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成為西蒙波娃》。早上起來翻翻書，首先翻到這一段：(8) Facebook https://bit.ly/2Z8xLaX
//波娃在1995年5月的日記中寫著，無論是在二十歲、三十歲，甚至五十歲時，對於心中那個五歲的小女孩，她都「從未停止道謝或是向她祈求原諒」。她覺得，她的人生有一種「美妙的和諧」。她又開始「評估」自己的人生，並在「必然事物」的那欄裡寫下她思索了數十年的問題：愛是什麼？她有時會將沙特的快樂與事業放在自己的前面，這令她感到困惑：
「是不是我身上有什麼特質讓這種方式變成最簡單的處理方式？對我而言、對那些習於去愛的人而言，我們選擇去愛是否只是因為這最簡單？〔......〕這才是真正的關鍵，我人生中唯一、唯一的問題與關鍵點。正因為從未有人問過我、我也從未問過我自己這件事，若有任何對象（我暫且稱之為神靈）聽見我的聲音——這就是我的問題，我唯一的問題。」
即使是先驅也有可能在一條道路上走了很久之後才發現那是死路。在寫給戀人的情書中，波娃使用了基督教神秘學中用以描述上帝同在的華麗辭藻——「全然成為一體」（寫給朗茲曼）、「無庸置疑的存在」（寫給沙特）。不過，沒有人能填補她心中原為上帝佔據的那塊空白：要能找到一個能以純粹的愛看穿她——從出生到死亡——的對象是項艱鉅的任務。即便如此，五十一歲的波娃多年來曾反覆追認她二十一歲時做出的選擇；現在，她仍再次這麼選擇：「對我來說，沙特就是無可比擬、獨一無二的那個人。」//
我很喜歡這段對愛的「習慣」的討論。我認為這段的重點（就像句子的重音），其實是在波娃留意到自己那種會去愛人、把他人的需要放得比自己更優先的「習慣」，而不是最後關於沙特那句話。她其實注意到自己有這樣的傾向，也反省著：這是否只是因為這樣做最簡單？
但就因為她心裡保留著一個「無可比擬、獨一無二」的位置。假如世界上沒有沙特，在那個位子上被西蒙愛著的也會有其他人。而沙特剛好是那個人，她把他作為確定不移的一點。「對我而言沙特就是那個人」這句話當中有一種對自己人生的偶然性（很偶然地以沙特為必然），再次肯認的意味。
「愛人」比較簡單嗎？如果是比較波娃和桑塔格這兩本傳記，我覺得我能感受到，波娃說愛「變成一種最簡單的處理方式」，是有道理的。但那也是因為，波娃能夠如此去愛。同樣的事，對桑塔格就沒有那麼簡單。桑塔格的傳記中多次說道，她的日記充滿了自己，當然，日記本來就是以自己為主角。但傳記作者的意思，恐怕是她的日己比一般的日記更集中在自我的意識、自己的痛苦之上。連愛情的對象都極少作為自身出現在其中，而更可能是被她紀錄為己身痛苦或感受的來源。
不斷意識到自我，不斷思慮，不斷檢視自己，很容易嗎？一點都不容易。但是既然已經有那樣強的意識，對自己說不要去想就未必有效。就好像已經出生，說我不想出生是沒意義的。停不下來思考，解決不了身與心的分離、腦中的世界與真實世界的距離，無法去除這個過剩的意識，只能運用意識到極致。
因為經常害怕自己「看不到」，所以不但更去看、更要去看那「看得到」和「看不到」的本質。這就是桑塔格。
這兩位女性很不同。但是都誠實而極致。我在她們身上都看到一點點自己。(8) Facebook https://bit.ly/2Z8xLaX

成為西蒙波娃：從天主教乖女孩到女權教母的覺醒之路
作者 凱特．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
2021-07-22
在少女時代，是宗教信仰啟發西蒙波娃去探問女孩在社會中的角色為何。 圖片來源：截取自網路。
成為西蒙波娃：從天主教乖女孩到女權教母的覺醒之路 ｜ 凱特．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iI3zt0
孩提時代的西蒙對於她的家庭有種極為強烈的歸屬感。但11歲之後，家裡對她的期待開始令她困惑；她震驚地發現她想成為的樣子並不是她的家人所希望的。他們把她養成一個早慧的孩子，教導她閱讀與發問；那麼，為何現在卻又要她停止思考、停止閱讀、停止質疑？
一戰結束後的頭一年，蒙帕納斯大道的生活與先前沒有太多不同。不過，到了1919年的夏天，波娃家已無法再僅靠著節儉勉強度日了。他們搬到了雷恩街（Rue de Rennes）71號5樓的公寓──這間房子陰暗骯髒，沒有電梯、自來水、廁所或中央暖氣。在主臥房與客廳之外，她們的父親得以擁有一間書房，但西蒙就沒有稱得上是屬於自己的空間了。姊妹倆得共用一間房間，房間小到她們兩人的床舖之間一次只容得下一人站立。露依絲一開始還在這棟建築的6樓有可供住客使用的傭人房。不過，露依絲隨後就結婚並搬至女士街（Rue Madame）了，只剩芳絲瓦獨自照料這間破舊的公寓。一開始，她將事情歸咎於要找到好幫手實在困難，但實情是他們已付不出這份薪水。
此事清楚顯示出波娃家跌得有多慘：布爾喬亞與中產階級的差別之一就是前者永遠會有至少一個同住的傭人，而後者沒有。一直以來，芳絲瓦都算是有點脾氣，不過在雷恩街，她的怒氣開始時常失控。同時，她又試圖把這樣有辱尊嚴的處境當成是培養美德的機會。她開始忽略及蔑視自己的身體，女孩們也穿上了破舊骯髒的衣服──這在她們母親的心中不是什麼羞恥之事，她已開始以不同的量尺衡量人生。他們家可能沒有錢，但他們有文化及虔誠的信仰──這些東西更有價值。
身為女人，波娃以其獨特的個人風格令世人難忘。身為小說家與回憶錄作家，波娃在其著作中亦記載了許多美麗的織品──女性時裝的各式布料、墨西哥毛毯的鮮豔花色。不過，西蒙與艾蓮娜回憶中的童年，大部分時間都籠罩在「缺乏優雅美感」的陰影之中──西蒙後來將他們的狀況稱為「半貧窮狀態」。在艾德琳之願，也有其他女孩出於「家境拮据」的高尚理由而穿著簡樸的服裝──畢竟，淑女的穿著可不能有賣弄風情之嫌。不過，同學們發現「西蒙．德．波娃的穿著甚至比那還糟」。
在上帝眼中，我的靈魂和男孩的同樣珍貴
即便波娃在成年之後擺脫了童年的匱乏，這段歲月仍在她身上留下了節約的習慣。在學校裡，她的筆記本總是被螞蟻般的小字填得滿滿的，連她的老師都抱怨連連。她的節儉不止於金錢及物質，更延伸至她自身：「我後來一直覺得人要徹底充分利用每件東西，也要充分利用自己。」她用功讀書，同時學習該如何當個天主教式的乖女孩；她的努力獲得了豐碩成果，就連校長也因她「充滿光輝的美麗靈魂」而大力稱讚她的母親。
波娃是這樣說的：「我進行了相當明確的形變，成為了一個乖巧的小女孩。我打從一開始就塑造了一個我希望向世間展示的人格，這帶給我無數的讚美與極大的滿足，以至於我最後也認同了我所創造的人格：它成了我唯一的現實。」
隨著波娃的年紀邁向二字頭，她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將會逐漸變得矛盾難解。不過在少女時代，是宗教信仰啟發她去探問女孩在社會中的角色為何。她在《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寫道，在上帝的眼中，她的靈魂與男孩的靈魂同樣珍貴；既然如此，她何必羨慕男生？在1965年的一次訪談中，波娃也重申，她所受的嚴格宗教教育「對她的幫助相當大，因為那讓她將自己視為『一個靈魂』」。她認為，衡量眾人的標準應是相同的：「就靈魂的層面而言，如果我生為男人，上帝依然愛我不變。男性聖徒與女性聖徒亦無分別，這是個全然無性別的領域。」
波娃說，在讀到平等主義之前，她在宗教中已發現「一種道德上、靈魂上的平等」，而這深深影響了她的人生信念。不過她也意識到，在教條所提倡的平等與實際現況的不平等之間，並不一致。她記得她爸爸曾驕傲地說：「西蒙有男人的頭腦，她以男人的方式思考，她簡直就是個男人。」但她抗議地說：「可是每個人都以對待女孩子的方式對我。」
身為女人，我們能不能拒絕傳統要求我們的未來？
當她漸漸長大，波娃發現父親對她的教育與她的外表都變得更加注意。波娃在回憶錄中寫著，她開始思考自己在人生中應該長成什麼樣子的人物，並以露意莎．梅．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寫的《小婦人》中的喬（Jo）作為靈感來源。可是，喬治對此的意見則有所不同。波娃覺得，只要父親能認同她，她就對自己有把握；但隨著歲月過去，父親的接連稱讚卻逐漸被失望的神色所取代。他欣賞的女性得兼具優雅及美貌，而她的妹妹在這兩項特質上的表現高於波娃，所以艾蓮娜贏得了肯定與喜愛，就像《小婦人》裡的艾美一樣。
於是西蒙像喬那樣讓自己沉浸於閱讀之中：她讀宗教書籍──《師主篇》（!e Imitation of Christ），這是本關於苦修與神祕神學的手冊──以及經過父母核可的歷史及文學書籍，有的是法文書，有的則是英文書。她極喜愛英國文學，從小就讀《愛麗絲夢遊仙境》與《彼得潘》，這樣的英文閱讀訓練也讓她日後得以讀勃朗特姊妹（The Brontës）與吳爾芙的原文著作。小說也令波娃看見自己的世界裡，還有許多懸而未解的問題。喬不想做家事，因為那讓她無法去做她喜歡的事情：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女人得做家事，男人卻很少做家事？傳統規矩告訴她，她的未來是步入婚姻；但喬拒絕了這個她不想要的未來；她也能這麼做嗎？
波娃在11、12歲時讀了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河畔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這本書所提出的問題在她日後的人生及哲學中將會反覆出現。艾略特筆下的角色瑪姬（Maggie Tulliver）痛恨在縫縫補補的機械式勞務上浪費時間，她得一次又一次地重覆縫上相同的縫線。波娃思考著，如果這樣繁重乏味的家務也成為她的責任，她是否有可能同時遵循自身的心願與他人的期待？如果「愛情」意味著女人犧牲得多而男人犧牲得少，這樣的愛值得追求嗎？
書本提供給波娃的不只是教育，更是一處避難所，讓她得以遠離那些在書頁之外得要面對的情感匱乏與物質匱乏。書本繪出了一條反叛的路徑，叛離旁人替她畫好的人生藍圖──雖然，此路還不能夠通往那個女人得以自主做出決定，或無愧地給予與接受身體之愛的地方。
書名：成為西蒙波娃
作者：凱特．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
譯者：張葳
出版：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1/06成為西蒙波娃：從天主教乖女孩到女權教母的覺醒之路 ｜ 凱特．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iI3zt0

