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明谷-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基隆中學任教-1951年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被槍決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wAtVlt

幌馬車變調曲：對鍾喬先生的左翼回應 - http://goo.gl/mUVf00

鍾浩東（客家）和蔣碧玉（蔣渭水的養女）（河洛）時而河洛語、時而客家語、時而日語（蔣父渭水在家多講日語）的真實言語生活－他們遭遇的語言障礙反而是初至中國與國民黨在地組織接觸時－卻在《幌》劇的語言單維化中，被遮蔽了他們作為日本屬民（無奈卻現實）、作為台灣人，以及作為被雙重殖民的客家人，這樣在多重主體性之下掙扎的身份認同

“幌馬車之歌——鐘浩東與蔣碧玉的亂世戀曲”特展10月在台北開展，黑白老照片、泛黃的訣別信，還有紀錄片中蔣碧玉滄桑而倔強的歌聲，不僅令人緬懷上個世紀40年代那些為理想慷慨赴死的熱血青年，更令人感嘆被稱為革命伴侶的他們，深沉而至死不渝的愛情。

願得一心人 慷慨赴沙場

轉眼間，蔣碧玉已離開人世20年，今年也是鐘浩東誕辰100周年。80年前的那場初相遇，今天聽來仍令人怦然心動——

16歲的蔣碧玉剛從護士學校畢業進入台北一家醫院，鐘浩東當時還叫鐘和鳴，在高等學校讀書時生病住院。因為鐘與蔣在日語中同音，作家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記錄了這段對話：“你也姓鐘嗎？”“我姓蔣，蔣介石的蔣。”“原來你姓蔣……不過，你應該說是蔣渭水的蔣。”“沒錯，我就是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略顯驕傲地說。

他們先是日語，后是國語﹔一位是台灣革命先驅蔣渭水的義女，一位是蔣渭水的崇拜者，越談越相投，不久即成為以兄妹相稱的好友。過了一段時間，鐘浩東卻對蔣碧玉說：“我是不准備結婚的。”他早已做好了要回大陸參加抗日戰爭的准備。為此，先后兩次為蔣碧玉撮合身邊朋友。但蔣碧玉知道自己根本不會和那兩位朋友在一起，她已下定決心要與鐘浩東一起回大陸抗日。

同行的還有蕭道應、黃素貞夫婦。蕭道應的兒子蕭開平介紹，父親曾與一位姓顏的望族女孩談婚論嫁。不料，一次兩人坐車經過一處日本神社，“這個本來可能成為我母親的顏女士，起身恭敬地向神社行了一個大禮。因為這個大禮，我父親堅決解除了婚約。”

黃素貞受邀為鐘浩東、蕭道應等教國語而相識。“他們都非常想去參加這場民族戰爭，挽救台灣脫離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我感到自己學生時代的抗日思想終於找到了歸宿。”黃素貞在《我和老蕭的抗戰歲月》裡寫道。

一個偶然事件讓蕭道應與黃素貞走到了一起。1939年，台灣廣播電台招考對華廣播員。管區警察一定要黃素貞報名。向來沉默寡言的蕭道應問她：“你想去報考嗎？”“我當然不想。”黃素貞明確地說。“這是為日本帝國主義做幫凶。”蕭道應釋然了，但又關切地問：“那你打算怎麼應付呢？”“我直接拒絕不就行了！”“這樣不行！”蕭道應著急地說：“他們怎麼可能放過你呢？”蕭道應想了想，笑著建議：“你干脆騙他們說，你就要跟我結婚，不方便再到外頭工作。”於是，為了取信警察，蕭道應與黃素貞等幾位朋友一起租屋居住。兩人由此弄假成真。蕭道應的侄女蕭吉紫說：“這在現今社會中也是非常另類的求婚方式。我聽了都會心動呢！”

與鐘浩東類似，台灣抗日英雄李友邦1924年因夜襲日本警察派出所被通緝，逃往大陸，繼而參加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與嚴秀峰相遇之前，他一直抱定主意，台灣一日不光復就不結婚，抗戰時期不談兒女私情。不過，面對嚴秀峰這位秀氣又堅強的杭州姑娘，李友邦還是沉不住氣了：“我已經找到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同志了。我們在一起，抗戰的力量不是更大嗎？”1941年，李友邦與嚴秀峰相識兩年后結婚，願共同為抗戰及台灣民族革命運動而奮斗。

相濡以沫 患難與共

他們的確是革命伴侶，為著共同的信念，無懼萬難。1940年，鐘浩東蔣碧玉、蕭道應黃素貞兩對夫婦，和另一位叫李南峰的熱血青年，一行5人回到大陸。他們乘船從上海轉往香港，再從香港進入廣東，先是找不到可以接收的單位，而后又被懷疑是日本間諜，差點被槍斃﹔被關押了半年多時間，才蒙台灣先賢丘逢甲的兒子丘念台所救，分到丘念台創辦的東區服務隊。

他們5人從小在台灣生活富裕，沒受過什麼苦。在大陸的6年時間，夫妻常分隔兩地，基本沒有睡過床，有時一天走幾十公裡的山路。鐘浩東和蔣碧玉、蕭道應和黃素貞的第一個小孩因為行軍不便，都被迫送給了當地百姓。無論怎樣艱苦，黃素貞晚年自撰的《我和老蕭的抗戰歲月》中沒有一句怨言。在她朴實無華的敘述中，老蕭發揮醫學專長，治病救人，她則做過護士、教師，一路輾轉。1944年旱災，黃素貞寫道：“這是我一生難忘的苦難情景。有一天，老蕭用背囊背一袋米來給我們。他步行了兩天，過河時還遇到漲水，隻能把背囊放到頭上游泳過來。米碰到水，有些潮濕了，他的肩膀上也有兩條皮帶紅紫痕似要出血﹔可這袋米卻解決了不少人的困境……”

1945年，抗戰終於勝利了。包括台灣在內，舉國上下，一片歡騰，可是苦難並沒有結束。1947年2月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已經回到台灣的李友邦，曾對貪腐問題數次進言都毫無結果，對這場官逼民反的沖突也深感無奈。不料，幾天之后，李友邦卻被逮捕並解往南京。當時，身懷六甲的嚴秀峰不顧身體不適，也立刻趕到南京。她四處求托，在一個月后終於見到蔣經國。嚴秀峰告訴蔣經國，“二二八事件”是不法官吏貪贓枉法，剝削人民血汗，民怨累積引起的沖突，李友邦是冤枉的。蔣經國當天雖未表示什麼，但不久即飛抵台北調查“二二八事件”，李友邦也在拘禁三個月后無罪釋放。

此情不渝 至死方休

李友邦與嚴秀峰一度想退居鄉間，做一對平凡夫妻。然而，1950年2月，嚴秀峰以“通匪”罪被判刑15年。她勸李友邦：“你血壓高，不能沒人照顧，若在這段時間，你有適當人選，我並不介意你另娶他人。”李友邦卻堅定地告訴她：“你是我這一輩子的結發妻子，我豈能再迎娶別人。”那段時間，李友邦常親自下廚，做嚴秀峰喜愛的飯菜，送到牢裡。嚴秀峰喜歡玉蘭花，每逢后院的玉蘭開花，他都會摘下來送進監牢。那是獄中的嚴秀峰“充滿溫馨和慰藉的唯一奢侈品”。

不料，李友邦不久也以“參加匪幫、掩護匪諜”等罪名被逮捕，1952年遭槍決，嚴秀峰聽到噩耗悲慟萬分。1965年出獄后，嚴秀峰除為生計而奔忙，也努力尋找時機為李友邦討回公道。台灣解嚴后，嚴秀峰用十余年時間，整理李友邦的史料和著作，舉辦李友邦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李友邦將軍逝世40周年追思會，澄清歷史真相，為李友邦昭雪。晚年嚴秀峰回憶，19歲時她曾在東洲保衛戰中不顧生命危險，穿越火線送情報。這是她一生最驕傲的回憶，“但所有的喜悅，都比不上我和友邦的相知和相戀。”

“二二八事件”也成為鐘浩東與蕭道應的人生轉折點，他們先后加入共產黨。1950年10月，鐘浩東被槍決。1952年逃亡兩年多的蕭道應和黃素貞被迫“自新”。經歷了抗戰艱苦歲月，夫婦二人相扶相攜熬過了長期被監視、心中郁郁的30多年。憑借專才，蕭道應成為台灣著名法醫，黃素貞晚年感嘆：“我出生在一個悲劇的時代，更悲哀是，我是悲劇中的主要演員。”

當鐘浩東尸體被送回來時，家人在棺材板間發現了他寫給蔣碧玉的訣別信：“我以很沉重的心情來寫這封信給汝……我希望汝能很快就丟掉悲傷的心情，勇敢的生活下去……我將永遠親愛汝懷念汝，祝福汝。”蔣碧玉一度酗酒，也學會了抽煙，但終於如鐘浩東所盼望的那樣，靠著擺面攤等零工，艱難撫育幼子，堅強活了下來。

“幌馬車之歌”展覽中，16歲的蔣碧玉清麗可人，但更觸動人心的是蔣碧玉攝於1990年的照片。近70高齡的她一身黑衣，滿頭白發，雙手環抱著鐘浩東年輕時的舊照，面容悲傷而堅毅。而照片中，年輕的浩東明亮如朝霞。當年，鐘浩東教給蔣碧玉的《幌馬車之歌》，也是難友們送鐘浩東上路的歌曲久久回蕩：“黃昏時候，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目送你的馬車，在馬路上幌來幌去地消失在遙遠的彼方……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

《 人民日報 》（ 2015年12月23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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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在我們的校史室內，第二任校長：鍾浩東先生，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只見其名而不見其照片的空著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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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高中第二任校鍾浩東，任期1946/8--1949/9。

1946年返回台灣後受聘擔任台灣省立基隆中學校長，鍾擔任基隆中學校長期間積極於延攬各方人才來擔任老師，向來是登門邀請，並透過人脈請求昔日好友推薦人才。對於戰後初期的基隆中學，校務發展做出極大貢獻，

生平：

鍾浩東（1915年12月24日－1950年10月14日）本名和鳴，臺灣客家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出生於屏東縣高樹鄉，18歲隨父親鍾番薯遷居高雄美濃。作家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弟，其妻為蔣渭水之養女蔣碧玉。

曾先後就讀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台北高等學校，日本明治大學。

鍾浩東於日本明治大學畢業後，由於富有社會主義改革理想，1940年偕妻蔣碧玉渡海到中國，加入抗日行列，卻被國民政府疑為「日諜」逮捕，入獄半年獲釋，此後雖繼續於中國內地進行抗日活動，但對於國民政府的不信任已逐漸萌芽，1945年抗戰勝利後，在廣東從事民運工作。

眼見國民黨政權貪汙腐敗，思想開始左傾，1946年返回台灣後受聘擔任台灣省立基隆中學校長。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目睹了國民黨政府血腥鎮壓，在對於國民黨政權極度失望下，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1947年9月，暗中發展左翼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基隆中學支部」；1949年5月，中國共產黨基隆中學支部改組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基隆市工作委員會」；藉由發行地下刊物《光明報》，和成立共產思想研討會與書籍讀書會，來發展共產勢力。希望組織台灣民眾以抗暴鬥爭推翻國民黨政權，當時大陸變色，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全省實施「非常時期戒嚴法」．特別提防匪諜．凡是言行激烈，私自結社，自由發表言論者，常被指為匪諜．同年8月鍾校長即因共產黨等相關組織被查獲之匪諜案與教職員、學生多人被捕下獄，史稱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 或基隆中學事件；8月27日前後鐘浩東被捕，12月被處感訓。國民黨政府軍法處，對鍾多次嚴刑拷打，強迫自白，鍾仍不願意屈服，最終於1950年9月9日，被判處死刑；同年10月14日遭到槍斃處決，時35歲盛齡。難友在青島東路軍法處獄中傳唱的「幌馬車之歌」是為鍾校長送別的歌曲。而基中教職員、學生共有九位教師遭到槍決，多位學生判處感訓與有期徒刑，多人甚至有被關在獄中十年以上．

