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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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耕者有其田+扮仙

土地改革？

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地主階層，也就是田地所有者，在農村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大多受過教育，因此不僅承擔著教化百姓的作用，而且承擔著災年救濟百姓、修建公共橋梁等設施、解決鄉鄰矛盾的責任。他們中絕大多數是非常善良的。1949年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租種地主土地的佃戶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雙方互惠互利，基本不存在什麼剝削的問題。當時「地主」的稱謂蘊含的是尊敬、崇拜和羨慕，沒有絲毫的貶義。
但是隨著中共建政後的農村土地改革的進行，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到了鎮壓並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數十萬地主和家人被殺，地主階級被全部消滅。農村傳統意義上的士紳階層被徹底摧毀，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在中國的農村逐漸消失。中共政權也達到了其對農村控制的目的。
不僅如此，中共經過幾十年負面的宣傳與政治運動，對民眾進行洗腦，使「地主」成為一個貶義詞，使民眾腦中留下了是劉文彩、「周扒皮」、「黃世仁」和「南霸天」等地主「欺壓百姓」的惡劣形象，「地主」也帶上了濃烈的負面涵義。
而被中共欺騙的貧苦農民們，除了在土改時嘗到一點甜頭外，其餘歲月則淪為二等公民，很長時間不得離開農村，生活也是越來越糟糕。大饑荒時餓死最多的正是農民。這也是他們「憶苦思甜」時為何脫口而出的是這段經歷，因為這段經歷最為慘痛，這無疑是對中共莫大的諷刺。https://goo.gl/Ac3HZZ

【民報】蔣家何不在中國推動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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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於10日至金門祭祖，談到蔣介石慈湖棺柩遭潑漆一事時，張安樂怒嗆這些人是忘恩負義之輩。他指出蔣介石對中華民族有很大的歷史貢獻，應該要多珍惜蔣的貢獻，如：在台灣實行了375減租土地改革，解放了農民，農民在「耕者有其田」後，才從日本人的農奴身分翻身，批評滋事者「忘恩負義」、「認賊作父」。
張安樂推崇蔣介石的土地改革，然而有兩個盲點，中國勢力都沒有解釋：第一，既然蔣介石有這種宏觀，何不在中國推動土地改革？第二，蔣介石在台灣為何只推動農村土地改革，沒有都市土地改革？別忘了孫中山所主張「平均地權」的靈魂在都市土地，不是農村。孫中山認為土地所以會漲價，是社會的功勞，不是地主，因而主張「照價課稅，漲價歸公」，這些困擾都出現在城市的土地，農村土地沒有這些問題。
有很多人會喊「耕者有其田」，卻不知其含意，蔣家推動的「耕者有其田」是偽裝造福佃農，事實上是蔣政權搶了地主的財產。佃農是以全年稻穀收成的兩倍半之代價，向地主購買土地，只是稻穀並沒有直接交給地主，而是給蔣政權，而蔣政權以四大公司的股票給地主，目前大家聽到股票眼睛就亮起來，事實上當時四大公司的股票，比衛生紙還不值錢，因為它連衛生紙的功能都沒有。「耕者有其田」的真相是蔣政權搶了地主的土地。
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台灣可以推動土地改革，在中國為何不可能？直到中國共產黨趕走了中國國民黨之後，才執行土地改革？這是很有趣的問題，蔣政權所以能在台灣搶奪農村土地，是因為農村地主都是台灣人，與權力中心無關，所以吃定地主。在中國就不一樣，地主在中國國民黨的權力中心，有很大的勢力，不可能接受土地改革。
在台灣有不少人一輩子買不起房子，因為房地產被炒熱，這也就是孫中山所提的「平均地權」問題，若要徹底解決都市土地問題，模仿「耕者有其田」的模式實施「住者有其屋」政策，讓租屋者有權利以公定價錢購買所租的房屋，如此保證房價會大跌，也沒有人會花錢買房子當包租公，大家很清楚，這種事情不可能實現。農村的土地可以改革，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標，城市土地為何不能以「住者有其屋」讓年輕世代有個巢？
上述不能實現真正的理由，是都市房地產有很多是中國人所擁有，甚至於是國家權利中心的權貴所掌控，蔣政權不可能拿他們開刀。農村的地主清一色都是台灣人，蔣政權以照顧佃農的名義，搶走地主的土地。佃農所獲得的土地是以公定價格買來的，只是其所花的錢是跑到蔣政權口袋裡。
不談屠殺或其他白色恐怖，蔣政權以改革的名義，搶台灣地主的財產，卻保護中國人在都市炒熱房地產，說蔣家對台灣人有恩，簡直在侮辱台灣人的智慧。蔣介石是否對張安樂有恩不得而知，對台灣人卻只有「害」

林輝：讓黨史需重寫的紀錄片《暴風驟雨》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八月 8日, 2017
中共殘酷鬥地主的大會場景。（網絡圖片）
【大紀元2017年08月08日訊】1945年到1949年，中共在所佔據的農村進行了一場殘酷的土地改革，類似的場景在中共建政後在全國各地農村同樣出現。
1947年，土改工作隊員和作家周立波創作了小說《暴風驟雨》，描述了這次規模空前的土地改革運動，並被當成土改教科書數十年來廣泛流傳。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小說《暴風驟雨》被拍成同名電影，反復播映，對國人進一步洗腦。
2005年，紀錄片《暴風驟雨》問世。這是蔣椒、段錦川在經過數月的詳細調研，掌握了大量歷史資料和資料的基礎上，深入到小說《暴風驟雨》的原型地——黑龍江省尚志市元寶鎮元寶屯進行拍攝，並歷時一年完成的。迄今為止，這部紀錄片卻只公映了三次。
為什麼只公映了三次？導演蔣樾在2006年「首屆紀錄片青年導演論壇」的發言中如是說道：「我是想告訴大家今天所發生的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調研的時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們的話──不是不信任，是因為我生活在60年代，我小時候被灌輸的關於這件事的教育和現在瞭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當然現在還有很多人跟我說，土改是個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它已經過去了，定論了，還有一些學者在做更新的研究；（但）我相信絕大部分的觀眾、老百姓並不清楚這件事是怎麼一回事。我做好的第一版在雲南影像室放的時候，有一個60多歲的人跟我說，如果我相信你這個片子，那麼黨史就得重寫。」
小說和電影《暴風驟雨》中的歷史宣傳
中共黨史稱，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到1946年初，中共北滿省委組織了大批幹部，到農村去發動群眾，開展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運動。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五四指示》，決定從戰時的「減租減息」，轉向以反奸、清算、退租、退息等鬥爭方式，説明無地、少地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東北局隨即決定放手解決土地問題，土地改革運動就此開展。
