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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gtZpZ0

《盧溝運筏圖》現(2013年)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一直以來都被視作元代佚名畫家的精彩之作。此畫的作者應該是一位元代早期的宮廷畫家。美國學者喬遜(Jonathan Hay)進而認為,此畫可能是元代前期宮廷畫家何澄(1223-1312 後)

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盧溝運筏圖》是現存最早的關於盧溝橋的繪畫作品。此圖畫面正中繪一座11 孔石橋,橋欄望柱頂端均繪小石獅,石像及華表,橋的造型與現存的盧溝橋相似,僅橋面拱起,不像現存橋平緩。橋下即盧溝,現名永定河,畫面橋的兩側木材堆積,店鋪櫛比,筏工、店主、車夫、騎士往來不斷,河中木排正順流東下。元時此河航運頗盛,此圖所繪地理環境及行旅往來的繁忙景象,皆符合當時情況。

  在畫面石橋的東頭,客舍、酒亭的東邊有一組三進殿宇的建築,前為山門,山門內有鐘鼓樓,正中有大殿,後面還有高閣。從建築佈局和形式上看,是一座廟宇無疑。在石橋的東頭,緊靠大道北側有一座酒帘高掛的店舍,前面有涼棚,棚下有一長桌,桌上有數人好像正在舉杯暢飲。畫面從上到下有一條自西北穿過石橋向東南流去的河流。可看到從上游放下一排排木筏,橋北東岸是一停靠碼頭。橋南兩岸都可停靠,許多工人正在緊張的拖曳河中本筏,岸上木材堆積成山,車馬正在裝載轉運。在正面左下角有一官吏坐在場地正中,似在監督工作,場地上搬運工人正把木材裝車準備起運,此處像是木材轉運站。

  畫面中段在盧溝橋上詳細刻畫了各式各樣的人物及情節,是全畫的精華部分,橋東廣場南有3 個身著官服騎高頭駿馬的官吏,手提馬鞭奔跑而行。橋東頭有兩人挑著行囊,仰望橋頭的華表依依惜別。橋上交通繁忙,一輛轎車載著兩位貴人正往東行, 4 個騎馬的扈從前後相隨,一輛滿載貨物的四馬大車已經往西下橋,車上的馬夫正揚鞭駕轅。橋頭一騎馬官吏正欲上橋,可能是過橋進都者,橋上推車的小商販和過橋行人,東來西往,好不熱鬧。如果說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北宋時期東京汴梁城郊的真實記錄,那麼這張《盧溝運筏圖》就是元大都盧溝橋與古鎮風貌的真實寫照,一宋一元,兩幅古畫堪稱姊妹篇

盧溝橋是華北地區最長的古代石橋,始建於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竣工於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全長266.5米,寬7.5米。橋體全部用花崗岩建成,在橋墩、拱券等關鍵部位和石材之間都通過鐵柱穿石和銀錠鎖面的方式連接,咬合牢固。盧溝橋的建造技術和石刻藝術都有很高成就,元初來華的旅行家馬可·波羅稱之為“世界上最好的、獨一無二的橋”。

  從畫中看,盧溝橋附近是一個重要的木材中轉站。元代興建大都(今北京),工程中需要大量木材,同時大都居住者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大量木柴薪炭,永定河上游成為重要的原木供應地,當地林木遂被大肆砍伐。此前的遼、金及此後的明、清莫不如此。北京周邊的林木資源幾乎消耗殆盡,造成大量水土流失,永定河也因而成為威脅北京地區安全的主要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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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橋、木筏與15世紀的商業空間:《盧溝運筏圖》新探
2011-03-22  黃小峰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1期
【內容提要】《盧溝運筏圖》一直被學術界視作元代風俗畫,描繪的是元朝初年營建大都城時通過盧溝橋運輸建築木料的場景。本文對這幅畫的時代與內容重新進行了研究,認為畫中描繪的實際上是明初於盧溝橋設立竹木抽分局之後的商業景觀,畫作者是明代前期某位宮廷畫家;此畫的繪製可能與1444年太監阮安主持的盧溝橋重修工程有關
【關鍵詞】《盧溝運筏圖》 盧溝橋竹木抽分局太監阮安宮廷畫家

