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姜曰廣-明朝進士名將主導南昌抗清/南中三賢相-姜曰廣、史可法、高弘圖/1642年掌南京翰林院/（1626）以一品冠服“正使”身份出使朝鮮/朝鮮人特立懷潔碑紀念他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V0cl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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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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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瓖（？－1649年），明末清初將領，陝西榆林人。

生平
據《朔州志》載，姜家世代皆明將，長兄姜讓是陝西榆林總兵，弟姜瑄為山西陽和副總兵。姜瓖任鎮朔將軍印大同總兵官。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克太原，投降大順政權。同年四月（1644年5月）清將恭順侯吳順華率兵進攻大同，六月初六日，姜瓖殺大順軍守將張天琳，投降清英親王阿濟格，後隨阿濟格進兵征伐山西、陝西，封為統攝宣化、大同諸鎮兵馬的將軍。

順治五年（1649年）冬，姜瓖得知多鐸病故、多爾袞染病，十二月初三日（1649年1月）於大同起義歸南明，耿焞逃往陽和，家屬被姜瓖處死。姜瓖連陷旁近府縣，富喀禪遣諸將根特、杜敏赴援[1]，其附近十一城皆叛，以割辮為標誌[2]，遵用永曆正朔[3]。多爾袞得知消息，派遣阿濟格載紅衣大炮急赴大同，初四日到達大同城下[4]，進行圍剿，一方面又對姜瓖進行勸降，宣布若能悔罪歸誠，仍將「照舊恩養」[5]。多爾袞見招降無效，加派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連同阿濟格繼續作戰。順治六年六月，清軍攻克了山西部分州縣，阿濟格圍困大同數月，大同城內已經食盡，「兵民飢餓，死亡殆盡，余兵無幾」，守將楊振威等人於10月斬殺姜瓖及其兄弟首級，獻城投降。阿濟格入城，恨城內兵民固守，下令屠城，除楊振威的官兵家屬外，叛逆的「從逆之官吏兵民盡行誅之」[6]，拆除城牆上部五尺。山西戰事陸續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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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科抄出兵部尚書陳等謹題為欽奉召諭事今炤大同總兵推姜瓖緣繇崇禎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奉聖旨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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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士剛等傳攝政王令旨大同總兵官姜瓖歸順後仍用崇禎年號又通書於大學士馮餽以厚禮喜銓今王上令旨許功罪相準往事並不追究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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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為姜瓖叛黨蜂起保德等處悉為賊據恐黨逆過河與偏寧等賊結聚而來深為可慮偏關興嵐寧武早得一日則河西逆賊亦不敢遽來祈發滿兵防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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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瓖大同反正(清朝)

姜瓖是誰？

作為大同人，你得知道他的名兒！因為他與大同城有著密切關係。因為他，明末清初大同城內十萬軍民幾乎被斬盡殺光，其慘狀比“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有過之而無不及，是大同歷史上最慘痛的一頁。姜瓖之亂，又稱“戊子事變”，血淋淋的一頁，永遠載入大同歷史。

是他殺的嗎？不是！但慘狀是因他而起！

姜瓖，陝西榆林人，崇禎年間由黃河河防調任大同總兵。姜家承蒙明王朝眷顧，其弟姜琳曾任延安府總兵，弟姜瑄任昌平總兵，一門三總兵，可謂顯赫。

先不忠於明王朝

明王朝到了崇禎年間，天災人禍，民不聊生，李自成在襄陽起兵，在西安建立大順國，矛頭直指北京。李自成進北京必須首先佔領山西，佔領山西得先渡過黃河，黃河是天險，但李自成沒費多大周折，原因是姜瓖暗中幫助。當時在黃河對岸的山西一線擔任防守任務的正是姜瓖。姜瓖與李自成是陝西老鄉，已暗通李自成。姜瓖既不相信李自成真的能坐天下，也不准備拿全家性命為崇禎皇帝賣命，於是當李自成的兵打到黃河邊上，他就佯裝失敗，讓起義軍順利通過他的防線。

崇禎皇帝並沒有發覺姜瓖的把戲，反而將他調任大同總兵。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大軍長驅太原，北向大同。打到代州時，受到代州總兵週遇吉的頑強抵抗，起義軍損兵折將才攻下。但他還沒到大同，姜瓖已秘送降表。大同素有“金城湯池”之稱，城有東西南北四門，唯西門沒有甕城和小城，當李自成在大同城外不知如何攻打時，姜瓖又派人送密信，請先攻打西門。明宗室永慶王鎮守西城門，​​但兵卒已被姜瓖控制。永慶王在城樓指揮兵士時，姜瓖親自搭弓從背後一箭射死，大同城破。後姜瓖獻計，以會商禦城事宜，將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衛景璦、督理糧儲戶部貴州司郎中徐有聲等一一解決，至此大同成了李自成天下。

後叛李自成

李自成在大同城內血洗代王府，姜瓖看到起義軍砍腦袋像砍西瓜一樣，早嚇得魂飛魄散。李自成一身剛烈，最看不起軟骨頭，姜瓖的德性讓他厭惡異常，決意除之。

姜瓖並未以獻城的功勞獲得賞識，李自成離開大同時留下張天琳、柯天相、張黑臉等掌控大同，姜瓖雖仍被封為總兵，但已無實權。姜瓖極度懊悔。

李自成兵敗北京，姜瓖聞訊，又一次生叛。他僅率不多幾個親信就撲向帥府，將起義軍將領柯天相和張黑臉殺死，張天琳逃走。

此時，清軍派出恭順侯吳惟華進攻山西，兵臨大同，姜瓖率眾於十里河畔跪迎並送上降書。大同歸了清軍。

再歸清廷、叛清廷

姜瓖歸了清廷，竭力討好效忠，但清廷對他並不信任，仍然是個靠邊站的角色。後他隨英親王阿濟格出征陝西，親自殺戮自己的鄉親，戰功顯赫，曾兩次到北京覲見順治皇帝。姜瓖無論如何表現都得不到清廷的信任，就心生恨意,準備叛變清軍。

英親王阿濟格坐鎮大同，藉口大同漢人拒絕剃頭梳辮成天動手殺人，對漢族官員更是視如奴僕，也不把薑瓖放在眼裡，經常指責。阿濟格貪財好色，搶掠富戶，並到處物色美妙女子，綁入府中。一天他又把一個有身份的新娘從轎中搶走，姜瓖親自要人，但遭拒絕。姜瓖率親兵到他府上見人就殺，阿濟格從城牆逃走。

姜瓖先接收了邊牆五堡和雁北各地殘存的明軍，很快聚起數万人馬。同時將八十歲老母和妻兒以及多年搜刮到的金銀細軟交由弟弟護送回陝西老家。

恰好阿濟格與端重親王向北征討蒙古喀爾喀部路過大同，姜瓖以為阿濟格是來征討自己的，就乾脆樹起了反清復明的大旗，自稱平狄大將軍，並在府文廟供起了大明太祖朱元璋的神位。

姜瓖據大同城反，並聯絡各州縣起事，聲勢浩大。姜瓖舉事，應者甚眾，一時間山陝跟風、雲貴聯手，姜瓖名字傳遍大江南北，清廷聞之不寒而栗。 

多爾袞親征破大同

順治六年，多爾袞統兵來徵、直撲大同。多爾袞多次射降書入城內，希望姜瓖歸順。但姜瓖此時見各地響應，正做著“成王稱帝”的美夢，不肯歸順。清軍圍困大同九個多月，城高牆厚，無法取勝。八月的大同酷暑難當，城內疫病又起，死者不能出城，只能在城內淺埋，天氣炎熱，腐臭難聞。多爾袞知道經過九個多月的圍困，城內已彈盡糧絕，失去了戰鬥力，遂重拳出擊，發起猛攻，東城牆破，清軍入城。姜瓖部將楊震威要獻城，被姜瓖怒斥，楊乾脆拔劍將薑瓖刺死，提著姜瓖人頭，將大同城獻於清軍。姜瓖的府衙（原大西街少年宮）被一把大火燒為灰燼，還挖了一個底朝天，再灌上臭水，所以後來人們稱這個地方為“亂衙門”。他的私宅在四牌樓西端，被清軍燒毀，挖地五尺，成了大土坑，以後人們灌水種植蘭花，稱作“蘭池”。

姜瓖之亂，不僅引來屠城之禍，更有毀城之災。大同城牆被削五尺，成了歷史永遠的痛。

失敗者的下場
姜瓖是一個不值得同情的失敗者，他反复無常、陽奉陰違，缺乏誠信，依仗姜氏子弟，又藉助大同重要的戰略地位，以此做本錢，伸手向多個政權要官要錢，將大同軍民牢牢地綁在他的戰車上，任人宰割。因姜瓖與清廷的對抗，大同被清軍屠城​​，血流成河。這是個歷史上的失敗者，更是大同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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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之屠指的是公元1649年（南明永曆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滿清“皇父攝政王” 多爾袞、“英親王” 阿濟格、“敬謹親王” 尼堪、“端重親王” 博洛、“承澤親王” 碩塞等在山西大同府、朔州、渾源縣等地進行的一次大規模屠城。
根據《清世祖實錄》記載，1648年（永曆二年），滿清“大同總兵” 姜瓖反正歸明，義軍迅速佔領晉西北、晉南廣大地區，直接威脅滿清朝廷。清廷調取華北地區絕大部分可以調派的軍隊進剿，歷時將近一年才复占山西全境。姜瓖被叛徒漢奸殺害，大同城破，全城官吏兵民被屠殺。被屠殺的無辜居民人數不詳。史稱“大同之屠”。

中文名： 大同之屠
外文名： Datong Massacre
時間： 公元1649
人物： 多爾袞、姜瓖
山東： 濟南之屠·

清軍實施大同大屠殺後，全城只剩下5個重案犯。滿清派來的大同知府，上書順治，稱既然沒有了苦主，就可以釋放這5個人了。這份奏摺，至今保存在第一歷史檔案館。

根據《清世祖實錄》記載，1648年（永曆二年），滿清“大同總兵” 姜瓖反正歸明，義軍迅速佔領晉西北、晉南廣大地區，直接威脅滿清朝廷。清廷調取華北地區絕大部分可以調派的軍隊進剿，歷時將近一年才复占山西全境。姜瓖被叛徒漢奸殺害，大同城破，全城官吏兵民被屠殺。被屠殺的無辜居民人數不詳。史稱“大同之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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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瓖
姜瓖（？－1649年），明末清初將領，陝西榆林人。據《朔州志》載，姜家世代皆明將，長兄姜讓是陝西榆林總兵，弟姜瑄為山西陽和副總兵。姜瓖任鎮朔將軍印大同總兵官。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克太原，投降大順政權。1649年姜瓖自稱大將軍，據大同叛清。不久，姜瓖被部將楊振威所殺，清將英親王阿濟格入城，下令屠城，殺人無數，並“隳其城睥睨五尺”，史稱“ 大同之屠 ”。
本 名 姜瓖 所處時代 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 漢族 出生地 陝西榆林 去世時間 1649年 主要成就 大同總兵