隨著國共內戰的發展，中共政策在1947年中又一躍轉向了十分激進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在並不具體規定劃分農村階級標準，又全力反對右傾的情況下，大力推動沒收和平分。在如此激進的政策下，在實行土改的農村，幾乎都發生了亂打亂殺的殘酷情況。直到1948年，中共「糾偏」，局面才得以控制。
作家周立波是在1946年9月來到黑龍江省珠河縣（今尚志市）的元寶村的，並就任區委副書記，領導了當地的土改運動，其後完成了小說《暴風驟雨》上下卷。上部描寫的是「五四指示」下達後到《中國土地大綱》頒佈前，元茂屯（即元寶村）在工作隊領導下，鬥垮「惡霸」地主韓老六，打退土匪進攻的故事。下部描寫的是《中國土地法大綱》頒佈後土改運動進一步深入的鬥爭。
1961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將之改編為同名故事片，由謝鐵驪導演。在小說和電影中，韓老六、杜善人和唐抓子等土地所有者被描述為欺壓百姓，奸猾、兇殘等。
按照中共的說法，土地改革運動使中共紮穩了在廣大農村的統治基礎，鞏固了根據地，並且掌控了大量民力、物力以支持戰爭和建設，而《暴風驟雨》等就是這段歷史的反映。
與小說和電影《暴風驟雨》所展現的歷史不同，紀錄片《暴風驟雨》通過元寶村老人們的回憶和掌握的史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歷史。
積極參加運動的「二流子」多
在中共工作隊員的言辭中，「壓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眾」，即苦大仇深、非常窮的人，是最明確的團結對象。但幾十年後，紀錄片中的農民劉福德則用了另一種表述：「有些人品質不好，正因為他有這個特點，他能幫著把這個運動掀起來，有那麼點積極作用吧。」
一個後來在某市黨辦工作的工作隊員，則選用更直白的語氣坦陳：最先靠近工作隊、積極參加運動的，「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人多。對於這樣的人，當地人稱為「二流子」。
這些人在中共的煽動和培訓下，很快被激發了仇恨，明白了「地主怎麼剝削人」，隨之開始了「血淚控訴」。於是，電影《暴風驟雨》裡一個聲音喊道：「鄉親們，要報仇的跟我走」，由此開始了對地主的打殺。
真實的地主韓老六
小說和電影《暴風驟雨》中的地主形象代表是韓老六。電影裡，當工作隊員找到租種韓老六家地的「郭孩子」郭長興時，他這樣回答：「那就把韓老六抓起來，崩了他。」
郭長興對韓老六的記憶是這樣的：他走道老是戴著帽子，穿長布衫，拄著棍，個子很高挑，走道「板板整整的」。電影《暴風驟雨》裡，被稱作「韓老六」的這個地主分子，正是這樣一副形象，而且是奸猾、貪婪和兇殘的惡霸。據說兩家「的確有階級仇恨」。
然而，對於這個「滿洲國治安農會會長」、由老百姓選出的「韓保長」，紀錄片《暴風驟雨》中的老人們的回憶卻完全不同。農民高鳳桐記得，韓老六家「窮不嘍嗖的，整兩個錢，也維持不著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學教音樂，放學回家沒啥事，做點衣服給小學生做操衣。
與電影裡住大房子、滿屋寶貝的生活不同，村民呂克勝的記憶是，韓家有那麼三件小草房，高矮有棚那麼高。唯一值得稱道的，是「有點兒玻璃」。
「韓老六實際上他媽的也沒有啥，」 一個老人說到這裡特意放低了語氣，「和那個書上寫的不一樣。」
省吃儉用的地主們
關於韓老六的話題，引起了人們對「地主」們的集體回憶。打從記事時起，高鳳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興廣、賈明其和劉羅鍋子，雖然家裡有車有馬，但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攢兩個錢就買點地，攢兩個錢就買點地，都是這樣的地主」。
農民劉志國也對地主們「一塊豆腐割兩半吃兩頓」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時候，一塊豆腐一分錢。劉志國還記得，一到清早，地主撅著棉褲撅著棉襖腰裡紮個繩子，「一彎腰都露肉」。
被沒收了家產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終於敢公開自己的抱怨，儘管聲音還有些低沉：「我苦苦掙來的，省吃儉用，沒有偷沒有搶沒有劫……」
甚至於，連工作隊的年輕人于洋一開始也產生了疑問。剛開始，他想不通：地主們也有勞動啊，幹嘛對他們這樣，分他們財產，分他們的土地。後來，經過「老同志們」的指點，他才受了「教育」。
顯然，如果沒有中共的指點，農民們根本意識不到地主們在「剝削」人。在他們眼中，「人家到時候鏟地鏟最累的時候，割地割最累的時候，那也真犒勞。」
農民劉德福試圖總結這段歷史：「只能說地主啊、富農啊，比一般人能寬裕點兒，這是真的。也得去勞動，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糧。」「不過你可以想像，兩級分化，必然到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變它不容易。」
而中共改變這種「兩級分化」的辦法就是鬥地主。
殘酷的鬥地主
在劉福德看來，那場針對地主的運動「挺殘酷」。年輕的李茂修搖身成了地主，過去的街坊鄰居們把他圍住，「房上、院裡、街上，盡是人」，對他指指點點，還有人要上去揍他。
而這幾乎是人們所能記起的鬥爭中最平和的一幕。更多的時候，群眾已經「運動起來」，跟地主像打仗一樣鬥爭。有時候，當「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時候，工作隊員會去維持會場。其中一個人的理由是這樣的：你打死了就沒有批鬥對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當時，許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鎮東門外槍決，據老人們說，有時候，元寶村和相鄰的鋼鐵村會「兩家攆(比)」，「你斃一個，我也斃一個」，最後，兩個村不得不合為一個村。而他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在這個運動當中，「我們沒有那麼太落後」。
老人們也回憶起一些無法證實的小故事，成為這段久遠歷史的慘澹注腳。高鳳桐記得，他聽得見附近學校的平房裡，晚上整宿的出來打罵聲和求救聲。
可是，在周立波創作的《暴風驟雨》中，他並沒寫下這些。而人們關於他在運動中的表現記憶也並不多。不過，有人回憶說，周立波有時候會對別人的提議簡單地表個態：XX吧，可以鬥。
瓜分地主財產
鬥完了地主，那些「二流子」們和普通農民分得了地主的財產。紀錄片顯示，許多人還記得土地分完之後人們的喜悅之情。據元寶鎮所在尚志縣縣誌記載，在這個過程中，共有兩萬多名缺地無地農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輩的願望實現了。」但問題並沒解決。許多人接著提出了下一個要求：有了土地，還要有牲口和工具。
於是，「砍挖運動」開始了。地主和富農家的糧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沒收並分配給需要他們的人。一個農會幹部記得，他們提著棍子、棒子，把地主們找出來，挨個審問，土地、房屋和「浮財」，全部交出來。
那個時候，趕著大車，趕著扒犁半夜去別的村挖浮財，成為一種常見的景觀。到後來，農村被清掃一空，人們又把目光投向城裡人。那年冬天，從四面八方趕到縣城的農民把城門圍了起來，「哪一個城門外都有個四五百張扒犁」。
