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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六韜/陣法/魚麗陣法/九曲黃河陣/鳥雲陣《六韜·鳥雲澤兵篇》有鳥雲之陳，雲『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Pbhd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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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韜》是中國古代的一部著名兵書。
題解
《六韜》又稱《姜太公六韜》或《太公兵法》。舊題周朝的姜尚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託，作者已不可考，現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問答形式呈現，以周武王設問、姜太公答之，來探討各種古代軍政議題。
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英語、法語等多種文字。
《六韜》一直被懷疑為偽書，特別是清代，更被確定為偽書。然而，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敦煌遺書殘本、《群書治要》摘要本、《四庫全書》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內容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韜》通過周武王與姜太公呂望對話的形式，論述治國、治軍和指導戰爭的理論、原則，對後代的軍事思想影響很大，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共分六卷。
文韜：論治國用人的韜略
武韜：講用兵的韜略
龍韜：論軍事組織
虎韜：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布陣
豹韜：論戰術
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
評價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
《六韜》據傳在7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此外，在日本由於源義經盜得《六韜》因而作戰得以出奇制勝的傳說，使得《六韜》中的《虎韜》（日本作：「虎之卷」），在日本成為「成功之路必讀之書」的同義詞。
版本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
敦煌遺書殘本。
《群書治要》摘要本。
《四庫全書》本。
《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
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
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體例
今本《六韜》共分六卷。
文韜——論治國用人的韜略
武韜——講用兵的韜略
龍韜——論軍事組織
虎韜——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布陣
豹韜——論戰術
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
犬韜·戰步
作者：姜子牙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車、騎戰奈何？”
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
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眾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為之奈何？”
太公曰：“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為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 。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
武王曰：“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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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軍事理論的集大成之作——《六韜》
Posted on 2016-10-26 in 歷史
在距今九百三十多年的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六韜》從汗牛充棟的歷代兵書中脫穎而出，與《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尉繚子》、《三略》、《李衛公問對》一起被確定為武學經書，從此正式躋身古代兵書的第一方陣，成為兵學著作中最耀眼的七顆明星之一。它們彼此交相輝映，共同彰顯著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所達到的理論高度。僅就篇幅而言，與其他六部兵家經典相比，《六韜》的字數最多，今本近兩萬字，共分《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六卷，共計六十篇，規模龐大，論述精闢，思想豐富，被譽為先秦軍事理論的集大成之作，美國學者凱德·史密斯在《如何讀〈六韜〉》一文中，則認為它「像一本軍事百科全書」。
那麼，這部傑出的「軍事百科全書」是何人何時創作的？這是學習與研究《六韜》必須了解的問題。歷代學人對此眾口不一，歧見迭出，概括而言竟至少有以下八種之多的說法。
其一，認為是殷商之際的軍事家呂望所作。《隋書·經籍志》是《六韜》一書目前所見的最早著錄者，稱有《太公六韜》五卷，為「周文王師姜望撰」。呂望，姜姓，名望，字子牙；又有呂尚、太公之稱。若認定姜望是《六韜》一書的作者，則該書的成書年代是商末周初。
其二，認為是由春秋時期齊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的官員整理成書。陳青榮在《重新認識〈六韜〉的資料價值》一文中說：「《六韜》一書是齊桓公復修太公之法時，齊官府據周室舊檔案整理成書的。」
其三，認為是戰國中期的作品。劉宏章在《〈六韜〉初探》一文中說：「《六韜》成書應在戰國，其下限在戰國中期。」
其四，認為是戰國中後期的作品。徐勇在《先秦兵書通解》一書中說：「《六韜》是基本成型於戰國中後期的兵家著作。」
其五，認為是戰國後期的作品。當代學者多持此論，代表者如孔德騏在《六韜淺說》一書中說：「《六韜》成書於戰國後期。」吳如嵩在《〈六韜淺說〉序》中斷定：「《六韜》是一部託名姜太公撰，實為戰國末期無名氏的作品。」
其六，認為是秦代一位在野人士的作品。張烈在《〈六韜〉的成書及其內容》一文中說：「《六韜》一書當是秦始皇統治時期一位在野之士所撰寫的一部反暴政的作品。」
其七，認為是楚漢之際好事者的作品。宋人羅泌的《路史·發揮·論太公》說：「要之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撰。」清人崔述在《豐鎬考信錄》中也說：「必秦漢間人所偽撰。」
其八，認為是魏晉以後談兵人士的作品。明人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說：「考《漢志》有《六弢》,初不雲出太公，蓋其書亡於東漢之末，魏晉下談兵之士，掇拾剩餘為此，即《隋志·六韜》也。」
以上八種說法中的第一、二、八種，可被確定是不成立的。首先，《六韜》用了很多篇幅論述了騎兵的選拔標準、作戰特點及其與步兵、車兵的協同配合，這是騎兵大規模用於戰爭之後產生的理論成果的反映。趙武靈王在公元前307年的「胡服騎射」，拉開了戰國時期各國組建騎兵部隊的帷幕，據此可以推定《六韜》成書的上限不應早於公元前307年。其次，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武帝初年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竹簡，其中有與今本《六韜》前三卷《文韜》、《武韜》、《龍韜》的部分篇章相合的。1973年在河北定縣八角廊的西漢中山懷王劉修（死於西漢宣帝五鳳三年，前55年）的墓中，也出土了與今本《六韜》的篇題與文字相合的竹簡。銀雀山《六韜》竹簡不避西漢帝王諱，如漢高祖的「邦」字、漢文帝的「恆」字；同樣，定縣《六韜》竹簡也不避帝王諱，如漢文帝的「恆」字。這兩次出土的文獻，尤其是銀雀山漢簡，有力證明了《六韜》成書的下限不應晚於漢高祖劉邦一統天下之前的楚漢相爭時期（前206—前202年）。所以《六韜》的成書時間應在公元前307年到公元前202年之間，而上述關於《六韜》成書年代的第一、二、八種說法因在這一時間範圍之外而不攻自破。
在第三、四、五、六、七種說法中，筆者認為更合理的應是孔德騏、吳如嵩等主張的第五種，即《六韜》成書於戰國末期；至於作者的姓名、身份等，則已很難確考。認定此說的主要理由在於《六韜》一書整合了先秦時期不同學派的學說，其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美譽的確不虛。舉凡兵、儒、道、法、墨、陰陽等先秦學派的政治理念與兵學思想，均在《六韜》一書當中有所體現，反映了戰國後期天下學術趨於綜合的時代特徵。此外，它與成書於戰國後期的《尉繚子》、《孫臏兵法》、《呂氏春秋》、《莊子》、《荀子》等書，在思想內容、語言表達等方面也有不少相似相合之處，這說明《六韜》與這些著作產生的歷史年代是十分接近的。
當然，《六韜》一書絕非屬於平庸的「雜家」，不是由各家思想簡單拼湊而成的，而是借鑑中有發揮，整合中有創造，顯示了作者卓越不凡的政治眼光與軍事素養。
軍事是流血的政治，是政治鬥爭的延續，不能將軍事與政治割裂開來，而應充分地站在政治的高度觀照軍事，這一觀念在《六韜》當中表現得格外充分。大致說來，《六韜》全書的思想內容可以分為政治學與軍事學兩大部分，其中第一卷《文韜》與第二卷《武韜》的主要篇幅，探討的是君王治國之道，後四卷探討的是打仗用兵之術。
《六韜》採用的是對話體的撰述方式，全書基本上是由一段一段的對話連綴而成的。對話者僅三人——姜太公與周文王、周武王。在《六韜》作者的筆下，周文王、周武王雖貴為君王，但在姜太公面前卻十分謙遜，的確像是勤學好問的學生；而姜太公則有問必答，釋疑解惑，見識卓絕，不愧其「師尚父」的身份。出現在《六韜》前兩卷的姜太公，非常重視君主的行為規範建設，認為「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文韜·盈虛第二》），不厭其詳地從各種角度探討為君之道，使得為君之道構成了《六韜》政治學的核心內容。作者兼收並蓄了儒家的仁民愛物、墨家的尚賢節用、道家的清靜無為、法家的賞罰嚴明等，同時又多有發展與創造。其中最大的亮點就是發展了「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慎子·威德》）的思想，反覆倡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文韜·文師第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武韜·順啟第十六》）的理念，並立足於此大力構建其利民主張。
類似的表述，亦見於《呂氏春秋·貴公》與《逸周書·殷祝解》。《呂氏春秋·貴公》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逸周書·殷祝解》作：「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仔細辨析兩者的語境與意蘊，可知《呂氏春秋·貴公》強調的是：身為「萬民之主」的君王不應將天下視為某一個人的天下，不應只偏私一人而罔顧他人。君王應效仿天地自然的公正無私，普施恩澤，關愛天下每一個臣民。再看《逸周書·殷祝解》，它著力傳達的是君位無常的思想，以此顯示推翻夏桀統治的商湯政權的「合法性」；認為天子之位只應屬於品行高尚的「有道者」，只有這樣的人才配擁有天下，治理天下。
與《呂氏春秋·貴公》、《逸周書·殷祝解》有所不同的是，《六韜》既無意營建與天道相通的「貴公」境界，也無意論證既得政權的「合法性」，而是站在維護君權的角度，放眼爭名逐利、計較得失的凡俗人世，盤算著怎樣才能幫助君主守住得之不易的王位。作者洞察人性的幽暗，認定「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文韜·文師第一》），「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武韜·發啟第十三》），因此君王不能獨享天下之利，而應與天下人共同分享好處。在《六韜》作者看來，能夠給天下臣民分利，關乎政權的安穩、天下的得失，所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文韜·文師第一》），「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武韜·發啟第十三》）。只有以「利而無害」的方式「愛民」，才能「主尊人安」（《文韜·國務第三》）；國君要懂得創造財富的重要，並肯把財富分給宗親，因為「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文韜·守土第七》）。不同於孟子「何必曰利」的理論姿態，《六韜》作者高度重視「利」，甚至聲稱：「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韜·文師第一》）這裡的「道」，雖然沒有道家「道論」的宇宙哲學的深邃，也沒有儒家「道論」的政治倫理的高標，卻能貼近現實民生，深切地體恤天下百姓的貧苦，認為君主應使人人獲利，只有這樣才能贏得民心，坐穩王位，否則就會丟掉江山，失去天下。歷史證明此論並非危言聳聽，秦王朝不正因為實踐了李斯只滿足君欲的所謂「獨擅天下之利」（《史記·李斯列傳》）的主張，竭澤而漁，剝削過度，最終導致民怨沸騰，快速滅亡了嗎？《六韜》的利民主張，提醒歷代君主關心民生，惠利百姓，如若不然，災難與悲劇就會接踵而至。它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並深化了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有利於天下蒼生的生計改善與利益維護。
作為兵學經典，《六韜》在軍事領域的建樹更為可觀，多方發展了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先秦兵學的理論成果，探討的範圍十分廣泛，涉及戰略、戰術、選將、練兵、編制、武器、通訊等，論述細密，創見頗多，至少有以下四點精華特別值得介紹。
一是服務於「全勝」戰略的「文伐」主張。
《孫子兵法·謀攻篇》曰：「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六韜》作者積極響應了孫武的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思想，在《龍韜·軍勢第二十六》中指出：「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認為將領要清楚最高級的作戰是「無與戰」，不費一兵一卒就能取得勝利。在《龍韜·立將第二十一》中，則對「兵不接刃，而敵降服」的勝利景象充滿期盼。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武韜·發啟第十三》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全勝不鬥，大兵無創」，以精闢的語言揭示了無需戰鬥、沒有傷亡，是抵達「全勝」境界的兩個必要條件。
實現「全勝」既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也需要「伐謀」、「伐交」的有效手段。《六韜》有效改變了孫武對於「伐謀」、「伐交」論述寥寥的缺憾，在《武韜·文伐第十五》中提出了用非軍事手段打擊敵人的十二種「文伐」之法。針對敵方掌握政治、軍事大權的關鍵人物，如國君及其身邊的近臣、忠臣、亂臣等，該篇設計了十二種詭詐之術以收買、迷惑、離間敵人，從而達到「不戰」而削弱、瓦解敵人力量與意志的目的，極大拓展了《孫子兵法》以非軍事手段挫敗敵人的理論思路。
