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廟/1969梁紹英從台灣屏東去日本和歌山縣蓋徐福廟/徐福在前往日本的途中遭遇風暴,船隻被吹到了現在的和歌山縣的新宮市新宮市附近有一個小公園,公園內有徐福的墓/在日本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九州,都建有徐福廟。在佐賀的金立市鄉村里,徐福被奉為醫藥神,在其他地方還被奉為水神、農耕神、蠶桑神。徐福登陸的地區是日本文化最早的開發地區,也是日本傳說中的人物神武天皇登岸的地點,因此有人認為徐福就是日本開國神話中的神武天皇/日本和歌山縣徐福公園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G0RItz


瑞士海關查獲一把價值不菲的武士刀。(法新社)
瑞士海關查獲武士刀 發現竟有近700年歷史、價值上千萬 - 國際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adGrSP
2022/06/01 07:45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日本武士刀因精細的作工及富含武士道精神象徵,在收藏市場上令不少人趨之若鶩。瑞士海關近日在邊境巡檢一輛入境車輛時,發現車上放有一把武士刀,鑑定後得知這是一把近700年歷史,價值達55萬英鎊(約新台幣2061萬元)的珍品。
《衛報》報導,瑞士海關暨邊境安全聯邦辦公室指出,這把武士刀的年代為1353年,價值達55萬英鎊,是在蘇黎世周邊進行例行巡檢工作時所查獲,車內還有古董書籍、一份合約和發票等。
官員表示,駕駛與女兒從德國跨越邊境抵達塔英根,車上的物品並沒有經過註冊,因此當局展開犯罪調查,得知車主並非這些物品的持有者,武士刀是在德國司徒加特應雇主的要求取得。
報導指出,海關認定攜帶古董武士刀的行為觸犯了瑞士用於保護文化遺產及避免竊盜、非法進出口文化資產所設的法律。因此,經過調查後,武士刀的擁有者,也就是車主的雇主,將被處以超過4960英鎊罰鍰(約新台幣18.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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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1_121440

 


《日本刀歌》
宋代歐陽修的《日本刀歌》明確指明徐福所滯留的地方就是日本,並且認為徐福東渡時攜帶了大量的典籍,才使得在中國遭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典籍在日本得以保留。但是這種說法的真實性難以考證。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親房所著《神皇正統記》將此事作為信史記錄,稱「孔子全經唯存日本矣」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先生的《日本刀歌》:

  原文如下: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

  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

  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閒雜鍮與銅。

  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兇。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

  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丱童老。

  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

  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繡澀短刀何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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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
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
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閒雜鍮與銅。
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兇。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
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童老。
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
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銹澀短刀何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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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的《日本刀歌》

非常喜歡日本刀這種兵刃。曾在一些網站看到歐陽修的一首《日本刀歌》,認為寫得很好,然而細讀卻發現網站轉載不全。後在明德書店看見歐陽修全集,查到全詩,抄錄如下:
  
  昆夷道遠不復通
  世傳切玉誰能窮
  寶刀近出日本國
  越賈得之滄海東
  魚皮裝貼香木鞘
  黃白間雜(金俞)與銅
  百金傳入好事手
  佩服可以禳妖兇
  傳聞其國居大島
  土壤沃饒風俗好
  其先徐福詐秦民
  採藥淹留卯童老
  百工五種與之居
  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貢獻屢往來
  士人往往工辭藻
  徐福行時書未焚
  逸書百篇今尚存
  今嚴不許傳中國
  舉世無人識古文
  先王大典藏遠(豹百)
  滄波浩蕩無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
  澀鉛刀何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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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Ming coin used as currency in Japan.jpgFile:Eiraku Tsuuhou Japanese coin.jpg

左圖:作為日本通貨的永樂通寶
右圖:日本仿製的永樂通寶

明日貿易(日語:日明貿易),是指明朝與日本(室町時代)兩國之間所實行的商業交易活動。明日貿易的時候因為需要使用到被稱為“ 勘合符 ”的許可證,所以明日貿易又被稱為“ 勘合貿易 ”。在同一個時期的發生的貿易活動也包括中國與中南半島之間的貿易活動與日本與朝鮮(李氏朝鮮)間的日朝貿易貿易活動等。
歷史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派遣使節命令日本取締倭寇(前期倭寇)和對中國朝貢。當時日本南北朝對立,朝廷分裂為足利氏支持的位於京都的北朝與位於今奈良的吉野朝廷(南朝)。在九州北部活動的南朝方面的懷良親王向明朝朝貢,被冊封為“ 日本國王 ”。
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満派遣今川貞世(了俊)領兵前往九州,驅逐了南朝勢力,開始試圖與明朝建立聯繫。但1380年發生胡惟庸案,明朝懷疑胡惟庸私通日本,故此時明朝與日本未正式建立關係。1392年,足利義満統合南北朝,1399年消滅獨自進行貿易的大內義弘(應永之亂)。1401年義滿接受博多商人肥富的獻策,派遣肥富和僧人祖阿為使節前往明朝。次年明惠帝遣明使節帶來了封義滿為“日本國王臣源義滿”的國書。但明使滯留日本期間,明朝發生靖難之變,明成祖即位,故再次發送國書,明朝與日本正式建立國交。
義滿死後,第四代將軍足利義持與前任管領(幕府中央行政官)斯波義將等不滿於朝貢的形式,1411年起暫時停止了貿易。第六代軍足利義教時重開。應仁之亂以後,日本進入戰國時代,貿易由堺(今大阪)的細川氏、兵庫的大內氏等大名及博多、堺等地有勢力的商人所掌控。
1523年的寧波之亂後,大內氏控制九州北部和中國地方(本州西部)。1536年大內義隆再次開始派出遣明船。1551年義隆被家臣陶晴賢所滅(大寧寺之變)之後,繼位的大內義長與兄大友義鎮於1556-1557年向明朝派遣使者要求重開貿易,然而明朝方面將義長視為篡奪者而拒絕之。1557年義長又為毛利元就所滅,大內氏完全滅亡,故貿易重開的希望斷絕,東亞以倭寇(後期倭寇)為主的走私貿易開始盛行。
形式
明日貿易形式上是室町幕府將軍受明朝皇帝冊封為“日本國王”並對其朝貢貿易。1401至1549年間共實行十九次。1404年之後向日本頒發貿易許可證“勘合符”以區別於倭寇,貿易僅限於以此確認的正式遣明使船(勘合船)。1432年的宣德條約規定了交易次數。博多與堺等地有勢力的商人一同搭乘遣明船,與得到明朝官方許可的商人作北京會同館到寧波的因私貿易,及隨貢品由日本附加的商人貨品稱為因公貿易。
日本入貢,勘合貿易實行之後倭寇被幕府約束活動趨於平靜。輸入日本的織品與書畫等對室町時代的北山文化和東山文化等產生了影響。
貿易品


左圖:作為日本通貨的永樂通寶
右圖:日本仿製的永樂通寶
明由日本:硫黃、銅等礦物、扇子、刀劍、漆器和屏風等。
日由明輸入:明錢(永樂通寶)[1]、書籍、絲綢、唐傘、瓷器、砂糖、中藥、銅器、陶器、絲、絲棉、布、綿綢、錦繡、紅線、水銀、針、鐵鍊、鐵鍋、瓷器、古文錢、古名畫、古名字、古書、藥材、氈毯、馬背氈、粉、小食籠、漆器、醋[2]和其它織品等。
此時代的貿易中,日本的銅以高價輸出至明朝。原因一方面是中國歷史上發生的慢性的銅的缺乏,另一方面是日本的銅混雜有較多的銀,當時的日本無提取技術而明朝擁有,故而銅以介於銅與銀之間的價格進行交易。
年表
注:依派遣年份、派遣者(正使)的順序列出。
1401年(建文三年)幕府(祖阿)
1403年(永樂元年)幕府(堅中圭密)
1404年(永樂二年)幕府(明室梵亮)
1405年(永樂三年)幕府(源通賢)
1407年(永樂五年)幕府
1408年(永樂六年)幕府
1408年(永樂六年)幕府
1410年(永樂八年)幕府
1433年(宣德八年)幕府
1435年(宣德十年)幕府
1453年(景泰四年)幕府
1468年(成化四年)幕府、細川氏、大內氏#
1477年(成化十三年)幕府
1484年(成化二十年)幕府
1495年(弘治八年)幕府、細川氏
1509年(正德四年)細川氏(宋素卿)
1512年(正德七年)細川氏、大內氏(了庵桂悟)
1523年(嘉靖二年)大內氏(謙道宗設)
1523年(嘉靖二年)細川氏(鸞岡瑞佐)
1540年(嘉靖十九年)大內氏(湖心硯鼎)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大內氏(策彥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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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時的中日關係- 文學頻道- 紅袖添香 - https://goo.gl/SA7yvS

