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公司世界500強 創辦人竟是清朝的李鴻章
這家公司世界500強 創辦人竟是清朝的李鴻章 - Yahoo奇摩新聞 https://bit.ly/3c2fn4U
旺報李澍
2020年5月4日 下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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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清代的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作為近代最為人熟知的一場改革,儘管最後以失敗收場,卻也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甚至巨大財富。像是在洋務運動中,由李鴻章創辦的一家公司,在100多年後的今天,已經成為世界500強企業。
大家都知道,洋務運動是向西方國家學習,在自強的同時,師夷長技已制夷,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改革力量,起到重要作用。像是當時由李鴻張創造的輪船招商局,在100年後的今天,已搖身一變,成為了招商銀行。
提到輪船招商局,就是李鴻章的大手筆。據資料顯示,輪船招商局創辦於1872年,發起人就是李鴻章,當時清朝海上勢力薄弱,體認到侵略多來自海上,想要與各國抗衡,就必須往海上走,要往海上走,就必須要有輪船實業的支持。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輪船招商局應運而生。雖然它的發起人是李鴻章,但卻是一家在政府監督下由商業資本經營的企業,因為這家企業主要由商人出資建立,所以自負盈虧,有著自己的一套規章制度;換言之,輪船招商局開創了中國近代歷史的先河,是當時第一家民間企業。
在經營了數百年之後,上個世紀80年代,該公司決定大力發展銀行業務,因此,招商銀行就此誕生,該行如今更成為了全球500強企業之一,從2012年開始,它就進入500強行列,並在2018年取得213名的名次。
今日招商銀行取得的成績,是李鴻章創辦這家企業之初,意想不到的結果,事實上,在洋務運動期間,有很多民間企業興起,有效的推動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甚至,至今還與一般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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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頓、顛地、馬地臣都是鴉片戰爭時期英國著名的鴉片走私販子,他們都靠鴉片走私大發橫財,都竭力煽動對華侵略戰爭,特別是查頓不僅是鴉片走私的禍首,而且還是英國議院幕後鼓吹、策劃發動侵略戰爭的核心人物,對巴麥尊的具體決策起著十分惡劣的影響。
馬地臣(James Matheson 1796-1878),(一說1807一1889,一說1796一1888)一譯孖地信,蘇格蘭色得蘭郡人。
個人經歷/馬地臣
貴族家庭出身,他從愛登堡大學畢業後,曾到倫敦學做生意,1813年到加爾各答,在他叔父開設的馬金淘西公司作會計。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一說1819年)來到廣州,先在西班牙、丹麥商行任職,取得西班牙、丹麥通商執照,擺脫了東印度公司的束縛,他便肆無忌憚地進行鴉片走私。當時,外國鴉片販子走私鴉片,主要集中在廣州港外的伶仃島,而馬地臣1823年(道光三年)乘西班牙商船,懸掛西班牙國旗,首創在中國沿海鴉片走私,獲得暴利,從而使鴉片輸入中國,更為猖獗。1827年(道光七年),他在澳門創辦《廣州記錄報》,這是西方侵略者在中國國土上創辦的第一家報紙,不斷地公開鼓吹侵略。1828年(道光八年)加入在廣州開設的莫克尼亞克洋行。1832年(道光十二年)他與查頓將這個洋行改稱為怡和洋行。早已回國的莫克尼亞克,於1834年在倫敦與斯密斯等人開設莫克尼亞克·斯密斯公司。1834年(道光十四年),英國駐華首任商務監督律勞卑在澳門病故,馬地臣特地伴送其親屬返回倫敦,企圖藉此機會接觸外交大臣威靈吞,以便向他鼓動戰爭。當發現威靈吞無意立刻動手時,他便到曼切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的工商界活動,並撰寫了《對華貿易現狀及其前途》小冊子,公開向英國資產階級詆毀中國人民,狂熱叫囂發動戰爭。次年,他加入倫敦的莫克尼亞克·斯密斯公司,成為該公司的重要股東之一。

馬地臣這個鴉片走私渠魁,其聲勢浩大的猖狂走私活動,早已引起中國朝野的注意。林則徐未到廣州之前曾對他作過密查,而到廣州之後更是派人對馬地臣進行嚴密監視。直到他交出所有鴉片,具永不再來甘結後,於1839年5月24日(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與顛地一道被驅逐出境。但是,馬地臣沒有回國,仍賴在中國沿海不走。他一方面在“ 威臣 ”船上建立怡和洋行營業所,聲稱:“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的洋行都要在這附近力求固守一個流動的海上陣地”①,以便繼續偷運、偷售鴉片、破壞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中國當時嚴厲禁煙形勢,變本加厲進行鴉片走私投機倒把,從新加坡、馬尼刺和印度等地賤價收購鴉片,大量運到中國沿海高價出售,他從孟買二百元一箱買來的鴉片,在中國沿海甚至賣到三千元。與此同時,他還不斷與在倫敦活動的查頓進行通信聯繫,告訴他在中國沿海重操舊業走私鴉片的情況,和查頓商討向英國政府賠償煙價,並極力通過查頓向巴麥尊獻策。馬地臣對強佔台灣的野心最大,一再要求查頓建議納入侵略計劃。查頓則認為台灣太大,台灣人民不易控制,因而主張占領廈門、金門,截斷台灣與大陸聯繫,而比較主張強佔舟山和香港。實際上,巴麥尊的整個侵華部署主要是根據查頓的獻策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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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馬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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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馬地臣
詹姆士·馬地臣爵士,Bt(Sir James Matheson, 1st Baronet,1796年11月17日-1878年12月31日),蘇格蘭人,十九世紀著名商人,以鴉片起家,怡和洋行的創辦人之一
生平
馬地臣生於蘇格蘭薩瑟蘭郡萊爾格(Lairg, Sutherland),曾就讀於愛丁堡的皇家高中(Royal High School)和愛丁堡大學。1815年,在叔父開設於印度加爾各答的麥金托什商行(Mackintosh & Co.)中工作。後因工作失誤,被叔父趕走。在貿易船長羅伯·泰勒(Robert Taylor)的建議下來到廣州。1819年起,兩人合作進行鴉片貿易,但馬地臣幾乎因此賠掉了全部家當,幸好後來鴉片的價格暴漲。[1]
1820年,出任丹麥駐廣州領事,當時英國商人出任其他國家的領事可以避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規管。[2] 1827年11月8日,和威廉·伍德(Wiliam.W.Wood)在廣州創辦《廣州紀錄報》,報道商業行情,甚至鴉片價格。[3] 1832年,與威廉·渣甸在廣州創辦了渣甸洋行。 1836年,著寫《英國對華貿易當前的處境和展望》(Present Posi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rade in China)。 1842年,回到英國。1843年11月9日,與瑪麗·波斯富結婚。1844年,以50多萬英鎊買下劉易斯島,並建成劉易斯堡。1851年受封第一代劉易斯準男爵(1st Baronet of Lewis)。1843年至1852年任阿什伯頓市(Ashburton)的國會議員。1852年至1868年任羅斯可麥郡(Ross and Cromarty)的國會議員。[4][5][6]1878年,在法國芒通逝世,享年82歲。由於馬地臣沒有子女,所以其世襲爵位因無人繼承而斷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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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地家族(1820 —1927),遠東的鴉片商人,兄弟與親屬都顯赫有名。
成員包括威廉和珍妮·顛地的兒子和侄子。
他們祖籍英國北部西摩蘭,歌斯比雷文斯沃,清欄市。