二是豐富多樣的作戰形式與深入細緻的戰術思想。
吳如嵩曾指出《六韜》在軍事學術上的一大貢獻，「就是它廣泛地論述了多種作戰形式的戰術問題，其篇幅之大，範圍之大，分析之細，在先秦的兵書中是絕無僅有的」（《〈六韜淺說〉序》）。針對不同戰場境遇所應採用的具體戰法，《六韜》作了十分詳細的探討。書中談到的地形，有森林、深草灌木、平原、山地、池沼、江河、險隘地、開闊地等；探討的戰法，有圍城、渡河、襲擾、偷襲、突圍、迂迴、追擊、伏擊、防火攻、防夜襲、防突襲，以及山地防禦戰法、江河防禦戰法、「猝遇敵人」的遭遇戰法、「陳（陣）皆堅固」的陣地戰法等。不同地形條件下的戰場情境以及戰勝敵人的具體戰術，《六韜》都作了較為具體的描述與恰切的分析，反映了《六韜》作者對戰國時期複雜多樣的戰爭形態的精深研究。《六韜》提煉出的一些作戰指導原則，如「必出之道，器械為寶，勇斗為首」（《虎韜·必出第三十四》）、「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虎韜·金鼓第三十八》）等，已成用兵者的座右銘。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六韜》一書還深入研究了三大兵種——車兵、步兵、騎兵的不同特性與作戰方法。《吳子》、《孫臏兵法》雖也有對三大兵種的戰術理論的探析，但其詳細程度是無法與《六韜》相比的。書中總結出了車兵的「十害」、「八勝」，騎兵的「十勝」、「九敗」，以及各自作戰性能的不同，即「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犬韜·均兵第五十五》），「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犬韜·戰車第五十八》）等。對於車兵、騎兵的選拔標準，《六韜·豹韜》中設有兩篇專文——《武車士第五十六》與《武騎士第五十七》，分別說明入選車兵、騎兵需具備的身體素質與專業技能，顯示了對這兩大兵種建設的高度重視。
三是思慮縝密的參謀總部人員編制理論。
《六韜》記錄了較為豐富的戰國軍事制度的內容。比如《犬韜·練士第五十三》記述了根據士兵的品質、性格、才藝、出身、經歷等挑選出十一種類型——冒刃之士、陷陳之士、勇銳之士、勇力之士、冠兵之士、死斗之士、敢死之士、勵鈍之士、必死之士、倖用之士、待命之士，並把特質相近的士卒編成一隊，共組建了十一種新型部隊。《犬韜·均兵第五十五》記錄了車兵與騎兵的編制——「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這些都是研究戰國軍制的重要資料。
此外，《龍韜·王翼第十八》對參謀總部組織架構與人員編制的記述，更是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視。這個參謀總部機構由72人組成，分工細緻，周密完備，分別負責作戰、宣傳、間諜、天文、通信、工程、醫務、軍需等，其人員構成是：腹心1人，謀士5人，天文3人，地利3人，兵法9人，通糧4人，奮威4人，伏鼓旗3人，股肱4人，通材3人，權士3人，耳目7人，爪牙5人，羽翼4人，游士8人，術士2人，方士2人，法算2人。這與西方十七世紀以後才出現的參謀部的功能與作用十分接近，表明在《六韜》成書時期我國軍隊建設與軍事學術的早熟狀況。
四是嚴格周詳的選拔與考核將帥的方法。
《六韜》非常重視將帥對於軍隊乃至國家命運的決定性作用，認為：「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龍韜·奇兵第二十七》）將帥的選用合適與否，直接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如何才能選拔出眾望所歸的「賢將」？《龍韜》中的《論將第十九》、《選將第二十》等篇對此作了深入探討，提出了一套嚴格周詳的選拔標準與考核方法。《論將第十九》提出「五材」，即選拔將帥的五條標準——「勇、智、仁、信、忠」。「五材」與孫子的「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孫子兵法·計篇》）略有不同，多了一條——「忠」，顯示了新的時代條件下君主與將帥關係的特點。君主對軍權要絕對掌握，對將帥要絕對控制，將帥對君主必須忠誠不貳。《選將第二十》一篇則告誡君主選拔將領時一定不能只看錶象，並列出了外在表現與內在品質不相符合的十五種情況，提醒君主不要被一個人外在的優秀品質與良好素質所迷惑。篇中還給出了「問之以言」、「窮之以辭」、「與之間謀」、「明白顯問」、「使之以財」、「試之以色」、「告之以難」、「醉之以酒」等八種深入考察將領的具體方法。上述選拔將帥的標準與方法，是先秦將帥論的重要收穫，為歷代治軍者所高度重視。
《六韜》既有「軍事百科全書」的稱謂，那麼筆者以上四方面的介紹，自然無法涵蓋此書豐富多彩的內容，但因篇幅所限，不再贅述。
《六韜》的版本情況較為複雜，現存三個系統的版本。一是今本，亦即《武經七書》系統各本，重要的有何去非校定《武經七書》本、朱服校刊《武經七書》本、施子美《六韜講義》、劉寅《六韜直解》、李清《重鐫六韜集注》、沈津《太公六韜類纂》、張居正《增訂六韜直解》、黃獻臣《武經開宗六韜》、朱墉《六韜匯解》、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宋刊《武經七書》本等二十多種。這一系統的《六韜》實際上是何去非對古本整理精減並重新調整後的改定本，後世刊本皆祖於此。二是引文系統本，它來源於宋代《武經七書》成書以前引用《六韜》文字的各種古書，如《北堂書鈔》、《群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該系統不如今本完整，但保留了不見於今本的內容。三是竹簡帛書系統本，它包括山東臨沂銀雀山和河北定縣所出土的《六韜》竹簡，以及敦煌藏經洞所出唐代寫本《六韜》殘卷。當代研究者一般採用今本為研究底本，而以引文系統本與竹簡帛書系統本為重要參考。
中華書局版的全本全注全譯《六韜》，是以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宋刊《武經七書》本為底本，以劉寅《六韜直解》、朱墉《六韜匯解》等的原文參校，參考銀雀山竹簡本、《群書治要》本的相關資料，同時還借鑑、參考了今人的一些校勘成果。為方便讀者閱讀與檢索，本書據施子美《六韜講義》為每篇加了序號；校勘成果除單獨列出者外，都以「又，……」的形式附於每條注釋最後。在註譯、整理的過程中，除了展示筆者對《六韜》的淺見之外，還較為重視吸納、採錄古往今來尤其是今人的研究成果。本書引用的書籍主要有：施子美的《施氏七書講義》（收錄於《中國兵書集成》第八冊，解放軍出版社、遼瀋出版社，1992年版）、朱墉的《武經七書匯解》（共兩冊，收錄於《中國兵書集成》第四十二、四十三兩冊，解放軍出版社、遼瀋出版社，1992年版）、劉寅的《武經七書直解》（嶽麓書社，1992年版）、《中國軍事史》編寫組撰寫的《武經七書註譯》（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孔德騏的《六韜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徐樹梓主編的《姜太公新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盛冬鈴的《六韜譯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鄔錫非的《新譯六韜讀本》（三民書局，1996年版）、張文儒的《中國兵學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吳如嵩等的《中國軍事通史·戰國軍事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徐勇主編的《先秦兵書通解》（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鈕先鐘的《戰略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中國軍事史》編寫組撰寫的《中國歷代軍事思想》（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黃朴民的《黃朴民解讀三略·六韜》（嶽麓書社，2011年版）、薛國安等的《六韜新說》（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版）等，在此筆者致以深深的敬意與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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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記》記載，殷帝紂王 33年（即公元前1027年），“牧野洋洋，……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期清明”，周武王以遵奉文王之命，“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為號召，在呂望等人輔佐下率領大軍“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與夏戰於牧野”。“（武王）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兵皆崩叛”。紂王倉皇逃回朝歌，見大勢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周軍佔領商都，商朝滅亡。這大概是我國史書裡有關車戰的最早的記載，史稱“ 牧野之戰 ”。此戰是中國古代車戰初期的著名戰例，它終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統治，確立了周王朝對中原地區的統治秩序，為西周奴隸制禮樂文明的全面興盛開闢了道路，對後世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其體現出的謀略和作戰藝術，對古代軍事思想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我們的祖先早在四五千年前就發明了車子。在中國，華夏的始祖黃帝最先使用了車。我國自夏、商、西周以至春秋，是戰爭史上的車戰時代。古代戰場總是優秀發明和先進科技的展示台，戰車也不例外，夏商周時代，戰車在戰場上發揮出強大的攻擊力，一直是這一時期軍隊的主要作戰裝備，以馬拉木質戰車的交戰為主的作戰方式，駕乘戰車作戰即成為這一時期戰爭的特徵。當時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標準不是綜合國力，也不是疆域和人口，而是以軍隊的規模和兵力的多少為標準，也就是所謂的“ 千乘之國 ”、“萬乘之國”（一乘就是指一輛戰車加上72名士兵）。戰車和車戰，興起於我國商代，鼎盛於西周、春秋，沒落於戰國至漢初。在長達千年的時間裡它曾經成為戰場的主宰，它的結構戰術也幾經變革，但是它本身造價高昂，機動性低，地形要求高（基本只適於在開闊平原作戰）等缺點也使它最終為更靈活多變的步騎兵所取代，最終成為一種輔助型防禦兵器。以後出名的漢代衛青所用的武剛車，晉將馬隆所造成的偏箱車，所起的作用就都是一種輜重的運載工具和機動防禦工事。
我國古代戰車的起源及發展
從廣義上說，中國古代戰車是指專為作戰使用的各種戰斗車輛的總稱。它由原始社會晚期木板圓輪式陸上運載工具演變而來，除了輜重車和特種攻城車外，主要有商周車戰時代用來乘載士兵作戰的木質戰斗車輛，以及宋代以後裝備各種兵器的戰斗車輛。
我們的祖先在遠古時代就已經發明了戰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戰爭規模的擴大的需要，戰車使用的數量也越來越多。
據歷史文獻記載，我們的祖先在遠古時代就已經發明了戰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戰爭規模的擴大的需要，戰車使用的數量也越來越多。牧野之戰中，周武王就動用了三百乘戰車。到後來的春秋時期，戰車發展到巔峰，甚至出現千乘之國。公元前632年晉楚城濮之戰，雙方各出動了七百乘戰車。到春秋末期，晉國和楚國，擁有戰車的數量已有4000乘以上。春秋戰國之際，雖然由於步騎戰興起，車戰地位逐漸下降，但各諸侯國擁有戰車的數量仍然相當可觀，比如秦國的軍隊就是“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直到漢代初年，戰車在戰爭中仍然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車戰時代的戰車，在形制構造上大同小異。古代戰車的形制一般是單轅、兩輪、長轂（車輪中部與輻連接的部位）、後面闢門的橫長方形車廂。車轅前端有衡，上縛軛，用以駕馬。戰車作戰的基本戰術原則是：輿側接敵，左右旋轉，戰車在接敵過程中，主要是車左以弓矢在輿側射擊殺傷敵人，接敵後則須與敵車接輿近戰。欲與敵車接輿，就必須先行錯轂。兩車錯轂是一個互相閃避﹑尋找戰機的複雜的運動過程，需要不間斷地進行旋轉。車為木質結構，其重要部位裝有青銅飾件用來加固和裝飾，目的在於增加堅牢度，便於縱橫馳騁，在一般“錯轂”交戰中不致被損壞。
現代陸戰之王鼻祖：中國古代戰車
（圖1 中國戰國時期戰車模型。這是“古代戰爭館”大廳裡陳列一輛裝備齊全的“四馬三人”戰車模型。它是以歷史文獻、文物資料為依據，精心設計復原製作的。）
我國古代戰車結構
我國古代戰車一般用兩匹或四匹馬，車體為獨轅①，轅長近3米，或直或曲，轅前端有衡②，衡長約1米，上附有木軛③用於駕馬；車一般為雙輪，輪子用木製，直徑約1.4米；長轂④；車軸一般長約3米在兩端鑲有銅軎⑤；車身為方輿⑥，車箱長約1米，寬約0.8米，四周設有欄杆，後方設有門以供人員上下。到西周春秋時期，對戰車結構作了進一步改進：加大了車轅的曲度，抬高了轅端，從而減輕了服馬壓力，提高了車速；加寬了車箱，使車體寬度一般為1.5米左右，有利於作戰人員更靈活的在車內自由揮動兵器作戰；在軎、轅、軛、等關鍵部位上大量使用銅製鑄件加固或裝飾，使車體更牢固，更耐用。這類車被稱為“金車”“攻車”或“戎車”。 註解： ① 轅：車體的一部分，一部為直木或橫木，自車箱伸出，壓在軸上，獨轅車轅在正中，雙轅車則一左右。 ② 衡：指駕在車轅前的橫木。 ③ 軛：一種馬俱，為人字形，駕車時套在馬的頸部。 ④ 轂：車輪中心的圓木，四周連接車輻，中間有圓孔用於插車軸。 ⑤ 軎：車的零件，青銅製，為圓筒狀，套在車軸的兩端。 ⑥ 輿：指車箱或指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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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春秋戰車。這是春秋戰車中國古代的正式戰車，成員包括一個使用長兵器的武士，一名射手和一名御手。）
車戰時代的馬車由兩馬或四馬駕挽，以四馬為主。中間的兩匹轅馬稱“服”馬，左右兩側的叫“驂”馬。一車所駕的四匹馬，稱“駟”。按當時規定，每車編左中右三名甲士：左邊甲士主要持弓，負責射箭，稱車左，是車首；右方的甲士執戈或矛同敵擊刺，稱車右；中間的甲士稱禦，佩劍一把，主要負責駕馭戰車。在通常情況下，車上裝備五件兵器，稱“車之五兵”（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和夷矛），分別插在輿側的固定位置，供甲士臨戰使用。戰車由畜力牽引，增強了軍隊的機動性。甲士裝備了精良的青銅兵器具有一定的殺傷力。有的車上配備了旗鼓鐸鐃，保證了通訊聯絡和作戰指揮。
在古代，兩軍交戰時，國君必須親自乘戰車指揮作戰。國君居中拊鼓擊金，指揮軍隊進退。國君所乘的戰車叫戎車，其形制與一般戰車基本相同。春秋中期以後，，戎車演化為將帥的指揮車。到西周時期，為適應作戰的不同需要，戰車的分類已經越來越明顯。除戎車之外，戰車還分輕車、闕車、蘋車和廣車。輕車機動性好，便於往來馳騁，是攻擊型戰車。闕車負責警戒和補充缺損的戰車。蘋車是一種防禦性戰車可互相聯結成屏障，以抵擋或阻滯敵軍的進攻。廣車兼有攻防作用，主要用作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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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巢車古代的裝甲偵察車，用於窺伺城中動靜，帶有可以升降的牛皮車廂）