姜瓖（？－1649年），明末清初將領，陝西榆林人。
據《朔州志》載，姜家世代皆明將，長兄姜讓是陝西榆林總兵，弟姜瑄為山西陽和副總兵。姜瓖任鎮朔將軍印大同總兵官。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克太原，投降大順政權。同年四月（1644年5月）清將恭順侯吳順華率兵進攻大同，六月初六日，姜瓖殺大順軍守將張天琳，投降清英親王阿濟格，後隨阿濟格進兵征伐山西、陝西，封為統攝宣化、大同諸鎮兵馬的將軍。
順治五年冬，姜瓖得知多鐸病故、多爾袞染病，十二月初三日（1649年1月）於大同起義歸南明，耿焞逃往陽和，家屬被姜瓖處死。姜瓖連陷旁近府縣，富喀禪遣諸將根特、杜敏赴援[1] ，其附近十一城皆起義，以割辮為標誌[2] ，遵用永曆正朔[3] 。多爾袞得知消息，派遣阿濟格載紅衣大砲急赴大同，初四日到達大同城下[4] ，進行圍剿，一方面又對姜瓖進行勸降，宣布若能悔罪歸誠，仍將“照舊恩養” [4] 。多爾袞見招降無效，加派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連同阿濟格繼續作戰。順治六年六月，清軍攻克了山西部分州縣，阿濟格圍困大同數月，大同城內已經食盡，“兵民飢餓，死亡殆盡，餘兵無幾”，守將楊振威等人於10月斬殺姜瓖及其兄弟首級，獻城投降。阿濟格入城，恨城內兵民固守，下令屠城，除楊振威的官兵家屬外，“官吏兵民盡行誅之”，“隳其城睥睨五尺”，鄰近各府、縣等地區亦遭屠戮，史稱“ 大同之屠 ”。山西戰事陸續平息。
生平
投靠大順
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自率主力進破汾州（今汾陽），分向潞安（今長治縣）、河曲、靜樂、遂長驅太原陷之，然後北向大同。李自成攻寧武，總兵週遇吉堅城固守，兩日后城破週遇吉被殺。此時[5] 姜瓖秘密派人送上降表，李自成大喜過望，馬上打點軍隊，越雁門，佔朔州，直向大同。
二月十九日，起義軍開到大同城周圍。姜瓖歸順，李自成意欲殺之。據《甲申傳信錄》記載：“闖軍遂入城，定之。綁姜瓖至，定其叛國之罪，欲斬之，奉闖將張天琳勸釋，未戮”。在張天琳的幫助下，放了姜瓖一條生路。李自成對姜瓖心懷戒心，三月六日離開大同時留下張天琳、柯天相、張黑臉掌控大同，而姜瓖雖然仍被封為總兵，但已無大權。
投靠大清
李自成敗出北京，姜瓖生變。他率親信撲向帥府將起義軍將領柯天相和張黑臉殺死。《清史稿》曰：“故明大同總兵姜瓖斬賊首柯天相，獻大同來降”。《左雲縣志》也載：“雲岡以甲申三月為闖賊張天琳盤踞，……五月朔十日一舉克復之。生綁過天星，寸磔之以快雲鎮”。就在姜瓖撲殺起義軍首領的時候，清軍派出恭順侯吳惟華進攻山西，於五月十日兵臨大同，姜瓖降清，仍舊委以總兵職務。
戊子之變
姜瓖降清後，雖然仍舊委以總兵職務，但軍權在清將吳惟華手中，並由英親王阿濟格坐鎮。清廷對姜瓖弟兄始終不予理會，姜瓖依然仍舊沒有大權。
姜瓖
姜瓖
英親王阿濟格是努爾哈赤第十二子，他坐鎮大同，藉口大同漢人拒絕剃頭梳辮，便濫殺無辜，為官不仁。意大利馬丁諾《韃靼戰紀》中記載：“大同女人被譽為是中國最美麗女人，八王（阿濟格）及其隨人任意姦淫婦女。一個有身份的新娘被他們從轎中搶走，姜瓖親自找他們要人，被攆打了出來。姜瓖不能再忍，勃然大怒，誓用韃靼的血來洗刷恥辱，立即率親兵到他府上見人就殺。嚇的阿濟格從城牆逃走了”。姜瓖率眾，自稱大將軍，舉起反清大旗。此年（1649年）是戊子年，故稱"戊子之變"。姜瓖反清，後被多爾袞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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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義詞 姜總兵大同抗清一般指姜瓖大同反正
姜瓖大同反正是指南明時期在山西大同駐守的原明朝將領後降清的薑瓖舉兵反清復明。
姜瓖，明末清初將領，據《朔州志》載，姜家世代皆明將，長兄姜讓是陝西榆林總兵，弟姜瑄為山西陽和副總兵。姜瓖任鎮朔將軍印大同總兵官。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克太原，投降大順政權。同年四月（1644年5月）清將恭順侯吳順華率兵進攻大同，六月初六日，姜瓖殺大順軍守將張天琳，投降清英親王阿濟格，後隨阿濟格進兵征伐山西、陝西，封為統攝宣化、大同諸鎮兵馬的將軍。[1]
順治五年冬，姜瓖得知多鐸病故、多爾袞染病，十二月初三日（1649年1月）於大同起義歸南明，耿焞逃往陽和，家屬被姜瓖處死。姜瓖連陷旁近府縣，富喀禪遣諸將根特、杜敏赴援，[2] 其附近十一城皆叛，以割辮為標誌，[3] 遵用永曆正朔。[4] 多爾袞得知消息，派遣阿濟格載紅衣大砲急赴大同，初四日到達大同城下，[5] 進行圍剿，一方面又對姜瓖進行勸降，宣布若能悔罪歸誠，仍將“照舊恩養”。[5]
多爾袞見招降無效，加派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同阿濟格繼續作戰。順治六年六月，清軍攻克了山西部分州縣，阿濟格圍困大同數月，大同城內已經食盡，“兵民飢餓，死亡殆盡，餘兵無幾”，守將楊振威等人於10月斬殺姜瓖及其兄弟首級，獻城投降。阿濟格入城，恨城內兵民固守，下令屠城，除楊振威的官兵家屬外，“官吏兵民盡行誅之”，“隳其城睥睨五尺”，鄰近各府、縣等地區亦遭屠戮，史稱大同之屠，山西戰事陸續平息。

