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日本人種改良論/《勸學》「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不在人之下造人」援用美國獨立宣言的這句話，強調上天造人賦予相同的地位，不分上下貴賤。收入當時的小學生課本/「人種改良論」認為日本人應與西方人「雜婚」，留下身心強壯的後代，遂行人種改良。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由《時事新報》記者高橋義雄所著的《日本人種改良論》福澤諭吉﹙1834-11901﹚從明治五年﹙1872﹚到九年﹙1876﹚完成的《勸學》，銷售300萬本/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種改良計劃，穿西裝、吃肉、坐凳子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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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時代的歐化狂熱！日本人應該仿效家畜品種改良與西方人雜婚？
日本明治時代的歐化狂熱！日本人應該仿效家畜品種改良與西方人雜婚？ -- 上報 / 生活 https://bit.ly/310c63b
象徵「日本是能與西方各國締結平等外交關係的文明開化之國」的鹿鳴館正是歐化政策的典型之一，圖為日本朝日電視台創台 50 週年紀念所特別製作的電視劇特別篇《鹿鳴館》劇照。（取自朝日電視台官方網站）
美國海軍提督培里（Matthew C. Perry）於幕末率領黑船艦隊打開日本門戶後，認知雙方在軍事、文明、科技上的落差而深受打擊的日本人，在進入明治時代之後，便對西洋抱有強烈憧憬，由這股憧憬形成的「歐化熱」也令許多人對西洋的事物趨之若鶩。
英語熱潮掀起，平民百姓湧入私塾
日本政府為了平反德川幕府與外國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便積極推動歐化政策，也間接促成歐化這股熱潮。象徵「日本是能與西方各國締結平等外交關係的文明開化之國」的鹿鳴館正是歐化政策的典型之一。
當時包含肉食的西式料理、西式服飾、西洋音樂被廣泛接受之外，最被狂熱追逐的正是英語。
要吸收西方的技術與知識非具備語言能力不可，尤其英文更是重中之重，不過在當時，學習英語的熱潮可不僅吹進官僚與學生這些少數菁英之間。
打破不平等條約的第一步是原本只限於居留地居住的外國人得以於日本各地居住，在當時這種情況被稱為「內地雜居」，以為「外國人將進入日常生活」的平民便開始積極地學習英語。嗅到商機的商人也希望與外國人交易，所以學習英語這股風潮也吹進商界。
「世道至此，英語成為立身處世之利器也不足為奇，只要略懂英語，社會地位就能有所提升，無怪乎商店的掌櫃或跑堂，皆趁著午後休息時間前往英語私墊學習」（吉川速男〈明治的英語〉《相機與五十年》〔明治の英語；カメラと五十年〕）。
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官方在東京設立了外語學校，隔年，日本全國增至八所，外文書與英日字典不斷刊印，百姓也積極學習英語。據說明治初期的日本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英語能力。
「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是為了能立即解決問題而努力學習英語，所以很快就學會英語，學到的英語也都非常實用。若能就此發展下去本是好事，之後卻演變成只重閱讀，非從文法入門的教育方式，導致後來的日本人能閱讀與翻譯外文書，卻無法說出流利的外文」（前揭〈明治的英語〉）。
對英語的過度崇拜甚至出現要立英語為國語的言論。
「（明治六年左右）曾有『以外文書寫國語』的言論。（省略）文部大臣森有禮也於這段時期前後撰寫英語版的日本語教育論，其中提及日語的不完善，也主張立英語為國語」（齋藤隆三《近世日本世相史》）。
當英語從「必要」轉變為「學習」，日本的英語教育就陷入迷霧。
據說於《何不讓英語成為公用語論》（あえて英語公用語論）講述世界共通語言的英語何等重要的記者船橋洋一曾說：「森有禮的英語國語化論源自面對西方世界的自卑，實在不值一提」。
「明治時期，學習英文的本意是希望告知全世界『日本為文明開化之國』，政治家也揣懷著讓全世界了解日本的熱情，所以學到的英語都能立刻派上用場。一旦缺乏這背後的動機，就無法學好英語」，船橋認為失去學習英語的初衷之後，日本人的英語能力也跟衰退。
對極端言論的反彈也讓英語熱潮開始冷卻。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的少年雜誌曾刊載下列的投書。
「不學（英語）的人曾被視為怪人、老頑固，學習漢學的人曾被排擠，但世道為之驟變後，有趣的日語小說連番問世，對英語生膩的民眾也立刻轉投日語小說的懷抱，至於可憐的外文書則被置於箱底乏人問津」（《穎才新誌》）。
不過，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改正條約生效前夕，英語熱潮又「死灰復燃」，怎麼學也學不好，惹得學子遍地哀嚎的「英語熱潮」至今仍持續中。
「與西方人結婚，留下優秀的後代」
過熱的歐化主義掀起了所謂的「改造運動」，讓當時的人們認為所有的舊事物都該效法西方改造，舉凡衣服、房屋、語言、教育、風俗，萬事萬物都成為改造的對象，最後甚至出現「連種族都需要改造」的畸形言論。
當時普遍認為日本與西方不僅在文明與科學有落差，連個人的智力、體格都遠遠不及西方的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與「劣等民族」的日本人之間，有著一朝一夕無法縮短的鴻溝。
當時出現的「人種改良論」認為日本人應與西方人「雜婚」（國際婚姻），留下身心強壯、耳聰目明的後代，遂行人種改良此一目標。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由《時事新報》記者高橋義雄所著的《日本人種改良論》
受到當時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高橋認為，自然界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法則也適用於人類社會。
高橋曾以南美的例子提出「劣等人種的身心素質不足以接受突如其來的文明，反遭該文明滅亡的例子在野蠻人種的歷史之中並不罕見」的主張，煽動社會的不安。
他也認為：「考試不及格，就必須被打入不及格的級別」，不能淪為劣等民族的日本人必須「以人力施行淘汰制度」，躋身高等民族之列。
策略之一就是與高等民族通婚，「吾輩日本人論及雜婚只因歐美為優等人種」。
這種說法含有「上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的思想，而這股思想源自那位福澤論吉，高橋則是福澤的弟子。
福澤甚至為《日本人種改良論》寫序，大力推薦高橋的言論。
「上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的言論雖常被誤解，福澤理想上是追求人人平等，實際上仍提倡「（人類）的優劣是由上天決定，是無可動搖的結果」（〈教育之力〉〔教育の力〕）這種基於優生學的言論。
福澤也以「人種改良」一詞論述「人類的婚姻應仿效家畜品種改良，挑選優質父母誕下優秀後代」，也認為「體質孱弱、資質愚鈍的人禁止結婚」或是讓這些人避孕，避免他們「繁衍後代」，高橋的人種改良論就是由此延伸而來。
曾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校長，同時身為憲法學者的加藤弘之以「這根本不是人種改良，而是人種清洗」（〈人種改良之辯〉〔人種の改良の弁〕）一詞批判上述的言論，但加藤的批判並未立基於人權論。
他認為「日本人應以純粹的日本人種與西方人種抗衡，透過公開透明的競爭搏取獨立，才是身為日本人的榮譽」，這充其量是源自純血主義的思想，加藤從骨子裡認同人種的優勝劣敗論，想法與福澤如出一轍。
於論文〈福澤諭吉的「全裸賽跑」與「人種改良」的思想〉（福沢諭吉の「丸裸の競走」と「人種改良」の思想）討論明治時期人種改良論的東京女子大學現代教養學部雨田英一教授認為：「（福澤的）優勝劣敗法則屬於漫長的演化史問題，人類的壽命過於短暫，所以從進化的角度闡述人種改良的問題並不妥當」，他也不認為福澤如高橋般，是「追求即時效果」的人種改良論者。一如「每個人並不懷疑日本人種劣於西方人種」這句話（加藤語），明治時期的日本人並不避諱對於西洋的自卑感。
雨田教授也提到：「若明治時期的人種培育是以『人種改良』為解方，那麼從本質徹底改良人種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務」（前揭論文）。
過熱的歐化熱退潮後，反噬而來的是民族主義這種新型「熱病」，「優越」、「劣等」這種種族觀轉化成「最優越的是西方民族，其次優越的是我們日本人」這種卑躬屈膝的自卑感，這股自卑感最後也轉化為蔑視亞洲諸國的情緒。
漱石也感嘆「膚淺」的開化
鐵道、西洋醫學、西服、西樂、西式料理、基督教、陽曆、週日制—明治時期，西方文明如洪水般流入日本，當時的日本人也抱著憧憬與自卑交織而成的心境接受這一切。
身為明治社會嗆辣批判者的夏目漱石曾於明治末期以「現代日本的開化」為題演講，其中提到「西方的開化是由內而外，但日本現代的開化卻是由外而內」，感嘆當時的日本是被外力逼著開化，沒有半點來自日本固有的文化。漱石悲觀地認為日本在當時的開化「極為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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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7.30 明治天皇逝世
2018 年 07 月 30 日 14:55:59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逝世。明治天皇在位期間，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改革，使日本加速成為現代化國家，並間接使得臺灣成為日本領土。
明治天皇逝世後，日治下的臺灣，也邁入了大正時代。
圖：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明治天皇逝世消息
1912.7.30 明治天皇逝世 | 台灣回憶探險團 - https://goo.gl/298U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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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時代的日本人：夾處在大國權力遊戲的中心，小國該如何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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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是因為活著時的作為被記憶，他卻因為被暗殺而名留青史？ 
他聰慧、雄辯，宛如家康再世，卻意外成為最後的將軍？ 
他僅憑藉著三寸不爛之舌，就成功阻止了江戶城的毀滅？ 
他一手促成薩長同盟，他的死也成就了一個時代的傳奇？ 
大時代中的女人，有時意志力比男人更強上千百倍？ 
他獨裁、專斷，卻是完成制定帝國憲法的第一功臣？
內容簡介
德川幕府造就了三百年的太平盛世，卻因為黑船來襲，讓日本瞬間陷入了不安與動盪的局面。在「尊王攘夷」的大旗下，天皇重返權力中心，但日本能夠安然渡過危機，靠的卻是一群識見非凡的人物：啟蒙思想的吉田松陰、看清時勢的德川慶喜、創建海軍的勝海舟、風雲男兒坂本龍馬，還有在大奧力挽政局的天璋院篤姬，以及激勵全民向學的大教育家福澤諭吉……而也因為他們對於理想的投入與追尋，才得以扭轉自己的國家被列強鯨吞蠶食的命運。
每個時代中，最重要的永遠都是「人」，唯有人的意志，才能夠推動時代大步前進。本書即透過三十四位幕末維新的關鍵人物，深入剖析日本如何在內憂外患下，發憤圖強、力爭上游，最終躋身一流強國，並引領我們一起思考，和日本一樣夾處在大國之間的臺灣，該怎麼做才能在險境中找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名家推薦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邱義仁、【日本文化名家】茂呂美耶、【「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主編】涂豐恩、【《表裏日本》作者】蔡亦竹、【駐日大使】謝長廷 一致盛讚！・按姓名筆畫序排列
本書以人物為中心，歷史情境在人物的紛紛出場中浮現，這是一個生動又吸引人的敘事方式。你可以將此書當作繼續鑽研日本歷史的開端；你也可以將此書當作閒暇之餘增廣見聞的床頭書；或者你就將此書當作休閒娛樂的泉源亦可。不論如何，這本書是一個可看性很高的作品。――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邱義仁
現在的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而今天的政治，將是未來的歷史。和日本一樣是個東洋小國，和日本一樣得面對不友善而國力龐大的帝國。因為拓梓的著作，讓臺灣人看幕末終於不再只是一群劍客在京都互砍，或是來自鹿兒島的將軍蘿莉老婆，和拿著火繩槍跑來跑去的與本人落差極大的女士兵而已了。我們終於可以看到有血有淚、有深度有內涵，而且對臺灣有啟示意義的深度幕末解說了。――《表裏日本》作者／蔡亦竹
作者介紹
李拓梓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是一位全職的政治工作者、業餘的專欄作家。工作之外的時間，幾乎都用在旅行與讀書。相信旅行的時候做一點淺薄的歷史功課，可以增添路程當中的趣味。因此希望能透過寫作，將所見所聞分享給也同樣這麼相信的人。
幕府：勢不可免的衰退 
幕府權力的崩解：井伊直弼之死 
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 
這樣不好嗎？幕末的群眾運動 
姓松平的悲哀：末代會津藩的松平容保 
新選組局長近藤勇 
建立蝦夷共和國的榎本武揚和土方歲三 
促成江戶無血開城的勝海舟
朝廷：難以駕馭的權力 
變來變去的孝明天皇 
不是冤家不聚頭的三條實美和岩倉具視
長州：最激烈的「倒幕」推手 
長州的啟蒙者吉田松陰 
推著長州向前走的高杉晉作 
逃命元勳木戶孝允 
難兄難弟伊藤博文跟井上馨
薩摩：勵精圖治的西南雄藩 
為薩摩富強一生懸命的島津家兩兄弟 
篤姬：大時代的一著棋 
西鄉隆盛的「改革」 
堅持改革的大久保利通
土佐：將國家推向新時代的武士們 
時代的風雲兒坂本龍馬 
龍馬的革命伙伴中岡慎太郎 
勇於突破階級的後藤象二郎 
命運多舛的板垣退助 
暗殺頭子武市半平太 
從窮小子變成超級財閥的岩崎彌太郎
迎向世界的窗 
敲開日本大門的培里和哈里斯 
遠渡重洋的哥拉巴 
思想教育家大隈重信和福澤諭吉 
成立日本第一所基督教大學的新島襄夫婦
推薦序
大河的底流 
《表裏日本》作者／蔡亦竹
對臺灣而言，應該很少有像日本這樣一個關係密切又讓許多人充滿憧憬的國家。日本對臺灣的影響不只是汽車、電器、藥粧等物質輸入，而更多來自文學、影像甚至娛樂等現代人稱為「軟實力」的文化能量。不管是對世界或是對臺灣，這種文化能量的蓬勃發展，讓這個一億兩千多萬人口的東洋島國成為公認的一等強國。
「一個極為弱小的國家，即將迎接她的開化期。」
這是司馬遼太郎著作《坂上之雲》的經典開頭。如果明治時代是日本從一個僅具現代國家雛形的小國發展到日後規模的「開化期」，那麼從江戶到明治的過渡期「幕末」，就是這個一等強國誕生的關鍵時代了。幕末時代一直是日本文學、戲劇，甚至遊戲等喜好的題材，臺灣人耳熟能詳的《篤姬》、《龍馬傳》，甚至漫畫《神劍闖江湖》都是直接間接取材於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
幕末同時也是個希望和絕望、樂天主義與動盪不安並存的狂熱時代。
持續兩百六十五年，號稱開創「三百年太平」的江戶幕府所經營出來的和平時期，絕對是種值得肯定的成就。但是也正因為這種長年和平而讓幕府這個以將軍為最高領袖的統治機構出現了制度疲勞，在黑船的砲擊聲下毫無抵抗能力地與美國簽下了開國通商合約。這種讓知識階層看來喪權辱國的行為，引爆了當時有志之士們對於當權者，也就是幕府的怒火，於是德川將軍家原本牢不可破的統治架構，一夕之間開始受到劇烈的挑戰。
建國以來連蒙古襲來都安然克服的「金甌無欠」傳統即將被列國侵略打破。對七百年來架空天皇家而掌握國政的武家政權憤怒而燃起的「尊王攘夷」風潮。因為太平飯吃久了而開始天然呆的幕府重臣們。甚至是三百年前關原之戰後造成的地方歷史遺恨。複雜多樣的因素攪拌在一起發酵，幾乎快引爆了日本這個內憂外患的壓力鍋。
如果就結論而言，日本安然渡過了這個危機，靠的是一群不簡單的人物。而這群人就是《改變時代的日本人》這本書的主角們。不管是明治末期才突然爆紅，然後就一直都是時代劇和小說漫畫主角熱門人選的坂本龍馬，還是上野公園裏牽著小狗、有點肥宅風格的西南壯士西鄉隆盛，或是做為政治家極為優秀、但是當朋友或是同僚極為讓人討厭，一生最耀眼的時候是被志志雄手下暗殺（大誤！）的大久保利通，這些風格各異卻又像才華與理想的集合體們，全都是幕末這個時代縱橫天下的能人志士。因為有了他們的活躍，日本這個國家才渡過了幕末這個脫胎換骨的黎明期。
現在的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而今天的政治，就將是未來的歷史。如果從事政治工作而又精通歷史者，對於人心的機微和大勢的掌握必將獨有見解而得心應手。拓梓就是在臺灣少見的這種人才。公務繁忙的他一直沒有停下對於日本文史的熱愛和筆耕，《改變時代的日本人》這本動人之作就是拓梓對這群能人志士的致敬之作。在臺灣，日本大河劇的愛好者不少。但真正了解其背景和時代精神，不是看一集就上電視上網發表一篇似是而非的雞湯文，或是動漫野史和正史都搞不清楚就拿著自己看過的東西出來自稱日本通的人卻不多。這本書的介紹詳盡而又簡明，行雲流水的記述讓人一讀就欲罷不能。坊間的日本相關文史作品不少但是多為翻譯作品，臺灣一直缺乏由臺灣人角度、臺灣人述事方式來看的日本解說本。拓梓的《改變時代的日本人》，就是我一直期待的這種優質著作。
如果你愛日本幕末的維新志士甚至新選組而想知道詳盡人設，看這本！
如果你關心國家未來，想知道小國要怎麼發憤圖強力爭上游，看這本！
如果你胸懷大志，將來想要突破困境讓天下都認識你這個人，看這本！
同樣和日本一樣是個東洋小國，同樣和日本一樣得面對不友善而國力龐大的帝國。因為拓梓的著作，讓臺灣人看幕末終於不再只是一群劍客在京都互砍，或是來自鹿兒島的將軍蘿莉老婆，和拿著火繩槍跑來跑去的與本人落差極大的女士兵而已了。我們終於可以看到有血有淚、有深度有內涵，而且對臺灣有啟示意義的深度幕末解說了。對這本認真而引人入勝的新作，我只有一個怨言。
寫這麼好根本就是要搶我生意啊。
推薦序
看看別人，別忘了也看看自己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邱義仁
我相信臺灣人最喜歡閱讀的日本歷史，大概是日本戰國時期以及幕末至明治維新這段時期。之所以引人入勝，一方面是情節錯綜複雜、高潮迭起；另一方面是，在其中似乎也看到了現在自己所處的時代，好像科技無論多麼進步，人類總是面對著似曾相識的歷史情境，總是面對著一再重複的命運循環。
幕末時期，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幕府的開國主張是進步的，「尊王攘夷」的保皇黨是反動的。但是，在「民族主義」的「民粹」大旗下，進步的幕府被推翻了，大政奉還讓日本天皇回到了政治舞臺中央。
有趣的是，民粹的潮流並沒因天皇復位而一發不可收拾，將日本拖入歷史的廢墟中。出身「尊王攘夷」的大久保利通在取得大權之後，為了推行維新，終至與情同手足的保皇黨領袖西鄉隆盛及眾兄弟們兵戎相見，最後雖也遭暗殺而亡，但保皇黨在他的打擊下灰飛煙滅，終使明治維新得以推行下去。而天皇因尊王攘夷的反動思潮得以復位，卻勇於反叛自己的權力基礎，終將日本推上現代先進國家之列。
無獨有偶的，如果我們把視野拉到愛爾蘭獨立之初的抗英運動，兄弟鬩牆終至流血收場，此種歷史情境何嘗不是一再上演。
這大概就是歷史迷人又惱人的地方吧！
拓梓這本書，以人物為中心，歷史情境是在人物的紛紛出場中浮現出來的。這是一個較生動又較易吸引人的敘述故事的方式。你可以將此書當作繼續鑽研日本歷史的開端；你也可以將此書當作閒暇之餘增廣見聞的床頭書；或者你就將此書當作休閒娛樂的泉源亦可。不論如何，這本書是一個可看性很高的作品。
作者序
複雜的時代，有趣的人 
李拓梓
幕末維新的時代，可以說是日本的「啟蒙時代」。儘管和歐洲啟蒙源於自身公民社會、中產階級的興起的環境不同，日本的啟蒙，是因為對外力壓迫的民族主義覺醒。但在時代潮流之下，這股民族主義醒覺所帶來的風潮，在開國、鎖國、尊王攘夷、文明開化等路線的選擇上，也曾經經歷過一番激烈的拉扯。
這個時代的浪潮當中，也出現過許多秀異人物，這些社會領袖們，帶領日本走出德川幕府兩百多年的舒適圈，追上了當時國際社會主流的富國強兵之路，也深深影響了後來東亞地區的政治結構，強力地衝擊了周邊鄰國。因此，這些帶領日本改變的人，確實因為自己志業的追尋，真正扭轉了歷史的方向。
如果以時間為經緯，幕末維新這段歷史的講述，無論是翻譯或著作，都已經有很多出色的作品。但是以人物為中心，呈現不同角色切入的歷史視角的中文寫作，除了司馬遼太郎的多部小說，和衍生的各種坂本龍馬傳記外，其實作品不多。我一直相信，時代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存在，只有人的意志，才能夠改變時代的結構，因此才興起了以人物為中心的幕末維新歷史寫作。
因為敘述的主體是人，因此同一段歷史當中，會因為不同的人以不同角色出現，而有不同的詮釋。比如經常被認為顢頇無能的幕府，其實有過幾位出色的人物。看清時勢的最後將軍德川慶喜，謹慎行事的幕臣阿部正弘、崛田正睦，眼界卓越的海軍創始者勝海舟，把培里辯得一愣一愣的談判代表林復齋大學士等人，其實都以靈活的戰術和卓越的眼界，保住了日本在危機中有機會改革的一線生機。
又像是被後世認為是保守獨裁者的「安政大獄」發動者井伊直弼，雖然是因為被暗殺而又無法追究，讓幕府權威大衰，而扭轉了歷史的方向。但他在大老任職期間，堅定採取他的政敵崛田正睦的開港策略，也成就了今日橫濱港偌大的港市規模。這樣的貢獻，其實在過去主流的「輕幕府、重志士」的勝利者史觀中，比較少被注意到。
而後來被認為是維新英雄的志士們，雖然因為維新成功的關係而被紀念，但仔細思考，他們最開始的「尊王攘夷」主張，其實跟鄰近清國的「義和團」式民族主義差不多。坂本龍馬在黑船來襲時人在江戶，在他寫回去土佐老家的信件當中，也有「一定砍下外國人頭」的說法，可以看出早期的攘夷想法者思考其實相當幼稚。
類似的情況後來成為首相的伊藤博文也有過，他所屬的長州藩家老長井雅樂很早就提出比較接近開國攘夷主張的「航海遠略策」，但卻被藩內包括伊藤在內，受教於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志士們激烈反對，長井最後被迫自殺。但等到伊藤自己有機會到英國遊學大開眼界，發現西洋技術遙遙領先日本，自己摸摸鼻子，調整了主張，其實也不過是重新回到「航海遠略策」的認識。不過這樣看來，長井雅樂的死，未免就顯得太委屈。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人在時代當中，有可能抵抗潮流，也可能引領潮流，也可能被潮流拖著跑。正是因為這些時代當中的人們所作所為，當代才能夠成就為我們眼下所見的一切。因此，人是歷史當中最重要的存在，有人的存在，歷史才能變得立體、親近而鮮活。這也是我當初希望透過人物的描繪，來勾勒出這個時代的原意。
在本書的二十七個篇章中，我一共選出了三十四位主角，大多數都跟政治有關。會這樣選擇，並不是我認為明治維新只有政治，其他領域都不重要，而是因為我自己學習政治、從事政治，對政治比較敏感的關係。我也期待未來還能夠有機會繼續描寫幕末維新當中，不是透過政治，但卻也為時代帶來改變、或記錄了時代的人們，無論是文學家、攝影家、藝術家，都是未來我想要繼續描繪這個時代，讓時代更立體的呈現在讀者眼前時，想要選擇的敘述對象。
本書得以付梓出版，最需要感謝的人，是「自由評論網」的主編潘靜怡，每週一篇的專欄，是一種寫作耐力跟紀律的試煉，也讓我得以在忙碌的工作中仍然能夠維持閱讀的習慣。當然，寫作是寫得越多，就會越有心得，因此付梓之前，我也針對舊稿做了一些修改、補充，希望能夠讓人物跟時代，能夠透過更精細地描繪而更加立體。此外，也要感謝「平安文化」的同仁們，總編輯橞甄的催逼，讓《改變時代的日本人》企劃得以發想；編輯維鋼的細心跟專業，則是企劃最終成書的重要推手。另外，「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也提供了部分書稿發表的機會，我要誠心感謝以上諸位貴人們的相助。
當然，亞東關係協會的會長、政治圈的資深前輩邱義仁，以及新銳學者、也是暢銷作家的蔡亦竹博士兩人慷慨作序，以及駐日的謝長廷大使和知名作家茂呂美耶，以及涂豐恩博士的推薦，都讓我受寵若驚，我也要向這幾位前輩們致上我最誠摯的敬意與感謝。最後，家人的支持當然不能忘記，無論是生活當中讓我從小就擁有對日本有熟悉感的爸媽，在每週截稿前經常幫我分擔顧小孩任務的岳父母，以及經常跟我到荒涼鄉下奔走旅行、取材的太太，他們都是這本書寫作過程當中，共同的參與者。
我是喜歡寫字，也以寫字維生的人，終於能夠看到自己的作品可以付梓，跟喜愛日本史的讀者分享，無疑是最大的喜悅。大眾寫作這件事，求得並不是深入、鑽研，而是可親、好入門。就像推薦本書的作家茂呂美耶曾經寫過的，是為了為讀者「鋪一條勉強可以通行的山徑」，讓大家有機會看見更遠的風景。這是我在寫作時努力的方向，希望您會喜歡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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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的何止桃園機場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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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葉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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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日本長期處於封建專制統治下。住在京都的天皇名義上是全國領袖，實際上沒有權力。設於江戶(今東京)的「幕府」才是全國最高統冶機構，其首領稱大將軍。當時統治日本的幕府是德川幕府(1503一l868年)，由德川家族出身的大將軍掌握了全國軍政大權。