運動的成果是「豐厚」的。《暴風驟雨》中描寫的「分馬」一幕，幾十年後仍然被選入中學課本中。參加了這一過程的工作隊員，至今仍然為當時所看到的場景「感動」。分到地主家被子的農民，據說抱著哭起來，因為「一輩子沒見過」，不知是做夢還是真的。
暴風驟雨過後
一份統計顯示，土改前，元寶村和鄰村共700戶人，土改運動開始後，在鎮東門外槍決的共有73人。這中間有多少是誤殺的？高鳳桐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早知道槍斃這麼些人的話，咱也撒點謊，大罪化小罪。」
早已坐在輪椅上的劉福德對著鏡頭感歎道：「一場風暴不是寫字畫畫，那是暴風驟雨，不是小風小雨，必然要傷人的。」而掀起這場暴風驟雨的中共，至今的罪責仍未被清算。但紀錄片《暴風驟雨》已掀開了中共黨史又一頁虛假的歷史。

專訪丁抒：中共篡奪政權後的土改殺戮（上）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3日, 2018
中共進行農村土地改革，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到鎮壓並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其家人受到株連，地主階級被全部消滅。（網路圖片）
【大紀元2018年01月03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常春採訪報導）中共篡奪政權後發起了一場意在消滅「地主階級」的「土改運動」。著名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者、美國明尼蘇達州諾曼岱爾學院教授丁抒撰文披露，當時的農業經濟學專家董時進曾上書毛澤東建議「和平土改」，收買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但遭到毛澤東的反對，毛表示就要通過「階級鬥爭」打倒地主階級。
「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毛澤東還明確說，「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才行。」他要用各種方法發動、驅使農民奪「地富」的土地，分他們的財產，殺他們的頭，使農民不能回頭，沒有退路，只有跟共產黨走一途。
毛澤東叱責葉劍英和方方搞「和平土改」，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斥責「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於是廣東有的地方把每個人都帶上紅（貧雇農）、黃（中農）、白（地主、富農）三色布條，一切由貧農說了算，各村農會都可以私設刑堂，對地富分子實行嚴刑拷打，生殺予奪。
195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當局正式公布《土地改革法》，再次宣布「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
大紀元特約記者就中共篡奪政權後土改的相關話題採訪了丁抒教授。
記者：在中共已經控制了政權的1950年，通過國家立法和執法，完全可以達到所謂「均貧富」的目的，那為什麼要又掀起血腥的土改呢？
丁抒：通過國家立法和執法，的確可以達到更好地分配使用土地的目的。譬如日本1946年實施《土地改革法案》，由政府購買在鄉村的地主多餘的土地，以及人不在鄉村住在城市的地主的土地。再轉賣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對沒錢買地的農民，給予抵押貸款。這樣不用流一滴血，不殺一個人，所有的無地農民都獲得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土地。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也是這麼做的。
當時河南省有一個副省長，叫劉積學，他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河南省副主席，所謂的民主人士。他認為，「皇帝封地給某人，賦稅歸他，這叫封建。可是地主自己掏錢買地，誰封的他？誰建的他？要分田也可以，我主張和平分田，不必鬥爭。」
他後來因為說了這些話，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僅許多「民主人士」鑒於「老解放區」殘酷鬥爭、殺戮地富的情況，向中共建議「政府頒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中共黨內也有人認為地主富農出租田地、僱用農工，是剝削行為，但不該處以肉體消滅。他們主張和平分田。比如：中共華南分局的葉劍英和第二書記方方對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財，不挖底財。對華僑、僑眷或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僅沒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
結果被毛澤東指責為他們搞「和平土改」，毛澤東下令撤了方方的職。毛澤東主要通過「階級鬥爭」打倒地主階級。「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毛澤東要用各種方法發動、驅使農民奪地富的土地，分他們的財產，殺他們的頭，使農民沒有退路，只能跟共產黨走。
毛澤東明確說，「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才行。」這就是要農民奪地主的土地，分他們的財產，殺他們的頭，甚至有的強姦、強占他們的妻女，使農民不能回頭，等於向共產黨繳納了「投名狀」。只能死心塌地跟共產黨。這就是毛澤東說「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才行」的原因。
據當時湖南邵陽縣委幹部何之光說，初期土改沒有遇到什麼頑固抵抗和破壞，地主就把房契拿出來了，可是上邊的「反對和平土改」後，各村農會很快就把地主都關押起來。無論大、中、小地主、開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鍋煮。幹部、土改隊員和農民中的極端分子，尤其是那些遊民無產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在鬥爭會上嚴刑拷打，晝夜逼供，當場打死地主。掘地三尺，挖所謂埋藏的金銀財寶，這都發生在「反對和平土改」之後。
記者：提到地主，這次土改中被打擊的對象，是所謂的地主惡霸嗎？
丁抒：任何社會都存在惡霸，鄉村當然存在個別惡霸分子。但惡霸是惡霸，地主是地主。地主不是犯罪分子，是出租土地收取租金，或者僱用農民工的土地所有者。和現在中國農村把土地租出去的農民沒有區別。不能說地主就是惡霸。土改中被消滅的，絕大多數是一般的地主、富農。由於他們被貼上了「階級敵人」的政治標籤，有沒有罪惡、是不是惡霸已不重要。你身為地主的一員，就是罪惡。
曾在湖南漵浦縣江口區擔任區長的郭靜秋主持該區的土改運動。他回憶說，他的一位名叫鍾學厚的同學，「純粹是個學生，他家裡是地主，他與貧下中農相罵，打了起來。在當時，你屋裡是地主成分，打貧下中農，就是惡霸，槍斃了。我認為他肯定殺錯了，他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惡霸。那時，貧下中農說你是惡霸，你就是惡霸。這樣的例子很多，講不清，沒有法治啊。」
記者：您提到「四大地主」。「南霸天」、「黃世仁」是作品裡的角色。而劉文彩和「周扒皮」是真人。安在他們頭上的罪名基本是造出來的，是嗎？