作家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一書便是以鍾浩東為題材，導演侯孝賢更據此拍攝電影《好男好女》。

導演侯孝賢曾說：我這個前輩認識鐘浩東，他們被關在同一個牢房裡，有天，鐘浩東被點名出去，那個時間點點名出去，基本上就是要去槍決了。

　　離別的時候，鐘浩東跟大家一一握手，這麼多年過去，我這個前輩還能回憶起，他握著鐘浩東的手時，他的手竟然是暖的。 ……你會佩服這種人，……他們讓我有欲望拍《悲情城市》。

根據校長夫人蔣碧玉回憶由藍博洲在《幌馬車之歌》所記錄：

　　首先，一名畢業於臺大商學院的年輕人王明德，因為戀愛的關係，曾經把一份「光明報」寄交他的女友；並且因此暴露了身分而被秘密逮捕。王明德失蹤了幾天，蔣碧玉不放心，於是就要尚在台大就讀的弟弟，離開台北避一避。她的弟弟立刻就與另外八名同學，南下高雄，到了一名孫姓同學家。然而，就在孫家，因為組織不夠嚴密，他們九人也就當場被捕。

　　校長鍾浩東聽到了這個消息，從此不敢在家裏住。每天午夜，我總是聽著對面刑警總隊頻繁流動的巡邏車的警笛聲嗚嗚地響著。這時候，我知道家裏已有人監視了，於是把家裏浩東所有的書籍、信件、資料等，統統燒掉，然後帶著兩個兒子搬到八堵的學校宿舍住。

　　到了月底，大概是半夜一點多鐘吧！睡夢中的蔣碧玉突然被一陣粗暴而急躁的叩門聲驚醒。特務來了。她們入屋後，就是一陣粗暴無禮的搜索；然後，一部分特務就到別的地方抓人。等到這些人又回來時，特務頭子就命令蔣碧玉和當時才十八歲的妹妹換衣服，準備上車。

　　因為小孩還要吃奶，蔣碧玉就帶著小孩上車；可是匆忙之間，她卻連小孩的衣服、尿布都沒帶，就跟著妹妹被押上車。車子在市區轉來轉去，她們不知道自己要被帶到那裏？

　　第二天早上，蔣碧玉從同房難友口中得知，原來她們是被關在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同時，她也看到鐘浩東了；看到他由兩名難友攙扶著走過押房；她看到他身體承受過拷打的傷痕。這時，她才知道，原來浩東早就被逮捕了。

　　九月二日，星期六晚上。一群穿便衣的特務又到校長鍾浩東的宿舍來抓人，事實上，鍾浩東早就被他們抓走了。但他們卻佯裝不知道地問道：「校長到那裏去了？」他們在校長鍾浩東的宿舍搜屋，翻箱倒櫃，帶走了一些資料，然後才離開。

　　一個禮拜後，九月九日，同樣是星期六，早上十點多點，學校正在上課中，突然發現校舍周圍的後山，已經被軍警包圍了。全校師生惶惶不安，不知這次他們又要抓那些人？

　　中午以前，一共有四名教師、三名職員和三名學生被抓走。其中，一名老師、以及教務主任的太太張奕明和職員鍾國圓，後來都遭到槍決處死的命運。他們三人都是外省籍，年紀不過三十歲上下。

　　這天以後，教育廳就另派一名校長來接掌鍾校長的職務。

　　在軍法處熬過半年左右的審訊後，蔣碧玉就因為平常與鍾浩東聚少離多，以涉案不深而被釋放。這時候，大陸已完全赤化了；國民政府已撤至台灣。

　　十二月，校長被移送保安司令部內湖新生總隊感訓。在感訓期間，鍾浩東校長表現得非常篤定、沉穩。他按照規定參加隊上的各種活動；只是在思想上，他的反應卻是以沉默來表達他的立場。每天飯前，隊上總要這些感訓的政治受難者針對三民主義的某一部分討論、發言。因為沒有人自動發言，隊上教官就以指定發言的方式，輪流點名，通常每個人一個禮拜都會被點到一次；而一般來說，大家也都按照教官要的答案，上台發言。可是校長鍾浩東卻不這樣！每次，被點到名時，他總站起來說：「我沒有什麼話好講。」

　　有一天，校長突然用客家話跟一位同案的基中老師說：「我已覺悟了。他們年輕人要忍耐，要稍微適應環境，不要太勉強！……」

　　後來，校長一連寫了好幾份申請退訓的報告，表明不接受感訓的堅定立場，要求政府另外發落。幸好，這些報告都備感訓隊中的一名廣東梅縣級的客家人教官中途阻截，沒有再往上報，而沒有出事。這名教官還一直勸告校長說：「國民政府認為台灣青年對大陸的狀況不明瞭，只是思想左傾而已，政府認為台灣青年都是被誤導的，因此，決定不『打』本省人，只『打』外省人。」

　　然而，校長不為所動，仍然一再的填寫退訓的報告。有一次，這名教官剛好出差，校長的報告就被呈報上去了。因此，當一九五○年元月李蒼降等人被捕時，感訓隊便以「上課稱病不到、討論不發言、不服長官指導、態度頑劣、思想毫無轉變……」等理由，把校長提出感訓隊，再度送往軍法處，與李蒼降等人同時審理。

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

　　聽到校長鍾浩東被送回軍法處審理的消息，蔣碧玉感到惶恐不安，怕校長出事的她於是去找丘念台，希望他能夠設法幫忙。可是丘念台却安慰他：「你放心，沒有審判兩次的。」

　　一九五○年春天，丘念台和省內士紳聯名向當局建議，務請從寬處理本省籍的思想犯，給他們以悔過自新之路。

　　三月一日，蔣介石復職視事，並著手改組內閣，提名陳誠任行政院長，積極推進反共抗俄的政策。

　　四月，住海南島的國軍約八萬人撤退來臺。

　　五月，國軍自動放棄舟山群島基地，將十五萬精銳部隊撤到臺灣。

　　在同一時期，萬山群島及閩南東山島的國軍，也紛紛跟著撤退了。局勢至此是很明顯了。

　　但，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第三天，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巡戈臺灣海峽。從此，歷史改變了它的軌道。

　　終於，該來的還是來了。

　　十月十四日，一大早，軍法處派人來通知，要蔣碧玉到殯儀館領屍。她的生父和妹妹去了；他們不讓她去，要她待在家裏。七點左右，她有個通車上學的甥兒，在火車站的槍決告示上看到鍾浩東的名字，急急忙忙跑回來告訴她。

　　「我已經知道了。」她平靜地說。

　　蔣碧玉的父親和妹妹在殯儀館的停屍車上看到三副棺材；他們是校長鍾浩東和他的同志李蒼降與唐志堂。

　　棺材是公家的，殯儀館却大敲竹槓，要價七百多塊；那時後，一錢黃金也不過三十幾塊；可是她父親身上却只有二、三十塊錢，妹妹只好回來拿錢。

　 妹妹告訴她說，浩東挨了三槍，都在胸部，額頭許是倒地時碰了點傷，手裏還抓了一把土。

　　校長鍾浩東的屍體送回家時，打開棺板，他們驚訝地發現兩封夾在棺材板間的遺書；一封是給蔣碧玉的，另一封則是給鍾浩東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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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一句蔣介石壞話，判刑10年！外省軍官也躲不過白色恐怖，那些淚水卻漸被遺忘-歷史｜白色恐怖｜公視｜燦爛時光｜一把青-風傳媒-謝孟穎 - http://goo.gl/GdvI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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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浩東（1915年12月24日－1950年10月14日）臺灣客家人，本名和鳴，中國共產黨黨員，出生於屏東縣高樹鄉，18歲隨父親鍾番薯遷居高雄美濃。作家鍾理和的異母弟，其妻為蔣渭水之女蔣碧玉。求學時期曾先後就讀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台北高等學校，日本明治大學，曾任基隆高中校長。
生平
鍾浩東於日本明治大學畢業業後，1940年偕妻蔣碧玉渡海到中國，加入抗日行列，卻被國民政府疑為「日諜」逮捕，入獄半年獲釋，此後雖繼續於中國內地進行抗日活動，但對於國民政府的不信任已逐漸萌芽，1945年抗戰勝利，在廣東從事民運工作。眼見國民黨政權貪汙腐敗，思想開始左傾，1946年返回台灣後受聘擔任台灣省立基隆中學校長，鍾擔任基隆中學校長期間積極於延攬各方人才來擔任老師，向來是登門邀請，並透過人脈請求昔日好友推薦人才。對於戰後初期的基隆中學，校務發展做出極大貢獻，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目睹了國民黨政府血腥鎮壓，在對於國民黨政權極度失望下，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1947年9月，成立中國共產黨「基隆中學支部」；1949年5月，中國共產黨基隆中學支部改組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基隆市工作委員會」，藉由發行地下刊物《光明報》，和成立共產思想研討會與書籍讀書會，來發展共產勢力。希望組織台灣民眾以抗暴鬥爭推翻國民黨政權，但同年8月共產黨等相關組織被查獲，基隆中學相關人士陸續被捕。史稱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8月27日前後鐘浩東被捕，12月被處感訓。國民黨政府軍法處，對鍾多次嚴刑拷打，強迫自白，鍾仍不願意屈服，最終於1950年9月9日，被判處死刑；同年10月14日遭到槍斃處決，獄友以其喜愛的《幌馬車之歌》送別
作家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一書便是以鍾浩東為題材，導演侯孝賢更據此拍攝電影《好男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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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槍決前唱著《幌馬車之歌》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鍾浩東 是他的故事啟發了侯孝賢…

2015/10/15 19:07:00 發表於 | 社會 • 藝文

1950年的10月14日，不滿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的作為與腐敗的前基隆校長鍾浩東在馬場町遭到處決。他的故事啟發了侯孝賢，拍攝成《悲情城市》與《好男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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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先生的殉難日。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14日起舉辦《幌馬車之歌》紀念特展，紀念鍾浩東及其妻蔣碧玉等受難者。策展人藍博洲表示，台灣過去很多歷史被掩蓋，人們因此產生許多歧見，希望大家多了解過去，才能對未來有更清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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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浩東1915年生於屏東，是作家鍾理和的弟弟，其妻為蔣渭水之女蔣碧玉。於日本明治大學畢業業後，鍾浩東於1940年和蔣碧玉渡海到中國抗日，卻被國民政府疑為「日諜」逮捕，入獄半年獲釋。1945年抗戰勝利後，鍾浩東在廣東從事民運工作，眼見國民黨政權貪汙腐敗，思想開始左傾。

1946年他返回台灣擔任台灣省立基隆中學校長，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目睹了國民黨政府的血腥鎮壓，在對於國民黨政權極度失望下，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1947年9月成立中國共產黨「基隆中學支部」，並於其後改組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發行地下刊物《光明報》以及成立共產思想研討會與書籍讀書會。