《盧溝運筏圖》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一直以來都被視作元代佚名畫家的精彩之作。畫中有順流而下漂運木筏的景象,因此,最初被定名為“元人運筏圖”。1962 年,羅哲文對這幅畫進行了細緻的研究,他從古建築的角度,考察出畫面中央的石拱橋正是北京西南的盧溝橋,而畫面上部的山脈,就是盧溝橋北面的西山。確定了畫中景物之後,他進一步將漂運木筏的場景與元代初年大都城的修建聯繫起來,認為畫中描繪的是元初修建大都城時,從西山砍伐木材,以木筏的形式沿著盧溝河運送至盧溝橋,再轉陸路運至大都城裡的場面。這一觀點為學術界所普遍接受,畫的名稱也因此重訂為《盧溝運筏圖》或《盧溝橋運筏圖》。這之後,餘輝在對元代宮廷繪畫的研究中判斷,此畫的作者應該是一位元代早期的宮廷畫家。美國學者喬遜(Jonathan Hay)進而認為,此畫可能是元代前期宮廷畫家何澄(1223-1312 後)所主持的繪畫作坊的產物。
羅哲文對畫中石橋即為盧溝橋的觀察非常有說服力。不過,此畫是否為營建元大都而從西山伐木的紀實之作?似乎沒有學者對此提出過懷疑。要回答這個問題,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檢視一下元大都營建所需木材的運輸方式與運輸路線。元大都的營建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從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開始興建宮城,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最終修好,前後持續24年。許多建築木材的確出自大都西面的西山,《元史·世祖本紀》中記載得很清楚:
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鑿金口,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
所謂“鑿金口”,指的是根據元初水利專家郭守敬(1231-1316)的動議,恢復金朝時修建的金口河。金口河建於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 年),從位於石景山的金口開渠,導入盧溝河水,一直往東匯入通州運河,有利於補充運河的水量,便於漕運。由於水流過急以及泥沙淤積,不久即廢止,但水道依然存在,還繼續發揮灌溉作用。1266 年郭守敬主持重開金口河,採取了一些措施,因此成功運營了32 年。到大德二年(1298 年),由於盧溝河發大水,水勢過猛,不得不在金口設閘,再次關閉金口河。其後在元末至正二年(1342 年),朝廷再次重開金口,修建金口新河,但很快便以失敗告終。從金口河的開鑿史可以看出,1266 年為運送西山木石而重開的金口河,路線與金朝的金口河大致相同,在盧溝橋北面約20 公里的石景山麻峪村引出盧溝河水,向東穿越大都城南,一直至通州。也就是說,西山採伐的木材與石料可以順著金口河一直用船運到大都城裡。根據侯仁之的看法,西山的木石甚至可以直接漕運到大都城內宮城旁的瓊華島下,根本不需要在盧溝橋轉陸路,大大節省了人力物力。這也就是為何在元人眼裡,郭守敬的傑出貢獻之一就是“決金口以下西山之筏,而京師材用是饒”。
既然修建大都城時從西山採伐的木石並不經過盧溝橋,也就可以判斷,畫中在盧溝橋上岸的木筏並非朝廷從西山砍伐的建築木料,與修建元大都無關。如果畫中的木筏運輸不是出自元朝政府的行為,那它們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明初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北京城同樣經過了一次與元大都類似的大規模修建過程,畫面描繪的會不會是明朝時修建北京城的景象?
明朝的北京,金口河早已廢置,如果從西邊運送木料,只能到盧溝橋上岸轉陸路。明朝的國家建設所用木材主要出自四川、貴州、湖廣、江西、浙江、山西。盧溝河源自山西太原,所以如果從山西採木,確實可以從盧溝河上游的桑乾河順盧溝河運至盧溝橋入城。宣德年間還有政府從盧溝河上游的山西、河北等地採伐林木,順盧溝河運至盧溝橋囤積備用的記載,似乎可以與畫中景像對應。不過,由於建設宮殿城池需要十分巨大的木料,所以政府採木以大木為主,所謂大木,直徑都在數米,所編成的運輸木筏規模非常宏大,一般以80根大木為一筏,配備水手10人,運夫40人。根據明代嘉靖年間工部官員龔輝的記載,從四川採伐的木材編成的木筏每筏由604根木頭組成,更是宏偉。而《盧溝運筏圖》中的木筏,尺寸很小。一般來說,木筏都是紮成多層,畫家只能畫出露在水面的最上層,這一層,畫中木筏不超過9根,筏上只能有一名水手。這種小尺寸的木筏,與政府採運的木料相去甚遠。
讓我們換一個思考的角度。從畫面的佈局來看,盧溝橋處於畫面中央,畫家的興趣在於橋兩岸繁華的酒樓、茶肆、旅店等等。兩岸的房屋絕大多數都插著招幌,即便是遠處隱藏在霧氣中的一片建築物,招幌也隱約可見。簡而言之,這是以盧溝橋為中心的“商貿圈”。運筏只是畫面表現的一種活動,這裡還有運米麵的騾車,運糧食的獨輪車,有招徠客人住店的小二,有給客人餵馬的伙計,有端茶送菜的跑堂等等。盧溝橋雖然在1192年建成後一直是進出北京的交通要道,金、元時代來往的商旅已經很多,但直到明朝建立之後,永樂皇帝大規模修建宮殿,遷都北京,盧溝橋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才有了顯著的上升,如此繁榮的商貿景象才能出現。
作為京城的咽喉,永樂皇帝定都北京之後,在盧溝橋正式設立了國家稅務機關。由於地處水陸交彙的要道,盧溝橋成為京城一處重要的“海關”,開始對來往車船貨物徵收賦稅。明朝的商稅有許多種,大體來說,一種是貿易稅,也即營業稅,徵之於住商。一種是過稅,也即關稅,徵之於行商。在關稅中,有一種是竹木稅,徵收各種竹木柴薪的稅,不用現金,而是從商人的竹木貨物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實物作為稅,囤積起來服務於政府的建築工程或是用作宮廷的燃料。
徵收竹木稅的部門名為“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稅並不是明代的首創,元代已經在全國水陸要津設立了十處“抽分場提領所”,均在南方。至明代,竹木稅的徵收更為製度化。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朱元璋在當時的京城南京設立兩處抽分竹木局,分別是龍江與大勝港。因為竹木通常都要用船或筏運輸,所以竹木局都設立在港口或橋樑所在之處。永樂六年(1408 年),即宣布遷都的第二年,永樂皇帝在開始營建的新都城北京也設立了五處抽分竹木局:
永樂六年,設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抽分五局,十三年(1415年)令照例抽分。