西蒙·露西·埃內斯蒂娜·瑪莉·貝特朗·德·波娃（法語：Simone Lucie Ernestin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法語發音：[simɔn də bovwaʁ] （關於這個音頻文件 聆聽）；英國 /də ˈboʊvwɑːr/, 美國 /də boʊˈvwɑːr/;[2][3]；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她是個法國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家、知識分子、社會運動行動主義分子、女權主義者及社會理論家。她於1970年代成為女權運動的重要理論家和始創人。儘管她不認為自己是個哲學家，但她對女權主義的存在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理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4]。
波娃撰寫了有關哲學、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小說、隨筆、傳記、自傳、專著等。她的名字被統稱為西蒙娜·波娃或西蒙娜·波娃，波娃以其於1949年的專著《第二性》而廣為人知，該著作對婦女的壓迫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是當代女性主義的基礎。而她的著名小說則包括了《女客》及《名士風流》，而其哲學散文《第二性》是現代女權主義文學的奠基之作。
她聞名之處還包括跟法國哲學家尚-保羅·沙特有著一段保持開放且終身的非傳統關係。
    女權主義主題
西蒙·波娃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FhOLl9
生平
早年
西蒙·波娃生於1908年1月9日[5]，來自巴黎第六區的資產階級巴黎人家庭[6][7][8]，該家庭的公寓坐落於巴黎拉斯巴耶大道的一所富裕的公寓。她的父母分別是曾經有一段作為律師和和業餘喜劇演員短暫經歷的的父親喬治·貝特朗·波娃（Georges Bertrand Beauvoir）[9]，和她的母親，弗朗斯瓦·布拉瑟爾（Françoise Brasseur）是一位富有銀行家的女兒，出身於凡爾登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跟波娃父親結婚時還是一位年輕的姑娘。波娃還有一個比她年紀小兩歲的妹妹海倫·波娃。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波娃的外祖父—古斯塔夫·布拉瑟爾（Gustav Brasseur）因成立默茲銀行（該銀行成立於1878年10月的凡爾登，在帕斯昆兄弟破產後，由募集的四十萬法郎的資金而得以建立）而成為主席，卻因破產而使銀行倒閉，也使得波娃一家名譽掃地並家產散盡。波娃的父母不得不因此搬離昔日較體面的公寓而住進一間位於雷恩街上的一棟陰暗、狹小又沒有電梯的第五層公寓中。波娃父親原本一心指望著靠著太太的豐厚身家而過上優越的生活，但最終這個希望成了泡影。他們一家失去了很多財富，波娃的母親一生都對她的丈夫背負著歉疚，波娃也因此而心裡不好受，目睹著父母之間的關係日漸惡化。縱使失去許多財富，然而波娃的母親堅持將兩個女兒送往一所只為出生於好人家的女孩而提供教育且享有盛譽的修道院學校（le Cours Desir），波娃五歲時入讀，而她的妹妹海倫則於兩年後跟姐姐一起就讀該學校。
波娃的整個童年時代都時刻提醒著自己是一個女孩的事實，然而她知道父親希望有一個兒子並把他培養成一個綜合理工科學生。波娃在她父親的鼓勵下，她的理智上較早熟。據說其父親一直對波娃說：「你有一個男人的腦子。」而且他也會吹噓：「西蒙像男人一樣思考[10]！」她的父親一直對戲劇著迷（他曾上過戲劇課），他把這一愛好包括他對於文學的喜愛都傳承給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他看來，世間最美麗的職業莫過於當一名作家。他跟他的妻子一樣，都認為唯有學習才可以將自己的女兒從生活的窘境中脫離出來。
由於家庭的困境，波娃無法再依靠她的嫁妝，她跟其他同齡的中產階級女孩一樣，她的婚姻機會也受到威脅。波娃藉此機會採取方法自己謀生[11]。
15歲時（1923年），她已暗下決心要成為一名有名望的作家。1925年，她在中學會考之後，波娃開始了她的大學學業，她於巴黎天主教大學修讀數學並取得數學和哲學專業的學士學位後，她到納伊（法國巴黎的郊區）的聖瑪莉學院（Institut Sainte-Marie）修讀文學/語言。她於入學第一年便得到了索邦大學的一系列證書，涵蓋數學，文學和拉丁語；她於第二年開始學習哲學，並在1927年6月獲得了哲學證書；在1928年的春天，在獲得倫理心理學科證書後，波娃最終取得哲學文科學士學位。與此同時，她開始著手編寫一篇有關德國哲學家萊昂·布倫斯維格在葛腓烈·萊布尼茨的畢業論文（大致相當於文學碩士論文），主題為《萊布尼茲的概念》[12]。在索邦大學的文學院裡，她遇到了許多擁有抱負的年輕學者，其中包括尚-保羅·沙特，從認識沙特的一刻起，波娃便覺得他是一個天才。自此，一段神秘的情感交織於兩人之間，直到入土而止。沙特對波娃指她是其「必須的愛情」，而他也需要其他的「偶然的愛情」來幫助彼此更瞭解。1929年，波娃在高中教師招聘會考中名列第二，僅次於沙特。
波娃的母親是一名虔誠的教徒，而波娃本人從小就非常虔誠，有一次打算當修女。她童年時因其好友扎扎的死訊而深受打擊，據波娃於其自傳中講述，她自己早在14歲的時候便失去了信仰，這遠遠早於哲學高中教師招聘會考。她於十幾擺脫了信仰，這也昭示了她之後想要擺脫家庭束縛的強大決心。她在餘生中仍是個無神論者[13]。
教學生涯
1929年，在高中教師招聘會考之後，波娃跟莫里斯·梅洛-龐蒂及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都在同一所中學完成了實踐教學要求時，三人一同合作。儘管尚未正式註冊，她參加了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課程，為融合哲學作準備，那是個競爭激烈的研究生考試，以作全國的學生排名。在學習融合哲學時，她遇到了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學生尚-保羅·沙特、保羅·尼贊和給她綽號「Castor或Beaver（海狸）」」的勒內·馬赫 — 波娃與沙特的哲學老師[9]，由於波娃名字的法語發音近似於「海狸（Castor）」，事實上波娃有著跟海狸一樣的精神——和同伴一起的築造精神—成為一名哲學老師。融合哲學的評委會勉強授予沙特排名第一而非波娃，使她以21歲之齡排名第二，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通過該考試的人[14]。
在波娃青年時代撰寫的《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她說：「...我父親的個人主義與異教徒的道德標準，跟我母親所教導的嚴格的道德常規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失衡使我的生活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中，這是我成為知識分子的主要原因[15]。」
中年
從1929年到1943年，波娃在中學階段裡任教，直到她能夠只靠自己的寫作來養活自己。她搬到了馬賽，曾於蒙格朗中學（Lycée Montgrand）、珍妮公立高中（Lycée Jeanne-d'Arc (Rouen)）及巴黎莫里哀高中任教（1936–39）[16]。
1929年10月，尚-保羅·沙特與波娃在面對她父親之後成為了一對情侶，沙特請求她在臨時的基礎上嫁給他：有一天，當他們坐在羅浮宮外的長椅上，他說：「讓我們簽兩年租約」[17]。儘管波娃深愛著他，並在其自傳《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中的第二卷—《歲月的力量》中寫道：「結婚是不可能的。我沒有嫁妝」，另有一段：「我從未有一刻想要接受他的這一提議。婚姻使兩個人遭受更多家庭的束縛以及社會的勞役。相反，為追尋自身的獨立而受的困擾遠不及此沉重；對我來說，在空洞中尋找自由是如此的做作，因為這種自由僅僅從存在於我的頭腦與心靈。」學者們指出她在《第二性》和其他地方描述的理想關係與當時的婚姻標準幾乎沒有相似之處[18]。相反，他們建立了終身的「靈魂伴侶」關係，這是有性的但並非獨有的，也沒有涉及在一起生活[19]。由於她搬到了馬賽，以及之後因為要離開沙特，她在1931年3月搬到了勒阿弗爾，她對此感到痛苦不已。波娃跟沙特總是互相閱讀對方的作品。關於他們在存在主義作品中的相互影響程度的爭論仍在繼續，例如是沙特的《存在與虛無》與波娃的《女客》和《現象學與意圖（Phenomenology and Intent）》。然而，對於波娃作品的最新研究卻側重於沙特以外的影響，包括了黑格爾和萊布尼茲[4]。
1930年代，由亞歷山大·科耶夫和讓·海波利特領導的新黑格爾主義啟發了包括沙特在內的整整一代法國思想家，以發現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20][21]。然而波娃在戰爭期間以德語閱讀黑格爾的文章，對他的意識辯證法提出了原始的批評。
晚年
波娃撰寫了不少關於在美國[22]及中國停留期間的流行旅遊日記，並嚴格地發表論文和小說，特別是在整個1950年代至1960年代。她出版了幾套短篇小說，包括了《被毀的女人（The Woman Destroyed）》，那些跟她後來的其他作品一樣，都是針對衰老的。她於1980年出版了《當事物的靈魂先來（When Things of the Spirit Come First）》，那是圍繞著她重要早期以女性為基礎的一系列短篇故事。儘管早在小說《女客》出版之前寫過很久[23]，波娃當時並不認為這些故事值得發表，因此讓它們在40多年後才這樣做。
沙特和莫里斯·梅洛-龐蒂有長期不和，導致龐蒂離開了法國雜誌《摩登時代》，波娃站在沙特的一方支持他，並不再跟梅洛-龐蒂交往。在波娃的晚年，她在自己的公寓中主辦了該期刊的編輯會議，並貢獻比沙特的還要多，波娃經常不得不強迫沙特提出他的意見。
波娃還寫了四本自傳，分別為：《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生命的精髓（The Prime of Life）》、《情勢（Force of Circumstance）[24]》和《說到底（All Said and Done）》[23]。1964年，波娃出版了中篇小說自傳《很容易死亡（A Very Easy Death）》，涵蓋了她探望因癌症去世的年邁母親的時間，該中篇小說透過在醫患關係中說真話來帶出道德問題[25]。
1970年代，波娃活躍於法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她在1971年撰寫並簽署了343蕩婦宣言，宣言當中包括了一系列自稱墮胎（在法國違法）著名女性的名單。有人爭論的是大多數婦女沒有流產經歷的，包括波娃。簽署者的種類繁多，例如：凱薩琳·丹露、黛芬·賽赫意及波娃的妹妹普佩蒂。墮胎終於在1974年於法國合法化。
她於1970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時代的來臨（La Vieillesse）》，那是一個關於人類衰落和孤獨的知識性冥想的罕見例子，若人們在60歲之前不去世，他們會經歷這種衰敗和孤獨[26]。
在跟貝蒂·傅瑞丹的訪談中，波娃說道：「不，我們不相信任何女人都應該有這種選擇。任何婦女都不應授權留在家中撫養孩子。社會應該完全不同。女性不應該有這樣的選擇，恰恰是因為如果有這樣的選擇，太多的女性會做出這樣的選擇。這是強迫婦女朝某個方向前進的一種方式[27]。」
大約在1976年，波娃和西爾維·勒邦（Sylvie Le Bon）前往美國紐約市，參觀凱特·米利特的農場[28]
1981年，波娃撰寫了《對沙特的永別之歌》的書，以記錄跟沙特度過最後幾年時光的痛苦經歷。在書的序言中，波娃記下這是在出版之前沙特從未看過其僅有的主要作品[29]。
位於蒙帕納斯公墓的波娃與沙特的墳墓。
在沙特於1980年去世後，波娃把他給自己的來信進行了編輯並發表，以釋放在他們圈子裡還活著的人之感受。現在，沙特的大多數信件都包含波娃的修改，其中包括了一些遺漏，但大部分使用了化名。波娃的養女與其文學繼承人西爾維·勒邦發表了波娃給沙特和阿爾格倫的一些未經編輯的信。
波娃替1984年的選集《全球性的姐妹：國際婦女運動選集》貢獻了題為「女權主義-活潑，健康且持續處於危險之中（Feminism – alive, well, and in constant danger）」的文章，並由羅賓·摩根編輯[29]。
波娃在1986年4月14日因肺炎於巴黎去世，享年78歲[30]。她於死後葬在蒙帕納斯公墓的沙特旁邊。
個人生活
年輕時代，西蒙-波娃的暑假曾在聖伊巴爾度過，呆在梅西尼亞克（Meyrignac）公園，這個公園是她的祖父歐內斯特-貝特朗-德-波娃在約1880年建造。這片土地之前是被她的曾祖父納爾西斯-貝特朗-德-波娃在十九世紀初的時候所購置。在波娃的《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中，她無限追憶了這段同她妹妹伊蓮娜一同度過幸福時光：我對於鄉村的愛擁有著神秘的色彩。當我踏上梅西尼亞克(Meyrignac)土地那一刻起，我的心牆不復存在，我的視野開闊膨脹。我跌入無限的世界之中，這個世界只有我自己。我感受著太陽溫暖著我的眼，它的燦爛照亮一切，而此時此刻，只有我享受著它的輕撫。風繞著楊樹盤旋：它從別處而來，攪亂這天地，於是我翩翩旋轉，不停轉，直到世界盡頭。當月亮爬上天空，我便與遠處的城邦、沙漠、海洋、村落相通，此刻我們一同沉浸在這月光中。我的知覺不再空空如也，我的眼神不再渙散停滯，我嗅到蕎麥的強烈氣味，石楠清幽的芬芳，正午時分的溫熱亦或是暮色悄至的微涼；我感受到生命的沉甸甸的重量，卻同時蒸發散入天空，我不再受限於自己身體的局限」（摘自于波娃的《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正是在與自然的接觸中，在鄉間孤單的漫步中，跳脫平庸的渴望深深刻入波娃的精神世界中。
著名作品
女客
