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字國光,祖籍中國江西高安市華林山鎮胡氏古村,生於湖南瀏陽西嶺鎮中和鄉蒼坊村,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胡耀邦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任紅三軍團第五師第十三團黨總支書記,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期間,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第三縱隊政治委員、華北軍區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中國共青團書記、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此後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是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具體執行者,1987年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直接引起大量的民眾懷念與抗議運動,運動的加劇最終導致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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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溫家寶繼兒子被逮後 再傳家族大掌櫃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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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富商段偉紅(圖)傳被捕,她指稱是前總理溫家寶家族大掌櫃。(圖擷取自網路)
2018-02-08 09:00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之前傳出,他擁有大里巴巴大股東身份兒子溫雲松被捕,今天再傳出,手控約27億美元(約800億台幣)的溫家寶家族的首席執行官段偉紅遭中國逮捕。
《紐約時報》報導,段偉紅今年49歲,曾為溫家寶親屬立多家公司,在去年的中共黨代會前遭到逮捕;目前還沒有來自官方的確切消息,究竟是遭到何人、何事拘留,甚至目前是否在押也未可知。她的辦公室電話無人接聽,電子郵件也無人回復。
段偉紅友人指出,段在去年9月3日前後失蹤,在那前數週,她已經被禁止出境,公司員工也被拘留。
據紐約之前的報導,段偉紅是溫家寶的同鄉,也是他夫人的好朋友;更是溫家寶家族財產的一位核心人物在2012年溫家寶擔任總理期間,家族財產不低於27億美元,而溫家寶母親持有的1.2億美元(約35.4億台幣)的平安保險的股份就登記在段偉紅控股的一家公司名下。
段偉紅究竟是因何被逮,眾說紛紜,一則說是牽扯到孫政才貪腐案,而非涉及溫家寶家人,不過,段偉紅與孫政才的關係目前不清楚,只知在2008年時,她和前夫在北京奧運前獲得一塊機場附近炙手可熱土地,而當時,孫政才在機場所在的順義區任高官。
溫家寶是在2003~2013年期間,擔任中國總理,他兒子溫雲松擁有中國第一電商阿里巴巴頗多股權,之前傳出遭逮捕

 


 

中國千億富豪被抓 傳是鄧小平的孫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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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千億富豪安邦集團董事長吳小暉傳遭逮捕。(圖擷取自網路)
2017-04-27 08:41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中國又有千億富豪遭到逮捕,據報導,安邦保險董事長吳小暉被懷疑掏空公司移轉資金逾千億人民幣(約合4500億台幣),入境中國後即遭調查人員帶走,不過,官方尚未證實及公布扣押吳小暉,但在中國頂級政商圈已快速傳開。
包括《明鏡郵報》、《博聞社》等媒體報導,吳小暉是以海外收購名義向外移轉資產,從2014年起陸續併購美國及歐洲多家酒店及保險公司,包括美國信保人壽、喜達屋集團等,共涉金額逾240億美元(約 7200億台幣);在吳小暉遭逮捕後,安邦海外投資已全部叫停。
而吳小暉在今年 1月才被《紐約時報》爆,於去年11月16日跟當時的美國準總統川普女婿庫許納(Jared Kushner)在紐約共進晚餐,商談合作案,而這件事也引起美國政圈非議,認為沒有利益迴避,可能影響美國整體利益。
據報導,吳小暉曾是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的孫女婿,雖然已經離婚,仍打著鄧家名號在外做生意,被歸為太子黨;他之前長期留置海外,最近才以為安全返國,不過,一回國被逮捕,吳小暉被扣押的消息尚未獲得官方公佈,但在中國頂級政商圈傳開。
但是在今天出刊的《新京報》上,刊出吳小暉於昨天在北京安邦集團部受訪的報導;使得吳小暉是否遭逮捕案,增添更多疑雲。


 

2015年05月11日00:05  

要想正確認識真正的中國,你首先就應當知道,胡耀邦不是趙紫陽。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實際上,很多的中國問題評論員對於中共的判斷失誤,性質上講,就跟把胡耀邦當作趙紫陽一樣。

為甚麼這麼說呢?今年是胡耀邦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據《聯合報》報道:“今年11月20日是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百歲冥壽,日前傳出中共擬「鄭重安排」紀念活動後,中共中央黨校今天也稱,將把胡耀邦任職黨校時的講話和批語成書出版。”聯合報似乎對這條消息非常重視,在版面處理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是如何解讀中共“擬鄭重安排”胡耀邦誕辰紀念的呢?該報評論說:“今年的胡耀邦百歲冥誕,會有怎樣的紀念活動備受關注。”為甚麼胡耀邦的誕辰被中共高調處理就值得“備受關注”呢?《聯合報》的言外之意不難猜測,那就是中共對胡耀邦的高調紀念,代表開明的希望,甚至代表中共,或者說習近平,可能願意在政治改革上做一些努力。

其實不僅是一貫對中共抱有溫馨期待的《聯合報》,很多其他媒體,包括香港的《明報》,《南華早報》,以及很多所謂“中國問題專家”,也很喜歡進行類似的捕風捉影,那種對中共會這個“壞小子“終究是會變成”好孩子“的一廂情願的神態,只能用“天真爛漫”來形容。而這樣的天真,在我看來,根本就是對中共歷史的不了解,也是對中國政治的不了解。因為,只有中共大張旗鼓地紀念趙紫陽的誕辰,才有揣測中共政治改革風向的實際意義,而對於胡耀邦,不管如何隆重紀念,都不代表中共要在政治上做出開明或者寬鬆的暗示,更不可能是要對“六四”問題進行重新評價。為甚麼?因為胡耀邦不是趙紫陽。

表面上看,胡耀邦與趙紫陽因為“六四”問題而常常被相提並論,兩個人都被認為是中共內部的民主派領導人兩個人也都因為被鄧小平認為“處理學潮問題不力”,“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迫使他們下台;兩個人也都是抑鬱而終。因此,隆重為胡耀邦平反,自然會導致外界認為這是對過鄧小平對他們兩人的錯誤處理的糾正,而糾正這樣的歷史,代表著新的政治路線的可能性。但是,胡耀邦在黨內的根基其實比趙紫陽深厚太多,他不僅是延安時期的開國元老,這一點趙紫陽的資歷要淺得多。對習近平來說,胡耀邦是“胡伯伯“,趙紫陽最多就是“紫陽同志“而已。了解中共的人都應當知道,這種親疏差別的意義是巨大的。

而且重點是,在“文革”結束之後,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任內,大力推進給老幹部平反的工作,對很多中共高級幹部來說,是雪中送炭的“恩人”,這其中,也包括不少保守派的中共老人。因此,為胡耀邦平反,在黨內的阻力要小得多。

更何況,胡耀邦的去世雖然是八九民運的導火索,但是整起事件,他作為已亡人,並沒有什麼直接牽連。因此,給胡耀邦平反,不會被黨內的人認為是要重新思考“六四”問題,所以不存在任何政治風險。這,就是胡耀邦能夠被平反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趙紫陽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所做的貢獻,絕對不比胡耀邦小,但是面對的處理卻大相徑庭,不僅不會隆重紀念,至今仍然是完全回避提到他長達十年的國家領導人的地位。就是因為,給趙紫陽平反,就代表著給“六四“平反,那是現在的中共絕對不會考慮的事情。

簡言之,沒錯,中共確實即將為胡耀邦進行實質性的平反動作;但是我要在這裏提前給各位打預防針,那就是,你千萬不要以為,給胡耀邦平反,就代表中共在政治上有所鬆動。給胡耀邦平反這件事,其實沒有什麼值得“備受關注“的。你要是拿這件事當作什麼中國的政治風向要轉變的標誌,就只能凸顯自己對中共的無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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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Hu Yaobang's Former Residence 041.jpgFile:Hu Yaobang.jpg