宋代,中日官方和民間交往不斷,有力地推進了兩國的經濟和文化交流。特別是中國自唐末、五代變亂以來,漢籍缺逸頗多。日本入宋僧每攜經疏至宋以補闕。先後贈《鄭氏注孝經》、《越王孝經新義》、《大乘止觀》、《方等三昧行法》和《夫台直言》等經典。
隨著日本鎌倉時代武士的興起,刀劍甲胄的製造有空前進步,日本刀劍大量輸入宋朝,很受中國人的珍視。宋代亦從日本進口折扇、螺鈿工藝品、紡織品等,以精巧見稱。
歐陽修觸景生情,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名篇《日本刀歌》,抒發自己對日本及徐福渡日的感慨。詩中首先讚揚來自“滄海東”日本國的寶刀,製作精緻,裝飾漂亮,可降妖去邪。接著肯定了徐福東渡傳播先秦先進文化給日本人帶來了福祉。不但“至今器用皆精巧”,而且“士人往往工詞藻”。最後,對徐福東渡帶去部分中國古籍,“逸書百篇今尚存”、“先王大典藏夷貊 ”感激涕凌,大發“銹澀短刀”與“逸書百篇”相比“何足雲”之感慨。這裡表明作者已認為徐福東渡最終抵達日本。
歐陽修在所詠《日本刀歌》中,不但再次明確肯定了徐福東渡的滯留地是日本,而且還第一次將徐福東渡的傳說與中國秦朝秦始皇焚書事件聯繫起來,認為正是徐福在秦始皇焚書之前齎書東渡,才使日本保存了中國失佚的《尚書》百篇。歐陽修的“齎書說”,也許是當時已經流行的一種傳說,也許是文人歐陽修的一種主觀想像,現在我們對此都不得而知。不過這個說法,後來在日本卻是產生了很大影響。如1339年日本南朝重臣北親房著《神皇正統記》,就將《日本刀歌》所記徐福齎書東渡日本說當作信史加以記載,並且認為由於中國秦朝的焚書坑儒,“孔子全經唯存日本矣”。近年來,有個名叫鈴木貞一的學者,通過潛心研究據說是中國先秦典籍的《宮下文書》,甚至統計出徐福當年攜帶到日本的書籍共有儒家經書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認為這大致囊括了當時中國所有的重要典籍。北宋文學家、書畫家蘇軾(1037—1101)作《驪山三絕句》,南宋文學家劉克莊(1187—1269)作《又追和坡韻一首》、《固窮》等詩篇,也都對徐福東渡之事給予記述歌頌。
作者簡介
歐陽修因吉州原屬廬陵郡,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和詩人。與韓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 唐宋八大家 ”。仁宗時,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英宗,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其於政治和文學方面都主張革新,既是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導者。又喜獎掖後進,蘇軾兄弟及曾鞏、王安石皆出其門下。創作實績亦燦爛可觀,詩、詞、散文均為一時之冠。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詩風與散文近似,重氣勢而能流暢自然;其詞深婉清麗,承襲南唐餘風。歐陽修死後葬於開封新鄭(今河南新鄭),新鄭市辛店鎮歐陽寺村現有歐陽修陵園,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另今綿陽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在滁州時,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艷曲,謬為公詞。
歐陽修
歐陽修
文學造詣
歐陽修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有《歐陽文忠公文集》。詩歌《踏莎行》。並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記》。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詞集名。北宋歐陽修作。三卷。南宋羅泌編次。收入《歐陽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單行本。明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本改題《六一詞》,僅一卷,據前本而有所刪節。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編》六卷,多有《近體樂府》未收之詞。公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代表作有《醉翁亭記》
歐陽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績斐然。除文學外,經學研究《詩》、《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說,有獨到見解;金石學為開闢之功,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銘文碑刻上千,並撰寫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簡稱《集古錄》,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史學成就尤偉,除了參加修定《新唐書》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記》(《新五代史》),總結五代的歷史經驗,意在引為鑑戒
註釋和譯文
譯文
昆吾山是那樣的遙遠,與中土不再相通,只留下了昆吾寶劍削玉如泥的傳說。如今有日本國出產的寶刀,江浙的商人在大海的東面得到了它。香木做的刀鞘上貼著魚皮的紋飾,白色的刀身與黃色的銅刀鏃裝套在一起。喜歡的人用一百金的價格買下它,佩戴在身邊可以祛除妖異災禍。聽說那國家是在一個大島上,土地肥沃風俗也好。從前徐福騙了秦王,來這裡採藥便一去不歸,帶來的童子也變老了。帶去的工匠也把製作技藝傳給當地人,到現在,那裡的手工物件都很精巧。它從以往的朝代就與中國有了朝貢往來,士子文人也能作詩歌辭藻。徐福出發時秦朝還沒有焚書,所以還有不少古文典籍留存在那裡。可是卻嚴令禁止傳回中國,沒有人能見識。先代聖王的典章收藏在蠻夷之地,大海浩瀚不可逾越。想起來就使人激動不已痛哭流淚,相比之下,這銹鈍的短刀有什麼稀奇的啊。
單字拼音
鍮(tōu) 丱(guàn , kuàng) 貊(mò)
相關資料
日本武士刀簡介
不管是否願意,目前世界公認第三位(有說法是第一位,也有說法是第二位)的名刃是日本刀,而不是中國的唐刀。唐刀作為中國冷兵器發展的高峰不僅伴隨著唐帝國的建立、昌盛、榮辱悲歡,也成功的影響了亞洲部分地區冷兵器文化,其中儀刀和橫刀發展成為以後的佩刀;儀刀向東流傳到高麗,並進化成為其本民族的冷兵器;向西南則成為藏刀的祖先;陌刀在以後的演化中成為宋掉刀,其變化出的來數種長刀都為後世流傳。但是隨著時間的流失許多製刀工藝失傳,中國刀走上了追求廉價且工藝簡單易於大規模裝備的路線,而由唐刀演化而來的日本刀卻日趨精良。明朝倭亂時,明軍裝備的單手廉價腰刀已經無法和倭刀相對抗,而被直接削斷。個人感覺,日本人無論做什麼都有劍走偏鋒和世界第一以及獨具自身特色的習慣和能力,做刀當然也不例外。
日本刀全稱為平面碎段復體暗光花紋刃,世界三大名刃之一。雖然日本刀起源於日本本土,早年有受唐儀刀的影響,但是在日本本土隨著戰爭的錘煉,姿態和鍛造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逐漸徹底脫離的中國唐刀的影響,發展成為具有典型日本特色的冷兵器,由於日本本土的資源相對匱乏,鐵礦和高溫燃料的不充足,鋼鐵的性能受到限制,為了解決刀刃鋒利保持很好的硬度,同時具備非常鋒利的性能,刀身又要保持適當的彈性,日本刀開始採用三明治式的鍛造技術(刀體分為脊鐵、皮鐵、芯鐵、刃鐵;脊鐵和皮鐵只能算作中碳鋼;可以充分展現鑄造匠師的技巧及手法,強化美術觀感。芯鐵算作低碳鋼;目的在於為刀劍提供一定的柔韌性。刃鐵則是高碳鋼;除了實用性外,還是流派鑑定的重要依據。)由於使用材料的性質不同,在淬火的時候金屬內部產生的應力不同,刀刃開始變的有弧度,從此日本刀逐漸徹底脫離的中國唐刀的影響,發展成為具有典型日本特色的冷兵器。
日本武士刀歷史淵源
我國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兵器製作不不乏精良作品,如重見天日之吳王劍與越王劍,至今我國仍難解其繁複之鍛造過程。進入鐵器時代亦不乏精美作品,唯因我國素有入土陪葬習俗,鐵器特性與銅器相反,鐵器一旦入土大多鏽蝕殆盡,因此我國傳世之精良鋼鐵兵器為數極少,日本鮮有入土陪葬的風俗,加以日人勤於保養等因素,所以其傳世兵器為數不少。日本刀最早起源於日本本土,早期吸收了我國西漢環頭直刀的精華,至唐朝吸收了“唐大刀”的精華,其後以吸收和融合了的日本刀為基本藍圖,對冶煉方法,淬火技術,造形變化等逐年加以改進,至倉時代初期(西元第十二世紀)其兵器之製作已徹底脫離中國刀影響而自成一格,而且對於歷代刀工名錄,各系鍛造方法均做極有系統的整理,其係譜如字典般精確而且查閱迅速。到了明朝冶煉技術已遠超我國,明朝末年日寇不斷侵擾我國東南沿海,朝廷戚繼光率領大軍圍剿,當時之日寇並非政府軍,而是一群流浪的海盜,每次侵犯我國沿海人數並不多,少則數十人,多則近千人,但朝廷已窮於應付,最後戚繼光發現日寇兵器較明軍優良,於是透過管道向日本購買兵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連戚將軍持刀也改成類似日本刀造形之單手刀,後世稱為戚家刀,如此才得對抗日寇長年邊患。
日本武士刀的製法
刀身製作過程相當複雜,刀身之優劣除了靠刀工的技術外,還要靠幾分運氣,並非完全可以用經驗與技術加以控制。通常一名鍛造師四名助手合力鍛造,歷時約二個月可成一把刀,完工後再交給研磨師研磨。通常用叫做搭搭拉爐來冶鏈鐵礦,提鏈出庖丁鐵與玉鋼,再加反覆折疊鍛鏈以增其彈性與韌性,就像揉麵粉做饅頭一樣,揉得越到家吃起來越帶咬勁,軟硬適中,回異於機器饅頭。經鍛鏈後以玉鋼為心鐵,庖丁鐵在外,將玉鋼包於其內,庖丁鐵具彈性與韌性做為刀的外皮,玉鋼具有堅硬的特性適合做刀口的材料。鍛造複合成刀型後在下水淬火前覆以一層特製泥土於刀身上,靠近刀背部分覆較厚泥土,依次漸薄而下,刃口處則不包泥土,刀身下水淬火時刀口未包泥土處( 刀刃波浪紋部分) 直接與水接觸可增加其硬度,包覆泥土部分並未與水直接接觸可增加其韌性與彈性。淬火即所謂的熱處理,其作用使刀身俱有良好彈性,使刀口堅硬不易缺口。一把好刀應軟硬兼備,於格鬥時刀之兩側具有彈性可吸收化解對方兵器攻擊造成之震力,避免手掌被震麻木而兵器有脫落之虞,而刃口因堅硬的特性不易成缺口,成功的克服了傳統鐵器過軟或過硬的矛盾,使之軟硬兼顧攻守得宜,這是東洋兵器的特性。
世界三大名刃簡介
1、大馬士革平面花紋刃 ( Damas de cristallisation ),俗稱大馬士革刀。為印度、伊朗、阿富汗,布哈拉、土耳其等伊斯蘭諸族使用。
大馬士革刀
大馬士革刀
2、糙面焊接花紋刃(Damas de Corrayage),俗稱馬來克力士劍,為新加坡、馬六甲、爪窪、婆羅洲、菲律賓等馬來諸族使用。
3、日本平面碎段復體暗光花紋刃,即日本武士刀的全稱。
日本刀的背景歷史
日本刀起源於日本本土,但吸收和融合了唐刀的精華,唐刀傳入本已經得到漢刀冶煉技藝的日本。日本隨即吸收唐刀的鍛造之法,並加以改進融入了日本刀,再經過日本多年歲月考量過濾等等,成為了今天所見到的世界三大名刀之一的日本刀。而到唐代之後,中國的唐刀鍛造技藝逐漸失傳(即使存在也遠不如日本刀)。而日本刀以其優良的性能在世界冷兵器中佔有絕對地位並享有最好的口碑和名譽。
日本刀的形態,從平安後期,經過鎌倉、南北朝、室町、安土桃山、江戸初期,中期,幕末的推移,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從直刀到彎刀的的轉變,直刀適合扎刺,彎刀適宜揮斬,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轉變主要是戰鬥樣式的變遷造成的,從平安末期開始,為適合馬上作戰,刀具不斷被改良。
日本刀的製作,從平安後期到鎌倉時代,出現了大和國,備前國,山城國,相模國,美濃國五大中心、各地名匠輩出。
上古時期
平安時代末期之前的刀劍被歸類為上古刀,刀形有別於現在常見的日本刀,或為直刃,或帶雙鋒。上古刀極為罕見,是重要的考古材料。
日本古墳時代已經出現鐵製刀劍。譬如崎玉縣的稻荷山古墳和島根縣的造山古墳都有鐵劍出土。從稻荷山古墳出土的“金錯銘鐵劍”製作於公元471年,是為紀念服侍雄略天皇的功績而作,刀上刻有115個漢字。這個時代的刀劍多已鏽蝕。
7-8世紀以後的刀劍保存比較完整,有名的有四天王寺的丙子椒林劍七星劍,正倉院的金銀鈿莊唐長刀等,據考證這些刀劍是多為中國,朝鮮的舶來品。這個時代,吳(中國東南部的總稱)的刀被認為是最好,對此推古天皇曾作詩讚賞。同時外國的鍛造工藝大量流入使得日本的鍛造水準也大幅上升。正倉院藏有一批被稱作為“唐大刀 ”的上古刀,和被稱作為“唐樣大刀”日本仿製的上古刀。
現在遺留下來的平安時代初期的刀劍數量相當稀少。學術關於日本刀風格的變遷,以及日本是何時怎樣創造出獨特的彎刀等疑問,還未能充分闡明。普遍認為,平安時代中期(10世紀左右)承平之亂和天慶之亂發生以後,直刀逐漸轉變為彎刀。同時,製作工藝也由平造轉為類似菱形的鎬造刀。製作工藝的改進使日本刀更加堅固而且鋒利。這一過渡期的典型的樣式是刀身刀把為整塊鐵打製而成的“毛拔形大刀”以及帶有鋒兩刃構造並有彎曲刀反的“ 小烏丸 ”型刀,毛拔形大刀以伊勢神宮所藏傳為藤原秀鄉使用過的一把最為著名。
太刀時代
平安時代後期,尤其是武士勢力最活躍的“前九年之役”和“後三年之役”時期,武士門第勢力增大,由此日本刀有了大發展。如出產優質鐵礦砂的伯耆國和備前國,還有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山城國,大和國等地,出現了不同流派的刀工,這個時候的日本刀主要被用於馬上決戰,所以多為太刀。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源賴光在大江山斬了“ 酒吞童子 ”的“ 童子切 ”(伯耆國的安綱制,日本國寶),和傳說讓狐狸幫忙打造過的“小狐丸” (山城國的三條宗近制,二戰時被毀)。除了安綱以外,山城(今京都)的三條小冶宗近,古備前友成等,被認為是現存刻有製作者名字作品的最古的刀工。
平安時代太刀特徵為:鎬造,庵棟(いおりむね,Iorimune),小切先,京反,前窄後寬,刀形優美。
鎌倉時代初期日本刀與平安時代末期相似,鎌倉幕府的武家政治體制的確立,使刀劍界十分活躍。後鳥羽上皇甚至設置了禦番鍛冶,月月召刀工鍛刀,積極的鼓勵製刀。
鎌倉時代中期,由於重視使用性的結果,刀幅寬,整體寬窄變化小。刀鋒為豬首切先,品質實在刀風剛健。此時短刀製作開始繁榮。
鎌倉時代末期,兩次元軍入侵以及原有政治體制的崩潰帶來的社會大動亂,使得製刀業繁榮。這個時期的日本刀比鎌倉中期風格更加豪放。繼承和發揚了刀幅廣,刀體寬窄變化小的特點,切先也更長了。短刀,刀,太刀都同樣的出現比其他時期更長的特點。
南北朝時代,大量出現了和以往不同的稱為大太刀,野太刀的大型刀。
室町以後
室町時代中期以後,日本刀由刀刃向下佩帶的太刀轉為刀刃向上佩戴的打刀。由於轉入了和平時期,日本國內刀劍需求量降低,日本刀開始作為貿易品大量生產,因此日本刀的品質開始下降。由應仁之亂再度引發的戰亂,刀劍的需求量又再度膨脹,為適應需求出現了大量的粗製濫造品,使得日本刀的品質更加下降了。
到了江戶時代,江戶 (今東京),大坂 (今大阪)各地鍛造業繁榮,各地名刀工湧現。隨著太平盛世的持續,日本刀開始盲目追求華美的刃文,漸漸離實用性的本質脫離。另外,這個時代開始鐔、小柄、目貫、笄等刀具裝飾開始發達。
幕末期的騷亂開始後,以水心子正秀等為中心的主張古刀鍛錬法復元派,再度將實戰性強的日本刀製作法發揚。此後的刀被稱為新々刀。正當製刀開始再度繁栄之時,明治維新展開了,1873年開始禁止武鬥,1876年禁止警察,軍人以外的人帶刀的廢刀令出台,日本刀急速衰退。現代則作為一項傳統工藝,古式製刀法仍在各地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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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求仙-徐福/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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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受到變幻莫測的海市蜃樓的影響,出現了傳說在海島中有仙人居住,仙人都快樂逍遙長生不死的神話世界。由於道家和方士的宣場,在沿海地區的各國君主中,出現了入海尋求長生不死之藥的熱潮。《史記 · 封禪書》說:“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引去,終莫能至雲。世主莫不甘心焉。”

