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中共政策下藏人亡教滅種的文化危機

【投書】當信仰宗教變成犯罪：中國在西藏展開的文化清整 ｜ 丹增潘多（Tenzin Phenthok） ／ 多元發聲．讀者投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LdxZzs
【投書】當信仰宗教變成犯罪：中國在西藏展開的文化清整
作者 丹增潘多（Tenzin Phenthok）
2022-05-13
對於西藏人，藏傳佛教就是文化與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認同的本質。所以中共強制藏人放棄宗教，其背後就是達到殖民同質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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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藏自治區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原黨委書記唐澤平、原副書記李春明均被開除黨籍。當局在列舉二人違紀事項時，均寫有「信仰宗教」一條。
中共紀檢委於4月26日通告，「唐澤平身為黨員領導幹部，背棄初心使命，喪失理想信念，不信馬列信宗教，慣於出入寺廟拜佛」。西藏自治區檔案局副館長索南加之前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當時也出現過「信仰宗教」這一罪項。
近年來，在習近平各項「運動」下，西藏各地高官落馬事件頻頻發生，幾乎每週均有消息，已司空見慣。這批官員落馬的原因大多為貪污腐敗，但中共公然告知因「信仰宗教」 而給予處分，這是比較新鮮的事情。目前兩人都已被中共檢察機關逮捕。
中共對藏傳佛教的敵視與打壓，從未停止
2021年4月22日，中共頒發《西藏自治區共產黨員不信仰宗教行為規範（試行）》，全面詳述了禁止西藏自治區黨員信仰宗教的規定。該《規範》含括7項內容，其中嚴申中共黨員不能信仰宗教，要做到「堅決杜絕明裡不信暗裡信、在外不信在家信、在職不信退休信」。凡是信仰宗教的一律不能入黨，對信仰宗教的黨員，視情節輕重，依規依紀嚴肅處理等等。
去年11月份，中共當局亦在西藏東部安多措洛（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下達命令，嚴令所有藏人黨員不得在家中從事宗教活動。不僅自己不能信仰宗教，更要積極引導家人、親屬淡化宗教意識。簡言之，黨員與家屬一併被禁止信仰宗教，同時要他們拆除家中佛龕、經堂等有關佛教的陳設。
中共黨員被禁止信仰宗教，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不足為奇。1982年中共發佈《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表示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但是少數民族地區需要按照實際情況，再去做出要求。
多年來中共當局禁止西藏高僧前去中國漢人區域講法，對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以及白玉亞青禪修院的強拆，很大一部分原因亦是打壓漢人藏傳佛教徒的增長。當局對喇榮佛學院的控制，包括要「堅決整治向內地非法傳法、收徒和戒殺生等行為」。此次，西藏兩名漢人官員因信仰藏傳佛教受罰，是否預示著中共加緊打壓中國內部的華人藏傳佛教徒？北京對藏傳佛教的政策是否走向更加高壓化？
圖為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當局對喇榮佛學院的強拆和控制，包括要「堅決整治向內地非法傳法、收徒和戒殺生等行為」。圖片來源：Wikipedia
習近平上台至今，各項強硬措施一度被視為文革復辟，當局禁止西藏黨員與其家屬信仰宗教，從另一角度也表明了中國政府正以更加強硬、嚴酷的手段遏止藏傳佛教，以及它的載體──西藏語文與民族的滅絕政策。
中共西藏政策與殖民同化
中共官媒公佈資料，西藏自治區共有黨員41萬餘名，幹部隊伍20萬餘人，相當於不到每10人中即有一位中共黨員，是中國其他省份的幾倍。2011年10月起中共在西藏大力發展黨員，至今已新增黨員20餘萬名。
2021年起，中共在西藏不僅落實黨員幹部禁止信仰宗教這一政策，甚者連帶強迫黨員家屬放棄宗教，此舉是變相的強迫更多藏人放棄信仰。
在陳全國時代，中國政府以「公務員及其家庭不能信仰宗教」這一政策，主張每戶人家招募一人為公務員，從而杜絕藏人的宗教信仰。而現在當局使用同樣的手法，換湯不換藥，又以「中共黨員不能信仰宗教」為名，試圖窒息西藏民間的宗教信仰。
記得中共選出的班禪喇嘛堅贊諾布，其父母均是中共黨員。一方面，中共禁止黨員信仰宗教，卻又從黨員家庭中選擇了他們信任的班禪；另一方面，中共在禁止黨員信仰宗教的同時，連帶強迫黨員家屬放棄宗教。那麼作為中共黨員的兒子──堅贊諾布，他的存在及處境是否非常尷尬？這種特權，是否其他藏人也可享有？
中共選出的班禪喇嘛堅贊諾布，其父母均是中共黨員。他的存在及處境是否非常尷尬？這種特權，是否其他藏人也可享有？圖片來源：Wikipedia
事實上中共黨員「信仰馬列」，並不是相信哪一種價值，黨員身份僅是他們獲得進入中共名利場的入場券，從而獲得瓜分權力的機會。但對於西藏人，藏傳佛教就是文化與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認同的本質。所以中共強制藏人放棄宗教，其背後就是達到殖民同質化的目的。
（作者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Tibet Policy Institute研究員。）【投書】當信仰宗教變成犯罪：中國在西藏展開的文化清整 ｜ 丹增潘多（Tenzin Phenthok） ／ 多元發聲．讀者投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LdxZzs

班禪，被中國軟禁、由達賴喇嘛認證的11世班禪,達賴認證的11世班禪更登確吉尼瑪是「世界上年紀最小的政治犯」/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接受英國廣播公司節目專訪，坦承未來沒有繼承人，他很可能成為最後一位達賴喇嘛/達賴喇嘛這一制度是否要繼續，完全要看藏人的意願/沒有人能保證，今後不會出現一位愚鈍的達賴喇嘛，令其本人蒙羞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U3WY9F
《殺佛》誠品拒上架 袁︰服貿還沒生效 就糟成這樣+以西藏為鑑 袁紅冰籲台勿簽和平協議+「別讓自由的台灣，淪為今日的西藏」「今日的西藏就是明日的台灣」。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WDJQMt

毒殺金正男/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長兄金正男在馬來西亞機場遇刺身亡/2名女特工是受雇進行這次暗殺行動。警方已查明女特工所噴的毒劑，是遠比氫化物更毒的毒物。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Ncax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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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訴中共毒殺仁波切/西藏女子：我為訴說真相而活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 https://goo.gl/D9gxZL

鬥到你無家可歸！中共用觀光稀釋西藏宗教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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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用縮減陸客來台手段報復台灣；至於，對待全球最大的藏東佛學院，同樣釋出「觀光牌」；情況不同的是，中共讓更多中國觀光客湧入藏東，把佛學院變成觀光聖地，藉以稀釋當地佛教的藏人特色。
《自由亞洲電台》（RFA）6月22日報導，引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喇榮五明佛學院（Larung Gar Buddhist Academy）一位資深修院主持人，於6月20日發表的看法指出，這次中共官方對於佛學院的緊縮裁減行動，將學佛人數由上萬人控制在5千人規模，導致約4828位男女僧尼，從去年至今哭泣著「被離開」、「被放棄」這個全球最大的學佛場所；另外，4725處學佛者居住的小木屋，亦遭夷為平地。
屬於藏傳佛教寧瑪派的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位於四川藏東海拔3700公尺偏遠的山谷地帶，由僧人晉美彭措堪布於1980年創辦。當時經歷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後，為了保護、傳播藏傳佛教之需求，該佛學院因應誕生，
RFA報導引述這位佛學院（未具名）主持人，向倖存下來佛學院學生，發表的談話內容指出，佛學院首度遭破壞打壓始於2001年，第2次則發生於去年間；這兩階段的摧殘，讓佛學院發展陷入40年來前所未有困境；總計學佛者居住木屋，被強行拆除者逾7千處。
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的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ICT) ，3月13日發表關於西藏佛學院慘痛經歷的報告書，名為「滿天灰塵可蔽日：中共如何運用觀光旅遊反制西藏的文化活力」（Shadow of Dust Across the Sun: how tourism is used to counter Tibetan cultural resilience），以下茲摘錄報告內容重點提要：
ICT的報告揭露，中共過去6個月來，如何摧毀、驅趕藏東喇榮寺以及亞青寺等2處大型學佛地點。北京採取更嚴厲「政治策略」，說穿了就是企圖遏阻、管控佛學院日愈擴增影響力，以及學佛僧尼日愈增多問題。不想讓它們繼續成為全球最大型的學佛中心。
報告書揭露，中共如何侵蝕西藏的宗教習俗與教誨，還進一步採取侵擾性的「安全手段」，其中還包括利用中國人對於西藏佛教的高度興趣，吸引觀光人潮進入，結果導致僧尼們群情恐懼，擔心寧靜的學佛營地遭侵擾危害。
ICT「滿天灰塵可蔽日」的調查報告，是根據第一手資料以及目擊證人的訪談紀錄，茲說明如下：
其一、中共將在喇榮寺的山區谷地，建造觀光聚落以及觀光發展設施。相關資訊顯示，為了對抗復興的西藏佛教以及文化自主呼聲，中國當局藉由引入外來觀光，阻遏日愈蓬勃的佛學院生機。
其二、觀光工程打造，無疑是對於和平的宗教組織發動戰爭，中共官媒將之形容為「強硬的政治鬥爭」。
其三、喇榮寺、亞青寺（被迫放棄學佛者亦多達2千多人）以及鄰近村莊，中共在當地進行日愈昇高的維安手段以及巡邏，甚至採取移動式派出所，進行機動性巡邏，形同將人民居所激化為「軍事區」。打從2009年發生於四川阿壩州的第一起藏人自焚事件以來，中共軍警隨即在藏東系統性，進行侵擾措施。
其四、中共當局計畫將上述2個學佛處所，進行「市鎮化」、「觀光化」；並提出官版的地在宗教文化特色，命名為「幸福甘孜」（甘孜，即四川甘孜自治州）；其奧步包括有強調非宗教元素的西藏文化（譯註：意圖稀釋藏傳佛教），防範異議動作，管制宗教活動，以便確保共黨在轄區繼續享有老大管控權。
ICT的報告書摘要說明也指出，相當罕見的案例，發生於今年2月間，6位聯合國專家一同向中共遞交一分書面文件，指陳中共在藏東佛學院區域的新發展方針，違反國際人權法律，而且「似乎預謀性攻擊，可見或不可見的藏人文化資產；這對於藏人目前，以及未來世代的少數民族文化權，都帶來殘害。」
ICT主席利瑪竇.梅卡西（Matteo Mecacci）指出，喇榮寺以及亞青寺的學佛住所遭夷平，僧尼被驅逐，造成宗教自由蕩然無存傷痛。中共認為佛學院周邊過度擁擠，不利於宗教發展的說法，在藏東人口稀少的偏遠山區，根本牽強，強詞奪理。中共將僧尼居所徹底摧毀，逐趕學佛者，無疑也破壞了漢藏之間的珍貴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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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班禅美丽的妻子和女儿　（39P） – 铁血网 - https://goo.gl/VMTV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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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中共政策下藏人亡教滅種的文化危機  

2010年，仁吉旺姆從清華大學博士畢業，與母親李潔等人合影

 辯機/高陽公主，唐初學問僧玄奘徒弟幫助玄奘翻譯經文，撰成《大唐西域記》一書，少懷高蹈之節，容貌俊秀英颯，氣宇不凡，以佛法修為高深、文學程度高及擅於撰文著稱，因高陽公主相贈之金寶神枕失竊，御史庭審之時發案上奏，唐太宗怒而刑以腰斬/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協助從印度取梵文經書至中國的高僧唐玄奘抄寫佛經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KHwAjD

 

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為什麼會結婚生子，以及藏傳佛教內部對此如何評價？
首先藏傳佛教本就沒有漢傳佛教那麼多清規戒律，喇嘛與婦女通姦生私生子的極為常見，蒙藏老百姓也大多習以為常，不像內地老百姓這麼大驚小怪。例如五世達賴就曾在從色拉寺到哲蚌寺的路途中，在大貴族仲麥巴的府上留宿，並由女主人侍寢，後來生下了西藏歷史上著名的第巴桑結嘉措。五世達賴傳裡隱晦的寫道：“聖體化身的觀世音菩薩在桑結嘉措母親的床上遺落了一粒珍珠寶鬉上的寶珠。”
而被第巴桑結嘉措選定的六世達賴倉央嘉措那更是西藏歷史上有名的情僧，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情詩，被一直傳唱至今，是名副其實的西藏愛情文學的鼻祖。這跟咱中國歷史上另一位有名的情僧，那位玄奘法師的高足，《大唐西域記》的執筆者，最後因為跟高陽公主通姦而被腰斬棄市留下千古罵名的辯機和尚的境遇可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據說此公經常在天黑之後脫下袈裟，冒充俗人溜到布達拉宮山下去跟婦女鬼混。過去看一個作家的旅藏遊記中就曾寫到：眾人到布達拉宮山下的一個小酒館去喝酒時，酒館老闆就曾炫耀的說他家酒館已經在布達拉宮山下經營了幾百年，祖上的一位老闆娘曾當過倉央嘉措的情婦，那份自豪簡直和《羊脂球》裡那位貴族爵爺說起亨利四世曾經在他家的莊園住過一段時間，而且跟他家祖上的一位女子曖昧不清時的那份驕傲毫無二致。當然這份給自個找一個幾百年前的便宜祖宗的豪情恐怕就不是咱漢人能理解的了。
再說一個不那麼浪漫文藝的例子。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名義上是達賴喇嘛的弟子，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僅次於達賴和班禪兩大活佛。清末美國記者去採訪末代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時，發現他因為身染梅毒而爛掉了整個鼻子，後來更因此而失明。這位風流活佛曾結過兩次婚，第一位妻子敦都克拉穆在外蒙宣布獨立，哲布尊丹巴自稱為外蒙皇帝后，被尊為皇后，更被外蒙人視為空行母的化身。而根據《劍橋中國晚清史》的記載，因為一年一度外蒙諸王爺前往朝拜哲布尊丹巴時，福晉們有根據傳統為活佛侍寢的習俗，這導致佛爺身上的梅毒流傳到了外蒙的各個王府，使這些成吉思汗的後人飽受其害。不知這是否就是導致後來他們大多反對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獨立的原因。
活佛們因為都是自小選定的轉世靈童，而非自願出家的喇嘛，所以長大後很多都不願遵守清規戒律，伴著青燈古佛終老。那些包養情婦生下私生子的活佛們一般會搬出廟去，去過自家的小日子，只有在法會的時候才回廟客串一下，當然這會影響到他們在廟中的地位，導致他們活佛派排名的下降，那些願意留下來遵守清規的活佛們往往會後來居上，取而代之。
當然活佛們一般也就是偷摸與婦女通姦，或者頂多跟情婦搬出去居住，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事，像班禪這樣公然結婚的畢竟還比較少見。這既跟那個特殊的時代有關，也跟班禪的自身性格有關。
當年班禪和達賴54年第一次訪問北京時，他們的陪同官員就發現雖然達賴只比班禪大3歲，兩人都是不到20的年輕人，但是達賴明顯比班禪深沉、內斂、有城府。凡事都不輕易說話，不輕易表態。而班禪則明顯熱情直爽，全無心機。兩人這種不同的性格，也決定了兩人日後不同的命運。
班禪後來在文革中直抒胸臆，說了很多大逆不道的犯上之話，被押入秦城監獄，一關十年。出來後有人問他後不後悔？他說：我這個人就是心裡有什麼看不慣的就一定要說出來，絕不會藏著掖著。後來有一次政協開會時，班禪被分配跟兩位民主人士共住一個內帶一個小間的大套間，因為班禪地位較高，所以就將他安排在小內間裡。班禪聽說後堅決拒絕：說我才40多歲，他們兩位都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了，我怎麼能安心住在小間裡，堅決推辭。後來主辦方告訴班禪，那二人是相識三四十年的老朋友，文革中多年未見，安排在一起正好方便他們敘舊，班禪方才作罷。因為二老腿腳不便，所以開會期間打水之類跑腿的活都是由班禪主動承擔。後來二人感嘆：真沒想到班禪這麼一個有地位的大活佛，竟然是這麼一個謙恭誠懇之人。
因為班禪在內地居住時間較長，漢語說的也比較流利，所以當時政協中的人很多都將他看成一個年輕上進的後輩，而沒有將其當成聲名顯赫的西藏活佛。後來班禪感到年過不惑，孤單寂寞，於是向政協委員、國民黨起義將領董其武的一個警衛員提出想讓他幫忙找一個對象。那個小戰士年輕不懂事，平日里跟班禪玩的很好，也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於是便一口答應。他去找董其武的外孫女，年輕軍醫李潔說：我們政協有一個叫班禪的，想找個對象，你能不能幫忙找個女軍人？李潔也是個熱心腸，於是便一口答應了。後來一想：介紹人怎麼的也得先見見被介紹對象吧？於是便提出要見見班禪，結果班禪誤會了，以為李潔就是被介紹的對象。對其一見鍾情，大加表白。但是李潔家裡堅決反對，一則班禪年齡較大，二來他的帽子當時還沒徹底摘掉。但是二人卻感情日深，最終報告打到鄧公那才獲得批准。
班禪在結婚後，便不再穿袈裟，而是身著藏袍，以居士自居。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不同，有很多迷信儀軌，還盛行算命打卦。據班禪說：他年輕時卜卦就曾預言他一生將會結一次婚，所以他結婚生女是命中註定，當然此事是真是假，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因為歷代班禪的靈塔在文革中都被紅衛兵搗毀，1989年西藏扎什倫布寺邀請班禪到西藏為五世到九世班禪的合葬靈塔開光。當時班禪的身體實則已經不好了，但是他聽聞此事後欣喜異常，堅持赴藏主持這一盛事，結果在西藏期間，因為積勞成疾而最終圓寂。幸運的是，因為班禪此次赴藏要主持眾多法事，所以歷代班禪所留下的珍貴法器都被其帶在身上，死後名正言順歸了廟裡，傳給下一代班禪。而如果其在北京去世的話，這些法器作為遺產，就很可能由其家屬繼承，據說此事最終調節的結果是由政府給其家中十萬元作為補償。
至於藏人如何評價班禪結婚之事，大體上來看，除了那些逢中必反的少數西藏知識分子外，大部分西藏普通的牧民百姓對於班禪大師還是崇拜敬仰的，但對他的漢族妻子及那位自稱為西藏公主的女兒態度就比較冷淡了，大多認為她們並沒有沾染班禪大師的佛性法力。根據藏傳佛教傳統，上一世活佛的親人也是下一世活佛前世的親人。所以小班禪曾經兩度去看望過十世班禪的母親，也就是他上一輩的母親，但對他上一輩的媳婦和女兒，好像就沒什麼表示了。
佛教年代久遠，其中緣由不得而知，但是天主教神父當初之所以獨身守貞，卻絕對是因為防止教會財產通過繼承轉移採取的不得已措施。基督教早期，堅持清貧簡樸的辦教方針，連教堂都沒有，用幾塊石頭搭建一座聖壇就可佈道，那時神父是可以合法結婚的。但後來教會勢力日盛，教產日增，再允許神父結婚，就會有大量教產隨著繼承而脫離教會。信徒捐錢給教會是為了敬神的，而今被神父兒子拿去揮霍總不太好吧？所以中世紀時才開始了盛極一時的克呂尼宗教改革。以嚴守清規戒律而著稱的克呂尼修道院先後產生了七位教皇，這些克呂尼教皇們號召教士獨身守貞，將不肯離婚的教士從教會開除出去，從此獨身才成為天主教教士必守的戒律。
藏傳佛教早期，活佛主要是靠巫師神斷來確定轉世靈童，大貴族們往往從中收買巫師，操縱結果，使各大活佛在七大貴族中叔侄相襲，世代相傳。後來清廷為了打破這種活佛被貴族世家所操縱的局面，才頒賜了金苯巴瓶，制定了金瓶掣籤制度，防止人為操縱。但是從此達賴便都不多壽，從達賴九世到十二世，大多在年紀輕輕時便被人毒死。現任達賴的父親當年就是因為阻止達賴被大貴族所操縱，結果莫名其妙的就被人毒死。所以達賴一見中央代表，第一件事就是懇求他們為其父報仇。
現任達賴之所以能夠僥倖活下來，只不過是因為遇上了解放軍入藏這個難題。當時攝政的達扎活佛（就是多部西藏電視劇裡演過的那個本來是在攝政熱振活佛閉關期間代理攝政三年，但是最後戀棧不還，反而毒死熱振活佛的奸邪小人）因為是戰是和噶廈無法定奪，神斷也得不出結果，誰都不願承擔責任做出決定，害怕一旦選擇錯誤會留下千古罵名，才無奈讓達賴提前親政，將這個燙手的山芋交給他這個少年去決斷。
姜摘星小朋友問起達賴班禪的地位問題，在此簡略做一回答：
達賴住在拉薩布達拉宮，統治前藏，班禪住在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統治後藏，因為前藏靠近內地，所以比後藏富裕。達賴的地位也稍高於班禪。之所以有兩個活佛是為了讓達賴班禪互為老師，在一方未成年時由另一方擔任其經師為其傳經授法，例如四世班禪曾擔任五世達賴的經師，而五世班禪曾擔任七世達賴的經師。當然後來因為活佛大多未成年，所以這一制度也就形同虛設了。排名第三的是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按傳統被認為是達賴的弟子，第四的是內蒙的章佳呼圖克圖活佛，按傳統被認為是班禪的弟子。55年兩會時，達賴被選為
下邊是我關於活佛問題現狀的另一個回答：
怎麼看張鐵林當「活佛」了？-暗黑歷史的回答
如同@ 李玄說的那樣，那段時候是特殊時期，班禪大師為西藏的建設說過很多話，寫過七萬言書，也對ZF抱有期望，可是結果是什麼呢，坐牢十年，受到很多非人侮辱，這些只是當局不會告訴你而已，他們只會說班禪大師愛國愛黨..
出獄後班禪大師希望還俗，這只是個人的決定，事實上因為身為比丘的關係，我猜想有很多事情是不方便做的，還俗則在戒律上自由很多，再加上改革開發初期宗教信仰不自由，僧人反而沒在家人方便。
在如法還俗後也從沒有再穿過僧袍，同時又仍然致力於保護藏族的民族信仰，傳播佛法，爭取信仰自由的權利，而娶妻也是通過正常流程，法律承認的，從各方面角度來說他都是一位偉大的佛教徒！
如果他是聖者，那聖者的目的只有利益眾生，利益眾生，利益眾生。至於身份是否一定要是僧人，抑或是否結婚，並不是最重要的。
想起經典中的一句話：菩薩為了利益眾生，可以毫不猶豫的沖向地獄，如同天鵝扎進清涼的湖泊

歷代班禪中，確實只有爸啦結婚，從第一任班禪大師到我的爸啦，漫漫六百年，於我，能成為第十世班禪的女兒，我相信我的佛緣是很深厚的——堯西·班·仁吉旺姆自述
北京嘉里中心一樓。 23歲的堯西·班·仁吉旺姆順手從報架上拿起一份英文報紙，她立刻被頭版頭條標題——“4月13日，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將在杭州舉行”所吸引。在她想拿走報紙時，門口的侍者擋住了她。
她幾分咄咄地問，能否買下？侍者含笑拒絕。
那就在外面買吧，她無奈道。這個侍者並不知道眼前這位年輕的、全身時尚名牌的、漂亮中還帶著洋氣的女孩是誰，她為什麼非要這份報紙不可。
堯西·班·仁吉旺姆，密宗的含義是:智慧的聖母。“這是爸啦(注:爸爸)為我起的名字。”回到她的城堡，那間藏式薰香氤氳的屋內。她身著那件唯有特殊級別的人才能穿上的黃色藏裝，藏裝明黃黃的亮，賽過屋中正面壁畫裡珠穆朗瑪峰上的一抹餘暉。她在衣服上別上一枚像章，像章裡一個男人微微笑著，那人就是她的“爸啦”——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
十世班禪身邊的人都稱堯西·班·仁吉旺姆為公主。桌上，一盆粉艷豔的紅蓮花。管家端上一碗白稠稠的酥油茶後，一直靜候在公主的身旁。仁吉旁若無人，一邊翻閱清華大學的學習提綱，一邊熟稔講述往事。
1983年6月，我出生到了人世間。首先，我想很多人會很好奇我爸啦的這段婚姻，會提出疑問:“班禪怎麼會娶妻生女？”
生長在內地的人不明就裡，不了解藏傳佛教的習俗。藏傳佛教屬於大乘佛教，與註重自身解脫的小乘佛教不同，大乘佛教強調的是利他，利大眾，清規戒律較少，所以在藏區，活佛通婚的事情極為普遍。但歷代班禪中，確實只有爸啦結了婚。從第一任班禪大師到我的爸啦，漫漫六百年，於我，能成為第十世班禪的女兒，我相信我的佛緣是很深厚的。
而我的阿媽啦——李潔，身為前國民黨將領董其武心愛的外孫女，一位名門閨秀，一個漢人女子，能在爸啦解除監護後，認識他，嫁給他，也自是他們的奇緣。
爸啦過世時，我才五歲半。他生前是不可能向一個小孩子解釋他為什麼“文革”剛一結束，就萌動凡心的。我現在長大了，根據阿媽啦的回憶，和我個人的分析，我想正是爸啦在“文革”中的遭遇為他日後的姻緣埋下了伏筆。
1961年，爸啦到全國各地參觀訪問。他對當時轟轟烈烈的人民公社等運動產生了強烈質疑，敏感於民族、宗教、統戰政策在執行中遇到的問題。於是，他回到西藏後，就開始運籌上書，想就自己所了解的情況，給中央上呈一份書面材料。這就是日後所謂的“七萬言書”。
“七萬言書”列舉了“七個認識”，言辭尖銳。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雖對其中言論提出不同意見，但也肯定了爸啦在材料中指出的部分問題。可是，一年多後，“七萬言書”被打成“**綱領”。爸啦受到嚴厲批判，繼而，一切職務全被撤銷，同時扣上了“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圖謀叛國”三頂帽子。
週總理曾有心保護爸啦，先將他從拉薩接到北京，安排爸啦一家人住進已故民主人士沈鈞儒的寓所。除了參加民委辦的學習班和被安排到低壓電器廠勞動改造，那段日子，相對於倍受衝擊的老幹部，爸啦過得比較平靜。
1978年，中央組織了一批像爸啦這樣特殊的民主人士，讓他們出遊看看祖國山河變化。於是，一支考察團隊就這樣形成了，帶隊的副團長正是阿媽啦的外公董其武。爸啦在這支團隊裡年齡最小，與他能夠親近的反倒是我太姥爺身邊的警衛員。在兩個月的接觸中，爸啦向這名年輕的警衛員坦露心跡:他想找對象結婚。警衛員是個熱心腸，滿口答應幫爸啦物色對象。
活動結束後，警衛員找到我的阿媽啦說，小潔啊，我們團隊裡有個叫班禪的，你能不能幫他介紹一個女軍人啊。
沒讀過什麼書的警衛員雖和爸啦相處一段日子，可他對班禪的歷史掌故知之甚少。阿媽啦從小生長在太姥爺身邊，常識典故耳濡目染。高中畢業後，她先在太姥爺的69軍當醫務兵，後又考入第四軍醫大學軍醫系。想來那時的她，雖未曾見過班禪一面，肯定也是久聞大名。對於一個19歲的少女，“十世班禪”無疑充滿太多傳奇。
加之阿媽啦生性活潑開朗，也是一個熱心腸，得知此事後，馬上熱忱張羅開來。要為男方作介紹人，豈能不見他本人一面？於是，阿媽啦請警衛員代傳口信，她要見他本人一面。
不知為什麼，警衛員沒把事情向爸啦講清，爸啦這邊以為是正式見面了，而阿媽啦也帶上她的五姨一同赴約。這種場面，也難怪爸啦會產生美麗的“誤會”。
我無從得知，爸啦第一次見到阿媽啦時的感受，但你可以看看阿媽啦少女時代的相片，她是那麼美，一雙眼睛顧盼神飛，極顯聰慧。面對這樣一位優秀的女性，爸啦即使真的“錯認”了，他肯定也是願意“錯”下去的。
不可能有戀愛經驗的爸啦，率性如他，一開頭就向阿媽啦坦言，自己一無所有，什麼都不可能給她。不光如此，因為自己沒有徹底平反，如果兩人真走到一起，她還要做好隨時同被監護的心理準備。
這番話留給了阿媽啦極深的印象，她過去還不曾得知有誰會剛一認識，就如此坦白的。也許，正因此，兩人的愛情才真正萌芽。
對於他們的婚姻，阿媽啦的家人自是不看好，要從中反對。首先，男方大女方很多，雖然是尊貴的十世班禪，但畢竟頭頂上的“三頂帽子”還沒完全摘掉。儘管如此，1979年1月，阿媽啦還是嫁給了爸啦。此後，爸啦嚴守藏傳佛教中的格魯派戒律，從此不再作為出家人穿過袈裟，只穿華貴藏袍，即使參加重大的宗教活動，也毫不避諱自己已有妻室。
十世班禪44歲那年生下了我。我出生一百天后，鄧穎超媽媽和習仲勳伯伯來到我家。我的小名“團團”就是鄧媽媽起的。鄧媽媽抱起我，說這小女娃兒的臉蛋團團的，乾脆就叫她“團團”吧，而其中另一層深意，也是希望漢藏民族間能團結和諧。
爸啦可真是疼我啊。如果他在家開會，要求絕對的安靜，沒有任何一個人敢隨意走動，唯有我可以跑出跑進，一會兒跳到他的大腿上，一會兒摟著他的脖子膩著他。
也許正是因為聆聽佛經長大，我也比較早慧。從小過目不忘，即使一歲多時所見，現在依稀還能說出幾分，這常讓阿媽啦吃驚不已。而早慧如我，又怎會忘卻1989年1月爸啦的離去？
以往為爸啦送行，往往只要送上機就可以了。可那次，爸啦十分戀戀不捨，一次次讓人叫我進艙內，一次次叮嚀我很多事情，比如要好好學習，將來做他的助手；一定要聽阿媽啦的話等等。當時陪在爸啦身邊的活佛們事後回憶說，我們母女離開他後，爸啦曾真誠地對他們說，這次他離開我們，內心非常難過。希望活佛們以後能像照顧他一樣，好好照顧他的家人。
1989年1月28日，爸啦在日喀則圓寂了。
我和阿媽啦被通知火速趕往日喀則，途中無人向我們提起爸啦的事情。等我們到達班禪歷代行宮德虔頗章時，我看到很多人在哭泣，有的人甚至哭昏過去了。
那年的那天，天空，日喀則湛藍的天空，自此在我的心靈上彷彿塌了一角。
我在美國的日子
1996年7月21日，小學畢業後，我去往美國紐約留學，暫居於媽媽的五姨家中。那時的我才13歲。
五姨畢竟去美國時間不長，一切處於創業階段，生活也不盡如人意。我住在她家，條件自是不比在國內了。
她將我送往離家較近的128中學就讀。那可真是一所可怕的中學。學校裡加我，一共4名亞裔學生，不會說英語，會說點廣東話。
在那所學校，我一共呆了五個月。期間，我見識了布魯克林貧民區的生活，也見識了128中學的大姐大怎樣手拿小刀和黑人學生比劃。五個月後，阿媽啦到美國看我。知女莫若母，她從一點一滴的細節中看出了端倪。
在逼問下，阿媽啦知道了我在紐約的這段真實生活。通過朋友的介紹，她在美國為我找到了一位監護人。這個人就是好萊塢的武打巨星:斯蒂芬·西格。
轉到洛杉磯私立學校讀書後，每到週末放假，斯蒂芬都會派車接我回他家住。他有6個孩子，自從做了我的監護人後，他就常說他一共有7個孩子。我是他最寵愛的一個。
我這位監護人可不像他在銀幕上那樣冷冰冰的一副硬漢形象。他本人是極其虔誠的藏傳佛教信徒。私下極其溫和，而且十分好客，家裡就像一個自由市場，常常人來人往。
選讀政治對我是非常必要的。爸啦生前來往的友人都是政界人物。我從小就從報紙和電視上看到他們的消息。在這種環境熏陶下，從熟悉每一張面孔到關心他們做什麼，久而久之，我對政治產生了濃厚興趣。
我是班禪的女兒，我曾發誓要繼承他的遺志，終生致力於民族團結，加快藏區經濟建設，架起中西方文化間的溝通橋樑。要做好這些，豈能不懂政治？
我在美國從沒忘記過這一理想，始終刻苦學習。在圖書館裡，我常常讀書至深夜，甚至最後一個離開。還常常利用學習之餘，盡力參加一些國際活動。比如在牛津召開的“藏學研討會”，訪問世界紅十字會、世界女政治家大會，擔任過學校學生會主席、洛杉磯國際學聯主席，後來擔任西藏紅十字會名譽副會長、世界援救協會總顧問等，社會活動總是很豐富。
考大學那年我考上的是美利堅大學政治系，最終畢業於弗吉尼亞大學政治系。
我不否認，我在美國擁有名牌跑車，大學四年，同學多是公主或王子，這期間昂貴的費用，都要感謝阿媽啦的操持。爸啦圓寂後，曾為我們留下了房產，加上她自己也有工資。曾有過一些崇敬我爸啦的教徒，提出幫助我們，都被阿媽啦婉拒了。她希望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讓我盡量吃好、穿好。這不僅出於愛，她說過，我是十世班禪的女兒，過體面的生活，不僅是個人尊嚴的需要，也事關國家和藏民的尊嚴。
大學畢業前，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表示願意接收我繼續深造。就在我舉棋不定時，阿媽啦從中國打來電話，向我轉達了有關方面的願望，他們希望我能回國深造，並將安排我參加中華青聯，以及到清華大學讀博。所以，我就在清華攻讀金融學博士學位。
在常人眼中，公主是沒有煩憂的。但我有，我有我的煩憂。如果我不是班禪的女兒，不用身負重任，我也許會做做女兒家的夢想，比如當個服裝設計師什麼的。但我不能有負眾望。
回西藏受到熱烈歡迎
在我18歲那年，國家安排我回到西藏，那是我第一次離開阿媽啦回到家鄉。那裡通訊並不發達，生活條件十分有限。可不知怎的，十世班禪女兒到來的消息卻一傳十十傳百，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或是一個村落的老老少少跑來看望我。而他們只想得到我的祝福，只想向我獻上一條潔白的哈達。
45天的行程過去了，當我離去時，大昭寺廣場雲集了數萬藏民為我送行。他們熱淚盈眶，口中念叨“常回來看看，我們會想念你”。
載我離去的車子越行越遠，可那些藏民還佇立在那兒，向我招手。我不斷回敬他們哈達，胳膊酸痛得舉不起來。在那一瞬間，我覺得自己身上的擔子遠比這酸痛的胳膊更為沈重。
相關資料:
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俗名貢布慈丹， 1938年藏歷土虎年正月初三誕生於青海省循化縣溫都鄉的一個農戶家庭。 1941年，班禪行轅堪布會議廳按宗教程序認定貢布慈丹為九世班禪的轉世靈童，迎往青海塔爾寺供養。 1949年6月3日，經當時的國民政府總統李宗仁批准為十世班禪。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等職。 1989年1月，班禪大師從北京前往西藏日喀則市扎什倫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禪大師遺體合葬靈塔祀殿開光典禮時，突發心臟病，經搶救無效去世。
董其武， 1899年生於山西河津一個窮苦農家。抗戰期間參加了平型關大戰、忻口會戰和著名的五原大捷。 1946年底，任國民黨綏遠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1949年9月通電起義。
解放後任綏遠省人民政府主席、解放軍第23兵團司令員等職，曾參加抗美援朝。 1953年後任69軍軍長。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國民黨起義將領中授軍銜最高者之一。歷任全國政協常委、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 1989年在北京去世。