1796-10-21 — 1872-11-19 托馬斯·顛地 (排行第三)
1823年,他來到廣州
1836年,他加入了倫敦的帕爾默·麥喬洛·顛地公司

1798—1877年威廉·顛地(排行第四)
1859年,他是上海顛地事務所的管理合夥人,上海匯豐銀行董事長
1863年,“商人領事”和顛地公司代表
他迅速確立了自己在英語社區之間的名望,成為領事,參與設立上海第二個跑馬場的集團

1799-08-04 — 1853-11-28 蘭士祿·顛地 (排行第五)
1827年,他來到廣州
1839-03-23 林則徐下令通緝蘭士祿·顛地,後者曾是抵制銷毀鴉片命令的主要推動者之一
面臨林在廣州城門的傳召接見,由兩個中國行商人緊急掩護,
如果不是被同伴的商人營救,蘭士祿早成階下囚

1800-12-24 — 1886-05-10 威堅臣·顛地 (排行第六)
1835年,他來到廣州
1839-03-23 威堅臣 旁觀 蘭士祿的險境,他是關鍵人物,操控哥哥準備離開工廠和面對林則徐通緝的影響
威堅臣·顛地 商譽不太好。後來,他把香港分公司改造成他的基地

1821 — 1892 約翰·顛地 (子侄)
英國商人,顛地公司主要合作夥伴
他成為香港的太平紳士 和 立法會議員


歷程重點

顛地家族對賽馬的興趣始於澳門。

1833
與中國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地位被議會法案廢除。該公司關閉了中國分行。
公司的離開,澳門賽馬需要新的贊助者。
賽馬資金開始成立,並且由贊助者提供獎品和獎碟,
蘭士祿·顛地是其中最踴躍的人。
他亦接管了選舉委員會主席的官邸;
即現今的賈梅士博物館。
在一定意義上,他取代主席的地位,成為澳門社團首領

威廉·顛地 第一年晉身馬主兼騎師,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位
弗朗西·鞏尼是另一位常勝騎師,後來亦成為馬主。
鞏尼是顛地洋行的成員。

1841-05-25
托馬斯·渣甸給哥哥威廉,約翰·顛地和威堅臣·顛地的書信,還有幾封由金寶和其他人給威廉·萊斯利的信件。
這些貼有’廣東額外掛號’ 1841-05-25的信件,描述了與中國那場海戰。
最初那些紙張印有顛地洋行的商標,信件亦有包括該洋行的參考資料。
顛地轉移到香港,從廣州英國公司紛紛外流。
繼渣甸與旗昌洋行, 顛地成為了第三大鴉片商。

1844
英國領事館坐落於上海蘇州河旁邊,地段1號,與怡和洋行毗鄰。
顛地、沙宣及其他鴉片公司陸續遷進,很快就為魚貫成列。
高級合夥人約翰·顛地被任命為太平紳士。

1846-08-20
約翰·顛地成為顛地洋行主要合夥人,顛地在灣仔興建春園別墅後,春園街就是以它命名。
香港初有賽馬,顛地家族也與其聯繫一起。
除了其廣泛的航運和商業活動,他們對殖民地的發展貢獻良多。

1850
在週年大賽中首次提及顛地家族。
威堅臣·顛地策騎亞當·史葛的優秀小馬「鐵陀」。

1851
約翰·顛地擁有一匹夢寐以求的悉尼母馬「凱瑟蓮」。
「凱瑟蓮」勝出首屆奇能立利盃,渣甸的英國母馬「瑪姬萊莉」第二,和弗查的悉尼馬「偽裝者」第三。
「偽裝者」在新加坡和巴達維亞已經有出色的賽馬生涯。
讓賽所有的優勝者來說,情況就像冠軍錦標中的首屆賽事。
「偽裝者」贏了,但被取消資格,要抽籤定賽果。
一場愉快的賽馬有點轟動地結束了。

1852
另一匹阿拉伯馬,約翰·顛地的「愛爾蘭萬歲」,牠之前在馬德拉斯和錫蘭享有很高的聲譽。
牠與以往一樣表現不凡,奪得廣東盃。
更多獎杯被頒發; 為大型馬匹而設的寶順盃,由威堅臣·顛地頒獎。
第59兵團的克拉克策騎「偽裝者」勝出。

1853
「愛爾蘭萬歲」連續贏得廣東盃。
1853-11-28 蘭士祿·顛地逝世。

1854
弗查的悉尼馬「韃靼」奪得威堅臣·顛地贊助的聯盟盃,
同一馬主弗查的「偽裝者」第二。
大賽次天的全權大使盃,威武的「偽裝者」再次被取消冠軍資格,令人歎惜。
起碼相差23磅, 牠的騎師, 少了負重!比賽開始不久牠就失去這獎項。
獎杯給了跑第二的馬匹,約翰·顛地新抵港的「尋金者」(來港前名為「21 點」)。
這是一匹名種雄性馬,繁殖自「愛爾蘭萬歲」亦名為「橫掃千軍」。配11石10磅,2哩在4分6秒內完成。

1855
索頓盃為混血馬而設,由弗查頒獎給以三腳跳速度跑贏的冠軍馬,戰無不勝的「尋金者」。
當天賽事有一個令人難過的意外。威堅臣·顛地的「牧羊女小波」,一匹英國母馬,在全權大使盃賽事中墮馬,導致兩隻前腿截斷。

1856
舉行了一場(1-1/2哩)精彩的家鄉盃賽,約翰·顛地頒發貴價的金杯。
顛地洋行的弗朗西斯·鞏尼上陣,以馬主身分策騎「尋金者」,僅以半馬頭之微贏得冠軍。
報上刊載,這場賽事被形容為當時香港的最可觀的草地賽。記者有以下評論:
“這場賽事有七匹馬競逐大獎,家鄉盃 — 一個由英國鑄造的華麗酒瓶。「韃靼」和「尋金者」很快放出,彼此試圖搶位埋欄。由鵝頸橋至大石鼓一段,就好像「韃靼」的表演賽; 這純種馬的勇氣抵銷了腳傷和缺少操練,最後一段已爬頭帶出。此時「埃爾芬靈精」的騎師衝刺凌厲。「埃爾芬靈精」轉黃泥涌彎的時候仍在尾二。轉入直路,鞍上人像閃電般逢馬過馬,以四份三馬位擊敗「韃靼」,但輸了給「尋金者」半馬頭。 「故事」第四; 其餘的就不見蹤影了。“