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是一個封建社會。全國分為四個等級的等級制度。天皇、大將軍處於最高層；其下是封建藩主(稱為「大名」)；大名下面是武士。全國人口中貴族只佔少數，大部分人都屬於平氏，包括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由於農民擁有生產能力，地位較商人高；商人由於沒生產能力，被社會視為寄生蟲，地位也較低。德川政府為了維持其統治，亦十分倚賴一種對大名的強硬監督制度。這就是參覲制度，意即大名每年都必須到江尸覲見大將軍。並到十九世紀中期，無論貴族和平民階層，都對幕府的專制統治普遍表示不滿。

十七世紀日本由於受到西方的衝擊，德川政府感到恐懼，於是實行「鎖國」政策，一直沿用至十九世紀被美國的炮艦政策下，被迫開放門尸，簽訂<神奈川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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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紀中期的亞洲，日本處於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所實行的苛政，不時激起眾多以務農為業的百姓反彈。對外則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外國傳教士、商人與平民進入日本，只有荷蘭與中國的商人被允許在原本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長崎繼續活動；此外德川幕府亦嚴禁基督教信仰。

同一時期，在日本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開始出現家庭手工業或手工作坊。作坊內出現了「僱用工人」制，形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在商品經濟型態的快速擴展下，商人階層，特別是金融事業經營者的力量逐漸增強。商人們感覺到舊有制度嚴重制約著他們的發展，於是開始呼籲改革政治體制。具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大名（藩地諸侯）、武士，和要求進行制度改革的商人們組成政治性聯盟，與反對幕府的基層農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實力基礎。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艦隊進入江戶灣（今東京灣）岸的浦賀，要求日本開國通商，史稱「黑船事件」。1854年1月，日本與美國於神奈川簽訂了《日美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由於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再度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

在地方上，與西方列強有過交涉甚至短暫交戰經驗，因而具有維新思想的藩士們（長州、土佐、薩摩等藩），自1866年開始結成軍事聯盟，並嘗試與天皇接觸，主張倒幕。1867年，新繼位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送去了許可倒幕的密詔。後來，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為了轉移矛盾，在坂本龍馬居間斡旋下，提出「大政奉還」上奏文，表明將政權歸還給天皇，但仍拒絕交出兵權與領地，並計畫利用天皇剛重新掌政，與倒幕派皆對政務運作不熟悉之時，派遣家臣進入政府，藉協助之名掌控政治。倒幕派對於這樣的結果很不甘心，但由於武力倒幕的正當性銳減，因此只好暫時按兵不動。

後來，政府內倒幕派與德川派的鬥爭漸趨白熱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並命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將一切權力重新歸於天皇。當倒幕派得知德川慶喜決定從大坂（今大阪）出兵進攻時，旋即派出以薩摩藩、長州藩成員為主力的軍隊，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兩地展開激烈戰鬥。經過三天的交戰，以寡擊眾的新政府，在新式軍隊與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勝利，並決定乘勝追擊，派遣東征軍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據點—江戶。

倒幕派組成了新的政府，徹底排除德川派勢力；揭示基本施政方針的「五條御誓文」則於同年4月6日公布。新政府軍、舊幕府軍雙方決戰江戶之前，幕府代表勝海舟與新政府代表西鄉隆盛達成協議：以國家為重，一致對外。1868年5月3日，江戶不流血和平開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不過在日本東北地區，以會津藩為首組成的「奧羽越列藩同盟」，仍然繼續反對新政府。由於新政府軍掌握軍力優勢，叛亂於同年11月即被平定。舊幕府海軍將領榎本武揚率八艘軍艦和幕府殘兵至北海道，並在1869年1月建立「蝦夷共和國」。同年6月，在新政府軍的進攻下，榎本武揚投降。因戰爭開始的1868年干支為戊辰年，而被稱為「戊辰戰爭」的內戰至此結束。

隨後，睦仁天皇舉行即位大典，取《易經》中的「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為年號【明治】（Meiji, enlightened rule）。明治天皇將首都京都遷至江戶，改稱江戶為東京，建立明治政府，是為建設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維新是來自詩經（詩，大稚，文王）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因為江戶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交通的中心方便頒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廣義來說明治維新是要將封建的日本由三大目標─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發來達至現代化的民族。

 

政治
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向諸侯、公卿、各國公使宣佈《五條誓文》（the Five Chatter Oath）
1868年4月7日天皇又公佈《五榜禁令》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
改革身份制度，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過去的公家、大名等貴族改稱為「華族」，武士改為「士族」；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担，逐步廢除封建俸祿；此外亦頒布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制度基礎的「戶籍法」。
司法方面，仿傚西方制度，分別於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法；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經濟
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並於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國家的中央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制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興築新式鐵路、公路。1872年，第一條鐵路—東京（新橋）至橫濱（櫻木町）間鐵路通車；到了1914年，日本全國鐵路總里程已經超過7,000公里。

 

文化
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曆制上則停用陰曆，改用太陽曆計日（年號除外）。
教育方面，發展近代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大學區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中學區下設210個小學區，每個小學區設8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教育機關頒布「教育敕語」，灌輸孝道、忠君愛國等思想（有人認為此舉用意在於強化最高權力集中式的社會體系，為日後的對外擴張鋪路）。此外亦選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宗教方面，基於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於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為了進一步區分神道教與佛教（在明治時代之前，兩者非常相似及接近），政府更下達了「神佛分離令」。同時亦容許其他宗教的存在，並於1873年取消基督徒傳教的禁令。

歷史意義
經過明治維新而漸趨富強的日本，利用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而後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軍事力量也快速強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別於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強盛的兩個大國—大清帝國與沙皇俄國，受到西方列強的注意，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脫亞入歐」論也在此時成為正論。

維新初期，由於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而隨著俸祿漸次縮減，武士的經濟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種種皆導致士族對明治政府的不滿，武力抗爭因此接二連三地發生。維新功臣西鄉隆盛以鹿兒島縣為中心，於1877年所發動的西南戰爭，成為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戰役。戰敗之後，殘餘的士族成員轉入地下活動，與板垣退助所主導的「民選議院設立運動」結合，透過「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對勢力。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成為亞洲第一部成文憲法；1890年，日本國會（帝國議會）正式開始運作。

至於社會、文化方面的改變，隨著留洋知識份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吸收並引介西方文化與典章制度進入日本，以及眾多現代化事物的引進，「文明開化」的風潮逐漸形成，對於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只物質需求與生活習慣上出現西化的轉變，在教育系統與社會組織的廣泛推行下，思想與觀念上也逐漸有了現代化的傾向（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文藝上的影響也不小（特別是現代文學與歐式風格建築）。

另一方面，雖然明治政府銳意改革，但整體而言較為偏重促使國家強盛的結果，也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出身藩地的有權有勢者長期掌控國政，形成勢力龐大的「藩閥政治」體系、土地兼併依然嚴重、新興財閥壟斷市場經濟等現象。這些負面問題與日後發生並累積的一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相互影響，最終直接或間接促使日本走上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道路。

中、日兩國面對19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殖民侵略的進逼，都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終達成改革目標而獨立富強的，卻是日本。有觀點認為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大多將目光投注在像是印度、中國這樣既有廣闊市場又有豐富原料的國家，對日本的殖民侵略相對而言沒有那麼嚴重，也讓日本能夠把握住難得的機會而走上強盛之路。但若深入檢視改革歷程即可發現：清廷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極力避免觸及政治改革，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則是全盤西化，並且相當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與思想、觀念方面的改革。

就社經層面而言，19世紀時的日本已有一些現代商業社會的基礎，當時的中國則仍舊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時代已有專責封地管理的「藏元」，稱為「兩替屋」的銀行業，以及其他各種現代商業元素。明治維新只不過是把各種商業元素予以結合，成為強大的力量影響全國。中國在現代商業元素方面則幾乎付之闕如，社會上的商業行為仍以農業為其根本，欠缺銀行業、保險業、會計業、法律業等現代商業體系的必要機制。要在中國推行類似明治維新的改革，容易被傳統社會排斥。

此外，大和民族面對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能夠力促團結，結合成一股影響力遠勝於傳統守舊派的強大勢力，也確立排除改革障礙的決心；加上明治維新過程中，向西方進行各方面學習（相對於洋務運動）的徹底性，並改變政治制度為君主立憲制，最終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國於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所進行的戊戌變法，雖然對於制度層面的改革也開始稍有動作，但改革共識的凝聚力顯然不足，最終仍逃不過傳統守舊派的扼殺而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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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是指19世紀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衝擊的背景下所進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面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這次改革始於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進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浪潮，並且提倡“文明開化”，社會生活歐洲化，大力發展教育等。這次改革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起航，但是也使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給亞洲鄰國造成了沉重的災難。

明治維新的歷史背景[1]
　　明治維新曆史背景在19世紀中期的亞洲，日本處於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所實行的苛政，不時激起眾多以務農為業的百姓反抗。對外則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外國傳教士、商人與平民進入日本，只有荷蘭與中國（大清帝國）的商人被允許在原本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長崎繼續活動；此外德川幕府亦嚴禁基督教信仰。

　　1852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里率領艦隊進入江戶灣（今東京灣）岸的浦賀，要求與德川幕府談判，史稱“黑船事件”（亦稱“黑船開國”）。

　　1854年，日本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日美親善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由於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再度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日本封建陣營出現分化，中下級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勢力，號召尊王攘夷。革新勢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陰、高杉晉作、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橫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主要集中在長州(今山口縣)、薩摩(今鹿兒島縣)、土佐(今高知縣)、肥前(今佐賀縣和長崎縣)等西南部強藩。這些藩國在歷史上與幕府矛盾較深，接受海外影響較早，輸入近代科學技術和拔擢中下級武士都比較積極。

　　幕府末期，在經濟中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同時，出現了所謂豪農豪商階層。下級武士中的革新勢力和出身豪農豪商的志士，聯合與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強藩和皇室公卿等，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展開了要求改革幕政、抵禦外侮的鬥爭，併在人民群眾推動下，發展為武裝倒幕。

明治維新的發展階段[1]
　　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佈攘夷，隨之發生了美、法軍艦進攻下關，英國艦隊進攻薩摩藩的事件。1865年春，長州藩尊王攘夷派領袖高杉晉作提出開港討幕的戰略，決定不再提攘夷，轉向武裝倒幕，並與薩摩藩結成秘密軍事同盟。與此同時，英國也權衡利害，改變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則投靠法國，於1866年7月發動第二次征討長州藩的戰爭。此時人民起義風起雲涌，沉重打擊幕府。長州藩聯合倒幕勢力英勇抗擊，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軍。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親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勢力積極結盟舉兵。11月8日，天皇下達討幕密敕。9日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奏請“奉還大政”，同時卻在大阪集結精兵，企圖反叛。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發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幕府，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8日及10日，德川慶喜在大阪宣佈“王政復古大號令”為非法。1月27日，以薩、長兩藩為主力的天皇軍5000人，在京都附近與幕府軍1.5萬人激戰(鳥羽、伏見之戰)，德川慶喜敗走江戶。戊辰戰爭由此開始。天皇軍大舉東征，迫使德川慶喜於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戶城，至11月初平定東北地區叛亂諸藩。

　　1869年春，天皇軍出征北海道，於6月27日攻下幕府殘餘勢力盤踞的最後據點五畯廓(在函館)，戊辰戰爭結束，日本全境統一。

　　1871年廢藩置縣，摧毀了所有的封建政權。同年成立新的常備軍。

　　1873年實行全國義務兵制和改革農業稅。另外還統一了貨幣。

　　1877年西南士族在西鄉隆盛的領導下發生叛亂——西南戰爭是戊辰戰爭的餘波。明治維新毀滅了舊的封建秩序，開創了新時代，無論在日本歷史還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深遠的影響。隨著西南戰爭中薩摩軍的失敗，由天皇操縱、主導政權的封建軍國主義國家建立，標志著日本資本主義革命的結束。

　　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這些改革遭到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們糾集對農業政策不滿的農民多次興行叛亂；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民權論者，他們要求實行立憲，召開議會，萬事決於公論。

　　1885年實行內閣制，翌年開始制憲。

　　1889年正式頒佈憲法，1890年召開第一屆國會。在政治改革的同時，也進行經濟和社會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工業化。軍事工業以及交通運輸都得到很大發展。

　　1872年建成第一條鐵路，1882年成立新式銀行。為了滿足現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

　　到20世紀初，明治維新的目標基本上已經完成，日本在現代工業國的道路上前進。

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1]
西鄉隆盛
　　西鄉隆盛生於文政十，1827年12月7日是薩摩（鹿兒島縣）藩士西鄉吉兵衛之長男，幼名小吉。安政五年，由於安政之大獄，西鄉隆盛護衛著被幕府追究的僧月照返鄉。沒想到薩摩藩也對他們加以追究，於是兩人投身錦江灣。月照絕命，隆盛大難不死，被處以流刑。1864年返回薩摩藩後，西鄉隆盛在倒幕運動中，不斷發揮他的破壞力。1868年隆盛擔任征討大總督參謀，他視名利如糞土，視死如歸，不為子孫買美田，然而在維新政府的改革下，下級武士生活日益窮困。明治1877年，鹿兒島的私立學校學生及下級武士擁立西鄉隆盛為統帥，舉兵反抗政府。史稱西南戰爭。西鄉隆盛戰敗，自刃而死。

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誕生於天保元1830年8月10日，是薩摩（鹿兒島縣）藩士大久保次右衛門利世之長男。明治四1871年，大久保利通晉身大藏卿，一心致力於內政之建設。同年任岩倉考察團的副使，周游歐美各地。於考察歐洲時，遇到德國宰相俾斯麥，大受其影響。1873年聽到西鄉等人激烈的徵韓論主張，立即回國。他與岩倉具視站在同一陣線，強烈反對徵韓，因此而與多年的好友西鄉決裂。徵韓派辭職後，大久保兼內務卿，成為政府的核心人物，大力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他雖然專制，但沒有地域觀念，大量採用有能力的人才。明治11年5月日，由於他的獨裁引起反彈，被士族島田一郎等人暗殺。享年４９歲。

木戶孝允(桂小五郎)
　　木戶孝允1850年加入尊王攘夷運動。木戶孝允除於明治元年撰寫五條誓文草案外，並且在版籍奉還、廢藩置縣中也擔任核心角色。明治四（1871）年隨岩倉具視考察歐美，擔任全權副使。1873年回國，建議政府制定憲法。翌年兼任文部卿。木戶和大久保雖一開始就主張徵韓，但明治四年以後卻搖身一變，主張內治優於對外發展，所以開始反對侵韓、侵台之舉。木戶雖然屬於理想主義的開明政治家，但心胸狹窄，因此沒有人追隨他。連同是長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也追隨大久保。明治10（1888）年5月26日病歿，享年四十五歲。

明治維新的政府改革[1]
　　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於1868年4月6日發佈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誓文》，6月11日公佈《政體書》。9月3日天皇下詔將江戶改稱東京。10月23日改年號為明治。1869年5月9日遷都東京。並頒佈一系列改革措施：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

　　社會體制方面，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過去的公卿諸侯等貴族改稱為“華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為“士族”，其他從事農工商職業和賤民一律稱為“平民”；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擔，政府通過公債補償形式，逐步收回華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祿；此外亦頒佈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制度基礎的《戶籍法》。

　　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歷制上則停用陰曆，改用太陽曆計日（年號除外）。

　　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並於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國家的中央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制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殖產興業）。

　　教育方面，發展近代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每1中學區下設210小學區，每一所小學區設8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教育機關頒佈《考育敕語》，灌輸考道、忠君愛國等思想（有人認為此舉用意在於強化最高權力集中式的社會體系，為日後的對外擴張鋪路）。此外亦選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軍事方面，改革軍隊編製，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參考英國海軍編製；並於1872年頒佈征兵令，凡年齡達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須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預備役2年，後來一般役及預備役分別增至3年及9年，總計12年。1873年時，作戰部隊動員可達40萬人。此外明治政府亦發展國營軍火工業；到了明治時代中、後期，軍事預算急劇增加，約占政府經費的30%～45%，實行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興築新式鐵路、公路。1872年，第一條鐵路——東京（新橋）至橫濱（櫻木町）間鐵路通車；到了1914年，日本全國鐵路總里程已經超過7000公裡。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於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於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於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於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於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亦容許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傳教的禁令。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首的大型使節團出訪歐美，考察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口號下，政府積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高徵地稅等手段進行大規模原始積累，建立了一批以軍工、礦山、鐵路、航運為重點的國營企業。與此同時，引進繅絲、紡織等近代設備，建立示範工廠，推廣先進技術；招聘外國專家，派留學生出國，培養高級科技人才。由於過重的財政負擔曾經引起財政危機，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國營企業和礦山廉價出售給與政府勾結因而擁有特權的資本家(即所謂政商），以優厚的保護政策鼓勵華族、地主、商人及上層士族投資經營銀行、鐵路及其他企業，培植了一批財閥。80年代中期起，以紡織業為中心，開始出現產業革命的高潮。

明治維新的歷史意義[1]
　　明治維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過學習西方，“脫亞入歐”，改革落後的封建制度，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同時，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擺脫了民族危機，成為亞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獨立的國家。但明治維新具有不徹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封建殘餘。後來，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的道路，躋身於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的行列。

　　經過明治維新而漸趨富強的日本，利用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在1895、1904年分別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清帝國與俄羅斯，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但其改革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土地兼併依然嚴重等封建殘餘現象，與日後發生的一些列日本難以解決社會問題相互影響，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而後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軍事力量也快速強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別於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強盛的兩個大國—大清帝國與沙皇俄國，受到西方列強的註意，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脫亞入歐”論也在此時成為正論。

　　維新初期，由於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而隨著俸祿漸次縮減，武士的經濟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種種皆導致士族對明治政府的不滿，武力抗爭因此接二連三地發生。維新功臣西鄉隆盛以鹿兒島縣為中心，於1877年6月18日年所發動的西南戰爭，成為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計程車族反抗戰役。戰敗之後，殘餘計程車族成員轉入地下活動，與板垣退助所主導的“民選議院設立運動”結合，透過“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對勢力。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公佈，成為亞洲第一部成文憲法；1890年，日本國會（帝國議會）正式開始運作。

　　至於社會、文化方面的改變，隨著留洋知識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吸收並引介西方文化與典章制度進入日本，以及眾多現代化事物的引進，“文明開化”的風潮逐漸形成，對於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只物質需求與生活習慣上出現西化的轉變，在教育系統與社會組織的廣泛推行下，思想與觀念上也逐漸有了現代化的傾向（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文藝上的影響也不小。

　　另一方面，雖然明治政府銳意改革，但整體而言較為偏重促使國家強盛的結果，也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出身藩地的有權有勢者長期掌控國政，形成勢力龐大的“藩閥政治”體系、土地兼併依然嚴重、新興財閥壟斷市場經濟等現象。這些負面問題與日後發生並累積的一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相互影響，最終直接或間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

　　明治維新的積極影響：明治維新推動了日本社會的進步，使之擺脫了民族危機，從此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道路，成為亞洲第一強。

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的差異[2]
兩國所處社會環境
　　洋務運動前夕的中國還處於清朝中央集權制的統治之下。在被外國侵略者打開大門之後, 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結構逐步分解。雖然資本主義萌芽早已出現, 但在封建主義種種壓迫下還無法迅速成長起來, 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這樣就致使洋務運動開始的時候, 既沒有一個新興的反封建的堅強支柱, 也沒有一個可依靠的近代化的核心力量, 更沒有一點可以依賴的物質基礎。

　　而明治維新前夕, 日本處於幕落領主制的統治之下, 封建制度開始趨向解體, 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逐漸發展起來, 資本主義家庭勞動廣泛存在, 工場手工業大量涌現, 到年, 日本全國手工工場已發展到月側多個, 在先進地區棉紡業這一主要工業生產部門已躍居統治地位。同時, 西南諸落進行落政改革中, 已經創辦起一些近代軍用和民用企業, 資本主義的萌芽已經發展成了資本主義勢力, 這些經濟上有一定的勢力而政治上無權的資產階級和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下級武士已成了發動幕府活動的支柱, 而且在倒幕勝利後成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

兩國內部封建統治強度
　　中國的封建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絕對統治權力。政治上的統治權, 軍事上的指揮權, 經濟上的支配權和意識形態上的控制權實際上都掌握在皇帝手裡。各地總督、巡撫、提督都沒有獨立的權利。這種高度集權的君主制同種族統治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清政府的中央政權——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名義上是權力滿漢平分, 實際上卻是均在滿員之手。漢人掌權, 無論權力大小, 都會令滿人擔心不已。曾國藩就是一個實例, 清政府的這種為統治權穩固與否的擔優心態導致它對任何新奇事物的出現都倍感小心翼翼, 對任何救國救民、富國強兵的主張都敏感過度。這就致使洋務運動在發生和發展過程中既無皇權可資利用, 也無地方獨立力量作為有力的領導來依靠。即使清朝封建集權專制主義有所衰敗, 地方漢族軍官也獲得某些兵權的前提下, 洋務運動仍然不能改變總體上的清朝封建統治權力結構, 不能把封建頑固勢力趕出歷史舞臺,開展近代化運動。因此, 洋務運動的所謂“ 富國強兵” 的治國方略也就在嚴酷的封建君主制集權下不幸夭折了。

　　而日本的封建統治體制被稱為“ 幕藩體制” ,天皇在名義上是封建統治梯塔上的最高統治者, 但實際上並不掌握政權, 只是盡一些宗教典禮上的職責。德川幕府將軍才是真正的最高統治者, 為了獨攬大權他嚴格控制天皇的活動範圍, 不許天皇與外界, 特別是不能和“ 大名”接觸。在“ 幕府改革” 失敗之時, 長州、薩摩這些落的“ 落政改革”卻取得了勝利, 並使落國的經濟逐步走上了資本主義的軌道。因此, 這些藩國與德川幕府的矛盾轉化為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內容和性質。與此同時, 反幕勢力也利用天皇與德川幕府將軍的矛盾, 高舉民族反抗的義旗, 激起人民的民族仇恨, 在“ 尊王攘夷” 的政治口號下, 掀起了全國性的反封建領主統治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 並逐漸形成不可阻擋的力量,最終致德川幕府於死地。這一現象表明,德川幕府長時期內未能使落國完全失去獨立性, 而“ 大名”的這種獨立性, 使日本不能形成嚴格的中央集權制, 並運用了它在藩國內的政治經濟實權, 組織軍隊與中央抗衡, 並打出了一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良好局面。

運動指揮者的思想意識
　　當時洋務派的主要成分包括王公貴族、地方督撫、買辦商人、地主士紳和知識分子, 而其中決定洋務運動性質和方向的則是那些滿漢軍政要員。如奕忻、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這些滿漢軍政要員雖然出身、閱歷、權勢不同, 但是在階級立場和政治觀點上都是基本一致的。他們都是從封建頑固派中分化出來, 自幼就受到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 忠君觀念根深蒂固, 具有濃厚的儒學素養和強烈的經世要求。當日本人積極的向西方學習欲加以改革時, 中國人卻認為“ 中國的文武制度事事遠在西人之上。”雖然承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具有某些優越性, 但也僅主張借用“ 西法”來謀求清朝封建統治的“ 自立” 、“ 自強” , 並不曾想通過變革來推翻腐朽的封建統治。以曾國藩為例,年在湘軍攻占太平天國首都前後, 曾國藩身為兩江總督, 督辦江、浙、皖、贛四省軍務, 他因“ 用事太久, 兵柄過重, 利權過廣, 遠者震驚, 近者疑忌”同清廷矛盾驟然激化, 但他毅然採取了“ 遠權避謗” 的策略, 裁兵自斂藉以消除清廷疑忌。可見其固守的封建理念根深蒂固, 而由他們指導的變革運動也就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封建社會的性質, 不能使其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而日本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在與西方文明的接觸中打開了眼界, 熱心學習傳人日本的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 以至於當時在日本先後興起的“ 蘭學” 和“ 洋學”熱。這些不僅使日本人民對西方的社會制度產生嚮往還引起了對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這也導致日本武士階級的急劇分化, 一些被裁減的武士, 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 看到只有和城鄉資產階級以及新地主聯盟, 憑藉暴力才能摧毀幕府的統治, 獲得解放。正像董以山先生曾提到的那樣“ 在年前後, 日本的社會已具備或初步具備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觀條件,已經到了只要客觀條件具備就可能發生一場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革命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代。”

變革運動的指導理論
　　作為洋務派頭面人物的滿漢軍政要員均為清朝政權及其封建經濟基礎的捍衛者, 他們從中國傳統的“ 道體器用”觀出發, 提出“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這一指導理論, 主張以中國之道, 用西方之器,以儒家倫常名教為原本, 輔以西方富強之術。對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不但沒有任何懷疑, 而且認為這種制度比西方人的制度好得多。在這種“ 中體西用” 的理論指導下, 中國推動洋務運動不過是因“ 事事遠出西人之上” 的制度受到了西人的“ 堅船利炮” 和“ 潛師洋法” 的不肖之徒農民起義軍的內外威脅, 而中國“ 獨火器萬不能及”西人, 所以他們才積極推動洋務運動, “ 取西人之長技, 以成中國人之長技。” 洋務運動把“ 西用”放在“ 中體” 的軌道上, 只是想借用資本主義的手段來鞏固原有的封建社會制度, 維護和延續滿清王朝的統治, 這種理論的根深蒂固根本不可能使中國擺脫傳統的農業社會, 實現資本主義近代化。因此, 洋務運動是一場封建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

　　而明治維新則領導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了的下級武士, 利用國家的強力, 改造舊有的經濟基礎並建立新的經濟秩序。他們提出“ 脫亞人歐”理論, 主張擯棄亞洲的陳舊制度, 效法歐洲的新興制度,變革封建所有制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封建生產方式。正是這一理論的指導,才使明治維新運動的上層領導和廣大基層群眾實行有利於新興資產階級的改革, 而不是為了保留和完善原有的社會制度。因此, 明治維新是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

　　在不同的理論指導下的兩次運動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封建土地制度改革上。洋務派的領導者們就是封建官僚和封建地主出身, 他們推行新政的目的很明確, 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維護和延長清政府的腐朽封建統治, 因此根本不可能改變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 資本主義工業化也絕對不能在封建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實現並得以發展。而德川幕藩領主制國家賴以建立的經濟基礎是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 要發展日本的資本主義, 必須改變這種土地所有制。為此, 明治政府通過推行“ 奉還版藉” 、“ 廢落置縣”革除封祿制度和地稅改革, 廢除了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 確立了自由農民和新地主的近代土地所有制, 把全國農業納人了資本主義發展軌道, 從而為資本主義工業化開拓了市場和提供了大量資金。

