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水螺」是中南部農民對於糖廠上、下工汽笛訊號聲的稱呼改變台灣人生活作息與時間觀念的歷史過程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qItJY4

豬哥亮謝金燕/21響禮砲-民間版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tg3JbJ
午炮報時(1895-1921年)-在時鐘不普及的年代,每天正午由軍隊鳴砲來報時,稱作午炮的報時方式。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也曾在現總統府前廣場鳴砲報時/時的紀念日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gJoI3w
台灣1984年-21響禮砲-1875年美國對總統和國旗首次正式採用這一禮儀/午炮報時/英國皇家海軍從1730年開始以21響禮炮作為向王室致敬的禮儀-1730年起源於英國-當時最大的戰艦裝有大砲21門,所以鳴炮21響就成了一種最高禮節。鳴放21響禮炮是國家元首享有的禮遇,中國是從1961年6月正式開始的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EmPq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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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制度的引進

1869年東京與大阪開始有「午砲」報時制度
日本統治臺灣以前,臺灣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大多以旬日、朔望、月、季或年作為循環,及至1860年代臺灣開港,為與外國通商方便,才有以「星期」做為結算單位,但一般民眾生活,仍以傳統循環為主。到了日治時期,總督府規定星期日為休息日,學校則另加上星期六下午不上課的規定,其餘的5天半都是在這個「週」的循環規律中安排授課的分量和進度。另外,還出現了「國定假日」,1928年(昭和3年)以前,每年有12天,其後增為13天。若是官廳和學校,則「正月休暇」、「夏休」和「學年休閒」等放假日。而有關「時」的觀念之引進,則於1895年(明治28年)12月27日由總督府以敕令第67號公布,內容如下:一、帝國原標準時(東經135度)從此稱之為中央標準時期;二、以東經120度子午線之時間作為臺灣、澎湖群島、八重山及宮古群島之標準時間,稱之為「西部標準時間」。該令自1896年1月1日起實施。自此開始,臺灣正式採用格林威治世界標準時間。總督府開始政式運作後,為了讓官員都能知道正確時刻,總督府自1895年6月27日起,開始實施「午砲」,即每天11時半由近衛野戰砲兵聯至海軍部校準時鐘後,於正午發砲提醒人們校準時。但午砲聲僅有臺北城的民眾得以聽得見,其他地區的標準時刻推廣,仍需仰賴其他條件。1896年起,總督府陸續在全島設立測候所和觀測所,每天定時向臺北測侯所報告天氣狀況,其後臺北測候所彙整後,再向東京、上海、香港、廣州及福州等地發送。這些散布在地方上的測候所,正是傳送「西部標準時間」最重要的依據。電報網的建立,是標準時刻散播的第二個重要管道。1913年總督府將火車站、郵局及各地測候所、觀測所的報時系統加以統一,每日正午前3分鐘均需利用電話或電報向臺北測候校準時刻,自此全臺統一的報時網於焉成立。時間制度透過政令推行和學校教育,逐漸改變臺灣人的生活作息規律,其中對交通運輸和產業活動的影響亦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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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機體操/台灣1930年起有收音機體操/日本1928年開始播放廣播體操至今也已持續了約90年的時間。廣播體操長盛不衰的秘訣在於它的完美和全面/廣播體操在日本可說是無人不知,當音樂響起,人們的身體就自然而然地活動起來。它通過NHK廣播電臺向日本全國播放,故被稱作「廣播體操」,至今已有近90年的歷史,是日本獨創的體操。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WR2s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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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鐘不普及的年代,每天正午由軍隊鳴砲來報時,稱作午炮的報時方式。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也曾在現總統府前廣場鳴砲報時。
目前世界上還有保留這樣的儀式,成為地區特色!
影片中是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地區,每日的午炮作業,雖然不能聽到驚人的午炮聲,但卻可以清楚的看到午炮作業的每個環節,COOL!
(畫面晃動,請小心服用)
猜猜看:離台灣最近,至今仍日日鳴放午炮的地區,在哪裡?