1857
兩匹良駒交鋒。悉尼馬「紅列光倫」(配10石9磅),贏了花旗盃(2-1/2哩),而顛地.的母馬「故事」(配11石4磅)第二。時間:5分20秒。
次天牠們在同一賽事較量,「故事」贏了, 5分14秒。

1863
約翰·顛地當選為香港總商會第三屆主席。

1864
鞏尼,顛地洋行的成員,成為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其中一位組織者。
顛地家族是最初成立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和建造側鄰舊香港大會堂的推動者之一。
大會堂座落在皇后大道中,他們捐贈了入口處漂亮的噴泉。

1865
合夥人弗朗西斯·鞏尼當選匯豐銀行的首任主席。

1866
當「威廉爵士」和「埃克塞特」出戰上海的家鄉盃 – 100基尼(英國舊金幣),11哩 –
它成為了龍虎鬥。其他馬主明智地退出。
約翰·顛地被任命為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
但不久,顛地的總部搬到了上海。

1867
1867-02-20,星期三,乃花呢格紋 (渣甸)與腓紅衣紗 (顛地) ,兩個馬房宿敵世紀之戰。
「埃克塞特」為馬主威堅臣·顛地奪得香港挑戰盃。
於是威堅臣·顛地奪走了造型醜陋但夢寐以求的獎杯。最後顛地團隊擊敗了渣甸團隊。
那時是二月。到十月,顛地王朝突然瓦解,再也不能翻身。
在倫敦衍生牽連的全球金融危機之中,顛地香港業務崩潰。


概述總論

顛地洋行總部原本在中環位於現時電車路畢打街口,亦即是置地廣場告羅士打大廈位置。
那首棟顛地大樓建於1850年,並重建於1864年。
1867年香港第一次金融風暴後結業,顛地隨即把總行遷至上海。
倒塌後,一半在畢打街的土地被賣給了新成立的香港酒店公司。
酒店正式建成,成為香港首間豪華酒店。
酒店向北擴展,後來重建為一座樓高6層結構,在1893年完成,
但酒店在1926年被燒毀。
其後,香港置地公司購入那幅地皮,並在1932年建成告羅士打行。
後經合併重建,1979年成爲現在的置地廣場。


參考資料

威廉·顛地似乎已經在顛地洋行瓦解後,於上海再逗留了很短的時間,也許是試圖理清手尾。
隨後他回到了英國,從19世紀70年代初住在倫敦,直到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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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英國當初全國有80%的人喝紅茶而英國不產茶的原故導致資金大量外流,所以英國想到向中國出售鴉片回籠資金,從而由茶葉引起的鴉片戰爭就此開始

因為航海技術的限制,往往十艘出發來中國的飛剪船也只有少數的船隻能安全回到英國

在那個時候的福州碼頭,總能見到從英國遠道而來運輸茶葉的飛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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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剪船又名飛剪帆船或飛剪式帆船,是起源於美國的一種高速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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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飛剪式帆船
關於飛剪式帆船的問題_愛問知識人關於飛剪式帆船的問題
真正的飛剪式帆船
船舶數字博物館-英國飛剪船“塞英披拉”號飛剪式帆船(公元18世紀) 
真正的飛剪式帆船
圖庫】帆船圖片選載|【三海一核】哈爾濱工程大學|中國大學生在線( 飛剪式帆船
真正的飛剪式帆船
  1849年,由美國船舶設計師約翰·格里菲思(john griffiths)設計,在紐約的司密斯-迪門(smith and dimon)船廠建造的"虹"號(rainbow)下水,該船具有飛剪船的標誌空心船首,公認為是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飛剪式帆船。雖然其長寬比為5,其航速尚未達到以後飛剪船所能達到的驚人的航速。"虹"號的建成在世界航運界引起轟動,後來她的設計特色為許多船舶設計家所仿效。她的誕生代表帆船發展的一大飛躍。
  在美國飛剪式帆船發展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是唐納·麥凱(donald mckay,他是波士頓的船舶設計師和製造家,先後研製了33艘具有高性能的飛剪船。這類船有小的干舷,較少的上層建築,不僅改善了船舶穩性,而且可以充分發揮帆的作用。船幾乎貼著水面航行,長寬比一般大於6:1其水下形狀設計成最小阻力休,以提高航速,但保持一定的橫向阻力剖面,導致水線特別優美,甚至在首部水線面有內凹,長長而尖削的曲線剪刀型首柱呈一種適合於賽跑的態勢,在海上能劈浪(剪浪)前進以減小波浪阻力,故曰飛剪;首柱也延伸了船體的長度,沿首柱外伸一斜杠,就可在首部多懸一些支索三角帆,有利於擴大撐帆的容量;空心船首使船在浪中便於抬首,提高了它在浪中的航向穩定性。後體逐漸變廲的有傾度的水線十分協調地過渡到狹窄的圓尾,與優美的船首型式和諧地混成一體。這類飛剪船更明顯的是帆面積很大,一般使用3-4桅全裝備帆裝,往往用高桅,其高度達船長之3/4,在頂桅帆上還掛有月亮帆和支索帆,有時在船之兩側還有外伸帆桁,稱翼帆槓,可掛翼帆,更加大了帆的橫向外伸面積。3桅飛剪船之前桅距船尾部較遠,因此可用稍短的斜杠,帆間干擾較小。。可見帆的橫向尺寸大大超過船寬。
代表性的飛剪式帆船
  美國麥凱型飛剪船"輕騎"號
  美國飛剪船"飛雲"號
  美國飛剪船"海上君王"號
  美國飛剪船"詹姆斯·貝恩斯"號
  世界上最快的英國飛剪船"塞英披拉"號
  英國飛剪船"短襯衫"號
飛剪式帆船的輝煌與沒落
飛剪船- 搜搜百科編輯本段前期的飛剪船
飛剪式帆船的輝煌與沒落
飛剪船設計圖飛剪式帆船點擊圖片查看詳情
飛剪式帆船的輝煌與沒落
飛剪式帆船:::::::::: 飛剪式帆船的輝煌與沒落
飛剪式帆船的輝煌與沒落
  飛剪式帆船船型瘦長,前端尖銳突出,航速快而噸位不大。19世紀40年代,美國人用這種帆船到中國從事茶葉和鴉片貿易。以後美國西部發現金礦而引起的淘金熱,使飛剪式帆船獲得迅速發展。1853年建造的“大共和國”號,長93米,寬16.2米,深9.1米,排水量3400噸,主桅高61米,全船帆面積3760平方米,航速每小時12~14海裡,橫越大西洋只需13天,標誌著帆船的發展達到頂峰。19世紀70年代以後,作為當時海上運輸主要工具的帆船,被新興的蒸汽機船迅速取代。:::::::::: 飛剪式帆船:::::::::: - https://goo.gl/ZNuu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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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地(Lancelot Dent,1799年-1853年11月18日),英國商人,寶順洋行老闆,鴉片戰爭當事人之一。顛地是於1799年8月4日在英格蘭威斯特莫蘭接受洗禮的(大約在出生後的第一或第二個星期日),1853年11月18日在倫敦去世。
顛地是當時在廣州的主要鴉片商人之一,與威廉·渣甸、馬地臣齊名。他控制印度加爾各答的一些公司,大量購買鴉片運送到廣州出售,他並且對當時英國的維多利亞王室以及首相有一定的影響,在林則徐銷煙過程中,顛地損失慘重,因此他也是極力鼓動英國對華作戰的勢力。在鴉片戰爭後,他獲得很大的利益,海港及周圍100里範圍內的土地幾乎完全歸他所