山西省的複明運動是以大同總兵姜瓖反清揭開序幕的。姜瓖，陝西延川縣人[6] ，原是明朝掛鎮朔將軍印大同總兵官。1644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太原後，他主動派人聯絡，投降了大順政權。同年五月，傳來了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放棄北京的消息，姜瓖又發動叛亂，殺害大順軍守將張天琳，歸附了清朝。由於他在起兵叛亂奪得大同的時候並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圖，擁立了一個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棗強王后裔）“以續先帝之祀”，被清廷斥為“大不合理” [7] 。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請求原諒自己“不學無術之罪”，並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選賢能”，讓自己“休息田間，從此有生之日皆歌詠太平之年矣” [8] 。清攝政王多爾袞一面讓他繼續充當大同總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慮”，“倘仍前不悛，越分乾預，國有定法，毋自取戾” [9] 。[10]
這年十月，他奉命抽調大同地區的精銳兵馬跟隨英親王阿濟格西征，在鎮壓陝北大順軍高一功等部時頗為賣力。沒想到次年（1645，順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學士剛林秉承攝政王多爾袞的意旨進行質訊，指責他順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歸順清廷，七月間卻用明朝崇禎年號發給文武官員劄符，又擁戴明朝宗室棗強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釋清兵入關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採取一些權宜之計，“原不敢有二心”。剛林又無中生有地斥責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慮”。最後，才宣布：“今大清恩寬，王上令旨許功罪相準，往事並不追究。著你仍鎮大同，洗心滌慮，竭力盡心，以報國家大恩。”姜瓖自以為不費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區拱手獻給了清廷，接著又在陝西榆林擊敗大順軍，不僅功高無賞，反而備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氣，但又不得不“叩頭謝恩” [11] 。這以後的三年裡，清廷對陝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徵發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負擔。[10]
1647年（順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員三品以上，在外官員總督、巡撫、總兵”各“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以習滿洲禮儀，察試才能，授以任使”。這顯然具有人質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傳旨後不敢怠慢，把長子姜之升送往北京[12] 。[10]
過程
反清復明
1648年（順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爾喀部二楚虎爾犯邊。清攝政王多爾袞召集諸王、大臣會議，決定派英親王阿濟格、端重親王博洛、承澤郡王碩塞、多羅郡王瓦克達等領兵戍守大同，加強這一地區的防務。姜瓖對清朝統治者崇滿歧漢政策早已心懷不滿，這時又正是在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反清之後，清廷對手握軍權的漢族將領猜忌甚深，他判斷滿洲大軍雲集大同將對自己不利。大同地區的清朝官員又奉命徵集糧草，急如星火，百姓怨聲載道。於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總督耿焞等人出城驗草的機會，突然關閉城門，下令“易冠服”，自稱大將軍，公開揭起了反清的旗幟[13 ] 。耿焞逃往陽和，家屬被姜瓖處死。阿濟格聞訊，連夜進兵，於初四日到達大同城下[14] 。姜瓖反清以後，“飛檄安官，朔（州）、渾（源）一帶俱受偽札” [15] 。阿濟格在十二月間的報告中說：“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14] 大同舉義後，山西各地的漢族官紳紛紛響應。[10]
晉西北一代，原來在明朝時期荒廢的邊關，姜瓖重新利用起來，還提拔了一些將領，委以重任，加強山西周邊的戒備。[16] 關於劉遷的情況，順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撫祝世昌塘報中說：考慮到雁門關和大同之間的地理關係，應該加強代州一代戒備，但是逆賊劉遷率兵圍攻代州，希望派遣軍隊前來抵禦。[10]
晉中地區，《定襄縣志》記載：“五台 ​​、忻州、盂縣皆授姜瓖偽劄，轉相煽惑，醜類尚累數万，旗幟隊伍蟻聚蜂屯。寧武已附姜瓖。兵備道藺與太原參將李好賢住劄忻州、定襄，每偵賊警則引兵救援。至九月，宣府總兵李剛奉旨剿擒高鼎，鼎負隅，每夜出，恣其劫掠。後聽撫，賊眾漸散，鼎复據曹家寨，……倏招倏叛。” [18] 《靜樂縣志》也說：“時三晉草寇轉相煽惑，驅逐長令，賣降恐後。……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樂平、太原、崞縣、盂縣而己。” [19]
晉東南地區，“汾、潞、澤、遼等郡邑小丑乘時蜂起，偽帥胡國鼎嘯聚潞安，禍連沁屬” [20] 。“偽將”陳杜、張斗光等領兵攻克澤州（今晉城）。[21] 平順有姜瓖所“遣賊將牛光天破城劫庫，男婦擄掠甚多。至十月，原任賴知縣請兵恢復，賊始滅”。[10]
晉西南蒲州到黃河西岸屬陝西的韓城一帶有虞胤、韓昭宣、李企晟等聞風響應，他們“私立偽韓王，行偽永曆事” [23] 。清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向朝廷奏報：姜瓖一夥人設立偽機構，舉重達二十八萬人之多。[24]
在很短的時間裡，山西全省除了省會太原和少數城池外，差不多都被義師佔領。而山西的反清復明運動又迅速波及陝西等西北地區。
從地理位置來看，山西緊靠畿輔，形勢的風雲突變對滿洲貴族的統治中心威脅極大。不過，山西距離永曆朝廷控制的地區相當遠，其間又被清統治區隔斷，雙方的聯絡自然比較困難。許多南明史籍都不講以薑瓖為代表的晉、陝等地的反清復明運動，或者只是在講時代背景時一帶而過。[10]
姜瓖起事後立即“易冠服”，各地聞風響應的軍民都以割辮為標誌[25] ，軍隊“以明旗號”相號召[26] ，發布文告遵用永曆正朔[27] 。這些都說明姜瓖等人領導的晉、陝反清運動是以恢復明朝為宗旨的。他們同永曆朝廷也有聯絡。[28] 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八月，永曆朝廷“遣太監馬鳴圖齎敕聯絡山西總兵姜瓖。鳴圖漆身吞炭而行”，攜帶“以黃絹五寸方用御寶為敕書，外用黃蠟封固為藥丸” [29] 。1653年（順治十年）清廷緝獲“叛黨”呂肖渠的罪狀就是“先投山西姜逆營內搶擄，帶有永曆偽劄前往河南”散發[30] 。這些零星材料[31] 證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
清廷反應
姜瓖起事以後，清廷最初企圖採取招撫政策加以解決。多爾袞當時已經自稱為皇父攝政王，想以最高統治者的身分勸說姜瓖回心轉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釋阿濟格等領兵往大同是北方蒙古問題，並不在意你，[32] 故意把薑瓖起兵反清說成只是誤解了清廷意圖，給以下台的機會，接著宣布若能悔罪歸誠，仍將“照舊恩養 ” [14] 。然而，姜瓖反清的導火線固然同阿濟格重兵迫境有關，根本原因在於滿漢民族矛盾。舉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後再圖歸順好比覆水難收，前途更不堪設想，因此他對多爾袞的安撫置之不理。多爾袞見解釋無效，決心武力解決。[10]
1649年（順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謹郡王尼堪等統兵入山西。二月間，多爾袞親自帶領軍隊往徵大同。在攻克渾源州、招降應州和山陰縣後，突然接到北京傳來消息，他的同母弟輔政德豫親王多鐸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多爾袞無心戀戰了，三月間在趕回北京的途中，他來到大同城下，希望憑藉自己的最高權威勸說姜瓖投降。在諭旨中說：“如果別人來招降你，你可以不給面子，但是今天我屈尊來勸降你，你可要歸順呀，如果歸順了，不計前嫌，以往的罪責一律赦免，如果不歸順，恐怕你就沒有後路了，想你這樣反复無常之人，天下還有誰會相信你呢？” [33]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舉了自己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髮罪過”，然而不僅“未蒙升賞”，跟隨他降清的百姓也流離失所，還要遭到滿族貴族的欺壓，不分青紅皂白就屠戮漢人。[34] 接著，他針對多爾袞的諭旨表示，全城之人，上下一心，絕不束手就擒。[35] 姜瓖要求多爾袞 “指以全活之方”含意是什麼，史無明文，按當時情況推測是讓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區的軍民有實際的安全感。而且，當時晉、陝反清義師風起雲湧，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種緩兵之計。[10]
自從山海關戰役以來，執掌清廷最高權力的攝政王多爾袞沒有親自統兵出征過。究其原因，一是進入北京之後，百務叢集，他難以分身；二是滿洲貴族內部權力之爭一直在進行；三是他的健康狀況不佳[36] 。這次親征大同實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連鎖反應，且不說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後不僅山西各地紛紛響應，陝西、甘肅等地反清運動勢若潮湧，連畿輔和山東也竟然也有反清的舉動[37] 。滿洲貴族遇到了入關以來最大的挑戰。[10]
復明勢力擴大
到1659年（順治六年）四、五月間，山西的局勢對於清廷來說已經十分嚴重。阿濟格等率領的軍隊圍困著大同，並且挫敗了來自長城外助馬路（今助馬口）、得勝路（今得勝堡）來援和姜瓖派出接應的軍隊，切斷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聯繫，儘管調來了紅衣大砲，大同的防守依然堅固得很。阿濟格、尼堪等部頓兵堅城之下，毫無進展。山西其他地區的反清運動卻好比烈火燎原，迅速 ​​席捲全省各地。[10]
清政府能夠控制的只是省會太原、晉南平陽（今臨汾）幾座孤城[38] ，其他府、州、縣差不多全被反清復明武裝佔領。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應桂揭帖中說：“先是，石樓、永和、交城相繼告陷。……乃各州縣報賊者日常數四，此煽彼惑，已遍滿三晉矣。 ”四月初一日“又接撫臣祝世昌會揭，逆賊劉遷聚眾謀攻代州；又云寧武賊眾攻圍忻州等情”。陝西義軍也利用木筏、牛皮渾脫等物渡河入晉，“該職看得，三晉自三邊以至省城、汾（州）、平（陽）一帶，遍地皆賊，偽牌偽示，絡繹不絕。民如鳥獸散，勢若土崩瓦解，無論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 [39] 。就在這個月裡，義軍佔領汾州府城，清山西巡撫祝世昌報告：“四月十三日，賊眾至汾州府，……賊眾兵寡，退而守城，則城關大開，合城喊起，鄭名標率軍民割辮。”清分守冀南道許養高領著永寧知州、平遙、介休二縣知縣、汾州營參將等人倉皇逃往平陽[40] 。《五台縣志》記：“順治五年冬，姜襄（瓖）踞大同，送偽劄於台人，率眾攻城。時有劉永忠等至忻州，擁眾至台，不啻十餘萬。 ” [41]
晉東南的長治地區也全部易幟，“潞安之變，蓋因姜逆首禍，叛黨四起，一府八縣，相繼淪陷” [42] ，省會太原岌岌可危。巡撫祝世昌向朝廷求援道：“ 值今偽督撫姜建勳、偽劉總兵、偽司道等賊眾，秦晉合夥，失陷汾州府，擁聚十數万，截斷省南平陽、潞安兩府大路，分賊安官，附近各州縣破竹瓦解，勢已決裂，此省南之賊景如此。又省之東北五台、繁峙，劉遷、張五桂等勾連寧武眾賊盤踞忻口，攻圍崞縣，北路堵塞，音信已絕。今晉之西北寧武、偏關、河曲、興、嵐等州縣至汾州府屬延袤千里，悉為賊據。今省城孤懸一土，勢切危急。……懇乞皇父攝政王俯念三晉百萬田賦之區，生靈湯火之日，危亡目下，速賜急發大兵，或敕英王、敬謹王兵馬星馳前來撲剿逆賊，尚可恢復殘疆。稍若遲延，全晉俱隳矣。 ” [43]
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復明義軍在佔領晉西北、晉南大片地區[44] 後，會同晉中、晉東南的反清力量迅速接管各地政權。四月二十六日，佔領祁縣，二十八日接管武鄉，同日“沁州偽官請本州鄉紳士庶皆服明季衣冠，同詣關聖廟共議戰守。每垛口守夫三名，十垛口生員一名。又稱賊頭賞軍，每丁五錢，用銀五萬，未曾賞遍（可見參與沁州起義的當在十萬人以上）。其中賊丁搶掠者梟首一十三名，當時嚴肅。凡有投營，即賜偽職”。二十九日，佔領榆社縣。五月初一日，義軍進入清源縣，清太原駐防滿軍曾一度來援，見兵勢浩”，被迫帶著知縣攜印退回省城。初二日，義軍佔領徐溝。初五日， “西路賊大營由清源縣擁眾北來，至太原縣境晉祠，離省城四十餘里；又據報東路賊由徐溝犯省” [45] 。當時，清政府駐守太原的兵力相當有限[46] 。一旦省會失守，不僅政治影響極大，清廷在山西設置的政權幾乎全部瓦解。何況，山西的抗清運動很快波及鄰省，如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山西義軍魏世駿等派出一支軍隊進入河南，接管了武安、林縣、涉縣，任命了知縣、守備等文武官員[47] 。
清廷圍剿
多爾袞深知局勢的險惡，他不敢撤出包圍大同的兵力來鎮壓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瓖同其他各部匯成一片，只好從京師抽調一切可用的滿、蒙、漢軍投入山西戰場。除了​​英親王阿濟格、敬謹親王尼堪領軍圍困大同外，被調往山西作戰的還有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多羅郡王瓦克達。至於康熙初年專政的鰲拜不過是隨軍偏裨而已。此外，陝西方面還有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等人領軍配合作戰。[10]