第十世班禪喇嘛死因之謎探究
十一月 16, 2016 4:43 下午
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
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
文/桑傑嘉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最高掌權者在圖伯特（西藏）實施了一起重大謀殺行動，在這次謀殺行動中圖伯特第二大著名領袖—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遇 害。這對圖伯特國家和人民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更不能容忍的是中共謀殺了班禪喇嘛後稱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這是對第十世班禪喇嘛極大的侮辱。
雖然，中共掩蓋了謀殺班禪喇嘛真相二十多年，但是，他們無法永遠掩蓋，隨着境內外藏人和學者以及關注這件謀殺案的人們經過多年的調查、研究後，由中共高層 領導人經過長時間策劃的謀殺事件之真相逐漸浮出了水面。中共有關班禪喇嘛圓寂的謊言編造的再好也經不起事實真相的拷問。
圖伯特第二大領袖第十世班禪喇嘛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於1989年1月28日圓寂的噩耗傳來時，整個雪域高原沉浸在了無限的悲痛中—。昨天還不是好好的 嗎？我們的仁波切（班禪喇嘛）也沒有什麼健康問題—悲痛的同時幾乎每個圖伯特人產生了一連串的問號。但是，這不能公開講，而且，更不能讓政府聽到,所 以，大人們確定沒有其他人在場的時候，談論班禪喇嘛圓寂的事。雖然他們只有中國官方公開的消息，但是，他們還是非常堅定的認為 “加米仲當尼應”（藏語，是中國人害死的）。當時在境內的圖伯特人無法公開質疑中共公布的有關班禪喇嘛圓寂的說法，但是每一個圖伯特人堅定地認為中國人殺 害了班禪喇嘛。也因此，“第十世班禪喇嘛圓寂後圖伯特一位高級珠古冒着生命危險通過各種渠道從法體上成功獲取了頭髮和唾液，並想辦法送到印度進行鑒定，但 由於有人告密而未能送達印度。”1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圖伯特境內外有很多人開始調查、研究有關中共謀殺班禪喇嘛事件。同時，也有非常親近班禪喇嘛的人士流亡國外透露了更多的消息使這一案件的調查和研究邁出一大步。
如，阿嘉仁波切流亡美國後透露十世班禪喇嘛圓寂前後的更多情況，他也在自己的自傳中《逆風順水》2也談到這一事件，阿嘉仁波切的舅舅是班禪喇嘛的經師，也 是班禪喇嘛遇害後最先進入寢室看到遺體的當事人之一。流亡在印度的圖伯特人藏楚.多啦長期調查該事件，他通過扎什倫布寺以及西藏境內的不同渠道收集各種信 息後，於2012年出版了《班禪額爾德尼研究》（藏文）3一書。流亡澳大利亞的圖伯特作家安樂業和中國學者袁紅冰通過中共高層的良知人士、受到整肅的中共 高層官員的家族成員、中共體制內的圖伯特官員搜集相關信息和資料聯合出版了《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4。
經過二十多年的調查、研究結論越來越清晰，真如當初圖伯特人確信的，第十世班禪喇嘛並非如中國政府宣稱的“急性下壁、廣泛前壁心肌梗塞，引起心臟驟停（室顫）”5、“心臟病突發”6而是遭到謀殺，而兇手就是中共。
也許很多讀者會辯解說:第十世班禪喇嘛沒有反叛中共，而且，一直和中共“合作”的很好，更何況中共信任他。他圓寂後中共給予了高度評價，如：“我國偉大的 愛國主義者、著名的國務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中國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第十 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其實，中共的這一“評價”本身也是這次謀殺行動的一部。
中共為什麼謀殺班禪喇嘛？
中共非法入侵圖伯特後，開始以各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對圖伯特民族和文化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清洗。如“解放”、“民主改革”、“平叛”、“文化大革命”等 等有計劃的實施消滅圖伯特民族和文明運動。中共在圖伯特實施最激烈的種族滅絕政策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班禪喇嘛無法目睹“滅族滅教”的殘酷政策冒着生命危險 寫下了震撼中共高層的《七萬言書》。對此，遭中共打擊坐牢九年零八個月。
班禪喇嘛出獄後，繼續忍辱負重，為圖伯特民族的生存和拯救文化日夜操勞。中共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幾乎徹底摧毀的圖伯特文明在班禪喇嘛的努力下一座座寺院，一座座學校獲得重建，班禪喇嘛召集或支持文革中倖存下來的知識分子、宗教領袖和學者擔負起佛教和文化復興運動。
班禪喇嘛也對中共錯誤的圖伯特政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千方百計地保護圖伯特人民權益和傳統文化。如為了調查1987年中共武力鎮壓圖伯特人在拉薩的抗議運 動的真相，凌晨一點左右上中共西藏自治區最高官員伍精華的家，找回抗議現場的原始錄像帶，發現先由中共警察開槍的證據。並多次強調“人民弟子兵是為人民服 務的，卻向人民開槍，這是政府犯了錯誤吧！–”7全力保護圖伯特人的權益，爭取遭捕的藏人獲得自由。
班禪喇嘛對達賴喇嘛的尊重和肯定更是中共措手不及。如1962年3月，班禪喇嘛在圖伯特首都拉薩大昭寺出席墨蘭欽莫（傳昭大法會）時面對一萬多名民眾和中 共官員申明自己的堅定信念：“西藏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重獲獨立，神聖的達賴喇嘛一定會重返寶座。神聖的達賴喇嘛萬歲！”8
上世紀八十年代，圖伯特流亡政府的代表團訪問中國和西藏時，班禪喇嘛接見代表團成員時每次第一個問題就是“坦吉千巴古吉塞秀要丹”（全知者，佛，指達賴喇 嘛安康？）1982年圖伯特流亡政府代表團訪問北京，代表團轉交達賴喇嘛的信函給班禪喇嘛時“他雙手接過信函舉過額頭頂禮之後閱讀。”9
1986年，班禪喇嘛去尼泊爾參加世界佛教大會前也特別準備了給達賴喇嘛的禮物，希望能在會議上見到達賴喇嘛，但由於中國政府抗議施壓，最後達賴喇嘛未能參加會議。
班禪喇嘛多次公開場合表示達賴喇嘛和我是道友，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矛盾，並且多次表達對達賴喇嘛深深地思念。
班禪喇嘛也借出訪的機會打電話給達賴喇嘛問安，並討論關係圖伯特命運的重大問題，以及圖伯特問題等。
總之，班禪喇嘛重獲有限的自由之後，打亂了中共徹底消滅圖伯特民族和文明的如意算盤。相反，他搶救了瀕臨滅亡的圖伯特文明，從而救活了接近死亡的圖伯特民 族。而且，他處處為圖伯特民族利益保駕護航，就在短短几年內圖伯特文化蓬勃發展，民族認同前所未有的強烈，自救文化傳統的旋風掃蕩雪域高原。這是中共最不 想看到的事。
當時基本形成達賴喇嘛在境外領導流亡圖伯特人抗爭，境內班禪喇嘛領導圖伯特人團結一致，繼承發揚圖伯特文明，以及在有限的空間內爭取更多的民族權利的局 面。而圖伯特人民對達賴喇嘛的敬仰程度中共從流亡政府代表團訪問圖伯特時看清楚了，對班禪喇嘛的敬仰中共心知肚明，這是中共最擔憂的問題。
另外，由於班禪喇嘛在圖伯特人民最艱難的歲月里所做的貢獻，冒着生命危險保護人民，以及他固有的精神領袖的地位使他的影響任何人都無法取代，且遠遠高於中共。這對共產黨是巨大威脅。
筆者認為由於以上這些原因中共謀殺了班禪喇嘛。
《班禪額爾德尼研究》的結論是懷疑被中共下毒藥害死，10原因與筆者沒有太大出入。
《殺佛》認為中共謀殺的班禪喇嘛的理由是：“中共元老寡頭集團也很快就意識到藏傳佛教復興運動對其在西藏的集權政治統治的威脅。他們對班禪大師的忌憚主要 在於下列各個方面。其一，十世班禪大師在藏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其二，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對於班禪大師的政治立場，一直懷有深刻的疑慮。第三，班禪大師推動 的佛教復興運動逐漸引發追求西藏自由和西藏復國意志再次崛起的效應。第四，班禪大師積極為藏傳佛教復興運動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尋找和建立不受中共當局控 制的獨立的經濟基礎。第五，班禪大師的社會關懷超出了藏區和佛教的範圍。”11
其實，早在一九六一年鄧小平已經說的很清楚：“和班禪合作要聚精會神，不要把他當成一個娃娃，不要看成是可以輕易對付的。他是從政治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合作中要講究方法，有合作也有鬥爭。”12
誰謀殺了班禪喇嘛？
由於中共謀殺班禪喇嘛計劃非常嚴密，因此，外界還沒有太多中共如何籌劃謀殺的詳細情況。從嚴密的謀殺行動和班禪喇嘛圓寂後的處理，以及這麼多年的保密措施等顯示謀殺行動來自中共最高層。
不過，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隨着近幾年更多的人關注、調查和研究成果也不小。安樂業和袁紅冰通過中共高層的良知人士、受到整肅的中共高層官員的家族成員、中共體制內的圖伯特官員調查發現謀殺班禪喇嘛的計劃來自當時中共元老寡頭集團。
據《殺佛》一書講：一九八七年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初步作出不惜用特別方式解決班禪問題的政治決策。該集團成員包括：“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彭真、 王震、楊尚昆、宋平”等。他們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召開了會議，提出了對班禪喇嘛的“特別處置”的預案。這次會議之後，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確定主持“特別處置 班禪方案”的人員，他們分別是“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溫家寶，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溫胡再選擇具體實施行動的“胡春華”和 “中央保健局局長王敏清”。實施毒藥的人選是由王敏清介紹“專門負責黨和政府領導人醫療保健工作的北京醫院內科主治醫師周美珍”。由於溫家寶和胡錦濤實施 了這一謀殺計劃，給共產黨做了一件大事，所以，共產黨也給了他們最大的好處，他們分別被欽定為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而，其他人也好處不少，升官發財樣樣不 缺。胡春華也為了進入更高權力層，如今又在中國烏坎打開“殺戒”。
如何謀殺班禪喇嘛？
中共高層掌權者秘密決定謀殺班禪喇嘛後，精選了必要的人員，同時也選擇了實施計劃的地點、時間等。
為了避免懷疑班禪喇嘛遭謀殺，地點選擇在圖伯特班禪喇嘛的寺院扎什倫布寺，而非北京和中國其它地方。這一計對圖伯特人起到一定的欺騙作用，因為，一般情況 下圖伯特大喇嘛們選擇回到自己的寺院顯示圓寂。時間是班禪喇嘛在扎什倫布寺主持第五世至九世班禪喇嘛合葬靈塔開光大典之際。
首先，中共利用謀殺班禪喇嘛前一年的時間“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輿論準備，既透過中共控制的國內外的所有媒體，用生動有效的方式，廣泛傳播十世班禪同我黨同心同德，堅決反對分裂主義”的信息。其目的是謀殺班禪喇嘛之後消除懷疑和分化內外藏人，減弱國際反應。
其次，研究者發現為了不引起對胡錦濤參與謀殺的懷疑，雖然胡於一九八八年初已經開始主持中共西藏黨委工作，但到離謀殺班禪喇嘛不到兩個月的十二月中共才正式宣布胡錦濤的任命。
第三，“一九八八年初，溫家寶和胡錦濤研究確定用毒藥造成突發性疾病死亡方式” 13謀殺班禪喇嘛。方案由王敏清策劃，具體施放毒藥的任務由周美珍承擔。“只要用一根比頭髮還細的金屬芒刺，塗上藥物，刺入皮膚，見血即可生效；而且，在 芒刺上同時塗一些高效麻醉劑，芒刺刺入皮膚時便不會有任何疼感，因此，只需要一名醫護人員，利用給施藥對象量血壓或者聽診心肺的機會，便可以不露痕迹地完 成施放藥物。”14
第四，班禪喇嘛從北京出發前往圖伯特時，溫家寶的命令更換了警衛和服務人員，隨行的保健醫生則由腫瘤科醫師周美珍擔任，這次臨時警衛任務的負責人叫孟宏偉。
《殺佛》認為:1989年“1月26日晚，胡錦濤透過胡春華，向周美珍下達了第二天實施“特別處置”的指令。
“二十七日晚，班禪大師就寢之前，周美珍利用例行的測量血壓和聽診心肺的機會，將塗好毒藥的金屬芒刺刺入了班禪大師的皮膚。
數小時後，一月二十八日凌晨，毒性發作。”
有關班禪喇嘛圓寂情況的說法
有關班禪喇嘛的圓寂“新華社日喀則１月２９日電　記者從班禪副委員長搶救小組獲悉，班禪副委員長是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８日清晨４時３０分突然發病的。當時， 他說他後背疼痛並波及兩上臂。隨身醫生立即進行檢查，當時班禪副委員長神志清楚，呼吸每分２０次，血壓１２０、９０毫米汞柱，心率每分８６次，律齊。心電 圖顯示急性下壁及廣泛前壁心肌梗塞。醫務人員立即予以吸氧、擴張血管劑、止疼鎮靜和抗心律失常藥物治療，並先後組織日喀則、拉薩各醫院專家會診及搶救。８ 時２５分複查心電圖的過程中，突然抽搐、神志不清，８時３４分心電圖示室顫，當即採取胸外扣擊、心內注射強心藥物、胸外按摩、用呼吸機進行人工呼吸等搶救 措施。１８時３０分，由中央保健局局長王敏清、北京醫院副院長心血管專家劉元恕、心血管專家主任醫師沈瑾等組成的專家組到達後，先後兩次作心內起搏，持續 搶救，仍未見效，於２０時１６分逝世。”
《悲劇英雄班禪喇嘛》：“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四時，班禪大師感到身體不適，胸部疼痛，找醫務人員，服藥後又躺下，小睡一會兒。八點三十分醒來，說了句“好多 了”，神志清醒。醫務人員過來給他做心電圖。八點三十五分，大師“噢”地大叫一聲，隨即昏了過去。”後經中央派來的專家小組和自治區的醫務人員多方搶救， 但無濟於事—-”
《逆風順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離開時大師還好好的呀！”我急切地說。
“就是啊，誰都沒有想到。”嘉雅仁波切的隨員小扎西走到我身邊，“那天早晨，差不多六點多吧，阿襄還沒有起床，班禪大師的隨員就跑了下來，說有急事要見嘉雅仁波切，我說，嘉雅仁波切正在休息。他不聽，直接進去了。
“‘雍增仁波切，趕緊，袞頓圓寂了。’他說。
“‘什麼？’我和阿襄都驚呆了。
“‘已經圓寂了。’他又重複了一遍。
“我和阿襄立刻穿上衣服，手忙腳亂地跑到樓上袞頓的卧房。袞頓就躺在他的床上，神情非常安祥，無法形容的安祥。
“往常，袞頓一般五點鐘左右就起來了，一聽到動靜，隨員會立刻進去。可是，那天早晨，都等到六點鐘左右了，沒有一個隨員聽到動靜，就不得不進去了，結果見到了這種情景，就返身跑到了樓下我們的房間。
“我們立刻通知了北京跟來的那些人，也通知了自治區。一個小時左右吧，都來了。他們看到上師的臉上還很亮，說要搶救。阿襄就阻止，說：‘人都圓寂了，還搶 救什麼呀’。可是，他們不聽，就拉開大師的被子，解開了睡衣紐扣，先是輕輕地按壓，越壓越重，越來越快，就這樣，大師的臉慢慢地變了，先是發青，然後就變 黑了，越來越黑。大約到了下午四點鐘左右吧，一直等到溫家寶他們來了。大師夫人李潔也在那個飛機上，一起來了，這才算停止了搶救。”15
首先，中共官媒新華社1989年1月29日日喀則發的新聞一直作為中共統一口徑的說法，官方都引用這一報道，但是，與班禪喇嘛有着特殊關係的體制內學者降 邊嘉措先生的說法又跟中共官方的說法不一樣。按降邊嘉措的說法， 1月28日上午八點三十五分班禪喇嘛昏了過去後圓寂。
而當時住班禪喇嘛最近的嘉雅仁波切的隨員小扎西說，28日早晨六點中的時候班禪喇嘛已經圓寂。而且，最少凌晨五點到六點沒有任何人在班禪喇嘛的寢室里。因 為，按常規，五點鐘班禪喇嘛起床，而他的隨員將會更早起床等待。那麼，中共官方一致所謂的“4點30分突然發病”和“當時，他說他後背疼痛並波及兩上臂。 隨身醫生立即進行檢查–”又是怎麼回事？如果四點班禪喇嘛真突然發病，醫生檢查。那麼，不可能班禪喇嘛隨員不知道，更不可能到六點左右“沒有一個隨員聽 到動靜”。另外，很明顯，嘉雅仁波切六點左右到班禪喇嘛寢室時沒有任何人動過遺體，也沒有任何官員到場，所以，“我們立刻通知了北京跟來的那些人，也通知 了自治區。一個小時左右吧，都來了。”
中共對外宣稱的有關班禪喇嘛圓寂之事疑問重重，矛盾百出，如沒有什麼陰謀根本不需要胡編亂造，也不需要做賊心虛，表演的如此過火。
據《殺佛》揭露1月28日早晨中共派遣“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總醫院、日客則地區人民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八醫院等醫療單位的專家和醫護人員，分頭趕到，齊聚班禪大師的搶救現場，人數竟達近百人。
稍有醫學知識的人都應該當清楚，把這麼多醫療單位和醫護人員糾集在一起，對於搶救病人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反而會徒增混亂。不過，中共當局就是要透過近乎誇張的龐大的搶救陣容，以證明他們多麼想班禪大師活下去，證明他們對於班禪大師之死完全無辜。”16
《逆風順水》說：“一個小時左右吧，都來了。他們看到上師的臉上還很亮，說要搶救。阿襄就阻止，說：‘人都圓寂了，還搶救什麼呀’。可是，他們不聽 —”這時應該是七點左右，由這麼多醫護人員“搶救到１８時３０分，由中央保健局局長王敏清、北京醫院副院長心血管專家劉元恕、心血管專家主任醫師沈瑾 等組成的專家組到達後，先後兩次作心內起搏，持續搶救，仍未見效，於２０時１６分逝世。”很明顯是在表演，而且表演的過了頭。
結論
經過多方證實，第十班禪喇嘛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健康狀況一直沒有問題，因此，中共所說的突發心臟病的可能性幾乎是零。“班禪喇嘛的御醫噶瑪曲培先生特別說明了健康狀況極佳，最後一次圖伯特之行時也一樣健康狀況沒有任何問題。”17
另外，當時班禪喇嘛突然圓寂後，境內外很多組織和學者、研究人員質疑，對此，中共至今無法作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說明。
總之，眾多的調查結果證實班禪喇嘛是遭到了中共謀殺。因為，他是圖伯特天空中的月亮；18是民族“英雄”； 19是 “當代藏傳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西藏復國運動的精神領袖。”20在他的努力下圖伯特文化未能被徹底地消滅，使他拯救了奄奄一息的圖伯特民族。 為三百五十萬圖伯特信眾摸頂祝福，為達賴喇嘛為主的流亡藏人分憂，從不公開玷污達賴喇嘛。在圖伯特人民中的威信遠遠超過了中共。這一切，在中共看來是極大 的威脅，所以，中共最高掌權者策劃和實施了謀殺。班禪喇嘛的圓寂對圖伯特人民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圖伯特和圖伯特人的守護神遠離了他的土地和人民。中共清 除了對圖伯特實施文化、種族滅絕政策的巨大阻力，這在班禪喇嘛圓寂後的二十多年裡得到了證明，也從此，中共空前地加大了圖伯特種族滅絕進行式。導致了圖伯 特境內145名圖伯特人自焚抗議，2千多名政治犯遭關押的悲慘局面。
2016年9月30日

 