徐福入海求仙
呂祖謙《大事記》也說:“週赧王三十三年,燕昭王遣方士入海求三神山。”
這說明公元前四世紀,齊國威王、宣王和燕國昭王的時代,已派出許多人到海中尋求三神山了。關於三神山,《漢書 ·郊祀志》也沿襲了《史記》的有關說法,均言蓬萊等三神山,傳說在渤海中,上面住有仙人,山上有長生不死之藥。三神山遠遠望去可以看到如在雲中的美妙景色,可是到了跟前,山就沉沒到海底去了,真可謂可望而不可及了。即使這樣,各國的君主們還是為求不死之藥,先後派人入海去尋找。
秦朝是求仙入海活動的高潮時期,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多次巡視沿海各地。於十年間,不惜花費大量錢財,先後多次派人入海尋求仙藥。秦始皇為什麼大規模派人尋找三神山呢?除尋求不死之藥的主要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據考證沿海一帶原有一原始氏族,曰贏族。“秦之先為贏姓”(見《史記· 秦本紀》),三神山中有瀛州,秦始皇認為,贏族就居住在瀛州,自己是贏族之後,所以派人去瀛州,也是為了尋找先人的足跡。
關於徐福入海求仙一事的記載
在我國的古籍中,當首推《史記》一書,其中有十餘處之多。《史記· 封禪書》說“及至秦始皇並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日未能至,望見之焉。”
《史記· 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條也說:“齊人徐巿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同書三十七年條亦說:“始皇出遊……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中的淮南王安傳,所載伍被諫王之言亦說:“昔秦絕先王之道……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除正史外,其它史籍上也多有記載,《雲笈七簽》中說:“始皇遣使者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率樓船入海,以尋仙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後亦不返。”《仙傳拾遺》中也說: “徐福……奏聞秦始皇……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藥……一株可活千人,始皇於是謂可索得,因遣徐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之。”
徐巿即徐福,巿從一從巾,巿音福,乃古僻字,所以《史記》一作徐巿,又作徐福,《史記》之後,多作徐福。徐福,齊國人,字群房,《神仙傳》上有傳略,書中稱他為方士之祖,道家稱為神仙。從以上的記載看,徐福以入海求仙的美名,逃避了秦皇的暴政,帶領童男女及五穀百工而東渡了。
徐福從何處登舟入海?
這個問題在地方誌中可找到答案。秦漢之際,中日交通一般有兩條航路,一是從渤海到朝鮮北部再南行,一為從山東半島經朝鮮南部再行東渡,而徐福東渡則走後一條路線,所以《續嶗山志》說:“實古來自齊入海,不北出登州,則南出萊州,就地理利便言之,福之入海,以取道嶗山為捷。當齊之世,登萊猶屬萊子國,而莒、即墨屬齊境之東南,故齊人知有瑯琊,不知有芝罘也,齊自太公以來,擅有魚鹽之利,駕方舟而入東海習與波濤為伍。”
轄有嶗山的《即墨縣志》中也說:“徐福島,縣東南五十里,相傳徐福求仙住此,故名。” 徐福入海,“取道嶗山為捷”一說太籠統,嶗山古名牢山,方圓數百里,道路崎嶇艱險,故有辛勞之說。《續嶗山志》作者也只是說,取道嶗山,並未說出具體地點。《續嶗山志》成書,時作者已知有徐福島之說,而未採用,說明作者不相信此說。再者,徐福島是位於嶗山西部海中的一個小島,距陸地約一里,現屬青島市嶗山縣管轄,其本身僅零點五五四平方公里,哪能容得下徐福的數千人員?距徐福島最近的陸地上有一小漁村,名為登瀛村,也相傳徐福由此登船出海,但此說似難成立。根據史籍所載,是秦始皇出遊途中,在海上或瑯琊遣徐福等入海求仙藥的,試想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徐福的數千人員能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這裡上船嗎?秦始皇多次出巡瑯琊,嶗山離瑯琊也不太遠,但秦始皇也因其道路不便而未到過嶗山。身為宋朝密州(今山東諸城)知州的蘇東坡也因以交通之險不能親臨嶗山而以為憾。
同此理由,徐福也不會跑到明州或秦皇島等地上船出海,應該說在瑯琊一帶上船出海較為可靠。按徐福出海得作大量的準備工作,集中人員,打造舟船,搬運貨物等等,沒有一個適當的地方是不行的。那麼具體地點在哪裡呢?今考是從膠州灣畔的徐山出海的。徐山地處膠州灣西岸,現青島市黃島區的辛安公社東風村村東南,是個方圓約二里的小山,離海邊僅四里之距。此說證據如下,《三齊記》載:“徐山,方士徐福,一作巿,將童男女二千人會此入海,採藥不返”。《齊乘》也載:徐山,“徐巿將入海會於此。”
《太平寰宇記》也引載:“徐山,三齊記始皇令術士徐福入海求不死藥於蓬萊方丈山,而福將童男女二千人於此山集會而去,因曰徐山。 ”
《靈山衛志》也引此說,《膠州志》還說:“徐山,徐福將童男女入海處。舊志據《齊乘》,而未知其所本,及讀《寰宇記》所載徐山乃釋然矣。記引《三齊記》雲,始皇令術士徐福入海,求不死藥於蓬萊方丈山,福將童男女二千人於此山集會而去,因曰徐山,據此則山之以徐福得名,其說已古,至畿輔通志,鹽山草兮城,亦云徐福將童男女所築,則未知所據何書耳。”
《三齊記》和《齊乘》是山東省的古方志。《三齊記》據說為晉時之書,現已失傳,現所載之言,係後書所引。《齊乘》是山東省現存最早的地方志,修於元代,於欽撰,取法謹嚴,為全國名誌之一。近代名人梁啟超認為《齊乘》:“援據經史,考證見聞,較他誌之但據輿圖憑空言論斷者為勝。”為什麼入海地點選在徐山呢?這是因為徐山有著許多便利條件。首先徐山地處膠州灣內的西岸,地勢平坦,交通方便,背靠小珠山,前有薛家島之屏障,無風浪之險。徐山是個山勢緩平的小山頭,海拔才90餘公尺,當年膠州灣的水面面積要比現在大的多,徐山東北坡就是海沿,南北地形又較開闊,打造舟船和集中人馬都很方便。打造舟船所需的大量木料可以在小珠山就地取材。再則徐山之南有靈山衛,靈山衛古名安陵,是戰國時期齊國的海上交通門戶,有較為豐富的航海經驗可以藉鑑。為什麼入海處不選在秦始皇所登的瑯琊台和安陵等地呢?因為這兩地海域廣闊,出海後即為重洋,萬一有事,無岸可以停靠。戰國時期,沿海航運較前發達,但還只是在近海附近沿大陸線航行,並不具備大規模遠洋航行的經驗。選在膠州灣內比以上兩地更為有利,灣內的寬廣水面可以訓練航行技術,從膠州灣出海後還可沿著嶗山南岸航行,有事也容易上岸聯繫。徐福一行從徐山登船入海後,沿海岸向東而行,到達了現徐福島,徐福島向東或向南都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徐福等人在這裡告別了大陸而東去,開闢了第一條由青島至朝鮮南部的航線。關於徐福東渡的人數,其說不一,還應以《史記》所載的三千人為準。
秦漢之際,我國的造船技術較前大有發展,已開始使用船塢造船,其結構已使用鐵釘和油灰,可造出高達十餘丈的三重甲板的樓船。徐福等人乘著這樣樓船遠航,在當時可謂前所未有的一支龐大船隊了。徐福出海後到達何處,歷代著述研究者眾多,大都認為先到達了朝鮮南部,後又到達了日本,把先秦的物質文化也帶到了日本,並對日本的文化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秦始皇、漢武帝派人“入海求仙”
秦始皇、漢武帝派人“入海求仙”相關記載
1、《史記 · 封禪書》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雲。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並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太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 少君言上曰:“祠灶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
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祢,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雲。……
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遍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1]
2、《史記· 孝武本紀》
少君言於上曰:“祠灶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雲。……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遍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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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Xu Fu expedition's for the elixir of life.jpg

徐福渡海帆船的浮世繪

徐福,即徐巿(「巿」,拼音:fú,注音:ㄈㄨˊ,分勿切,音同「弗」)[1],字君房,秦朝時齊地人,為一方士,曾擔任秦始皇的御醫。
徐福東渡的記載
《史記》
徐福的事蹟,最早見於《史記》的「秦始皇本紀」和「淮南衡山列傳」(在秦始皇本紀中稱「徐巿」,在淮南衡山列傳中稱「徐福」)。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希望長生不老。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徐氏上書說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於是秦始皇派徐巿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以及已經預備的三年糧食、衣履、藥品和耕具入海求仙,耗資巨大。但徐巿率眾出海數年,並未找到神山。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東巡至琅琊,徐巿推託說出海後碰到巨大的鮫魚阻礙,無法遠航,要求增派射手對付鮫魚。秦始皇應允,派遣射手射殺了一頭大魚。後徐福再度率眾出海。
《史記》中記錄徐福東渡之事比較多內容的是「淮南衡山列傳」,其中包括徐福從東南到蓬萊,與海神的對話以及海神索要童男童女作為禮物等事,一般認為這是徐福對秦始皇編造的托辭,還記載了徐福再度出海攜帶了穀種,並有百工隨行。這次出海後,徐福來到「平原廣澤」,他感到當地氣候溫暖、風光明媚、人民友善,便「止王不來」,停下來自立為王,教當地人農耕、捕魚、捕鯨和瀝紙的方法,不回來了。「淮南衡山列傳」與「秦始皇本紀」稍有不同,稱徐福並未開始就帶數千童男童女入海,而是尋訪仙家多年未果的情況下,再度出海時率數千童男女出海。
關於徐福所要尋訪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史記》「封禪書」只是說在渤海中,即海州灣以北的海,並不能確定具體位置。而平原廣澤在何處,更是不能考證。
《三國志》
《三國志》「吳書·吳主權傳」、《後漢書》「東夷列傳」也有提及徐福東渡之事。《三國志》提到了徐福到達亶洲(一作澶洲)並滯留不歸。在《三國志》的記載中,亶洲與夷洲在同在中國外海的東南方向,並相距不遠。有人認為夷洲就是臺灣,亶洲就是日本,與倭國是一個地方的兩個名字。《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記載倭國「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冶之東」,說明那時候中國人認為倭國在中國外海的東南方向。《後漢書》也是同樣的記錄但說東鯷人是他後人。
《義楚六帖》
到了五代的後周時,濟州開元寺僧人義楚在《義楚六帖》(又稱《釋氏六帖》)的卷二十一「國城州市部」的「城廓·日本」中,首次明確提到徐福最終到達的是日本(也叫倭國),今日的日本秦氏(日本古代渡來豪族)為其後代,仍自稱秦人。並說徐福到達後,將富士山稱為蓬萊。此為目前所知最早明確指出徐福滯留不歸之地是日本的中國文獻。不過有觀點認為,義楚的記載很可能和日本的傳說有關。因為義楚有一個日本醍醐天皇時代的僧人好友叫寬輔(法號弘順大師,927年到達中國),義楚沒有到過日本,關於富士山的記載很顯然來自他的日本好友的說法。

File:Jofukukoen02.jpg

山東徐福下海處的雕像
《日本刀歌》
宋代歐陽修的《日本刀歌》明確指明徐福所滯留的地方就是日本,並且認為徐福東渡時攜帶了大量的典籍,才使得在中國遭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典籍在日本得以保留。但是這種說法的真實性難以考證。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親房所著《神皇正統記》將此事作為信史記錄,稱「孔子全經唯存日本矣」。
《神皇正統記》
日本最早出現的徐福東渡到日本的記錄是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親房所著《神皇正統記》,但是這只是中國的臆測,因為上面並未說徐福。而成書於8世紀時的日本典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只提到了個別秦朝人到日本交流的情況,沒有徐福東渡的記載。有觀點認為這是因為中國8世紀時尚未明確提出徐福東渡所到之地就是日本。最早提到徐福的是源隆國的今昔物語。
日本人認為徐福在日本的紀州熊野的新宮(今和歌山縣新宮市)登陸,目前當地還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徐福的日子。在日本徐福的傳說中,日本人認為徐福帶來了童男童女、百工、榖種、農具、藥物及捕鯨技術和醫術,對日本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為「司農耕神」和「司藥神」。和歌山有一熊野速玉大社與徐福有關。佐賀也有一座金立神社以他為主神。
關於徐福的去向

徐福渡海帆船的浮世繪
有以下幾種說法:
日本說
來到日本,是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在考古研究中,結合「欠史八代」的疑點,在證明這九代天皇存在之前,這種說法不失為一種看來合理的說法。日本現有徐福墓,但成立年代頗晚,當是後世徐福來日傳說傳入日本(註:[2])附會所建。又,徐福墓數量過多,如楊貴妃墓,前前後後有數十座,徒增疑點。歷史上率先提出日本開國神武天皇為中國人的是中國清代同治年間(公元1862—1875年)駐日公使館一等書記官黃遵憲。他在所著《日本國志》一書中指出:「至徐福之事……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證也。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又周秦語也。自稱神國,立教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誦禊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計徐福東渡已及百年矣,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黨徒歟?至日本稱神武開國基,蓋當周末,然考神武至崇神,中更九代,無事足記,或者神武亦追王之辭乎?」,這說法三笠宮崇仁親王也同意[3]。
成為日本人的祖先。據『日本國史略』提到:「孝靈天皇七十二年,秦人徐福來。(或云,徐福率童男女三千人,齎三墳五典來聘。福求藥不得,遂留而不歸。或云,止富士山。或云,熊野山,有徐福祠。)」說徐福帶童男童女來日本修好,貢上三墳五典而尋求仙藥,然而不得仙藥,只等定居下來。在『富士文書』中則提道徐福來到日本,協助當地農民耕種,帶來一些新的技術。然而『富士文書』一般被學界認為是偽書。
日本官方為紀念徐福之偉績,曾在很長一段時間舉行相關祭祀活動,從宇多天皇到龜山天皇由天皇主祭徐福達80多次,直到明治維新才停止。和歌山新宮市每年11月28日也慶祝徐福東渡,1980年他們慶祝徐福來日2200年。金立每五十年有一次徐福大祭。[4][5]
美洲說
中華民國南京古物保存所、前暨南大學及輔仁大學教授衛聚賢認為徐福去了美洲,他在《中國人發現美洲》考證:「美洲特產四十多種動植物礦產為先秦人民所知」。[6] 衛聚賢研究吳人《外國圖》「亶洲去琅琊萬里」,得出亶洲是美洲而不是日本,他還提到現在美國檀香山還有中國篆書刻字的方形岩石,舊金山還有中國篆文的古箭。
琉球群島說
到了琉球群島。
渤海灣說
只是到了渤海灣中的一個小島。
失蹤說
於大海上遇到風暴失蹤。
台灣說
到了蓬萊仙島,就是現在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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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宣德時期的中對朝鮮,日本,東南亞關係 (2009-08-30 10:28:56)轉載▼
標籤: 軍事 倭寇 貢物 朝貢 明廷 日本 雜談 分類: 大事事件
1、與朝鮮的往來

在諸多有關國家中,明朝與朝鮮的關係最為密切。中朝兩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由於這種淵源,兩國的文化交流較為頻繁。同時,朝鮮是明帝國的藩屬國之一,負有向明朝納貢的義務,這種關係加強了明朝與朝鮮王國之間的外交往來,尤其是宮廷文化的交流。宣德時期,宣宗曾令朝鮮進貢一些鷹犬、風味特產,並要求朝鮮選派一些少女和善於烹飪的高級廚師為他做菜,以滿足他個人享樂。但宣宗對朝鮮並未進行過分的搜求,他曾多次傳諭朝鮮國王,不必進獻珍禽異獸以及並非當地所產的金玉之器,並曾給予朝鮮頗為豐厚的回賞。但明廷派往朝鮮的宮廷宦官卻往往貪得無厭,借出使之機向朝鮮索要大批珍奇物品,引起朝方的不滿。明廷與朝鮮保持密切關係還有一個重要的戰略目的,那就是利用朝鮮的力量和鄰近遼東的地理位置來控制遼東,以保持這一帶的穩定局勢。這也是明廷的一項國防政策。此外,明朝還需要朝鮮出產的馬匹,用於邊防或其他軍事項目。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一次就向朝鮮索要貢馬5000匹,供給騎兵部隊[5](卷三二0)。這種軍事目的也是兩國外交關係的重要內容與出發點之一。
總之,朝鮮在明廷對外交往的國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宣宗十分重視這種交往,曾有“海東番國古高麗,文物衣冠邁四夷”的詩句[6](卷三十五, 《朝鮮遣使入貢》),對朝鮮給予很高的評價。宣德一朝,明廷成功地保持了朝鮮、遼東一帶的和平與穩定。