丁抒：我認為是這樣的，劉文彩土改之前病死，沒有被鎮壓。他當年是很有名的善人，比如說他捐款建的中學，被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還發了獎狀了。中共搞的所謂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中，拷打農民的鐵籠、刑具都是假的。還有一個「水牢」，說是劉文彩祕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只有個女人叫冷月英，自稱是唯一僥倖從水牢裡活著出來的人。後來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絕回答，卻脫口而出說「你們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那個被造「半夜雞叫」故事的「周扒皮」，確實在土改中被活活打死。
他的真名叫周春富，是遼寧復縣（現在叫瓦房店市）閆店鄉的農民。他勤儉生活一輩子，每天下地幹活。陸續攢錢買地，到六十多歲了買的地還夠不上地主，只算富農。他住的房子還不如在他家打短工的中農閆振明的房子。他還有一個小油坊，加起來算「雙富農」，等同於地主。他並無罪惡，貧雇農多次批鬥他，卻數不出他的罪惡，什麼罪惡也找不出來。
據當年農忙時曾經給周家打短工的農民說，給周家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一天的工錢還能買十斤米呢。」文化革命期間，在周家當過長工的孔兆明上台控訴周春富如何剝削長工，講著講著說起老周家伙食不錯，「比現在還要好。」幹部們一聽，在地主家吃飯比人民公社好，趕快拉他下台，不讓他再說下去了。
其實周春富就是一個勤勞節儉的農民，連褲腰帶都捨不得買，用舊布條當褲帶。他還有點生意頭腦，開個小油坊。就這樣，他不但財產被剝奪，更被眾人亂棍打死。
記者：現在人們逐漸知道，當年土改的手段是非常血腥的。並且不是農民自發的，而是土改工作組執行的政策和鼓勵的結果。您能介紹一些具體事例嗎？
丁抒：開始，農民認為地主有穿草鞋的地主、有勞動的地主，也有剝削的地主。有的貧苦農民認為地主並不壞，在鄉村與大家和睦相處，沒有必要批鬥。但土改工作隊員與貧雇農同吃同住，發動貧農訴苦。通過召開「訴苦會」引導農民，讓貧苦農民通過面對面的「訴苦」，確認地主是他們的敵人，是敵對階級的代表，是舊社會的代表，是他們苦難的根源。
地主，交出地契、房契還不夠，作為一個階級要被消滅。有的地主在開了「訴苦會」後就被立即槍斃。有農民說：「一批批人都被捆去槍斃了，死掉好多人，死掉好多人！都是些農民，犯了什麼砍腦殼的罪？」
當時，雲南大學教務長王士魁被派任土改工作隊大隊長。他說：「土改中不知冤枉死了多少人，慘無人道，真殘酷極了。」
湖南湘西的土改，「有一個村用鐵釘釘死兩個地主，還釘死了一個農民；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漵浦縣水東區有一次鬥地主，鬥完後把18名地主拉到河邊，一排跪著。吹號了，用槍對準地主後腦殼，一下子殺了那18個人。漵浦縣思蒙鄉有個地主雷繼熹，他的土地比較多，大概有200畝。他被鐵絲穿透鼻子，牽起遊街。他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部被槍斃。雷繼熹家最小的兒子才七八歲，也一同被槍斃。
記者：這次土改後，所謂的地主階級從肉體上被消滅了。我們看到有說法是大約兩百萬地主被殺？
丁抒：土地改革，是瘋狂的屠殺。當時湖南湘西區黨委書記周赤萍曾在會議上布置任務，說：「寧願錯殺一百，不要放走一個。」
對於全國土改的死亡人數，「毛澤東有過一個說法，他說中國有3600萬地主，其中有400萬地主是壞的，因此在土改中殺了100萬，關了100萬，管制了200萬。但實際上，整個土改以後，地主、富農連同其家屬基本上都被管制了，管制的對象甚至還不止於地、富。」
還有大量地主被迫自殺。舉一個例子。當時中共主政西南雲南貴州四川的鄧小平，太太叫卓琳。卓琳參加中共之前叫浦瓊英，是雲南宣威縣浦家山鎮人。她們三姐妹在外讀書，後來參加了共產黨，全靠經商生產宣威火腿的哥哥浦承統在老家給她們寄錢在北京生活。浦承統是中共所稱的「民族資本家」不屬於土改對象，但他家中還有些地產，因而被劃為地主而關押，不久在宣威第一看守所服毒自盡。
各地都有大量地主自殺。有的地主死了，老婆隨後自殺；有的是地主早已死去，地主老婆也算地主，被打死、自殺。
湖南長寧縣劃地主5,114戶，「土改中自殺433人，鎮壓323人。」四川郫縣槍斃了562名地主，222人自殺。
所以，不能說兩百萬地主被殺，被殺和自殺的地主大約有二百萬。
記者：中共許諾農民耕者有其田，才發動農民跟它幹革命，但是土改後，農民剛拿到土地，想好好經營一番，中共就開始搞合作社，後面又搞人民公社。農民不但沒有耕者有其田，反而資產都被共有了，最終大飢荒餓死好多人。也就是說，土改也是大陰謀？共產黨忽悠農民搞革命以後，再用暴力把他們手上的財產收回來，一開始就沒打算讓農民擁有土地？
丁抒：農民通過土改拿到了土地證。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毛澤東從沒有打算讓農民成為土地的永久主人。因為他要搞「社會主義」。他有個榜樣，就是斯大林的集體農莊。而他的同事劉少奇等可能還是主張搞「新民主主義」的。
所以消滅地主富農之後不久，在1953年毛澤東就開始把全國農民組織進了「農業生產合作社」。
中共的「土地改革」，殺地主、分田地是「共地主的產」，農業合作化則是一種新「共產」，共普通農民的產。到1958年搞人民公社，農民淪為農奴，喪失了勞動和人身自由，長期不得溫飽，還一度陷入了大飢荒的災難。
在土改運動時說，消滅了地主階級，大家就從此過上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幸福生活。可是中國農民被集體化，特別是公社化以後，勞動成果被剝奪的程度，遠遠超過土改前佃農被地主剝削的程度。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農民的生活比地主的長工還不如。川西平原的地主給「長年」（即長工）一般都是在供吃飽飯之外另付報酬七百餘斤稻穀，折合五百斤大米。可是給人民公社打工連肚子都填不飽。
前《人民日報》總胡績偉說：「在人民公社的控制下，人民沒有任何自由，他不是土地的主人，他是土地的奴隸。他連種什麼、什麼時候種，自己都沒有權利，都靠人民公社管著。人民實際是奴隸。」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也這樣說：「人民公社實際上是把農民當作奴隸了。」#

從中共殺人運動逃出 地主家小姐的血淚記憶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八月 5日, 2017
中共土改，批鬥地主。（網絡照片）
【大紀元2017年08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欣文溫哥華報導）
「我的家庭醫生曾認為我有憂鬱症，給我開藥。家裡人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藥，叫我找大紀元去講出我的故事。他們說只有大紀元才會、才敢報導這樣的故事。」
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為了讓邪惡不再有機會橫行，為了子孫後代不再遭受你所遭受過的苦難，請把你的那一頁證詞說出來，讓我們為歷史作證！
謹以此文獻給數千萬遭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國人及其家庭，以及億萬被中共謊言掩蓋歷史、矇蔽心靈的國人。
歷史真的可以塗抹嗎？當那段揮之不去的鮮活記憶在每一個夜闌人靜的時刻在你眼前重演，縱使你看上去應有盡有，那個叫做「幸福」的字眼，依然於你遙不可及。