1943年，波娃出版其首個小說作品《女客》[31]。據推測，這是受到她跟沙特與奧嘉·科薩切維玆和萬達·科薩切維玆性關係的啟發。奧嘉是波娃於1930年代初在珍妮公立高中任教時的學生之一，她非常喜歡奧嘉。沙特試圖追求奧嘉但遭對方拒絕，因此他開始跟她的姐姐萬達建立關係。沙特去世後，仍在支持萬達。他多年來還支持著奧嘉，直至她遇到波娃的戀人—雅克·勞倫·博斯特。然而，這部小說的主旨是哲學性的，波娃在這個場景中始終秉承著哲學的先決條件 — 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在小說中的設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波娃從奧嘉和萬達的複雜關係中創造出一個角色。在虛構的版本中，波娃與沙特和這名年輕女子一起建立一個三角家庭。小說還探討了波娃和沙特的複雜關係，以及它是如何受到該三角家庭的影響。《女客》有許多作品跟隨其後，包括《他人的血》，它探討了個人責任的性質，講述了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抵抗運動的兩名法國年輕學生之間的愛情故事[23]。
存在主義者的倫理
1955年，西蒙·波娃與讓·保羅·沙特於北京的照片。
1944年，波娃撰寫了她的第一篇哲學論文《皮瑞斯與辛尼阿斯》，那是存在主義倫理學的討論。1947年，她透過第二篇論文《歧義的存在主義》繼續探索存在主義；它可能是存在主義中最容易的入門。在這篇論文中，波娃消除了一些矛盾，包括沙特在內的許多矛盾都存在於其主要的存在主義作品中，包括了《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在《歧義倫理學》中，波娃面臨著絕對自由與環境約束的存在主義困境中[4]。
摩登時代
主條目：摩登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波娃和沙特編輯了《摩登時代》，那是沙特與莫里斯·梅洛-龐蒂跟雷蒙·阿隆、米歇爾·勒西斯、博里斯-維恩等左派文人共同創立的政治雜誌，旨在透過現代文學使人們認識存在主義。同時，波娃也在潛心於文學創作，她對共產主義、無神論主義和存在主義都有涉獵。她完成的一些作品使她獲得經濟上的獨立，這也使她能身心都投入了寫作。她遊歷各國（美國、中國、前蘇聯、古巴等），波娃於這期間認識了許多共產主義家，例如菲德爾·卡斯特羅、切·格瓦拉、毛澤東及理察·賴特。在美國，波娃跟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展開了一段如火的愛情，波娃寫給艾格林的信件更是超過300封。波娃在創作散文和書籍之前，利用《摩登時代》來推廣自己的作品並從小範圍地探索自己的想法。波娃一直擔任編輯直至她去世為止。
性傾向、女權主義的存在主義和《第二性》
波娃的《第二性》於1949年首先以法語出版並大獲成功，一周內銷量2萬2千多冊，它把存在先於存在主義本質的口頭禪轉向變成女權主義者的口頭禪：「一個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成為一個女人（法語：On ne naî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32]」。波娃以這個著名的短語首先闡明了被稱為生物性別區別，也就是說，生物性區別在於生物性別與性別的社會歷史建構及其隨之而來的刻板印象[33]。波娃認為：「婦女被壓迫的根本原因是其（女性氣質）作為典型的歷史和社會建設」[34]。
波娃把女性定義為「第二性」，因為女性是相對於男性來定義的。她指出亞里士多德辯稱女人是「由於一定缺乏素質而成為女性」，而湯瑪斯·阿奎那將女人稱為「不完美的男人」及「偶然的」存在[35]。波娃斷言，女人和男人一樣有選擇的能力，因此可以選擇提升自己，超越他們先前已放棄的「內在」並達到超越一個人要對自己和世界負責的位置，一個人選擇其自由的地方。
《第二性》的章節最初於1949年在《摩登時代》中發表[36]。第一版在法國發行後幾個月就出現了第二版[37]。根據出版人阿爾弗雷德·A·奇克諾夫的妻子白蘭芝·奇克諾夫的提示，由於得到霍華德·帕什利的快速翻譯，使該著作很快在美國出版。由於帕什利對法語只有基本的了解，並且對哲學的認識很少（他曾是史密斯學院的生物學教授），波娃的著作大部分被誤譯或剪裁不當，扭曲了其原意的信息[38]。多年來，儘管存在主義者的努力，奇克諾夫一直阻止對波娃的作品進行更準確的翻譯，並拒絕所有建議[38]。僅在2009年，為了紀念原始發行出版物發行60周年，該作品才會有第二次翻譯[39]。
在《第二性》的「女人：神話與現實」的一章裡[40]，波娃認為，男性透過在他們周圍應用「神秘」的虛假光環，使女性成為社會上的「其他」。她認為，男性以此為藉口是不了解女人或她們的問題，也不幫助她們，而且這種定型觀念總是在社會中由上層社會中的較高階層以至下層社會中的較低階層來完成。她寫道，在其他身份類別中也發生了類似的等級制度壓迫，例如種族，階級和宗教，但是她聲稱，在性別方面，其中男性刻板地描繪了女性，並以此為藉口把社會組織成一個父權制度社會，沒有甚麼比這更真實的了。
此書的出版也掀起一場筆戰，梵蒂岡將其列為禁書。弗朗索瓦·莫里亞克於致《摩登時代》的信是這樣說的：「現在，你們女掌柜陰道的一切皆為我所知。」波娃在作品中描述了女性在當時社會中的慘澹地位。
儘管波娃對女權運動，特別是法國婦女解放運動作出了貢獻，秉承著對婦女經濟的獨立性和平等教育的信念，波娃起初不願自稱為女權主義者[11]。然而，在觀察到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女權運動復興之後，波娃指自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革命足以帶來婦女解放。1972年，她在接受《新觀察家》的採訪時公開宣布自己是女權主義者[41]。
《第二性》的手稿頁於2018年出版，當時她的養女 — 哲學教授西爾維·勒·邦-波娃，她描述了其母的寫作過程：波娃首先親手寫下她書中的每一頁，然後才僱用打字員[42]。她於是成為了女權運動的領袖人物，她透過神話、文明進程、宗教、解剖學和傳統風俗，她分析了當時女性的現狀，這在社會上也引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是談到母系與墮胎的問題上，墮胎在當時社會被視為殺人的行為。對於婚姻，波娃也有不同的見解，認為它猶如中產階級學府，跟妓女一樣噁心，因為婚姻讓女人受其丈夫的制肘，無法逃脫。
《名士風流》
艾格林與波娃於夏日度假的沙丘小屋，位於印第安納的米勒海灘。
《名士風流》於1954年發表，波娃憑此獲得法國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龔固爾文學獎。此小說的背景設定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詳述了戰後法國社會的面貌，並講述了波娃與沙特組成的哲學家親密圈子和朋友的個人生活，包括她與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的關係，而這本書是獻給他的。波娃於《名士風流》及其自傳中以坦率的方式來把二人的關係曝光，以及描述他們的性經歷從而激怒了艾格林，他在審視波娃著作的美國譯本時憤怒不已。波娃於書中仍沿用其用的虛構人物的手法，然而艾格林無法忍受波娃與沙特糾纏不清的關係，終把這段感情劃下了休止符。在波娃的生平中，有關此事的內容有很多，包括她給艾格林的情書，這些於其去世後才進入公共領域。
其他作品
在1952年7月至1959年間，波娃與克勞德·朗玆曼生活在一起。
從1958年開始，波娃開始創作其自傳，她描述了自己所處的中產階級充斥著偏見、自覺受辱的傳統以及她儘管作為一個女人卻想盡辦法從中擺脫所作的努力。同時她也描述了自己跟沙特的關係，並認為那是全然的成功。儘管二人的關係總是一如既往的激情昂揚，但這對男女並不是傳統字面意義上的情人，而是波娃從很早之前就任由其讀者輕信輿論的流言蜚語並不作辯解。
《寧靜而死》於1964年出版，波娃在這部作品中描述了自己母親於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日子。這是沙特眼中波娃最好的一部作品，字裡行間透出強烈情感，作品也提及了有關對於生命垂危病人的救治以及安樂死。在波娃承受著喪母之痛的時候，她結識了一位哲學系大學生西爾維亞-勒-龐，她是一直支持著波娃的年輕女子。她的有著十分微妙的關係：「母女」、「朋友」、「情人」…… 波娃於其自傳中的第四章《一切都說了，一切都做了（Tout compte fait）》中講述她跟西爾維亞的關係猶如十五年前跟其已故好友扎扎的關係。西爾維亞後來成為了波娃的養女並承繼了波娃的所有遺產和著作。
在女權領域中，波娃與土耳其女權主義者吉賽勒·阿利米和伊莉莎白·巴丹德有著巨大的影響，她們讓世人了解到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之後以及法律允許墮胎以來，女性所遭受的折磨。隨後的「343蕩婦宣言」— 由343名婦女聯署要求獲得墮胎自由的請願也由此而生。波娃與吉賽勒·阿利米一同創建了非政府組織 Choisir，旨在推動自願墮胎的合法性。波娃一生都在探索自己所身處的這個世界，她參觀工廠和學校，拜訪的人物上至政界領袖，下至工廠女工。
1980年，沙特辭世，波娃出版其自傳作品《告別儀式》，當中敘述了她在沙特最後的十年中是如何陪伴著他，對於二人的親密生活以至沙特服的藥都描寫得很細緻，其露骨的描寫觸犯了不少哲學家。
1984年8—9月，《與讓·保羅·沙特對話》於羅馬註冊後出版，她在書中描寫沙特對於自己作品的某些觀點，仿佛他並未離世人遠去。同時在此書中，波娃想要讓世人知道沙特是如何被貝尼·勒維控制，指出他讓沙特承認在存在主義中有著某種宗教傾向，而這點又是無神論所不容的。在波娃眼中，沙特再也無法從他的才智中獲得快樂，亦再也無法在哲學上進行辯論。同樣地，她也含沙射影地承認自己對於沙特的養女阿萊特·爾凱姆-沙特的厭惡之情。她是這樣總結的：「沙特的死使我們分離；而我的死也無法使我們相聚。就是如此；他早已厭倦了我們這麼久的糾纏不清。」
1986年，養女西爾維亞·勒·龐·波娃與克勞德·朗茲曼的陪伴下，波娃在巴黎與世長辭。其葬禮甚至比沙特的更為舉世矚目，來自世界各地的男女讀者們也追隨至此。波娃死後葬於巴黎的蒙帕納斯公墓，其墓就在讓·保羅·沙特的旁邊，其手上戴著艾格林送給她的戒指。
在2008年，為了紀念波娃而創立了國際人權獎項—西蒙·波娃獎。
據宣布，Vintage將於2021年出版一部波娃以前從未出版的小說，由勞倫·埃爾金（Lauren Elkin）翻譯[43]。該小說於1954年所著，詳細描述了她年輕時與伊麗莎白·「扎扎」·拉科恩（Elisabeth「 Zaza」 Lacoin）所擁有的「充滿激情和悲劇性」的現實友誼，並以安德烈（Andrée）和西爾維（Sylvie）兩個人物進行描繪。這部小說被認為「過於私密」，無法在波娃的一生中出版。
理論思想
波娃終其一生推廣存在主義，她提出一系列的問題，探討人類如何在無法選擇出生的世界的荒謬中找到生命的意義。儘管有聯繫，但波娃的作品不同於薩特，她將人物描寫得更為具體細緻，偏好向自身的經歷進行一種直接且連貫的思考。
波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這部作品被認為是女權運動的「聖經」。
在《第二性》中，波娃認為：「我們並非生來為女人，我們是成為了女人。……如果說在青春期以前，有時甚至從嬰兒早期，在我們看來她的性徵就已經決定，那不是因為有什麼神秘的本能在直接註定她是被動的、愛撒嬌的、富於母性的，而是因為他人對這個孩子的影響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要素。於是她從小就受到灌輸，要完成女性的使命。男性亦然。」這是這本書的最重要的觀點。（這一概念是從特土良的思想中提煉出來）：正是由於個體的組成不同使得我們承擔著不同的角色，擁有不同的屬性，也才會有兩性。書中提出女人因為體力較差，當生活需要體力時，女人自覺是弱者，對自由感覺恐懼，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來，而女人還是甘心服從。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說的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使男人重新獲取權力，認為歷史上女人從沒有得到過權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會。她認為婦女真正的解放必須獲得自由選擇生育的權力，並向中性化過渡。她這本書的英文譯本在美國極度暢銷，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女權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書為波娃招致抗議甚至惡意誹謗。雖然波娃獲得支持寥寥，但卻打動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後者認為從人類學角度看，波娃的這部作品是完全可被接受的。一些同時期的大作家反對波娃所寫的，並有眾多誹謗者。
作品
1943年：《女客》，小說
1944年：《皮瑞斯與辛尼阿斯》，非小說類
1945年：《他人的血》，小說
1945年：《沒用的傢伙》，劇本
1946年：《人皆有一死》，小說
1947年：《模稜兩可的道德》，非小說類
1948年：《美國日記》，非小說類
1949年：《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非小說類
1954年：《美國日記》（英語版本）
1954年：《名士風流》，小說
1955年：《我們要燒沙特嗎？》
1955年：《特權（Privilèges）》，隨筆
1957年：《長征（La Longue Marche）》，非小說類
1958年：《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1960年：《歲月的力量（La Force de l'âge）》
1963年：《物質的力量（La Force des choses）》
1964年：《寧靜而死（Une Mort très douce）》
1966年：《美麗的畫面（Les Belles Images）》，小說
1967年：《破碎的女人（The Woman Destroyed）》，小說
1970年：《衰老》，非小說類
1972年：《我們要燒沙特嗎？》，隨筆 — 《特權》的續本
1972年：《一切都說了，一切都做了》
1972年：《舊時代（Old Age）》，非小說類
1979年：《當東西的靈魂先來》，小說
1981年：《告別儀式：告別沙特》
1990年：《給沙特的信》
1990年：《戰爭日記：1939年9月-1941年1月》，（英語：戰時日記）
1998年：《跨大西洋戀愛：致納爾遜·艾格林的信》
2006年：《哲學學生的日記，1926–27年》
2008年：《青年筆記本，1926–1930年》
獎項
1954年：龔固爾文學獎
1975年：耶路撒冷獎
1978年：奧地利國家歐洲文學獎
西蒙·波娃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FhOLl9