寶順洋行,又名顛地洋行(Dent & Co.),是十九世紀中葉在華最主要的英資洋行之一,是英資怡和洋行和美資旗昌洋行的主要競爭對手,主營業務是鴉片、生絲和茶葉。顛地洋行在中國通行的中文名稱「寶順洋行」,主要取其「寶貴和順」的意思,以期望在中國本地的發展有所順利。十九世紀時,它在香港、上海、天津、台灣等也設有商行。
1823年,英國人托馬斯·顛地(Thomas Dent)以撒丁(Sardinian)領事的身分來到廣州,並以合伙人的身分加入大衛蓀洋行(Davidson & Co.)。1824年,大衛蓀離開中國,該洋行改名為顛地洋行(Dent & Co.)。1826年,英國人蘭斯祿·顛地(Lancelot Dent)來到廣州,加入寶順洋行。1831年,托馬斯·顛地(Thomas Dent)離開寶順洋行,蘭斯祿·顛地成為寶順洋行的主要負責人。蘭斯洛特·顛地與當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老闆渣甸(William Jardine),同樣是廣東著名的鴉片商。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廣州查禁鴉片時,二月初八日,下令捉拿顛地,希望以此殺雞儆猴,勸外國鴉片商交出鴉片
在鴉片戰爭後,顛地獲得很大的利益,上海港及周圍100里範圍內的土地幾乎完全歸他所有。1840年代,比爾(T. C. Beale)加入顛地洋行成為合伙人,顛地洋行稱為顛地比爾洋行(Dent, Beale & Co.)。1857年比爾過世後,又恢復成為顛地洋行(Dent & Co.)。
鴉片戰爭以後,寶順洋行的總部設在香港。1843年,上海開埠,寶順洋行發現上海鄰近杭州、嘉興、湖州地區的生絲和漸江、安徽的茶葉,是最早到上海設行的洋行之一。在外灘14號建造樓房,該樓後來賣給了德華銀行。
寶順洋行在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曾經是香港首屈一指的洋行,主要從事鴉片輸入和轉口交易,也有輸出茶葉和生絲至外洋的業務。其時在香港,寶順洋行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渣甸洋行(即今日怡和洋行)。兩者的鴉片進口量和貨船數目都不相伯仲。據稱,寶順洋行擁有當時最大的快艇「水妖」號。
香港的寶順洋行位於畢打街東與德輔道中交界,約今置地廣場位置,於1867年香港第一次金融風暴後結業,寶順隨即把總行遷至上海。香港總行結業後,大樓於1867年改建成香港大酒店(Hong Kong Hotel)。其後,香港置地公司購入這幅地,並建成告羅士打行(Gloucester Building)。後經合併,成為現在的置地廣場。
寶順洋行最著名的買辦是徐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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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滬上香山買辦群體中,還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那便是中國首個參展世博會的徐榮村之侄子徐潤。
徐潤又名以璋,字潤立,別號愚齋。1838年12月14日出生,香山北嶺村人。15歲時,徐潤隨叔父徐榮村到上海,進入英商寶順洋行當學徒。他極其勤奮好學,又有悟性,所以深得洋行上下看重,19歲已獲准入上堂幫賬,24歲升任主賬
徐潤的人生軌跡以上海為圓點,在香山買辦群體的幫襯下,其早期的買辦生涯異常順當。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增開中國北部沿海口岸和長江沿岸口岸,寶順洋行隨即在煙台、天津、鎮江和蕪湖、九江、漢口等地設立分行。這時,徐潤已成為統領各分行的總買辦。並且以其獨有前瞻性,購置江輪、船塢,將寶順洋行的航運和貿易業務拓展到了日本的長崎、橫濱、神戶等埠。
徐潤的人生達到頂峰是與唐廷樞一起進入招商局後。但所謂"樂極而生悲",就在他的人生之巔時,卻為他以後"敗走麥城"埋下禍根。1884年,他挪用輪船招商局現款投機房產東窗事發,成為他人生分水嶺,之前他讓買辦踏上了光輝的頂點,之後他轉入實業,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奮鬥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1910年73歲的徐潤在咳嗽中度過了痛苦的一年,他順利地闖過了古人的“七十三、八十四”之說,順利地將自己的生命帶到了辛亥年,心下十分高興,在此之前他已完成了自己來滬60週年的獻禮之作——《徐愚齋自敘年譜》與《上海雜記》兩部著作。
1911年二月初九,那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天。他在上海的寓所裡,他走向書房,那裡有自己的手稿,那裡記述了他的起起伏伏一生,他坐在書房裡細細地翻閱。手稿是他從1838年廣東香山北嶺出生開始記敘的。他在1884年那一年停留了很長時間。
也許,他對自己的一生最不能忘記的就是1884年。
經商歷練成大買辦
1884年,徐潤虧欠招商局巨款的行為東窗事發。這一禍根的埋下卻是在多年前,這要追溯到1872年直隸總督李鴻章籌建官辦輪船招商局。
此前,徐潤做買辦做得得心應手。
那個最早將自己的絲產品送往英國參加第一屆世博會的徐榮村慧眼識珠,1852年,他將15歲的看上去聰明伶俐的侄兒徐潤帶到上海,讓其進入寶順洋行當學徒。
徐潤一進入寶順洋行就遇到了一個有才學的副買辦曾寄圃(據說此人“文學極佳”),曾教徐潤各種知識
徐潤學得十分上心,他很快掌握瞭如何看茶葉的好壞、種類、分級等。當時寶順洋行有一個愛德華·韋伯的看絲人見他有悟性且好學,心下頗有好感。後來此人接任寶順洋行大班之職後,在徐潤19歲的時候就已准入上堂幫賬,24歲又升任主賬,督理各職。在他做主賬沒多久,副買辦曾寄圃辭世,韋伯就讓徐潤接任了曾寄圃的副買辦一職。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已被迫開放到了16個港口,寶順洋行很快就在煙台、天津、牛莊、鎮江等地設立分行。此時,徐潤已擔任起了寶順洋行總買辦的角色,他的活動範圍也不再局限於上海及周邊,而是經常受大班指派遠赴各口岸開疆擴地,這為他以後自己發展打下了基礎。
徐潤預見到上海通過黃金水道長江將會成通往腹地和世界各地的集散地,他開始著手開拓長江輪運,寶順洋行擁有上海唯一能容納海輪的大船塢。斯時,寶順洋行還將業務擴展到了南洋暹羅,日本長崎、橫濱、神戶等埠,並在當地設立代理機構。這一時期,寶順洋行上海總行和國內的分口岸以及海外的代理行,每年的進出口總值達到數千萬兩,在各洋行中首屈一指。而作為總買辦的徐潤可在每一筆的交易中“掐紅”3%,其收入也甚為可觀。
徐潤在上堂幫賬時就已開始自己經營商號,與師父曾寄圃合開紹祥字號,從內地收購生絲、茶葉、棉花,然後轉賣給上海各洋行,從中賺取差價,他先後在溫州設立潤立生茶號,在江西的河口、寧州等地設立福德泉、永茂、合祥記等貨號,在上海開設了立順興、川漢等貨號。
有了資金以後,他又與人合股開設了敦茂錢莊和協記錢莊。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徐潤和他的同行、怡和洋行的總買辦唐廷樞等人創辦了上海茶業公所、絲業公所、洋藥(鴉片)局,他自己在各公會中充當董事。通過這些組織他們實現了行業的控制和壟斷。