2、中日勘合貿易的恢復與《宣德條約》

中日勘合貿易是一種中日雙方間的官方朝貢貿易,大體上由中國政府發給日本進貢船若干道“勘合”,相當於進貢船隻來華的“通行證”,日本使者持“勘合”向明廷進奉貢物,明廷則給予豐厚的回賞,其他隨行人員及貨物,則可在當地市舶司官員的監督下進行貿易。因此,日本得到了“勘合”,就是得到了與中國的通商權力。永樂前期,這一權力基本上被日本幕府所壟斷,為了結好明廷,獲得更大的利益,日本政府還應明廷的要求不斷打擊侵擾明方的倭寇。明廷則利用“勘合”貿易換取日本對倭寇的抑制,花錢買太平。永樂六年後,日本政局發生了變化,日本國王源道義去世,其子義持繼立,其支持者大都是受益於組織倭寇活動的西部武士,他們不滿意幕府壟斷對明貿易和限制倭寇活動,因此新任國王義持改變了對明廷的外交貿易政策,縱民為寇,不斷侵擾明朝。永樂帝雖遣使問罪,義持陽奉陰違,倭寇活動有增無減。永樂九年後,中日勘合貿易完全中斷,明廷以勘合貿易來換取日本政府抑制倭寇的政策也告失敗。
中日勘合貿易斷絕後,雙方政府都有不便。對日本而言,獲利的是組織倭寇進行劫掠的各大武士,幕府本身卻失去了與明廷貿易獲取厚利的機會;對明朝而言,無法有效地抑制倭寇的侵擾。因此,雙方都在試探著改變目前的狀況。宣德初年,宣宗率先作出了改善中日關係的舉措,單方面取消了永樂初期中日雙方作出的關於限制日本納貢使團的協定,並建議增加每十年來華貿易的船隻和人數,但日本國王義持及其支持者從中阻撓,雙方未能達成協議。而義持的繼承者義教則對恢復中日勘合貿易關係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宣德七年(1432年)2月,宣宗派宦官柴山攜帶一份給義教的詔書去琉球,建議恢復關係和批准增加的貿易量。詔書是通過琉球國王的斡旋而轉到日本的。日本國王義教對詔書的內容感到欣慰,他已改變了義持時期斷絕中日貿易的外交政策,因而於當年9月派了具有中國血統的僧人龍室道淵,帶領一個納貢使團於次年(宣德八年,1433年)6月抵達北京,同時隨帶馬匹、甲胄、刀劍及其土產等貢品。7月,宣宗在給予日本使團豐厚的回賞後,回派了一個使團護送日本使團回國,明廷的使團在日本受到了熱烈的接待。在此基礎上,中日雙方於宣德八年(1433年)訂立了《宣德條約》,其中規定,日本每十年來中國朝貢一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三百,船隻不得超過三艘。同時,明政府重申日本應制止倭寇,嚴禁倭寇船沿海侵擾。同永樂年間船毋過二艘,人無過二百的規定相比,《宣德條約》增船一艘,增人一百,數量有限,這一方面反映出日本對明廷貿易的需求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明廷對日本來華納貢規模太大引起騷亂的防範心態。
《宣德條約》簽訂後,中日又開始了勘合貿易,由於日本從中獲利甚厚,因此並未嚴格執行《宣德條約》,而是不斷地增加人、船數量,僅宣德八年(1433年)和宣德九年(1434年)兩次入貢,就有共10艘船來華。日本勘合船所載除少數貢品外,絕大多數是商品,來到明朝後,貢品換來了明廷豐厚的回賞,商品則與地方交易,也獲得了厚利。因此,誰控制了勘合船,誰就能從明朝獲得厚利。《宣德條約》訂立之初,明廷將勘合直接發給室町幕府將軍,此時幕府尚能控制勘合船,但此後不久,勘合船的實際控制權就為幕府中握有實權的地方封建領主— —大名所把持,並逐漸形成了細川氏和大內氏兩大對立集團爭奪勘合控制權,分別操縱和支持各自的商人和海盜集團進行勘合貿易的混亂局面。由於勘合貿易的主體已不再是日本幕府,因此明廷以勘合貿易來換取日本政府抑制倭寇的願望基本不可能實現。同時,由於明廷實行“厚往薄來”的政策,“計其貢納,時值甚廉,給之太厚”,將換取日本政府合作的政治因素放在首位,對稱臣納貢的日本使團出手大方,也使明廷自己蒙受了一定的經濟損失。但是無論如何,宣德後期的中日勘合貿易在中日貿易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明宣宗率先改善中日關係的舉措,更是有效地促進和加深了中日兩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這種勘合貿易對當時中日的局勢尤其是日本的政治和經濟局勢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也為明代後期中日貿易的全面開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3、與東南亞等國的關係

