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中國經濟沒救 學者許成鋼：中產階級正在貧困化
2024/02/21 12:41
美國史丹福大學政治經濟學者許成鋼表示，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是制度所造成，且中產階級貧困化是現在進行式。（擷取自史丹福大學官網）
〔編譯盧永山／綜合報導〕紐約時報亞洲專欄作家 、獨立記者袁莉創辦的訪談類播客節目《不明白播客》，近日就「中國經濟還有救嗎？」議題，訪問美國史丹福大學政治經濟學者許成鋼教授，他認為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是制度所造成，且中產階級貧困化是現在進行式。
　許成鋼指出，中國的經濟存在的問題，不是1個人造成的，而是中國的制度造成的，中國的法院是共產黨執行命令的工具，全部土地和整個銀行體系都是國有制，這些問題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成長速度實際上就已非常穩定的逐年下降。
　許成鋼說，作為一個大趨勢，其實中國也不是唯一的，過去蘇聯跟中東歐共產黨國家全都經歷過，就是（經濟成長）逐漸下降，最後一直下降到了比資本主義經濟的成長速度還慢。
　許成鋼表示，中共經濟改革的原始目的並非單純為了經濟，而是為了政權，當領導人認為私有企業威脅他的統治時，誰的威脅大，他就先動手把誰搞掉。以教培行業為例，他認為這實際上是在教育領域，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在跟共產黨搶地盤，那就一股腦兒全部都關掉。
　再以螞蟻金服的上市被擋為例，許成鋼指出，外界都把它解釋成是因為馬雲的幾句話，這是錯誤的，那個問題遠遠不是馬雲的幾句話；螞蟻金服作為1個金融機搆，如果這個上市要成功，它和銀行之間的界限已經不清楚了，從基礎上在動搖共產黨的執政的基礎，這是不能允許的。
　袁莉還問道，不少中國中產階級很惶恐，害怕再次跌入貧困，這種情況會大規模發生嗎？
　許成鋼回應，實際上，近幾年來這個狀況已經在發生，大量的中產階級、中上產階級，都已在承受這個過程，大規模的失業的是勞工階級，就是農民工；現在的問題在於，伴隨著經濟逐漸在下降，這個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
　許成鋼說，可以確定的是，這個情況已經在發生，還會繼續發生；不確定的只是會以多快的速度，也就是變壞的速度會有多快；如果爆發金融危機，那就會非常快，突然之間出現大規模、很多的失業；但若不爆發金融危機，就是逐漸「溫水煮青蛙」式的，逐漸越搞越壞。中國經濟沒救 學者許成鋼：中產階級正在貧困化 - 自由財經 https://bit.ly/49Mqcpk

許成鋼：中國中產階級貧困是現在進行式
▲在整體經濟放緩的情況之下，大眾對於中國經濟前景大多抱持憂心態度。圖為上海街景。（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NOWnews今日新聞] 先前中國官方統計數據稱，在去年GDP成長了5.2%，引來不少專家質疑。在整體經濟放緩的情況之下，對於中國經濟前景大多抱持憂心態度。近來紐約時報亞洲專欄作家 、獨立記者袁莉創辦的訪談類播客節目《不明白播客》就針對了「中國經濟還有救嗎？」議題，訪問了美國史丹福大學政治經濟學者許成鋼教授。他認為，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不是一個人造成的，而是中國制度造成的，而中產階級貧困化已經是現在進行式。
許成鋼表示，中國的經濟存在的問題，不是一個人造成的，是中國的制度造成的。中國的法庭是黨執行命令的工具，全部土地和整個銀行體系都是國有制。這些問題使得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實際上就已經非常穩定的逐年增長速度下降。
做為一個大趨勢，其實中國也不是唯一。許成鋼以蘇聯跟中東歐共產國家為例，指出這些國家全都經歷過逐漸下降，最後一直下降到了比資本主義經濟的成長速度還慢。
許成鋼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原本目的也不是單純為了經濟，而是為了政權。當領導人認為私有企業威脅他的統治的時候，看誰的威脅大，就先動手搞掉。他舉例指教培行業，實際上是在教育領域，在意識形態領域跟共產黨搶地盤，那就一股腦兒全部都關掉。
另外一例則是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旗下的線上支付巨頭螞蟻集團上市遭擋事件，外界都解釋是因為馬雲的幾句話，這是錯誤的，那個問題遠遠不是馬雲的幾句話，但那個問題遠遠不是這個原因。螞蟻金服作為一個金融機構，如果上市成功，就會分不清楚與銀行之間的界線，從基礎上在動搖共產黨的執政的基礎，這是不能允許的。
袁莉進一步詢問，不少中國中產階級很惶恐，害怕再次跌入貧困，這種情況會大規模發生嗎？
對此，許成鋼表示，實際上在近幾年就發生這樣的情況。大量中產階級、中上產階級，都已在承受這個過程。大規模的失業是勞工階級，也就是農民工。現在的問題就是，伴隨著經濟逐漸下降，這個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
許成鋼表示，可以確定的是，這是已經在發生、且會繼續發生的事情，不確定的只有會以多快的速度變壞。如果金融危機爆發，那就會非常快，突然之間出現大規模、很多的失業；但若不爆發金融危機，就是逐漸「溫水煮青蛙」式的，逐漸越搞越壞許成鋼：中國中產階級貧困是現在進行式 https://bit.ly/3OQbd5C

 「諸色戶計」戶等制度-戶計制度阻斷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階級世代/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元代戶籍制度的特點是“諸色戶計”，分類方式可以依照職業: 例如民戶、儒戶、軍戶、站戶、匠戶、僧、道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bit.ly/2EnQm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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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人越來越多 我國資產3千萬以上增至31.7萬人
2018-01-18 14:25經濟日報 記者陳怡慈╱即時報導
有錢人開著千萬跑車上路，貧富差距在台灣仍可見。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與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8日發表台灣高資產客群財富報告，預估我國個人資產新台幣3,000萬元以上民眾，今年將成長至31.7萬人，資產規模有望突破18兆元。
報告並指出，因應全球政經局勢變化，未來三年，中國大陸、美國的投資熱潮將會退燒，台灣高資產客群會將資金轉向印度、東南亞等新興市場，並將加碼海外債券與投資性的房地產。