為了適應中國的傳統,徐潤深感依靠洋人的勢力是遠遠不夠的,還得在官場上混個一官半職才有利於對付種種不測。所以,他先後為自己捐得光祿寺署正、江南糧台報銷局加捐員外郎之銜等。
1866年倫敦爆發金融危機,波及上海,一向戰無不勝的寶順洋行也橫遭破產。旗昌輪船公司乘機收購寶順全部資產。這對徐潤來說已無關痛癢,他已完成原始資本積累,離開寶順洋行開始獨自闖蕩江湖。
人生之巔潛伏危機
徐潤在70年代進入輪船招商局,既是他的人生之巔,又為自己以後“敗走麥城”埋下禍根。
其禍在何處?其實質還是一個官與商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一個官辦企業如何會讓私人富得流油!儘管他殫精竭慮,也會被潑上一身污水讓你脫身不得,脫身即傾家蕩產。這自然是後話,那時的徐潤只看到了無限商機。
李鴻章希望籌建官辦輪船招商局,欲購置先進的航運設備,發展近代航運業,旨在與外商在華航運勢力分利,開拓財源,以維繫岌岌可危的清王朝。問題在籌集資金的時候,商人對官辦輪運業根本沒什麼信心,資本的招徠一籌莫展,李鴻章很無奈地將招商局改為官督商辦,他提出:“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冀為中土開此風氣,漸收利權。”這就是禍根,朝廷並不願意將其權力下放給企業,出此下策也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一旦時機成熟就會收回權利。
徐潤、唐廷樞只是李鴻章的一顆棋子,鴻章一方面利用徐、唐二人在富商巨賈中的信用與號召力,寄希望於他們招商引資;另一方面,徐、唐二人的買辦經歷有利於與西方人的溝通。另外,徐、唐二人具備管理企業的決策者的智慧和知識。
不負眾望,兩人一進招商局就擬定招股100萬兩,每股100兩。由於徐、唐二人的入局,投股者踴躍,很快100萬兩招齊。此股招齊後,徐、唐決定再添招100萬兩。200萬的招股,徐潤本人認股4800股,合銀48萬兩。
深得李鴻章信任和器重的盛宣懷也參與了招商局的籌辦,他是李的幕僚。李創辦招商局本想用自己器重的人,苦於盛宣懷在招商方面沒有什麼門路,招商總辦的職位最終忍痛割愛給了唐廷樞,徐潤與盛宣懷同為會辦,前者主管招股、攬載,後者兼管攬載、漕運,實為官督。盛宣懷一心想攬權於身迫於時局的考慮暫且屈尊其他二人之下。但就是這個人最後將徐潤送進了監獄,並令其千金散盡。
1876年,一向氣勢洶洶的旗昌公司與輪船招商局採用低價競爭大傷元氣,這個在上海橫行幾十年的公司氣數已盡,他們找到徐潤希望以250萬兩的白銀全盤托出資產,限3日給出答案。時間有限,他來不及與在福州的總辦唐廷樞、在湖北勘探的盛懷宣商議,但機不可失,他與局中親信嚴芝媚通宵達旦地進行商討權衡利弊:若能將旗昌資產全盤購入,輪船可一下子增加到29艘,總噸位可達到30500餘噸,還可歸併一批重要的碼頭、棧房,權衡再三是利大於弊。1877年,對於輪船招商局來說是最為激動人心的一年,招商局利用官款接管了旗昌輪船公司的全部資產。草創僅四年時間的輪船招商局就收購了東亞最大的商業船隊一事,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收購旗昌輪船公司以後,官款在招商局的資本總額中的比重大幅度增長讓唐廷樞、徐潤在招商局的地位受到了考量。二人深感不安,為了抵制朝廷更多地干涉局務,寫信給李鴻章表示:“(官款)依期分還,帑息陸續繳官,嗣後商務由商任之,盈虧商任,與官無涉,請免派員。”
但這已經由不得他們了,早已窺視了很久督辦的盛宣懷也寫信給李鴻章詆毀唐、徐二人辦事不力。
身陷囹圄千金散盡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法艦直抵吳淞口。銀根抽緊,為徐潤提供貸款的22家錢莊一起找到他討債。一向辦事穩重機警的徐潤亂了方寸。
原來,徐潤一向鍾情於“地產”。
使其身陷囹圄的與一個叫顧林的英國人有關。他找到徐潤答應拿出倫敦所有房地產向銀行抵押貸款200萬兩銀子作資本投入房地產,期限為20年。徐潤大喜過望立贈萬兩白銀以示謝意,不想此人一回英國,先是稱病,後來索性銷聲匿跡了。徐潤此時卻不罷手,四處到錢莊借貸共200萬兩。
中法戰爭爆發人心惶惶,22家錢莊逼債上門。
他只得將自己幾十年苦心經營的房地產一一拋賣。在其被革職之前,他在房地產上投入的資本已達到223.69萬兩銀子,所擁有的地產已達到3200餘處,其中已建房的地產約佔1/10,即320畝,共建有洋房51所、樓房3所、住宅222間、平房街房1890餘間以及當房2所,每年可租銀12.29萬餘兩。被其拋賣的房產達32處,如青雲裡、靖遠街、元芳路、杏花樓等處,賣出地產2900餘畝。為了清償這200萬債務,他廉價地拋售了價值300萬兩的資產。
他還不得不動用自己在輪船招商局的職權挪用招商局的資金抵賠,由此,落下話柄,他被革職即由此而起。
李鴻章派盛宣懷查處整頓這一事件,盛宣懷自然是喜歡不過。他乘機大做文章,落井下石,將徐潤置於死地,成功地革去了徐潤在招商局的會辦之職
不僅如此,盛宣懷又通過李鴻章將唐廷樞調離招商局。1885年8月盛宣懷當上了多年魂牽夢縈的督辦一職。他詳細地制定了用人章程,其中特別強調:“專派大員一人認真督辦,用人理財悉聽調度。”招商局的總辦、會辦和商總、商董皆在督辦的領導之下。
自此,招商局成功踢開了商人的話語權,政府大員擔任的督辦控制了整個招商局。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盛宣懷的不仁道的方式結束了招商局中商人的權力,事實上,這不正是李鴻章的初衷麼?盛宣懷只是迅速地利用了這一機會加速了這一進程。
1884年,徐潤46歲,家財散盡。沒過多久,母親和原配吳夫人相繼亡故
徐潤悲憤填膺,雖然傷心至極,但生活還得過下去。悲傷之後,他投入到新一輪的創業之中,先是找人借20萬銀子做老本行茶葉生意,誰知時運不濟空忙一場倒賠3萬兩銀子。後來又能跋山涉水輾轉各地辦採礦業,有賺有賠,並不盡如人意。
1902年年近七旬的徐潤身體每況愈下。他的最後一個火花都可以燃起他對於經商的熱愛,他的姻親吳季英在那一年去世,其侄子吳子常繼承了吳季英的雲章衫襪廠,吳子常找到了徐潤希望合資辦廠,並將廠名改為景綸襪衫廠。不想又遇惡棍,吳子常經營不善負債累累。到1908年景綸襪衫廠在徐潤墊資17萬兩銀子之後成為獨資。他的最後一個投資總算時來運轉,為其子女留下了一筆遺產
徐潤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寫下了《徐愚齋自敘年譜》與《上海雜記》兩部著作,這兩部著作是研究近代歷史和人物的第一手資料,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隨著1892年唐廷樞、1911年徐潤的相繼去世,買辦的時代結束了——近代商業時代的“古典主義”結束,接下來在上海上演的是“流氓大亨”的時代——弱肉強食拉開了帷幕。這一切,在1911年以後都已與那個叫徐潤的實業家無關了,他已完成了歷史交到了他手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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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紅頂商人」徐潤為何遭盛宣懷查
文史 06-29 16