多爾袞決心孤注一擲，精兵猛將幾乎全部派往山西。入關以來的領軍統帥豫親王多鐸在順治六年三月病死，肅親王豪格已經罪廢幽禁，鄭親王濟爾哈朗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渾統兵往徵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其他能帶兵的親王、郡王幾乎全部帶領八旗子弟雲集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阿濟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經是獨檔一面的統帥，而在山西戰場上扮演的只是前線指揮官。留守北京的卻是剛從江西凱旋回來的譚泰、何洛會兩名固山額真。六年八月，多爾袞感到京師地區兵力過於單薄，下令端重親王博洛“酌撤閒駐兵還京”。博洛報告：太原、平陽、汾州三府屬州縣雖然收復了，但是沒有收復的還很多，如果這時候退兵，恐怕敵軍乘虛而入，所以還應該留守。[48] ​​多爾袞勉強同意了。
歷來治史者談及南明，大抵著眼於南方，對姜瓖、王永強等人的反清復明運動注意不夠，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響過深。永曆朝廷雖然在口頭上以復明自任，但情報不明，從來沒有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計劃。在南明方面的史籍裡除了看到幾條姜瓖的記載以外，對山、陝各地風起雲湧的大範圍、大規模反清運動顯得非常隔膜，對清廷的精兵猛將全部調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單薄的窘境更是一無所知。永曆朝廷在全國反清復明運動處於高潮的時候，只知道江西、湖廣戰局逆轉，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何騰蛟遇難，陷於張皇失措之中。[10]
永曆君臣完全不了解譚泰、何洛會在穩定江西局勢後不敢深入廣東而撤兵北返，濟爾哈朗、勒克德渾出兵湖南原定目標是追剿李錦等為首的忠貞營，由於明督師閣部何騰蛟為爭功而瞎指揮，糊里糊塗地被清軍擒殺，濟爾哈朗等趁勢暫時穩定了湖南局勢，顧不上原定目標就匆忙回京[49] 的原因。兩路清軍的北撤很明顯是清廷為了加強京畿根本之地，永曆朝廷沉浸於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慶幸清軍未乘勝直下廣東、廣西，不知道這時正是清廷最吃緊的時刻。在將近一年時間裡，朱由榔、瞿式耜、杜永和、陳邦傅等人又過起太平生活，局促於兩廣之地勾心鬥角[50] 。直到清廷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軍南下，才如夢初醒。
姜瓖、劉遷、王永強、虞胤等人的抗清鬥爭一方面證明清朝在北方的統治遠未穩固，另一方面又證明滿洲八旗兵的作戰能力相當有限。從江西、廣東反正後永曆朝廷及時封爵拜官，而山西、陝西的各支義軍首領大抵是遙奉明廷，自稱大將軍、大學士、巡撫、總兵，永曆朝廷似乎只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後來孫可望、李定國、魯監國、鄭成功等經常派密使深入清統治區聯絡各地潛伏的義士，相形之下永曆朝廷的目光短淺實在令人驚異。[10]
永曆朝廷既這樣無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膽地集中兵力鎮壓晉、陝義軍。姜瓖反清後，清廷歸罪於宣大總督耿焞未能事先防範，把他革職[51] ，由佟養量接任。佟養量帶領所部山東兵進攻代州一帶的劉遷部，先後在平刑（平型關）、雁門擊敗劉軍，劉遷率領部眾退入五台山區扼險據守。清軍憑藉優勢兵力在降將引路下翻山越嶺逐寨進攻，把劉遷部壓縮到一個狹小的山區[52] 。最後在黃香寨激戰，劉遷父子陣亡[53] 。代州地區復明武裝的覆敗，解除了圍困大同清軍的背面威脅，初步使山西戰局變得對清方有利。[10]
大同之屠
到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清軍雖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縣，形勢有所好轉，多爾袞耽心在山西被牽制的兵力太多，曠日持久必將影響全國，於是他決定再次親征大同。離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門滿、漢官員作了一番解釋說：我之所以要親征，不是將士們不能勝任，而是怕將士們騷擾百姓而已。[54] 這種不成理由的說法只是為了掩蓋他內心的焦慮。多爾袞的第二次親征歷時一個多月，八月間回京時他本人並沒有取得什麼戰果。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銳兵力投入山西戰場，當地的複明勢力終於招架不住了。大同城裡的糧食消耗已盡，軍民傷亡慘重[55] 。在外援無望的情況下，姜瓖部下的總兵楊振威變節，暗中派人出城向圍城清軍接洽投降。八月二十八日，楊振威帶領六百餘名官兵叛變，殺害姜瓖與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級出城投降[56] 。次日，清軍入城。多爾袞得到報告後，下令除楊振威的官兵家屬外，大同城內的“官吏兵民盡行誅之”。由於圍攻八月之久始終攻不下這座堅城，多爾袞傳諭把城牆高度拆除五尺，藉以洩憤。[10]
在這前後，征西大將軍和碩親王滿達海軍攻克朔州、馬邑等處，明寧武總兵劉偉等投降。定西大將軍端重親王博洛軍攻克孝義、平遙、遼州、榆社等處。陝西總督孟喬芳和戶部侍郎額色帶領滿漢兵渡過黃河攻克蒲州、臨晉、河津、解州、猗氏等處，義軍首領白璋在榮河陣亡[57] 。九月二十二日，陝西清軍攻克運城 ​​，明義軍元帥韓昭宣陣亡，戰死官兵一萬餘人，“屍滿街衢”；另一位首領虞胤乘亂逃出[58] 。同月，博洛、滿達海二親王會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間，用紅衣大砲猛轟北關，第二天從城牆坍塌處衝入城內，義軍所設巡撫姜建勳、布政使劉炳然突圍出城後被清軍擒殺。由於清軍攻破汾州後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嵐縣、永寧州（今離石縣）紳士惟恐同歸於盡，把義軍委派的知縣、知州綁赴軍前，開城投降[59] 。十月初四日，滿達海軍用紅衣大砲攻破太谷縣；初十日占領沁州，接著又攻克潞安（今長治市）[60] 。十一月，博洛率領鎮國公韓岱、固山額真石廷柱、左夢庚等部在澤州（今晉城）擊敗反清義師，義軍部院陳杜、監軍道何守忠、守將張斗光等被擒殺[61] 。這時，山西大勢已定，多爾袞才決定諸王統軍回京，只留下多羅郡王瓦克達繼續清剿山西未平各地[55] 。十二月，陝西清軍吳三桂、李國翰部擊敗榆林義軍，殺劉登樓、任一貴、謝汝德等首領人物。吳三桂平定該地後，分兵渡河進攻山西偏關，義軍總兵賀國柱見大勢已去，為清軍充當內應，義軍總督萬鏈自焚而死[62] 。
山西曲沃人李建泰曾任明崇禎朝和清順治初年的大學士，平陸人原明朝寧夏巡撫李虞夔都積極參加了反清運動。李建泰在晉陝復明鬥爭中，大約和姜曰廣在江西金聲桓、王得仁起事中扮演的角色基本相同。有的史籍說“ 姜瓖起兵，又召為相” [63] ，詳細情況已經難以查考。只知道他不僅在家鄉曲沃一帶組織抗清，還曾經親筆寫信策動翼城等縣鄉紳共襄義舉[55] 。後來，在太平縣扼守二十多天，無援出降，被清廷處死。李虞夔在山西反清運動失敗後逃到河南永寧縣龍溝山林內潛藏，1651（順治七年）六月被清政府緝獲遇害[64] 。晉、陝反清復明運動最大的特色是當地百姓廣泛參與，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軍民幾乎都自願地奮起反抗，這正是清廷難於對付的主要原因。[10]
姜瓖在大同反正，卻迎來了清軍對大同進行了最野蠻的屠城，除殺獻姜襄人頭的楊震威等23員及其家屬外，其他所有官司吏兵民盡行殺戮，並將大同城牆拆去5尺。大同變成一座荒城，大同廢，不立官，府移治陽和衛，名陽和府。大同縣移治懷仁縣西安堡。直到順治九年（1652）府縣才復還故址，從附近移民逐漸復興。[65]
清軍實施大同大屠殺後，全城只剩下5個重案犯。滿清派來的大同知府，上書順治，稱既然沒有了苦主，就可以釋放這5個人了。這份奏摺，至今保存在第一歷史檔案館！[65]
清軍在鎮壓山西反清復明運動中不分青紅皂白，濫殺無辜老弱，表現的野蠻殘酷令人髮指。清代官書雖然盡力遮蓋真相，從一些檔案和地方志裡仍然可以窺見血跡斑斑的歷史場面。大同城破以後根據多爾袞的命令實行屠城，執行得相當徹底。大同和大同左衛兩座城裡的監獄關有重犯五名，由於“城破盡屠，無憑究擬”，人都殺光了，無法找到原告和證人，新任地方官只好題請銷結案件[66] 。
順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總督佟養量揭帖中報告：“ 大同、朔州、渾源三城，已經王師屠戮，人民不存。”隨之而來的是大片耕地荒蕪，“如渾源州原額地（指明代冊額）七千九百九十五頃四十九畝零，除先任宣大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之後，屠戮复荒無主地四千八百餘頃，見今成熟地八百三十二頃三十六畝。朔州原額地三千二百六十五頃八十八畝零，除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後，人民屠戮复荒無主地一千六百八十一頃，見今成熟地三百八十九頃七十二畝。大同共額地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一頃七十六畝八分零，除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後，人民屠戮复荒無主地七千一十八頃零，見今成熟地二千四十五頃四十六畝六分零”。“實核三州縣戶口之死亡者一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丁，而見存者五千四百七十九丁，所遺荒田一萬三千五百頃餘，該糧二萬七千八百三十餘兩” [67] 。《朔州志》記：“城破，悉遭屠戮。” [68] 《五台縣志》記：“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蕪，迄今三十餘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盡墾也。” [41]
有些史家常常把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描繪成殺人不眨眼的賊匪，而對清朝“大兵”備加歌頌，說成是“出民於水火”的“仁者之師”。這完全顛倒了兩者對普通百姓的態度。康熙《靜樂縣志》記：“甲申（1644）逆闖設偽官第五浪，民無大害。受害惟己丑（1649）為甚。” [19] 乾隆《汾州府志》收錄了胡庭作《李節婦傳》，摘錄如下：
節婦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過於嚴父。甲申（1644），賊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賊可五六十輩，紛紛托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為首領者招之曰：“我夫遠出，諒不肯相免，幸禁士卒，夜靜暗中來，勿使張揚，去與我留少顏面。”首領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與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領入，遽亂聲鑼。巡捕者逮詣自成，斬以殉。李不肯退，曰：“為一婦人，誅一將，部曲誰肯甘心？雖畏法，臨啟行時，何難戕害？”自成發令箭，驅眾賊出，封其門。己丑（1649，順治六年），城屠，被虜，至濠次，撲馬下，擊石碎首死。[69]
這個發生在汾陽的故事真切具體地證明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紀律極為嚴明，而博洛、滿達海兩個清朝親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殺一空，女子、財物成了滿洲貴族軍隊的戰利品。二者相較，何啻天淵。儘管作者把明清之際汾陽發生的變故記載下來是為了表彰“ 節婦 ”，但是他無意之間提供了清兵屠城的第一手材料。[10]
後續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現連鎖效應，諸城不守，汾州、運城、太谷等地相繼淪陷。清軍每攻一城，皆把當地人殺光，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無人區”。[65]
山西大規模的反清運動被清軍鎮壓下去之後，剩下的複明勢力仍然利用險峻山區
《重脩大同鎮城碑記》裡多爾袞屠城血證
《重脩大同鎮城碑記》裡多爾袞屠城血證
堅持鬥爭。如從運城地區突圍出來的虞胤率領殘部進入華山，自稱陝西總統。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虞胤親赴貴州安龍朝見永曆帝，同年十月接受指令後由陝西秘密返回山西陽城、沁源山中聯絡各地抗清武裝[70] 。姜瓖的部將牛光天進入太行山區，自稱山西總統[71] 。高鼎等人則盤據於五台山。直到1655年（順治十二年、永曆九年），他們不僅互相串連，“聯絡各處賊頭”，還派使者前往湖廣均州郝永忠營中領取永曆朝廷印劄，“商議聯絡內外兵馬”，並且由郝營派人引導赴雲貴同永曆政權直接聯繫[72] 。次年（1656，永曆十年）五月初一日，朝廷封虞胤為萊國公，仍以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軍務的官銜深入敵後組織抗清鬥爭[73] 。1658年（順治十五年）五月，牛光天在直隸長垣（今屬河南省）被保定巡撫派兵擒獲[74] ，這已經是姜瓖反正差不多十年之後了。
評價
山西、陝西等地的大規模反清復明運動堅持了一年之久，終於被佔壓倒優勢的清軍撲滅。儘管由於所見史料的限制，這場抗清鬥爭的全貌和組織情況比較模糊，但已經可以從中看出北方漢族百姓為反對滿洲貴族的暴虐統治而展開的殊死鬥爭，絲毫不遜於南方[75] 。
然而縱觀全局，清初的複明運動並不能局限於南方，姜瓖等人領導的反清決不是一般的兵變或叛亂，而是北方復明勢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規模較量。[10] 同時還是以擁護南明永曆朝廷為宗旨遍及全國的複明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史稿》說，“其無所附麗而以叛聞者為姜瓖” [76] ，是完全錯誤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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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三叛將之大同姜瓖
byronbyron發表於2873天13小時46分鐘前
來源：www.z9ls.com 標籤：南明