但同年8月，共產黨等相關組織被查獲，基隆中學相關人士陸續被捕，史稱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又名基隆中學事件）。鍾浩東於8月27日前後被捕，最終於同年10月14日遭到槍斃處決。而《幌馬車之歌》，是鍾浩東與妻子蔣碧玉都很喜愛的歌曲，也是鍾浩東最後步向馬場町刑場時所唱的歌。

今年適逢鍾浩東百歲，也是夫人蔣碧玉女士辭世二十週年紀念，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特別舉辦《幌馬車之歌》特展，於本月14日起，於景美人權園區開展。開展當日除鍾浩東之子鍾繼東出席外，還有包含同為基隆中學事件受難者藍明谷之女藍芸若等約60餘名白色受難者，一同述說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

風傳媒報導，特展策展人藍博洲表示，鍾浩東在當年是具有代表性的受難者之一，在自己親自看過鍾浩東的遺書之後，他可以想像鍾浩東在寫遺書時那種知道自己即將死亡，卻還是有股抱負無法達成、深沉的心情。而他們如此年輕，卻可以慷慨的走向刑場，這是台灣的精神。

藍博洲表示，《幌馬車之歌》在當年是紅極一時的歌曲，但後代完全不曉得有這首歌，由此可知很多歷史都是被掩蓋、湮滅的。「我們對很多過去都不了解，因而看不清楚現在，造成很多歧見，如果對歷史有更多認識，或許對台灣的現在與未來，會有比較清楚的看法。」

被侯孝賢譽為「先驅」的藍博洲
藍博洲這位特展主辦人也來頭不小，他在1980年代初透過楊逵、陳映真等兩位不同時期的政治犯，接觸到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人，並開始涉獵台灣近代史，也開始揭露台灣戰後史上一段長期被暴力湮滅的歷史。

在鍾浩東遭處決後，蔣碧玉選擇了潛藏。在她晚年時，時任《人間雜誌》記者的藍博洲找到她，從此不懈不怠報導鍾浩東等白色恐怖時代殉難者一生的故事，繼而拍攝《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台灣思想起》等紀錄片，並於1991年將原刊載在《人間雜誌》上、描述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一生的《幌馬車之歌》出版成書。

藍博洲過去在《人間雜誌》的同事、作家陳映真形容藍博洲筆下揭發的世界，「是1950年大恐怖以來台灣史學界、言論界、文藝界和文化界近於絕無僅有的重大貢獻。」

其後，侯孝賢導演受到《幌馬車之歌》啟發，創作以鍾浩東、蔣碧玉為概念拍攝的《悲情城市》及《好男好女》，把反思從知識分子層面擴大到普羅百姓。「藍博洲的作品真的是先驅」，侯孝賢曾這樣評價他，「歷史就是要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鬆口的大牛頭犬。凡記下的就存在，凡記下的是活口、是證人，不要以為可以篡改或抹殺，這不就是歷史之眼嗎？我無法想像，沒有這雙眼睛的世界，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自由報導，對於這次的特展，人權館籌備處主任王逸群也表示，選在鍾浩東槍決日舉辦展覽，內心深感沉痛，「要認識那段歷史很不容易，人權館致力扮演平台，讓年輕人了解上一代走過的艱困歲月。」

展覽以生動的圖文，搭配樂章形式，敍述他們堅持理想走過亂世的生命故事。國家人權博物館為期半年的展期，將一直展出到明年4月17日，讓更多後代子弟有機會認識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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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時候，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
目送你的馬車，
在馬路上幌來幌去地消失在遙遠的彼方。

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丘上，遙望他國的天空，
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
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
去年送走你的馬車，
竟是永別。

《幌馬車之歌》是一首日文歌，當時唱這首歌的人也是用日文唱出，
他的歌詞和台語一點關係也沒有，
卻有十足的資格站在〈寫我台語歌〉這個分類的榜首。
我無法想像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捕入獄的平常老百姓、學生和社會菁英，
哀傷的眼淚盈眶，泣不成聲地為「獄友」送行的景像。

以下引自《博客來書籍館》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069543
這是名曲＜幌馬車之歌＞部分的中文歌詞。一九五０年十月十四日，正當台灣全島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先生，就是一邊低吟這首美麗而哀傷的歌，一邊緩緩地走出牢房。伴隨他腳上鐵鍊的拖曳聲，牢房裏也慢慢響起了相同的歌聲，在槍聲響起之後、仍然不斷迴盪。
從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開始，整個一九五０年代的台灣當局，在美國的「默許」下進行了長時間的「肅清」，受到逮捕的人數估計在八千人以上，一去不回的、最少有三千人；詳細的統計，恐怕已無法查考。此後，這段令人心驚齒冷的歷史，在刻意的忽略與抹煞之下煙沒了數十年，無人敢於聞問。「時間太久了，不義的殺戮已消失在歷史的煙霧裏，但它卻也在人類的良心上留下可恥的記憶」──其實，留下的豈止是「可恥的記憶」而已？歷史的失落、荒謬的殺戮，已經造成整整一個世代的政治恐懼與疏離。
時隔四十年，這段禁忌的歷史終於向他的人民開啟。早在解嚴之前，藍博洲與其它勇於面對歷史的人們，就開始了一連串的回溯調查；本書即是藍博洲的部分成果。他深入追尋幾位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廣泛地蒐錄相關人士的口述、照片、篩選可信的文獻，試圖在他們身上重建歷史的場景。藍博洲似乎企圖壓抑他隱隱搏動的情緒，然而正因如此，歷史的哀愁卻彷彿無止無盡地、在書頁中漫延開來。希臘人說：「悲劇並非生於邪痞，而是脆弱與錯誤所致」──然則面對錯誤，應是遠離深淵、走出悲劇的開始。
以下為名家推薦
周英雄：從主體性的觀點看，《幌馬車之歌》逼使我們把過去，活生生地再加以呈現，它令我們不得不對過去與現在，台灣與大陸、台灣與日本重新加以體認。（〈必讀經典，主體性、比較文學〉：1992）
王德威：藍博洲另闢蹊徑，在《幌馬車之歌》中糅合新聞、史錄、訪晤及虛構形式，重現歷史（白色恐怖）事件的「不可」重現性。（〈典律的生成〉：1998）
李喬：《幌馬車之歌》動人處亦即成功處在於：充分掌握史料後，因真情投入的結果，使已經冰冷的歷史人物重生再現，進而令讀者進入歷史的悲情裡，激情洶湧，卻也教人面對歷史做冷靜與深刻的反省思考。（〈「洪醒夫小說獎」十年祭〉：1992）
呂正惠：作為一個「尋訪」歷史的人，藍博洲的「客觀性」至少不會低於現在的許多「歷史系」，我們不能因為「不喜歡」他所訪問出來的「歷史」而否認這一點。（〈尋找歷史的人〉：2001）
陳芳明：在年輕一代的作家中，他（藍博洲）的成績斐然，可以說為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開闢了極為遼闊的領域。（〈白色歷史與白色文學〉：1992）
陳映真：由一個文學青年，以民眾史的眼界，以紀實文學的形式，在台灣的「戰後」，提出成功、深刻、感人而有力的「戰後結算」，這就是《幌馬車之歌》的突出而值得感謝的成就。（〈以紀實文學結算台灣的「戰後」〉：1992）
葉石濤：《幌馬車之歌》是感人至深的力作，……此作唯一沒有闡明的是蔡孝乾所領導的省工作委員會和鍾鐵民叔叔（鍾浩東）之間的關係，也就是鍾鐵民叔叔在台共組織中的位置和身份。最好也能提到他們革命的抱負。（〈致藍博洲函〉：1989）
蔣勳：《幌馬車之歌》的龐大結構雖然得力於歷史真實的人物、時代與事件，但是作者沉穩的筆調，退到事件背後的採訪者極其謙虛的心情，都說明……他已有更寬大的胸臆去看歷史、社會、生命的苦與樂吧。（〈告別青春〉：1989）

以下引自須文蔚《噓！用文字餵食部落鴿》
http://blog.chinatimes.com/winway/archive/2007/07/16/181510.html
藍博洲，1960年生於台灣苗栗一個客籍工人家庭，1983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說，1987年初，加入陳映真先生創辦的《人間》雜誌報告文學隊伍，從此展開迄今仍在進行的台灣民眾史調查、研究與寫作。
藍博洲在台灣文壇的身影是孤絕與特異的，從1980年代中葉開始，他專注挖掘白色恐怖的史料，以報告文學的形式揭露受難者的證言，其中最著稱的作品，當推《幌馬車之歌》，這篇作品曾經被選入“年度小說選”，也獲得過“洪醒夫小說獎”，不少讀者與批評家因此將這篇作品置於報告文學之外，甚至以虛構文本的閱讀心態賞析之，不免減損原作者的真意。
有趣的是，在文學理論的講座上，也有不少學者爭論，這部缺乏虛構成分的作品，算不算得上具有“典律”性質的小說？不在乎評論界的風風雨雨，藍博洲在填寫作簡介時，向來是這麼寫的：“著有報告文學《幌馬車之歌》”。
藍博洲在1981年任輔大草原文學社社長任內，便透過楊逵、陳映真等人接觸到“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1982，初讀魯迅等1930年代作家禁書的藍博洲，因憤慨與悲傷的文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激動與充實。同一期間，通過吳濁流的《無花果》，他第一次讀到有關“二二八”的文字資料。原先，僅是想收集有關小說寫作的素材，藉文學重現台灣近代遭受湮滅的歷史事件的他，從軍中退伍後，便投身在《人間》雜誌，進行一系列報告文學的寫作。
報告文學多半處理具有新聞性的題材，藍博洲卻把視野放在似不具“時效性”的歷史資料的整理，不具備新鮮性，但是經過考據、挖掘與查證，藍博洲把荒謬、委屈以及經過再三曲解的歷史真相加以還原，進而建構出平反政治受難者的新議題，開拓出報告文學的新疆界。
在寫作形式上，藍博洲讓受訪者輪流登臺證言，作者本身幾乎沒有動用任何的解釋與敘述聯繫受訪者的報告。但是藍博洲發揮了小說家的功力，把個別的證言寫得十分具有故事性，不待多渲染，事件本身自然會撼動任何具有正義感的心靈。
藍博洲掌握了報導者最珍貴的三項資產——進步批判、冷靜旁觀與再現真實。在精神上，他一直保持著進步批判的角度，書寫1930至1940年代敢於螳臂擋車，奮不顧身與威脅政權、帝國主義勢力相抗衡的左翼運動前鋒的事跡。在態度上，他把沸騰的熱血藏匿在作者的話語中，讓自己當個冷靜的旁觀者，清理遮蔽歷史的血跡斑斑，不讓白色恐怖成為喧嚷的政治工具。在方法上，他用口述歷史的模式再現真實，重新整理台灣人的集體記憶，無可挑剔地重現受訪者記憶中的真實，帶來巨大的震撼力。
當然，好的報告文學作品往往會向小說技法借火，這是國內非虛構文類書寫時比較少談述的部分，但是有好的動機、情節與描述的報告文學作品，實在不適宜被歸類到小說的領域。評論家詹宏志認為此文其實可以被歸為小說，因為若將小說定義為“以文字構成情節來敘述的故事的藝術形式”，則故事的真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情節與敘述的故事性。然而對絕大多數讀者而言，小說的虛構本質，會產生閱讀上完全不同於紀實文學的理解、詮釋與世界觀，把《幌馬車之歌》置於報告文學的領域中，能獲得更貼近歷史真實的閱讀感受。
藍博洲從事報告文學、歷史紀錄的身影雖然孤絕與特異，但是絕不寂寞。值得注目的是，他原本加入《人間》的希望是通過報導工作，“一方面參與實際的社會運動，一方面鍛鍊自己的寫作能力，進而為日後創作長篇小說培養主觀的條件”。在他的堅持下，報告文學趨近了歷史，而他也創作出像《藤纏樹》那樣寫實又兼具批判力的長篇小說。他顯然是具有實踐力的知識分子，正如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所提到的：“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
求是的精神，應當是藍博洲的報告文學《幌馬車之歌》最值得珍視的部分。
以下引自部落格《The Blue in My Hand》
http://ureaviva.blogspot.com/2007/07/blog-post.html
"黃昏的時候，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
目送你的馬車，在馬路上幌來幌去的消失在遙遠的彼方。
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
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
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