西蒙·露茜-厄爾奈斯丁-瑪莉-波特朗·德·波伏娃（Simone Lucie Ernestin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通常簡稱為西蒙娜·德·波伏娃或西蒙·波娃，是法國作家、知識分子、存在主義哲學家、政治活動家、女權主義者、社會理論家，1970年代女權運動的重要理論家和創始人。雖然她並不認為自己是哲學家，但她在女權主義和存在主義領域都有很大影響。著作有小說、議論文、傳記等，著名小說有《女客》（L'Invitée）、《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哲學散文《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是現代女權主義的奠基之作。她和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是非傳統的伴侶關係。
女權主義主題 女權主義主題首頁
生平[
青年時代[
波伏娃出生於巴黎。她的父親，喬治-貝特朗-德-波伏娃，曾有一段作律師和業餘喜劇演員的短暫經歷。而她的母親，弗朗斯瓦-布拉塞爾，出身於凡爾登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和波伏娃父親結婚時還是一位年輕的姑娘。
波伏娃降生在一所富裕的公寓中，公寓坐落於巴黎拉斯巴耶大道。等到五歲時，波伏娃便被送進了只為出生於好人家的姑娘而提供教育的學校（le Cours Desir)。她的妹妹，伊蓮娜（人稱「洋娃娃」），兩年後和姐姐一起進了這所學校。從小，波伏娃就憑藉自己超群的才智而脫穎而出，每年與另一位女學生，伊莉莎白-拉柯恩（人稱「伊莉莎白-瑪碧耶」，並在波伏娃自傳中被稱為「扎扎」），在學習上並列第一。扎扎很快成為了她最好的朋友，儘管波伏娃因自覺在這場友情中付出更多而默默承受。
一戰之後，波伏娃的外祖父，古斯塔夫-布拉塞爾，默茲銀行（默茲銀行成立於1878年十月，凡爾登，在帕斯昆兄弟破產後，由募集的四十萬法郎資金而得以建立）主席，因破產而使銀行倒閉，這也使得波伏娃一家名譽掃地並家產散盡。波伏娃的父母不得不因此而搬離拉斯巴耶大道上的體面公寓而住進一間位於雷恩街上一棟陰暗，狹小，又沒有電梯的公寓的第五層。喬治-德-波伏娃原本一心指望著靠自己太太的豐厚家底而過上優越的生活，最終這個希望成了泡影。為此，他的太太，波伏娃的母親一生都對她的丈夫背負著歉疚。波伏娃也因此而遭罪不已，目睹著父母之間的關係日漸惡化。她的整個童年時代時刻提醒著她是一個女子這個事實：波伏娃的父親原本的希望是有一個兒子，並且把他培養成一位綜合理工科學生。不僅如此，她的父親一直對波伏娃說：「你有一個男人的腦子。」她的父親一直對戲劇著迷（他曾上過戲劇課），他把這一愛好包括他對於文學的喜愛都傳承給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他看來，世間最美麗的職業莫過於當一名作家。他同他的妻子一樣，都認為唯有學習可以將自己的女兒從生活的窘境中脫離出來。
年輕時代，西蒙-波伏娃的暑假曾在聖-伊巴赫(法國利穆贊大區克雷茲省一市鎮)度過，呆在梅西尼亞克(Meyrignac)公園，這個公園是她的祖父歐內斯特-貝特朗-德-波伏娃在約1880年建造。這片土地之前是被她的曾祖父納爾西斯-貝特朗-德-波伏娃在十九世紀初的時候所購置。在波伏娃的《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中，她無限追憶了這段同她妹妹伊蓮娜一同度過幸福時光：我對於鄉村的愛擁有著神秘的色彩。當我踏上梅西尼亞克(Meyrignac)土地那一刻起，我的心牆不復存在，我的視野開闊膨脹。我跌入無限的世界之中，這個世界只有我自己。我感受著太陽溫暖著我的眼，它的燦爛照亮一切，而此時此刻，只有我享受著它的輕撫。風繞著楊樹盤旋：它從別處而來，攪亂這天地，於是我翩翩旋轉，不停轉，直到世界盡頭。當月亮爬上天空，我便與遠處的城邦、沙漠、海洋、村落相通，此刻我們一同沉浸在這月光中。我的知覺不再空空如也，我的眼神不再渙散停滯，我嗅到蕎麥的強烈氣味，石楠清幽的芬芳，正午時分的溫熱亦或是暮色悄至的微涼；我感受到生命的沉甸甸的重量，卻同時蒸發散入天空，我不再受限於自己身體的局限」（摘自於波伏娃的《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正是在與自然的接觸中，在鄉間孤單的漫步中，跳脫平庸的渴望深深刻入波伏娃的精神世界中。
在十五歲時，她已暗下決心要成為一名有名望的作家。1925年，中學會考之後，波伏娃開始了她的大學學業，在法國巴黎天主教大學學習數學，在納伊（法國巴黎的郊區）的聖瑪莉學院學習文科。她在第一年便得到了巴黎大學的一系列證書，涵蓋數學，文學和拉丁語。第二年，她開始學習哲學，並在1927年6月獲得了哲學證書。在1928年的春天，在獲得倫理心理學科證書後，波伏娃最終拿到哲學文科學士學位，並與此同時，她開始著手編寫一本有關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的畢業論文。在巴黎大學的文學院裡，她遇到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學者，其中包括讓-保羅·薩特，從認識薩特的一刻起，波伏娃就覺得他是一個天才。自此，一段神秘的情感交織於兩人之間，直到入土而止。薩特對波伏娃說她是他的「必須的愛情」，而他也需要其他的「偶然的愛情」來幫助彼此更好的認識彼此。1929年，波伏娃在高中教師招聘會考中名列第二，僅次薩特。
而同年，她童年時的夥伴扎扎的死訊讓波伏娃深受打擊。波伏娃的母親是一名虔誠的教徒，而據波伏娃在自傳中講述，她自己早在十四歲時便失去了信仰，遠遠早於哲學高中教師招聘會考，甚至早於她離開自己在5歲時被送進的學校(le cours Desir)之前，這也昭示了她之後想要擺脫家庭束縛的強大決心。
教師生涯[
1929年高中教師招聘會考之後，波伏娃，或者說Castor(法語「海狸」之意）-勒內·馬厄（波伏娃與薩特的哲學老師）給波伏娃起的綽號，而之後被薩特所用，因為波伏娃名字的法語發音接近英語「海狸」（beaver）發音（相應的法語單詞為「Castor」），而事實上，波伏娃有著海狸一樣的精神——和同伴一起的築造精神-成為了一名哲學老師。她搬到了馬賽。而之後因為要離開薩特，她在1931年3月搬到了勒阿弗爾，為此她也痛苦不已。儘管薩特向她表示了結婚的提議，也儘管波伏娃深愛著薩特，但她拒絕了：她在《歲月的力量》（波伏娃自傳《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第二卷）中是這麼說的，「我從未有一刻想要接受他的這一提議。婚姻使兩個人遭受更多家庭的束縛以及社會的勞役。相反，為追尋自身的獨立而受的困擾遠不及此沉重；對我來說，在空洞中尋找自由是如此的做作，因為這種自由僅僅從存在於我的頭腦與心靈。」一年之後，由於在雷恩得到一個工作的機會，她又可以再度接近薩特，在那裡她結識了同在一所高中教書的科萊特-奧德里。在此期間，波伏娃十分親近某些學生，尤其是奧爾加和比爾加，甚至發展成了戀人關係，而在與薩特約定的「愛情契約」中也同意她接觸偶然愛情。她同樣與薩特的一位男學生有了關聯，「小博斯特」，博斯特之後成為了奧爾加（Olga）的丈夫，而薩特那時也對奧爾加傾慕不已（並非兩情相悅）。波伏娃同這群朋友被稱為「小家庭」，他們之間情比金堅，至死不渝，儘管總有這樣或那樣的衝突或矛盾導致小小的不和睦。
二戰前夕，波伏娃和薩特搬到巴黎。她於1936年至1939年之間在莫里哀高中教書；但又因與比爾加有染而被開除。波伏娃的第一本小說《至高無上的精神》（Primauté du spirituel），創作於1935年至1937年間，在加利馬爾（Gallimard)和格拉塞（Grasset）兩大出版社被拒（這部小說在1979年以其他名字被出版——Quand prime le spirituel）。1943年，她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小說《女客》出版。在此書中，她通過虛構的主人公，描寫了她與薩特和奧爾加之間的關係，將她對關於自我意識與他人相關性之間的鬥爭的哲學思考加以詳述。此書隨即迎來了成功。1943年波伏娃因為一項指控被暫停了教職。她被指控在1939年引誘17歲的學生娜塔莉-梭羅琪娜（Nathalie Sorokine）。[1]娜塔莉的父母正式向法院控告波伏娃勾引未成年人，最終波伏娃的終身教師執照因而遭到撤銷。[2]1943年6月中斷授課後，波伏娃重新進行文字創作。她同時為國家電台（維希電台）工作，期間，波伏娃策劃了許多音樂節目，涉獵到不同的年代。
介入作家[
波伏娃同薩特、雷蒙·阿隆、米歇爾-勒西斯、莫里斯·梅洛-龐蒂、博里斯-維恩等左派文人創辦雜誌：《摩登時代》，旨在通過現代文學使人們認識存在主義。同時，波伏娃也在潛心於文學創作，對共產主義、無神論主義和存在主義都有涉獵。在完成了一些作品後，她在經濟上獲得了獨立，這也使她能全身心的投入寫作。她遊歷各國（美國、中國、前蘇聯、古巴等），在這期間，波伏娃結識了許多共產主義家，例如菲德爾·卡斯楚、切·格瓦拉、毛澤東、理察·賴特。在美國，波伏娃和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展開了一段如火的愛情。波伏娃寫給艾格林的信件更是超過三百封。
1949年，《第二性》出版並大獲成功。一周內銷量2萬2千多冊，由此也掀起一場筆戰，梵蒂岡也將其列為禁書。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在寫給《摩登時代》的信中是這樣說的：「現在，你們女掌柜陰道的一切皆為我所知。」波伏娃在作品中描述了婦女在當時社會中慘澹的地位。至此，她成為了女權運動的領袖人物。透過神話、文明進程、宗教、解剖學和傳統風俗，波伏娃分析了當時婦女的現狀，這在社會上也引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是談到母系與墮胎的問題上，在當時社會被視為殺人行為。對於婚姻，波伏娃也有不同的見解，認為它猶如中產階級學府，同妓女一樣噁心，因為婚姻讓女人受制於她的丈夫，無法逃脫。
1954年，憑藉《名士風流》，波伏娃獲得龔古爾文學獎，也成為了世界上擁有最多讀者量的作家之一。這本詳述了戰後法國社會的小說也使她與艾格林的關係曝光於眾，而在此書中，波伏娃仍延續了自己慣用的虛構人物的手法。但是艾格林再也無法忍受波伏娃與薩特糾纏不清的關係，終於將這段感情划上了休止符。在1952年7月至1959年之間，波伏娃同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生活在一起。
從1958年開始，波伏娃開始了自傳的創作，她描述了自己所處的中產階級充斥著偏見、自覺受辱的傳統以及她儘管作為一個女人卻想盡辦法從中擺脫所做的努力。同時她也描述了自己與薩特的關係，並認為那是全然的成功。儘管兩人的關係總是一如既往的激情昂揚，但這對男女並不是傳統字面意義上的情人，而從很早之前，波伏娃也任由她的讀者輕信輿論的流言蜚語，不做辯解。
1964年，《寧靜而死》出版，波伏娃在這部作品中描述了自己母親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在薩特看來，這是波伏娃最好的一部作品。字裡行間透出的強烈情感，作品提及了有關對於生命垂危病人的救治以及安樂死。在她承受著喪母之痛的時候，波伏娃結識了一位年輕的女子，並且她一直支持著波伏娃，這位女子就是西爾維亞-勒-龐，哲學系大學生。她們的關係十分微妙：「母女」、「朋友」、「情人」……波伏娃在自傳的第四卷《一切都說了，一切都做了》（Tout compte fait）中講述她與西爾維亞的關係猶如十五年前與好友扎扎的關係。西爾維亞之後成為了波伏娃的養女並繼承了波伏娃的所有遺產和著作。
波伏娃與土耳其女權主義家吉賽勒·阿利米以及伊莉莎白·巴丹德在女權領域中影響巨大，她們讓世人了解到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之後以及法律允許墮胎以來，女人所遭受的折磨。之後的343請願（Manifeste des 343 ，由343名婦女聯署要求獲得墮胎自由的請願）也由此而生。波伏娃與吉賽勒·阿利米一同創建了非政府組織 Choisir，旨在推動自願墮胎的合法性。波伏娃一生都在探索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參觀工廠和學校，拜訪的人物下至工廠女工人，上至政界領袖。
1980年，薩特辭世，波伏娃出版自傳作品《告別儀式》，敘述了她是如何陪伴薩特最後的十年，描寫細緻到對於薩特服的藥，包括對於兩人親密生活的露骨描寫觸犯了不少哲學家。1974年8月和9月，與讓-保羅-薩特對話在羅馬註冊後出版，書中寫道薩特對於自己作品的某些觀點，仿佛他並未離世人遠去。同時在此書中，波伏娃想要讓世人知道薩特是如何被貝尼-勒維（Benny Lévy）控制，指出勒維讓薩特承認在存在主義中存在某種宗教傾向，而這點又是無神論所不容的。在波伏娃看來，薩特再也無法從他的才智中獲得快樂，也再也無法在哲學上進行論辯。她同樣也含沙射影地承認自己對於薩特的養女 Arlette Elkaïm-Sartre 的厭惡之情。她是這樣總結的：「薩特的死使我們分離；而我的死也無法使我們相聚。就是如此；他早已厭倦了我們這麼久的糾纏不清。」
1986年，在養女西爾維亞-勒-龐-波伏娃和克勞德-朗茲曼陪伴下，波伏娃在巴黎與世長辭。她的葬禮甚至比薩特的更為舉世矚目，來自世界各地的男性和女性的讀者追隨至此。波伏娃死後被葬在巴黎的蒙帕納斯公墓，讓-保羅-薩特的旁邊，手上戴著納爾遜·艾格林送給她的戒指。
在2008年，為了紀念波伏娃而創立了西蒙·德·波伏娃獎。
理論思想[
波伏娃終其一生推廣存在主義，她提出一系列的問題，探討人類如何在無法選擇出生的世界的荒謬中找到生命的意義。儘管有聯繫，但波伏娃的作品不同於薩特，她將人物描寫得更為具體細緻，偏好向自身的經歷進行一種直接且連貫的思考。
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這部作品被認為是女權運動的「聖經」。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認為：「我們並非生來為女人，我們是成為了女人。……如果說在青春期以前，有時甚至從嬰兒早期，在我們看來她的性徵就已經決定，那不是因為有什麼神秘的本能在直接註定她是被動的、愛撒嬌的、富於母性的，而是因為他人對這個孩子的影響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要素。於是她從小就受到灌輸，要完成女性的使命。男性亦然。」這是這本書的最重要的觀點。（這一概念是從特土良的思想中提煉出來）：正是由於個體的組成不同使得我們承擔著不同的角色，擁有不同的屬性，也才會有兩性。書中提出女人因為體力較差，當生活需要體力時，女人自覺是弱者，對自由感覺恐懼，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來，而女人還是甘心服從。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說的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使男人重新獲取權力，認為歷史上女人從沒有得到過權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會。她認為婦女真正的解放必須獲得自由選擇生育的權力，並向中性化過渡。她這本書的英文譯本在美國極度暢銷，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女權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書為波伏娃招致抗議甚至惡意誹謗。雖然波伏娃獲得支持寥寥，但卻打動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後者認為從人類學角度看，波伏娃的這部作品是完全可被接受的。一些同時期的大作家反對波伏娃所寫的，並有眾多誹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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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的壯烈愛情：「我愛你，但我不願為你而死」
by 現在文化 2015/03/10 61.1K

