設紅地毯直抵機場，以極高檔接待國賓方式禮遇廖文毅回國 (註 5) 。消息傳出，震驚海內外，當然對台獨運動是一大打擊與元氣大傷。隔日的報紙以極大篇幅，頭條新聞報導廖文毅「迷途知返」、「幡然悔改」、「覺昨是而今非」 …… 以及一連串官方刻意安排的拜會、返鄉、省親、掃墓、參觀政府建設活動等新聞，甚至就當時中國第二次核子爆彈試射的重大新聞也相形失色。只是三個月後，新聞炒過後，從此「廖文毅」這個名字就向一顆劃過天空的流星，自此消逝在台灣的政治夜空。幾十年來，廖文毅的名字就很少出現在媒體，而台灣的民眾也漸漸地淡忘他。
　廖文毅返台，一個多月後， 7 月 2 日，獲釋不久的大嫂，台獨女大俠 ── 「東京歐巴桑」廖蔡綉鸞 (1905-1965) ，因狹心症和尿毒症併發不治去世，安息主懷，享年 60 歲。廖蔡綉鸞在台北的葬禮，和出殯回西螺安葬大承墓園的種種工作，從佈置到雜物都是調查局派人承辦， 名為幫忙，實為監視和控制。喪葬費用則由廖文毅出資。廖蔡綉鸞雖未正式參加台獨組織，不過，她在幕後非常積極支持，不但在金錢上大力支援，而且為廖文毅建立與島內聯繫的管道，因而被以另案叛亂罪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廖蔡綉鸞終其一生《聖經》不離身，尤以身心痛苦時，她就閱讀《聖經》，做祈禱，尋求心靈的平安。陳火桐博士回憶說：「歐巴桑的確是很堅強的女人。我們坐牢時，每天有 15 分鐘的放封，女監在牢房另一邊。我常常看到歐巴桑帶領其她女犯人唱《聖詩》。我被以『二條一』起訴，是唯一死刑，心情很不平穩。她住在病房，站在窗口，用日語說『聖經，聖經』，我知道她要我向宗教尋求力量。」彭明敏教授回想被關在青島東路警總軍法處看守所，與廖蔡綉鸞隔壁病房時之情景：「她常常朗讀《聖經》，唱《聖詩》，一個人獨自祈禱禮拜。」
　1965 年 10 月 15 日，廖家在情治、調查、軍警關愛「保護下」，為高齡 91 歲的廖陳明鏡太夫人舉辦最後一次慶壽，廖文毅母子親情溢於言表。隔年的 4 月 28 日，廖母息勞主懷，享年 92 歲。 1966 年 5 月 15 日下午 2 點在西螺基督教堂，由楊清源牧師舉行教會葬告別式禮拜，備極哀榮，隨後安葬大承墓園。廖家在西螺是顯赫的望族，加上廖文毅超敏感的特殊身分，使得廖母陳明鏡老夫人的喪禮顯得異常「隆重」、「熱鬧」與「詭異」。
六、晚景淒涼 蓋棺未定
　廖文毅返台後，先在曾文水庫管理局建設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委員，辦公室在台北。國民黨政府調查局派員 24 小時對廖文毅監視戒護，兩位秘書，一位司機，出入配有分解式消音短槍隨侍在側，籍貫上維持外省人、客家人、台灣人各一人，彼此監視互相牽制，致死才終止。
　據林奉恩引述某位曾擔任過蔣介石多年廚師的講法，當時獲得蔣介石敬稱為博士的台籍人士只有「廖文毅博士」一人，蔣介石並要蔣經國與廖文毅以兄弟互稱。蔣介石並任命廖文毅擔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當然蔣經國刻意啟用親信因而廖文毅遭排擠。廖文毅卸任曾文水庫副主委後，被安排出任台中港務局建設委員會副主委工作，然後擔任華南銀行常務監事。
　廖文毅利用國民政府歸還他的錢，在台北天母買了一塊地和一棟房子。當時陽明山文化學院打算成立化工研究所，有意聘請他擔任所長，廖文毅捐了 20 萬元，結果毫無下文。廖文毅後來出資經營從甘蔗粕提煉代糖的福聯化工廠，但是在調查局派來的工廠主管暗搞下經營破產宣告倒閉！廖文毅也在西螺老家附近蓋了一棟城堡式的樓房自宅，屋外庭園設計希臘式圓柱形涼亭，內中豎立大承堂創立人廖承丕紀念銅像，屋內大廳則有廖文毅本人銅像，打算日後做為類似廖文毅紀念館之用。通常公務車，禮拜六晚上載他回西螺，禮拜日再接他回台北。
　廖文毅在台北、台中、西螺都有房子住。他也關心當時的黨外運動，但是都婉拒參加任何政治性活動。雖然如此，骨子裡他從未放棄台獨理想，只是嘴巴裡不能說出口而已！後來，廖文毅賣掉台北天母的房地產，將錢拿回西螺成立廖文毅建設公司。他的建設公司主要是經營房地產買賣生意，由建設公司出資金，地主出地，合蓋房子出賣。廖文毅的用意主要是想促進故鄉西螺能朝商業小鎮繁榮發展，但是由於當局對他的種種限制，使得他在建築界也難有大作為！原本他也打算要成立一個「廖文毅文化基金會」，從事獎學金與教育文化方面的推動工作，但是申請時卻被承辦人員譏笑說：「人家翁倩玉已經拿出一億元組織一個基金會，廖文毅只有幾千萬基金，拿出來反而見笑，就別申請了！」因此成立基金會的事就此作罷。