中產階級的萎縮是事實，但不見得是「患不均」到底中產階級是不是全面萎縮，造成嚴重貧富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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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風暴以來，全球中產階級萎縮的態勢更加嚴峻，在中東北非引起了「阿拉伯之春」，回到美國，則引發「佔領華爾街」運動，宣稱社會分配不均，成為「1%與99%」的對立。在日本，大前研一於2006年發表中譯為《M型社會》的一書，原本日文標題意思為「中產階級下層的衝擊」，也是提出中產階級萎縮的觀察。
到底中產階級是不是全面萎縮，造成嚴重貧富不均？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對「中產階級」的定義是，收入在中位數收入的2/3到2倍之間者，稱為中產階級，2倍到3倍之間為中上階級，3倍以上為上層階級。皮尤研究中心在2015年時針對美國的研究報告顯示，中產階級所佔的比例的確下降，所謂的「1%」，其收入成長的確較其他人更快，但這不必然代表整體來說貧富不均更嚴重，因為消失的中產階級中，雖然難免有部分是往下落到下層階級，但是更大比例是提升到上層階級，因此就整個社會的總體財富分布情況來說，其實反而是更加平均。
1971年，美國中產階級占人口比例為61%，到2015年，只剩下50%，由此看來中產階級確實萎縮了11%，不過，減少的中產階級到底到哪去了？下層階級只增加4%，中下階級則不變，中上層階級增加了2%，而上層階級則增加了5%，也就是說，減少的中產階級並非都落居下層，相反的，反而是「向上提升」者較多。
傳統認為，強勢的白人族裔日漸佔據中上階層，若只看傳統白人族裔的確是如此，因為白人在中上與上層階級的比例，從1971年的16%，提升到2015年的25%，但是，其他族群也一樣提升，亞裔從22%提升到28%，非裔從5%提升到12%，連最晚加入美國，處於經濟底層最底層的西語裔，也從8%提升到10%。
也就是說，中產階級富有化而往上發展，在美國是跨族群的現象。其中部分原因來自於人口老化，因為經年累積的知識經驗人脈使得收入提高，另一方面美國的退休機制將相當程度的社會財富轉移到老人身上，不僅減少了老人窮困比例，也使得有錢老人越來越有錢。
婦女勞動參與率提升，使得雙薪家庭增加，也是推動這個趨勢的原因之一，雙薪使得家庭能更快速累積財富，皮尤研究中心發現幾乎所有升上上層階級者都是已婚者，相對地，大多數往下落到下層階級的，都是未婚男性，雖然大體來說，未婚男性的經濟情況仍優於未婚女性。
從中產階級的升降狀態因應財富分配問題
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中產階級的確正在萎縮，但是，即使如此仍然佔了一半，至少就美國來說「M型社會」的想像並非事實。而減少的中產階級，多數是「力爭上游」成為中上與上層階級，而且這個情況不分族群，只有少數才是往下落到中下與下層階級。總體來說，美國的財富分布是更平均了，從過去極少富人、一大群中產，變成有更多人可分享財富。
對執政者來說，了解這樣的趨勢很重要，過去世界各國不論稅制、退休金制度，甚至人口與教育政策，都是因應絕大多數人民為中產的社會，基於類似日本所謂「一億總中流」的概念而打造，這樣的概念到現在因中產多數階層提升少數下降，使財富分配狀況更為均化的年代，必定會出現重大問題，政策必須跟隨因應。
新的分布方式對民情的判斷也會發生影響，例如中上階級增加，導致高級餐廳家家爆滿，但並不代表底層經濟狀況很好，執政者在規劃相關施政藍圖時，需要仰賴更為頻繁的準確普查來確實了解社會狀況，而非憑著過去的概念行事，否則將陷入盲人騎瞎馬的危險情況。

階級世襲：哈佛今年的新生中，近1/3為「傳承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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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校報《The Harvard Crimson》指出，哈佛的2021年班新生之中，超過29%為傳承學生。去年的哈佛申請者中，擁有哈佛校友親人的人，獲得錄取的機會是其他人的3倍。
史丹佛的情況亦是如此。事實上，《華盛頓郵報》提及的2011年檢視發現，以美國排名前30的大學而言，校友的小孩獲得錄取的機會，比其他申請者高了45%。
傳承學生多為家境富裕的白人，而且在學生中所佔的比例也已經過高。
《紐約時報》發現，在達特茅斯、普林斯頓、耶魯、賓州、布朗這5所長春藤盟校，以及另外33所大學之中，家庭收入為前1%的學生，人數比家庭收入為後60%的學生還要多。
這並不是巧合。
ThinkProgress指出，20世紀初期，大學開始偏好傳承學生，目的即為排除它們比較不想錄取的申請者，例如移民等，並維持校園的同質性；普林斯頓在1922年採行綜合性招生評估流程，促使猶大裔學生人數下滑，普林斯頓的招生委員會主席亦表示，那是為了解決「猶太問題」。
今日，這種招生傳統的支持者可能會強調，讓校友的小孩人學，校友可能會更願意捐款，進而刺激總募款收入。但這個說法已經證明為誤。
正如《華盛頓郵報》所言，卡夫曼（Chad Coffman）在《Affirmative Action for the Rich》一書中指出，7所在1998至2008年間停止考量傳承因素的學校，在校友捐款上並沒有出現可衡量的短期下滑。
將傳承申請者列為優先，會排擠低收入背景的申請者，而這些學生也可能更需要精英學校提供的事物──更好的教育與人脈，以及獎學金、無收入實習補助等資源，都能協助他們加入專業階級。
目前，低收入學生在精英大學的代表性嚴重不足。
《波士頓環球報》指出，全國而言，有40%的學生獲得聯邦政府的佩爾助學金補助，但這些學生在長春藤盟校的大學學生之中，平均佔比僅16%。
喬治城大學教育及勞動力中心的新研究顯示，高入學門檻的學校，應該有能力負擔更多低收入學生。此外，研究作者也寫道，讓出身勞動階級的優秀學生就讀精英學校，可以讓他們擁有更高的畢業機會，而讓經濟情況不佳的學生擁有更高的成功機會，有助減低美國的財富不均程度。
哈佛、耶魯等學校，近年已經增加了低收入學生的佔比。2016年，包括全數長春藤盟校在內的30間大學，簽署了美國人才計畫，而此計畫的目標，就是在2025年之時，吸引額外5萬名低收入學生，讓他們註冊入學並畢業。
新書《Dream Hoarders》作者、布魯金斯學會經濟研究部高級研究員、布魯金斯學會兒童及家庭中心共同總監里弗斯（Richard V. Reeves）表示，這非常振奮人心，因為美國目前那套偏好校友親屬的過氣系統，基本上就是種作弊。
他對CNBC Make It表示，在錄取學生之時採行這種世襲式的原則並不公平，在一個自稱以能力為依據的國家這麼做，就更是如此。
里弗斯畢業於牛津，但他表示，這並不代表他的兒子也能獲得牛津錄取。他指出，他的兒子沒有獲得牛津錄取，要是他的兒子只是因為有個校友父親，就能獲得錄取，實在是不公平到了極點。
「因此，（在英國）我們或許有世襲君主，但（君主的家族成員）再也不能唸牛津或劍橋，因為他們的成績不夠好。」
他表示，在英國，這種傳承錄取偏好「已在20世紀消失」。反之，在美國，「我們組織教育系統的方式，排除了許多位於後80%的人」，這套系統是在「摧毀而非實現美國夢」。