「我渴望能見你一面， 但請你記得，我不會開口要求要見你。 這不是因為驕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無驕傲可言， 而是因為，唯有你也想見我的時候，我們見面才有意義。」西蒙波娃這一句話已成經典。這一次，帶你看西蒙波娃與生命中重要的兩個男人之間的愛情：沙特、艾格林。（推薦閱讀：十句超好用不俗氣經典愛情台詞）
「沙特是我的初戀，他是第一個吻我的男人，他溫暖而熱情，只有在床上不是如此，我們的性生活並不協調，剛開始那十年還好，後來便自然熄火了。 」

女權先驅西蒙波娃是跟誰說這些話？她的美國男友納爾遜‧艾格林。
她在信中告訴他，沙特對性生活沒有興趣，而遇見納爾遜‧艾格林使她對肉體重燃激情，他改變了她的生活，使她度起「第二春」，連卡繆都稱讚她「變年輕了」。波娃在一封封情書中大膽而私密地向情人透露情欲的渴望，並自稱是納爾遜永遠的妻子。 （推薦閱讀：從西蒙波娃到蒙馬特廣場：用法文呢喃說愛你）

當年，波娃為什麼不離開沙特投入納爾遜的懷抱？按照波娃的說法，沙特是一個可憐而孤獨的人，「沙特需要我」，她對情人解釋，並且希望對方理解，她不是因為事業榮譽或金錢等因素而留在巴黎，不去與他長相廝守。

我可以想像納爾遜收到信是如何沮喪。他曾問她，妳對我的愛是否超越一切，「妳會不會為我死？」他一個人在芝加哥的波蘭酒吧及賭場消磨時光，可能在喝醉酒後逼問她。波娃回答，「我非常非常地愛你，但我不會為你死。」
納爾遜有可能為波娃死，他幾年後曾自殺未遂，他的憂鬱症和自毀傾向使他的寫作生活進度緩慢。那時他已對分隔於大西洋兩地的愛情不抱希望。他不會說法語，經濟情況不穩定，在與波娃陷入愛戀後，雖然寫了一本後來改編成電影的暢銷小說《金臂人》（由法蘭克辛納屈演出），好萊塢電影製片還付了大把鈔票請他到加州去編劇，但此事搞得不歡而散，納爾遜是一個愛喝酒及好賭博的人，一夕可以花去剛領到的版稅。

他去過巴黎，那個在情人筆下的夢幻之城。沙特巨大的身影揮之不去，而他雖然也是作家，但並不習慣拉丁區的文人生活，比較喜歡在二流酒吧鬼混或者去看拳擊和賽馬，如果他是浪子，那波娃是文人貴婦啊，更多的是維多利亞氣息。他沒錢也沒法留在巴黎。（推薦閱讀：巴黎，送給愛情最美的禮物）

而西蒙波娃也不會離開巴黎，即便她如此愛她的芝加哥男子。她當時想，她再也無法愛別人了。她想錯了，幾年後，她又愛上沙特的學生。但沒人懷疑她對納爾遜‧艾格林的愛，只是，只是她為什麼不能為了愛離開巴黎？ （推薦給你：真愛，繞點遠路又何妨？）
看來，納爾遜無法提供寬裕的物質生活，也不能改善她的安全感，而波娃視沙特為精神導師，她的精神生活圍繞著沙特，一切以沙特為重心，是她依賴沙特，而不是沙特需要她。

西蒙波娃在一九四七年一月拜訪美國，她抵達紐約後，被冠以「最美麗的存在主義者」之名，受到美國媒體的歡迎，藝文人物古根漢夫人知道她會前往芝加哥，請她一定要去見納爾遜。波娃在那個城市待了三天，納爾遜便是她的地陪，波娃離開芝加哥前，他吻了她，那時她便愛上他了，後來她在給他的信中回憶：你一定也發現了。

波娃在她後來出版的美國日記裡記載了這個人。她說，人們常提到他，說他情緒不穩、神經質，我很高興自己是唯一暸解他的人，他有時的確粗魯，但那只是他的自我防禦而已。波娃則是一個自得其樂，有「愉悅天才」的女人。

波娃以簡潔及充滿情意的英文寫信，因手寫字跡有時不夠清晰，一些用字可能連納爾遜‧艾格林都會錯意，譬如原稿 beloved 常被人讀成 blond，但是就像波娃說的，「我的英文雖不夠好，但已好到足以讓你明白我對你永遠的愛。」
西蒙波娃當年雖未為了這段轟轟烈烈的愛放棄存在主義和巴黎，但她一生最愛的人仍是納爾遜‧艾格林，下葬時都還戴著當年他送給她的定情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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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德·波伏娃（或譯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是法國著名存在主義作家，女權運動的創始人之一，存在主義大師讓-保羅·薩特的終身伴侶。其最重要的作品《第二性》，被認為是女權運動的「聖經」。
語錄
愛情使人們受外在的束縛。愛情是由衷而出的，以婚姻來安排和維持的愛與親密，是很薄弱。
出處：《第二性》/女人
我渴望能見你一面，但請你記得，我不會開口要求要見你。這不是因為驕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無驕傲可言，而是因為，唯有你也想見我的時候，我們見面才有意義。
出處: 西蒙·波娃1950年寫給美國青年作家艾格林《越洋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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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的越洋情書
Lettres a Nelson Algren

作者：西蒙．波娃/著
原文作者：Simone de Beauvoir
譯者：樓小燕、高凌瀚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日期：2004年08月02日

在沒有手機、也沒有網路的年代，十七年、三百多封的情書，
維繫了一位女性主義者與男作家的祕密戀情！

被譽為二十世紀女權運動先驅的西蒙．波娃，拒絕傳統妻子與母親的角色，
不結婚、不生育，終生與沙特維持伴侶的關係，但她在美國，卻有位「親愛的丈夫」？

1947年的美國之旅，已有沙特在身邊的波娃，結識了青年作家艾格林，兩人一見傾心，
一場橫跨大西洋的戀愛從此展開。

波娃當時早已建立「女權代言人」的國際聲譽，戀愛卻讓她極端屈抑自己：
艾格林不懂法文，波娃就貼心地用英文寫信給他，費盡心思一如平凡女人。

波娃渴望異國戀人能更了解她，在一封封甜蜜書信裡，
與艾格林分享對社會、戰後情勢、文學、藝術等多方面的觀點。

沙特、卡繆、惹內這些巴黎知識份子，自然也成為波娃筆下捕捉的鮮活影像。
書信有時比自傳更貼近真實、更能呈現名人的完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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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遠非一種異化的源頭，它是婦女解放和自由的條件。女人自知受到她所鍾愛的男人欣賞後，應當敢於獨身自立，執著追求自己的慾望。《西蒙波娃傳》
我們之間的愛情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愛情，但我們也可以有一些偶然的情遇。 西蒙波娃《年齡的力量》
你就像我的人格的堅實可靠的依托。唯一能成功的就是我們之間都能達到完善和諧的境地，這就是我們的關係。 沙特〈致海狸的書信〉
當我展現這段我覺得十分真實且近在咫尺的往事時，我不由有些傷感。這可不容易啊，我太愛你了。你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波娃致納爾遜．艾格林的信）