　廖文毅的前半生因為只有熱衷台獨運動與政治活動，所以與家庭生活疏遠。他的元配，美國太太李惠容最恨廖文毅心中只有政治沒有家庭！兩人在香港時代就分居，廖文毅當時將不動產之外的財產全部給她，妻子李惠容帶著子女回美國獨立撫養長大。廖文毅與李惠容育有一女三男，長女廖薰瑾、長男廖公瑾、次男廖公瓚、三男廖公理，其中長子廖公瑾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工學博士。廖文毅在日本時，結識日籍女子近藤朝子，兩人間沒有子嗣。近藤朝子來台灣一起陪廖文毅居住，但是因為生活習慣與諸因素，無法適應，兩人間感情日漸生疏，後來就回日本去。 1979 年 7 月 7 日廖文毅在美國的四名子女專程回台為他做 70 歲「七夕」生日慶壽。廖文毅死後，財產全由美國的兒女繼承。日本太太近藤朝子回來參加廖文毅過世告別式，並無要求任何財產，同時並多次來台到廖文毅墳前掃墓弔念。
　回到台灣的廖文毅因為不願再給身邊的親友添加「麻煩」，所以平時生活深居簡出，也鮮少與外界互動。如此一來，生活上的大小事就容易受到調查局所派私人秘書施子仁所擺佈。施子仁有一位弟弟，後來投奔中國，一直不敢回來台灣。廖文毅在台中港做事期間，調查局長沈之岳與秘書施子仁，常常替廖文毅安排醇酒美女，藉以加強控制廖文毅。然後又安排一個固定的泰雅爾原住民酒家女來「照顧」廖文毅的生活起居，與他糾纏同居。兩人並無生子，但是有一名身分不明的「養子」，因此廖文毅死後發生財產繼承問題，還好後來打官司贏了，撤銷該養子繼承身分。廖文毅身邊最後的原住民女人，其實是調查局勾結黑道竹聯幫的陰謀，目的是要蠶食鯨吞廖文毅的財產。施子仁秘書後來出任與竹聯幫有密切關係的企業「華美日報」，擔任副社長。他們說廖文毅年紀大了，眼睛又看不見，需要有人特別照顧起居，所以就找來了那個女人。結果，廖文毅死後除了不動產無法登地外，其餘的現金、寶石、金塊、金條、股票幾乎全被騙光！廖文毅晚年有中風現象，加上糖尿病嚴重眼睛失明，併發肺炎，而在 1986 年 5 月 9 日病逝，享年 77 歲。由於廖文毅死後幾乎沒有留下甚麼，因此竹聯幫還曾放話，一但廖文毅死在台中，他們將把他的屍體丟在台北的總統府前，讓調查局難堪！調查局因此相當緊張，由施子仁出面才擺平無事，並且讓家屬將屍體領回西螺。台灣竟發生如此怪事，真是不可思議！廖文毅生前，晚景淒涼，小人環視，落此下場，令人唏噓！ 1985 年 5 月 17 日在西螺長老教會由張喬松牧師舉行告別禮拜，隨後安葬於雲林縣西螺鎮小茄苳公墓內大承墓園，結束充滿傳奇的一生。
　廖文毅生前，每逢 2 月 28 日，他必定獨自追思與祈禱。 1970 年代興起黨外運動，他也很關心並肯定，私下也偷閱黨外雜誌，但是基本上與整個黨外民主運動是脫節的！廖文毅曾以台灣共和國大統領身分，意氣風發於國際政治舞台；曾經一度被尊稱為是台灣獨立運動的祖師爺和象徵，也是蔣氏政權國際外交上的最痛。廖文毅走完他傳奇的一生，正如國家歷史館館長張炎憲博士對他的評語：「豈能成敗論英雄，不容青史盡成灰」。
廖文毅所謂的「聯省自治」是要台灣人治台，台灣應該在聯邦的體制下完全自治，台灣的國防和海防，要特殊於中國大陸，省長等必須民選等等。
1946 年 9 月，台灣省補選 8 名第 4 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是幾十個參加競選者之一。間接投票結果：林忠 22 票、林忠賢 18 票、羅萬傳 16 票，林獻堂 14 票、廖文毅 13 票。其餘林茂生、楊肇嘉、陳逸松、吳鴻森、杜聰明都得 12 票。照理，第五高票的廖文毅該當選無疑，但是主管部門提出：廖文毅的一票「廖」字因墨水未乾被弄髒，楊肇嘉的一張票「嘉」字多一劃。這兩張票送經南京國防委員會裁奪為無效票，省參議會決定由得票的 5 人以抽籤定勝負。具體辦法是一人負責抽取參選者名字，另一人抽「當選」或「落選」籤，結果廖文毅第一個就抽中「落選」。因一字之污遽作廢票論，不但使廖文毅心存不甘，即是投票者和旁觀者也感覺不以為然。同年 10 月，廖文毅和連震東競選台北市只有一個名額的「制憲國大代表」，結果連震東得 22 票，廖文毅只得 7 票再次落選。
台灣民主獨立黨是第一個以「台獨」為宗旨的台灣人政黨。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是在國際社會掛出第一塊台獨招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民族論」、「民族自決論」。