胡耀邦下台,是一件影響中國大陸進程的政治事件。是指1987年1月,掌權的中共元老對時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的一次政治行動,並迫使胡耀邦辭職下野。
由於胡耀邦深入民心的改革作風,以及整個下野程序存在的瑕疵,使得史學界對此頗為爭議。而此事也為兩年後的後續胡耀邦去世、六四事件埋下伏筆
背景
1986年5月,作為元老代表的鄧小平約胡耀邦到家中談論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說:「我已年過70了,十三大一定要下來。」鄧小平說:「我、陳雲、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而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1][2]:340
1986年8月22日,鄧小平過81歲生日,在北戴河設宴,表示在兩年後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為真[3]。10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公開表態,說「今天我就十分具體和坦白地講,我贊成小平同志帶頭退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帶頭。只要小平同志退,別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總書記任期滿了,也下來,充分給年輕的同志讓路。」 [4]
胡耀邦的講話得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得志、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聶榮臻、倪志福和國家副主席烏蘭夫的贊同,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還在會上發表了支持胡耀邦的講話;卻招致王震等人的反對。此後,胡耀邦的權力被削弱。1986年10月,鄧小平把人事權交給了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安排由薄一波等7人組成的小組(薄一波、楊尚昆、宋任窮、姚依林、王震、伍修權、高揚)分頭徵求黨內對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意見[5]。
1986年12月,中國科技大學開始的學潮蔓延到北京,中共元老將學潮的爆發歸咎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以及胡耀邦的縱容;而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雜誌的陸鏗在中南海訪問胡耀邦,將採訪內容整理成《胡耀邦訪問記》發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也被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團視為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證之一[2]:334。1986年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書記處關於處理學潮的意見;鄧小平不同意開會,並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點談話。鄧小平認為學生運動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並責問胡耀邦「你難道沒有責任?」胡耀邦回答說:「我保留我的意見。」鄧小平說:「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6]
經過
1987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這被認為是為群眾做思想準備[7]:552。當夜,在鄧小平家裡,陳雲、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窮等中共元老商議胡耀邦的去留問題。1月6日,中共中央發布以鄧小平關於處理學生示威指示要點的一號文件[7]:552;同日,鄧小平通知胡耀邦參加「黨內生活會」。1月10日-15日,在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有二三十名高級幹部參加的「黨內生活會」上,連續幾天指責胡耀邦的「問題」;鄧小平與陳雲因地位太高不宜出面,國家主席李先念因在上海沒有參加[7]:553。
胡耀邦在生活會上首先作了檢討,承認自己有「錯誤」,但試圖做出一些辯解[8]:1303-1304。之後胡耀邦遭眾人輪流批判。薄一波認為胡耀邦到基層視察的次數太多、地區太廣,指責他是在「游山逛景,嘩眾取寵」;楊尚昆和王震指責胡耀邦站錯路線(即資產階級自由化);宋任窮則批判胡耀邦對鄧小平的態度[9]。此外,鄧力群通過五個小時的發言痛斥胡耀邦的作為,稱胡耀邦對四項基本原則和反精神污染運動關注不夠、沒有做到團結全黨、主要使用跟自己觀點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沒有遵循老領導的意見等[10]。趙紫陽發言批評胡耀邦「不守紀律」[11]:1185。而被胡耀邦視為朋友的王鶴壽也落井下石將私人講話公開[12]。
在所謂的生活會上,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支持胡耀邦,斥責元老們動用文革式手段逼總書記下台是不正常的、是違反黨的原則的[3]。習仲勳當時曾指著薄一波怒斥[13][14]。最終,在連續七天的批鬥之下,政治局於1月16日召開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請辭,並推選趙紫陽為代理總書記;但胡耀邦保留了政治局常委的名義,只是排名降到最後[15]。1月19日,中共中央三號文件列舉了胡耀邦解除職務的原因:「抵制黨為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批左不批右;在經濟工作鐘鼓勵經濟過快增長和消費,造成經濟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經常違反程序;在外事活動中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經常不遵守黨的決議,未經中央授權就講話」[8]:1313-1314。
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胡耀邦仍以接近全票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而當初賣勁倒胡的鄧力群和胡喬木,則在選舉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選[16]。儘管胡耀邦被閒坐,他仍然獲得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及學生的歡迎[17][18]。1987年12月30日,胡耀邦接受鄧小平的邀請去鄧家打橋牌,鄧問胡對自己的問題是不是想通了,胡沒有回答[11]:1190-1195。