一個接一個的電話是那樣的真誠和急切。作為尚在人世的地主子女，林女士，一個年過七十的香港移民，要讓那段塵封的過去展現在讀者的面前，為那些被殘酷迫害過的地主和他們的子女們討回公道。她的期盼和我們的使命，促成了這次採訪，她強調：這不是故事，是親身經歷的歷史。
一、無妄之災
上世紀40年代，林女士出生在廣東潮汕地區一個比較富裕的大家庭。阿爺是漁民，生了九個子女，她父親是長子。父親是靠在香港和大陸之間跑運輸和經營海產生意起家的。他從潮汕運糧食到香港，再買些西藥、布匹等西方的東西回大陸。靠著他的聰明和勤奮，起早貪黑、辛辛苦苦地工作，積攢了一些家產。
中共土改，批鬥地主。（網絡照片）
1949年，大陸落入了共產黨的統治。掌權才三個月，共產黨就開始了第一場政治運動──土地改革。農村開始了劃分階級成分。在他們的漁村，有地、有漁船的農民被劃為地主，成了剝削階級，土地和財富被沒收了。無妄災難就此降臨到這些「地主階級」的身上。
當時她才六七歲，親眼看著自己的阿爺、阿爸被慘無人道地虐待。「為什麼這樣對待他們？他們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壞事啊！只因為有錢，被劃分為地主？」從來沒有人回答她。
她回憶道：「一天夜裡，突然來人抓走了我的阿爺、阿爸和負責管家的五叔三個人。我很害怕。大概兩三週後，他們被放了出來。家人沒告訴我發生了什麼，可能因為我還小。我只知道家裡上繳了200擔穀子。但僅僅幾天之後，就又把我阿爸抓走了。」
清算地主的時候，家裡的漁船被沒收，田地沒有了，房子也被分給了別人。林女士的父親把辛辛苦苦積存的4000塊大洋埋在了牛房的地下。4000個大洋是家族的財產，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
「那些鬥地主的人把阿爸他們吊起來打，以各種方式折磨他們，逼他們交出財產。他們什麼都沒說。最後是家裡那個最不爭氣、又沒被劃為地主的四叔給供了出來。找出那些大洋以後，阿爸被打得就更厲害了。他被質問道：『你說你沒有錢，這是什麼？』記得那時候村裡搭建了一個很大的棚，讓附近十八條村的人都過來看鬥阿爸一個人。那4000個大洋被作為罪證就堆在他的腳下。其實當時即使四叔他不供出來，那些錢也是保不住的，因為那個房子已經分給了別人。」
「那一次，阿爸被鬥了很長時間。放下來後，就被兩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壓著脊背，飛快地拖走了。在監禁的地方見到疲憊的阿爸後，阿爸說他很渴，叫我裝點水給他喝。那個地方只有一個水池，洗衣服、洗馬桶都在那裡，水很髒。記得當時我撥開浮在水面上的髒東西，用瓶子裝了點池水給阿爸喝。」
從再次被抓後，林女士的父親就再也沒有回過家。因為沒有罪狀，更沒有血債，她阿爸被判監八年。
「批鬥完了，我們全家老少三十幾人被軟禁在自己的祖屋裡。那房子是太爺留下來的，很舊了，裡面什麼都沒有，只有個小窗。三十多人擠在屋裡，熱得喘不過氣來。每晚三次，由兒童團、民兵和村裡的領導幹部（村長、民兵連長等）分別巡查一次，每次查完還貼上封條，以防逃跑。」
「在被封門軟禁的那段時間裡，懷孕的五嬸臨盆了。在家裡，在家人的面前，她生下了一個女兒。可憐那個剛出生的小生命，連臍帶都還沒有剪就直接被扔進了馬桶。記得五叔告訴我說，丟進去之後她還咕嚕咕嚕地冒出了幾個小氣泡上來。到了第二天，女嬰才被連馬桶一起拿到山邊埋葬了。她是順產的，但在那種環境下，家裡都不敢養她。剛到這個世界就被弄死了，這夠殘酷吧？夠沒人性吧？」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人們的良知被壓抑，魔性被誘發，造了多少業啊！不只他們家，很多被專政的對象都被打過，跪過碎玻璃。有些迫害都是很變態的。她的五嬸和最小的七叔都曾遭受過螞蟻進襠的刑罰。
「有一天，村裡那些幹部叫人到附近樹林裡找來螞蟻窩，把整窩螞蟻塞進他們的褲裡，然後紮緊褲頭和褲腳。我五嬸當時已經懷孕，還有三個月就要生了；七叔才17歲。一隻螞蟻就夠難受的了，那是一窩啊！七叔後來回憶說，當時他忍著都不敢動一下。」
自從被劃為地主後，迫害就如影相隨。在以後的那些政治運動中也不斷被波及。地主和家屬們隨時隨地都會被傳喚、被羞辱、被折磨、被侵犯。
「我阿媽長得很漂亮，又很賢惠，村裡人都知道她。在阿爸被監禁、大哥和叔叔們離開家鄉後，我曾親眼看見一個也算是同宗的村幹部摸她的胸部。我那時大概有十幾歲了。阿媽對他說：『你不要這樣。我兒子都差不多有你這個年齡了。』」我感覺，阿媽作為地主的妻子曾遭受過更大的屈辱，因為有時她會在深夜裡被單獨叫去問話。」
阿爺死時已經七十多歲，大概是1955年，是被活生生打死的。
「那時我才剛剛懂事，我和阿嬤就站在阿爺身邊，親眼看著他被拉出來，八個大人用七尺長、很粗的棍子，一棍接一棍地輪流打他，直打到阿爺再也爬不起來。他的生命最後就在那裡結束了。」
「阿嬤也曾被綁著兩個大拇指吊起來。吊上去後，還要在腳下綁兩塊大石頭。阿嬤被吊到兩個大拇指的皮脫落，被指甲卡住。」
雖然阿爺有七兒兩女，除了兩個兒子早夭外，到他死的時候，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沒有一個兒子給他送終。
回首往事，林女士充滿感傷。「家境好的時候我還太小，不懂事，到了六七歲開始懂事的時候就看到這麼慘的情形。家裡沒有吃的，還要看著自己的親人一個個被慘無人道地虐待，真是很刺激的。那時的情景就入腦了，到如今已經七十多歲了，都還記憶猶新。」
當時整個社會的氣氛都很恐怖，遠遠近近、大大小小的地主家庭都慘遭迫害。她記得：
「當時我們是在鄉下，像廣州那樣的大城市，那些大地主被迫害得就更厲害了。初到香港，我曾經到車衣廠工作。當時有兩個人稱六姑、七姑的工友，她們是廣州一個大地主的第六、第七個老婆。當時這地主托人把最年輕的這兩個老婆帶到了香港。七姑人很好，還教過我車衣。她說留在廣州的其他那五個老婆，挨不過折磨，最後不是跳海就是上吊，全部自殺死了。聽村裡的大人說，我們附近有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把一個地主鬥死了，最後也只是鬥出了一個大洋。」
根據已披露的資料顯示，土改運動導致近十萬地主喪生。有些地區甚至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有的地主被開宣判大會後槍斃了，有的被活埋，有很多被虐待死了，有些被判了監，也有一些是受不了精神上的打擊和肉體上的殘酷折磨而「畏罪自殺」。
二、亡命天涯
被劃為地主階級以後，地主和地主的家人在當時大多都受到肉體上的殘酷折磨和精神上的嚴重虐待以及歧視。出門會被人指指點點，走路都不敢抬起頭來，靠邊走。地主的孩子不能讀書，大人找不到工作，兒子娶不到太太，女兒嫁不出去。沒有了經濟來源，家裡就沒有糧食。在家鄉繼續待下去已經沒有生路了，家裡人就計劃偷渡去香港。
「我阿爸開始是被關押在家附近的監獄，那時還允許我們去給他送飯的。可是我們沒有糧食，只有蕃薯。我們用竹籃子給他送蕃薯，每次回來的時候都會檢查一下籃子和蕃薯皮，看他有沒有留下什麼話。爸爸沒有讀過書，但他會寫幾個字。計劃偷渡後，我叔叔和大哥本來是要等著爸爸出來一起走的。但是有一次，阿爸把一個小紙條塞在籃子的縫裡給帶了出來。阿爸叫他們先走吧，不要等他了，他是沒有機會出來的。」
「那時是50年代初，被清算後才幾個月，我們仍被軟禁在祖屋裡。有天夜晚，趁第三批巡查的村幹部去鄰村開會的機會，我四個阿叔、大哥，還有一個堂阿叔共六個搶了一條原來屬於我們的漁船逃走了。我們被奪走財產之後、還未被軟禁之前，掌家的五叔經常到海邊去釣魚和用海水在石頭上晒鹽。他曾經去問過吉凶，並許願說若走成了就回來答謝。得到的回答是：『你該走了。平平安安地走吧，你沒有機會回來的了。』」
「他們偷渡成功，到香港後，遇到國民黨招募新兵，七叔就報了名，想有朝一日回去報仇。大哥本來也想去，因是長子嫡孫，父親還在監獄、弟弟還在大陸，就被五叔阻止了。他們原以為只是暫時避難，不料這一走就真的到死也再沒有回過家鄉了。」
逃亡之路，危機四伏。每一次出逃都是一場以性命作押的賭博。