中國近代大企業家盛宣懷被稱為「一隻手撈十六顆夜明珠」,在清末的中國經濟生活中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在商戰中曾經是叱吒風雲的常勝將軍,大商人胡雪岩和他之間的暗戰就因為台灣著名歷史小說家許晏駢(高陽)先生的生花妙筆而為人們熟知。胡雪岩曾藉助籌集到的大量資金。

同為「紅頂商人」徐潤為何遭盛宣懷查

大規模進行絲的投機買賣,到光緒九年(1883),他囤積了15000包絲,但因時局變化,銀根突告緊縮,錢莊發生擠兌風潮,所囤生絲擬賤價出讓也不可得,因此造成幾百萬兩乃至上千萬兩的巨大虧損,阜康錢莊受此牽累倒閉,胡氏本人破產。在胡雪岩面臨的商戰背後。

除了有競爭對手洋商的身影,李鴻章門下的盛宣懷等人為清除左宗棠羽翼,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光緒九年十二月,中法戰爭正式開始,戰爭之前山雨欲來的金融恐慌已經對中國經濟特別是上海的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鮮為人知的是,上海另一位商界巨子徐潤在這一年,同樣面臨市場帶來的巨大挑戰和盛宣懷籌謀已久的商場暗戰。

地產大亨徐潤的勃勃雄心

同為「紅頂商人」徐潤為何遭盛宣懷查

咸豐二年(1852),年方十五歲的徐潤從只讀了幾個月書的蘇州書院輟學回到上海,投奔自己在寶順洋行(Dent&Company,又稱顛地洋行,創始人Dent即電影《林則徐》中那個反面角色英商顛地)擔任買辦的伯父徐鈺亭,開始學生意。當時徐潤的月收入是本洋(即西班牙雙柱銀幣)10元。

彼時初出茅廬的他應該沒有想到,約30年後他的資產可以達到320萬兩白銀左右,這個驚人的數字包括徐潤擔任寶順洋行買辦獲得傭金的積累,也有自己投資的茶業、工商業、農牧業、礦業和保險業所帶來的收益和資產增值,更包括了他在上海進行的大規模房地產投資

同為「紅頂商人」徐潤為何遭盛宣懷查

根據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中的記載,他在上海所購的地產,未建房屋的有2,900餘畝,已建房屋的有320餘畝,每年可收租金122,980餘兩。地畝房產名下,共合成本223,6940兩。此外,徐潤還有包括輪船招商局(以下簡稱「招商局」)48萬股、開平煤礦15萬股等在內的各行各業的股票426,912兩白銀。

如果再加上「合業典當架本」(即典當股本)和「股票抵押各欠」,徐潤的總資產達到了3,219,470兩白銀(其中股票和典本已經都做了折價)。如果根據《北華捷報》(NorthChinaHerald)對當時中國大多數農民一年平均收入的估算,徐潤一人擁有的資產總值大概相當於30萬農民一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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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愚齋自敘年譜》是徐潤自編年譜在這種情況下,徐潤有大規模開發上海房地產的宏偉藍圖毫不奇怪,他擬設立一個名叫寶源祥房產公司的開發企業,預計總股本400萬兩白銀。但是天有不測風雲,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到了光緒九年,竟然成了黃粱一夢。

是年夏秋之間,法國軍艦駛抵吳淞口,並揚言要攻打江南製造局,於是上海發生了巨大的恐慌,除了糧食、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和民船租賃價格暴漲之外,各種商品價格暴跌,銀根收緊,徐潤在《年譜》中記錄傳言說當時整個上海市面的現銀只有不到100萬兩,另一處更指出只有38萬兩,而這種局面本身既因恐慌引起,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恐慌情緒的蔓延。

同為「紅頂商人」徐潤為何遭盛宣懷查

胡雪岩、劉雲記、金蘊青等富商大賈的生意接連失敗,同時大量中小商家倒閉。錢莊和債權人對寶源祥房產公司失去信心,紛紛前來索債提款,徐潤不得不將大批房地產變賣來應付,而此時的變賣價格因為在戰爭即將來臨的恐慌氣氛中,可以說都是白菜價。

1883年11月21日,徐潤召集所有債權人,告知自己處於破產狀態,他公布了所有資產賬目,將成本223萬兩的房地產和經過債權人公舉的14人會議認定為982,530兩的所有股票交與債權人全權處理,用於抵充252萬兩的債務。徐潤的這次大出血雖然讓他感嘆「受虧至八九十萬,豈不痛哉」,但他的積極應對和快刀斬亂麻的精神,顯得很有上海人誇讚的「有腔調」(滬語,指有氣派),也不乏近現代企業家面臨危機時成熟的經營意識,但是他的麻煩卻並沒有完。

「趁你病、要你命」:盛宣懷查處徐潤

同為「紅頂商人」徐潤為何遭盛宣懷查

徐潤和胡雪岩一樣,具有官員的身份,他們都是捐班候補道台,達到了通過捐納可以升到的最高官位正二品,照儀制可以戴紅色的頂戴,也就是俗稱的「紅頂商人」,可是這個原先給他們生意帶來便利和助益的身份,此時卻變成了另一個軟肋。在徐潤宣布自己破產的次年,他因為挪用招商局白銀十六萬千餘兩而被革去二品銜浙江補用道,革職這件事直接和盛宣懷有關。