蔣蘊瑜說起鐘浩東在他們相識時，教她唱這首幌馬車之歌。浩東很喜歡這首歌，說他每次唱起這首歌，就會忍不住想起南部家鄉美麗的田園景色。初讀歌詞時，我也望著它愣了一會。隨著歌詞自然浮現的，是心裡好像也有一幅關於黃昏時候，樹葉隨風散落的畫面；但是不太清楚，遙遠的那方是什麼，馬路的盡頭是什麼，那些讓淚水留下來的是什麼。對於鐘浩東哼唱幌馬車之歌的年代，年輕人抱著是怎麼樣的情懷，那是一個怎麼樣有別於當代台灣的台灣? 也有很多疑問的雲霧。
八月即將到來，自己也到這陌生地將滿三年。異鄉人的症狀開始展現，閱讀的聆聽的開始出現充滿濃濃陳舊味的東西。對我(或是某些人)而言，或許這是一種因為害怕失去而啟動的防禦系統吧。只有這些歷史的鄉土的小島的東西身上具有的特殊性，才能跟眼前的文化拉出足以相抗衡的距離。也不知道是想防禦什麼，只是想說跟不上故鄉的流行可以跟這邊的流行，但是忘了自己是誰就再也沒有認同了；大概是這樣的心情。不過沒有認同也不會痛，我是這樣有忠誠渡的人嗎? 或者只是，覺得這個東西夠喜歡，想繼續擁有點自己與它獨特的關係與情感吧。
應該沒有適應不良的問題；還是很喜歡搖滾樂，歐美的團跟電影，休閒活動，跟生活的空間。不喜歡的食物也習慣了，反正隨便吃都會變壯變胖，待久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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幌馬車變調曲：對鍾喬先生的左翼回應
關鍵評論網關鍵評論網
2016年4月26日 上午 12:00 GMT
藝術始終是政治的。這並不意味著藝術為政治服務，而是藝術能夠澄明地釋放個人被壓抑的政治意識。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史詩劇場」正是期望透過「間離」和「參與」等手法，來喚醒觀眾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意識。因此，可怕的並不是藝術明顯的政治性（politicality），反而是當它隱藏在未表白的形式美學中，所置入的政治化（politicalization）和意識形態化。

任何看似中性的手法或材料，都可能反過來成為一種置入，當它愈是表明自身的史實性與報導性（所謂報告劇），它就愈可能經由對事實的選擇和縮放（甚至改寫），來隱含作者欲傳輸的主觀政治意圖。觀賞報告劇《幌馬車練習曲》的經驗，給了我這樣的感想，而遺憾的是該劇作家鍾喬【1】，卻正是一位以「老左派」自居的布萊希特追隨者。

預設結論的歷史對話

「左翼」、「對話」，是此劇上演前不斷在媒體上強調的創作初衷，也的確帶給準觀眾某種「開明反思」、「解放」、「多元」的想像。然而，在看到鍾喬先生以「冷戰結構」、「恐（中）共」等關鍵字來暗示台灣共產黨歷史遭抹拭的真正時代因素時（其實只是部份因素），筆者便浮現不安的預感；而以一句「投身『祖國』社會主義革命」來一言以蔽之地結論鍾浩東先生的一生價值，更是令我內心打了寒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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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差事劇團粉絲頁

鍾浩東和蔣碧玉（蔣渭水的養女）作為台灣人而遭受殖民的主體身份似乎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共產國際的偉大鬥爭，以及帶有大蘇維埃右翼色彩的大中國愛國主義，在歷史關懷的修辭下被合理接受了。「從如此基調出發的『回顧』，會否讓歷史更加模糊而封閉？」看著那張將蔣碧玉粗魯地染紅的海報，走進劇場前的我浮現這樣的疑問。

平心而論，《幌》劇在藝術表現上是創新而深具巧思的。透過歷史今昔時空的交錯，讓演員、報導者和角色身份不斷在置身故事與抽離之間，以戲劇式蒙太奇呈現過去與現在不可分割的聯結性，而將鍾、蔣這對亂世兒女的深刻情感，融入至俄國（不是蘇聯）作家高爾基的小說《母親》（寫於十月革命之前）中，非但痛陳了英年早逝的革命家背後，是坐待年華流逝的遺孀隨歲月轉變角色的悲痛，也令人為底層人民的苦難和革命家慨然犧牲的人道精神，掬一把敬佩之淚－莫忘這是台灣人民的苦難和犧牲，卻不是其他土地上的。

然而，正是在這樣熱烈的情感認同中、正是在史實報導、虛構表現與演員討論的交錯中，沒有歷史背景知識的觀眾可能非但無能產生預期的批判意識，反而同時失去了對演出詮釋的後設思考，以及對歷史現實的完整認識－分不清何者是事實何者是作者觀點。在被動接受《幌》劇敘事邏輯的「報告」同時，筆者發現原來允諾的「對話」並不是展開於舞台與觀眾的互動之間，而是幾位對左翼歷史認知粗淺（連金庸的「光明頂」都出現了）的年輕演員，在輕浮的網路搜尋和對話中，結論出台灣左翼的中國本質論（謂《光明報》為中共授意創辦）【2】，然後在一位自承「左統派」的劇作家設計對白下，演出被安排的恍然大悟。那一刻，筆者腦海閃現當代政客慣常對人民虛應故事的「對話」允諾⋯⋯。

選擇性的打撈歷史

在這樣被預設的所謂「詩比歷史更真實」的想像中，「真實」卻恰恰被刻意遺漏在形式的裂縫中，因為當事者的已然亡故而無法發聲。舞台故事，從二戰結束、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事實上仍為日本屬地，由國民政府代管）說起，並刻意跳過二二八事件：一個讓毛澤東公開支持台灣獨立的殖民衝突。

在以歷史畫面營造的史實氣氛中，旁白卻道出不真實的「報告」：「台灣知識份子從1945年開始接觸共產主義。」也許，如此剪除藍博洲相對客觀完整的原著中，鍾浩東夫婦與友人前往中國參與抗日的過程，而直接跳入他們返台後的情節，可以迴避日籍台灣知識份子（鍾畢業於明治大學）身上的認同糾葛，和他們在中國加入國民黨時遭遇的文化衝突而不談吧？

然而，前此的史實，才正是呈現一位革命家其思想亦不斷自我革命的心路歷程，這也是台灣知識份子尋找認同的複雜且多面的變遷歷程。《幌》劇的省略，也許是為了符合「老左統」史觀，將台灣歷史複雜糾結的哀愁，化約為大中國分裂結構下的資本主義階級矛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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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共產黨黨旗。

事實上，台灣共產黨早在1928年便已成立，而且是由日本共產黨中常委渡邊政之輔和早稻田大學著名馬派學者佐野學，依莫斯科總部指示起草綱領，再於東京交由謝雪紅、林木順領回上海後成立，屬於日共台灣支部，並根據第三國際建議，將台灣獨立列入黨綱。

改寫這段史實的「報告」，似乎有意將原台共的影響抹拭，直接將1946年成立的中共台灣省工委（與原台共無繼承關係）接軌上大中共嫡系史觀。筆者不禁納悶，一位純正的左翼不應是個打破國族藩籬的國際主義者嗎？但為何鍾喬要遮此揚彼，強調台灣左翼的中共血統呢？

再者，鍾浩東曲折的思想發展史，是經歷多重的政治與民族認同演化的，從三民主義青年到對國民黨的幻滅；從投身祖國（國民黨中國）抗日事業，到目睹一個中國政權的腐敗。這些總合，是促使他在二二八大屠殺過後才憤而加入共產黨的人道動機（他並未接觸該黨中國籍人士），但為何《幌》劇對這所有轉變避而不談？

差事劇團只讓我們看到投身「祖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鍾浩東，卻並未讓我們看到為了解除台灣殖民苦難而投身中國抗日的鍾浩東（戰勝後隨即返台），以及堅持對斯土斯民的熱愛和對所有壓迫者的義憤而不斷蛻變信仰的鍾浩東－他熱愛的從不是一個政權、一種意識形態，而是想像的祖國與家園。

被官語噤聲的多重主體性

我們無法得知鍾浩東心目中的祖國，與現實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多少差距，但可以確知的是，他和蔣碧玉，以及無數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時代為了社會主義理想而犧牲生命與人生的台灣好男好女們，所抵抗的不只是《幌》劇中呈現的統治階級壓迫，更是外來殖民者的壓迫。
這也是為何倖存而流亡海外的台灣左翼知識份子，會在60年代脫胎出左翼台獨運動的歷史邏輯。鍾浩東畢竟不是中共樣板烈士，而蔣碧玉也不是聖化的中國革命母親，而是台灣土地上的堅忍母親；然而，我們在劇中卻看不到以台灣作為主體的解殖視野，因為這樣的主體性在語言的剝奪中被「無聲地」取消了。

這齣據稱是向我們「報告」歷史的戲劇，在不斷穿插的角色演出中卻讓語言完全地失真。從頭至尾，這個故事背景發生在國民黨接管台灣初期的演出，卻完全以中國兩黨政權共用的官語Mandarin（普通話）【3】來對白－除了最後不知兒子已死的鍾母以客家語說著「恁泥好！恁泥好！」，似乎僅是突顯了在地者對於被殖民威權挫敗的認命。看似中性的語言形式，在這樣一個深度涉及文化殖民（而不只是政治迫害）的戲劇中，卻是必須被政治性地看待的意識形態選擇。
換言之，原本在侯孝賢的《好男好女》中，鍾浩東（客家）和蔣碧玉（河洛）時而河洛語、時而客家語、時而日語（蔣父渭水在家多講日語）的真實言語生活－他們遭遇的語言障礙反而是初至中國與國民黨在地組織接觸時－卻在《幌》劇的語言單維化中，被遮蔽了他們作為日本屬民（無奈卻現實）、作為台灣人，以及作為被雙重殖民的客家人，這樣在多重主體性之下掙扎的身份認同。他們，被扁平化成為劇作家理想中的中國左翼青年。

語言選擇作為無聲的意識形態壓迫，在報告鍾浩東家書一景中，徹底浮現為一個扭曲的台灣革命家形象：

蘊瑜：我以很沉重的心情來寫這封信給汝。汝我共處已有十三年，時間不短不長……我希望汝能很快丟掉悲傷的心情，勇敢的生活下去。

從信中用字（尤其「汝」字是河洛語和客家語通用之「你」字）及侯版的影像呈現，可以得知此家書乃以河洛語讀音（古漢語）書寫，字句呈現的不是一位魂牽祖國的共產烈士，而是一位典型台灣文人對妻兒父母內斂卻深沉的情感。然而，經由語言的異化，我們在《幌》劇看到的卻彷彿是一位中共版本的林覺民。