「阿嬤他們偷渡的那條船是1963年正月廿二出海的。阿嬤當時也七十多歲了，我堂哥揹著她上的船。和他們一起上船的還有已經懷孕的五嬸，她就是那個可憐女嬰的媽媽。那條船出海就遇到大風翻沉了。包括阿嬤、五嬸、堂哥，全船共二十一人全部葬身大海，屍骨無存。如果不是人太多的話，那個夜晚我也會上這條船的。」
「當時天氣很冷，記得阿嬤走的時候是穿著棉襖的。他們頭七的那天，住在對面屋的街坊說見到阿嬤穿著一身濕棉襖低著頭回來了。棉襖吸了水該有多重啊？何況阿嬤已經那麼大年紀了……每當想起她，我的眼前就會浮現棉襖墜著她在海裡往下沉的淒慘一幕。」
如果還有活路，誰願意讓一家老少去冒這個險呢？林女士家族人多，是分多次逃離大陸的，能走的大部分都走了。
「我第一次從大陸偷渡去香港時才十多歲。那時港督執行即捕即解，我在筲箕灣上岸後就被送回了大陸。在阿嬤的船沉了以後的第二年底，我第二次偷渡。這是1964年，我和弟弟一起逃走的。因為沒想到會成功，所以沒把阿媽和姐姐帶上。」
「那天搶的是一艘汕頭的大貨船，從潮汕運蝦殼到廣州去做醬油、魚露、味精等。那天晚上剛好這船沒有水了，進我們漁港加水，加完水就在港裡過夜。沒被軟禁的四叔得到消息後告訴了我們。要偷渡的人早就組織好了。得到消息後，我們分乘三條小船，接駁到大船上。我弟弟和其他兩個人熟悉漁船的人負責搶船。當時每個港口、船塢都有公安或部隊駐守。凌晨4點啟程，船帆一扯上就驚動了整個船塢。子彈霹靂啪啦地在身邊擦過，生路真是用命來搏的！」
「記得那是年廿四的晚上，村裡共走了八十多人。被搶貨船的人也同情我們，協助我們把船駛到香港。這期間我們滴水未沾。經過三天兩夜的航行，年廿七抵達香港。後來我大哥還叫米舖的人送了兩袋大米到被搶的船上答謝他們。」
這之後不久，大陸就開始了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
60年代初，是大陸的「困難時期」，很多人被餓死了；到了文革，死的人就更多了。那個時期，不光是地主的子女，很多人都想逃走。很多沿海地區的人是游水到香港去的。
「到了溫哥華後，一個車衣廠的同事曾告訴我她的朋友的經歷。她們三個女孩一起偷渡，游到中途，眼睁睁地看見其中一個女孩突然被鯊魚叼走了。從此，倖存的兩個女孩為了那個遭遇不幸的同伴拜佛吃長齋。還聽說從東莞偷渡到香港需要翻過一座山，那裡有個山坑像是沼澤地。那時偷渡，白天不敢出來，晚上才偷偷出來爬山。人們拉著上面的一些草或籐條，藉著樹用力爬上去。如果那根草或籐斷了，就會摔下來。據說山下那個沼澤坑裡，不知道吞噬了多少無辜的生命。」
三、劫後重生
香港雖然比家鄉好，但也不是想像中的天堂。剛到香港的時候，林女士和弟弟的生活也很艱辛。
「大哥是五零年逃到香港、在香港成家的。我們到的時候是住在阿哥家的。阿哥、阿嫂和兩個侄仔住在一間板間房的尾房，大概四五十尺，加上我們就住了六個人。一層樓十幾個人共用一間廚房、一個馬桶。廚房是燒柴的，進去要戴帽子，否則廚房頂上那黏膠似的油煙掉到頭髮上，那一撮頭髮就要剪掉。因為老鼠很多，樓裡養了很多隻貓。我弟弟和其中一個侄子住在閣樓上，那地方很熱，根本沒辦法入睡。每次晚飯後，桌子收了，我把地板擦乾淨，在哥哥嫂嫂的床底下打地鋪。當時很多人受不了這苦，返回大陸了。弟弟說，如果不是怕回去要坐牢，他也想回去。我和弟弟在大哥家裡住了四五個月。我去學車衣，弟弟去做塑膠工，拿到工錢後我們就搬了出去。當時在大陸，連飯都沒得吃，哪有書讀。到了香港，阿叔讓我去讀夜校，就去讀了兩三年。」
中共土改，批鬥地主。（網絡照片）
幾年後，林女士有了自己的家。她先生是大陸鄰村的人。他的村以前是晒鹽的，她的村是捕魚和耕種的，他們小時候就認識了。先生出來得早些，也是偷渡出來的，但他不是地主的子女。70年代初，孩子們陸續出生了。她那時年輕，肯吃苦，跟先生一起做生意，咬緊牙關打拼。先生自己開車，也請了伙計幫人送石油氣。她在家帶孩子、學寫字、學開貨單、接電話。
再後來，在家鄉的地主子女也可以參加一些工作了。一些不好的田地也給他們耕種了，只是不讓他們出海。林女士的姐姐沒有走，到了快三十歲才嫁人。對方家庭很窮，但家庭出身不是地主。林女士和弟弟工作掙了錢後，就寄些回去幫補她的生活。
經歷過那場劫難的地主子女，好像心裡會有陰影。潛意識中，他們會避免再找地主的子女結婚。
四、心中永遠的痛
她父親八年勞改刑滿後監獄仍不放人，延期監禁直到六十年代，他最後客死在黑龍江。
「他被判刑的時候我大概七八歲，監獄就在我們家附近。後來有一次去看他的時候，監獄的人說他被送走了，送到黑龍江去了。五十年代他在黑龍江的時候，家裡和他還有書信往來，也曾給他寄過生活用品。他去世後，那邊醫院也有寄信通知我們。我大哥一直保留著那封信，想著有一天可以把父親的骨灰接回來。好不容易等待到八十年代，毛澤東死了，中國搞改革開放，我和大哥拿著這封信就想前去取回阿爸的遺骨。我們先寄了封信到那邊，還好那邊有回信。對方說，你們廣東人不需要來了。他說那個年代死的人，不要說是監犯，就算是平民，死了都是集體葬的，骨頭都分不清誰是誰的，你們不需要來了。這樣，我和我大哥才沒有去黑龍江。」
大陸開放，允許偷渡的人回去後，林女士馬上申請簽證回鄉。離那個槍林彈雨的夜晚已經二十年了，曾以為再也見不到阿媽，但阿媽頑強地活了下來。母女重逢後，她就馬上申請母親到香港定居。林女士終於可以盡孝，讓母親可以在香港這個沒有階級鬥爭的環境裡安享晚年。
中共土改，批鬥地主。（網絡照片）
「我大哥在香港和美國都有生意，算是苦盡甘來，到八十多歲時才過世。離開大陸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回去過。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時候，村裡還派人到香港見我們，說如果捐錢回去建學校，可以讓我們回去重建祖屋。大哥說這對他已經不重要了。他也捐過錢給家鄉建學校，但是，他說要叫他回大陸，真是走過的腳印都想抹掉。後來因為修祖墳等原因，同房親戚想讓我哥回去一趟，他也沒有回去，交給我去處理了。」
「那些記憶太深刻了，抹不掉啊！我哥原來很想把這段歷史寫成一本書，但是他年輕的時候忙於生計，等到退休的時候又太老了，力不從心，沒寫成。」
經過多年的打拼，林女士夫婦在香港擁有了自己的生意和安樂窩。以為歷盡艱辛，終於可以在香港扎根，不曾想，為了逃避九七香港回歸，她再一次隨著香港的移民潮，背井離鄉。林女士一家是在1994年移民到溫哥華的。儘管辦理移民令她在經濟上犧牲了不少，幸運的是，孩子們喜歡這裡。在這裡她總算找到了自己和家人的歸宿，並落地生根。「我從未後悔過離開家鄉，也不留戀家鄉。」她說。
家鄉是多少海外遊子夢裡的天堂。然而，家鄉留給她和有著和她同樣經歷的地主子女們的卻是刻骨銘心的痛苦和屈辱。雖然離開了根，但她也離開了傷心之地。
五、向災難製造者問責
半個世紀過去了，經歷過那場運動的人已所剩無幾。林女士已年過七十。親兄弟死了，家裡四女兩子，現在就只剩下她和一個評定階級那年出生、一歲半就過繼給人的妹妹。堂弟、堂妹們現在也只剩一個堂弟還活著。為了使這段歷史不至於因證人的離去而被遺忘，她要講出來。她希望能為這幫尚在人世的地主的子女，為自己的阿爺、阿爸和那些地主們討回公道，替他們申冤。
「我的主題就是要質問共產黨！」林女士反覆強調。
「地主是靠他們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賺錢的。共產黨，你為什麼要殘酷迫害地主？為什麼你搶占了地主所有的錢財，還要置人於死地？還要殘酷迫害地主的子女？他們的父母幹了什麼？去偷？去搶？去打劫？你令他們沒有資格出去找工作，沒有尊嚴、沒有面子，使他們抬不起頭做人，你讓地主的兒子娶不到老婆，女兒嫁不出去。對這些人那麼沒有人道、沒有天理，這就是共產黨的錯！共產黨要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次，作為地主的子女，我要求共產黨向這些被殘酷迫害的地主子女賠禮道歉。欠債要還，天公地道。共產黨你都要滅亡了，還不趕快把這個債還給我們？」
中共土改，批鬥地主。（網絡照片）
她表示，很少有人再提到土改這段歷史。勤勞致富的地主階級被徹底摧毀了，新的權貴階級瓜分了國家的利益、人民的財富。反觀今天的現狀，今昔對比反差實在太大，令她不吐不快。