　　透過兩國運動的種種現象分析, 可以看出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存在本質上的差異,也導致了兩次運動結果的不同。然而, 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 人類社會在發展中不斷進步, 以古鑒今, 以一種嚴謹客觀的研究態度來分析歷史事件中存在的差異並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 不僅對當今的學術研究有所裨益, 更對今日的社會發展有著彌足珍貴的現實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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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歸還天皇，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實行大改革，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們以“富國強兵”為口號，企圖建立一個能同西方並駕齊驅的國家。

　　１８７１年廢藩置縣，摧毀了所有的封建政權。同年成立新的常備軍。１８７３年實行全國義務兵制和改革農業稅。另外還統一了貨幣。在１９世紀７０年代中期，這些改革遭到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們糾集對農業政策不滿的農民多次興行叛亂；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民權論者，他們要求實行立憲，召開議會，萬事決於公論。明治政府在各方面的壓力下，１８８５年實行內閣制，翌年開始製憲，１８８９年正式頒布憲法，１８９０年召開第一屆國會。在政治改革的同時，也進行經濟和社會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工業化。軍事工業以及交通運輸都得到很大發展。１８７２年建成第一條鐵路，１８８２年成立新式銀行。為了滿足現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到２０世紀初，明治維新的目標基本上已經完成，日本在現代工業國的道路上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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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紀後半期，繼歐洲和美洲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後，亞洲的日本也出現了一次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的全面革新運動。這場以推行資本主義新政為目的的資產階級革新運動，開始於明治年間，所以史稱「明治維新」。

日本過去是一個閉關自守、封建落後的國家。這個國家號稱「神國」，是所謂「諸神保護的國家」。天皇就是神的化身，他對自己的臣民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忠君報國」、「效忠天皇」的思想一直是日本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準則。

到了１６０３年，德川家康消滅了各地的割據勢力，取得了「征夷大將軍」的稱號，在江戶設置了幕府，建立了德川家族的一統天下。在德川幕府統治下，日本名義上的首腦是天皇，但實權已落在德川家族的手中。當時幕府將軍把持著全國最高土地所有權，直轄約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是最大的封建領主。並且，還掌握著全國的商業城市和礦山，壟斷著對外貿易，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在政治上，德川幕府名義上是「大將軍」，實際上自稱「大君」，對外代表國家，對內主持政府，大權獨攬。最典型的是，幕府並不設在首都，而在江戶辦公，處理國家大事，往往自作主張，根本不把天皇放在眼裡。

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德川幕府任意掠奪土地，並把這些分封給２７０家叫做「大名」的封建領主。各地大名必須宣誓效忠將軍，遵守幕後法規，聽從調遣。大名的領地和統治機構叫做「藩」，意即幕府的屏障。並按親疏關係，把２００多個藩分為親藩、內藩和外藩，將軍依靠親藩、內藩，對邊遠的外藩大名嚴加防範。大名又把自己的領地分割成更小的單位分賜給自己的家臣，他們屬於將軍和大名之下，被稱做武士。這些武士一般是職業軍人，擁有佩刀的特權，殺死平民可以不受懲罰，是幕府將軍統治人民的主要工具。

除此之外，幕府將軍又按照「士、農、工、商」四民的次序，被劃在武士之下，受到等級身份制度的嚴格限制。另外，還有３０多萬被稱做「非人」和「穢多」的賤民，他們被排斥在士、農、工、商之外，過著悲慘的生活。

為了更加鞏固自己的統治，幕府一方面拚命鼓吹迂腐的儒家思想，尤其把宋朝理學家朱熹的演說定為國學，禁錮人民的思想，壓制他們的反抗情緒；另一方面，推行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不同其它國家建立任何關係，把整個日本嚴密地封閉起來。

德川幕府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長治久安了。可他萬萬沒有想到，１８世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新興的地主階級和商業資本家，他們為了爭得政治上的地位，擺脫封建統治，對幕府制度產生強烈的不滿。而廣大的人民群眾不堪忍受苦難的生活，反抗的情緒也日趨高漲，接連爆發無數次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這些反抗鬥爭，嚴重地動搖了幕府的統治。

正當幕府惶惶不可終日之時，西方殖民主義列強大舉入侵日本。１８５３年，美國海軍將領柏利率領艦隊兩次闖進江戶灣，迫使日本開港通商。幕府屈服於列強的炮火，連續與列強簽訂了很多不平等條約和關稅協定，出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大批農民和手工業者因為外貨的傾入而紛紛破產，日本人民受到雙重的壓迫和剝削，處境更加痛苦。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迅速激化，一場推翻封建幕府，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迫在眉睫。

１８６５年１２月，長州藩討幕派高杉晉作率領以農民為主體的「奇兵隊」擊敗保守派，奪取了藩政權。隨後，薩摩藩討幕派西鄉隆盛、大文保利通等人也控制了藩權。不久，這兩股力量結成討幕聯盟，成為全國討幕運動的核心，他們一方面實行政治、經濟改革，以調動農民、商人和中下級武士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在軍事上武裝自己，購置大量的西方先進武器，與幕府軍隊抗衡。

這一年的１２月，壓制討幕派的孝明天皇去世，不滿１５歲的明治天皇即位。這時，宮廷形勢開始向有利於討幕派方面發展。１８６７年１０月，薩摩、長州、安藝三藩討幕派在京都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利用年幼的明治天皇的名義武裝倒幕。他們一方面擴充兵力，另一方面秘密同天皇取得聯繫，準備發動宮廷政變，把德川將軍趕下台去。

明治天皇雖然年幼，可頗有見識，對幕府把持朝政也十分不滿，當即答應與討幕派聯合起來，推翻幕府統治。於是，就寫了一份「討幕密詔」，交到大久保利通他們手裡。

大久保利通等人接到密詔，欣喜若狂，趕緊打開細細觀看，只見上面寫著：

「不討此賊，何以上謝光帝之神，下報萬民之深仇！」大家高興地叫起來：「天皇英明！天皇萬歲！」

緊接著，他們便召集討幕派的重要人物，於１８６７年１０月上旬的一天，在京都天皇宮中的一間書房裡，商量具體的對策。

「我們有天皇的詔書在手，可以說是出師有名啊！」一個武士得意地說道。

「對！有這份詔書，看德川慶喜還有什麼招術！」另一個信心十足地應和道。

正時，門外突然闖進一個宮廷侍衛，氣喘吁吁地說道：「諸位大人，德川慶喜剛剛見過天皇，主動請求辭去將軍的職位，把政權交還給天皇了！」

原來，德川慶喜聽到風聲，覺著形勢對己不利，決定先發制人，主動辭職，以免與改革派正面衝突。

西南各諸侯怎能相信德川慶喜會輕易把政權交出，一眼就看出這是對方的緩兵之計。大家討論一番，一致同意以武力解決問題，給德川慶喜一個措手不及。

於是，他們調兵遣將，很快把自己的部隊調集到京都附近，準備發動宮廷政變。

１８６８年１月３日，西南各諸侯率兵包圍皇宮，解除德川幕府駐後宮警衛隊的武裝。他們簇擁著年少的明治天皇，召開御前會議，宣佈「王政復古」，大權全歸天皇掌握。明治天皇隨即頒布詔書，決定建立由他領導的新的中央政府，並委派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這些改革派主管政事。

德川慶喜連夜逃出京都，退居大阪，集中了全部兵力，殺氣騰騰地向京都進犯。他們打著「解救天皇，請除奸臣」的旗號，兵分兩路，準備以鉗形夾擊京都。

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壽人以薩摩，長州、安藝諸藩的武裝，在京都附近的鳥羽、優見兩地迎擊幕府軍。明治天皇親自到陣前督戰，大村益次郎率領的５０００名裝備精良的政府軍，早已佔據有利地形，架起了巨炮，靜等幕府軍的到來。

夜半時分，兩軍相遇，雙方展開了大廝殺，只聽炮聲隆隆，殺聲震天。幕府軍雖然人數眾多，但軍心渙散，士氣很低，剛一接觸，便四處潰逃。而政府軍卻鬥志旺盛，以一當十越戰越勇。

與此同時，改革派還提出「減免租稅」、「四民平等」口號，把農民和商人都爭取到自己一邊，以壯大自己聲勢。因此，由三井等富商資助的各種軍用物資，源源不斷地由市民群眾送到前線，並有許多市民找出土槍、土炮直接參戰。幕府軍早已不得人心，面對舖天蓋地而來的政府軍和百姓，早已嚇得魂不附體，紛紛投降。德川慶喜看到大勢已去，長歎一聲倉惶撤退，逃到江戶。

政府軍不給對方以喘息之機，跟蹤幕府殘軍，迅即包圍江戶。

德川慶喜看到自己的軍隊已經瓦解，江戶的居民又不擁護自己，再戰只有死路一條，於是決定放下武器，向天皇投降。隨後，政府軍便開進江戶，這樣，統治日本長達２００多年之久的德川幕府垮臺了。

１８６８年３、４月間，明治政府先後頒布了《五條誓文》和《政體書》，從而提出推行資本主義新政的基本方針，從１８６８年—１８７３年，開展了大刀闊斧的維新運動。

維新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收回封建地主領地、取消封建身份級制、扶植資本主義工商業、破除封建主義舊文化。這些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由一個落後的封建社會，逐步轉變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強國。

但是由於當時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水平不高，資產階級的力量較為軟弱，尚未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因而國家的領導權落在中下級武士手中，他們雖然資產階級化了，但仍保留著濃厚的封建主義因素，使它日後逐步發展成為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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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是指19世紀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衝擊下所進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面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這次改革始於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進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浪潮，並且提倡“文明開化”、社 ​​會生活歐洲化，大力發展教育等。這次改革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開端。

日本歷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是指19世紀末日本所進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面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歸還天皇，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實行大改革，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們以“富國強兵”為口號，企圖建立一個能同西方並駕齊驅的國家。[1]
明治維新- 歷史背景
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歷史背景圖冊
在19世紀中期的亞洲，日本處於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所實行的苛政，不時激起眾多以務農為業的百姓反抗。對外則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外國傳教士、商人與平民進入日本，只有荷蘭與中國（大清帝國）的商人被允許在原本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長崎繼續活動；此外德川幕府亦嚴禁基督教信仰。[2]
1852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里率領艦隊進入江戶灣（今東京灣）岸的浦賀，要求與德川幕府談判，史稱“黑船事件”（亦稱“黑船開國”） 。
1854年，日本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日美親善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由於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再度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日本封建陣營出現分化，中下級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勢力，號召尊王攘夷。革新勢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陰、高杉晉作、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橫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主要集中在長州(今山口縣)、薩摩(今鹿兒島縣) 、土佐(今高知縣)、肥前(今佐賀縣和長崎縣)等西南部強藩。這些藩國在歷史上與幕府矛盾較深，接受海外影響較早，輸入近代科學技術和拔擢中下級武士都比較積極。
幕府末期，在經濟中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同時，出現了所謂豪農豪商階層。下級武士中的革新勢力和出身豪農豪商的志士，聯合與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強藩和皇室公卿等，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展開了要求改革幕政、抵禦外侮的鬥爭，並在人民群眾推動下，發展為武裝倒幕。[3]
明治維新- 主要階段
1871年廢藩置縣，摧毀了所有的封建政權。同年成立新的常備軍。
1873年實行全國義務兵制和改革農業稅。另外還統一了貨幣。
1877年西南士族在西鄉隆盛的領導下發生叛亂——西南戰爭是戊辰戰爭的餘波。明治維新毀滅了舊的封建秩序，開創了新時代，無論在日本歷史還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這些改革遭到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們糾集對農業政策不滿的農民多次興行叛亂；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民權論者，他們要求實行立憲，召開議會，萬事決於公論。
1885年實行內閣制，翌年開始製憲。
1889年正式頒布憲法，1890年召開第一屆國會。在政治改革的同時，也進行經濟和社會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工業化。軍事工業以及交通運輸都得到很大發展。
1872年建成第一條鐵路，1882年成立新式銀行。為了滿足現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
到20世紀初，明治維新的目標基本上已經完成，日本在現代工業國的道路上前進。
明治維新- 維新三傑
明治維新
西鄉隆盛圖冊
西鄉隆盛
西鄉隆盛生於文政十，1827年12月7日是薩摩（鹿兒島縣）藩士西鄉吉兵衛之長男，幼名小吉。安政五年，由於安政之大獄，西鄉隆盛護衛著被幕府追究的僧月照返鄉。沒想到薩摩藩也對他們加以追究，於是兩人投身錦江灣。月照絕命，隆盛大難不死，被處以流刑。1864年返回薩摩藩後，西鄉隆盛在倒幕運動中，不斷發揮他的破壞力。1868年隆盛擔任征討大總督參謀，他視名利如糞土，視死如歸，不為子孫買美田，然而在維新政府的改革下，下級武士生活日益窮困。明治1877年，鹿兒島的私立學校學生及下級武士擁立西鄉隆盛為統帥，舉兵反抗政府。史稱西南戰爭。西鄉隆盛戰敗，自刃而死。
大久保利通
明治維新
大久保利通圖冊
大久保利通誕生於天保元1830年8月10日，是薩摩（鹿兒島縣）藩士大久保次右衛門利世之長男。明治四1871年，大久保利通晉身大藏卿，一心致力於內政之建設。同年任岩倉考察團的副使，周遊歐美各地。於考察歐洲時，遇到德國宰相俾斯麥，大受其影響。1873年聽到西鄉等人激烈的征韓論主張，立即回國。他與岩倉具視站在同一陣線，強烈反對征韓，因此而與多年的好友西鄉決裂。征韓派辭職後，大久保兼內務卿，成為政府的核心人物，大力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他雖然專制，但沒有地域觀念，大量採用有能力的人才。明治11年5月日，由於他的獨裁引起反彈，被士族島田一郎等人暗殺。享年４９歲。
木戶孝允(桂小五郎)
明治維新
木戶孝允圖冊
1850年加入尊王攘夷運動。木戶孝允除於明治元年撰寫五條誓文草案外，並且在版籍奉還、廢藩置縣中也擔任核心角色。明治四（1871）年隨岩倉具視考察歐美，擔任全權副使。1873年回國，建議政府制定憲法。翌年兼任文部卿。木戶和大久保雖一開始就主張征韓，但明治四年以後卻搖身一變，主張內治優於對外發展，所以開始反對侵韓、侵台之舉。木戶雖然屬於理想主義的開明政治家，但心胸狹窄，因此沒有人追隨他。連同是長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也追隨大久保。明治10（1888）年5月26日病歿，享年四十五歲。
明治維新- 倒幕經過
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隨之發生了美、法軍艦進攻下關，英國艦隊進攻薩摩藩的事件。1865年春，長州藩尊王攘夷派領袖高杉晉作提出開港討幕的戰略，決定不再提攘夷，轉向武裝倒幕，並與薩摩藩結成秘密軍事同盟。與此同時，英國也權衡利害，改變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則投靠法國，於1866年7月發動第二次征討長州藩的戰爭。此時人民起義風起雲湧，沉重打擊幕府。長州藩聯合倒幕勢力英勇抗擊，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軍。
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的倒幕圖冊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親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勢力積極結盟舉兵。11月8日，天皇下達討幕密敕。9日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奏請“ 奉還大政 ”，同時卻在大阪集結精兵，企圖反叛。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幕府，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8日及10日，德川慶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復古大號令”為非法。1月27日，以薩、長兩藩為主力的天皇軍5000人，在京都附近與幕府軍1.5萬人激戰(鳥羽、伏見之戰)，德川慶喜敗走江戶。戊辰戰爭由此開始。天皇軍大舉東征，迫使德川慶喜於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戶城，至11月初平定東北地區叛亂諸藩。1869年春，天皇軍出征北海道，於6月27日攻下幕府殘餘勢力盤踞的最後據點五畯廓(在函館)，戊辰戰爭結束。
日本資本主義革命：黑船來航（1853）——安政大獄（1858）——櫻田門事變（1860）——文久政變（1863）——池田屋事變（1864）——禁門之變（ 1864）——功山寺起義（1864）——四境戰爭（1866）——明治天皇登基（1867）—— 小御所會議（1867）——伏見·鳥羽戰役（1868）——江戶無血開城（1868）——北越戰爭（1868）——“奧羽越列藩同盟”瓦解（1868）——箱館戰爭【五稜郭之戰】（1868——1869）——西南戰爭（1877）
明治維新- 新政改革
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於1868年4月6日發布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誓文》，6月11日公佈《政體書》。9月3日天皇下詔將江戶改稱東京。10月23日改年號為明治。1869年5月9日遷都東京。並頒布一系列改革措施：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
改革身份制度，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過去的公卿諸侯等貴族改稱為“華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為“士族”；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擔，逐步廢除封建俸祿；此外亦頒布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制度基礎的《戶籍法》。
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歷制上則停用陰曆，改用太陽曆計日（年號除外）。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並於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國家的中央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制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殖產新業）。
教育方面，發展近代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每1中學區下設210小學區，每一所小學區設8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教育機關頒布《考育敕語》，灌輸考道、忠君愛國等思想（有人認為此舉用意在於強化最高權力集中式的社會體系，為日後的對外擴張鋪路）。此外亦選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軍事方面，改革軍隊編制，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參考英國海軍編-{制}-；並於1872年頒布徵兵令，凡年齡達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須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預備役2年，後來一般役及預備役分別增至3年及9年，總計12年。1873年時，作戰部隊動員可達40萬人。此外明治政府亦發展國營軍火工業；到了明治時代中、後期，軍事預算急劇增加，約佔政府經費的30%～45%，實行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興築新式鐵路、公路。1872年，第一條鐵路——東京（新橋）至橫濱（櫻木町）間鐵路通車；到了1914年，日本全國鐵路總里程已經超過7000公里。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於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於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於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宗教方面，基於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於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亦容許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傳教的禁令。
明治維新- 政治外交
明治維新
日本的明治維新圖冊
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神化天皇的絕對權威，建立“華族”制度以維護舊藩主、公卿的特殊地位，並把維新功臣、財閥列入華族，培植特權階層；在經濟上扶植帶封建性的財閥和寄生地主；在意識形態上宣揚神道、皇道、儒學，並引進德國唯心主義哲學。1882年發布《軍人敕諭》，鼓吹武士道。1890年發布《教育敕語》，推行以效忠天皇為核心的軍國主義教育。經過明治維新，日本從幕藩領主統治的封建國家轉變為帶封建性的資本主義國家。
與財閥緊密勾結的薩摩、長州等強藩出身的軍閥、官僚貴族長期把持政柄，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過程中推行“藩閥政治”。19世紀70～80年代，日本發生了反對專制政治、爭取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權利的自由民權運動。明治政府通過暴力鎮壓和政治分化瓦解了這一運動，並於1889年頒布《明治憲法》，1890年開設國會，從而確立了專制主義的君主立憲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
在對外關係方面，隨著國力日漸充實，不斷進行交涉，要求修改條約。從1894年開始修改條約，至1911年終於全部廢除。明治初年，日本即蓄謀向亞洲鄰國進行侵略擴張。1874年出兵侵略中國台灣。1875年武裝入侵朝鮮，次年逼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1879年併吞琉球，改為沖繩縣。至80年代末期，以侵略中國和朝鮮為主要目標的大陸政策基本形成。自90年代中期起，不斷對外發動侵略戰爭。
明治維新- 歷史意義
經過明治維新而漸趨富強的日本，利用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而後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軍事力量也快速強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別於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強盛的兩個大國—大清帝國與沙皇俄國，受到西方列強的注意，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脫亞入歐”論也在此時成為正論。
維新初期，由於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而隨著俸祿漸次縮減，武士的經濟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種種皆導致士族對明治政府的不滿，武力抗爭因此接二連三地發生。維新功臣西鄉隆盛以鹿兒島縣為中心，於1877年6月18日年所發動的西南戰爭，成為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戰役。戰敗之後，殘餘的士族成員轉入地下活動，與板垣退助所主導的“民選議院設立運動”結合，透過“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對勢力。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公佈，成為亞洲第一部成文憲法；1890年，日本國會（帝國議會）正式開始運作。
雖然明治政府銳意改革，但整體而言較為偏重促使國家強盛的結果，也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出身藩地的有權有勢者長期掌控國政，形成勢力龐大的“藩閥政治”體系、土地兼併依然嚴重、新興財閥壟斷市場經濟等現象。這些負面問題與日後發生並累積的一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相互影響，最終直接或間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
積極影響
明治維新推動了日本社會的進步，使之擺脫了民族危機，從此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道路，成為亞洲第一強國。
消極影響
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走上了一條對外殖民擴張的道路，成為亞洲和平的一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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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治維新很好很成功嗎，怎麼會說是明治維新並沒有成功呢？這篇文章其實就是想跳脫「結果論」的思維，好好的來談這段歷史。

首先，一般通說都把明治維新說成是「改革」，結果衍生出了一個非常爆笑的說法，「明治維新是開明的維新派打敗了守舊的幕府」，這個敘述真是開了歷史一個大玩笑。因為幕府並非「反改革」派，事實上幕府才是一開始要開國的一方，而所謂維新志士，是因為反對幕府開國，所產生的「攘夷」志士，他們認為幕府的開國有損日本國格，所以要「倒幕」。也就是說，幕府才是開國、改革的一方，倒幕派才是主張鎖國、「攘夷」的反改革派。

台灣許多人把倒幕派當成改革派，與事實完全相反，這是個相當嚴重的錯誤認知。

倒幕派有根深蒂固的「攘夷」淵源，雖然到後來已經把「攘夷」當純口號，不再真心要殺光外國人，但是他們絕不會是比幕府「更能接受西方」， 要是真是那樣，一開始就沒有倒幕運動了， 因為他們明明就是因為反對開國才起來倒幕的。

只是歷史開了幕府一個大玩笑，原本固守「攘夷」主義的薩摩與長州分別因為薩英戰爭與四國戰爭，在交火中遭西方近代火力痛擊，因此拋棄「攘夷」立場，改為擁抱近代化，這時候全日本的各大勢力中已沒有「反改革」派，只剩一些落後時代的底層浪人還信奉「攘夷」，至於幕府與倒幕諸藩之間，根本只是兩個「改革派」在奪權而已。日本在幕府時代就已經開始軍事近代化，而且幕府做的還比較有制度，不像薩摩、長州只求速成，最後薩摩、長州卻因新式火力較多而在鳥羽伏見一役獲勝，實在是很諷刺的事。

許多人認為，明治維新的過程是「由下而上」「以武力達成改革」，實際上，維新政府的改革之路，其實是全盤接收幕府既有的近代化改革路線，武力只造成政權更替，改革是一直在進行，因此，實在不能說是「以武力達成改革」。

幕末過程中有很多底層武士與浪人相當活躍，譬如說新撰組，四大千人斬等，但是這些人多半只是維持治安，或做一些和大局根本無關的暗殺破壞行動，除了櫻田門之變以外，幕末的暗殺或破壞行動對大局有影響者幾乎等於零，真正造成有力影響的，仍然是幕府與諸藩內高層，那些下層只不過跑跑龍套當砲灰，反而是眾多底層武士與浪人趁著天下大亂的機會，在亂世想混水摸魚一番，其中有的人成功了，譬如說後來的伊藤博文，大部分人則被淹沒在時代之中，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什麼主張或想法 只不過隨波逐流罷了。所以說是「由下而上」也不合實情。

關於明治維新另一個有問題的觀念是，很多人以為明治維新後就這樣近代化了，其實並非如此，維新後日本採取激烈的改革措施，過程中反動相當多，包括造成「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參與反政府的西南戰爭而死，「維新三傑」中另一位大久保利通也因新政府的政策引起反動而遭到武士刺殺，凡改革必有反動，維新的「廢藩置縣」、「四民平等」、「毀佛滅釋」都對日本社會產生相當大的衝擊，絕不是喊喊口號就突然近代化了。

談了這麼多，回到本文的主題，「 明治維新根本沒有改革成功」，這怎麼說呢？很多人以為戰前的日本跟現在的日本一樣是工業技術先進的國家，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走上窮兵黷武路線，一直把自己搞到要破產，其工業技術能力也一直都是落後國，只是軍事上是比中國強，結果就算入「列強」。

在當時，真正高檔的舶來品是歐美貨，不是日本貨，日本商品的品質有時竟還比中國生產的還差，導致乏人問津，這也間接促使日本後來進佔東北、華北，因為若非以佔領方式壟斷市場，日本貨賣不出去。

而在軍事工業上，二戰的日本，也受限於冶金等技術的落後，其製造出來的武器往往必須犧牲許多性能，如戰艦裝甲需比別人厚才有同樣的防護力，結果只好讓艦內生活空間小到極點；戰機引擎出力不足，導致必須把裝甲減到幾乎沒有；零件需用遠比美國人多的零部件及螺栓來結合，因此產能低下；可以被機槍正面擊穿的9７式戰車，也是因為引擎出力不夠，裝甲厚了就開不動，只好以「鐵皮車」來當戰車，這樣的９７式戰車，在面對「三人一把槍」的窮國軍時，把國軍打得抱頭鼠竄，那不是因為日本強，而是國軍物質條件太差。同樣的戰車在太平洋戰場上，就被美軍打假的。

日本為什麼現在是亞洲的龍頭，並非明治維新的功勞，而是他有好運氣，一直受到外力幫助，戰前，最重要的，是之前文章中提到過的甲午戰爭賠款，若非收到賠款，日本財政將破產，但甲午戰爭鉅額賠款讓日本能實現金本位，這是日本發展上的轉戾點。

另一個外力，則是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國際霸主英國，在遠東方面採「聯日制俄」的方針，因此給予日本各方面相當多的支援，這也是日本能在甲午獲勝的原因之一。

而在二戰後，美國在韓戰前後及之後的冷戰中，為了東北亞區域戰略，大力扶植日本為資本主義與民主的模範國，除了協助重建，還為日本引進連美國都尚未全盤使用的新管理學，使得日本在亞洲國家中最快起飛。日本戰前戰後的發展的主因都都是外力「金手指」，而非自己的優點，若不明白這點，很容易誤以為日本有什麼值得學習之處。