June 6, 2014
十世班禪的莫名其妙一生
ngsan 在天空部落發表於16:15:51 | 羽扇綸巾
本來當十世班禪好好的他，《七萬言書》翻覆了他的世界; 小小的一本《新華字典》是他最好的老師，後來出獄時，十世班禪已能流利地說漢語，漢文水準與社會知識進步較大。
十世班禪，法名羅桑赤列倫珠確吉堅贊，原俗名貢布慈丹。
圖為1954年9月26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代表達賴喇嘛（右）和班禪額爾德尼（左）合影。
圖為1955年2月24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共度藏曆年。
1959年藏區騷亂，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十世班禪選擇留在西藏，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主任的職務。
1961年9月，十世班禪前往北京參加國慶活動。隨後半年，十世班禪曾到西藏、四川、青海、雲南諸省藏區訪問考查，在發現人民公社的問題及執行民族、宗教、統戰政策的問題後，質問中國共產黨四川幹部“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你們為什麼不為老百姓說話？為什麼不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為什麼在人民的苦難面前閉上眼睛？”
十世班禪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視察時，州負責人向他彙報甘孜、阿壩兩個自治州在平叛、改革後廣大勞動人民獲得了翻身解放，生產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他隨即打斷其談話說：“甘孜、阿壩是開展平叛、改革最早的地區，平叛五六年還平息不下去，你們這裏平叛擴大化現象非常嚴重，匪民不分，把大批勞動人民、基本群眾打成‘叛匪’。在改革時，大批寺院被毀壞，喇嘛被強迫還俗……許多老百姓吃不飽肚子，甚至有餓死人的現象。”“有人批評我，老講民族、宗教問題。我是活佛，是藏族，談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是很自然的呀。你們在座的都是共產黨員吧？你們為什麼不為老百姓說話？為什麼不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
對此，十世班禪認為自己有必要有責任向中央反映問題，並把此想法告訴了身邊的人，但遭到了他們的反對。十世班禪的經師恩久活佛（曾為九世班禪的行轅之一，與九世班禪一起到青海並主持過尋訪九世班禪靈童專世）更極力勸阻，並特意提醒他1957年反右運動和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記憶猶新，因此不可輕舉妄動。
恩久活佛對十世班禪說到：“達賴佛已經走了，現在只剩下你一個，要是你有不祥，不只是你，也不是我們紮什倫布和後藏的事，整個藏區的政教事務都會受到影響，幾百萬藏民會感到沒有依靠。” 但十世班禪認為自己的目的是為了搞好西藏的工作且沒有私心並回答到：“只要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佛法宏揚，我個人暫受一點冤屈，也無需愧悔”。於是他力排眾議在當年年底，由於漢語不夠好，開始用藏文起草《七萬言書》，耗時五個月。
出於對中共在藏區實施改革中產生問題的不滿，十世班禪於1962年編寫了《七萬言書》，對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進行了嚴厲的撻伐。該報告與彭德懷《八萬言書》一起，被毛澤東定性為“反動派的瘋狂反撲”。
1962年4月21日至5月29日在北京召開的民族工作會議上，時任統戰部長李維漢檢討了“平叛擴大化”時所犯的錯誤，並要求加緊“甄別糾正”，當時的氣氛表面上有所解凍。藏傳佛學高僧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在會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我今天要說句真心話，你們有些做法太失人心，蔣介石、馬步芳沒有做過的事，你們做了……你們老愛回避實質問題而搞數字遊戲……我也向您學習，用幾個數字，講講你們這幾年的毛病：一說假話，二不認錯，三亂整人，四無佛心，不講人道……”。對此進行翻譯的人員一度不敢進行翻譯工作。
5月初，十世班禪基本寫完了藏文稿，後請人翻譯成漢文，以《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為題遞交給國務院。在該文中，十世班禪提出“七個認識”，認為中國共產黨“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現的錯誤和問題極其嚴重：一、對自治權利的認識；二、對中央和地方幹部過問西藏問題的認識；三、對是否要消滅藏族問題的認識；四、對是否要消滅宗教問題的認識；五、對叛亂原因的認識；六、對地方錯誤的認識；七、對國家前途問題的認識。
在此意見書中，十世班禪認為“西藏的叛亂是具有反黨、反祖國、反人民和反民主、反社會主義和反革命的性質，罪惡很大。党採取平叛的政策是非常正確、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適時的。”但他也指出“改革後佛教遭受巨大的衰敗而瀕於滅亡，我們藏人於心不忍。”實行專政的過程中“很多在押犯悲慘地死去了，幾年來，藏族人口有很大減少，這對藏族來說，是個很危險的問題。”平叛擴大化時，青、甘、川、滇藏區有的地方“除老幼婦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餘青壯年男子以及通情達理的人，大部分被逮捕關押了。
十世班禪通過列舉大量事實，說明了在平叛、改革中出現錯誤和問題十分嚴重，還強調：這些問題和錯誤若不認真加以糾正，藏族將面臨滅族滅教的嚴重危險。針對民主改革中對待宗教的問題，十世班禪表示：掀起了一個消滅佛象、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象、佛經、佛塔燒毀，拋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牆、佛塔姿意進行了瘋象闖入般破壞……盜走了許多佛象飾品和佛像神塔體內的寶貴物品。……而公然無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佛畫和經書用於制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
針對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場面，十世班禪表示：在民改鬥爭的地方刮起了兩大風，如果想進行鬥爭，即如被鬥者雖然沒有特別嚴重的過錯，也要捏造許多嚴重的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欲、顛倒是非，不僅毫無根據，一個比一個更尖銳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誇過火地姿意進行誣陷，以致冤枉了許多好人；而且對於那些瘋狂的人，反予以獎勵表揚，而對真假不加調查等，沒有進行應有的掌握，此其狂風之一。……鬥爭一開始，大喊、怒吼幾下，同時拔發揪須，拳打腳踢，擰肉掐肩，推來推去，有些人還用大鑰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鬥者七竅流血，失去知覺而昏倒，四肢斷折等，嚴重受傷，有的甚至在鬥爭時當場喪命，此其狂風之二。
針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後宣傳的舊西藏的黑暗與落後與共產黨帶來的光明等，十世班禪表示：在西藏一些地方出現了個別人餓死的情況，這是非常不應該，是惡劣的、嚴重的。過去西藏雖是被黑暗、野蠻的封建統治的社會，但是糧食並沒有那樣缺，特別是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舍施的好習慣；討飯也完全可以維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也從來沒有聽說過餓死人的情況……勿使眾生饑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為祝為禱！
5月下旬，周恩來前往東北前向中央有關領導及中央統戰部、中央民委、西藏工委交待，囑咐與十世班禪協商、談心。《七萬言書》發佈後，十世班禪將其送達中央領導和相關部門，引發了高度重視。依照周恩來的指示，李維漢與張經武、張國華、王其梅、夏輔仁、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傑及平傑三、劉春等人一同召開參加了會議，與十世班禪一同研究相關提問題，並商量解決辦法。7月19日，會議形成了四個重要文件，分別為：《加強自治區籌委會工作，改進合作共事關係》；《關於繼續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幾項規定》；《繼續貫徹執行處理反、叛分子規定的意見》；《培養和教育幹部的具體辦法》。
周恩來回到北京後再次詳細研究了十世班禪的《七萬言書》及四個文件。7月24日下午，周恩來與十世班禪再次會面，回答了《七萬言書》中提出的問題，在《七萬言書》中“問題擺出來了，就必須要解決。但並不等於說你提的問題都對，有對的，有不對的。因為有這兩方面的情況，所以要慎重研究。對的就接受過來，不對的正面給你提出意見，提出批評。你有意見可以保留，也是許可的。”
8月初，十世班禪回到西藏。8月13日到9月2日，譚冠三主持召開了西藏工委第六次擴大會議並傳達了周恩來與李維漢等對西藏工作的指示，十世班禪對此感到很高興。但隨後形勢突變，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號召，並批評了李維漢，認為李維漢“統戰部不抓階級鬥爭，搞投降主義。”在看到《七萬言書》後，毛澤東將此定性為“無產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
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期間，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被打成“習仲勳反黨集團”的首要分子。不久，李維漢被免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習李二人的免職直接影響了十世班禪。9月底，張經武飛往拉薩，傳達北戴河會議的內容。西藏相關領導認為，李維漢向班禪投降，對班禪“向黨倡狂進攻”一味“遷就、妥協”，助長了班禪的“反動氣焰”。十世班禪對此非常震驚，並在此之後與西藏工委主要負責人關係日趨緊張，分歧日益加深。工委不斷對他“批評教育”，而他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的工作也被停止。
會後，有人批判《七萬言書》為“農奴主奪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綱領”，並與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的“八萬言書”呼應，“一個在黨內，一個在黨外，共同向黨進攻”。還有人認為十世班禪的意見與中印邊界問題有關，“具有國際背景的階級鬥爭”。對此，十世班禪表示無法忍受，並說：“我這個人看到‘左’的錯誤，看到不合理現象，看到老百姓吃苦受難，從心底感到氣憤，根本坐不住。要我不講話，或者講好聽的假話，或者閉上眼睛，我根本辦不到，這大概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吧！
1963年全年到1964年初，十世班禪被關在一座小樓內，十分消沉痛苦。他想找毛澤東和周恩來但未得到回應。此後，十世班禪開始求助神靈，請占卜師算卦，托夢，並希望神靈可以為其辨明是非。1964年年初默朗木慶典（即傳召法會）期間，十世班禪出人意料地在拉薩傳召大法會上對有一萬藏人參加的講話中提出西藏有權獨立並號召西藏獨立，支持並讚揚了達賴喇嘛，稱達賴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真正的領袖，並高呼“達賴喇嘛萬歲”。十世班禪當場遭到拘禁，並在受到了連續七天的秘密審訊後消失。
圖為1964年，十世班禪在西藏自治區擴大會議上遭批鬥50天，被定性“叛國集團”、“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三反分子”。
隨後，會議批判了“班禪叛國集團”，指控十世班禪陰謀“背叛祖國”，搞“西藏獨立”，指控原堪布廳的主要成員是“班禪集團”的“黑幹將”、“黑高參”。此外，會議還指控了十世班禪在日喀則和拉薩的“班禪集團反黨叛國罪行展”，並發動“百萬翻身農奴大張旗鼓地揭發批判，憤怒聲討”。在會議期間，十世班禪的家被抄，查出大批卦辭，並被認為是“向黨進攻”、“詛咒共產黨、詛咒毛主席”的罪證。十世班禪一度成了西藏階級鬥爭的主要對象，被認為是西藏各族人民“最危險的敵人”。 當月，由周恩來安排，班禪舉家搬到北京已故副委員長沈鈞儒的寓所居住，仍受到副委員長的待遇。期間，十世班禪參加了國家民委辦的學習班，還被安排到低壓電器廠接受勞動改造。12月17日，國務院決定撤銷十世班禪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副主任委員及代理主任委員職務，僅保留委員職務。在此後舉行的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和第四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上，十世班禪還被撤銷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只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一職。
文革爆發後，十世班禪被批判為“班禪集團”受到迫害入獄。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部分鬥爭矛頭指向了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周恩來對紅衛兵表示對烏蘭夫、十世班禪等少數民族領袖人物要加以保護，如果他們有問題可以寫材料揭發，也可以背對背批判，但不能揪鬥。因此，十世班禪在初期生活相當平靜。好景不長，1966年8月末，中央民族學院的一些人強行進入十世班禪的住處，將十世班禪押送到學院，召開了大規模的批鬥會並成立了“揪鬥班禪聯絡站”、“批判班禪指揮部”等組織，爭相批鬥班禪。其中，批鬥罪名包括虐待毆打家中保姆，喜好男色等。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十世班禪由北京衛戍區轉移到北京政法學院接受“監護”，與被“北航紅旗”揪回的彭德懷關押在同一地點。兩個多月後，得到周恩來指示，十世班禪被衛戍區送回了寓所。
1968年2月，十世班禪被再次帶走，並以隔離監護的名義囚禁在秦城監獄，與外界失去聯繫。在獄中，十世班禪受盡折磨。在監獄中，十世班禪十分憤怒，經常猛烈地敲打鐵門並呼喚：“打開鐵門、把我拉出去，交給群眾批鬥。”“你們為什麼不批判我，不提審我，我要見人，我要說話！”有時，十世班禪故意將飯碗打翻，或在放風時故意用腳踹看守，以激怒他們和他們吵架。由於監獄管理人員都為漢人，十世班禪沒有機會使用藏語。在監獄期間，每天警衛送飯前都會遞過一張紙條詢問十世班禪想吃什麼。但是，那時十世班禪還不懂漢文，因此受到很大的刺激。於是，他給監獄長提意見，要了一本《新華字典》，並將其“從頭到尾反復背誦”。同時，他主動和監獄管理人員談話學習漢語，並艱難地閱讀了毛澤東著作和中文報刊，將一本《新華字典》翻爛。
出獄後，十世班禪曾說：“這本小字典，是我最好的老師，我要把它作為珍貴文物好好保存。”通過數年獄中的刻苦自學，出獄時，十世班禪已能流利地說漢語，漢文水準與社會知識進步較大。因受十世班禪1962年《七萬言書》一案的牽連，八十歲的喜饒嘉措在文革中受到批鬥被被打斷一條腿，並在受盡折磨後於1968年死去。1969年，一度有報導稱十世班禪已經在監獄內死亡。十世班禪的牢房與原北京副市長萬里較近，兩人關係因此較為親密。
直到1978年，在得到時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允許後，十世班禪得以出獄。
图为1981年，邓小平会见十世班禅。
1977年10月，十世班禪獲釋，但被軟禁於北京直至1982年。出獄後，十世班禪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每天他很早起床，念完晨經後外出跑步，從北京站一直跑到天安門廣場。還與其他北京人一同作體操，與見面的陌生人問聲好。跑步後，吃過早點看書學習。有時到胡同裏散步，有時自己買菜和日用品。與此同時，十世班禪開始對自己的“七萬言書”反省，並認為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並不委屈，並表示：“過去我確實犯了錯誤，說了一些錯話，做了一些錯事，今後我準備好好總結一下，再給中央寫個檢討報告。”在一次談話中，十世班禪談到“過去我被人扶在寶座上，接受眾人拜見，就連我自己的父母來見我，都要給我磕頭。那時我不知道天高地厚，但是現在我知道了，那樣做是錯誤的。一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什麼事情也辦不成，現在越想越可笑。”
1978年，十世班禪與其他民主人士組成代表團到外地考察，原69軍軍長董其武是考察團副團長。考察之中，十世班禪和與其年齡相近的董其武的警衛關係較近。於是，十世班禪委託該警衛員給自己介紹結婚物件，得到該警衛員答應。回北京後，該警衛員介紹了董其武的外孫女李潔。19歲的李潔出於好奇帶著自己的五姨見了班禪，而十世班禪一見傾情直接向其求婚。
圖為十世班禪妻女與鄧穎超合影。
李潔被十世班禪的氣質所吸引，願意放棄第四軍醫大學的學業與十世班禪結婚，但遇到輿論阻力和女方家人的反對，李潔的外祖父董其武也不同意。對此，十世班禪說：“喇嘛結婚並不違反教規。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結了婚，達賴的弟弟也結了婚，他們都是活佛，可見一定程度是可以結婚的。”為此，他們二人向中共中央發出報告，申請結婚。1978年6月，在得到鄧小平批准同意後，二人領取了結婚證書並舉行了隆重的結婚典禮。李先念、張愛萍、楊得志、阿沛·阿旺晉美、趙樸初等出席了婚禮。婚後，李潔成為他的妻子兼秘書，並育有一女。
老了的李潔和班禪的女兒仁吉旺姆
1989年李潔和小仁吉旺姆送班禪去西藏
1989年1月9日，十世班禪乘專機從北京動身前往西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主持班禪東陵劄什南捷開光典禮（五世至九世班禪大師遺體合葬靈塔祀殿）。習仲勳送行時說：“這個季節西藏缺氧嚴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不要性急，要勞逸結合。”十世班禪說：“開光典禮辦完，便遂了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死了也瞑目。”習仲勳說：“佛不要你走，馬克思也不要你走。”
1月10日，十世班禪參拜了大昭寺朝拜釋迦牟尼佛像，誦經祈禱。1月14日乘車前往300公里外的日喀則。22日上午，十世班禪主持了在紮什倫布寺班禪東陵紮什南捷的開光典禮。會上，十世班禪與中央代表和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先後發表了講話。開光典禮達5個小時，後宣佈：“我的任務完成了！
1月23日，十世班禪給各省代表召開座談會，聽取對西藏工作的意見。十世班禪發表講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西藏政策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理西藏30年來付出的代價超過了發展帶來的好處，並針對當時對待藏人示威的嚴厲處置表示有些官員反復犯錯。
24日，為宗教界代表召開座談會，聽取對藏傳佛教發展的意見。25日與26日，為五萬餘信眾逐一摩頂，因此勞累過度。27日晚，宴請日喀則軍政領導。同日，十世班禪講到：“紮什南捷開光典禮大會，我再加這樣一句話就好了：我和達賴喇嘛都是宗喀巴弟子。在這個隆重的開光大典上，我很想念我的教友達賴喇嘛。
1月28日淩晨，十世班禪在日喀則在主持歷代班禪靈塔落成儀式中心臟病發作，心電圖顯示為急性下壁和廣泛前壁心肌梗塞。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得知後立即派遣一隊心臟病專家乘專機前往日喀則，時任辦公廳主任溫家寶任搶救小組組長。溫家寶到達拉薩後，乘直升機前往日喀則的班禪新宮德慶格桑頗章。
搶救進行兩個小時後，守候在班禪身邊的嘉雅活佛對救助人員說到：“你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現在請把大師交給我們吧，讓我們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軌處理”。隨後，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編寫訃告並準備在十世班禪去世後發佈，訃告中稱“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國務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中國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十師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在日喀則新宮德慶格桑頗章逝世，享年51歲。”29日晚20時16分，十世班禪因搶救無效而圓寂。
圖為1989年2月15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第一章和第九章，以饗讀者影音
[轉載自:袁紅冰 ]
[袁紅冰 ]於2014-08-17 21:08:12上傳[10029]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第一章、第九章刊載
（《殺佛》 袁紅冰、安樂業 著）
【《殺佛》（袁紅冰、安樂業 著）不僅破解了中共鴆殺十世班禪大師的世紀之謎，具體指出了策劃和主持謀殺的直接犯罪人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胡錦濤、溫家寶、胡春華等人，更論證了十世班禪大師是當代藏傳佛教復興運動、當代西藏文化復興運動、當代西藏復國運動的精神領袖。二零一三年秋《殺佛》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全球的廣泛關注。一位居士甚至自願出資印刷一萬兩千餘冊《殺佛》，布施給台灣每一座註冊的寺廟，可見《殺佛》的震撼性影響力。中共對《殺佛》極其恐懼，以致於在上海開設書店的台灣著名連鎖書局誠品不敢讓《殺佛》在其台灣的書店內上架。二零一四年五月份誠品在香港的書店更將《殺佛》以及袁紅冰其他有關西藏的文學作品《金色的聖山》、《燃燒的安魂曲》、《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全部下架。
現徵得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同意，在網路上摘登《殺佛》第一章“我的宿命”和第九章“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以饗讀者。 ——《自由聖火》編輯組】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袁紅冰、安樂業 著）
第一章 我的宿命
——佛的雙眼流出猩紅的血
第九章 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
——習近平説：“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第一章 我的宿命
——佛的雙眼流出猩紅的血
“心靈的苦痛是哲學和文學的永恆主題。”對於我，這個箴言卻意味著宿命。
冥冥之中似乎有某種神秘的力量，總是讓種種塵世間心靈的苦痛與我的命運正面相撞。每一個心靈的苦痛都像一柄燒紅的刺刀，深深插入我的心中；這種心的疼痛就是我的宿命。於是，表述屬於這個世代的心靈悲劇便成為我終生的精神苦役；彷彿我的筆天生就是塵世心靈苦痛的代言人。
《殺佛》這本著作書寫的正是關於一個活佛的命運悲劇，悲劇所蘊涵的心靈苦痛同時也屬於藏人族群。這位活佛就是十世班禪額爾德尼 . 確吉堅贊。
二零零零年，我去探訪一位十五年未曾謀面的同學。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同窗共讀，我們曾經是摯友。本科畢業後，他和北京大學的十幾位校友一起，遠赴西藏工作，而我則繼續留在學校。從此我們便天各一方。曆經人世滄桑之後去探訪老友，是試圖讓我疲憊的心得到某種安慰。然而，甫一見面我就發現自己錯了。這位老同學好像受到了時間的詛咒，正值壯年卻衰老得如同一段長滿白髮的枯樹，而且，他的雙眼黯淡無光，像兩片早已被生命遺棄的發黴的夜色。顯然，我前來尋找慰藉，然而，我面對的，卻是一個比我更需要安慰的殘破的靈魂。
在鐵鑄的沉默中，他為我切肉，置酒，然後，用目光邀我一起舉杯狂飲。烈酒很快就把我們之間的沉默燒成深紅，他灰暗的眼睛也被痛苦的神情照亮，於是，他開始説：“你還記得那個叫胡春華【註1】的嗎？他是中文系的。畢業那年，我們一起來到西藏。一九九二年，他被胡錦濤【註2】提拔當共青團西藏的書記。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天，胡春華請在西藏的北京大學校友到他家裡喝酒，慶賀升官。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酒。我醉到不能走路，只好睡在胡春華家的客廳裏… … 。”
這位同學的聲音暗啞而低沉，像一陣衰弱的燒焦的風。但是，一件令我驚心動魄的事情卻從他的敘述中清晰地呈現出來。
第二天接近中午，這位同學才從宿醉中醒來。胡春華已經上班，房間裏沒有其他人，靜得如同墓穴。這位同學起身，想要找衛生間。酒意朦朧間，他拉開客廳角落裏的一扇狹窄的門。門內的景象立刻使他的酒意在驚悚中風消雲散，蕩然無存。
門裏面不是衛生間，而是一個壁櫥。窄窄的擱板架上，一盞低度數的暗紅的燈發出黯淡的光，給壁櫥蒙上一層古老血銹的色調，顯得陰氣森森，猶如地獄。壁櫥正中掛著十世班禪大師的像，兩隻鐵錐分別紮在班禪大師【註3】雙眼的眼球上，他的面頰間還有用紅油漆畫出的兩行從眼睛中湧出的血淚。班禪大師唇邊依然飄拂著佛才有的祥和的微笑，雙眼中卻湧出猩紅的血淚——這既意味著蒼天和大地都會為之哀悼的悲情，又似乎是佛的苦難命運的象征。
這位同學震驚地凝視著班禪大師被鐵錐刺瞎的流血的雙眼，一時不知所措。不過，他很快意識到，自己無意間窺視到胡春華的一個隱秘，而這個隱秘同時也屬於中共鐵血強權。即使無意間窺視到別人的隱密也常常意味著危險，而且，隱秘的性質越嚴重，危險便越致命，更何況他所發現的隱密與鐵血強權的罪惡直接相關。
憑著偵查學的相關知識，這位同學輕輕關上壁櫥的門，接著掏出手絹，拭去留在門把手上的指紋，又用拖布抹去壁櫥門前地板上的鞋印。做完這一切之後，他才離開胡春華的家。他想要消滅一切能夠使自己同這件事聯係起來的痕跡，但是，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跡，卻難以磨滅。
班禪大師於一九八九年初入滅。大師圓寂之後，關於大師是死於謀殺的傳言便不脛而走，像一縷冤魂，隨風在西藏高原上飄盪。根據從胡春華家壁櫥裏看到的十世班禪大師的像，這位同學不能不確信那個傳言是真實的，而胡春華定然在謀殺班禪大師的政治陰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胡春華出生在湖北省。那裡曾經是古楚國巫文化濫觴的瘴癘之地，專生毒蛇惡獸。迷信鬼神，崇尚巫術，乃是巫文化的遺風。謀殺某人之後，為了避免他的鬼魂來索命復仇，謀殺者必要用鐵錐，或者荊棘、鋼針，釘入受害人的雙眼——依照巫文化的信念，刺瞎被謀殺者的雙眼，他的鬼魂也就會由於盲目而迷失在永遠的黑暗中，找不到復仇的對象。雖然在文化的意義上，胡春華已經背棄了精神的祖國，並且與共產黨的精神源流，即德國猶太人馬克思屬於同一個族群——他們都把物性邏輯視為價值之王，都把心靈歸結為物性邏輯的分泌物，但是，犯下弒佛重罪之後，胡春華顯然無法只依靠西方唯物主義哲學的信念，就徹底消除內心的恐懼，於是，他不得不從巫文化最陰鬱、惡毒的部分，尋找精神的慰藉。不過，從他用鐵錐刺瞎班禪大師像的雙眼的那一刻起，他也就徹底刺瞎了他自己的良知之眼，此後，他將完全喪失理解和欣賞美與高貴的事物的能力。
多年以來，這位同學對於那次他在胡春華家裡發現的秘密一直守口如瓶。他知道，一旦講出這件事，他可能面臨殺身之禍。除了危險的意識之外，讓他保持沉默的還有另一個理由。那天，他是受盛情之邀，才去胡春華的家中赴宴；如果他把這個無意間發現的秘密講出來，就無異於背叛同學情意的小人。更何況胡春華升上高位之後，對於在西藏工作的北京大學校友，多有關照，同學之情殷殷可鑒。
對於意志堅硬的人或者喪盡天良的人，秘密才不會成為精神的負擔。可是，我的這位同學意志既不夠堅硬，也還天良未泯，所以，無意間窺視到的秘密日夜都在折磨著他。他很清楚這個秘密中隱藏著殺佛的罪惡，而他的沉默使他覺得自己是殺佛的同謀。自從那天離開胡春華的家之後，這位同學便長期失眠——不是他丟失了睡眠，而是他不敢閉上眼睛；只要一閉上眼睛，他就會看到插進十世班禪眼球的鐵錐，看到大師眼睛裏湧出的血淚，還有大師唇邊飄拂的那一縷屬於虛寂意境的春雪般寧靜的微笑。
“那個壁櫥就是充滿血腥氣的地獄，班禪活佛的靈魂被囚禁在地獄裏；佛在悲泣，眼睛裏流出的是血… … 這個景象像一個惡咒，而我每時每刻都承受著詛咒。冥冥中有一個聲音告訴我，只有把這個秘密講給另一個人听，我才能得到解脫——打破沉默，才能為班禪大師打開地獄之門；班禪大師的魂回歸佛境，我也才能擺脫惡咒的糾纏。今天你來了，對你講出這個秘密，我就可以從惡咒中得到解脫。呵，我現在就輕鬆了，心的鐵鏈已經解開。… … 可是你要答應我，絶不把這件事講出去。這麽多年，我一直在沉默中忍受折磨，就是因為找不到一個能夠信守承諾的人。我知道，這個社會上如果還有一個守信的人，那就是你。… … 一旦把這件事講出去，你我都會有危險，當官的可能殺人滅口。更重要的是，一定會影響胡春華的前程。現在，他的仕途可以説一帆風順，春風得意。這幾天，他被指定參加北京中央黨校的省部級幹部進修班，進行培訓。聽說胡錦濤還極力想把胡春華提拔到中央去工作。要是因為我們講出這件事，毀了他的前途，也太對不起同學了。那樣的話，我就變成了一個賊——人家請我到家裏作客，我卻偷走主人的秘密，讓人家傾家盪產。所以，你一定不要把這件事講出去，陷我於不義… … 。”——這番話是那天酒酣之際，同學對我的最後囑托。
當時，直視著這位同學猶如風裂的石灰石般蒼白、乾枯的面容，我只能幾乎看不出地點了一下頭，表示承諾之意——雖然幾乎看不出，但畢竟作出了承諾。之所以勉強作出承諾，是因為意識到，假如我拒絕他的囑托，這個受到命運詛咒的脆弱的人，很可能會立刻變成一個瘋子。當然，我也完全理解承諾的後果：從此我將代替他，用痛苦的沉默托起一個飽含佛的血淚的秘密；秘密中承載的千古悲情，將由於我的沉默而化作對我的終生詛咒。為此，我恨這位同學，恨他把良知不能承受之重轉給了我。不過，憤恨之餘，我很快又原諒了他，因為，他可以算是我的知己；他知道，我天生就是為了承受塵世的艱難和悲愴而活著或者死去。
聰慧的人寧願在清醒中死去，也不肯在渾渾噩噩中苟活。我是一個聰慧者，所以，我決定查清十世班禪大師之死的真相。從世紀交替之際起的四年中，經過無數次努力，再加上天祐人助，一個超越班禪大師個人命運的歷史悲劇的輪廓，越來越清晰地逐漸從中共極權政治陰謀的暗中浮現出來——清晰得就如同鐵筆在鉛板上刻出的圖案，擺在我的面前。
從這個歷史悲劇中，我看到中共鐵血強權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理由和具體策劃實施的過程。其中每一個理由都在論證中共權貴的冷血、自私、對權力的貪慾，都在論證中共暴政對藏人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暴虐和國家恐怖主義的凶殘；其中每一項具體的策划和實施都在論證中共權貴的虛偽、詭詐和黑手黨政治的本質。
從這個歷史悲劇中，我看到十世班禪大師，這位悲劇英雄的智慧與無畏，而智慧與無畏後面，是佛的大悲之心；他的高貴人格在宣讀藏文化萬年歷史的精神遺囑。正是班禪大師，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借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胡耀邦主政的時機，以超人的智慧和無我的英勇，在西藏高原上，在六百萬藏人乾涸的心靈中，播撒下佛教復興和藏文化復興的種子。十世班禪大師是上蒼對藏人的祝福；如果沒有十世班禪大師艱苦卓絕的努力，藏文化的命運之樹或許已經在西藏高原上凋殘。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下半期一直持續至今，雪域高原如火如荼的藏人抗爭暴政的自由運動，都是班禪大師播下的心靈種子開出的繁花和結出的碩果。十世班禪大師又一次論證了英雄和聖徒創造歷史的真理。
從這個歷史悲劇中，我再一次領略到佛學中最令人心靈震撼的菩薩的大悲之情。菩薩誓願身入地獄，承受人類的全部苦痛與罪孽，直到所有苦難的命運都得到超生——十世班禪大師也是如此。大師的靈魂與情感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共極權下淪為人間地獄的西藏高原；他生命的足跡與藏民族的苦難命運重疊在一起；在最悲慘的時刻，他也與自己的族人同呼吸共命運，他是藏人苦難的代言人，所以，他為自己的族人承受蒼天般沉重的苦難。如果説當代藏人的命運像一條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流淌的血河，班禪佛的千古悲情就是血河中的一朵最壯麗的浪花；如果説當代藏人的命運是在地獄中迴盪的永不停息的風，班禪大師的意志就是那藏人命運悲風的不滅的魂。
佛血迸濺在極權鐵幕之上，極權鐵幕則遮天蔽日，試圖把弒佛的大惡埋葬在九地之下，使之永遠不見天日。來自天啓的機遇使我與中共弒佛的陰謀正面相撞。然而，面對太陽都會為之放聲痛哭的歷史悲劇，卻只能保持陰影般的沉默，這對於我，一個自少年時起便誓願以俠義精神安身立命的人而言，乃是情感的酷刑。不得不咬碎牙齒，忍受情感的酷刑，是因為我對那個同學作了承諾——不僅是不願辜負同學的信任，更是基於一項人格的信念：好男兒一諾千金。
理想主義者都相信夢境。十餘年來，在許多次夢境中，我的魂都飄進那個被血紅的燈光照亮的壁櫥，班禪大師的軀體彷彿被惡魔的詛咒鑄進布滿血銹的鐵壁間。有時用一片金霞，有時用一縷淺藍的風，我為大師輕輕拭去面頰上點點猩紅的血淚，但是，我不敢為大師拔掉插進雙眼的鐵錐，我怕那會讓他更加疼痛，我怕拔掉鐵錐之後，他眼睛中湧出的滔滔血河，會淹沒人類的歷史和墮落的塵世。
二零零九年，我為撰寫《通向蒼穹之巔》採風的過程中，知悉了一件點燃我情感的事件。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藏民族三十年前浴血起義的紀念日，在拉薩街頭，一位神韻如金鷹的藏人青年，彷彿要擁抱蒼天一般，向太陽展開雙臂，衝向軍警的方陣；同時，他的呼嘯聲在金色的陽光中閃耀：“我就是三十年前被你們殺死的起義者，我又轉世回來了！”
我意識到，這位藏人青年的呼喊是再次復活的反抗意志的宣示，是自由之魂重返西藏高原的象征，是西藏復國理想永遠輪迴不滅的誓言。這一切的精神起點，便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十世班禪大師在藏人心靈中播撒下的西藏文化復興和佛教復興的種子——每一粒種子都是一滴從班禪佛心中滲出的血珠。西藏的反抗意志、自由靈魂和復國理想已經重返人間，可是，班禪大師死於謀殺的千古奇冤，卻依舊被鐵血強權埋葬在政治陰謀中，不得見天日。面對此種情形，即使鐵石之心也會因悲憤而迸裂。於是二零零九年早春，在位於喜馬拉雅臺地上的達蘭薩拉【註4】，我舉行國際記者會，首次正式公布十世班禪大師死於中共政治謀殺的信息。為繼續信守對那位同學的承諾，我沒有披露已經瞭解到的陰謀的具體內容和實施的過程，當然更沒有提到胡春華將鐵錐插入十世班禪大師像的雙眼一事。
我原以為，只要公布班禪大師遭受謀殺的線索，便會引起西藏流亡政府的關切，而以一個政治組織的能量立案并展開調查，比任何個人的努力都更有利於為班禪大師雪洗浴血的冤情。可是，我遇到的卻是冷漠。我知道，那種冷漠本質上不是針對我的，而是針對十世班禪大師。對於一位聖者和英雄的悲苦命運的冷漠，實際在表述某種意義上的人性的腐爛和政治的骯髒。我不禁再次想起一位中國女政治犯的遺書——被處決前，行刑者為阻止她在刑場上發出對暴政的詛咒，竟用生銹的鐵絲刺穿她的下顎和舌頭，然後，將鐵絲擰成一個死結——遺書中寫道：“即使對鐵鑄的墻咳一聲，也會聽到回音，可是，我向活人的心千萬遍呼喚，卻得不到一絲回應。”
對班禪大師的命運悲劇冷漠如寒霜者，以及用鐵絲將女政治犯下顎和舌頭擰在一起的行刑者，這兩種人雖然時－空遠隔，卻有殊途同歸之意——他們都要把真實埋葬死亡中；不同之處只在於，前者是通過消極的不作為來埋葬，後者則表現為積極的作為。
直視比鐵鑄的高墻更陰沉的人心的冷漠，我又陷於沉默之中。沉默是源於對人類的絕望——難道人類已經徹底背叛了道德良知和正義，難道人類的歷史將由卑鄙的政客來書寫。我在對人類的絕望中沉默著，直到二零一二年。這一年，我決意昂視闊步走出沉默，撰寫《殺佛》一書，向世界全面徹底地揭示中共鐵血強權決策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歷史背景、時代原因和具體過程；通過這本著作我要講訴的，不僅是班禪大師的個人命運悲劇，還有藏人的心靈悲愁和現實苦難。我之所以決意走出沉默，是因為雪域高原上升騰而起的一團團生命的聖火，熔化了我對人類的絕望。
這是一個背叛心靈的理想並在物慾中腐爛的時代。二零一二年，丟失了靈魂的歷史用庸俗的筆觸記錄下來的每一個所謂重大事件，無論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藝術的，甚至宗教的，基本都是由沸騰的物慾主宰，而與心靈無關。但是，就在地球上離太陽最近的地方，就在伸出手去便可以撫摸藍天和彩雲的地方，就在那金翼的鷹群和浩盪的萬里長風棲息的地方——由安多、康藏和衛藏構成的西藏高原之上，一百多名藏人男女，為反抗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而點燃自己，把化為金色烈焰的生命作為神聖的祭品，獻給自由和西藏復國的理想。
自焚群體中，有風蝕的岩石般歷盡滄桑的老人，有燦若朝霞的少年和花季少女，更多的是年青的雪域鐵漢，還有彷彿青銅雕成的高原美人。在人類萬年的文化歷史過程中，沒有哪一個民族，像藏人這樣，以族群的名義點燃自己，用如此英勇悲愴而又燦爛輝煌的方式，表述對於自由的苦戀，對於心靈的忠誠。
中共極權暴政統治西藏六十年，藏人的命運是在血海淚濤中蜿蜒；藏人的苦難如高山巨嶺橫亙在歷史的天際。藏人的自焚獻祭者是在西藏命運的血海淚濤中點燃自己，藏人如山的苦難在為獻祭者的正義性作證。每一個自焚的藏人都是一團自由的聖火，一盞禮佛的金燈；都是一首英雄的史詩，一隻心靈的長歌——每一個自焚的藏人都是一尊金焰之佛。
中共宣傳機器污蔑達賴喇嘛煽動自焚。事實上，達賴喇嘛不僅沒有煽動，而且也沒有能力煽動誰去點燃自己——即便是釋迦牟尼佛或者上帝也沒有這種能力。每個自焚者都是依照自由心靈的啓示，讓自己的生命在金焰中升華為璀璨而短暫的意義——人的生命本來就只能擁有瞬間，而與永恆無緣。藏人獻祭者群體承受金焰焚身裂骨的人世間極致的苦痛，卻在人類異化為醜陋的物性貪慾存在的時代背景下，為自己的族群贏得了不朽的榮耀——塵世間，唯有金色的火焰不會朽敗；他們向歷史證明了，藏人不僅是佛的選民，也是寧願為作自由人而焚身獻祭的英雄和聖徒的選民。
西藏自焚抗暴運動堅守的精神原則，與物性貪慾主宰的時代中人類的價值取向南轅北轍。儘管前者在九天之上，後者在九地之下，但是，在上者卻不得不承受孤獨。這正是屬於墮落時代的精神悲劇。於是，“西藏在燃燒，世界在冷漠旁觀”的現象，便成為一個令人欲哭無淚的時代特征。
自由世界裏，從標榜追求正義的政客到炫燿自由意志的文人，都只會偶爾把飄忽的斜視轉向燃燒的西藏高原，似乎自焚抗暴運動是發生在銀河外星系的遙遠事情；動物保護主義者則通過亢奮地呼籲關心流浪貓狗，來炫燿他們的人權良知已經超越人類的領域，可是，他們對西藏的人權災難卻麻木不仁，熟視無睹——每一個被他們忽視的自焚的藏人，都是一份對暴政摧殘人權的熾烈控訴。當東亞大陸的苦難在呼喚自由的拯救時，西方卻首先必須對自由作出生命哲學的拯救。時代將靈魂出賣給物性貪慾，自由 便淪為物性貪慾的囚徒，經濟至上論因此甚囂塵上。於是，中共暴政用金錢買下人類的良知，自由也就同時把自己出賣給對暴政的綏靖主義——為了從暴政得到滿足物性貪慾的經濟利益而綏靖。在自由獲得高貴的生命哲學拯救之前，從藏人獻祭者心靈中升騰而起的金焰，即便能點燃死灰，也難以點燃那一雙雙冷漠的眼睛。
在藏人獻祭者的自焚抗暴運動前，中共暴政的千萬御用文人一直保持著冷血而卑鄙的沉默。中共暴政六十年間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以推行文化性種族滅絕的血腥政策，可是，暴政的代言人溫家寶【註5】，竟把反抗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自焚者，稱為“恐怖主義”，從而為暴政進一步強化對西藏的國家恐怖主義鎮壓正名——暴政就是要仗恃鐵血強權，指鹿為馬，顛倒是非。而中共著意培育其“國際影響力”的文化特務王力雄【註6】，則在歷史的關鍵之點上“偶爾露崢嶸”，回報中共的栽培之恩，通過指稱藏人自焚是“高度暴力”，為溫家寶顛倒黑白之説提供理論佐證。然而，溫家寶的荒謬之言，王力雄的污蔑之語，卻似乎要在六十億人類的整體沉默中，成為黑色的真理，鮮少有人為藏人獻祭者仗義執言。這真可令太陽為之一慟——難道人類還活著，而良知已經死了嗎？
成千累萬自詡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者，費盡心機想擠在達賴喇嘛的光環下獲得“知名度”的枯枝敗葉般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還有不識自由為何物的偽自由知識分子，也對藏人自焚抗暴運動諱莫如深，三緘其口。究其原因，根本在於這批人深知，每一個為理想和心靈自由而自焚的藏人，都是一面明澈的“天鏡”，“天鏡”中會映出這批人的虛偽人格和屬於鼠類的怯懦。
由於自知醜陋而沉默還算得上是“高貴”，其中更有寡廉鮮恥者，竟試圖反客為主，掩飾其人格之醜——他們作出“生命導師”的道貌岸然之態，要求自焚獻祭的藏人“珍惜生命”。這些終生都以虛偽和謊言表述其人格的偽類，他們的生命只配在日益衰朽的醜陋肉體中逐漸腐爛；他們根本沒有精神能力去理解英雄和聖徒珍惜生命的方式。自焚的藏人通過讓生命升華為自由的祭品，升華為燦爛的意義，來證明他們對生命的珍視；自焚的藏人承受烈焰焚身的苦痛，是在替人類守護一句刻在歷史之巔的生命誓言：“不自由，毋寧死“。偽類們的行色只在論證墮落時代的墮落的現實——庸人俗物渺小的心中卻充滿屬於上帝的自信，鼠類則獲得嘲笑英雄和聖徒的自信。
最令藏人自焚獻祭者黯然神傷的，可能莫過於達蘭薩拉某些流亡藏人政客的態度。在藏人為爭取作自由人的權利而不斷點燃自己的過程中，這批大小政客卻在忙於一件事，即竭盡所能，在一切公開場合切割他們同藏人自焚抗暴運動的關係。當然，實際上高貴的自焚獻祭者也不會同政客有任何關係。“西藏在燃燒，世界在旁觀”。而這些流亡藏人政客基於個人政治利害的精明計算，竭力向冷漠的世界，或許還有中共暴政，剖肝瀝膽，證明他們的“清白”；他們甚至喪失了贊頌自己族人中的英雄和聖者的勇氣，喪失了為獻祭者吟詠一隻安魂曲的道德良知和情感衝動。
我曾經久久凝視一張自焚者的遺照。那是一位少女僧人，十七歲，名叫桑吉卓瑪。遺照的背景黑暗而堅硬，酷似一面鐵壁；少女僧人的面容則像浮雕在鐵壁上的丰盈的滿月。眼睛是靈魂的棲息之所，少女僧人的眼睛流溢出淡金色的光澤，似乎預言她的靈魂即將嫁給金色的烈焰；俊秀的唇角掛著一縷寧靜安詳的微笑，那是得到天啓的真理祝福的心靈才會有的神情。她的頭顱微側，右手托著下巴，顯出幾許少女如花的妖嬈；右手手背間現出 兩行藏文墨跡：“西藏，我獨立的祖國”。那些字跡宛似鐵翅的蝴蝶，彷彿要趁風而起，飛向荒野間的花海。
在与少女僧人遺照的對視中，她的目光將一個金色燦然的囑托一直送到我心的深處；她希望我蘸著藏人的血海淚濤，在峻峭的藍天之上，為自焚獻祭者書寫墓誌銘，以抗議這個冷血的時代。
我向來認為，人，至少自由人，本質是文化的存在，精神的表述。所以，在族群認同上，我重視的不是生理特征，而是心靈的風格。有鑒於此，我把藏人自焚獻祭者引為我的族人——我們屬於同一個種族，忠實於心靈和自由理想的種族。我不能拒絕族人的遺囑，於是，我用這樣一句話來回答少女僧人：“我心疼，所以，我書寫自焚藏人的史詩與長歌——《燃燒的安魂曲》。”在說出這句話的同時，我便決意，也要撰寫另外一本書，即《殺佛》，把中共暴政謀殺十世班禪的罪惡告訴世界。
五十餘年前，藏人通過全民大起義，用英雄的搏殺，衛護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今日，藏人通過自焚抗暴運動宣示對自由的忠誠。半個世紀以來，藏人走過了由英雄的搏戰到聖者的獻祭之路，那是一條伸展在血海屍山間的艱難之路。中共暴政鐵幕的陰影下，頑石都會破碎，鐵塊都腐爛，可是，西藏的自由之魂卻依然如山花野草般頑強地活著。西藏的自由之魂沒有湮滅於中共暴政的鐵幕，相當程度上要歸功於班禪大師復興佛教與西藏文化的努力，歸功於他在藏民族心靈中播種的復國的理想。
燃燒的西藏之魂在守望著人類對心靈和自由的最後忠誠；十世班禪大師則是西藏之魂的拯救者。所以，在班禪大師遭受謀殺的問題上，我不能繼續沉默下去；繼續沉默會讓我失大義於天下。講出事實真相，也並不只是為了給班禪大師伸冤，而更是為了把藏人命運的苦難與悲愴，藏人抗爭暴政的慘烈與壯麗，還有藏人血淚豐饒的復國理想，刻寫在深紅落日之上——深紅的落日與自焚獻祭的金焰，都是關於燦爛凋殘的生命哲理。
註釋：
【註1】胡春華（一九六三年－）湖北五峰人。 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主要執行人之一。一九八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七九－一九八三年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習。大學畢業後入藏工作。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組織部幹部，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在西藏青年報社工作，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任西藏飯店黨委委員、人事部副主任，黨委副書記、人事部經理。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年期間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副書記。一九九二－一九九二年任西藏自治區林芝地區行署副專員。一九九二－1995年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書記。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年任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委副書記、行署專。一九九七－二零零一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二零零一－二零零三年 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秘書長。二零零三－二零零五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區政府常務副主席。二零零五－二零零五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區政府常務副主席。二零零五－二零零六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二零零六－二零零八年，出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任河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二零零九－二零一零年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