京城這五處抽分竹木局,盧溝橋局與通州局大於另三局,而又以盧溝橋規模最大。在隆慶五年(1571 年)裁員之前,配備有大使1 人、副使1 人、攢典2 人、巡軍32 人。而通州局有大使,但沒有設副使,巡軍30 人,比盧溝橋少2 人;至於通積局、廣積局和白河局,更是只有副使,不設大使和攢典,巡軍14 人,不及盧溝橋局的一半。由於成為過往商貿的重地,政府還在這裡設立了安全部門“盧溝橋巡檢司”。這都表明,盧溝橋局是京城最重要的竹木局。根據弘治七年(1494年)九月壬寅孝宗皇帝收到的工部奏摺,自永樂以來,工部所用的竹木材絕大部分都是從盧溝橋客商所販賣的木筏中抽取。奏摺中稱,由於最近兵部出於國家防禦的考慮,禁止砍伐西部邊境的森林,使得商人無竹木可販,導致盧溝河再無一條木筏,因此請求放鬆非軍事重地的砍伐禁令,以便商人有貨物可以販賣,而國家也有竹木可以抽取。
竹木商人所採集的竹木材,自然不能像國家採辦的那麼巨大,而多是中小型木材,他們編成的木筏,規模也小很多。根據明代南方另一處重要的“海關”蕪湖抽分廠的統計數據,竹木商人所販的木材,譬如楠木,一般是按每根直徑1.2尺算,約合38 厘米。這一尺寸與《盧溝運筏圖》中木筏給觀者的視覺感受正相吻合。
可見,畫中的木筏,並非政府採伐的建築材料,而是自由貿易的商業物品,是木材商人運筏至盧溝橋抽分竹木局等待通關與抽稅的貨物。抽取竹木稅的程序大致如下:凡是販賣竹木的商人,大都用木筏將各種竹木材運至抽分竹木局下設的各個抽分廠。他們需要把自己的所有貨物做一份詳細的清單上報抽分局官員,包括竹木材的種類、數量、尺寸、厚薄。抽分局官員進行核對之後,再按照這些數據來抽稅,發給木材商小票為憑證。種類不同,稅額不同。作為國家林業稅收,抽分竹木局的抽稅對象除了建築用的各種木材、竹材以及竹木半成品(如竹掃帚、車軸)之外,有相當一部分是作為燃料的各種柴薪,對這些柴薪的抽分是為滿足政府與宮廷的燃料需求。洪武年間所規定的抽分竹木有32 種,其中有8 種是燃料(包括木炭、煤炭)。永樂年間抽稅竹木增至51 種,其中有21 種是燃料。這些木柴、茅草和煤炭,往往不是商人所販賣,而是普通百姓所採集,也是抽分的重要項目。在京城五處抽分竹木局中,白河局由於並非商旅集散重地,因此所抽分的多是這類百姓採集的“細民柴炭”;而作為最重要的竹木抽分局,盧溝橋在大宗的商業木筏之外,同樣抽分這類“小民駝載石灰、煤砟、柴草等項貨賣”。那麼,在《盧溝運筏圖》中,他們在哪裡?
在遠景盧溝橋北登岸的木筏旁,有3人背負柴薪、2 人肩挑柴薪,正往盧溝橋方向走。他們所背負的柴薪從何處而來?觀者的目光沿著盧溝河堤岸繼續探向遠處,會在畫面左上角看到遠景的一道山谷,山谷最遠處也有3 位背負柴薪的人,正從山坳轉出,無疑暗示的是在西山採集木柴的細民百姓。他們前面是一列驢隊,正在下山,有的已經出山,正往盧溝橋方向行進,這些驢隊是馱運貨物的運輸工具,驢背上馱載有橫長的口袋。在傳統的繪畫圖像中,驢隊是長途跋涉、翻山越嶺的商旅的象徵。不過,在畫面中,驢隊似乎不是遠方而來的商隊,更可能是馱載著從西山所採集的柴草、木炭、石灰等物,準備在盧溝橋抽分的運輸隊。我們看到,驢隊最後伴隨著的是3 位背柴百姓,而在山谷下方,即將轉過山坳走出西山的驢隊前,也有一位背負柴薪的人。這或許就是畫家對這些驢隊性質所作的暗示。
不論這些驢隊是遠來的商旅,還是採集西山木植的運輸工具,它們都需要在盧溝橋通關交稅,然後才能進入京城。除了抽分竹木局,盧溝橋還有專門徵收商業雜稅的稅務所“宣課司”。元代已經設立有十路宣課司,但在盧溝橋設立“宣課司”,最早是在明代,具體時間沒有明文記載,可能是在宣德年間。明代的北京城,一共有四處宣課司,分別是正陽門外、正陽門、張家灣、盧溝橋。明代的宣課司所徵收的主要是過往貨物的關稅和流動貨攤、固定店舖的營業稅。《盧溝運筏圖》中那些酒肆、茶樓,自然是徵稅的對象,而畫中頻頻出現的貨車更是商稅的來源。畫中分別出現了過橋的騾車、橋右岸的獨輪驢車以及遠景中往盧溝橋方向馳來的牛車,所拉載的都是長條形的口袋。其它還有8 輛人力運載的獨輪車,所拉大口袋可能是糧食,他們都是盧溝橋宣課司的徵稅對象。晚明謝肇淛(1567-1624)在感慨明代商稅過重時,甚至將盧溝橋的商稅徵收與明代幾個重要的鈔關並列起來:“國家於臨安、滸墅、淮安、臨清、蘆溝、崇文門,各設有榷關曹郎,而各省之稅課司經過者,必抽取焉。”
盧溝橋抽分竹木局、盧溝橋宣課司,再加上盧溝橋巡檢司,共同構成了明代盧溝橋的商業景觀。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盧溝運筏圖》,便會有新的眼光。熱鬧的畫面,並非13 世紀後半期元大都建設工程的紀實表現,而是明朝建立之後,在盧溝橋稅務部門監管之下盧溝橋兩畔繁盛的商業活動的反映。盧溝河裡由圓木紮成的木筏,並非是由政府砍伐、將送往元大都各個建設工地的木材,而是由商人販運而來,將要運至京城或轉運至別處牟取利益的商品
作為盧溝橋商業圈的圖畫反映,這幅畫的年代值得進一步考察。盧溝橋抽分竹木局於永樂六年(1408 年)建立,十三年(1415 年)開始正常運行。那麼,畫中所描繪的筏運木材至盧溝橋等待抽分的景象,應該是在明代初年盧溝橋建立抽分竹木局之後才能出現的,不會早於1415 年。
傳統觀點之所以判斷畫作的時代為元朝,最重要的證據是畫中出現了身穿元人服裝,頭戴元人笠帽的形象。畫中正在橋上護送馬車通過的四位男子,頭上所戴均是圓頂的笠帽,形狀像一個帶寬邊的鋼盔。這種帽子是元代男子常見的服飾。畫幅其它地方,還可以找到若干位戴笠帽的男士。出現了元人的裝束,表明畫的年代不可能早於元代。但是,是否一定就是元代?其實,在明朝,元人的服飾依然在使用。譬如,明朝的皇帝休閒時常常戴著元式的笠帽,圖像可見故宮所藏《明宣宗行樂圖》以及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明憲宗元宵行樂圖》、《明憲宗調禽圖》等。此外,在明代的寺觀壁畫、水陸畫、版畫圖像中,身穿元人服裝、頭戴元式笠帽的形象時常可見。譬如山西寶寧寺明代前期的水陸畫,其中描繪各種行業人物的畫面中就有不少戴元式笠帽的人。四川宦官魏本(1445-1510)的墓葬中,隨葬有很多頭戴元式笠帽的瓷俑。一直到明代後期,元式的笠帽在繪畫圖像中依然可見。在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傳為仇英的《清明上河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元式裝扮的騎手。在仇英畫中還會發現一所鞋帽店,廣告牌上寫著“紗帽京靴不誤主僱”。背後的貨架上,是各種紗帽與官靴,其中就有兩頂元式的笠帽,有一頂還帶著紅纓,式樣與《盧溝運筏圖》帶紅纓的元式笠帽十分接近。
《盧溝運筏圖》中店鋪門前飄揚的招幌,也可以作為判斷畫作時代的線索。畫中所有的招幌都是一種式樣:用竹竿斜斜挑起,插在門首。幌子為淺色細長條,只是尾端顏色不同,並且分叉,呈魚尾形。有學者在將此畫作為元代繪畫的基礎之上,推論畫中的招幌是元代商業招幌的代表。然而求諸可靠的圖像資料,在宋代、金代、元代的繪畫圖像中,店鋪門前的幌子大都是長方形,尾端也沒有魚尾。至明代,卻可以看到許多細長條形的魚尾幌。例子很多,譬如仇英款《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看到一個酒店,門前竹竿挑起“應時美酒”的細長魚尾幌。明代眾多的《貨郎圖》中,貨郎傘蓋下掛著的各種小廣告幌也是這種式樣。更早的例子是正統元年(1436 年)出版的童蒙識字讀物《新編對相四言》中“酒店”的圖例,所插的招幌就是長條魚尾形,可見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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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也用--魚尾幌

