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系最大——我看到的耶魯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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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爍
耶魯最重本科教育，而本科教育的風格是通識教育。所謂通識教育，旨在為學生帶來完整的知識結構，養成觸類旁通的通用智慧。學生們會有專業，但大量涉及本專業之外的知識，因此不同於職業或者技術教育，比如說，在耶魯，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之外，醫學院、法學院、商學院等等都叫作職業學院。
通識教育起源於古希臘，指公民所應當具備的知識與能力，要參與公共生活才是完整的人，也就是說，要會打仗，會辯論，能打官司，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所以得懂哲學、邏輯學、語言、演講術、音樂、天文、數學，等等等等。
現代社會分工細密，古希臘的通識教育當然只能從精神上去效仿：你作為現代公民應當具備的知識，一般來說涵蓋文學、哲學、數學、部分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你從大學畢業，應當具備現代公民的完整智識能力，而不僅僅是被打造好只解決特定問題的工具。
最本真地保持通識教育的，是一些小型的文理學院，規模極小，教學質量極高，散佈在美國新英格蘭鄉間，稍微有點與世隔絕。耶魯早已走出這種模式，成為現代研究型大學，但還保留了通識教育的精神。
我看到的情況是這樣的：
第一，本科生集中住校，分成14個學院（college），每個學院都建築古雅，四面圍合，有廣大的中庭，學生們在此食宿，娛樂，也有圖書館和體育設施，college不管教學，主要是一種生活的組織，旨在使學生們增加交流，培養集體榮譽感，或者說，在現代社會重現一種雅典學園之風。
第二，所有老師，不管多麼大牌，都有為本科生開課之責任。比如保羅·肯尼迪這學期開課，年紀大了，站一會兒就得坐下，所以專設了桌椅，就這樣，還是開了兩門課。
第三，耶魯最大的係是歷史系，經濟學系屈居第二，恐怕在國內很難想像。因為耶魯歷史系水平極高，特別是古典部分，有專精古希臘的殿堂級學者Donald Kagan坐鎮。大量的學生註冊在歷史系，但同時學其他專業課程。我的一個學生聯絡員就是歷史系學生，兼修計算機。通識教育體制給了學生更自由的選擇。
第四，大量面向本科生的課程並非關於技能和知識，而在於修養與思考。比如，耶魯有門名課，“值得活”（Life Worth Living)，依次討論七位哲人及其所代表的人生哲學，探討在這些哲人眼中對多層問題的回答：什麼值得活？怎樣才感覺值？有何理據？失敗會怎樣？對誰負責？老師嚴格價值中立，引導討論。這門課影響很大，學生們成立了“活得值”協會，使命陳述是：“要讓每個耶魯學生都要認真思考生活為什麼值得過這個問題”。
第五，耶魯通識教育之下，也有弱點，比如科技一環偏弱。我聽耶魯學生說，多年之前，還曾經考慮過裁撤科學技術相關學科，當然未成事，但重新追趕也待時日，據說是當下耶魯校董會關注的重點。