【註2】胡錦濤（一九四二年－），出生於江蘇省，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四代最高領導人。
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一九八五—一九八八年，任貴州省委書記，貴州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一九八八—一九九二年，出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一九八九年，要求獨立的藏人舉行示威遊行，發生拉薩事件，胡錦濤迅速宣佈戒嚴，用武力進行鎮壓。二零零二年－二零一二年，胡錦濤任第十六屆、第十七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二零零四年－二零一二年，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二零零三－二零一三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註3】十世班禪大師（一九三八年－一九八九年）
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法名羅桑赤列倫珠確吉堅贊，藏傳佛教格魯派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
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出生於青海省循化縣。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坐床典禮後正式繼任，成為第十世班禪喇嘛。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西寧。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十世班禪任籌委會第一副主任委員。此後，十世班禪大師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
一九六二年十世班禪大師撰寫了《七萬言書》，以《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為題，遞交給中共國務院。《七萬言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藏政策進行了嚴厲撻伐。十世班禪列舉大量事實，說明中共在平叛、改革中出現的錯誤和問題十分嚴重，並且強調：這些問題和錯誤若不認真加以糾正，藏人將面臨滅族滅教的嚴重危險。該報告被毛澤東定性為“反動派的瘋狂反撲”。
一九六四年，十世班禪大師在一次萬余藏人參與的傳召法會上，提出西藏有權獨立並號召西藏獨立，宣告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真正的領袖，並祝達賴喇嘛長壽。十世班禪大師當場遭到中共逮捕，後被中共指控為“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最大的反動農奴主之一”，並被剝奪一切職務。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十世班禪大師被囚禁在秦城監獄。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世班禪大師獲釋，但被軟禁於北京直至一九八二年。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力主恢複十世班禪大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領導人職務。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班禪大師開始在西藏實施了一系列涉及藏族文化、宗教、語言、習俗的重建與改革，並為三百五十萬藏人摩頂祝福。十世班禪大師是西藏境內當代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和西藏復國運動的啟蒙者、推動者和精神領袖。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禪大師死於中共的政治謀殺；圓寂地點在西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日，十世班禪大師的遺體被安放在黃金皮靈塔祀殿釋頌南捷。
【註4】達蘭薩拉：一九五九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帶領八萬藏人，翻越喜馬拉雅山脈，離開被中共佔領的西藏，開始流亡。同年四月一日，達賴喇嘛抵達印度，在印度達蘭薩拉組織西藏流亡政府，達蘭薩拉也成為藏傳佛教和藏傳文化聖地。現在，在桑東仁波切主導下，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已經被取消，改稱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
【註5】溫家寶（一九四二年－），漢族，天津市人。一九六五年四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構造專業，研究生學歷。 一九八五起，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主任。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年，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直屬機關工委書記。二零零三—二零一三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至二零一二年１１月），國務院總理、黨組書記。
溫家寶的夫人是當代中國最大的珠寶商。
【註6】王力雄：中國作家。二零零九年訪問達蘭薩拉時，受到西藏流亡筆會楊科加、松秀吉、才讓嘉、那曲今巴等藏人詩人和作家當面抗議，抗議者指控王力雄是中共的文化特務，其訪問達蘭薩拉的目的在於破壞自由西藏運動。
第九章 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
——習近平説：“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十世班禪大師推動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召喚西藏復國的理想，乃是以佛的大慈悲之心，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對西藏命運的拯救。一九八九年班禪大師魂歸佛境之後，境內藏人從未停止的反抗運動，是在執行十世班禪大師拯救西藏命運的遺囑。與鐵血暴政抗爭，爭取作自由人的權利，當然是崇高而艱難的事業；令人遺憾之處在於，境內藏人反抗運動的艱難不僅來自中共強權，而且來自一個本來不應當為境內藏人的反抗運動增加艱難的地方，即達蘭薩拉。
桑東仁波切【註1】任流亡西藏嘎廈總理十年。他主政時期，達蘭薩拉癡迷於同中共暴政談判，並公開申明只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桑東仁波切主張的這條政治道路意味著大荒謬，其大荒謬至少有下列三項。
一、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悖逆藏人歷史上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自由之路。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西藏主政者交出雪域國門的金匙，中共遂入主西藏。數年之後，中共便開始以“民主改革”的名義，在全藏區發動當代滅佛運動，試圖摧毀藏人傳統的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並通過滅絕佛教，從文化的意義上滅絕藏人。暴政逼迫之下，藏人舉行全民大起義，用血河來證明對心靈的忠誠；又有八萬藏人追隨達賴喇嘛，翻越喜馬拉雅雪山，走上艱苦卓絕的流亡之路。那是一條通向自由的路，因為，它走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鐵牢——中共的專制惡法就是囚禁自由的法律黑牢。我因此贊譽達賴喇嘛，並尊稱他為“當代摩西”，因為，是他，引領藏人走出作中共的政治法律奴隸的命運，走向自由；這條流亡之路既是自由西藏運動的起點，也是達賴喇嘛歷史榮耀的起點。
現在，事隔半個世紀之後，桑東仁波切卻要引領流亡藏人和西藏的命運，重新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之內，即回到中共專制惡法的法律巴士底獄中，去尋找所謂“真正的自治”。歷史不禁感到困惑，並追問：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有“真正的自治”，當年又何必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管轄，踏上艱難的流亡之路，到異國他鄉去尋找自由；五十年滄桑，又回到命運的原點，即專制惡法的巴士底獄中，桑東仁波切將怎樣面對那些為作自由人死在流亡命運中的藏人的靈魂？無論如何，我不相信，悖逆光榮的歷史，背叛自己過去留在心靈間的足跡，能夠贏得今日的尊嚴和自由。
二、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違悖現實的政治結論。
從一九五九藏人大起義的血海淚滔，到今日自焚藏人生命中騰起的金色烈焰；從十世班禪發出“勿使我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的大悲之音，到十世班禪站在刀鋒上宣示的復國召喚——所有這一切屬於西藏命運的苦難和悲愴，都在表述同一個基本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只有奴役，沒有自由；只有滅族亡國的痛苦和屈辱，沒有自由人的權利和尊嚴。桑東仁波切盲目於藏人用無盡的苦痛書寫的現實政治的結論，想在專制惡法之內，尋求以“真正自治”的方式獲得自由，無異於癡人說夢，水中撈月，與虎謀皮；如果有一日他真得把自由西藏運動引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他個人或許能得到某種“歷史地位”——那是中共暴政賞賜給奴才的獎品，而自由西藏運動將淪為鐵幕陰影下的囚徒。
三、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將自斷境外自由西藏運動的命脈。
流亡境外的自由西藏運動的生命力之源泉，在於同西藏境內反抗運動血脈相聯。強化這種聯係，境外自由西藏運動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這種聯係被切斷，境外自由西藏運動勢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流亡藏人同境內藏人的政治聯係，取決於流亡藏人是否作出努力，利用自由的空間，向世界和歷史講出境內藏人心靈的苦痛和政治願望；如果流亡藏人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願理解境內藏人的苦痛和願望，並代表境內藏人發出他們在專制鐵幕下無法發出的聲音，那麽，對於西藏的現實命運，流亡者將像天外的一縷風塵，遙遠而陌生。
正如境內藏人智者群體所指出的，自十世班禪大師蒙難之後，西藏境內反抗運動具有思想慶典意義的特征，就是西藏復國意識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崛起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失去祖國，就失去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西藏復國，藏人才能獲得自由人的尊嚴；藏人的自由之路，就是西藏的命運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的復國之路。但是，桑東仁波切卻要把自由西藏運動帶回到中共專制惡法的黑牢之中；他的政治路線背叛了藏人用紅血和白骨表述的政治願望，背叛了西藏復國的理想——桑東仁波切試圖用他的政治路線之刀，斬斷流亡藏人和境內藏人反抗運動之間的血脈聯係。如果他最終成功了，他就斬斷了境外自由西藏運動的生命線。
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共對於流亡藏人最關注的有兩件事：其一是預作全面準備，一旦達賴喇嘛圓寂，中共便立即開始操控尋找靈童的程序，以便最終像製造偽十一世班禪那樣，製造一個偽十五世達賴喇嘛，從而讓“達賴喇嘛”這個概念實質上變成披著絳紅僧衣的共產黨員；其二便是誘使達蘭薩拉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稱。
桑東仁波切一方面堅守背棄西藏復國理想的政治道路，另一方面則極力迎合中共想把“西藏流亡政府”這個概念從歷史上抹去的努力。按照桑東仁波切退休前的政治安排，他退休後不久，“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便被放棄，代之以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隨後，原來的西藏流亡政府總理也改稱“司政”。至此，中共從政治上消滅“西藏流亡政府”的戰略企圖，在桑東仁波切心領神會的配合之下，不費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便取得歷史性成功。
在現象世界中，表述就是存在；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而稱號乃是經典的具有象徵性的表述方式。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稱，首先意味著達蘭薩拉由原來的代表和領導境內外全體藏人爭取自由的政治組織，退化成一個只管理十餘萬流亡藏人日常生活事務的行政機構，最多也只能算一個人權團體，而且是一個溫和如羔羊的人權團體——面對境內藏人壯麗悲愴的自焚抗暴運動，他們所作的最積極的事，就是用冷漠的外交辭令切割與自焚者的關係，而不敢高聲向國際社會講出自焚藏人心靈的悲情、現實的苦難和所承受的人格侮辱，彷彿自焚藏人不是他們的族人，似乎他們和自焚藏人不屬於同一個歷史命運和祖先的血脈延續。
然而，事情還沒有就此為止。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同中共簽訂十七條和平協議表明，西藏的主政者將綿延數千年的西藏主權交給了中共暴政——如果是被迫交出，那意味著歷史的悲劇；如果是心甘情願地交出，則不是愚蠢，就是怯懦。不過，十七條協議至少沒有明確取消西藏政府，也就是説，作為藏人祖先政治遺產的西藏治權還一定意義上存在——主權是治權的靈魂，治權是主權的實現形式；治權作為主權的殘跡繼續存在，常會引發對主權的懷戀。現在，桑東仁波切埋葬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就意味著對西藏治權的否定，並進而徹底否定西藏主權，徹底得連一絲懷戀都不要。在此，人們不禁要問：當年交出西藏主權，藏人只換來了地獄之苦，只換來了幾乎亡教滅族的大劫難；如今桑東仁波切稱中共暴政之意，徹底否定西藏的治權，他究竟想干什麽，他又能為藏人換來什麽？
無獨有偶。因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而沒有資格再稱“總理”，只能降格稱為 “司政”的洛桑森格，已經充分顯示出他只是桑東仁波切的一條渺小的政治尾巴，而且在討好中共的表現上，洛桑森格更加妖嬈万端，媚態百出，像一隻會討主人歡心的寵物。當前，境內藏人正在用燃燒的生命表述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正在用紅焰焚身裂骨的苦痛表述對中共西藏政策的悲愴抗爭，洛桑森格卻向國際社會公開宣稱：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行政中央”，不挑戰中共對西藏的政策；也不追求在西藏改變中共憲法，實現自由民主；他要的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這個對中共本質和實際政治運作毫不了解的無知者似乎完全忘了，西藏現在實行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而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對於藏人的自由命運只意味著東方的巴士底獄。
洛桑森格的上述宣示，與境內藏人的追求與希望，可謂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風馬牛不相及。我不能不意識到，洛桑森格，這個喝美國的爆乳母牛的奶長大的人，他完全不理解西藏高原上喝氂牛奶長大的藏人的心靈，就像他從來沒有機會領略雪域高原上那浩盪之風的神韻。他的意識中只有西方政客功利實用主義的淺薄的小聰明，而沒有藏人英雄人格的真實與堅硬。就是這樣一個政治小動物，曾經聲稱他代表這個地球上所有的六百萬藏人。他根本不理解，一個聽不懂境內藏人心底裡的呼喚的人，聲稱自己代表所有藏人，只意味著缺乏自知之明的愚蠢，以及屬於政治侏儒的狂妄。我有一言，請所有試圖作六百萬藏人代表的人們靜聽：你想要代表藏人嗎？那麽，就請你向國際社會和人類歷史說出藏人心底裡的追求吧；那已經浴血半個世紀以上的追求就是——自由西藏與西藏復國。
中共暴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而荒淫無恥的貪官污吏集團；中共暴政是對東亞大陸各民族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的犯罪集團；中共暴政是中國歷史上最陰狠無恥的賣國賊集團——它出賣了中國人文化的祖國，心靈的故鄉。中國人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即中共暴政是當代中國的萬惡之源；只有徹底掙脫中共極權對中國命運的統治，實現民主憲政，中國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現在爭論的只是掙脫中共暴政統治的具體方法。桑東仁波切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的政治道路，以及洛桑森格上述一系列媚共言論，實質上是在論證中共暴政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權威性，也是在論證中共暴政存在的合法性。他們的論證不僅違悖六百萬藏人的根本利益，也極大地傷害了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進程。也許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自己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與中共暴政為友，與十五億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國人為敵。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海外民運”的某些小政客仍然像街頭拉客的妓女一樣，拉著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以及他們代表的政治道路不放。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中國“海外民運”不懂得他們要回到中共憲法框架內的政治路線對於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傷害，而是根本不在乎這種傷害。中國“海外民運”的某些小政客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早已年老色衰，為了不被命運完全拋棄，他們只在乎一件事，即如何利用一切機會證明自己還有剩餘價值——能夠同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一起站在媒體的聚光燈下，是他們所剩不多的證明自己價值的方式之一；當然，在那種場合，媚共的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是明星演員，中國“海外民運”渺小如鼠的政客只是三流的伴舞舞娘。
桑東仁波切取消“西藏流亡政府”之舉，既使境內外藏人的反抗運動失去了一個統一的政治領導組織，又摧毀了藏人繼承自祖先的治權，並再一次徹底否定西藏的主權。正是由於這些政治效應，中共的涉藏官員才在達蘭薩拉改稱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之後，彈冠相慶，並將其歸之於胡錦濤治藏的一大功績。習近平主政之後，更用一句話說出此中關鍵——二零一三年五月，中共決策層召開的一次涉台、涉藏的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講：“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說明‘達賴集團’進退失據，信心喪失殆盡，接近變成政治破落戶了。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這個‘寶貝’對我們保持西藏穩定還有一些‘剩餘價值’。我們在政策上要作出一些調整，讓達賴的靈童也為穩定西藏發揮一點餘熱吧”。
為摧殘從十世班禪大師佛心中湧出的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和西藏復國運動，中共強權鴆殺十世班禪大師的肉身，又將他的靈童關在專制鐵棺之中，成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幽靈，並把偽十一世班禪當作政治花瓶，擺在中共極權的殿堂上；與此同時，桑東仁波切則導致“西藏流亡政府”自殘，並通過悖逆境內藏人反抗運動根本訴求的政治路線，實質上斬斷了境內外藏人之間的政治血脈聯係，現在，中共暴政剩下的只有一項當務之急，即捕獲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
習近平就此作出指示：“精心設計，謀定後動，一定要把控制達賴喇嘛靈童這件事作好，儘量避免出現兩個班禪那樣的現象。”根據這個指示，中共各涉藏機構在統戰部統籌協調之下，已經高效率地製定出並開始實施誘使達賴喇嘛返回大陸的計划。地方當局斥巨資加速修繕達賴喇嘛故居，某些寺廟宣布可以懸掛達賴喇嘛法相，甚至有御用學者和官員放風——達賴喇嘛可以先到香港講經，條件成熟時也可以回家鄉講經，等等這些動態都是上述計划的表現。一時之間，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用化為烈焰的生命抗爭暴政的自焚藏人和中共暴政的代言人，似乎都希望達賴喇嘛能夠回家。不過，只要不是白癡就可以一眼看出其中的原則區別——藏人祝願達賴喇嘛能夠歸國，是希望他給雪域帶來自由，給藏人帶來尊嚴和復國理想的實現；中共暴政的代言人則指望達賴喇嘛回來，作一個擺在中共極權暴政殿堂上的政治花瓶，如此一來，達賴喇嘛圓寂之後，尋找轉世靈童就自然淪為中共絕對控制的政治過程。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維吾爾反抗運動在新疆發動針對一處中共警察局的襲擊；約二十名中共警察在攻擊中被打死，反抗運動也有十餘人付出生命的代價。中共暴政的御用宣傳工具和文化特務，一直試圖讓世界相信維吾爾反抗運動屬於國際恐怖主義的範疇。然而，維吾爾反抗運動的上述襲擊則明確划清了自己和恐怖主義之間的原則界限。因為，這次襲擊的目標鎖定的是中共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統治的暴力機器，即警察局，而沒有傷害不特定的多數人。
幾百年前，偉大的盧梭提出，人民在暴政前擁有天然合理的起義的權利。從歐洲的尼德蘭革命到美國的獨立戰爭，都以歷史的名義證明，如果人民喪失在暴政前起義的權利，人類社會直至今天可能都還在中世紀的千年專制暗夜中徘徊；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是社會正義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締造者。
當代國際恐怖主義和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之間，涇渭分明，界限清晰，不可混淆。國際恐怖主義的基本特征在於，為實現特定的政治意志，採取危害不特定的無辜者的生命財產的方式，造成社會恐怖的行為——要害是，為自己獲得政治利益而對社會和一般平民實施暴力襲擊。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的基本特點則在於，起義行為打擊的對象只限於暴政用以實施國家恐怖主義專制統治的國家暴力機構，而絕不針對普通民眾和社會公共設施；就中共暴政而言，其國家暴力機構主要包括實行一黨專制的共產黨的各種機關、各級政府機構、警察以及武裝警察部隊。
長期以來，維吾爾人對中共暴政的抗爭從未止息，不過，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維吾爾反抗運動對警察機構的攻擊，則引起中共決策層前所未有的恐懼與緊張。因為，這次攻擊所鎖定的目標，明確屬於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的範疇。中共極權專制已處於人神共憤、民怨沸騰的大危機之中，只要維吾爾反抗運動持續以中共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統治的貪官污吏、警察特務及其相關機構為打擊對象，勢將逐漸贏得漢人的理解、支持，甚至直接參與，畢竟漢人也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這正是令中共決策層恐懼之處——中共不怕恐怖主義，因為，中共本身就是恐怖主義的最凶殘的形式，即國家恐怖主義，但是，中共懼怕人民行使在暴政前的起義權利。
二零一三年六月末，中共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的名稱叫作“新疆西藏問題緊急工作會議”。同時開會研究新疆和西藏的問題，可見藏人的自焚抗暴運動也同樣引發中共暴政的深刻恐懼。由於新疆問題不是本書關注的主題，所以，關於中共暴政通過這次會議所確定的對維吾爾反抗運動的鐵血鎮壓政策，在此不再贅述。
上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西藏問題，習近平卻指定由現在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胡春華作主題發言。由胡春華作西藏問題的主題發言，原因大致有兩項。其一，胡春華雖然兼任廣東省委書記，但他同時是中共寡頭決策機構，即政治局的委員，負有對維護中共統治的全局性責任，同時，他也正在被重點培養為未來“中共第六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其二，胡春華有長期在西藏任職的經驗，在鎮壓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復國運動過程中，表現出維護中共極權統治的冷血的意志；更關鍵之處在於，中共把謀殺十世班禪，湮滅十一世班禪，扶持偽十一世班禪，視為控制藏人心靈，進而控制西藏的重大戰略決策之一，而在這個戰略決策的實施過程中，胡春華為暴政立下“不世之功”。
据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胡春華此次關於西藏問題的主題發言，時間長達九十五分鐘。現將胡春華此次發言的內容，用讀者易於理解的表述方式，摘要披露如下。
發言甫一開始，胡春華就以佞臣諂媚帝王之態，為習近平的治藏之策，獻上溢美之辭。他稱頌習近平把控制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作為下一階段對藏工作的重點，乃是具有大戰略眼光的長治久安之策。胡春華指出，控制達賴喇嘛轉世靈通的關鍵是要使達賴喇嘛在符合中共政治利益的條件下，返回中國。同時，他也就誘使達賴喇嘛返回中國的條件，提出一項原則，即“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宗教問題上可以充分滿足達賴的合理要求。”
胡春華解釋説，“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的原因在於，“對達賴集團在政治上的任何讓步，都會在與我黨長期榮辱與共、同心同德的藏族幹部中，引起疑慮和恐惶，深刻傷害他們的感情，所以説，政治讓步，等於自毀長城。”胡春華這句話意在說明，把靈魂出賣給中共的藏人官員是中共統治西藏的政治基礎之一；對達賴喇嘛作出政治上讓步會使這個政治基礎軍心動搖，士氣渙散，直接威脅到西藏的政治穩定。
胡春華所說的“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原則，具體有下列三項內容：
其一，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公開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公開否認西藏曾經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胡春華認為，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迫使達賴喇嘛服從中共的意志，有利於從歷史的角度徹底摧毀“藏獨”的理論基礎，以及西藏復國運動的情感依托。
其二，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承認中共憲法對西藏高原的分割式行政區劃的合理性，即承認歷史上西藏的衛藏、康藏、安多三區的國土，按照中共現行憲法分屬“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四川省、甘肅省、雲南省是合理的，同時公開放棄“大藏區”的訴求——中共所謂的“大藏區”，就是現在被分而治之的西藏歷史上固有的國土。胡春華認為，只要促使達賴喇嘛從政治上放棄“大藏區”的概念，就一勞永逸地斬斷了達賴喇嘛與西藏境內的藏人反抗運動的聯係，因為，境內藏人反抗運動，一直是以由衛藏、安多、康藏三區構成的西藏歷史上固有國土，作為復國理想的基礎；這種聯係一旦被斬斷，達賴喇嘛就失去了政治能量的基礎，變成政治的水上浮萍；境內的藏人反抗運動則喪失了一個重要的國際影響力的背景。
其三，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事實上接受中共確認的偽十一世班禪，同時默認達賴喇嘛認定的十一世班禪更登確吉尼瑪形消蹤滅的事實。胡春華指出，藏傳佛教轉世靈童的認定表面上看屬於宗教範疇，實質上事關重大的政治問題；只要達賴喇嘛以默認的方式事實接受中共確立的十一世班禪，放棄他自己認定的十一世班禪，就等於接受了一個基本的政治原則，即中共政權在轉世靈童的認定上有最後的決定權，如此一來，今後世代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靈童轉世的過程，都將處於中共的政治控制之中——控制了這兩個靈童轉世【註2】，就等於控制了藏人的靈魂。
在這個問題上，胡春華的發言還透露出更為陰狠的政治權謀。胡春華特別強調，達賴喇嘛一旦在十一世班禪的問題上作出中共所要求的妥協，不僅勢必重創達賴喇嘛在藏人中的道德形象，而且會引發藏區一萬多名“仁波切”，即漢語所說的活佛對達賴喇嘛的道德質疑，因為，靈童轉世是萬名活佛存在的宗教基礎，在靈童轉世的問題上任何出爾反爾、首鼠兩端的行為，都會引發他們的強烈不滿。胡春華就此總結道：“從唯物主義的立場來看，靈童轉世是荒謬的迷信，但唯物主義者更應當實事求是。現在一個事實是，這一萬多名大小活佛在藏區有很大的影響，達賴喇嘛事實承認我黨確認的十一世班禪，勢必引起這個群體的不滿，他的精神權威也必將受到極大削弱。一個道德和宗教倫理破產的達賴喇嘛，也就不再可能擁有足以威脅西藏穩定的精神和政治能量。”
為誘使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全面妥協；中共準備在宗教問題上滿足達賴喇嘛的願望。就此胡春華在發言中提出具體的方案。方案的內容可以概括如左：在達賴喇嘛公開全面滿足上述中共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分四步滿足達賴喇嘛的宗教願望：第一步，允許達賴喇嘛進香港舉辦法會；第二步，允許達賴喇嘛回到大陸，在五台山建廟，作為達賴喇嘛的道場；第三步，將雍和宮贈給達賴喇嘛，作為其在北京的駐錫地；第四步，允許達賴喇嘛返回青海和西藏，並以國家的名義，將布達拉宮的所有權交還給達賴喇嘛。
為誘使達賴喇嘛全面接受中共的政治條件，胡春華還在發言中提出另一個方案，即採取有效措施，繼續強化達賴喇嘛可以成為中國十三億人的宗教精神領袖的幻想。胡春華指出，胡錦濤主政期間，中共已經通過在全球“藏漢協會”和“中國海外民運”中長期培養的秘密力量，成功地製造出諸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漢人都視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的幻想，並有效地運用這種幻想，強有力地影響了桑東仁波切等流亡藏人上層人士。
胡春華認為，上述幻想在促使桑東仁波切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今後，通過滲透進“藏漢協會”、“中國海外民運”的中共秘密力量，進一步強化這種宗教幻想，勢將有利於促使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徹底妥協。
在這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習近平對胡春華關於西藏問題所作的發言給予充分肯定，認為胡春華的發言“有原則，有策略，有方法”。會議最後通過了習近平提出的今後一段時間涉藏工作的總體方針，即“堅定不移地維護西藏和其它藏區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在這個前提下，以控制達賴靈童轉世為工作重心，夯實西藏長治久安的基礎。”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中共建黨日慶典之際，由劉少奇之子劉源和李先念女婿劉亞洲出面，邀請數十名“太子黨”成員在北海仿膳舉辦酒會；酒會只有一個主題：為習近平執政出謀劃策。酒會上，孔丹【註3】，中共資格最老的特務頭子之一孔原【註4】之子，為習近平的西藏政治戰略擊節贊嘆；孔丹有一個怪癖，即習慣用粗俗下流的形容顯示自己的才華，他説：“近平的西藏政治戰略高妙至極，大有諸葛孔明之風。現在我們已經控制了十一世班禪，如果再能把達賴喇嘛誘回國內控制起來，我們就等於捏住了西藏這頭野氂牛的兩個睪丸，看他還怎麽撒野。能看到班禪和達賴听從我們黨的號令，一代又一代互相認證轉世，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至少比看毛片有意思。”
上述孔丹之言盡顯中共暴政對西藏的鬼魅陰險之意，詭譎狡詐之心。不過，相信以達賴喇嘛的睿智如海，定然不會在中共誘騙之下返回中國，因為，那是一條通向地獄之路。對於達賴喇嘛和流亡的藏人，只有在西藏擺脫中共暴政統治的自由慶典中返回家園，才是唯一光榮的命運之路。
現在，又有心懷叵測者把中共實施誘使達賴喇嘛返回大陸的計劃，形容為中共對西藏的政策開始軟化。不過，只要不是腦殘，都會看出一件事：中共對西藏的政策不是軟化，而是更加陰險；柔軟的絲綢手套裡面，是一隻冰冷的鐵手。
歷史又一次把西藏命運推上生與死的鋒刃——把西藏的未來永遠關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只意味著西藏的自由命運陷於絕境死地；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鐵牢，與走向自由是同一回事，無論五十餘年前還是今天，情況都是如此。只願藏人能記住一件事：為免於亡教滅族的命運，十世班禪大師曾經站在生與死的鋒刃上，發出西藏復國的悲愴召喚。
註釋：
【註1】桑東仁波切：洛桑丹增，一九三九年生於西藏紮洛，為第五世桑東仁波切，曾任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二零零一年，當選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相當於內閣總理），二零零六年連任，二零一一年卸任。二零一二年，他主導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徹底放棄了西藏延續數千年的治權。
【註2】兩個靈童轉世：根據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傳統，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世代互為師徒，互相認證彼此的轉世靈童。
【註3】孔丹，孔原之子，中共太子黨核心成員。
【註4】孔原（一九零六年－一九九零年），原名陳鐵錚，江西萍鄉人。曾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解放軍總參謀部顧問、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等職。
（《殺佛》（袁紅冰、安樂業 著）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二零一三年十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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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佛》選登
【按語：經出版社授權，特摘發《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一書的第一章和第九章，以饗讀者。——《自由聖火》編輯部】
殺佛
——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袁紅冰
安樂業
導讀
《殺佛》是由詩人哲學家袁紅冰主筆，與藏漢雙語詩人安樂業共同創作的時政巨著。這是一本關於中共暴政殺佛的重罪之書，也是關於十世班禪大師的悲情之書。
迄今為止，袁紅冰的絕大部分文學、哲學和時政著作都以中共暴政下被侮辱與被踐踏的族群的命運為背景；人類的“心靈苦痛”是袁紅冰創作的永恆主題，也是他創作的宿命。由於他的著作詩意豐饒，又以表述弱勢族群的苦難命運為創作的天職，充盈著俠義精神，所以，他被稱為詩俠。
安樂業因為從事自由西藏運動被中共當局關進勞改營；出獄後，他翻越喜馬拉雅大雪山，走向自由。他是第一本藏人政治犯的詩集的創作者，也是進行獨立研究的藏學家；他的詩和相關學術著作已經引起廣泛的國際關注。
《殺佛》的主題是揭密中共當局謀殺第十世班禪大師的陰謀決策和實施過程；圍繞這個主題，作者將中共當局黑手黨式的決策機制和藏人的悲苦命運等一系列重大課題的真相，呈現在世界面前。相信《殺佛》的出版，必將在中國大陸、西藏、流亡藏人社區、台灣、日本、西方國際社會，以及全球佛教界引發震撼性的反應。
《殺佛》至少有下列九大看點：
一，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世班禪額爾德尼 . 確吉堅贊突然逝世。十世班禪大師死於中共當局謀殺的懷疑不脛而走；十世班禪大師之死遂成為世紀之迷。《殺佛》第一次全面、具體、詳盡地揭示出中共當局毒殺十世班禪大師的整個過程，使世紀之迷大白於天下。
二，《殺佛》關於中共元老寡頭集團決策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原因和過程的敘述，關於原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原中共總理溫家寶、現任政治局委員胡春華、現任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冷血謀殺十世班禪大師過程的揭示，讀起來令人驚心動魄，也使中共政治黑手黨的本質無所遁形。
三，《殺佛》揭開中共當局製造偽十一世班禪，以及讓真正的十一世班禪銷形滅跡的黑幕，也把中共全面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真正死亡原因的知情人的國家恐怖主義罪行公諸於世。
四、《殺佛》揭示出當前中共控制西藏的一項戰略思考。習近平説：“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根據習近平的指示，中共當局正在設計和實施一個政治陰謀，即將達賴喇嘛誘騙回中國，以便將來控制達賴喇嘛的靈童轉世過程。一位中共太子黨核心成員聲稱：“現在我們已經控制了十一世班禪，如果再能把達賴喇嘛誘回國內，我們就等於捏住了西藏這頭野氂牛的兩個睪丸... … 。”
五，《殺佛》揭示出中共暴政鐵幕後面發生的當代消滅佛教運動。西藏高原之上，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直持續至今的滅佛運動，戕害宗教，塗毒僧眾，禍及萬民，其凶殘酷烈的過程史無前例，令人不忍卒讀。世上億萬佛教信徒，無論身居何處，知悉佛教蒙難於西藏高原的內情，都應當發大悲之聲，為遭受暴政大迫害的藏傳佛教伸冤。
六，十世班禪大師是雪域高原之上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西藏復國運動的精神領袖和發起人。《殺佛》揭示出，中共當局為斬斷流亡藏人和西藏境內佛教復興、文化復興、西藏復國三大運動之間的聯係，通過操縱流亡藏人上層中的某些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改稱“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陰謀實施過程。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等於交出西藏主權之後，又徹底交出了西藏的治權；“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只是一個流亡藏人社區的服務組織，或者人權組織，而不再是一個政治組織，因此，不再具有表達西藏境內反抗運動的政治意志的能量。《殺佛》披露的這部分內容，既令人深感中共政治陰謀之狡猾詭詐，也令人為流亡藏人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而扼腕長嘆，不勝唏噓。
七，薄熙來事件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歷史性事件。關於這個事件，《殺佛》揭示出一個必將引起全球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極端關注的辛秘。薄熙來被囚之後，立刻發出威脅，聲言如果判處他死刑，他就將在法庭上揭發胡錦濤、溫家寶、胡春華等人毒殺十世班禪大師的罪行，並要求以殺人罪對這群“殺佛”罪犯實行逮捕，提起公訴。薄熙來此言一出，中共廟堂震撼。中共當局遂以薄熙來之子的生命作籌碼，與薄熙來達成黑幕交易——中共當局留薄熙來一命，薄熙來則在中共毒殺十世班禪大師的問題上保持緘默。《殺佛》披露的這個辛秘，對於讀者瞭解中共的政治法律的實質，有振聾發聵之功。
八，二零零八年，中國河北爆發毒奶品事件，流毒國內外，舉世震驚，全球嘩然。可是，當時的河北省長胡春華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繼續平步青雲，官運亨通，甚至被培養為“中共第六代領導集體”的領頭羊。《殺佛》揭示出其中的奧秘：胡春華之所以深得太子黨信任和倚重，全在於他在中共殺佛，即毒殺十世班禪大師的過程中立下“不世之功”。殺佛之“功”使胡春華獲得了中共賜與的“鐵帽子王”。“一葉知秋”。胡春華的例證表明一條中共官場的潛規則——每一個登上高位的中共官員，都要以為中共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重罪作“投名狀”。
九，二零一二年以來迄今為止，已經有一百二十二位藏人點燃自己，把燃燒的生命作為神聖的祭品，獻給自由西藏的理想；自焚藏人有許多是花季的少年男女。從藏人生命中騰起的一團團金焰在拷問人類的良知；藏人為什麼自焚已經成為世紀之問。《殺佛》對這個世紀之問作出了必將銘刻史冊的明確回答——藏人不得不用燃身獻祭的方式爭取自由，根源在於中共暴政的國家恐怖主義統治和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中共曾經通過一紙和平協議，允諾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然而，中共統治西藏六十餘年，藏人的命運在血海屍山間伸展；十世班禪大師曾經發出“勿使佛教滅亡，勿使雪域之人滅絕”的大悲之聲。時至今日，藏人正瀕臨文化滅族的大劫難。現在，中共又企圖再用“一國兩制”來誘騙台灣放棄主權。藏人的前車之鑒，台灣人不可不察；“今日的西藏，就是明日的台灣”——這是一句警世箴言。
目錄
第一章 我的宿命
——佛的雙眼流出猩紅的血
第二章 西藏悲情
——佛國淪為“黑地方”
第三章 班禪佛是聖者與英雄
——他用金剛寶杵敲開地獄之門
第四章 歷史上的短暫春天
——班禪大師在藏人心靈中播下佛教復興的種子
第五章 決策殺佛
——春天之後將是嚴冬
第六章 準備殺佛
——鬼影幢幢，陰謀如晦
第七章 佛殤
——聖潔的白蓮花凋殘於鐵幕陰影之下
第八章 佛魂不滅
——黑暗不會成為永恆
第九章 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
——習近平説：“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第十章 現代滅佛運動的罪惡之源
——漢人的苦難和罪責
殺佛
——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第一章 我的宿命
——佛的雙眼流出猩紅的血
“心靈的苦痛是哲學和文學的永恆主題。”對於我，這個箴言卻意味著宿命。
冥冥之中似乎有某種神秘的力量，總是讓種種塵世間心靈的苦痛與我的命運正面相撞。每一個心靈的苦痛都像一柄燒紅的刺刀，深深插入我的心中；這種心的疼痛就是我的宿命。於是，表述屬於這個世代的心靈悲劇便成為我終生的精神苦役；彷彿我的筆天生就是塵世心靈苦痛的代言人。
《殺佛》這本著作書寫的正是關於一個活佛的命運悲劇，悲劇所蘊涵的心靈苦痛同時也屬於藏人族群。這位活佛就是十世班禪額爾德尼 . 確吉堅贊。
二零零零年，我去探訪一位十五年未曾謀面的同學。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同窗共讀，我們曾經是摯友。本科畢業後，他和北京大學的十幾位校友一起，遠赴西藏工作，而我則繼續留在學校。從此我們便天各一方。曆經人世滄桑之後去探訪老友，是試圖讓我疲憊的心得到某種安慰。然而，甫一見面我就發現自己錯了。這位老同學好像受到了時間的詛咒，正值壯年卻衰老得如同一段長滿白髮的枯樹，而且，他的雙眼黯淡無光，像兩片早已被生命遺棄的發黴的夜色。顯然，我前來尋找慰藉，然而，我面對的，卻是一個比我更需要安慰的殘破的靈魂。