現在很多台灣人總以為日本貨是高檔貨，但在戰後，「Made in Japan」原本是爛貨的代名詞，後來才被「Made in Taiwan」以及更之後的「Made in China」取代。日本貨「品質好」是戰後十幾年以後的事了，並非一直如此，戰前更是遠非如此。

然而，日本在接受了外力幫助之後，在加上好運，在甲午戰爭中因滿清不明白日本已用盡全力而驚險獲勝，靠賠款實現金本位；在日俄戰爭中因「距離的暴力」驚險獲勝，取得國際地位，這樣受天佑的日本卻沒有好好利用這些機會，反而是因為一直碰到這種好運，養成「打了再說」的壞習慣，因而更加往窮兵黷武的方向發展，內部民主毀滅，對外的軍事冒險也越搞越大，無法自拔（戰前日本一直因為軍費過高而處於隨時快破產的狀態，民生也相當凋敝，這樣的狀態又進一步促進日本的軍事冒險傾向），終於在太平洋戰爭的烽火中將近完全毀滅，這能說是成功嗎？我想這應該稱之為是失敗。

「明治維新並沒有成功」

戰後的日本，是美國以豐富的資源，並為日本引進新的管理學觀念，從灰燼中重建起來的，跟明治維新實在沒有太大關係。但這樣的新生日本，卻也因為一直迷信出口導向、製造導向，又發動泡沫經濟，結果陷入迷失的十三年，日本人做事總是要把好事搞成壞事，實在非常不值得學習。

有人會問，不論如何，日本總是贏了中國，不是嗎？的確，但這僅是軍事上的成功，而且「兩爛相爭」總有一個贏的，一分比零分好，那 就算及格了嗎？恐怕是不能這樣說的。以往咱們的課本以中國為中心史觀，總是說日本贏了中國是因為日本有多強，因為要是不這麼說，好像顯得中國爛到極點似的，但是其實真的是中國太弱，而非日本真有進步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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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

明治天皇肖像。明治天皇是維新運動中的精神象徵
日語寫法
明治維新（日語：明治維新／めいじいしん Meiji Ishin ?）是指日本在1860年代到1880年代間，以維新志士所建新政府為核心的民族統一主義與西化改革運動。在當時此一改革運動稱為御一新或一新，後世則以此為明治天皇時期的運動，稱之為「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期間，由「薩長土肥」藩士成立的新政權在戊辰戰爭中消滅德川幕府和反抗者，推行版籍奉還，結束長達600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建立日本近世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政治上，他們透過推行天皇親政和推行議會政治（合議）的精神，力圖建立仿效西方三權分立的新式政府，以求擠入西方列強之林；經濟上則推動財政統一，穩定幕府後期嚴重負債的國家財政，並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浪潮；社會上並且提倡「文明開化」，大力發展教育等措施；對外關係上，除了推動廢除與列強之間的不平等條約外。也積極開發蝦夷地和入侵琉球，展現出強硬的姿態，並為日後日韓合併的發展積極鋪路。
明治維新在日本近代史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它建立起穩固的中央政府和新的社會體系，以藩閥和大資本家取代過去武士統治的階級政治，打下不可逆的現代化基礎，使日本快速發展，為日後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起航。

維新分期的定義
關於「明治維新」的開始與結束有多種說法。最狹義的講法是主張從第二次長州征討(1866年)開始，直到1868年明治元年為止。但考量到維新思想的發展，大多數的說法時間都超出此說甚多。

開端
目前對於維新運動開端的主要主張，有天保期和開國期兩種說法：

天保期的說法：以1837年（天保八年）的大鹽平八郎之亂或1843年（天保十四年）天保改革失敗為起點，認為德川幕府無法改善經濟衰退和由此造成的階級衝突激化是造成維新改革出現的主因。
開國期的說法：以黑船來航（1853年）或簽訂《安政條約》（1858年）作為開端，認為這些外來的壓力加劇了國內的緊張關係，這促使變革的想法出現，最後推動維新運動誕生。
結束
明治維新終結的時間則有多種說法，其背後的立場也不盡相同，有的著重在政府體系的改變，有的則著重在經濟因素或生產關係的矛盾：

1871年：主張完成廢藩置縣代表幕府體制至此終結，新政府下的統一國家正式確立。
1873年：主張明治六年政變結束明治初年一連串改革法令的推行和新政府內部的衝突，確立大久保利通政權的官僚獨裁政府形態。
1877年：認為西南戰爭結束代表士族叛亂終結，進入自由民權運動時代。隔年（1878年）大久保利通遇刺後維新三傑皆去世宣告維新志士的時代結束。
1879年：認為琉球處分代表近代日本正式完成國家版圖統一，這也意味著以犧牲少數民族的方式擴展國家主權的列強政治開始出現，以及幕府舊體制與國際關係最後的交匯點，可呼應因黑船來航而開始的內外體制衝擊。
下述三種主張則不同程度將自由民權運動納入維新運動中，可以說是進一步擴張的論點：

1881年：主張明治十四年政變結束以舊領主和御用商人為主的政權結構，政府的統治基礎轉型為近代資產階級。
1884年：認為秩父事件代表過往封建農村體系與幕藩制度的對立衝突被資本家與大地主和佃農與無產勞動者之間的對抗所取代。
1889年：認為《大日本帝國憲法》制定和〈教育敕語〉頒布構成了明治政府的法律架構與政治意識形態，而帝國議會召開則確立資產代議民主的成型。
歷史背景

黑船之一的薩拉托加號
維新運動可追朔至內部和外部因素。就內部而言，德川幕府晚期面臨前所未有的體制危機，無法解決財政惡化、通貨膨脹、農村土地兼併和城市無業流動人口增加等問題，這導致整體上其威信逐漸下滑。但另一方面，隨著18世紀中葉水戶學等皇國主張的國學派興起，已沒落數百年的京都朝廷聲望逐漸抬升，已不再像過去任意受幕府擺布，同時一些不受幕府節制的西南外藩如長州藩、薩摩藩、土佐藩與肥前藩等改革成功，政治經濟實力大為增強，成為足以與幕府權威抗衡的雄藩。於是在幕末時政治上已從幕府統治的一元政治體系逐漸轉為主權上由朝廷與幕府並立，行政上幕藩二元的體制。

外部局勢上，18世紀後期俄國探險家在遠東探險，多次進出庫頁島與蝦夷地等幕府認為是實際領土的區域，同時也多次要求登陸補給與開港。1840年鴉片戰爭後英國等西方列強打破清朝閉關政策，相繼取得中國的貿易與諸多通商權力，日本受到列強開放的壓力大為增加，使其強硬的鎖國體制開始逐漸鬆動。1853年黑船事件爆發，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里率艦隊直入江戶灣，強迫幕府與之談判，1854年1月，幕府無視朝廷下達攘夷要求，與美國簽訂《日美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並給予最惠國待遇，正式宣告鎖國政策結束。此後英法等列強繼之訂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不但造成尊皇論主導的輿論不滿，與列強的不平等貿易也加速社會經濟的動盪，以及與朝廷關係的惡化。在黑船事件後，尊皇攘夷的對立因此被激化。

維新政權成立
主條目：王政復古和戊辰戰爭

戊辰戰爭中薩摩藩的藩士

從京都前往東京的明治天皇（1868年底）
在地方上，與西方列強有過交涉甚至短暫交戰經驗，因而具有維新思想的藩士們（長州、土佐、薩摩等藩），自1866年開始結成軍事聯盟，並嘗試與天皇接觸，主張倒幕。1867年，新繼位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送去了許可倒幕的密詔。後來，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為了轉移矛頭，在坂本龍馬居間斡旋下，提出「大政奉還」上奏文，表明將政權歸還給天皇，但仍拒絕交出兵權與領地，並計畫利用天皇重新掌政，在倒幕派皆對政務運作不熟悉之時，派遣家臣進入政府，藉協助之名掌控政治。倒幕派對於這樣的結果很不甘心，但是由於武力倒幕的正當性銳減，因此只好暫時按兵不動。

後來，政府內倒幕派與德川派的鬥爭漸趨白熱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並命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將一切權力重新歸於天皇。當倒幕派得知德川慶喜決定從大坂（今大阪）出兵進攻時，旋即派出以薩摩藩、長州藩成員為主力的軍隊，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兩地展開激烈戰鬥。經過三天的交戰，以寡擊眾的新政府，在新式軍隊與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勝利，並決定乘勝追擊，派遣東征軍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據點—江戶。

倒幕派組成了新的政府，揭示基本施政方針的「五條御誓文」則於同年4月6日公布。新政府軍、舊幕府軍雙方決戰江戶之前，幕府代表勝海舟與新政府代表西鄉隆盛達成協議：以國家為重，一致對外。1868年5月3日，江戶不流血和平開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不過在日本東北地區，以會津藩為首組成的奧羽越列藩同盟，仍然繼續反對新政府。由於新政府軍掌握軍力優勢，叛亂於同年11月即被平定。舊幕府海軍將領榎本武揚率八艘軍艦和幕府殘兵至北海道，並在1869年1月建立「蝦夷共和國」。同年6月，在新政府軍的進攻下，榎本武揚投降。因戰爭開始的1868年干支為戊辰年，而被稱為「戊辰戰爭」的內戰至此結束。

改革精神
主條目：五條御誓文
五條御誓文是日本明治天皇於慶應4年陰曆3月14日（1868年4月6日）發表的誓文。明治天皇親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的正殿紫宸殿向天地、人民宣誓，揭示國是方針，堂堂開啟了明治維新的歷史序幕。

誓文由福井藩的由利公正起草宗旨大意，土佐藩的福岡孝悌初修，木戶孝允、岩倉具視、三條實美續修加訂，最後呈付明治天皇裁決定案。木戶孝允並提議由天皇親率百官在神前宣誓。

誓文正本由明治天皇的書道師範有栖宮幟仁親王撰寫，三條實美代表天皇宣讀，之後文武百官一一於奉答書上簽名。誓文及奉答書皆記載於太政官日誌。

維新政府的組織
維新政府是薩摩、長州、土佐與肥前四藩（一般稱為「薩長土肥」）藩士和尊皇派公家等實力者主導，融入大量前幕府（包含幕府解散後改組成的駿府藩）的中階官僚（通稱為幕臣）所形成的政權。名義上政府是以天皇為首，太政大臣宣政的親政公議政權，但真正的實權則是「薩長土肥」的藩士們掌握，其中薩摩的大久保利通與長州的木戶孝允這兩位薩長領袖的影響力特別大。但各藩士之間的理念不同，政府的體制也未成熟，因此政府內部經常出現政治衝突，連帶影響到政府的組織改革。

維新政府組織可以明治六年政變做為分水嶺。在此之前新政府的組織以鎮壓叛亂、穩定稅收和建制為主，加上公議的主張影響，因此主要實權集中在大藏省和兵部省，政府組織變動激烈。但明治六年政變後，以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為首的內治派見識到西方工業革命的富強，創立了內務省和工部省，和大藏省構成核心的行政體系，政府組織趨於穩定。政策也轉向投入大量工業與交通建設，以及強化國家動員與監控能力。

天皇
睦仁天皇取《易經》中的「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為年號「明治」。維新是來自《詩經》（《詩·大雅·文王》）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維新政府為鞏固天皇的公眾影響力，讓其，大幅改變宮廷制度。先是選出皇后，解散宮女

為了擺脫公家干政的陋習，大久保提出遷都大阪的構想，但消息傳出後遭到京都民眾激烈地反對，因此僅安排大阪行幸。之後接受大木喬任和江藤新平建議，決定遷都到原幕府所在地江戶，於是1869年明治天皇行幸江戶，隔年正式遷都，改江戶為東京。

為了確立天皇的威信，天皇不定時到全國行幸。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組織以

方便頒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廣義來說，明治維新是要將封建的日本通過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政策來達至現代化。

1868年4月7日天皇又公布《五榜禁令》
改革身份制度，廢除四民制度，將過去的公家、大名等貴族改稱為「華族」，武士改為「士族」；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擔，逐步廢除封建俸祿；此外亦頒布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制度基礎的「戶籍法」。
司法方面，仿傚西方制度，分別於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法；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西鄉隆盛
宮廷貴族：岩倉具視，三條實美；
掌握實權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及；
還有土佐藩的板垣退助及肥前藩的大隈重信。
地方政府
戊辰戰爭期間，維新政府將占領的幕領和朝敵藩領地劃為最初的直轄地（也稱天領）。直轄地中京都、大坂和江戶設立府，其他則設立縣。此時各藩則持續推動改革，強化財政體制，以應付龐大戰爭造成的負債。

對於體制上，各藩分成郡縣和封建兩派，雙方勢均力敵而毫無結論。

之後在藩閥指導下，1869年6月「薩長土肥」四藩聯合上書朝廷，要求將領地還給朝廷，隨後其他藩紛紛上書支持，於是推動版籍奉還。維新政府將各藩主任命為藩知事，代為管理，因此其直轄領大體沒變

「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

改革內容
岩倉使節團的影響

財政與經濟
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並於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國家的中央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制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興築新式鐵路、公路。1872年，第一條鐵路—東京（新橋）至橫濱（櫻木町）間鐵路通車；到了1914年，日本全國鐵路總里程已經超過7,000公里。
三菱
軍事
實行徵兵制，建立新式海、陸軍。陸軍聘請德國教官訓練，海軍則學習英國，並灌輸武士道精神和忠君愛國思想。

外交

表現鹿鳴館舞會情景的浮世繪
1883年設立鹿鳴館，由外務卿井上馨與妻子主持盛大的鹿鳴館開業典禮，廣邀西方外交使節與名流，開始所謂的「鹿鳴館外交」。

社會
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於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為了進一步區分神道教與佛教（在明治時代之前，兩者非常相似及接近），政府更下達了「神佛分離令」。並於1873年取消基督徒傳教的禁令。
曆制上則停用陰曆（最後使用的天保曆），改用太陽曆計日（年號除外）。改變夫婦別姓的傳統，規定夫婦同姓，一般為妻從夫姓（入贅丈夫改妻姓）。
文化與宗教
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
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大學區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中學區下設210個小學區，每個小學區設8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教育機關頒布「教育敕語」，灌輸孝道、忠君愛國等思想。
選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動亂
士族叛亂
主條目：士族反亂
明治初期舊武士階級（士族）對明治政府的一連串反對活動，由受到維新影響的「不平士族」所發動，即佐賀之亂、神風連之亂、秋月之亂、萩之亂，以及最後也是最大的動亂─西南戰爭，統稱「士族反亂」。

影響
至於社會、文化方面的改變，隨著留洋知識份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吸收並引入西方文化與典章制度進入日本，以及眾多現代化事物的傳入，「文明開化」的風潮逐漸形成，對於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只物質需求與生活習慣上出現西化的轉變，在教育系統與社會組織的廣泛推行下，思想與觀念上也逐漸有了現代化的傾向（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文藝上的影響也不小（特別是現代文學與歐式風格建築）。

另一方面，雖然明治政府銳意改革，但整體而言較為偏重促使國家強盛的結果，也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出身藩地的有權有勢者長期掌控國政，形成勢力龐大的「藩閥政治」體系、土地兼併依然嚴重、新興財閥壟斷市場經濟等現象。這些負面問題與日後發生並累積的一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相互影響。

評價
正面評價
日本漢詩詩人大沼枕山《春恨》：「化政極盛日，才俊各馳聲。果然文章貴，奎光太照明。上下財足用，交際心存誠。宇內如圓月，十分善持盈。耳只聽歌聲，目不見甲兵。餘澤及花木，各墅爭春榮。人非城郭是，我亦老丁令。」[1]

清朝詩人黃遵憲：「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尤注意於求富，繁殖物產、保護本國物產為先務，觀其學校，分門別類，亦駸駸乎有富強之勢。」，《日本雜事詩》：「玉牆舊國紀維新，萬法隨風倏轉輪。杼軸雖空衣服粲，東人贏得似西人。」[1]

負面評價
集中在幾個面向上。

藩閥把持政治與自我利益上的獨斷。
對農民與社會基層的殘酷鎮壓
對少數民族的侵害
獨斷的政治體系留下負面影響，成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仿效的對象，最終造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且於9月2日舉行投降儀式並正式簽字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的悲劇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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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史上幕府德川家康與天皇明治維新,影響大和民族最深遠.
由 許 在 2012 十一月 13 的 5:30pm 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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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有幾分德川家康的特質與風範, 日本德川家康本為三河諸侯小國，夾在東西的今川及織田兩大強國之間。在日本國際上，這種弱國的命運必然是悲慘的，即使想盡辦法去依附一個強國的保護，也得不到絕對的平等和尊重。所以，這一求生存階段所需要的是「認知力」，也就是充分的認識本身所處的地位和條件。

德川家康對於自己的處境知之甚深，為了突破這種困境，他所採取的策略是「生存第一」的亂世生存術，主要的原則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攻勢戰略，即使是充當盾牌或砲灰也在所不惜。他選擇依附一個強國，盡力在混戰中求表現。這是夾縫中求生存、開活路，化危機為轉機唯一的方法。　他的這種策略，不但贏得強國的看重和尊敬，而且也藉此鍛鍊德川軍的戰力。在桶狹間、越前、川戰役中，他都充當第一線，擔任最危險的前鋒，抱必死的決心奮勇作戰，結果反而在危機的極限處找到勝利的契機。德川家康的地位因這幾場戰役中非凡的表現而漸漸受到肯定。　處在弱者階段的德川家康，他的生存之道，簡單的說，就是無條件的承認自己實力的弱小。因此，在政治上的姿態極為低姿。然而，在戰場上他了解到退此一步絕無死所，所以只好「有進無退，以賭命的方式脫穎而出，因此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礎。所以德川家康的「認知力」是使他能忍辱負重，否極泰來主要的原因。
　　
如果德川家康在弱者階段所依賴以生存的是「認知力」，則在由弱轉強的階段，最重要的是「意志力」、「判斷力」和「組織力」. 由於在三方原之戰中，德川曾吃過敗仗，使他深深了解到「有勇無謀」的危險。他也體會出不遵守兵法的亂仗硬挺是不足以成大事的，自己如果有志於「進出京都，號令天下」，就必需改變戰略。所以在這個階段，德川家康所重視的是聯盟的選擇。和誰聯盟最有利？如何聯強制弱？而不再是無條件、命令式的依附強者。而在每場戰役出戰前，總會深思何者應該應戰？何者不應戰？何時該採持久戰？何時該用消耗戰？這些問題的決定，都需要睿智明確的「意志力」和「判斷力」。例如：在高天神城爭奪戰中，他就能堅定的避開挑戰的誘惑而按兵不動，藉以消耗武田勝賴的戰力。而在長篠城攻防戰中，他為了威信，即使犧牲再大，他也義無反顧的參與。這種果斷和毅力，是他能由弱轉強的關鍵。

此外，他在諸多聯盟和戰役中，深感參謀作業與企劃幕僚的重要，而開始精心培養智囊團。像政治參謀本多正信、情報參謀服部半藏、戰略參謀內藤信成、高木清秀等人，都是在這段期間培養出來的。這些幹部使德川兵團形成一個布局沈穩，有計畫、有組織、有效率的「常山之蛇」，對他後來打敗石田三成，掃除反對勢力掌握大權有極多的貢獻。使德川家康真正成為強者的關鍵性戰役是小牧‧長久手之戰。這兩戰之後，他等於取得了與最大強敵豐臣秀吉分庭抗禮的機會。不過，在武田和織田軍長期的苦戰中，他已開始由「戰略」轉而注重「謀略」，也從組織戰中發現「統率力」的重要性。　「謀略」即智慧之意，亦即不再以能戰、善戰作為解決敵我之間問題的方法，而改以兵法中最高境界的「不戰而勝」來達成自己的目標。即使非戰不可，也要讓敵人主動開戰，以求得道德和大義上的美譽，作為收服人心的張本。像關原之戰、大阪之役，都是他不得已才應戰，而且每一戰必以政治上的謀略取勝。

至於「統率力」的強化，則是知人善任，充分運用幕僚參謀的專業才能，使組織的戰力得到充分的發揮，並藉將帥的人格、神格感召部屬的凝聚與向心，協同一致的理想的目標邁進。這是他最後能以臣屬的身份擊敗豐臣氏的最主要原因。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德川家康成功非常重要的一項性格：「忍人之所不能忍」的功夫。此一性格不論在任何階段，都表現得令人感到他的不凡：從弱者時代充當金川義元的先鋒砲灰開始，到被織田信長利用來攻打越前，被下令殺子殺妻，向豐成秀吉稱臣等等，都發揮了他的「忍術」，由於他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無怪乎他能「成人之所不能成」。　另外，就是他善於模仿的本領，我們也不能不有所認識。他曾埋首研究甲州軍學及武田的用人之道，也從織田處學到新的戰術戰略，以及管理財政經濟的方法。他的善於模仿，對於後來日本傳統精神及國民性有著極大的影響。當然，德川家康亦非毫無缺陷或永不犯錯的完人，不過，他卻有錯而不再犯，且從錯誤中汲取教訓成為智慧的天賦。像三方原之戰，他就因驕矜自滿，不尊兵法而大敗，然而，這次失敗之後，他終身再也沒有重蹈覆轍，反而因之而由弱轉強。領略到日本戰國時代諸侯間的爾虞我詐、分分合合，以及各種強凌弱、以眾暴寡的陰謀詭計，像「三十六計」中的苦肉計、離間計，「孫子兵法」中的重要觀念、戰略法則等等，都能產生一定的用途。

美日中對台都有不同的戰略思考,台灣大膽西進或戒急用忍都影響不了中國捷起的趨勢,問題就在台灣人自己的國家思維.台灣走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早晚總要決擇...目前西進導致台灣主權危機,逐漸被中國磁吸與整合,危機或許是轉機,說不定有危機意識造成另一次的台灣建國的生機,天下事沒有不可能.

日本皇宮是天皇的起居之地，位於東京中心千代田區，是天正十八年（公元1590年）由德川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修築。是日本天皇及其家庭成員居住的宮殿。

它是一處佔地23000平方米的日本傳統建築，有綠色的瓦頂、白色的牆壁和茶褐色的銅柱。其中正殿是整個宮殿的中心，皇室的主要活動和外交禮儀都在正殿的“松之閣”舉行，長和殿是天皇接受群眾朝賀的地方，豐殿內有大宴會場、常御殿為天皇內宮。此外，宮內還有花陰亭、觀瀑亭、霜錦亭、茶室、皇靈殿、寶殿、神殿、舊禦府圖書館.