觀點:解析習近平紀念胡耀邦講話的含義
旅美中國學者吳祚來
2015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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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版權XINHUA
解讀習近平在紀念胡耀邦座談會上講話,可以看到胡耀邦在習主導的中共中央的真正身份與價值。
其一,習在紀念講話中,將胡耀邦與自由化思潮切割開,避而不談胡耀邦被迫下台的冤屈,而將其一生看成為共產主義奮鬥的一生,為人民服務的一生;
其二,在這份紀念講話中,習似乎第二次揭開中共內部超級規矩:中共最高領導核心可以不是中共總書記,一旦成形成了中共的領導核心人物,其權威就在全黨、中央甚至在中共總書記之上,即使核心犯有罪錯,也具有絕對的豁免權。
胡耀邦被定格在執行官
習近平紀念胡耀邦講話,是一篇關於胡耀邦的宏大的政治敘事,但這篇敘事,充滿弔詭與悖論,看起來是以極高的規格紀念中共前總書記。但通篇敘事,讓我們看到的胡耀邦只是一個紅小鬼的角色,一個中共體制內執行任務得力的干將,只有個性而沒有思想,只有聽令的使命,沒有決策的頭腦。
某種意義上,這樣的敘事,是對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矮化。
这篇讲话的叙事中,出现了一次毛泽东对胡耀邦的表扬,当时胡耀邦年纪小,被人们看成红小鬼,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他领导的“扩红”、“筹款”和青年工作成果显著,受到毛泽东同志称赞。
緊接著,在習的紀念講話中,就是鄧小平在一直“表揚”胡耀邦:中共建政後,肅反、土改、剿匪、擔任中共川北區黨委書記、行署主任、軍區政委的胡耀邦,受到鄧小平稱讚:“有主見,不盲從”。
但習近平應該意識到,當時是毛中央,鄧小平的評價並無特別重要的價值,而其有主見,不盲從,不盲從誰呢?是不盲從當時的毛中央指令嗎?
習近平後面的講話,透露出的信息,一是將鄧小平定位在中央總書記之上,是核心,而總書記只是中共的“首席執行官”:
(胡耀邦)在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職務期間,他積極參與製定和貫徹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多方面重大貢獻。
胡耀邦同志堅持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組織和推動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在鄧小平同誌等老一輩革命家領導和支持下開展的這場思想解放運動,―――。
胡耀邦同志認真貫徹鄧小平同誌全面改革的思想,強調要充分認識改革的艱鉅性和復雜性,把改革貫穿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為推進改革傾注了大量心血。
(以上引自習近平紀念胡耀邦的講話)
縱觀習近平的這篇講話,有一處提及毛澤東對胡耀邦的肯定,而有五處提及胡耀邦與鄧小平的關聯。中共1949年建政後,胡耀邦就不斷得到鄧小平的表揚與肯定,甚至鄧小平在1975年短暫復出,也任用胡耀邦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為什麼鄧小平如此喜歡任用胡耀邦呢?
答案既在習近平對他的讚美中,也在民心中,因為胡耀邦“一身正氣、品節高尚”,是中共黨內罕見的良心代表,中共轉型或撥亂反正之時,特別需要這樣有作為的官員,去充當核心人物的馬前卒,去拼搏去戰鬥,為突破過去的禁區殺開一條血路。
但一旦居高位者的權力得到穩固,胡耀邦鋒芒畢露的個性,“有主見,不盲從”,就會被最高權力者視為眼中釘,欲拔除而後快。當胡耀邦同情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自由民主有自己獨立的看法,並希望鄧小平適時榮退之時,鄧胡聯盟就宣告結束,胡耀邦就成了鄧小平的對頭或敵人。
習講話中,除了大談胡耀邦的共產主義理想,還引用了馬克思的用人觀:馬克思說,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胡耀邦同志崇尚幹實事,他希望領導幹部不要當平庸之輩,更不能當昏聵之徒,而是要做有為之人。
馬克思說思想需要實踐者,於是,胡耀邦就成為一個能幹的實踐者。中共前總書記被現任總書記定格在實踐者的層次上。文革時代,中共要實現的是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之時,要實現的是鄧小平理論,現在呢,要落實的是習近平提出的夢想,無論是思想、理論還是夢想,都需要執行人,習近平無疑在說,自己的手下,需要胡耀邦這樣的執政官,需要工具人格的胡耀邦。
但胡耀邦的另一面是執義仗言,是一身正氣品節高尚,是“有主見,不盲從”,而正是這些高貴的品質,注定了他在毛時代敢與所謂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無所畏懼的鬥爭,也敢於向新的獨裁者鄧小平說出自己的觀點或想法,其悲劇性的命運,因此奠定。
習近平不提胡耀邦的良知良心,只讚美其工具化人格,這顯然是矮化了胡高貴的品格,也沒有把胡當成中共最高領導人看待,只是將其當成鄧核心的一個助手。既然是鄧核心的政治助手,鄧打壓或解聘胡耀邦,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核心”可免追究政治罪責?
世人永遠好奇的是:中共黨內基於怎樣的秩序或規格,將鄧小平定位、定格在“核心”這樣一個置高無上的精神領袖位置上了呢?新的核心又將如何確立?
當時的胡耀邦既是中共中央主席,又是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按照中共黨章他理應是領導核心,按照中共的規矩,所有的中央委員、中共黨員都應該團結在以胡耀邦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同心同德,改革開放。
但在黨的最高領導人之上,居然出現了一個領導核心,中共中央都得按照這個核心的政治意志辦事,一旦與核心觀點有異,或者核心對其不信任,甚至被人為挑撥,都可能讓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蒙冤受辱,習近平如何解釋中共體制內這一奇特現象?
如同政教合一的國家,在具體的國家領導人之上,還會有一個精神領袖,習近平無疑在坦承:鄧小平當時是中共最高精神領袖,他有絕對的領導權,並可能行使特別否決權,終止任何一個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政治生命。
胡耀邦之後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正是公開說出了中共最高決策權在其“精神領袖”鄧小平這樣一個黨國機密,所以遭到鄧小平的痛恨,並因此出局,最後的歲月一直被囚禁。
這樣一個嚴峻的詰問,今天又一次拋向習近平:中共內部,是如何產生精神領袖或領導“核心”的?胡錦濤任中共總書記期間,江澤民是不是也因是領導核心,所以可以掌控胡中央?現在是習中央,如果按中共規矩,習會不會在有生之年,像鄧小平一樣,即便退休二線,不擔任中共總書記,但仍然可以是中共的精神領袖,可以主宰以後中共總書記的命運?
我們還看到這樣一個既成事實,只要存在一個領導核心,那麼,中共的總書記就只有責任,沒有權威,而核心(“精神領袖”)本人,只有權威,沒有責任。毛澤東發動文革還有反右等一系列重大罪錯,都因為毛澤東是第一代中共領導核心,所以他沒有任何責任,他仍然被視為中共偉人,享有中共無上的尊崇(鄧小平對其三七開,就完成了對毛澤東的反思與審判)。
再看鄧小平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不僅他對八九六四的屠城沒有被追究,即便在黨內他犯的錯誤,譬如他對華國鋒的廢黜、對胡耀邦的加害、對趙紫陽的非法罷免,都被視為正常。而八九民運期間他洩露了鄧小平的核心政治地位,使鄧大為惱怒,而這也直接成為鄧以核心之地位廢黜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導火索。
把胡耀邦剝離歷史事件
習近平的紀念講話,將胡耀邦與重大歷史事件剝離開來,甚至將胡耀邦與之搭擔的趙紫陽完全隔離,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當年人民日報對胡耀邦出任總書記時的報導,居然將趙紫陽的照片刪除,乾坤大挪移、歷史虛無手法,可謂登峰造極,令世人驚嘆。它體現了一個中共宣傳精神:歷史要服務於宣傳,宣傳服務於政治,政治要聽令於中共最高權威或核心。
胡耀邦是中共體制內一個悲劇角色,但紀念活動,卻致力於把他打造而黨內英雄,網民們看到的,卻是中共的喜感或製造喜感的能量。習近平要通過紀念胡耀邦,完成習家對胡家的私誼回報,因為胡耀邦在習仲勳平反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影響,但習近平又不願意或不能夠追究加害胡耀邦的保守派們的責任,所以,習要做的,就是極盡縫合之能事,絕口不提鄧、胡之間最後的衝突,長篇大談鄧對胡的認同與讚揚,並將胡的行為抬升到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高度,以完成紀念講話充滿正能量的宏大敘事。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說,其父的遺願,是希望中央對他有一個結論,現在,習中央給了胡耀邦一個結論,習中央給了胡耀邦一個“全面的”評價,但這是胡耀邦需要的結論麼?胡耀邦被結論,是當時的核心鄧小平決定的,鄧核心讓胡耀邦下台,終止其政治生命,現在的習中央,能讓胡耀邦的政治生命復活麼?
真正的胡耀邦只能通過民心民意復活,不可能通過中共中央復活。