春秋戰國時期，鐵兵器的得到廣泛使用，弓弩也得到很好的改進，使得步兵可以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齊的車陣進攻。同時，戰車車體笨重，駕馭困難，機動性差，尤其是大量的戰車要投入戰鬥時，非常依賴戰場地形及道路條件。此外，隨著戰爭性質和結構的轉變以及城邑地位的提 高，對要塞的爭奪日趨頻繁，從而大大降低了戰車在作戰中的地位。於是，傳統的車戰逐漸被步騎戰所取代，形成以步兵為中心，車兵為輔翼 ﹐騎兵為機動的新的戰爭方式。
春秋時期的戰車
車戰在春秋時期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連年的戰爭造成甲士的奇缺，而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各國遂增加了兵源充足，裝備簡單而又易於訓練的徒兵，步兵由每乘戰車隸屬二十二人增加到七十二人，同時又取消了原來的七名車下甲士，連同三名車上甲士，共計七十五人，以五伍（二十五人）編為一兩，共三兩。方陣戰術也由原來步車相脫離的兩線配置，改變為三個步兵兩以戰車為中心的環形配置，把過去的密集隊形改變為疏散隊形，密切了步車協同，加大了方陣縱深，提高了方陣對複雜地形的適應能力和前進速度。公元前567年，在鄢陵之戰中，晉國苗賁皇首創翼側攻擊戰術原則，使方陣戰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以上因素制約下，車戰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所擴展。一場戰爭往往由若干規模不等而又具有共同目的的戰鬥所構成；遭遇、迂迴、翼側攻擊、長途追擊等多種作戰形式亦開始出現。
春秋時代各國之間的戰爭都是車戰。作戰雙方排列成整齊的車陣，然後交戰。這種車戰在作戰過程中很難改變隊形，往往一個衝突就能決定勝負。春秋時代的戰役，多數在一二日內即見分曉。後來，由於車戰的規模不斷擴大，在軍隊的組織、訓練和戰術等方面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車戰的戰術不斷革新。
宋代以後的戰車同車戰時代的戰車不同，主要不是乘載士兵作戰的戰斗車輛，而是裝備各種冷兵器和火器的戰斗車輛，種類比較多，形制構造各有特點。
古代車站面面觀
我國戰車的使用主要在商代至漢代初年，之後逐步被騎兵所替代，成為一種輔助型的兵種。在車戰縱橫天下的一千多年間，其作戰方式根據本身的結構、戰術特點有著其特殊之處。戰車作戰主要集中於平原地區，交戰雙方接近時先用弓弩對射，使用強大的火力試圖造成對方的陣型混亂，如果雙方的戰車正面衝過來，兩車間的距離在4米以上，3米左右長的戈、戟等兵器無法殺傷對方，只有在兩車交錯的時候才能使用長兵器格鬥。戰車是一種大型的兵器，一輛戰車體積長寬各近3米，加上兩側部署的徒卒，要佔用相當大的體積，這樣的大型戰鬥單位的機動性很低，難以迴轉和迂迴。加上武器使用的限制，雙方都要爭取在交錯格鬥的瞬間獲得夾擊的機會。要想發揮出部隊的最大戰鬥力，就必須組成嚴密的陣型，要求部隊有良好的紀律和統一的指揮。由於這種特點，就決定了西周、春秋時代的軍隊作戰十分講究陣勢和隊型（所謂陣型指的是各種戰鬥的隊型，古代軍隊在作戰，行進，訓練時都有一定的陣型，以保障整個部隊行動的統一協調，使“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部隊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整體作戰力量）。西周時，戰車一般採用大型的橫陣，在廣闊的平原上布陣，戰車一字排開不做縱深配置，把徒卒部署在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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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架火戰車）
的前方，這樣的隊型可以左右呼應，避免受敵軍夾擊，在接近戰兩車交錯時，如果能維持嚴密的隊形有利於形成夾擊對手的機會。這一時期的車戰，隊型的整齊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戰鬥的勝負，在交戰時要不停的整頓隊形。在這樣的作戰中統一的指揮是重要的，將領通過金鼓和旗幟來指揮軍隊進退、快慢和調整隊列，來保證戰鬥過程中整個部隊的隊型始終嚴整有序。但是這樣的作戰十分的節奏十分的緩慢，交戰過程中戰車不能快速奔馳，步兵也不能快速奔跑，追擊時也要保持隊形，也不利於長途的追擊。典型的戰例就有在周滅商的決定性戰役牧野之戰中，周軍指揮就命令士兵每前進六、七步就停下來重整隊型，而商軍雖然人數眾多卻因為士氣不振和奴隸的叛亂而隊型大亂，導致慘敗。
架火戰車
架火戰車我國發明的多管火箭炮，比歐洲各國正式使用火箭炮早了五百多年。這是明軍野戰時使用的防衛車輛，一般放在軍隊前方使用，提供火力支援。其原理是將火箭預先裝在發射筒內，而所有火箭的引火線都聯在一起，形成引火總線。發射時，點燃引火總線，火箭就猶如條條火龍，一齊從發射筒內噴出，直撲敵陣。架火戰車雖然看起來簡陋粗糙，但它體輕靈活，使用轉移都很方便。打仗時，三個人即可操作。其中一人負責瞄準指揮，兼管推車，其他兩個裝填彈藥和點火等，協同作戰。在車的兩側還裝有火銃和長矛各兩支，以配合火箭炮來殺傷不同的目標；必要時，還能用來同敵人白刃格鬥，進行自衛。架火戰車既有類似現代火箭炮威懾敵人的齊射火力和快速轉移的機動性等特點。又具備現代戰車在火力、機動性和防護方面的一些基本性能，因此它在兵器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國在火箭炮方面的傑出創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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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流馬。古代的裝甲運輸車，源自諸葛亮發明的山地運輸用車，根據推測繪製）
車戰中陣勢仍然是製勝的關鍵，如在晉楚的鄢陵之戰中，就有人指出隊形不整的楚軍是不會戰勝的。但是與西周及春秋初期相比，這時的車戰有了較大的發展，陣型較以前更靈活多變，戰鬥中徒卒也發揮著更大的作用。
到春秋時期車戰中陣勢仍然是製勝的關鍵，如在晉楚的鄢陵之戰中，就有人指出隊形不整的楚軍是不會戰勝的。但是與西周及春秋初期相比，這時的車戰有了較大的發展，陣型較以前更靈活多變，戰鬥中徒卒也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這一時期徒卒不再單一部署在戰車的前方，而是分散部署在戰車的四周，加強了向各個方面的機動力量。並且這一時期戰車不再是單一的列成密集的橫陣，而是分散部署，並形成多排的縱深部署，使戰車的運動更靈活，便於調動，能適應多變的戰場，防備敵人的衝擊並能快速的進攻和追擊。春秋時隨著軍事學的發展，軍隊的指揮們根據不同的兵力，地形等條件，靈活的把軍隊佈置成各種作戰隊形，能靈活運用陣型的軍隊往往能戰勝那些陣型不整或墨守成規的軍隊。不同陣型有多種名稱如：魚鱗、魚麗、雁行，一字等，但基本的就只有兩種即圓陣和拒陣（方陣）其他陣形可以說都是這兩種陣形的變種。圓陣是一般用於防守的陣形，組成圓陣時戰車將首尾相連，結成環狀，徒卒部署在戰車的前方。拒陣主要用於進攻，拒陣中的戰車一般雙車配合作戰，攻勢時兩車分散夾擊敵車，守勢時兩車靠攏各自掩護友車的一個側面，避免被夾擊。因為戰車的靈活部署這一時期也出現了追擊的隊形，即在高速的追擊中把方陣展開，從兩冀包抄敵軍，圍而殲之。
車戰的編制
戰車是一種大型兵器靈活性較低很難單獨作戰，在戰車中一般除本車的甲士外還配備一定的“徒卒”（步兵）協同作戰，並在作戰中由一定數量戰車組成編隊。在西周一般每乘戰車配有徒卒十人，五乘戰車組成一隊，每五隊（二十五乘）組成一個“正偏”，每四個“正偏”（一百乘）組成一個師，每五個師（五百乘）組成一個軍。另外在車兵和直接配署的徒卒外還有大約兩倍的步兵單獨編組用於協同作戰。
到了春秋車戰成為主要作戰方式，隨著各國兵源的增加（春秋前一般只徵召平民貴族參加軍隊）軍隊中車載甲士和步卒的比例有了變化，每乘戰車的徒卒增大到七十餘人，（即當時許多文獻中所謂的車千乘，帶甲十萬）作戰時一般十五乘編為一個“偏”，每兩個“偏”編為一卒，這成為車兵作戰的基本單位。
車戰的最高目的，是消滅舊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如周武王滅商之戰。但是在車戰最盛的春秋時期，主要是在各諸侯國之間進行的。那時諸侯國之間戰爭不斷，開始時強大的諸侯多打著尊周王的大旗，以成霸主地位，並不以滅國奪地為目的，勝者常以締盟成為霸主為目的。隨著諸侯爭霸的發展，大國國力日強，遂漸拋棄尊王的旗幟，終於從締盟稱霸走向滅國奪地，兼併弱小。動員的兵力日多，一次戰鬥使用的戰車從幾百乘發展到幾千乘，戰場縱深加大，時間延長，由過去單一戰場的一次交戰決定勝負，發展到在幾個作戰階段中進行反复較量，經過不同地點的多次戰鬥，才能達到目的。
在一場車戰中，由於當時諸侯思想觀念深受禮制約束，還有宗法迷信等的深刻影響，所以在戰前首先要進行祭祀占卜，然後召集全軍及加盟的友軍舉行誓師禮，由國君或最高統帥歷數自己承天命，如何正確，對方逆天命，如何殘暴無道。再約束部隊，嚴明紀律。流傳至今的著名誓辭，有周武王滅商前在牧野所作的（牧誓），收錄於《尚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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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雲梯車。帶有防盾，絞車，抓鉤等多種專用攀城工具）
兩軍到達戰場後，先要派遣使者到對方請戰，例如晉、齊之戰前，齊侯派使者請戰，說：“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意思是：您帶領國君的軍隊光臨敝邑，敝國的士兵人數很少，請在明天早晨相見。)晉軍主將闋郄克作答，先講晉與魯、衛是兄弟之國，故來援助，最後說：“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意思是：我們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您的命令不會不照辦的。)雙方用這樣客氣的外交詞令，最後決定第二天早晨決戰。
在正式開戰之前，還要派勇士去對方營地挑戰，以鼓舞自己軍中士氣，挫對方士氣。也如晉、齊之戰前，齊使請戰後，齊國的勇士高國乘戰車衝入晉軍，用大石投擲晉軍，並擒獲晉軍，奪其戰車，將車系在齊國營壘前的桑根上，並大呼“欲勇者賈餘餘勇！”（意思是：要勇氣的人可以來買我剩下的勇氣！）以激勵齊軍。正式開戰前，兩軍先要擺好陣式，所謂“不鼓不成列”，然後才堂堂正正地展開戰鬥。戰勝以後，又要祭祀，迫敗者盟誓，回國獻俘，在春秋初還有時將戰利品和俘虜獻給周王。就是在戰鬥中，敵對雙方的將士有時也互講禮貌，例如泌之戰前，楚將許伯去向晉軍挑戰，他的戰車上以樂伯為御，攝叔為右。單車去晉營，殺死敵人割取左耳並抓了俘虜。當往回走時，晉軍追趕，由左右兩角夾攻，樂伯左邊射馬，右邊射人，使晉人兩角都不得進。這時他們只剩下一支箭了，晉國的鮑癸又從後追來。正好有一隻麋鹿出現在面前，樂伯一箭正射中麋背，然後由攝叔下車捧著麋鹿獻給鮑癸，並說：“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意思是：由於今年還不到時令，應當奉獻的禽獸還沒有來，謹把牠奉獻給您的隨從作為膳食。）鮑癸說：“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就阻止自己的部下再追擊，於是樂伯三人安然回歸。
牧野之戰
武王三十三年二月四日清晨，商都三十里外南郊塵土沖天。姬發會同各路人馬，慷慨痛斥商紂暴行，隨後揮兵直奔商都。紂王皺了眉頭，看城中號稱70萬由貴族平民奴隸拼湊而來的臨時軍隊，卻並不如何慌張：南郊那一片平坦牧野，既不可能有埋伏也不具有斡旋的餘地，唯一能做的只是硬碰硬的正面交鋒。思罷，披甲出宮正面迎敵。殷商的兵士看著對面人數遠少於自己的夷狄，心中卻不禁泛起奇怪的感覺。肅殺的對峙，隨後是號角驟起，大軍開始衝殺。突然殷商的士兵發現敵人陣中塵土飛揚，密密麻麻的2輪戰車在烈馬的牽引下如天神般沖開己方戰陣，那車上的長矛硬戟瞬間刺穿身體劈裂肌膚，車輪過後血霧混合揚起的沙土彷彿把天空染成暗紅。他們驚恐的發現，當頭衝來的車上高高站著一人，戰神般不可阻擋。“是姬發！”。姬發在車上縱橫馳騁，身後三百戰車踩踏著地上的屍身和尚溫的血瘋狂向已近崩潰的殷商部隊猛衝。而更後面，是四萬早迫不及待的勇士用盡全身氣力的衝刺。戰車到處屍橫遍野。剩下殘存的也早嚇得雙膝篩糠，他們的選擇只有死，或者反戈。 紂王帝辛引以為地利的平原，也正是西歧三百戎車的發揮最大威力的場所。帝辛看著不遠處神威凜凜四處奔馳的姬發，回頭走向鹿台，結束商湯500年基業。 牧野之站是歷史中有名的以寡擊眾以少勝多的戰鬥。這也是一次軍車對步兵的突破戰役，是一次因武器裝備優先而奠定勝局的戰役。從史籍記載中似乎並沒有發生劇烈的戰鬥，“罔有殷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可見紂軍未作激烈抵抗便紛紛敗降了，由此也顯現出戰車的巨大威力。 為了保護戰車兵的安全，他們都裝備有厚重的皮甲冑，也有的裝備了青銅的冑和鎧甲。由於站在車上作戰，不必考慮行走奔跑的方便，因此戰車兵的皮甲的甲裙較長，可以遮護到膝蓋以下。有時還有高豎的甲領，以保護脖頸。除甲冑外，還有較大的盾牌，通常是木胎外蒙皮革，或由多層皮革製成，外表髹漆繪彩，有的鑲嵌青銅甲以增強防護能力。駕車的轅馬也披有厚重的皮馬甲，頭套皮馬冑，有的還蒙以虎皮，更顯威猛。木製的車箱(輿)表面有的也釘鑲青銅護甲，或在軸頭裝有長刺。 戰車兵的遠射兵器是弓矢，格鬥兵器都是長柄的，都插放在車上，可以多件成一組，使用時隨具體情況選取，通常稱為車戰五兵，有戈、殳、車戟、酋矛、夷矛，它們的長度一 件比一件長，由六尺六寸到二十四尺。此外，為了防備非常情況，在馬傷車毀時用來衛體護身，也裝備短柄的兵器如劍，乃至更短小的匕首。至於戰車後隨的徒兵，則一般沒有護體的甲冑，只有戈和盾牌，或遠射的弓矢。 戰車作戰，相距較遠時以弓矢對射。兩車逼近，必須錯車格鬥。因為當時木製戰車十分笨重，一乘車至少寬三公尺，前面駕上四匹馬，全長也約有三公尺。兩車如迎頭駛來，相間隔有兩匹馬長度的距離，兩車箱前沿至少在四公尺以上，最長的格鬥兵器也無法觸及對方，何況雙方的八匹馬如纏結在一起，就兩敗俱傷了。所以雙方只有兩車相錯才能格鬥，當時錯車有共同遵守的規矩，也就是都以己車右側去錯迎對方來車的右側，這也是車右司以長柄兵器格鬥的原因。 由於戰車笨重，駕御困難，因此當排列好戰鬥隊形後，臨陣變換是非常困難的。同時由於車體長、面積大，加以殷周時弓矢射程有限，所以較難作大縱深配置，也無法採用縱隊的隊形，通常是採用一線橫列作戰。如果配置第二線兵力，則把後列戰車排在相當於前列兩車的縫隙處，以發揮弓矢威力，而不會誤傷己方前列戰車的乘員。除橫排列陣外，常用的隊形還有斜列的隊形，同樣是後列的車在前列車的縫隙處。一般情況下，兩軍列好陣形，擊鼓進軍，遠處以弓矢對射，近而錯轂搏鬥，一方敗退，一方追擊，戰鬥即結束。所以《左傳》中所記的大部分車戰，戰前準備時間較長，真正接戰後多僅一日即分勝負。《楚辭·國殤》正是極生動地敘述了一場車戰的全部過程：從遠距離弓矢對射開始，經錯轂戰鬥，到車毀馬傷，系馬埋輪死拚，最終英勇為國捐軀。
城濮之戰
魯僖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632年），晉、楚爭奪中原霸主地位在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臨濮集）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戰役，史稱“城濮之戰”。
春秋時期，各國中最先崛起的是的齊國。但自齊桓公死後，齊國政局動盪，逐漸衰落下去。這時，位於長江中游地區的楚國乘機向黃河流域擴展勢力，基本上征服了中原地區的各個弱小國家，將自己的勢力範圍發展到長江、淮河、黃河、漢水之間，中原除了晉、齊、秦三大國外，實際已成了楚國的勢力範圍。
正當楚國勢力急劇向北發展的時候，晉國也強盛起來。公元636年，長期流亡在外的晉公子重耳歷盡艱辛，終於回國即位，是為晉文公。晉文公執政期間，修明政治，任賢使能，發展經濟，整軍經武，從而逐步具備了爭奪中原霸權的 強大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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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城濮之戰的排兵布陣及軍事行動示意圖）