從前的天皇，權力不是落在地方豪族或外戚貴族的手上，就是落在武家政權的手中。天皇可以說是只是一個傀儡，到了明治天皇，他總攬大權於一身。皇室典範 皇室典範是皇室制度的基本法律，1889年（明治22）於大日本帝國憲法之下制定。在明治憲法下，皇室典範異於一般法律，與憲法同為最高法規。　　　

　 現行皇室典範，係於日本國憲法制定時同時修改，並以一般法律施行。與舊典範之最大相異處，首先在於皇室繼承只限於嫡出（正妻所生），不承認庶出（正妻以外所生）。明治天皇及大正天皇全係庶出。此改變乃為尊重婚姻制度而來。其次，現行典範承認平民之皇太子妃。戰前，皇太子妃必從皇族或三大貴族家庭中挑選。江戶時代以前，日本允許女天皇的存在。但明治以後的皇室典範規定，只有男系的男子才能繼承皇位。　　　

　 明治天皇出生於嘉永五（1852）年9月22日，是孝明天皇的第二皇子。他幼名祐宮，母親是英照皇太后。但真正的生母是權大納言中山忠能的女兒，典侍慶子。萬延元（1860）年，他被定為儲君，並賜名睦仁。慶應二（1866）年12月，也正是他十五歲那年，由於父天皇去世而繼承皇位。翌年1月9日，舉行踐祚典禮。在革命份子的鼓舞之下，12月9日斷然實行王政復古。慶應四（1868）年7月，將江戶改名為東京。8月27日舉行即位典禮，9月8日改年號為明治。10月，明治天皇抵達東京執政。12月，返回京都，與一條美子（昭憲皇太后）舉行大婚之禮。明治二（1869）年明治天皇再度抵達東京，並定東京為首都，以圖一新人心。接著，在明治政府推動下，接二連三的推出版籍奉還、廢藩制縣、制定徵兵令等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其中與天皇地位最有關的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制定。　　　

　 明治政府於1889年（明治22）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這部東亞首部的現代成文憲法是摹仿普魯士憲法的欽定憲法。明治憲法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明治憲法係基於天皇主權的原理，由天皇總攬立法、司法、行政之統治權。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陸海軍的統帥、宣戰的公布、條約的締結等，都屬於天皇的大權。從此，天皇搖身一變，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神人」。明治45（1912）年7月30日凌晨零時四十三分，明治天皇由於尿毒症去世，享年61歲（虛歲）。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國家誕生的同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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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國力日漸強盛，而一海之隔的中國卻依然墨守成規。

 

浮世繪：明治維新後的東京火車站（來源：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尤注意於求富，繁殖物產、保護本國物產為先務，觀其學校，分門別類，亦駸駸乎有富強之勢。

——黃遵憲

　　19世紀70至90年代，西方工業革命基本完成。世界進入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的階段。由此，西方強國以先驅者姿態正式走上了歷史的舞台，開始爭奪殖民地，分割世界。中國淪為被獵取、被宰割的對象。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經過維新改革，很快拔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淖，走向強盛……

　　激變中的紛紜世界

　　18世紀60年代，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年代。正是從這一時期，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先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封建主義的城堡開始土崩瓦解，人類文明邁入新紀元。

　　不列顛的蒸汽機加速了整個世界的運轉，英國率先進入工業革命。歷經七八十年時間後，到了19世紀30--40年代，法、美、德等國相繼完成了自身的技術革命。

　　這些最先以新技術武裝起來的國家，開始了以強國角色在世界大舞台上的表演。對於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市場的需求，使他們走上了殖民擴張的道路。世界版圖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同時也給尚處在封建時代末期的落後國家和地區帶來深重災難。

　　又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史的車輪即將駛入20世紀。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方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俄等已經漸次由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

　　社會主義先驅列寧曾就兩個時期的資本主義做出過這樣的分析：

　　自由競爭佔完全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商品輸出。壟斷佔統治地位的最新資本主義的特徵是資本輸出。

　　這一變化體現在帝國主義國家經濟掠奪方式上，就是資本輸出取代了商品輸出並佔據主導地位。具體表現為，向落後的國家與地區輸出“剩餘”資本並直接利用當地廉價的原料、勞動力，進行生產，以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潤。

　　同樣是對外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因為工業革命的程度不同，進而導致各自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使得他們在殖民地的爭奪上異常激烈。

　　資本主義國家的後起之秀美國、德國工業水平迅速發展，很快超過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和法國。但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格局尚未被打破。這些新老列強一起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

　　到了19世紀末期，美洲和非洲基本被瓜分完畢，他們攫取的目光轉向了亞洲。

　　在遠東太平洋地區，朝鮮和中國成為列強爭奪的獵物。

　　在對中國進行的爭奪戰中，來自歐洲的兩個列強，英國和俄國的矛盾衝突最為激烈。

　　19世紀的最後10年裡，英國占據了列強侵華集團的頭把交椅。通過《中英南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英國不但控制了中國近70％的對外貿易，而且割佔了香港，並將長江流域作為其勢力範圍，妄圖進一步獨占中國。

　　作為中國北方鄰邦的沙俄，也通過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勘界協議等手段強佔了中國西北和東北約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還通過移民、修鐵路等手段擴展在中國東北的勢力，又將觸角伸向朝鮮。

　　在英俄爭霸中國的過程中，其他列強也力爭為本國爭取到更多的利益。

　　法國占領越南後，企圖以越南為跳板，進占中國領土。

　　早在咸豐年間，法國就出兵侵占了中國南方鄰邦越南的南部地區。同治元年（1862）又強迫越南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西貢條約》，割佔了南圻。膨脹的野心沒有令法國得到滿足，又在同治十二年（1873），計劃侵占越南北部的河內地區。

　　光緒六年（1880），剛剛上任的法國內閣總理茹費理派兵增援越南法軍。到光緒八年（1882），法軍攻陷了河內，再往前就是紅河，而對岸就是中國的雲南，法國的野心暴露無遺。

　　資本主義新貴德國也不甘寂寞，將國內生產的武器大量銷往中國，同時也想方設法擴大對華貿易。當英、法、俄等國為在華利益爭執不休的時候，德國趁火打劫，企圖進占廈門，欲將其作為戰略基地。

　　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中，美國後來居上。在其他列強獲得大量在華利益時，美國通過“門戶開放”、“利益均霑”坐收漁利，占得了屬於本國的在華勢力。

　　就在西方眾列強瘋狂搶占在華利益時，他們的一個強勁對手正在中國的東方崛起，那就是——日本。

　　明治維新

　　名茶上喜選，

　　只消喝四碗。

　　驚醒太平夢，

　　徹夜不能眠。

　　在這首日本民間歌謠中，首句的“上喜選”與日文中的“蒸汽船”剛好諧音。描述的是鹹豐三年（1853）美國海軍將領馬休·佩里（1794—1858）率領四條蒸汽船闖進日本的江戶灣，迫使日本打開國門，對外通商，日本上下驚慌失措的情景。

　　19世紀中葉,日本仍處在小農經濟的封建社會，天皇並無權威，大權掌握在第三個封建軍事政權德川幕府手中。

　　德川幕府在日本推行“閉關鎖國”政策，將日本通向世界的大門死死關上。外國人中僅有中國和荷蘭的商人可以在唯一的開放口岸——長崎從事商業活動，國民沒有信仰自由。

　　社會生產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幕府的統治者們卻仍在加大盤剝和壓榨。隨著歐美侵略者的相繼入侵，日本又陷入更為深重的民族危機。

　　國內外矛盾日趨激化，面臨重重危機的日本，急需一場革命來擺脫這種困境。不堪忍受幕府統治和外國侵略者壓迫的日本民眾紛紛要求“富國強兵”。他們拿起武器，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倒幕”運動。

　　“在當時所發生的​​抗議和反對運動中，有一些暴動竟有4000農民參與，而且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勢。在武士裡也有大量的思想改革運動” 。

　　很快，“倒幕”陣營就壯大起來，不僅有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小市民、中下層武士，也包括力主發展實業的資本家和新興地主中的改革派。

　　同治六年十月十三（1867年11月8日），與幕府將軍矛盾深重的日本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下旨組織倒幕軍，討伐幕府將軍德川慶喜（1838－1913 ）。

　　十月十四日（11月9日），德川慶喜假稱還政於天皇，卻在大坂並著手組織兵力，圖謀反叛。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九（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頒布了“王政復古大號令”的諭令，表示准許德川將軍的辭退。當晚，天皇即主持召開了由“倒幕派”的皇族公卿，大臣和武士列席的御前會議。會上宣布：廢除幕府，責成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交出領地以及財產；重新賦予天皇以權威，親主朝政；建立新的中央政府。

　　正月初三（1月27日），倒幕軍連戰連捷，最終在京都附近的大戰中擊敗了3倍於己的幕府軍隊，德川慶喜逃往江戶。倒幕軍繼續高歌猛進，攻陷幕府殘餘在北海道的最後據點，取得了內戰的最終勝利。以明治天皇為首日本新政府成立了。

　　重主朝政的明治天皇，勵精圖治，銳意改革，決心使日本走上富強之路。

　　為消滅國內的封建割據勢力，他採取“奉還版籍”政策，廢藩設縣，將全國劃為3個府72個縣，終於建立起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他還廢除舊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所謂公卿諸侯之類的貴族改稱“華族”，將大名以下的武士改為“士族”，大膽廢除了封建俸祿。

　　此外，他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實施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在全國改革軍警制度，建立新式軍隊，創辦軍工產業；學習西方文明，引進西方科技與管理；發展現代教育，培養現代人才，整體提高國民素質。

　　這些重大變革，在日本迅速推開，收效驚人。

　　“明治維新”後，日本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國力日漸強盛，先後廢除了幕府時代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重新奪回了國家主權，最終進入了近代化。此時，一海之隔的中國卻依然墨守成規，保守積習，妄自尊大。

　　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開始實行新的兵役制度，在全國征召義務兵，同時改革農業稅，統一貨幣。

　　在國民“萬事決於公論”的呼籲下，明治天皇決定於光緒十一年（1885）實行立憲，建立了內閣制度，並於光緒十五年（1889）正式頒布憲法，次年召開了首屆國會。

　　政治改革日新月異，以軍事工業，交通運輸業為代表的經濟變革籌劃也迅速變為現實。繼同治十一年（1872）建成第一條鐵路後，又於光緒八年（1882）成立新式銀行，西方的科學技術得到大力提倡。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基本舖平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完成了部分預定的改革目標，成為中國周邊迅速崛起的強邦，這就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明治維新”。

　　清著名愛國詩人黃遵憲，看到日本在明治維新中老國新變化，其進程快得如隨風轉輪，結果是東方人贏得如西方人，感慨的在其《日本雜事詩》中吟詠道：

　　玉牆舊國紀維新，萬法隨風倏轉輪。

　　杼軸雖空衣服粲，東人贏得似西人。

　　就連日本反對維新的保守派、漢詩詩人大沼枕山，在其《春恨》詩中通過對幕府時期的懷念，也反映出明治維新的景象。

　　化政極盛日，才俊各馳聲。

　　果然文章貴，奎光太照明。

　　上下財足用，交際心存誠。

　　宇內如圓月，十分善持盈。

　　耳只聽歌聲，目不見甲兵。

　　余澤及花木，各墅爭春榮。

　　人非城郭是，我亦老丁令。

　　“明治維新”後，日本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國力日漸強盛，先後廢除了幕府時代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重新奪回了國家主權，最終進入了近代化。可以說，“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的轉折點。日本從此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並迅速成長為亞洲強國，乃至世界強國。

　　此時，一海之隔的中國卻依然墨守成規，保守積習，妄自尊大。中日兩國自此開始了勢若冰炭，互相攻訐的文明衝突。

　　用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的話說“我國則輕視中國為頑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國則譏諷我國為輕浮躁進妄自模擬歐洲文明皮毛的一個蕞爾島夷。 ”

　　走向擴張

　　日本走上強國之路，同時也走向擴張之路。

　　資本主義的最初發展，其規律如出一轍：當本國的市場與原料不能滿足發展需要時，就會將眼睛​​轉向國外。通過積​​極開拓殖民地，作為自己的原料供應基地、產品銷售市場、資本輸出市場，進而推動國家的壯大。各資本主義國家概莫能外。

　　正如馬克思中所說：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砲。它迫使一切民族一一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即變成資產者。

　　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也是如此。為了更好地發展資本主義，日本急迫地需要開拓海外市場，加之特有軍國主義陰魂作祟，促使其逐步走上了使用武力，依靠戰爭來推行對外擴張危險之路。

　　中國在這時被日本盯牢。被西方堅船利炮和近代科技衝擊得茫然懵懂的中國竟沒發現，自己身邊那個一向恭順的鄰人已經完全撕掉了溫情的面紗，開始虎視眈眈，貪婪地認為“一方面像中國人繼承著過大的祖先遺產，且不能為世界各國充分利用其資源，而暴棄了天物；另一方面日本苦於人口過剩而發生國民生存權的問題，卻要瞪著眼睛袖手旁觀鄰國人民繼承著過大的祖產，此乃至不合理之事” 。

　　於是，強盜蠢蠢欲動了。

　　結論：

　　中日兩國國文化同源，地緣相鄰，往還歷史悠久。在被動遭遇世界時，面對的都是有了巨大科技力量，完成了工業革命

的文明強盜。兩國國人幾乎都是帶著茫然與困惑來面對堅船利炮與不平等條約。然而，痛定思痛後，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卻從閉關鎖國的落後境遇中覺醒過來，採取一系列果斷措施，改革政治、經濟、軍事和教育制度；廢除與西方各國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經過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明治維新”政治革命，終於走向強盛。而中國，無論洋務運動還是戊戌變法，都走進了死胡同。在西方列強的不斷侵略掠奪中，百孔千瘡，日益衰弱。雪上加霜的是，新近加盟到列強陣容中的日本，驟然揮來屠刀，回手給原本同樣命運的中國以致命一擊。中國近代最悲慘的命運悲劇，由這只“披著文明的外衣，實際是長著野蠻筋骨的怪獸”的黑手拉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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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光緒帝和康有為

“戊戌變法”又叫“百日維新”。1898年1月，康有為上書皇帝，提出三條變法綱領：立即宣布實行變法；廣開才路，各級官吏都有權向皇帝上奏摺；全盤改革政權機關。上書以後，康有為等維新派到處組織學會，創辦報紙，宣傳變法主張。2月，康有為從廣州趕到北京，第五次上書光緒皇帝，懇切地說明如果再不變法，不但國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當時，在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分成了兩派：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後黨”與以光緒皇帝為首的“帝黨”。慈禧太后等人手中掌握著實權，堅決反對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光緒皇帝為了增強自己的勢力，對抗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後黨”，維護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寶座，希望經過變法​​引進新人，奪取實權，改善自己的處境，支持變法活動。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正式下令宣布變法。在維新派的影響和直接參與下，從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緒皇帝一連下了幾十道實行新政的命令，對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進行改革。其主要內容有：在中央設立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各省設商局，推動工商業的發展；精簡舊衙門和官員；廢除八股文，改革考試制度；准許自由創辦報刊、成立學會；獎勵科學發明等等。
這些命令像雪片似的頒布下去，在全國引起很大震動，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對的人更佔優勢。除了 ​​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集團之外，各省的地方官吏絕大部分也是守舊的官僚，他們把慈禧太后當作靠山，根本不理睬這些改革命令。各種頑固守舊的勢力結成了一個反維新的聯合陣線。而維新派除了擁有一個毫無實權的皇帝外，絲毫沒有與頑固派較量的實際力量。他們既不敢依靠人民群眾，自己手中又沒有軍隊，因此，維新運動雖然表面上轟轟烈烈，但隨時有被頑固派扼殺的可能。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把光緒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又廢除了一切新政法令。一大批維新人士慘遭殺害，維新派重要人物康有為、梁啟超逃亡國外。這次改革前後只進行了103天，聲勢雖大，但實堪稱鬧劇，為歷朝歷代改革最倉促、時間最短者。

1868年的明治維新把一個封建、落後、分裂的日本迅速改造成了一個文明、科學、發達、統一的日本，1898年的戊戌變法不但沒有能有效扭轉每況愈下的中國，甚至連變法者自己的生命都不保。沒有任何成功經驗可以藉鑑的日本明治維新為什麼能成功？有了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經驗借鑒的中國戊戌變法為什麼反而失敗了？長期以來，教科書的回答是：戊戌變法的失敗“主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不徹底，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客觀方面，中國封建反動勢力太強大，嚴重阻礙變法。”也有專家提出了新的觀點，認為戊戌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改革激進造成的，就像蘇聯激進改革導致蘇聯解體一樣。同時認為明治維新的成功是因為日本得到了西方列強的支持，而戊戌變法的失敗則是中國遭到了西方列強的反對。

個人覺得，上述觀點都是錯誤的，這些錯誤觀點的形成和流行，我想除了意識形態的因素之外，主要還是對明治維新的真相缺乏足夠的了解。今特總結了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的十大原因，也可以說是十大差別，與各位對此有興趣的同好探討。

明治維新倒幕府運動一，改革的國情不同從1185年直到1868年明治維新前的德川幕府時代，日本的實際統治權都被各種不同的徵夷大將軍所掌握，日本的天皇只是一個名義上的統治者。明治維新前，全日本大小諸侯有三百個左右,其中最大的諸侯是德川幕府。德川幕府以天皇所封的徵夷大將軍為官職，挾天皇以令諸侯。所以明治維新的第一步，就是要結束這種軍閥割據的狀態，建立全日本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全國統一的中央集權統治，直到1898年戊戌變法前的清朝，除了其中有短暫的分裂狀態，絕大多數時間一直都處於統一狀態。可是戊戌變法的第一步，卻是從分裂中央集權內部開始，將原本統一的國家統治集團，分裂為“後黨”和“帝黨”這兩大政治集團，最後甚至發展到要用武裝政變來彼此消滅對方。從分裂走向統一符合正義期待和歷史潮流，從統一走向分裂，則注定要失敗。二，改革前的準備不同　德川幕府末期，以下層武士階層和地方諸侯為主的意在恢復日本天皇實際統治權的“尊王攘夷”活動風起雲湧連續幾十年，不但在思想上、軍事上，而且在人才上、經濟實力上等都為明治維新做了充分的準備。戊戌變法從公車上書開始。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到1898年6月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前後一共只有三年時間，除了在全國一些地方組織了強學會和出版了一些報紙為變法做宣傳外，既無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準備，也沒有思想上和人才上的準備。尤其是作為發動變法的核心人物，康有為也完全不具備成熟的變法思想和能力，只不過是一時頭腦發熱，激於義憤而突然產生了上書變法的衝動，對於究竟應該怎樣變法等，可以說完全沒有任何準備。準備越充分的改革越容易獲得成功，缺乏必要準備的改革難免失敗。三，改革的領導者不同明治維新的領導者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大批，而且是在長達幾十年的幕府末期的血與火的革命中鍛煉成長起來的，成分包括職業革命家、各諸侯的職業軍人和官僚，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等。比如說坂本龍馬是武士出生，眼見著許多武士為了推翻幕府被屠殺，多少次地方諸侯的反抗被鎮壓,他自己也一直被追殺，終於領悟到只通過盲目的暗殺行動來推翻幕府是行不通的。他通過海運知識的學習和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等的長期學習，逐漸成長為一名職業革命家。他創辦了從事國際貿易的“海援會”，這不但為推翻幕府培訓了海軍人才，還為推翻幕府積累了資金，幫助與幕府分庭抗禮的諸侯從國外秘密購買了大批先進的武器，更加重要的是通過讓不同的諸侯入股“海援會”的方式將原本分裂各自為陣的地方各大諸侯聯合起來。戊戌變法的領導者只是一個脆弱無能的皇帝和幾個沒有絲毫從政經驗的熱血文人，他 ​​們既沒有經過充分的準備，也沒有一套可行的改革方案，甚至不了解基本的國家管理的常識。沒有成熟領導者的烏合之眾，是不可能讓主宰數億人命運的大國改革獲得成功的。四，改革的策略不同　圍繞怎樣推翻幕府的問題，一直以來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非法地進行武裝討伐和暗殺，一種是合法地進行武裝討伐。所謂合法地討伐，就是要有天皇的許可，可是天皇一直都在德川幕府的監控之下，根本不可能公開發出討伐令。當時的日本天皇，就像當年被曹操控制的漢獻帝。所以推翻幕府的革命一直都是非法的，也一再以流血失敗告終。正是在吸收了這些經驗教訓之後，坂本龍馬提出了“大政奉還”的策略。也就是說不通過武裝流血鬥爭推翻德川幕府的統治，而是讓德川幕府自己主動將統治權交還給天皇，然後組成新的全日本真正統一的新政府，德川幕府也像其他諸侯一樣平等地參與新政府的管理。這樣一來，國家達到了統一的目的，德川幕府也避免了被消滅的命運，是一個多贏的結局。為了讓德川幕府主動交出政權，各諸侯同時加強軍備，以武逼和。坂本龍馬提出的“大政奉還”的策略得到了各大諸侯的讚同，並且在他的聯絡下，展開了遊說工作，最後終於在1867年迫使德川幕府的最後一代徵夷大將軍德川慶喜主動向天皇提出辭呈，使“大政奉還”從理論變成現實。戊戌變法基本上可以說沒有策略，反而從一開始就與依然擁有強大能力的“後黨”爭權奪利，最後甚至想通過買通“後黨”的軍人來搞政變吃掉“後黨”，實在是愚不可及！正確的策略能保證改革的成功，沒有正確可行的策略即使不將改革引向失敗，也往往會讓改革走上彎路或誤入歧途。五，改革的方案不同明治維新不但有“大政奉還”的高明策略，而且有具體可行簡明扼要的方案，這就是坂本龍馬提出的“船中八策”，其內容如下：1，將天下的政權奉還給朝廷，一切政令應該由朝廷來發布。2，朝廷要設立上下議政局，設置議員，討論決定朝政，決定朝政的根據必須是公義。3，召集全國有才能的公卿、諸侯、及平民百姓中的人才，聘用他們為顧問，並賜給相應的官爵，將原來朝中有爵無能的官員辭退。4，外交必須經過廣泛的公議之後，才能締結新的條約。5，參照原來的舊法，建立一套新法大典。6，必須大力擴展海軍。7，必須建立屬於天皇和日本的全新陸軍。8，根據法律，平等地與海外各國進行金銀貨物貿易。從《船中八策》到1868年明治天皇頒布的《五條誓文》，主要內容基本相同，而且幾十年始終如一。戊戌變法完全沒有一個主要明確的改革方案，在短短的103天內頒布了180餘道新政上諭,不但毫無輕重緩急之分,也讓地方官無所適從,疲於奔命。具體可行的改革方案的貫徹實施和堅持是保證改革成功的關鍵。六，改革的重點不同明治維新的主要工作，是從無到有，重點是建立原來沒有的東西，比如具有現代民主體制的議政制、建立現代國防、對外開放引進西方的科技、開辦現代教育等，做起來阻力就比較小。戊戌變法則是從舊到新，重點首先是要將原來的否定，然後另外搞一套新的，這樣阻力就很大。任何社會改革都會遇到阻力，關鍵是怎樣因勢利導，抓重點進行改革突破，通過點的突破來帶動面的改變。七，改革的獲利者不同明治維新的獲利者是全體日本國民。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人沒有“日本國”的概念，只有藩王和天皇的概念。明治維新之後，打破了國民原來的等級制度，才有了“日本國”和所有國民平等的“日本人”的概念。以《五條誓文》中關於教育的內容來說，日本在當時就開始了近代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每1中學區下設210小學區，每一所小學區設8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與此相比，戊戌變法雖然提出了廢除科舉的製度，卻沒有在全國同時推行義務教育，在這樣大的一個中國，只興辦了一座京師大學堂。說來慚愧，直到今天，在中國也還沒有完全實現全民免費的義務教育！戊戌變法的獲利者是極少數，但卻是以剝奪極大多數人的既得利益為前提，對於更廣大的普通國民來說，基本上沒有什麼獲利可言。不能使絕大多數國民獲利的改革就無法得到絕大多數國民的支持，也是不能長久和成功的。八，國民對改革的態度不同　　明治維新除了遭到德川幕府的極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外，受到了絕大多數日本國民的擁護和讚同，尤其是在的德川幕府的頑固派的叛亂被評定後,幾乎得到了全體國民一致的支持，國家在這樣的改革下迅速強盛起來，國民也從這樣的改革中很快富裕起來，真正實現了民富國強。戊戌變法除了頒布了一大堆沒有來得及實施的新政，和建立起了許多書生論政的報刊社團之外，國民並沒有得到什麼實質性的實惠，所以改革基本上沒有得到國民的認同。不能得到絕大多數國民認可的改革是不可能獲得成功的。九，對外國勢力的態度不同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也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欺辱，也被迫簽定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也介入了日本國內的爭鬥。比如說當時的法國是支持德川幕府的，而長州藩則得到了英國的支持。坂本龍馬等有識之士正是看到了外國勢力對日本的介入，擔心一旦各地方藩王都通過得到外國政府的支持來展開推翻幕府的戰爭，那樣，日本國民不但自己要展開大規模的彼此屠殺，而且在屠殺完之後，日本各藩王將更加嚴重地被各西方列強所控制，日本也將陷入更加分裂的狀態。所以為了避免外國勢力的介入，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和平的方式迫使德川幕府將“大政奉還”。這一歷史事實與國內某些學者所謂的明治維新是得到了西方列強的支持才獲得了成功的觀點正好相反。戊戌變法最後激起了“後黨”的屠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光緒拉攏袁世凱，企圖借助其兵力搞政變，二是光緒定於八月初五召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計劃聘其為新政顧問官。這兩件事引起後黨集團極大疑忌，他們最害怕帝黨掌握武裝，最擔心維新派與外國勢力結合，促使帝國主義扶植光緒帝從慈禧手中奪權。於是慈禧決定搶先在光緒接見伊藤之前發動政變。由此不難看出，真正企圖得到外國勢力幫助的，不是明治維新而是戊戌變法。明治維新的成功，正是因為擺脫了西方列強的介入。可悲的是，從戊戌變法到民國，中國的各種政治集團無不依賴外國勢力的介入來維持和爭奪自身利 ​​益！任何指望通過外國勢力介入的改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獲得了一時的勝利，也很難持久，並且會留下後患無窮的後遺症。十，改革的時間長短不同對於 ​​明治維新究竟持續了多長時間，似乎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有文章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是20年，有文章說，明治維新用5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用了200年才走完的工業化道路。從外交角度上來說，如果一個國家徹底廢除外國強加於其的不平等條約可以看成是一個國家是否真正強大的標誌的話，那麼日本從1854年被迫與美國簽定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1868年的明治維新，然後經過持續改革，到1911年才全部廢除了西方列強強迫日本簽定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從1868年到1911年是43年。戊戌變法不但在變法前時間極短，在變法後更是只維持了103天。戊戌變法這一如此鮮明的“不可持續性”本身，就注定了其必然失敗的命運。由此可見,戊戌變法的實際價值是被國人過分誇大了，其真正的價值只能說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綜上所述，明治維新的成功和戊戌變法的失敗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今天，當這兩次社會變革都走入歷史之後，我們來分析比較其利害得失，不是為了褒貶誰，而是希望能為我們今天的改革提供一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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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對西洋的屈從和對亞洲近鄰的侵略

一、明治初期的西洋外交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意識到自國還遠未具備與西方列強抗衡的實力，因此在與西洋的外交中採取步步退讓的政策。

1871年12月，明治政府為與歐美列強進行改約交涉，並考察、學習歐美各國的製度和文化，派遣了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方為副使，另有書記官、理事官及隨員共48人組成的龐大使節團，赴歐美訪問考察。此外，還有59名由華、士族出身的留學生隨行。使節團從橫濱出發，橫渡太平洋經舊金山於翌年1月抵達華盛頓，開始與美國就不平等條約問題進行交涉，但最終以失敗告終。首次交涉就遭此挫折，使使節團成員深切地感受到以“弱國”日本去完成改約使命的非現實性，從而堅定了他們將此次歐美之行的重點放在考察學習上的決心。在結束美國的考察訪問後，使節團先後還到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俄國、丹麥、瑞典、意大利、奧地利、瑞士等國，對歐美先進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產業、文化等方方面面進行了細緻的考察。考察過程中，使團成員“目睹彼邦數百年來收穫蓄積之文明成果，粲然奪目，始驚、次醉、終狂”，達到神迷程度。[1]直至1873年9月回國，歷時長達1年10個月，耗資百萬日元，占同年度國家財政收入的2%以上。使節團的此次歐美之行，對明治日本的內政外交政策影響巨大。日本以為：要與歐美列強的強權政策相對抗，首先要增強自國的實力，要富國強兵，否則在歐美列強面前就只能是委曲求全；當今世界正處在弱肉強食時代，強盛的國力可以使自己的霸權、侵略主張凌駕在弱國身上。

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改約逐漸成為明治政府外交上的緊迫課題。因為日本與美、荷、俄、英、法等國簽訂的通商條約，不僅使列強對日本的經濟掠奪合法化，還使日本喪失了關稅自主權和對列強各國僑民的司法權，因此顯然是不平等的條約。西方列強憑藉領事裁判權，在日本肆意滋事，日本卻無權懲處；而因關稅自主權的喪失導致的低稅率，則嚴重影響了關稅收入，並對日本資本主義產業的發展形成了極大的制約。

繼1872年岩倉使節團與美國交涉失敗後，1878年，外務卿寺島宗則認為要同時廢止領事裁判權和恢復關稅自主權有相當難度，而著力與美英等國進行了旨在恢復關稅自主權的交涉，結果遭到了英國的強烈反對而以失敗告終。