(45) 大人的科學 - 動態時報 - https://goo.gl/uURf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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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日本時期台灣的午砲報時文件

冊 名: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保存官房第二卷
件 名:午砲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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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砲發砲臺北縣ヘ通知
冊號: 舊冊號:39/新冊號:39
冊名: 明治二十八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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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檔案 - https://goo.gl/2qEW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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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10月,國際間召開華盛頓國際子午會議,日本是亞洲唯一參與的國家1888年日本正式採用格林威治標準時間1869年東京與大阪開始有「午砲」報時制度,1889年東京天文台成立,成為日本統一的報時機構。台灣總督府在1913年規定鐵道、郵局、測候所、觀測所,每天正午前三分鐘要以電話與電報向台北測候所校對時間。1895年12 月27日,台灣總督府公布第67號敕令,規定東經135度帝國標準時間為中央標準時間,東經120度為西部標準時間。西部標準時間範圍包括台灣、澎湖群島、八重山及宮古群島,其後,朝鮮與中國東北都納入西部標準時區。星期制與標準時間開始引進臺灣,政府要求機關、學校、工廠必須制訂且遵守作息規律。鐵公路交通也明訂時刻表,要求準時發車,準時抵達目的地。此外,配合電報、收音機等現代科技,讓公務人員及民眾都能夠知道正確時間,並在各地火車站正門上方設置大時鐘,養成人民守時的習慣。由於6月10日是日本人「時的紀念日」,台灣從1921年開始,每年6月10日舉辦有關時間的宣導活動。1937年以前,台灣時間比日本標準時間慢1小時,1937年10月1日起,廢除西部標準時間,台灣時間調為與日本相同。

標準時間的建立與西方世界的發展有密切關係。17世紀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歐洲海權國家,為了擴展海外貿易,因而繪製海圖、測量經緯度及航行時間,使得時間的掌握更加精準。隨著19世紀英國勢力的擴張,英國所慣用通過「格林威治」子午線的海圖漸成為各國所通用。這是格林威治零時成為世界標準時間的最主要原因。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是指正午太陽橫穿位於英國倫敦郊區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子午線的時間。在未建立統一的標準時間之前,各地普遍採用地方的時間。鐵路系統的發達是確立標準時間制度最主要的原因。從美國東岸的紐約到西岸的洛杉磯,時間若不精確,乘客要如何搭乘?1830年英國進入鐵道時代,1847年12月1日,全英國的鐵路及各地車站全部採用格林威治標準時間。1883年美國也採用格林威治時間制訂火車時刻表。

西方的機械時鐘是在13世紀末才出現,往後的五百年間,機械時鐘的發展趨勢就是「自動化」和「微小化」。也因為時鐘的發展進化,再加上交通系統的進步普及,標準時間系統於焉建立。到了1884年10月,各國在「國際子午線會議」中完成了全球統一的經度和時間系統,格林威治標準時制度開始在全世界通用。日本是這次會議唯一的亞洲國家,並於1888年正式採用格林威治時間系統。且因為交通系統的發展,工人也需按照標準時間上下班,故在1869年後,日本各大城市開始實施「午砲」設施,直到1920年代,才由廣播所取代。

台灣早期的計時工具也和大陸一樣。到了19世紀,往來台海的船隻受到西洋船隻的影響,開始使用改良的西洋沙漏。到了19世紀末,因為治台官吏施行自強新政,新時間系統開始在台出現。造成改變的因素分別是貿易環境的變革和劉銘傳時代所推行的各項新政,也因此機械時鐘開始進入台灣,只是數量仍顯微小,而且購買者大多是北部的商人與仕紳。雖然新式計時工具引入台灣,但是一方面由於當時鐘錶價格過於昂貴,進口數量也不多;另一方面新政雖帶入一些新的工作時間規範,但其影響很有限,沒有因此建立一個相對應的社會組織運作的規律與習慣。此一情形一直到日本統治台灣後,才有顯著的改變。

日治時期的台灣鐘錶進口成長驚人。首先,自從1900年後,日治鐘錶逐漸驅逐外國鐘錶而獨佔了整個市場。此外,台灣自1896年到1933年止,共進口了270,487只掛鐘,也就是說,台灣至少有31%的家戶擁有掛鐘。最後,根據資料統計,到了1936年,全台已超過80家的鐘錶店,且多半集中在台北。但是從營業額來看,當時的鐘錶市場並不大,故鐘錶店都必須兼營其他項目商品,才有更高的收入與利潤。

第三章是「日治時期新時間制度的引入」。1895年,日本政府在台實施標準時間,並引進「午砲」制度。之後,日本對台灣進行全島的經緯度調查,並在各地成立測候所。日本政府更建立起全台電報網,並在1913年要求各地的火車站、郵局和測候所、觀測所等單位,都需在每日正午前三分鐘,打電話或電報向台北測候所校準時刻。自此之後全台統一的報時網於焉成立。

日本政府領台後,訂定了一套官員的作息表。官員不但上班要簽到,守衛也要在上下班時搖鈴報時,亦有「遲刻」的規定。從休假日數的角度來計算,日本官吏全年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不用上班。另外,對台灣民眾影響最深的警察制度,因勤務繁多,每天工作約7到16小時不等。為了讓警察能有充分的體力與心情應付漸趨龐雜的民間事務,休假就成為重要的調節方式。「官僚規律化」表現在「準時」上下班和「準時」完成工作。民眾和這樣趨向規律性的政府接觸時,也必須接受他所訂出的這一套內規。此外,日本政府也透過「時的紀念日」(每年的6月10日),來加強人們對於時間觀念的瞭解。