廖文毅發表一份由國民黨政府駐日大使張厲生核准的聲明：「文毅為謀台灣同胞之利益與幸福，奔走海外垂 20 年，爾來烽火日逼，世變益殷，深切認識當前之大患，為大陸共黨之滲透與顛覆。故決心放棄台灣獨立組織活動，響應蔣總統反共建國聯盟號召，劍及履及，離日返台，貢獻所有力量，為反共建國大業，堅決奮鬥。」
(2003/10/16)
-----------------------------------------
由「哲學台獨」到「哲學港獨」？（二）–––反思廖文奎的民族主義
週六 2013-04-27 doctorandrewtam
廣告
由「哲學台獨」到「哲學港獨」？（二）–––反思廖文奎的民族主義
台獨理論之父哲學家廖文奎，本來是個不折不扣的大中華膠；直到台灣光復時，仍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直到1948年才提出台獨理論。但是，由頭到尾，他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由中國民族主義到台灣民族主義。
在五十年代，民族主義原是褒義詞；在廿一世紀，民族主義已成貶義詞。哲學上，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廖文奎的民族主義？當我們討論港獨之時，我們可以照用民族主義嗎？
前設：民族主義是工具
儘管廖文奎在《比較公民訓練》中將民族主義視之為孫中山之三民主義核心，一生也將民族主義放得很高，其實，民族主義從來不是廖氏的終極關懷。我們必須先理解廖文奎的哲學背景。
廖文癱接受了米德（Mead）的社會行為主義（social behaviourism）思想，認為歷史之發展就是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互動1。廖氏進一步發揮，在《個人與共同體》（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以道德行為（moral conduct）與法律規範（legality）兩種社會行為之對立描述這互動過程。前者出於個人良心，後者出於社會規則2。當規則不義之時，就需有順良心逆規則的先鋒者走出來反抗，社會才有進步之可能。在國際層面上，帝國主義的橫行就構成了一個「不義」的規則，需要人以良心抵抗，而抵抗方法就是「自決的民族主義」。
「自決的民族主義」只是為了抵抗不義的「帝國主義」，為的只是「公理對抗強權」3。或許「自決的民族主義」是唯一的手段，但它絕非「公理」本身；廖氏自己也言明孫中山之民族主義只是「公理對抗強權的生物學進路」4。我們可以設想，若無帝國主義之侵略，則作為反抗手段戈民族主義實無存在意義。問題是，民族主義又是否一個良好的工具？
民族主義的通病
戰後全球去殖民化的推動者，絕非共產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印度的例子最明顯。但獨立後的民族國家馬上就面對「民族」問題：宗教民族主義（如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爭）、種族民族主義（非洲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文化民族主義（如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等，以「民族」之名的衝突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不斷發生。
再者，民族主義是一個「多功能」的工具；孫中山以此達至公理對抗強權，希特拉以此達至強權對抗公理。民族主義以「民族」為國家之單位，很容易出現排擠其他民族的傾向，讓種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有機可乘。
但在哲學上，更根本的問題是：「民族國家」的理性基礎何在？公理對抗強權為何要以民族主義作為手段？而且「民族」本身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即使廖文奎嘗些以文化定義民族，也無法為「民族」建立正當性。如果一個文化本身存在極大的不義，如性別不平等，而我仍以此文化為基礎，建立一套民族主義對抗一個不義的帝國主義，結果我只是以不義對抗不義。
出路：道德主體性
《陽光時務週刊》總編長平在53期寫道，民族主義的問題在於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混淆，如中共將「愛黨」等同「愛國」（中華文化）。