「為什麼提起這件事對我那麼重要？就是因為看到現在大陸那些共產黨官員的貪污腐敗。你們貪污那麼多，正正式式地買空賣空，全是貪污國家的錢、人民的錢。我們地主沒有貪污別人的錢啊！每個朝代都有貪官，但都沒有共產黨的官員貪得這麼厲害！共產黨既貪錢又貪權！像江澤民家族，都不知道貪污多少百億！那個徐才厚的黃金是用噸來計算的！以前那個時代，就算是最大的地主，那些財富跟這些官貪的相比，真是『濕濕碎』（小意思）啦！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它自己！共產黨，你只是一個黨，不是國家！你們的官，貪污國家這麼多錢，應該自動把這些錢退出來，歸還給國家！你要錢可以，不做官，自己出來做生意啊！」
切膚之痛令林女士無比的壓抑，也使她更加清醒。
「我經常夜不能寐，絞盡腦汁地思考。我認為這一切災難的根本原因就是共產黨造成的！共產黨打壓有財富、有智慧、有知識的人。自己以骯髒的心理執政，是黑社會執政、黑社會治國，比黑社會更加黑社會！」
對於控訴共產黨的迫害，可能會被認為不愛國的問題，林女士認為：
「60年代起，年輕人就被共產黨洗過腦。什麼是愛國？你要對比啊！其實，哪個中國人不愛自己的國家？但共產黨不是國家！共產黨做了那麼多壞事，製造了那麼多災難。土改是消滅地主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是清理共產黨自己人和那些有文化的、有機會上來威脅他們的人，『六四』屠殺學生，現在又殺人賣器官。所以我認為，不愛共產黨就是愛國。」
這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政治運動，導致了多少個地主家庭的家破人亡？曾讓多少顆心在淒慘的黑夜裡無助地哭泣？又成為了多少人心中永遠的傷痛？
不吐不快的林女士，對於經歷過中共迫害的中國人，認識得很深刻，她說：「其實很多人都應該把自己經歷過的這些事情講出來，這樣對自己好、對後代也好。」◇#

品官佔田蔭客制
品官佔田蔭客制是西晉初年晉武帝為解決土地問題提出的保障貴族、官僚的經濟特權的製度，也在名義上限定貴族、官僚的佔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以製止土地兼併和隱瞞戶口。實際上對於貴族、官僚的佔田和蔭客不能起限製作用。
中文名 品官佔田蔭客制 時 間西晉初年 人 物晉武帝 內 容 限製作用

品官佔田蔭客制是一種保障貴族、官僚們經濟特權的製度，同時也有為貴族、官僚們佔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立一個“限制”的用意，以製止土地無限制地兼併和隱瞞戶口的情況出現。此制度規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佔田。第一品佔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每低一品，少五頃。”對於庇蔭戶，“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十五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庇蔭戶的佃客，為私家人口，歸主人役使，不再負擔國家徭役。
產生背景
全國統一後，西晉政治上趨於安定，但由於多年戰爭的創傷，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艱苦。特別是皇室和權貴們無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農民的苦難。農民沒有土地，豪門世族利用佔據的田地肆意盤剝農民。西晉初年，晉武帝把解決土地問題作為發展經濟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此，他制定了“戶調式”的經濟制度。戶調式共有三項內容，即佔田制、戶調製和品官佔田蔭客制。
規定內容
西晉佔田課田法中有關品官享有經濟特權的規定。太康元年（280）西晉頒行的佔田課田法中除規定了農民佔田的限額外，還規定了官吏佔田的數額。官僚地主按品位高低佔田，自50頃至10頃不等，每品遞減5頃，數額遠遠超過農民。官僚地主佔田數額並不是限額，是依官品高卑在私有田產之外另分給土地。官僚地主還可依官位高卑蔭親屬九族至三族，免除課役。官僚地主還可蔭衣食客 3人至1人不等，佃客15戶至1戶不等，使其成為只向主人納租服役的私客。品官佔田蔭客制反映了佔田課田法保護官僚地主封建特權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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蔭客制，包含蔭親屬及蔭客。占田制中即規定官吏可以按照品級的高低蔭庇親屬、客戶，多者可以至九族，少者可以蔭三世，此為蔭親屬制。宗室、國賓、先賢後人及士人的子孫待遇相同。官吏還可以蔭庇食客及佃客，此為蔭客制。食客部分，六品以上可以蔭庇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御前護衛可蔭一人。至於佃客，一二品可蔭庇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九品一戶。
雖然蔭客制限制蔭客的數量，但是各大族完全沒有遵守限額。西晉建立不久，世族大戶就擁有超額的奴客量。如王戎「性好興吏，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石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刁協、孫逵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謝混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皆超過限制數量。
由於官吏自身及被蔭庇者皆不需向國家賦稅，朝廷收入減少。最後由一般編戶齊民負擔賦稅，這使得本身負擔不輕的農民紛紛投靠在大地主名下。久之世族掌握了經濟特權，與朝廷分庭抗禮，最後朝廷採取檢括戶籍的方式壓抑世族蔭客數。這個現象一直持續到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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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晉頒布的土地、賦稅制度。戰國、秦漢以來“ 名田 ”制度和限田政策的產物。名田，即以名佔田，人民向國家登記戶口並呈報所佔田畝數。名田制度導致土地兼併發展，於是西漢中葉董仲舒提出“ 限民名田 ”。西漢末年，大司空師丹曾主持制訂“ 限民名田 ”的具體措施，但未貫徹執行。
佔田課田制
東漢末年戰亂蜂起，人民大量流亡，造成“土業無主，皆為公田”的情況，曹操在這種條件下推行屯田制度。隨著曹魏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自耕農經濟的複興，屯田日益失去存在的條件和意義，於是魏末晉初宣布廢除屯田。晉初社會經濟和土地兼併有所發展，為加強對自耕農民的控制，限制土地兼併，保證國家賦稅徭役的徵發，太康元年（280）滅吳統一全國後，西晉政府頒布佔田、課田令。
佔田、課田令規定
男子一人佔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減半，次丁女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貴賤佔田，從第一品佔五十頃，至第九品佔十頃，每品之間遞減五頃。此外規定，依官品高低蔭親屬，多者九族（一說指本姓親屬，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一說包括他姓親屬，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從後文與三世對舉來看，這里當指前者），少者三世（自祖至孫），蔭衣食客，第六品以上三人，第七、八品各二人，第九品一人，蔭佃客，第一、二品不得超過五十戶（疑當作十五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九品各一戶。