另外,日人承認,教育可以改變台灣的「風土」,於是把日人的作息表觀念帶到台灣來。不但有許多假日,亦有暑假、運動會、修學旅行等活動。對台灣人而言,這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另外,一星期七天的觀念雖然並非由日人所傳入的,但是日本政府明確規定一個星期七天,星期日為休息日,讓台灣進入了近代時間系統裡。此外,日人也透過課程的安排,如算數課、體操課和修身課等,把機械時間的觀念傳給在台灣的學童。作者指出,日人透過「年、週、日」這三方面,把時間觀念帶給台灣的學童。日本統治的最後十五年間,將社會教育的內容朝向改變日常生活的方向發展,其中部落振興運動就是最好的例子。每一家庭都會分配到一張工作進度表,家家都按照進度表行事、檢討。其內容分成國民精神涵養、公民修養、國語普及、生活改善、產業振興、團體擴張強化、部落道場活動等七項。到了1941年後,因為對美開戰,日人對台人的手段漸趨懷柔,以動員更多地方仕紳投入以及開放一些次級權力位置吸引台灣人對於戰爭的支持。除了「皇民奉公會」外,還有「勞動奉公隊」、「文學奉公隊」、「女子挺身隊」等,把社會領導階層的人編入到這些特種隊伍,用其社會地位動員民眾。原本只在學校裡進行的生活規律,在此時向社會生活領域無限擴張。儘管人們討厭這種被控制的生活,但是新的生活規律卻也因此在台灣社會擴散開來。

第四章是「交通與產業活動中的作息規律」。作者在前面提到,歐美社會之所以發展出以經度來劃分時區的制度,與鐵道系統的形成有密切的關係。台灣鐵道自1898年5月開工,其中又可分成縱貫線、私營鐵道和手押軌道。而這些鐵道對於台灣產生了許多影響。首先,大大縮短了全島的旅行時間。原本從台南北上至艋舺需耗時11日,縱貫線全線通車後,台北到高雄只需11小時。這不但縮短了區域之間的距離,也增加了區域之間的互動。此外,行車密度也跟著提高,這也使得鐵道沿線市街日常生活的行動被往來的火車打斷成零碎片段。人們已不能再依賴傳統的計時工具,火車站時鐘擺設位置由裡面改到外面顯眼處,便是對機械時鐘依賴的最好證明。時刻表的散發程度也可以顯現社會對於火車所指示的標準時刻的要求。

而在五十年間的台鐵營運情況,主要是以客運為大宗。造成旅客快速成長的因素,主要是票價長期低廉、通勤學生充分利用、都市化以及旅遊習慣的形成等因素。票價低廉方面,票價大多維持在40錢左右,約為男性礦工一日所得的一半。不過台灣旅客的特性是旅程短,且在特定的日子,這些勞工仍會坐一段短程火車。在通勤學生利用方面,因為有學生定期票的優待,故低廉的票價也吸引了眾多學生搭乘。也因為鐵道的關係,各州中小型都市緩慢而平均發展。

至於要討論新式交通工具,就得提到汽車業的表現。1930年代後,汽車在台灣開始興盛。以台北、台中、台南及高雄等大都市,都有公車線的出現。也因為公車對於時間要求十分緊迫,故對於汽車產業勞工在時間上的要求就特別明顯。但是當時台灣的汽車業者大多「缺乏責任觀念」,故沒建立起「準時」的習慣。