中國能成為富而好禮的國家嗎
By 馮忠鵬,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十月 31日, 2017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未來5年國家成長藍圖，2020年要達到小康社會目標；藉由壯大中產階級，來實現「富而好禮」的中產階級社會，2049完成建國百年的「中國夢」。
什麼是中產階級呢？根據經濟學家的說法，民眾的日收入折合約50美元便符合中產階級，也就是說，月收入1萬元、全年收入12萬元人民幣（約1.8萬美元）的中國人，就算是中產階級了。大陸已經成為全世界最高速的富豪製造機，每7天增加1位億萬富豪，超越美國成為世界富豪數目增加速度最快的地區。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今年在加拿大的一場演講中，便大膽預言5年內大陸中產階級將破5億人，「比北美人口總數還多」。
綜觀上述幾個數字，中國在5年內實現小康社會目標，應無疑議。那麼距離這個「富而好禮」的「中國夢」，究竟還有多遠？能否如期實現？
談到「禮」，就不能不先追溯到中國禮教的推崇者孔夫子。他常說：「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禮，就是周禮；仁，是最高意義上的道德實現。中國歷經數千年的朝代更迭，戰亂四起，天災人禍之餘，讓人「饑寒起盜心」，禮教的約束，對飢寒交迫的民眾來說，是毫無用處的。
到了清朝末年，中國積弱不振，導致國際強權欺凌，中國人的自尊心與自信心喪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固有「禮教」遂變成許多人的眼中釘，認為它是導致國家積弱的主要原因。
因此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孔夫子及其禮教變成了封建毒草，被批為是統治階級用來迫使被統治階級俯首順從的工具，必須除之而後快。
不幸地，中國傳統的「禮教」到此產生了至少10年以上的斷層，而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此時卻豎起了中華文化復興的大旗，在學校的普及教育上不斷灌輸學童四維八德的品德教育，「禮義廉恥」更是許多學校的校訓。再加上台灣也正好遇到經濟起飛的最佳機遇，10年前便已踏入「中產階級社會」，更讓台灣人成為華人世界首先有機會「富而好禮」的地區。台灣人的禮貌、文明、友善、守次序更是許多大陸觀光客口中津津樂道的事，只可惜近幾年隨著民粹政治的興起，台灣「富而好禮」的形象逐漸失去光芒，甚至被譏為文化大革命正在台灣復活。
其實「禮」的本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這個為核心所展現出來的行為，就是所謂的「文明」，這正是迅速致富的中國社會中最弱的一環。前一陣子，中國內地人到香港、澳門與當地人發生許多道德意識上的衝突，到台灣旅遊也做出不少令當地人感覺不文明的舉動。許多學者專家將這個發生在陸、港、澳、台4地居民間的摩擦歸咎於5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在那動盪的10年，中國內地與港、澳、台居民對於中國文化固有的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產生了差距與隔閡。這是大陸開始富起來後必須立刻補足、急起直追的地方。
由儉入奢易、自奢返儉難，這是祖先留下來的經驗與智慧。一群原本貧窮、靠著國家的快速進步而突然致富的小人物，最難把持的就是不被突來的巨大財富迷失自己。中國雖然可以每7天誕生1位億萬富豪，但是對於如何善用這筆因國家高速成長而積累的財富，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對許多中國富豪而言，是一個十分陌生的課題。
我們不妨拿全球首富比爾蓋茲與股神巴菲特來做例子。2006年股神巴菲特宣布要把自己絕大部分的財富捐贈給比爾暨梅琳達蓋茲基金會，3人不遺餘力改善全球社會公眾議題，如飢餓、貧窮、愛滋、家庭生育計畫等。這些富豪們不屑炫富，不把全部財富遺留給子孫，生活也不會豪華奢侈，譬如股神巴菲特到現在還開著一部老爺車上下班。
在歐美，我們經常看到中國富豪用現金買豪宅、讓子女開百萬名車上下學，他們一擲千金面不改色。當中國一步步向富有強國之列，必須加快文明教育，讓民眾的文明與財富同步成長，教育這些中產階級民眾在衣食無憂之餘，還要懂得飲水思源、反饋社會、克己復禮，那麼中國在建國滿百年之時，就有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富而好禮」的社會。那才是全世界華人都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親眼目睹實現的「中國夢」。（作者為科技顧問、專欄作家）