因此，我們若要討論港獨問題，就要另找出路。台獨確實源自民族主義，但廖氏的理論存在根本的理論漏洞，而事實上，當今台獨理論已經大幅修正。由安徽小安妮因為父親是維權人士張林而被剝奪上學權利一事，台灣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洪志坤對此事的關切5，已經反映了台獨路線的改變；我也非常期待台灣真的能夠提出《人權共識》取代可恥的《九二共識》6。的確，這是鄰國的人權問題，但人權問題是普世的問題，作為台灣人看不過眼大陸的人權問題，於是以台灣人的身份去發聲，其實反過來是進一步確立台灣人的主體性–––一種表現於道德判斷的道德主體性。
這對香港人是很大的啟示。長久以來，以學聯為首，只知中國民主而無視本土主體性問題的大中華膠，常批評本土派不理會大陸人生死，說本土派是「自能私」；而對於大陸人權問題非常無情的少數本土派確實存在。但是，只要我們扣緊對人權這普世問題之關懷，抓緊香港––大陸的主客二分，由香港人的角度批評大陸之人權問題，就能確立香港人的道德主體性。
道德主體性的哲學系統卻挺複雜，因為這涉及本土認同（存在處境）與普世認同（倫理判準）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是廖文奎這英美背景的人未有觸及的歐陸哲學課題，必須要以詮釋學的角度介入，理解香港文化如何在「香港」這個存在處境之下詮釋及應用種種「普世價值」。這才是港獨問題的出路，也是台獨將來的發展方向，甚至為全球各地的獨主運動提供新的哲學思考方向。
無疑，廖文奎意識到民族主義可作為「公理對抗強權」之手段，以及將民族扣緊文化（而非血統、種族），是很大的進步；相對於當今香港大中華膠的「血濃於水」論，這是進步的思想。但歷史告訴我們，民族主義是一件危險的工具，而哲學上民族主義本身也欠缺正當性。若我們要在倫理學上提出「香港應該獨立」、「台灣應該獨立」的話，就必須理解普世價值如何在我們的存在處境中被理解；而每逢有人對大陸種種人權問題表示關切之時，我們不應只為了利益計算而冷漠無情，反而應當抓緊機會，研究我們這種道德判斷如何可能，從而建立我們香港的主體性，我們台灣的主體性，我自己的主體性。
主後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後第六天
1顏貝瑜。＜第三章：廖文奎的民族思想轉變＞，《在本土認同與普世認同之間選擇–––從廖文奎到廖光生的中國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2年11月。

尼克森：「台灣獨立運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右二）、季辛吉（右一）訪中簽署上海公報。圖為兩人與毛澤東（左三）、周恩來（左一）會談。（法新社檔案照）
星期專論》尼克森：「台灣獨立運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XsZYmz
 2023/06/25 05:30
◎譚慎格（John J. Tkacik）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十八日抵達北京訪問，他的任務是「緩和緊張情勢加劇」（美聯社是這麼說的）。和過去五十年一樣，國務卿在中國的對等官員認為，美中關係緊張加劇完全是美國人的問題。而且，當前的緊張加劇也一如既往，關鍵就只是一個議題─台灣。
 我不知道國務卿的心裡是怎麼想的，但我敢打賭，當他回到華盛頓時，應該相信他在北京並沒有違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同時也緩和了中國的怒氣。如果是這樣，他的任務算是失敗了，但是不用擔心。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美國與中國最高層級人物的互動，幾乎都是以失敗收場。關於這一點，我有一個故事可以與讀者分享。
 尼克森簽上海公報 被質疑棄台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是尼克森和季辛吉結束歷史性的北京之行，返回華盛頓兩週後的某個週一。他們似乎對國會山莊普遍無動於衷感到不安。民主黨溫和派領袖韓福瑞（Hubert H. Humphrey，明尼蘇達州聯邦參議員）和傑克遜（Henry M. Jackson，華盛頓州聯邦參議員），則對他們的成就頗有疑慮。