當時依賴火車通勤的人口仍佔不多,故對大部分台灣人的作息影響仍然有限。對農民而言,工廠的作息規律,才是對他們影響最深的。1910年以前,糖業資本進入台灣;1930年,殖民政府大力推展蓬萊米種植事業。雖然台灣沒發展出歐美大工廠的格局,但是採用工作時間紀律的工廠,卻對台灣人的時間觀產生影響。在製糖公司上班的佃工,在契約上有規定工作時間,如超過就給超鐘點費。另外,工人尚須接受另一套工作時間紀律的約束,也就是農場的上下工時間。但是實際上,蔗農未必知道其他的時間刻度,而且他們也未必清楚的意識到時間的問題。工廠雖然有實施休假,但是當時給薪日數卻不把休假算在內,迫使勞工放棄休假去上班。當時勞工並未把時間化為自己可以計算並掌握的資源,故在1920年代的農民抗爭中,工時並未成為抗爭的主要訴求。1923年以後的勞工運動,開始出現因工時改變而抗爭的案例。但是這些勞動爭議事件最後獲得的改善都不算滿意,因為當時大多數的勞工都是臨時工,難成勞動團體,且又因為領導人士在理念路線上的派系爭議和領導權的爭奪,使得勞工運動無法持續,而合理工時的問題在這時期一直不是主要的訴求。1931年開始中日關係緊張,台灣在此時進入了「軍需動員」時期。1939年殖民政府頒佈「工廠就業時間限制令」,本法令表面上看起來對當時工廠工作時間加以規範,但因為未規範女工和童工的工時,且業主可以向地方政府申請延長工時,故此法令只是將既有的長工時現象加以法條化,並沒有改變工作時間制度。作者在最後結論指出,日本政府在制定工作時間,完全是以服務日本為第一要務,勞動時間沒有多大的改變。且日本工廠裡是以小組為基本單位,報酬是以小組的整體表現來決定,故時間紀律是藉由社會團體組織活動來規範。

第五章為「休閒生活的重組」。如同前一章所敘述的,鐵道的發達縮短了全島旅程的時間,同時也成為了一個全新的休閒活動機制。台灣的休閒方式是日本帶進台灣的,而且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佔較大的成分。1916年4月,日本總督府在台北舉辦「始政二十年勸業共進會」。總督府希望藉此向世界證明,台灣已成為適合投資、旅行的地方。總督府印製了島內觀光的旅遊手冊,且鐵道部也配合推出全島旅遊一周的觀光路線,希望藉此轉化人們對於台灣蠻荒為闢的印象。由於反應良好,於是之後隨著「南進政策」向南中國、南洋推銷。此外,日本在1930年代設立國家公園,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觀光資源。1930年代開始,鐵道旅行的重點加入了許多風景區、廟會的介紹。也因為總督府如此細心規劃旅遊路線,使人們不再視來台旅遊為畏途。

但是作者指出,如同前一章所論述的,有時間進行休閒活動的,還是屬於學生、教師、公務人員和不在地地主等,而台灣文化協會出版的《台灣人士鑑》正好提供了這一方面的資料。作者以台中州為例,當地的社會中堅階層大多有受過新式教育,且大多偏好靜態的休閒活動。年輕人較偏好西式運動,而老年人較偏好養生型運動。此外,讀書旅行是這中流以上仕紳的最愛,而當時台灣的書局不多,難以滿足當時人求知的需求。而《台灣人物鑑》編成於1935年,故無法反映出廣播事業的影響。台灣的廣播事業起於1925年,節目內容分成報導、教育和娛樂等三項。報導性節目中,新聞時間所佔的比例逐年升高;教育節目方面,1937年後,以凝塑日本為中心的國民意識為主;娛樂節目則逐年縮減。台灣擁有收音機的家庭不多,但逐年增加。到了1944年,約每25戶就有一台收音機。而從擁有的社會階層來看,分佈尚稱均勻。1945年日本戰敗,全台的人便是在「同一時間」內聽到「同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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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鳴放午砲這一傳統,可追溯至香港開闢初期。

午砲所在地即當年之東角,是香港第一幅公開拍賣的地段,於一八四一年於怡和投獲。是年怡和午砲將總部由澳門遷至香港東角。

當時怡和在東角自備有禮砲和衛戌隊,怡和大班抵港離港,例必鳴砲歡迎或送行。至於怡和午砲的起源,卻因為年代久遠而無從稽考;但有一個流行的傳說:某日怡和如常鳴放禮砲,卻惹惱一名海軍高官。該高官初臨香江,對禮砲一事毫不知情。據聞,作為小懲,高官令怡和自此每日正午鳴砲一響,作為報時之用。

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佔據香港。淪陷期間,原有大砲不知所蹤。光復後,皇家海軍贈予怡和一門可發射六磅重砲彈之大砲,以代替舊砲。一九四七年八月,怡和恢復鳴放午炮。

一九六一年,居民投訴午砲砲聲過響,水警遂收去原有大砲,代以一門發射三磅重砲彈之Hotchkiss Mark 1速射砲;該砲沿用至今。

發砲前,須搖鈴八響。此舉在當時表示上午工作時段結束,源自怡和總寫字樓及倉庫設在東角的年代。一九四六年後,怡和亦在除夕子夜時份鳴砲,以送舊迎新。除夕夜一響因而名為「子夜禮砲」,在午砲外另添一道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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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HK TheJardineNoondayGun Fire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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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報時高招:沒吃上早飯的皇帝發明了「晨鐘暮鼓」
2016-09-02 17:18:00
在日常的生活中,只要超過兩個人就會有統一時間的問題,為了將大範圍的時間統一到一起,人們需要建立授時系統,告訴周圍人準確的時間。
所以從古代開始,就已經有了授時,人們幾乎利用所有的通信手段進行授時,從晨鐘暮鼓到午炮報時,再發展成為落球報時,都是古代人傳遞時間的手段。
資料圖