《南都繁會圖》)仇英《南都繁會圖卷》/描寫南京繁榮-《南都繁會圖》-被稱為『南京本土的《清明上河圖》/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kCFWhA

明朝並非全期或全國都使用---魚尾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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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證據與線索來看,《盧溝運筏圖》出自明代畫家之手,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判斷。進一步的問題是,這幅畫會是明代什麼時間段的作品?畫家為什麼要創作這樣一幅畫?
從畫中對盧溝橋相對精確的描繪來看,畫家對於盧溝橋應該有相當的了解。畫面中對於盧溝橋兩岸商業活動的描繪雖然是想像性的,但卻是建立在對盧溝橋抽分竹木局、宣課司等稅務機構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基礎之上。這位既熟悉盧溝橋的建築樣式,也熟悉盧溝橋在國家經濟制度中地位的畫家,很可能是一位服務於宮廷或政府的畫家。從繪畫手法來看,《盧溝運筏圖》與明代前期宮廷畫家的繪畫確實可以找到很多近似之處。對比一下活動在宣德、正統、成化年間的宮廷畫家李在的《山莊高逸圖》,畫面的茅舍、樹木的畫法,遠處山坳中樹林的虛實處理,與之都有相似之處。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李相《東籬秋色圖》,被認為是與戴進(1388-1462)、李在時代接近的浙派或宮廷畫家作品。畫中謹細的畫法,尤其是屋舍的建築形式與描繪手法,與《盧溝運筏圖》非常接近。因此,似乎可以將《盧溝運筏圖》的創作年代劃定在15 世紀中後期。
在繪畫與詩歌表現中,盧溝橋一直與“燕京八景”中“盧溝曉月”聯繫在一起,是北京一處重要的文化景觀。存世的王紱《北京八景圖》以及文獻中記載的以盧溝橋為名的繪畫,都是以“盧溝曉月”或這一文化景觀所衍生的送別情感為主題。可是《盧溝運筏圖》卻無法放進這一模式之中。畫這樣一幅畫,畫家意圖何在?
畫中的盧溝橋,呈現的不是曉月映照之下清冷的送別詩意,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繁華的世俗貿易。大約在李在活動的正統年間,盧溝橋抽分竹木局開始超過京城其它4 局,成為最重要的抽分局。正統九年(1444 年),在一位大使、一位副使的建制上,盧溝橋添設副使2 人,規模超過其它4 局。這應該是因為盧溝橋抽分局事務相對其它4 個抽分局要更為繁忙,其直接的原因,是正統九年(1444 年)盧溝橋進行了自建成以來第一次大規模重修。重修在工部與內官監組織下進行,主持人是內官監太監阮安。阮安是當時非常著名的太監,永樂遷都北京後所未完成的宮殿、城門和官僚辦公機構的營建,大部分是在他主持下進行的。除了宮殿營造,阮安的另一強項是修堤治水,當時京城主要河流的堤岸以及橋樑的修建,幾乎都是由他來主持。重修盧溝橋的計劃最初就始於治理盧溝河。盧溝河水勢兇猛,盧溝橋附近的狼窩口河堤常常潰決,淹沒百姓的房屋田舍,威脅北京城的安全。正統元年(1436 年)冬天到二年(1437 年)夏天,在阮安與工部尚書吳中的主持之下,由工部左侍郎李庸修築固安堤。不過,固安堤的修建雖然暫時解決了狼窩口水患,但其不遠處的盧溝橋卻已經“頹毀日甚,車輿步騎多顛覆墜溺”。因此,正統九年(1444 年)三月,在北京各處宮殿和官僚機構營建完成之後,阮安的工作重點轉到京城各處橋樑的修建上。他親赴盧溝橋調研,並獲得明英宗的准許重修盧溝橋。重修工程從三月十六日起至四月十八日完成。主要工作是清理和加固橋身的11 個拱券,修理橋面和兩旁的護欄,此外還疏浚了橋北的河道。這次重修盧溝橋,效率極高,耗費極少。竣工兩個月後,國子監祭酒李時勉(1374-1450)寫下《修造盧溝橋記》以志紀念。李時勉可能沒有親赴盧溝橋修造工地現場,這篇記文是受阮安請託所作,來自於後者所提供的資料。除了口頭的語言描述,阮安提供給李時勉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一幅描繪這次盧溝橋重修工程的繪畫:
公嘗圖其跡以示予曰:“是工雖小,然有以見國家之於政,由內以及外,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有如此也。” 後之人有不知公者,觀於斯圖,則其所為之大者可從而推也,是故不可以不記。
阮安出示給李時勉的這幅畫是在重修工程竣工不久後所畫,畫家自然不是阮安本人,而應是一位服務於宮廷的畫家。阮安所屬的“內官監”,負責宮廷的建築營繕、典禮佈置、節慶焰火等,與負責宮廷家具與器皿製造的“御用監”關係密切。明代宮廷畫家,主要就分佈在御用監中的武英殿、仁智殿等處。此外,“司禮監”下屬有“文華殿”畫士,也是宮廷畫家的主要集中地。司禮監、內官監、御用監,都是明代內廷“十二監”之一,相互之間往來很有可能。作為內官監負責人之一,深受皇帝賞識的阮安完全可能讓一位宮廷畫家為自己畫一幅紀念繪畫。
李時勉在記文中沒有為我們描述畫面。我們可以設想,要表現重修盧溝橋的功績,除了可以畫熱火朝天的工地景象,還可以畫重修之後盧溝橋煥然一新的面貌。阮安的畫選擇的是哪一種?
李時勉記文中對於盧溝橋的描述,有可能是對阮安這幅紀念性繪畫的發揮。我們可以在《盧溝運筏圖》與李時勉的描述中看到相似的場景。記文開頭,李時勉敘述了重修盧溝橋的緣起,接著,他描寫了經阮安整修一新的盧溝橋,著重於橋身的11 個拱券、平整如磨刀石一般的橋面、橋上繁密的石欄杆、橋兩頭的石雕獅象,以及橋頭的華表:
公於是率工匠往視橋,一理新之。水道十一券,錮若天成,東西跨水凡三百二十有二步,平易如砥,欄檻其兩傍,凡四百八十有四,鎮以獅象,華表堅壯偉觀。……
《盧溝運筏圖》中,位於畫面中央的便是跨越兩岸的盧溝橋,橋身用細密整齊的長條形石塊砌成,11 個拱券非常清楚。而在永樂年間王紱所畫《北京八景圖》“盧溝曉月”一段中,盧溝橋畫了8 個拱券,說明拱券的真實數量並非畫家在乎的問題。
王紱對拱券數量的忽視與文獻資料中對盧溝橋的記載相對應,除去李時勉的記文,金、元、明三代,幾乎所有對盧溝橋的記載或詩文歌詠,都不曾提到拱券的確切數量。因此,《盧溝運筏圖》中赫然屹立的11 個拱券與李時勉記文的相同性應該不是偶然。李時勉的記文還提到了橋的準確長度與欄杆的確切數量。這些數字無法在畫中得到展現,但是橋面“平易如砥”這個特徵卻通過畫中橋面的三層方形石塊體現出來。橋兩頭分別畫著石雕的獅子和大象,也即記文中“鎮以獅象”的寫照。畫中還重點描繪了橋頭一對華表,也與記文中“華表堅壯偉觀”的描述一致。
根據李時勉記文的描寫,橋修好之後,橋上行旅繁忙如通衢大道,橋下行駛如履平地:“但見其東西行過是橋者,若履亨衢,公務才力之通於橋下者,若道平川。”橋上與橋下的活動也正是《盧溝運筏圖》要表現的中心。橋上商旅繁華,6 頭騾子拉的貨車和4 人護衛的馬車在橋上擦肩而過,還有挑擔的腳夫、運貨的獨輪車。橋下兩岸是順流而下、等待在盧溝橋抽分竹木局納稅的商業木筏,也即所謂的“公務才力”,儘管可以明顯看到盧溝橋拱券下湍急的流水,但人卻依然能在木筏上平穩站立。
接下來,李時勉描寫了橋兩畔的百姓安居樂業,不再遭受決堤的盧溝河水淹沒房舍農田的災難:“民之安居樂業而無盪析之慮者。”在《盧溝運筏圖》中,除了兩岸的店鋪、橋下的木筏這些商業性內容,還有一些閒適的百姓形象。他們多是老年人,手拄拐杖,三三兩兩在一起聊天。最為典型的是盧溝橋南側東西兩岸,各有一組三人的百姓,他們中都有一人扭轉頭,甚至手指盧溝橋。他們不是過往商旅,不是店鋪老闆,也不是抽分局的官吏,而是幸福的百姓。他們站在河岸邊上,彷彿在端詳重修後的盧溝橋給他們帶來的新生活。
盧溝橋兩岸繁榮的商業圈,其保障正是整修一新的盧溝橋,以及疏通後的河道。從這個角度而言,以《盧溝運筏圖》為名的繪畫與1444 年為重修盧溝橋而作的繪畫之間可能會有所聯繫,考慮到前者可能是15 世紀中後期某位宮廷畫家所作,阮安為自己表功的紀念繪畫或許就是這件《盧溝運筏圖》。
當然,圍繞《盧溝運筏圖》的時代、作者、主題等諸種問題仍然值得進一步討論,本文所作的判斷與猜測,尚需更多材料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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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Lu gou qiao.jpg

《盧溝筏運圖》,描繪1266年元世祖在盧溝橋附近河運石木以建造大都宮殿的情景。

盧溝橋始建於金大定十九年(公元1189年)6月,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3月完工。全長266.5m,寬7.5m,有11個涵孔,兩側石雕護欄各有140條望柱,柱頭上均雕有石獅,形態各異,或蹲、或伏,或大撫小,或小抱大,明代蔣一葵在《長安客話》中說石獅「凡一百狀,數之輒隱其一」,據記載原有627個[1],現存501個。[2]石獅多為明清之物,也有少量的金元遺存。「盧溝曉月」從金章宗年間就被列為燕京八景之一。

盧溝曉月碑
《馬可·波羅遊記》中,形容盧溝橋是巨麗的優美石橋,長300步,寬八步,十人可並騎而過。24個橋弧由25個橋柱支撐。石獅間的距離是1.5步。[3]西方人因此稱此橋為「馬可波羅橋」。
明朝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重修盧溝橋。清康熙年間永定河洪水,橋受損。1698年重修,康熙帝命在橋西頭立碑,記述重修盧溝橋事。橋東頭則立有乾隆帝題寫的「盧溝曉月」碑。公元1908年,光緒帝死後,葬於河北省易縣清西陵,須通過盧溝橋。由於橋面窄,只得將橋邊石欄拆除,添搭木橋,事後,又將石欄照原樣恢復。
1937年7月7日在盧溝橋發生的「七七盧溝橋事變」,成為中國展開全國對日八年抗戰的起點。

File:Lugouqiao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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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橋、木筏與15世紀的商業空間:《盧溝運筏圖》新探