從趙紫陽到習近平,「胡耀邦」三個字的時代底色
周煒樂 2016年11月16日
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去世,學生們在北京舉行抗議活動。兩年前,胡耀邦被解除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職位。他的逝世引發了延續數周的抗議行動。
Catherine Henriett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去世,學生們在北京舉行抗議活動。兩年前,胡耀邦被解除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職位。他的逝世引發了延續數周的抗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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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是胡耀邦101歲誕辰。「胡耀邦」三個字背後的政治意涵變化,貫穿在他逝世後至今的27年間。在這期間,中共中央曾經發表過三次紀念胡耀邦的重要文獻:第一次是1989年4月胡耀邦追悼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所致的悼詞(以下簡稱「悼詞」);第二次是2005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紀念誕辰9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90周年講話」);最近一次為去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百周年誕辰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百周年講話」)。細讀這三份文本,可以發現,三次紀念胡耀邦的時代背景和指導思想為胡耀邦的形象打上了不同的底色。
「胡耀邦」的「脫敏」歷程
檢視大圖胡耀邦。
Xinhua/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胡耀邦。
檢視大圖1981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左)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閱兵儀式上敬禮。
Xinhua, via Kyodo News, via Associated Press
1981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左)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閱兵儀式上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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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聲
風雲突變:胡耀邦落馬
紀念胡耀邦,首先需要從如何評價「胡耀邦」講起。
1987年1月,長期擔任中共中央重要領導職務而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政治問題上有失誤」而被迫辭職。但自他逝世至今的27年裡,官方在公開文件中卻一直沒有再提到胡耀邦因何下台的緣由,中共中央的官方對他的公開評價也始終只提正面的,把對他的評價表述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參見悼詞)。儘管如此,胡耀邦名字在官方媒體上,卻經歷了一個成為敏感詞而被封殺到逐漸脫敏的過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逝世,引發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政治風波,最後以對天安門廣場上民主示威的血腥鎮壓收場。此後,「胡耀邦」三個字開始成為媒體上避之不及的敏感詞。1993年4月胡耀邦逝世四周年,他的幾張照片和紀念詩登上了大陸知名的改革派雜誌《炎黃春秋》的封面和封底,成為公開提及胡耀邦的首次突破。次年7月,該雜誌又轉載了《同舟共進》1994年第3期首發的文章《胡耀邦與真理標準討論——紀念「理論工作務虛會」15周年》一文,胡耀邦的名字登上標題,且成為封面頭條推薦。《炎黃春秋》的這期雜誌曾被官方要求停止發行,但後來也不了了之。
在1995年胡耀邦80歲誕辰之際,《炎黃春秋》在11月刊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戴煌的文章《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引起震動,這是大陸媒體唯一公開發表的紀念文章。2005年,田繼雲、胡啟立、李銳等「十四老」為《炎黃春秋》11月刊紀念胡耀邦90周年誕辰專刊撰文,另加採訪組稿,共11篇,雜誌經過了一番曲折和博弈,最終得以順利發行。11月,以中共中央名義舉行的紀念胡耀邦90周年誕辰座談會,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溫家寶、曾慶紅和吳官正出席,官方媒體上胡耀邦的名字開始有限度的解禁。
5年後的2010年4月,溫家寶以總理身份在《人民日報》發表《再回興義憶耀邦》,回憶1986年初隨同胡耀邦到貴州等地調研,稱讚其「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為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再次將胡耀邦引入公眾視野。2014年8月,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之時,胡耀邦的形象頻繁出現在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2015年初,中共中央宣布,將在2015年隆重紀念胡耀邦誕辰100周年。歷經16年,「胡耀邦」三個字終於突破了紀念和討論禁忌,重新回到公眾面前。
不同時代的「改革」,不同的胡耀邦
「改革」二字可謂1980年代胡耀邦主持中央領導工作時的核心詞彙。因此,這兩個字成為此後以中共中央名義發佈的三篇紀念胡耀邦的文獻中最常提及的詞彙之一,其中悼詞提及9次,90周年講話13次,而到百周年講話已增長至21次。三篇提出的「改革」,都主要用來指代經濟改革(悼詞至少5次,90周年至少8次,百周年至少11次),尤其是描述「改革開放」決策實施前後胡耀邦的領導和推動作用。但三篇均未用過「政治改革」的表達,只有90周年的講話提到了胡耀邦「努力探索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
三次講話提及「改革」的意涵各有差異。在胡耀邦追悼會舉行時,中國尚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的起始期,「改革」二字是推動經濟體制轉型的代名詞。悼詞中提到胡耀邦「重視調動八億農民的積極性,主持制定和執行了農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推動了我國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擴大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分別對應的是80年代農村和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
在迎來建國40周年和改革開放11周年紀念的1989年,中國其實站在「改革」與「求穩」的兩端之間。4月間,胡耀邦的追悼會在廣場上數萬學生的壓力下進行。悼詞的起草高層也有過爭論,但趙紫陽仍然頂住壓力,高度評價「胡耀邦同志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光輝的」,強調胡耀邦推進改革的各項舉措, 「為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
到2005年的胡耀邦誕辰90周年紀念,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已有13個年頭。金融改革、財稅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則成了當時政府的新重點,充分體現出「商品經濟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發達階段」。當時的中國剛加入WTO,全球化發展機遇來臨的同時,貿易摩擦加劇,同時國內區域差距加大、生態環境破壞加重。於是強調「統籌、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之一,出現於90周年紀念講話,成為當時紀念胡耀邦的時代意義。
經濟越高速發展,就越需要政治上加強對權力的監督與制約。因此,繼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高漲之後,「黨內民主」再度成為中共的政治輿論熱詞。在胡錦濤擔任總書記後,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中央政治局加強了向中央委員會彙報工作的制度,公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和《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黨代表常任制、黨內差額選舉等改革開始醞釀試行。一些地區還出現了「公推直選」(即在基層黨組織選舉中,讓黨員和非黨員的老百姓一起推舉候選人,再由黨員直接選舉)的實驗性做法。
於是,在胡誕辰90周年紀念講話回顧胡耀邦的改革功績時,曾慶紅特別突出了他努力探索「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的貢獻,相較於悼詞和百周年講話中提及的「領導班子年輕化和幹部制度的改革」,顯得更為大膽。講話還突出強調了「胡耀邦同志胸懷坦蕩,按黨的原則辦事,敢於講真話、講實話,勇於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身作則,廉潔奉公,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優良品質和工作作風。
到了2015年胡耀邦誕辰100周年的時候,中共黨內和國內的政治生態發生了更加重大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首段便提出紀念胡耀邦的意義在於「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應和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十八大以來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的執政理念,也即「兩個一百年」:「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逐步並最終順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於是,「改革」在紀念胡耀邦誕辰百周年中的主題,在習近平的講話中,等同於在 「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取得更大的成績」,胡耀邦身上「敢於擔當」、「廉潔」的品質就被更加突出了出來,成為對黨員克服改革阻力、深化反腐行動的號召。習近平的講話不僅要求黨員要「敢於較真碰硬、敢於直面困難」,同時以胡耀邦「公道待人」、「剛直不阿」的正氣作為典範,以「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抓貪污腐敗、以權謀私這件事」。對胡耀邦反腐、廉潔品質的高度評價,契合了當前習近平對於黨內和軍內的反腐決心。