晉國的崛起引起了楚國的不安，兩國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起來。而圍繞對宋國的控制權，終於導致了這一沖突的全面激化。正在楚國分派重兵防守商密阻止秦國南下楚地，又派重兵駐守谷邑虎視齊國之時，宋國卻背叛了楚國，倒向晉國，沉重打擊了欲圖霸業的楚國，又鼓勵了晉文公趕走楚國、圖霸中原的抱負。楚國為了維持自己在中原的霸主地位，便出兵攻打宋國，並想藉此來扼制晉國勢力的東進和南下。而晉國也不甘心長期局促於黃河以北一帶，於是便利用這一機會，以救宋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領楚、鄭、陳、蔡多國聯軍進攻宋國，攻占了緡邑，一直打到睢陽，圍困宋都商丘。宋成公於危急中派大司馬公孫固到晉國求援。晉國認為這是“報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機，想出兵救援宋國。但是，當時晉、宋之間隔著曹、衛兩國，勞師遠征，有側背遇敵的危險；況且楚軍實力強大，正面交鋒也無必勝把握。但若晉文公置之不救，不但不能報答宋襄公過去對自己的恩惠，而且失去宋國將對全局形勢不利。晉文公猶豫不決。後來有大臣提議，先攻打曹、衛兩國，調動楚軍北上，以解救宋國，於是堅定了晉文公出兵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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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城濮之戰。城濮戰時，晉軍投入的兵力有戰車七百乘，兵器裝備齊全，分為三軍：中軍統帥是原軫(先軫)，以郄溱為副，所統領的以晉的公族為主，為全軍主力；上軍以狐毛為將，狐偃佐之；下軍以欒枝為將，胥臣佐之。晉侯在中軍，他乘的戰車由荀林父御車，以魏為車右。）
公元前632年1月統率大軍渡過黃河，進攻衛國，很快佔領了整個衛地。接著，晉軍又向曹國發起了攻擊，三月間，攻克了曹國都城陶丘，俘虜曹國國君。這使楚成王大驚失色，晉軍侵曹伐衛進展迅速，衛降曹破，中原形勢突變，楚國失去救援的戰機，再繼續下去，勢必與晉軍發生直接衝突。楚國本來不想和晉軍直接交戰，沒有作準備，又得到晉、齊、秦三大國結盟的消息，形勢明顯不利於己，於是決定立即停止進攻，進行戰略退卻。楚軍撤退，把侵占齊國的土地交還給齊國，和齊議和，命各路諸侯取消圍攻宋國，各自回國。
楚成王派人告誡成得臣及尹子玉等人，命令將楚軍主力撤出宋國，避免與晉軍衝突。他告誡子玉，晉文公非等閒人物，不可小覷，凡事要量力而行，適可而止，知難而退。然而尹子玉拒絕執行撤軍命令，此時各路諸侯均已回國，楚軍勢單力孤，但他仍想攻下宋國，並請派兵給他，必要時和晉軍決一死戰。楚成王對尹子玉不執行命令深為不滿，但又存在僥倖取勝心理。因而同意了尹子玉的決戰請求，但是又不肯給他增拔充足的決戰兵力，只派出近千人的西廣、東宮和若敖之六卒等貴族兵給他。
尹子玉得到楚成王增派的援兵後，更加堅定了他同晉軍作戰的決心。為了尋找決戰藉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晉軍提出了一個“休戰”的條件：晉軍撤出曹、衛，讓曹、衛復國，楚軍則解除對宋都的圍困，撤離宋國。晉文公識破了尹子玉的陰謀，他將計就計，以曹、衛同楚國絕交為前提條件，私下答應讓曹、衛復國，又扣留了楚國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來尋戰。尹子玉眼見使者被扣，曹、衛叛己投晉，惱羞成怒，率領楚軍氣勢洶洶地撲向晉軍。在楚軍全力進攻下，晉軍退避三舍，以實踐晉文公當年對楚訂下的諾言：若楚晉兩國交戰，晉軍先退讓三舍。晉軍以此達到了取信於諸侯的目的，而且避開了楚軍鋒芒，有利於以後選擇有利時機、有利地形決戰。
現代陸戰之王鼻祖：中國古代戰車
（圖9 古代戰車）
退避三舍
春秋時候，晉獻公聽信讒言，殺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聞訊，逃出了晉國，在外流忘十幾年。經過千幸萬苦,重耳來到楚國。楚成王認為重耳日後必有大作為，就以國群之禮相迎，待他如上賓。
一天，楚王設宴招待重耳，兩人飲灑敘話，氣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問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晉國當上國君，該怎麼報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說：“美女待從、珍寶絲綢，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獸皮，更是楚地的盛產，晉國哪有什麼珍奇物品獻給大王呢？”楚王說：“公子過謙了。話雖然這麼說，可總該對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國當政的話，我願與貴國友好。假如有一天，晉楚國之間發生戰爭，我一定命令軍隊先退避三舍（一舍等於三十里），如果還不能得到您的原諒，我再與您交戰。”
對晉軍的主動後撤，楚軍中很多人都感到蹊蹺，主張持重待機，停止追擊。然而剛愎自用的尹子玉卻堅持認為這是聚殲晉軍，奪回曹、衛的大好時機，帶領楚軍一路追殺至城濮。戰爭一觸即發，晉方有晉、齊、秦三大國和宋兵，楚方有楚、陳、蔡、鄭、許五國軍隊，雙方在城濮擺開陣勢。晉文公檢閱了部隊，認為一切準備充分，可以同楚軍一戰。楚軍也積極備戰，將楚軍和陳、蔡兩國軍隊分成中、左、右三軍。中軍為主力，由尹子玉指揮；右翼軍由陳、蔡軍隊組成，戰鬥力較弱，由楚將子上統率；左翼軍也是楚軍，由子西指揮。
公元前632年4月4日晨，楚軍左右兩軍率先向晉軍進攻。晉下軍將領欒枝利用戰場上沙塵撲面的條件，作為蒙蔽敵人掩蓋自己虛實的沙幕。針對楚軍兩翼薄弱中軍強大的特點，晉軍採取先擊楚軍翼側，再攻中軍的作戰方針，他們把駕車的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沖向楚軍中戰鬥力最差的右軍猛攻，嚇得陳、蔡軍隊戰車的馬驚慌回竄，陣容混亂，反而衝亂了楚軍。晉、秦兩軍乘機猛攻猛打，擊潰了陳、蔡軍隊，楚軍右翼死傷很多、進攻完全失敗，把中軍側面暴露在晉軍面前。
這時，欒枝又用戰車拖曳樹枝，飛揚起地面的塵土，假裝晉軍在撤退，以引誘楚軍出擊。尹子玉不知是計，以為晉軍真敗，下令左翼軍追擊。晉軍見楚軍中計，立即停止退卻，反身參戰。楚左翼遭此打擊，退路被切斷，完全陷入了重圍，很快也被消滅了。尹子玉此時見其左、右兩軍均已失敗，大勢盡去，在晉軍尚未形成合圍前令中軍迅速脫離戰場，才得以保全中軍。楚軍戰敗後，向西南撤退到連谷，途中受到楚王訓責，尹子玉羞憤自殺。晉軍捉到許多俘虜，僅戰後晉侯向周王獻楚俘的數量，就有戰車一百乘，以及隨從步兵一千多人。自此戰後，中原各國則紛紛離楚歸晉，，晉國也成為春秋一霸。 經過一天激戰，晉軍擊潰楚的左、右兩翼，使楚軍損失慘重，同盟軍的陳、蔡等的軍隊也損失殆盡，晉軍捉到許多俘虜，僅戰後晉侯向周王獻楚俘的數量，就有戰車一百乘，以及隨從步兵一千多人。自此戰後，中原各國則紛紛離楚歸晉，，晉國也成為春秋一霸。
碧蹄館之戰
明朝的時候，戰車開始被沿用於運輸。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山西河南首先造獨轅車800輛，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北征時又造武鋼車3萬輛，“以運糧響”自英宗正統十二年（公元1447年）大同總兵朱冕等疏陳戰陣之法請選小火車850輛開始，山東、河南開始相繼製造，“以備戰車”，從此“言戰車者相繼”。
明朝研製戰車的原因主要有二個：一是對付來去迅猛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騎兵，二是適應大規模使用火器的需要。“土木堡之變”後明軍慘敗，游牧民族騎兵的彪悍兇猛，使得北方的邊境受到嚴重的威脅，很多文官武將認為胡騎勁捷，不用戰車難以抵禦。如朱冕上書說：“戰車行則載衣，止則結營陣”。譚學也建議：“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礦，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便”，他認為車戰的好處是“行則縱為陣，止則橫為營。…彼用弓箭，止有百步技能，利用槍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李賢更明確的指出：“中國長策唯有戰車，衛青之武剛車，可以御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砲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由於戰車可以組成很長的陣營，“欲行則行欲止則止”，堪稱有足之城，內藏軍馬糧草用來抵禦敵人，使敵人的騎兵不能衝破車營組成的營陣，放箭也不能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其正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後來胡松也說：“廣設火器於車廂之上，則彼不能近以即我，此實兵家之利器，今日所宜最先者也。”可見，明人不僅企圖用戰車抵禦北方的蒙古人，而且最重要是發揮火器的效用，這是明朝重視戰車的主要原因。
在這種背景下，戰車在明朝又重新的煥發了活力，各式各樣的戰車被大量的建造出來。據《續文獻考·兵策》記載，明正統至萬曆年間，先後製造了小火車，獨倫車，偏箱車，全勝車，輕車，雷火車，先鋒霹靂車，獨轅車，武剛車，戰車，軍隊小車等。僅僅在天順六年就建造兵車1220輛，並備有大銅銃，供京師使用。這些戰車多用火器裝備，並經歷了由大到小，由笨拙到精巧，由畜力到人利的發展歷程。
明代中後期軍隊的編制和火器裝備
(一)步兵營的編制和火器裝備：
步兵營轄3部，每部2司，每司4局，每局3旗，每旗3隊，每隊編步兵12名。每旗編旗總1名，隊兵36名；每局編百總1名，官兵111名；每司編把總1名，官兵448名；每部編幹總1名，官兵898名；每營編將官1名，中軍1名，火器把總1名，總計官兵2697，全營官兵2700人。其中作戰士兵2160人，軍官和役夫、工匠等隨軍人員540人。
作戰士兵有鳥銃手1080人，執冷兵器的“殺手”1080人(裝備火箭6480支)。火繩槍手佔作戰人員的50%，佔全營編制的40%，如果加上火箭，火器的使用比例超過50%。 (二)騎兵營的編制和火器裝備：編制等級及數額同步兵營，人員共2700名。其中鳥銃手432名，快槍手432名，砲手180名，攜虎蹲炮60門，火器手佔全營編制的38.7%。其虎蹲炮較輕便可以馱運，也可裝備“馬上佛朗機”作為騎兵炮。(三)車營的編制和火器裝備： 戰鬥人員2604人，加上隨軍雜役等共3109人，裝備砲車128輛，軍車17輛，配佛朗機砲256門，砲手768名，鳥銃手512名，火器手佔全營編制的41%。(四)輜重營的編制和火器裝備：輜重營按將官、千總、把總、百總、車正(車長)等級體制分管戰車。每營將統2名千總，千總統2名把總，把總統4名百總，百總統5名車正，車正管車1輛，載佛郎機2門，編士兵20名。全營共編官兵1908名，總計有砲車80輛，佛郎機手480人(佛朗機砲160門)，鳥銃手640人，火器手佔全營編制的58%。 據《練兵實紀雜集》稱，創輜重營的目的是為了快速運糧，支援部隊作遠距離追殲敵軍。為了保證運糧的安全，全營裝備160門佛朗機，640隻鳥銃。同車營相比，佛朗機只少了96門，而鳥銃則多了128支。因此，輜重營的這些裝備，既保證了運糧途中的安全，又能在到達戰地後，迅速 投入戰鬥，以火力支援其他部隊作戰，可以發揮其相當於三分之二個車營的戰鬥力。 ——資料出自戚繼光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文字參考《中國火器史》 (王兆春著) (五)明末孫承宗編練的車營： 全營編有步兵3200人，騎兵2400人，軍官、車夫、雜役等1027人，共6627人。裝備佛朗機256門，紅夷、滅虜等火砲88門，鳥銃256支，三眼銃1728支。裝備戰車128輛，輜重車256輛。 1593年1月9日，經過平壤攻防戰後，明軍收復平壤。明軍大部隊南下進逼日軍重兵防守的王京(漢城，今韓國首都首爾)。而此時敗退的小西行長已與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黑田長政、羽柴秀勝等部會合，總兵力超過了五萬人。 副總兵查大受和朝鮮防禦使高彥伯率3000騎兵南下偵查。24日，這支部隊與日軍加藤光泰部相遇。一場激戰，斬日軍600餘人，盲目樂觀的查大受率部追擊，打算長驅直入拿下王京。自平壤大捷後，輕敵情緒普遍瀰漫於明朝軍隊中。而此時坐鎮王京的宇喜多秀家已調集重兵準備圍殲這支深入的孤軍。
現代陸戰之王鼻祖：中國古代戰車
（圖10 砲車。明代的佛朗機砲車是最早的後膛武器之一，其砲彈使用彈倉，可以迅速更換，射速超過清代大砲。）
明軍編制
車營編制：官兵3100餘名，鳥銃512枝，佛朗機砲256門，大將軍8門（火器手共計1320人，佔戰鬥兵的65％），戰車128輛，每輛戰車配有佛郎機2門、鳥銃4桿、火箭手4人；
步營編制：官兵2700餘名，鳥銃1080枝（火器手共1080人，佔戰鬥兵的50％），火箭共6480支（ 216名黨耙手）；
到了後期明軍一個標準的車營兵力在6600多人（步兵3200人，騎兵2400人），裝備有：大將軍炮16門，虎蹲炮80門，佛朗機256門，鳥銃256枝，3眼槍1728枝，弓箭1273副，大弩256張，火箭7680枝，腰刀5888口，藤牌256面，長槍、長刀、長斧1280件等。
明軍車步騎合編，形成多兵種的作戰車營。步兵每隊編車1輛，佛朗機砲2門及鳥槍、三眼槍。每4隊組成一乘，成為車營的基本作戰單位，居於車營最外側；全營32乘，分置車營四個方位，每方向8乘，分為兩組，置左右兩側，名為前乘，步右乘，步後乘。騎兵兩隊為乘，組成基本作戰單位，居於步兵內側為第二層；全營32乘，依同步兵方式分置車營四個方向。再往中心是預備隊權勇，權勇分為正權勇、奇權勇兩部分，奇權勇居外，正權勇居內各領16隊。正權勇分為正前權、正左權、正右權、正後權。奇權勇分為奇前權、奇左權、奇右權、奇後權，分置車營四方，緊靠預備隊。以上佈置形成方隊，為車營為車營的基本隊形，每一方向為1衝，皆聽命中全指揮，副將2人騎左統率騎兵，步左統率步兵。騎步居前，逾敵不得退縮，退縮時有四騎制約；正兵居內，可內為主將，並聽命主將指揮，隨時應援騎、步兵。
查大受退至碧蹄館固守待援，數万日軍將此團團包圍。祖承訓和查大受被圍後，立即令明軍騎兵依托佛郎機火砲戰車做為工事死戰，以戰車結陣，陣外設置障礙物，訓練有素的明軍依賴火砲優勢，向逼近的日軍不斷開砲及施射火箭，使得日軍大隊輕騎兵、步兵被擋在車外難以靠近，始終無法衝破防線。這是明軍典型的打法，對日軍來說卻相當陌生。日軍的火繩槍子彈打在覆有鐵皮的偏廂車上叮噹作響，而明軍則通過車上的射擊孔向車外的日軍射擊。但火繩槍手也依靠密集的火力打得明軍抬不起頭，無法組織突圍。激戰一天，明軍彈藥所剩無幾兵士死傷過半，雖然之後李如松率部分騎兵及私人衛隊2000人前來支援並與查大受軍會合，但數千軍士仍難以解開小早川景隆以十倍重兵設下的重重包圍。危急關頭，明將楊元也率領1000精騎連夜前來救援，缺乏鐵質盔甲保護日軍在騎兵的衝殺下七零八落。日軍無力攻破明軍防線，又誤以為明軍主力趕到，立刻撤軍退回王京。解圍之後查大受部已不滿千人。這場戰役歷時一天一夜，明軍精騎死傷過半，日軍在明軍火砲的打擊下，也付出了超過7000人傷亡的代價。
現代陸戰之王鼻祖：中國古代戰車
（圖11 使用三眼銃的明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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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迅雷銃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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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明代虎蹲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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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明代紅夷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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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平壤大捷）