明末甲申之際在封建年間被視作“天崩地裂”的象徵。因為就在這一年中，始終在200多年中代表著封建正統和民族正統的明王朝覆滅了，末代皇帝朱由檢自殺，而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是“洪水猛獸”的李自成的大順軍隨即佔領北京，一個新生的農民革命政權已經誕生。與此同時，早在東北虎視耽耽的滿情貴族們也不甘心他們局促一方的態勢，進而通過吳三桂的投降扣開入關的大門。這時候，包括明末殘餘勢力在內的三大政治集團的角逐同時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在紛亂的十幾年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劇，內中湧現了一個又一個的令人難忘的角色。今天，我們在這裡就給大家介紹幾位朝秦暮楚的著名叛將，藉以通過他們的活動和經歷管窺到歷史的真實、殘酷的一面。唯筆力有限，倘有錯漏、不足之處也請不吝指出為盼。
1.初降自成
姜瓖，陝西榆林人，生年不詳。根據《朔州志》的記載，姜瓖家族世代為明將，算得上武備世家了。姜瓖的兄長姜讓曾經擔任明末的陝西榆林總兵，弟弟姜瑄為山西陽和副總兵。姜瓖本人則是北方重要軍事據點－大同的鎮守總兵官。像這種兄弟三人都同時擔任比較高級的現役軍事職務的在明末還有吳三桂家族，他們往往利用家族的關係盤根錯節、互通生氣，成為事實上割據一方的潛在軍閥。軍閥的共同屬性就是自身的利害得失遠遠要高於國家、民族的長治久安。在他們眼中，只要能夠獲取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波及或者損害，則不必計較主子、朋友、乃至敵人究竟來自何方。而這一突出的特徵在姜瓖的身上體現的十分明顯。當李自成頒布著名的《永昌詔書》以後，舉凡稍稍能夠看得見局勢的人都認為明朝的完蛋已經指日可待。作為擁有雄兵萬餘、坐鎮要衝的薑瓖能不慮此？特別是號稱悍將的寧武關守將周遇吉的所謂拼死抵抗也不過僅僅堅持了一天的功夫就身首異處了。舊史書上對於週遇吉的對抗多數給予誇張的描述，對此顧誠同志在他生前的著作《明末農民戰爭史》一書中引用了康熙二十一年的《山西通志》和乾隆十五年的《寧武府志》駁斥了以上的不實。顧誠指出：“整個寧武戰役首尾不過兩天，根本就沒有相持半月之事。”（顧誠著《明末農民戰爭史》，該書21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姜瓖對於週遇吉的下場可以說是洞若觀火、心知肚明的。三年以來，明朝的督撫大員、方面提鎮死於自成之手的不知凡幾。大順軍越來越多，明軍則越來越弱。當李自成領軍東渡以後能夠組織像樣的抵抗的除了周遇吉以外，幾乎無人可提。再有就是早在李自成拿下西安以後，姜瓖的哥哥姜讓就先走一步投降了農民軍。以薑讓“從賊”的表現，姜瓖即使玩命死守恐怕也要對他的所謂的名節打上一些折扣，何況姜瓖從來就不是什麼明朝的“孤臣孽子”，自然犯不上給行將就木的明朝殉葬。在姜瓖看來，投降李自成固然是臉面無光，將來可能還要被一些封建士大夫在筆記歷史中譏諷一番，不過，卻可以因此保住自己的家族富貴乃至實力，與此相比，青史的“留言”也就等而下之了。姜讓所見和弟弟略同，他向自成毛遂自薦去勸降姜瓖，一到大同就把利害關係擺個明白，姜瓖大有深獲我心的感覺，兄弟二人約定獻關投靠。偏偏大同巡撫衛景瑗是一個效忠明朝死腦筋，寧武關預警的時候，衛景瑗就督促姜瓖去救急，姜瓖此刻哪有那種心思，當然是找個理由給推掉了，等到衛景瑗讓他表明心跡時，姜瓖耍了一個花招，他一邊和衛景瑗歃血為盟，嘴巴上唱著死守大同的高調，一邊對外傳播衛景瑗和農民軍“私通”的謠言。因為衛景瑗本人是陝西人，和自成是同鄉，所以，姜瓖的謠言一旦造出來很是迷惑了一批人，大家看到巡撫也暗中給農民軍送了秋波，抵抗的勁頭更加洩氣。特別是世襲的明朝的代王府對衛景瑗也產生了懷疑，反而推舉姜瓖做大同的實際主持人。姜瓖既得全權，就公開讓手下人以助守為名實則控制各門，然後投送降表給城外的大順軍。因為大同一向是以甲士雄健、地理險要著稱，攻占這座城池農民軍是準備付出一定的犧牲的，不意姜瓖竟然倒戈相向，這就等於為繼續進軍掃清了必要的障礙。所以，自成親自帶隊前往城下，姜瓖看見新主子到了，馬上射殺守城的將領和藩王，向自成望風而降。《甲申傳信錄》中記載說自成當時還準備殺掉姜瓖，理由是“朝廷以要害鎮寄若，若何首降？”多虧制將軍張天琳的勸說才作罷。這裡面我們不妨多說幾句大順軍的軍制，李自成襄陽建政的時候，把大順軍軍制分為：權將軍、制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襄陽時期，權將軍全軍只有劉宗敏、田見秀兩人，制將軍中囊括了自成的心腹大將如劉芳亮、李過、袁宗第、賀錦、劉希堯等，張天琳儘管在有關農民軍史料上沒有確切的記載，但是，從他擔任的製將軍的官位看，應該也是自成手下的大將之一。也所以，自成對於他的勸解還是比較給面子的。姜瓖本來準備邀功混個大順朝的新官做做，不料新主子對他並不滿意，《甲申傳信錄》中記載的上述那一段，如果參照自成對待大同巡撫衛景瑗的態度看，還是相對可信的。衛景瑗被俘以後，李自成對他親自勸降，自成用非常和藹的語氣對待衛景瑗，告訴衛：“我就是一個米脂的農民，今天能夠走到這一步看來也是天意，你是一個好官，願意跟著我，我就一定不會為難你。”衛景瑗這時還想著給明朝死節，所以，不回答自成的提問。過了幾天，自成看他還是不降就誇他是忠臣，讓人送他回家，衛景瑗自己不回家楞是吊死了。自成嘆息一番命令厚葬衛景瑗，表彰他的“氣節”。由此可以看出來，自成統率的大順軍並不像一些人污衊的那樣“濫殺”，也沒有放棄爭取封建地主階級中比較清明的分子的投誠。同時說明自成對於那些輕易言降、居心叵測的人的基本立場。但是，儘管自成對於姜瓖為人不那麼看重，可是，因為手中所帶的部眾有限，所以，還是保留了姜瓖的武裝，讓製將軍張天琳受命鎮守大同，作為主將。這可能也和張天琳對於姜瓖的救命一舉有關。然而，從後來的結果看，自成的這個決策有著重大的紕漏，對於姜瓖這樣的小人既然已經看出本末卻仍舊委以軍旅，實在是養虎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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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瓖是大明恥辱 葬送大明直接送崇禎上吊的罪將 2016-04-19 23:51:00 說起大明王朝，那是想當然的硬氣。什麼不和親，不割地，不賠款，讓人無端興起一股豪氣。什麼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感覺從上到下，君臣一心，壯懷激烈。只是豪氣歸豪氣，大明王朝最終還是從內里腐爛，最終被一擊而潰。作為大明王朝的最高領導人崇禎帝，更是只能無奈地或者說悲壯地選擇在煤山上吊，以謝朱家先人。 崇禎也許是個好人，但不是一個好皇帝。他手下的文官武將，他多半不了了解，自然也談不上因材任用……大同總兵姜瓖就是其中之一。 大同是北京的西大門，戰略地位極為重要。作為京城的屏障，大同不僅設立了巡撫，還有總兵駐軍。大同的城池堅固什麼的就不用多說了，倒是姜瓖姜總兵得提一提。姜瓖出身將軍世家，到他這輩兒仍然是朝廷倚重的家族。他哥哥姜讓是榆林總兵，弟弟姜瑄為山西陽和副總兵，他自己則是大同總兵。雖然世受明皇室大恩，但是姜家卻對不起大明。 和平年代，當然看不出來。一旦發生戰爭，將軍的為人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李自成的大順軍勇武不假，但說實話大明臣子開門投降的也多，比如忻州守城官員沒丁點反抗就開門投降了。當然李自成也不可能一路毫不費力，揮師進京。對於他來講，最硬的骨頭無疑是周遇吉。 ADVERTISEMENT 周遇吉勇武善射，出身雖低微，作戰卻從不怕死。他被其他京營將領輕視，但仍然忠心一顆，表示征戰沙場，定不負朝廷俸祿。事實上他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 大順軍來勢洶洶，直撲而來，擔任山西兼關門、代州、三關總兵的周遇吉率軍民固守，就連他夫人劉氏組織的20名女兵，也都加入戰鬥。大順軍通過劉氏哥哥送招降書，但周遇吉不但沒降，連妻兄都給殺掉了。大順軍傷亡近萬，攻城的積屍一直堆起來，都有城牆那麼高了。後來代州保不住了，周遇吉就退守寧武。在寧武關，又是一場超級大戰。雖然寧武關經過多年加固，貌似無比強大。但是一來大順軍加大攻勢，二來寧武守軍只有4000，相差懸殊，要想取得勝利，沒有援軍可不行。為此，周遇吉派人冒死前往大同求救。而自己則留下來堅守，寧武大戰註定是一場生死大戰，過程慘不可言。周遇吉巷戰後被俘而死，而他的家人全部被燒死，寧武兵備副使王孕懋全家自殺。之後，大順軍屠城，這場大戰給李自民極大的打擊，就連進京後，李自成還心有餘悸，說「若使所至都像周遇吉那樣，殫忠盡力拚搏，我們哪能至此？」 ADVERTISEMENT 寧武被大順軍拿下，下一個目標就是大同。作為京師最後的守護，姜瓖責任重大。如果說他選擇不救寧武，可以說成是保存實力，那麼，他離間代王朱傳和巡撫衛景瑗那就是絕對的厚黑。朱衛二人是主戰派，面對大順軍的強勢來襲，二人主張備戰。但是姜瓖是主和派，早在姜讓降了大順，並派人來勸弟弟時，他就已經下定決心不打了。 為了鞏固自已的勢力，他走了幾步棋。第一步，他讓代王拿出庫存銀子犒賞士兵，拿公家的東西來做自己人情；第二，奪取大同防守權。衛景瑗是堅定的主戰派，又是陝西人，在敏感時刻，姜瓖對代王說他也是陝西人，他和李自成有來往，二人之間自然就不再是鐵板一塊。可巧的是衛大人又腳疼，出不了門，於是，掌握大權的姜瓖，控制了代王，投降了大順。 有了他的榜樣，宣府總兵王承胤也把降表送給了李自成，然後昌平、居庸關守將也依樣畫葫蘆，北京失去全部屏障。大順軍一路凱歌，順利登頂。沒辦法，逼得血性崇禎上吊殉國。不久，江河直轉，大明再無回天之日。 姜瓖當初選擇李自成，是期望著能獨當一面，可是也許是他和周遇吉對比的實在太明顯，連李自成都看他不起。自然，他雖保得一條老命，也當上了大同總兵，卻是毫無實權。他也只能委屈著。令他意外的是，幾個月後，大順也不行了。 李自成敗出北京，他找到了投靠新主子的機會，率親信撲向帥府將起義軍將領柯天相和張黑臉殺死。《清史稿》上記載：「故明大同總兵姜瓖斬賊首柯天相，獻大同來降」。 姜瓖降清後，仍舊委以總兵職務。可悲的是，他仍然是有職無權。權力都在清將吳惟華手中，並且上面還高坐著一個英親王濟阿格。 姜瓖是個投機分子，當初投靠大順，是看準了大順的前途，沒想到看走了眼，就依著清朝，他沒想到這些蠻夷也看不起他，甚至還想著搶女人。正如意大人馬丁諾說，大同女人是極美的，阿濟格和他的隨從隨意搶奪。其中還搶到了姜瓖部下了。親王搶平頭百姓的女子，那也就算了，犯不得得罪他。可是竟然搶到了連姜瓖頭上，姜總兵自然氣不過，親自上門要人，只可惜他太把自己當回事了，人家根本沒把他當人。於是，姜瓖帶兵上府要人，開啟了反清模式。只是很可惜，今時不同往昔，老天也不幫他。他終於被滅，也並沒有得到多少人的同情。如果他當年死在保衛大明的戰場上，估計還能混個名垂青史，這會兒反，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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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瓖反清運動