在鐵鑄的沉默中，他為我切肉，置酒，然後，用目光邀我一起舉杯狂飲。烈酒很快就把我們之間的沉默燒成深紅，他灰暗的眼睛也被痛苦的神情照亮，於是，他開始説：“你還記得那個叫胡春華【註1】的嗎？他是中文系的。畢業那年，我們一起來到西藏。一九九二年，他被胡錦濤【註2】提拔當共青團西藏的書記。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天，胡春華請在西藏的北京大學校友到他家裡喝酒，慶賀升官。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酒。我醉到不能走路，只好睡在胡春華家的客廳裏… … 。”
這位同學的聲音暗啞而低沉，像一陣衰弱的燒焦的風。但是，一件令我驚心動魄的事情卻從他的敘述中清晰地呈現出來。
第二天接近中午，這位同學才從宿醉中醒來。胡春華已經上班，房間裏沒有其他人，靜得如同墓穴。這位同學起身，想要找衛生間。酒意朦朧間，他拉開客廳角落裏的一扇狹窄的門。門內的景象立刻使他的酒意在驚悚中風消雲散，蕩然無存。
門裏面不是衛生間，而是一個壁櫥。窄窄的擱板架上，一盞低度數的暗紅的燈發出黯淡的光，給壁櫥蒙上一層古老血銹的色調，顯得陰氣森森，猶如地獄。壁櫥正中掛著十世班禪大師的像，兩隻鐵錐分別紮在班禪大師【註3】雙眼的眼球上，他的面頰間還有用紅油漆畫出的兩行從眼睛中湧出的血淚。班禪大師唇邊依然飄拂著佛才有的祥和的微笑，雙眼中卻湧出猩紅的血淚——這既意味著蒼天和大地都會為之哀悼的悲情，又似乎是佛的苦難命運的象征。
這位同學震驚地凝視著班禪大師被鐵錐刺瞎的流血的雙眼，一時不知所措。不過，他很快意識到，自己無意間窺視到胡春華的一個隱秘，而這個隱秘同時也屬於中共鐵血強權。即使無意間窺視到別人的隱密也常常意味著危險，而且，隱秘的性質越嚴重，危險便越致命，更何況他所發現的隱密與鐵血強權的罪惡直接相關。
憑著偵查學的相關知識，這位同學輕輕關上壁櫥的門，接著掏出手絹，拭去留在門把手上的指紋，又用拖布抹去壁櫥門前地板上的鞋印。做完這一切之後，他才離開胡春華的家。他想要消滅一切能夠使自己同這件事聯係起來的痕跡，但是，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跡，卻難以磨滅。
班禪大師於一九八九年初入滅。大師圓寂之後，關於大師是死於謀殺的傳言便不脛而走，像一縷冤魂，隨風在西藏高原上飄盪。根據從胡春華家壁櫥裏看到的十世班禪大師的像，這位同學不能不確信那個傳言是真實的，而胡春華定然在謀殺班禪大師的政治陰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胡春華出生在湖北省。那裡曾經是古楚國巫文化濫觴的瘴癘之地，專生毒蛇惡獸。迷信鬼神，崇尚巫術，乃是巫文化的遺風。謀殺某人之後，為了避免他的鬼魂來索命復仇，謀殺者必要用鐵錐，或者荊棘、鋼針，釘入受害人的雙眼——依照巫文化的信念，刺瞎被謀殺者的雙眼，他的鬼魂也就會由於盲目而迷失在永遠的黑暗中，找不到復仇的對象。雖然在文化的意義上，胡春華已經背棄了精神的祖國，並且與共產黨的精神源流，即德國猶太人馬克思屬於同一個族群——他們都把物性邏輯視為價值之王，都把心靈歸結為物性邏輯的分泌物，但是，犯下弒佛重罪之後，胡春華顯然無法只依靠西方唯物主義哲學的信念，就徹底消除內心的恐懼，於是，他不得不從巫文化最陰鬱、惡毒的部分，尋找精神的慰藉。不過，從他用鐵錐刺瞎班禪大師像的雙眼的那一刻起，他也就徹底刺瞎了他自己的良知之眼，此後，他將完全喪失理解和欣賞美與高貴的事物的能力。
多年以來，這位同學對於那次他在胡春華家裡發現的秘密一直守口如瓶。他知道，一旦講出這件事，他可能面臨殺身之禍。除了危險的意識之外，讓他保持沉默的還有另一個理由。那天，他是受盛情之邀，才去胡春華的家中赴宴；如果他把這個無意間發現的秘密講出來，就無異於背叛同學情意的小人。更何況胡春華升上高位之後，對於在西藏工作的北京大學校友，多有關照，同學之情殷殷可鑒。
對於意志堅硬的人或者喪盡天良的人，秘密才不會成為精神的負擔。可是，我的這位同學意志既不夠堅硬，也還天良未泯，所以，無意間窺視到的秘密日夜都在折磨著他。他很清楚這個秘密中隱藏著殺佛的罪惡，而他的沉默使他覺得自己是殺佛的同謀。自從那天離開胡春華的家之後，這位同學便長期失眠——不是他丟失了睡眠，而是他不敢閉上眼睛；只要一閉上眼睛，他就會看到插進十世班禪眼球的鐵錐，看到大師眼睛裏湧出的血淚，還有大師唇邊飄拂的那一縷屬於虛寂意境的春雪般寧靜的微笑。
“那個壁櫥就是充滿血腥氣的地獄，班禪活佛的靈魂被囚禁在地獄裏；佛在悲泣，眼睛裏流出的是血… … 這個景象像一個惡咒，而我每時每刻都承受著詛咒。冥冥中有一個聲音告訴我，只有把這個秘密講給另一個人听，我才能得到解脫——打破沉默，才能為班禪大師打開地獄之門；班禪大師的魂回歸佛境，我也才能擺脫惡咒的糾纏。今天你來了，對你講出這個秘密，我就可以從惡咒中得到解脫。呵，我現在就輕鬆了，心的鐵鏈已經解開。… … 可是你要答應我，絶不把這件事講出去。這麽多年，我一直在沉默中忍受折磨，就是因為找不到一個能夠信守承諾的人。我知道，這個社會上如果還有一個守信的人，那就是你。… … 一旦把這件事講出去，你我都會有危險，當官的可能殺人滅口。更重要的是，一定會影響胡春華的前程。現在，他的仕途可以説一帆風順，春風得意。這幾天，他被指定參加北京中央黨校的省部級幹部進修班，進行培訓。聽說胡錦濤還極力想把胡春華提拔到中央去工作。要是因為我們講出這件事，毀了他的前途，也太對不起同學了。那樣的話，我就變成了一個賊——人家請我到家裏作客，我卻偷走主人的秘密，讓人家傾家盪產。所以，你一定不要把這件事講出去，陷我於不義… … 。”——這番話是那天酒酣之際，同學對我的最後囑托。
當時，直視著這位同學猶如風裂的石灰石般蒼白、乾枯的面容，我只能幾乎看不出地點了一下頭，表示承諾之意——雖然幾乎看不出，但畢竟作出了承諾。之所以勉強作出承諾，是因為意識到，假如我拒絕他的囑托，這個受到命運詛咒的脆弱的人，很可能會立刻變成一個瘋子。當然，我也完全理解承諾的後果：從此我將代替他，用痛苦的沉默托起一個飽含佛的血淚的秘密；秘密中承載的千古悲情，將由於我的沉默而化作對我的終生詛咒。為此，我恨這位同學，恨他把良知不能承受之重轉給了我。不過，憤恨之餘，我很快又原諒了他，因為，他可以算是我的知己；他知道，我天生就是為了承受塵世的艱難和悲愴而活著或者死去。
聰慧的人寧願在清醒中死去，也不肯在渾渾噩噩中苟活。我是一個聰慧者，所以，我決定查清十世班禪大師之死的真相。從世紀交替之際起的四年中，經過無數次努力，再加上天祐人助，一個超越班禪大師個人命運的歷史悲劇的輪廓，越來越清晰地逐漸從中共極權政治陰謀的暗中浮現出來——清晰得就如同鐵筆在鉛板上刻出的圖案，擺在我的面前。
從這個歷史悲劇中，我看到中共鐵血強權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理由和具體策劃實施的過程。其中每一個理由都在論證中共權貴的冷血、自私、對權力的貪慾，都在論證中共暴政對藏人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暴虐和國家恐怖主義的凶殘；其中每一項具體的策划和實施都在論證中共權貴的虛偽、詭詐和黑手黨政治的本質。
從這個歷史悲劇中，我看到十世班禪大師，這位悲劇英雄的智慧與無畏，而智慧與無畏後面，是佛的大悲之心；他的高貴人格在宣讀藏文化萬年歷史的精神遺囑。正是班禪大師，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借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胡耀邦主政的時機，以超人的智慧和無我的英勇，在西藏高原上，在六百萬藏人乾涸的心靈中，播撒下佛教復興和藏文化復興的種子。十世班禪大師是上蒼對藏人的祝福；如果沒有十世班禪大師艱苦卓絕的努力，藏文化的命運之樹或許已經在西藏高原上凋殘。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下半期一直持續至今，雪域高原如火如荼的藏人抗爭暴政的自由運動，都是班禪大師播下的心靈種子開出的繁花和結出的碩果。十世班禪大師又一次論證了英雄和聖徒創造歷史的真理。
從這個歷史悲劇中，我再一次領略到佛學中最令人心靈震撼的菩薩的大悲之情。菩薩誓願身入地獄，承受人類的全部苦痛與罪孽，直到所有苦難的命運都得到超生——十世班禪大師也是如此。大師的靈魂與情感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共極權下淪為人間地獄的西藏高原；他生命的足跡與藏民族的苦難命運重疊在一起；在最悲慘的時刻，他也與自己的族人同呼吸共命運，他是藏人苦難的代言人，所以，他為自己的族人承受蒼天般沉重的苦難。如果説當代藏人的命運像一條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流淌的血河，班禪佛的千古悲情就是血河中的一朵最壯麗的浪花；如果説當代藏人的命運是在地獄中迴盪的永不停息的風，班禪大師的意志就是那藏人命運悲風的不滅的魂。
佛血迸濺在極權鐵幕之上，極權鐵幕則遮天蔽日，試圖把弒佛的大惡埋葬在九地之下，使之永遠不見天日。來自天啓的機遇使我與中共弒佛的陰謀正面相撞。然而，面對太陽都會為之放聲痛哭的歷史悲劇，卻只能保持陰影般的沉默，這對於我，一個自少年時起便誓願以俠義精神安身立命的人而言，乃是情感的酷刑。不得不咬碎牙齒，忍受情感的酷刑，是因為我對那個同學作了承諾——不僅是不願辜負同學的信任，更是基於一項人格的信念：好男兒一諾千金。
理想主義者都相信夢境。十餘年來，在許多次夢境中，我的魂都飄進那個被血紅的燈光照亮的壁櫥，班禪大師的軀體彷彿被惡魔的詛咒鑄進布滿血銹的鐵壁間。有時用一片金霞，有時用一縷淺藍的風，我為大師輕輕拭去面頰上點點猩紅的血淚，但是，我不敢為大師拔掉插進雙眼的鐵錐，我怕那會讓他更加疼痛，我怕拔掉鐵錐之後，他眼睛中湧出的滔滔血河，會淹沒人類的歷史和墮落的塵世。
二零零九年，我為撰寫《通向蒼穹之巔》採風的過程中，知悉了一件點燃我情感的事件。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藏民族三十年前浴血起義的紀念日，在拉薩街頭，一位神韻如金鷹的藏人青年，彷彿要擁抱蒼天一般，向太陽展開雙臂，衝向軍警的方陣；同時，他的呼嘯聲在金色的陽光中閃耀：“我就是三十年前被你們殺死的起義者，我又轉世回來了！”
我意識到，這位藏人青年的呼喊是再次復活的反抗意志的宣示，是自由之魂重返西藏高原的象征，是西藏復國理想永遠輪迴不滅的誓言。這一切的精神起點，便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十世班禪大師在藏人心靈中播撒下的西藏文化復興和佛教復興的種子——每一粒種子都是一滴從班禪佛心中滲出的血珠。西藏的反抗意志、自由靈魂和復國理想已經重返人間，可是，班禪大師死於謀殺的千古奇冤，卻依舊被鐵血強權埋葬在政治陰謀中，不得見天日。面對此種情形，即使鐵石之心也會因悲憤而迸裂。於是二零零九年早春，在位於喜馬拉雅臺地上的達蘭薩拉【註4】，我舉行國際記者會，首次正式公布十世班禪大師死於中共政治謀殺的信息。為繼續信守對那位同學的承諾，我沒有披露已經瞭解到的陰謀的具體內容和實施的過程，當然更沒有提到胡春華將鐵錐插入十世班禪大師像的雙眼一事。
我原以為，只要公布班禪大師遭受謀殺的線索，便會引起西藏流亡政府的關切，而以一個政治組織的能量立案并展開調查，比任何個人的努力都更有利於為班禪大師雪洗浴血的冤情。可是，我遇到的卻是冷漠。我知道，那種冷漠本質上不是針對我的，而是針對十世班禪大師。對於一位聖者和英雄的悲苦命運的冷漠，實際在表述某種意義上的人性的腐爛和政治的骯髒。我不禁再次想起一位中國女政治犯的遺書——被處決前，行刑者為阻止她在刑場上發出對暴政的詛咒，竟用生銹的鐵絲刺穿她的下顎和舌頭，然後，將鐵絲擰成一個死結——遺書中寫道：“即使對鐵鑄的墻咳一聲，也會聽到回音，可是，我向活人的心千萬遍呼喚，卻得不到一絲回應。”
對班禪大師的命運悲劇冷漠如寒霜者，以及用鐵絲將女政治犯下顎和舌頭擰在一起的行刑者，這兩種人雖然時－空遠隔，卻有殊途同歸之意——他們都要把真實埋葬死亡中；不同之處只在於，前者是通過消極的不作為來埋葬，後者則表現為積極的作為。
直視比鐵鑄的高墻更陰沉的人心的冷漠，我又陷於沉默之中。沉默是源於對人類的絕望——難道人類已經徹底背叛了道德良知和正義，難道人類的歷史將由卑鄙的政客來書寫。我在對人類的絕望中沉默著，直到二零一二年。這一年，我決意昂視闊步走出沉默，撰寫《殺佛》一書，向世界全面徹底地揭示中共鐵血強權決策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歷史背景、時代原因和具體過程；通過這本著作我要講訴的，不僅是班禪大師的個人命運悲劇，還有藏人的心靈悲愁和現實苦難。我之所以決意走出沉默，是因為雪域高原上升騰而起的一團團生命的聖火，熔化了我對人類的絕望。
這是一個背叛心靈的理想並在物慾中腐爛的時代。二零一二年，丟失了靈魂的歷史用庸俗的筆觸記錄下來的每一個所謂重大事件，無論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藝術的，甚至宗教的，基本都是由沸騰的物慾主宰，而與心靈無關。但是，就在地球上離太陽最近的地方，就在伸出手去便可以撫摸藍天和彩雲的地方，就在那金翼的鷹群和浩盪的萬里長風棲息的地方——由安多、康藏和衛藏構成的西藏高原之上，一百多名藏人男女，為反抗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而點燃自己，把化為金色烈焰的生命作為神聖的祭品，獻給自由和西藏復國的理想。
自焚群體中，有風蝕的岩石般歷盡滄桑的老人，有燦若朝霞的少年和花季少女，更多的是年青的雪域鐵漢，還有彷彿青銅雕成的高原美人。在人類萬年的文化歷史過程中，沒有哪一個民族，像藏人這樣，以族群的名義點燃自己，用如此英勇悲愴而又燦爛輝煌的方式，表述對於自由的苦戀，對於心靈的忠誠。
中共極權暴政統治西藏六十年，藏人的命運是在血海淚濤中蜿蜒；藏人的苦難如高山巨嶺橫亙在歷史的天際。藏人的自焚獻祭者是在西藏命運的血海淚濤中點燃自己，藏人如山的苦難在為獻祭者的正義性作證。每一個自焚的藏人都是一團自由的聖火，一盞禮佛的金燈；都是一首英雄的史詩，一隻心靈的長歌——每一個自焚的藏人都是一尊金焰之佛。
中共宣傳機器污蔑達賴喇嘛煽動自焚。事實上，達賴喇嘛不僅沒有煽動，而且也沒有能力煽動誰去點燃自己——即便是釋迦牟尼佛或者上帝也沒有這種能力。每個自焚者都是依照自由心靈的啓示，讓自己的生命在金焰中升華為璀璨而短暫的意義——人的生命本來就只能擁有瞬間，而與永恆無緣。藏人獻祭者群體承受金焰焚身裂骨的人世間極致的苦痛，卻在人類異化為醜陋的物性貪慾存在的時代背景下，為自己的族群贏得了不朽的榮耀——塵世間，唯有金色的火焰不會朽敗；他們向歷史證明了，藏人不僅是佛的選民，也是寧願為作自由人而焚身獻祭的英雄和聖徒的選民。
西藏自焚抗暴運動堅守的精神原則，與物性貪慾主宰的時代中人類的價值取向南轅北轍。儘管前者在九天之上，後者在九地之下，但是，在上者卻不得不承受孤獨。這正是屬於墮落時代的精神悲劇。於是，“西藏在燃燒，世界在冷漠旁觀”的現象，便成為一個令人欲哭無淚的時代特征。
自由世界裏，從標榜追求正義的政客到炫燿自由意志的文人，都只會偶爾把飄忽的斜視轉向燃燒的西藏高原，似乎自焚抗暴運動是發生在銀河外星系的遙遠事情；動物保護主義者則通過亢奮地呼籲關心流浪貓狗，來炫燿他們的人權良知已經超越人類的領域，可是，他們對西藏的人權災難卻麻木不仁，熟視無睹——每一個被他們忽視的自焚的藏人，都是一份對暴政摧殘人權的熾烈控訴。當東亞大陸的苦難在呼喚自由的拯救時，西方卻首先必須對自由作出生命哲學的拯救。時代將靈魂出賣給物性貪慾，自由 便淪為物性貪慾的囚徒，經濟至上論因此甚囂塵上。於是，中共暴政用金錢買下人類的良知，自由也就同時把自己出賣給對暴政的綏靖主義——為了從暴政得到滿足物性貪慾的經濟利益而綏靖。在自由獲得高貴的生命哲學拯救之前，從藏人獻祭者心靈中升騰而起的金焰，即便能點燃死灰，也難以點燃那一雙雙冷漠的眼睛。
在藏人獻祭者的自焚抗暴運動前，中共暴政的千萬御用文人一直保持著冷血而卑鄙的沉默。中共暴政六十年間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以推行文化性種族滅絕的血腥政策，可是，暴政的代言人溫家寶【註5】，竟把反抗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自焚者，稱為“恐怖主義”，從而為暴政進一步強化對西藏的國家恐怖主義鎮壓正名——暴政就是要仗恃鐵血強權，指鹿為馬，顛倒是非。而中共著意培育其“國際影響力”的文化特務王力雄【註6】，則在歷史的關鍵之點上“偶爾露崢嶸”，回報中共的栽培之恩，通過指稱藏人自焚是“高度暴力”，為溫家寶顛倒黑白之説提供理論佐證。然而，溫家寶的荒謬之言，王力雄的污蔑之語，卻似乎要在六十億人類的整體沉默中，成為黑色的真理，鮮少有人為藏人獻祭者仗義執言。這真可令太陽為之一慟——難道人類還活著，而良知已經死了嗎？
成千累萬自詡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者，費盡心機想擠在達賴喇嘛的光環下獲得“知名度”的枯枝敗葉般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還有不識自由為何物的偽自由知識分子，也對藏人自焚抗暴運動諱莫如深，三緘其口。究其原因，根本在於這批人深知，每一個為理想和心靈自由而自焚的藏人，都是一面明澈的“天鏡”，“天鏡”中會映出這批人的虛偽人格和屬於鼠類的怯懦。
由於自知醜陋而沉默還算得上是“高貴”，其中更有寡廉鮮恥者，竟試圖反客為主，掩飾其人格之醜——他們作出“生命導師”的道貌岸然之態，要求自焚獻祭的藏人“珍惜生命”。這些終生都以虛偽和謊言表述其人格的偽類，他們的生命只配在日益衰朽的醜陋肉體中逐漸腐爛；他們根本沒有精神能力去理解英雄和聖徒珍惜生命的方式。自焚的藏人通過讓生命升華為自由的祭品，升華為燦爛的意義，來證明他們對生命的珍視；自焚的藏人承受烈焰焚身的苦痛，是在替人類守護一句刻在歷史之巔的生命誓言：“不自由，毋寧死“。偽類們的行色只在論證墮落時代的墮落的現實——庸人俗物渺小的心中卻充滿屬於上帝的自信，鼠類則獲得嘲笑英雄和聖徒的自信。
最令藏人自焚獻祭者黯然神傷的，可能莫過於達蘭薩拉某些流亡藏人政客的態度。在藏人為爭取作自由人的權利而不斷點燃自己的過程中，這批大小政客卻在忙於一件事，即竭盡所能，在一切公開場合切割他們同藏人自焚抗暴運動的關係。當然，實際上高貴的自焚獻祭者也不會同政客有任何關係。“西藏在燃燒，世界在旁觀”。而這些流亡藏人政客基於個人政治利害的精明計算，竭力向冷漠的世界，或許還有中共暴政，剖肝瀝膽，證明他們的“清白”；他們甚至喪失了贊頌自己族人中的英雄和聖者的勇氣，喪失了為獻祭者吟詠一隻安魂曲的道德良知和情感衝動。
我曾經久久凝視一張自焚者的遺照。那是一位少女僧人，十七歲，名叫桑吉卓瑪。遺照的背景黑暗而堅硬，酷似一面鐵壁；少女僧人的面容則像浮雕在鐵壁上的丰盈的滿月。眼睛是靈魂的棲息之所，少女僧人的眼睛流溢出淡金色的光澤，似乎預言她的靈魂即將嫁給金色的烈焰；俊秀的唇角掛著一縷寧靜安詳的微笑，那是得到天啓的真理祝福的心靈才會有的神情。她的頭顱微側，右手托著下巴，顯出幾許少女如花的妖嬈；右手手背間現出 兩行藏文墨跡：“西藏，我獨立的祖國”。那些字跡宛似鐵翅的蝴蝶，彷彿要趁風而起，飛向荒野間的花海。
在与少女僧人遺照的對視中，她的目光將一個金色燦然的囑托一直送到我心的深處；她希望我蘸著藏人的血海淚濤，在峻峭的藍天之上，為自焚獻祭者書寫墓誌銘，以抗議這個冷血的時代。
我向來認為，人，至少自由人，本質是文化的存在，精神的表述。所以，在族群認同上，我重視的不是生理特征，而是心靈的風格。有鑒於此，我把藏人自焚獻祭者引為我的族人——我們屬於同一個種族，忠實於心靈和自由理想的種族。我不能拒絕族人的遺囑，於是，我用這樣一句話來回答少女僧人：“我心疼，所以，我書寫自焚藏人的史詩與長歌——《燃燒的安魂曲》。”在說出這句話的同時，我便決意，也要撰寫另外一本書，即《殺佛》，把中共暴政謀殺十世班禪的罪惡告訴世界。
五十餘年前，藏人通過全民大起義，用英雄的搏殺，衛護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今日，藏人通過自焚抗暴運動宣示對自由的忠誠。半個世紀以來，藏人走過了由英雄的搏戰到聖者的獻祭之路，那是一條伸展在血海屍山間的艱難之路。中共暴政鐵幕的陰影下，頑石都會破碎，鐵塊都腐爛，可是，西藏的自由之魂卻依然如山花野草般頑強地活著。西藏的自由之魂沒有湮滅於中共暴政的鐵幕，相當程度上要歸功於班禪大師復興佛教與西藏文化的努力，歸功於他在藏民族心靈中播種的復國的理想。
燃燒的西藏之魂在守望著人類對心靈和自由的最後忠誠；十世班禪大師則是西藏之魂的拯救者。所以，在班禪大師遭受謀殺的問題上，我不能繼續沉默下去；繼續沉默會讓我失大義於天下。講出事實真相，也並不只是為了給班禪大師伸冤，而更是為了把藏人命運的苦難與悲愴，藏人抗爭暴政的慘烈與壯麗，還有藏人血淚豐饒的復國理想，刻寫在深紅落日之上——深紅的落日與自焚獻祭的金焰，都是關於燦爛凋殘的生命哲理。
註釋：
【註1】胡春華（一九六三年－）湖北五峰人。 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主要執行人之一。一九八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七九－一九八三年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習。大學畢業後入藏工作。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組織部幹部，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在西藏青年報社工作，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任西藏飯店黨委委員、人事部副主任，黨委副書記、人事部經理。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年期間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副書記。一九九二－一九九二年任西藏自治區林芝地區行署副專員。一九九二－1995年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書記。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年任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委副書記、行署專。一九九七－二零零一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二零零一－二零零三年 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秘書長。二零零三－二零零五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區政府常務副主席。二零零五－二零零五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區政府常務副主席。二零零五－二零零六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二零零六－二零零八年，出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任河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二零零九－二零一零年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
【註2】胡錦濤（一九四二年－），出生於江蘇省，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四代最高領導人。
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一九八五—一九八八年，任貴州省委書記，貴州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一九八八—一九九二年，出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一九八九年，要求獨立的藏人舉行示威遊行，發生拉薩事件，胡錦濤迅速宣佈戒嚴，用武力進行鎮壓。二零零二年－二零一二年，胡錦濤任第十六屆、第十七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二零零四年－二零一二年，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二零零三－二零一三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註3】十世班禪大師（一九三八年－一九八九年）
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法名羅桑赤列倫珠確吉堅贊，藏傳佛教格魯派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
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出生於青海省循化縣。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坐床典禮後正式繼任，成為第十世班禪喇嘛。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西寧。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十世班禪任籌委會第一副主任委員。此後，十世班禪大師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
一九六二年十世班禪大師撰寫了《七萬言書》，以《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為題，遞交給中共國務院。《七萬言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藏政策進行了嚴厲撻伐。十世班禪列舉大量事實，說明中共在平叛、改革中出現的錯誤和問題十分嚴重，並且強調：這些問題和錯誤若不認真加以糾正，藏人將面臨滅族滅教的嚴重危險。該報告被毛澤東定性為“反動派的瘋狂反撲”。
一九六四年，十世班禪大師在一次萬余藏人參與的傳召法會上，提出西藏有權獨立並號召西藏獨立，宣告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真正的領袖，並祝達賴喇嘛長壽。十世班禪大師當場遭到中共逮捕，後被中共指控為“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最大的反動農奴主之一”，並被剝奪一切職務。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十世班禪大師被囚禁在秦城監獄。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世班禪大師獲釋，但被軟禁於北京直至一九八二年。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力主恢複十世班禪大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領導人職務。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班禪大師開始在西藏實施了一系列涉及藏族文化、宗教、語言、習俗的重建與改革，並為三百五十萬藏人摩頂祝福。十世班禪大師是西藏境內當代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和西藏復國運動的啟蒙者、推動者和精神領袖。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禪大師死於中共的政治謀殺；圓寂地點在西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日，十世班禪大師的遺體被安放在黃金皮靈塔祀殿釋頌南捷。
【註4】達蘭薩拉：一九五九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帶領八萬藏人，翻越喜馬拉雅山脈，離開被中共佔領的西藏，開始流亡。同年四月一日，達賴喇嘛抵達印度，在印度達蘭薩拉組織西藏流亡政府，達蘭薩拉也成為藏傳佛教和藏傳文化聖地。現在，在桑東仁波切主導下，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已經被取消，改稱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
【註5】溫家寶（一九四二年－），漢族，天津市人。一九六五年四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構造專業，研究生學歷。 一九八五起，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主任。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年，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直屬機關工委書記。二零零三—二零一三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至二零一二年１１月），國務院總理、黨組書記。
溫家寶的夫人是當代中國最大的珠寶商。
【註6】王力雄：中國作家。二零零九年訪問達蘭薩拉時，受到西藏流亡筆會楊科加、松秀吉、才讓嘉、那曲今巴等藏人詩人和作家當面抗議，抗議者指控王力雄是中共的文化特務，其訪問達蘭薩拉的目的在於破壞自由西藏運動。
第九章 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
——習近平説：“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十世班禪大師推動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召喚西藏復國的理想，乃是以佛的大慈悲之心，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對西藏命運的拯救。一九八九年班禪大師魂歸佛境之後，境內藏人從未停止的反抗運動，是在執行十世班禪大師拯救西藏命運的遺囑。與鐵血暴政抗爭，爭取作自由人的權利，當然是崇高而艱難的事業；令人遺憾之處在於，境內藏人反抗運動的艱難不僅來自中共強權，而且來自一個本來不應當為境內藏人的反抗運動增加艱難的地方，即達蘭薩拉。
桑東仁波切【註1】任流亡西藏嘎廈總理十年。他主政時期，達蘭薩拉癡迷於同中共暴政談判，並公開申明只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桑東仁波切主張的這條政治道路意味著大荒謬，其大荒謬至少有下列三項。
一、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悖逆藏人歷史上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自由之路。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西藏主政者交出雪域國門的金匙，中共遂入主西藏。數年之後，中共便開始以“民主改革”的名義，在全藏區發動當代滅佛運動，試圖摧毀藏人傳統的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並通過滅絕佛教，從文化的意義上滅絕藏人。暴政逼迫之下，藏人舉行全民大起義，用血河來證明對心靈的忠誠；又有八萬藏人追隨達賴喇嘛，翻越喜馬拉雅雪山，走上艱苦卓絕的流亡之路。那是一條通向自由的路，因為，它走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鐵牢——中共的專制惡法就是囚禁自由的法律黑牢。我因此贊譽達賴喇嘛，並尊稱他為“當代摩西”，因為，是他，引領藏人走出作中共的政治法律奴隸的命運，走向自由；這條流亡之路既是自由西藏運動的起點，也是達賴喇嘛歷史榮耀的起點。
現在，事隔半個世紀之後，桑東仁波切卻要引領流亡藏人和西藏的命運，重新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之內，即回到中共專制惡法的法律巴士底獄中，去尋找所謂“真正的自治”。歷史不禁感到困惑，並追問：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有“真正的自治”，當年又何必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管轄，踏上艱難的流亡之路，到異國他鄉去尋找自由；五十年滄桑，又回到命運的原點，即專制惡法的巴士底獄中，桑東仁波切將怎樣面對那些為作自由人死在流亡命運中的藏人的靈魂？無論如何，我不相信，悖逆光榮的歷史，背叛自己過去留在心靈間的足跡，能夠贏得今日的尊嚴和自由。
二、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違悖現實的政治結論。
從一九五九藏人大起義的血海淚滔，到今日自焚藏人生命中騰起的金色烈焰；從十世班禪發出“勿使我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的大悲之音，到十世班禪站在刀鋒上宣示的復國召喚——所有這一切屬於西藏命運的苦難和悲愴，都在表述同一個基本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只有奴役，沒有自由；只有滅族亡國的痛苦和屈辱，沒有自由人的權利和尊嚴。桑東仁波切盲目於藏人用無盡的苦痛書寫的現實政治的結論，想在專制惡法之內，尋求以“真正自治”的方式獲得自由，無異於癡人說夢，水中撈月，與虎謀皮；如果有一日他真得把自由西藏運動引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他個人或許能得到某種“歷史地位”——那是中共暴政賞賜給奴才的獎品，而自由西藏運動將淪為鐵幕陰影下的囚徒。
三、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將自斷境外自由西藏運動的命脈。
流亡境外的自由西藏運動的生命力之源泉，在於同西藏境內反抗運動血脈相聯。強化這種聯係，境外自由西藏運動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這種聯係被切斷，境外自由西藏運動勢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流亡藏人同境內藏人的政治聯係，取決於流亡藏人是否作出努力，利用自由的空間，向世界和歷史講出境內藏人心靈的苦痛和政治願望；如果流亡藏人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願理解境內藏人的苦痛和願望，並代表境內藏人發出他們在專制鐵幕下無法發出的聲音，那麽，對於西藏的現實命運，流亡者將像天外的一縷風塵，遙遠而陌生。
正如境內藏人智者群體所指出的，自十世班禪大師蒙難之後，西藏境內反抗運動具有思想慶典意義的特征，就是西藏復國意識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崛起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失去祖國，就失去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西藏復國，藏人才能獲得自由人的尊嚴；藏人的自由之路，就是西藏的命運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的復國之路。但是，桑東仁波切卻要把自由西藏運動帶回到中共專制惡法的黑牢之中；他的政治路線背叛了藏人用紅血和白骨表述的政治願望，背叛了西藏復國的理想——桑東仁波切試圖用他的政治路線之刀，斬斷流亡藏人和境內藏人反抗運動之間的血脈聯係。如果他最終成功了，他就斬斷了境外自由西藏運動的生命線。
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共對於流亡藏人最關注的有兩件事：其一是預作全面準備，一旦達賴喇嘛圓寂，中共便立即開始操控尋找靈童的程序，以便最終像製造偽十一世班禪那樣，製造一個偽十五世達賴喇嘛，從而讓“達賴喇嘛”這個概念實質上變成披著絳紅僧衣的共產黨員；其二便是誘使達蘭薩拉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稱。
桑東仁波切一方面堅守背棄西藏復國理想的政治道路，另一方面則極力迎合中共想把“西藏流亡政府”這個概念從歷史上抹去的努力。按照桑東仁波切退休前的政治安排，他退休後不久，“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便被放棄，代之以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隨後，原來的西藏流亡政府總理也改稱“司政”。至此，中共從政治上消滅“西藏流亡政府”的戰略企圖，在桑東仁波切心領神會的配合之下，不費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便取得歷史性成功。
在現象世界中，表述就是存在；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而稱號乃是經典的具有象徵性的表述方式。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稱，首先意味著達蘭薩拉由原來的代表和領導境內外全體藏人爭取自由的政治組織，退化成一個只管理十餘萬流亡藏人日常生活事務的行政機構，最多也只能算一個人權團體，而且是一個溫和如羔羊的人權團體——面對境內藏人壯麗悲愴的自焚抗暴運動，他們所作的最積極的事，就是用冷漠的外交辭令切割與自焚者的關係，而不敢高聲向國際社會講出自焚藏人心靈的悲情、現實的苦難和所承受的人格侮辱，彷彿自焚藏人不是他們的族人，似乎他們和自焚藏人不屬於同一個歷史命運和祖先的血脈延續。
然而，事情還沒有就此為止。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同中共簽訂十七條和平協議表明，西藏的主政者將綿延數千年的西藏主權交給了中共暴政——如果是被迫交出，那意味著歷史的悲劇；如果是心甘情願地交出，則不是愚蠢，就是怯懦。不過，十七條協議至少沒有明確取消西藏政府，也就是説，作為藏人祖先政治遺產的西藏治權還一定意義上存在——主權是治權的靈魂，治權是主權的實現形式；治權作為主權的殘跡繼續存在，常會引發對主權的懷戀。現在，桑東仁波切埋葬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就意味著對西藏治權的否定，並進而徹底否定西藏主權，徹底得連一絲懷戀都不要。在此，人們不禁要問：當年交出西藏主權，藏人只換來了地獄之苦，只換來了幾乎亡教滅族的大劫難；如今桑東仁波切稱中共暴政之意，徹底否定西藏的治權，他究竟想干什麽，他又能為藏人換來什麽？
無獨有偶。因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而沒有資格再稱“總理”，只能降格稱為 “司政”的洛桑森格，已經充分顯示出他只是桑東仁波切的一條渺小的政治尾巴，而且在討好中共的表現上，洛桑森格更加妖嬈万端，媚態百出，像一隻會討主人歡心的寵物。當前，境內藏人正在用燃燒的生命表述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正在用紅焰焚身裂骨的苦痛表述對中共西藏政策的悲愴抗爭，洛桑森格卻向國際社會公開宣稱：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行政中央”，不挑戰中共對西藏的政策；也不追求在西藏改變中共憲法，實現自由民主；他要的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這個對中共本質和實際政治運作毫不了解的無知者似乎完全忘了，西藏現在實行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而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對於藏人的自由命運只意味著東方的巴士底獄。
洛桑森格的上述宣示，與境內藏人的追求與希望，可謂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風馬牛不相及。我不能不意識到，洛桑森格，這個喝美國的爆乳母牛的奶長大的人，他完全不理解西藏高原上喝氂牛奶長大的藏人的心靈，就像他從來沒有機會領略雪域高原上那浩盪之風的神韻。他的意識中只有西方政客功利實用主義的淺薄的小聰明，而沒有藏人英雄人格的真實與堅硬。就是這樣一個政治小動物，曾經聲稱他代表這個地球上所有的六百萬藏人。他根本不理解，一個聽不懂境內藏人心底裡的呼喚的人，聲稱自己代表所有藏人，只意味著缺乏自知之明的愚蠢，以及屬於政治侏儒的狂妄。我有一言，請所有試圖作六百萬藏人代表的人們靜聽：你想要代表藏人嗎？那麽，就請你向國際社會和人類歷史說出藏人心底裡的追求吧；那已經浴血半個世紀以上的追求就是——自由西藏與西藏復國。
中共暴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而荒淫無恥的貪官污吏集團；中共暴政是對東亞大陸各民族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的犯罪集團；中共暴政是中國歷史上最陰狠無恥的賣國賊集團——它出賣了中國人文化的祖國，心靈的故鄉。中國人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即中共暴政是當代中國的萬惡之源；只有徹底掙脫中共極權對中國命運的統治，實現民主憲政，中國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現在爭論的只是掙脫中共暴政統治的具體方法。桑東仁波切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的政治道路，以及洛桑森格上述一系列媚共言論，實質上是在論證中共暴政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權威性，也是在論證中共暴政存在的合法性。他們的論證不僅違悖六百萬藏人的根本利益，也極大地傷害了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進程。也許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自己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與中共暴政為友，與十五億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國人為敵。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海外民運”的某些小政客仍然像街頭拉客的妓女一樣，拉著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以及他們代表的政治道路不放。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中國“海外民運”不懂得他們要回到中共憲法框架內的政治路線對於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傷害，而是根本不在乎這種傷害。中國“海外民運”的某些小政客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早已年老色衰，為了不被命運完全拋棄，他們只在乎一件事，即如何利用一切機會證明自己還有剩餘價值——能夠同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一起站在媒體的聚光燈下，是他們所剩不多的證明自己價值的方式之一；當然，在那種場合，媚共的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是明星演員，中國“海外民運”渺小如鼠的政客只是三流的伴舞舞娘。
桑東仁波切取消“西藏流亡政府”之舉，既使境內外藏人的反抗運動失去了一個統一的政治領導組織，又摧毀了藏人繼承自祖先的治權，並再一次徹底否定西藏的主權。正是由於這些政治效應，中共的涉藏官員才在達蘭薩拉改稱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之後，彈冠相慶，並將其歸之於胡錦濤治藏的一大功績。習近平主政之後，更用一句話說出此中關鍵——二零一三年五月，中共決策層召開的一次涉台、涉藏的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講：“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說明‘達賴集團’進退失據，信心喪失殆盡，接近變成政治破落戶了。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這個‘寶貝’對我們保持西藏穩定還有一些‘剩餘價值’。我們在政策上要作出一些調整，讓達賴的靈童也為穩定西藏發揮一點餘熱吧”。
為摧殘從十世班禪大師佛心中湧出的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和西藏復國運動，中共強權鴆殺十世班禪大師的肉身，又將他的靈童關在專制鐵棺之中，成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幽靈，並把偽十一世班禪當作政治花瓶，擺在中共極權的殿堂上；與此同時，桑東仁波切則導致“西藏流亡政府”自殘，並通過悖逆境內藏人反抗運動根本訴求的政治路線，實質上斬斷了境內外藏人之間的政治血脈聯係，現在，中共暴政剩下的只有一項當務之急，即捕獲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
習近平就此作出指示：“精心設計，謀定後動，一定要把控制達賴喇嘛靈童這件事作好，儘量避免出現兩個班禪那樣的現象。”根據這個指示，中共各涉藏機構在統戰部統籌協調之下，已經高效率地製定出並開始實施誘使達賴喇嘛返回大陸的計划。地方當局斥巨資加速修繕達賴喇嘛故居，某些寺廟宣布可以懸掛達賴喇嘛法相，甚至有御用學者和官員放風——達賴喇嘛可以先到香港講經，條件成熟時也可以回家鄉講經，等等這些動態都是上述計划的表現。一時之間，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用化為烈焰的生命抗爭暴政的自焚藏人和中共暴政的代言人，似乎都希望達賴喇嘛能夠回家。不過，只要不是白癡就可以一眼看出其中的原則區別——藏人祝願達賴喇嘛能夠歸國，是希望他給雪域帶來自由，給藏人帶來尊嚴和復國理想的實現；中共暴政的代言人則指望達賴喇嘛回來，作一個擺在中共極權暴政殿堂上的政治花瓶，如此一來，達賴喇嘛圓寂之後，尋找轉世靈童就自然淪為中共絕對控制的政治過程。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維吾爾反抗運動在新疆發動針對一處中共警察局的襲擊；約二十名中共警察在攻擊中被打死，反抗運動也有十餘人付出生命的代價。中共暴政的御用宣傳工具和文化特務，一直試圖讓世界相信維吾爾反抗運動屬於國際恐怖主義的範疇。然而，維吾爾反抗運動的上述襲擊則明確划清了自己和恐怖主義之間的原則界限。因為，這次襲擊的目標鎖定的是中共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統治的暴力機器，即警察局，而沒有傷害不特定的多數人。
幾百年前，偉大的盧梭提出，人民在暴政前擁有天然合理的起義的權利。從歐洲的尼德蘭革命到美國的獨立戰爭，都以歷史的名義證明，如果人民喪失在暴政前起義的權利，人類社會直至今天可能都還在中世紀的千年專制暗夜中徘徊；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是社會正義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締造者。
當代國際恐怖主義和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之間，涇渭分明，界限清晰，不可混淆。國際恐怖主義的基本特征在於，為實現特定的政治意志，採取危害不特定的無辜者的生命財產的方式，造成社會恐怖的行為——要害是，為自己獲得政治利益而對社會和一般平民實施暴力襲擊。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的基本特點則在於，起義行為打擊的對象只限於暴政用以實施國家恐怖主義專制統治的國家暴力機構，而絕不針對普通民眾和社會公共設施；就中共暴政而言，其國家暴力機構主要包括實行一黨專制的共產黨的各種機關、各級政府機構、警察以及武裝警察部隊。