繼永樂時期之後,宣德時期明朝與東南亞以至更遠的許多國家保持著較為密切的外交關係。這些國家有日本、占城、爪哇、暹羅、蘇門答剌、渤泥、榜葛剌、渤泥、柯枝、錫蘭、古里、阿丹等國。這一時期,由於明帝國的威望存留於南海諸國之間,流寓海外的華人地位較高,因此東南亞滿剌加、爪哇、真臘等許多國家都委派華人頭目作為貢使訪明,其結果一方面使這些國家加深了與明帝國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也使這些國家由此獲得了明廷更為豐厚的賞賜。同時華人在當地任官、領有尊銜者較多,華商的勢力也在南海海域有所上升[7](p386)。宣德七年,鄭和率船隊第七次遠航西洋,沿從前的航線重新訪問了一些國家,此後的宣德八年,曾出現了一個外國使團訪問北京的高潮,其中部分使團來自南洋、波斯灣和東北非洲。鄭和所造訪的沿海國家,大都以很高的規格和禮節隆重地接待了中國使團,中國明朝政府同樣也以隆重的方式熱情接待了來訪的外國使團。“似聞溟海息鯨波,近歲諸番入覲多。雜沓象胥呈土貢,微茫島嶼類星羅。朝廷懷遠須均及,使者敖恩合遍過。莫憚驅馳向遼遠,張騫猶說到天河。”[6](卷三十二,《遣使諭西洋古里蘇門答剌諸國》)宣德帝的這首詩,表明他對遠方藩屬國朝貢明朝感到欣慰,也希望像漢代的張騫一樣,發展同遠方國家的外交關係。事實上他做到了,除了外國使者,甚至有些國王也來訪中國,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宣德時期,滿剌加國王西里麻哈剌來訪,在明朝的南北兩京逗留了一年半之久,直到宣德十年四月,才由明朝派船護送回國[5](卷九, 《宣宗本紀》)。
明帝國是當時亞洲的第一大國,與周邊許多國家關係基本上是宗主國與藩屬國之間的關係,這些國家同明廷的貿易也從屬於這種政治關係,是一種朝貢與回貢形式的官方貿易。外國輸入中國的貨物大多是香料、珍禽異獸以及宮廷奢侈品,中國輸出外國的貨物大多為瓷器、絲綢、綾羅、大黃、鐵釜等。雖然明朝政府禁止民間與外國通商,嚴重限制了中國和東南亞多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但官方貿易卻在宣德時期得到大力推進,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海外貿易政策,畢竟加強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同時,明朝利用其亞洲大國地位,積極開展貿易外交活動,對維護整個亞洲地區的穩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宣宗本人在處理一些外交事務時,也能注意貫徹平等公正的原則,善待其他小國。滿剌加國王派使者搭乘蘇門答剌的貢船抵達明都,向宣宗訴苦:由於暹羅的侵略圖謀,國王未能入貢,宣宗令鄭和告誡暹羅,奉行睦鄰友好政策。禮部官員以使者未帶貢物為由,聲言“例不當賞”,宣宗卻說:“遠人越萬里來訴不平,豈可無賜、”仍按慣例賜予襲衣、彩幣;蘇門答剌國王之弟哈利之漢訪問明廷,病死於北京,宣宗按中國的習俗予以厚葬,並追贈他為明朝的鴻臚寺少卿[5](卷九,《宣宗本紀》);白葛達使臣入貢途中遭遇風浪,貢物盡失,只好請求明廷賜予冠帶,以便向國王交差。宣宗應允,並說:“倉卒失風,豈人力能製?歸語爾主,朕嘉王之誠,不在物也。”照樣按慣例賜宴賞物,不僅妥善安排使者搭乘鄰國船隊歸國,還考慮到“天時漸寒,海道遼遠”,命禮部官員賜予足夠的路費和衣物[5](卷三二五,《外國傳六》;卷三二六,《外國傳七》)。各國使者來華,大都攜帶一些富有特色的異國特產,作為貢物獻給明廷,這些物品在當時未必具有實用價值,如撒馬兒厚使者卜札法兒等“進速來蠻石一萬斤”,禮部官員認為“多不堪用……請薄其賞”。宣宗卻主張“厚往薄來,懷遠之道。撒馬兒罕去中國最遠,毋屑與較,可厚遣之”,仍給使者以豐厚的回賞[1](卷七十五) 。一些外國使節在來華途中“遭海風壞舟”,或搭乘別國的船隊來華,返國時無船,宣宗則命有關部門撥給船隻,或另造海船“便其往​​來”[ 1](卷十八,卷五十六)。禮部有的官員認為明廷是天朝大國,小國“蕃臣朝貢,其職當然,舟壞應自出資以造,豈可上煩朝廷”。宣宗卻認為“遠人來朝,撫之宜厚,造船費不足校”,滿足了外國使節的要求[1](卷五十四)。宣宗的這些做法,顯示了一個大國領導人的胸襟和風度,也體現了中華民族熱情好客、豪爽大度、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諸多傳統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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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外國來華進行朝貢貿易的一種稱呼,也稱“貢舶貿易”。明初實行海禁後,只允許外國與明朝廷進行有時間、地點規定的朝貢貿易。
明代外國來華進行朝貢貿易的一種稱呼,也稱“ 貢舶貿易 ”。明初實行海禁後,只允許外國與明朝廷進行有時間、地點規定的朝貢貿易。外國商船載貢品及各自方物土產來華,明朝廷收貢品、購方物後,以“國賜”形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國物品。各國貢期或3年,或5年。對日本則規定10年一貢。貢舶必須持有明廷事先所頒“勘合”(執照簽證)。   
明勘合貿易使明海禁後還有官方主持的海外貿易窗口可以維持,但這種貿易體現了典型的中國在海外貿易中的管理模式,阻礙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商品交流的擴大和國內工商業的發展。由於從事海上貿易獲利甚鉅,僅允許勘合貿易的做法刺激了民間走私和海盜活動,甚至成了“ 倭患 ”加劇的部分原因。在朝內外越來越大的反對壓力下,明中期取消海禁,此後私人海外貿易一度成為主流。[1]
簡介 /勘合貿易
足利義滿統一日本後,為滿足日商恢復對明貿易要求和日本上層階級對明代商品嗜愛,同時為利用對明貿易充實幕府財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國的聲勢鞏固將軍地位,決心恢復對明邦交。於是下令九州探題取締倭寇,並於應永8年(公元1401年)5月以博多商人肥宮及僧人祖阿為使臣赴南京,致書惠帝,表明恢復邦交意願。應永11華(明永樂2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允許日本以朝貢形式同明貿易,並為防止倭寇溫水摸魚,規定“ 勘合之製 ”也就是所謂《永樂勘合貿易條約》。以朝貢形式進行的勘合貿易對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對此種貿易不只減免關稅,且承擔“日本國王”使節及其眾多隨員(實際是商人)在明期間全部食宿費用,發給衣服,免費供應他們歸途一個月的海上旅程用糧。部分貿易品是以足利將軍向明帝貢獻方物、明帝回贈“頒賜物”的方式進行交易的,一般說來,回贈品的價值大大超過貢獻方物的價值。絕大部分貿易品交易採取明政府給價和自由交易方式。足利義滿對自己一手創立起來的日明貿易很覺滿意,凡明使到日,他總是去兵庫迎接。
應永15年(公元1408年)義滿死,其子義持繼任將軍後,立即改變對明的外交貿易政策,中斷日明關係。此後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動又繼猖獗。一直到義教恢復日明關係的19年問,倭寇侵擾達17次之多。正長元年(公元1428年)義持死,新任將軍義教決心恢復日明邦交,永享4年(公元1432年)任命入日明僧龍室道淵為正使,攜帶國書赴明。次年(公元1433年)5月龍室到北京,向宣宗獻方物和國書,在北京簽訂《宣德貿易條約》,以代替《永樂條約》條約規定10年一貢,貢船不超過3艘,人員不超過300,刀劍不超過3000。同時以宣德勘合代替永樂勘合。此後日明貿易正常進行,至天文16年(公元1547年),日本派出貿易團11次,時間持續百年以上。
日本的輸出品為刀劍、硫黃、銅、扇、蘇方木、屏風、漆器工藝品、硯。輸入品為生絲、布、藥材、砂糖、瓷器、書籍、字畫、銅器、漆器、金縷、府香、銅錢等。日本對明的貿易利益很大,如刀每把在日本值800至1000文,明政府給價乎均2000文,獲利1倍以上。公元1404年至公元1547年問,日本派出勘合船隊共17次,僅在公元1432年至公元1547年問的11次勘合貿易中,輸出刀20萬把,換回銅錢40萬貫。輸入品中僅生絲一種可獲4。5倍至20倍之利。日明貿易最初由幕府經營,後來轉歸守護大名,15世紀60年代後,為大內氏及與之結合的博多商人、細川氏及與之結合的訝市商人所掌握。至16世紀30年代又完全為大內氏所壟斷。[2]
勘合貿易船/勘合貿易
明日兩國一衣帶水,往來以船。日本幕府對明貿易所用之船稱遣明船,因為貿易是採取進貢形式,又叫做進貢貿易,特別是日船入港需要持有明政府發給的勘合作為護照,所又叫做勘合貿易,而船則叫做勘合貿易船。
勘合貿易所載貨物大致為以下幾類
(一)以幕府將軍亦即日本國王的名義,向明政府的進貢物,這是兩國官方貿易商品:
(二)附載物:其中分將軍附載物、各大武士、守護大名、大寺院等附載物、商人和水手附載物。附載物的一部分,如將軍、各大武士、守護大名、大寺院等的商品,以及大商人中的一部分商品和進貢商品一道運到北京貿易。其餘商品在寧波市場或杭州市場出售,有時也在去北京的途中貿易。
勘合貿易船的組織形式與以前天龍寺船無本質上的區別,但其組織者不同。按組織者的變化情況,勘合貿易船可分為二期。第一期主要是義滿、義教將軍時期,組織者主要是幕府將軍,其他大武士、守護大名和商人,都按幕府的要求組織起來,由幕府任命的貿易正使率領,赴明貿易。第二期的組織者發生變化,將軍的控制能力與財禮逐漸減弱,幕府將軍只能作為夥伴的身份出現。到第二期的中、末期,幕府連夥伴的身份也沒有了,只是由各地大名名義上捎帶將軍的進貢品和附載物,回國時,帶運明朝政府的贈品和將軍的附載物。
船隻是組織者在組織勘合貿易時的第一件大事。在前述的第一期時,大體由組織者籌款現造。第二期以後,在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基礎上,各大武士大商人,尤其是西部的,都備有現成的遠洋航船,因而出現了租賃船。
往來船隻/勘合貿易
商船
商船圖冊
豐前門司的和泉丸,載重二千五百斛(計量單位,古代為十鬥一斛,南宋後改為五斗);寺丸,載重一千八百;宮丸,載重一千二百斛;周防富田的彌增丸,載重一千斛;上關的藥師丸,載重五百斛;深溝的熊野丸,載重六百斛等等。
這些屬於西部門司、富田、上關、深溝等港口船主的船,平時在國內租給各大武士守護大名,運送貨物乃賦糧。在組織勘合貿易時,組織者與船主協商,出家租憑。
據日本永享四年(公元1432年)寺院十三家聯合租賃八幡丸時,在合股經營的協議書上標明:租憑費三百貫文、船舶及用具修理費三百貫文(出國前和回國後的修繕費)、原船舶頭(船長)、協船頭(大副)、知庫、重付、柁工、水手——統稱船方,在租賃期間的生活費及工資,由租憑者付給。船方大體上約四十人,每人工資十貫文計四百貫。此外,全船人員的食用糧米、水、菜、醫藥以及其他雜用,共需五百貫。以上各項合計需費一千五百貫,組織者必須事先籌措這筆經費,才能組成一條勘合貿易船。當然,這筆經費還要視船的大小而增減。
組織者籌措這筆經費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榨取自本領地的農民,其二,索取自參加勘合貿易的商人。例如,日本明應八年(公元1499年)組織者規定:乘船商人每人交乘賃費二貫文,帶一馱(注2)貨物交十二貫文,帶十馱以上者可免交乘賃費,同時可再帶船員一名,帶二十馱者可帶二名。這些收入用於賃船、修船、採購赴明貨物以及為申請勘合而贈送的禮品等。
除此之外,乘船商人自明貿易歸來之後,組織者還要按其所得值十抽一,徵收抽粉錢。因此,商人及其所帶貨物的多寡,就成為組織者極為關心的事情了。往往在組織勘合貿易船時,組織者到博多等處招攬商人參加。這樣商人逐漸地就成為了勘合貿易的核心,組織者為適應這樣的狀況,就隨之逐漸改變了經營方式,由原來的抽分制演變為承包製。原來意義上的組織者在取得勘合後,不再親自去進行上述各方面的組織工作,而是將勘合以一定的金額承包給大商人,主要是界町的大商人們。例如文明十五年(公元1483年)幕府的二條勘合貿易船就以每條四千貫文的價格承包給界的商人。這等於是商人們事先預付了十一的抽分稅,以後的虧賺就與組織者無關了。這種承包製在細川氏的勢力範圍內較為流行,在大內的勢力範圍內,仍然是以徵收抽分稅為主。
乘員結構/勘合貿易
大致上分為下列三個部分。
官方人員:正使、副使、綱司、居座、士官、從僧、通事、總船頭,分乘各號船,平均每船約為六、七人,而正使所在的一號船約為十五人。這些人由幕府、大武士、大寺院等派出,而充任正使者,幾乎都是京都五山各大寺的名僧。正使由將軍任命,持國書、別幅、貢物明細單,乘一號船。至明後,統率全體成員作為日本國王(將軍)的代表,在奉天殿陛見明帝,呈表文,進貢品,參與商品的議價、組織貿易以及與明政府交涉等活動。正使以下管理准許攜帶僕人一到十人。一號船官吏多,僕人多,大體在六十人左右,二、三號船將減少半數。此外都是招攬來的商人,約在三十到五十人左右,其餘均為“船方”。這樣每條船平均在百人上下,一號船通常為大船,可乘坐一百八十到二百人。
僧人
僧人圖冊
居座(僧人)和士官(俗人)是勘合貿易船的實際管理者。按規定每船二人,但他們大多是大武士的代表或家臣,該船合股的大武士多,這類官吏就多。多於規定名額的叫做“外官”。這些人可以招攬商人並從商人的交易額中提取分成。
從僧,是跟隨正使的僧人,但不是僕從關係,他們大多代表正使辦理事務,類似秘書的職務,有時與正使為師生關係。因此地位較高。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正使子朔週韋圓寂後,就是其弟子從僧圭莆周章代理正使歸國。
通事,各船二名,大多為加入日本籍的漢族人,他們由幕府支給薪俸,充作翻譯。例如曲祥,原為明永平人,十四歲其父為金山百戶,後被倭寇掠去日本,出賣為奴。偶因機遇被義滿將軍召去當翻譯,更名元貴,取妻生子。宣德年間隨勘合貿易船來明,上表陳情,回金山探母。宣宗曾手諭義滿,令善視之。後又入明,得宣宗詔許,歸里養母。
客商和從商人。客商又叫客人眾。他們是勘合貿易的組織者、官吏招攬來參加勘合貿易的商人,在勘合中記載他們的人數和貨物,具有正式貿易團員的身份。他們每人可以招攬二名商人,叫從商人。從商人的貨物算在客商股份內,給客商以十一抽分。從商人教多,一些關原的僕從可以由從商人充當,船頭可以招攬從商人或以從商人擔任船方各種職務。從商人和客商越多,則該船關原和回國後徵收的十一稅就越多。從這一結構可以了解勘合貿易的實際內容。
最後,是勘合貿易中進貢貨物的籌措。向明帝進貢的貨物,最初大部分是從將軍府庫藏中撥出,一部分特產如硫磺、銅等,由擁有該特產的大武士守護大名等提供,而且大體上是無償提供。後來將軍經濟勢力削弱籌措不出,便由各大武士提供。如應仁二年(公元1468年)的進貢中,土歧氏提供鎧一領,三寶院提供三對屏風,斯波、細川、山名等各提供馬一匹。瑪瑙由五山各寺提供十二快,加賀守護提供五塊。硫磺由大友氏和島津共提供四萬斤,一萬斤為貢品,三萬斤為給價貿易品。這些貨物都裝在一號船內。後期,幕府無力經營勘合貿易船時,那一家經營一號船,他就要負責經營進貢品。將軍的附載品給價貿易品也大體上如上所述。但後期將軍無權時,有的大名就不願意提供了。
各項規定/勘合貿易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政府於明州、泉州、廣州設市泊司,其中浙江市泊司是專為了管理日本進貢貿易而設的機構。這機構曾一度撤消,永樂初重新恢復,名叫市泊司提舉司,隸屬布政司。司置提舉一員,從五品,副提舉二員,從六品,吏目一員,從九品,主持進攻貿易事宜。後來太監成為這個司主宰者。浙江市泊提舉司設在寧波,接待安置外國進貢使者的驛館安遠驛在其附近。日本貿易使團進出港口,都在這裡食宿。
日本勘合貿易船到達定海時,由定海巡檢司派船檢驗政見,如無國書則不准許入港。明以前並不如此,自明、日永樂年間建立外交勘合貿易關係後,方形成這種進港手續。因為明初倭寇嚴重時,“九州海濱以賊為業者五船十船,號日本使而入大明,剽掠沿海郡縣。是以不持日本書(指國書)及勘合者,則堅防不入。此彼方(指明朝)防賊,此方(日本)禁賊之計也。”定海巡檢司的檢查手續相當煩瑣,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東洋允澎所率日本勘合貿易船為例:
四月六日船至普陀山,七日明船來問,使臣、通事姓名、貢物、駕船人數、起程日期,呈報寧波市泊司。市泊司再派船詢問,哪一代國王(既將軍)差遣,持哪一年勘合,有無國書,船來幾隻?進貢何種方物,正副使臣、居座、士官、從僧等姓名,商人若干,水夫從人若干,進貢的刀、槍、鎧甲若干,馬匹若干,後面是否有遲到船隻、船名號等。問明之後,按勘合底薄驗證比對後,方准駛入寧波港。十日,浙東沿海將軍劉萬戶率彩船百隻來迎,贈送禮物。馬大人贈飲水一船,馬大人贈酒一樽。十二日,船至沈家門,牛大人、馬大人、劉氏、王氏等諸官人乘畫船五十餘隻,吹號角打鼓繞船一周,表示歡迎。
日本使團離船登岸後,由提舉司官員引導至安遠驛嘉賓館休息。安字一號房住正使、二號房住綱司、居座,以下官員依次居之。其餘客商、船方等人就近尋找住處撥給糧食、菜金食宿。
接著提舉司官員按勘合所填貢品、貨物、武器等逐一檢查後,收藏於提舉司東庫。
最後,提舉司逐級上報明政府,等候批准進京人員及時間。進京人員初期大約在三百至三百五十人,弘治年間因發生使團人員持刀殺人事件,被限定在五十人之內。
在等待禮部進京通知來到之前,提舉司設宴招待使團兩次。禮部批准進京的回復到達後,立即按規定人員進京。進貢方物中的馬匹、金銀器皿、珍寶之類的貴重品,裝車運送至京。蘇木、胡椒、硫磺、銅等大宗貨物,造冊呈報後,運送至南京庫內。此外,一部分附載物品也隨車運至北京貿易,其餘留在寧波等地貿易。通常由寧波府官、千戶、百戶、市泊司通事等組成護送團同路護送。從四明驛乘船,自錢塘江入杭州,經運河北上。沿途由各驛站供應糧、菜、役夫、車、船、驢、馬等腳力和工具。大約需四、五十日方能抵達北京。
到北京後住進會同館,設宴招待,在奉天殿朝見天子,如貢馬時,天子在奉天門參觀貢馬,然後贈宴。會同館住有各國進貢使者,往往互相拜訪。據《允澎入唐記》記載,曾有南蠻、爪哇等國白餘人和日本使團通信聯繫。在奉天們獻貢物時,有許多外國使者列席參觀。時值冬季,明政府自正使以下各贈冬衣一套。元旦,至奉天殿參加朝賀。一應理解過去後,日使便在禮部商談貢物給價和貿易問題。議價交涉,有時需要經過幾次反复才能安下來。貢物給價確定後,就開始進行附載物的貿易和購買貨物。貿易完畢即行起程,按原路返回寧波。日本貿易使團在北京購買貨物,有時是很多的。東洋允澎貿易使團進京時使用七十五輛車裝雲貨物和附載商品。離京時裝運回贈禮品和購買的貨物,不算驢,馬馱子,僅車已達一百二十輛。可見,貿易使團的交易額是很大的。在回寧波的路上,還可隨時進行交易。東洋允澎一行在蘇州至杭州里中收袁太監三萬貫,在杭州受阮太監三萬貫,從杭州至寧波時又收價款三萬貫。
日本貿易使團至寧波後,提舉司再次舉行宴會招待,稍事休息,市泊司便撥下足夠海上航行三十日的“關米”,穗即上船。
日本貿易使團自入寧波起至回國時止,不僅口糧、菜金等,而且進攻方物往返一應腳力,全由明政府供應,甚至回國途中的口糧也給予撥給。明政府不時的饋贈還不算入其中。算總起來,只日常生活供應這一項,按三百人計(其中六十名官員),每月約為三百八十餘貫,每次貿易往返以平均一年計,明政府約支出生活費用五千餘貫,相當於日本籌措一次三隻勘合貿易船的全部費用。明政府對日本勘合貿易使團的款待如此慷慨、周到,作為該使團成員曾兩次入明的楠葉西忍入道,慨嘆地說,明朝真乃“罕有之善政國也”。
貿易/勘合貿易
會同館是明政府接待外國進貢使、貿易使進京朝見皇帝的食宿地方,同樣,外國使團不得任意出入和去市場自由卑易。會同館內設有市醫,和交易規定。外國商人必須按規定在會同館內交易。據《大明會典》規定:
(一)外國進貢貿易使團進京後,在會同館內貿易五天。
(二)由各鋪牙行入館同外商兩平交易,錢物兩清不准賒欠。如故意拖欠致使外商不得起程者問罪,於館枷號一月。
(三)不得私自交易。如外商違犯,私入民家交易者,貨物沒收入官。
(四)不准違犯規定的外商入京。(五)會同館外四周軍民不准代替外夷收買貨物,違者枷一月,充軍邊疆。
據此規定,日本貿易使團進入會同館後,按規定在館內互市五天。但是,為便於外國貢使觀光京城市容,會同館每隔五天開放一天。為了防止外商乘機在會同館外交易,才設有前述第三點的規定。儘管規定較嚴,但日商仍可利用明代南北物價的差別,進行投機賺取巨利。例如景泰時期,北京銀價一貫銅錢一兩,南京對賣二貫,在寧波可賣三貫。(注24)因此,日使團大會在北京收買銀子,到南方出賣可獲三倍之利,再以此錢買絲回國,又可賺幾倍之利。絲是日本自明進口的大宗貨物。在日本一斤絲,價五貫文,鋼一馱(產銅地方)十貫文,一馱銅可換絲二斤。但一馱銅在明朝可換絲八至十斤,按日本絲價換算可賣四十至五十貫,即獲四至五倍之利。如果用金購買,也同樣賺利;日本金十兩價值三十貫文,只買絲六斤,在明可換絲二十四斤至三十斤,按日本價格換算,可賣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貫,同樣是四至五倍的巨利。這樣,日商在北京買銀賣銅,在南方買絲,販運回國,大賺其利。因此,有二次入明經驗的擄葉西忍後來回憶說:“唐(指明)船之利,莫過生絲”。(注25)這種情況,是日使團所有成員都希望到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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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宣德時期的中外關係