究竟是誰的〈幌馬車之歌〉

無法異化的，是那首烙印在蔣碧玉內心深處，而後固執地成為藍博洲（即便他亦是大中國主義者）忠實紀錄的標題歌曲：〈幌馬車之歌〉。只不過，在《幌》劇的Mandarin（普通話）官方語境中，這首1930年代開始流行於台灣民間的日語歌謠，成了突兀而意義空洞的史實附會。我們無從知道，這首歌對鍾、蔣二人的生命意義（他們的戀情因此歌而萌芽），也無從知道這首歌不只聯繫了這對愛侶，也聯繫了台灣庶民的在地認同【4】（已脫離此歌原本美化西進滿洲的殖民意味，成為台民生活的音樂記憶），更無從知道它在鍾浩東被押解就義時，獄友齊聲高唱此歌的意義：
黃昏的時候，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目送你的馬車，在馬路上幌來幌去地消失在遙遠的彼方／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
試想，為何是一首日據時代台灣歌謠，而不是慷慨激昂的中國革命歌曲呢（雖然鍾校長也曾在獄中唱中國左翼學生歌曲）？在連結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監獄中，必定不只有台灣共產黨員，也有其他政治認同相異的人們，但是都以〈幌馬車之歌〉作為彼此的送別之歌【5】，他們共同的認同又是什麼呢？而最後選擇以這首歌為自己訣別的鍾浩東，只是因為與蔣碧玉的兒女之愛嗎？或者，他在入獄的交流中，又萌生了對自己信仰及認同的重新認識，就像他在過去不斷的思想蛻變那樣？這些是這首變調的「練習曲」無法回答我們的問題，也是藍博洲沒有聽到的〈幌馬車之歌〉。
誠如此次參與演出的資深劇場人吳文翠在劇後陳述的反思：「如果鍾浩東當年沒有死，如果像他那樣不斷對抗權勢的革命家，能有機會繼續活下去見證歷史的轉變，他還會一直固守當年原有的政治信仰嗎？」
誰與台灣左翼的歷史脫節？
演出結束後的座談中，劇團團長鍾喬仍侃侃而談以美蘇冷戰結構重新檢視19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必要性，從而暗示地結論出台灣必須重新思考與中國的關係，以及考慮返回（傳統）「左翼」陣營的可能性。聽及此，筆者頗感鍾先生對「左翼」的理解，似乎停留於「前現代」的國家社會主義階段（楊照評陳映真語）。這樣的理解既不夠了解台灣左翼的完整歷史，也不了解1960年代國際新左翼為何產生。的確，台灣白色恐怖歷史需要被重新思考，但並非以過時的冷戰結構作為終極視野；這種視野只看到美帝殖民，而刻意忽視中帝殖民。
早在1960年代末，當美國對越南採取焦土轟炸，而蘇聯以武力鎮壓布拉格之春的歷史時刻，全世界的左翼知識份子就已然認清共產國際在極權化之後，也會產生如美帝一般的帝國主義（蘇帝）內化殖民行為。正是傳統共產強國的霸權化墮落，才讓左翼知識份子為了挽救追求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主義，而與傳統左翼斷絕，另行建立同時反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霸權的新左派理論。

與此同時，關切飽受西方、蘇聯或中國殖民壓迫之國家／地區的第三世界（南方）與後殖民論述，也開始被普受重視（毛澤東曾指中國也屬於第三世界），而這個年代也正是流亡海外的台灣左翼知識份子，開始發展台灣獨立的理論與實踐的時代。也就是說，當與世界隔絕多時後出獄的陳映真先生【6】，用初階馬克思主義帶領著一群左統文青在想像美好的共產中國時，真正的台灣左翼前輩早已超越冷戰結構思維，在思索著台灣的未來。
在此請問鍾喬先生，您是否知曉台灣的恐共白色恐怖並非戰後1950年代冷戰邏輯下的特殊產物，而早在日本殖民的1930年代就已開始【7】這是戰後冷戰結構，或是後殖民論述所能（或曾）解釋的？白色恐怖的歷史脈絡有延展的必要性，如此一來，隨之演繹出殖民威權下的禁錮反抗與您的「赤化的白色恐怖」，在歷史認識與政治選擇上大相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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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需要怎樣的左翼？
用政治、社會和歷史角度來批判戲劇是適當的嗎？這或許是當代左翼對話值得深思的有趣問題。誠然，一位詩人自然有表現與虛構的權利，也有選擇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的權利。然而，在面對歷史的時刻，虛構與現實之間，就必須有其清晰的界線與脈絡，而它的模糊之處，便是批評必須介入的真理裂縫。
意識形態，是徘徊於詩意的虛構與歷史的真實間，等待被發見與思度的載者。「詩高於歷史，詩比歷史更真實」，意味著詩對歷史現實的負責。如若詩背棄歷史，卻消費歷史以掩飾自身的虛謊，那麼這詩的墮落，便將帶來人類歷史的墮落。當盧卡奇（Ceorg Lukacs）如此憂心著布萊希特的現代主義戲劇時，這樣的盧卡奇，才是當之無愧的老左派。
1948年，投靠東柏林的布萊希特，成為東德共產黨的文化樣板，在國家監視下生產著遵循官方戲劇理論的宣傳劇，再無重要劇作。這時的詩人，到底是屬於現代主義，還是現實主義？或兩者皆非？殷鑑不遠，予夏潮之世。布萊希特與東德的失敗，正在中國重演。
批判，不意味否定，恰是有所盼望。在人性覺醒幾為跨國資本主義和媒體網路溺斃的今日台灣，莊嚴面對歷史的左翼精神，是稀有卻被需要的。差事劇團對歷史傷痕的審視，是台灣社會應該擁有的勇氣，即便它是魯莽的。只是，筆者暗自期望站在台灣土地上，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在台灣成長而以左翼自許的知識份子，能否在面對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混淆不清的時刻，再深思一下，這塊土地上的受壓迫者，左翼需要的是依賴、還是獨立。
滿懷期待11月的《幌馬車奏鳴曲》。
【1】雖然劇團稱此次劇本為共同創作，而舞台演出由林靖傑導演擔當負責，但從演員對歷史的不甚瞭解，以及演出前鍾喬在媒體所不斷預告的冷戰史觀可以得知，此劇的敘事架構及政治觀點，是由鍾喬所定調。

【2】這樣的間離手法到底透露的是台灣新生代對左翼的疏離，還是劇團演員對台灣左翼的疏離。《光明報》與民盟在港創辦的《光明日報》（1982年才由中共掌控）並無體系關聯，而無論兩報中之何者，其性質在當時都不是中共文宣報。如此刻意安排的「答案揭曉」，卻將觀眾導引向歷史的誤讀。

【3】滿族學者趙杰在《東方文化與東亞民族》中曾謂Mandarin是「滿大人」音譯，指滿洲官僚使用的滿式漢語。季永海駁斥此說，認為Mandarin來自葡萄牙語對明朝官員稱呼，但Mandarin開始用以指涉「官語」，確為清初之事，其目的在於透過語言將民族差異階級化。兩岸中國政權繼承了滿清時代的這種語言殖民政策。

【4】據影評人田村志津枝採訪蔣碧玉，證實鍾浩東並不知道〈幌馬車之歌〉是日本歌曲，還以為是蘇格蘭民謠改寫成日語。

【5】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的1949年四六事件中被逮捕的台北工校學生黃守禮，也以〈幌馬車之歌〉為難友打氣送別。

【6】作家陳映真1968年因傳閱禁書的讀書會而遭重判10年。

【7】筆者家族先輩便參與其中（原台共接續農民運動主張台獨）遭刑求致死，後代傳承其志轉為海外左翼台獨，而這歷史迫害的輾轉結果直到2007年才又以死亡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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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碧玉，愛國人士。影視編劇，曾經參與製作過《好男好女》。
中文名： 蔣碧玉
國籍： 中國台灣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台灣
逝世日期： 1995年
職業： 編劇
代表作品： 《好男好女》
客家文化 - 六堆風雲 - http://goo.gl/hTIORl

蔣碧玉，女，台灣人。抗日戰爭時期曾從日本輾轉奔赴廣東參加抗日東區服務隊，1941年，蔣碧玉為了繼續艱苦的抗戰，不得不忍痛將生下的孩子寄養在當地的老鄉家中，40年後才回到大陸找到兒子。
dot個人榮譽

參與製作過的電影:
好男好女 ( 1995 ) ....原著
dot個人經歷

蔣碧玉忍痛棄子40年後骨肉尋回　
高中畢業時的蔣碧玉（左）
抗戰爆發後，她從台灣輾轉來到廣東並加入了東區服務隊。當時的東區服務隊還吸納了5位來自台灣的抗日愛國青年。他們從日本輾轉奔赴廣東抗日，蔣碧玉和鍾浩東夫婦就是其中的兩位。抗戰的奔波使他們不得不將長子寄養在當地的老鄉家中。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後，兩夫婦回到台灣，長子卻一直沒有找到。20世紀80年代時候，年屆高齡頭髮已白的蔣碧玉才回到大陸找兒子。鄭慧嘉告訴記者，當時她母親————現台盟廣東省委員會名譽副主委鄭晶瑩女士曾陪同蔣碧玉一起尋找，可喜的是，兒子終於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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幌馬車練習曲 左翼世代對話
2016/03/10
公共論壇
鍾喬
1990年代初期，因為藍博洲的引介，剛開始展開民眾戲劇之旅的我，經常與蔣碧玉女士往來（那時，我們都稱她蔣媽媽）。那是《幌馬車之歌》登在《人間雜誌》後，歷經雜誌因不堪虧損而停刊後的幾年。猶記得，我們幾個《人間》的老夥伴們，曾在當時的大同區公所共同演出，由王墨林任導演的《幌馬車之歌》報告劇。那以後，侯孝賢導演以此著為藍本，改編創作了國際知名的電影《好男好女》……。

時間匆匆，很快20幾年竟這樣過去，而蔣媽媽也已於1995年過世。

蔣媽媽過世後，骨灰回葬在作家鍾理和美濃老家的家墳，終而與鍾浩東重逢（理和先生與浩東先生是同父異母兄弟）。去歲，因為在美濃鍾理和紀念園區演出《回到里山》一劇，曾到墳前行禮，並且得知今年是鍾浩東先生百年冥誕。尋問藍博洲時，他提及將在景美人權館做百年紀念照片文件展。

那當下，我突而想起蔣媽媽過世前的1992年左右，我曾在一起和她在參加一項會議時，和她說：「若有機會，想以她的生平遭遇做一齣戲。」記憶中，她吸了一口夾在指縫間的香菸，而後，以她一貫淡淡地微笑說：「好呀，要我唱歌嗎？」

時間過去，言猶在耳。今年是「差事劇團」成立20年，我邀了中壯世代的林靖傑，來完成當年對蔣媽媽的承諾：先於4 月間在「思劇場」推出《幌馬車練習曲》；再於11月間回到「寶藏巖山城戶外劇場」演出另一版的《幌馬車奏鳴曲》。我說我們經費很有限，林靖傑聽了一貫少言的笑著。

他點了頭，我們開始了這齣企圖經由劇場表現，共同探索相關左翼跨世代的歷史敘事劇。一開始，參與這次演出的年輕成員，都先讀了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對於白色恐怖的肅殺，多少帶著強烈的人權關切。於是，國民黨戒嚴體制下的種種威權形象，再次成為理所當然對這段歷史的理解。然而，導演林靖傑以電影詩人的身份，投入這場演出的創作中，他卻提出共同來討論「左翼」在當下是甚麼的問題。

