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戈登《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外國僱傭兵與清帝國官員》：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由於八旗和綠營腐敗不堪、無力征戰，朝廷不得不重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漢族大臣組建湘軍、淮軍，由此使得「同治中興」之後權力，下沉至地方政府，封疆大吏各自為政/安史之亂的時候，唐朝曾經請吐蕃和回鶻的軍隊幫助，對抗安祿山和史思明的叛軍；南宋的時候，朝廷也曾拿錢來收買金國對付西夏，以後又聯合蒙古對付金國。但是，「請神容易送神難」，太強勢的僱傭兵或盟友，一旦發現僱主或談判對象的弱點，或許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TeoZmN
150年前，那個老外入籍中國，就為幫中國打仗
2015-11-11 08:59:17
在中國近代史上，大家對「華爾」這個名字並不陌生。華爾組建洋槍隊，幫清軍圍剿太平天國的歷史事實在中學歷史課本上就出現過。在此，「小歷史」通過爬梳史料，講述一些關於華爾在中國期間鮮為人知的細節。
華爾。
華爾1831年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5歲起即在中美洲、義大利、法國等軍隊中做僱傭兵。1851年從舊金山來到上海，此後多次往返中國，曾在中國沿海或內河的輪船上做大副，1859年在清軍水師炮船「孔夫子」號上當管帶。
1860年5月起，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先後攻占蘇州、常州、松江、杭州等東南重鎮，兵鋒直指上海。外貿繁盛的上海每月可籌餉50萬兩，對於清朝在財政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所以，面對太平軍的威脅，清廷以及上海紳商驚恐萬狀。
上海道台吳煦有意向英、法借兵抵抗太平軍，但此時在華列強嚴守「中立政策」，不會直接介入雙方戰事。而且，英法聯軍正準備揮師北京教訓咸豐帝，正以清廷為敵，更不會出兵幫助清軍。混跡中國良久的華爾看到其中的機會，主動請纓募兵為清軍打仗。吳煦對此同意，並為其找來一位投資人——上海富商楊坊。以楊坊為首的商人為確保上海安寧的貿易環境，願意出巨款抵抗太平軍的襲擊。
華爾統帥的洋槍隊。
1860年6月，華爾招募100多名逃跑的外國水兵和被解僱的外國海員，成立洋槍隊。華爾從楊坊那裡得到承諾，可得天價月薪白銀350兩（其下傭兵的待遇也遠超清朝官軍，月薪100美元，約80兩白銀），每攻下一座城池另有賞金。吳煦則與華爾約定，「城克，磬賊所有以予」，這無疑是賦予華爾進城劫掠的權利。從這些條件來看，華爾的所得將會非常豐厚。
洋槍隊一成立，即向松江發起攻勢，欲助清軍奪回該城。華爾指揮他的手下趁著黑夜偷偷架雲梯爬上城牆，但其手下喝得爛醉，在城牆下又唱歌、又爭吵，把守城太平軍的哨兵驚動，結果他們在雲梯上就被砍死。華爾匆匆率殘部撤退。
7月，華爾重整旗鼓，組織500人（菲律賓人為主）再度進犯松江太平軍。《清史稿》記載此戰：
「華爾誡曰：『有進無止，止者斬！』賊迎戰，槍炮雨下，令伏，無一傷者。俄突起轟擊之，百二十槍齊發，凡三發，斃賊數百。賊敗入城，躡之同入，巷戰，斬黃衣賊數人。」
經過一夜激戰，洋槍隊配合官軍占據松江，但其傭兵超過一半戰死，倖存者中除27人外皆受重傷。此後，松江成了洋槍隊的基地。
8月，洋槍隊替清軍打前鋒，進犯青浦太平軍，又遭慘敗，而且華爾在戰鬥時中彈，子彈穿過臉頰，跌落下馬，被部下救走。傷愈後，華爾具稟願入籍中國，為中國殺「賊」。
由於華爾開出高薪招募隊員，使得駐華英軍不少士兵溜號加入洋槍隊。英軍艦隊司令何伯為了懲罰出逃士兵以及引誘士兵出逃的華爾，同時為了配合英國的「中立政策」，決定逮捕他們。
1862年的洋槍隊。
1861年5月2日，洋槍隊中的12名英軍士兵在松江被抓；5月19日，正在上海招募新血的華爾也被抓。
何伯將華爾交給美國領事處理。但是華爾聲稱：美國領事也管不了我，我已不是美國公民，而是清朝皇帝的子民。此時，江蘇巡撫薛煥（吳煦的上級）出示一份文件，證明華爾確實是大清子民。不過，薛煥提供的官方公文是偽造的，此時朝廷尚未批准華爾入籍。
美國領事相信了，放掉華爾。然而華爾剛走出美國領事館大門，英軍再次逮捕了他，以免他繼續引誘英國士兵為清軍打仗。
華爾被何伯關押在一艘軍艦上，每天有一個小時的會客時間。吳煦和楊坊派了兩個美國人天天來探望他，趁看守不注意的時候，用手勢和少量耳語，向華爾通報逃跑計劃。一天深夜，華爾伺機從一扇未關的窗戶跳船，一艘早已等著他的舢板將他救起，隨後回到他的訓練基地松江。
回歸後的華爾重新召集洋槍隊舊部，於1861年6月再次進攻青浦。華爾指揮他的外籍傭兵用火炮轟擊城門，打開城牆缺口，但是增援的清軍未能準時出現，洋槍隊慘敗。這時，他的洋槍隊外籍傭兵幾經補充，也只剩下數十人，即將步入山窮水盡的境地。
像華爾這種做慣了僱傭軍的冒險家，總會有絕處逢生的辦法。1861年8月，他在松江改組洋槍隊，不再完全招募外籍傭兵，而是任用歐美人當軍官，以當地中國人充當兵士，組成中外混合軍。由於華人士兵的薪餉只有外籍傭兵的十分之一，於是兵力大增，洋槍隊到11月中旬即超過2000人。
華爾時來運轉了。1862年2月，華爾的洋槍隊打了重組後的第一場激戰。華爾在松江城外埋伏下炮兵，奇襲來犯的2萬名太平軍。一陣猛烈的狂轟濫炸，太平軍撤退，遺屍2000多具，並有700多人被俘虜。華爾乘勝追擊，此後兩天又拔除了太平軍在上海附近的幾個據點。
獲得松江大捷的華爾一時間聲名大噪，吳煦、薛煥紛紛上奏為其請賞。3月，新皇帝同治明發諭旨，批准華爾入籍清朝，賜四品頂戴（隨後又改為賜三品頂戴）；洋槍隊賜名「常勝軍」，授其副將銜。
常勝軍軍服，深藍色為冬裝，淺黃色為夏裝，灰藍色為警衛連服裝。
同時，英、法等國悄然改變「中立政策」，開始出兵協助華爾和清軍攻城，因此華爾在上海周邊取得更多的勝利。
華爾的好運還沒結束，同樣是在3月，他的金主楊坊將自己的女兒楊常梅嫁給他。這可能是中西聯姻的破天荒之舉，炳哥尚未見過比這一樁婚姻更早的中國女性嫁給歐美男人的記錄。要知道，在那個時候的清朝大部分士大夫眼中，洋人仍未改野蠻粗俗的形象，連跟他們對話都嫌噁心，更別說聯姻了。
當然，楊常梅也不是士大夫眼中的完人。她曾許配人家，還沒結婚，未婚夫就去世。在正常情況下，楊常梅將孤獨一生，無人願娶。嫁給華爾，是楊坊的一部妙棋：華爾不會在乎中國的三綱五常，女兒也有了託付終生之人。
美國歷史學家史蒂芬·普拉特評價說：
「這樁婚姻主要是利害的結合，因為對銀行家楊坊來說，那使他得以將華爾緊抓在身旁，有助於確保他的忠誠（而除了把他不幸的女兒嫁給洋人，她的上海商界眼中毫無價值）。對華爾來說，那有助於確保楊坊依約資助他的民兵隊。位於中間的楊常梅一生成謎，唯一留下的東西是現今擺在美國麻州塞勒姆一間博物館裡的少許首飾。」
華爾的繼任者戈登率領的常勝軍士兵。
楊常梅註定是一個悲劇人物，華爾不能陪她到老。1862年9月18日，受李鴻章調遣，華爾率常勝軍赴浙江寧波圍剿太平軍，20日凌晨到達慈谿縣城西門前，一顆子彈從他上衣第二與三個紐扣之間穿入他的胸膛，次日死去。華爾的屍體被運回松江，葬於城內玉皇閣北。
據清朝官方記載，每到出征時，華爾「率將佐直前指揮」，「屢撲賊壕，疊受槍傷七處」，吳煦、薛煥等稱讚他「勇冠三軍」。作為清朝的僱傭軍，作為歸化的大清子民，華爾算得上盡職盡責、不顧生死。
他何以如此？很難說是為了什麼理想。他初到中國，原本想投靠太平軍，幫太平軍建國。後來因無法與太平軍取得聯繫，才轉而為清軍出力。炳哥認為，華爾一方面是出於冒險家天生追求刺激的衝動，另一方面就是為了錢。
臨死之時，華爾已到手18萬兩白銀；另外，他在口述遺囑中重點談到：吳煦和他的岳父楊坊欠他14萬兩白銀。此後40年，他在美國的家人一直追索這筆錢。1901年，在清廷與美國簽訂的《辛丑條約》中，美國政府出面將這筆欠款加入了賠款之中。
參考資料：史蒂芬·普拉特《太平天國之秋》、蘇貽鳴《洋槍隊與中國軍隊的近代化》、項立領《關於華爾其人》、吳仲炳《華爾和洋槍隊》、《清史稿·列傳二百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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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總統府是以前殖民時代的總督府，在側門入口處，釘著一塊木牌：「查理．喬治．戈登死於一八 八一年一月廿六日」，這是曾經率領過「常勝軍」大敗過太平天國精銳的英國將領戈登戰死處，他在喀土木被圍城一年，援軍抵達的兩天前，城破殉難，當時他身著 將軍戎裝，怒目直視叛軍，雙方僵持好一陣子，最後身中三矛，頭被割下示眾。
中共史觀認定，戈登是帝國主義劊子手，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屠夫，死有餘辜，周恩來一九 六四年訪問時說：「曾經鎮壓過中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蘇丹民族革命運動的帝國主義者戈登，最終受到了蘇丹人民的懲罰」，二○○四年外長李肇星與蘇丹總統巴 希爾會見時也表示：「中國人民欠著蘇丹人民一個人情」。
現在中國與蘇丹的聯繫，當然是靠原油，蘇丹八成原油輸往中國，佔中國七％原油進口，中國則提供外資、軍備、以及聯合國安理會中的政治保護，但是有這層百年歷史淵源，蘇丹人也很自豪殺了戈登，「替中國人報仇」。
但對大英帝國史家來說，戈登是探險家、軍人、殖民地管理者的綜合體，他與後輩的阿拉伯勞倫斯一樣，他們是帝國教育下的追尋「名譽與光榮」的一代。
戈 登自從參加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就一直周旋在中國皇帝、埃及總督、比利時國王之間，但是他始 終是忠於英王，他的死也是因為盡忠職守，前去護送被困的英國屬民，被稱為英雄中的英雄，他的死喧騰一時，輿論逼著格拉斯東首相下台。
對蘇丹人，戈登角色正反參半，他先後出任蘇丹赤道省與全蘇丹的總督，任內禁絕奴隸買賣，騎著駱 駝八千五百英里，走遍蘇丹全境，修路築橋，輕賦減刑，到任後發現財政一貧如洗，他主動將自己一萬鎊年薪降至兩千，是個開明的統治者，但是再開明，畢竟還是 殖民者。
十九世紀末，戈登的死，意味著白人殖民者不再是無敵的，消息迅速傳遍非洲大陸，鼓勵更多叛變紛起。
戈登率領的常勝軍，是太平天國氣勢逆轉的關鍵，但是在非洲，運氣沒這麼好，他所面對的是苦行僧阿赫麥德所發起的宗教民族解放運動。
就像洪秀全自稱是天父之子，耶蘇天兄，他公開稱自己是馬赫迪（Mahidi先知的後代，真主的使者），號召蘇丹人發動聖戰，驅逐土耳其統治者（當時蘇丹隸屬埃及，而埃及隸屬奧圖曼土耳其帝國）。