高招一 晨鐘暮鼓

晨鐘暮鼓授時是怎麼來的?讓我們「穿越」回南北朝時期一探究竟。

大約是在公元485年的一天,早上的太陽暖洋洋的照在南朝齊國的皇宮內,但作為這個國家的君主——齊武帝,現在卻非常鬱悶,因為皇宮的時間不對,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吃上早飯。

在這個都城,觀測天象的官員非常敬業,用圭表、滴露等儀器測量出了準確的時間,每到整點都用鼓聲向周圍傳遞時間。

皇宮離他們敲鼓報時的地方太遠,有的時候能聽到鼓聲,有的時候聽不到鼓聲,這樣,皇宮裡的時間就沒有辦法統一。

就像今天,他聽到鼓聲,知道吃飯的時間到了,但他的御廚卻沒有聽到,還沒有給他開飯。

「必須要統一皇宮的時間!」,齊武帝下定決心,並下令,在皇宮比較高的景雲樓里掛起一個大鐘,因為景雲樓比較高,肯定能聽到報時的鼓聲,根據鼓聲敲響景雲樓的大鐘,整個皇宮都能清楚地知道準確的時間,再也不會耽誤事情了。

能按時吃到早飯,齊武帝很高興,但他卻不知道,他更應該高興的是他開創了一個「晨鐘暮鼓」授時的新制度。
西安的鐘樓和鼓樓

到了唐朝,晨鐘暮鼓報時已經非常成熟了,大一點的城市都建有鐘鼓樓。早上敲鐘,城門打開,人們就可以隨便進城出城活動了。晚上敲鼓,宵禁開始,所有的人禁止隨意走動。

每個時辰都有不同的鐘聲或者鼓聲告訴人們時間,悠揚、清脆的鐘聲能傳幾十公里,成為整個城市和周圍村莊的人們用於生活、工作的標準時間。

「朝鐘暮鼓不到耳,明月孤雲長掛情。」、「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鐘暮鼓無時休。」這些詩句,都是授時方法的寫照。
高招二 午炮報時

清末到民國初年,聳起的樓宇阻擋了鐘聲,人們就找到了聲音更大的裝備——大炮,進入了午炮報時的時代。

在北京德勝門東側的城牆上設有一座炮台,用來報時的「午炮」就架在這裡。

炮台有電話與北京觀象台連通,每當快到中午時,兩個值班人分工合作,一人守在電話旁,聽電話里傳來的指令;另一人揭開炮衣,裝好炮藥、手持點燃的長香,站在炮位上靜候指令下達。當北京觀象台通過電話發來指令時,炮台上的人馬上點燃炮藥,午炮發出轟鳴,這聲音響徹大街小巷,人們就知道:現在是中午12點,有鐘錶的趕忙對表。

北京古觀象台(圖片來源中國網)

高招三 夜間打更

在古代,還有另外一種專門在夜間進行時間傳遞的方法——打更,由此產生了一種巡夜的職業——更夫,更夫也俗稱打更的。

在古代,人們缺少精確的報時手段,晚上的報時就幾乎全靠打更的了,很多農村城鎮都有打更的。那時候大家晚上少有文化娛樂生活,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們聽到更夫的打更聲,便知道了時間,人們都過著一種按部就班的平靜生活。
更夫在夜間為人們傳遞時間

古代的更夫十分辛苦,晚上不能睡覺,而要守著滴漏(一種記時的東西)或燃香(也是計時的東西),才能掌握準確的時間。從晚上七點開始打落更(一更),每更兩個小時,每夜要從一更到五更,沒有六更(凌晨五時和六時)。

因為古人早睡早起,五更一過便開始起床做家務了,「一日之計在於晨」嘛,就連皇帝也在五更天便開始準備上朝了。

西洋高招 落球報時

在歐洲,當中國人進行午炮報時的時候,他們開發出了另外一種落球的報時方式。

最先進行落球報時的是英國倫敦的格林尼治天文台,每天中午13點整(有些地方是中午12點),天文台鐘樓頂端的圓球準時落下,附近海域停泊的船隻據此調節船上的鐘表,然後帶著調好的鐘表升帆出海。