通識教育士大夫之學+專業博士之學
曾國藩：士大夫要接受怎樣的「通識教育」
[摘要] 曾國藩說，自己在學問上一無所成，然而，對於讀什麼書，如何治學，卻是略知門徑。
曾国藩：士大夫要接受怎样的“通识教育”
曾國藩
余英時先生嘗作妙譬，謂自讀書治學而言，曾國藩沒有走「專家」的道路，而是完成了自己的「士大夫之學」，庶幾等同于西方的「通識」教育。 淵源于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的「通識」教育，與中國傳統「士大夫之學」一樣，皆以塑造完美人格為最高理想，而不僅追求精于一藝的專業成就（廣西師大版《余英時文集》第九卷）。 不賢識小，謹就所知，對這個題目發一些謬論。
單日讀經、雙日讀史
道光十八年，曾國藩中進士，點翰林，隨即衣錦還鄉，在湖南打了大半年的「擺子」與「秋風」。 打擺子，謂此身已是金馬玉堂中人，在家鄉地方待人接物，架子很大，口氣不小，頗有不可一世之概；打秋風，則謂從親戚、朋友、鄉紳、土豪與地方官處，收到不少紅包，吃了不少酒席。 二語皆國藩自道，不是誹謗。
在家耍一年，他才到北京正式上班。 從此，他才真正明白長安居大不易的滋味。 缺錢是題中應有之義，不贅，發現自己學問不夠才是最令他苦惱的事情。 當然，能在嚴格而艱難的考試中脫穎而出，年未而立做了翰林，成為傳統中國的精英，已經很不容易。 所謂學問不夠，不是說在當時四億國民中，他水準如何，而是看與在京的精英比較，他水準如何。 很不幸，國藩自覺不佳，生怕再不努力就要失了「詞臣體面」。
余先生的老師，近代學者錢穆先生，在民國二十四年寫了一篇《近百年來之讀書運動》，解釋清代道光朝以來讀書風氣的變化，特別選取陳澧、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與梁啟超為代表，介紹並點評他們「對後學指示讀書門徑和指導讀書方法的話」。 曾國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 錢先生是博學而高明的學者，談的又是讀書問題，特意把曾國藩列進去，可以想見，國藩在發現自己學問不夠以後，「困知勉行」，獲得了不小的成就。
凡人读书皆有课程，国藩也不例外，用他的话说，就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日子怎么分刚柔，难道是硬一天，软一天？非也。解释很简单，就是单日与双日。不过，不是初一单初二双这样的单双，另有讲究。古代以天干计日，如甲子日，甲是天干。天干有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中，甲丙戊庚壬，这五个天干居于奇位，属阳刚，故称刚日，也就是单日。乙丁己辛癸，居偶位，属阴柔，故称柔日，也就是双日。日别刚柔，最早大概见于《礼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单日读经书，双日读史书，这是曾国藩读书课的基本日程。
经书与史书，是泛称，具体是哪些书呢？国藩认为，必读的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一些不得不读，要认真读反复读的书，其中以《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全集最为重要。《史记》、《汉书》与《庄子》，几乎是所有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而韩集也列为必读，则体现了国藩个人的兴趣。国藩的朋友发现，在写重要文章，甚至写奏摺之前，国藩会随手抄起一册韩文，翻来覆去的看，直到看出了灵感，才开始写自己的文章。可见韩愈对他十分重要。
此外，还有四种必读书。先说《资治通鉴》、《文选》与《古文辞类纂》。《通鉴》是编年史，从先秦讲到五代，是国藩“柔日读史”的主打书目——他也买了二十三史，只是不如《通鉴》读的熟。《文选》是先秦至南朝的古代文学选集，《古文辞类纂》选录从战国到清代的古文（即相对骈文而言的散文），二书也在传统读书人的基本书目，不必详说。值得多说两句的是国藩自己编选的《十八家诗钞》。从曹植到元好问，从魏晋到金朝，国藩选了十八位大诗人的六千馀首诗，本来只是“私家读本”，后来也出版了，供世人参考。
以上是必读的八种书。然而不能只看必读书，还要看其他书，只是典籍浩如烟海，该看哪些人的哪些书呢？这就有个读书门径的问题。曾国藩说，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所成，然而，对于读什么书，如何治学，却是略知门径。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也不知道到底学问是怎么回事，学术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会不会读书的关键，就是这“略知门径”四个字。当然，略知门径之后，是不是能够登堂入室，这个就有幸有不幸了。不过不知门径却能登堂入室，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可信从了。国藩对读书门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因为他的自觉，钱穆才将他列为近代读书的代表人物。读书门径，或有高下广狭的不同，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适不适合。以此，说国藩对读书门径有独到见解，并不是在学术史的层面说他有哪些超越前人见解的地方，而只是说，这个门径很适合他自己。