馬赫迪起義是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武裝起義，但卻是現代回教基本教義派的先驅，馬赫迪是 瓦哈比 派，宣稱要發動「聖戰」，待蘇丹解放後，他要征服埃及，然後是麥加與耶路撒冷，最後是全世界，被征服的異教徒要麼就皈依真主，要麼就引頸就戮，同時按照可 蘭經制定律法，竊盜者斷手足，女子蒙面，禁止舞蹈等，難怪賓拉登在蘇丹躲藏了好久，追尋他心靈的導師。
戈登是真性情中人，他與馬赫迪雖然從未見面，卻惺惺相惜，且部分社會主張他也同意，他更佩服馬赫迪的戰略戰術。
就像在圍攻蘇州時，守將郜雲官在戈登見證下投降，後來清朝不守承諾殺降將，他拒領白銀萬兩，更要提著左輪找李鴻章決鬥算帳。
戈登不是追求財富的冒險家，他一生最快樂的六年，是一八六五年被派去主持修建沿泰晤士河的國防工程，他當時創建慈善乞丐協會，但最後還是不免在眾人要求下，為帝國效力疆場。
如果戈登生在此刻，他絕對不會坐視蘇丹達富爾慘案發生，無論別人怎麼說，他絕對會率領人道志願軍，解生民於倒懸。
查理·喬治·戈登（英語：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年1月28日－1885年1月26日）是一名英國軍官。因在中國指揮僱傭武力「常勝軍」協助李鴻章及劉銘傳淮軍與太平軍作戰，獲得清朝皇帝封賞而被世人取綽號為「中國人」（中國人戈登，"Chinese" Gordon）。後歸英國，官拜蘇丹總督，任上陣亡。
早年生活
戈登出生在倫敦的伍爾維奇（Woolwich），是皇家砲兵隊（Royal Artillery）的H. W. Gordon將軍的第4個兒子。他在陶頓學校（Taunton School）受教育，後來在1848年進入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1852年，他被授與皇家工兵軍團（Royal Engineers）少尉的職務，他在查塔姆的皇家工兵軍團學校繼續完成他的訓練，並在1854年晉升到中尉。
一開始他被指派去建造威爾斯的米爾福德港（Milford Haven）的防禦工事。但由於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他在1855年1月被指派到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現屬烏克蘭）。6月18日到9月8日他參與了對塞瓦斯托波爾的攻擊。[1]
另外他也參與了對Kinburn的遠征，並在衝突結束後回到塞瓦斯托波爾。戈登伴隨一個國際和平委員會劃定俄國和土耳其在比薩拉比亞的新國界。他繼續他在小亞細亞的調查工作，並在1858年底回到英國；他被委派為工兵學校的教師，而且在1859年晉升為上尉。[1]
中國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戈登隨英法聯軍來到中國，[2]在9月抵達天津，其後參與了佔領北京與火燒圓明園的行動。10月《北京條約》簽訂，增加天津為通商口岸，並開闢英法美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開闢，時任工兵上尉的戈登是其界限劃定和道路規劃的主要設計者。
1850年起，太平天國在廣西、湖南和湖北等省連戰皆捷，並於1853年佔領南京。居於上海的歐洲移民自感受到威脅，遂成立洋槍隊以防禦城池。洋槍隊由美國人華飛烈所指揮，在上海西郊與太平軍多次發生零星戰鬥，情勢逐漸不利。英將斯特維利（William Staveley）於其後率軍抵達，配合華爾和另一支小型法國軍隊抵抗太平天國勢力，1862年底奪回原本被太平軍佔領的嘉定、青浦等地。
華爾於慈谿之戰中陣亡後，其繼任者白齊文因劫掠清軍餉銀被撤職。江蘇巡撫李鴻章要求斯特維利另指派英國軍官來指揮洋槍隊。斯特維利選擇了時任少校的戈登。1863年3月，戈登在松江接任指揮，所部並得號「常勝軍」。與華飛烈不同的是，戈登嚴禁常勝軍士兵劫掠，在軍中採以嚴刑峻法。戈登重整軍隊並支援常熟成功，很快得到士兵們的尊敬。李鴻章的淮軍與戈登率領的洋槍隊密切配合，在江蘇的戰場上頻頻得手。戈登得知守將納王郜永寬等與主帥譚紹光不和，有投降之意，便與李鴻章商量誘降納王，郜永寬遂同程學啟定下降約。由戈登居間做保，雙方都認為洋人最講信用，比較可靠。
11月，蘇州被常勝軍和李鴻章的淮軍合力攻下。1864年5月，太平軍在天京（今南京）外圍最後一個堡壘常州府失陷，常勝軍的聲望也達到最高峰。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63年12月5日），郜永寬、伍貴文、汪安均等八名太平軍降將到淮軍營中見李鴻章，程學啟率百餘人突入午宴，將八名降將殺死。程學啟提著八人首級入城，稱「八人反側，已伏誅矣！」戈登對殺降一事不滿，痛罵程學啟不講道義，與之斷交，又提著洋槍要找李鴻章算帳，逼得李鴻章四處躲藏。由於找不到李鴻章，戈登最後通牒，要求李鴻章下台，否則他就率「常勝軍」進攻淮軍。後他率軍返回崑山。經過赫德等人調解，戈登要求李鴻章發文說明此事與己無關。
戰爭結束後，同治帝授與戈登清代最高武職提督稱號；另外，英國也晉升他為中校並封為「巴斯騎士」。
非洲
戈登回到了英國，並負責指揮皇家工兵團在葛文森（Gravesend）在泰晤士河附近的防禦要塞。1871年10月，戈登代表英國到多瑙河委員會去維持多瑙河河口的加拉茨的船隻航行。
1872年戈登被派去克里米亞檢閱當地的英軍公墓，當他經過伊斯坦堡時，認識了當時的埃及總理努巴爾（Nubar Pasha），他和戈登商議在土耳其駐埃及總督—伊斯梅爾（Isma'il Pasha）手下工作。1873年，戈登在英國政府的同意下接受了總督的邀請，並在1874年初到達埃及，戈登在那裏成為埃及軍的上校。
埃及政府從1820年代開始往南擴張，並在英國探險家山繆·貝克（Samuel Baker）的領導下，在1870年2月到達尼羅河上游的喀土穆，1871年6月到達剛多卡洛（Gondokoro）。貝克在當地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所以總督要求戈登去處理當地事務。在開羅待了一小段時間後，戈登經由薩瓦金（Suakin，蘇丹海港）和柏柏爾（Berber，蘇丹北部城鎮）到了喀土穆，從喀土穆他又繼續沿著白尼羅河到了剛多卡洛。
戈登留在剛多卡洛省直到1876年10月。他建立了從索伯特河（Sobat）到烏干達前線的哨站，以及打擊奴隸交易活動。[3]然而戈登開始和埃及官員和蘇丹發生衝突，這導致戈登回到倫敦並通知總督他不會回到蘇丹。總督寫信給他，戈登同意回到埃及，但堅持他必須成為全蘇丹的總督。在總督同意一些討論後，戈登成為全蘇丹的總督。
成為總督後，戈登開始處理一些更廣的問題。其中一個是改善埃及和阿比西尼亞（Abyssinia，今衣索匹亞）的關係，主要是對Bogos地區的爭議。戰爭在1875年爆發，埃及軍隊被擊敗，於是戈登到Bogos與阿比西尼亞談判，不過並沒有得到回復。不久，Darfur又爆發起義，叛軍相當龐大，而戈登認為外交途徑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法。這次戈登只帶了一名翻譯員到敵營談判。這個大膽的行動被認為是成功的，一些叛軍加入他，另一些則撤回南方。1878年3月戈登被召到開羅，他被指派為委員會主席。埃及總督伊斯梅爾在1879年辭職，並把位子傳給他的兒子。
戈登回到南方，到了阿比西尼亞南方的Harrar，他發現當地官僚相當腐敗，於是他將當地官員免職。然後他又繼續打擊Darfur的奴隸交易活動。他的部屬Gessi Pasha成功的結束Bahr-el-Ghazal地區的暴動。他又試著與阿比西尼亞簽訂和約，不過沒有成功。他回到開羅並辭去總督的職務，他對於經年累月繁雜的工作感到筋疲力盡。
1880年戈登在布魯塞爾拜訪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並被邀請幫忙負責剛果自由邦的事務。4月，好望角殖民政府提供他一個地方軍隊的指揮職務。5月，即將到印度擔任總督的Ripon侯爵要求戈登當他的私人祕書。戈登同意了最後的這個請求，但在他到了印度不久便辭職了。辭職後，他在7月再度來到中國北京，和這時已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會面，李告訴他中國和俄國因為伊犁事件有戰爭的危機，於是戈登便用他的影響力來確保和平。戈登回到英國，但在1881年4月又離開到了模里西斯指揮當地的皇家工兵。他留在模里西斯直到1882年3月，當他晉升為少將時。他被派到好望角去增援巴索托蘭（Basutoland，今賴索托）。數月後，他回到英國。不久後，戈登又前往巴勒斯坦，一個他一直渴望拜訪的地方，並在那裡待了一年。比利時國王再次邀請他管理剛果自由邦的事務，他接受了並且回到倫敦準備。但在他到達英國不久，英國政府要求他立刻去蘇丹，那裡的情況在他離開後變得相當糟糕，一個由穆罕默德·艾哈邁德所領導的救主軍（mahdi）的起義爆發。
蘇丹的埃及軍隊無法抵擋這場暴動，而埃及政府則正忙於陣壓另一場暴動。1882年9月後，蘇丹處於一個瀕臨毀滅的位置。1883年12月，英國政府命令埃及放棄蘇丹，但撤離行動是困難的，數千名埃及士兵、平民和他們的家眷仍然困在蘇丹。英國政府於是要求戈登前往喀土穆處理並撤離人員。
1884年1月，戈登到達開羅；在開羅，他再度被委派為總督，並踏上了前往喀土穆的不歸路。2月18日，他抵達了喀土穆。戈登開始著手遣返婦孺和傷者回到埃及，約2500人在救主軍封鎖道路前被撤離。戈登希望有影響力的地方領導人Zobeir能接管蘇丹，不過英國政府以他曾經是奴隸販賣商的身份拒絕。
叛軍在喀土穆和蘇丹東部附近不斷進攻，而薩瓦金的埃及軍隊則不斷的被擊敗。一支由葛雷漢（Gerald Graham）將軍的英國部隊曾被遣到薩瓦金，並迫使叛軍撤離當地。戈登曾強烈主張從薩瓦金到柏柏爾的道路應重新開放，不過這要求被倫敦政府所回絕。4月，葛雷漢將軍和他的軍隊撤離。5月，柏柏爾的守軍投降，喀土穆被完全隔離。
1884年3月18日，喀土穆的攻城戰開始。雖然英國政府決定放棄蘇丹，但民間仍有許多人呼籲派兵拯救戈登。直到8月英國政府才決定拯救戈登，但直到11月英國救援隊才準備開始行動。 12月底，部隊到達了Korti。1885年1月20日，他們到達Metemma，在那裡他們發現了戈登四個月前派來的砲艇，準備用來把他們運往尼羅河上遊。24日，兩艘汽船出發前往喀土穆，但當他們在28日抵達時，發現喀土穆已經淪陷，而戈登已戰死兩天了。戈登遭敵人斬首，[4]並且梟首示眾。
影響
戈登的死讓當時的英國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被逼下台，並導致自由黨政府垮台，開始保守黨的長期執政。另一方面，增加英國吞併蘇丹的決心；1898年，英軍擊敗救主軍，蘇丹從此成為英國與埃及共治的殖民地，直到1956年獨立。
1890年，天津英租界的工部局大樓落成，為了紀念戈登在開闢和規劃該租界方面的貢獻，這座大樓命名為戈登堂。在落成典禮上，戈登的巨幅照片，掛在會場的中央。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盛讚戈登的軍事指揮才能後，宣布大樓正式開放。1897年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擴充後，將新築的一條馬路命名為戈登道（今湖北路）。