長期以來，維吾爾人對中共暴政的抗爭從未止息，不過，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維吾爾反抗運動對警察機構的攻擊，則引起中共決策層前所未有的恐懼與緊張。因為，這次攻擊所鎖定的目標，明確屬於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的範疇。中共極權專制已處於人神共憤、民怨沸騰的大危機之中，只要維吾爾反抗運動持續以中共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統治的貪官污吏、警察特務及其相關機構為打擊對象，勢將逐漸贏得漢人的理解、支持，甚至直接參與，畢竟漢人也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這正是令中共決策層恐懼之處——中共不怕恐怖主義，因為，中共本身就是恐怖主義的最凶殘的形式，即國家恐怖主義，但是，中共懼怕人民行使在暴政前的起義權利。
二零一三年六月末，中共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的名稱叫作“新疆西藏問題緊急工作會議”。同時開會研究新疆和西藏的問題，可見藏人的自焚抗暴運動也同樣引發中共暴政的深刻恐懼。由於新疆問題不是本書關注的主題，所以，關於中共暴政通過這次會議所確定的對維吾爾反抗運動的鐵血鎮壓政策，在此不再贅述。
上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西藏問題，習近平卻指定由現在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胡春華作主題發言。由胡春華作西藏問題的主題發言，原因大致有兩項。其一，胡春華雖然兼任廣東省委書記，但他同時是中共寡頭決策機構，即政治局的委員，負有對維護中共統治的全局性責任，同時，他也正在被重點培養為未來“中共第六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其二，胡春華有長期在西藏任職的經驗，在鎮壓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復國運動過程中，表現出維護中共極權統治的冷血的意志；更關鍵之處在於，中共把謀殺十世班禪，湮滅十一世班禪，扶持偽十一世班禪，視為控制藏人心靈，進而控制西藏的重大戰略決策之一，而在這個戰略決策的實施過程中，胡春華為暴政立下“不世之功”。
据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胡春華此次關於西藏問題的主題發言，時間長達九十五分鐘。現將胡春華此次發言的內容，用讀者易於理解的表述方式，摘要披露如下。
發言甫一開始，胡春華就以佞臣諂媚帝王之態，為習近平的治藏之策，獻上溢美之辭。他稱頌習近平把控制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作為下一階段對藏工作的重點，乃是具有大戰略眼光的長治久安之策。胡春華指出，控制達賴喇嘛轉世靈通的關鍵是要使達賴喇嘛在符合中共政治利益的條件下，返回中國。同時，他也就誘使達賴喇嘛返回中國的條件，提出一項原則，即“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宗教問題上可以充分滿足達賴的合理要求。”
胡春華解釋説，“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的原因在於，“對達賴集團在政治上的任何讓步，都會在與我黨長期榮辱與共、同心同德的藏族幹部中，引起疑慮和恐惶，深刻傷害他們的感情，所以説，政治讓步，等於自毀長城。”胡春華這句話意在說明，把靈魂出賣給中共的藏人官員是中共統治西藏的政治基礎之一；對達賴喇嘛作出政治上讓步會使這個政治基礎軍心動搖，士氣渙散，直接威脅到西藏的政治穩定。
胡春華所說的“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原則，具體有下列三項內容：
其一，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公開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公開否認西藏曾經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胡春華認為，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迫使達賴喇嘛服從中共的意志，有利於從歷史的角度徹底摧毀“藏獨”的理論基礎，以及西藏復國運動的情感依托。
其二，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承認中共憲法對西藏高原的分割式行政區劃的合理性，即承認歷史上西藏的衛藏、康藏、安多三區的國土，按照中共現行憲法分屬“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四川省、甘肅省、雲南省是合理的，同時公開放棄“大藏區”的訴求——中共所謂的“大藏區”，就是現在被分而治之的西藏歷史上固有的國土。胡春華認為，只要促使達賴喇嘛從政治上放棄“大藏區”的概念，就一勞永逸地斬斷了達賴喇嘛與西藏境內的藏人反抗運動的聯係，因為，境內藏人反抗運動，一直是以由衛藏、安多、康藏三區構成的西藏歷史上固有國土，作為復國理想的基礎；這種聯係一旦被斬斷，達賴喇嘛就失去了政治能量的基礎，變成政治的水上浮萍；境內的藏人反抗運動則喪失了一個重要的國際影響力的背景。
其三，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事實上接受中共確認的偽十一世班禪，同時默認達賴喇嘛認定的十一世班禪更登確吉尼瑪形消蹤滅的事實。胡春華指出，藏傳佛教轉世靈童的認定表面上看屬於宗教範疇，實質上事關重大的政治問題；只要達賴喇嘛以默認的方式事實接受中共確立的十一世班禪，放棄他自己認定的十一世班禪，就等於接受了一個基本的政治原則，即中共政權在轉世靈童的認定上有最後的決定權，如此一來，今後世代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靈童轉世的過程，都將處於中共的政治控制之中——控制了這兩個靈童轉世【註2】，就等於控制了藏人的靈魂。
在這個問題上，胡春華的發言還透露出更為陰狠的政治權謀。胡春華特別強調，達賴喇嘛一旦在十一世班禪的問題上作出中共所要求的妥協，不僅勢必重創達賴喇嘛在藏人中的道德形象，而且會引發藏區一萬多名“仁波切”，即漢語所說的活佛對達賴喇嘛的道德質疑，因為，靈童轉世是萬名活佛存在的宗教基礎，在靈童轉世的問題上任何出爾反爾、首鼠兩端的行為，都會引發他們的強烈不滿。胡春華就此總結道：“從唯物主義的立場來看，靈童轉世是荒謬的迷信，但唯物主義者更應當實事求是。現在一個事實是，這一萬多名大小活佛在藏區有很大的影響，達賴喇嘛事實承認我黨確認的十一世班禪，勢必引起這個群體的不滿，他的精神權威也必將受到極大削弱。一個道德和宗教倫理破產的達賴喇嘛，也就不再可能擁有足以威脅西藏穩定的精神和政治能量。”
為誘使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全面妥協；中共準備在宗教問題上滿足達賴喇嘛的願望。就此胡春華在發言中提出具體的方案。方案的內容可以概括如左：在達賴喇嘛公開全面滿足上述中共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分四步滿足達賴喇嘛的宗教願望：第一步，允許達賴喇嘛進香港舉辦法會；第二步，允許達賴喇嘛回到大陸，在五台山建廟，作為達賴喇嘛的道場；第三步，將雍和宮贈給達賴喇嘛，作為其在北京的駐錫地；第四步，允許達賴喇嘛返回青海和西藏，並以國家的名義，將布達拉宮的所有權交還給達賴喇嘛。
為誘使達賴喇嘛全面接受中共的政治條件，胡春華還在發言中提出另一個方案，即採取有效措施，繼續強化達賴喇嘛可以成為中國十三億人的宗教精神領袖的幻想。胡春華指出，胡錦濤主政期間，中共已經通過在全球“藏漢協會”和“中國海外民運”中長期培養的秘密力量，成功地製造出諸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漢人都視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的幻想，並有效地運用這種幻想，強有力地影響了桑東仁波切等流亡藏人上層人士。
胡春華認為，上述幻想在促使桑東仁波切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今後，通過滲透進“藏漢協會”、“中國海外民運”的中共秘密力量，進一步強化這種宗教幻想，勢將有利於促使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徹底妥協。
在這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習近平對胡春華關於西藏問題所作的發言給予充分肯定，認為胡春華的發言“有原則，有策略，有方法”。會議最後通過了習近平提出的今後一段時間涉藏工作的總體方針，即“堅定不移地維護西藏和其它藏區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在這個前提下，以控制達賴靈童轉世為工作重心，夯實西藏長治久安的基礎。”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中共建黨日慶典之際，由劉少奇之子劉源和李先念女婿劉亞洲出面，邀請數十名“太子黨”成員在北海仿膳舉辦酒會；酒會只有一個主題：為習近平執政出謀劃策。酒會上，孔丹【註3】，中共資格最老的特務頭子之一孔原【註4】之子，為習近平的西藏政治戰略擊節贊嘆；孔丹有一個怪癖，即習慣用粗俗下流的形容顯示自己的才華，他説：“近平的西藏政治戰略高妙至極，大有諸葛孔明之風。現在我們已經控制了十一世班禪，如果再能把達賴喇嘛誘回國內控制起來，我們就等於捏住了西藏這頭野氂牛的兩個睪丸，看他還怎麽撒野。能看到班禪和達賴听從我們黨的號令，一代又一代互相認證轉世，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至少比看毛片有意思。”
上述孔丹之言盡顯中共暴政對西藏的鬼魅陰險之意，詭譎狡詐之心。不過，相信以達賴喇嘛的睿智如海，定然不會在中共誘騙之下返回中國，因為，那是一條通向地獄之路。對於達賴喇嘛和流亡的藏人，只有在西藏擺脫中共暴政統治的自由慶典中返回家園，才是唯一光榮的命運之路。
現在，又有心懷叵測者把中共實施誘使達賴喇嘛返回大陸的計劃，形容為中共對西藏的政策開始軟化。不過，只要不是腦殘，都會看出一件事：中共對西藏的政策不是軟化，而是更加陰險；柔軟的絲綢手套裡面，是一隻冰冷的鐵手。
歷史又一次把西藏命運推上生與死的鋒刃——把西藏的未來永遠關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只意味著西藏的自由命運陷於絕境死地；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鐵牢，與走向自由是同一回事，無論五十餘年前還是今天，情況都是如此。只願藏人能記住一件事：為免於亡教滅族的命運，十世班禪大師曾經站在生與死的鋒刃上，發出西藏復國的悲愴召喚。
註釋：
【註1】桑東仁波切：洛桑丹增，一九三九年生於西藏紮洛，為第五世桑東仁波切，曾任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二零零一年，當選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相當於內閣總理），二零零六年連任，二零一一年卸任。二零一二年，他主導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徹底放棄了西藏延續數千年的治權。
【註2】兩個靈童轉世：根據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傳統，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世代互為師徒，互相認證彼此的轉世靈童。
【註3】孔丹，孔原之子，中共太子黨核心成員。
【註4】孔原（一九零六年－一九九零年），原名陳鐵錚，江西萍鄉人。曾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解放軍總參謀部顧問、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等職。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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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佛》新書
殺佛》新書發表會新聞稿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10月24日上午假臺大校友會館舉辦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教授與藏漢雙語詩人、藏學家安樂業合著的《殺佛 ── 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新書發表會。發表會由前文建會副主委、名作家吳錦發主持，並邀請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臺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柯文哲、臺大社科院副院長邱榮舉、圖博(西藏)流亡國會議員凱度頓珠、臺灣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玉山報總編輯葉柏祥，以及立法委員鄭麗君等多位貴賓聯合推薦。
曾任教於中國北京大學法學系的袁紅冰，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因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並支持六四學生，遭停課審查；袁紅冰1991年出版《荒原風》哲理散文詩，也遭中國當局以「為六四唱輓歌」為由查禁；袁紅冰陸續寫作不斷，作品包括散文、詩、小說、哲學與法學論述、時政評論以及有關政治與宗教人物的傳記報導。袁紅冰的作品除了中文版外，還授權發行英文版、日文版、法文版、藏文版，廣受國際歡迎，但全遭中共當局列為禁書。這本《殺佛》是他第十九本著作，與安樂業合著，將首度揭發中共高層鮮為人知的集體罪行，不意外將再度被中國列為禁書。
安樂業筆名東賽，漢藏雙語詩人，藏學家，前中共政治犯，曾任西藏流亡政府高級研究員；對於本書資料來源取得著力甚鉅。
袁紅冰表示，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大師是當代藏傳佛教復興運動、圖博(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圖博(西藏)復國運動的精神領袖。世人皆知流亡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卻大都不知留下來的十世班禪。在十世班禪大師蒙難二十五週年前夕完成這本書，似是冥冥中藉他之筆，從中共與圖博(西藏)簽下所謂「和平協議」、進入圖博(西藏)，到達賴流亡、班禪蒙難、藏民自焚、抗暴……將六十年來藏人血淚的所有來龍去脈公諸於世。
出版社表示，書中牽涉的中共人物之深之廣，層級之高，不論是已過世、卸任或正居要職，都令人難以想像。中國高層以整個國家的力量執行「國家恐怖主義」，從監聽開始，到羅織罪名，後祕密暗殺，整個過程令人不寒而慄，「比小說更小說」。而基於安全理由，袁紅冰對於提供《殺佛》資料的來源與方式也必須保密，「因為這些人絕大部分仍然生活在中共統治下，或需要經常從海外回中國」。
中國現任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內部「對藏政策會議」中說過，「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現在我們已經控制了十一世班禪，如果再能把達賴喇嘛誘回國內，就等於捏住了西藏這頭野氂牛的兩顆睪丸」；對照十世班禪被謀殺之前說過，「中共統治三十年，圖博(西藏)遭受的迫害和苦難，以及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所謂『發展』帶來的益處……」就可以看清中共對圖博(西藏)，不管表面上說得如何，骨子裡的本質又是甚麼態度，值得讀者深思；書中還提及薄熙來未被判死刑的原因，令人恍然大悟。
出版社表示，經銷商規劃發行《殺佛》時，某知名代表性連鎖書店可能考慮其在香港與對岸發展的關係，因此對陳列販賣本書持保留態度，讓人不禁聯想到之前國策顧問郝明義反對「服貿協議」時數次在記者會上的大聲疾呼以及所發表的公開信；出版社擔心「服貿協議」通過之後，讀者無法在正常的銷售通路買到《殺佛》與相關書籍。臺灣政府及人民面對中共的笑臉、柔情、讓利攻勢豈能不深以為戒！
出版社正積極接洽英文版及日文版的出版事宜，並安排袁紅冰以《勿讓民主臺灣淪為今日的西藏》為題在全臺各大城市巡迴演講，詳細活動日期與地點請大家持續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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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紅冰、安樂業新書《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導讀
作者：出版編輯
袁紅冰、安樂業新書《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是由詩人哲學家袁紅冰主筆，與藏漢雙語詩人安樂業共同創作的時政巨著。這是一本關於中共暴政殺佛的重罪之書，也是關於十世班禪大師的悲情之書。
迄今為止，袁紅冰的絕大部分文學、哲學和時政著作都以中共暴政下被侮辱與被踐踏的族群的命運為背景；人類的“心靈苦痛”是袁紅冰創作的永恆主題，也是他創作的宿命。由於他的著作詩意豐饒，又以表述弱勢族群的苦難命運為創作的天職，充盈著俠義精神，所以，他被稱為詩俠。
安樂業因為從事自由西藏運動被中共當局關進勞改營；出獄後，他翻越喜馬拉雅大雪山，走向自由。他是第一本藏人政治犯的詩集的創作者，也是進行獨立研究的藏學家；他的詩和相關學術著作已經引起廣泛的國際關注。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的主題是揭密中共當局謀殺第十世班禪的陰謀決策和實施過程；圍繞這個主題，作者將中共當局黑手黨式的決策機制和藏人的悲苦命運等一系列重大課題的真相，呈現在世界面前。相信《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的出版，必將在中國大陸、西藏、流亡藏人社區、台灣、日本、西方國際社會，以及全球佛教界引發震撼性的反應。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至少有下列九大看點：
一，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世班禪額爾德尼 . 確吉堅贊突然逝世。十世班禪死於中共當局謀殺的懷疑不脛而走；十世班禪大師之死遂成為世紀之迷。《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第一次全面、具體、詳盡地揭示出中共當局毒殺十世班禪大師的整個過程，使世紀之迷大白於天下。
二，《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關於中共元老寡頭集團決策謀殺十世班禪的原因和過程的敘述，關於原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原中共總理溫家寶、現任政治局委員胡春華、現任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冷血謀殺十世班禪大師過程的揭示，讀起來令人驚心動魄，也使中共政治黑手黨的本質無所遁形。
三，《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揭開中共當局製造偽十一世班禪，以及讓真正的十一世班禪銷形滅跡的黑幕，也把中共全面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真正死亡原因的知情人的國家恐怖主義罪行公諸於世。
四、《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揭示出當前中共控制西藏的一項戰略思考。習近平説：“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根據習近平的指示，中共當局正在設計和實施一個政治陰謀，即將達賴喇嘛誘騙回中國，以便將來控制達賴喇嘛的靈童轉世過程。一位中共太子黨核心成員聲稱：“現在我們已經控制了十一世班禪，如果再能把達賴喇嘛誘回國內，我們就等於捏住了西藏這頭野氂牛的兩個睪丸... … 。”
五，《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揭示出中共暴政鐵幕後面發生的當代消滅佛教運動。西藏高原之上，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直持續至今的滅佛運動，戕害宗教，塗毒僧眾，禍及萬民，其凶殘酷烈的過程史無前例，令人不忍卒讀。世上億萬佛教信徒，無論身居何處，知悉佛教蒙難於西藏高原的內情，都應當發大悲之聲，為遭受暴政大迫害的藏傳佛教伸冤。
六，十世班禪大師是雪域高原之上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西藏復國運動的精神領袖和發起人。《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揭示出，中共當局為斬斷流亡藏人和西藏境內佛教復興、文化復興、西藏復國三大運動之間的聯係，通過操縱流亡藏人上層中的某些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改稱“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陰謀實施過程。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等於交出西藏主權之後，又徹底交出了西藏的治權；“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只是一個流亡藏人社區的服務組織，或者人權組織，而不再是一個政治組織，因此，不再具有表達西藏境內反抗運動的政治意志的能量。《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披露的這部分內容，既令人深感中共政治陰謀之狡猾詭詐，也令人為流亡藏人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而扼腕長嘆，不勝唏噓。
七，薄熙來事件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歷史性事件。關於這個事件，《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揭示出一個必將引起全球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極端關注的辛秘。薄熙來被囚之後，立刻發出威脅，聲言如果判處他死刑，他就將在法庭上揭發胡錦濤、溫家寶、胡春華等人毒殺十世班禪的罪行，並要求以殺人罪對這群“殺佛”罪犯實行逮捕，提起公訴。薄熙來此言一出，中共廟堂震撼。中共當局遂以薄熙來之子的生命作籌碼，與薄熙來達成黑幕交易——中共當局留薄熙來一命，薄熙來則在中共毒殺十世班禪大師的問題上保持緘默。《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披露的這個辛秘，對於讀者瞭解中共的政治法律的實質，有振聾發聵之功。
八，二零零八年，中國河北爆發毒奶品事件，流毒國內外，舉世震驚，全球嘩然。可是，當時的河北省長胡春華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繼續平步青雲，官運亨通，甚至被培養為“中共第六代領導集體”的領頭羊。《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揭示出其中的奧秘：胡春華之所以深得太子黨信任和倚重，全在於他在中共殺佛，即毒殺十世班禪的過程中立下“不世之功”。殺佛之“功”使胡春華獲得了中共賜與的“鐵帽子王”。“一葉知秋”。胡春華的例證表明一條中共官場的潛規則——每一個登上高位的中共官員，都要以為中共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重罪作“投名狀”。
九，二零一二年以來迄今為止，已經有一百二十二位藏人點燃自己，把燃燒的生命作為神聖的祭品，獻給自由西藏的理想；自焚藏人有許多是花季的少年男女。從藏人生命中騰起的一團團金焰在拷問人類的良知；藏人為什麼自焚已經成為世紀之問。《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對這個世紀之問作出了必將銘刻史冊的明確回答——藏人不得不用燃身獻祭的方式爭取自由，根源在於中共暴政的國家恐怖主義統治和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中共曾經通過一紙和平協議，允諾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然而，中共統治西藏六十餘年，藏人的命運在血海屍山間伸展；十世班禪大師曾經發出“勿使佛教滅亡，勿使雪域之人滅絕”的大悲之聲。時至今日，藏人正瀕臨文化滅族的大劫難。現在，中共又企圖再用“一國兩制”來誘騙台灣放棄主權。藏人的前車之鑒，台灣人不可不察；“今日的西藏，就是明日的台灣”——這是一句警世箴言。
二零一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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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紅冰、安樂業《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新書發布會
時間：2013年10月24日上午10：3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B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主持人：吳錦發先生（作家、文建會前副主委）
與會推薦人：
金恒煒（當代雜誌總編輯）
柯文哲（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
邱榮舉（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副院長）
凱度頓珠（圖博流亡國會議員）
楊憲宏（台灣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
葉柏祥（玉山報總編輯）
鄭麗君（立法委員）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簡要介紹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作者：袁紅冰 安樂業】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由中國流亡作家、詩人哲學家、法學家袁紅冰與藏漢雙語詩人、獨立藏學研究者安樂業創作。本書通過大量史料，向讀者揭開中共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世紀之迷；也向讀者揭示出在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下，藏人亡族滅種的危機；書中明確提出十世班禪大師是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西藏複國運動的精神領袖。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既是一本關於中共暴政殺佛的重罪之書，也是關於十世班禪大師的悲情之書。全書讀起來令人驚心動魄，有石破天驚之感。中共弑佛重罪與班禪大師的悲情，自然同西藏高原的命運直接有關。這也正是作者利用這本書的各個篇章，討論班禪大師悲情所透視的西藏高原苦難命運以及最後討論中國文化悲劇命運的原因。
對於一個族群，不知喪邦破國的原因，不知造成自己命運的苦難根源在於何方，是深重的遺憾。因為，盲目于苦難的來源，就必然迷失走出苦難之路，並會在同險惡的命運過程中，陷入盲人騎馬的尷尬境地，而無法用長劍準確地抵住命運的咽喉。
本書有望幫您揭開西藏高原苦難的根源，指明走出苦難的方向。請參閱以下每一個章節的大意。
第一章 我的宿命——佛的雙眼流出猩紅的血
二零零零年，袁紅冰教授去探訪一位十五年未曾謀面的北大同學。他們在拉薩寂靜的夜幕下，為重逢而一起舉杯狂飲。烈酒很快就打開了他們之間的話匣子，那位學友開始說：“你還記得那個叫胡春華的嗎？他是中文系的。畢業那年，我們一起來到西藏。一九九二年，他被胡錦濤提拔當共青團西藏的書記。一個星期天，胡春華請在西藏的北京大學校友到他家裏喝酒，慶賀升官。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酒。我醉到不能走路，只好睡在胡春華家的客廳裏… … ”
第二天接近中午，這位學友才從宿醉中醒來。此時胡春華已上班，房間裏沒有其他人，他起身去找衛生間。酒意朦朧間，他拉開客廳角落裏的一扇狹門。門內的景象立刻使他的酒意在驚悚中消失。原來門裏面不是衛生間，而是一個壁櫥。窄窄的隔板架上，一盞低度的暗紅的燈在發亮，壁櫥正中掛著十世班禪大師的像，兩隻鐵針紮在班禪的雙眼的眼球上，面頰上還用紅油漆畫出兩行從眼睛中流出的血淚。
不過，他很快意識到自己無意中窺視到了胡春華的隱秘，而這個隱秘同時也是屬於中共政府。即使無意間窺視到別人的隱密也常常意味著危險，而且隱秘的性質越嚴重，危險便越致命，因此，他憑著偵查學知識，抹去指紋和腳印之後，就離開了胡春華家。但是，他心中留下的痕跡難以磨滅，並折磨他多年，所以，《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一書從這裏起步… …
第二章 西藏悲情——佛國淪為“黑地方”
藏人是佛的選民。他們信奉佛關於寂滅的真理，也理解幸福不在物欲之中，而在心靈之間。然而，命運的邏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葉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中共強權統治下，以所謂“十七條協議”為起點，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為止，這個時期西藏通向地獄的命運之路，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五十年代末的滅佛狂潮；第二，大屠殺，大監禁；第三，大饑餓；第四，“文化大革命”對佛教的大迫害。
大屠殺和大逮捕之後，藏區的許多村莊裏只剩下悲傷的婦女，恐懼的兒童和衰朽的老人，青壯年或者已遭殺戳或在勞改營中被囚禁。
同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近四千萬中國人饑餓而死，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藏區因饑餓而死亡者接近總人口的一半，原因在於藏人不吃人肉以及狗，馬，鳥，魚等。
一九六七年，中共對西藏實行軍事管制，西藏進入前所未有的恐怖時期。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間，西藏發生過幾起藏人起義，但是，被軍隊鎮壓殺戮。
經過這四次摧殘，藏人中最勇敢、最聰慧、最高貴、最自由的生命幾乎全部凋謝。曾經心靈豐饒的雪域，在禮佛的金燈被中共鐵血強權撲滅之後，變成精神乾枯的“黑地方”。
第三章 班禪佛是聖者與英雄——他用金剛寶杵敲開地獄之門
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同時也是當代藏人的精神導師。他們在關切藏人亡國後的現實苦難——用靈魂和生命來關注。
半個世紀前，十四世達賴喇嘛引領八萬藏人，翻越喜馬拉雅，走上流亡之路，開創了西藏自由運動。
當雪域藏地蒙受千古未有的大劫難的時刻，班禪大師選擇與族人一起承受沐浴在血海淚滔中的地獄之苦，不棄不離，同生共死。中共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了極致，班禪大師也把佛的大慈悲情懷發揮到極致。
就在西藏高原的命運艱難之際，十世班禪大師于一九六二年寫出《七萬言書》，並交給中共。這是一本用藏人的血和佛的淚寫成的藏人大悲苦之書。《七萬言書》中記述了中共在滅佛運動、大屠殺、大逮捕、大饑餓過程中犯下的人性泯滅、魔性如熾、獸性瘋狂的反人類罪行，也記述了藏人經受的地獄之苦。班禪大師自己以浩蕩的悲歎，發出悲情萬古的祝禱：“勿使眾生饑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為祝為禱！”
一九六四年在拉薩舉辦的一次萬人宗教祈福大會上，班禪大師乘共產黨給他的所謂最後挽救機會，向世人宣示“西藏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達賴喇嘛是西藏的國王；現在，西藏人民有獨立的權利；西藏必將恢復獨立。”
班禪大師發出複國召喚之後，當場被中共逮捕，承受了任何一代班禪未曾嘗過的長達近十五年的地獄之苦和人世間的冷暖滄桑。也給後來中共實施殺佛計畫埋下了伏筆。
第四章 歷史上的短暫的春天——班禪大師在藏人的心靈中播下佛教復興的種子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胡耀邦主政十年，中國進入中共建政史上空前絕後的思想自由時期，這為班禪大師推動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提供了時代背景。在胡耀邦力主之下，中共恢復了班禪大師的政治地位。十世班禪大師承擔起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領袖的天職。十世班禪大師是西藏境內當代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和西藏複國運動的啟蒙者、推動者和精神領袖。
班禪大師針對中共的滅佛法期的佛教復興運動，可以稱為藏傳佛教的“再弘期”。就藏傳佛教的傳播而言，歷史上曾經歷過一次滅佛時期，因此，滅佛之前，稱為“前弘期”；滅佛之候佛教的再起，稱為“後弘期”。
同時，藏傳佛教東傳是個悠久的歷史過程。經典的藏傳佛教東傳，第一次發生在蒙古帝國時期，第二次發生在滿清帝國時期。這兩次經典的東傳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藏傳佛教都被奉為國教，因此，整個過程中覆蓋著強權的陰影。
班禪大師推動的當代佛教和文化復興運動，也顯示出藏傳佛教東傳的效應。不過，這次佛教東傳不僅沒有借助強權的鐵翼，而且只憑藉佛教的精神魅力，就吸引了中國信徒，現今信仰藏傳佛教的中國信徒不斷地增長，甚至為了念經而學習藏語者不計其數。
班禪大師還竭力推動了培養人才和經濟自主運動，比如，在藏區設立很多大專院校和剛堅公司等，都具有杠杆性意義。
第五章 決策殺佛——春天之後將是嚴冬
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失勢之後，這次宮廷政變的主導者，一群被稱為中共“元老”的老政客，超越中共的組織體系，實際主宰了中共最高權力意志。正是胡耀邦給東亞大陸帶來的十年思想自由的春天，為班禪大師推動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提供了時代背景。因此，中共摧殘胡耀邦的政治鋒芒，很快就轉向班禪大師。面對這種險惡的局面，班禪大師不僅毫無回避退縮之意，反而奮起佛的“大雄”之勇，繼續全力推動佛教復興和西藏文化復興事業，展示出不惜與暴政決政治死戰的意志。
中共元老寡頭集團也很快就意識到班禪大師的所作所為對其在西藏的集權統治的威脅。他們對班禪大師的忌諱如下：
一、班禪大師在藏人中有崇高的威信，此威信建立於班禪親自關懷藏人的命運之上，比如，親手為達當時藏人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藏人摸頂祈福。班禪大師在藏人中的威信甚至達到了一呼即應的高度；
二、中共對班禪大師的政治立場一直有深刻的疑慮。比如，班禪大師撰寫《七萬言書》，一九六四年高呼西藏複國，八七年在人大會議上公開建議實施“藏區自治”；
三、 班禪大師一直關心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並多次插手拉薩的示威遊行事件，從輕發落參與者等 … …
第六章 準備殺佛——鬼影幢幢，陰謀如晦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鄧小平家的客廳裏召開“決策殺佛會議”。會議的參加者有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宋平。當時王震由於健康原因，楊尚昆和彭真忙於處理其他事情，均未有出席會議。
“決策殺佛會議”之後不久，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就確定兩名主持執行“特別處理班禪”方案的人員，即溫家寶和胡錦濤。
溫家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恰恰這兩個機構是中共中央的執行機構，溫家寶的職位則橫跨中共中央兩大執行機構。
元老寡頭集團成員之一，即宋平向鄧小平推薦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胡錦濤，出任西藏自治區書記。… …
第七章 佛殤——聖潔的白蓮花凋殘於鐵幕陰影之下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即已決策殺佛。鄧小平指示對班禪大師進行最後的思想拯救工作，即放棄自己的主張而回到中共的立場上，但是，遭到班禪大師的拒絕，因此，對班禪實施“特別處理”的方案卻已經開始有條不紊地啟動。
一九八八年一年中，在溫家寶和胡錦濤直接安排下，中共官方媒體，都圍繞“班禪大師同我黨同心同德，堅決反對分裂主義”的主題，作出大量報導；中共還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公開發佈決議，為一九六四年曾加在班禪大師頭上的“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三項罪名平反。這是他們採取的完全抹去把將來班禪之死同中共的政治陰謀連接起來的所有可能的疑慮。
一九八八年初秋，溫家寶，胡錦濤，由溫家寶推薦的中共高層主治醫生王敏清，胡錦濤推薦的胡春華在北京召開了一次關於“特別處置”行動的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最終確定了王敏清選擇的對十世班禪大師的用毒方案。王敏清推薦周美珍承擔施放毒藥的任務。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七晚，胡錦濤、溫家寶主持，孟宏偉、胡春華執行，周美珍對班禪大師直接實施下毒行動，十世班禪大師被中共鴆殺，於一月二十八日淩晨在西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圓寂。
第八章 佛魂不滅——黑暗不會成為永恆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迫黯然交出中共總書記權杖。這意味著中國思想自由的春天即將百花凋殘，不過，政治邏輯還會被歷史的慣性推動，向前運行——凋殘也是一種過程。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世班禪大師蒙難則意味著，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在摧殘思想自由的春天的同時，又將開始實施新一輪的滅佛的罪惡。
這個政治陰謀的核心內容只有一個：從政治思想，組織體系，經濟來源各個角度，全面控制西藏兩個宗教領袖的轉世靈童，將靈童培養成“披著僧衣的共產黨人”，從而達到在精神王國控制藏人的目的，既要在靈魂意義上滅佛。
中共能夠鴆殺十世班禪大師的肉身，能夠讓十一世班禪消失在比死亡更荒涼的黑暗中，但是，暴政卻殺不死班禪大師的佛魂。班禪的佛魂就活在他開創的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中，就活在藏人從心底裏發出的西藏複國的呼喚中。班禪的佛魂不死，因為，他的命運從來沒有離開過西藏高原的苦難；因為，他的血是藏人最絕望的時刻，播撒在心靈深處的複國希望的種子。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西藏戒嚴到二零零八年的全藏抗議；從著名藏學家學懂先生用藏文撰寫的《開天闢地——藏區土鼠年和平革命》一書到藏區一連串發生的自焚抗議運動等，說明了班禪大師佛魂不滅。
二零一二年，薄熙來危機爆發後，薄熙來身陷囹圄，仍然向胡錦濤，溫家寶挑戰，對審訊人員說：“你們逼我老婆承認殺人，我倒要看一看到底是哪個罪過大——是殺佛罪重，還是殺一個英國間諜罪大。”這個插曲更證明了班禪大師的佛魂不死。
第九章 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習近平說：“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十世班禪大師推動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召喚西藏複國的理想，乃是以佛的大慈悲之心，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對西藏命運的拯救。一九八九年班禪魂歸佛境之後，境內藏人從未停止的反抗運動，實際上在執行十世班禪大師拯救西藏命運的遺囑。與鐵血暴政抗爭，爭取作自由人的權利，當然是崇高而艱難的事業：令人遺憾之處在于，境內藏人反抗運動的艱難不僅來自中共強權，而且來自一個本來不應當為境內藏人的反抗運動增加艱難的地方，即達蘭薩拉。
桑東仁波切任西藏流亡政府末代總理十年。他主政時期，達蘭薩拉癡迷於同中共暴政的談判，並公開聲明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憲法》框架內自治。桑東仁波切主張的這條政治道路意味著大荒謬，其大荒謬至少有以下三項。
一、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悖逆藏人歷史上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自由之路。
二、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違背現實的政治結論。
三、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將自斷境外自由西藏的命脈。
只因為如此，西藏的命運仍在生與死的刀刃上艱難行進。其實，在現象世界中，表述就是存在；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中共引誘達蘭薩拉逐步進行自我否定，比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通行證”，取消“流亡政府”，取消“總理”，進而逐步實施“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政策。因此，連身為國家主席的習近平都敢說出如此藐視的話語，即“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第十章 現代滅佛運動的罪責之源——漢人的苦難和罪責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葉至今，藏人的命運一直在重重苦難中蹣跚。同時，二十世紀成為中國文化遭受天譴的時代——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以共產黨作為政治代理人，徹底摧毀了漢文化的萬年曆史。
漢人的文化命運悲劇進而演進成藏人命運的劫難；“共產主義幽靈”的惡咒隨之降臨在西藏高原之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已經把靈魂出賣給“共產主義幽靈”的漢人軍隊，像無數隻黃螞蟻湧入西藏。如果相信人是本質在於文化的存在，那麼，共產黨及其軍隊不再是漢人，這個種族的名字就叫作“中國共產黨人族”，他們是魔鬼的選民。
許多人至今仍然徘徊在歷史的大困惑之中，其中包括鐵幕之下英勇抗爭暴政的人們。作為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現代經典表述，共產黨文化為什麼會主宰東亞大陸，並成為屠殺藏文化的劊子手？作為西藏苦難政治根源的中共暴政，其精神的發源地在哪里？
漢人和藏人的命運，藏漢兩族都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兩者都在中共暴政之下蒙受文化性亡國滅種的劫難；兩者都經歷過大屠殺，大逮捕，大饑餓，大迫害；兩者都被剝奪了屬於自由人的權利，淪為當代的政治奴隸和精神亡國奴。但是，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和文化特務極力試圖讓世界相信一種謊言，即西藏問題本質上是藏漢兩族之間的民族矛盾。甚至某些仇恨中共的藏人也相信這種謊言。
其實，中共縱容製造這種謊言，其政治目的相當可怕，通過漢藏矛盾的假像，掩蓋在西藏犯下的重重反人類罪行，進而模糊藏人反抗的焦點，撕裂漢藏的族群關係，分而治之，使漢藏兩族無法形成共同抗爭暴政的態勢。
漢民族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但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漢人也應當對藏人的苦難負責。漢人的相關責任主要有兩項。一、是漢人知識份子群體，引狼入室，甘願作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在東方的政治代理人，為中共暴政征服東亞大陸提供精神基礎；二、 漢人老百姓在中共暴政驅使下，為虎作倀，殘害藏人。
當前，藏人正讓自己的生命化作一團團金色的聖火，用烈焰焚身裂骨之痛作為祭品，表述對自由的苦戀。面對如此悲愴壯麗的英雄史詩，漢民族是否會被感動？漢民族是否還有擺脫中共政治奴隸的命運，重作自由人的意志和勇氣？——歷史不是在等待回答，而是在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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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18.jpg《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中共政策下藏人亡教滅種的文化危機  File:Panchen Lama during the struggle (thamzing) session 1964.jpgFile:195105 1951年劳动节班禅向毛泽东进哈达.png「十世班禪」的圖片搜尋結果相關圖片