台大對槓清大：多元入學生沒有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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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指考放榜前夕，台大丟出震撼彈。
台大公布其針對大學考招制度的研究指出，在控制學測成績的變因下，學測成績相當的學生，申請入學學生的學業成績並沒有比考試入學學生還要優異，認為過去由清大主導的大學招聯會所公布的數據有誤，無疑再次掀起了考招制度混戰。
早在去年，招聯會就根據100年到103年共4個學年度、65所大學、43萬筆的學測考生資料，分析這些學生入學後的表現。招聯會的研究指出，在就學穩定度（休學率、退學率、轉系比例）的表現上，指考分發的學生表現比繁星生推薦與申請入學較差，退學比例甚至是繁星生的3倍。
招聯會也進一步針對學業成績做研究，包括系排名前5％、二一比例及學業平均百分比做統計。攤開數據，繁星生得書卷獎比例也比考試分發的學生來得更高，比例高達將近2倍。
反觀台大則是以96年至103年的台大入學生作為研究樣本，控制學測成績變因，比較3萬筆學生在大一和大二的平均成績，指出考試入學管道進入台大後，在微積分、物理和化學等基礎科目表現，優於學測成績相當的申請入學學生，與大學招聯會的結論不同。
但清大教務長、招聯會執行祕書戴念華告訴《天下》記者，目前台大並未公布詳細的研究方法與數據報告，而且母體侷限在台大學生，比較的結果台大只針對學業成績，也沒有進一步比較就學穩定度，無法代表全台的學生狀況。
多元入學便宜了有錢人？
事實上，去年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就發表過《誰是台大學生2.0》版本的研究，探討多元入學制度的影響，突顯了繁星計劃實施後對明星學校、明星學區有分散的效果，台大學生來自雙北的機率也有降低趨勢，成為學生來源多元化的證明。
今年3月，同樣是考招制度鬧得沸沸揚揚之際，台大經濟系也曾舉辦校務資料與高等教育工作坊，利用各校運用校務資料庫做的研究，討論與分析頂大學生組成的差異，以及透過不同多元入學管道錄取的學生，在入學後學習行為和表現的差異。參與的學校包括台大、中山、北大、清大、政大、中央、世新和東吳等校。
在政大的研究中，學業成績不及格比例較高的也是透過考試分發入學的學生，而且也指出，多元入學管道的擴張，實際上讓許多中低社經地位家庭學生的入學機會增加，也有利非明星高中的學生入學。
台北大學社會系系主任陳婉琪則分析，台北大學各入學管道學生學測分數以及各學期總成績的百分等級，也可以看出繁星入學的學生雖然一開始學測分數最低，但入學後總成績百分等級卻遠高於指考分發入學與個人申請管道的學生。
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葉高華也在研討會中提出分析報告，指出容易透過繁星進入中山大學的學生特質來自偏鄉地區、父母社經地位也相對較低，這結果也等於反駁認為多元入學管道「便宜了地方有錢人」的假設。
從頂尖大學到私立大學，各校展現的成果幾乎都有共同點，就是繁星的確讓大學學生的來源更多元，與駱明慶在台大的研究不謀而合。有的學校也檢視不同升學管道進入大學的學生表現，也發現過去常被詬病是低分高就的繁星學生表現，並不輸指考或個人申請的學生。
從過去一試定終身的時代，到繁星推薦、申請入學、考試分發、特殊選才與弱勢申請等多元的管道，「重點還是如何透過多元入學與招生專業化，推動各校做研究，讓各校選到最適合自己學校的學生，適性揚才，」戴念華語重心長。
《天下》去年7月推出封面故事「誰有資格上台大」，就是希望打破「一試定終身，用考試決定人才」的迷思，從國際到台灣，全方位評估未來人才，已是不可擋的趨勢。（責任編輯：李郁欣）

階級世代：再努力都無法翻身？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從來都不平等！向上流動與無法翻身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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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讀了一本蠻有意思的書，這是2016年出的，
最近花了點時間看完...