在戈登曾經活動過的上海，1900年，上海公共租界也將西區新築的一條重要道路命名為戈登路（Gordon Road，今江寧路）。
2010年，天津市在海河南岸重建戈登堂。
名言
戈登嘗言：「中國人民耐勞易使，果能教練，可轉弱為強。」又曰：「中國海軍利於守，船砲之製，大不如小。」當時稱其將略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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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齊文：“常勝軍”首領變身太平天國“洋兄弟”
華夏經緯網 2009-04-29 10:27:11
字號:小 大
在與洋人打交道中，美國人白齊文是最令李鴻章頭痛的一個，雙方最後劍拔弩張、反目成仇，彼此欲將對方除之而後快，這一段恩怨最終以白齊文“覆舟溺斃”了結。不過白齊文真的是“覆舟溺斃”嗎？此事的確不無可疑之處。如果不是“天道”而是李鴻章等人設計殺白，則反映出他們狠毒異常，故有必要詳述此事原委。蕌
白齊文于1836年出生，生性喜歡冒險，少年時就有到東方創立一個帝國的夢想，青年時開始週游世界。來到中國時正趕上華爾在組建“洋槍隊”(後改名為“常勝軍”)，白齊文就做了他的副手。華爾在1862年9月被太平軍打死後，清政府任命白齊文管帶“常勝軍”。白齊文性情暴烈，與李鴻章及一些地方官屢有激烈衝突，被李免職。蕌
白齊文被免職後心有不甘，幾經努力想官復原職，但均被李鴻章嚴詞拒絕。忿忿不平的白齊文轉而于1863年7月初從上海趕到蘇州，投奔太平天國，一方面想報復清政府對他的“不公”，一方面仍借機實現少年時代的夢想。到蘇州後，太平天國慕王譚紹光接見了他，表示接受其投誠。太平天國將他的名字改譯為“白聚文”，成為太平天國的“洋兄弟”。當月下旬他又回到上海，招集舊部陸續前往蘇州轉為太平天國服務。8月初，他約定曾在清軍小炮船“高橋號”當船長的鐘思和其他幾個人在青浦搶奪“高橋號”小炮船，駛回蘇州，為太平軍服務。譚紹光對他頗為信任，挑選了兩千多人交他訓練，但因外國軍官人數不夠只訓練了一千多人。不久，他到天京謁見忠王李秀成，想要支部隊歸他指揮，並可單獨行動。李秀成對他款待非常熱情，並讓他住在天王府中，臨別時又隆重設禮相送，但卻未答應他要獨立指揮權的要求，命令他仍只帶領自己原有的一小隊人馬。
由於白齊文在“常勝軍”官兵中威望較高，其中一些人也想投奔他。對此，李鴻章和戈登都大為緊張，加緊了對“常勝軍”官兵的控制。李鴻章在1863年8月向朝廷報告說:“現在蘇州賊勢亦蹙，吳江復後我軍進步較快。惟白齊文回滬，聞已密投蘇賊，招募外國流氓百餘人陸續投往，並有代購洋槍炮情事，英國文武各官皆走相告。”他強調已經“札行”美國駐滬領事，要其儘量抓捕、解辦白齊文，“並商令戈登、程學啟等嚴為防備，通飭前路營卡一體查拿”。由於清方防備嚴密，白齊文幾次為太平軍大批購買軍火的努力均未能成功。蕌
由於無權獨立指揮大部隊，只能指揮自己那支不到一百人的洋兵和“高橋號”小炮輪，白齊文的能力和作用都備受限制。眼見局勢對太平天國越來越不利，他向李秀成提出放棄蘇州、天京，集中力量全力北攻的建議。這確是太平天國當時挽回敗局的正確戰略，故為李秀成採納，並在蘇州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提出，蘇州失陷後李又趕回天京向天王洪秀全面奏，但此建議被洪秀全堅決拒絕。白齊文率領的“洋兄弟”不到百人，在與清軍的戰鬥中傷亡日增，最後只剩下四十余人，且大半負傷患病，許多人要求離去。白齊文請示譚紹光後，同意他們離去，在1863年10月中旬給他們發了盤纏、路憑，並準備了一些船隻，而對少數自願留下的則“相待如初”。
幾天后，白齊文舊病復發，也提出回上海治病。對他的要求，譚紹光也痛快地答應，並擔心他在路上會被李鴻章俘獲殺害。對此，白齊文回答說戈登保證他平安回到上海。白齊文走時，譚紹光以隆重的軍禮相送，並用自己的轎子和衛隊將他送到前線兩軍相交處，同時還給戈登寫了一封信，說明白齊文病重，希望戈登能將其平安送到上海治療。這一切都使白齊文深受感動，到上海後他就在英文《北華捷報》上發表文章，聲明自己“直到此刻為止，仍然沒有絲毫背叛太平天國的意念”。美國駐滬領事怕他在中國招惹是非，急忙將他送到日本橫濱治療，不許他再回中國。病好後他曾兩次返回上海，又兩次被美國領事強送回日本。
1864年春，他又從日本潛回中國，因上海一直對他嚴密防範，這次他改從寧波登陸，終於成功。此時天京告急，白齊文在暗中招募隊伍、租雇輪船，想去解天京之圍。消息傳出，清方大為緊張，加緊了對他的防備，他的意圖終未實現，天京不久即被清軍攻陷。1865年春，白齊文聽說太平天國余部、侍王李世賢駐兵福建漳州，於是投奔前往。但在距漳州咫尺之遙的廈門附近，被已得消息的廈門海關俘獲，送清軍郭松林部關押。與他同時被捕的還有他的翻譯中國人細仔和英國人克令，他們一行被押送福州監獄。蕌
抓到白齊文，李鴻章與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大為高興，認為去掉一心頭之患，他們認為“閩中賊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設有疏虞，關係非淺”，因此決定將白從福州起解，押往蘇州。1865年6月25日，據李鴻章奏報說，船行至浙江蘭溪縣匯頭灘時突遇大風大浪，白齊文、細仔、克令及一些負責押送的中國官兵“舟覆溺斃”。蕌
此事端的是蹊蹺。因為白齊文是美國人，按照近代中國與美國及其他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在中國觸犯刑律的外國人享有領事裁判權，清政府無權審理，因此清政府無權審理白齊文案，只能交美國領事審理。李鴻章當然知道這些，在此折中寫道:“查白齊文疊助粵西發賊，謀害中國，按律久應誅殛。此次仍敢潛入漳州內地，投逆被獲，本應立正典刑，即美國公使衛廉士，亦有白齊文既經投賊，已失體面，美國不應庇護之語，特以監禁聽候嚴辦。”
他不無得意地說白齊文翻船溺斃，“雖中國未申治罪之權，而該犯窮兇極惡，致伏冥誅，足見天道之不爽”。如此湊巧，果真是“天道之不爽”麼？對此，當時就有人表示懷疑，認為很可能是李、左等人怕美國公使堅執領事裁判權，將白齊文交美方審判後不會受到嚴懲而設此毒計，不是“天道”，而是“人事”。上海的外國人和報界輿論就認為白齊文是被害死，而近人陳錦松在《松滬從賊紀略》中談及此事時寫道，白齊文被“閩關獲之，送郭軍門松林行營，郭不敢殺，械送過桐江，舟覆而死，或曰，亦委員以計殺也”。
而李鴻章在剛剛抓到白齊文時給朝廷的《拿獲白齊文片》中咬牙切齒地寫道:“查白齊文窮兇極惡，疊次甘心助賊，情罪重大”，“此次由郭松林營中拿獲，若當時作為對敵殺死，可省葛藤。該提督等因係洋人及稅務司公同盤獲，無法消弭，既經解閩訊辦，恐未便即予駢誅”。他遺憾沒有機會將其作為戰鬥中的敵人打死，承認由於當時還有捉拿白齊文的其他洋人在場，郭才“無法消弭”。
但他仍不甘心，向朝廷請示“應否由臣咨覆左宗棠即將白齊文正法，余犯解交該領事嚴辦。抑俟敕下總理衙門與美公使反復申明情節，詰以如何嚴辦或治以死罪，使其不能置辯之處，均候旨飭遵，臣未敢擅便。”對白齊文那恨之入骨、必欲將其置之死地而後快之心躍然紙上。這些均表明李鴻章等確有“作案”的動機和條件，如果真是他與左宗棠等人設計殺害，則足證其性格中狠毒無情之處。蕌
或許是考慮到白齊文給自己添了太多的麻煩，同時更不願因此破壞與中國政府的關係，美國政府並未深究白齊文死亡真相，而且自願放棄了領事裁判權。此案就此了結。蕌
雖然很多因素表明很可能是李鴻章等設計殺白，但畢竟還沒有找到最終的證據鐵定無誤地證明白確是他們所殺。此案，可能成為永遠無法水落石出的歷史之謎；在人類歷史中，這種無解的歷史之謎又何可勝數！
本文摘自《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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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喬治‧戈登（上）
如果略知清末的太平天國戰爭史的人，都不會不知道戈登。他是英國軍人，受雇于清軍是洋槍隊的首領。這支軍隊當時號稱“常勝軍”。在我小時候讀的歷史書中，戈登被描繪成一個十惡不赦的侵略者。侵略者？或許吧，當時英帝國還不是到處侵略。但他是一位典型的西方軍人，其人生態度和當時的中國人迥然不同。下面是網上有關資料摘編。
太平天國後期，太平軍曾攻打過上海。正當太平天國軍隊進逼上海時，歐洲僑民組成以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ownsendWard）為指揮的義勇隊，用以保護僑民和上海。英軍抵達上海後，英國將軍斯特維利（William Staveley）決定與華爾和另一支小型的法國軍隊一起將上海30英里內的太平軍打退。到1862年底，嘉定、青浦的太平軍基本被趕走，但華爾在對慈溪的攻擊時陣亡。其後繼者白奇文(Henry Burgevine) 因劫掠清軍餉銀被撤職。李鴻章要求斯特維利另外指派英國軍官指揮洋槍隊。因此，戈登于1863年3月，在松江接任指揮。此時義勇隊已改名為“常勝軍”。戈登重整軍隊並馳援常熟，取得成功，受到士兵們的尊敬。戈登上任以後，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常勝軍。戈登治軍公正嚴明，他嚴肅軍紀，建立刻板的操練制度，禁止士兵擄掠，而代之以優厚的軍餉和獎金。戈登雖然嚴厲，但通情達理，以身作則，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決不強求士兵去做。為了鼓舞士氣，行軍時戈登走在隊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並不攜帶任何武器。部隊行軍時常遭到伏擊，戈登每次都安然無恙，很快被部下敬為神靈。
幾個月以後，李鴻章陪同戈登的常勝軍進行一次軍事行動，他對戈登十分欣賞︰“看這個英國人戰斗，真是疲憊的眼看見美景，沉重的心喜獲甘露……如果有什麼能和曾國藩的學識一樣讓我敬佩，那就是這個英國軍官的指揮才能。” 由于戈登禁止常勝軍攻陷城池後大肆擄掠，他必須保證充足的軍費來源。李鴻章供應淮軍已經捉襟見肘，于是時常拖欠常勝軍的軍餉，大概是想迫使常勝軍通過劫掠自給自足。不想戈登堅持原則，絕不松懈軍紀。由於欠餉，常勝軍幾次嘩變，都被戈登以鐵腕手段鎮壓下去。戈登數次向李鴻章索要軍餉未果，火冒三丈，公開指責李鴻章和淮軍將領營私舞弊，截流常勝軍的軍費。9月，李鴻章對戈登的評價開始變得客觀許多︰“(戈登)有不少缺點，他心高氣傲，脾氣暴躁，沒完沒了地要錢……雖然我對他頗有微辭，但他的確是一個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賞他……他是一個誠實的人，只不過較難相處。”