明軍勝利最大的原因主要是發揮了遼東鐵騎巨大的衝擊威力和佛郎機火砲戰車和連發多管型近戰火槍的殺傷力。
此戰雙方都打得相當艱難，一方面明軍孤身被圍，彈藥不足，騎兵無法衝殺，但能依靠戰車防禦；一方面日軍雖人數眾多，但缺乏攻堅的火砲和衝擊力強的騎兵、步兵們只能在鐵砲手的掩護下以血肉之軀衝擊車陣，戰場一片慘烈。明軍游擊李有異陣亡，官兵傷亡2500餘人，主帥李如松也差點死於日本忍者之手；日軍陣亡將領有：久野重勝、池邊永晟、小川成重、小野成幸、十時連久、安東常久、安東幸貞，他們大多是在亂軍中尋求與明軍將領單挑時分別被查大受、祖成訓及李如柏、李如梅等人擊斃的。明軍勝利最大的原因主要是發揮了遼東鐵騎巨大的衝擊威力和佛郎機火砲戰車和連發多管型近戰火槍的殺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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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歷史中，戰車的形制是統一的，後來根據功能的不同，才將戰車分為輕車和革車，前者靈活性較好，用於戰場衝殺，後者則用來運輸輜重，並帶有防禦的功能，必要時能夠連接構成車陣阻斷敵人。後世輕車的地位慢慢衰落，並逐漸在戰場消失，而用來運輸輜重的革車卻長存未絕。
一般來說每輛戰車有甲士三人，他們都是貴族。《老子》說，“吉事尚左，兇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這是說的就是戰車中的位置安排。在戰車中駕車的人在中間，左邊的人以射箭為主，右邊的稱為“戎右”，以戈戟等長兵器攻敵。但是主帥所乘車則有所不同，帥要居中，駕車的人改在左邊，右邊仍然是“戎右”，主帥車上配備戰鼓和大旗，以便指揮軍隊的動向和鼓舞士氣。
除此之外，戰車後邊還配備有步卒，他們則要比貴族低一級，一般是臨時徵調的“國人”或者貴族的家奴。步卒的數量在不同時期，情況不同，有配備二十五人的，有配備七十五人的，後來楚國還配備過一百人的。一套戰車叫做“乘”，春秋戰國時期常說的“千乘”，“萬乘”，即是以車的單位來計算軍事實力。在實戰中，戰車都要被編制起來，以二十五乘為一偏，將戰車配置在前面，將步卒安排在戰車的後面。同時還要配置一定數量的步卒於戰車之間的空隙地帶，以彌補戰車側後的薄弱環節。步卒以五人為一伍。五人相互熟悉，是一個小的團隊。
西周最大的軍事單位是“軍”。根據流傳下來的《司馬法》佚文記載，“五人為一伍，十伍為一隊，一軍總共二百五十隊。要留有一定的兵力作為機動策應部隊，一般情況下，每軍中當留起三千七百五十人為機動部隊，共計七十五隊，他們作為中軍據守核心陣地。一軍共守地六千尺，縱橫為四里。以中軍陣地為中心四面均勻地延伸部署。中軍陣地每面佔地三百步，陣內共有地三頃又一百八十步。正中由控制著機動部隊的大將軍所居。軍中的旌旗、金鼓等指揮工具以及糧食器械等後勤物資均置放於中軍之內。它們部署為八個方陣，每個方陣各應有兵力一千零九十四人，其中有二陣各少一人。這就是一個軍兵力的總體部署方案。”（黃樸民《<司馬法>導讀》）這種說法看上去很規整，很可能是後世的陣法佈置，在《左傳》中，戰場上似乎是一字排開的，沒有這麼精密。
戰車上配備有三種武器，一種是長兵器如戈、矛、戟等。其中戈的長度，按照今天的單位來說，大概有一米五左右。矛會更長一些，有的會達到四米多或更長。這些武器在戰車上能夠遠身格鬥。另外還要配備一些短兵器，用於防衛，比較普遍的是刀，後來才用劍。除此之外，還需要配備弓箭，射殺更遠距離的敵人。
綜上可見，西周時期的戰爭是以戰車為中心裝備起來的。雖然戰車提高了部隊的機動性，但那個時候還是以整體戰陣作戰為主，因此戰陣推進的速度並不是很快，為保持整齊的陣形，更不能任意弛逐。古代的兵法家中也不乏專門研究過陣形的，如戰國時期的《孫臏兵法•十陣》中便詳細解說了圓陣、方陣、疏陣、數陣、錐行之陣、雁行之陣、鉤行之陣、玄襄之陣、火陣、水陣十陣的形制和優點。可見他們對此相當重視。另外，我們還常見有些書中提到的“常山之陣”，“擊其頭，則尾應，擊其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這些都是後來發展的，在西周或春秋中前期，這些還不是很流行。並且，那個時候打仗還是按照“軍禮”進行的，即雙方約定時間地點，然後各自擺開車陣，鳴鼓衝殺。一場戰鬥結束之後，便各自收兵。戰鬥的結束似乎也就意味著戰爭的結束，並不像後世一場戰爭包括很多次戰鬥。
在戰鬥的過程中，也有些軍禮需要遵守，比如我方大將遇到對方的國君，不僅不能積極追趕，還要像對待自己的國軍一樣執臣禮。這在後人看來是很奇怪的。《左傳》中這樣的記載屢見不鮮。其中有一次戰鬥中，晉國將領韓厥追趕鄭國國君所乘的戰車，可能是戰馬受驚了，鄭國國君的戰車突然轉向，向韓厥這個方向跑過來，韓厥慌忙下車，脫下頭盔，站在一邊，畢恭畢敬地讓鄭國國君的戰車馳過。這是不是因為各國君之間都是兄弟甥舅呢！
車戰是貴族禮儀文化的產物，春秋時代是車戰大規模運用的時代，因為那個時候打仗，一來規模較之後世要小得多，以致某些戰爭被史學家譬為村民之群毆。二來對陣也是按照一定的程式進行，不像後來的戰爭，兵不厭詐，千里偷襲，不告而戰。第三，當時主要的戰爭集中在華北平原地帶，戰車在防禦和速度上有比較優勢。後來隨著戰鬥效率的提高以及戰場範圍的擴大，地域因素變得更為複雜，行軍速度上要求也更高，於是就改用騎兵與步兵作戰。春秋時期，晉國在爭霸戰中仍然用車戰，但在對付境內的戎狄作戰時就改用步兵作戰，因為戎狄多分佈在山陵地帶，其形勢不適合車戰。到戰國初期，戰爭規模進一步擴大，趙國的趙武靈王為了對付北邊的匈奴，推行了著名的“胡服騎射”改革，成效顯著，後來其他國家也紛紛進行改革，中國歷史上的戰爭模式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隨著對戰爭的研究逐漸加深，一些關於戰爭理論的著作也不斷的湧現，同樣在技術層面上也會不斷突破。在技術上墨家具有很高的水準。墨子在中國科技史上應算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傳說他曾經造了一個會飛的木鳥，在空中飛行了三天。在理論上則是《司馬法》和後來的《孫子兵法》、《吳子兵法》等。這都是大家相當熟悉的。
戰爭的發展推動兵學理論的出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般來說《司馬法》所記載的內容要比《孫子兵法》早，因為它主要是記載春秋時的軍禮、軍法和軍事制度的，有一小部分涉及到戰略問題，但這些問題又與西周禮樂思想密切相關，也可以看成是治國理論的一部分。《孫子兵法》就不同了，書中首先提到戰爭觀，作者雖然承認戰爭不好，但卻不得不有所準備，而且還進一步申明兵是“詭道”，這就意味著“兵以詐立”，顯然與春秋時期“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的思想南轅北轍。後人在研究《司馬法》和《孫子兵法》的區別時即說：“《司馬法》以仁為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為變。”因此，我們可以說《司馬法》與《孫子兵法》體現了不同時代的戰爭觀。但說實話，《孫子兵法》所揭示的道理似乎更接近戰爭的本質，直到現在他仍能予人以啟示，並被各個領域的精英所貫通運用於實際。（李俊編撰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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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以前，戰車是戰場的主宰，這種超級武器幾乎在所有國家都受到重視。早在公元前16世紀的邁錫尼時代，戰車在希臘已很常見，但簡陋得不成樣子，其任務不過是將驍勇的將領運到戰場。希臘戰車通常安有一個輕型底盤，在底盤上豎立起由彎桿搭成的框架，框架之間用交織的皮革條連接起來，或用柳條編織成防護前胸和身體兩側的屏障。
嚴格來說，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車廂，車輪輻條不會超過8根，主要是兩馬牽引，但也有四馬的組合。那個時代的壁畫告訴我們，希臘戰車很小，無法提供足夠的戰鬥空間，在車上向敵人投槍或射箭只是偶然情況，大約公元前6世紀左右，戰車突然從希臘人的視野中消失了。希臘人有自己的軍事理念，重步兵是軍隊的核心，良好的團隊精神保證了戰鬥力，而戰車更像是消耗資源的大玩具。
戰車既是複雜的運載工具，也是精密的武器，它是古代製造業的終極產品。大約在公元前15世紀，埃及出現了由四匹馬牽引的典型戰車，車上配備一名馭手和一名弓箭手；亞述戰車防護力要強很多，雖然車上還是二人，但馭手可以用盾牌掩護弓箭手了；波斯的戰車則更加完善，車前裝備了尖叉，以利於對付敵人堅強的方陣。
與這些對手相比，中國的戰車大概是最完美的。在商周時代，戰車的製造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它們大多由四匹馬牽引，也有兩馬或六馬的組合，戰車採用獨轅的方形車廂，有兩個直徑很大的車輪，大約在1.3米－1.6米，每個輪子有18－26根不等的輻條，車軸兩端超出車身的部分叫車轂，大約有半米左右，通常會打磨得得非常尖利，以防止敵人靠近。不過也有相反的例子，公元前284年，被諸葛亮經常掛在嘴邊的那位燕國大將樂毅率領五國大軍伐齊，一直打到了首都臨淄，當時逃難的車輛擁擠不堪，過長的車轂成了催命符，攪在一起動彈不得，幸虧英明的城管隊長田單想到了辦法，把倒霉的車轂鋸掉，這才逃出一命。
圖片說明：標準的三人車組，左側是持弓的甲首，中間為御者，右側是持戈的戎右圖片說明：標準的三人車組，左側是持弓的甲首，中間為御者，右側是持戈的戎右
戰車是笨重的傢伙，一輛戰車就有3米寬，再加上4匹挽馬，佔地面積至少在9平方米以上，千萬不要對車廂空間期望過高，這不是加長版的卡迪拉克，整個車廂大概只有0.5平方米左右，每輛車都要塞進3名全副武裝的甲士，擁擠程度跟早班的地鐵差不多。3名甲士並排而列，左側是車長，也稱甲首，持弓矢；右側為參乘，也叫戎右，持戈矛；中間是御者，只佩隨身刀劍。三人都有甲胄，特別是駕車的御者，目標顯著而又毫無還手之力，因此他的甲胄也最齊全，全身上下密不透風，手臂、頸部和雙腿都有護甲。
古人對於戰車的分類是混亂而缺乏邏輯的，《周禮？春官》裡將戰車分為輕車、闕車、廣車、蘋車四種，這是把用途和性能混為一潭，既不科學也不合理，這個錯誤後來被兵聖孫武糾正，他將戰車分為輕車、守車兩種。輕車也叫馳車，主要執行作戰任務，守車也叫革車，主要是運送物資和補給品，有時也可用作強弩的發射平台或人員休息場所。
戰車上的武器五花八門，《周禮？夏官？司兵》說是有五種，就是所謂的“車戰五兵”，包括弓矢、戈、戟、矛、夷矛，《考工記》上說是戈、殳、戟、夷矛、酋矛，《五經正義》說是矛、戟、劍、盾、弓，無論哪種說法，狹窄的車廂裡塞進這麼多要命的傢伙，看起來都有點搞笑，雖然這些兵器可以插在車輿上，但這樣的車廂跟鐵籠子也沒什麼區別了。
《考工記》的說法最離譜，五件全是近戰武器，連弓箭都沒有，在戰場上豈不是活靶子？其實，考古發現早已證明，那時的戰車根本不會配備這麼多武器，通常只有兩三件而已。由於車轂的緣故，敵對戰車互相迫近時，側面至少要保持1.6米以上的距離才不會相撞，因此短於兩米的武器基本派不上用場。於是《考工記》又出來告訴我們，戈柄的長度是6.6尺、殳是12尺、戟是16尺、酋矛20尺、夷矛24尺。周代的一尺大約合現在的0.231米，換算下來，戈柄只有1.52米，根本無法作戰，幸好考古發現糾正了《考工記》的謬誤，湖南長沙出土的春秋銅戈就長達3.14米，還算讓人信服。殳就是木棍，12尺約合2.77米，長度倒是合適了，但這種以擊打為主的武器在車戰中有何作用？戟的長度大約為3.7米，可以用來干擾戰車操控，或是割斷御馬的韁繩，使用最為稱手。夷矛和酋矛分別長4.62米和5.54米，長得有點過分，舞動這樣的武器是困難的。《考工記》也承認兵器的長度應不超過使用者身高的三倍，以秦軍為例，甲士的平均身高多在1.7－1.8米之間，使用5.54米的酋矛大概已經是極限了。
《考工記》誇張地描述了各種武器的作戰方式，“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鉤之，然後殳者擊之，戈戟刺之”，我們都知道戰車上除了御者只有2名戰鬥員，持弓的甲首不太可能在戰鬥時換用其它武器，因此按照《考工記》的說法，剩下的一名甲士要使用四種武器，輪番攻擊敵人，真是一份高強度的工作。當然，也可能這些武器只是備用品，車毀肉搏時才用得上。
戰車的基本作戰單位是乘，它並不等同於今天“輛”的概念，而是指以戰車為核心的一個戰鬥編組，包括戰車1輛、挽馬4匹、輜重車1輛，還配屬有編制不一的步兵，西周時期是每乘配備甲士10人，3人在車上，7人在車下，春秋初期，每乘的人數達到50人，到春秋後期每乘人數暴增到75人，南方的楚國更過分，每乘多達100人。那是個等級分明的時代，戰車上的甲士大都是王公貴族，而步兵的地位低下，不僅要配合車兵作戰，還要為車兵打雜，跟奴隸差不多。
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每乘的具體編制變得非常複雜，以楚國為例，每乘有輕車一輛，甲士3人，步兵72人；重車一輛，僕役25人，其中炊事兵10人，維修兵5人，馬夫5人，汲水打柴的5人；百人按照卒、兩、伍三級編組，每伍5人，5伍為兩，4兩一卒。春秋時期，龐大的戰車部隊是綜合國力的最佳體現，主要大國都有一次出動千乘的實力，兵力達到7.5萬人，個別強國甚至能夠一次出動戰車四千乘，兵力達到30萬，這肯定是誇張了，因為戰車形成戰鬥力需要長時間的訓練，否則四匹挽馬無法合套，車上的甲士與車下的步兵也難以密切配合。
如同現代的裝甲部隊一樣，戰車對道路的要求很高，即使在由“井田制”產生的廣闊平原上，一天的行程大概也就是30裡，非正常情況也可日行90裡，但這種“百里趨利”的作法，通常被視為兵家大忌。由於很難在短時間改變隊形，因此車戰必須在開闊的平原上進行，否則就是陷之死地，《六韜》裡就提到有十種死地，不宜使用戰車：
1、死地：往者無以還者；
2、竭地：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
3、困地：前易後險者；
4、絕地：陷之險阻而難出者；
5、勞地：圮下漸澤，黑土地黏埴者；
6、逆地：左險右易，上陵而父子阪者；
7、拂地：殷草橫畝，犯歷沮澤者；
8、敗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
9、壞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
10、陷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
事實上，這些死地包含了大部分已知的地形地貌，剩下的就只有平原了。
車戰是一種特定形態的古板戰鬥，與十五、十六世紀歐洲盛行的線式戰術頗有相通之處，紀律才是取勝的關鍵，快速機動和突然出擊是不可想像的，因為龐大的戰車部隊要協調一致可謂困難重重，至於配屬的步兵則毫無機動力可言。於是，堂而皇之的決鬥成了戰爭的主題，被毛澤東稱為“蠢豬”的宋襄公式的仁義道德也隨之氾濫，偷襲、半渡而擊、出其不意都被認為是不義之舉。通常，戰車會排成盡量密集的隊形，每前進一段就要停下來整頓隊形，這就是《司馬法》裡所說的“車以密固”。
至於戰車的作戰隊形，《六韜》提供了一種說法，“易戰之法，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遁道，十五車為聚，三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周秦時期以六尺為一步，每步將近1.4米，這說明戰車和隊列之間的間隔是很大的，不僅因為戰車體積龐大，也是為了給配屬的步兵留出空間。
兵馬俑所顯示的秦軍車戰序列兵馬俑所顯示的秦軍車戰序列
根據地形的不同，戰車與步兵的戰鬥編組有三種模式：如果是險要地形，則步兵以橫隊一字排開，位於戰車之前；如果是平原，戰車列在最前，後面是呈品字形的步兵。還有一種混合編組，步兵呈倒品字形排列於戰車的間隙處，這是一種相對複雜的布陣，可以充分發揮車步協同的威力，但需要平時的嚴格訓練。
傳統上，車戰是非常模式化的，雙方排好陣勢，先以弓矢對射。這不是人們想像的自由射擊，為避免誤傷，只有第一排戰車的甲首才有權發箭，後面的戰車不允許超越射擊。如果弓箭搞不定，就驅車衝擊，這是史書告訴我們的，但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