西蒙波娃是在二十一歲那一年的十月考取教師資格，離開父母並和沙特結識而進入熱戀，從此之後，她的一生和沙特結為同盟，除了沙特，她還有兩段非常鮮明的情人史，一是在波娃三十九歲訪美時認識了同是作家的美國情人納爾遜．艾格林（Nelson Algren），兩人在波娃四十二歲時戀情結束。另外一段是在波娃四十四歲時遇到小她十七歲的年輕新聞記者克勞戴．朗茲曼（Claude Lanzmann），並和朗茲曼破天荒同居，這段戀情結束於西蒙波娃五十歲。這段戀情波娃提的不多，但從其當時拍的照片來看，我卻看到波娃在當時最美，最刻意打扮的時候，整個人很柔媚。
之後波娃未再傳出戀情，她逝世於七十八歲，長達二十八年的光陰中有沙特有女伴，有乾女兒等環繞著她，但她似乎還是有著隱隱的寂寞。特別是一九八Ｏ年永恆的戀人沙特過世後，波娃進入冗長的生命孤寂，少了密友與戰友，周邊的人又逐漸凋零，一直到一九八六年她過世前的這六年，可說讓波娃深切感受生命的孤寂與死亡的陰影伴隨。
然而雖說如此，波娃一生的自由感情和與沙特的契約式愛情都讓波娃擁有一種非常特別的愛情視野，我想站得比別人高的她，定然孤寂更盛，從背後吹向她的俗世寒風也必然襲擊她。走得比時代遠的人，都是注定要孤獨的；看得比自己的愛情還要深的人，都是注定要無依的。自己就是唯一的救贖，一切都是自己，自己也是一切。完整，這是屬於創作者不可被侵犯的領土。
「我渴望寫作。」當波娃與艾格林相處一陣後，她發現她失去了自我時，她強烈渴望寫作。愛情在波娃眼裡是珍貴的，但絕對不是唯一的，也是不能仰靠的。
波娃之所以可以和沙特如此一生相依，最主要的媒介是因為寫作，二者對於寫作的熱中與投入。在寫作的相互提攜上，他們才是完整的一體，也許起初他們曾經因為一些愛意而傾慕，然而未久即是波娃愛沙特勝過於沙特愛波娃，這裡的愛是指男女的私慾之愛，然沙特瞭解自己是個愛情的壞痞子，他體認到和波娃應該建立在互信的自由基礎上之終生透明盟約。就是寫回憶錄時波娃也提及了：「我的生活與沙特的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既然他本人想寫自己的生平軼事，那我也無意代勞。……因此，只有在他作為我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時，我才去提及他。」
然我發現當我讀由沙特執筆的《沙特自傳》時，波娃幾乎不存在他的筆下，他似乎盡可能在避免著什麼似的，很少提及自己一生的情侶，除了他真情流露的書信外。我想就沙特而言，波娃對他更多是志同道合的靈魂伴侶。但對於波娃而言，沙特佔有的位置太重要了，重要到和她的寫作生命連為一體。
有趣的是，在沙特的〈致海狸及其他人的信〉裡才常常出現波娃，且都是先說愛她，之後便是有所索求。像是：我一心一意地愛您，我親愛的沒有享受到妻子權力的小愛人……親愛的，快一點給我寄包裹來，如果您還沒有做的話。我已沒有墨水了（今天用的是最後一管），沒有紙，也沒有書了。
波娃沒有妻子的權力，但卻形同有履行妻子義務之感。
波娃在內裡其實還是很女人的，看她寫給美國情人的《越洋情書》即可見一斑。
波娃需要沙特遠勝於沙特需要波娃？或者該說二者都不能分開。沙特過世時她親侍在旁，波娃甚至不畏傳染想要和他裹被同眠，欲冀偎依永恆情人的最後肌膚體溫，旋即被看見的護士阻止。沙特過世帶給她極大的痛苦，曾以鎮靜劑服用一段時間，最後才超越痛苦，六年後波娃終於和沙特陵寢隔鄰。一個是美，一個是真理，互相可以在黑夜裡對話。
早在波娃寫的《年齡的力量》一書裡，她提及沙特時寫道：「……我知道他永遠不會給我帶來任何不幸，除非他先我而去。」
多大的信任與互持，伴隨這樣的世紀情侶。即便這情早就昇華成堅毅超絕的友誼，也同樣令人欽羨。知音同志遠比愛情難尋，何況這友誼是來自於異性。然沙特一生女人無數，面臨生命將絕的彌留之際，他抓著看護在旁的波娃手腕，閉眼低緩地說著：「我非常愛你，我的小海狸。」然後兩人擁吻，自此沙特像心願已了地陷入昏睡之中，波娃寸步不離地在旁直至沙特的軀體被移走。
這一段無疑是極為感人的。沙特的去世終於隔絕了她，波娃沒有鄉愿地認為，就是她死了也不會使自己和沙特九泉下相會，波娃欣慰地認為他們兩人能夠在漫長的人生歲月裡達到和諧，已是很不錯的事情。
五十年來，這對被世人稱頌的自由情侶從來未曾居住在一起過，即使長期住旅館的時期他們也都是各住一房，且常不同樓層。這種分居的方式，使他們雙方的獨立性產生極大的純粹及完整。他們的愛情不是世俗的，因為沒有柴米油鹽，擺脫家務的勞役使得他們的知識結合更有力量，而不會掉入尋常男女的瑣碎與紛擾。他們唯一的歧見反而常常是因為政治。
「他們共同享用絕對的自由，他們除了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理由，正是這種相互間的絕對需要才能使他們真誠相待，默契相融。」法國記者曾經如此描述過他們。
他們是一體兩面，或者該說都是另一個自己的分身。也因為如此，他們的愛情往往優先於其他的愛情。波娃曾說：「不論在沙特的生活中還是在我的生活中，第三者從一開始便會感到一種壓倒一切的關係存在，與其他人的關係遠遜於我們自己的關係。因此我們的關係不免也會遭到各式各樣的非議，且我們有時常常不能正確地處理對他人的關係。」
沙特和波娃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兩個心智成熟且高度完整獨立的個體，這個體的默契與瞭解遠駕於一切，少一方都不可能實踐。波娃也曾經說他們的關係並非適用於他者。我想是因為很多女性至今都還是一種附庸體，需要男人的進入與陪伴；或者說男人也亟需女人的照顧與生育，當此二者是如此時，彼此都無法作自己的主人，反而成為主宰他人者。
不幸的是，很少人指責沙特的自由實踐，卻有許多的男男女女強烈抨擊波娃，當時許多人還無法接受一個女人如此將其全盤的生命投入對愛情對研究，對寫作和對自由的追尋。
在性態度上，波娃雖然不是狂野型，但她的態度卻認為生活中最好同時與幾個男人保持性關係……她不認為性生活應該恪守專一，僅由與一個男人的關係來確定。
這個態度在我看來，是沙特鍛鍊了波娃，出生傳統保守家庭的波娃，眼見沙特四處尋花問柳之後才衍生出來的態度吧，「對於我來說，與沙特的性關係在頭兩三年特別重要，——因正是和他我才發現了性。而後性關係就失去了重要的意義，……它不是本質性的東西。」波娃在回答德國女性主義者愛麗絲．史瓦茲時曾經這樣地回答。

沙特曾經提及的波娃也是智力過人的，「我們相互瞭解，因為彼此格外相似。」除波娃外，沙特並不和他人談論自己的理論與作品，也因為彼此的存在，讓他們兩人去除了浮世創作的孤獨感，「寫作」的共同願望讓他們的關係美好高尚且成了唯一。
這樣的唯一，別人無法參與。美國情人艾格林想要佔有波娃於是成了不可能的痛苦，艾格林索討的愛是一般的愛，是可以生活在一起同床共枕的愛情與婚姻，波娃沒有辦法，因為她無法離開沙特，但她愛艾格林。這對艾格林而言是不解的，他不解且氣怨那個矮小的沙特竟然對波娃的生命遠遠超過於他，作為一個戀人於他是痛苦的，他被嫉妒之火燒得氣憤填膺仍且不解箇中緣由。因為他的創作就是創作，不需要他人。艾格林不解何以波娃定然要有沙特，於是艾格林選擇離去。艾格林畢竟是美國人，語言和文化於他們的溝通也是個阻礙。
然而波娃確實是愛他愛得很痛，在其給艾格林的書信裡，充溢著許多波娃的瑣碎感情與心情碎片。「收到一封信後我接著又等下一封，不斷地等待再見到你。這一念頭使我有些不好受。想念你是悲傷的病，愛你卻溫暖我的心。納爾遜，我多麼愛你。」
在整本西蒙波娃寫給艾格林的《越洋情書》裡，我覺得最好看的段落是艾格林說不再愛波娃了，打算和前妻復合，於是波娃離開芝加哥時內心神傷，加上戰爭的陰影，使她有此一別將是不再相見之感，於是她在下榻紐約時寫的書信是整本書中極感人肺腑的片段：「現在是晚上九點，……我在房間裡喝著你的威士忌給你寫信，但我不能這麼早睡覺。在我的周圍是紐約，在我的後面是我們的夏天。我還要下樓去走，還要夢想，直到沒有知覺。我並不悲哀，也許是暈過去了，離開我自己很遠，很遠，無法相信你曾經離我那麼近。……不，我不相信我們將不再見面。我失去了愛情，這是事實，是痛苦的。但是我沒有失去你。不管怎麼說，你滿足了我，納爾遜，你給我的一切對我多麼珍貴，你也拿不回去給我的一切。……我希望這種溫情、這種友誼永存，永遠存在。……」不過，艾格林並不領情，他曾經回說他給予波娃的東西除了愛之外沒有別的了，言下之意似乎對於昇華成友誼不怎麼感興趣。兩人戀情雖僅維持三年，但波娃在分手後持續和他通信，寫了數百封情書，時間從認識的一九四七年寫到一九六四年，長達十七年的橫越大西洋戀情，可說是糾葛著波娃和艾格林。若不是書信公開，外人實在看不出理性而嚴謹的波娃之內心世界的細膩。書信和日記一般更見真情與實質內容。

朗茲曼則顯然幸運多了，二十七歲時蒙四十四歲的波娃青睞，當時波娃自己也很興奮，原本她很沮喪以為自己已經過了戀愛的季節，未料最猛最年輕的一波浪潮才正要往她身上打，她和朗茲曼共度六年，最後仍無疾而終。六年後的朗茲曼正當三十四歲壯年，想來和波娃交往之後歷練已提高不少，也許也正想往外發展。朗茲曼是幸運的，他是波娃唯一同居過的戀人。
晚年波娃和一個小她三十五歲的女生在一起，這女生名叫西維爾．勒朋，她和西維爾朝夕相見，把她視為閨女。一九六二年，五十四的她當時早已沒有男人，她進入和女性相處的美妙期，她覺得這是一種好運。「她融入我的生活，就像我融入她的生活一樣。我們讀同樣的書，我們一起去看戲，一起出車旅行。」
在《西蒙波娃傳》一書裡，波娃提到女人的友誼佔有她生命極重要的位置，她深深以為女性的友誼充滿愛撫與溫馨，「但我卻從為此產生過特殊的衝動……也許是受了教養的約束，女人不應再單一地被男人慾望所制約。……當今任何一個女人都或多或少地有點同性戀。簡而言之，女人比男人更能激起人的情慾。……她們更嬌麗更溫柔，她們的皮膚讓人看起來舒服。總的來說，她們更富有魅力。」
一個永恆的沙特，一個美國情人艾格林，一個年輕同居男子朗茲曼，一個晚年至死至終的養女兼好友關係的西維爾，這四個人就是西蒙波娃的最重要的情史。三男一女，似乎有點少。一生想要體驗自由與肉體至樂的波娃較之於莒哈絲太少，較之於卡蜜兒又太多。波娃一直都是走中間理性基調，由愛情來看她也是如此，她永遠有個理性邏輯在操作著她的生命經驗，即使她陷入和艾格林的熱戀時，她也無法忘記沙特，或者該說她無法放棄寫作所以終生都離不開沙特。這是非常理性的，在熱戀裡頭的理性使波娃永遠不會瘋狂，也使她無法體驗女同志的肉體經驗。
莒哈絲曾公開多次說她討厭許多女作家，特別是西蒙波娃。莒哈絲討厭西蒙波娃可能是因為她的過於理性與教養吧。也可能因為如此，西蒙波娃的愛情寫起來有點索然，即使她和朗茲曼也沒有太多幽暗曲折可以切入她的傳記，因為她太理性了，就像我覺得西蒙波娃的論述遠比她的小說精彩，看小說還是要看莒哈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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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第二性》興趣索然

|曹長青

西蒙波娃《第二性》興趣索然
1970年的西蒙波娃（左）與沙特（右）。
Getty Images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曾被視為女權運動的「百科全書」，該書（法文版）1949年一出版就造成轟動，創了一週售出二萬本的紀錄。隨後在美國推出英文版，也上了暢銷榜。西蒙波娃由此奠定了女權運動的鼻祖地位。再加上她是大名鼎鼎的沙特（Jean-Paul Sartre）的情人，兩人相得益彰，名氣更加彰顯。