文化偶像都有谁
孔子之门有四科，叫做德行、政事、文学与言语。对国藩影响很大的桐城派，则强调义理、考据与辞章。国藩自认为明了其中的消息，乃结合桐城的三种工夫与孔门四科，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按照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分类，同时符合孔门四科的标准，列出国史上特别重要的三十二个人，以为读书治事的典范。
首先是文王、周公、孔子与孟子，所谓“文周孔孟之圣”。这四位圣人，十分高明，“不可以方体论”——即不能仅以一个或几个维度来评判他们。他们是博大精深的集大成者，综合素质特别厉害。还有四位，所谓“左庄班马之才”，即《左传》、《庄子》、《史记》与《汉书》的作者，特别厉害，高出他人一头。他们的作品是很多人创作与思考的源泉，不能局限在哪一科、哪一门。
上述八人以外的二十四位，才以义理、辞章与考据来分类。
义理，包括了孔门里的德行和政事。德行与政事兼备的，有诸葛亮、陆贽、范仲淹与司马光，都是国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另外则有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朱熹与张拭，虽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但是，“君子之德风”，深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中国人，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走向。当然，选择这五个人，显然表明了理学倾向。国藩虽然讲究汉宋调和，但在他心中理学（即宋学）的分量还是要重一点。
辭章，是孔門的言語科，也就是後世所講的文學。 有八個人，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與曾固，寫得一手好文章，李白、杜甫、蘇軾與黃庭堅，吟得一手好詩。 國藩本質是一個「文藝青年」。 他不止一次回憶，剛到北京，心裡還是想走文藝道路的。 當時的朋友，如梅曾亮的古文，如何紹基的書法，皆是天下數一數二的腳色。 我固然佩服這兩位，但是，我自信，若堅持舞文弄墨，未來我的文章，我的字，所造也必有可觀，未必就不如他們。 只是後來做官，職位越來越高，從軍，打仗越來越險，實在沒有餘暇從事文藝，以此沒能達到他們的水準。
考據，則是孔門四寇里的文學，與歷史有關，與制度有關，更與經濟（經世濟民，非今日所雲經濟）有關。 人選略分今古，先說古人。 許慎，是《說文解字》的作者，鄭玄，箋注很多經書，二人是非常重要的漢學家（漢代之學）。 然後是杜佑與馬端臨。 杜編《通典》，馬編《文獻通考》，是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 這四位相對國藩來說都是古人，最近的馬端臨也是宋元之際的人物了。 再說「今人」，儘管也隔了數十上百年，然皆屬於「國朝」，所以說是今人。 顧炎武，清初大學者，國藩將他列在考據門，更重視他在史學的貢獻。 秦蕙田，撰《五禮通考》，此書對國藩影響甚巨，在日記、書劄與筆記中常能看到他討論此書的內容。 姚鼐，是桐城派古文運動的贊助者。 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是著名的小學家。
曾国藩：士大夫要接受怎样的“通识教育”
顧炎武，被梁啟超稱作是「清學開山之祖」，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語最早即是顧炎武《日知錄》中提出的概念，八字成文的語型則出自梁啟超。
對這一門的人選，錢穆極表讚揚，說曾國藩很有眼光。 清代考據最重小學（文字、音韻與訓詁），所謂讀書須先識字，又所謂一字不識學者之恥，人選中以許、鄭、二王最為擅長。 但是曾國藩把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與姚鼐這幾位似乎不屬正宗的學者也放到考據陣營裡，那麼，用錢穆的話講，這就是「在經學之外擴開了史學，在校勘訓詁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據的範圍擴大了」。 一旦擴大，對於古代社會，乃至當代社會的理解，就會不一樣。 所以他說，曾國藩在這方面的見識是非常高明的。
這些聖哲是國藩的文化偶像，他們的著作是國藩的文化資源，瞭解這些人的事業與學問，對於瞭解曾國藩來說是很重要的前提。 然而對絕大部分人來說，不可能通讀這些偶像的著作，是一件憾事。 幸好曾國藩做了精選本，便利讀者。 一是前面講過的《十八家詩鈔》，再就是《經史百家雜鈔》，不僅選了《聖哲畫像記》裡三十多位聖哲的作品，還選了其他重要人物的文章。 看這兩個選本，我們大致也就知道曾國藩都讀過哪些書，重視哪些作者，喜歡哪些作品。 他一生學問的基礎，也幾乎都在這兩個選本了。
不過，曾國藩的學問在學術史排不上號。 用錢穆的話講，是「切實處多，高明處少」。 不說主觀，只說客觀，國藩沒有成為大學者，有這些原因。
第一，他的少年時代，讀書的環境不是很好，所讀主要是教科書與教輔材料，用來應付考試，而一定程度的博覽幾乎是成為學者的先決條件。 他在二十四歲的時候，才借錢買來二十三史，才有機會認真讀史，這是那些書香世家決不會碰到的尷尬情況。 直至道光二十四年，距他入翰林已曆五年，他還在讀《後漢書》、《王荊公文集》、《歸震川文集》與《詩經大全》，這些書卻是其他博雅的同事早在少年就已畢工了的。