趙中男,於虹

 

明代前期的中外交流活動中,永樂一朝達到高潮,突出表現為鄭和率領的皇家貿易船隊六下西洋,以及眾多外國使團的來訪。此後的宣德時期,儘管中外交流活動較為頻繁,但已是永樂時期高潮的尾聲。從整個明代中外關系史上看,宣德一朝的中外關系雖然不能與永樂時期相比,但卻比此後的各個時期略為發達,並且是後者無法相比的。

 

一、鄭和等人遠航西洋

 

宣德五年(143 0 年) 六月,明宣宗因“ 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尚未朝貢” [1](卷六十七) ,也許他很想重現祖父永樂時期多國來朝的盛況,於是派遣鄭和、王景弘等人,率大型船隊第七次遠航西洋,造訪“ 忽魯謨斯、錫蘭山、古里、滿剌加、柯支、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蘇門答剌、剌撒、溜山、阿魯、甘巴里、阿丹、佐法兒、竹步、加異勤等二十國及舊港宣慰司,其君長皆賜彩幣有差”。這次遠航的準備時間較長,船隊於宣德六年(1431 年) 年底出發,歷時一年半,於宣德八年(1433 年) 六月才結束遠航回國。除了鄭和、王景弘等人率大船隊出訪之外,還有侯顯、孫謙、馬彬、李興、尹慶、張原、郭文、林貴等十餘人,也曾分別率小規模分船隊出使外國。由於這幾次出訪活動,東南亞、南亞、非洲的許多國家都遣使回訪明帝國。鄭和等人出訪與被訪國的回訪,使明朝進一步鞏固了與東南亞乃至非洲一些國家的友好關系,也進一步加強了與這些國家的文化交流。

鄭和遠航西洋的海路沿岸,有幾個極為重要的港口,一為占城,是鄭和以前設立的與東南亞進行商貿活動的大本營;二為滿剌加和蘇門答剌,地處東西洋( 即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海上交通要衝,鄭和曾於此二地設“ 官廠”,儲存船隊與各國貿易的大量物資,以及船隊所需的各種物品,是溝通東西洋的重要中繼站;三為古里,是鄭和船隊在南亞地區的貿易基地,由諳熟商情的當地大頭目來充任明方的貿易代理商;四為忽魯謨斯,地處亞、歐、非三大洲交界,是印度洋進入波斯灣、阿拉伯海等地的海上交通要道。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以上述港口為依托,其中大船隊沿主要的、熟悉的航道航行,多支分船隊則沿另一些次要的、不甚熟悉的航道航行,兩者相互配合,分別進行不同的外交和貿易活動,逐步將沿途的航海港口以縱向或橫向的方式連接起來,編織了一個覆蓋面較大的海外貿易網絡,促使鄭和船隊的海外貿易向著海上絲綢之路的各個港口全面、協調地發展[2] 。

這樣的格局是鄭和七下西洋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從七下西洋的具體情況來看,永樂早期前幾次遠航,大體上是探索和嘗試期,永樂後期及宣德中期後幾次遠航,則應為發​​展和成熟期,最終形成了上述格局。從第七次遠航的情況看,有了前六次的歷練和經驗,鄭和以及全體船員處理此次遠航的諸多情況,基本上駕輕就熟。大船隊和分船隊( 或稱主力船隊與輔助船隊) 分別行動,完成不同的外交、貿易使命,雖然鄭和本人於遠航即將結束之際病逝於古里,但並未給整個船隊的行動造成重大的影響。由於載有鄭和遺體的大船隊不便於滿剌加停留,因此未等其他分船隊來此聚齊,便提前回國了。不久,其他分船隊陸續抵達滿剌加,包括先頭駛往其他番國貿易的船隊、在忽魯漠斯等國事畢方回的船隊、前往一些尚未正式成立的小邦而後返回的船隊等。這些分船隊於1433 年5 月中旬趁“ 南風正順”,“ 結□回還”。

同前六次遠航相比,第七次遠航的成就毫不遜色,大體說來,此次遠航分船隊和分支船線最多,航行的範圍最廣[3] ;確立了明代前期的海外貿易格局,編織了一個溝通東西洋、覆蓋面較大的海外貿易網絡;此次遠航的外交效果較為突出,回訪的國家之多,距明朝之遠,都是較為少見的。因此,鄭和率大型船隊第七次遠航,應在明朝的中外關系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宣德十年(1435 年) ,宣宗早逝,遠航船隊的其他領導人王景弘等人奉命協守南京,此後明廷不再有遠航西洋之舉。因此,許多航海實力不強的國家與明朝的外交往來大受影響,宣德八年以後,雙方的往來記錄明顯地減少了,明朝的所謂“ 大航海時代”也隨之結束了。

 

二、與安南的戰和

 

安南是中國的南部鄰國,明以前曾幾次內附中國,但基本上是中國的藩屬國。永樂時期,安南出現內亂,明廷應一方之邀相助,名將張輔指揮了幾次重大戰役,暫時打敗了安南的軍事反抗,在當地部分民眾的請求下,明廷借口“ 安南本中國地”,將整個安南併入中國的版圖,並從安南掠走了數十萬奴隸、牛馬、糧米、兵器等。這樣一來,明廷對安南的戰爭便具有領土擴張和武力兼併的性質,引起了安南民眾的不滿和反抗。明廷派往安南的各級官員大都經驗不足,素質不高,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統治安南,加上宦官馬騏等人打著為皇家採辦用品的名義,大肆搜刮安南境內的珍奇寶物,貪暴擾民,大大激化了明廷與安南軍民的矛盾。於是安南軍民在黎利的率領下,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爭取獨立的反明戰爭。明廷雖然不斷派兵鎮壓,但成效不大。洪熙時期,明仁宗朱高熾已有意恢復安南的獨立地位,撤兵休戰,但未及實現便去世了。明宣宗繼位後,準備繼承父親的遺願,放棄安南,甩掉這個沉重的包袱。當年朱元璋認為像安南這樣的小國“ 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誡繼承人不可“ 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傷人”,宣宗也這樣看,他主張應按朱元璋的祖訓精神辦,仍舊恢復安南對明廷的朝貢制度。鑑於朝中主戰派和主和派相持不下的局面,也為了大明帝國的聲譽和尊嚴,宣宗主張先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然後再從外交途徑體面地放棄安南,但在這件事的具體處理上,明廷犯了一連串的錯誤,遂使宣宗的企圖完全落空。明廷先後派出王通、柳升和沐晟率三支大軍遠征安南,但三支軍隊未能很好地配合,基本上被安南軍隊各個擊破,明廷對安南的戰役遂告全面失敗。

此後明廷接到了安南的議和奏表,雙方經過幾年的交涉活動,明廷於宣德六年冊封黎利“ 權署安南國王事”,意為暫時代理安南國王,等於承認了黎利在安南的統治地位。

明廷雖然被迫與安南議和,但明帝國作為亞洲第一大國和鄰近小國的宗主國的地位並未改變,因此恢復獨立的安南仍然是明朝的藩屬國,戰後對明朝也一直較為恭謹,幾乎年年都向朝廷入貢,兩國基本上保持了和睦相處的友好關系。

明初朱元璋定下的重點防禦北方蒙古、在東南亞一帶保持穩定的外交國策,是符合明初實際情況的。朱棣出擊蒙古、遷都北京,減輕蒙古勢力的威脅,符合朱元璋的國策,但他兼併安南卻違反了這一國策和當時的現實。因為當時明廷的防禦重點仍在北方,對安南已無力進行有效的控制,只能限於勉強維持,每次武力征服取勝後,維持的相對穩定時間都很短。當時的安南根本不是物產豐富的國家,明廷從安南可以得到的特產品種和數量少得可憐,大體上為: 絹13 00 匹左右,漆24 00餘斤,蘇木約5 000 斤,翠羽2 000餘只,扇子約1 0000 把,並且這些東西根本不是國家生計必需之物。相反,由於連年戰爭,明廷損失了數十萬軍隊,百餘萬糧餉軍費,徵調運輸的費用尚未在內。不僅如此,兼併安南之後,明朝還需從內地調運大批糧食,來供應安南人民的生活之需,調運的數量超過了當時南北二京之需。相比之下,明朝實在是得不償失[4] 。明仁宗和宣宗二人看清了其中的利弊得失,下決心放棄安南,既為明廷甩掉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又保持了安南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儘管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三、與朝鮮的往來

 

在諸多有關國家中,明朝與朝鮮的關系最為密切。中朝兩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由於這種淵源,兩國的文化交流較為頻繁。同時,朝鮮是明帝國的藩屬國之一,負有向明朝納貢的義務,這種關系加強了明朝與朝鮮王國之間的外交往來,尤其是宮廷文化的交流。宣德時期,宣宗曾令朝鮮進貢一些鷹犬、風味特產,並要求朝鮮選派一些少女和善於烹飪的高級廚師為他做菜,以滿足他個人享樂。但宣宗對朝鮮並未進行過分的搜求,他曾多次傳諭朝鮮國王,不必進獻珍禽異獸以及並非當地所產的金玉之器,並曾給予朝鮮頗為豐厚的回賞。但明廷派往朝鮮的宮廷宦官卻往往貪得無厭,借出使之機向朝鮮索要大批珍奇物品,引起朝方的不滿。明廷與朝鮮保持密切關系還有一個重要的戰略目的,那就是利用朝鮮的力量和鄰近遼東的地理位置來控制遼東,以保持這一帶的穩定局勢。這也是明廷的一項國防政策。此外,明朝還需要朝鮮出產的馬匹,用於邊防或其他軍事項目。宣德二年(1427 年) ,明廷一次就向朝鮮索要貢馬5 000 匹,供給騎兵部隊[5](卷三二0 ) 。這種軍事目的也是兩國外交關系的重要內容與出發點之一。

總之,朝鮮在明廷對外交往的國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宣宗十分重視這種交往,曾有“ 海東番國古高麗,文物衣冠邁四夷”的詩句[6](卷三十五,《朝鮮遣使入貢》) ,對朝鮮給予很高的評價。宣德一朝,明廷成功地保持了朝鮮、遼東一帶的和平與穩定。

 

四、中日勘合貿易的恢復與《宣德條約》

 

中日勘合貿易是一種中日雙方間的官方朝貢貿易,大體上由中國政府發給日本進貢船若干道“ 勘合”,相當於進貢船隻來華的“ 通行證”,日本使者持“ 勘合”向明廷進奉貢物,明廷則給予豐厚的回賞,其他隨行人員及貨物,則可在當地市舶司官員的監督下進行貿易。因此,日本得到了“ 勘合”,就是得到了與中國的通商權力。永樂前期,這一權力基本上被日本幕府所壟斷,為了結好明廷,獲得更大的利益,日本政府還應明廷的要求不斷打擊侵擾明方的倭寇。明廷則利用“ 勘合”貿易換取日本對倭寇的抑制,花錢買太平。永樂六年後,日本政局發生了變化,日本國王源道義去世,其子義持繼立,其支持者大都是受益於組織倭寇活動的西部武士,他們不滿意幕府壟斷對明貿易和限制倭寇活動,因此新任國王義持改變了對明廷的外交貿易政策,縱民為寇,不斷侵擾明朝。永樂帝雖遣使問罪,義持陽奉陰違,倭寇活動有增無減。永樂九年後,中日勘合貿易完全中斷,明廷以勘合貿易來換取日本政府抑制倭寇的政策也告失敗。

中日勘合貿易斷絕後,雙方政府都有不便。對日本而言,獲利的是組織倭寇進行劫掠的各大武士,幕府本身卻失去了與明廷貿易獲取厚利的機會;對明朝而言,無法有效地抑制倭寇的侵擾。因此,雙方都在試探著改變目前的狀況。宣德初年,宣宗率先作出了改善中日關系的舉措,單方面取消了永樂初期中日雙方作出的關於限制日本納貢使團的協定,並建議增加每十年來華貿易的船隻和人數,但日本國王義持及其支持者從中阻撓,雙方未能達成協議。而義持的繼承者義教則對恢復中日勘合貿易關系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宣德七年(1432 年)2 月,宣宗派宦官柴山攜帶一份給義教的詔書去琉球,建議恢復關系和批準增加的貿易量。詔書是通過琉球國王的斡旋而轉到日本的。日本國王義教對詔書的內容感到欣慰,他已改變了義持時期斷絕中日貿易的外交政策,因而於當年9 月派了具有中國血統的僧人龍室道淵,帶領一個納貢使團於次年( 宣德八年,1433 年)6 月抵達北京,同時隨帶馬匹、甲胄、刀劍及其土產等貢品。7 月,宣宗在給予日本使團豐厚的回賞後,回派了一個使團護送日本使團回國,明廷的使團在日本受到了熱烈的接待。在此基礎上,中日雙方於宣德八年(1433 年) 訂立了《宣德條約》,其中規定,日本每十年來中國朝貢一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三百,船隻不得超過三艘。同時,明政府重申日本應制止倭寇,嚴禁倭寇船沿海侵擾。同永樂年間船毋過二艘,人無過二百的規定相比,《宣德條約》增船一艘,增人一百,數量有限,這一方面反映出日本對明廷貿易的需求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明廷對日本來華納貢規模太大引起騷亂的防範心態。