女權問題專家、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學者克瑞斯蒂娜‧薩默斯（Christina Sommers）最近在《克萊蒙書評》（CRB）發表的對《第二性》新譯本的書評介紹說，其實《第二性》一出版就有強烈的批評，評論家指出，這本書寫得很差，「乏味，裝模作樣」，「很主觀性地選擇資料，降低了學術標準，違反所有的科學準則。」但也有人稱譽它是「詩，藝術」，「比學者的書還學術」。

英譯本被批為「難以卒讀」

但不管讚美還是批評，大眾對《第二性》的熱潮，好像「性高潮」那樣短暫地迅速消失了。克瑞斯蒂娜說，過去二十年來，除少數女權分子，很少有人再關注它；這本書也從未得到學界和哲學家的認可。到了90年代，即使是女權理論家們，也很多把這本書視為偏執、零散、過時了。

極為少數的西蒙波娃「捍衛者」對這個現狀不滿，甚至憤怒。他們認為，這是英文版的翻譯有問題，把書「譯糟了」。美國杜克大學一位教授公開指責英文譯者帕什利（H. M. Parshley）缺乏哲學訓練，翻譯能力有限，把《第二性》譯得「難以卒讀」。尤其是，帕什利把972頁的原著刪至827頁，更給批評者理由，認為他刪去了「精華」。

西蒙波娃的捍衛者們要求重譯《第二性》，出版社當然不願意，因這種無人問津的書別說賣錢，連成本都難收回來。但在2004年，美國左翼大報《紐約時報》發表了〈翻糟了〉（lost in Translation）一文，介入這場爭議，站在西蒙波娃的捍衛者一邊，把原譯者和出版社都視為「壞蛋」。面對大報的攻擊，出版社撐不住了，只好決定再出新譯本，找了兩位曾在巴黎任教的美國女學者重譯《第二性》。

去年這個新譯本面世，不僅恢復了原譯本刪去的145頁，甚至忠實到把原著中那種常常不得不用「分號」連結的大長句子原封照搬。克瑞斯蒂娜在書評中說，「西蒙波娃的那種分號長句，好像段落永遠沒完了」。

不是譯本問題，而是原著太糟

但這個新譯本卻遭到更猛烈的攻擊，那些批評第一個譯本的、西蒙波娃的捍衛者們認為，新譯本更糟。在《倫敦書評》（LBR）上，西蒙波娃的研究者們毫不留情地說，新譯本「錯誤百出」，背叛了西蒙波娃的精神。一位女權教授甚至說，這種譯本，簡直讀每一頁都令人「痛苦」。

而事實上，這不是譯本的錯，而是原著的問題。在中國掀起沙特、西蒙波娃熱的80年代中期，中國就出了《第二性》的中譯本，但也只是譯了後半部，前半部那些歷史堆積資料，恐怕連中國的出版社也覺得讀者沒法讀而放棄翻譯。近年雖有了中文全譯本，但有幾個中國人能認真讀完，也是未知數。當年讀過此書中譯本的一位女性朋友說，該書不僅多數觀點跟女人的天性作對，而且相當過時、繁瑣，句子邏輯、層次都很差，完全是一本過高評價的書。這本書不僅沒把這位朋友變成女權主義者，反而使她成為女權主義的痛恨者。

這次《第二性》的英文新譯本不僅沒有給西蒙波娃帶來新的名望，卻通過評論家、書評等討論，讓人們更清楚，讀者之所以遺忘這本書，不是翻譯問題，而是原著太糟。在英文世界經常看到這種事情，他們對因特殊原因而出了大名的外文的「偽書」，看不出好來——因為原著本身爛，就責怪翻譯。像高行健的《靈山》，英文本其實已經比中文原文好很多，但英文世界的人死活看不出「好」來，就把翻譯臭罵一頓。對西蒙波娃的這本書（和她的其他作品）也同樣。

事實上，讀她的法文原版，就令人痛苦。西蒙波娃的授權傳記作者說，這本近一千頁的《第二性》只用了14個月就寫成。這本倉促草就、用大量資料堆積的書，是用中國式「大躍進」的速度寫出來的。專家說，這個寫作時間之短「就說明了很多問題」，起碼是太「草率」。而從內容來看，簡直是雜燴堆積：關於女性的早期資料、各種理論、名單，還有社會學、生物學、宗教、文學、哲學（主要是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的大雜燴。

有細心學者指出，西蒙波娃沒有去做努力，梳理出哪些資料有用、哪些無關，而是把能找到的所有關於女性的資料一股腦地塞到了這本書裡。而且，西蒙波娃的很多宣稱都是誇大其辭，甚至違背事實。例如《第二性》說，十七和十八世紀，女性作家都被壓制，根本無法存在。但根據洛杉磯加州大學的學者梅勒（Anne Mellor）的研究，在英格蘭，從1789到1830年，就有至少900名女性詩人、500名女作家，更有眾多的女性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等等。西蒙波娃說女性全被邊緣化，並不真實。

妓女和妻子被當作一回事

作為女權先鋒，西蒙波娃強烈批評女性被強迫做妻子和母親，甚至過頭到批評這種角色本身，認為「妻子」和「母親」是男性和歷史文化強加給女性的角色，指責這兩種角色毀掉了女人。在《第二性》中，西蒙波娃還有專章討論「妓女」，認為「妻子」和「妓女」是一回事，「兩種性行為都是服務，前者是終身租給一個男人，後者則有按次數付酬的顧客。」對婚姻，西蒙波娃也痛擊說，女人必須結婚出於兩個原因，一是必須為社會提供孩子；二是滿足男人的性要求，為他料理家務。

西蒙波娃《第二性》興趣索然
1970年的西蒙波娃（左）與沙特（右）。
Getty Images
西蒙波娃對她的傳記作家沾沾自喜地說，她一生沒做妻子，也沒做母親，但活得很快樂。但是，她做的是沙特眾多情婦中的一個。雖然《第二性》中有列「情婦」專章，但西蒙波娃沒有逃出自己的針砭。面對沙特的眾多情婦，她嫉妒、痛苦、喝酒、流淚、失眠。但在公眾場合，卻扮演一個大度，甚至瀟灑地幫沙特找女人的開放形象。這位女權鼻祖，在虛偽程度上其實也很「先鋒」。

《第二性》新譯本以及圍繞的評論和爭論，再次讓人看到為甚麼讀者對《第二性》興趣索然。同時也更多揭開西蒙波娃的「第二面」：她是西方知識界最被過高評價的兩個女性知識人之一（另一個是美國的桑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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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蒙巴那斯墓園中，沙特和波娃的合葬墓上, 放滿來自世界各地仰慕者的小詩、寄語和祝福字句的紙片。
許多人質疑：他倆究竟是一生的愛侶，還只是忠於他們的口頭契約？

圖與文; 施文英

蒙巴那斯的墓園，波娃終於和沙特在地下比肩共眠。兩人生死相伴，形影不離，但許多人仍然質疑：他倆究竟是一生的愛侶，還只是忠於他們的契約？
沙特和波娃，大家都認為是法國文壇的一對知己，美麗愛情的典範。他倆相伴相隨，一輩子不結婚而且不要孩子，兩人之間訂有口頭協議，保證各自享有充分的自由，性方面亦然；條件是互不隱瞞外遇。他們身體力行，切實做到。這樣自由開放的愛情觀，在法國文壇傳為佳話。
讓．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集哲學家、戲劇家、小說家、散文家於一身。一九四三年發表的「存在與虛無」，是法國存在主義的奠基作。他的思想對今日法國知識階層有一定的影響。一九六四年，沙特豪情萬丈地拒絕瑞典皇家學會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轟動一時。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一九四三年發表第一本小說「客人」。一九五四年發表的「第二性」，給予法國婦女運動決定性和持久性的動力，但也引起爭議和攻擊。她的作品思想不離開存在主義，影響法國文壇，也提供了人文科學領域豐富的想像空間。
這兩位名人之間的愛情，究竟是真心相待，還只是忍受對方？自一九二六年波娃二十一歲時邂逅沙特以來，一直到八十年代兩人先後辭世，一直都是以「您」來尊稱對方。兩人雖然在一起，卻分別有各自的住址，沙特住在巴黎波拿巴路他母親的公寓裡，波娃則住在布虛里路。波娃對沙特而言，與其說是情人，不如說更像是一個女伴或忠誠的秘書。沙特飄忽的眼睛，讓人懷疑他是否曾經好好地看過她。
但這只是表面的印象，我們很難想像，沙特捨棄他的煙斗和眼鏡，而波娃散開她的包頭巾，放棄為婦女爭權的示威遊行。他們互相給對方最大的自由，難道只是一種虛假的障眼法？
沙特致卡絲多(海貍)的信，西蒙致沙特的信，分別於一九八三年和一九九零年在巴黎出版。讀信後讓人有種訝異的感動，他們之間一次又一次的愛的證明，兩顆永遠清新的心，從字裡行間透出來。沙特從頭到尾都用「我親愛的海貍」、「我珍貴的愛」、「我愛您」、「我多愛您」、「我多麼強烈的愛您」、「我用所有的力量來愛您」；而她也回應「我狂熱的愛您」、「我的愛，我愛您」、「我的生命，我的幸福」、 「我愛您超過我自己」…。無數次不同的更新，千百遍愛戀的溫柔，總是那麼活力充沛、氣息清新。
沙特和波娃往返的信中，內容雖只是廣泛交換意見，但相知相愛的過程歷歷在目。但當我們再看到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波娃親手寫給情人、美國作家尼森．亞剛（Nelson Algren）狂熱的情書時，又難免吃驚，書信竟厚達六百一十頁！讓人不得不以新的眼光來看待這一段戀情。