第二，中年之後，他創建湘軍，日事戎馬，沒時間也沒精力去認真讀書。 常言雖說湘軍是上馬殺敵下馬讀書，但這說的是激勵將士，曉以大義，不要以為參軍就是為了燒殺搶掠，而應有一些精神追求。 作為統帥，每天要籌款，要指揮作戰，要應付各種關係，不可能認真讀書做學問。 不僅是曾國藩，他的幕客與將帥，只要長期在軍中，還能做出大學問的，基本上是沒有的。 還有獨學無友的問題。 幕府的賓客，究以功名之士為多，純粹的讀書人很少，切磋學問的時間也很稀罕，於是，他並沒有深造學問的環境。
第三，個人興趣偏于文學，而不在學術。 雖然也讀《五禮通考》，也看典章制度，出發點卻不全是為了研究學問，而是因為他在北京做官，常常兼任兩個部門的侍郎，出於工作需要，不得不去瞭解古今制度的變遷。 他真正愛讀也常讀的，仍然是詩文。 他的學問雖不能在學術史有地位，但是他在文學的成就，在近代文學史是有地位的，甚至有說他開創了湘鄉文派的。 我們看看各種文學史，再看看各種學術史，就能明白。
日常修煉八事
曾國藩是士大夫，他的士大夫之學，讀書固然重要，但不僅限於讀書，還要治事，還要修煉。 上班打卡就不說了，說說八小時以外的修煉工夫。 去年岳麓書社出版了增訂《曾國藩全集》，收入舊版所沒有的《綿綿穆穆之室日記》，這部日記就記載了不少如何修煉士大夫之學的內容。
這部日記是一個課程表。 合二頁為一日，每頁四欄，各有標題（即日課），依次為讀書、靜坐、屬文、作字、辦公、課子、對客與回信。 有事則記，無則從缺。
这段时间他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多读经济之书，如治河、漕运、礼制、钱法之类，且极有针对性，如听闻广西发生暴乱，即开始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琢磨治军用兵之法；一是根据儿子的教学进度，顺便给自己补课，如教儿子读《尚书》，对拿不准的地方一定预先温习，决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理学家讲究每天都用一些时间来静坐。但我们从日记看曾国藩静坐，往往不过是打了个盹，而非静坐常思己过，或静坐以游太虚。如此则违背了静坐的宗旨，他常会自责。
屬文即寫文章。 文章不一定天天寫。 大致分兩種，一是為朋友寫的序跋，偶也自定題目寫上一篇，還有一種，則是奏摺。 作字，大部分是為人題寫聯匾。 傳統士大夫的社交，很多時候是通過題贈書畫的形式完成的。 且多少還有一些潤筆費，可以改善家庭財政，因此作字還是比較多。
辦公，其時他兼任禮、刑二部侍郎（略當今日之副部長），政務繁忙，辦公對客無暇晷，可想而知。
課子，就是指導兒子紀澤讀書。 一般在睡前，紀澤過來，或背誦日間學習的《尚書》與《詩經》，或複述《資治通鑒》裡的故事。
對客，一是在家裡搞接待，一是出門拜謁各界賢達。 幾乎每天都有人來，幾乎每天都要出門拜會他人。 對客既如此頻繁，必然耗費大量精力與時間，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完成其他幾項，日常生活是絕不輕鬆的。
曾国藩：士大夫要接受怎样的“通识教育”
《曾國藩家書》是曾國藩的書信集，記錄了曾國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後達30年的翰苑和從武生涯，近1500封。
與對客性質差不多的是回信。 家中每隔半月向他報告家裡的景況，他也按時向家裡報告自己的情況。 寄自北京的家書很重要。 要瞭解政治中心的情況，對於生活在外省尤其是鄉間的人來說，日常只有這個途徑。 家書讀者也不限於親屬，只要其中沒有特別隱密的事或者國家機密，家書是要拿給朋友甚至地方官紳傳觀的。 家書之外，還要經常給朋友寫信，尤其是所謂道義之交，大家在信裡討論哲學與文學，政治與情感，交換各自的見聞。 這種信往往很長，能寫幾十頁，幾千字，都是當正經文章來寫，很費神。 還有禮節性的信函，儘管擬定內容輕車熟路，但因為對格式有要求，須作端楷，他還請不起專司筆劄的人，也很費神。
略作統計，幾乎每天都記的，有讀書、辦公、課子、對客四事。
這部日記記錄了道光末年至咸豐初年，共兩年多的事情，內容雖然簡略，但完整展示了他如何修煉自己的士大夫之學，讓我們能看到所謂理學家的「工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未來他的日記，格式不再這麼規整，紙上也不畫格子，但是所記的內容並無變化，還是這些事，除了不再課子。 終其一生，他都在堅持這些功課，直至逝世前夕。 這就是曾國藩士大夫之學的綱目。
或者會想，既然曾國藩是這樣幹的，那麼一般的人，也列這幾條功課，持之以恆，幾十年做下來，是不是也能成為士大夫，也能成為一個有他那麼大成就的人？ 曾國藩回答了這個問題。 咸豐元年七月二十日，他寫了一幅對子，作為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曾国藩：士大夫要接受怎样的“通识教育”
曾國藩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來自曾國藩紀念堂。
嘗試解說數語。 曾國藩似乎在說，人生並無中間道路可走，不向上，即是自甘下流，做不了聖賢，就必然是禽獸。 在聖賢與禽獸之間，選擇做一個普通人，在他看來是不可能的，是自欺欺人的。 那好，且往聖賢路上行去，可這條路能不能走通呢？ 下聯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回答。 他教你只管去做，不要管最後是不是能做到。 但是你若不做，終究是錯的
秀才教和士大夫之學 - 墨痕斷處 http://bit.ly/32PRZnm