黨性貫穿始終,「共產主義」色彩愈濃
三次紀念最大的共同點是強調胡耀邦本質上是一名共產主義戰士、是優秀的共產黨員,著重談「黨性」。
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共產黨員「黨性」的標誌詞,只在悼詞中出現了1次。這反映了中共在1989年學潮初始時的政治求穩心態。1986年學潮後,胡耀邦因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同年,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逐步開展,「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提升。但因當時社會的敏感形勢,公開於4月22日的悼詞中並沒有更多地談論這個問題。
2005年的胡誕辰90周年紀念講話則沒有提及「四項基本原則」。但曾慶紅的講話特彆強調了「胡耀邦同志忠於黨的事業、鞠躬盡瘁的獻身精神」和「具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政治責任感」,提到了悼詞和百周年講話中從未提及的「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稱胡耀邦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共產黨員的四個「榜樣」:「共產黨人始終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理想不懈奮鬥的榜樣」、「共產黨人始終保持進取精神的榜樣」、「共產黨人始終實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榜樣」和「共產黨人始終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的榜樣」。
到了百周年紀念講話,胡耀邦的「黨性」更加被突出。一個重要特徵是作為中國共產黨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的「共產主義」高頻出現。習近平的百周年講話多次提及「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提及「馬克思主義」4次,「共產主義」多達12次,大於前兩次紀念之和(悼詞和90周年講話分別5次提及「共產主義」)。
百周年講話更注重闡述胡耀邦作為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的修為。講話將胡耀邦的履歷評述下來,使「共產主義」成為貫穿他從革命戰士到卓越領導人成長曆程的主題詞,例如,讚揚他早在革命根據地時期就「樹立起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革命戰士;在他擔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注重在實踐中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團員青年」;尤其是在胡耀邦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後,「共產主義」更成為他做出重大決策的指導思想、鑒別錯誤思想的準則。
百周年講話還直接引用了胡耀邦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報告中的一段話:「共產主義的思想和共產主義的實踐早已存在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那種認為『共產主義是渺茫的幻想』、『共產主義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包含著共產主義,都離不了共產主義。」百周年講話起草者似乎全然忘記了1985年起草《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時黨內高層曾經發生的那場是否繼續提「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爭論,和當時得到鄧小平支持的胡耀邦關於「不再沿用『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句話」的意見。據歷史學家徐慶全的研究,當時胡耀邦認為,「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誤解,會導致實際工作中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而且要求全國不同階層和人群都用共產主義思想對待精神文明事實上辦不到,這個提法台灣和廣大愛國人士也難以理解,不利於統一祖國。
同樣的評價思路,也體現在習近平近年在紀念鄧小平和陳雲誕辰110周年的講話中。講話讚揚鄧小平具有「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無比堅定的崇高品格」,陳雲則「始終堅守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不動搖」。在這兩次講話中,「共產主義」出現的頻率,也分別高達7次和10次。在鄧、陳、胡誕辰紀念會上的幾次講話上高調張揚「共產主義」的旗幟,是與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後屢次提及「共產主義」相呼應的。
習近平講話中消失的幾項內容
相較於悼詞和90周年講話,百周年講話有幾個提法消失。
一個是「衝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這一說法在悼詞和90周年紀念講話中均有提及,意指胡耀邦「按照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組織和推動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重新確立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了理論準備」(參見悼詞)。筆者認為,百周年講話中這個提法的消失,與華國鋒辭世後官方評價的變化有關,也與近年來關於華國鋒當年是否明確支持「兩個凡是」的討論有關(參見韓鋼:《澄清華國鋒的幾個重要歷史問題》,《文史參考》2011年第15期),取消這個說法,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
同樣消失的,還有90周年講話曾提及的、由胡耀邦於1980年主持制定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份文件除了表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尤其強調發展黨內民主、黨內真正實行民主選舉、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準則》提出,「發揚黨內民主,首先要允許黨員發表不同的意見,對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真正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同時,「由於認識錯誤而講錯了話或者寫了有錯誤的文章,不得認為是違反了黨紀而給予處分。要嚴格實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
對於胡耀邦在黨的民族政策方面貢獻的肯定也在百周年講話中消失。悼詞中曾說:「他為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促進民族團結、繁榮民族經濟文化,進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90周年講話也說胡耀邦「積極推進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肯定他「為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而百周年話中提到的「民族」都是代指「中華民族」,並非少數民族,與「中國夢」、民族復興的觀點一致,並未對胡耀邦的少數民族政策做出評價。
對比三次講話,可以看出,百周年講話更突出胡耀邦作為共產黨員的良好作風和紀律性,而前兩次講話對於胡耀邦的個人品質、政策水平貢獻展現得更充分。
胡耀邦的工作水平,在地方上已初見成果,其最突出的工作作風之一就是「反對浮誇」。90周年講話還原了在60年代,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反對大躍進的態度。文中提到「在地方工作中,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反對浮誇,關心群眾,紮實工作,推進了當地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的發展。」此時的胡耀邦主張推動工農業生產、搞活經濟,他在任的1965年也成為建國以來陝西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年。
在90年紀念講話中,胡耀邦是一位大膽革新的領導者,他 「銳意改革」、「勇於創新」,「堅決擁護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推進改革開放進程傾注了大量心血。」而到了百周年講話,他的突出品質變為 「實事求是、勇於開拓的探索精神」和「求真務實、敢於擔當的優秀品質」。胡耀邦就此隱去了「革新」的鋒芒,成為一位腳踏實地的實幹者。
同時,百周年講話和前兩篇相比,運用了更多形容詞而非事迹以評價胡耀邦的品質。例如,用「夙夜在公、嘔心瀝血」評價其為了黨和人民事業辛勤工作的狀態,所作出的貢獻則是「彪炳史冊」。描述其如何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克服困難、撥亂反正,則用了「頂風破浪、披荊斬棘」。
胡耀邦注重學習、廣泛涉獵的形象,更多地被前兩次紀念講話勾勒了出來:悼詞中說他「光明磊落」、「謙虛好學」;90年講話中,胡耀邦「博覽群書,追求新知,不斷豐富知識、增長才幹,為我們樹立了共產黨人始終保持進取精神的榜樣」,而以上評價在百年講話中均未提及。
27年過去,「胡耀邦」三個字被附上了不同的時代內涵,逐漸褪去了個性化和領導者的標籤,成為普遍意義上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最近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再次張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背景下,胡耀邦一百零一週年誕辰又將來臨。如果中共當局還要紀念這個日子的話,想必「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會再次被戴到胡的頭上。