 
這本書名原為：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中文翻譯為：「階級世代」
出版社用斗大的字體，
在書的外皮打上《再努力都沒用，從小就無法翻身的世代》
不可否認，這樣確實比較聳動，
也讓人想一探究竟。
回到台灣，我們可以看到，
根據財政資料中心公布資料顯示，
2015年綜合所得總額20分位申報統計，
最高分位與最低分位差距倍數約為100倍，
而與前一年度差距倍數111倍相比略為減少。
最富有20%的平均家戶所得為246.2萬元、
最貧窮20%的平均家戶所得為18.4萬元，
最高分位與最低分位差距倍數約為13.32倍。
媒體每個月都在放送類似的新聞，
彷彿讓大家更感絕望。
上下階層的流動越來越困難
本書作者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
用各項統計數據資料與訪談故事，
驗證過去這數十年來，
美國的財富分配，以及富人利用教育資源繼續鞏固下一代的優勢。
其實不只是台灣有上下階層難以流動的情況，
美國更是如此...
過往的「美國夢」，
是一種相信只要經過努力不懈的奮鬥，
便能在美國獲得更好生活的信仰，
也就是人們通過自己的工作勤奮、勇氣、創意、和決心邁向富裕，
而非依賴於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
不過作者發現，
相較於1950年代，現在窮人跟富人的隔離越來越嚴重，
富人集中在豪宅區，窮人集中在貧民窟。
日常生活中人們越來越難接觸到與自己不同階級的人，
此外，兩者的家庭給予的機會也不平等，
中上階級的父母更有時間陪伴小孩，
給予刺激，培養孩子的認知與非認知技巧。
但是窮人家的孩子，時常要面對家庭的崩解，
或者隔代教養的環境長大。
不同於一般的研究只呈現冰冷的數據資料，
本書著重不同孩子的成長過程，
訪問了各種生命故事，
用這樣的方式跟讀者說明：
家庭環境、教養方式、學校、社區、社會資本的差異，
如何影響各階層孩子的流動機會。
在台灣來看，「學區宅」或許就是這樣的代表，
為什麼學區宅高價不墬？
明星國中或者高中常常是熱門的焦點，
是因為學校老師特別會教？
還是因為學生群本來的資質就比較高？
或者根本是一群較為類似社會地位的人，
為了孩子才形成的一種「教育壟斷」？
之前也有研究顯示，
台大學生幾乎都住在台北市大安區，
而有將近一半來自雙北地區；
台大學生認為雙北教育資源豐富，才會導致這樣的結果。
其中大安區普遍社經地位高，考上台大也相對有優勢。
台大生來自哪？研究：北市大安區最多
這項台灣的研究，與本書中的論點不謀而合。
窮人家庭不容許出錯，富人家庭容錯率較高
在貧窮的家庭，從小安全感較低(特別在治安不好的貧民區)，
因為要隨時注意有沒有危機，注意力容易分散，
而生活壓力對大腦的法則有負面的影響。
當有多的資源時，多用來休閒娛樂。
而富人的家庭資源多用在學習，
環境中因父母關係、或許多課外活動都很容易遇到可效法的對象，
也很容易得知升學的管道和求職的規則。
舉個例：
倘若做個小生意資金需要100萬，(現在門檻會越來越高)
出身貧困家庭的孩子，
可能光存到這100萬就花了5年的時間，(每個月還要給家中孝親費存錢緩慢)
而創業並不保證一次成功呀！
如果失敗了，是否要再挑戰第二次？
但出身富有家庭的孩子，
如果失敗第一次，可以第二次或者第三次，
由於家中的資源較多，當失敗次數累積經驗多了，
成功的那次也近了...
但貧困孩子可能光第二次或第三次創業就已經後繼無力。
論能力值，也許「極端出色」的窮孩子依舊可以翻身，
不過如果只是「普通出色」的窮孩子，
可能就翻不上去了。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富二代在講自己是白手起家時，
會遭受網友或年輕人一片砲轟的原因，
如果不是那樣的家庭給你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的資金去「試錯」，
你如何能成功？
當然有些部分偏激言論，我們可以不予理會，
畢竟確實還是有部分富二代認真作事業，
而且也不會譁眾取寵，
創業十幾次失敗甚至敗光家產的案例也不是沒有。
所以我們一味的認為出身在富人家庭=創業必定成功
這就偏離了本書的意義。
只能說富人的孩子機會真的比較多，名符其實。
別人總是貴人較多？而我總遇不到貴人？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常常聽到這句話，
那就是「那個XXX會成功，還不是因為有貴人」，
「如果不是因為某某人拉拔，她也不會成功！」
根據本書作者的實證調查，
富人家庭的孩子確實容易繼承父母的人脈，
而且即便不小心掉入下個階層，
也因為有人幫助。(不管是各項資源、或借錢)
所以又東山再起...
但是中低階層的孩子就沒這麼幸運了，
在M型化社會結構下，
如果你從中產階級不小心掉入貧困區，
你要重新拉回上層，
可能要花上數十年才有機會。
(努力工作+克勤克儉)
甚至必須被迫去追逐高風險高報酬的事情。
(書中有提到販毒或加入黑幫)
其實我的見解是這樣：
周圍時時刻刻都有貴人，
但是你要有「被利用的價值」，
中文當中，任何人聽到「被利用」這三字，
感覺都是比較負面的。
資本主義中，
你如果不能推出市場需要的產品，
那你就要拿出市場所需要的服務。
如果你是有特別的專長，
例如：業務能力、管理能力、寫程式軟實力。
一味的追求人脈，不如追求自身的專業能力。
這些能力會讓你慢慢的遇到更多的人脈，
反而人脈會來找你...
書中提到，窮人的社交圈還是有遇到貴人的機會，
但由於小時候的錯誤觀念，讓他們不敢追求，
甚至選擇放棄機會。
這時又回到了舊有的思維，
還是留在同樣的階層當中。
事後再感到懊悔已來不及了..
結論
因為網路與全球化的普及，財富流動的速度加快，
中產階級依舊逐漸減少，
在上層的人，會藉由教育去鞏固他們的護城河，
所以教育資源對於下一代非常重要。
前幾天瑞普萊坊發表2017年「財富報告」，
2016年全球資產（不含房地產）有3000萬美元的富豪達19.3萬人，
他們偏好的投資是金融商品和不動產。
2016年台灣富豪人數為1,676人，排名全球第23，年增5%，
成長率勝全球水準，
但人數僅佔全球所有富豪人數0.8%，不到1%，
其中有84%住在台北市，平均每10萬人就有6位富豪。
台灣身價10億富豪1,676人，逾8成住北市
台灣富豪在各種投資的優先考量因素略顯保守，
前3名分別為「財富保存」、「繼承安排」、「稅務規劃」，
但在「投資的多樣性」、「創新投資」的重要性遠落後全球平均。
教育還能不能扭轉階層？
如果有孩子，或者正要準備生孩子的讀者，
這本書值得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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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全球都面臨的問題，本書作者認為要解決窮孩子的困境，應該將所有的孩子都視為「我們的孩子」，以集體的力量來養育。否則機會不平等將同時危害到經濟成長與民主效能，導致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

王慶堂：淺議元帝國的歷史影響
2016-03-19 13:36:26

元朝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階段。其存在的時間不長，對於多數沒有機會了解蒙元史的中國人來說，往往只是「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過歐洲」這樣一抹淡淡的印象，對元朝部族政權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卻知之不多。蒙古人的統治迥異於漢人的傳統政治，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具爭議的朝代。

(一)

歷史上，中國北方草原曾經先後崛起過多個強大的遊牧部落軍事聯盟。其中，成吉思汗家族建立的大蒙古兀魯思，是草原上出現的最後一個超大型部落軍事聯盟，也是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控制了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並對世界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草原帝國。蒙語「兀魯思」，是一種草原國家(nation)形態，強調「部眾」概念而非地域概念，突厥語稱「汗國」。大蒙古兀魯思實行分封制，東歐的欽察汗國、中東的伊爾汗國和中亞的察合台汗國是其封國。忽必烈當上蒙古大汗以後，諸藩屬國的離心傾向增加，大蒙古兀魯思有效控治區域，局限於蒙古本土與中國地區，改稱大元王朝。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家族對世界史的影響，能夠與成吉思汗家族比肩。成吉思汗家族憑藉其強大的軍事實力，改變了中世紀的世界版圖，把歐亞大陸的多數地區，集結為同一個政治體。跨陸海超地域的蒙古帝國，容納了佛教、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多元複合的帝國為不同地域的文明交流、貿易往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相互影響的機會，使人類開始有了世界的眼光。隨著東、西方貿易的大幅增加，西歐新興城市逐漸增多。歐洲的資本主義開始在這裡孕育。

騎馬舞刀的蒙古巴特爾,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世界新的文明。他們的征服，充滿了血腥的屠戮、瘋狂的掠奪和對被征服者的殘酷壓迫。兵鋒所指，城市被毀，人口銳減，經濟倒退。

我們不能苛責蒙古人對世界秩序的破壞。世界上所有的征服者，即便是後來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國人等所謂「文明的歐洲人」，在對世界更大範圍的征服過程中，美洲的印第安人、澳洲的原居民遭到種族滅絕式的屠殺，殘餘的土著人也被驅離出自己的家園。入侵者還有瘋狂販賣「黑奴」與鴉片的不光彩記錄。這些歷史的疤痕，是人類文明在進步過程中，跌跌撞撞、步履蹣跚的記錄。