通識教育（英語：General Education/英語：Liberal Education[1]），有兩層意義；其一是指通才教育；其二是指全人教育。通識教育作為近代開始普及一門學科，其概念可上溯至先秦時代的六藝教育思想，在西方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博雅教育意念。
近代高等學校中的通識教育思想源於19世紀，當時有不少歐美學者有感於現代大學的學術分科太過專門、知識被嚴重割裂，於是創造出通識教育，目的是培養學生能獨立思考、且對不同的學科有所認識，以至能將不同的知識融會貫通，最終目的是培養出完全、完整的人。自20世紀後，通識教育已廣泛成為歐美大學的一項必修科目。

臺灣的現代通識教育開始於國立臺灣大學。出任臺大校長的虞兆中認為，現代大學和傳統儒家教育觀一脈相承，學生人格養成應在學校教育中居於重要地位，於是1982年（民國71年）年在台大成立「通才教育工作小組」負責規劃通識教育課程，次年在台大開設「社會科學大意」和「自然科學大意」兩門課程，再一年在「文學與藝術」、「歷史與比較文化」、「社會與哲學分析」、「數學與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等五類通識領域增設多門課程。隨後，臺灣各大學相繼推出通識教育課程。中華民國教育部乃於1984年（民國73年）發布《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
 美國
哈佛大學的通識課程採用的是知識廣度的理念，即包含數理、文學等的「全方位」學習。由1980年，學校逐步把通識課程移為各院的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該核心課程共分為以下十類：外國文化、歷史A、歷史B、文藝A、文藝B、文藝C、倫理、科學A、科學B、社會分析。[4]
美國常春藤盟校基本以通識教育為基礎。文憑跨越文理分科，稱為「文理學士」（英語：BLibStud）。
 法國
巴黎政治大學是一所培養法國精英人才的名校，從1872年成立以來為法國培養了大量的精英人才。其育人理念是以經濟、法律、社會學和歷史學作為基礎學科，以廣泛的知識面、國際眼光和與職業實踐相結合為主要的教學手段。
 香港
高中課程
主條目：通識教育 (香港新高中科目)
大學課程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大學早已於90年代開辦各類型的通識課程供本科生修讀：[2]
香港大學
「拓展科目」(Broadening Courses)， 分四範疇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tudies)、科學技術 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文化價值研究(Culture and Value Studies) 及信息技術研究(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udies)。
香港中文大學
書院通識(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和大學通識(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大學通識包括四範疇科目，分別為文化傳 承(Our Own Heritage)、自然、科技與環境(Natur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社會與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自我與人文(Self and Humanities)。
通識教育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2wr6thw