沙特、波娃和第三者
尼森．亞剛自第三本小說「金臂人」被翻成法文，又由奧圖．柏明杰搬上銀幕後，從此一舉成名。海明威更將他列入最佳美國作家名單中，列於福克納之後。他的成名作品尚有「熱路」等。
波娃於一九四九年，她三十九歲訪美時認識尼森．亞剛，開始戀愛。她和亞剛的羅曼史，很多人都已略知一二。在波娃獲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的小說「名士」中，其中一個人物，就是以亞剛權充模特兒依樣描寫的。兩人之間往返的一些信件，也寫在波娃的另一本著作「事物之力」中。這些，也是促成這對情侶分手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對波娃「寫給沙特的信」中的字句深信不疑。那麼，這位著名的法國女作家，全心投入和沙特並肩作戰的野心和理想中，又孜孜不倦埋首於寫作裡，對於愛情，她認為只有短暫迅速和間斷快感的價值，似乎有些輕視愛情本身的意味。
但讀了「致尼森．亞剛的信」，卻令人掩卷驚嘆，誰會相信，波娃曾經扮演了這樣一個愛情至上的角色﹖集溫柔、可愛、體貼於一身的情人，被她的愛慾、等待被愛而苦苦煎熬著﹖信中有無數動人心弦的字句︰「我還要感覺你在我的深處和滿是幸福」或「….我希望不久之後，愛你會變得不那麼痛苦。然而，柔情郤在這痛苦之中，因為你一直揉和在我裡面；而我，溶化在你裡面，就像我們濃密的毛髮纏結在我們的身體之中」，「所有我知道的，只是我想念你到一種無法忍受的地步」,「…我知道你又靠近我躺著，尼森，我多麼渴望你。我愛你，屬於我的丈夫！」這些你儂我儂的信件，從頭到尾都是同樣的灼熱，表露了她對這位美國作家的情愛，是第一次全副身心、伴隨著靈魂一致投入的，字裡行間展現了一個完完全全的女人的形象。
這些用英文寫的信件，一九九七年在巴黎翻譯出版。亞剛的信由於禁止發行而不在書中，我們無法得知這對不屬於同一個世界的情人之間的迥異處。一個輕視文化人，漠視理論分析，常和妓女、吸毒者和玩樸克牌的人混在一起；另一個呢，則是處在戰後影響全歐洲的或然判斷哲學、政治、文學的中心。
魚雁往返的這段時光，正是法國出現了左派之際。尼森由成功走向失敗，正沉浸在沮喪失意之中。西蒙呢，正好相反，不斷的獲得成功，正攜手和沙特環遊世界，聲譽日隆，結交全球名人如柯斯德萊、卡謬、吉亞哥美帝…等等。
在這些書信當中，波娃描寫了代表她整個生命的世界，解說其間的和諧及衝突。她敘述在聖杰曼地佩之夜、她的工作、著作和種種計畫、她的旅行、圍繞著她和沙特的朋友們。筆下有對友情的推崇，更有引人入勝的人物描寫，有時尖刻不饒人，有時則柔情委婉。
剛開始，分享的喜悅使她向情人傾訴一切：「我願寄給你巴黎所有的魅力」。但在他們重逢一年後，當亞剛要求她嫁給他時，因兩個不同世界相互吸引的愛人，卻又因此分離。她寄去一封談及她和沙特的情文並茂的信：「相反的，我不再是你所喜歡的西蒙了。假如我能放棄和沙特在一起的生活，我將是一個壞蛋、叛徒和自私鬼…。但你應該知道，我最想要告訴你的情形，是沙特多麼需要我……，而我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唯一真正了解他的女人……。二十年來，他為我做了一切事，幫助我活下去，讓我找到我自己。現在，應該是回報他為我所做的一切的時候了……。我永遠不會放棄他的。」
波娃愛這兩個男人，她想同時擁有這兩份完整而不同的愛，而不想作取捨。她在前幾封信中提到過「可憐的沙特」，當她在發現她的性高潮的熾烈激情中，和她奇妙的情人相比時，曾批評沙特「在任何方面都熱情、活潑，只有在床上不然」；但在這份熱情之外，沙特卻是另一種她所需要的男子氣慨，一種永不懈怠的活力和源源不絕的智慧。在這兩者之間，她必須要衡量輕重：波娃執著於為婦女解放而鬥爭，沙特鼓勵她這種新思想，而對於亞剛，這或許是不能忍受的。
這一個三角習題，終於在波娃四十二歲時，揮慧劍斬情絲，用理智駕馭感情之下，徹底解開了。波娃無法背棄沙特對她的恩重如山，除了愛慾之外，生活裡還有其他更重要的東西，如誠信、共同的理想、人生方向等等，將她和沙特緊緊連繫在一起。
但波娃還有另一段戀情，她四十四歲時，遇到小她十七歲的新聞記者克勞戴．朗茲曼（Claude Lanzmann），還打破慣例，和這位年輕的情人同居。到波娃五十歲，這段姐弟戀才無疾而終。對朗茲曼，波娃提的不多，但從當時的照片，卻可以看出，波娃當時正處於人生最美，最巧心裝扮的時刻，散發出一種嫵媚與婉約的氣質。而後來成為著名導演的朗茲曼，在波娃喪禮上發言，說波娃「美麗、風趣可愛、十分女性化。」

沙特在感情方面也非議眾多。如英籍作家朗諾．海門寫的「沙特傳」，將這位法國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描繪成一位不擇手段，玩弄女性的好色之徒。在他的筆下，波娃成了拉皮條的幫凶。許多人批評他們的愛只是虛有其表，情慾都是另有所寄。
一九九三年，沙特和波娃的學生比安．朗布蘭曾出版「一位受勾引姑娘之回憶」一書，揭露兩位名人對她的玩弄欺騙。她認為他們之所以不向對方隱瞞外遇，實際上是變相的煽動情慾，為了滿足窺淫癖。
書中追憶一九三七年，她上中學後第三年，先和她的哲學老師波娃戀愛，後又與波特相愛，形成三人行之局。戰爭爆發，沙特上前線，一九四O年二月寫信和她絕交。戰後她結婚，又再與波娃恢復友誼。
朗布蘭是猶太人，戰爭期間歷盡滄桑，飽經挫折，又和丈夫並肩參戰，出生入死。她出書大爆自己和沙特、波娃「三人戀」的內幕，並非想藉名人獲利博名，而是因為她從波娃身後出版的致沙特的信和「戰爭日記」中，得知波娃對她的看法，感到痛苦屈辱。因而將自己所遭受的誤解和粗暴對待和盤托出。
觀書中所述，她當時未成年，對名人懷有崇拜愛慕之心，一廂情願插入其間。雖對沙特和波娃的愛情觀了然於心，明知他們不可能為了她而放棄兩人的原則，卻又痴心妄想在其中建立穩定的三角關係。自己又是同性戀與異性戀兼有，對感情也不專一，如此的矛盾，只能落得始亂終棄的結局。她從開始的自願投懷，到後來絕交後又自動去重修舊好，都是自己心甘情願。痛苦的原因似乎是咎由自取，而不應歸罪於沙特和波娃。
五十四歲時，波娃和一個小她三十五歲的女生西維爾．勒朋在一起，兩人朝夕相見，讀同樣的書，一起看戲，一起乘車旅行。在波娃的自傳裡，她提到女人的友誼，佔據她生命中極重要的位置。她認為，女性的情誼，充滿撫愛與溫馨：「女人比男人更能激起人的情慾。……她們更嬌麗更溫柔，她們的皮膚讓人看起來舒服。總的來說，她們更富有魅力。」
沙特比波娃早六年過世，在生命將絕的彌留之際，他緊握親侍在旁的波娃手腕，合眼低聲說：「我非常愛你，我的小海狸。」兩人擁吻，然後，沙特像心願已足，陷入昏睡。
沙特過世，波娃還想和他裹被同眠，戀棧永恆情人最後的體膚，護士看見，因怕傳染而及時阻止。沙特過世帶給她極大的痛苦，曾長期服用鎮靜劑，許久許久才脫出痛苦。如今，兩人終於能合葬一起，從此，美與真理，永恆與星月大地對話。
沙特和波娃都特立獨行，建立起高度完整獨立的兩人關係，默契與瞭解，凌駕一切。波娃認為，他們的關係並不適合別人。
她曾說：「對於我來說，與沙特的性關係在頭兩三年特別重要，因為正是和他，我才發現了性。而後，性關係就失去了重要的意義，……它不是本質性的東西。」
波娃不像很多女性去附從男人，她拒絕生育，只要作自己的主人，也不願成為主宰他人者。她一生追求自由，擺脫盲從因襲的傳統，釋放自己。
沙特一生女人無數，但是，很少人指責沙特的自由，卻強烈批評波娃。許多人對男人寬容，比較不容易接受一個女人，將全部生命投入對寫作、對自由、對婦運，甚至對愛情的追尋。
沙特和波娃都智力過人，相互瞭解，彼此間存有許多相似點。沙特不和他人探討自己的理論與作品，獨和波娃談。寫作，是他們的理想，也是聯繫他們關係的共同願望。
西方社會不將名人神化，也不對名人期望過高。古希臘羅馬諸神、歷代帝王將相，名人作家藝術家等都有七情六慾。感情的閃失，無損於文學上或其他領域上的成就。沙特和波娃不願背負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完全漠視俗世的情愛標準。
雖然堅貞的愛情仍然是最高的期許，但社會的變遷，各民族與社會各階層的道德標準也隨之改變。誰能保證自己一生忠貞不二？沙特和波娃挑戰庸俗，雙方以坦白無瞞的態度相待，豈不比虛偽欺騙好得多？
世間或許沒有十全十美的愛情，沙特和波娃的愛情亦然，但兩人開放、負責的信任感高於一切。其間雖然也有過感情出軌，但第三者的存在，或許也可以視為是一種感情的試煉與考驗，證明了偉大的愛情常置於不敗之地，超越了感官與直覺的快感，植根於生活、理想、性靈之中。
我們或許可以說，沙特和波娃，兩人之間是心靈的契合，而不是激情的愛戀。第三者的介入，對他們只是短暫過渡式的感情，無法動搖兩人之間長遠牢固的愛。
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可說純粹只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現代化愛情。在現實中，不免傷害自己也傷害了第三者，尤其，對第三者是自私而不負責任的，這樣的愛情，能說沒有缺憾嗎?
如果我們追求沙特和波娃式的愛情，最終得到的，可能只是高乃依式的愛情悲劇吧?

婦女節-我的身體我作主/女性主義指的是能夠讓女性有選擇的機會，而不是一個用來打擊其他女性的棍子。解放、自由以及平等才是其實質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一個黑人能否打破種族藩籬？迪士尼《木偶奇遇記》的選角思考
作者 黃英哲
202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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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政治正確逐漸躍升成一種主流價值，尤以電影、廣告為大宗，將各種進步價值作為宣傳手法，讓消費者認為自己購買這項產品、看這部電影，是一項支持種族平等、性別平權等進步理念的行為。但這類將特定價值商品化的行為，常常和價值本身是斷裂的，過往的刻板印象並沒有真的消失。
迪士尼前陣子釋出《木偶奇遇記》真人版預告，片中仙女的角色以黑人光頭造型取代原先的金色長髮白人，在網路上引發劇烈爭議。有人認為加入多元族群角色是一種創新，但也有網友認為這種矯枉過正的政治正確，不僅無助於平權，甚至可能帶來反效果，也讓大眾忽視了現實存在的種族與性別問題。
90年代開始，女性主義逐漸抬頭，廣告商開始將產品加入女性元素，主打透過消費力來支持女性主義、打破刻板印象。但與此同時，許多企業內部文化卻仍然存在職場天花板，或是碰到消費對象不是女性的時候，就拍出物化女性的廣告。例如針對男性的盥洗品牌AXE與女性盥洗品牌多芬，同屬聯合利華（Unileaver）旗下，卻做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廣告，可見廣告商與企業不一定認同女性主義，他們信仰的仍然是資本主義與金錢。其實這倒也無妨，誰開公司不是賺錢？但作為消費者／閱聽者的我們，請不必對該項產品投射太多認同，因為多數業者只是消費了某項進步主義的符號，未必是真的支持那些進步價值的內涵。
英國《衛報》曾有報導統計指出，電影幕後團隊的勞動性別比，平均有75%是男性，最嚴重的甚至有90%，而女性最高的一部電影則是42%。不只是人數上的差異，紀錄片《她們在片場》也指出，片場裡的女性工作，多為服裝設計與妝髮，而攝影、原創音樂、導演、音效剪輯則多為男性。這正是最傳統的那套性別刻板印象。即使女性進入這些領域，也常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發生，2015年女星珍妮佛勞倫斯（Jennifer Lawrence）就揭露了好萊塢兩性薪資不平等的狀況。奧斯卡獎的入圍獎項超過7成以男性為主，更不提影視圈各種性別潛規則。這些證據一再說明，性別平權不是螢幕上的一位選角就能解決，背後的勞動性別、工作崗位、同工不同酬、性侵犯罪，才是平權的重點。
《木偶奇遇記》的原著是義大利的兒童文學，作者撰寫的背景本就是白人村莊，角色自然以白人為主。在不尊重原著的情況下，直接拿光頭黑人取代長髮白人形象，這種只為了傳達某項價值就強制改變他人的手段，不正是進步價值一直以來想打破的嗎？若選角時只為了凸顯有色人種，這和過去幾十年來只在乎膚色的白人霸權，單就手段而言有何區別？
若迪士尼真的想實踐種族與性別上的平權，或許該更努力找出非歐美文化的故事，讓閱聽者走進不同文化的視野，而非為了迎合特定價值而做表面工夫，但在幕後的性別勞動以及影視呈現，都與原先要傳達的價值產生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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