戰車是運轉不靈的龐然大物，出擊必須選擇最有利時機，一旦衝出去，你很難指望它安然的退回來。為了使甲首的弓箭發揮威力，戰車部隊會在寬廣的正面上實施衝擊，當然利用拋物線間接射擊也是可行的，但準確性和殺傷力就無法保證了。千萬不要相信戰車可以反复衝擊的鬼話，即使挽馬的體力允許，大量戰車集中轉向所造成的混亂也是難以想像的。事實上，春秋時期的大多數戰役會在一天之內分出勝負，一鼓而克才是戰車最標準的取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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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莊公的「魚麗陣法」
魚麗之陣，也稱魚麗陣，這就是說，古代將步卒隊形環繞戰車進行疏散配置的一種陣法。
陣名編輯
魚麗之陣，也稱魚麗陣
出處編輯
《左傳 ·桓公五年》載：鄭國以“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儒葛。
陣名內涵編輯
杜預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陣法。”也就是說，鄭國的軍隊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為一方陣，以偏師居前，讓伍隊在後跟隨，彌補空隙。這樣的編隊如魚隊，故名魚麗之陣。這是先秦戰爭史上，最早在具體戰役中使用陣法的記載。
優點編輯
這種魚麗陣法最突出的特點是在車戰中盡量發揮步兵的作用，即先以戰車衝陣，步兵環繞戰車疏散對形，可以彌補戰車的縫隙，有效地殺傷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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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麗陣法」
因為春秋時代總體而言是沒有獨立的騎兵兵種的。
遺憾的是，《東周列國志》這種小說裡的描寫基本上可以當成是混合了明清時代戰爭場面和作者對“車戰”時代戰爭想像的產物，並非春秋戰爭的真實狀況。關於春秋時代戰爭的真實情況，儘管已經隔了近三千年的歷史迷霧，但在現代史學和考古學的努力下，通過對傳統經史的繼承與發展，已經有了更近真實的認識。最大的問題在於，春秋時代的諸“戎”、“狄”部族，基本上都是以步卒為主力兵種的。騎兵不是春秋戰場上的常見兵種。或者更準確地說，春秋戰爭中並沒有獨立的騎兵兵種，在春秋史文獻中，不管是中原諸侯，還是戎狄蠻夷部族，都沒有大規模使用騎兵的記載。騎兵的大規模使用，不管是中原各諸侯還是塞外蠻族，都是在戰國時代開始的。總的來說，中原各國發展起獨立騎兵兵種的歷史進程，並不比塞外蠻族晚太多（甚至是基本同步的）。在春秋時代，無論是北方的“戎”、“狄”還是東、南方的“蠻”、“夷”，至少從《左傳》等文獻中的記載看，其主力作戰兵種都是“徒” ，即步兵。比較例外的是，部分東夷部族文明較為昌明，也有城垣、宗廟和車兵。當然，隨著各族的融通進步，到春秋後期，很多蠻族已經變得非常“華夏化”了，同時也免不了華夏諸侯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蠻族化”，這是所謂的“禮崩樂壞”的表現之一。車的好處在於利於平原上廣正面的橫列陣大規模衝鋒，這就是戰國時代軍事家們總結的“……三軍之眾成陣而相當，則易戰之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在平原上奔馳，駟馬驅動的“輕車”未必比騎兵速度慢，缺點是不如騎兵靈活，但在馬蹬出現之前，車的強大之處在於攻擊力強大而多樣，同時擁有較為堅固的防護力。春秋時代的諸侯們為了最大程度發揮戰車的殺傷力，在戰車投資上是不惜血本的，車上的甲士大多是出身士人的武士，他們訓練精良，身負重甲，手執利刃強弓，戰車本身和拉車的戰馬往往也披掛堅甲，這就是所謂的“駟介”，甚至還有在戰馬上描畫花紋、乃至披掛虎皮以恐嚇對方馬匹的。這就是為什麼在春秋時代的正面戰場會戰中，經常出現列好陣的戰車部隊一個衝鋒就打垮敵軍一翼陣線的情況。而當面對以步兵為主的戎狄部族時，只要在利於戰車發揮最大攻擊力的堅實平原地帶，且兵力懸殊不太大的情況下，戎狄部族基本上都是佔不了便宜的，否則中國歷史的發展就會“披髮左衽”了。車的問題在於在險阻山地作戰時極為笨重且危險，因此華夏諸侯在山地作戰時經常也動員大量徒兵與戎狄部族作戰。晉國的三行（依照左傳的說法，晉作三行的目的就是為了禦狄，顯然是專門應對和戎狄展開山地作戰而組建的新軍）、鄭國的徒兵，都是當時著名的強悍步兵。為了應對善於徒兵作戰的戎狄部族，華夏諸侯都發展出了龐大的步兵軍隊。在以戰車為核心的軍隊編制“乘”中，每乘的步兵編制也從每乘三十人左右激增到七十餘人乃至百餘人，這和西周及春秋初年的每乘三十人編制是大不相同的，與更早的每乘十人編制相比，更是質的變化。所以，春秋時代華夏諸侯的軍隊，絕不是只有車兵，而是車步結合的強大軍事力量，“車馳卒奔”的壯觀場面，是春秋時代戰場的常態。最大程度地把握車兵和步兵優劣短長，而盡可能地發揮其戰術優勢，是春秋時代指揮作戰的諸侯卿帥的必備素質。這樣，當面對嚴密組織起來的“進退整暇”的車步協同軍隊面前，專擅步兵作戰的戎狄部族顯然 是很難抵擋的。需要說明的是，戎狄部族除了部分被華夏諸侯消滅外，大多成為了華夏諸侯的附屬，在春秋中期以後的爭霸戰爭中，精銳蠻勇的戎狄步兵經常作為華夏霸主的附屬軍隊出現在戰場上，和其宗主國的華夏車步兵一同作戰。華夏文明延續至今，不僅僅靠了夷夏有別、用夏變夷的決心，更靠了願意學習吸收異族長處的心胸，和能夠融收駕馭異族為我所用的策略眼光。補充一下：至於到了戰國時代，騎兵就在長城內外同時興起了。北方的騎馬游牧民族的威脅第一次嚴重威脅到中原文明，胡服騎射就是在這個環境下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戰車和騎兵就有了在戰場上相遇的機會。只不過當時的騎兵還比較原始，沒有馬鐙，適合馬上使用的肉搏或刺擊兵器還在摸索中，而弓弩裝備顯然是適用於這種無馬鐙騎兵的最佳裝備，即便如此，初次出現的騎兵部隊仍然在靈活性上遠勝於戰車，比戰車適用更多的戰場環境。只不過到了PK的時候，騎兵仍然不能當戰車的正面一擊。也正因此，先秦時代的騎兵主要用於游擊、截糧道、追擊潰兵、擾亂陣型等正面對抗烈度較低的場合。所以當時選拔騎兵的標準是“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眾者” （《犬韜》）。LZ說的這個“密盧引著騎兵萬餘，前來挑戰，一連沖突數次，皆被車城擋住”的場面，顯然是戰國之後連車為城對抗騎兵的作戰手段，在春秋時代是基本不可能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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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麗陣法
在遠古的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有一支部隊在廣漠的平原上縱橫馳騁,他們就是戰車部隊,我們的祖先三皇五帝曾經坐在上面討伐蠻夷,創立了偉大的華夏文明。
戰車的歷史非常悠久,他的製造工藝複雜,是古中國人民聰明才智的最佳代表和最高手工藝術的代表,它通常是由四匹馬拉的兩輪木質戰車,單位是乘,長寬大約三米,車輪全部由經驗豐富的老工匠手工削成,莊子曾經記載了七十多歲的老工匠用削車輪的道理來勸戒齊王的故事。
一般每乘載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還備有若干有柄的格鬥兵器，如戈﹑殳﹑戟﹑酋矛﹑夷矛等，插放在戰車輿側，供甲士在作戰中使用。
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車之長﹐稱「車左」，又名「甲首」； 通常他的任務是用弓矢射殺敵人。
右方甲士執戈(或矛)，主擊刺，稱「車右」，又名「參乘」； 專門負責在兩車錯轂格鬥時用長柄的矛、戟等兵器殺傷對方乘員。而在戰車遇到障礙，需要跳下車去推車時，也是車右的任務。
居中的是駕馭戰車的御者，戰車的乘客都不是普通人, 身分起碼是「士」，其中御者的要求最高,因為車御要用雙手執六條轡駕馬御車，所以當年孔夫子教授學生的「六藝」中，「御」是其中之一，並且排列在「書」、「數」之前，是「士」所必須掌握的技能。而秦國的祖先因為善於御馬而被周天子封為了諸侯。可見這個御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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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魚麗陣法 -傳統兵器裝備和戰法
為了保護戰車兵的安全，他們都裝備有厚重的皮甲冑或青銅的冑和鎧甲。轅馬也披有厚重的皮馬甲，頭套皮馬冑，有的還蒙以虎皮，更顯威猛。木製的車箱(輿)表面有的也釘鑲青銅護甲，或在軸頭裝有長刺。
戰車作戰，相距較遠時以弓矢對射。兩車逼近，必須錯車格鬥。錯車有共同遵守的規矩，也就是都以己車右側去錯迎對方來車的右側，這也是車右司以長柄兵器格鬥的原因。
由於戰車笨重，駕御困難，因此當排列好戰鬥隊形后，臨陣變換是非常困難的。同時由於車體長、面積大，加以殷周時弓矢射程有限，所以較難作大縱深配置，也無法採用縱隊的隊形，通常是採用一線橫列作戰。
一般情況下，兩軍列好陣形，擊鼓進軍，遠處以弓矢對射，近而錯轂搏鬥，一方敗退，一方追擊，戰鬥即結束。
公元前11世紀中期周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就明確記載了他的戰術:"每前進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齊，以保持隊形；每擊刺四、五次或六、七次， 也要停止取齊，以穩住陣腳。嚴申不準殺害降者，以瓦解商軍",此役周武王以兵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4萬5千人的軍隊大破商紂王17萬的軍隊,取得了驕人的戰績,並由此創建禮儀之邦周朝，而牧野之戰的作戰方法也成周朝的經典戰術,一直延續了下來,直到魚麗陣法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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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魚麗陣法 -陣法由來
魚麗之陣據說是鄭莊公有一次在野外看見農夫結網捕魚有所感悟而發明的新陣法,又說是鄭莊公在品嘗美味刀魚的時候看到魚鱗層層疊疊而啟發所發明的新式陣法,最早的歷史記載於《左傳•桓公十五年》鄭莊公「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儒葛。」又見於《司馬法》中"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陣法。這個具有美麗名字的陣法實際上代表了一場血腥的戰爭,這場戰爭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繻葛之戰。
西周最後一個天子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被犬戎所殺后,他的兒子周平王姬宜臼不得不東遷定都洛邑,並冊封東遷的功臣鄭伯鄭武公為卿士,鄭伯死後爵位傳給了他的兒子鄭莊公,這個鄭莊公可不是普通人物,他管理的鄭國封地在諸侯之中並不大,而且他還受到弟弟公叔段和母親的排擠,結果他在35歲時先是輕鬆的解決掉內部想篡位的弟弟,後來又經常利用周卿士的身份四處征討周圍的鄰國,公然挑釁王權,招致周平王的不滿,於是周平王不斷的削弱鄭莊公的權力,這種恩人變仇人的過程是如此的之短,在周平王死後,周恆王在周公黑肩的輔助之下,周王室的力量略有恢復,於是在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罷了鄭莊公左卿士之職，鄭莊公進行報復，不去朝見周王。於是桓王率領蔡、衛、虢國、陳四國之師伐鄭，一場決定周王室興衰的戰役就要爆發了。
繻葛之戰是典型的周氏戰陣和鄭氏戰陣的較量,也是周朝新舊勢力的最後一次大較量,周恆王出動戰車約400乘，在冀中平原布下品字方陣, 左軍為陳軍, 右路軍的蔡、衛軍隊居后, 周恆王和虢國的軍隊居中。而鄭莊公出動戰車約300乘,布下倒品字型的陣型,其中左右軍陣在前,中軍在後,大夫曼伯（公子忽）率一軍為右軍，攻周軍左翼；大夫祭足率一軍為左軍，攻周軍右翼；大夫原繁、高渠彌合率一軍為中軍，隨鄭莊公配置於兩拒中間稍後，相機出擊。周恆王的聯軍陳軍國家正在內亂,而蔡、衛本來軍隊戰鬥力不強,很快周恆王的左右軍被打敗,這樣鄭莊公的軍隊對周恆王的中軍形成了包圍之態勢,這個時候鄭莊公大膽的採用了新戰法,歷史的記載是這樣的「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儒葛。」，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陣法。《司馬法》
古人的記載都非常簡略,我試著來恢復當時戰鬥的場景, 先偏後伍的意思是用二十五輛戰車組成偏, 伍承彌縫,又表示他顛覆了傳統的步兵排列成方陣的方法,而是把士兵以五為基數組成分隊布置在戰車的左右,和後面,因為當時周恆王已經被包圍,所以鄭莊公用他的三百輛戰車組成十個25輛戰車和15個步兵組合的陣型對周天子發起攻擊,後面再跟隨大量士兵作後續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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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魚麗陣法 -陣法應用
具體的戰鬥經歷是這樣的: 第一隊是身批重甲的戰車開道,後面跟甲士三人加十五名普通的步兵,甲士實際是車兵的後備,並且兼顧搬運石頭的功能,這樣車上的甲士不用再下來清理道路了,保證了進攻的延續性,待周天子的前鋒士兵第一輪弓箭之後, 鄭軍戰車車兵編隊逐漸接近,觸敵,周軍的進攻重點是戰車,可是魚麗陣的周圍有士兵保護,周軍很難接近,因為躲在鄭軍戰車後面的士兵會馬上湧出分成跪射和立射兩隊，交替發射，百箭齊發，置敵於死地。而由於周天子還是習慣性的把地位低微的士卒布置在前方,只有簡單的盾牌保護,這樣面對鄭軍的堅固車步組合,很快方陣就亂了,要知道周朝步兵方陣的最重要是保持陣型,而現在面對250輛戰車的強力衝擊,很快周軍的陣型一觸即潰,這樣第二隊鄭軍派出輕騎兵對周軍潰散之敵進行射殺。第三隊由步兵組成的方陣進行最後一波攻擊，而周桓王鄭莊公的「魚麗陣法」發揮出了極大的威力，周桓王在此次戰役中大敗，國威喪盡。從此周王室日漸衰微,諸侯相互兼并更加激烈,而魚麗陣法創造的車步結合的戰法也在諸侯中流傳開來。因為看到自己的戰車被自己步兵所衝散,發揮不了作用,非常著急,親自上陣,結果被鄭軍將軍祝聃遠遠望見，奮臂一箭，射中姬林左肩,這就是歷史有名的箭中王肩的故事。這一戰,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是中國古代的一部著名的道家兵書。中國漢族古典軍事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縝密嚴謹，是古代漢族軍事思想精華的集中體現。最早明確收錄此書的是《隋書 ·經籍志》，題為“周文王師姜望撰”。姜望即姜太公呂望。但是自宋代以來，就不斷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從此書的內容，文風及近年出土文物資料等分析，可大致斷定《六韜》是戰國末期某人托姜望之名而撰。全書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對有關戰爭和各方面問題，幾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戰略論和戰術論。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是中國古代的一部著名的道家兵書。最早明確收錄此書的是《隋書 ·經籍志》，題為“周文王師姜望撰”。姜望即姜太公呂望。但是自宋代以來，就不斷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從此書的內容，文風及出土文物資料等分析，可大致斷定《六韜》是戰國末期某人托姜望之名而撰。全書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對有關戰爭和各方面問題，幾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戰略論和戰術論。