 2014-11-28 00:00:00
 

提要:《盧溝運筏圖》一直被學術界視作一件元代風俗畫,描繪的是元朝初年營建大都城時通過盧溝橋運輸建築木料的場景。本文對這幅畫的時代與內容進行了重新研究,認為畫中描繪的實際上是明初於盧溝橋設立竹木抽分局之後的商業景觀,畫作者是明代前期某位宮廷畫家,此畫的繪製可能與1444年太監阮安所主持的盧溝橋重修工程有關。

 

關鍵詞:《盧溝運筏圖》 盧溝橋 竹木抽分局 阮安

《盧溝運筏圖》軸 絹本設色 143.6×105(厘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盧溝運筏圖》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一直以來都被視作元代佚名畫家的精彩之作。畫中有順流而下漂運木筏的景象,因此,最初被定名為「元人運筏圖」。1962年,羅哲文對這幅畫進行了細緻的研究,他從古建築的角度,考察出畫面中央的石拱橋正是北京西南的盧溝橋,而畫面上部的山脈,就是盧溝橋北面的西山。確定了畫中景物之後,他進一步將漂運木筏的場景與元代初年大都城的修建聯繫起來,認為畫中描繪的是元初修建大都城時,從西山砍伐木材,以木筏的形式沿著盧溝河運送至盧溝橋,再轉陸路運至大都城裡的場面。這一觀點為學術界所普遍接受,畫的名稱也因此重訂為《盧溝運筏圖》或《盧溝橋運筏圖》。這之後,餘輝在對元代宮廷繪畫的研究中判斷,此畫的作者應該是一位元代早期的宮廷畫家。美國學者喬遜(Jonathan Hay)進而認為,此畫可能是元代前期宮廷畫家何澄(1223-1312年後)所主持的繪畫作坊的產物。

 

羅哲文對畫中石橋即為盧溝橋的觀察非常有說服力。不過,此畫是否就是為營建元大都而從西山伐木的紀實之作?似乎沒有學者對此進行過懷疑。要回答這個問題,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檢視一下元大都營建所需木材的運輸方式與運輸路線。元大都的營建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從至元四年(1267)正月開始興建宮城,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才最終修好,前後持續24年。許多建築木材的確出自大都西面的西山,《元史·世祖本紀》中記載得很清楚:

至元三年(1266)……十二月……鑿金口,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

所謂「鑿金口」,指的是根據元初水利專家郭守敬(1231-1316)的動議,恢復金朝時修建的金口河。金口河建於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從位於石景山的金口開渠,導入盧溝河水,一直往東匯入通州運河,有利於補充運河的水量,便於漕運。由於水流過急以及泥沙淤積,不久即廢止,但水道依然存在,還繼續發揮灌溉作用。1266年郭守敬主持的重開金口河,採取了一些措施,因此成功運營了32年,到大德二年(1298),由於盧溝河發大水,水勢過猛,不得不在金口設閘,再次關閉金口河。其後在元末至正二年(1342),朝廷又再次重開金口,修建金口新河,但很快便以失敗告終。從金口河的開鑿史可以看出,1266年為運送西山木石而重開的金口河,路線與金朝的金口河大致相同,在盧溝橋北面約20公里的石景山麻峪村引出盧溝河水,向東穿越大都城南,一直至通州。也就是說,西山採伐的木材與石料可以順著金口河一直用船運到大都城裡。根據侯仁之的看法,西山的木石甚至可以直接漕運到大都城內宮城旁的瓊華島下,根本不需要在盧溝橋轉陸路,大大節省了人力物力。這也就是為何在元人眼裡,郭守敬的傑出貢獻之一就是「決金口以下西山之筏,而京師材用是饒。」

既然修建大都城時從西山採伐的木石並不經過盧溝橋,也就可以判斷,畫中在盧溝橋上岸的木筏並非朝廷從西山砍伐的建築木料,與修建元大都無關。如果畫中的木筏不是來自元朝政府的行為,那它們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明初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北京城同樣經過了一次與元大都類似的大規模修建過程,畫面描繪的會不會是明朝時修建北京城的景象?

明朝的北京,金口河早已廢置,如果從西邊運送木料,只能到盧溝橋上岸轉陸路。明朝的國家建設所用木材主要出自四川、貴州、湖廣、江西、浙江、山西。盧溝河源自山西太原,所以如果從山西采木,確實可以從盧溝河上游的桑乾河順盧溝河運至盧溝橋入城。宣德年間還有政府從盧溝河上游的山西、河北等地採伐林木,順盧溝河運至盧溝橋囤積備用的記載,似乎可以與畫中景象對應。不過,由於建設宮殿城池需要十分巨大的木料,所以政府采木以大木為主,所謂大木,直徑都在數米,所編成的運輸木筏規模非常宏大,一般以80根大木為一筏,配備水手10人,運夫40人。根據明代嘉靖年間工部官員龔輝的記載,從四川採伐的木材編成的木筏每筏由604根木頭組成,更是宏偉。而《盧溝運筏圖》中的木筏,尺寸很小。一般來說,木筏都是紮成多層,畫家只能畫出露在水面上的最上層,這一層,畫中木筏不超過9根,筏上只能有一名水手。這種小尺寸的木筏,與政府採運的木料相去甚遠。

讓我們換一個思考的角度。從畫面的布局來看,盧溝橋處於畫面中央,畫家的興趣在於橋兩岸繁華的酒樓、茶肆、旅店等等。兩岸的房屋絕大多數都插著招幌,即便是遠處隱藏在霧氣中的一片建築物,招幌也隱約可見。簡而言之,這是以盧溝橋為中心的「商貿圈」。運筏只是畫面表現的一種活動,這裡還有運米麵的騾車,運糧食的獨輪車,有招徠客人住店的小二,有給客人餵馬的夥計,有端茶送菜的跑堂等等。盧溝橋雖然在1192年建成後一直是進出北京的交通要道,金、元時代來往的商旅已經很多,但直到明朝建立之後,永樂皇帝大規模修建宮殿,遷都北京,盧溝橋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才有了顯著的上升,如此繁榮的商貿景象才能出現。

作為京城的咽喉,永樂皇帝定都北京之後,盧溝橋正式設立了國家稅務機關。由於地處水陸交匯的要道,盧溝橋成為了京城一處重要的「海關」,開始對來往車船貨物徵收賦稅。明朝的商稅有許多種,大體來說,一種是貿易稅,也即營業稅,征之於住商。一種是過稅,也即關稅,征之於行商。在關稅中,有一種是竹木稅,徵收各種竹木柴薪的稅,不用現金,而是從商人的竹木貨物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實物作為稅,囤積起來服務於政府的建築工程或是用作宮廷的燃料。

徵收竹木稅的部門名為「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稅並不是明代的首創,元代已經在全國水陸要津設立了十處「抽分場提領所」,均在南方。至明代,竹木稅的徵收更為制度化。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在當時的京城南京設立兩處抽分竹木局,分別是龍江與大勝港。因為竹木通常都要用船或筏運輸,所以竹木局都設立在港口或橋樑所在之處。永樂六年(1408),在宣布遷都的第二年,永樂皇帝在開始營建的新都城北京也設立了五處抽分竹木局:

永樂六年,設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抽分五局,十三年(1415)令照例抽分。

京城這五處抽分竹木局,盧溝橋局與通州局大於另三局,而又以盧溝橋規模最大。在隆慶五年(1571)裁員之前,配備有大使1人、副使1人、攢典2人、巡軍32人。而通州局有大使,但沒有設副使,巡軍30人,比盧溝橋少2人,至於通積局、廣積局和白河局,更是只有副使,不設大使和攢典,巡軍14人,不及盧溝橋局的一半。由於成為過往商貿的重地,政府還在這裡設立了安全部門「盧溝橋巡檢司」。這都表明,盧溝橋局是京城最重要的竹木局。根據弘治七年(1494年)九月壬寅孝宗皇帝收到的工部奏摺,自永樂以來,工部所用的竹木材絕大部分都是從盧溝橋客商所販賣的木筏中抽取。奏摺中稱,由於最近兵部出於國家防禦的考慮禁止砍伐西部邊境的森林,使得商人無竹木可販,導致盧溝河再無一條木筏,因此請求放鬆非軍事重地的砍伐禁令,以便商人有貨物可以販賣,而國家也有竹木可以抽取。