那是一段黎明前的黑暗，文明的曙光正在其中醞釀。

進入14後半葉後，蒙古人構築的「帝國大廈」逐漸坍塌。欽察汗國培育了統一的俄羅斯;伊爾汗國輾轉演變為伊斯蘭教什葉派的伊朗;中國成為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大中華。

此時的西歐，隨著城市的發展，市民文化開始產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經濟領域各個部門的技術都有了改進。資本主義進入萌發滋長期。地理大發現，新大陸殖民，價格革命，商業革命，為歐洲在19世紀的巨變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工業化生產、專業化的分工與協作、打破各種地域局限的大範圍國際貿易與殖民擴張，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誕生。世界開始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那時的中國，也有繁榮發達的城市，也存在資本主義的因素和市場經濟的一般原則。但是，循規蹈矩的儒家文化、以農為本的思維定式早已深入民族思想的骨髓。強大的獨裁政府，可以隨時隨意限制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中國沒有也不可能發生資本主義的思想革命。那時的文人，已成為儒家思想的忠實奴僕與家丁，讀同樣的幾本古書，有同樣的認知範圍和處事態度，排斥科學、鄙視技術，更對外部世界的巨變一無所知。明、清朝廷夜郎自大，閉關鎖國。經濟沒有市場的拓展，科技沒有經濟的需求，思想禁錮，制度死滯。相對於一日千里的外部世界，停滯的中國社會迅速落後。古代輝煌的中華文明，再也沒有放出奪目的光芒。

(二)

「中國」疆域的奠定有兩個重要時期，一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朝，確立了中國在長城以南農耕地區的大致輪廓。在後來的一千多年中，國家有過分裂，統一時期的版圖也有國伸縮變化，但是，這裡總是漢人社會的基本疆域。二是忽必烈建立元朝，把漢人社會周邊的高原地區帶入中國，形成了一個草原地區與農耕地區複合的王朝，奠定了統一的多民族中國的疆域框架。之後的明朝，版圖雖然有所收縮，其統治區域也不遜於於漢唐。滿清收復新疆和台灣，並把北方草原再次帶回中國，中國疆域達到極大值。當今中國的版圖接續於滿清,卻遙承於大元。蒙古人和後來的滿人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聚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明初，羅貫中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所說的「天下」，更多是指漢文化地區的「天下」。在中國農耕地區的歷史上，每個統一的大朝代衰亡以後，總會出現長時間的分裂動盪。元朝尊重所有族群的文化信仰。各民族間的文化隔膜被打破，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在統一的環境裡變為事實。元朝在西藏扶植政教合一的政權,實行「藏人治藏」。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行省制」，中國開始進入統一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大中國」階段。這種國家建構模式被後世沿襲完善，成為多民族中國的強力粘結劑。七百餘年來，朝代多次變更。除了二戰以後，外蒙古在蘇聯鼓動扶植下獨立，蔣介石政權逃到台灣孤島割據之外，疆域廣袤、民族眾多的大中國，自身再沒有出現過長期的大分裂。

元朝是中國最具重商主義的朝代，是世界上最早把紙幣作為唯一法定貨幣的國家。其城市商業繁榮，海外貿易尤其發達、商稅收入大幅增加。元初注重因地制宜開浚水利。民獲其利的水利工程遍及全國。對農村的征斂科目也沒有宋代那樣繁多。

元代是中國文化發展環境最寬鬆的朝代之一。蒙古人對民間的馬匹及鐵器、竹木等可能用於的軍事目的物品都嚴加管制，但對文化活動與文學作品卻採取了寬縱的態度。由於文人不為朝廷所用，散處民間，元代的文藝作品不再局限於僅僅抒發文人的情思，開始大量表現社會底層人物的喜怒哀樂。白話文的推廣，為文化作品走近普通民眾生活鋪平了道路.戲劇的誕生、話本(白話小說)的發展，大大拓展了文化作品的受眾與市場。元曲、雜劇的燦爛可與唐詩宋詞比肩。

元代是中國古代學校教育最為普及的時期。私人授學的書院起於宋代，卻盛自元代。元朝除了朝廷在大都(北京)辦的太極書院，有文獻記載的各地著名書院至少有四五十所。州縣學校的數量最高時達到24000餘所。直到清乾隆中期以前，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時期的學校教育如此之普及。最先把「程朱理學」推向官學化的也是元代。

元代是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朝代之一。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國都有活動場所和信徒，這在當時的整個歐亞大陸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忽必烈時代的大都(北京)，隨時可以遇到一些膚色、服飾、語言、舉止不同的外族人，他們帶來了不同的藝術、技藝、儀式、宗教和學說。這種文化的多樣性，是自唐代長安的盛況以來從未見過的。雖然元大都的規模和繁華程度遠不及唐代的長安、宋朝的汴京，但它仍然是當時世界的一流城市。受阿拉伯文明的影響，元代的天文學、數學都有長足發展。

可以說，元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繁盛的國家。

到過歐亞多國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對元代城市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市集、華美廉價的絲綢錦緞、宏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驛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紙幣等感到驚奇。《馬可波羅遊記》對元代中國的描述，尤其是紙幣與煤碳的使用，甚至使歐洲人難以置信。「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就是受《馬可波羅遊記》的影響，為了找尋繁華富庶的中國而遠航探險的。

歷史上，外來族群進入中原的的事件並不鮮有，中國歷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中國農耕地區的族群，早在秦漢時期就已逐漸融合為統一的整體，被稱為漢人。漢人造就了自己輝煌的農耕文明，所有後來者幾乎都被融合於漢文明之中。蒙古人的侵入，是北方族群第一次占領並統治全部漢人地區。蒙古貴族很快習慣了內地安逸奢華的生活，卻始終未能放棄征服者的心態。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還有統治者的政治責任。漢人期盼並努力引導占領者儘快接受漢文明，而蒙古人出於對本族文化的自信和對草原生活價值觀的深深依戀，刻意遠離漢文明的誘惑。到了中後期，才有文宗、順帝兩個最後的皇帝，較多地注意到做中原皇帝的責任。漢人認為「天命如此」，把蒙古人統治時期，默認作了中國的朝代。

(三)