《六韜》
《六韜》圖冊
詳解/《六韜》
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家類中不見著錄，但在“道家”列“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但從南宋開始，《六韜》一直被懷疑為偽書，特別是清代，更被確定為偽書。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
歷史意義/《六韜》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韜》通過周文王、武王與呂望對話的形式，論述治國、治軍和指導戰爭的理論、原則，[2]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 ·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週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版本/《六韜》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敦煌遺書殘本、《群書治要》摘要本、《四庫全書》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與三略/《六韜》
人們通常把六韜與三略一起看作一個整體，其實他們並不是相同作者所著，不知者容易搞混。
六韜的成書時間有幾種學說，但大致都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大家公認《六韜》一書帶有鮮明的齊文化特色，而齊威王在位時間（前357—前320年）同周顯王的在位時間基本吻合，當時齊國都城臨淄的稷下學宮中，聚集著一大批學者，他們當中很多人具備編寫兵書的知識和才能。因此，筆者認為《六韜》作成於戰國中晚期的齊國，其述作者是齊威王、齊宣王在位時的稷下大夫們。
三略的成書時間大致為秦末漢初。由於《三略》的文義、用詞、句法都不古奧，與殷末周初時期成書的文章文體大不一樣，這就見出其成書年代就更晚一些，但決不會晚於秦朝末年，因為在《後漢書》中就有提到《黃石公三略》這本書的記載，這些都可以說是第一種說法的佐證。對於第三種說法不可信的證據是東漢初年光武帝詔書裡面就大段引用過《黃石公記》，除個別字與今本《三略》稍有不同外，其餘全同。
所以說張良所接受的書很可能不是《六韜》即《太公兵法》，更有可能是《黃石公三略》。
內容/《六韜》
《六韜》分為《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所以叫做《六韜》。由於該書是以周文王、武王與姜太公對話的形式寫成的，所以相傳為姜太公呂望所著。經歷代學者考證，都認為無論就書中內容及文字結構而論，都不是殷周之際的作品，而是後人所依托。
六韜
《漢書 ，藝文志》儒家類著錄有：“《週史六韜》六篇。”下注：“惠襄之間，或曰周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唐人顏師古注，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字同也。”但有人認為：《六韜》書中有“縱橫捭闔，陰謀權術”的內容，與儒家“格格不入”，從而否定顏師古注。我們認為：《六韜》中固然有“縱橫捭闔，陰謀權術” ，但它們集中表現於《文伐》一篇中，其他各篇則不多見。相反，其反复陳述的主要觀點倒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歸之。……義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歸之。”這些思想都導源於《尚書》 ，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下歸仁焉”等儒家思想，並沒有什麼“格格不入”的地方。而且《六韜》一書在兵書中比較起來，談政治較多，以治國為治兵之本，所以《漢書·藝文志》把它歸入儒家，也是不足為怪的。漢書·藝文志》中把兵書列入其它各家的，並不少見，兵書《司馬法》不是列入“禮部”，《尉繚子》不是列入雜家了嗎？《六韜》和其它兵書一樣，是軍事學，它是以戰爭為研究對象的。它不可能囿於一種學派，其中摻雜一些法家、道家等觀點也是很自然的，說它是“雜家”也許可以，但不足以此來否定顏師古之說。況且，《莊子·徐無鬼》：“縱之則以金版六弢”，注中引司馬崔說，“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秘讖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招：文、武、虎、豹、龍、犬也。這裡《周書》 是否《週史》，《秘讖》指什麼書都不明確，相反，“本又作六韜……”卻很明確，其意思與顏師古注完全相同。
《六韜》的成書年代，據《漢書·藝文志》所載：“惠襄之間(公元前676-前619年)，或曰顯王時(公元前368-前321年)，或曰孔子間焉(公元前551-前479年)”。這三種說法，我們認為周顯王時較為接近。因為《六韜》中《均兵》、《武騎士》都談到了騎兵 的使用問題，而據史籍所載，騎兵作為一個兵種大量出現於戰場，是在趙武靈王(公元前325-前299年)胡服騎射之後，周顯王和趙武靈王差不多是同一時代的人物。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六韜》，其內容雖然不全，但已有《文韜》、《武韜》、《龍韜》等。(見《文物》1974年第二期羅福頤著《臨沂漢簡概述 》)由此，我們基本可以斷定《六韜》的成書年代，上限不早於周顯王時，下限不晚於秦末漢初。
《六韜》一書雖非姜太公所著，但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兵書。《後漢書，何進傳》有：“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壓四方。”《三國志 ·蜀志·先主傳·注》引先主遺詔：“間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 益人意志。聞巫相為寫《申》、《轅》、《管子》、《六韜》一通已畢。”說明劉備、諸葛亮都十分重視《六韜》。宋元豐年間把《六韜》列入《武經七書》，定為武學必讀之書，頗受重視。書中一些一般軍事規律，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尤其對於我們研究中國軍事思想的發展更有重要的價值。
體例/《六韜》
今本《六韜》共分六卷。
1.文韜——論治國用人的韜略
2.武韜——講用兵的韜略
3.龍韜——論軍事組織
4.虎韜——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布陣
5.豹韜——論戰術
6.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
思想/《六韜》
《六韜》一書，在軍事方面，主張“伐亂禁暴”，“上戰無與戰”，強調“ 知彼知己 ”，“密察敵人之機”，“形人而我無形”， “先見弱於敵”。要求戰爭指導者“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機動靈活地運用各種戰略戰術。它認為作戰中最重要的是奇正變化，“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對於攻城，它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圍困打援，迫敵投降。它重視地形、天候對戰術的影響。總結了步、車、騎兵種各自的戰法及諸兵種的協同戰術。它重視部隊的編制和裝備，詳細記述了古代指揮機關的人員組成和各自的職責，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長分別進行編隊的原則。它認為“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詳細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形制和戰鬥性能。重視軍中秘密通訊，記述了古代軍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還重視將帥修養和選拔，認為“社稷安危，一在將軍”要求將帥不僅要諳熟戰略戰術、知進退攻守、出奇制勝的謀略，而且要懂得治亂興衰之道，要能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並提出了考察將帥的八條方法，即所謂“ 八徵 ”。在軍事哲理方面，《六韜》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它一方面反對巫祝卜筮迷信活動，把它列為必須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張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敵人。它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初步認識到了矛盾的對立和轉化，提出了“極反其常"的重要辯證法思想，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重要貢獻。它的許多軍事思想都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強必折，太張必缺”，“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卷/《六韜》
《六韜》分別以文、武、龍、虎、豹、犬為標題，各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萬字。
卷一
《文韜》內分《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傅》、《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
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家的實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作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民，對人民進行教育訓練，使之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卷二
《武韜》內分《發啟》、《文啟》、《文伐》、《順啟》、《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於《三疑》前。這一卷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爭的策略，強調在作戰前必須先對敵我雙方的情況瞭如指掌，進行比較，以己之長克敵之短，才能製勝。
卷三
《龍韜》內分《王翼》、《論將》、《選將》、《主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 《奇兵》、《五音》、《兵徵》、《農器》等十三篇，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指出在戰爭中要調動對方，選擇將帥、嚴明紀律，然後確定如何發號令、通信息。還指出要注意天時地利、武器裝備和物質供應等。
卷四
《虎韜》內分《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絕道》、《略地》、《火戰》、《壘虛》等十二篇，主要論述在寬闊地區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卷五
《豹韜》內分《林戰》、《突戰》、《幫強》、《敵武》、《山兵》、《澤兵》、《少眾》、《分險》等八篇，主要論述在各種特殊的地形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卷六
《犬韜》內分《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騎》、《戰車》、《戰步》等十篇，主要論述教練與編選士卒以及各種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發揮軍隊效能等問題。
歷史版本/《六韜》
《六韜》雖題為呂望所作， 實際上當成書於戰國中後期，但不排除其中反映了呂尚的某些軍事思想。其真實作者已不可考。《六韜》的版本源流比較複雜，各本內容互有異同。從現存本看，大致有以下四個系統：
（1）竹簡本，即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土的《六韜》殘簡和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的《大公》殘簡，這是現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來，有文物出版社鉛印本。
（2）唐寫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韜》殘卷，共存201行（其中一行只殘存半個字），20個篇目。原件藏法國巴黎全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有縮微膠卷。這是現存最早的紙寫本《六韜》。
（3）《群書治要》本，是唐魏微給唐太宗編的摘要本，只有文韜、武韜、龍韜、虎韜、犬韜的內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韜。以上三個系統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此些不見於今本的俠篇或俠文。
（4）《武經七書》本，初刻於北宋元豐二年（1080年），現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刊本，藏日本靜嘉堂文庫，是現存最早的刊本，國內有其影印本即《續古逸叢書》本。明清以來眾多的總書本及其精本、白文本，大都屬於這個系統的版本。
《六韜》的篇目，最早在《漢志》著錄為《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刪定的“武經”本《六韜》共60篇，二者相差25篇。現在所能看到的兩種漢簡本和唐寫本殘卷中的篇題和內容，既有與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題，如漢簡中的《藻啟》、《治國之道第六》、《以禮義為國第十》、《國有八禁第二十》，唐寫本中的《利人》 、《趨舍》、《禮義》、《大失》、《動應》等。這些與今本不同的篇章內容當是60篇之外的15篇內容，或者為流傳過程中失傳，或者為宋朝廷頒定“武經”時刪掉。今本《六韜》共六卷六十篇。
軍事思想/《六韜》
《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複雜，差不多先秦各家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六韜》一開