佔田制規定男子一人佔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沒有年齡限制，原則上任何男女都有權按此標準佔有土地。這種土地不是由政府授與或分配，而是規定人民可以佔有土地的法定數量和最高限額，但政府沒有任何措施保證人民佔有足夠數量的土地。佔田制並沒有改變原有的土地所有製關係，地主和農民所有的土地仍然得以保留，不足規定限額的還可以依限佔墾。
課田的意義
一是課稅，二是課耕，前者是目的，後者是手段。在佔田數內，丁男課田五十畝，次丁男二十五畝，丁女二十畝。課田租額，每畝八升。政府不管人民是否佔足限額土地，一律按照上述標準徵收田租。只有邊遠地區少數民族不課田者，交納“義米”，每戶三斛；更遠者交五斗；極遠者交“算錢”，每人二十八文。
佔田、課田制的施行，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此制頒布後，出現了太康年間（280～289）社會經濟繁榮的局面。太康元年西晉有戶二百四十五萬餘，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餘；到太康三年有戶三百七十七萬，增加一百三十多萬戶。表明在佔田制實行後，許多流民注籍佔田，使國家戶籍劇增。史稱當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安居樂業，從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農村經濟自漢末破壞之後，一度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佔田制的精神
一方面是限制官僚士族過度佔田，另一方面則企圖使小農佔有一定耕地，以保證國家賦稅收入。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其效果有限，對於官僚地主來說，可以通過品官佔田蔭客制，大量佔有土地和依附人口，不足限額的還可以通過各種途徑依限佔足，超過限額的，在佔田令中又沒有規定任何懲處措施，官僚地主得以繼續兼併土地，有利於士族地主經濟的發展。因此，“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的大土地所有製依然存在。然而佔田制對於官僚士族兼併土地、人口畢竟有一定限製作用，西晉土地兼併不如兩漢和東晉南朝劇烈。農民雖然名義上有權佔有一小塊土地，但事實上仍有許多“無業”或“業少之人”。農民所受剝削也較前加重，西晉課田按丁徵收田租，租額比曹魏時期增加一倍。而且不論土地佔足與否，都按法定課田數徵收。
西晉佔田、課田令頒布後十年，就爆發了統治階級內爭的八王之亂，不久劉淵、石勒相繼起兵，北部中國又陷入乾戈擾攘的時代，包括佔田、課田制在內的西晉典章制度均遭受嚴重破壞。直到北魏太和九年（485）才頒布均田制，以取代佔田、課田制。
認識
對於佔田、課田令文，學術界理解不一，其關鍵是對占田、課田的含義、性質及其相互關係的認識。關於佔田與課田的關係，一種意見認為課田在佔田之外，即每戶一男一女佔田一百畝，課田七十畝，合計一百七十畝；一種意見認為課田在佔田之內，即丁男佔田七十畝，丁女三十畝，合百畝，分別以其中五十、二十畝為課田。關於佔田與課田的含義和性質，一種意見認為佔田是國家授田，是國有土地；一種意見認為佔田是私有土地，其收穫物歸己，但課田是國有土地，收穫物全部歸政府，即勞役地租。持這種意見的人中，有的認為課田不是勞役地租而是實物地租。一種意見認為佔田不是授田而是限田，是一種限制佔墾土地於一定數量的辦法。持“限田”說的學者，也有認為佔田屬於國有土地的；一種意見認為佔田（含課田）是私有土地；還有的學者主張課田不是土地制度而是賦稅制度。由於對上述問題認識的歧異，學術界對於佔田、課田制的產生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有四：①認為它是西晉新制，與前代製度無關；②認為它是曹魏屯田的繼續和發展； ③認為它是漢代“限民名田”的發展；④認為它是戰國秦漢以來佔田制度的總結。
意義
佔田、課田制是封建國家為保證賦稅剝削而製訂的一套完整的土地、賦稅制度。統治者允許人民佔田是為了課田，課田建立在佔田基礎上，兩者密不可分，沒有佔田，則無從課田，沒有課田，則佔田也就落空，失去意義。西晉佔田、課田制總結了古代土地、賦稅制度的經驗，規定了佔田的最高限額和課田的最低限額，允許人民在這兩個限額之間有機動餘地，從而既保證了國家賦稅收入，又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到了“勸課衣桑”的作用，有利於促進個體農民經濟的發展。

《共產黨毀滅人類暴政錄》之謀財害命篇（6）
共產暴政錄：搶教堂廟宇的獻堂獻廟
編寫：愛德華
中共搶劫了教堂寺廟道觀，還美名曰「獻堂獻廟」。這個「獻」字背後不知有多少內涵、淚水、甚至生命。（網絡資料圖片）
更新: 2018-05-15 10:35 AM       標籤: 三反五反, 獻堂獻廟運動, 信仰自由, 文革
【大紀元2018年05月15日訊】歷朝歷代都有土匪強盜，但很少去洗劫寺廟道觀教堂，中共竊政後，竟洗劫寺廟道觀教堂。
1950年起，全國各地進行了土改運動和所謂沒收「帝國主義財產」的運動。在運動中，擁有一定房地產的宗教寺院、教堂和會所也受到衝擊。
1950年6月28日，中共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7月，倪柝聲等人給福建省人民政府發出有32,782人簽名請願信，要求保留鼓嶺「執事之家」的房產土地。後來，鼓嶺執事之家被定為團體地主。1951年3月，全體在鼓嶺執事之家的人員受到管制，達半年之久。管制結束之後，執事之家的全部土地、房屋全部沒收，執事之家的人員全體被趕走。
1951年春，虛雲法師擬在雲門山大覺寺傳戒，中共民兵百餘人包圍寺院，以該寺隱匿反革命份子，窩藏軍械及金銀為由，囚禁26名僧人，搜查全寺，逼虛雲法師交出黃金白銀槍械。虛雲法師說沒有，竟被毒打至頭面血流，肋骨折斷。
1958年的「獻堂獻廟運動」
中共出於匪徒的本性，凡是能搞到錢的地方，是不會忽略的，凡是能共到產的地方，遲早要去「共產」的，只是中共極狡滑地分步進行，中共把地主，資本家的財產剝奪了，這時把眼光瞄準各地的教堂，寺廟建築和財產，1958年，先以「聯合禮拜」的形式，將各教派信徒集中在少數教堂中，其餘教堂都被「獻堂獻廟」獻送給當地單位、集體，人民公社，「支援社會主義建設」。
比如，北京市區的基督教（新教）大小教堂64座，經過合併，只剩下4座：燈市口（原公理會）、珠市口（原衛理公會）、缸瓦市（原中華基督教會）、寬街（原基督徒聚會處）。上海的教堂由208所減少到23所，其餘的都「獻給」國家，比如上海南陽路聚會所教堂（使用還不到10年）被迫「獻給」國家，後來改為靜安體育館。
之所以還剩下這幾所教堂，並非中共不垂涎其產業，而是中共要用來作更大的事，中共要用它來裝飾門面，在外國友人面前彰顯其「信仰自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教會被徹底解散，僅剩的少數教會產業都被「革命群眾」以各種方式沒收強佔，很多教堂成為工廠廠房、學校教室、單位食堂，不少教堂建築和國家文物受到嚴重破壞、甚至被徹底摧毀。
對寺廟道觀也是如此，寺廟均被逼獻送給當地單位、人民公社，寺廟僧尼道士被迫還俗。
中共比一般的土匪水準不知高出多少，搶劫了教堂寺廟道觀，還美名曰「獻堂獻廟」。這個「獻」字背後不知有多少內涵、淚水、甚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