永藍山人
來自: 永藍山人 (心有多遠走多遠人生處處是風景) 2008-12-02 13:29:46
山西省的複明運動是以大同總兵姜瓖反清揭開序幕的。姜瓖，陝西延川縣人①，原是明朝掛鎮朔將軍印大同總兵官。1644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太原後，他主動派人聯絡，投降了大順政權。同年五月，傳來了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放棄北京的消息，姜瓖又發動叛亂，殺害大順軍守將張天琳，歸附了清朝。由於他在起兵叛亂奪得大同的時候並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圖，擁立了一個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棗強王后裔）“以續先帝之祀”，被清廷斥為“大不合理”②。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請求原諒自己“不學無術之罪”，並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選賢能”，讓自己“休息田間，從此有生之日皆歌詠太平之年矣”③。清攝政王多爾袞一面讓他繼續充當大同總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慮”，“倘仍前不悛，越分乾預，國有定法，毋自取戾”④。這年十月，他奉命抽調大同地區的精銳兵馬跟隨英親王阿濟格西征，在鎮壓陝北大順軍高一功等部時頗為賣力。沒想到次年（1645，順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學士剛林秉承攝政王多爾袞的意旨進行質訊，指責他順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歸順清廷，七月間卻用明朝崇禎年號發給文武官員劄符，又擁戴明朝宗室棗強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釋清兵入關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採取一些權宜之計，“原不敢有二心”。剛林又無中生有地斥責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慮”。最後，才宣布：“今大清恩寬，王上令旨許功罪相準，往事並不追究。著你仍鎮大同，洗心滌慮，竭力盡心，以報國家大恩。”姜瓖自以為不費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區拱手獻給了清廷，接著又在陝西榆林擊敗大順軍，不僅功高無賞，反而備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氣，但又不得不“叩頭謝恩”①。這以後的三年裡，清廷對陝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徵發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負擔。1647年（順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員三品以上，在外官員總督、巡撫、總兵”各“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以習滿洲禮儀，察試才能，授以任使”。這顯然具有人質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傳旨後不敢怠慢，把長子薑之升送往北京②。
1648年（順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爾喀部二楚虎爾犯邊。清攝政王多爾袞召集諸王、大臣會議，決定派英親王阿濟格、端重親王博洛、承澤郡王碩塞、多羅郡王瓦克達等領兵戍守大同，加強這一地區的防務。姜瓖對清朝統治者崇滿歧漢政策早已心懷不滿，這時又正是在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反清之後，清廷對手握軍權的漢族將領猜忌甚深，他判斷滿洲大軍雲集大同將對自己不利。大同地區的清朝官員又奉命徵集糧草，急如星火，百姓怨聲載道。於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總督耿焞等人出城驗草的機會，突然關閉城門，下令“易冠服”，自稱大將軍，公開揭起了反清的旗幟①。耿焞逃往陽和，家屬被姜瓖處死。阿濟格聞訊，連夜進兵，於初四日到達大同城下②。姜瓖反清以後，“飛檄安官，朔（州）、渾（源）一帶俱受偽札”③。阿濟格在十二月間的報告中說：“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④大同舉義後，山西各地的漢族官紳紛紛響應。
晉西北，“明廢弁萬練乘變襲踞偏關，瓖即以練為偽偏關道。寧武、岢嵐、保德相繼失守。劉遷者，亦明廢弁也，糾亡命，受偽左大將軍職，略雁門關及代州、繁峙、五台等邑，太原告警”⑤。關於劉遷的情況，順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撫祝世昌塘報中說：“本院口慮雁門系大同孔道，預遣撫標右營游擊高國盛同蒙古艾大人駐防代州。突有明季副將劉遷詐稱起用偽總兵，偽牌偽言，日每招聚烏口（合），……。初十日，逆賊劉遷果率領馬步賊約有萬餘將代州圍困十一日，竟入關廂。”高、艾見“賊眾兵寡”， “密差役前往大同英王爺駕前清兵”。①晉中，《定襄縣志》記載：“五台 ​​、忻州、盂縣皆授姜瓖偽劄，轉相煽惑，醜類尚累數万，旗幟隊伍蟻聚蜂屯。寧武已附姜瓖。兵備道藺與太原參將李好賢住劄忻州、定襄，每偵賊警則引兵救援。至九月，宣府總兵李剛奉旨剿擒高鼎，鼎負隅，每夜出，恣其劫掠。後聽撫，賊眾漸散，鼎复據曹家寨，……倏招倏叛。”②《靜樂縣志》也說：“時三晉草寇轉相煽惑，驅逐長令，賣降恐後。……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樂平、太原、崞縣、盂縣而己。”③晉東南，“汾、潞、澤、遼等郡邑小丑乘時蜂起，偽帥胡國鼎嘯聚潞安，禍連沁屬”④。“偽將”陳杜、張斗光等領兵攻克澤州（今晉城）。⑤平順有姜瓖所“遣賊將牛光天破城劫庫，男婦擄掠甚多。至十月，原任賴知縣請兵恢復，賊始滅”。⑥晉西南蒲州到黃河西岸屬陝西的韓城一帶有虞胤、韓昭宣、李企晟等聞風響應，他們“私立偽韓王，行偽永曆事”⑦。清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向朝廷奏報：“偽六省軍門虞胤、偽總督韓昭宣、偽總兵封汝宦等克陷蒲州及蒲屬臨晉等縣，偽立永曆年號，詐稱二十八萬。”①在很短的時間裡，山西全省除了省會太原和少數城池外，差不多都被義師佔領。而山西的反清復明運動又迅速波及陝西等西北地區（見下節）。從地理位置來看，山西緊靠畿輔，形勢的風雲突變對滿洲貴族的統治中心威脅極大。不過，山西距離永曆朝廷控制的地區相當遠，其間又被清統治區隔斷，雙方的聯絡自然比較困難。許多南明史籍都不講以薑瓖為代表的晉、陝等地的反清復明運動，或者只是在講時代背景時一帶而過，他們心目中的“南明史”是地道的南方擁明勢力的歷史。然而縱觀全局，清初的複明運動並不能局限於南方，姜瓖等人領導的反清決不是一般的兵變或叛亂，而是北方復明勢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規模較量。姜瓖起事後立即“易冠服”，各地聞風響應的軍民都以割辮為標誌②，軍隊“以明旗號”相號召③，發布文告遵用永曆正朔①。這些都說明姜瓖等人領導的晉、陝反清運動是以恢復明朝為宗旨的。他們同永曆朝廷也有聯絡，沈佳《存信編》卷二記載，“清大同總兵姜瓖以大同來歸”。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八月，永曆朝廷“遣太監馬鳴圖齎敕聯絡山西總兵姜瓖。鳴圖漆身吞炭而行”，攜帶“以黃絹五寸方用御寶為敕書，外用黃蠟封固為藥丸”②。1653年（順治十年）清廷緝獲“叛黨”呂肖渠的罪狀就是“先投山西姜逆營內搶擄，帶有永曆偽劄前往河南”散發③。這些零星材料（當時在山西各地張貼和頒發的用明永曆紀年的文告和劄符數量必定極為龐大，失敗後盪滅無存罷了）證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一般的兵變，而是以擁護南明永曆朝廷為宗旨遍及全國的複明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史稿》說，“其無所附麗而以叛聞者為姜瓖”④，姜瓖起事以後，清廷最初企圖採取招撫政策加以解決。多爾袞當時已經自稱為皇父攝政王，想以最高統治者的身分勸說姜瓖回心轉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釋阿濟格等領兵往大同是“因有事北方蒙古，……與爾等全無干涉”，故意把薑瓖起兵反清說成只是誤解了清廷意圖，給以下台的機會，接著宣布若能悔罪歸誠，仍將“照舊恩養”① 。然而，姜瓖反清的導火線固然同阿濟格重兵迫境有關，根本原因在於滿漢民族矛盾。