這多少為這場原本是一頁被淹沒歷史的戲劇，拉開了另一種思索的視野。主要從這樣的視野出發，「幌馬車之歌」的原著，有了轉化為「幌馬車練習曲」的契機。這是關鍵的、也是好的，因為「練習曲」在這裡不意味著這場表演只是一場「練習」；而是如何從身體行動的探索，去從新「練習」左翼對當下的青年是甚麼！

其實，在過程中，出現相當令人驚訝的種種對話。這都是不難被理解的當代境況。

「那麼，就先針對原著中的主要人物鍾浩東從大陸回返後，在基隆中學當校長，並地下流傳 光明報開始吧！」我這樣向導演及演員建議後，便也擇取了原著的最後章節，進行整編。

導演認為：讓演員保有他們現有的身份是很重要的關鍵。因為，作為敘事者，他們有諸多對於這段記憶的困惑與疑問。例如，為甚麼是「光明報呢？」便是共同的惑問！於是，祕魯武裝革命軍「光明之路」的聯想來了；金庸的「光明之頂」也成了一則活生生的冷笑話。最後，1949年，中共主導的「光明日報」被從手機的網路上 Google 出來.......。其實，這裡逼真之處，恰也說明歷經冷戰／戒嚴／民主化的台灣，「左翼」兩個字說到底，是從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海，便已深深沉落海底深處.......更何況，1979年後，中國大陸內部的轉軌，更讓「左翼」成了必須被重新認識的語境。那麼，想要重新認識，便要在大海撈這根針；於是，讓歷史與當代對話，有其絕對的必要性。

現在，歷史回到人們的面前.......。然而，我們又將如何對待這段歷史呢？這是很值得探索的一件差事。因為，感性的浪漫化革命，絲毫無法說服任何當代人，去相信原著書中一開始時所描述的情境。但，那種情境卻又比任何電影或劇場的場景，都更逼真的浮現在我們的眼前：

1950 年10月14日。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清晨6點鐘。剛吃過早餐，押房的門鎖便喀拉喀拉的響。「鍾浩東、李蒼降、唐志堂，開庭。」…我看著校長安靜地向同房難友一一握手，然後在憲兵的扣押下，一邊唱著他最喜歡的一首世界名曲──〈幌馬車之歌〉，一邊從容地走出押房。 於是，伴奏著校長行走的脚鍊拖地聲，押房裏也響起了由輕聲而逐漸宏亮的大合唱」。

一個被點名將赴刑場的地下黨人，如何經由如此冷靜的身軀，竟能從容的與「同房難友一一握手」，並毫無疑懼地走向死亡呢？這是《幌馬車之歌》原著最複雜、最困難、卻也最迫切想告訴我們的故事。

從容赴死於刑場，自有鍾浩東校長對理想的就義。然而，在劇場裡，我們會聯想起也在牢房中聽著〈幌馬車之歌〉 的蔣碧玉，將以母親般的愛人之身，撫慰著被槍決後的革命者的屍體。而這就是米開郎基羅的《聖殤圖》最為令人動容之處：基督的屍體仰面擱在聖母的懷抱，聖母以右臂扶著兒子的肩背，左手無奈地攤開，基督的肌肉鬆弛，頭和四肢下垂，左足卻巧妙地靠在一截小樹幹而輕微展開，母親對兒子的慈愛，聖母的臉和左手的表情，已表露無遺。

彷彿蔣碧玉在鍾浩東被槍決後，便從愛人轉化為母親的角色。這是，劇場的虛構或歷史的真實，真的已經沒那麼要緊了。於是，我們會連結起原著中，蔣碧玉告訴鍾浩東讀了蘇聯作家高爾基的《母親》時，他們之間既鼓舞且驚恐的交流。《母親》的一段開場是，母親發現從充滿油煙廢氣廠區回家的兒子，埋首認真底在閱讀一本書。這引發了母親的好奇，於是惑問起孩子在讀什麼書？沒想，兒子低聲地說：

「我讀的是禁書。因為這些書講的是我們工人生活的真理，所以禁止我們讀.......這些書都是偷偷地、秘密地印出來的，要是他們查出我有這種書，我就得坐牢，叫我坐牢是因為我想知道真理。明白了嗎？」

用這段話來述說蔣碧玉女士在白色恐怖時期的苦難經驗，或許顯得間接卻不牽強；首先，如果，我們以年邁坐牢出獄後的蔣碧玉，回首看見年輕時投身革命事業的鍾浩東；年邁後的蔣碧玉，也許也像「聖殤圖」中的聖母親一般，凝視著鍾浩東被槍決後的屍身。在高爾基的小說裡，母親終而投身到兒子的工人革命之路；在蔣碧玉身上，她回首的會是從年輕歲月直到過世（1995年）為止，一生的革命道途…。當然，這與她年輕時便相識了鍾浩東，有著密切的關連。可以說，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肅殺行動，便是由鍾浩東秘密發行地下黨人的刊物：「光明報」而拉開的血腥序幕。

現今，回顧這段歷史。歷史要與當代對話甚麼？形成了核心的關切。《幌馬車練習曲》從這樣的提問出發，就作為一齣小劇場裡的作品，並無法完成原著作者藍博洲對這段歷史的翔實與深刻的鋪陳。然則，恰恰是因為有了《幌馬車之歌》的原著，本劇拉出了以蔣碧玉為核心的故事軸線，並在戲劇的現場，讓年邁後的蔣碧玉與年輕時的蔣碧玉對話。

雖說：「詩比歷史更真實」中的「詩」，在此指的就是「劇場」。但，歷史從來不是過去式，甚而應是未來式。因此，結合敘事與身體的劇場表現，將在《幌馬車練習曲》中，充分探索左翼理想主義在當代還留下什麼跡痕？！

這是《幌馬車之歌》留給這次演出的左翼練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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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大共諜案 鎮小江二審判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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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解放軍上尉鎮小江共諜案，涉及陸軍、空軍共超過10位軍官，檢方依違反國家安全法起訴。台灣高等法院27日二審宣判，駁回上訴。鎮小江維持一審判決，處有期徒刑4年。前少將許乃權則改判2年10個月。

鎮小江原為中國廈門籍，2005年取得香港居民身分後，以觀光、經商等名義來台，實則透過各種管道結識現役及退役軍人，以1萬美元或其他招待旅遊、飲宴餽贈等不正當利益，組織情報網絡，收集我空軍幻象2000、漢光演習、新竹樂山雷達站等軍事機密，共陸軍、空軍超過10位軍官涉入。

審判長鄧振球表示，全案涉及國安機密，審理期間不公開，也不提供判決書，但於當庭宣布二審判決理由。鎮小江的部分，二審高院審判認定，鎮小江的犯罪事實較一審所見更多，但是，鎮小江始終坦承犯行，加上犯後態度良好，因此維持原判，4年有期徒刑。

另外，許乃權是涉案最高階軍官，月領10萬元退休俸。2014年底參選金門縣長時，爆發此案，並迅速被收押。陸軍退役少將許乃權一審原判3年，二審改判2年10個月。改判理由是，許乃權有引薦、發展情報網事實，但只構成未遂犯，比較其他被告刑度，認為量刑太重，因此改判2年10個月。許乃權還押時，仍堅稱無罪。

該案相關被告陸續遭到起訴、判刑。空軍英雄兼飛指部前副指揮官葛季賢、中校副主任樓文卿2人涉案部分，目前仍由檢方偵辦中。另外，滯留中國未歸的退役中校劉其儒則遭到台北地院通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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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得罪鎮小江後台？輕判一年六月緩刑五年，比對一個酒駕人判得還輕

推文到plurk
2015-09-25 06:00
◎ 王伯仁
台灣史上最大共諜案，台北地院日前輕判鎮小江及我方退將許乃權等一干人，最重四年徒刑，輕者一年多並緩刑。讓人憶起數年前有位女警在群眾運動中，脫口而出：「我的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鎮小江案的判決，我們有理由懷疑審判的地院法官，是不是和那個女警一樣，不知何故，腦筋打了結？照這種判法，以往戒嚴時期一定槍斃的「匪諜」，未來還可在我三軍中來去自如，這樣的軍隊不就成了共軍的「預備隊」？
鎮小江具有中國解放軍職身分，來台潛伏「發展組織」，對象都是退伍或現役軍人。本案破獲後，馬政府即有「輕縱」之意，所以檢方偵辦，是依罪責很輕的「國家安全法」來起訴，也就是不把中國解放軍當「敵軍」，而是「友軍」，以致沒引用嚴峻的「陸海空軍刑法」來起訴，而法院也是「配合」到底，除了放水沒有變更法條來審理外，更未將主嫌鎮小江所犯十一罪分論再合併判刑，卻以集合犯論以一罪，這是明顯違背法理和實務的。還有對現役軍官引介空軍飛行員為中國刺探重要軍機，卻輕判一年六月緩刑五年，比對一個酒駕人判得還輕，真的證明兩岸都是「中國軍」的說法成立了？
台北地院這種判決如兒戲，連檢方都看不過去而上訴。問題是，如果下級法院不理會最高法院近期曾有將「共軍」當「敵軍」的判決，而當「友軍」來審判，沒有正確的敵我意識，那台灣的國防解體在即，年占國家總預算七分之一（三千億元）的國防預算也不用編了。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給北京閱兵難看？史上最大型共諜鎮小江判4年
記者何豪毅／綜合報導 2015-09-01 16:47

給北京閱兵難看？史上最大型共諜鎮小江判4年
喧騰一時的鎮小江共諜案，在北京閱兵前夕宣判。圖為我方遭吸收最高階退役陸軍少將許乃權。（翻攝自許乃權臉書）20150901
中國後天即將舉行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而喧騰一時的中國解放軍上尉鎮小江被控來台發展組織、吸收台籍退役飛官等人，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發展組織」罪。台北地院今（1）日宣判，鎮小江處4年徒刑，其餘6被告也獲輕判，全案還可上訴。

同案另5名軍職被告因即時認罪，全獲得輕判，最高階者前金門縣長參選人、陸軍退役少將許乃權判3年徒刑、退役飛官周自立1年6月徒刑，緩刑5年。陸軍退役軍官楊榮華5月，可易科罰金，緩刑2年。宋嘉祿1年徒刑，緩刑4年。退役飛官馬伯樂4月徒刑，可易科罰金，緩刑2年。

非軍職部分，協助鎮小江引介的高雄酒吧老闆李寰宇遭判刑7月，皆緩刑2年，李的女友朱倩瑩（中國籍）遭判刑5月。由於尚有情報網未全盤供出，主嫌鎮小江、許乃權現仍羈押禁見。

鎮小江案是近年我方破獲最大型共諜案，鎮小江原籍福建廈門，2005年取得香港身分，以經商之名來台，在各種工商場合發展人脈，遇有退役軍官更大獻殷勤，主動招待出國赴東南亞等地旅遊、飲宴、致贈禮品等，藉以吸收成為情報下線。

經過多年發展，鎮小江在台吸收超過10人，內線遍及陸軍與空軍，取得幻象2000戰機、雷達站、空軍官校等軍事機密，並將這些具有國安情報價值的文件，趁出國旅遊時交付給中方情報官員「毛尚云」，藉以「再創事業第二春、報效祖國」，去年9月遭我方佈線偵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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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明谷-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基隆中學任教-1951年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被槍決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wAtVlt