雖然今天我們看這種方法有點粗疏,但海員對它卻懷有崇敬之情,因為它為海員忠實服務近百年之久。17世紀以後,航海事業蓬勃發展,海員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需要精密計時。對海員來說,精密時鐘猶如生命線,沒有它便難於知道船隻的位置,就有觸礁的危險。對於海員,「中午13點落下的圓球」是無比親切的。

英國格林尼治天文台和美國海軍天文台用於報時的圓球

我國曾經進行過落球授時的是上海,19世紀80年代,法租界當局就在法國碼頭設置信號站,正午時刻利用信號塔頂落球報時,為來往上海港的各國船隻服務,時間由徐家匯觀象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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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勝午炮
德勝門位於北京城北垣西側,是北京內城九座城門之一。德勝門箭樓同甕城一起,構成保護城門的軍事堡壘,始建於明正統二年(1437年)。此後,歷代都對城門和箭樓進行維修。1951年國家撥款修繕。1980年再次進行全面修繕。1982年設立文保所,並對外開放。1992年恢復甕城內的真武廟。現箭樓上長年舉辦歷史古錢幣展。元為健德門,為出兵征戰之門,寄語於"德勝"二字。乾隆四十三年,天大旱顆粒無收,年末清高宗去明陵,至德勝門,時逢大雪紛飛,除去一年之暑氣,高宗龍顏大悅作禦詩立"祈雪"碑碣一通,有黃頂碑樓,碑之高大,令其它諸門的石刻難以比擬,故人稱:"德勝祈雪"。走兵車。北方按星宿屬玄武。玄武主刀兵,所以出兵打仗,一般從北門出城。之所以取名叫德勝門。德勝門東邊的城牆上放著一尊炮,不過,這炮不是打仗用的,是報時用的。每日午時,德勝門和宣武門同時一聲火砲,城內的老百姓聽炮對時。可是,北京城人稱“宣武午炮”卻不說“德勝午炮”,估計可能是宣武門殺人總在午時,炮聲一響人頭落地,比德勝門有名的緣故吧。德勝門甕城內的珍品,應當要數立在中間的一座碑亭。亭中矗立著一座高大石碑,鐫有乾隆帝六十二歲時(1797年)的御制詩。這位當時的太上皇回憶往昔的崢嶸歲月,在“德勝”二字上很是抒發了一回豪情。
德勝門,意為“以德取勝”、“道德勝利”,它是京師通往塞北的重要門戶,素有“軍門”之稱。明清兩代,德勝門正面迎擊來自北方的軍事入侵,是北京城最重要的城防陣地。這裡曾經發生過著名的北京保衛戰。過去,遇到戰事自德勝門出兵,由安定門班師,分別取“旗開得勝”和“太平安定”之意。明代永樂皇帝北征、清代康熙皇帝平定噶爾丹叛亂、乾隆皇帝鎮壓大、小和卓叛亂都是出師德勝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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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要按炮聲起居,只好在日本人佔領的黑砲台(上圖)燃放。袁世凱接手都統衙門後,子午炮又恢復到海河邊的午砲台燃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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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聖彼得堡,到訪俄羅斯的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在發射午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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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午砲停止後,開始時的紀念日(時の記念日)

時的紀念日(時の記念日),是日本政府為了倡導守時的觀念於1920年(大正9年)所制定,日期定為6月10日。
其源自《日本書紀》記載天智天皇於10年4月25日(新曆6月10日)「漏尅於新臺。始打候時動鍾鼓。始用漏尅。此漏尅者天皇爲皇太子時始親所製造也。云云。」而來。漏尅即水鐘。
傳播
1921年起由台灣總督府引進台灣,比照日本國內,藉以培養台灣人準時、守時、惜時的精神。戰後因日人遣返,此紀念日自然消失,但在教科書《認識臺灣 歷史篇》曾提及。
時的紀念日在臺灣被當作大事在宣導。以1922年為例,全台各學校都張貼了醒目的宣傳海報,並由師長在晨會訓示學生守時的重要。12時一到,諸寺廟、教會開始鳴鐘擂鼓,工廠及火車亦嗚汽笛。此時各戶人家便將時鐘、手錶撥至12時整。各城也會辦理盛大活動吸引注意,甚至以一早就以停電方式喚起民眾關心。[1]

 