舉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後再圖歸順好比覆水難收，前途更不堪設想，因此他對多爾袞的安撫置之不理。多爾袞見解釋無效，決心武力解決。1649年（順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謹郡王尼堪等統兵入山西。二月間，多爾袞親自帶領軍隊往徵大同。在攻克渾源州、招降應州和山陰縣後，突然接到北京傳來消息，他的同母弟輔政德豫親王多鐸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多爾袞無心戀戰了，三月間在趕回北京的途中，他來到大同城下，希望憑藉自己的最高權威勸說姜瓖投降。在諭旨中說：“向使他人至此，爾或顧畏不從；予茲躬臨，可歡然來順。如來歸順，庶闔城獲蘇。予方欲天下之人戴吾恩德，爾姜瓖諸罪悉與赦免。諭到可即出降，自恩養如故。勿更懷疑慮，以貽害闔城官民也。予來爾不歸順，則再無生路矣。予言一出，脫有反覆，天下之人誰復信之？”②姜瓖在回信中先列舉了自己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髮罪過”，然而不僅“未蒙升賞”，跟隨他降清的百姓“亦阽危已極。且選出各官又肆行陵虐，民蓋難堪。頃者，英王師至，催辦糧草，紳士軍民苦不可當。動輒欲行殺戮，臣與大同一方百姓委屬無辜，誰肯坐而守死？”接著，他針對多爾袞的諭旨表示，“況闔城之人矢志誓死，王縱開誠肆赦，誰敢遽信？是惟更降一諭，明指以全活之方。若不開恩，臣惟率眾以俟，無他想望矣”①。姜瓖要求多爾袞“指以全活之方”含意是什麼，史無明文，按當時情況推測是讓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區的軍民有實際的安全感。而且，當時晉、陝反清義師風起雲湧，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種緩兵之計。自從山海關戰役以來，執掌清廷最高權力的攝政王多爾袞沒有親自統兵出征過。究其原因，一是進入北京之後，百務叢集，他難以分身；二是滿洲貴族內部權力之爭一直在進行；三是他的健康狀況不佳②。這次親征大同實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連鎖反應，且不說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後不僅山西各地紛紛響應，陝西、甘肅等地反清運動勢若潮湧，連畿輔和山東也竟然“山賊蜂起”③。滿洲貴族遇到了入關以來最大的挑戰。到1659年（順治六年）四、五月間，山西的局勢已經十分嚴重。阿濟格等率領的軍隊圍困著大同，並且挫敗了來自長城外助馬路（今助馬口）、得勝路（今得勝堡）來援和姜瓖派出接應的軍隊，切斷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聯繫，儘管調來了紅衣大砲，大同的防守依然堅固得很。阿濟格、尼堪等部頓兵堅城之下，毫無進展。山西其他地區的反清運動卻好比烈火燎原，迅速 ​​席捲全省各地。清政府能夠控制的只是省會太原、晉南平陽（今臨汾）幾座孤城①，其他府、州、縣差不多全被反清復明武裝佔領。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應桂揭帖中說：“先是，石樓、永和、交城相繼告陷。……乃各州縣報賊者日常數四，此煽彼惑，已遍滿三晉矣。 ”四月初一日“又接撫臣祝世昌會揭，逆賊劉遷聚眾謀攻代州；又云寧武賊眾攻圍忻州等情”。陝西義軍也利用木筏、牛皮渾脫等物渡河入晉， “該職看得，三晉自三邊以至省城、汾（州）、平（陽）一帶，遍地皆賊，偽牌偽示，絡繹不絕。民如鳥獸散，勢若土崩瓦解，無論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②。就在這個月裡，義軍佔領汾州府城，清山西巡撫祝世昌報告：“四月十三日，賊眾至汾州府，……賊眾兵寡，退而守城，則城關大開，合城喊起，鄭名標率軍民割辮。”清分守冀南道許養高領著永寧知州、平遙、介休二縣知縣、汾州營參將等人倉皇逃往平陽③。《五台縣志》記：“順治五年冬，姜襄（瓖）踞大同，送偽劄於台人，率眾攻城。時有劉永忠等至忻州，擁眾至台，不啻十餘萬。 ”①晉東南的長治地區也全部易幟，“潞安之變，蓋因姜逆首禍，叛黨四起，一府八縣，相繼淪陷”②，省會太原岌岌可危。巡撫祝世昌向朝廷求援道：“值今偽督撫姜建勳、偽劉總兵、偽司道等賊眾，秦晉合夥，失陷汾州府，擁聚十數万，截斷省南平陽、潞安兩府大路，分賊安官，附近各州縣破竹瓦解，勢已決裂，此省南之賊景如此。又省之東北五台、繁峙，劉遷、張五桂等勾連寧武眾賊盤踞忻口，攻圍崞縣，北路堵塞，音信已絕。今晉之西北寧武、偏關、河曲、興、嵐等州縣至汾州府屬延袤千里，悉為賊據。今省城孤懸一土，勢切危急。……懇乞皇父攝政王俯念三晉百萬田賦之區，生靈湯火之日，危亡目下，速賜急發大兵，或敕英王、敬謹王兵馬星馳前來撲剿逆賊，尚可恢復殘疆。稍若遲延，全晉俱隳矣。”③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復明義軍在佔領晉西北、晉南大片地區④後，會同晉中、晉東南的反清力量迅速接管各地政權。四月二十六日，佔領祁縣，二十八日接管武鄉，同日“沁州偽官請本州鄉紳士庶皆服明季衣冠，同詣關聖廟共議戰守。每垛口守夫三名，十垛口生員一名。又稱賊頭賞軍，每丁五錢，用銀五萬，未曾賞遍（可見參與沁州起義的當在十萬人以上）。其中賊丁搶掠者梟首一十三名，當時嚴肅。凡有投營，即賜偽職”。二十九日，佔領榆社縣。五月初一日，義軍進入清源縣，清太原駐防滿軍曾一度來援，見“賊勢浩大”，被迫帶著知縣攜印退回省城。初二日，義軍佔領徐溝。初五日，“西路賊大營由清源縣擁眾北來，至太原縣境晉祠，離省城四十餘里；又據報東路賊由徐溝犯省”①。當時，清政府駐守太原的兵力相當有限，“太原土陲兵無幾，保會城不敢為進取計”②。一旦省會失守，不僅政治影響極大，清廷在山西設置的政權幾乎全部瓦解。何況，山西的抗清運動很快波及鄰省，如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山西義軍魏世駿等派出一支軍隊進入河南，接管了武安、林縣、涉縣，任命了知縣、守備等文武官員③。多爾袞深知局勢的險惡，他不敢撤出包圍大同的兵力來鎮壓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瓖同其他各部匯成一片，只好從京師抽調一切可用的滿、蒙、漢軍投入山西戰場。除了 ​​英親王阿濟格、敬謹親王尼堪領軍圍困大同外，被調往山西作戰的還有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多羅郡王瓦克達。至於康熙初年專政的鰲拜不過是隨軍偏裨而已。此外，陝西方面還有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等人領軍配合作戰。列出上述清將名單，不難發現多爾袞決心孤注一擲，精兵猛將幾乎全部派往山西。熟悉清初歷史的人都知道，入關以來的領軍統帥豫親王多鐸在順治六年三月病死，肅親王豪格已經罪廢幽禁，鄭親王濟爾哈朗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渾統兵往徵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其他能帶兵的親王、郡王幾乎全部帶領八旗子弟雲集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阿濟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經是獨檔一面的統帥，而在山西戰場上扮演的只是前線指揮官。留守北京的卻是剛從江西凱旋回來的譚泰、何洛會兩名固山額真。六年八月，多爾袞感到京師地區兵力過於單薄，下令端重親王博洛“酌撤閒駐兵還京”。博洛報告：“太原、平陽、汾州三府屬州縣雖漸收復，然未復者尚多，恐撤兵後，賊乘虛襲據，應仍留守禦。”①多爾袞勉強同意了。
歷來治史者談及南明，大抵著眼於南方，對姜瓖、王永強等人的反清復明運動注意不夠。這反映了他們不大了解當時全國的形勢，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響過深。永曆朝廷雖然在口頭上以復明自任，但情報不明，從來沒有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計劃。在南明方面的史籍裡除了看到幾條姜瓖的記載以外，對山、陝各地風起雲湧的大範圍、大規模反清運動顯得非常隔膜，對清廷的精兵猛將全部調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單薄的窘境更是一無所知。永曆朝廷在全國反清復明運動處於高潮的時候，只知道江西、湖廣戰局逆轉，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何騰蛟遇難，陷於張皇失措之中。永曆君臣完全不了解譚泰、何洛會在穩定江西局勢後不敢深入廣東而撤兵北返，濟爾哈朗、勒克德渾出兵湖南原定目標是追剿李錦等為首的忠貞營，由於明督師閣部何騰蛟為爭功而瞎指揮，糊里糊塗地被清軍擒殺，濟爾哈朗等趁勢暫時穩定了湖南局勢，顧不上原定目標就匆忙回京①的原因。兩路清軍的北撤很明顯是清廷為了加強京畿根本之地，永曆朝廷沉浸於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慶幸清軍未乘勝直下廣東、廣西，不知道這時正是清廷最吃緊的時刻。在將近一年時間裡，朱由榔、瞿式耜、杜永和、陳邦傅等人又昏天黑地地過起太平生活，局促於兩廣之地勾心鬥角。“時舉朝醉夢，有假為吳三桂反正疏及南京反正書者，謂四方好音日至”②。直到清廷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軍南下，才如夢初醒，亂作一團。南明君臣的閉目塞聽、得過且過，由此可見一斑。憑藉這種朝廷要實現抗清復明的大任，無異癡人說夢。姜瓖、劉遷、王永強、虞胤等人的抗清鬥爭一方面證明清朝在北方的統治遠未穩固，另一方面又證明滿洲八旗兵的作戰能力相當有限。從江西、廣東反正後永曆朝廷及時封爵拜官，而山西、陝西的各支義軍首領大抵是遙奉明廷，自稱大將軍、大學士、巡撫、總兵，永曆朝廷似乎只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後來孫可望、李定國、魯監國、鄭成功等經常派密使深入清統治區聯絡各地潛伏的義士，相形之下永曆朝廷的目光短淺實在令人驚異。