1879年，井上馨繼寺島宗則任外務卿後，再次開始了改約的交涉。1880年，井上製定了先恢復部分法權和稅權的修正案，並建議各國在東京舉行修改條約會議，遭到了英國等的反對而未果。1886年，改約會議舉行，井上全面接受英國和德國提出的改約建議，列強承認廢除部分領事裁判權，提高部分進口關稅，日本則答應二年後開放日本全國，准許外國人內地雜居。井上的行為受到了列強的褒獎，卻遭到了國民的強烈反對，最終政府不得不放棄井上已達成的協議，井上被迫辭職，改約交涉再次失敗。

1889年，外相大隈重信重新秘密開始改約交涉，然而其主要內容與上述井上協議相差無幾，再次招致了國民的猛烈反對，大隈因此被國粹主義者炸去一腿而負重傷，政府不得不再次停止改約交涉。

交涉的屢屢失敗，並沒有使日本政府喪失信心。此後，日本利用英國與俄國在爭奪中國權益上的矛盾，並以對中國實施侵略為代價，於1894年甲午戰爭前夕率先與英國解除了不平等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條款。以此為契機，日本與其他各國也陸續重新談判，逐漸廢除了一些不平等條款，並最終於1911年恢復了關稅自主權。日本從開始進行交涉至最終完成改約足足花了半個世紀，而且是在通過對亞洲近鄰實施侵略來獲取歐美列強青睞的基礎上實現的。

明治前期，日本政府從制度、風俗等方面積極推行西洋化政策。尤其是在井上馨任外務卿期間，為促進改約交涉而採取了極端的歐化主義政策。井上認為，要改變歐美列強對日本的態度，首先必須使他們承認日本也是文明國家，而作為文明國家的國民，其風俗習慣乃至服裝、舉止都必須是西洋式的。作為推行歐化政策的重要一環，井上策劃在東京耗巨資建造“鹿鳴館”，專門用作接待外國貴賓，並安排上流社會成員在此與西洋人進行社交。達官顯貴們攜妻帶女、洋裝革履，幾乎每日來此參加招待西洋人的舞會、宴會，以改變歐美人對日本的印象，並達到改約的目的，史稱“鹿鳴館外交”。然而，這一表面而且極端的歐化主義政策，招致了國民的極大反感，並最終隨井上的辭職而宣告破產。

在1855年德川幕府與俄國簽訂的通好條約中，規定了兩國的國境在擇捉島和得撫島之間，擇捉島以南為日本領土，得撫島以北為俄國領土，而庫頁島被認為是兩國的雜居地。庫頁島歷史上屬中國領土，18世紀日俄兩國先後向該島的南部和北部殖民，並逐漸佔據該島。1869年，日本將嚇夷地改稱北海道，將庫頁島改稱樺太，統轄於同年所設的開拓使。俄國乘庫頁島歸屬尚未確定之機，向該島大量移民並派遣軍隊，企圖獨占該島，使日俄間在領土問題上矛盾不斷加深。明治初期，政府認為憑日本當時的國力，尚難以與俄國抗衡，遂採取退讓政策。視日本為阻止沙俄南下前哨的美、英兩國，認為日本尚無力抵抗沙俄，經營庫頁島，因此也極力勸告日本放棄該島，集中力量經營北海道。經交涉，於1875年日俄兩國簽訂了“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日本讓出庫頁島，俄國則將得撫島及其以北的小島嶼千島群島共計18島讓給日本，以作為補償。日本之所以輕易讓出曾認為是自國領土的庫頁島，除屈服於俄國的強大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不希望與俄國搞僵關係，以使俄國對日本的侵略朝鮮政策保持中立，企圖把在庫頁島的損失從對亞洲近鄰的侵略中奪回。很明顯，日本政府在此問題上所採取的也是“失之歐美取之亞洲”的政策。

 

二、甲午戰前的東亞外交

與對西洋的屈從外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明治政府在成立不久，就逐漸確立了以對朝鮮和中國實施侵略為目標的東亞外交政策，企圖以此彌補失之於歐美的損失並最終實現其征服大陸的野心。明治天皇執政伊始，即頒行詔書，宣布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表示要用武力征服世界。

明治政府最早拋出侵略論調是所謂的“征韓論”。由於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使下級武士陷入困境，為了消除他們的不滿，維護國內的安定，而有必要將他們的士氣轉向國外；俄國勢力南下，企圖侵占朝鮮，而朝鮮作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日本必須搶占先機。儘管“征韓論”因政府當權派間的矛盾被“內治優先”派否決，但此後並沒有停止侵略的步伐，出兵台灣併吞並琉球、製造“江華島事件”並強迫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規》等一系列事件，這些都表明明治政府正是朝著其既定目標一步步實施侵略政策的。言論界出現的對亞洲的蔑視和侵略擴張的論調，以福澤渝吉的《脫亞論》最具代表性。1885年3月，他在文章中稱：“我國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邦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 [2] 1890年3月，內閣總理山縣有朋在國會演講時將本國疆域稱為“主權線”，然後把“與我國主權線之安危緊密關聯的地區”稱作“利益線”，並強調“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提出一套向鄰國擴張的“理論”。根據這一理論，日本只要認為某國家或地區與本國利益有關，就可以出兵加以“保衛”。根據首相的旨意，青木外相在《東亞列國之權衡》一文中，更加露骨地主張要在近期內搶先佔領朝鮮、滿洲和俄國濱海地區，甚至要把朝鮮、滿洲併入日本。山縣、青木的這些論調，是立憲後第一屆內閣提出的對鄰國外交總方針，通稱為“大陸政策”，以後的幾屆內閣在外交上都承襲了這個方針。[3]

明治新政府成立後不久，就試圖與中國進行外交接觸。1870年9月，日本政府派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等至天津，會見了李鴻章，並遞交了日本外務卿致清朝總理衙門的信，還以兩國通好可以協力抵抗西方列強等措辭打動李鴻章，極力要求與中國通好。李鴻章認為日本雖然難以成為中國的外援，但一旦有事時亦可稍事聯絡，因而主張與日本訂約。清政府接受李鴻章等人的建議，答應與日談判訂約。1871年6月，日方全權大使伊達宗城、副使柳原前光到達​​天津，兩國開始談判訂約。日方提出條約應以中國和歐美各國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為基礎，日本也應像歐美各國那樣從中國享受種種特權，結果遭到了中方的堅決反對。經反复辯論，雙方最後商定《中日修好條規》18條，通商章程33條。其主要特點是：第一，與西方各國強迫中、日兩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不同，它是兩國自主商定並且基本平等的條約；第二，與西方列強簽訂的條約中，中日兩國都被迫規定給予西方各國以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的權利，而本條約規定雙方均給予對方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的權利，二者處在對等的地位上；第三，條約規定了中日兩國永不侵犯對方領土，互不干涉內政，體現了雙方尊重對方主權的原則。然而，日本政府對此條約卻非常不滿，並要求修改條約，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絕。1873年4月，中日兩國全權大臣李鴻章和副島種臣在天津互換了《中日修好條規》和《中日通商章程》。

《中日修好條規》是中日兩國近代簽訂的第一個對等條約。但在訂約談判中，日方已暴露出了以西方列強的姿勢凌駕於中國之上的野心，只是由於當時日本正值維新之初，國力尚弱，才沒有堅持所提出的一些無理要求。然而，換約後一年，日本政府就公然破壞條約，出兵侵略中國台灣。

琉球自明朝始就已成為中國的藩屬。1609年日本鹿兒島薩摩藩藩主島津氏承德川家康旨意率兵侵略琉球，俘虜琉球王，並派兵監督琉球內政，但琉球仍作為一個獨立王國並繼續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1871年11月，一艘琉球船隻遇颶風飄到台灣南部高山族聚居的牡丹社地方，一些水手因同台灣高山族居民發生衝突而被殺害，其餘逃出者受到清政府官兵保護並送回琉球。本來，這一事件純屬中國與琉球間的問題，與日本無關。然而，日本政府居然於1872年單方面宣布琉球王國為屬於日本的“琉球藩”，正式侵占琉球。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為藉口，荒誕地聲稱“殺害琉球人就是殺日本人”，出兵侵略台灣。日本的侵略行為，不僅遭到了台灣人民的英勇抗擊，清政府也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禎率軍渡海保衛台灣。日本政府深感國力不足，因而急於求和。1874年10月，在英國公使威妥瑪等的“調停”下，李鴻章與日本全權大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達成協議，並簽訂了《北京專約》。主要內容為：清政府承認“台灣'生蕃'曾對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日本出兵台灣是“保民義舉”；日軍撤出台灣，清政府賠償日本銀50萬兩。[4]很明顯，這是一個屈從的條約。清政府承認日本出兵是“保民義舉”，間接承認了琉球人為日本屬民，為日本此後徹底吞併琉球留下口實。1875年7月，日本強迫琉球國王停止向清朝中央政府朝貢。1879年4月，日本拘禁最後一位琉球國王尚泰於東京，廢“琉球藩”為沖繩縣。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並最終從中獲得賠償，這也進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明治初期政府當權派雖對西鄉隆盛等人過急的“征韓論”持反對意見，但他們並非反對侵略朝鮮，只是主張等待最佳時機。1875年9月，侵台得手後的日本，派軍艦“雲颺”號侵入朝鮮江華島附近，向該島上的朝鮮守軍尋釁挑起戰端，並佔領了島上的砲台，製造了“江華島事件”。這是日本政府蓄謀已久並單方面挑起的事件。1876​​年1月，日本政府仿效美國政府派培裡率艦隊用武力脅迫日本開國的手法，派特命全權大臣黑田清隆率六艘軍艦到朝鮮仁川，在隆隆炮聲中於2月26日迫使朝鮮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也稱《江華條約》。同年8月還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附錄》、《附屬於修好條規的往復文書》等。條約第一條規定：“朝鮮國是自主的國家，和日本保有平等的權利。”這決非表示日本真正與朝鮮締結了平等的外交關係，而是希望以此確定朝鮮脫離與清政府的關係，成為“獨立國”，並最終達到統治朝鮮的目的。條約還規定日本在朝鮮享有治外法權，日本的貨幣在朝鮮可以自由流通，朝鮮不得對日本的出口商品徵收關稅等條款。至此，日本初步打開了侵略朝鮮的道路。

條約簽訂後，朝鮮國內掀起了反日反封建的熱潮。1882年7月，朝鮮京城鎮兵發生兵變，民眾附和，大院君也乘機鼓煽。兵變者及民眾殺害了閔妃派的主要人物和日本軍事教官，縱火焚燒日本使館。大院君重掌政權，排斥閔氏。史稱“壬午事變”。事變後，日本和中國相繼派兵，朝鮮國內動亂趨於平靜。李鴻章為避免戰爭，捕捉大院君並帶往天津，重新扶正閔妃政權。並與日人和談，訂立《日朝濟物浦條約》，由朝鮮向日本支付賠款並允許日本派兵保護使館。

1884年12月，日本趁中國忙於中法戰爭之際，在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的策動下，唆使親日的“獨立黨”（開化派）發動政變，推翻了閔妃一派的“事大黨”（保守派）政權，建立了新政府。清軍在閔妃政府的請求下入朝支援，三日內就平定了政變。竹添進一郎見敗局已定，棄館潛逃。動亂中開化黨眾多領導人物被殺，黨首金玉均等逃亡日本。史稱“甲申事變”。

“甲申事變”雖被平定，但日本和中國的大批軍隊仍駐留朝鮮並形成對峙。當時日本不少人主張趁中法戰爭中國敗局已定之機發動對華戰爭，但伊藤博文等認為，以目前日本的國力尚無充分的把握與中國抗衡，主張用外交手段解決糾紛。1885年春，日本特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到天津與李鴻章進行談判。最後雙方簽訂《天津條約》，規定：第一，兩國軍隊在四個月撤出朝鮮；第二，兩國停止向朝鮮派遣軍事教官；第三，兩國今後若向朝鮮派兵必須事先相互通告，並在事後立即從朝鮮撤兵。至此，日本獲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條約簽訂後，清政府任命袁世凱以“辦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務”的名義赴朝，加強對朝鮮的控制。而日本則加緊擴軍備戰，等待時機。

三、甲午戰爭

日本在侵略朝鮮的同時，也加緊了對華侵略的準備。1887年，日本製訂了《征討清國 ​​策》，提出了以5年為準備期，抓住時機進攻中國的計劃。[5] 1887年，明治天皇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30萬日元，並要求文武百官從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到甲午戰爭前，日本的軍費開支已佔總預算的40%，並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6．3萬名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海軍已擁有31艘軍艦，24艘水雷艇，總排水量達7．2萬噸，在軍事上完成了發動戰爭的準備。

1890年，日本發生了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隨著日本資本主義體制的迅速確立，國內投資急速擴大，而國內市場尚未完全成熟，從而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嚴重過剩。嚴重的經濟危機加劇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失業工人和破產農民紛紛揭竿暴動。日本政府為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向國外開拓商品市場，擺脫政治困境，決意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

1894年2月，朝鮮爆發了東學黨領導的農民起義，勢如破竹。朝鮮政府雖有向中國借兵之意，但顧慮到日本若藉機出兵，局面會難以收拾，故議而不決。日本認為發動侵略戰爭的時機已到，一面極力縱恿清政府出兵，並詭稱“我政府必無他意”，一面秘密加緊迅速出兵的準備。6月，起義軍直逼漢城，朝鮮政府不得不請求清政府出兵。清政府應朝鮮政府的要求，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總兵聶士成率軍開赴朝鮮，駐守牙山，並按照《天津條約》的規定通知日本。日本政府見陰謀得逞，遂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藉口，迅速源源不斷地向朝鮮派遣軍隊，兵力達到了中國軍隊的二倍，並迅速控制了仁川、漢城等軍事要地。

朝鮮政府見日本大軍入境，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希望早日平定東學黨之亂，以使中日兩國撤兵。6月10日，起義軍與政府達成了“全州和約”，漢城趨於平靜。至此，清政府建議中日兩國共同撤兵，但遭到了日本的拒絕。日本蓄意製造事端、挑起戰爭的圖謀已昭然若揭。

而正在此時，7月16日，英國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同意在條約實行五年後廢除領事裁判權。這樣，日本不僅首次與歐美國家簽訂了對等的條約，加強了政府在民眾和在野黨心目中的地位，而且還消除了英國干涉的危險。英國雖擔心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會影響其在中國的既得利益，但當時在遠東地區，英、俄是最大的競爭對手，兩國都極想拉攏、利用日本。

日本見時機已經成熟，便將侵略計劃推進到最後的實施階段。7月23日晨，日本攻占了朝鮮王宮，推翻閔氏政權，建立了以大院君為中心的親日傀儡政權；7月25日，日本逼迫大院君宣布廢除中朝間的一切條約，並“授權”日軍驅逐中國軍隊；同一天，日本不宣而戰，向駐守在牙山的中國軍隊和豐島海面的中國兵艦發動了突然襲擊，挑起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

在遭到日軍的突然襲擊後，清政府被迫應戰。8月1日，中日同時宣戰。李鴻章任命從牙山逃回的葉志超為諸軍統帥，率軍駐守平壤。9月15日，日軍進犯平壤，清軍統帥葉志超貪生怕死，連夜逃離平壤，“一夜狂弛三百里”，退至中國境內。至此，平壤失守，日軍完全控制了朝鮮，戰火開始燒至中國境內。9月17日，日本海軍在大東溝以南的黃海海面向北洋海軍發起進攻，挑起黃海海戰。丁汝昌率領艦隊列陣迎戰。經五個多小時的激戰，北洋艦隊損失“致遠號”、“經遠號”等艦船5艘，日艦也有5艘受到重創。相比之下，北洋艦隊損失較大，但主力尚存，日軍沒有實現“聚殲清艦於黃海”的野心。本來，北洋艦隊只要重整旗鼓，仍可與日再戰，但李鴻章為自存實力，卻令艦隊躲進威海衛，致使日軍取得了黃海的製海權。10月下旬，日軍經月餘休整後，兵分二路進犯中國東北邊境，接連佔領九連城、金州、大連、旅順等地。日軍佔領旅順後，不分男女老幼，展開了滅絕人寰的大屠殺，殺害居民二萬餘人。1895年1月，日軍在山東榮城灣成山登陸，包抄威海衛的後路，並開始進逼威海衛港內的北洋艦隊。進入2月，日軍擊沉北洋艦隊“來遠號”等4艦，威海衛形勢萬分危急。此時，丁汝昌決定冒死突圍，但部下偷生之徒拒不執行命令，丁汝昌在絕望中自殺殉國。12日，牛炳昶等率軍投降，威海衛陷落，北洋海軍全軍覆沒。3月，日軍集中兵力攻占遼東，先後佔領了牛莊、營口、田莊台等軍事要地，所到之處，肆意燒殺。

甲午戰爭爆發後，由於清政府和清軍的腐敗無能，無論是朝鮮戰場還是中國國內戰場，清軍總是屢戰屢敗。1995年1月，在美國公使的斡旋下，清政府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赴日求和。但是日本正在威海衛圍殲北洋海軍，迫使清政府接受它的全部侵略要求，因此藉口張、邵二人“全權不足”，拒絕談判。2月，日本鑑於國內外局勢的變化，以割地、賠款為條件，通過美國要求清廷以奕訢或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赴日談判。3月14日，李鴻章攜參議李經芳、參贊馬建忠等，赴馬關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進行談判。談判桌上，日方只允許李鴻章對日本事先擬好的條款表示“允”與“不允”，還聲稱一旦談判破裂，日本將派大軍攻打北京，動輒以戰爭再起相要挾，逼迫李鴻章接受苛刻條款。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廷在下關（馬關）春帆樓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其主要內容是：一、中國承認朝鮮獨立；二、中國將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三、中國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白銀，分八次在七年內付清；四、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通商口岸，日本船隻有權沿內河駛入以上口岸；五、允許日本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其產品免徵各項雜稅，並可在內地設棧寄存。

《馬關條約》是日本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條約規定了清政府承認日本控制朝鮮，使日本終於實現了二十多年夢寐以求的擴張目標，並把朝鮮變成入侵中國的橋頭堡。條約的割地條款，不但使中國失去大片戰略要地，而且使台灣同胞長期處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深重災難之中。條約規定了巨額戰爭賠款，加上後來“贖還”遼東半島的款項，總共2億3千萬兩，大約相當於清政府三年的財政收入。清政府為償付這筆巨額賠款，只得大舉外債，而列強通過附有苛刻政治條件的貸款，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的控制和掠奪。日本獲此賠款，加強工業特別是軍工業的建設，為進一步實施擴張侵略創造了條件。開放沙市等四個新通商口岸和准許內河航行，使各國得以深入長江流域廣闊地區，直接掠奪那裡豐富的資源和傾銷商品，加深了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化。條約允許日本在華直接設廠，西方列強援引“利益均霑”的特權，共享這項權利。甲午戰爭後，列強爭先恐後地到中國開設工礦企業或修築鐵路，直接掠奪中國的原料和勞動力，沉重打擊了尚未成長的中國民族工商業。

甲午戰爭後，列強加劇了對中國的瓜分和侵略。在《馬關條約》中，中國割讓台灣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的規定，直接觸及列強的權益。因此，《馬關條約》簽訂後，俄國出於進一步侵略中國的目的，立即聯合德國、法國一起干涉此事。三國認為：日本如佔領遼東半島，不僅會使朝鮮的獨立有名無實，而且會妨礙歐洲各國在遠東的利益，威脅清朝首都，妨礙東亞的和平，因而“勸告”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面對三國的干涉，日本急忙爭取美、英的支持。美、英兩國雖考慮到自身的利益和與日本的關係而沒有直接參與乾涉，但也不願看見日本在中國的勢力過於膨脹，因而沒有直接支持日本的主張。日本自知無力與三國為敵，於5月5日正式宣布接受三國的勸告。6月，日本派林董為駐華公使，7月清朝派裕庚為駐日公使，兩國恢復外交關係。11月，按照三國事先與日本達成的協議，日本與中國在北京簽訂《遼南條約》，規定由中國加付3千萬兩白銀“贖回”遼東半島。隨後三國以此為機，強迫清廷給予許多侵略特權。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暴露了列強在中國的矛盾，也暴露了俄國妄圖獨霸中國東北的野心。

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中國神聖領土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傳開後，中國人民立即掀起了反對割地賠款，要求繼續抗戰的浪潮，尤其是台灣人民反對割台的鬥爭更為激烈。當台灣軍民積極準備抗日之際，日本也在做侵占台灣的準備。5月10日，日本政府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兼軍務長官，以便辦理台灣島的接收事宜；5月19日，清政府無視台灣人民的呼聲，派割台專使李經芳前往台灣辦理交割。6月2日，李經芳在一艘日本軍艦上正式與樺山資紀辦理了台灣交割手續。5月27日，在割台手續辦理完畢之前，日本就派陸軍中將北白川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開始進犯台灣；5月29日，日軍由樺山資紀和北白川能久指揮，向基隆進犯；6月3日日軍攻占了基隆。台灣巡撫唐景崧不戰而逃。7日，日軍攻占了台北。台北失守後，台中的一些守將也紛紛棄地而逃，整個台灣島隨時可能陷落。在此緊急關頭，台灣人民在吳湯興、徐驤等人的領導下，成立了抗日義軍，會同劉永福領導的守衛台南的黑旗軍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他們以土槍土炮抗擊訓練有素並擁有近代化武器裝備的日本侵略者達5個月之久，5萬侵台日軍傷亡達3．2千多人。近衛師團不僅有半數官兵被消滅在台灣土地上，而且團長北白川能久中將和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也在這次侵台戰爭中斃命。台灣軍民為捍衛祖國的神聖尊嚴，保衛自己的家園，用自己的鮮血創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

四、日俄戰爭

三國干涉還遼後不久，俄國便以“還遼有功”為藉口，加緊攫取在華“權益”。1896年6月，與清政府簽訂《中俄密約》，攫取了在中國東北修築中東鐵路等特權；1898年3月，強行向清政府租借旅順和大連；1900年7月，又乘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之機，以保護中東鐵路為名，派軍入侵中國東北三省。

日本由於三國的干涉而被迫歸還遼東半島，自然心有不甘。自此，日本確定了對俄作戰的計劃，並積極進行作戰準備。而俄國的上述擴張行動更加劇了它同日本在東北和朝鮮問題上的矛盾。

1902年1月，日本與英國簽訂了“日英同盟”條約，日本以此作為其對外戰爭的外援，英國則企圖利用日本阻止俄國勢力的南下以保護自國的利益。美國則認為俄國是其在亞洲推行“門戶開放”政策的主要障礙，也希望藉日本削弱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勢力，支持日本對俄開戰。在軍事實力方面，至1904年，日本經過長期備戰，其實力也已非十年前可比。日本對俄作戰的準備已基本完成。

1902年4月，俄國與清政府簽訂《交收東三省條約》，同意分期從中國東北撤兵。1903年4月，是俄軍第二次撤兵的期限。但臨近期限，俄國不但拒不撤兵，反而從本土派遣增援部隊，還居然任命了遠東總督，企圖永久侵占中國東北。對此，日本一邊與俄國進行外交交涉，一邊調兵遣將，準備戰爭。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並宣布斷絕與俄國的外交關係。8日，日本海軍偷襲旅順港的俄國軍艦，不宣而戰。10日，日俄兩國相互宣戰，日俄戰爭正式開始。

日本海軍偷襲旅順港俄國軍艦後，對駐守該地的俄國太平洋分艦隊進行了多次攻擊，並將其主力封鎖在旅順港內，但難以對其實施致命性的打擊。

3月，日本開始陸上進攻行動。4－5月，從朝鮮登陸的日軍不斷北進，渡過鴨綠江，出其不意地擊潰俄軍東滿支隊，佔領九連城、鳳凰城。與此同時，日軍還於5月初在遼東半島小河口一帶登陸成功，佔領金州；同月底在遼東半島大孤山登陸，進占海城；6月從大連灣登陸，包圍旅順。日軍在陸上進攻接連得手。

8月下旬，日俄兩軍展開“遼陽會戰”。兩軍苦戰至9月初，結果俄軍敗退，日軍以損失2萬多兵力的代價佔領遼陽。

在遼陽會戰的同時，日俄海軍在旅順東南的黃海海面也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8月初，駐守在旅順港的俄國海軍為了向海參崴突圍，將艦隊駛出港外，結果在黃海海面遭到日本聯合艦隊的封鎖，不得不與之展開海戰。最終俄軍艦隊潰不成軍，遭受重創。

黃海海戰後，日俄兩軍又展開了激烈的旅順爭奪戰。旅順的得失，對日俄戰爭的成敗具有重要意義。只要旅順港的俄國艦隊還存在，日軍就無法結束戰爭，也無法保證海上交通線不受威脅。因此，日軍不惜代價攻取旅順。9月至11月底，日軍經過數次強攻，終於在12月初攻克了戰略要地——203高地，旅順港完全處於日軍炮火控制之下。1905年1月1日，俄軍旅順守軍將領開城投降，旅順落入日軍之手。

日軍攻陷旅順和摧毀俄軍駐旅順艦隊主力，使日俄戰爭形勢發生根本性轉變。日軍為與俄陸軍決一死戰，調集25萬兵力進攻奉天。兩軍經多次交鋒後，俄軍於3月7日開始北退，10日日軍佔領奉天。此時，日軍雖有阻截追擊之心，但將士已無北進之力，於是兩軍在昌圖和四平之間形成對峙。奉天會戰，日軍傷亡7萬，俄軍投入兵力37萬，傷亡9萬，另有2萬士兵被俘。

奉天會戰後，俄國政府仍不甘心失敗，還寄希望於即將到達的從歐洲東調的艦隊能挽回敗局。5月27日，當這支艦隊經過對馬海峽準備駛向海參崴基地時，遭到早在此處待機的日本聯合艦隊的猛烈攻擊。雙方經過2天激戰，俄軍慘敗，共被擊沉艦船19艘，被俘7艘，逃跑中被中立國解除武裝6艘，遇難2艘，只有4艘艦船逃回海參崴。

對馬海戰的結束，標誌著俄國在軍事上的徹底失敗。但這時，日本也不僅在前線上傷亡慘重，而且國內兵力和物資的增援也已告罄。這樣，日本在獲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以後，主動提出與俄國講和。

