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記者來鴻：莫忘斯大林「大清洗」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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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莎拉·雷恩斯福德

發自莫斯科

把斯大林看作英明領袖、戰爭英雄而不是暴君的俄國人越來越多。莫斯科活動人士立志挑戰這股新思潮，提醒國人不忘歷史真相。

金屬牌匾，長方形的，不大，非常簡單，上面刻著名字、出生日期和職業：電台技術員，記者，學生。然後，是被捕和處決日期。

俄國各地許多建築物上出現了這樣的名牌，一點點幫助人們記起斯大林政治迫害—「大清洗」中成千上萬的受害者。

這是由一組活動人士發起的項目，它也在直接挑戰著一種新思潮：越來越多的俄國人用積極眼光評價斯大林。

不久前在莫斯科市中心，又一塊名牌掛在一所住宅前，引來一小群人圍觀。

奧爾加帶來了一張她祖父米哈伊·索羅尼諾的黑白照片。祖父是大學語言學教授，1935年10月的一個早晨被逮捕，定性為「人民的敵人」。兩年後，索羅尼諾在勞改營被處決。

看著這塊不起眼的名牌掛在祖父舊居門外，奧爾加說，「今天，他得到了應該屬於他的一點點承認。這並不是什麼民間儀式，它有很神聖的含義，記住曾經人間蒸發的那些人的名字非常重要。」

項目名為「最後一個地址」，迄今已經收到1000多份申請，要求組織者把名牌掛在大清洗遇難者舊居外。

負責該項目的活動人士來之前會首先徵得現住戶的同意，但這並非總是一帆風順。

「不是大人物」

項目發起人謝爾蓋·帕克霍曼科（Sergei Parkhomenko）解釋說，「人們會告訴我們，不想把自己的公寓樓變成墓地，掛名牌感覺陰森森的。」

「或者他們會說不想讓孩子看到，太恐怖。不過，我們要記住的受害者並不僅僅是大人物，也有普通人。」

大清洗、或者叫大恐怖，在1937、1938年時達到峰巔。

被逮捕、被判作「反革命」遭處決的俄國人除了蘇共黨員之外，還包括工人、藝術家、甚至家庭主婦。

現政府在制定新政策，紀念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初稿明確指出，「繼續試圖找借口」、或者否認歷史是「不能被接受的」。俄國還已經決定建立大清洗紀念碑。

但是，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俄國人把斯大林看作「治理有方」的領導人、戰爭英雄，而不是暴君。

電視節目中，反對派活動人士常被貼上「人民敵人」的標籤；長期致力於恢復打壓記憶的組織「紀念」（Memorial）曾被稱作「外國代理」，被控拿了西方主子的錢抹黑俄國形像。

羅曼·羅曼諾夫（Roman Romanov）解釋道，「沒有人迫使我們直面過去。」羅曼諾夫是莫斯科一所新「古拉格博物館」的負責人。他回憶說，就連這個博物館在剛開張時甚至也曾遭到部分人的反對。

「我們當然要記住過去那些勝利、英雄的篇章，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那些悲劇性的歷史段落。就好像一劑苦藥，人們會說不願意吃，但有必要吃。」

從莫斯科出城的一條主要公路旁，走入森林不遠，有一個地方更加令人警醒地提示著不應忘記歷史的原因。

這裏（Kommunarka）曾經是根裏克·雅戈達（Gennrich Yagoda）的消夏「行宮」，斯大林任期內，雅戈達是秘密警察的首腦。

雅戈達被槍決（1938年）之後，至少10000名大清洗遇難者的屍體被用卡車運到這裏埋葬。現在東正教會負責管理這片土地，教會用捐款豎起了木十字架、紀念石碑，作為對死難者的「永久記憶」。

樹上，遇難者親屬掛起的照片在風中搖擺，地下，積雪掩蓋著塑料花。

安娜·波格達德（Anna Bogorad）是第一次來給外公掃墓。她回憶說，「外公遇難的時候我媽媽只有11歲。他是被槍決的，和許多其他人一樣，是冤案。」

安娜的外公根裏克·魯賓斯坦（Gennrich Rubenstein）是「蘇維埃鐵路」的一名經理，1937年被當作「反革命」抓走，後來被處決。安娜手裏舉著一張外公模糊、發黃的照片，上面是一位風度翩翩的年輕男子，頭髮梳理的一絲不苟。

安娜不久前也在外公舊居外掛上了紀念名牌。她憤憤不平地說，「現在還有人根本不想知道這段歷史。特別是年輕人，他們學習的歷史讓他們給當年的迫害找到了依據。他們會說，『啊，我們大步前進了。從一個只有耕犁的國家成了坦克大國。有些人糟了罪，又能怎樣呢？』」

接著再說市中心。「最後一個地址」項目已經在一些著名建築物安裝了170多塊紀念名牌。死難者不能再被忽視。

謝爾蓋·帕克霍曼科說，「我們的目的並不僅僅是要在俄國所有的建築物上掛上名牌……更重要的，是要讓人們看到名牌，了解這些從未謀面的人的遭遇。他們回去後還可以講給孩子。」

（撰稿：蘇平/責編：歐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