戈登與太平軍激戰于江浙兩省，在中國二年內參加了三十三場戰役，攻克城池數十座，其中一個戰役歷時一年半，僅費軍需一百萬金，人們都認為這是奇功。戈登十分謙遜地說︰“平叛如此烏合之眾，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如果假以時日，中國官兵也可以平叛的。可是中國的上級官僚急功近利，于是在上海招募外洋無業亡命之徒，讓這些人平亂；不知道這群人完全是沖著利益來的，反復無常，將會為中國留下無窮禍害，比土匪所造成的危害還要嚴重。我得以帶領這只部隊，嚴加約束，事後設法遣散，不讓他們留下隱患。這是我為中國立下的一點微弱之功。”
戈登在1864年春天給他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我想，如果我能活下來，聖誕節之前應該能回家。我承受的損失驚人，100名軍官傷亡48人，3500名士兵傷亡1000人。不要說我脾氣倔強，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榮譽。我知道當我離開中國時，我會和來時一樣窮。但是我想，通過我的努力，數十（萬）的生命能夠得救，我就心滿意足了。”
1863年春，李鴻章率領淮軍攻打甦州。太平軍主帥譚紹光主持甦州防務，他對天國忠心耿耿，督軍死戰，但是太平軍內部不和，譚紹光與部下郜雲官等將領貌合神離。李鴻章得知這一消息，果斷采取了“剿撫並用”的策略，一面派兵猛攻甦州城，同時又讓手下大將程學啟前去勸降。試圖分化瓦解。
程學啟原是太平軍降將，在陽澄湖的一條小船上，他秘密會見了甦州守將郜雲官。郜雲官見太平軍大勢已去，早已萌生投降之意，程學啟馬上趁熱打鐵，向郜雲官轉達了李鴻章的承諾，只要他肯斬殺主帥譚紹光，獻出甦州城，朝廷將封他為二品武官，決不食言。談判進行得很順利，雙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協議既已達成，郜雲官提出了最後一個條件，必須由英國人戈登出面作保，否則免談。李鴻章答應了郜雲官的條件，由戈登當面作證，雙方折箭為誓，相約起事。幾天後，郜雲官等八將依計行事，刺殺了主帥譚紹光，打開城門迎淮軍入城。郜雲官雖已投降，卻沒有立即解散舊部，而是向李鴻章提出請求，將自己的部隊完整地編入淮軍。這讓李鴻章起了疑心，殺機頓起，先前的承諾早已拋到腦後。當晚，李鴻章先將戈登支開，然後傳令宴請郜雲官等八位降將，說要論功行賞，以示慶賀。八位降將深信不疑，興高采烈地前來赴宴領賞，哪知刀斧手早已埋伏帳下，結果八顆人頭當場落地！
戈登很快知道真相後，竟然抱著郜雲官的首級當場痛哭。因為事先約定投降條件時，戈登是證人，現在李鴻章言而無信，等于讓戈登也背上了失信的惡名。戈登認為這是奇恥大辱，怒不可遏，馬上拿起左輪手槍，在甦州城內四處尋找李鴻章，要與他決斗。李鴻章萬沒料到，洋人把信譽看得比命還重要，反應竟會如此激烈。他自知理虧，只好躲起來，避而不見。戈登卻不依不饒，又向各方寫信，揭露李鴻章的殺降丑聞。他還向清政府建議，立即將李鴻章撤職查辦，並將甦州城交還太平軍。在戈登的影響下，事情越鬧越大，列強甚至簽署了一份嚴厲譴責李鴻章的決議，並警告說，此事可能使列強不再幫助清政府。好在清政府這次堅定支持李鴻章，認為其所作所為並無不妥，李鴻章才免去一場大禍。李鴻章為平息事態，首先厚葬了被殺的太平軍將領，並在報上發表公開聲明，說甦州殺降是清政府的決定，與戈登無關。然後，他又撥出白銀7萬兩重賞“常勝軍”，另撥1萬兩單獨獎給戈登，但戈登拒不接受。最後此事不了了之。
戈登到昆山以後，向英國公使提交辭呈，但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絕接受李鴻章的一萬兩白銀的賞金，還打算拒絕朝庭的一系列封賞，“由于攻佔甦州後所發生的情況，我不能接受任何標志皇帝陛下賞識的東西” 。但在公使的規勸下，戈登最後還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獎。戈登回到英國以後，將清政府頒發給他的純金獎章熔掉捐給了慈善機構，只保留了黃馬褂。這件黃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國的戈登紀念館。
1864年3月，戈登終於拋棄前嫌，面見李鴻章商議戰事，兩人都避而不談“甦州殺降”一事。接下來常勝軍又攻陷數座江南城池。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國在甦南最後的軍事重鎮陷落。于是常勝軍在昆山解散，戈登隨即返回英國。
戈登和程學啟並肩作戰時結下莫逆之交，兩人以兄弟相稱。“甦州殺降”事件以後，戈登憎惡程學啟背信棄義，手捧郜雲官的首級痛哭，發誓與程絕交。不久程學啟去世，戈登又悲不自勝，將兩面“程”字戰旗帶回英國，留作永久的紀念。
1879年8月，中國駐俄公使崇厚未經清政府批準，同俄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消息傳來，朝野大嘩。翰林院中以張之洞為首的清流上書朝廷，力主撕毀條約，內懲崇厚，外抗俄夷；諸疆臣中左宗棠主張“先折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傾向主戰派；而李鴻章認為“崇厚所定俄約行之卻有後患，若不允行後患更亟”，力主通過外交斡旋爭取修訂條約。主戰派意見在朝廷成為主流，一時間中、俄之間戰雲密布李鴻章通過總稅務司赫德請戈登來中國，想利用他的聲望說服各主戰大臣，爭取和平解決中俄爭端。1880年7月，戈登在闊別中國16年以後，再次來華。此時戈登雖然已經47歲，但依然心直口快。在和主戰派大臣們會面時，戈登說了一席話，讓旁邊的譯員驚恐不安，拒絕翻譯。戈登于是拿出一本字典，翻到某一頁，將他想說的詞指給大家看。戈登指出的赫然是“愚蠢”二字。慈禧經過庭議，采取了一個折中辦法，將崇厚治罪，派駐英公使曾紀澤赴俄修約。曾紀澤經過艱苦的談判，同俄國簽訂《中俄改訂條約》，終於使伊犁等地和平回歸中國版圖。避免了一場與俄國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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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將軍光榮捐軀
1880年8月9日，常勝軍隊長戈登離開中國，後來在蘇丹戰死。戈登為清末著名洋將，官拜提督，其常勝軍對平太平天國與自強運動皆有貢獻，詳見本所研究成果：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頁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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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
在戈登的備忘錄上，還發現了戈登的兄弟在1886年寫的一句話：「此劍系贈予劍橋公爵者」。這個線索促使柯文南決心要去尋找這把寶劍。據柯文南在文章中說，劍橋公爵在1885年到1895年任英國陸軍總司令，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堂兄弟。這以後，柯文南又發現在劍橋公爵的兒子的遺囑中也談到過這件事。經過輾轉訪求，柯文南終於在1961年3月找到了這把寶劍，證實了它是李秀成的遺物，並出錢購買了這把寶劍，將它送回中國。
柯文南在他的文章中說：「李秀成的寶劍整整丟了九十七年，我能夠發現這樣重要的太平天國文物，中國革命歷史上的民族英雄的遺物，這是使我非常高興的。」
這把寶劍連鞘長八十四厘米，劍身（不連柄）長六十二厘米，鞘長六十三點五厘米。鞘是用楠楠制的，上面包著鍍金的銀鞘箍。劍身上刻有「李秀成」三個小字，劍把執手內側還刻有「張玉書造」四個小字，劍柄處還刻有「張造」兩個小字。劍柄和劍鞘上部精工雕刻著以龍鳳為主的花紋，有單獨的龍和風，也有「二龍戲珠」。「雙鳳朝陽」，此外，還配有「鶴鹿同春」、「鵲雀登梅」、「瓜瓞（die〕綿綿」等象徵吉祥的圖案。
據專家考證，這把劍製作的形制不見於明清時代刀劍的典制，但和太平天國的其他文物上的圖案相對照，發現有許多相同的特點，因此可以斷定它是太平天國時代的遺物，並且是符合忠王李秀成這樣身份的人物使用的。又據太平天國史料記載，侍王李世賢在張渚鎮（江蘇宜興）戰敗，溧陽守將吳人傑叛變，拒李入城，李世賢后退湖州。這個記載和戈登在備忘錄中的敘述也是大體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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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戈登（上）：戈登與李鴻章因何決裂？
2014-12-19 17:41:00
(文/新浪專欄 新史記 楊智友)
1864年1月19日下午，寒風颼颼。一隻小船載著赫德和他的隨從離開上海，穿越「這個條約口岸西面縱橫交叉迷宮似的水道」，踏上了尋找戈登之旅。
儘管從未謀面，但赫德對這個領導著「常勝軍」的英國皇家工程兵少校並不陌生。事實上，戈登正是赫德在上海地區軍事上相對應的人物。前者「命令他的外國軍官和中國軍隊將加農炮的火力喵准太平軍據點」，後者命令手下的海關稅務司，為「常勝軍」的行動提供真金白銀。兩人都是供職中國的英國臣民，在不同的崗位各自發光。那麼，是什麼原因驅使著新官上任的海關首長，「冒著冰冷的冬雨，堅持追蹤那個靜不下來的反覆無常的統領」？
戈登
事情還得從一個多月前震驚中外的「蘇州殺降事件」 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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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11月，江蘇巡撫李鴻章的淮軍在戈登的常勝軍配合下，圍攻蘇州。戈登身先士卒，常勝軍火炮犀利，蘇州外圍相繼被克。守城的太平軍納王郜雲官喪失抵抗意志，試探向淮軍投降。雙方都認為戈登最講信用，便通過他居間做保，而戈登也信誓旦旦地向納王親口保證其生命安全。不料12月6日，即城陷2天後，納王義子等人逃到戈登駐地，跪求庇護，哭訴父親已人頭落地！而近三萬放下武器的太平軍戰士也遭到淮軍官兵的屠戮。
李鴻章悍然違背戈登與納王約定的投降條件，釀成驚天慘案，極大地刺激了戈登。盛怒之下，他收好了納王頭顱，拎著手槍到處尋找李鴻章決鬥，以挽回自己的名譽。李撫台豈能讓他尋到？戈登於是率領常勝軍返回崑山大本營，宣布與之一刀兩斷。的確，李鴻章讓他「既蒙恥又心傷」，戈登咽不下這口氣，威脅要將蘇州城完璧歸趙，甚至揚言要率部加入太平軍，反過來攻打淮軍。