木商人所採集的竹木材,自然不能是國家採辦的那麼巨大,而多是中小型木材,他們編成的木筏,規模也小很多。根據明代南方另一處重要的「海關」蕪湖抽分廠的統計數據,竹木商人所販的木材,譬如楠木,一般是按每根直徑1.2尺算,約38厘米。這一尺寸與《盧溝運筏圖》中木筏給觀者的視覺感受正相吻合。

可見,畫中的木筏,並非政府採伐的建築材料,而是自由貿易的商業物品,是木材商人運筏至盧溝橋抽分竹木局等待通關與抽稅的貨物。抽取竹木稅的程序大致如下:凡是販賣竹木的商人,大都用木筏將各種竹木材運至抽分竹木局下設的各個抽分廠,他們需要把自己的所有貨物做一份詳細的清單上報抽分局官員,包括竹木材的種類、數量、尺寸、厚薄。抽分局官員進行核對之後,再按照這些數據來抽稅,發給木材商小票為憑證。種類不同,稅額不同。作為國家林業稅收,抽分竹木局的抽稅對象除了建築用的各種木材、竹材以及竹木半成品(如竹掃帚、車軸)之外,有相當一部分是作為燃料的各種柴薪,對這些柴薪的抽分是滿足政府與宮廷的燃料需求。洪武年間所規定的抽分竹木有32種,其中有8種是燃料(包括木炭、煤炭)。永樂年間抽稅竹木增至51種,其中有21種是燃料。這些木柴、茅草和煤炭,往往不是由商人所販賣,而是普通百姓所採集,也是抽分的重要項目。在京城五處抽分竹木局中,白河局由於並非商旅集散重地,因此所抽分的多是這類百姓採集的「細民柴炭」,而作為最重要的竹木抽分局,盧溝橋在大宗的商業木筏之外,同樣抽分這類「小民駝載石灰、煤砟、柴草等項貨賣」。那麼,在《盧溝運筏圖》中,他們在哪裡?

在遠景盧溝橋北登岸的木筏旁,有3人背負柴薪、2人肩挑柴薪,正往盧溝橋方向走。他們所背負的柴薪從何處而來?觀者的目光沿著盧溝河堤岸繼續探向遠處,會在畫面左上角看到遠景的一道山谷,山谷最遠處也有3位背負柴薪的人,正從山坳轉出,無疑暗示的是在西山採集木柴的細民百姓。他們前面是一列驢隊,正在下山,有的已經出山,正往盧溝橋方向行進,這些驢隊是馱運貨物的運輸工具,驢背上馱載有橫長的口袋。在傳統的繪畫圖像中,驢隊是長途跋涉、翻山越嶺的商旅的象徵。不過,在畫面中,驢隊似乎不是遠方而來的商隊,更可能是駝載著從西山所採集的柴草、木炭、石灰等物,準備在盧溝橋抽分的運輸隊。我們看到,驢隊最後伴隨著的是3位背柴百姓,而在山谷下方,即將轉過山坳走出西山的驢隊前,也有一位背負柴薪的人,這或許就是畫家對這些驢隊性質所作的暗示。

不論這些驢隊是遠來的商旅還是採集西山木植的運輸工具,它們都需要在盧溝橋通關交稅,然後才能進入京城。除了抽分竹木局,盧溝橋還有專門徵收商業雜稅的稅務所「宣課司」。元代已經設立有十路宣課司,但在盧溝橋設立「宣課司」,最早是在明代,具體時間沒有明文記載,可能是在宣德年間。明代的北京城,一共有四處宣課司,分別是正陽門外、正陽門、張家灣、盧溝橋。明代的宣課司所徵收的主要是過往貨物的關稅和流動貨攤、固定店鋪的營業稅。《盧溝運筏圖》中那些酒肆、茶樓,自然是徵稅的對象,而畫中頻頻出現的貨車更是商稅的來源。畫中分別出現了過橋的騾車、橋右岸的獨輪驢車以及遠景往盧溝橋方向馳來的牛車,所拉載的都是長條形的口袋。其它還有8輛人力運載的獨輪車,所拉大口袋可能也是糧食,他們都是盧溝橋宣課司的對象。晚明謝肇淛(1567-1624)在感慨明代商稅過重時,甚至將盧溝橋的商稅徵收與明代幾個重要的鈔關並列起來:「國家於臨安、滸墅、淮安、臨清、蘆溝、崇文門,各設有榷關曹郎,而各省之稅課司經過者,必抽取焉。」

盧溝橋抽分竹木局、盧溝橋宣課司,再加上盧溝橋巡檢司,共同構成了明代盧溝橋的商業景觀。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盧溝運筏圖》,便會有新的眼光。熱鬧的畫面,並非是13世紀後半期元大都建設工程的紀實表現,而是明朝建立之後,在盧溝橋稅務部門監管之下盧溝橋兩畔繁盛的商業活動的反映。盧溝河裡由圓木紮成的木筏,並非是由政府砍伐、將送往元大都各個建設工地的木材,而是由商人販運而來,將要運至京城或轉運至別處牟取利益的商品。

作為盧溝橋商業圈的圖畫反映,這幅畫的年代值得進一步考察。盧溝橋抽分竹木局於永樂六年(1408)建立,十三年(1415)開始正常運行。那麼,畫中所描繪的筏運木材至盧溝橋等待抽分的景象,應該是在明代初年盧溝橋建立抽分竹木局之後才能出現的,不會早於1415年。

《明憲宗調禽圖》軸 絹本設色 67×52.8(厘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傳統的觀點之所以判斷畫作的時代為元朝,最重要的證據是畫中出現了身穿元人服裝,頭戴元人笠帽的形象。畫中正在橋上護送馬車通過的四位男子,頭上所戴均是圓頂的笠帽,形狀像一個帶寬邊的鋼盔。這種帽子是元代男子常見的打扮。畫幅其它地方,還可以找到若干位戴笠帽的男士。出現了元人的裝束,表明畫的年代不可能早於元代。但是,是否一定就是元代?其實,在明朝,元人的服飾依然在使用。譬如,明朝的皇帝休閒時常常就戴著元式的笠帽,圖像可見故宮所藏的《明宣宗行樂圖》以及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明憲宗元宵行樂圖》、《明憲宗調禽圖》等。此外,在明代的寺觀壁畫、水陸畫、版畫圖像中,描繪身穿元人服裝、頭戴元式笠帽的形象往往可見。譬如山西寶寧寺明代前期的水陸畫,其中描繪各種行業人物的畫面中就有不少戴元式笠帽的人。四川宦官魏本(1445-1510)的墓葬中,隨葬有很多頭戴元式笠帽的瓷俑。一直到明代後期,元式的笠帽在繪畫圖像中依然可見。在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傳為仇英的《清明上河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元式裝扮的騎手。我們在仇英畫中還會發現一所鞋帽店,廣告牌上寫著「紗帽京靴不誤主雇」。背後的貨架上,是各種紗帽與官靴,其中就有兩頂元式的笠帽,有一頂還帶著紅纓,式樣與《盧溝運筏圖》帶紅纓的元式笠帽十分接近。