2016縣市教育力調查：窮縣逆襲，台北市首次滑落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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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開學日。今年開學，全台減少了將近10萬名中小學生。小一新生只有17萬6千名，創歷年新低。在少子化趨勢之下的台灣，要提升國民教育品質，必須讓每一個孩子都學會，關注國民教育基本學力品質，投入國中會考減C動員行動，刻不容緩。

國中教育會考實施以來，在英文及數學兩科，每年都有超過30%的國中畢業生未達基本學力，將近兩萬名國中畢業生的五個科目全是Ｃ（待加強）。高達三成學生在英文，數學的學習上，幾乎「一片空白」。凸顯「減C」迫在眉睫，國民教育應該聚焦於學生的學習，找出有效教學的方法，協助學生脫Ｃ（待加強）入Ｂ（基礎），重新建構基本學力。

《親子天下》從2010年起，每兩年進行一次縣市教育力大調查，今年延續過去三次的調查基調，從「政府投入與領導者滿意度」、「閱讀力」、「教學力」及「弱勢關懷」等四大面向共36個指標，針對全台22個縣市政府、校長及家長代表進行調查，回收11,571份有效問卷。除了民調問卷，調查指標還包括縣市問卷，專家質性評量和數據分析。

從調查、問卷及專家評量結果發現，各縣市政府如果能採取有效的政策作為，可以提升基本學力。

今天公布2016縣市教育力大調查，發現教育資源多寡已經不是決定國民教育的品質關鍵，最重要的是資源是否投對方向？是否有效整合？

這次調查4個重要發現：

發現1. 小縣翻身，六都沒有絕對優勢

此次調查前10名中，資源相對豐沛的六都只有4名入榜，分別是：台中市、新北市、台北市、高雄市。傳統印象中的弱勢縣市：連江縣、苗栗縣、宜蘭縣、南投縣等，反而透過整合資源，聚焦在對的方向，有效幫助資源匱乏的窮縣翻身。

發現2. 台北市首次失去第一名寶座。「政府投入與領導者滿意度」倒數第三名，近六成校長三年內想退休或已申請退休

 

   

 

資源最豐沛的台北市在此次調查首次退居第4名，其中，「政府投入與領導者滿意度」面相排名19。台北市中小學校長對市府的教育政策滿意度，不但是歷次調查最低，也是全國最低。今年台北市國小有22位校長退休，是實施校長遴選制度以來最多的一年。