一時間，「蘇州殺降」成為大熱話題，上海、香港洋人輿情洶湧，波及倫敦。英國最高統帥薄朗將軍當即指示戈登「中止對帝國(即清朝)事業現行的全部援助」；英國公使卜魯斯通知清政府，根據他的命令，「戈登不得以任何方式同李鴻章保持聯繫」；各國駐滬領事館官員代表全體外僑，「無保留地譴責撫台(指李鴻章)最近在蘇州的舉措，是違背人性的極其嚴重的背信棄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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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的收復，「預示著上海的商業活力重新勃興」，但赫德自豪喜悅的心情並未持續太久，戈登便讓他的心臟咯噔起來。作為貝爾法斯特女王學院的畢業生，赫德和他的同胞一樣，天生就具備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在道德準則方面對其他種族的優越感，否則他不會在日記中寫下「撫台將七個王斬首的行為多少有些令人費解。」共同的價值觀，使赫德能理解戈登的感受，但少校的魯莽舉止，他並不認同。眼下的當務之急，應該是聯手迅速平叛，這對列強和清政府兩方面都是有利的。
赫德的判斷非常準確。清廷要肅清太平天國，離不開「常勝軍」。而此時，英國方面將領的意見卻是解散洋槍隊，留下中國人去打他們自己的仗。戰局懸於一線，奕訢心急如焚。
很快，赫德就站出來為李鴻章開脫。他推測，李撫台最初並沒有打算處決太平軍首領，只是在降將們開始提出非分並帶有威脅性的要求時，李才不得不先發制人，消滅他們。與此同時，他根據自己同清朝官場打交道的經驗，想方設法保護戈登，避免其因違抗命令而被李鴻章所「參」。李泰國不就是因此而「下課」的嗎？
雖然沒有被正式授權介入這一事件，赫德卻「依靠他的外交技巧和語言能力」，受到事件各方的青睞，成為他的中國僱主及其英國同胞之間必不可少的中介人。恭親王奕訢指示赫德，要求他撮合李鴻章和戈登。
憑著對這兩人的了解，赫德知道，對於殺人如麻的李鴻章來說，殺掉幾個降將，根本就不算個事，而戈登則像愛惜自身羽毛一樣愛惜信譽，把它看得比性命都重要。要想讓他們重新修好，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親王認定赫德就是斡旋其間的最佳人選。或許，這也正合年輕的總稅務司心意：他的視線所及，不應僅限于海關事務；他的角色定位，是為中國，更為英國，改變更多的現狀，謀取更大的利益。年近而立的他，應該擔負起更加遼闊的使命。
就這樣，肩負著親王的任務，詛咒著惡劣的天氣，赫德出發了。小船途經荒涼的村落和被踐踏的田野，曾經富庶的江南魚米之鄉，已被戰火摧殘得滿目瘡痍。這該死的戰爭，早該結束了！想當初天王洪秀全起事，西方人還特別高興，不說別的，這個崇拜上帝的政權一旦成功，豈不是一下子增加四億基督徒？但在赫德眼中，看似進步、趨向自由主義的太平天國「暴行累累，經過這麼多年，它肯定不會成功」，因此，他「虔誠相信(大清)帝國比起太平天國將給中國帶來更美好的前途」。話又說回來，海關工作和他的地位難道不是「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皇朝的命運」？！
常勝軍士兵
赫德一路西行，來到戈登常駐的崑山，不想卻撲了一個空。以美感著稱的崑曲故鄉，早已不再秀麗，但發生在半年前的崑山之役，卻堪稱戈登戎馬生涯的一座豐碑。彼時，戈登考察地形發現，堅守崑山的太平軍被水道包圍，唯一退往蘇州的道路就建在河邊。他於是率軍乘炮艇迂迴西南，斷敵退路。崑山太平軍潰逃後，常勝軍的鐵甲炮艇沿河追擊，在十幾碼的距離上以密集的霰彈猛烈轟擊，太平軍傷亡慘重。蘇州太平軍守將率兵來援，也被常勝軍和淮軍擊退。此役常勝軍傷亡五百，太平軍卻陣亡三千。
可此時的戈登會藏身何處呢？赫德並非一無所獲，他得知，戈登負氣回到崑山後，在城郊建起一座歸雲堂，祭奠被屠殺的近三萬太平軍將士，還出資僱請道士，大擺中國傳統的水陸道場，以超度死難者的亡魂。
或許只有來到這處散發著戈登氣息的老窩，赫德才能讀懂他的心聲。在「這個難以捉摸、舉止怪癖的英國統領」看來，那三千太平軍戰士死在戰場上是天經地義，但繳械的三萬太平軍死於一場陰謀，卻是他生命中無法承受之痛！因此，他要為那些曾重創過他的死敵討回一個公道。如此乖張的同胞啊，赫德越發感到，要「促使戈登重新出來工作」，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月23日，赫德來到剛解放的城市——蘇州，曾經的人間天堂，已是「許多屍體殘骸，到處殘垣頹壁」。不過，李撫台的新居忠王府卻是「建築講究，而且整潔」。在這裡，赫德見到了調解對象李鴻章。
早在一個月前，赫德就「接到李撫台關於蘇州等事一封客氣的長信：語氣多少有些不以為然，說戈登誤聽他人之言」。的確，李鴻章認為戈登的反應小題大做，其他洋人則是大驚小怪，唯有自己一直賞識的赫德還算識大體。在兩個小時的會面時間裡，他向赫德「詳細敘述諸王執行死刑的情況」，並希望赫德「盡力勸戈登去看他」，臨別前，指出戈登最有可能出現的兩個地點：木瀆或洞庭山。
蘇州之行的最大收穫，便是「從李撫台本人那裡，得到一份有關引起他處決諸王原因的解釋」，這與赫德之前的推斷基本吻合。帶著「傲然自負的心情」，赫德告別相送的撫台，繼續他的尋找之旅。「天黑時抵達約西南20英里的木瀆，知道戈登已於前一天過此」，「在風雨中穿過一片枯燥單調的沼澤，跨過一條通向湖州府的小河，□□幾隻湖南炮船，他們說戈登不在洞庭山」。 (方框內兩字缺失，似應為「遇見」「邂逅」或近義之詞。)
「這樣日復一日，走了4天多。天颳起大風，運河結冰，船主抽著鴉片咒罵，令人十分憎厭！」走走停停，尋尋覓覓，直到1月31日，也就是從上海出發後的第12天，兩個疲憊的旅人下船步行約6英里，又繞回到崑山的城門下。在赫德的記憶里，這是「很長的一天」，幸運的是，持續多日的尋找總算有了回報，戈登下令放他們進城。
終於找到了！眼前的戈登「年約三十，身材瘦小，有一對轉動不停的非常藍——淺藍色的眼睛」。未及赫德開口，戈登便告訴他，「你在這裡險些又見不到我，我今天早晨就要到蘇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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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勝軍】統領 - 戈登(1833～1885年Gordon, Charles George)
滿清僱傭兵:【常勝軍】統領-戈登
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之亂，不但造就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晚清“中興名臣，還造就了幾位來自西洋的洋人，率領“常勝軍”來華助戰的英國人戈登就是其中的一個。1863年10月，常勝軍和淮軍開始圍攻蘇州。常勝軍火炮犀利，蘇州外圍石壘、長城相繼被攻破，太平軍守將郜雲官等人失去抵抗意志，通過淮軍營官鄭國魁聯繫，和程學啟、戈登在陽澄湖密會。郜雲官同程學啟定下降約。由戈登居間做保，因為雙方都認為戈登〈洋人〉最講信用，比較可靠。11月29日，蘇州守軍投降。 四天以後，郜雲官等降將被殺，上千降兵被李鴻章屠殺殆盡，引起洋人語論譁然；這就是著名的“蘇州殺降”事件。
戈登和程學啟並肩作戰，結下莫逆之交，兩人以兄弟相稱，“蘇州殺降”事件以後，戈登憎惡程學啟背信棄義，手捧太平軍降將郜雲官的被砍下的頭顱痛哭失聲，發誓與程絕交。不久程學啟去世，戈登又悲不自勝，將兩面“程”字戰旗帶回英國，留作永久的紀念。
而當時種種跡象表明，殺降早有預謀，戈登顯然是被利用了。潔身自好的戈登怒不可遏，率領常勝軍返回崑山，拒不參戰。據說盛怒的戈登提著手槍到處尋找背信失義的李鴻章，要和他決鬥以挽回自己的名譽。李鴻章只好到處躲著戈登，避不見面；最後李鴻章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法，一方面向朝廷表功，戈登赫然位列程學啟之後，接著重賞常勝軍白銀六萬兩，其中一萬兩給戈登；另一方面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國使團去函，解釋蘇州殺降的前因後果，強調殺降純粹是中方的決定，和戈登無關。不久清朝的賞賜下來，戈登被封提督，賜穿黃馬褂，帶孔雀花翎。清政府還仿照西方式樣給戈登製作了一枚巨大的純金獎章。
戈登到崑山以後，向英國公使提交辭呈，但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絕接受李鴻章的一萬兩白銀的賞金，還打算拒絕清朝政府的一系列封賞，戈登說：“由於攻占蘇州後所發生的情況”我不能接受任何標誌皇帝陛下賞識的東西”。但在公使的規勸下，戈登最後還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獎。戈登回到英國以後，將純金獎章熔掉捐給了慈善機構，只保留了黃馬褂。這件黃馬褂至今依然存放於英國的戈登紀念館。
好一個戈登！洋人可比咱們重情義啊！
不過後來戈登在非洲平定蘇丹的叛亂中戰死〈著名的喀土穆攻城戰〉；當英軍的援軍抵達時，發現喀土穆城已經淪陷，而戈登已戰死兩天了。戈登的頭顱遭敵人砍下，懸掛示眾。而這段歷史則有改編成電影【Khartoum (1966) 】 中文片名:沙漠龍虎會 影帝查爾登希士頓 & 羅倫斯奧利花
戈登不見得是一個正面人物，但絕對是個傳奇人物。戈登也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他的毀譽參半非常與眾不同。在中共官方正史里，戈登是帝國主義的劊子手，是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屠夫 （太平天國不是邪教叛亂嗎?比滿青更加極權腐敗的組織,中共的甚麼羅輯!?莫非中共同意凡是農民起義的,黃巢,黃巾之亂,李自成,白蓮教,洪秀全都是同一夥?法輪功應是兄弟組織囉！） ，國內中學歷史課本這樣敘述戈登的結局︰“惡貫滿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蘇丹起義軍打死。” 如果倒退一百年，在晚清的歷史里戈登是平定長毛之亂的大功臣，授提督銜，賜黃馬褂、孔雀花翎，戈登死後清庭專門派人去弔唁 。在英國的歷史里，戈登是“英雄中的英雄”（語出英國首相格拉斯通），維多利亞時代的楷模，戈登死後維多利亞女王親自到他家中慰問。不同國家、不同時代，對戈登愛憎分明，無論褒貶都是一邊倒，也算嘆為觀止。
本文的目的不是為戈登蓋棺定論，而是通過記述戈登這個傳奇人物一生的重要活動和事件，勾畫出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像。至於如何看待這樣一個人物，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1. 平凡的早年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生于1833年1月28日，父親是英國皇家炮兵部隊的一位中將。戈登幼年就讀陶頓公學，15歲進入皇家軍事學校，成為一名士官生。軍校里老生常常欺侮新生，一次晚餐後，一個高年級士官站在樓梯口擋住新生去路，不讓他們通過，戈登徑直上前，低頭猛撞此人腹部，這個士官一路滾下樓梯，摔出門外，為此戈登幾乎被開除。戈登早年表現出的這種寧折不彎的強梁個性，伴隨了他的一生。