十世班禪的突然去世引發了許多傳言和猜測。西藏司政洛桑森格表示：「51歲的十世班禪仁波切在西藏日喀則扎西倫布寺的德慶格桑頗彰新宮，不明不白地突然圓寂。」[68]第八世阿嘉呼圖克圖阿嘉·洛桑圖旦·久美嘉措（阿嘉仁波切）於其自傳《順水逆風》（Surviving the Dragon）中表示當時人們對班禪大師於1989年「突然離去」，早就疑惑重重[69]。2011年，中國持不同政見者袁紅冰宣稱，時任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胡錦濤主導了十世班禪的死亡[70]。在藏人間有許多傳言和陰謀論，如在十世班禪去世前，他曾在和他妻子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預見到自己的死亡。在他死前，天空出現了彩虹[71]。包括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內的許多人認為十世班禪是被其醫護人員毒死的。對此，十世班禪的女兒不發表評論，依然認為十世班禪的死是由於身體差、極度超重和慢性失眠所致[72]。
2013年，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與法學家袁紅冰與藏漢雙語詩人、藏學研究者安樂業在著作《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中稱讚許十世班禪是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西藏復國運動的精神領袖和發起人。他們根據史料與訪查包括太子黨相關成員而認為十世班禪死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暗殺，稱這場行動經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和宋平等拍板，並交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副書記胡春華、孟宏偉、中共中央保健局局長王敏清、北京醫院醫生周美珍等人執行。該書並批判中共政策下藏人亡教滅種的文化危機。[73][41][74][42][75]
1989年1月29日，溫家寶等人在日喀則參加十世班禪的遺體告別儀式。按照儀軌，十世班禪的遺體經脫水整形處理後永久保存。2月5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十世班禪的追悼會[12]。在得到長期保存處理並在扎什倫布寺的則甲大廳供奉4年零8個月接受信眾瞻仰朝拜後，1993年8月30日，十世班禪的遺體被安放在耗資6406萬元修建的黃金皮靈塔祀殿釋頌南捷。十世班禪成為1970年代以來，除毛澤東以外唯一一位遺體得以保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76][54]。
繼任
更多資料：第十一世班禪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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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國務院關於第十世班禪大師治喪和轉世問題的決定
十世班禪頭像與由達賴喇嘛認定的十一世班禪更登確吉尼瑪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過金瓶摯簽的方式認定的十一世班禪確吉傑布
1989年十世班禪去世後，時任西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堪布恰扎·強巴赤列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任命為十世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小組組長，主持尋找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77][54]，對此，國務院撥款600萬元，讓強巴赤列全權負責。平時，強巴赤列活佛對北京表現得百依百順，並因此獲得全國政協常務委員、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的地位，以致被部分藏人認為是「漢人的走狗」。在轉世靈童尋訪期間，小組同時與西藏流亡政府保持著聯繫，強巴赤列暗中將尋訪靈童的每一步的情況向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匯報，並聽取了達賴喇嘛的指示[19][78]。
1993年8月，強巴赤列托人給達賴喇嘛送信，在信中強巴赤列表示「雖然班禪大師去世時的言行和觀湖等跡象顯示，轉世靈童降生在「西藏」區域內，但還須達賴打卦，兆示靈童的特徵和誕生方位。」同年年底，強巴赤列再次給達賴喇嘛送信通報尋訪靈童將在下一年開始。在三次尋訪之後，選出了七名候選男童和五名待查男童。更登確吉尼瑪排在五名待查男童之內[79][54]。
1995年，強巴赤列將尋訪結果通信告知了十四世達賴喇嘛[78]。5月13日深夜，達賴喇嘛駐香港代表、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通過電話告知在北京和西藏負責轉世靈童工作的人員，第二天達賴喇嘛將正式宣布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的結果。5月14日，達賴喇嘛在印度德里通過廣播宣布生於西藏嘉黎縣的更登確吉尼瑪為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59][19]。當月，強巴赤列被秘密逮捕，並在此後以分裂國家罪和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被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80]。強巴赤列對此表示不後悔，並解釋到「我是受了比丘戒，並由達賴喇嘛灌頂的。我必須服從灌頂上師的意志，否則，是上不了天堂的。」[19]同年11月29日，中國政府在大昭寺經金瓶摯簽儀式認定確吉傑布是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並於12月決定確吉傑布為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12月8日在扎什倫布寺舉行坐床大典[81][54]。