《宣德條約》簽訂後,中日又開始了勘合貿易,由於日本從中獲利甚厚,因此並未嚴格執行《宣德條約》,而是不斷地增加人、船數量,僅宣德八年(1433 年) 和宣德九年(1434 年) 兩次入貢,就有共1 0 艘船來華。日本勘合船所載除少數貢品外,絕大多數是商品,來到明朝後,貢品換來了明廷豐厚的回賞,商品則與地方交易,也獲得了厚利。因此,誰控制了勘合船,誰就能從明朝獲得厚利。《宣德條約》訂立之初,明廷將勘合直接發給室町幕府將軍,此時幕府尚能控制勘合船,但此後不久,勘合船的實際控制權就為幕府中握有實權的地方封建領主—— 大名所把持,並逐漸形成了細川氏和大內氏兩大對立集團爭奪勘合控制權,分別操縱和支持各自的商人和海盜集團進行勘合貿易的混亂局面。由於勘合貿易的主體已不再是日本幕府,因此明廷以勘合貿易來換取日本政府抑制倭寇的願望基本不可能實現。同時,由於明廷實行“ 厚往薄來”的政策,“ 計其貢納,時值甚廉,給之太厚”,將換取日本政府合作的政治因素放在首位,對稱臣納貢的日本使團出手大方,也使明廷自己蒙受了一定的經濟損失。但是無論如何,宣德後期的中日勘合貿易在中日貿易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明宣宗率先改善中日關系的舉措,更是有效地促進和加深了中日兩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這種勘合貿易對當時中日的局勢尤其是日本的政治和經濟局勢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也為明代後期中日貿易的全面開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五、與東南亞等國的關系

 

繼永樂時期之後,宣德時期明朝與東南亞以至更遠的許多國家保持著較為密切的外交關系。這些國家有日本、占城、爪哇、暹羅、蘇門答剌、渤泥、榜葛剌、渤泥、柯枝、錫蘭、古里、阿丹等國。這一時期,由於明帝國的威望存留於南海諸國之間,流寓海外的華人地位較高,因此東南亞滿剌加、爪哇、真臘等許多國家都委派華人頭目作為貢使訪明,其結果一方面使這些國家加深了與明帝國的外交關系,另一方面也使這些國家由此獲得了明廷更為豐厚的賞賜。同時華人在當地任官、領有尊銜者較多,華商的勢力也在南海海域有所上升[7](p386) 。宣德七年,鄭和率船隊第七次遠航西洋,沿從前的航線重新訪問了一些國家,此後的宣德八年,曾出現了一個外國使團訪問北京的高潮,其中部分使團來自南洋、波斯灣和東北非洲。鄭和所造訪的沿海國家,大都以很高的規格和禮節隆重地接待了中國使團,中國明朝政府同樣也以隆重的方式熱情接待了來訪的外國使團。“ 似聞溟海息鯨波,近歲諸番入覲多。雜沓象胥呈土貢,微茫島嶼類星羅。朝廷懷遠須均及,使者敖恩合遍過。莫憚驅馳向遼遠,張騫猶說到天河。” [6](卷三十二,《遣使諭西洋古里蘇門答剌諸國》) 宣德帝的這首詩,表明他對遠方藩屬國朝貢明朝感到欣慰,也希望像漢代的張騫一樣,發展同遠方國家的外交關系。事實上他做到了,除了外國使者,甚至有些國王也來訪中國,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宣德時期,滿剌加國王西里麻哈剌來訪,在明朝的南北兩京逗留了一年半之久,直到宣德十年四月,才由明朝派船護送回國[5](卷九,《宣宗本紀》) 。

明帝國是當時亞洲的第一大國,與周邊許多國家關系基本上是宗主國與藩屬國之間的關系,這些國家同明廷的貿易也從屬於這種政治關系,是一種朝貢與回貢形式的官方貿易。外國輸入中國的貨物大多是香料、珍禽異獸以及宮廷奢侈品,中國輸出外國的貨物大多為瓷器、絲綢、綾羅、大黃、鐵釜等。雖然明朝政府禁止民間與外國通商,嚴重限制了中國和東南亞多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但官方貿易卻在宣德時期得到大力推進,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海外貿易政策,畢竟加強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同時,明朝利用其亞洲大國地位,積極開展貿易外交活動,對維護整個亞洲地區的穩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宣宗本人在處理一些外交事務時,也能注意貫徹平等公正的原則,善待其他小國。滿剌加國王派使者搭乘蘇門答剌的貢船抵達明都,向宣宗訴苦:由於暹羅的侵略圖謀,國王未能入貢,宣宗令鄭和告誡暹羅,奉行睦鄰友好政策。禮部官員以使者未帶貢物為由,聲言“例不當賞”,宣宗卻說: “遠人越萬里來訴不平,豈可無賜、”仍按慣例賜予襲衣、彩幣;蘇門答剌國王之弟哈利之漢訪問明廷,病死於北京,宣宗按中國的習俗予以厚葬,並追贈他為明朝的鴻臚寺少卿[5](卷九,《宣宗本紀》);白葛達使臣入貢途中遭遇風浪,貢物盡失,只好請求明廷賜予冠帶,以便向國王交差。宣宗應允,並說: “倉卒失風,豈人力能制?歸語爾主,朕嘉王之誠,不在物也。”照樣按慣例賜宴賞物,不僅妥善安排使者搭乘鄰國船隊歸國,還考慮到“天時漸寒,海道遼遠”,命禮部官員賜予足夠的路費和衣物[5](卷三二五,《外國傳六》;卷三二六,《外國傳七》)。各國使者來華,大都攜帶一些富有特色的異國特產,作為貢物獻給明廷,這些物品在當時未必具有實用價值,如撒馬兒厚使者卜札法兒等“進速來蠻石一萬斤”,禮部官員認為“多不堪用……請薄其賞”。宣宗卻主張“厚往薄來,懷遠之道。撒馬兒罕去中國最遠,毋屑與較,可厚遣之”,仍給使者以豐厚的回賞[1](卷七十五)。一些外國使節在來華途中“遭海風壞舟”,或搭乘別國的船隊來華,返國時無船,宣宗則命有關部門撥給船隻,或另造海船“便其往來” [ 1](卷十八,卷五十六)。禮部有的官員認為明廷是天朝大國,小國“蕃臣朝貢,其職當然,舟壞應自出資以造,豈可上煩朝廷”。宣宗卻認為“遠人來朝,撫之宜厚,造船費不足校”,滿足了外國使節的要求[1](卷五十四)。宣宗的這些做法,顯示了一個大國領導人的胸襟和風度,也體現了中華民族熱情好客、豪爽大度、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諸多傳統美德。

總之,宣德時期的外交活動推進了中外關系的發展,鞏固和加強了明帝國在亞洲的國際地位,為永樂時期中外交流的高潮奏出了一個嘹亮的尾聲。同時應該看到,宣德時期也是明代中外關系的轉折時期。從明朝的情況看,宣德以後明廷已無力進行大規模的遠航活動了,永樂時期甚至宣德時期的中外交流盛況再未恢復。明廷對北部的防禦有所加強,並專注於內部事務,對南部及海外活動則採取了相對收縮的政策。遠航活動停止後,明朝的海軍力量未能得到補充投入和持續發展,逐漸衰落,沿海防禦能力受到削弱,以至於後來日本海盜侵擾時,明朝幾乎無法在海上組織有效的抗擊。從亞洲的情況看,宣德以後南海諸番國恢復了昔日彼此兼併、爭霸的局面。安南滅掉占城、加兵老撾;暹羅加強國內的統一,襲擊真臘(吳哥王朝),並用兵馬來半島諸邦;滿剌加擴張成為馬來半島上最大的王國等,無不說明停止遠航後,明廷的勢力退出這一範圍,影響減弱,促成了新局面的發展。同時,除爪哇、滿剌加、暹羅等大國外,東洋的渤泥、蘇祿諸國不再入貢明朝,很大程度上靠遠航活動來維持的朝貢貿易,宣德以後急速衰落[7 ](p385)。


兒子被貶 出身名門的母親說:你家本來就貧賤,我早習慣了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三月 25日, 2018
回顧歐陽修的成長道路,我們可以這樣說:是歐陽修母親的悉心教育,造就了這位宋代偉大的文學家、史學家。圖為 清代《晩笑堂竹莊畫傳》中的歐陽修像。(公共領域)
北宋年間,鄂州地方出了一個事情不大、影響卻很大的案子,州民為了爭奪船隻互相鬥毆,把人打死了。因為涉案的人多,難以確定行凶者是誰,案發很久也沒有破案,很多涉案人被關在監獄裡。
一日,地方官歐陽曄親自到了監獄,將囚犯們帶出來,除去各人身上的手銬與腳鐐,請他們在庭院中吃了一頓飯。歐陽曄安慰了囚犯們一番後,將他們送了回監獄,只留下一個人。這個惶恐不安的人只得承認自己的罪行,因為這一群人中只有他吃飯用左手,而死者是右肋受傷而死。兩人相對而立,只有左撇子才能傷到對方的右肋骨。
一頓飯就把一個案子破了,這人叫歐陽曄。
一天歐陽曄的家中來了母子三人,是他哥哥歐陽觀的遺孀和兩個幼兒。哥哥去世了,孤兒寡母前來依親。
夫婿仙去
歐陽觀生前也是個地方司法官員,妻子鄭氏非常敬慕他。
鄭氏嫁進歐陽家的時候,歐陽觀的母親去世已經四年多了,雖然婆婆不在世了,但看到了丈夫對母親的孝心。家中置辦酒席的時候,歐陽觀會想起父母,說:「過去家中貧困,不能給予父母好的侍奉,如今生活有改善了,又侍奉不了了。」年末祭祀祖先的時候,還會對父母在世時的自己小小疏忽痛悔不已,說:「祭品怎麼豐盛,也不如生前的些微孝行啊。」
年末祭祀祖先的時候,歐陽觀說:「祭品怎麼豐盛,也不如生前的些微孝行啊。」圖為清 黃鉞《畫龢豐協象》第五幅《黃羊祀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公有領域)
剛開始,鄭氏以為丈夫是因為剛出喪期,還在禮數中,後來發現這是丈夫一貫的行為,一直延續到他去世。鄭氏見丈夫如此,心下明白自己嫁對了人。
某一個夜晚,歐陽觀在蠟燭下看案卷,好幾次停下來搖頭嘆氣,一旁的鄭氏問他原因,他說:「這是被叛死刑的案子,我想為他求一條生路,但是做不到了。」鄭氏說:「可以為死囚減輕刑罰嗎?」他說:「我要慎重,真的找不到他可以減刑的理由,那麼死者本人和我,就都不會遺憾了;如果有可以被赦免一點刑罰的條件,我卻不認真推求而致人被處死的話,可能會有遺恨啊。」
歐陽觀說著話時,回頭看到奶娘站在旁邊,手裡抱著他的兒子,又嘆口氣,對鄭氏說:「懂得命理的人說過,我在戌年就將死去。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就看不見我們的兒子長大了,以後你要把我的這些話告訴他。」
歐陽觀果真在戌年去世了,鄭氏也真的把這些話傳給了兒子。因為家族中的其他晚輩也常常被歐陽觀這樣教導,鄭氏聽得多了,不知不覺就記下了,還記得很清楚。
母子依親
歐陽觀在世的時候,家中經濟寬裕,但是因為他樂於助人,又為官清廉,再加上喜愛結交朋友,所得的薪俸常常所剩無幾,他也不以為意,說:「別讓這些成為我的累贅。」
歐陽觀的累贅是沒有了,但他去世的時候,也就留不下什麼遺產給妻兒了。

古代的女子講究從一而終,但如果丈夫故去,家中失去頂梁柱,孤兒寡母是無法生活的,所以寡婦再婚不受非議。當然,不想改嫁更是無可非議。歐陽觀的遺孀決定為他守節,不再改嫁了
鄭氏日後對兒子說:「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你從小失去父親的教導,我不知道你以後是不是有出息,但是我知道你父親一定會後繼有人的
歐陽觀沒有留下足夠的遺產,妻兒無法憑藉家產過活,於是出現了前面的那一幕——依親。
畫荻教子

生活有了著落,還要完成丈夫的囑託,鄭氏對兒子如此說:「你父親在外面怎麼做事,我不知道;他在家中的時候,不虛飾不驕矜,發自內心地厚道仁慈。我因此而知他一定會有好的後代。你一定要努力啊!奉養父母不必豐奢,重要的是孝敬的心;財物不可能遍施於每個人,重要的是仁愛之心。我沒有什麼可以教給你的,這些是你父親的志向。」
家中的經濟不寬裕,紙筆卻價格不菲。鄭氏見蘆葦靠近根部的蘆荻粗細合適,硬度也好,取之也不難,於是有了主意。
鄭氏將細沙鋪在地上,用荻草稈當筆,在沙地上寫上字教導兒子習練,寫亂了之後重新一抹,就又是一張嶄新的「紙」了。兒子便在這不需破費的「紙」上反反覆覆練習,錯了就改,亂了就抹,不用再擔心增添叔父的負擔了。
麟兒有為
「畫荻教子」裡的兒子,就是歷史名人歐陽修。果真如母親所預見的,「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不過她沒有料想到的是,她的「畫荻教子」,也被後人傳為了佳話。
歐陽修,是北宋極負盛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是蘇東坡的恩師。
歐陽修畫像。(公有領域)
家道中興了,鄭氏也還是儉約持家,不許下人花費過多,她說:「我兒子不能苟且迎合他人,節儉一些才能渡過可能會來臨的困難。」
歐陽修性格剛正,不藏不掖,日後因為與同僚政見不和被貶夷陵。鄭氏言笑自若,對兒子說:「你家本來就貧賤,我早已習慣了。既然你能安樂,我也能安樂。」鄭氏出身世家,本家是江南有名望的家族,因仰慕敬愛夫婿的品德而守清貧,竟也適得其所。
歐陽修認為,自己有一點成就,皆得因於父輩的孝順仁愛、母親的明理儉約。歐陽修在64歲時,為紀念父母寫下了祭文《瀧岡阡表》,並將祭文刻於青石碑上,運回故鄉,立於父母的墓前。這塊碑奇蹟地躲過了大陸的「革命」,至今還完好無損地藏於江西省永豐縣沙溪鎮,有機會的話,不妨去看看。@*
歐陽修書信真跡。(公有領域)
歐陽修自號「醉翁」,北宋慶曆六年被貶為滁州太守時,寫下傳世之作《醉翁亭記》,醉翁亭之名由此而得。圖為明仇英《醉翁亭圖》。(公有領域)