1852年戈登軍校畢業，進入皇家工兵部隊，軍餃少尉，派到威爾士潘布盧克（Pembroke）修建海港設施。20歲的戈登正處於建立人生觀的階段，在一個名叫德魯（Drew）的好友影響下，戈登成為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神學著作，在和他姐姐的通信里表現出強烈的宿命論觀點︰“上帝掌握世事發展的方向，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就好像馬背上的騎士決定馬的前進方向，無論馬樂意還是不樂意。一個人想要快樂，就得象一匹俯首貼耳的馬一樣，對任何事情都要做好準備。一切事情的結果都有上帝安排。”
1854年，戈登自告奮勇加入英國遠征軍到克里米亞參戰，先參與修築冬季營地，然後到前線去測繪俄軍的戰壕。做這項工作需要經常從己方戰壕探身眺望，然後描繪下來看到的俄軍戰壕走向，許多工兵因此被俄軍狙擊手射殺。戈登抱著听天由命的態度，按步就班地完成測繪工作，最後卻毫發無爽。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以後，戈登被派去測量土耳其和俄國的邊界線，1859年返回英國。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戈登跟隨英軍後續部隊，于當年9月到達天津。由於來得晚，戈登錯過了大沽、張家灣和八里橋等重要戰役，只趕上了火燒圓明園。戈登在日記里記述英法聯軍官兵“洗劫之後縱火，以最野蠻的方式毀壞這些最寶貴的財產…每一個人都發瘋一般地搶劫。” 戰爭結束以後，戈登隨英法聯軍在北京駐扎了一年多，然後移駐上海。這時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兵勢正盛，對上海形成包圍之勢，於是一個建功立業的機遇出現在30歲的戈登面前。
2. 常勝軍
李秀成後來在獄中寫“回憶錄”，這樣反省江南戰事的逆轉︰“蘇、杭之誤事，洋兵作怪，領李撫台之銀，攻我城池。洋兵見銀，打仗亡命。”
1860年3月，李秀成率軍從皖南進入浙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克杭州，引清軍江南大營分兵來救，然後退回皖南，會合陳玉成回師天京，大破江南大營。5月，李秀成領兵東征，連克常州、無錫和蘇州，兵鋒直指上海。當時清朝上海守軍薄弱，上海官紳驚恐萬狀，謀求自救。他們先乞求上海的英法聯軍“派兵助剿” ，由於英、法兩國正和清政府交戰，拒絕援手。兩江總督何桂清即令江寧布政使薛煥和上海道台吳煦籌餉募勇，保衛上海。
吳煦靠捐納起家，先任嘉定知縣，後署理松江知府，曾聯絡英、美、法等國，鎮壓小刀會起義，贏得西方人的信任。現在大難臨頭，吳煦首先想到的便是洋人。他找到在一艘商船上任大副的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從上海租界的酒吧里招募了數百西洋盲流，組建了一支“洋槍隊”。
華爾曾經效力于法國外籍軍團，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有一定的軍事素養。當時各國武器販子雲集上海，出售的武器良莠不齊，華爾慧眼識珠，購買最先進的武器裝備洋槍隊，比如美制夏普後膛步槍（Sharpe Breech-loading Rifle） 、德制德萊塞撞針步槍（Dreyse Needle Gun）和美制寇爾特左輪手槍（The Navy Colt Revolver）等等。
滿清僱傭兵:【常勝軍】統領-戈登
8月，洋槍隊協同清軍首戰青浦，西洋盲流一觸即潰，太平軍勝利克服松江，進抵徐家匯，離上海縣城僅9公里之遙。這時英法聯軍為了自己的利益武裝干涉，出動海軍陸戰隊和軍艦夾擊太平軍，迫使其退回松江。
青浦戰敗以後，華爾痛定思痛，遣散了西洋盲流，以一批菲律賓雇佣軍為骨干，招募了大約三千中國人，組成三個團，著西式軍服，以西法操練。此時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結束，英、法等國開始改變以前的“中立”政策，幫助清政府剿滅太平軍。華爾洋槍隊得到大批新式榴彈炮和臼炮，戰力大增。1862年2月，華爾洋槍隊在松江附近兩敗太平軍，被清政府命名為“常勝軍”，華爾官封四品，後來又娶了吳煦的女兒為妻，並加入中國籍。4月，李鴻章率領淮軍乘英國商船抵達上海，立刻被任命為江蘇巡撫。以後常勝軍和淮軍並肩作戰，接連攻佔了南翔、嘉定、青浦、南橋、柘林、奉賢等地。青浦被清軍攻克以後，李秀成領精兵一萬從蘇州趕來，連續擊敗常勝軍和淮軍，收復青浦，但沒有繼續前進，而在上海城外30英里和淮軍、常勝軍對峙。
1862年9月，華爾在寧波附近陣亡，美國人白奇文（Henry Burgevine）繼任常勝軍統領。白奇文顯然並不稱職，洋槍隊官兵軍紀敗壞，李鴻章大傷腦筋，請求英軍司令斯塔夫利（C. W. D. Staveley）為常勝軍任命一位統領，斯塔夫利挑中的人就是剛剛升任少校的戈登。這個任命有裙帶之嫌，因為斯塔夫利是戈登的嫂兄，而且兩人曾經在克里米亞共事過。由於這個任命必須得到英國政府的批準，戈登一直等到次年3月才走馬上任。
戈登上任以後，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領導藝術征服了常勝軍。戈登治軍公正嚴明，他嚴肅軍紀，建立刻板的操練制度，禁止士兵擄掠，而代之以優厚的軍餉和獎金。戈登雖然嚴厲，但通情達理，以身作則，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決不強求士兵去做。為了鼓舞士氣，行軍時戈登走在隊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並不攜帶任何武器。部隊行軍時常遭到伏擊，戈登每次都安然無恙，很快被部下敬為神靈。
此時李秀成在蘇南一線分散兵力，固守星羅棋布的據點，消極防御。太平軍的要塞堡壘對付尋常的綠營鄉勇綽綽有余，在常勝軍和淮軍新式火炮面前則不堪一擊。1863年5月，常勝軍進攻太倉，戈登先以榴彈炮進行四個小時的狂轟濫炸，將太平軍的防御工事徹底摧毀，然後再命令沖鋒，常勝軍、淮軍士兵和殘余的太平軍激烈肉搏，經過苦戰才攻克太倉。此戰太平軍陣亡兩千人，是常勝軍的十倍。
接下來攻昆山，戈登和淮軍將領程學啟考察地形，發現昆山被水道包圍，唯一退往蘇州的道路建在河邊。戈登於是率軍乘炮艇迂回西南，斷敵退路。昆山太平軍潰逃，常勝軍的鐵甲炮艇沿河追擊，在十幾碼的距離上以密集的霰彈猛烈轟擊，太平軍傷亡慘重。蘇州太平軍守將譚紹光率兵來援，和淮軍、常勝軍發生激戰，被擊退。昆山之役太平軍陣亡三千，而常勝軍也傷亡五百人。
戈登在1864年春天給他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我想，如果我能活下來，聖誕節之前應該能回家。我承受的損失驚人，100名軍官傷亡48人，3,500名士兵傷亡1,000人。不要說我脾氣倔強，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榮譽。我知道當我離開中國時，我會和來時一樣窮。但是我想，通過我的努力，數十萬人的生命能夠得救，我就心滿意足了。”挽救生命雲雲，大概指盡早結束戰亂，使老百姓不至於長期流離失所。戈登以後的所作所為，證明他這封信並不是在唱高調。
3. 蘇州殺降
李鴻章初見戈登，眼前一亮，心中頓生英雄相惜之情。此前李鴻章接觸的西方人，大多是盲流和武器販子，和他們相比戈登真是鶴立雞群。（作者按︰下面引用的李鴻章對戈登的評價，譯自英文史料，李鴻章原話暫時沒有找到，留待以後彌補。）
李鴻章在日記中這樣描述他對戈登的第一印象︰“這個英國人戈登的到來，真是天賜。他的言談舉止比我所見過的西洋人強過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厭。” 幾個月以後，李鴻章陪同戈登的常勝軍進行一次軍事行動，他對戈登更為欣賞︰“看這個英國人戰斗，真是疲憊的眼看見美景，沉重的心喜獲甘露…如果有什麼能和曾國藩的學識一樣讓我敬佩，那就是這個英國軍官的指揮才能。”
隨著時間的推移，李鴻章對戈登的看法逐漸改變。7月，李鴻章在日記中寫道︰“不管戈登將軍心中有多少狂想，他必須管住他那張嘴。” 這句話事出有因。由於戈登禁止常勝軍攻陷城池後大肆擄掠，他必須保證充足的軍費來源。李鴻章供應淮軍已經捉襟見肘，於是時常拖欠常勝軍的軍餉，大概是想迫使常勝軍通過劫掠自給自足。不想戈登堅持原則，絕不松懈軍紀。由於欠餉，常勝軍幾次嘩變，都被戈登以鐵腕手段鎮壓下去。戈登數次向李鴻章索要軍餉未果，火冒三丈，公開指責李鴻章和淮軍將領營私舞弊，截流常勝軍的軍費。9月，李鴻章對戈登的評價開始變得客觀許多︰“（戈登）有不少缺點，他心高氣傲，脾氣暴躁，沒完沒了地要錢…雖然我對他頗有微辭，但他的確是一個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賞他…他是一個誠實的人，只不過較難相處。”
本來李鴻章和戈登可以相安無事直到戰爭結束，但“蘇州殺降”事件使兩人的關系到了決裂的邊緣。1863年10月，常勝軍和淮軍開始圍攻蘇州。常勝軍火炮犀利，蘇州外圍石壘、長城相繼被破，太平軍守將郜雲官等人失去抵抗意志，通過淮軍營官鄭國魁聯系，和程學啟、戈登在洋澄湖密會。郜雲官同程學啟定下降約，戈登居間做保，因為雙方都認為戈登最講信用。11月29日，蘇州守軍投降。四天以後，郜雲官等降將被殺，這就是“蘇州殺降”事件，事情始末在譚伯牛的《戰天京》一書中有詳細記載，這里就不贅述。
根據李鴻章的記錄，殺降當天上午戈登被調往昆山，因而並不在場。事實上，戈登自己的備忘錄記載，他殺降時仍在蘇州，只是被入城的淮軍以保護他的安全為由軟禁了一個小時，而降將們就在這段時間被砍了頭。戈登在得知殺降以後，留了一封短信給李鴻章，然後才乘汽輪回到昆山。李鴻章的不實之辭，大概還是想為戈登開脫責任。
種種跡象表明，殺降早有預謀，戈登顯然是被利用了。潔身自好的戈登怒不可遏，率領常勝軍返回昆山，拒不參戰。據說盛怒的戈登拎著手槍到處尋找李鴻章，要和他決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譽。李鴻章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法，一方面向朝廷表功，戈登赫然位列程學啟之後，接著重賞常勝軍白銀六萬兩，其中一萬兩獎給戈登；另一方面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國使團去函，解釋蘇州殺降的前因後果，強調殺降純粹是中方的決定，和戈登無關。不久朝廷的賞賜下來，戈登被封提督，賜穿黃馬褂，帶孔雀花翎。清政府還仿照西方式樣給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純金獎章。