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聲
儲百亮 2014年4月16日
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對他表示紀念。
很少有哪位被罷黜的領導人的去世時間能帶來如此重大的後果。1989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參加會議時,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然臉色蒼白、搖搖欲倒。他請求離席,並因心臟病發作而倒地。25年前的4月15日,住院一周的胡耀邦離開人世,他的死引發了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示威活動在6月3到4日的武力鎮壓中達到高潮。
鮑彤表示,若不是因為胡耀邦突然離世,學生抗議者會失去一件強有力的象徵性武器,當時的領導人無法輕易斥責悼念胡耀邦是非法的。鮑彤曾在1989年擔任黨內高級幕僚,胡耀邦倒地時,他就在會上。抗議、鎮壓和後續的意識形態寒潮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官方依然對這些事情諱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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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在北京接受電話採訪時說,「沒有這個事情,一切會很不一樣。那次事件的導火索是是否允許學生按照他們的要求哀悼耀邦。」黨內官員常常互相以名字稱呼。
胡耀邦生前,許多人都認為他體現着共產黨較為寬宏大量的一面,願意實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在他死後,這種看法甚至更加深入人心。鄧小平和黨內其他元老指責胡耀邦對學生抗議和異見知識分子的立場太軟弱,而後於1987年1月解除了他的總書記職務。1989年,哀悼胡耀邦成為了公眾表達不滿的一件工具,不滿情緒是因為腐敗,以及迅速變化的中國社會遭受的政治束縛。
「實際上,胡耀邦去世是燎原的星星之火,但我們不可能知道,若不是他離世,事情會有多大不同。」北京的學者周舵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1989年6月4日之前的幾天里,他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絕食抗議。6月4日那天,他和其他人與軍隊展開了談判,要求軍隊讓剩下的學生離開廣場,免遭血洗。
「我們在1988年就開過會,與會者都在討論國家的未來,人人都覺得,接下來的一年會出問題。」周舵說,「政治改革停滯不前,人們的期望值被抬高,而後變成失望,保守派正日漸得勢。事實證明,是胡耀邦的死把所有的因素聚到了一起。」
胡耀邦去世兩天後,數千名大學生從北京西北部行進到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隨即佔領了廣場。他們要求當局允許他們參與追悼胡耀邦,還敦促中共領導人追隨胡耀邦那套更為開明的做法。接下來的幾周,示威活動擴展到了全國,吸引了大量的普通市民、甚至吸引了一些忘乎所以地想嘗試自由表達意見的官員。抗議激發了民眾日漸強烈的呼籲,他們要求實施政治問責制,結束審查制度,逐步走向民主,不過,大多數參與者都接受由一黨繼續執政。
前中共高級領導人的秘書鮑彤說,如果沒有胡耀邦離世的火種,「社會會出現不同意見,可能還會出現一些尖銳的衝突,這些衝突大概會和物價或什麼有關。但是這個事件使這些問題成為鄧小平的面子問題。」
剛開始,由鄧小平幕後掌控的領導層出現了分歧,對於如何處理騷亂猶豫不決。接替胡耀邦擔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及其盟友傾向於以相對緩和的方式回應學生的要求,學生們要求當局放鬆審查制度,讓共產黨接受更廣泛的公眾監督,並承認抗議是合法的愛國運動。
然而,鄧小平推開趙紫陽,下令在北京城區實施戒嚴,以鎮壓他認定的由反動派一手策劃的「動亂」。鄧小平警告稱,讓步只會招致對方得寸進尺。一開始,北京各處的抗議人群堵住了軍隊。然而,經歷了數周的猶豫和準備之後,鄧小平命令在北京周邊集結的數以萬計的士兵於6月4日奪回天安門廣場。士兵用實彈射擊威脅要阻礙軍隊前進的人群,憤怒的居民時或向士兵發起攻擊,點燃士兵的車輛。
自1989年以來,關於6月3日和4日以及此後數天內遇難的具體人數一直存在爭議。政府起初說共有將近300名士兵和平民死亡,但卻從未提供細節。據外部觀察人士估計,共有成百乃至上千的平民遭到了致命性槍擊,或是被刺刀刺死,或是遭到了軍車碾壓。不管到底有多少人,中國政府始終希望人們淡忘此次流血事件;今年是天安門事件的25周年紀念,看樣子,官方屆時肯定會通過審查來壓制紀念活動。
近來,經過多年漠視之後,中國共產黨低調地向胡耀邦表示了敬意。但是,中國國家媒體都沒有對意義重大的胡耀邦逝世紀念日進行報道。一些香港報紙和中國大陸網站報道稱,胡耀邦的門生胡錦濤於周五拜訪了位於中國東南省份湖南的胡耀邦出生地。胡錦濤是2002年至2012年的共產黨總書記。中國網站上的許多報道隨後都被刪除。
身形瘦小、面容慈祥的胡耀邦曾是一名人稱「紅小鬼」的兒童革命者,14歲時便加入了共青團。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在積極推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措施及一項政治正常化措施,以便治癒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創痛。然而,他的開明傾向和衝動的處事方式惹怒並最終疏遠了鄧小平及其他共產黨領導人。不過,胡耀邦仍然得到人們的敬愛,由此保住了自己在政治局的位子,這個領導團體當時共有17名成員。
1989年,有流言稱胡耀邦是因為遭到抨擊而倒下的。這些流言雖然沒有依據,但是,關於胡耀邦在4月8日政治局會議上倒下的具體情形,仍然有不少相互矛盾的說法。
支持對抗議者採取強硬立場的中國前總理李鵬寫過一篇關於1989年事件的文章。文章後來遭到泄露,並於2010年發表在了香港。胡耀邦「突然臉色蒼白,呼吸不均,雙手發抖,」李鵬寫道。胡耀邦「慢步向門廳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
但是,當時也在會上的前共產黨幕僚鮑彤卻說,他記得胡耀邦倒在了官員們在中南海會議廳所使用的一張桌子上。中南海是中國領導人居住的地方,四周有圍牆包圍。
鮑彤說,「會議在討論教育局的一份文件。」
「耀邦說,『紫陽同志,我覺得有點不舒服,我想請假。』紫陽問他,因為他看見他把手放在心臟的地方,『耀邦同志,你是不是心臟問題發作了?』」鮑彤說。胡耀邦回答道,有個醫生診斷他得了心臟病。
鮑彤說,「他一邊解釋,一邊倒在了桌子上。他無法走路,然後紫陽說,『啊,你心臟病犯了!別動,耀邦,千萬別動。』」
「他雙臂張開倒在桌子上;紫陽說,『趕緊叫醫生,』然後他問會上有沒有人帶硝酸甘油。江澤民支支吾吾了一下說到,「我沒有心臟病,但是我的老伴兒總讓我帶,』然後他就把葯拿了出來。但是沒人知道這葯應該怎麼用。紫陽說,『有誰知道這怎麼用?』然後其中一名工作人員說,『我知道,我知道,』然後他就把葯放進了耀邦嘴裡。」
曾在胡耀邦心臟病發作後對他進行治療的王敏清醫生在發表於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說,時年73歲的胡耀邦可能因為操勞過度而加速了死亡。王敏清寫道,醫生要他卧床靜養,讓護士幫助他解大小便,但他不聽勸告。
他「總想下床,」他寫道,「 胡耀邦沒能絕對卧床靜養。」