歐陽修認為,自己有一點成就,皆得因於父輩的孝順仁愛、母親的明理儉約。歐陽修在64歲時,為紀念父母寫下了祭文《瀧岡阡表》,並將祭文刻於青石碑上,運回故鄉,立於父母的墓前。這塊碑奇蹟地躲過了大陸的「革命」,至今還完好無損地藏於江西省永豐縣沙溪鎮

瀧岡阡表--歐陽修
【原文】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1],卜吉於瀧(ㄕㄨㄤ霜)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2]。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3];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ㄅㄧˋ必)至於成人[4]。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5];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6],歲時祭祀,則必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7],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8]。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ㄕㄣˇ審)求而有得邪[9],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10],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11],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12],泗綿二州推官[13],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14],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15],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16],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17],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18],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19],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20],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三年[21],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22],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注釋】
[1]皇考:指亡父。崇公:歐陽修的父親,名觀,字仲賓,追封崇國公。
[2]瀧岡:地名。在江西省永豐縣沙溪南鳳凰山上。阡表:即墓碑。阡:墓道。
[3]守節自誓:決心守寡,不再嫁人。
[4]俾:使(達到某種程度)。
[5]姑:丈夫的母親,這裡指歐陽修的祖母。
[6]免於母喪:母親死後,守喪期滿。舊時父母或祖父死,兒子與長房長孫須謝絕人事,做官的解除職務,在家守孝二十七上月[概稱三年],也稱守制。免:指期滿停止。
[7]間:間或,偶爾。御:進用。
[8]適然:偶然這樣。
[9]矧:況且。
[10]劍:抱。《禮記·曲禮上》:「負劍闢咡詔之。」鄭玄注:「劍謂挾之於旁。」
[11]矜飾︰驕誇虛飾。
[12]判官:官名,州郡長官的屬官,掌管文書工作。
[13]推官:州郡長官的屬官,專管刑事。
[14]考:亡父。諱:名諱。古代對帝王或尊長,不得直稱名字,叫避諱。
[15]龍圖閣:宋真宗建。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供奉太宗御書、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及宗正寺所進屬籍、世譜。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包拯曾為龍圖閣直學士,人稱包拯為包龍圖即源於此。
[16]南京:宋時南京為應天府,治所在今河南商邱市。
[17]樞密:樞密使,官名,全國最高軍事長官。
[18]嘉祐:仁宗年號。
[19]今上:當今的皇上,指神宗趙頊。郊:祭天。
[20]三朝:仁宗、英宗、神宗。
[21]熙寧:神宗年號。
[22]辛酉:天干地支所記月份。朔:初一。
【譯文】
  唉!我的父親崇國公,在瀧岡占卜吉地安葬六十年之後,他的兒子修才能夠在墓道上立碑,這並不是敢有意遲緩,是因為有所等待。
  我不幸,四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立志守節,家境貧困,她靠自己的力量操持生活,還要撫養我、教育我,使我長大成人。母親告訴我說:「你父親為官清廉,樂於助人,又愛結交朋友,他的薪俸微薄,常常所剩無幾,說:『不要讓錢財使我受累!』他去世後,沒有留下可賴以生存的家產。我靠什麼守節呢?我對你父親有所了解,因而把希望都寄託在你身上。從我成為你家媳婦的時候,沒趕上侍奉婆婆,但我知道你父親很孝敬父母。你自幼失去父親,我不能斷定你將來有所成就,但我知道你父親一定後繼有人。我剛出嫁時,你父親為他母親守孝結束剛滿一年。歲末祭祀祖先,他總是流淚說: 『祭祀再豐富,也不如生前微薄的奉養啊!』偶然吃些好的酒菜,他也會流淚說:『從前娘在時常常不夠吃,如今富足有餘,但卻無法讓她嚐到了!』剛開始我遇到這種情形,還以為是剛服完喪不久才這樣。後來卻經常如此,直到去世。我雖然沒來得及侍奉婆婆,可從這一點就能看出你父親很孝敬父母。你父親做官,曾經在夜裡點著蠟燭看案卷,他多次停下來嘆氣。我問他,就說:『這是一個判了死罪的案子,我想為他求得一條生路卻辦不到』我問:『可以為死囚找生路嗎?』他說:『我盡力為犯人尋求生路而尋求不到,那麼,被處死的人和我都沒有遺恨了。何況有經過反覆核實量刑而能活下來的呢!正因為有尋求得到生路的可能,那就明白到,不為犯人尋求生路,被處死的人是有遺恨的。唉!常常為他們尋求生路,仍然不免有錯殺的,現在有些人卻常常找藉口定人的死罪。』他回頭看見奶娘抱著你站在旁邊,於是指著你嘆氣說:『算命的說我遇上戌年就會死,假使他的話應驗了,我就看不見兒子長大成人了,將來你要把我的話告訴他。』他也常常用這些話教育其他晚輩,我聽慣了所以記得很清楚。他在外面怎麼樣,我不知道;他在家裡,從不驕誇虛飾,行事這樣厚道,這是出自他的真心的。唉!他的心地十分仁厚,憑這一點我知道你父親會有很好的後代,希望你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去做。奉養父母不一定要豐厚,最重要的是孝敬;利益雖然不能遍施於所有的人,重在仁愛之心。我沒什麼可教你的,這些都是你父親的願望。」我流著淚記下了這些教誨,不敢忘記。
  先父年幼喪父,努力讀書。咸平三年考中進士,曾任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做過泰州判官,享年五十九歲,葬在沙溪的瀧岡。
  太夫人姓鄭,她的父親名諱是德儀,世代都是江南有名望的家族。太夫人恭敬、儉約、仁愛又有禮儀教養,起初誥封為福昌縣太君,進封為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從我們家道中落以後,她就以儉約的原則持家,後來家境富裕了,也不許花費過多,她說:「我的兒子不能苟且迎合世人,儉約一些,才能度過那可能要遭受的患難。」後來,我被貶夷陵,太夫人言笑如常,說:「你的家本來就貧賤,我已經習慣這種日子。你能安樂對待,我也就能感到安樂了。」
  先父死後二十年,我才取得俸祿來供養母親。又過了十二年,列位於朝廷做京官,才獲得贈封雙親。又過了十年,我擔任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母親因病逝世於官邸,享年七十二歲。又過了八年,我以不相稱的才能,做了朝廷的副樞密使,進為參知政事。又過了七年才解除職務。自從進入軍、政二府後,天子施恩,褒獎三代宗親。自從仁宗嘉佑年間以來,每逢國家大慶,必定對我的先祖加以賜恩。曾祖父累贈為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母累贈為楚國太夫人。祖父累贈為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母累贈為吳國太夫人。先父崇國公累贈為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先母累贈為越國太夫人。現在的皇上初次舉行祭天大禮,先父賜爵為崇國公,先母進爵為魏國太夫人。
  於是我流著淚說:「唉!做善事無不得到好報的,只是時間或遲或早,這是必然的道理。我先祖和父親積善有德,理應享有這種盛大的酬報。雖然他們在有生之年不能享受到,但是賜爵位、受封官,經表彰而光榮,因褒獎而崇大,具有三朝恩賞誥封,這就足夠使其德行顯揚於後世,庇蔭子孫。」於是排列我家世代的譜系,詳細刻在石碑上,接著又記下先父崇國公的遺訓,以及太夫人的教育,以及所以對我有所期待的原因,都寫在阡表上,好讓大家知道我德行淺薄,能力微小,只是適逢其時才能得到高位,有幸保全大節,沒有辱及先祖,都由於上述的原因。
  神宗熙寧三年,庚戌年,四月初一辛酉,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歐陽修立表。
【註】《瀧岡阡表》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代表作,被譽為中國古代三大祭文之一。該文是歐陽修在他父親死後六十年所作的墓表。在表文中,作者盛讚父親的孝順與仁厚,母親的儉約與安於貧賤。該文言辭清新質樸,率意寫出,用具體的瑣事、瑣談表現父母生前的美德,不尚空泛的溢美之辭。
【作者】歐陽修[1][2](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江西省永豐縣)人,因吉州原屬廬陵郡,喜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後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歐陽修著作]


一代文宗歐陽修是怎樣養成的?
從人生高度來看,歐陽修絕對是唐宋以來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雖然沒能做到像范仲淹那樣出將入相,但在他所擅長的領域,其展現的實力和風采,著實令人驚嘆。唐宋以來的文學家所能取得的成就,在歐陽修這裡達到了頂點,比之後的「三蘇」父子要高一個數量級。范仲淹雖然全面,但歐陽修在文學上仍然略勝一籌。
是什麼造就了歐陽修這樣的「一代文宗」?前面的文章略有提及,客觀原因是北宋開國以來(1000——1100)長達一個世紀的政局穩定,北宋重視文化教育,文人治國傳統得以確立和鞏固(杯酒釋兵權)。
這100年絕對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群星閃耀的一段時期,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三蘇、曾鞏,更不要提民間的柳永,政界的晏殊、富弼、韓琦、王安石、蔡襄。每個單獨拎出來,都是青史留名的大家。
有了大家成長的土壤還不夠,還得有大家自身的努力。歐陽修就曾在給父母的祭文中提到了自己世界觀和人生觀的養成,提到了是什麼造就了當時的自己。
這篇祭文就是《瀧岡阡表》,瀧(shuang,一聲)岡,在江西省永豐縣沙溪南鳳凰山上,阡是墓道,表是碑文的意思,功能是記錄死者生平事迹。
文章意思並不複雜,有很強的因果報應、言傳身教、苦盡甘來的教化意義。歐陽修在這篇表中,描繪了自己的父親、母親是什麼樣的人,正是這樣的人,才孕育出他這樣的人。究竟他的父親是什麼樣的人呢?
首先,他父親也是進士出身,但是仕途非常平淡,幾乎一輩子都在基層當法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歐陽修父親去世的時候59歲,歐陽修當時才4歲,說明是老來得子,這一點異於一般的家庭。歐陽修父親雖然仕途不暢,但是基礎很好,能考中進士的在學問上沒有任何問題。
其次,歐陽修的父親有廉而好施、孝敬父母、為人正直的三大優點。更重要的是,這些都遺傳給了歐陽修。
第一,廉而好施,喜歡請客。「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他父親對於錢財有非常達觀的看法,這一點的確超越古今大部分當爹的父親。只有不看重錢的人,才能把目光放在更高遠的事情上。
當然,也有代價:「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第二,孝敬父母,講求生前。歐陽修母親曾說:「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他的父親常常想到應該在老人在世的時候對他們好一點,並為此傷心難過,說明其父非常重視親情。
第三,為人正直,鞠躬盡瘁。作為法官,歐陽修的父親在一千年前就認識到,應當對死刑格外慎重,並對此有深刻的思考。其父「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其母)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這段話不好理解,簡單說,就是盡量去探究這個犯人是不是必須死,如果發現是這樣,就沒有遺憾;如果不是必須的,就應該讓他活著,何況即使這樣還有很多錯殺的人。仔細想想,當法官真是不易,要經常忍受內心的搖擺和折磨,古今皆如此。
然而,歐陽修的父親做了多年法官還是想得比較明白,說以他決定通過妻子把自己的想法傳給兒子——其父「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
不經意間,「耳熟能詳」這個成語就這樣誕生了。這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大家的重要標誌,隨隨便便造成語併流傳至今絕不是一般人所能為。
當然,由於歐陽修年齡實在太小,所以這些話都是母親轉述的。那麼,她的母親是什麼樣的人呢?
首先,她是歐陽修父親的忠實追隨者,歐陽修自己說:「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為夫守節,在窮苦中教育子女成才。
其次,她是名門閨秀——「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歐陽修的母親後來被朝廷封為誥命夫人,應該都是因為歐陽修的緣故。
第三,勤儉持家,言傳身教。「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有這樣的父親、母親,歐陽修不成才也很困難,因為一切都恰到好處。前面有爽快正直的父親引領方向,旁邊有知書達理的母親敦敦教導,加上家境不寬裕帶來的生存壓力,催生了一代文宗的橫空出世。用歐陽修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烈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
按照三代養一個貴族的說法,歐陽修應該是第三代,也的確成為了出色的文學家和政治家。當然,和瀟洒爽直的醉翁稱號相比,這些都不重要。歐陽修瀟洒的真性情,是唐宋所有文學家中所罕見的。韓愈年輕時候是多麼憤怒,柳宗元被貶後是多麼失意,至於三蘇,曾鞏、王安石,或多或少性格上都有些不如人意的瑕疵。
對於父母在自己成長過程中起到的作用,歐陽修總結道:
「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
因此,歐陽修從父母那裡繼承來的最大的遺產,就是一個好的性格。一個不看重名利、文采厚朴、為人爽直、喜宴賓客、與民同樂的醉翁,才是歐陽修最大的價值所在。
後記:因為歐陽修的成就,在歐陽修在世的時候,朝廷就給了他祖父母、父母等先輩極高的禮遇,祖孫四代(加上歐陽修)都封國公。讓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在封建時代,如果一個人達到仕途上的高峰,對於整個家族的意義有多大。


良馬一日千里  駑馬十駕
《莊子.秋水》說良馬特長在奔馳,一天千里,「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一日千里」的詞語本源就來自這裡。騏驥、驊騮[1]都是駿馬、良馬,常常用來比喻才華出眾的人。《荀子.勸學》說: 「駑馬十駕」勉勵人勤能補拙,天天勤奮不捨,也能達到目標,「駑馬十駕,功在不舍(*捨)。」 https://is.gd/M5XI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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