戈登到昆山以後，向英國公使提交辭呈，但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絕接受李鴻章的一萬兩白銀的賞金，還打算拒絕朝庭的一系列封賞，“由于攻佔蘇州後所發生的情況，我不能接受任何標志皇帝陛下賞識的東西” 。但在公使的規勸下，戈登最後還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獎。戈登回到英國以後，將純金獎章熔掉捐給了慈善機構，只保留了黃馬褂。這件黃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國的戈登紀念館。
1864年3月，戈登終於拋棄前嫌，面見李鴻章商議戰事，兩人都避而不談“蘇州殺降”一事。接下來常勝軍又攻陷數座江南城池。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國在蘇南最後的軍事重鎮陷落。常州克服以後，太平天國的滅亡指日可待，於是常勝軍在昆山解散，戈登隨即返回英國。
戈登和程學啟並肩作戰，結下莫逆之交，兩人以兄弟相稱。“蘇州殺降”事件以後，戈登憎惡程學啟背信棄義，手捧郜雲官的首級痛哭，發誓與程絕交。不久程學啟去世，戈登又悲不自勝，將兩面“程”字戰旗帶回英國，留作永久的紀念。戈登臨走時向中國同僚贈言︰“中國人民耐勞易使，果能教練，當可轉弱為強。”又說︰“中國海軍利於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 這些預言後來都一一實現。
1879年8月，中國駐俄公使崇厚未經清政府批準，同俄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消息傳來，朝野大嘩。翰林院中以張之洞為首的清流上書朝廷，力主撕毀條約，內懲崇厚，外拒俄夷；諸疆臣中左宗棠主張“先折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傾向主戰派；而李鴻章認為“崇厚所定俄約行之卻有後患，若不允行後患更亟”，力主通過外交斡旋爭取修訂條約。主戰派意見在朝廷成為主流，一時間中、俄之間戰雲密布。用他的聲望說服各主戰大臣，爭取和平解決中俄爭端。1880年7月，戈登在闊別中國16年以後，再次來華。此時戈登雖然已經47歲，但依然心直口快。在和主戰派大臣們會面時，戈登說了一席話，讓旁邊的譯員驚恐不安，拒絕翻譯。戈登於是拿出一本字典，翻到某一頁，將他想說的詞指給大家看 - 戈登指出的赫然是“愚蠢”二字。慈禧經過庭議，采取了一個折中辦法，將崇厚治罪，派駐英公使曾紀澤赴俄修約。曾紀澤經過艱苦的談判，同俄國簽訂《中俄改訂條約》，終於使伊犁等地和平回歸中國版圖。
電影「投名狀」蘇州殺降
趙二虎原型-戈登
Chinese Gordon
電影投名狀「蘇州殺降」情節中痛罵大哥背信棄義的「趙二虎」(劉德華 飾)原型-英國人戈登。
查理‧喬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年1月28日—1885年1月26日)
1860年，台灣的鄰國中國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戈登隨英法聯軍來到中國，在9月抵達天津。
他沒趕上對大沽砲台的攻擊，不過趕上了佔領北京的行動，並直接參與了英軍火燒圓明園的行動。
10月《北京條約》簽訂，增加天津為通商口岸，並開闢英法美租界。
天津英租界首先開闢，工兵上尉戈登是其界限劃定和道路規劃的主要設計者。
戈登在中國北方一直待到1862年4月，直到太平天國開始在上海威脅歐洲人為止。
太平天國從1850年開始在廣西、湖南和湖北等省取得一連串勝利，並在1853年佔領了南京，後來進攻的態勢開始緩慢，太平天國基本上不再擴張，不過他們已經夠靠近上海並威脅在那裡的歐洲移民。
上海成立了一支由歐洲人和中國人組成的義勇隊來防禦這座城市。這支軍隊是由一個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所指揮，零星的戰鬥持續在上海西郊發生，華爾的軍隊正在緩慢的撤退。
英國人在這個時候抵達，英國將軍斯特維利(William Staveley)決定與華爾和另一支小型法國軍隊將上海30英哩內的太平天國勢力逐出。
嘉定、青浦原本被太平軍佔領，在1862年底這些地區基本上被義勇隊奪回。
華爾在對慈溪的攻擊時陣亡，他的後繼者不被中國皇帝所喜歡。
當時的江蘇巡撫李鴻章，要求斯特維利另指派英國軍官來指揮洋槍隊。
斯特維利選擇了戈登，這時的戈登已經是一個少校了。
1863年3月，戈登在松江接任了指揮，並且得到「常勝軍」(Ever Victorious Army)的稱號，一個用來鼓勵但誇張的稱號。
戈登重整了軍隊並支援常熟，這個救援是成功的，戈登很快的得到士兵們的尊敬。
1863年10月，常勝軍和淮軍開始圍攻蘇州。
常勝軍火炮犀利，蘇州外圍石壘、長城相繼被攻破，太平軍守將慕王譚紹光(忠王李秀成女婿)的部下郜雲官等人失去抵抗意志，通過淮軍營官鄭國魁聯繫，和程學啟、戈登在陽澄湖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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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慕王 譚紹光之白玉曲柄鎏金鞘佩刀)
郜雲官同程學啟定下降約。
由戈登居間做保，因為雙方都認為戈登〈洋人〉最講信用，比較可靠。
於是郜雲官等人12月18日於城樓上射殺蘇州主帥譚紹光給城外清軍觀賞獻功，獻城投降，帶領全軍投降清軍，做了可恥的叛徒。
11月29日，蘇州守軍投降。
4天以後，郜雲官等降將被殺，上千降兵被李鴻章屠殺殆盡，引起洋人輿論譁然；這就是著名的「蘇州殺降」事件。
(投名狀 蘇州殺降)
戈登在自己的備忘錄記載，清軍殺降時他仍在蘇州，只是被入城的淮軍以保護他的安全為由軟禁了1個小時，而太平軍降將們就在這段時間被砍了頭。
戈登和程學啟並肩作戰，結下莫逆之交，兩人以兄弟相稱。
「蘇州殺降」事件以後，戈登憎惡程學啟背信棄義，手捧太平軍降將郜雲官的被砍下的頭顱痛哭失聲，發誓與程絕交。
而當時種種跡象表明，殺降早有預謀，戈登顯然是被利用了。
李鴻章這滿清漢奸走狗，屠殺太平軍是出了名的。
作為李鴻章的部下，劉銘傳也不例外。
1863年9月攻陷江陰後，劉銘傳指揮手下一口氣屠殺了近10萬名太平軍將士。
1864年5月攻佔常州後，劉銘傳竟下令將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分裂肢體，實施“磔刑”。
後來劉銘傳到了臺灣任職，劉銘傳屠殺惡習不改，美其名為「開山撫番」，實則是對台灣原住民的血腥屠殺與武裝殖民。
潔身自好的戈登怒不可遏，率領常勝軍返回崑山，拒不參戰。
據說盛怒的戈登提著手槍到處尋找背信失義的李鴻章，要和他決鬥以挽回自己的名譽。
滿清漢奸大臣李鴻章只好到處躲著戈登，避不見面；最後李鴻章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法。
一方面向朝廷表功，戈登赫然位列程學啟之後，接著重賞常勝軍白銀六萬兩，其中一萬兩給戈登。
另一方面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國使團去函，解釋蘇州殺降的前因後果，強調殺降純粹是中方的決定，和戈登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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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清朝的賞賜下來，戈登被封提督，賜穿黃馬褂，帶孔雀花翎。
清政府還仿照西方式樣給戈登製作了一枚巨大的純金獎章。
戈登到崑山以後，向英國公使提交辭呈，但被再三挽留。
戈登拒絕接受李鴻章的一萬兩白銀的賞金，還打算拒絕清朝政府的一系列封賞，戈登說：「由於攻占蘇州後所發生的情況 ，我不能接受任何標誌皇帝陛下賞賜的東西。」
但在英國公使的規勸下，戈登最後還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獎。
戈登回到英國以後，將純金獎章熔掉捐給了慈善機構，只保留了黃馬褂。
這件黃馬褂至今依然存放於英國的戈登紀念館。
1864年5月31日，常勝軍在昆山解散，全體軍官辭去了在清軍中的職務 解散後，李鴻章劃銀1500兩在上海建立了常勝軍紀念碑。
戰爭結束後，中國皇帝同治授與戈登中國軍隊最高的軍階—提督的稱號；另外，英國也晉升他為中校並封戈登為「巴茲勳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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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的戰利品太平天國李秀成佩劍，1980年歸還中國)
死於蘇丹
1882年英國政府要求戈登立刻去蘇丹，一個由穆罕默德·艾哈邁德(Mahommed Ahmed)所領導的救主軍(mahdi)跟太平天國類似的以宗教名義的起義爆發。
蘇丹的埃及軍隊無法抵擋這場暴動，而埃及政府則正忙於陣壓另一場暴動。
1882年9月後，蘇丹處於一個瀕臨毀滅的位置。
1883年12月，英國政府命令埃及放棄蘇丹，但撤離行動是困難的，數千名埃及士兵、平民和他們的家眷仍然困在蘇丹。英國政府於是要求戈登前往喀土穆處理並撤離人員。
1884年1月，戈登到達開羅；在開羅，他再度被委派為總督，並踏上了前往喀土穆的不歸路。2月18日，他抵達了喀土穆。
戈登開始著手遣返婦孺和傷者回到埃及，約2500人在救主軍封鎖道路前被撤離。
戈登希望有影響力的地方領導人Zobeir能接管蘇丹，不過英國政府以他曾經是奴隸的身份拒絕。
叛軍在喀土穆和蘇丹東部附近不斷進攻，而薩瓦金的埃及軍隊則不斷的被擊敗。
一支由葛雷漢(Gerald Graham)將軍的英國部隊曾被遣到薩瓦金，並迫使叛軍撤離當地。
戈登曾強烈主張從薩瓦金到柏柏爾的道路應重新開放，不過這要求被倫敦政府所回絕。
4月，葛雷漢將軍和他的軍隊撤離。5月，柏柏爾的守軍投降，喀土穆被完全隔離。
1884年3月18日，喀土穆的攻城戰開始。雖然英國政府決定放棄蘇丹，但民間仍有許多人呼籲派兵拯救戈登。
(電影-沙漠龍虎會(Khartoum)戈登結局
直到8月英國政府才決定拯救戈登，但直到11月英國救援隊才準備開始行動。 但當他們在1885年1月28日抵達時，發現喀土穆已經淪陷，而戈登已戰死2天了。
戈登的頭顱遭敵人砍下，懸掛示眾。
e0040579_4572752.jpg根據英國官方歷史記載1885年1月26日，馬赫迪士兵衝進總督府以後，發現戈登身著將軍制服，手持指揮刀，站在樓梯上等著他們。
戈登和總督府院內黑壓壓的馬赫迪士兵對峙了幾分鐘，一時間鴉雀無聲。這時一個名叫沙辛(TahaShahin)的馬赫迪將領大喝一聲：「遭天譴的傢伙，你的末日到了！」話音未落便投擲出手中的長矛，透入戈登的胸膛。