中共第二代的終結─胡耀邦趙紫陽的政治悲劇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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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01-02-05 7:04 PM 標籤:
開放雜志編者按:在全球關注天安門密件發表之際,現居北京的評論家劉曉波,寄來此文評述隨著六四屠殺而夭折的中共第二代胡耀邦趙紫陽的政績、局限及其悲劇根源。為閱讀密件提供一份廣闊而有深度的背景參考。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共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人執政的年代,鄧小平自稱第二代,是企圖以此抹煞真正第二代的歷史地位,鄧屬毛周一代,即第一代。胡趙受益于鄧的大力支持,鄧的聲譽也依靠胡趙的政績。但是,胡、趙后來的悲劇根源早已隱藏在鄧小平的提攜之中。胡的主要貢獻在撥亂反正時期的政治方面,趙的主要貢獻是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舊体制的變革方面。他們兩人都具有中共高官最缺乏的人道主義同情心和寬容胸怀。
一、胡耀邦對政治改革的貢獻
胡耀邦复出后,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和總書記的任上,對改革開放的貢獻主要是政治上的。
(1)平反冤案:在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肅的不僅是各類社會精英(有產者、与舊政權有關系的人員、中共各級官員、社會名流和知識分子群体),而且是大量平民(被定為「五种人」的政治賤民)。胡在主持平反工作時表現出了中共高官少有的人道主義同情心,他的平反政策不僅惠及社會精英,而且惠及廣大平民,使二者同時獲得解放,終結了讓人永無出頭之日的身份政治歧視,以及由此而來的全面社會歧視的黑暗時代,在政治上為鄧小平贏得了充份的民意支持,這在剛剛結束了殘酷階級斗爭局面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相當大膽而寬容的政治決策。
(2)主持和全力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他不僅主持了關于「真理標准」的討論,而且在鄧小平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進行自我調整。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因而必然有其局限性,無法全部回答今天所面對的問題。要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在理論上勇敢地面對新時代,回答和解決馬克思所沒有提出和沒有解答的新問題。可以說,他的這种有限的馬克思主義論對思想解放的推動,甚至在更深的層次上超越了「真理標准」討論。
(3)在西藏問題上,表現了政治上的遠見和制度創新能力。他与万里去西藏時對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共民族政策的坦率而真誠的檢討。他的講話雖然沒有超出中共的統治傳統,但是那畢竟是到目前為止的中共党魁,放下壟斷一切的架子和從不認錯道歉的惡習,對其執政歷史的自省和民族政策的檢討的极限了,所以才能至今在西藏的精英階層中保留著美好的記憶。如果按照胡的思路,中共政權与西藏及其達賴流亡政府之間的關系,決不會陷入現在這樣的毫無進展的僵局,兩岸關系也不會出現如此強烈的敵視。
(4)對知識界和大學生要求政治改革的熱情和行動的保護。在改革之初,他就出面保護了參与西單民主牆運動的一些人。在思想解放運動時期,他已經對社會名流和知識精英具有很強的人格凝聚力了,當他和趙紫陽共同抵制了「清污」,使之不了了之,并且由于處理「反自由化運動」和八六學潮上的開明立場而被迫下台之時,他對知識精英以及各界社會名流的人格凝聚力,達到了中共的歷任党主席或總書記都難以比擬的程度。當時,就連在政治改革上最激進的方勵之都對胡耀邦有很高的評价。
(5)政治上的無私: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力主廢除終身制,想用自己和鄧一起退休來作為全党的示范,身体力行地讓人民看到中共進行政治改革決心。所以他才贊同并力勸鄧小平退休,允許《深圳青年報》公開發表贊成鄧小平退休的文章。我相信,以胡耀邦的人格而言,他的這种表示完全是出于真心与公心,決不是為了自己謀取更高權力的虛情假意。所以他的含冤而死才能激起体制內外的廣泛同情和義憤,引發出自下而上的以大學生為主体的全民動員的八九運動。
二、趙紫陽對政治改革的貢獻
趙紫陽對社會轉型的貢獻主要在体制改革和言論開放方面。他与胡耀邦一樣具有人道主義同情心,但是他還有戈爾巴喬夫式的對共產制度的滅絕人性的認識,這主要來自于其父輩的悲慘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過蘇共的迫害,趙紫陽的父輩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也遭受了迫害。這种浸滿了家族血淚的意識啟蒙雖然殘酷,但是正因為殘酷才能深入骨髓。正是這种殘酷的啟蒙,成為他向往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內驅力,使他在改革開放中以悲劇英雄的形像結束了政治生命。在此意義上,我不認為趙紫陽在八九運動中的表現完全是政治投机的失敗,我相信他的內心深處有著道義支撐和對歷史潮流的遠見,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從他主政四川到就任總書記,其執政大方向一直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
趙紫陽在經濟改革方面的主要貢獻是:
(1)推動農村改革。趙紫陽在改革之初主政中國人口最多的四川,成功地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成為當時与主政安徽省的万里齊名的中共省一級干部。「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諺就是對趙之政績的最好概括。(2)推動全面的經濟改革。由于在農村改革中的卓越成就,他于一九八二年奉調進京,先后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和中共總書記,他是經濟改革在城市展開后的宏觀決策的主要設計者、推動者和執行者。雖然大陸中國的經濟体制由計划向市場的轉型,是在九二年以后才取得了一些實質性進展,但是它的整体构想和基本藍圖則是在趙任總理及總書記時期确定的。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權力下放、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的措施,逐步放開物价的雙軌制,徹底放開物价的第一次嘗試(物价闖關),對外開放和加入全球市場的构想(即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都是在趙任總理時開始的。在他正式就任總書記的中共十三大上,确立了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應該是計划和市場的內在統一」,「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成為覆蓋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机制,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主要表現在宏觀政策的調控方面,其他的一律交給市場和价格調節。企業改革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的原則進行。在六四之后,經濟改革的整体決策的進展,主要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确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种進展不過是趙紫陽主政時期的宏觀改革決策的繼續而已,并沒有對趙紫陽框架的實質性突破。
在政治改革方面,趙紫陽的觀念、人格和貢獻即便在中共內部的開明派中,也無人能夠与之媲美。
(1)使來勢凶猛的「反自由化」運動半途而廢。胡耀邦的下台,趙紫陽接任,他面對的局面极為复雜。但是,他硬是頂住了,非但沒有擴大「反自由化」運動,反而使之不了了之。「反自由化」運動之后的趙紫陽主政時期(從他代理總書記到他下台),政治空气的寬松、思想交鋒的活躍和言論尺度的開放,都達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說多元化社會已開始出現,是一點也不過份的評价。「反自由化」運動沒有波及全國,沒有影響經濟改革,被整肅的党內自由派和知識份子也沒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間還很活躍,這一切沒有趙紫陽對极左派的遏制和對自由派的開明是不可想象的。
(2)体制內外的良性互動:他主持下的三所一會不僅是經濟改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設計者。通過這一高層決策的智囊机构,体制內和体制外之間的良性互動,社會各界對政治改革的參与,達到了相互駁難相互滲透相互汲取的平衡。事實証明,他所重用的主要智囊大多數深深地卷入了八九運動,并在八九運動結束后受到了嚴酷的整肅,從而失去了体制內的一切權力。有些人在六四大屠殺過后,成為堅定的民間持不同政見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前中央委員鮑彤。殘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沒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過不斷的發言,徹底与執政党集團決裂,毫無保留地公開了自己的自由主義政治立場。
(3)言論尺度的開放:在趙紫陽的支持和保護下,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成為討論經濟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言論陣地,其言論的大膽和尖銳,討論的開放和熱烈,達到中共執政五十年之最。北京民辦的「北京經濟科學研究所」及其《經濟學周報》,成為當時最活躍的思想園地,對民間精英具有极強的凝聚力。方勵之、劉賓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論也在民間廣泛傳播。中西方文化的大辯論也由專業刊物走進了中央電視台等大眾傳媒。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佛利曼和張五常的思想,通過趙紫陽的肯定性姿態而成為當時政府幕僚、知識界和民營經濟界的熱門話題。
(4)全面啟動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的出台。在趙紫陽主政期間,他不僅寬容、保護了自下而上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間激情,而且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中,推出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趙紫陽所做的十三大報告,不僅确立了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出了七項政治改革的措施,這已經是中共執政五十年來,發自体制內的政治改革最強音了。其中的精華部份就是開啟多元政治的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法制的社會秩序。現在的江核心与趙紫陽主政時期相比,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其執政環境都优于趙紫陽時代。但是,江核心在政治改革方面非但沒有絲毫進步,反而出現了倒退。這就不能不讓人怀念胡耀邦、趙紫陽時代。