奉命查處徐潤的盛宣懷在奏片中指出「唯徐潤原欠銀十六萬千餘兩,前交銀七千餘兩,又以房地產契抵銀十四萬數千餘兩,核計尚未足數」,基於這一情形,盛宣懷提出因為「(徐潤)查有虧欠局款情事」,與蘇松太道(即上海道兼江海關道)邵友濂一起「確查賬目,督同清理」,最後提議「應請旨將二品銜浙江補用道徐潤革職」。

同為「紅頂商人」徐潤為何遭盛宣懷查

盛宣懷和徐潤本來是共同擔任招商局高管的老同事,在收購兼并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Company)的商戰中,徐、盛二人和唐廷樞通力合作,「盛某主其成,而與洋人議價則唐某也,領款付款則徐某也」,最終取得了收購戰的輝煌勝利。但是這場以小博大、以弱勝強的商戰勝利在某種意義上是「慘勝」。

因為收購動用了北洋官倉練餉50萬兩和兩江總督沈葆禎處的190萬兩官債,造成了招商局極高的資產負債率,全局股票的凈資產最後只剩下23萬兩左右,攤薄的股權包括了唐廷樞的10多萬兩股票,徐潤的24萬兩股票,和盛宣懷的4萬兩股票,徐潤在事實上付出了極大的犧牲。

同為「紅頂商人」徐潤為何遭盛宣懷查

當然,徐潤曾經付出的犧牲不能為其後來挪用局款而背書,挪用局款這一行為確實存在,即使在當時潛規則允許、各種官督商辦企業這類問題屢見不鮮的情況下,該行為在明面規則上也是有極大問題的,特別是1873年徐潤進入招商局的時候親自按照近代股份制公司的原則擬定了《輪船招商局章程》和《輪船招商局規》,後來的挪用雖然事出有因,但確實也是自壞其法。在這個意義上,盛宣懷的處置從管理規定角度看或許並無不當,但由於胡雪岩的垮台背後也有盛宣懷、邵友濂等人的身影,這當中暗流涌動、波詭雲譎的局面不免讓人扼腕嘆息。

命犯六衝兩「愚齋」

徐潤在本次事件後,並沒有像鄉親朋友猜測的那樣「非服藥,即投河」,依舊整頓心神,收拾殘局,徐圖再起。事實上,雖然後來徐潤再未達到自己頂峰時期的輝煌,但他在天津等地經營產業也取得了一定業績,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他受到李鴻章的再度垂青,於1890年重新復職候補道並被朝廷「賞戴三眼花翎」,並先後受命委辦廣東香山天花銀礦、回歸開平煤礦、總辦熱河金礦等處,其在招商局的既往工作也受到李鴻章的嘉許,但是他一直沒再能回到1884年被踢出局的招商局。

同為「紅頂商人」徐潤為何遭盛宣懷查

對於盛宣懷,徐潤基本上很有風度地不出惡言,只是在宣統元年(1909)撰寫年譜的時候,面對這些自己「曾經擁有」現在卻已「永失我愛」的房地產,徐潤不免痛惜感嘆。在曆數這些房地產天差地別的新老價格後,他冷冷地提到了「又售與盛杏蓀二馬路(作者按:今漢口路)住宅房地三萬餘兩,現開客利西飯館,聞每年得地租二萬餘兩。期滿之後,克利(原文如此,當即客利)所造之屋,歸於業主,利難勝算矣!」查辦者低價買入被查辦者的抵債房地產,徐潤多少有些話裡有話。

說來也巧,徐潤生於清宣宗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年,狗年),有愚齋的別號;盛宣懷生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年,龍年),也有愚齋的別號(盛公文集被後人輯為《愚齋存稿》)。按照傳統命理的說法,這兩位愚齋的生年是所謂「六衝」中的「辰戌相衝」,據說是衝剋刑傷的。

同為「紅頂商人」徐潤為何遭盛宣懷查

當然,這只是一個弔詭巧合和玩笑戲言,但曾經的通力合作最終演變為「趁你病、要你命」的暗戰相殺,雖然參與者有勝有負,但對於中國商人整體而言,可以說是都輸了。辛亥年後,盛宣懷因為失去政治上的憑藉,一度陷入所謂「國人皆曰可殺」的境地,最終因為人身安全受威脅、財產更幾乎不保而被迫流亡國外。在一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和適宜其生存的時代,暫時的勝者或許也終不免成敗蕭何、宿命輪迴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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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金融恐慌:上海地產大亨徐潤為何遭盛宣懷查處
Posted on 2016-06-23 in 歷史


中國近代大企業家盛宣懷被稱為「一隻手撈十六顆夜明珠」,在清末的中國經濟生活中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在商戰中曾經是叱吒風雲的常勝將軍,大商人胡雪岩和他之間的暗戰就因為台灣著名歷史小說家許晏駢(高陽)先生的生花妙筆而為人們熟知。

胡雪岩曾藉助籌集到的大量資金,大規模進行絲的投機買賣,到光緒九年(1883),他囤積了15000包絲,但因時局變化,銀根突告緊縮,錢莊發生擠兌風潮,所囤生絲擬賤價出讓也不可得,因此造成幾百萬兩乃至上千萬兩的巨大虧損,阜康錢莊受此牽累倒閉,胡氏本人破產。在胡雪岩面臨的商戰背後,除了有競爭對手洋商的身影,李鴻章門下的盛宣懷等人為清除左宗棠羽翼,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光緒九年十二月,中法戰爭正式開始,戰爭之前山雨欲來的金融恐慌已經對中國經濟特別是上海的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鮮為人知的是,上海另一位商界巨子徐潤在這一年,同樣面臨市場帶來的巨大挑戰和盛宣懷籌謀已久的商場暗戰。

 

(左為徐潤,右為盛宣懷)

地產大亨徐潤的勃勃雄心

咸豐二年(1852),年方十五歲的徐潤從只讀了幾個月書的蘇州書院輟學回到上海,投奔自己在寶順洋行(Dent & Company,又稱顛地洋行,創始人Dent即電影《林則徐》中那個反面角色英商顛地)擔任買辦的伯父徐鈺亭,開始學生意。當時徐潤的月收入是本洋(即西班牙雙柱銀幣)10元,彼時初出茅廬的他應該沒有想到,約30年後他的資產可以達到320萬兩白銀左右,這個驚人的數字包括徐潤擔任寶順洋行買辦獲得佣金的積累,也有自己投資的茶業、工商業、農牧業、礦業和保險業所帶來的收益和資產增值,更包括了他在上海進行的大規模房地產投資。