 傑克遜警告說，在《上海公報》中，「看起來我們好像正在撤退」，「而他們卻賴著不走」。韓福瑞說：「總統和季辛吉博士做出讓步，但據我所知，中國人並沒有做出任何妥協。」參議員高華德（Barry M. Goldwater）、巴克利（James L. Buckley）和雷根（Ronald W. Reagan）州長直言不諱地批評道：「季辛吉聲稱，他比較關心尼克森的保守派支持者有何反應，對黨派之間的尖銳攻訐不是這麼在乎。」然而，即使是保守派也不滿意。
 甚至尼克森還沒從北京返回美國，參議員巴克利（紐約州共和黨人）就召開一場記者會，表達對這份公報「在國內外被廣泛解讀為美國最終將放棄台灣的訊號」的擔憂。參議員陶爾（John Tower，德州共和黨人）認為，這份公報「需要說清楚、講明白」。共和黨參議員多米尼克（Peter H. Dominick，科羅拉多州共和黨人）希望瞭解更多資訊。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保守派共和黨參議員告訴《紐約時報》：「總統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商人，他不會在沒有任何交換條件的情況下放棄台灣。因此，我認為一定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安排。」喔！可惜就是沒有。
 在總統從中國回來後的十天裡，各界的反應仍然是褒貶不一。週一上午，保守派報紙《華盛頓明星晚報》（Washington’s Evening Star）刊出一篇專欄文章《有人問過台灣人嗎？》（Has Anyone Asked the Taiwanese?），批評《上海公報》。直接命中要害。
 台獨議題 季辛吉似乎所知不多
歷史學家對此知之甚詳，因為尼克森圖書館收藏了尼克森和季辛吉對台灣尚未底定的地位開玩笑，以及他們在北京向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做出絕密「保證」的錄音帶。尼克森很清楚，周總理在季辛吉七月和十月訪問北京期間，曾經至少九次就「台灣獨立運動」（TIM）議題向他施壓。周恩來指控美國支持台獨運動；他聲稱中央情報局（CIA）將台獨運動的「領導者」彭明敏博士，偷偷帶出台灣，輾轉前往美國；周總理甚至暗示，季辛吉博士本人（他曾經是彭明敏在哈佛大學的教授）同情台獨運動─這種聯想讓季辛吉啞然失笑。
 然而，對於台灣獨立議題，季辛吉博士似乎所知不多。一九七○年十月，他看到幾份關於彭明敏取得美國簽證的情報報告，其中包括一份聯邦調查局（FBI）的評估，認為「彭明敏」是「獨立運動」的領袖，而該運動的成員曾經於一九七○年四月廿四日，在紐約企圖行刺台灣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就在發生這起「刺殺」事件的幾天前，尼克森才在白宮為這位蔣委員長的公子（後來接任行政院長，之後更擔任總統）舉行盛大的晚宴。如果尼克森總統或季辛吉博士對台灣獨立運動有任何印象的話，也不會是正面的。
 而在太平洋彼岸，「台灣獨立」是共產主義中國最害怕的噩夢。因此，在尼克森訪問中國期間，季辛吉博士就針對「台灣獨立」議題向中方官員做出多次保證。二月廿四日，尼克森總統親自向周恩來保證，「美國不會有任何人，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也沒有任何美國政府部門，不管直接或間接，會以任何方式鼓勵或支持台灣獨立運動」。那次特別的談話令人惱火，但到了最後，季辛吉閃爍其詞：「如果台灣獨立運動在沒有我們支持的情況下發展，我們不能動用我們的武力來鎮壓它。」這對周總理來說已經足夠。「沒錯」，他笑著說：「蔣介石會這麼做的。」
 尼克森在橢圓形辦公室與季辛吉的談話很重要。尼克森總統對台獨運動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不明白為什麼保守派居然會支持台灣的暴力反政府運動。在錄音帶裡，尼克森和季辛吉抱怨媒體對他們忽視台灣的批評是不公平的─而且這搞不好是國務院的陰謀。他們告訴彼此，他們在「台灣獨立」議題上並未向中方讓步。
 毛曾對史諾說：熱情援助台獨鬥爭
尼克森懊惱地質問季辛吉：「台灣獨立運動到底是什麼玩意？」季辛吉對這個問題做出常識性的泛泛之談。他解釋說：「目前這還不是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這個運動遭到兩個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他還說：「蔣介石監禁了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者，他現在流亡美國，而且當我們讓他入境的時候，我們和蔣介石爆發嚴重衝突。」當然，這一切尼克森都知道。