共產黨員之女 堅決反對九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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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仁醫受難 家屬促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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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委領導班子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投降國民黨後，發表告全省黨員書，該文可視為一篇省工委的簡史。(圖片翻攝1950.05.14中央日報4版／作者提供）光輝蒙塵的台灣魂　白色恐怖大逮捕七十周年祭 -- 上報 / 評論 https://bit.ly/33eucPk
今年是「白色恐怖大逮捕」70周年。70年前，也就是1950年，台灣戰後最大規模的逮捕行動進入白熱化階段，從年頭到年尾，國民黨的軍警特機關無時無刻不在抓人。根據後來國防部提供的資料，光是1950年，因為「叛亂」及「匪諜」案件被捕的就有1882人，比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總逮捕人數還多，平均每天有5個人被消失（秘密逮捕）。然實際數據遠高於此，因為很多人短暫羈押數日、十數日或數十日後即被釋放，沒有移送軍法處。之後，1951到1954年，官方統計每年仍有上千人被捕。整個1950年代抓了將近一萬人（意味有一萬個家庭因此破碎），而被捕者大部分是年輕人。
台灣青年的大犧牲時代
那是台灣青年的「大犧牲時代」，對許多二、三十歲青年而言，則是真真實實的末日；擺在眼前的，不是浪漫愛情或燦爛前程，而是血腥的刑求和斃命的刑場。更多人被送到綠島集中營，還有許多人逃亡深山，與蟲蛇飢寒為伴。這場末日悲劇和二二八一樣，都緣於台灣在戰後被「送中」後，遭受外來政權的凶殘鎮壓，而國際社會都毫無聲援，坐令悲劇無止盡擴大。
這場世紀悲劇的關鍵字是「中國共產黨」，大部分因涉共案件被抓；而其中大部分又是牽涉到「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的案子。從官方到民間，從70年前到70年後，普遍對這13個字顧名思義，不求甚解，認為這些案件的受難者就是中共黨員（官方也許清楚真相但樂於誤用），其實這是對台灣近代史最大的迷思之一。無法破解這層迷思，就無法看懂這段台灣史，也無法了解這數千名青年犧牲受難的意義。
省工委：不是中共的中共
要破解迷思，必須藉助李登輝那句「我是不是我的我」的名言。這句話極具哲學高度，不只是講李登輝，也是講台灣近代史。沒錯，台灣是「不是台灣」的台灣（國民黨不認台灣，只認中華民國；國際社會不認中華民國，只認台灣），省工委則是「不是中共」的中共。它雖頂著中共招牌，但從裡到外，與中共迥然不同。它雖由中共華東局（或上海局）催生，前期（1946.04-1949.05）與中共尚有時斷時續的聯絡；但陳誠在1949年5月發布戒嚴，以及省工委領導班子從1949年10月起陸續被捕後，情勢丕變。
關於這情勢，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台灣與中國海峽相隔，二是省工委沒有電台。因此，省工委在各地吸收的黨員，經過黨中央（書記蔡孝乾、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等人）審可後，必須透過交通員將名冊傳遞出境，交給中共審核。中共有沒有審核？通不通過？通過幾個？都是層層大問題（當時中共對黨籍審核甚嚴，謝雪紅的黨籍問題就是一例）。但理論上，我們假設戒嚴之前，由交通員送出去的名單，中共知道。
然而戒嚴後，當局開始抓人，出入境設下巨障，省工委與中共的交通頓阻；1949年秋省工委領導班子大崩盤，陳澤民、張志忠、蔡孝乾、洪幼樵先後落網。蔡孝乾於1950年1月首度被捕，此後輾轉逃亡，行蹤極隱（直至4月再度被捕），不太可能審核新的黨員；新黨員既未審核，名單又送不出去，中共不可能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可能通過。換言之，最早從1949年10月以後，最遲從1950年1月以後，加入省工委的「黨員」，包括一些熟知的名字，都不可能是中共黨員。
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年輕時堪稱美男子，後來投降國民黨。統派論述一貫將省工委的覆亡歸咎於蔡孝乾，這是將複雜史實過度簡化的做法。(圖片取自網路)
組織一團迷霧　國共各取所需
然而省工委各地組織不僅持續吸收成員，甚至1950年5月以陳福星為首的「省工委重整組織」（中共可能完全不知道有這個組織存在）成立後繼續吸收新血。於是詭異的情形發生了：這些被吸收者，「自以為」或「被視為」加入中共，其實根本沒加入，成為「沒有加入的加入」和「不是中共的中共」。再加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加入組織」（只是參加讀書會或某某互助團體），乃至什麼也沒參加、純被特務硬栽罪名者，其數更為可觀。
事實上，國民黨宣稱的「共產黨員」，除了來自省工委外，還有省工委的化名或二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以及各地讀書會、牛犁會、豬肉會、同窗會、互助會、兄弟會、歌謠會、結拜會、自治會、道德會等等，名目繁多，水準參差，成員駁雜，乃至是不是「外圍組織」都莫衷一是。本來，這在「台灣解放」後，所有成員透過總清查或總登記，都可以進行總確認；但台灣遙遙獨立於中共統治之外至今，這一切問題林林總總，皆懸而未決。最後變成一團迷霧，便宜了兩個黨：一是把他們全部打成「共匪」的國民黨，一是把他們當作統戰工具的共產黨。
從數據來看，1950年5月省工委領導班子四人聯名發表〈告全省中共黨員書〉，稱全省黨員「共計九百數十名」。這是省工委最後認可的黨員人數，其中許多是1947年二二八以後（特別是1948年以後），為配合中共的瞎指揮而浮濫吸收者。然而據台灣官方統計，1950年1月到1954年6月的匪諜和匪嫌案件，共逮捕4075人；加上當時已核准自首的匪諜「不下二、三千人」，那麼1950-1954年的匪諜匪嫌總數，多達六、七千人。即使扣掉非省工委案件者（例如中共其他單位遣台的正港匪諜，人數不多），落差仍有數千人之鉅。這數千人既不是中共，也不是省工委，卻也被官方當成「匪類」處理。白色恐怖冤到什麼程度？這是一個觀察點。
無名英雄廣場：利用死人欺騙世人
對於這些從姓名到身分都無從知曉，從「九百數十人」到六七千人之譜都無從證實的「匪諜」，中共的態度很清楚：不認這筆帳。這一點台灣人認識不清，對白色恐怖當然看不透。中共只肯承認它派遣來台的外省黨員如吳石、朱諶之、錢靜芝、計梅真等；對於有多少和哪些台灣黨員，則是讓台灣人自己去猜，它不公布也不表態；甚至大施障眼法，從模糊中獲取統戰利益。
例如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了「無名英雄廣場」，刻了846名台灣白色恐怖死難者，就是其統戰代表作。其中有真有假，假的是內容錯誤百出，基本上是把台灣網路搜尋可得的死刑犯名單，全部收割為「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灣執行任務、犧牲於台灣」者，利用死人來欺騙世人；真的是所有碑文都沒有提到這些人是「黨員」或「烈士」，只稱其為「無名英雄」。事實上，該廣場的興建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共軍對台心戰單位），擺明了就是做統戰，與認證黨員或烈士無關（中共只「追認」很少數的台灣人如張志忠、林正亨等為「烈士」，但烈士不必然是黨員，而且登記有案的烈士多達數百萬人）。
以上是從歷史脈絡來論「省工委」不等於「中共」。其實兩者從緣起、發展、資源、人數，到成員結構、權力樣態等，都截然不同，最顯著的分別在於手段。中共採取武裝革命和暴力奪權，早在戰前就已屠殺近六十萬人（調查局統計）；更在魔王毛澤東等人領導下，從早期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政黨，質變成一個「最徹底的邊緣人集團」（余英時語）。省工委則自始至終都停留在言論和組織階段，絕大部分採非暴力抗爭。就筆者所見資料，其對內對外所殺者不到三十人；若以三十人計，還不到中共戰前殺人數字的兩萬分之一。「匪」和「中共」這些帽子，根本扣錯了省工委。陳英泰將省工委定義為「台灣反蔣地下活動的大聯合」，才是一語重的。
二二八到白恐　台灣人兩度做替死鬼
這一點，對理解1950年代的大逮捕至關重要。這悲劇是重重無盡和深不可測的，和二二八一樣達到悲劇之極致。其中有多個層次。第一層：省工委雖不等於中共，卻因頂著中共招牌，而承受國民黨對中共的深仇大恨，在國民黨敗逃台灣後，被當成中共趕盡殺絕，絕大部分成員遭到不合比例原則的嚴懲重判。這個「不是中共的中共」，做了中共替死鬼。白色恐怖深冤如海，至今無法探底，這是關鍵原因。
事實上，國民黨這種「移恨」作用不是第一次。二二八時，由於陳儀當局把責任「甩鍋」給台灣的抗爭民眾（官方稱為奸黨），並把國軍兩大敵人：共產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人）嫁接到「奸黨」身上，導致台灣人被當成共產黨特別是日本人慘遭屠殺。尤其蔣介石對日本「以德報怨」，國軍無處洩恨，台灣人乃成了日本替死鬼。這是何以國軍會採用刺殺、沉屍、鐵絲穿掌等虐殺手段，使二二八異常血腥恐怖，因為這都是日軍侵華的殺人術，被國軍用來報復於台灣人。
互相不認識　生死苦糾纏
第二層：中共與省工委，不只前者不清楚後者，後者也不了解前者，甚至為前者送死，關係怪誕無以言喻。固然社會主義是當時顯學，但即便把所有著作背得滾瓜爛熟，也不可能了解「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共。省工委唯一的「中共通」，恐怕只有走過長征、親歷紅色恐怖的蔡孝乾，但他既是中共代理人，不可能講實話。整個省工委，就在先天對中共資訊不足、模糊懵懂，後天又因單線領導而加劇「以盲引盲」之下，形成集體迷思。如果這只是網路的虛擬遊戲還好；問題是，這是殺頭賠命的事業，省工委諸君把青春生命賭在這盤不清不楚的棋局上，而且全盤皆輸，令人無比痛惜。
再深究之，何止省工委與中共互不了解，台灣與中國也互不了解。台灣在戰後迅速送中，並迅速捲入國共內戰，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資訊認識對方和保護自己。中國不了解台灣，所以國民黨把台灣人當日本人和共產黨來殺；台灣不了解中國，所以陷入「祖國」迷思，也任由「祖國」擺布。不懂祖國而獻身祖國，和不懂中共而加入中共，以及戒嚴年代不懂國民黨而加入國民黨，都是荒謬卻真實的台灣經驗。當時反抗陣營，像史明能親入紅軍見聞暴行，發現不堪的革命真相，毅然與中國脫鉤，追求台灣獨立者，恐怕絕無僅有，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第三層：省工委為了救台灣而加入它不了解的中共，而真正洞悉中共暗黑本質和手段者，偏偏是它所反抗的國民黨。這層三角關係令人窒息。宏觀來看，中共殘暴更甚國民黨，在國共戰爭中，國民黨主要殺中共和親共人士，中共卻連百姓和自己人都無情殺戮。國民黨防守台灣，也確使台灣免於赤化。從「保台」觀點來看，省工委與國民黨立場一致，本可合力抗共，但戰後國府劫收和二二八事件，斷了這一切可能性。歸根結柢，國民黨做得太絕了！