 File:Toki no kinenbi Poster.jpeg

臺灣守時、守法觀念的建立
文.圖片提供/吳雅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日治時期由於新制度、新知識、新觀念及新價值的建立與容受,使臺灣社會產生轉變。其中,星期制作息習慣的養成,以及現代守時、守法觀念的建立等變革顯著且深遠影響。
  日治前,臺灣人的時間觀念與日常生活作息依循農曆,以旬、朔望、月、季、年為期。及至日治時期,總督府引進星期制,改以日、週、月、年為時間計算概念,形成嶄新的時間體系。另外,頒訂星期日為例假日和13天國定假日,官廳、學校、工廠等依此規定制定作息且形成規律,漸漸改變臺灣人的日常生活。由於生活節奏穩定,社會大眾開始重視假日生活與「餘暇生活」的安排,隨之產生旅行、郊遊、體育活動、電影、音樂、美術等新的休閒娛樂,也使得社會文化快速發展。
  1895年12月,總督府頒布標準時間制,並自1896年1月1日起實施,從此臺灣進入格林威治世界標準時間系統。機關、學校、工廠等訂立時間作息規範,嚴格要求員工、學生遵守。例如上、下班對時搖鈴,須準時簽到、簽退;學校算術課教導學生學習時間運算,修身課教導學童須守時,不可隨便遲到早退;鐵、公路交通明訂開車時間表,要求乘客準時乘車,並準時開車和抵達目的地。
  日本政府為加強人們對時間觀念的認識和守時習慣的養成,1920年起規定每年6月10日為「時的紀念日」,透過舉辦演講、遊行、音樂會、張貼海報、散發傳單等各種社會教育方式,宣傳時間的重要性,以期培養準時、守時、惜時的精神,使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遵守時間規定和養成守時的觀念。1921年,臺灣也開始推行「時的紀念日」運動。
  至1930年代,社會教育更為加強,例如「部落振興運動」,規定民眾每月1日和15日舉行大掃除以美化居家環境,且於每日清晨六時須起床參加收音機體操,每一家戶須備有時鐘,平日透過收音機廣播準確對時。以上在在使社會大眾養成守時觀念,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守時和惜時的價值觀。
  日治時期近代標準時間制度在臺灣社會普及,強化總督府當局對民眾的動員力,使臺灣社會傳統生活作息產生變革,建立「標準化」的規律和秩序,守時漸成社會習以為常的觀念。
  日治之初,總督府以警察體制和保甲制度有效的達成社會控制,嚴密的防範犯罪和維持秩序,使民眾不敢心存僥倖而觸犯法網。日治中期以降,治安上幾乎達到「夜不閉戶」狀態。同時,透過學校和社會教育灌輸現代法治觀念和知識,學習尊重秩序和法律。另一方面,總督府本乎明治維新法律改革的經驗,將近代西方法律引進臺灣,以強而有力的近代國家「依法統治」的權威,建立專制且具效率的近代臺灣法律體系。日本式的西方近代法律在臺實施,司法始終維持一定程度的公平和正義,而取得社會大眾的信賴。因此,臺灣由傳統中國法制社會轉變為近代西方市民法制社會,民眾普遍建立守法的觀念和精神。換言之,近代西方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已被臺灣社會接受,影響所及,民眾養成安分守己、重秩序、守紀律之習慣,建立守法的觀念。
  總之,日治時期星期制和西方標準時間制的建立,使得民眾具有時間觀念並養成守時的價值觀;又引進西方法律制度建立臺灣法律體系,使民眾養成守法重紀的觀念。

圖說:日治時期「時間就是金錢,時間不等人,要守時」的宣傳海報。

一般的日本人從小就從教科書裏學到時間的觀念,同時被教育成重視「時間」過於「金錢」的習性。一個不守時的人,很難得到諒解。同時因為時間寶貴過金錢,早到或晚到都比浪費金錢更不應該。

日本的6月10號是「時間的紀念日」。這個時間紀念日是在1920年時制定的,離目前也近百年了。為什麼會選6月10號這天呢?據說是在這一天,日本的天智天皇(626-672),把從唐朝輸入的「漏刻」,用鐘鼓來報時。是日本首次導入時間觀念的一天。因此把這一天定為「時間的紀念日」。