(5)八九運動中的悲劇命運。在八九運動的全過程中,從反對「四二六社論」到「亞銀會議」講話,趙紫陽一直以寬容和理性的姿態,保護和支持大學生的民主熱情,主張在民主与法治的軌道上,以對話的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在實行戒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是在完全無望的現實條件下,以放棄政治前途和党內特權來堅持自己的道義立場,親赴廣場向學生們道歉。在中共執政五十年的歷史上,當政權与民間發生重大衝突之時,趙紫陽作為執政党的總書記,居然公開拋棄政權立場而站在民間立場一邊,這种道義姿態的确前所未有。可以說,在大陸的制度環境下,八九運動中的趙紫陽,為了推進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姿態對想在大變革時代有所作為的執政者來說,既是一种啟示也是一种道義的壓力。
當然,在大陸的体制下,趙紫陽所實施的一切重大決策都要有鄧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進行,這既是他成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劇的最后根源。而趙紫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說對專制政治的游戲規則的不重視,以及他喜歡張揚的個性,則是他的悲劇的次要原因。經濟改革上的急于求成,使他在時机還不成熟之時就全力執行鄧小平的硬闖物价關的決策和提出「加入國際大循環」,導致了党內和社會的普遍不滿;在權力斗爭中,他在不該韜晦時韜晦(胡耀邦下台問題上),在應該韜晦時又不韜晦(十三大他剛剛出任總書記之后),他沒有把胡耀邦的命運作為前車之鑒,從中汲取教訓。他對其幕僚提出「走向藍色文明」和「新權威主義」的公開贊賞,正值他個人處在十三大剛結束后的權力峰巔,境外媒体又把這些解讀為「擁趙倒鄧」。無論趙在內心中是否肯定自己已經可以通過某种方式向鄧的權威進行挑戰,這樣明顯的政治信息都會被鄧視為挑戰,肯定要招致鄧小平的不滿,為保守派的倒趙提供得心應手的口實,也為他自己后來的下台做了鋪墊。
雖然在「新權威主義」正式出台之前,趙紫陽就此徵求過鄧小平的意見并得到了鄧的首肯(參見:吳稼祥的《走卒隨筆》),但是鄧小平對自己權力的貪戀和敏感,一旦他意識到來自接班人的某种威脅、哪怕是因過度恐懼而自我虛构的威脅,翻云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權謀的必然。這种在太上皇還牢牢控制著最高權力之時的鋒芒畢露,實在是政治幼稚病。在极權制度轉型期的現實中,沒有足夠的政治韜晦修養(耐心)是無法成就划時代的偉業的。好在通過八九運動的大是大非的檢驗,趙紫陽在現實權力斗爭的失敗,卻為他個人贏得了長遠的政治榮譽和道義資源,也為那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高官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從政經驗。
三、胡耀邦、趙紫陽的悲劇根源
遺憾的是,中共高層開明派的兩位代表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在与獨裁者鄧小平以及他所代表的舊体制的較量中,由于政治環境、政治資源、政治權謀和歷史机遇的不足或缺欠,而成了鄧的犧牲品。他們雖然有著開明的觀念和在大是大非的抉擇面前的良知,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夠擺脫中共傳統所形成的政治人格。他們在掌權時沒有戈爾巴喬夫的自覺意識,即便有那樣的自覺意識,也沒有戈氏的政治耐性(在完全執掌最高權力前的忍耐和馴順)、執政環境(沒有垂帘听政的太上皇及其元老幫)、政治資源(党內支持度偏低)和歷史机遇(八九的考驗);他們在失勢后又沒有葉利欽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魄力,只是以沉默來表示不滿,而沒有很好地利用這种現實政治的失敗所帶給他們的國際性的和民間性的政治聲譽和道義資源,從而把專制下的個人政治生命的悲劇,轉化為抗爭這一制度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的正劇。這就又使他們的悲劇平添了一种無奈的凄涼。在這兩人中,從趙紫陽下台后偶爾發表的言論看,他對堅持自己的立場、對通過漸進的政治改革來結束一党獨裁的体制,已經沒有任何觀念上的包袱了,他所缺少的是政治魄力。
同樣,如果胡耀邦具有的不僅僅是人道同情心,或只是一個好心的中共高官,他還具有足夠的政治魄力的話,那么在還保有政治局成員的高位時,他就不可能只是在倍感壓抑中一味沉默,而是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并想方設法發出聲音。面對非正義的強制壓迫時,道義上的勇气不僅是高貴政治人格和杰出政治智慧的表現,而且是對政治斗爭中的暫時失敗者最有效的心理治療。只有抗爭,才既能保持一种平衡的心理,不至于因過于沉重的內在壓抑而突然病逝,也能把自己變成凝聚民意的有力的道義象徵。
在蘇共保守派所發動的軍事政變中,面對政變者的坦克和全副武裝的軍隊時,葉利欽毅然決然的挺身而出,需要的不僅是對民意与歷史机遇的正确把握,更是敢于在千鈞一發的關鍵時刻不畏個人生命危險的政治勇气和政治魄力。他走出議會大廈,登上政變軍的坦克發表演講時,并不能保証政變的軍隊中沒有人向他開槍,也許只是慌亂中的偶爾走火,也能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乃至生命本身。但他冒險了,而且成功了。即便不成功,對于一個順應大勢所趨、民心所向的歷史潮流的政治家來說,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悲壯也要比無聲無息的委曲求全,在道義上更具有長遠的政治意義和生存价值。菲律賓的政治反對派領袖阿基諾的甘愿赴死,就導致了這個國家的馬科斯獨裁政權的垮台,他的名字也將因此而贏得不朽的道義感召力。
雖然胡、趙所處的政治大環境与前蘇聯及菲律賓有很大的差別,其人格、智慧、意識等個人素質也沒有太多的可比性,但是我認為就政治勇气在大轉折時代的關鍵時刻的決定性作用而言,二者還是可以進行對比的。在某些歷史關頭,政治勇气將決定政治家本人甚至一個國家的未來。
胡、趙的悲劇命運引人同情,兩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分歧更令人惋惜,趙紫陽在六四前最遭人詬病的政治污點有兩個方面,一是他儿子的官倒問題,二是他在罷免胡耀邦問題上的曖昧態度,而后者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污點。但是,這种悲劇的發生,并不能簡單地用趙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權謀來解釋,也不是一句個人之間的爭權奪利所能了斷的。因為所有把政治作為職業的人皆有所謂的野心(我認為叫做政治成就感和名譽感更准确些),手握重權者之間的分歧与爭斗也是正常的。特別是已經走到了胡、趙這樣高位上的從政者,沒有政治野心或兩人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關鍵在于權力游戲規則是否公開、公正和有法律的保障。
自由社會的政壇也有非常激烈的權力爭斗和政見分歧,但是多元政治的游戲規則的好處是:權力爭斗的成敗贏輸,皆有法可依且具有公開的透明性和基本的公正性,決不會陷于完全黑箱操作的陰謀和人治,也不會把人逼到一山不容二虎的你死我活之絕境,在政見論辯中更不會依靠政治權力把反面意見打入地獄,一個人也不會因為政治斗爭的失敗而被剝奪發言權和從政權。而在大陸中國,一山不容二虎和依靠政治權力封殺不同政見、把政敵置于死地的傳統源遠流長,并且一代代地重演,一九四九年之后尤甚。僅僅在毛澤東手中就有多少「同志」兼「戰友」被打入地獄:高崗、彭德怀、劉少奇……。鄧小平時代的党內斗爭,雖然在處理不同政見的「戰友」兼「同志」時的殘忍性降低,但是其專制政治的游戲規則沒有實質性有所改變,而且到現在仍看不到這种人治的強權政治和陰謀政治在何時能夠完結的希望。由此出發再看胡、趙之間的分歧,就會超越個人恩怨的視角,進入制度悲劇的深處。
胡和趙相比,胡身上的中共傳統的烙印顯然比趙更深,更頑固。而趙的觀念更開放更進步的年代,其內心深處的想法更接近戈爾巴喬夫,只是歷史沒有給他提供戈氏那樣好的机遇。戈氏在執掌最高權力時,老人集團已經全部退位,他的頭上沒有類似鄧小平這樣的太上皇;更重要的是在他謀取最高權力的韜晦過程中,沒有遇到類似八九運動這樣大是大非的挑戰:一個決心埋葬极權制度的政治家,面對极權制度的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和屠殺手無寸鐵、和平請愿的民眾之時,還能韜晦下去嗎?也許有人能,但是那將背負怎樣的道義十字架和歷史欠帳的包袱!更主要的是,這樣的屠殺過后,肯定將是极為漫長的舊制度鞏固時期,他的政治韜晦也將看不到出頭之日。
而趙紫陽的政治生涯,在胡耀邦問題上韜晦了一下,但是由于他個性中本有張揚的一面,在十三大后很難讓他以低調行事,更由于撞上了必須對之表態的大是大非的考驗,這种考驗的殘酷不僅是對一個政治家的智慧,而且是對其作為一個人的良知的考驗,結果是人的良知戰胜了不惜一切代价向上爬的政治韜晦,這就注定了他無法韜晦到太上皇自然死亡那天,所以他的政治悲劇也就成為必然。
如果說胡耀邦是中共傳統中的好人政治家,那么趙紫陽就是開始超越中共傳統的現代型政治家。即便假定趙的人格不如胡那樣善良,但是兩人如果繼續執政,趙為改革所确立的目標肯定要比胡的更接近世界現代文明的主流。盡管胡耀邦的個人風格在中共高官中很受贊譽,但是長時間的一党獨裁体制的惰性,仍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避免的權力狂妄的政治遺傳。他在經濟上的計划思想、在新聞上的喉舌思想、在權力分配上的一元化思想,是導致胡、趙二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政治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的環境中,党魁的一時心血來潮就可能變成危及整個社會的政治決策。
胡耀邦的計划經濟思想、對赶超策略的熱衷以及對經濟的外行,使他在經濟改革上如同胡鬧儿戲的發言,變成了全民追逐高消費的時尚。這就必然造成他与當時主管經濟的趙紫陽之間的分歧。當党的總書記的話在政府總理的行政權力范圍內未必就能變成經濟改革的決策時,政見上或政策上的分歧就會演變成權力上的爭斗。胡与趙的觀點分歧主要是經濟上的,但是在中共的体制下,必然涉及到党權對行政權力的過多干預的問題。而趙紫陽主持的城市經濟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放權讓利,進而要解決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所以胡、趙的分歧最后就要扯到是否要進行党政分离的体制改革的衝突上。趙作為既主持經濟工作又堅持党政分离的政治改革的行政首腦,對作為党魁的胡耀邦經常利用党權越界干預行政權力的行為,肯定不滿乃至采取行動上的抵制。而在堅持党對一切的絕對領導權的体制下,胡耀邦身為中共的總書記自然認為他有權干預一切,所有重大決策的最后決定權應該在党魁手中,而不是在行政首腦手中。趙紫陽在鄧小平決定罷免胡耀邦的會議上所采取的曖昧立場,除了所有從政者都有的個人政治野心之外,應該也有他想借以擺脫党權干預行政的原因。
從后來兩人的政治命運看,鄧、胡、趙聯盟分裂的第一責任人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集團及其堅持的舊体制。而就胡、趙二人來說,胡應負的責任是對行政權力的過份干預,趙應負的責任是在胡遭到不公正的政治迫害時,沒有像習仲勛那樣挺身而出主持公道,而是采取了韜晦之策。這既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大陸中國制度轉型的悲劇,而造成這一悲劇的最終根源則是一党獨裁的政治体制。
胡耀邦含冤而去,趙紫陽被剝奪了自由,但是他們留下的政治資源并沒有因此而完全消失,正如眾多來自民間的被剝奪了自由和生命的持不同政見者一樣,每一次代价的支付同時也是一种道義資源和政治資源的積累。政治体制的自由化民主化,都是在与專制制度的長期較量中,靠一次次犧牲所積累的資源完成的。然而,与前蘇聯、東歐甚至台灣相比,大陸中國人所付出的代价更慘烈,對積累起來的資源的浪費也更触目惊心。
半個世紀的苦難和二十多年為政治民主化所付出的代价,應該教會我們百倍地珍惜那些來之不易的資源,使之轉變為道義凝聚和政治動員的整合象徵,而不是沉溺于政治暴發戶的輕率和狂妄之中,揮霍苦難、浪費鮮血、一任寶貴資源的急遽流失,以至于當專制制度的崩潰來臨之時,為反對這一非人制度而付出了超常代价者,已經沒有了任何可資憑借的資源來引導民眾投入新制度的建設。
二ΟΟΟ一年一月二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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