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鞋帽店,遼寧省博物館藏

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招幌

《盧溝運筏圖》中店鋪門前飄揚的招幌,也可以作為判斷畫作時代的線索。畫中所有的招幌都是一種式樣:用竹竿斜斜挑起,插在門首。幌子為淺色細長條,只在尾端顏色不同,並且分叉,呈魚尾形。有學者在將此畫作為元代繪畫的基礎之上,推論畫中的招幌是元代商業招幌的代表。然而訴諸可靠的圖像資料,在宋代、金代、元代的繪畫圖像中,店鋪門前的幌子大都是長方形,尾端也沒有魚尾。至明代,卻可以看到許多細長條形的魚尾幌。例子很多。譬如仇英款《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看到一個酒店,門前竹竿挑起「應時美酒」的細長魚尾幌。明代眾多的《貨郎圖》中,貨郎傘蓋下掛著的各種小廣告幌也是這種式樣。更早的例子是正統元年(1436年)出版的童蒙識字讀物《新編對相四言》中「酒店」的圖例,所插的招幌就是長條魚尾形,可見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

(明)佚名《貨郎圖》軸 絹本設色 190.6×104.5(厘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新編對相四言》插圖

由以上證據與線索來看,《盧溝運筏圖》出自明代畫家之手,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判斷。進一步的問題是,這幅畫會是明代什麼時間段的作品?畫家為什麼要創作這樣一幅畫?從畫中盧溝橋相對精確的描繪來看,畫家對於盧溝橋應該有相當的了解。畫面中對於盧溝橋兩岸商業活動的描繪雖然是想像性的,但卻是建立在對盧溝橋抽分竹木局、宣課司等稅務機構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基礎之上。這位既熟悉盧溝橋的建築樣式,也熟悉盧溝橋在國家經濟制度中地位的畫家,很可能是一位服務於宮廷或政府的畫家。從繪畫手法來看,《盧溝運筏圖》與明代前期宮廷畫家的繪畫確實可以找到很多近似之處。對比一下活動在宣德、正統、成化年間的宮廷畫家李在的《山莊高逸圖》,畫面的茅舍、樹木的畫法、遠處山坳中樹林的虛實處理,與之都有相似之處。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李相《東籬秋色圖》,被認為是與戴進(1388-1462)、李在時代接近的浙派或宮廷畫家作品。畫中謹細的畫法,尤其是屋舍的建築形式與描繪手法,與《盧溝運筏圖》非常接近。因此,似乎可以將《盧溝運筏圖》的創作年代劃定在15世紀中後期。

李在《山莊高逸圖》軸 絹本水墨 188.8×109.1(厘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李相《東籬秋色圖》軸 絹本設色 169.1×107.7(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東籬秋色圖》局部

《盧溝運筏圖》局部

在繪畫與詩歌表現中,盧溝橋一直與「燕京八景」中「盧溝曉月」聯繫在一起,是北京一處重要的文化景觀。存世的王紱《北京八景圖》以及文獻中記載的以盧溝橋為名的繪畫,都是以「盧溝曉月」或這一文化景觀所衍生的送別情感為主題。可是《盧溝運筏圖》卻無法放進這一模式之中。畫這樣一幅畫,畫家意圖何在?

畫中的盧溝橋,不是曉月映照之下清冷的送別詩意,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繁華的世俗貿易。大約在李在活動的正統年間,盧溝橋抽分竹木局開始超過京城其它4局,成為最重要的抽分局。正統九年(1444),在一位大使一位副使的建制上,盧溝橋添設副使2人,規模超過其它4局。這應該是因為盧溝橋抽分局事務相對其它4個抽分局要更為繁忙,其直接的原因,是正統九年盧溝橋進行了自建成以來第一次大規模重修。重修在工部與內官監組織下進行的,主持人是內官監太監阮安。阮安是當時非常著名的太監,永樂遷都北京後所未完成的宮殿、城門和官僚辦公機構的營建,大部分是在他主持下進行。除了宮殿營造,阮安的另一強項是修堤治水,當時京城主要河流的堤岸以及橋樑的修建,幾乎都是由他來主持。重修盧溝橋的計劃最初就始於治理盧溝河。盧溝河水勢兇猛,盧溝橋附近的狼窩口河堤常常潰決,淹沒百姓的房屋田舍,威脅北京城的安全。正統元年冬天到二年夏天,在阮安與工部尚書吳中的主持之下,由工部左侍郎李庸修築固安堤。不過,固安堤的修建雖然暫時解決了狼窩口水患,但其不遠處的盧溝橋卻已經「頹毀日甚,車輿步騎多顛覆墜溺」。因此,正統九年(1444)三月,在北京各處宮殿和官僚機構營建完成之後,阮安的工作重點轉到京城各處強梁的修建上。他親赴盧溝橋調研,並獲得明英宗的獲准重修盧溝橋。重修的工程從三月十六日起至四月十八日完成。主要工作是清理和加固橋身的11個拱券,修理橋面和兩旁的護欄,此外還疏浚了橋北的河道。這次重修盧溝橋,效率極高,耗費極少。竣工2月後,國子監祭酒李時勉(1374-1450)寫下《修造盧溝橋記》以志紀念。李時勉可能沒有親赴盧溝橋修造工地現場,這篇記文是受阮安請託所作,來自於後者所提供的資料。除了口頭的語言描述,阮安提供給李時勉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一幅描繪這次盧溝橋重修工程的繪畫:

……公嘗圖其跡以示予曰:「是工雖小,然有以見國家之於政,由內以及外,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有如此也。」……後之人有不知公者,觀於斯圖,則其所為之大者可從而推也,是故不可以不記。

阮安出示給李時勉的這幅畫是在重修工程竣工不久後所畫,畫家自然不是阮安本人,而應是一位服務於宮廷的畫家。阮安所屬的「內官監」,負責宮廷的建築營繕、典禮布置、節慶焰火等,負責宮廷家具與器皿製造的「御用監」關係密切。明代宮廷畫家,主要就分布在御用監中的武英殿、仁智殿等處。此外,「司禮監」下屬有「文華殿」畫士,也是宮廷畫家的主要集中地。司禮監、內官監、御用監,都是明代內廷「十二監」之一,相互之間往來很有可能。作為內官監負責人之一,身受皇帝賞識的阮安完全可能讓一位宮廷畫家為自己畫一幅紀念繪畫。

李時勉在記文中沒有為我們描述畫面。我們可以設想,要表現重修盧溝橋的功績,除了可以畫熱火朝天的工地景象,還可以畫重修之後盧溝橋煥然一新的面貌。阮安的畫選擇的是哪一種?

李時勉記文中對於盧溝橋的描述,有可能是對阮安這幅紀念性繪畫的發揮。我們可以在《盧溝運筏圖》與李時勉的描述中看到相似的場景。記文開頭,李時勉敘述了重修盧溝橋的緣起,接著,他描寫了經阮安整修一新的盧溝橋,著重於橋身的11個拱券、平整如磨刀石一般的橋面、橋上繁密的石欄杆、橋兩頭的石雕獅象,以及橋頭的華表:

……公於是率工匠往視橋,一理新之。水道十一券,錮若天成,東西跨水凡三百二十有二步,平易如砥,欄檻其兩傍,凡四百八十有四,鎮以獅象,華表堅壯偉觀。……

《盧溝運筏圖》中,位於畫面中央的便是跨越兩岸的盧溝橋,橋身用細密整齊的長條形石塊砌成,11個拱券非常清楚。而在永樂年間王紱所畫《北京八景圖》「盧溝曉月」一段中,盧溝橋畫了8個拱券,說明拱券的真實數量並非畫家在乎的問題。王紱對拱券數量的忽視與文獻資料中對盧溝橋的記載相平行,除去李時勉的記文,金、元、明三代,幾乎所有對盧溝橋的記載或詩文歌詠,都不曾提到拱券的確切數量。因此,《盧溝運筏圖》中赫然屹立的11個拱券與李時勉的記文之間的相似性應該不是偶然。李時勉的記文還提到了橋的準確長度與欄杆的確切數量。這些數字無法在畫中得到展現,但是橋面「平易如砥」這個特徵卻通過畫中橋面的三層方形石塊體現出來。橋兩頭分別畫著石雕的獅子和大象,也即記文中「鎮以獅象」的寫照。畫中還重點描繪了橋頭一對華表,也與記文中「華表堅狀偉觀」的描述一致。