File:Gyaincain Norbu, 2008.jpg

比監獄更重要的是囚徒（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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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國史》是一本險些被扼殺在抽屜中的著作。香港出版人鮑樸曾對媒體披露，他在出版此書的過程中，合作多年的香港某印刷廠拒絶印刷，發行方面亦表示有困難。印刷廠和書店都不跟他合作，他處於產業鏈中間，上面拒印、下面拒賣，香港的出版自由已經崩壞。後來，鮑樸找到一家小型印刷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讓此書問世。那麼，共產黨當局為什麼會害怕這本書呢？
迄今為止，沒有一個中國作家寫出一部堪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這是讓中國知識人感到羞愧的事實。然而，即便不能修建一座當代中國的哭牆，也可以先冶煉出一塊小小的馬賽克。身在中國的作家、記者袁淩頂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完成了《秦城國史：中共第一監獄史話》。這是一部另類的、微縮版的當代中國政治史，倘若法國思想家福柯還在世，讀到本書中的材料，其監「禁與規訓」的理論或許會更加豐富與深邃。記者及報導文學作家錢鋼評論說：「在對秦城監獄本身考察的詳實度和準確性上，現有的著述無出其右。」今天中國的讀者，與其去讀那些漏洞百出的盜墓和穿越題材的小說，不如讀這本以口述史和文獻研究的方式、耗時十年寫成的《秦城國史》。
中共是一個列寧式的政黨，秦城是一座蘇聯式的監獄。中共從國民黨那裡奪得天下，並非單單靠自身實力，而離不開蘇聯「老大哥」明裡暗裡的幫助。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迫不及待地赴莫斯科朝拜史達林，簽署賣國條約，討要經援和技術。蘇聯第一批援建中國157個大型工礦、軍事、交通等項目，對外公佈156項——雙方有意掩蓋的一項，就是秦城監獄。據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的秘書邢俊生記載，秦城監獄從建築圖紙到管理制度，都由蘇聯人一手規劃和傳授，它是蘇維埃體制與人民民主專政的混血產兒，是按照「社會主義模範監獄」理念來建造的特殊項目。果然，在以後的歲月中，秦城監獄的地位和重要性超過其他任何一座監所，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囚徒從中越獄。
秦城監獄的囚徒當中少有無名之輩，它關押過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從最初的國民黨高級戰俘杜聿明和沈醉等人，到作為該監獄始作俑者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以及前後擔任過政治局委員和北京市市委書記的彭真與陳希同；從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從左翼文人胡風，到藏人精神領袖第10世班禪喇嘛；從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到六四時拒絕執行開槍命令的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將軍；從學運領袖王丹，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而作為「正國級領導人」被關押於此的則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人作繭自縛、罪有應得，有人卻光照黑暗、彪炳史冊。經過漫長的秦城生涯，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大徹大悟，有人矢志不渝。「秦城大學「畢業生的名單，若一一羅列下來，比黃埔軍校、北大清華還要多姿多彩。
請君入甕：誰能脫離絞肉機？
秦城監獄是「中國的古拉格」的縮影，長期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馮基平是秦城監獄的主要締造者之一。馮基平是羅瑞卿的得力助手，具體負責秦城監獄的修建項目。中共是一台無情的絞肉機，馮基平是絞肉機上一顆忠誠的螺絲釘，但他的忠誠並未讓他倖免於難。文革當中，馮基平未經審判便被關押在這所他主持修建的監獄中長達10年之久。同囚者因吃不飽，埋怨馮當初將伙食標準定得太低。馮尷尬地解釋說，當初沒有想過犯人要吃飽這個問題，現在十分後悔，如果標準定高些，大家都能吃飽肚子。在獄中，長達4年半時間裡，馮基平被加上腳鐐手銬，精神失常後，並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接受藥物注射。
1978年6月30日，中共給馮基平平反。地點就在當年宣佈逮捕他的首都體育館，而宣佈平反的人竟然是當年在大會上宣佈逮捕他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吳德。此種戲劇性，恐怕連戲劇大師莎士比亞也會為之瞠目結舌，難怪袁淩以「卡夫卡寓言」來命名這些「秦城故事」。
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在遭受諸多慘無人道的虐待後，馮基平並未從自身經歷中悟出民主與法治的重要性，更沒有致力於改變公安系統之苛政。相反，他瘋狂報復那些迫害過自己以及其他翻身高幹的監獄管理人員。1977年，馮基平奉彭真、羅瑞卿之命，清理北京市司法系統「沾有革命幹部血跡」的看守和審訊員，對其中的17人內部審訊後秘密槍決，並向他們的家屬宣佈為「因公殉職」。 操作絞肉機者，最終被絞肉機粉身碎骨，並成為絞肉機的新動力，這就是中共體制最邪惡之處。
《秦城國史》中引用了大量「秦城大學畢業生」的回憶錄。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曾貴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是這座活地獄中的亡魂。王洪文不曾寫下回憶錄，但林彪集團成員、原副總參謀長邱會作在回憶錄中披露了王洪文在獄中所受的種種虐待，這是其暴斃獄中的根本原因。王洪文親口告訴邱會作，專案組對其施加各種酷刑，為了減少痛苦，為了活下去，他什麼都承認，讓他說什麼就說什麼。
王洪文被關押的第一天起就戴著重刑具，它會自動地緊固，要是掙扎，它就會逐漸加緊，像念緊箍咒一樣，如果用勁掙扎就會把人摔倒在地上。王帶上刑具後就沒有卸過，晚上睡覺也要帶著。王洪文說：「為了要什麼材料，對我搞車輪戰術是常事。有時說著話就睡了，他們曾經幾次給我注射過針藥。只要注射了那種藥，無論怎麼樣也睡不著，心裡煩躁得特別痛苦。我堅決拒絶打針，他們就強給我注射。後來的交換條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針了。」有一次，邱會作親眼看到王洪文因身體衰弱摔倒在地，獄卒不許旁人前去攙扶。幾分鐘後，王洪文掙扎著站起來，已是血流滿面。
在「文革」後期火箭式竄升的王洪文當然不是什麼好人，但王洪文在獄中的慘狀，仍然讓常人生出惻隱之心。一個制度不能保護「壞人」的基本人權，當然也就不能保障「好人」的基本人權。
毛澤東唆使王洪文等「造反派」殘酷鬥爭老乾部和知識分子，而發動政變重新掌握權力的「老近衛軍」代表鄧小平則動用司法系統加倍報復王洪文等人。鄧與毛的手段同樣卑劣、同樣下流。鄧小平對監獄中的王洪文趕盡殺絕，當然也會下令軍隊向學生開槍。倘若《秦城國史》一書在1989年之前出版，當時的大學生看到此細節，就不會對中共心存幻想，最終無辜喪生了。
因嫌烏紗小，致使鎖枷扛
1986年，在鄧小平「垂簾聽政」下，趙紫陽「不完全執政」，啓動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其中，作為司法改革重要部分的，就是將監獄系統由公安部劃歸司法部管轄，以改變原來的監勝合一體制，健全司法體系。但是，秦城監獄成為唯一的例外，就連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都不能改變秦城監獄隸屬公安部的「特殊身份」。而趙紫陽更不會想到，3年後他最親密的助手鮑彤會成為秦城監獄的囚徒，他自己也差點被送進秦城監獄。
秦城監獄隸屬公安部，決定了它是一處「法外之地」。周永康垮台之後，有人研究中共歷任公安部部長的生平，發現絶大多數公安部長都曾身陷牢獄甚至死於非命。1965年，文革紅人謝富治接替羅瑞卿掌管公安部，立即整肅公安部高官，8位副部長中有6位被關入秦城監獄。謝富治若不是在文革結束前期病亡，必定會被當作四人幫幹將被關進秦城監獄。或許，《秦城國史》再版時可以補充兩個章節：一是坐過秦城監獄的牢房的公安部長的故事，二是秦城監獄歷屆監獄長的生死榮辱。
這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學究之作，而如同一部兼具魔幻、懸疑、偵探等特質的小說。最為難得的是，袁淩採訪了曾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數十名不同身份背景的囚徒，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他甚至採訪到長期在秦城監獄擔任管教幹部的何殿奎。何殿奎是唯一願意接受訪問的秦城監獄管理人員，儘管他講述的幾乎全部是「正面信息」，但畢竟在鐵幕上撕開了一道小口子。
從衛星地圖上可以看到秦城監獄的建築風格與整體規劃。它的主體是監獄，還設有形形色色的附屬機構，自成一個「小世界」。《秦城國史》以時代為經，以人物為緯，其中若干人物的命運如過山車般起伏變化，挑戰讀者的想像力。即便是《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和《魔戒》的作者托爾金，亦難以寫出如此荒謬而殘暴的情節。
袁淩仔細梳理了被關入秦城監獄的數百名共產黨高級幹部及社會賢達，分出若干群體：夫人族當中包括兩名「第一夫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先後成為秦城監獄的房客。王光美剛剛被釋放，江青就被關進來，王光美後來專程到秦城監獄觀看江青的監控錄影，不知是否可以一解其家破人亡的恨意？秘書族更是陣容強大，包括毛澤東本人的歷任秘書班子和江青的秘書，如李銳、師哲、陳伯達、閻長貴等人。將軍族則有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吳法憲，海陸空三軍齊備。作家教授族有丁玲、田漢、吳晗、葉淺予等人。其中，有一些人坐過軍閥的監獄、國民黨的監獄、日本人的監獄，最後發現共產黨的監獄最難坐。
在習近平、王岐山展開反腐大戲之前，秦城監獄一度「門前冷落鞍馬稀」。自薄熙來以後，這裡逐漸變得人聲鼎沸，迎來作為落馬高官「集體宿舍」的黃金時代：政治局常委、正國級領導人周永康，副國級領導人薄熙來、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省部級幹部則數不勝數，還有央企掌舵人、軍隊將軍等曾經「一日看盡長安花」的風流人物。過去，人們常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如今，這句話不妨改成，「到了秦城才知道自己官小」。雖然大部分落馬貪官在法庭上認罪，但很少「心服口服」，心態跟被江澤民搞掉的陳希同一樣：我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我是「國事犯」——而中國的法律辭典中從無「國事犯」這一說法。
訪舊半為囚，嘆息熱衷腸
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一言以蔽之，秦城監獄在中國極權體制中是一個發揮著世紀作用的獨特機構。最確當地說，它是一個有力的政治工具，但卻隱蔽在法律外衣之下。正因為如此，它成為一個重大的關鍵，可以引導我們去真正認識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認識秦城監獄，就如同拿到一把打開中共政治謎團的鑰匙。
秦城監獄之於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宛如巴士底獄之於路易十六的法國。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共幾經嬗變，逐步放棄僵化的計劃經濟模式，改以光鮮的「權貴資本主義」。然而，秦城監獄還在，且人滿為患，足以說明中共的列寧式獨裁政黨的本質並未改變。正如西方記者馬德利在《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北京仍然維持了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政權許多該有的特質：中國共產黨剷除或閹割了政治對手，廢止了司法和新聞自主權，限制宗教和民間社團活動，抹黑不同調的國家定位說法，中央集權，建立無孔不入的安全檢查網，將反動分子打入勞改營。」
秦城監獄中的囚徒，除了失勢的中共高官之外，還有一群真正的「政治犯」。 袁淩採訪到的「秦城大學畢業生」，大部分是這群與中共徹底分道揚鑣的「異議分子」。六四屠殺之後，大批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被關押於此，由此催生了當代中國名副其實的「異見運動」。此前，在80年代的幾次政治運動，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汙染」當中，有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被最高領導人點名批判。雖然方勵之第一個提出「持不同政見者」這個自我命名，但他們仍擁有體制內身份，思想上也未與中共決裂。直到「八九六四」之後，共產黨的屠殺與秦城的磨礪才煉成了一批全身心的反對者。
秦城監獄並比其他監獄更糟糕。總體而言，一些著名人物在秦城監獄尚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優待。比如，劉曉波在「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他很少談及那段經歷。他說，比起許多在地方監獄中關押的、飽受折磨的囚犯來，他根本不算是在坐牢。在其第四次入獄之後，中共官方為掩人耳目，不讓其再度入住秦城監獄，將其送到關外人跡罕至的錦州監獄關押。
也是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的著名記者、葉劍英之養女戴晴，在獄中除了堅持抗爭之外，想到了50年代即被關押在此的著名學者張東蓀。張東蓀是北平「和平解放」的推手之一，是民盟高層人士，卻因為反對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試圖促成中國與美國保持外交關係，並且未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選舉中投毛一票，被以美國間諜的罪名投入秦城監獄，折磨致死。日後，戴晴寫出了張東蓀的傳記《在如來佛掌中》，也算是完成了一次自我精神救贖。
習近平掌權之後，除了黨內清洗之外，對民間社會尤其是異議運動陣營的打壓變本加厲。一個關於蘇聯的段子也可套用在當今中國：「如果你既聰明，又正直，還勇敢，那麼，你不是坐過監獄，就是正在監獄，或者走在通往監獄的路上。如果你三種情況都不是，那麼那三種品質你肯定缺一樣。」當然，大部分人權鬥士「沒有資格」進秦城監獄，甚至沒有經過正式的逮捕和審判程序，被秘密綁架、關押在「黑監獄」，中國法治的崩壞，離無法無天的文革不遠了。
幾年前，中共當局修建了司法部直屬的燕城監獄。燕城監獄與秦城監獄僅一字之差，試圖取代秦城監獄的功能。若秦城監獄退出歷史舞台，會不會被拆毀、被毀屍滅跡呢？台灣民主化之後，爲實現轉型正義，將昔日的政治犯監獄綠島山莊和景美監獄等改建成人權園區，開放給社會各界參觀，讓其發揮人權教育的新功能。那麼，在未來民主化的中國，若秦城監獄保留下來，它能完成類似的轉型嗎？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中共政策下藏人亡教滅種的文化危機

比監獄更重要的是囚徒（余杰）newtalk.tw查看原始檔《秦城國史》是一本險些被扼殺在抽屜中的著作。香港出版人鮑樸曾對媒體披露，他在出版此書的過程中，合作多年的香港某印刷廠拒絶印刷，發行方面亦表示有困難。印刷廠和書店都不跟他合作，他處於產業鏈中間，上面拒印、下面拒賣，香港的出版自由已經崩壞。後來，鮑樸找到一家小型印刷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讓此書問世。那麼，共產黨當局為什麼會害怕這本書呢？迄今為止，沒有一個中國作家寫出一部堪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這是讓中國知識人感到羞愧的事實。然而，即便不能修建一座當代中國的哭牆，也可以先冶煉出一塊小小的馬賽克。身在中國的作家、記者袁淩頂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完成了《秦城國史：中共第一監獄史話》。這是一部另類的、微縮版的當代中國政治史，倘若法國思想家福柯還在世，讀到本書中的材料，其監「禁與規訓」的理論或許會更加豐富與深邃。記者及報導文學作家錢鋼評論說：「在對秦城監獄本身考察的詳實度和準確性上，現有的著述無出其右。」今天中國的讀者，與其去讀那些漏洞百出的盜墓和穿越題材的小說，不如讀這本以口述史和文獻研究的方式、耗時十年寫成的《秦城國史》。中共是一個列寧式的政黨，秦城是一座蘇聯式的監獄。中共從國民黨那裡奪得天下，並非單單靠自身實力，而離不開蘇聯「老大哥」明裡暗裡的幫助。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迫不及待地赴莫斯科朝拜史達林，簽署賣國條約，討要經援和技術。蘇聯第一批援建中國157個大型工礦、軍事、交通等項目，對外公佈156項——雙方有意掩蓋的一項，就是秦城監獄。據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的秘書邢俊生記載，秦城監獄從建築圖紙到管理制度，都由蘇聯人一手規劃和傳授，它是蘇維埃體制與人民民主專政的混血產兒，是按照「社會主義模範監獄」理念來建造的特殊項目。果然，在以後的歲月中，秦城監獄的地位和重要性超過其他任何一座監所，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囚徒從中越獄。秦城監獄的囚徒當中少有無名之輩，它關押過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從最初的國民黨高級戰俘杜聿明和沈醉等人，到作為該監獄始作俑者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以及前後擔任過政治局委員和北京市市委書記的彭真與陳希同；從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從左翼文人胡風，到藏人精神領袖第10世班禪喇嘛；從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到六四時拒絕執行開槍命令的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將軍；從學運領袖王丹，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而作為「正國級領導人」被關押於此的則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人作繭自縛、罪有應得，有人卻光照黑暗、彪炳史冊。經過漫長的秦城生涯，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大徹大悟，有人矢志不渝。「秦城大學「畢業生的名單，若一一羅列下來，比黃埔軍校、北大清華還要多姿多彩。請君入甕：誰能脫離絞肉機？秦城監獄是「中國的古拉格」的縮影，長期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馮基平是秦城監獄的主要締造者之一。馮基平是羅瑞卿的得力助手，具體負責秦城監獄的修建項目。中共是一台無情的絞肉機，馮基平是絞肉機上一顆忠誠的螺絲釘，但他的忠誠並未讓他倖免於難。文革當中，馮基平未經審判便被關押在這所他主持修建的監獄中長達10年之久。同囚者因吃不飽，埋怨馮當初將伙食標準定得太低。馮尷尬地解釋說，當初沒有想過犯人要吃飽這個問題，現在十分後悔，如果標準定高些，大家都能吃飽肚子。在獄中，長達4年半時間裡，馮基平被加上腳鐐手銬，精神失常後，並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接受藥物注射。1978年6月30日，中共給馮基平平反。地點就在當年宣佈逮捕他的首都體育館，而宣佈平反的人竟然是當年在大會上宣佈逮捕他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吳德。此種戲劇性，恐怕連戲劇大師莎士比亞也會為之瞠目結舌，難怪袁淩以「卡夫卡寓言」來命名這些「秦城故事」。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在遭受諸多慘無人道的虐待後，馮基平並未從自身經歷中悟出民主與法治的重要性，更沒有致力於改變公安系統之苛政。相反，他瘋狂報復那些迫害過自己以及其他翻身高幹的監獄管理人員。1977年，馮基平奉彭真、羅瑞卿之命，清理北京市司法系統「沾有革命幹部血跡」的看守和審訊員，對其中的17人內部審訊後秘密槍決，並向他們的家屬宣佈為「因公殉職」。 操作絞肉機者，最終被絞肉機粉身碎骨，並成為絞肉機的新動力，這就是中共體制最邪惡之處。《秦城國史》中引用了大量「秦城大學畢業生」的回憶錄。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曾貴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是這座活地獄中的亡魂。王洪文不曾寫下回憶錄，但林彪集團成員、原副總參謀長邱會作在回憶錄中披露了王洪文在獄中所受的種種虐待，這是其暴斃獄中的根本原因。王洪文親口告訴邱會作，專案組對其施加各種酷刑，為了減少痛苦，為了活下去，他什麼都承認，讓他說什麼就說什麼。王洪文被關押的第一天起就戴著重刑具，它會自動地緊固，要是掙扎，它就會逐漸加緊，像念緊箍咒一樣，如果用勁掙扎就會把人摔倒在地上。王帶上刑具後就沒有卸過，晚上睡覺也要帶著。王洪文說：「為了要什麼材料，對我搞車輪戰術是常事。有時說著話就睡了，他們曾經幾次給我注射過針藥。只要注射了那種藥，無論怎麼樣也睡不著，心裡煩躁得特別痛苦。我堅決拒絶打針，他們就強給我注射。後來的交換條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針了。」有一次，邱會作親眼看到王洪文因身體衰弱摔倒在地，獄卒不許旁人前去攙扶。幾分鐘後，王洪文掙扎著站起來，已是血流滿面。在「文革」後期火箭式竄升的王洪文當然不是什麼好人，但王洪文在獄中的慘狀，仍然讓常人生出惻隱之心。一個制度不能保護「壞人」的基本人權，當然也就不能保障「好人」的基本人權。毛澤東唆使王洪文等「造反派」殘酷鬥爭老乾部和知識分子，而發動政變重新掌握權力的「老近衛軍」代表鄧小平則動用司法系統加倍報復王洪文等人。鄧與毛的手段同樣卑劣、同樣下流。鄧小平對監獄中的王洪文趕盡殺絕，當然也會下令軍隊向學生開槍。倘若《秦城國史》一書在1989年之前出版，當時的大學生看到此細節，就不會對中共心存幻想，最終無辜喪生了。因嫌烏紗小，致使鎖枷扛1986年，在鄧小平「垂簾聽政」下，趙紫陽「不完全執政」，啓動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其中，作為司法改革重要部分的，就是將監獄系統由公安部劃歸司法部管轄，以改變原來的監勝合一體制，健全司法體系。但是，秦城監獄成為唯一的例外，就連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都不能改變秦城監獄隸屬公安部的「特殊身份」。而趙紫陽更不會想到，3年後他最親密的助手鮑彤會成為秦城監獄的囚徒，他自己也差點被送進秦城監獄。秦城監獄隸屬公安部，決定了它是一處「法外之地」。周永康垮台之後，有人研究中共歷任公安部部長的生平，發現絶大多數公安部長都曾身陷牢獄甚至死於非命。1965年，文革紅人謝富治接替羅瑞卿掌管公安部，立即整肅公安部高官，8位副部長中有6位被關入秦城監獄。謝富治若不是在文革結束前期病亡，必定會被當作四人幫幹將被關進秦城監獄。或許，《秦城國史》再版時可以補充兩個章節：一是坐過秦城監獄的牢房的公安部長的故事，二是秦城監獄歷屆監獄長的生死榮辱。這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學究之作，而如同一部兼具魔幻、懸疑、偵探等特質的小說。最為難得的是，袁淩採訪了曾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數十名不同身份背景的囚徒，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他甚至採訪到長期在秦城監獄擔任管教幹部的何殿奎。何殿奎是唯一願意接受訪問的秦城監獄管理人員，儘管他講述的幾乎全部是「正面信息」，但畢竟在鐵幕上撕開了一道小口子。從衛星地圖上可以看到秦城監獄的建築風格與整體規劃。它的主體是監獄，還設有形形色色的附屬機構，自成一個「小世界」。《秦城國史》以時代為經，以人物為緯，其中若干人物的命運如過山車般起伏變化，挑戰讀者的想像力。即便是《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和《魔戒》的作者托爾金，亦難以寫出如此荒謬而殘暴的情節。袁淩仔細梳理了被關入秦城監獄的數百名共產黨高級幹部及社會賢達，分出若干群體：夫人族當中包括兩名「第一夫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先後成為秦城監獄的房客。王光美剛剛被釋放，江青就被關進來，王光美後來專程到秦城監獄觀看江青的監控錄影，不知是否可以一解其家破人亡的恨意？秘書族更是陣容強大，包括毛澤東本人的歷任秘書班子和江青的秘書，如李銳、師哲、陳伯達、閻長貴等人。將軍族則有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吳法憲，海陸空三軍齊備。作家教授族有丁玲、田漢、吳晗、葉淺予等人。其中，有一些人坐過軍閥的監獄、國民黨的監獄、日本人的監獄，最後發現共產黨的監獄最難坐。在習近平、王岐山展開反腐大戲之前，秦城監獄一度「門前冷落鞍馬稀」。自薄熙來以後，這裡逐漸變得人聲鼎沸，迎來作為落馬高官「集體宿舍」的黃金時代：政治局常委、正國級領導人周永康，副國級領導人薄熙來、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省部級幹部則數不勝數，還有央企掌舵人、軍隊將軍等曾經「一日看盡長安花」的風流人物。過去，人們常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如今，這句話不妨改成，「到了秦城才知道自己官小」。雖然大部分落馬貪官在法庭上認罪，但很少「心服口服」，心態跟被江澤民搞掉的陳希同一樣：我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我是「國事犯」——而中國的法律辭典中從無「國事犯」這一說法。訪舊半為囚，嘆息熱衷腸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一言以蔽之，秦城監獄在中國極權體制中是一個發揮著世紀作用的獨特機構。最確當地說，它是一個有力的政治工具，但卻隱蔽在法律外衣之下。正因為如此，它成為一個重大的關鍵，可以引導我們去真正認識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認識秦城監獄，就如同拿到一把打開中共政治謎團的鑰匙。秦城監獄之於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宛如巴士底獄之於路易十六的法國。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共幾經嬗變，逐步放棄僵化的計劃經濟模式，改以光鮮的「權貴資本主義」。然而，秦城監獄還在，且人滿為患，足以說明中共的列寧式獨裁政黨的本質並未改變。正如西方記者馬德利在《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北京仍然維持了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政權許多該有的特質：中國共產黨剷除或閹割了政治對手，廢止了司法和新聞自主權，限制宗教和民間社團活動，抹黑不同調的國家定位說法，中央集權，建立無孔不入的安全檢查網，將反動分子打入勞改營。」秦城監獄中的囚徒，除了失勢的中共高官之外，還有一群真正的「政治犯」。 袁淩採訪到的「秦城大學畢業生」，大部分是這群與中共徹底分道揚鑣的「異議分子」。六四屠殺之後，大批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被關押於此，由此催生了當代中國名副其實的「異見運動」。此前，在80年代的幾次政治運動，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汙染」當中，有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被最高領導人點名批判。雖然方勵之第一個提出「持不同政見者」這個自我命名，但他們仍擁有體制內身份，思想上也未與中共決裂。直到「八九六四」之後，共產黨的屠殺與秦城的磨礪才煉成了一批全身心的反對者。秦城監獄並比其他監獄更糟糕。總體而言，一些著名人物在秦城監獄尚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優待。比如，劉曉波在「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他很少談及那段經歷。他說，比起許多在地方監獄中關押的、飽受折磨的囚犯來，他根本不算是在坐牢。在其第四次入獄之後，中共官方為掩人耳目，不讓其再度入住秦城監獄，將其送到關外人跡罕至的錦州監獄關押。也是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的著名記者、葉劍英之養女戴晴，在獄中除了堅持抗爭之外，想到了50年代即被關押在此的著名學者張東蓀。張東蓀是北平「和平解放」的推手之一，是民盟高層人士，卻因為反對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試圖促成中國與美國保持外交關係，並且未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選舉中投毛一票，被以美國間諜的罪名投入秦城監獄，折磨致死。日後，戴晴寫出了張東蓀的傳記《在如來佛掌中》，也算是完成了一次自我精神救贖。習近平掌權之後，除了黨內清洗之外，對民間社會尤其是異議運動陣營的打壓變本加厲。一個關於蘇聯的段子也可套用在當今中國：「如果你既聰明，又正直，還勇敢，那麼，你不是坐過監獄，就是正在監獄，或者走在通往監獄的路上。如果你三種情況都不是，那麼那三種品質你肯定缺一樣。」當然，大部分人權鬥士「沒有資格」進秦城監獄，甚至沒有經過正式的逮捕和審判程序，被秘密綁架、關押在「黑監獄」，中國法治的崩壞，離無法無天的文革不遠了。幾年前，中共當局修建了司法部直屬的燕城監獄。燕城監獄與秦城監獄僅一字之差，試圖取代秦城監獄的功能。若秦城監獄退出歷史舞台，會不會被拆毀、被毀屍滅跡呢？台灣民主化之後，爲實現轉型正義，將昔日的政治犯監獄綠島山莊和景美監獄等改建成人權園區，開放給社會各界參觀，讓其發揮人權教育的新功能。那麼，在未來民主化的中國，若秦城監獄保留下來，它能完成類似的轉型嗎？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中國帝國瞄準台灣
2025/01/19 05:30
星期專論》中國帝國瞄準台灣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DZxo6K
「我把黨來比母親」，中國青海省藏區一位寄宿制學校的學生唱道。「如果信仰有顏色」，另一所學校的學生則吟誦，「那一定是中國紅」。在紐約時報本月九日刊出的一篇專題報導中，資深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披露數十萬藏族兒童被強制送進寄宿學校的境遇。在這些學校裡，許多兒童飽受身心摧殘。藉由拆散這些兒童與家人，中國共產黨企圖取代他們的父母和宗教信仰的存在。儲百亮的報導再次提醒人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帝制國家，致力於將其意志，施加於與其核心地區幾乎沒有自然聯繫的不同民族和地區。
對付少數民族 進行文化滅絕
就像所有的帝國一樣，北京對於確保對偏遠地區的控制念茲在茲。這種驅力解釋了中國在大部分邊疆地區的作為，包括西藏。為了對付少數民族將自身定義為與多數族群不同、拒絕同化的潛在危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一四年呼籲少數民族兒童，「學習在學校、生活在學校、成長在學校」。透過教育，或者更精確地說，透過洗腦，黨的目標是將藏族兒童塑造成講漢語、熱愛黨的公民。有些人將這些行為及相關舉措，描述為文化滅絕（cultural genocide）。
強行拆散兒童與父母，是中國在新疆被可信地指控犯下種族滅絕罪的原因之一。在那裡，中共將超過百萬名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群關押於集中營，並對其實施再教育、酷刑、性暴力，以及強制絕育。就像在西藏一樣，黨在新疆的目標是壓制當地居民、剷除所謂的分裂主義威脅，並將公民─更像臣民─轉變為時刻不忘黨教誨的「愛國者」。
嚴厲鎮壓香港 抹除城市認同
中國政府也在其他地區推行類似措施。例如，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指出，在回族穆斯林聚居的地區，「中國當局停用、關閉、拆除清真寺，或將其改建為非宗教用途，做為遏制伊斯蘭教在中國活動的系列措施之一。」在中國北方的內蒙古地區，北京禁止中小學以蒙古語授課，並查禁有關蒙古歷史的書籍。
同樣地，中國的帝國野心也解釋了近年來對香港的嚴厲鎮壓。北京當局不僅試圖箝制異議，還削弱甚至抹除這座城市的獨特認同。對中國而言，獨特的少數族群認同─無論是種族、宗教、文化還是語言─都構成威脅。因為，對於帝國政權來說，統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武力與脅迫之上，而非被統治者的認同。中國的共黨領袖相信，藏人、維吾爾人、香港人及其他少數族群，或許會接受中共統治的事實，但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質疑這種統治的合理性或正當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習近平選擇透過種族滅絕，或是摧毀這些族群的獨特性，來根除可能的威脅。
民主台灣 削弱習政權合法性
將中國視為一個帝國勢力，有助於理解為何習近平將目光投向台灣。中國認為台灣為其不可分割的疆域，但台灣人民實際上已經構成一個少數族群。與中國境內被壓迫的其他族群一樣，台灣人民擁有自己的身分認同、公民文化、民主社會，甚至特有的語言。更重要的是，他們成功地抵抗了中共將其統治延伸至這座島嶼的企圖。對習近平來說，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這削弱了中共在其統治穩固地區的合法性。
拯救帝國 對台威脅會更緊迫
因此，台灣不僅對實現習近平的國家統一大夢至關重要。對中共而言，台灣也是防止中國解體的關鍵。因為，如果中共的統治在中國自視為其領土的地方不被認可，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將失去正當性。事實證明，併吞台灣與其說是為了擴張帝國，倒不如說是為了拯救中華帝國。如果真是如此，隨著中國內部挑戰加劇，對台灣的威脅只會變得更為緊迫。
（作者馬明漢為2049計畫研究所資深主任，也是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的非常駐資深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星期專論》中國帝國瞄準台灣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DZxo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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