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鉤，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麼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發啟》）。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眾以眾。”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採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於文伐，不屬於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產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痺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係；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產，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痺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於“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制，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制者，兵也。'”這裡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制。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也；技與眾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麼，“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於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注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於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
任人者。”（《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
部的問題。
《王翼》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和工，隨時變化，以為紀鋼。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這是說，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將帥的手中，但是將帥的職責是全面領導，不能局限在其一個局部，因此就應該
建立一個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參謀部，並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七十二人是些什麼樣的人呢？《六韜》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謀士五
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糧四人，奮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權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遊士八人，術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這是我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於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韜》的一大創造。
《六韜》還繫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於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征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禦。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這裡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禦”和“軍中之事，不聞君，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有所不受。”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於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裡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將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將帥的威信，太公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厩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將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臏兵》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確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韜》為最早。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眾幹。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韜》雖然從總體水平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軍事觀
《六韜》包含《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和《犬韜》六篇，涉及戰爭觀、戰爭謀略、作戰指導和軍事人才思想等多方面的軍事理論，內容極為豐富廣泛，其中能反映呂尚軍事思想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強調爭取人心
在《文韜》中，多次強調收攬人心的重要性，並提出收攬人心的具體方法。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以及“愛民”、“惠民”、“修德”等，儘管這些思想完全形成於春秋戰國時代，但其思想淵源則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湯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認識到人心向背對戰爭的影響。對照呂尚在滅商戰爭的準備和實施過程中的各項政策措施，我們不難看出《六韜》中收攬人心的思想與呂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再者，與呂尚同時的周公也曾說過：“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後產生的軍事理論著作《軍志》、《軍政》也有“有德不可敵”等，與呂尚的思想亦可謂一脈相承。由此可見，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結合對敵鬥爭的需要，作為周軍政大員的呂尚，完全有可能已認識到人心向背與戰爭勝負的關係，因而採取了適合不同階層要求的一系列措施，以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和擁護。但是由於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他強調的爭取人心，主要是為了穩定奴隸制的社會秩序、緩和民眾及奴隸們與奴隸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實現既定的政治目標。如《文韜》第一章開篇就直言不諱地用釣魚米比喻收攬人心，即“緡（釣線——引者註）微鉺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盡力賣命——引者註） ”，可見呂尚爭取人心是以維護奴隸主
貴族統治利益為前提的。
第二，主張政治攻心，瓦解敵人
《六韜》第二篇《武韜》中，有《文伐》一章，所謂“文伐”即今天所說的政治攻勢，與“武伐”相對。《文伐》的內容分為十二節，主要是談如何運用政治攻勢來瓦解敵人，達到武伐所不能達到的效果，並為武伐創造有利條件，如“因其所喜，以順其志”、“親其所愛”、“尊之以名”，“輔其淫樂”、“養其亂臣”、“收其內，問其外”以及“賂以重寶”等等。這些內容雖然多是戰國時流行的思想，但就其思想本原而言，與呂尚輔文王時採取的麻痺紂王，分化瓦解商統治集團的種種措施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說《文伐》中的思想是呂尚思想的記錄和闡發。可見呂尚已經認識到了軍事與政治的關係，即為了奪取戰爭勝利，不能一味靠軍事進攻，還必須善於實施政治攻勢，只有將二者緊密結合，才能順利地實現戰爭目的。當然，呂尚在這方面的思想還很膚淺，還未系統深入，只能認為《文伐》中的部分思想是呂尚已經具備的。
第三，文武並重，謀略為先
《六韜·武韜·發啟》中說：“全勝不鬥，大兵無創”，“大智不智，大謀不謀”，意為戰爭在於以智取勝，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勝利，而要做到以智取勝。高明的人運用智慧於無形，使人不見其智，運用謀略於作戰之前，使人對其意圖不能察覺。又《三疑》章中提出：要“攻強、離親、散眾”，就要“因之，慎謀”，就是說要對付強敵，要使其眾叛親離，最好的辦法是表面順應敵人的意圖，實際上則秘密運用謀略。另外，在《兵道》章中還說：“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即用兵之道在於把握戰機，造成有利形勢，要造成“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的假象，以迷惑敵人。以上這些論述與呂尚在滅商之戰中不因自己勢力的迅速發展而立即發動決戰進攻，自始至終沒有忘記用智謀削弱敵人，壯大自己，當商王朝分崩離析之際，又不失時機毅然發動進攻等政治、軍事措施是大致相同的。這足以說明《六韜》中重視謀略制勝的理論，實來源於呂尚的軍事思想，是呂尚謀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將領自主權觀點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裡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影響價值
《六韜》對後世有重大影響，張良、劉備、諸葛亮、孫權都重視《六韜》，《李衛公問對》中多次提到它，繼《通典》後，唐人著書論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對《六韜》註釋、集釋、匯解者，也不乏其人，該書在中國軍事學術史上具有較高地位。
《六韜》在國外頗受重視。日本戰國時代的足利學校（培養軍事顧問的學校）就曾把《六韜》與《三略》定為該校的主要教科書。據有關書目記載日本研究譯解《六韜》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種。
西方第一次翻譯的中國兵書共四種，合稱《中國軍事藝術》，於1772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六韜》就是其中一種。此外朝鮮、越南等鄰國也相繼出版和翻譯了《六韜》。
《六韜》是宋代頒定的《武經七書》之一，是先秦兵書中集大成之作，受到歷代兵家的重視，曾被譯成西夏文，在少數民族中流傳。它不僅文武齊備，在政治和軍事理論方面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而且保存了豐富的古代軍事史料，如編制、兵器和通訊方式等。該書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史料價值。
現有版本/《六韜》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
敦煌遺書殘本。
《群書治要》摘要本。
《四庫全書》本。
《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
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
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節選/《六韜》
一。《六韜·文韜·盈虛第二》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
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奏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也。”
二。《六韜·文韜·國務第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
太公曰：“愛民而已。”
文王曰：“愛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無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請釋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已物。此愛民之道也。”
相關故事/《六韜》
孺子可教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良嘗從容步遊於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裡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節選自《史記 ·留侯世家》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或《太公兵法》，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隋書.經籍志》注云：“周文王師姜望撰。”姜望，又稱呂望，字子牙（一說字尚），俗稱姜太公、姜子牙，為西周開國功臣、齊國始祖。歷史上，對於《六韜》的作者、成書年代及書的真偽爭議頗多。宋代以來，基本否定該書為呂望所作，認為是漢以後人偽託。1972年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西漢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簡，其中有《六韜》殘簡54枚，說明《六韜》在西漢前已流傳於世，而非漢以後人偽託。當今學者大多認定《六韜》成書於戰國時期。其理由是：《六韜》文辭淺近，與商周文字風格相去甚遠，而與戰國時期的《吳子》、《孫臏兵法》等相近。書中涉及騎兵作戰的篇章很多，而騎兵誕生，是在戰國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之後。書中提到的一系列鐵兵器，都是在戰國時期才出現。另外，陰陽五行學說的形成也是戰國時期的事。《六韜》成書於戰國，當然就不是呂望所作，而是戰國時人託其名撰成。
《六韜》通過周文王、武王與呂望對話的形式，論述治國、治軍和指導戰爭的理論、原則，是一部具有重要價值的兵書，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週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國外也有深遠影響，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現存《六韜》共6卷60篇，近2萬字。版本約有20多種，重要版本有銀雀山竹簡本、唐代敦煌寫本、唐代魏徵編《群書治要本》、《武經七書》本、《四庫全書》本等。本電子版以《續古逸叢書》影宋《五經七書》為底本，對底本上明顯的錯、衍、脫、誤之處，則參照銀雀山竹簡本、敦煌寫本、《五經七書講義》、《五經七書匯解》、《五經七書直解》等進行校改，底本錯訛用（）表示，校正的文字用[]表示。假借字和古體字一般隨文用現代字替代，未替代的在註釋中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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