「求去」的氣氛在台北市的校長圈蔓延。在調查問卷中，問及台北市校長「您是否有規劃在三年內退休？」回答「已申請」及「有計劃申請」的校長高達58％，全國最高。

發現3. 連江縣異軍突起，全島每年不到100名國中畢業生，減Ｃ成效排名第一

103~105年會考國英數成績C等級學生減少比例

國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過往三次調查排行都倒數的連江縣，此次大幅進到前三名。仔細觀察，連江縣主客觀數字都大幅躍進。最具體的是連續三年國英數會考Ｃ的比例大幅下降，下降幅度和減Ｃ成效顯著，三科都排行第一。

發現4. 苗栗、宜蘭，政府投入與領導者滿意度居冠，專業領導有效幫助窮縣翻身

宜蘭縣首度打敗台北市，成為縣市互選「最佳教育縣市長」第一名。總成績第八名的宜蘭，此次在「弱勢關懷」項目中也取得第三名。國中教育會考實施以來，宜蘭每一年都試圖降低縣內5Ｃ及3Ｃ的學生。第六名的苗栗在「會考減C」成效顯著，103-105年國英數會考成績Ｃ的比例都減少2％以上，數學Ｃ更減少了4.6%。

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方新舟（上圖）針對學力低落回應，呼籲政府應該要公開相關的數據作為教育研究之用，讓教育決策有證據為本，不要淪為各說各話。方新舟表示，5C不是一天造成的，過去很多學校忙著發展「特色」，學生的基本學力被耽誤，應該要從小五小六階段就做好學力檢測，透過有效的教學工具來提升學力，等到國中畢業，會考完再來檢討或是補救，就來不及了。

宜蘭縣長林聰賢（上圖）表示，在少子化趨勢之下，都會邊緣縣市一直都有強烈危機感，因此在補救教學上著力甚深，宜蘭縣也把教學目標放在把小孩「教會」，比「教完」更重要。藉由課堂上同步啟動補救教學、兩班三組等各種不同實驗，不斷嘗試各種可能性，「資源稀少的縣市更要努力，」林聰賢說。

 

台中市副市長林依瑩（上圖）。劉潔萱攝

 

這一次拿到第一名的台中市，也在教學力的面向拿到第一，台中市教師對於市長教育政策滿意度高。台中市教育局長彭富源分析，台中市近年來投注不少資源在更精準的學習診斷、找出學生卡關點和開出個別化的教學處方，才能對症下藥，真正提升每一個學生的學力。

總成績第二名的新北市，擁有全台灣最多的學生數目，縣內都會和偏鄉兩極化。新北市總預算和台北市相當，但是卻有台北市1.5倍的學生數。資源落差是台灣的縮影，也是治理的困難。「公私協力，善用資源，」新北市副市長葉惠青（上圖）說。

面對眼前少子化大浪，動搖國本的基本學力保衛戰，教育政策和領導都需要更客觀的績效評估。看中長期永續專業有效的系統建構，是每一位選民不能放棄的期許。

 

劉潔萱攝

 

2016年《親子天下》縣市教育力大調查說明

2016年《親子天下》縣市教育力大調查，係由縣市長調查、教師調查、校長調查、家長代表調查，以及行政院主計處、金門縣政府主計處、連江縣政府主計室、教育部統計資料，加上特殊教育統計年報、全國性相關競賽得獎名單與專家評比所構成。縣市長調查係由縣市政府填答的問卷回收資料；教師、校長及家長代表調查時間為2016年5月11日至6月10日，依比例採分層抽樣（連江縣因為樣本數過小，為全部邀請），扣除拒絕與態度不明者，總共邀請988所國中小，寄出19,804份問卷給各學校教師，最後回收11,571份有效問卷，總回收率為58.4％。另外，各縣市平均回收526份問卷，平均回收率為59.3％。（調查執行：熊毅晰、鄧凱云、陳秀如、張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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