網友連署「台灣時間提前1小時」 與日韓無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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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時區調整與日韓相同,這個點子您覺得如何!?日韓(GMT+9)時間比台灣(GMT+8)快一個小時,有網友在國發會網站「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建議將台灣目前時區提前至GMT+9,與日韓相同,發起者表示,台灣其實過去也隸屬於GMT+9時區,而目前與台灣類似經緯度的南北韓也屬於GMT+9時區,從GMT+8改為GMT+9,也可「象徵性的脫離中國(GMT +8)的從屬」,讓外國旅客體會到台灣與中國的「互不相從屬關係」,而且如果提前一小時,「冬季下班不會這麼暗、夏季也可充分利用陽光。」,節制目前為止已有2618人附議,超過半數。提案引起網友兩極討論,贊成的網友表示「當然支持 早該這麼做了」「理由是環保不行嗎? 長期下來節省很可觀」「已附議」「能跟日韓同時區,真的潮!」「日光節約我覺得概念很好」「日光節約 減少照明量 很好啊」,反對的網友則認為「本來贊同,但一打開時區圖覺得差太多」「覺得沒必要,太多此一舉了」「早一小時起床上班,天都還沒亮,我才不要咧!」「覺得反而是中國要改吧?」「精神勝利法又一力作」(即時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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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時區提案引議論 史料佐證1945年前台日曾在同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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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建議台灣政府應該把時區從「GMT+8」調整為「GMT+9」,提前1小時,變成和日本、南韓相同的時區。(情境照) --
2017-10-21 14:22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日前有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建議台灣政府應該把時區從「GMT+8」調整為「GMT+9」,變成和日本、南韓相同的時區,提案引發話題。事實上根據史料,台日過去曾經在同一個時區,一直到1945年才還原成現行的2個時區。
提案的網友指出,台灣其實在過去也曾經屬於「GMT+9」時區,與台灣經度類似的南、北韓也不是「GMT+8」時區,調整為「GMT+9」,認為以台灣所在的地理位置來看,時區若提前1小時,冬天下班時也不會那麼暗,夏天也可充分地利用陽光,提案只用了短短2天就突破5千人門檻。
《中央社》報導指出,有傳聞稱台灣在日治時期曾被日本列為中央標準時間,但因為年代太久遠無從考證,但根據國史館台灣史料館的文獻,「台灣總督府專賣局的公文」及「台灣總督府官報」在1945年(二戰結束)的告示都表示,台灣時間還原為西部標準時間,比日本中部標準時間慢1小時,顯示台日曾同屬一個時區。
針對改時區提案,贊成民眾認為「以節約能源的出發點來想。此提案是非常好的」;反對者則表示「台灣就是在GMT+8、東經120度的線上,是要多管閒事換什麼時區?」
全球共有24個時區,幅員廣大的中國擁有多個時區,不過已統一為1個時區,美國則分為4時區,日本、韓國採用「GMT+9」,比台灣快1小時,至於北韓則用平壤時間,在2015年8月15日起「恢復」大韓帝國時代的「UTC+8:30」標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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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區改GMT+9】網友連署達8131人  台灣皇民化時曾與日本同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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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將台灣時區從「GMT+8」調整為「GMT+9」,與日本相同。據相關史料指出,台灣與日本曾在1937中日戰爭改後與日本相同為「GMT+9」,直到1945年才改為現今的「GMT+8」。
此案連署從17日提出後,才經過4天就已經達到8131人,早已通過5000人大關,主管機關將會在2個月內,也就是12月19日之前,對該提案作出回應。
提案的網友指出,台灣其實在過去也曾經屬於「GMT+9」時區,與台灣經度類似的南、北韓也不是「GMT+8」時區,調整為「GMT+9」,能象徵性的脫離中國的從屬。且以台灣所在的地理位置來看,時區若提前1小時,冬天下班時也不會那麼暗,夏天也可充分地利用陽光。
史料佐證 台灣皇民化時期曾與日本同時區
據《中央社》報導,台灣在1895年割讓給日本時,與日本為不同時區,和現在一樣,是「GMT+8」西部標準時間,比日本中部標準時間慢1小時。但在1937年日本發動中日戰爭,台灣進入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本將台灣納入中部標準時間,也就是「GMT+9」。
根據國史館台灣史料館的文獻,包括「台灣總督府專賣局的公文」及「台灣總督府官報」的告示,在昭和20年(1945年),也就是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當年,台灣時間還原為「GMT+8」西部標準時間,沿用至今。

而在提議平台上,也掀起網友正反激烈討論,針對提議書中的夏日用電,贊成網友提議,台灣夏日用電量最高是下午1點到2點,而中午午休12點通常是電量小離峰期間,如果把時間提早1個小時,對於台灣尖峰電力會有些許幫助。
網友以減少夏日尖峰用電量為由贊成改時區。(圖片取自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但有反對網友指出,「這個提案根本是政治因素考量」,台灣時區事實就是在「GMT+8」東經120度線上,如果改提前一小,就和皇民化時期一樣。
網友也反駁提案書上「GMT+8」屬於中國從屬說,認為時區是以英國格林威治經線為0度作標準,定出格林威治時間GMT,將西經7.5度到東經7.5度均定為零時區,由零時區分別向東與向西每隔15個經度劃為1個時區,東西各有12個時區。並沒有中國擁有「GMT+8」說法。(馬麗昕/綜合報導)

2017-10-21_221153  

https://join.gov.tw/idea/detail/90028e3c-f785-438a-836b-25b0b8fb8e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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