　　在美國的調停下，日俄兩國派代表前往美國朴茨茅斯談判。1905年8月10日，兩國正式開始談判。9月5日，雙方正式簽署《朴茨茅斯條約》。條約規定：俄國承認朝鮮為日本勢力範圍；俄國承認中國東北南部為日本勢力範圍，俄國則保留其在中國東北北部的勢力範圍；俄國把其在遼東半島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把長春至旅順的鐵路及其一切特權和財產權無條件轉讓給日本；俄國割讓薩哈林島（即庫葉島）南部給日本，承認千島群島屬於日本。《朴茨茅斯條約》是一個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背著中國和朝鮮政府簽訂的分贓條約。同年11月，日本還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強迫清政府承認既成事實，還從中國奪去了許多關於通商、投資、採伐森林的特權。《朴茨茅斯條約》和《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的相繼簽訂，使中國東北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從此，中國東北幾乎全境對外開放，為日本進一步向亞洲大陸擴張打開了方便之門。1906年日本成立了“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 ，並改旅大“ 租借地” 為關東州，設立關東都督府。這兩個機構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日後對東北進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侵略的中樞。

五、對外侵略與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

明治時代是日本資本主義形成、發展並走向帝國主義的時代。明治維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對日本實施對外侵略提供了物質保證，而日本的對外侵略則解決了發展資本主義所面臨的資金和市場這兩個最根本問題，從而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促進作用。

日本通過對外侵略戰爭從中國掠取的第一筆具有戰爭“ 賠償” 性質的款項是1874年琉球事件後的賠款50萬兩白銀。而在甲午戰爭後三年間，日本以戰爭賠款、贖遼費和威海衛駐軍費等名義從清政府掠取了約2.3億兩庫平銀，約合3.5億日元。以日本1896 — 1898 年三年的財政總收入約為2.7億日元推算，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掠取的巨額款項，約合當時日本國家年度財政收入的4倍。義和團事件後，根據《辛丑條約》規定，日本又從中國的4.5億兩“ 賠款” 總額中得到0.35億兩，約合0.5億日元。此外，日本還在戰爭中搶掠了大量財物。

不僅如此，日本還通過戰爭獲得了各國列強在中國所擁有的一切不平等特權，並迫使清政府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通商口岸，日本在中國通商口岸可以設立工廠，其產品免徵各項雜稅，並可在內地設棧寄存。這些都對日本從中國輸入原料並輸出工業產品，打開中國市場，擴大國內的工業生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日本把通過對外擴張和掠奪作為發展本國資本主義經濟的捷徑。事實上，日本政府除將巨額戰爭賠款用於擴充軍事、劃歸皇家財產等之外，還主要用於發展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這為日本近代工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鋼鐵製造業方面，主要利用甲午戰爭所獲得的賠款興建的官營八幡製鐵所（鋼鐵廠），於1901年投產。其原料採用中國湖北大冶的鐵礦石。鋼鐵廠投產後，其生鐵和鋼材產量在日本鋼鐵總產量中均佔極大的比重。該鋼鐵廠的建成並投入使用，不僅為日後的日俄戰爭等提供了大量的軍用物資，也為整個日本重工業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在造船業方面，甲午戰後的海軍擴充計劃促進了民營造船業的迅速發展，使國產船舶總頓數很快超過進口船舶數。在航運業方面，由於戰爭的需要以及受到政府的特殊保護，甲午戰爭後，日本郵船、大阪商船、東洋汽船三大公司已對日本的航運業構成壟斷地位。在紡織業方面，甲午戰爭後，由於輸出中國和朝鮮的紡織品數量急劇增長，紡織企業數和生產總量均大量增加。據統計，從1896年至1899年短短三年間，棉紡產品出口量增長8倍，總產量增長近一倍。在對外貿易方面，隨著工業原料的進口和工業製成品出口的增加，貿易總額成倍增長。在銀行業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銀行數量從1893年的454家增加到1900年的1802家，呈現急劇增加的態勢。日俄戰爭後，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進入黃金時代。由於戰後軍備擴張增加了國內市場的需求，加之通過掠奪台灣、朝鮮等廣闊的殖民地市場，戰爭期間已獲巨額利潤的大資本企業再次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日本在1871年決定實施金本位制，但由於缺乏必要的黃金儲備，實際上所執行的是銀本位制。由於當時國際市場上銀價的持續下跌使日元貶值，從而導致進口產品價格攀升和國內通貨膨脹。在明治初年日本開始實行近代貨幣制度當時，金銀比價約為1：16，而至1894年，金銀比價約為1：32，貨幣約貶值一半。因此，日本深感急需將銀本位制改為金本位制。正當日本苦於黃金儲備不足之際，以英鎊之金幣支付的甲午戰爭巨額賠款，為日本提供了實施金本位制的備用金。以此為契機，日本終於在1897年確立了金本位制度，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第二節明治文化

明治時代是日本不斷走向資本主義近代化的時代，而其近代化實質上無異於全方位的西化。在幕末，政府吸收西方文化的範圍僅限於滿足軍事等領域的部分需要；而在整個明治時代，日本政府則試圖通​​過全方位地學習西方近代的政法制度、經濟模式和文化知識，以實現日本的近代化。因此，明治時代的文化是在繼承江戶時代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大力輸入和消化吸收歐美近代文化，使之與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產物。在明治初期，有機會接觸西洋文化者，多為社會上層人物，西化風潮尚未及普通民眾階層，西方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具有啟蒙色彩。但是，隨著近代教育的普及，交通、通訊的發達，出版、廣播等大眾傳媒的普及，西方文化迅速在日本各階層普及，最終在對其進行消化吸收和批評反思的基礎上，創造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即近代日本在吸收西方文化的過程中，經歷了啟蒙、普及和創造三個階段。

一、學術

幕末乃至明治時代前期（1853~1885），日本改變江戶鎖國時代以來主要通過荷蘭語汲取西方近代科技的狹隘方式，通過英語、德語、法語、俄語等西洋各國語言及地區汲取西方近代科技知識，從而使日本科技發展從蘭學時代進入到洋學時代。[6]明治維新後，日本更從幕末的被動開國轉向積極主動開國，為洋學發展創造了更充分的條件。洋學時代的到來成為日本近代科技蓬勃發展的重要標誌，並為日本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天文學方面，明治政府廢除了千餘年來一直使用的陰曆，宣布自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即1873年1月1日始，採用陽曆。1877年，東京大學創立時，創設天文科，並於1878年建立天象台。1888年文部省接管東京大學附屬東京天文台，成立東京天文台，負責編歷、報時和時鐘檢定。1908年，成立日本天文學會。

在數學、物理、化學、植物等自然科學領域，明治時代最早的“理學五博士”的成果可以說代表了同時期的最高成就。菊池大麓作為明治時代數學界最具影響的人物，擔任過東京和京都帝國大學總長、文部大臣、帝國學士院長等要職，他所編的《初等幾何教科書》，作為當時最優秀的數學教科書，不僅對日本的數學普及起到巨大作用，還多次被翻譯成中文等，對亞洲其他國家數學教育的發展也功不可抹。山川健次郎為日本最早的物理學教授，也曾歷任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總長。曾留學柏林大學的長井長義，歸國後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發現並究明了麻黃素的構造。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伊藤圭介、矢田部良吉作為知名植物學家，對日本近代植物學的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在工學方面，由於明治維新時期，英國在完成第一次產業革命後，正在進行第二次產業革命，德、法、美等國也被捲入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浪潮中。因此，日本工業近代化一方面吸收英國以輕工業為中心的第一次產業革命的技術成果，另一方面還引進以蒸汽動力的普及、重化工業和電氣工業的發展為中心的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技術成果。兩次產業革命同時進行是日本近代化，也是日本工學發展的特點。幕末引進的洋學知識和明治時代移植的西方近代科技對日本工學的發展作用巨大。[7]

在農學方面，明治政府通過向歐美各國派遣考察團和聘請外籍專家學者的方式，汲取西方近代農業科學技術。同時，通過設立學校，創辦農事試驗場，成立農學會等多種途徑，培養專門人才，研究和普及農業新法。

在醫學方面，由於明治政府規定醫生開業須接受西醫學考試，傳統的中醫急劇衰落，西方醫學發展迅猛。在日本西醫發展過程中，由於聘請了為數不少​​的德國專家，加之大批成績優秀的醫學生也紛紛選擇德國留學，德國的醫學對日本醫學近代化影響甚大。日本著名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1843～1910）在德國留學期間，成功培養破傷風菌，並發現破傷風的血清療法。歸國後創立傳染病研究所，後發展成著名的北里研究所。

在哲學、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日本在“文明開化”口號的引導下，舉國上下掀起了模仿西方的高潮。明治初期，主要受英、美、法等國的自由主義思潮影響，哲學流行法國的實證主義和英國的功利主義，史學則以英法的文明史學為盛，經濟學也以英國的自由主義學派為啟蒙。明治中後期，日本製定以德國君主制憲法為模式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國家主義和國粹主義思潮抬頭，德國的國家主義學說成為主流。在哲學界，實證主義哲學走向衰落，最早由西周引進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佔統治地位；三宅雪嶺等人組織“政教社”，出版雜誌《日本人》，領導國粹主義運動。在史學界，德國人利斯創設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史學科，並將蘭克派的德國史學介紹到日本，強調通過史料的考證來究明歷史面貌。德國史學派的這種考證主義作風，與明治國家主義復古思潮相吻合，自然成了官方史學的目標。此後，德國實證史學壓倒英法文明史學。以東京帝國大學國史科和史料編纂所為中心，先後編成了《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書》、《國史大系》等資料性巨著。在經濟學界，也由英國的自由主義學派，轉向德國的貿易保護論和社會政策學說佔優勢。

二、文學藝術

明治時代是日本封建舊文學向近代新文學轉化的時代。

明治初期的“戲作文學”，其實質是江戶時代俗文學“戲作”的延續，雖一度流行，但它不能表達新的時代現實和主流而未能發展成為近代文學。代表作家有仮名垣魯文、高畠藍泉等。自由民權運動時期流行的政治小說，雖然其目的在於宣傳自由民權運動，但它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代表了文學革新的一個方面，可以說是近代新文學的前奏。代表作有矢野龍溪的《經國美談》、東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末廣鐵腸的《雪中梅》等。

1885年出版的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是作者吸收西方文學理論，闡述寫實主義文學創作主張的一部重要文學理論著作。1887年，二葉亭四迷發表小說《浮雲》，對坪內的寫實主義創作理論進行了重要實踐。以尾崎紅葉為核心的硯友會，作為近代日本最早的文學結社，在明治中期的文壇舉足輕重。其主要成員有山田美妙、石橋思案、泉鏡花等。重要的寫實主義作品有尾崎紅葉的《心之闇》和《金色夜叉》等。進入90年代後，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追求個性的浪漫主義文學論漸次興起，代表人物有森鷗外、北村透谷和高山樗牛等。日俄戰爭前後，受社會環境以及法國及俄國等歐洲自然主義文學作品的影響，掀起以客觀描寫充滿問題和矛盾的社會民眾生活為主題的自然主義文學創作，產生了島崎藤村的《破戒》 、田山花袋的《蒲團》等重要作家和作品。明治末年，自然主義文學漸趨衰落，以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標榜的武者小路實篤等人的白樺派逐漸取而代之。

明治時代日本音樂發展的主要成就在於近代西洋音樂的普及。1872年，文部省頒布《學制》，規定小學需設唱歌科目以學唱西洋歌曲，中學需設奏樂科目以學習西洋奏樂；1887年，正式設立東京音樂學校，由伊澤修二任校長，專門從事介紹西洋音樂，編撰音樂教科書，培養音樂教員等事業。隨著音樂教育的普及，音樂開始走向大眾化，並出現了許多大眾喜愛的歌曲，其中以瀧廉太郎的《荒城之月》最為著名。

在戲劇方面，歌舞伎在江戶時代發展的基礎上進入了全盛時代，湧現出市井團十郎、尾上菊五郎等著名演員；80年代，出現了與歌舞伎相對抗的以社會問題為題材的新派劇；進入20世紀後，受歐洲近代劇的影響，產生了與歌舞劇和新派劇對抗的新劇。在新劇產生初期，坪內逍遙將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等大量劇本翻譯介紹到日本，並與島村抱月等人組織文藝研究會，對新劇的發展貢獻巨大。

在繪畫方面，以東京美術學校首任校長、日本繪畫協會會長岡倉天心為代表的改革派對日本畫的創作進行了革新；以留法歸國的黑田清輝為代表，一大批留學歸國的洋畫家通過舉辦畫展、創立美術會等活動，對西洋畫的普及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雕刻方面，將西洋技法與傳統技術相結合，創造了大量的傑出作品。在工藝方面，海外及日本國內舉行的各種博覽會對工藝品的發達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合乎時代時尚的工藝品深受民眾的喜愛。在建築方面，隨著社會的西洋化和民眾生活方式的改變，官府、學校、銀行乃至民宅，西洋建築樣式被大量採用，並出現了大批和洋結合的建築。

三、教育

明治時代，日本舊教育體制崩潰，確立了“四民平等”的國民教育體制，奠定了整個文化教育的基礎，這是日本教育史上劃時代的創舉。政府將教育作為統一國民思想的根本，國家全力發展教育，可謂是這一時代日本教育的首要特徵；第二個特點是學校教育與振興國家和產業相結合，實行了前所未有的實業教育；第三個特點是學校教育成為國民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學生升學被認為是立身處世的階梯，形成一種學校教育萬能的思想，妨礙了社會教育體制的發展。[8]

明治政府成立後，將“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作為政府工作的三大綱領。而明治初期的“文明開化”是以教育改革為中心進行的。1872年，文部省主持制定第一部日本近代學校制度《學制》，將全國劃分為八大學區，每區設一所大學；每個大學區劃分32個中學區，每區設一所中學；每個中學區劃分為210個小學區，每區設一所小學。這樣，全國就形成一個金字塔型的學校體制。《學制》強調教育要面向全體國民，國民受教育的機會均等；教育內容以實用為主，反對不切實際、虛妄空談的學說。《學制》的頒布和實施，對迅速廢除教育領域的封建制度，促進教育事業的近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動和奠基作用。至1875年，全國設立小學多達24225所。1879年，由於時代的發展和《學制》本身所反映出的弊端，政府重新制定了以美國的自由主義教育為藍本的《教育令》以取代《學制》。同年，明治天皇頒布了《教育大旨》，決定了此後日本教育的發展方向。翌年，政府頒布了以保守派主張為依據的《修正教育令》，強調國家干預教育，修正自由主義教育，強制推行國民義務教育，並將修身課列為各教科首位，加強尊皇愛國教育。這標誌著1878年以來的，以伊藤博文為首的改革派和以元田永孚為首的保守派之間的道德教育論爭，保守派取得了初步的勝利。自此，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及以此為中心的“文明開化”政策開始走向保守。

1885年，森有禮任第一任內閣文部大臣，翌年主持頒布了《學校令》，以廢除自由化的《教育令》，加強國家對學校的控制。以《學校令》為基礎，日本逐漸確立了普通學校、師範學校和實業學校三大教育系統。1890年天皇發布了井上毅和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語》。《教​​育敕語》把忠君愛國作為教育的靈魂，“和魂洋才”作為教育的綱領，是神儒思想和近代國家主義的產物，同時也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妥協的產物，它的發布使日本的教育方針最終得以確立，為明治初期以來的教育改革畫上了句號。以後到二戰結束的50餘年間，日本的教育方針沒有發生過重大變化。明治後期，為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對外侵略的需要，以《教育敕語》為指針，進一步加強了國家主義的教育體制。如整頓學校體制，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加強國家對教科書的控制等。《教​​育敕語》為鞏固近代天皇制和建立軍國體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總之，明治中期後的日本教育，尤其是德育教育，是以維護天皇政體為核心的國家主義教育。它通過“家族社會教育、教養修煉，同時依靠學校注入式的知識強化形成戰前三位一體的國家主義道德教育模式，不僅造成日本國民人格發展的缺陷，也形成了日本人所特有的立足於家族觀念基礎之上並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狹隘的愛國主義意識”。[9]

四、宗教

明治政府採取以神道教為中心的宗教政策，將神道教視為國教，神道不僅成了近代國家的精神支柱，也成了其推行軍國主義的工具。使天皇神權政治思想復活的最重要人物是複古神道派的集大成者平田篤胤（1776～1843），他認為日本是“萬國之本國”，日本人是天照大神之後裔，理當統治世界。天皇是“現人神”，天皇之尊嚴，君臣之差別，是“萬世一系”的。明治政府成立初期，通過恢復古代的“神衹官”，天皇舉辦親祭，創建神社，推行“神佛分離”政策，確立“紀元節”等一系列的措施，迅速強化了神道作為天皇制統治的思想，並確立了其作為國教的地位。明治時代，國家神道佔統治地位，但也產生了許多主張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的新的神道教派，這些神道統稱“教派神道”。如神理教、天理教、金光教、黑柱教等。教派神道各教派多有教祖，主張民眾的現世救濟，並往往與山岳信仰、佛教等相結合。

明治時代的佛教，因政府所採取的不同政策而經歷了毀滅、復甦、重振三各階段。明治元年，政府頒布“神佛分離”令，命神社所屬的僧侶還俗，神職人員及其家屬的葬禮必須按照神道儀式，禁止公卿子弟為僧，廢止宮廷內的佛教儀式，並一度發生了“廢佛毀釋”運動，各地寺院、佛像、經卷遭受嚴重破壞。但這一排佛風潮持續時間並不久，至1875年，由於民眾反對排佛運動，主張信教自由的呼聲不斷高漲，政府宣佈各宗教派別可以自由傳教。1898年，明治憲法頒布，規定了民眾信教自由的權利。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井上圓了等學者嘗試將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知識運用到佛教理論中，影響巨大。由於佛教各派多采取與政府合作的姿勢，日本佛教自明治中期開始迎來復興的機會，各宗派競相創辦學校等社會事業，並積極向海外，特別是朝鮮、中國等開展宗教事業。改革後的佛教適應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和政府對外擴張的需要。

明治初年，政府對基督教仍按舊制加以禁止。1873年，政府鑑於國內外日益高漲的信教自由呼聲，撤消了江戶初期形成的對基督教的禁令。此後，基督教在日本發展迅速。至1886年，全國有教會193所，信徒1.3萬人。基督教文化也得到發展，教會開設各種學校和醫院，還翻譯了“新舊約聖經”（1887）和“新撰讚美歌”（1890）。[10]明治中期，由於受日本國粹主義思潮的影響，基督教曾一度遭到排斥。在此情況下，基督教開始走向日本化和國家主義化。至明治末年，基督教和神道教、佛教一起，成了日本三大宗教。1909年，日本基督教會在成立50週年大會上，宣布有信徒約7.5萬人，基督教學校的師生總數達9萬人。[11]

五、明治時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明治日本率先在亞洲成功地移植了近代西方文化，自然引起了中國等亞洲國家的重視。在古代，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和促進是兩國文化交流的主流；而在近代，日本對中國學習西方文化的確起到了橋樑和紐帶作用。這是因為通過日本汲取近代西方文明，具有路近省費、語言相近、風俗相似，“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等優點，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2]

近代中國學習日本主要有派遣留日學生，赴日考察，招聘日本教習，翻譯日本書籍等途徑。以留日學生為例，從甲午戰爭後至明治末年的十餘年間，赴日學生總人數達2萬人左右，[13]留日高潮期的1905～1906年，在日學生總人數近1萬。如此規模的留學運動，在當時世界各國留學史上均極為罕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日本文化”，多以“西方文化代言人”的形式展現於文化交流的舞台​​。近代中國不僅從日本學到了西方近代理工農醫等科學知識，而且也學到了西方的有關政治、社會、教育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思想和學說，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這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內容。但另一方面，如以成千上萬的留日學生為例，他們短則數月，長則數年乃至數十年旅居日本，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固有成分，諸如小則衛生等生活習俗，大則日本民族的團結協作精神以及在吸收外來文化過程中的開放意識等等，無形中會給留日學生的思想和行為帶來重要影響。

近代中日文化間的相互交流，雖主流發生逆轉，但其相互間的作用力仍會保持一定的慣性。而且，文化間的相互影響也決不是單向的，就像以吸收中國文化為主流的古代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也曾起到過推動作用一樣，近代中國對日本文化事業的發展也作出過一定的貢獻。

在近代，一方面是大批中國留學生和遊歷官紳東渡日本。另一方面，從1871年起，日本中央政府各省、陸海軍以及公司銀行、對華團體陸續派人來華留學，並有不少自費留學者。大體分為三種類型，即從事地理兵制調查等間諜活動、學習中國學術文化及養成翻譯人才。進入20世紀，隨著日本東方主義的複興和新興中國學的發展，在各方資助下，“學問的留學生”漸居主導。在中日關係不斷緊張的背景下，中國學者對於真誠求學的日本青年能夠區別對待，在學習、生活、見聞各方面給予方便。由此建立起來的相互了解和聯繫，雖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戰後卻轉化為中日民間交流的重要動力。[14]

從清末開始，中國從日本聘請了大批的專家學者，史稱“日本教習”。在明治初期，日本為加快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曾不惜重金僱傭外籍專家學者作技術指導和培養科技文化人才，這些人員雖然主要來自歐美，但其中也包括為數不少的中國人。如明治八年，北海道函館僱請了兩名中國的毛皮加工技術人員，有的地方還聘請了中國的技術農民指導農業生產。據記載，山東許世泰自光緒元年被日本開拓使黑田清隆招至北海道後，在向日本農民傳授農業技術的同時，開發經營官有土地，尤其是為北海道的洋蔥種植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事蹟甚至被奏報到日本天皇。[15]在製茶業方面也曾聘請了為數不少的中國技術人員。黃遵憲在《日本國志·物產志》中記載：“明治七年，日本勸業寮創編《紅茶制法》一書，頒布諸府縣，民間始有學制者。次年，日本駐中國上海領事館特聘我國人二名，於肥後之山鹿、豐後之木浦等處學制，而未能得法。又遣委員多田元吉往湖北、江西、安徽等處，學習栽培、製造諸法，併購覓良種齎歸。其後日本三井銀行與一西商，又延聘華人四十餘名，於近江大津郡製造。”明治初期赴日者中，文人畫家或從事書籍以及文化用品經營者也非常引人注目。廣東南海人馮鏡如最初因太平天國革命而東渡日本，後在橫濱創立文經商店，又名文經活版所，專營外國文具和印刷事業；[16]浙江慈溪人馮澐，號雪卿，以工書客居日本；江寧人王冶梅，嘉興人陳曼壽也以工書善畫客遊日本；胡小蘋，名震，浙江寧波人，工書善醫，詩也清逸，長年旅居日本；[17]葉煒，字松石，浙江嘉興人，擅長詩文書畫，明治七年被聘任東京外國語學校漢文教員，任期滿後曾一度歸國，明治十三年再度赴日，以為日人作書畫為生；羅雪谷，明治五年前後赴日，明治八年開始居住於築地居留地外，專門傳習書畫；[18]等等，不勝枚舉。他們的活動也屬於向日本傳播中國文化的範疇。

[1]小西四朗、遠山茂樹編：《明治國家的權力和思想》，吉川弘文館， 1979年，第158 ～ 159頁。

[2]《時事新報》1985年3月16日。

[3]大久保利謙編《近代史史料》，190－191頁，吉川弘文館，1965年。

[4]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冊第343頁，三聯書店， 1957年9月。

[5] .藤村道生：《日清戰爭》第45頁，岩波書店， 1974年。

[6]廖正衡：《關於日本科技發展分期的新嘗試》，《自然辯證法研究》 1995年第一期。

[7]鄭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攝取史》， 307頁，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6年7月。

[8]吳廷璆主編《日本史》，第586頁，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4年7月。

[9]王建平：《日本明治時期的道德教育觀對國民“他律”人格形成的影響》，《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 1996年第1期。

[10]吳廷璆主編《日本史》，第591頁，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4年7月。

[11]岸本英夫：《明治文化史》第六卷，第413頁，原書房， 1979年。

[12]張之洞：《勸學篇》（下），遊學第二，第6頁，《張文襄公全集》第203卷，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3年。

[13]拙著《清末浙江與日本》，第7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8月。

[14]桑兵：《近代日本留華學生》，《近代史研究》 1999年第3期。

[15] .張謇：《癸卯東遊日記》，拙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下）， 552頁。

[16]馮自由：《華僑開國革命史》，轉引自《華僑與辛亥革命》，第32-3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年。

[17]李筱圃：《日本紀遊》第6頁，南京圖書館藏。

[18]《都市紀要（ 4 ）：築地居留地》，附表A “自明治四年至明治九年末居留地外居住外人表”，東京都情報聯絡室發行， 1957年；實藤惠秀《近代日中交涉史話》 122 ​​頁，春秋社， 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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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維新是如何拉開了與中國的差距？
來源:舊曆史編輯:歷史解密小組