根據李時勉記文的描寫,橋修好之後,橋上行旅繁忙如通衢大道,橋下行駛如履平地:「但見其東西行過是橋者,若履亨衢,公務才力之通於橋下者,若道平川。」橋上與橋下的活動也正是《盧溝運筏圖》要表現的中心。橋上商旅繁華,6頭騾子拉的貨車和4人護衛的馬車在橋上擦肩而過,還有挑擔的腳夫、運貨的獨輪車。橋下兩岸是順流而下、等待在盧溝橋抽分竹木局納稅的商業木筏,也即所謂的「公務才力」,儘管可以明顯看到盧溝橋拱券下湍急的流水,但人卻依然能在木筏上平穩站立。

《盧溝運筏圖》中盧溝橋旁聊天的百姓

接下來,李時勉描寫了橋兩畔的百姓安居樂業,不再遭受決堤的盧溝河水淹沒房舍農田的災難:「民之安居樂業而無盪析之慮者。」在《盧溝運筏圖》中,除了兩岸的店鋪、橋下的木筏這些商業性內容,還有一些閒適的百姓形象。他們一般都被描繪成老年人,手拄拐杖,三三兩兩在一起聊天。最為典型的是盧溝橋南側東西兩岸,各有一組三人的百姓,他們中都有一人扭轉頭,甚至手指盧溝橋。他們不是過往商旅,不是店鋪老闆,也不是抽分局的官吏,而是幸福的百姓,他們站在河岸邊上,仿佛在端詳重修後的盧溝橋給他們所帶來的新生活。

盧溝橋兩岸繁榮的商業圈,其保障正是整修一新的盧溝橋,以及疏通後的河道。從這個角度而言,以《盧溝運筏圖》為名的繪畫與1444年為重修盧溝橋而作的繪畫之間可能會有所關係,考慮到前者也可能是15世紀中後期某位宮廷畫家所作,阮安為自己表功的紀念繪畫或許就是這件《盧溝運筏圖》。

當然,圍繞《盧溝運筏圖》的時代、作者、主題的諸種問題仍然值得進一步的討論,本文所作的判斷與猜測,尚需更多材料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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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橋、木筏與15世紀的商業空間:《盧溝運筏圖》新探

作者:黃小峰2014/11/29     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1期

 

盧溝橋抽分竹木局、盧溝橋宣課司,再加上盧溝橋巡檢司,共同構成了明代盧溝橋的商業景觀。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盧溝運筏圖》,便會有新的眼光。熱鬧的畫面,並非是13世紀後半期元大都建設工程的紀實表現,而是明朝建立之後,在盧溝橋稅務部門監管之下盧溝橋兩畔繁盛的商業活動的反映。盧溝河裡由圓木紮成的木筏,並非是由政府砍伐、將送往元大都各個建設工地的木材,而是由商人販運而來,將要運至京城或轉運至別處牟取利益的商品。

作為盧溝橋商業圈的圖畫反映,這幅畫的年代值得進一步考察。盧溝橋抽分竹木局於永樂六年(1408)建立,十三年(1415)開始正常運行。那麼,畫中所描繪的筏運木材至盧溝橋等待抽分的景象,應該是在明代初年盧溝橋建立抽分竹木局之後才能出現的,不會早於1415年。

《明憲宗調禽圖》軸絹本設色67×52.8(厘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傳統的觀點之所以判斷畫作的時代為元朝,最重要的證據是畫中出現了身穿元人服裝,頭戴元人笠帽的形象。畫中正在橋上護送馬車通過的四位男子,頭上所戴均是圓頂的笠帽,形狀像一個帶寬邊的鋼盔。這種帽子是元代男子常見的打扮。畫幅其它地方,還可以找到若干位戴笠帽的男士。出現了元人的裝束,表明畫的年代不可能早於元代。但是,是否一定就是元代?其實,在明朝,元人的服飾依然在使用。譬如,明朝的皇帝休閒時常常就戴著元式的笠帽,圖像可見故宮所藏的《明宣宗行樂圖》以及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明憲宗元宵行樂圖》、《明憲宗調禽圖》等。此外,在明代的寺觀壁畫、水陸畫、版畫圖像中,描繪身穿元人服裝、頭戴元式笠帽的形象往往可見。譬如山西寶寧寺明代前期的水陸畫,其中描繪各種行業人物的畫面中就有不少戴元式笠帽的人。四川宦官魏本(1445-1510)的墓葬中,隨葬有很多頭戴元式笠帽的瓷俑。一直到明代後期,元式的笠帽在繪畫圖像中依然可見。在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傳為仇英的《清明上河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元式裝扮的騎手。我們在仇英畫中還會發現一所鞋帽店,廣告牌上寫著“紗帽京靴不誤主僱”。背後的貨架上,是各種紗帽與官靴,其中就有兩頂元式的笠帽,有一頂還帶著紅纓,式樣與《盧溝運筏圖》帶紅纓的元式笠帽十分接近。

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鞋帽店,遼寧省博物館藏

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招幌

《盧溝運筏圖》中店鋪門前飄揚的招幌,也可以作為判斷畫作時代的線索。畫中所有的招幌都是一種式樣:用竹竿斜斜挑起,插在門首。幌子為淺色細長條,只在尾端顏色不同,並且分叉,呈魚尾形。有學者在將此畫作為元代繪畫的基礎之上,推論畫中的招幌是元代商業招幌的代表。然而訴諸可靠的圖像資料,在宋代、金代、元代的繪畫圖像中,店鋪門前的幌子大都是長方形,尾端也沒有魚尾。明代,卻可以看到許多細長條形的魚尾幌。例子很多。譬如仇英款《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看到一個酒店,門前竹竿挑起“應時美酒”的細長魚尾幌。明代眾多的《貨郎圖》中,貨郎傘蓋下掛著的各種小廣告幌也是這種式樣。更早的例子是正統元年(1436年)出版的童蒙識字讀物《新編對相四言》中“酒店”的圖例,所插的招幌就是長條魚尾形,可見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

(明)佚名《貨郎圖》軸絹本設色190.6×104.5(厘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新編對相四言》插圖

由以上證據與線索來看,《盧溝運筏圖》出自明代畫家之手,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判斷。進一步的問題是,這幅畫會是明代什麼時間段的作品?畫家為什麼要創作這樣一幅畫?

從畫中盧溝橋相對精確的描繪來看,畫家對於盧溝橋應該有相當的了解。畫面中對於盧溝橋兩岸商業活動的描繪雖然是想像性的,但卻是建立在對盧溝橋抽分竹木局、宣課司等稅務機構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基礎之上。這位既熟悉盧溝橋的建築樣式,也熟悉盧溝橋在國家經濟制度中地位的畫家,很可能是一位服務於宮廷或政府的畫家。從繪畫手法來看,《盧溝運筏圖》與明代前期宮廷畫家的繪畫確實可以找到很多近似之處。對比一下活動在宣德、正統、成化年間的宮廷畫家李在的《山莊高逸圖》,畫面的茅舍、樹木的畫法、遠處山坳中樹林的虛實處理,與之都有相似之處。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李相《東籬秋色圖》,被認為是與戴進(1388-1462)、李在時代接近的浙派或宮廷畫家作品。畫中謹細的畫法,尤其是屋舍的建築形式與描繪手法,與《盧溝運筏圖》非常接近。因此,似乎可以將《盧溝運筏圖》的創作年代劃定在15世紀中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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