蒙古人把草原的制度習慣帶進了中原。與漢人社會的朝代相比，元朝的確顯得另類。

12世紀的蒙古草原，正處於原始氏族公社崩潰的後期。新興的草原貴族不斷發動戰爭，把從鄰近部落掠奪來的牲畜、牧場和俘虜，擴充為自己家庭的私產。蒙古貴族認為，擴張帶來的人口和土地應該分配給諸王，由家族共享共治。成吉思汗和後來的幾位大汗都是這麼做的。忽必烈即汗位後，建立大元王朝，推行漢人的中央集權制，遭到了蒙古貴族的強烈抵制。這使元朝的政治體制呈現出鮮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謂「既行漢法，又存國俗」。元朝中期的皇帝，交替由生活在漢地和草原的王子們擔任，由於皇帝生活背景的差異，國家政策、制度左搖右擺。漢人先進的國家政治制度始終沒有在元朝全面紮根。或者說，元朝的蒙古人最終也沒有完全融入漢文明之中。

蒙古貴族習慣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缺乏道德教化的文治意識。元朝政治是部族政治，按政治待遇的高低，將民眾依次分為國人(蒙古人)、色目人(各色各目之人)、漢人(金國人)和南人(南宋人)四種。元朝在處理所有與國家有關的規範人民生活的各項事務中，如，選派官員的資格條件，民事義務與權利，刑事案件的量刑，都顯示出這四種人之間的政治待遇有親疏之別，利益分配存多寡之差。漢人、南人少有入仕進身的機會，造成元代國家缺乏優秀管理人才，政治瘀滯不暢。

元朝社會推行「諸色戶計」制度，每個家庭都有固定的職業戶口，世代不許變更。人們的社會地位與職業在出生時就已確定。貴族永遠是貴族，丐戶家的人無論如何努力，也只能做乞丐。戶計制度阻斷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人們成為社會的囚徒，喪失了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社會地位的機會。社會生產力也因此失去發展動力。推行「諸色戶計」制度是元代社會影響面最廣的弊政。有元一朝，蒙古諸王貴族始終在草原有封地，在內地有「投下」(采邑)，並占有大量「驅口」(奴婢，源於戰爭俘虜)。

那時，「普天率土，儘是皇帝之怯憐口(私屬人口)。」「行省長官，貴倨如君長，同列跪起稟白，同於小吏。」貴族「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童僕。」鞭笞、肉刑盛行於世;其他諸如「路引」(通行證)、「宵禁」等制度，宋代已經消失，元朝又得以恢復。

之前的宋代社會，早已形成了相對完善的法制體系，無所不在的儒家道德教化。其經濟、文化繁榮發達，民間風俗溫文爾雅。社會上人格相對平等。除了皇帝世襲，任何人都可能在社會階層中沉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普通平民的夢想。而在元代，人的社會地位和職業固化，人際間等級分明，人格嚴重不平等。蒙古人不但給我們帶來了廣袤的疆土，也給後世留下了草原落後的文化習慣。

古代中國的王朝更迭，多由權臣和軍閥操控。皇帝只有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起身於平民。然而，漢承秦朝方興之制，明續元朝已壞之局。秦末農民起義，六國貴族大量捲入。元末義軍卻充滿平民色彩。大元王朝搖搖欲墜之時，受到蒙古政權政治排斥的知識分子很少主動加入起義隊伍。對新王朝的制度再建，他們也沒有發揮出建設性作用。出身寒微沒有政治遠見的朱元璋，不但承襲了蒙古人的諸王分封制、諸色戶計制、驅口制等倒退制度，還更進一步廢除了自秦朝以來歷朝實行的宰相制度。皇權失去相權的牽制，社會進入君主絕對獨裁的時代。就社會政治而言，元、明、清三朝相對於宋朝發生了斷崖式跌落。

(四)

清末排滿。有漢人學者提出「崖山之後無中國」，認為宋滅以後，蒙古人的野蠻統治延及明清，造成了社會政治走向逆轉。與之相前後，民國初年有日本學者提出「唐宋變革」的理論。改革開放後，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接受了「唐宋變革」的論點。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南宋滅亡之後，「一脈相承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由此產生斷層」「『唐宋變革』所代表的中國近代化進程被中斷了」。

所謂「唐宋變革」主要指的是中唐實行「兩稅制」以後，社會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宋代，范仲淹的「慶曆變政」、王安石的「熙寧新法」都以失敗而告終，並未對社會產生實質性影響。「安史之亂」後，唐朝原來的「租、庸、調」制度已無法實行，大臣楊炎策劃把一切賦稅、差役全部折算為錢，攤入田畝，由田地所有者按夏、秋兩季繳納，被稱為「兩稅」。同時，對茶、酒、鹽等商品交易徵收商稅。此後，歷代沿用這個制度。這樣，理論上國家只向土地所有者和商品交易者徵稅。農民只種田，不服兵役、勞役，對農業生產有一定積極作用。民眾也由此獲得了較大的人身自由。農民比較容易離開土地，這就給城市手工業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來源。沒有土地的工商業者可以不納丁銀，對工商業的發展也有促進作用。但兩稅制加劇了土地兼并，致使失業流民大幅度增加。自宋代開始，朝庭不但在「兩稅」中添加重複的科目，其它的非法征斂也多如牛毛，「兩稅制」已徒有其表。晚明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和滿清的「攤丁入畝」制度大致恢復唐朝「兩稅制」的模樣。

科舉制的推行也是那個時期的重大社會變革。科舉制起自隋朝，但到唐朝才真正開始對中國政治產生重大影響。科舉由中央政府統考，舉子懷牒自薦(憑「身份證」報名，始於宋)，優者取士。國家因此有了選拔優秀人才參政的公平方法。不同地域的平民，有了平等進身社會上層的機會，社會階層間的流動性增加。這對中國的統一穩定，社會政治的運作產生了重大影響。到了宋朝，政治文官化，國家官員皆由平民進身。世家貴族門第衰落，再不能像隋唐以前那樣左右政治、壟斷文化。社會日趨政治平民化、人格平等化。但是，官員沒有功臣豪門的背景，民眾沒有世家貴族的依託。公權力缺乏抗衡的力量，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的現象進一步強化。