史明年輕照片。他加入紅軍，目睹紅色恐怖，沒有加入中共；而省工委許多人沒去過中國，不知道紅色恐怖，卻(自以為)加入中共。(圖片取自史明回憶錄)
中共瞎指揮　惡龍大逞凶
關於省工委的命運，有兩個關鍵因素常被忽略：第一，省工委原本走「隱蔽精幹」路線，嚴選黨員，二二八時才不過七、八十名；但隨著共軍在國共內戰節節勝利，中共向省工委下達1948年「發展出兩千名黨員，組織五萬人武裝力量」的指示，準備「配合解放軍作戰」。這種「大躍進」式的指示，迫使省工委顧不得隱蔽精幹，盲目擴充，導致組織成員浮濫，行動大膽躁進，因而提早曝光和加速崩潰。設使中共沒有瞎指揮，也不會有這麼多人加入省工委的死亡遊戲，白色恐怖災情不會如此嚴重。
第二，國民黨在大陸雖血腥剿共，那是因為中共對國民黨的寄生奪權、分化滲透，特別是武裝暴動，讓國民黨忍無可忍，傾力撲滅。但對中共的「統一戰線」夥伴或外圍群眾，手段較為收斂；對言論自由尚能容忍，傾共報刊能在「國統區」發行即是一例。然國民黨敗退台灣，「痛定思痛」，在1949-1950年進行特務、黨務兩大系統改造後，不僅大肆迫害無辜，言論入罪，而且對異議人士和反對黨有近乎病態的敵視。從罪與罰的比例原則來看，國民黨在台灣的凶殘程度絕不亞於在中國的剿匪。正如尼采所云「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邪惡的共產黨讓國民黨更邪惡。省工委（以及台灣人）不幸，遇到這個邪惡2.0版的國民黨政權。
反抗不是叛亂　義行永垂不朽
第四層悲劇：如前所述，省工委不了解中共，也不等於中共，卻被中共錯下致命指示，再被國民黨趕盡殺絕，之後又被「叛亂」污名封印七十年。因為染紅，它被中共當成統戰工具，又被統派套進紅統論述，更被台灣社會長期遺棄和漠視。晚近人權振興，才開始得到平反（或稱轉型正義）。但特別注意的是，這平反僅停留在人權層面；對於其犧牲受難，礙於紅色關係和叛亂罪名，仍未給予正面評價。不同於《自由中國》和《美麗島》諸君受到推崇，省工委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至今沒名沒姓，不明不白。
問題的癥結，是我們不曾真正了解1950年代。
事實上，省工委既不是中共（如前所述），也沒有叛亂。「叛亂」不是國民黨說了算。一直到1990年代國會改選和總統直選之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始終沒有真正的合法性（顛覆民選政府，才能稱為叛亂）；特別是省工委那個時代，國民黨是一個在戰後劫收、在二二八屠殺、在白色恐怖鎮壓的外來政權，台灣人起而反抗，是天經地義的事。設身處地，設若中共今天攻台，台灣人必會抵抗到底；當年的省工委，就是做今天台灣人會做的事，何叛亂之有？
從因緣來看，省工委反抗國民黨是「因」，加入中共是「緣」，而且是很不具足的緣。緣是偶發的，對省工委而言，中共只是它反抗國民黨的助緣而已。當我們撥開迷霧，凝視正因，深入史料，就會發現省工委實以民主自治為驅動為目標，不斷於民主運動的大洪流。這些人的反抗、犧牲與受難史，與台灣山河大地同其不朽。謹以此文，紀念這段「極致悲劇」的1950年代，並遙祭這群光輝蒙塵七十年的台灣魂。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光輝蒙塵的台灣魂　白色恐怖大逮捕七十周年祭 -- 上報 / 評論 https://bit.ly/33euc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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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回首「綠島再叛亂案」：白色恐怖受難者無懼槍決、留下燦笑最後身影
倖存者回首「綠島再叛亂案」：白色恐怖受難者無懼槍決、留下燦笑最後身影／沃草國會無雙 https://bit.ly/2OcylyG
【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媽媽只知道父親被判 12 年，卻在第 6 年槍決，他們到底在監獄裡面做什麼？這是我一直的問號」綠島再叛亂案受難者宋盛淼的兒子宋文博，將近 70 年來的疑惑，等待他的答案卻是令人無語的虛構再叛亂組織。不過這些遭中國國民黨威權政府任意羅織罪名的受難者，在被槍決前一刻，大多仍面露燦笑紀錄最後身影，坦然的態度令人鼻酸。該案的倖存者彭金木語帶敬佩的表示：「他們認為自己的理念是正確的，所以被槍斃也無所謂。」
政治受難者蔡焜霖曾感嘆：「在執行槍決之前拍攝的照片都面露笑容，這對生性膽小懦弱的我，變成永遠無法理解的謎」（製圖：沃草）
倖存者回首「綠島再叛亂案」：白色恐怖受難者無懼槍決、留下燦笑最後身影／沃草國會無雙 https://bit.ly/2OcylyG
1953 年韓戰之際，蔣介石父子政治地位仍不穩固，為加強美國對其擔任國民黨政府領導，並有資格作為「反共」盟友的信心。官方計畫以一系列強迫戰俘、政治犯刺青「反共抗日」、「殺朱拔毛」字樣輸誠，並對外謊稱「自主發起」的運動。藉此對國際宣傳蔣氏父子在臺反共有成。
尤其，在綠島的勞動集中營監獄「新生訓導處」，更被蔣氏父子視為向美方宣傳的「樣板監獄」。駐中華民國大使藍欽、美方官員皆多次來訪。
政治受難者彭金木也回憶，每當高官來訪，他們這些「頑劣份子」就會被趕到燕子洞或其他隱密的地方躲藏，以免破壞感訓有成的表象。他們被吩咐蹲著不准出來，只給少少的食物和水。且洞口都會架設機關槍朝內，若他們一有動靜就等著挨子彈。
假自發真官方的「刺青運動」竟種下未來 14 受難者死因
1953 年，獄方假藉政治犯、前國大代表齊維誠「自發」，提議新生訓導處進行「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以刺青以示忠誠。甚至當時蔣經國也親自前往交通極不方便的綠島喊話，官方操作性質極為濃厚。事後新生訓導處處長姚盛齋回覆軍法處栽贓「再叛亂案」的回函也證明，是官方欲藉此運動考驗感訓成效，甚至將拒絕參加者冠上「阻擾獄中感訓」罪名。
獄方宣布「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後，獄中政治敏感度較高的政治受難者陳華等人私下串聯，呼籲別成為官方宣傳工具。再加上外省政治犯擔憂影響在中國生活的親人安危，刺青運動因響應者少宣告失敗。不過張皆得、方宗英、彭金木等帶頭抵制的受難者，也成為獄方未來報復的頭號對象。
遞紙條、傳抄書籍都成「顛覆國家」
事後，新生訓導處開始蒐集「紙條」、利用人性弱點「以犯制犯」打小報告，藉以羅織的「再判亂案」罪名，將幾批「阻擾感訓」的政治犯送回臺北起訴。情治單位也利用「運用犯」互相監視，蒐集受難者在保安處的言行做為「罪證」。另一方面，許多受難者因不堪刑求，只好被迫自白籌組再叛亂組織。
當時在獄中，官方僅提供審核過後的「洞洞報」。但這仍無法阻撓政治受難者仍私下取得外界或當局禁止的政治思想資訊（攝影／廖昱涵）
當時在獄中，官方僅提供審核過後的「洞洞報」。但這仍無法阻撓政治受難者仍私下取得外界或當局禁止的政治思想資訊（攝影／廖昱涵）
在「新生訓導處」因為以勞動及思想改造為目的，和一般認知的監獄管理有所不同。部分政治受難者得以在公差的機會中抄寫書籍資料、夾帶報紙，得知世界的動向及當局禁止的政治思想資訊。他們並未因為身體遭囚禁，而斷絕思想上繼續吸收外界知識及資訊的機會，成為島上一股「學習熱潮」。尤其當時中國國民黨政權腐敗，讓許多關心國家未來的人、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產生好奇與接觸。
隨著受難者們在綠島及保安處自我充實的「學習資料」、紙條等被獄方搜出，這些傳抄社會主義資料、互相討論的紙張，甚至僅是互相砥礪、鼓勵團結的喊話，卻被官方大大渲染為「顛覆國家政權並著手施行」的惡行惡狀，一整起事件逐漸被羅織成「ABCD 組織獄中再叛亂案」。
這個所謂「ABCD 組織」，其實來自政治受難者吳聲達長期被刑虐後的自白，其中表示 Ａ 代表自己、B 代表張樹旺、C 代表楊俊隆、D 代表宋盛淼。不過，獄方事後比對他人自白，根本兜不攏，甚至他人筆錄也完全未提及此事。而吳聲達被關禁閉一個月後，也再次說明這個計畫僅是腦袋中初步的個人發想，眾人完全沒聽過計劃全貌。
尤其，許多檔案都證實，當時獄方及保安處的訊問，夾帶大量刑求的成分。政治受難者張坤修的雙手被獄方吊起來毒打，導致殘疾。鹿窟案的獄友們常幫他按摩復健，後來開始能勉強寫字，甚至張坤修終於能寫出自己名字的時候，還感動落淚。政治受難者張皆得在被保安處訊問後，則整整昏迷一星期，躺著卻不斷抽搐，獄友們也出動四、五個照料他。許多人在軍事法處開庭時，都向軍法官表明曾被刑求。
獨裁者蔣中正等人一句要求軍法官嚴審，改變了十幾個政治受難者的生死（圖片來源：國家檔案資訊網）
獨裁者蔣中正等人一句要求軍法官嚴審，改變了十幾個政治受難者的生死（圖片來源：國家檔案資訊網）
其實，起初軍法官周咸慶、殷啟文、王明馴也駁回檢方周濟良等人和新生訓導處的認知，不認為拒絕刺青就等於叛亂。也不認為違規抄寫、傳遞學習資料等於再組織叛亂，認為僅有延長感訓的必要。初次判決，軍法官將寫信遞紙條、傳遞學習資料的陳華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且著手實行」判處死刑，其餘輕判。
不需新事證　威權政府說你有罪即有罪
眾人的命運在判決被送入府院後，有了重大轉變。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國防部長俞大維、參軍總長孫立人、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等人，僅依照簡單的案情摘要，就擅自認定需針對多名政治犯須，就莫須有的「ABCD 組織」一事嚴加複審。最終總統蔣中正也大筆一揮，指示罪責過輕需「嚴為複審」。
在上層的交辦下，軍法官王明馴、殷啟文、彭國壎等人，利用一開始不被認為是證據的政治受難者吳聲達口供，即所謂「腦中構想」且未告知眾人的「ABCD組織」計畫，大肆構陷長官欽點應「嚴為複審」的人，都為這個莫須有、受難者自己也不知道的組織成員之一。甚至在沒有新事證下，判決書中逕自寫明：「雖然被告等對於成立核心組織，於審理中堅不承認，但係空言狡卸刑責，不足採信。」
原本 1 人死刑、12 人延長感訓、11 人無罪、5 人不起訴的判決，最終大幅提升為 14 人死刑，年輕的生命紛紛成為威權槍口下的冤魂。
被槍決時，陳華 33 歲、楊慕容 32 歲、吳聲達 29 歲、高木榮 26 歲、楊俊隆 25 歲、游飛 63 歲、傅如芝 22 歲、吳作樞 32 歲、崔乃彬 25 歲、蔡炳宏 24 歲、許學進 24 歲、宋盛淼 31 歲、張樹旺 35 歲、陳南昌 30 歲。倖存者回首「綠島再叛亂案」：白色恐怖受難者無懼槍決、留下燦笑最後身影／沃草國會無雙 https://bit.ly/2Ocyl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