根據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中的記載,他在上海所購的地產,未建房屋的有2,900餘畝,已建房屋的有320餘畝,每年可收租金122,980餘兩。地畝房產名下,共合成本223,6940兩。此外,徐潤還有包括輪船招商局(以下簡稱「招商局」)48萬股、開平煤礦15萬股等在內的各行各業的股票426,912兩白銀,如果再加上「合業典當架本」(即典當股本)和「股票抵押各欠」,徐潤的總資產達到了3,219,470兩白銀(其中股票和典本已經都做了折價)。如果根據《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對當時中國大多數農民一年平均收入的估算,徐潤一人擁有的資產總值大概相當於30萬農民一年的收入。

(《徐愚齋自敘年譜》是徐潤自編年譜)

在這種情況下,徐潤有大規模開發上海房地產的宏偉藍圖毫不奇怪,他擬設立一個名叫寶源祥房產公司的開發企業,預計總股本400萬兩白銀。但是天有不測風雲,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到了光緒九年,竟然成了黃粱一夢。

是年夏秋之間,法國軍艦駛抵吳淞口,並揚言要攻打江南製造局,於是上海發生了巨大的恐慌,除了糧食、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和民船租賃價格暴漲之外,各種商品價格暴跌,銀根收緊,徐潤在《年譜》中記錄傳言說當時整個上海市面的現銀只有不到100萬兩,另一處更指出只有38萬兩,而這種局面本身既因恐慌引起,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恐慌情緒的蔓延。

胡雪岩、劉雲記、金蘊青等富商大賈的生意接連失敗,同時大量中小商家倒閉。錢莊和債權人對寶源祥房產公司失去信心,紛紛前來索債提款,徐潤不得不將大批房地產變賣來應付,而此時的變賣價格因為在戰爭即將來臨的恐慌氣氛中,可以說都是白菜價。

1883年11月21日,徐潤召集所有債權人,告知自己處於破產狀態,他公布了所有資產帳目,將成本223萬兩的房地產和經過債權人公舉的14人會議認定為982,530兩的所有股票交與債權人全權處理,用於抵充252萬兩的債務。

徐潤的這次大出血雖然讓他感嘆「受虧至八九十萬,豈不痛哉」,但他的積極應對和快刀斬亂麻的精神,顯得很有上海人誇讚的「有腔調」(滬語,指有氣派),也不乏近現代企業家面臨危機時成熟的經營意識,但是他的麻煩卻並沒有完。

「趁你病、要你命」:盛宣懷查處徐潤

徐潤和胡雪岩一樣,具有官員的身份,他們都是捐班候補道台,達到了通過捐納可以升到的最高官位正二品,照儀制可以戴紅色的頂戴,也就是俗稱的「紅頂商人」,可是這個原先給他們生意帶來便利和助益的身份,此時卻變成了另一個軟肋。

在徐潤宣布自己破產的次年,他因為挪用招商局白銀十六萬千餘兩而被革去二品銜浙江補用道,革職這件事直接和盛宣懷有關。奉命查處徐潤的盛宣懷在奏片中指出「唯徐潤原欠銀十六萬千餘兩,前交銀七千餘兩,又以房地產契抵銀十四萬數千餘兩,核計尚未足數」,基於這一情形,盛宣懷提出因為「(徐潤)查有虧欠局款情事」,與蘇松太道(即上海道兼江海關道)邵友濂一起「確查帳目,督同清理」,最後提議「應請旨將二品銜浙江補用道徐潤革職」。

(廣東中山籍商人群像,左一為徐潤,左二為唐廷樞)

盛宣懷和徐潤本來是共同擔任招商局高管的老同事,在收購兼并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的商戰中,徐、盛二人和唐廷樞通力合作,「盛某主其成,而與洋人議價則唐某也,領款付款則徐某也」,最終取得了收購戰的輝煌勝利。但是這場以小博大、以弱勝強的商戰勝利在某種意義上是「慘勝」,因為收購動用了北洋官倉練餉50萬兩和兩江總督沈葆禎處的190萬兩官債,造成了招商局極高的資產負債率,全局股票的凈資產最後只剩下23萬兩左右,攤薄的股權包括了唐廷樞的10多萬兩股票,徐潤的24萬兩股票,和盛宣懷的4萬兩股票,徐潤在事實上付出了極大的犧牲。

當然,徐潤曾經付出的犧牲不能為其後來挪用局款而背書,挪用局款這一行為確實存在,即使在當時潛規則允許、各種官督商辦企業這類問題屢見不鮮的情況下,該行為在明面規則上也是有極大問題的,特別是1873年徐潤進入招商局的時候親自按照近代股份制公司的原則擬定了《輪船招商局章程》和《輪船招商局規》,後來的挪用雖然事出有因,但確實也是自壞其法。在這個意義上,盛宣懷的處置從管理規定角度看或許並無不當,但由於胡雪岩的垮台背後也有盛宣懷、邵友濂等人的身影,這當中暗流涌動、波詭雲譎的局面不免讓人扼腕嘆息。

(輪船招商局規條)

命犯六衝兩「愚齋」

徐潤在本次事件後,並沒有像鄉親朋友猜測的那樣「非服藥,即投河」,依舊整頓心神,收拾殘局,徐圖再起。事實上,雖然後來徐潤再未達到自己頂峰時期的輝煌,但他在天津等地經營產業也取得了一定業績,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他受到李鴻章的再度垂青,於1890年重新復職候補道並被朝廷「賞戴三眼花翎」,並先後受命委辦廣東香山天花銀礦、回歸開平煤礦、總辦熱河金礦等處,其在招商局的既往工作也受到李鴻章的嘉許,但是他一直沒再能回到1884年被踢出局的招商局。

對於盛宣懷,徐潤基本上很有風度地不出惡言,只是在宣統元年(1909)撰寫年譜的時候,面對這些自己「曾經擁有」現在卻已「永失我愛」的房地產,徐潤不免痛惜感嘆。在歷數這些房地產天差地別的新老價格後,他冷冷地提到了「又售與盛杏蓀二馬路(作者按:今漢口路)住宅房地三萬餘兩,現開客利西飯館,聞每年得地租二萬餘兩。期滿之後,克利(原文如此,當即客利)所造之屋,歸於業主,利難勝算矣!」查辦者低價買入被查辦者的抵債房地產,徐潤多少有些話裡有話。

說來也巧,徐潤生於清宣宗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年,狗年),有愚齋的別號;盛宣懷生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年,龍年),也有愚齋的別號(盛公文集被後人輯為《愚齋存稿》)。按照傳統命理的說法,這兩位愚齋的生年是所謂「六衝」中的「辰戌相衝」,據說是衝剋刑傷的。當然,這只是一個弔詭巧合和玩笑戲言,但曾經的通力合作最終演變為「趁你病、要你命」的暗戰相殺,雖然參與者有勝有負,但對於中國商人整體而言,可以說是都輸了。

辛亥年後,盛宣懷因為失去政治上的憑藉,一度陷入所謂「國人皆曰可殺」的境地,最終因為人身安全受威脅、財產更幾乎不保而被迫流亡國外。在一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和適宜其生存的時代,暫時的勝者或許也終不免成敗蕭何、宿命輪迴的結局。

File:Dent building 1869.jpg

 

寶順洋行,約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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