隋唐先後推行科舉制與兩稅制，對後世中國的社會結構重組、思想觀念轉變、商品經濟發展、市井文化興起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這兩項制度並不足以促使社會生產力飛躍式發展。也談不上中國開始了「近代化進程」。唐朝並沒有因此挽回頹勢，宋朝也始終貧弱。而西方國家走向近代化的過程卻是其國家逐漸富強的過程。再聯繫到廣土眾民的漢人政權兩次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整體吞滅也都發生在晚近的事實，把中國近代落後的責任完全推給蒙古人的統治，恐怕就顯得論據過於薄弱了。

中國的本底文化偏重於社會倫理，輕視自然科學。隋唐推行科舉制度以後，期望「學而優則仕」的文人，徹底失去了探索科學奧秘的興趣，社會也逐漸丟掉了古代貴族的尚武精神。有錢有閒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即便在元朝無法施展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也少有人埋頭於自然科學的探索。傳統中國社會，沒有鼓勵科學探索的氛圍，沒有基礎科學的廣泛支撐，沒有大批知識精英參與生產活動，推動新技術不斷產生，就不會有生產方式的突變，因而也難以引發生產力大爆發及經濟結構的轉型。即便宋朝較為開明的政治制度能夠遞延後世，在忠君衛道、鄙薄技術的傳統文化土壤中，思想被鉗制，創造力被壓抑，「資本主義的萌芽」也很難茁壯成長為參天大樹。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中，元朝是工匠最受尊重的朝代。忽必烈時期，山西渾源人孫成因善制盔甲受贈「神川郡公」，諡「忠惠」;回回人阿老瓦丁以善制砲(拋石機)世襲「副萬戶」;尼波羅國人阿尼哥善裝塑，贈至太師「涼國公」，這在傳統中國是不可想像的事。中國「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印刷術，因文人獲益而使我們得知發明者外，無人知曉火藥、指南針的發明者。而瑞典人諾貝爾發明炸藥卻是世人皆知的事。中國歷史上，只有元朝政府引進並重用過外國自然科學人才。忽必烈徵召回回學者扎馬魯丁，並為其專門建立了「回回司天台」。後任其為集賢大學士，官秩從二品。扎馬魯丁為中國天文學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使元代中國的天文歷算居於世界領先水平。扎馬魯丁還首次引進了阿拉伯製圖技術，對古代中國的製圖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編纂的《元大一統志》，是我國古代的第一部規模巨大的全國地理總志，其內容之翔實，卷帙之浩繁，前所未有。

歐洲走上近代化歷程肇始於宗教改革運動，爆發宗教改革運動的導火索卻是中世紀的黑暗政治。元朝政治倒退未必是中國「近代化進程」遲緩的根本原因。所謂的「唐宋變革」並非思想體系的變革，沒有也不會引發社會制度走向的變化。

中國歷史的走向，有其內在的邏輯。作為中華文明的一條支流，蒙古政治的匯入，或許增加了河道的彎曲，卻沒有改變江水東流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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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將境內居民按職業劃為若干種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有數十種，稱諸色戶計。
戶一經劃定，世代相承，不得隨意變動。其中軍、站、匠、鹽等戶是國家強制簽充的，儒、僧、道等戶是通過國家考試或其他方式認可的[1] 。每種戶都對國家承擔特定的義務，賦役負擔和待遇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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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所謂「戶計」，是指各種不同職業及戶籍的人口。元代戶計的劃分，依據民族階級、職業分工、管理機構及賦稅項目等四項作為標準。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前三項之劃分，窺探元代諸色戶計在政治及社會方面的地位。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對元代某些戶計做孤立的個案研究，而是企圖就民族階級、職業分工與管理機構等三項探討元代諸色戶計劃分的標準，以及其因如此劃分而獲得不同之地位。過去的史學工作者雖做過局部性的討論，但對戶計制度全盤性的討論，似不曾見。中國歷代都有「戶計」存在，但像元代如此諸色戶計，並不多見。元代戶計除因襲中國所固有者外，原因有下列幾點：一、整個蒙古帝國由不同民族所形成之戶計，為數不少。二、元代實行宗教寬容政策，宗教戶計為數不鮮。三、蒙元帝國是一個征服王朝，有許多具有濃厚草原色彩的戶計。自民族階級的角度來看，元代的生產戶計或生產人口，大部份由被征服的漢人，南人組成。而蒙古人、色目人則控制政權的軍事、政治力量，遂產生諸色戶計不同的政治、社會地位。就職業分工的角度看，蒙元入主中國後，自然環境隨之改變，其原有的戶計大部份消失。以管理機構的角度，元代諸色戶計中，不少屬於「係官」戶計，直接由各種政府機構管理。本文因限於篇幅，僅自投下戶、怯憐戶兩種特殊的戶計觀察。元代戶計制度相當複雜，其管理機構更是冗濫。元代的戶計制度是政府直接控制人民的一種方怯。在這個制度裡，可以發現征服王朝的二元性格，亦可發現各種人口對國家所作的服務。戶計制度幾乎與元代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活動密切相合，不僅止於本文所探討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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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戶，是元朝諸色戶計（戶籍制度）的一種。明朝保留了下來。
元朝政府強迫人民必須世襲其職業，匠戶由於有特殊技能，尤其受到重視。匠戶在戶籍上自成一類，必須在官府的手工業局、院中服務，接受官府管理，不許任意改變戶籍。有些富裕工匠成為匠官。
由於所分配到的工作與個人專長未必相符，又不能改變，許多匠戶常被迫自行出錢雇別人代工，沉重的負擔往往使匠戶家破人亡：如明太祖朱元璋的父、祖本為「淘金戶」，但因家鄉已無金可淘，被迫種田購買黃金交差，不久即破產，全家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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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奴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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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最近許多私人企業富豪不得善終，像是安邦集團吳小暉、海航創辦人王健等人，楊建利認為，這些人其實是資本家，在共產黨的話語權內是沒有合法地位的，由於毛澤東的策略把中國經濟帶到崩潰邊緣，所以鄧小平時期不得不發展經濟、允許資本家存在，開始發展民營企業。
楊建利話鋒一轉，指出到了習近平時期，習發現資本大到可能威脅到政權，也就開始「割羊毛」，不過不是完全把資本家割掉，而是鎖定大的民營企業家，先在各領域扶植出贏家，贏者通吃，等到壯大後，再把這些「籌碼」收走，之後又再來一遍不斷地玩下去。
楊建利認為，中共的共產本質與資本屬性矛盾，所以中國資產階級、資本家會和中共政權分道揚鑣是遲早的事，現在正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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