戈登一臉的輕蔑，身體只是晃動了一下。
接著又有兩支長矛刺中戈登，戈登這才倒地，馬赫迪士兵於是一湧而上，刀斧齊下。
戈登死後，他的頭被馬赫迪士兵割下來高掛在樹上示眾，那一雙無神的眼睛依然瞪視著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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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散常勝軍
李鴻章在半年之內，同太平軍連接三次硬仗，取得了三戰三捷！這三次勝利使李鴻章不僅在上海站穩了腳跟，也為他贏得了創建淮軍的信心。
這三次勝利均非輕易獲取，每次戰役都險象環生、充滿變數，李鴻章和他的淮軍在戰火中得到了考驗和磨煉。第一次新橋之戰，雙方展開了艱苦的拉鋸戰，傷亡慘重。更為雪上加霜的是，上海地區發生了嚴重的瘟疫。英軍死亡率為10％，淮軍的狀況更加不妙，70％左右的士兵都染上了瘟疫。李鴻章在書信中向友人道出個中的無限憂思：“從夏到秋，淮軍一直奔命作戰于疲累之中，如今又患上瘟疫，成百上千將士不治而亡，所剩兵丁十有六七臥病呻吟。這樣下去，淮軍精華喪失殆盡，我已經做好親臨戰場與敵人同歸于盡的准備。淮軍一旦覆沒，我李鴻章決不做生還之想！”正當李鴻章一籌莫展時，幸運之神又一次眷顧他，太平天國主將、忠王李秀成突然宣布退兵。李秀成此時接到天王洪秀全命令，要求其即刻回師拱衛天京，同時太平軍中也開始流行瘟疫。淮軍在堅持中取得了保衛上海戰事的勝利。李鴻章立即興奮地給曾國藩寫信彙報，他似乎忘記了戰爭的艱苦，得意地對老師說：“這次勝利後，我淮軍可以自立，洋人也為我所震懾。鴻章也敢學著打仗了！”曾國藩接到捷報後深為學生感到高興，但同時告誡李鴻章：取勝固然可喜，然古訓有云：慶祝勝利要像舉辦喪禮一樣，尤其不可得意忘形。此外對待洋人一定要謙卑，千萬不要說什麼我軍精銳，不需洋人幫助的話。最後他鄭重地囑咐李鴻章，你心中有一分驕傲，士卒口中就有十分的囂張！雙方第三次戰事——四江口之戰，是太平軍最後一次光顧上海。此役過後，李秀成再也無力東顧。經過這三次戰斗，李鴻章的實戰能力大為提高，軍事指揮才能日趨成熟。李鴻章還認識到，上海保衛戰的勝利，主要得益于淮軍配備了先進的武器彈藥，使淮軍能夠在關鍵時刻轉敗為勝。
自大輕傲的李鴻章有一個優點，即能夠因地制宜、隨時接受他人的正確意見。打退太平軍後，李鴻章牢記曾國藩警示之語，絲毫不敢懈怠，立即著手整頓淮軍。李鴻章對自己招募的“叫花子兵”和“痞子將領”非常得意，對外宣稱：“鄙人的淮軍土是土氣了一點，但最能打仗！”李鴻章整頓淮軍主要集中于武器裝備。他不惜血本，將淮軍舊式兵器全部棄置，一律改裝為新式洋槍和劈山炮，每哨配備6個洋槍小隊和2個劈山炮小隊。于是，淮軍鳥槍換炮，在武器裝備上大大超越曾國藩的湘軍。淮軍隊伍也得到迅速擴充，由原先的13營增至79營。淮軍的日子一天天好過起來。最高統帥李鴻章因戰功升任江蘇巡撫，逐步裁撤駐守上海的綠營兵，代之以初具規模的淮軍。這樣，李鴻章在上海實行有效控制的最後障礙只剩下不肯安分的洋人。英國人華爾率領的洋槍隊，在李鴻章初至上海時確實出力不少。但正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當淮軍更換新式武器後，洋槍隊就越來越成為李鴻章的眼中釘、肉中刺。
此時，湘軍開始加緊對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南京）的圍攻，曾氏兄弟幾次來信要求李鴻章施以援手，並指名令程學啟部率軍增援。李鴻章對曾國藩重新收編程學啟部的念頭心知肚明，便打發洋人的常勝軍前往南京增援。這時常勝軍首領已由白齊文代替華爾。李鴻章令白齊文率常勝軍主力開赴南京，上海道台吳煦和楊坊負責“督帶”。李鴻章此招可謂是一石三鳥，既向老師交差，又將常勝軍支走，同時還把吳、楊兩個非淮系官員排擠出滬。白齊文見李鴻章把自己派到危險的前線去作戰，卻難以保障充足軍餉，哪里肯服從調動。他拒絕率領常勝軍開赴南京。白齊文不敢和李鴻章直接作對，便拿在松江的道台楊坊出氣。他跑到楊坊家里，將他毒打一頓，同時將楊府中搜到的四萬塊洋銀搶劫一空。白齊文干了壞事自覺理虧，逃到英國軍隊中隱匿起來。曾國藩對李鴻章援軍未至一事倒不怎麼在意，因為他要求增援只是想招回程學啟部。至于常勝軍，曾國藩說過這麼一段話：“常勝軍不來南京沒什麼不好，來了倒沒有什麼好處！”李鴻章卻對白齊文不聽調遣、毆打朝廷命官且入室搶劫之事不能容忍。當然，這種棘手之事老奸巨猾的李鴻章不會親自處理，他令吳煦限期將白氏捉拿歸案，要求常勝軍轉由中國官員接管，外人不得干涉。英國軍隊見李鴻章真動了怒，覺得不便為一個白齊文破壞中英兩國關系，決定交出白齊文。然英國駐華水師司令迪佛立與白齊文私交甚篤，強硬堅持不肯交出白齊文。李鴻章決心以此為突破口，改組常勝軍。李鴻章改組常勝軍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削減常勝軍的經費，將錢省下來發展淮軍；二是收回常勝軍兵權。無理也硬三分的英國人當然不會同意李鴻章的改組方案。英國政府任命戈登為新任常勝軍統領以取代白齊文。戈登的到來使李鴻章心中著實“咯噔”了一下。他意識到英國絕不會輕易放棄常勝軍領導權的險惡用心，不能與其硬碰硬。李鴻章遂托人調查戈登的底細，得知戈登出身于軍官世家，對軍事地形學和步炮聯合作戰有精深的研究，性格弱點是愛慕虛榮、貪財。戈登一到中國，便受到李鴻章的熱烈歡迎。李鴻章極力稱贊戈登的軍事才華舉世無雙，令人欽佩不已，配得上任何高級軍官職位。隨後李鴻章升任戈登為總兵銜，並贈之以各種錦旗獎章、寶星勳章，其中白花花的銀子當然必不可少。李鴻章不斷虛心向他請教各種新式兵器的用途和殺傷力等軍事專業問題。戈登來中國之前聽說李鴻章是一鐵腕人物，將前任嚇得躲在軍艦里不敢出來，早已做好應對的心理准備。但見到李鴻章後，戈登改變了看法，他在給英國政府發去的公函中極力稱贊李鴻章，稱其是中國最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為人正直、思想先進，熱心發展西方軍工業，我們英國政府對他不但不應與之作對，而且應全力幫助支持。
有趣的是，沒過多久，戈登公函中的李鴻章就變成了陰險毒辣的小人。戈登發現，常勝軍在作戰時總被派往最艱苦的前線，且經常為淮軍程學啟部做馬前卒。戈登終于忍無可忍，帶領常勝軍跑到昆山，揚言不再聽從李鴻章調遣。中國總稅務司赫德從中英長遠利益出發，百般協調，勸說貪財好利的戈登重新回到李鴻章身邊。此事引起英國政府的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對大英帝國的嚴重挑戰，有損帝國尊嚴。英國政府提出，解散戈登的常勝軍，上海防務由駐滬英軍承擔。李鴻章雖有思想准備，卻萬萬沒料到英國會同意解散常勝軍。機不可失，李鴻章當即宣布解散常勝軍。李鴻章一宣布此消息，英國人倒不滿起來。駐華領事巴夏禮發出照會，稱解散常勝軍一事只有英國公使方可辦理，李鴻章無權作出決定。李鴻章深知英國人的脾性，如果錯過這次機會，想徹底擺脫常勝軍就困難了。李鴻章多方打聽，得知只要戈登同意解散並發給常勝軍足夠的遣散費，就能順利解散常勝軍。李鴻章知戈登一向好名，便以躲在軍艦中的白齊文為例，曉以厲害，告誡戈登，人生在世名聲最為重要，不要為別人的利益把自己給毀了。同時，李鴻章令丁日昌在最短時間內籌集白銀十九萬兩作為遣散費。其中，上校級軍官和負傷軍官每人發四千塊洋元，未受傷士兵除多發給一個月的津貼外，還按路途遠近發給回家路費。報紙如此評價李鴻章的遣散費：“對于一個像清帝國那樣負債累累的政府來說，這筆款項絕不能認為是氣度狹小的。”三天後，常勝軍全部解散。隨後，李鴻章向曾國藩彙報：“常勝軍已全部遣散，一切全靠戈登忽然變成了忠直的好人。這並不是學生促使他洗心革面的結果，而是大清興旺發達的時運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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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的背景是十九世紀中國「太平天國」之亂，清朝李鴻章統率的「淮軍」和英國「常勝軍」隊長戈登 （Charles George Gordon）聯合攻破太平天國第二個天京蘇州城時的前後（1863年11月）。
當時，慕王譚紹光正堅守蘇州城，但他的副將們卻想投降清兵，上下鬧得並不和睦。戈登知道後，與太平軍副將郜（音告）永寬暗結，約為內應。和談時，郜永寬告訴戈登，他們可以投降，條件是戈登要作出保證（郜認為李鴻章是個不守信用的傢伙），入城後特赦全部副將，並不要傷害城內降軍和百姓。戈登說：我們是英國紳士，一定守信用！由是雙方一拍即合，終於在12月4 日郜永寬等殺了譚紹光，打開城門，聯軍浩浩蕩蕩入城。
後來，郜永寬等七名降將，到李鴻章營中接受紅頂花翎時，被埋伏的士兵通通殺掉，之後李又把城內疑似太平天國的降軍殺個片甲不留，血留成河。
聯軍棄守承諾，使戈登背負了言而無信的罪名。戈登大發雷霆，想找李鴻章算帳，但李卻急急躲起來避開他。戈登於是發出通牒，威脅要離開聯軍，並反過來幫太平軍一同進攻「淮軍」，同時也把這件事的始末告訴上海住的歐美僑民，用輿論壓力一同譴責李鴻章。事件鬧大了，李鴻章只有奏請慈禧把自己「嚴以治罪」。曾國藩為李說項，認為李鴻章當時的做法並無不妥。英美兩國此時看透李鴻章的性格，於是把「常勝軍」撤走，維持英軍的尊嚴。
（另一個結局的版本：譴責李鴻章的聲明出現後引起外交軒然大波，但在恭親王奕訢和赫德的斡旋下，戈登和李鴻章再聯手打天京，翌年七月徹底擊潰太平軍。）
看過電影「投名狀」的朋友，會發現以上情節和龐青雲（李連杰）和趙二虎（劉德華）進攻蘇州城的一幕很相近。
開首故事抉擇殺不殺降兵的因素是：李鴻章為了貪戰功，特意剋扣戈登的糧餉來壓制他，兩人不和；「淮軍」一旦攻打天京，並沒有能力分兵出來控制龐大的蘇州城降軍；降軍許諾的是戈登，反口的話自己不須要付出代價，又兼可打擊英軍士氣；估計英國人都是和中國人一樣奉「兵不厭詐」為本子，所以「跣」戈登的迴響應該不大．．．很多很多因素。
「投名狀」的抉擇因素簡單得多：糧食不夠，要信守承諾不殺降兵，要降兵與自己的兄弟兵一同餓死？還是反口，殺盡降兵保存實力再打天京呢？問題簡化為一個理性與感性的抉擇。
最初以為「投名狀」只是陳可辛改了名字，重拍三十年前張徹著名電影「刺馬」而已，但現在才知不止如此。
「刺馬」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是兩江總督馬新貽閱兵返回辦公室途中，當眾被張文祥殺死。查案的曾國藩又突然神秘病逝，成了懸案，但幾乎同時就有人編了一個「勾義嫂」的故事給馬新貽去圓案，但馬新貽的後人強烈否認其說。也有人說「勾義嫂」的故事掩藏另一秘密：慈禧太后之所以任命馬新貽為兩江總督，是來調查曾國藩有沒有隠瞞朝廷，吞併了殲滅太平天國時搜得的金銀財寶．．．
政治鬥爭的世界，醜惡和複雜得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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