 向來不相信記者的季辛吉猜測，「這一定是有人在向他們灌輸這種論調，因為《紐約時報》過去從來沒關心過台灣，但上週也發表了一篇關於台灣的社論」。
 《紐約時報》這篇社論是知情人士的傑作。它向讀者宣稱，「儘管北京領導人現在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他們並非一貫秉持這種觀點」。《紐約時報》解釋道，在一九三○年代，毛澤東曾告訴暢銷書《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史諾（Edgar Snow），共產黨將對福爾摩沙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給予熱情的援助」。《泰晤士報》則說，「北京現在的主張，有一部分是根據二次世界大戰盟國在開羅承諾，將台灣這個島嶼歸還中華民國」；但同樣正當的是，《紐約時報》繼續說道，「杜魯門總統在一九五一年宣布，台灣的未來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時，放棄了這項承諾。隨後的日本和平條約也沒有解決台灣的地位問題」。這一切都是依法行事。
 尼克森聽了之後勃然大怒。他問季辛吉：「你認為這是國務院在搞鬼嗎？還是有人在推動台灣獨立運動？這真是太可惡了…你聽說過台灣獨立運動嗎？」
 尼克森又想了想：「…另外一件事…我在國務院的文件裡沒有看到任何表明我們應該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內容。」經過一番你來我往，季辛吉推測，也許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和他的幕僚在《上海公報》發表的前一天晚上，提出這個問題，但「在他們為我們準備的文件裡，從來沒有」提過這個問題。
 財長康諾里 批季辛吉措辭不當
對季辛吉來說，他一定還記得尼克森最信任的知交─甚至比季辛吉更受信任─財政部長康諾里（John Connally），抨擊他在《上海公報》草案中如何描述台灣的那一刻。康諾里直言：「你把自己給賣了。」他說，對美國人來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這句話，「意味著我們當下就把台灣交給中國」。當季辛吉試圖向康諾里解釋這些措辭時，康諾里警告說：「等到一切都搞得一團糟之後，你永遠沒有機會解釋這些事情。」季辛吉於是改口。
 尼克森並不知道康諾里的反對意見。但季辛吉再次向總統保證，「我們的說法是…就說這件事情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台灣人當然是中國人。如果他們想要脫離中國，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事」。
 在錄音帶裡，尼克森和季辛吉彼此再次確認，「我們私底下的諒解是，我們不會鼓勵台灣獨立，但我們也沒有說我們會反對台灣獨立。我們沒有說我們會阻止台灣獨立。我們也沒說我們反對台灣獨立。我們說我們不會支持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的立場」。
 拜登、布林肯 要清楚自己在幹啥
然而，他們的承諾只到此為止。與周總理的諒解並未要求他們「反對」，或甚至「阻止」台灣獨立；季辛吉和尼克森一致認為，「如果他們想要脫離中國，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事」。
 五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們終於走到這一步。相對於尼克森或是上個月剛度過百歲生日的季辛吉，希望布林肯國務卿和拜登總統，更清楚他們自己在做些什麼。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和北京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星期專論》尼克森：「台灣獨立運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XsZYm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