永曆朝廷既是這樣無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膽地集中兵力鎮壓晉、陝義軍。姜瓖反清後，清廷歸罪於宣大總督耿焞未能事先防範，把他革職①，由佟養量接任。佟養量帶領所部山東兵進攻代州一帶的劉遷部，先後在平刑（平型關）、雁門擊敗劉軍，劉遷率領部眾退入五台山區扼險據守。清軍憑藉優勢兵力在降將引路下翻山越嶺逐寨進攻，把劉遷部壓縮到一個狹小的山區②。最後在黃香寨激戰，劉遷父子陣亡③。代州地區復明武裝的覆敗，解除了圍困大同清軍的背面威脅，初步使山西戰局變得對清方有利。
到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清軍雖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縣，形勢有所好轉，多爾袞耽心在山西被牽制的兵力太多，曠日持久必將影響全國，於是他決定再次親征大同。離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門滿、漢官員作了一番解釋，說：“予之行也，非以諸王大臣不勝其任，但恐行師之際擾及良民，故為親行。” ①這種不成理由的說法只是為了掩蓋他內心的焦慮。多爾袞的第二次親征歷時一個多月，八月間回京時他本人並沒有取得什麼戰果。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銳兵力投入山西戰場，當地的複明勢力終於招架不住了。大同城裡的糧食消耗已盡，“兵民飢餓，死亡殆盡，餘兵無幾”②。在外援無望的情況下，姜瓖部下的總兵楊振威變節，暗中派人出城向圍城清軍接洽投降。八月二十八日，楊振威帶領六百餘名官兵叛變，殺害姜瓖與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級出城投降③。次日，清軍入城。多爾袞得到報告後，下令除楊振威的官兵家屬外，大同城內的“官吏兵民盡行誅之”。由於圍攻八月之久始終攻不下這座堅城，多爾袞傳諭把城牆高度拆除五尺，藉以洩憤。在這前後，征西大將軍和碩親王滿達海軍攻克朔州、馬邑等處，明寧武總兵劉偉等投降。定西大將軍端重親王博洛軍攻克孝義、平遙、遼州、榆社等處。陝西總督孟喬芳和戶部侍郎額色帶領滿漢兵渡過黃河攻克蒲州、臨晉、河津、解州、猗氏等處，義軍首領白璋在榮河陣亡①。九月二十二日，陝西清軍攻克運城 ​​，明義軍元帥韓昭宣陣亡，戰死官兵一萬餘人，“屍滿街衢”；另一位首領虞胤乘亂逃出②。同月，博洛、滿達海二親王會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間，用紅衣大砲猛轟北關，第二天從城牆坍塌處衝入城內，義軍所設巡撫姜建勳、布政使劉炳然突圍出城後被清軍擒殺。由於清軍攻破汾州後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嵐縣、永寧州（今離石縣）紳士惟恐同歸於盡，把義軍委派的知縣、知州綁赴軍前，開城投降③。十月初四日，滿達海軍用紅衣大砲攻破太谷縣；初十日占領沁州，接著又攻克潞安（今長治市）④。十一月，博洛率領鎮國公韓岱、固山額真石廷柱、左夢庚等部在澤州（今晉城）擊敗反清義師，義軍部院陳杜、監軍道何守忠、守將張斗光等被擒殺①。這時，山西大勢已定，多爾袞才決定諸王統軍回京，只留下多羅郡王瓦克達繼續清剿山西未平各地②。十二月，陝西清軍吳三桂、李國翰部擊敗榆林義軍，殺劉登樓、任一貴、謝汝德等首領人物。吳三桂平定該地後，分兵渡河進攻山西偏關，義軍總兵賀國柱見大勢已去，為清軍充當內應，義軍總督萬鏈自焚而死③。山西曲沃人李建泰曾任明崇禎朝和清順治初年的大學士，平陸人原明朝寧夏巡撫李虞夔都積極參加了反清運動。李建泰在晉陝復明鬥爭中，大約和姜曰廣在江西金聲桓、王得仁起事中扮演的角色基本相同。有的史籍說“姜瓖起兵，又召為相”④，詳細情況已經難以查考。只知道他不僅在家鄉曲沃一帶組織抗清，還曾經親筆寫信策動翼城等縣鄉紳共襄義舉⑤。後來，在太平縣扼守二十多天，無援出降，被清廷處死。李虞夔在山西反清運動失敗後逃到河南永寧縣龍溝山林內潛藏，1651 （順治七年）六月被清政府緝獲遇害①。晉、陝反清復明運動最大的特色是當地百姓廣泛參與，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軍民幾乎都自願地奮起反抗，這正是清廷難於對付的主要原因。
山西、陝西等地的大規模反清復明運動堅持了一年之久，終於被佔壓倒優勢的清軍撲滅。儘管由於所見史料的限制，很難把這場轟轟烈烈的抗清鬥爭的全貌和組織情況敘述清楚，但已經可以從中看出北方漢族百姓為反對滿洲貴族的暴虐統治而展開的殊死鬥爭是何等驚心動魄，絲毫不遜於南方②。清軍在鎮壓山西反清復明運動中不分青紅皂白，濫殺無辜老弱，表現的野蠻殘酷令人髮指。清代官書雖然盡力遮蓋真相，從一些檔案和地方志裡仍然可以窺見一頁頁血跡斑斑的歷史場面。大同城破以後根據多爾袞的命令實行屠城，執行得相當徹底。大同和大同左衛兩座城裡的監獄關有重犯五名，由於“城破盡屠，無憑究擬”，人都殺光了，無法找到原告和證人，新任地方官只好題請銷結案件③。順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總督佟養量揭帖中報告：“大同、朔州、渾源三城，已經王師屠戮，人民不存。”隨之而來的是大片耕地荒蕪，“如渾源州原額地（指明代冊額）七千九百九十五頃四十九畝零，除先任宣大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之後，屠戮复荒無主地四千八百餘頃，見今成熟地八百三十二頃三十六畝。朔州原額地三千二百六十五頃八十八畝零，除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後，人民屠戮复荒無主地一千六百八十一頃，見今成熟地三百八十九頃七十二畝。大同共額地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一頃七十六畝八分零，除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後，人民屠戮复荒無主地七千一十八頃零，見今成熟地二千四十五頃四十六畝六分零”。“實核三州縣戶口之死亡者一萬八千八百＊＊丁，而見存者五千四百七十九丁，所遺荒田一萬三千五百頃餘，該糧二萬七千八百三十餘兩”①。《朔州志》記：“城破，悉遭屠戮。”②《五台縣志》記：“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蕪，迄今三十餘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盡墾也。”③
封建史家常常把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描繪成殺人不眨眼的賊匪，而對清朝“大兵”備加歌頌，說成是“出民於水火”的“仁者之師”。這完全顛倒了兩者對普通百姓的態度。康熙《靜樂縣志》記：“甲申（1644）逆闖設偽官第五浪，民無大害。受害惟己丑（1649）為甚。”④乾隆《汾州府志》收錄了胡庭作《李節婦傳》，摘錄如下：
節婦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過於嚴父。甲申（1644），賊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賊可五六十輩，紛紛托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為首領者招之曰：“我夫遠出，諒不肯相免，幸禁士卒，夜靜暗中來，勿使張揚，去與我留少顏面。”首領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與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領入，遽亂聲鑼。巡捕者逮詣自成，斬以殉。李不肯退，曰：“為一婦人，誅一將，部曲誰肯甘心？雖畏法，臨啟行時，何難戕害？”自成發令箭，驅眾賊出，封其門。己丑（1649，順治六年），城屠，被虜，至濠次，撲馬下，擊石碎首死。①
這個發生在汾陽的故事真切具體地證明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紀律極為嚴明，而博洛、滿達海兩個清朝親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殺一空，女子、財物成了滿洲貴族軍隊的戰利品。二者相較，何啻天淵。儘管作者把明清之際汾陽發生的變故記載下來是為了表彰“節婦”，還是要感謝他無意之間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給那些為多爾袞之流評功擺好的卑瑣文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山西大規模的反清運動被清軍鎮壓下去之後，剩下的複明勢力仍然利用險峻山區堅持鬥爭。如從運城地區突圍出來的虞胤率領殘部進入華山，自稱陝西總統。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虞胤親赴貴州安龍朝見永曆帝，同年十月接受指令後由陝西秘密返回山西陽城、沁源山中聯絡各地抗清武裝②。姜瓖的部將牛光天進入太行山區，自稱山西總統①。高鼎等人則盤據於五台山。直到1655年（順治十二年、永曆九年），他們不僅互相串連，“聯絡各處賊頭”，還派使者前往湖廣均州郝永忠營中領取永曆朝廷印劄，“商議聯絡內外兵馬”，並且由郝營派人引導赴雲貴同永曆政權直接聯繫②。次年（1656，永曆十年）五月初一日，朝廷封虞胤為萊國公，仍以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軍務的官銜深入敵後組織抗清鬥爭③。1658年（順治十五年）五月，牛光天在直隸長垣（今屬河南省）被保定巡撫派兵擒獲④，這已經是姜瓖反正差不多十年之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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