　　[導讀]“明治維新”後，日本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國力日漸強盛，先後廢除了幕府時代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重新奪回了國家主權，最終進入了近代化。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尤注意於求富，繁殖物產、保護本國物產為先務，觀其學校，分門別類，亦駸駸乎有富強之勢。
　　——黃遵憲
　　19世紀70至90年代，西方工業革命基本完成。世界進入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的階段。由此，西方強國以先驅者姿態正式走上了歷史的舞台，開始爭奪殖民地，分割世界。中國淪為被獵取、被宰割的對象。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經過維新改革，很快拔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淖，走向強盛……
　　激變中的紛紜世界
　　18世紀60年代，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年代。正是從這一時期，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先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封建主義的城堡開始土崩瓦解，人類文明邁入新紀元。
　　不列顛的蒸汽機加速了整個世界的運轉，英國率先進入工業革命。歷經七八十年時間後，到了19世紀30--40年代，法、美、德等國相繼完成了自身的技術革命。
　　這些最先以新技術武裝起來的國家，開始了以強國角色在世界大舞台上的表演。對於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市場的需求，使他們走上了殖民擴張的道路。世界版圖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同時也給尚處在封建時代末期的落後國家和地區帶來深重災難。
　　又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史的車輪即將駛入20世紀。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方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俄等已經漸次由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
　　社會主義先驅列寧曾就兩個時期的資本主義做出過這樣的分析：
　　自由競爭佔完全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商品輸出。壟斷佔統治地位的最新資本主義的特徵是資本輸出。明治天皇　　這一變化體現在帝國主義國家經濟掠奪方式上，就是資本輸出取代了商品輸出並佔據主導地位。具體表現為，向落後的國家與地區輸出“剩餘”資本並直接利用當地廉價的原料、勞動力，進行生產，以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潤。　　同樣是對外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因為工業革命的程度不同，進而導致各自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使得他們在殖民地的爭奪上異常激烈。　　資本主義國家的後起之秀美國、德國工業水平迅速發展，很快超過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和法國。但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格局尚未被打破。這些新老列強一起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　　到了19世紀末期，美洲和非洲基本被瓜分完畢，他們攫取的目光轉向了亞洲。　　在遠東太平洋地區，朝鮮和中國成為列強爭奪的獵物。　　在對中國進行的爭奪戰中，來自歐洲的兩個列強，英國和俄國的矛盾衝突最為激烈。　　19世紀的最後10年裡，英國占據了列強侵華集團的頭把交椅。通過《中英南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英國不但控制了中國近70%的對外貿易，而且割佔了香港，並將長江流域作為其勢力範圍，妄圖進一步獨占中國。　　作為中國北方鄰邦的沙俄，也通過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勘界協議等手段強佔了中國西北和東北約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還通過移民、修鐵路等手段擴展在中國東北的勢力，又將觸角伸向朝鮮。　　在英俄爭霸中國的過程中，其他列強也力爭為本國爭取到的利益。　　法國占領越南後，企圖以越南為跳板，進占中國領土。　　早在咸豐年間，法國就出兵侵占了中國南方鄰邦越南的南部地區。同治元年(1862)又強迫越南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西貢條約》，割佔了南圻。膨脹的野心沒有令法國得到滿足，又在同治十二年(1873)，計劃侵占越南北部的河內地區。光緒六年(1880)，剛剛上任的法國內閣總理茹費理派兵增援越南法軍。到光緒八年(1882)，法軍攻陷了河內，再往前就是紅河，而對岸就是中國的雲南，法國的野心暴露無遺。　　資本主義新貴德國也不甘寂寞，將國內生產的武器大量銷往中國，同時也想方設法擴大對華貿易。當英、法、俄等國為在華利益爭執不休的時候，德國趁火打劫，企圖進占廈門，欲將其作為戰略基地。　　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中，美國後來居上。在其他列強獲得大量在華利益時，美國通過“門戶開放”、“利益均霑”坐收漁利，占得了屬於本國的在華勢力。　　就在西方眾列強瘋狂搶占在華利益時，他們的一個強勁對手正在中國的東方崛起，那就是——日本。 　　明治維新　　名茶上喜選，　　只消喝四碗。　　驚醒太平夢，　　徹夜不能眠。　　在這首日本民間歌謠中，首句的“上喜選”與日文中的“蒸汽船”剛好諧音。描述的是鹹豐三年(1853)美國海軍將領馬休.佩里(1794—1858)率領四條蒸汽船闖進日本的江戶灣，迫使日本打開國門，對外通商，日本上下驚慌失措的情景。　　19世紀中葉,日本仍處在小農經濟的封建社會，天皇並無權威，大權掌握在第三個封建軍事政權德川幕府手中。　　德川幕府在日本推行“閉關鎖國”政策，將日本通向世界的大門死死關上。外國人中僅有中國和荷蘭的商人可以在唯一的開放口岸——長崎從事商業活動，國民沒有信仰自由。　　社會生產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幕府的統治者們卻仍在加大盤剝和壓榨。隨著歐美侵略者的相繼入侵，日本又陷入更為深重的民族危機。　　國內外矛盾日趨激化，面臨重重危機的日本，急需一場革命來擺脫這種困境。不堪忍受幕府統治和外國侵略者壓迫的日本民眾紛紛要求“富國強兵”。他們拿起武器，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倒幕”運動。　　“在當時所發生的抗議和反對運動中，有一些暴動竟有4000農民參與，而且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勢。在武士裡也有大量的思想改革運動” 。倒幕運動　　很快，“倒幕”陣營就壯大起來，不僅有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小市民、中下層武士，也包括力主發展實業的資本家和新興地主中的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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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夷共和国

歷史時期 幕末

- 成立 1868年12月15日
- 箱館戰爭 1869年5月17日
- 解體 1869年6月27日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蝦夷 共和国
假名 えぞ きょうわこく
平文式羅馬字 Ezo Kyōwakoku

幕府海軍副總裁榎本武揚指揮8艘原幕府海軍的軍艦北上蝦夷地，脫離向新政府投降的江戶幕府，為對抗新政府作好準備
蝦夷共和國是1868年12月日本幕末時代由新選組和部分舊江戶幕府勢力在蝦夷箱館（今北海道函館市）成立的政權，其立場是抵抗新的明治政府，由於是亞洲最早透過選舉制度組織政府的國家，因此也被認為是亞洲最早的民主共和國。
歷史
1868年4月，江戶無血開城，明治政府建立。幕府海軍副總裁榎本武揚帶領八艘軍艦北上蝦夷地，佔據箱館的五稜郭、松前城兩處為根據地。12月15日（陽曆1869年1月27日）榎本軍平定蝦夷地，成立蝦夷共和國。隨後舉辦記名制的選舉，由士官級以上的幹部投票選出內閣人選，甚至是總裁、副總裁、海軍奉行、陸軍奉行等重要首長，結果由獲得最高票的榎本出任總裁。
新政權建立之後，在箱館城設有領事館的西方國家紛紛向榎本遞交備忘錄、承認蝦夷共和國為事實上獨立的國家，其中以英國和法國最具代表性。其後原幕府法國軍事顧問團副團長儒勒·布呂奈（Jules Brunet）帶來了十幾名法國教官，集結在北海道的部隊達到了4個聯隊、3000人之多。
1869年箱館戰爭，蝦夷共和國戰敗，土方歲三戰死。明治二年5月17日（陽曆1869年6月26日）榎本決定投降，五稜郭於5月18日轉交給政府軍陸軍參謀黑田清隆，結束了成立一百二十五天的蝦夷共和國，同時也代表了幕末內戰「戊辰戰爭」的終結。
閣僚
總裁：榎本武揚
副總裁：松平太郎
海軍奉行：荒井郁之助
陸軍奉行：大鳥圭介
陸海裁判官：今井信郎、竹中重固
陸軍奉行並：土方歲三
箱館奉行：永井尚志（玄蕃）
松前奉行：人見勝太郎
江差奉行：松岡四郎次郎、 小杉雅之進
開拓奉行：澤太郎左衛門
會計奉行：榎本道章（對馬）、川村錄四郎
海軍頭：松岡磐吉
海軍頭並：甲賀源吾、根津勢吉、小笠原賢藏、古川節藏、淺羽甲次郎
歩兵頭：本多幸七郎、古屋佐久左衛門
歩兵頭並：瀧川充太郎、伊庭八郎、大川正次郎、松岡四郎次郎、春日左衛門、星恂太郎、天野新太郎、永井蠼伸齋
砲兵頭並：關寬右衛門、中島三郎助
工兵頭並：吉澤勇四郎、小菅辰之助
器械頭並：宮重一之助、涉澤成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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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夷共和國（1868年-1869年,蝦夷今稱北海道，箱館今稱函館）因抵抗日本明治政府而於1868年12月，成立於北海道函館，與明治政府分庭抗禮，僅存活一百二十五天。

蝦夷共和國 -概述
蝦夷共和國（1868年-1869年,蝦夷今稱北海道，箱館今稱函館）因抵抗日本明治政府而於1868年12月，成立於北海道函館，與明治政府分庭抗禮，僅存活一百二十五天。

2 蝦夷共和國 -歷史
1868年4月,江戶無血開城, 新的明治政府建立。但幕府海軍奉行榎本武揚拒絕交出幕府艦隊，帶領八艘軍艦北上蝦夷箱館，佔據西洋式武裝城堡「五棱廓」。擁幕志士湧入五棱廓，新撰組的土方歲三也在其中，另有部分法籍官兵，共有軍隊三千餘人。12月25日，士官級以上幹部投票，選出榎本為蝦夷共和國總裁（總統）。

明治政府外務卿岩倉具視通過外交渠道，要求歐美各國撤回「中立承認」，並隨即發兵討伐。1869年（明治二年）初春爆發箱館戰爭，蝦夷共和國戰敗，榎本於5月18日投降，蝦夷共和國的短暫歷史結束。

事後，榎本入獄服刑至明治五年獲得特赦。兩年後，出任駐俄公使，與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簽訂「樺太千島交換條約」，立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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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是蝦夷共和國─果然造假是中國人一貫的天性呀
只要念過國立編譯館本的台灣人都知道，在中華民國成立的那個篇章，無一例外，從小學到高中，一律都會來上個一句：
「中華民國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小學到大學，一路念過來，我都沒怎懷疑過這句話，因為衡諸世界史(以過去的資訊取得速率為準)，很早就知道日本是君主立憲制，韓國到二戰後才出現，那些東南亞國家，要嘛被殖民，不然就是王室，算來算去，十幾個國家(東亞的國家：日本、韓國、中國、種花民國、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緬甸、蒙古、汶萊、東帝汶、馬來西亞、柬埔寨、新加坡)，確實沒有一個是民主共和國，而且論諸時間來說，種花民國建立於西元1911年，實在很難有反駁的餘地。

豆知識：什麼叫「民主共和國」？
→ 民主是指國家機關政務官代表由選舉方式產生，共和國則指國家主權由人民所有，所以元首及政務官等產生須由選舉方式來取得統治正當性，還包含立憲主義的意涵在其中，國家元首須受法律節制。

不過之前一直讀明治維新史，我才發現，造假真是中國人的天性，媒體造假，搞不好是幾個首腦一時鬼迷心竅，但能夠如種花民國這樣造假，全面性、國家性的做，真的是少見，而且更慘的是不信還不能考一百分喔XD

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應該是蝦夷共和國才對，說來慚愧，讀了那麼久，我一直沒有進一步去思辯這個問題，直到Tiat來提醒我，我才回過神來。

對厚，蝦夷共和國既符合民主，又符合共和國的定義，雖然它存在時間很短，但它才應當是理論上與現實上第一個東亞第一民主共和國。(以長時間及廣泛圍，不包括印度、斯里蘭卡以東的亞洲作為範圍)

蝦夷共和國的建立是在日本幕末的內戰最後一場─函館戰爭(前幾場是─鳥羽伏見之戰、上野之戰、會津之戰)，當時幕府海軍總裁榎本武揚帶領殘兵將(會津─傳習隊、上野─彰義隊及新選組殘兵)，開著新銳艦「回天」前往函館造成事實佔領。(關於這個說來滿複雜的，以後有機會寫土方歲三再說XD)

當時的英國等外國領事對於榎本政權的態度採取的是「內戰中，中立」的立場，預備日本有統一政權再行交涉，不過國際公法並沒有寫說，沒人承認不是一個國家要素(像台灣)，所以蝦夷共和國還是一個國家在榎本的盤算裡還有後世的研究來說，是無庸置疑的。比起原本有一手好牌的種花民國，榎本這種殘兵集團可以玩到人家「事實」承認該政權的存在，而且在沒什麼利益糾葛下還能得到這樣的外交承認，我只能說，榎本您真是太行了。XD

再者，榎本佔領了蝦夷後，能否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關鍵在於它的領導者如何產生？對種花民國要說抱歉的，榎本一進佔函館就辦了公投了(蝦夷共和國揭旗是1869年一月，他在二月十五日就公投選領導者了)，最後由榎本武揚得到156票當上總裁，並組織內閣，(當然，榎本的當選，正當性有瑕疵，但相較於種花民國首任總統黎元洪先生是從床下被拉出來當的真的好上太多了)，是故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誕生了，雖然它的壽命只到1874年，但它是「貨真價實的民主共和國」。為何說貨真價實呢？下段再述。

函館政權
為了貫徹有圖有真相的道理，在此附上函館政權照片，前排一是榎本武揚 、榎本道章、荒井郁之助、小杉雅之助、松岡磐吉等人。為何要採公投的方式來進行總裁等人的選舉，其實有不堪的內幕，因為榎本政權(又稱函館政權)事實上是「蝦夷徳川將軍家遺臣武士團領」，所以在其中上下階級之分，是兩百多年來無法化解的現實，一大堆大名、幕臣，雖然都已是敗軍之將了，可是派頭還是需要的，然而對於在緊急狀況下的榎本政權，這種虛名化的派頭實在是一種負擔，所以深諳外國制度的榎本便採取了講求實力制的美國總統選舉人團制，進行總裁間接選舉。

上一段說，蝦夷共和國是貨真價實的民主共和國，真的相對就是假，倒也不是說種花民國造假怎樣，可恥的在於：

第一，種花民國實質上是老二，但硬要稱第一，最後還要全種花民國的子民學習這種錯誤知識，同時還要酸一下日本的君主立憲不是民主共和，實在可恥。
第二，種花民國確實在立國時是民主共和國，但最好笑的是，這個號稱民主共和的種花民國，遲至民國二十五年才定憲法草案，這還不打緊，人家蝦夷共和國只有五年命不怪它，但一個自許為民主共和的國家玩到第二十五年才生一個憲法草案(雖然說之前也有憲草，但都沒有完全通過，如一九一三年天壇草案、一九二五年段祺瑞的十四年憲草)，實在是前所未聞呀XD連日本那種種花民國看不起的君主立憲，也花了二十七年就生了一部君主立憲憲法典─明治憲法出來，但在之前就已經有議會的雛型了，笑話還沒完，憲草出來之後，經過了幾年才正式生憲法出來呢？答案是一九四六年XD三十五個年頭種花民國才有個正式憲法，這種民主共和國真是一個字：行！更好笑的在後面，這個憲法用沒幾年，就被一九四八年的動員堪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了，一凍就是凍了四十三年，時至一九九一年才被廢止。XD(讓我想到以前的口號了，寶島台灣，是民主的燈塔，自由的長城，結果兩樣都沒有，不能選總統，民主乎？戒嚴了四十幾年，自由乎？種花民國果然是矛盾之國呀XD)

感想一：這是哪門子民主共和國呀？一個民主共和國從建國到現在，真的有憲法並且施行憲法的時間，不到建國的五分之一(囧)，這比國祚只有五年的蝦夷共和國真是不堪到了極點，更不堪的是我呀，結果我還信了它的歷史教科書版本信了這麼久，真是一整個囧呀！ (差不多就是種花民國施行憲法的時間XD)

感想二： 從種花民國國立編譯館的這種睜眼蝦話可以一講就是幾十年，不禁感嘆，種國人造假果然是天性，一整個深化到骨子裡去了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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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了土方歲三到北海道成立蝦夷共和國
第一任總裁榎本武揚

~蝦夷共和國是日本幕末時代，部分舊江戶幕府勢力為抵抗新的明治政府，而在蝦夷地（今日的北海道）樹立的政權之俗稱，1868年12月成立於箱館（今日的北海道函館市）。~

它有國旗.政府.人民.領土.早於台灣民主國及中華民國.

~~有人補充到了蘭芳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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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維新顯然過程和平許多。但，其實明治維新並非事事順遂，盡如尊王攘夷志士的意願，甚至還爆發分裂成兩個國家──日本帝國與蝦夷共和國（又稱箱館共和國，箱館今稱函館），儘管後者僅僅成立一百二十五天（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翌年五月十八日），但比起二十七年後、才存活十三天的「台灣民主國」，也算長命的了。
一八六八年四月，討幕軍薩長聯合部隊原打算攻擊江戶，經過西鄉隆盛和勝海舟的斡旋，終於達到「和平開城」的收場。那時候，幕府海軍奉行榎本武揚，率艦隊頑據東京港灣，掌控制海權，虎視眈眈，薩長聯軍投鼠忌器，這也是江戶爭奪戰能夠不流血落幕的關鍵原因之一。
九月，日本年號改元明治的前夕，榎本武揚拒絕交出幕府艦隊，帶領八艘軍艦駛離東京灣，北上北海道箱館，佔據西洋式武裝城堡「五稜廓」。接著以「德川脫藩家臣團」的名義，正式用法文外交文書照會英國及法國領事，獲得承認「蝦夷共和國」為事實上獨立的國家，且聲明承諾「嚴守中立」。曾經留學荷蘭、深諳國際法的榎本武揚，他的如意算盤是，從此絕非「幕府殘黨」、「叛亂分子」，而是堂堂正正的、國際法約束下的「交戰團體」，可以大大鼓舞反政府軍的士氣。
陸陸續續，擁幕志士紛紛湧入五稜廓，包含法籍官兵，共有軍隊三千餘人。十二月二十八日，士官級以上幹部投票，選舉出榎本武揚為「蝦夷共和國總裁（總統）」，一場追求新天新地的悲壯實驗，於焉誕生。慶賀開國酒會上，不時有人豪語：「雪融後，就要大戰爭了」。
日本新帝國剛宣告成立，卻又冒出分裂獨立的「蝦夷共和國」，影響國內外視聽，明治政府當然臉色鐵青，面子掛不住，外務卿岩倉具視透過外交管道，要求歐美各國撤回「中立承認」，明治政府並隨即發檄討伐。
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初春，所謂的箱館戰爭，達到最高潮，包括軍事鬼才土方歲三在內的「新選組」（幕府浪人武士團，原駐守京都）擁幕志士，死傷慘重。榎本武揚終於在五月十八日，投降交出五稜廓城，「蝦夷共和國」成為泡影。
事後，木戶孝允主張處死榎本武揚，但箱館戰爭政府軍主帥黑田清隆、重臣大久保利通強烈建議「寬典」，榎本入獄服刑近三年，明治五年獲得特赦，政府命令他「在家反省」。兩年後，出任駐俄公使，展現非凡的外交手腕，與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簽訂「樺太千島交換條約」，立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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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05月18日 蝦夷共和國為日本所滅
在145年前的今天，1869年5月18日 (農歷四月初七)，蝦夷共和國為日本所滅。
1869年05月18日 蝦夷共和國為日本所滅
夷共和國(1868年-1869年，蝦夷今稱北海道，箱館今稱函館)因抵抗日本明治政府而於1868年12月，成立於北海道函館，與明治政府分庭抗禮，僅存活一百二十五天。
1868年4月， 江戶無血開城， 新的明治政府建立。但幕府海軍奉行榎本武揚拒絕交出幕府艦隊，帶領八艘軍艦北上蝦夷箱館，占據西洋式武裝城堡“五棱廓”。擁幕志士湧入五棱廓，新撰組的土方歲三也在其中，另有部分法籍官兵，共有軍隊三千餘人。12月25日，士官級以上幹部投票，選出榎本為蝦夷共和國總裁(總統)。
明治政府外務卿巖倉具視通過外交渠道，要求歐美各國撤回“中立承認”，並隨即發兵討伐。1869年(明治二年)初春爆發箱館戰爭，蝦夷共和國戰敗，土方歲三戰死。明治二年5月17日(陽歷1869年6月26日)榎本決定投降，五棱郭於5月18日轉交給政府軍陸軍參謀黑田清隆，成立一百多天的蝦夷共和國結束，同時也代表幕末內戰“戊辰戰爭”的終結。
事後，榎本入獄服刑至明治五年獲得特赦。兩年後，出任駐俄公使，與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簽訂“樺太千島交換條約”，立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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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夷共和國（又稱箱館共和國，蝦夷今稱北海道，箱館今稱函館）因抵抗日本倒幕運動而於1868年12月28日，成立於北海道函館，與日本帝國分庭抗禮，僅存活一百二十五天。　　1868年4月，德川幕府向薩長聯軍投降，戊辰戰爭結束，新的日本帝國建立。但幕府海軍奉行榎本武揚拒絕交出幕府艦隊，帶領八艘軍艦北上蝦夷箱館，佔據西洋式武裝城堡“五棱廓”。接著以“德川脫藩家臣團”的名義，照會英國及法國領事，獲得其承認“蝦夷共和國”爲事實上獨立的國家，且承諾“嚴守中立”。隨後，擁幕志士湧入五棱廓，新撰組的土方歲三也在其中，另有部分法籍官兵，共有軍隊三千餘人。12月28日，士官級以上幹部投票，選出榎本爲蝦夷共和國總裁（總統）。　　明治政府外務卿岩倉具視通過外交渠道，要求歐美各國撤回“中立承認”，並隨即發兵討伐。1869年（明治二年）初春爆發箱館戰爭，蝦夷共和國戰敗，榎本於5月18日投降，蝦夷共和國的短暫曆史結束。　　事後，榎本入獄服刑至明治五年獲得特赦。兩年後，出任駐俄公使，與沙皇亞曆山大二世簽訂“樺太千島交換條約”，立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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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蝦夷共和國
北獨份子 北海道建國
Republic of Ezo 1869/1/27
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不是中華民國
而是 蝦夷共和國 又稱「箱館共和國」
"北獨份子"真正「天皇老子也不怕」!!!~
日本幕府派 125日的北海道建國與落幕

：蝦夷共和國

蝦夷共和國是日本幕末時代，部分舊江戶幕府勢力為抵抗新的明治政府，而在蝦夷地（今日的北海道）樹立的政權。

蝦夷共和國在1868年12月成立於箱館（今日的北海道函館市）並以五稜郭為根據地。與日本帝國分庭抗禮，僅存活125天。

1868年4月，末代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實行大政奉還，江戶無血開城，明治政府建立。

代表反動守舊勢力最後力量的幕府海軍奉行榎本武揚帶領八艘軍艦北上蝦夷地-北海道。

日本幕末的悲劇英雄新選組的土方歲三(Hijikata Toshizō 在明治維新風暴中，死忠於德川幕府和武士道精神直至最後一刻的末代武士之代表人物。)與部份隊員跟隨榎本武揚擁護幕府的軍隊退到北海道，佔據箱館的五稜郭、松前城兩處為根據地。

接著以「德川脫藩家臣團」的名義，照會英國及法國領事，獲得其承認「蝦夷共和國」為事實上獨立的國家，且承諾「嚴守中立」。

西元1869年1月27日榎本軍平定蝦夷地，成立蝦夷共和國，並舉辦亞洲第一次記名選舉。

開票結果，由通曉國際公法的榎本武揚擔任總裁，並公告列強，成立蝦夷共和國繼續對抗新政府軍。

「蝦夷共和國」被公認此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新選組土方歲三就任陸軍奉行並（陸軍副司令，中將缺）、兼箱館市中取締（警察總長）及陸海軍裁判局長（陸海軍憲兵總監）。

明治政府外務卿岩倉具視通過外交渠道，要求歐美各國撤回「中立承認」，並隨即發兵討伐。

蝦夷共和國軍事基地五稜郭是採用法國沃邦開創性的棱堡式要塞建造。

(:1854年（嘉永7年）日本與美國簽訂「日美和親條約」（又名：神奈川條約）中決議開放北海道箱館港口，為了增加防衛能力以及解決官方行政中心的設立問題，由德川幕府的征夷大將軍下令建造五稜郭。

五稜郭是由當代知名的荷蘭軍事學者武田斐三郎所設計，於1857年開始動工建造，歷經8年多的時間，終於在1866年建造完成。

當時的戰爭已經多數使用大砲，所以採用了歐洲稜堡樣式的西洋要塞建築方式設計，並且以5個V字狀打造成星型的型態建造。

箱館戰爭結束之後終結了戊辰戰爭這場日本史上知名的內戰，但是五稜郭也因為這場戰事，大部份的建築幾乎宣告摧毀。)

先有近代東洋海戰史首見之接舷作戰，也就是著名的宮古灣海戰，1869年3月25 日的宮古灣海戰，蝦夷共和國海軍回天丸（艦長甲賀源吾 普魯士製造 1678噸、最大速度12節）搭載土方歲三為首、新選組隊士為主幹的敢死隊，和僚艦「蟠龍」(艦長松岡磐吉)、「高雄」」(艦長古川節蔵)一同夜襲明治新政府軍的旗艦東艦。

東艦(艦長中島四郎 )是法國製造1358噸、最高速度8節， 第一艘日本海軍的鐵甲艦覆有70〜120毫米的鋼板，備有格林機關砲，是當時日本國內最強的軍艦

蝦夷共和國海軍艦長甲賀源吾回天丸一艦突入新政府軍泊地，勇猛的將回天丸的船首往東艦的船腹衝入，產生了約3米高低差。

土方歲三敢死隊以奪取鐵甲艦為目標(「ストーンウォール号（甲鉄）奪還作戦」)，強襲登上官軍總旗艦「東艦」甲鐵艦，因東艦擁有新兵器格林機關砲而不幸功敗垂成撤退。

榎本海軍最有經驗的老將甲賀源吾戰死。甲賀源吾的手臂、胸部都被子擔貫穿依然指揮作戰，最後頭部中彈戦死。

海軍奉行荒井郁之助操舵將回天丸脫離戰鬥。

「高雄」艦遭明治政府軍軍艦圍攻，被迫擱淺焚燬。蝦夷共和國自此徹底喪失了海上優勢。

反對明治維新，堅持新選組當初的理念的土方歲三決定以這裡為自己的葬身之地，並將自己的愛刀「十一代和泉守兼定」委託人帶回故鄉，表示自己已經不再回去了。

1869年6月20日新政府軍箱館戰爭總攻擊開始、新選組隊士島田魁守備的弁天台場被新政府軍包圍，陷入孤立。土方歲三率領少數士兵突圍相救。

土方軍死守二股口連戦連勝。但是、另一方面一松前口被新政府軍攻破，退路有被切斷絶的危険，只好從二股口退却，返回五稜郭。

最後土方歲三一夫當關，力阻自七重濱大舉進犯的新政府軍於一本木關口，卻不幸在亂戰之中腹部中彈，落馬不治。

土方歲三時年34歲。(後來有人研究顯示土方歲三可能並不是被進攻的新政府軍所殺，而是遭到想要跟新政府和談的箱館政權所暗算。)

土方歲三戰死，相馬主計接任，與餘下的新選組隊員投降。明治二年5月17日（西元1869年6月26日）榎本決定投降，五稜郭於5月18日轉交給政府軍陸軍參謀黑田清隆，成立一百多天的蝦夷共和國结束，同時也代表幕末內戰「戊辰戰爭」的終結。

事後，榎本入獄服刑至明治五年（1872年）獲得特赦。兩年後，出任駐俄公使，與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簽訂「庫頁島千島群島交換條約」，立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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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蘭學的發展

 

日本蘭學的發展_教材web
適用年級：高中1年級~高中3年級
作者：臺灣知識庫(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第六分項子二計畫) / 2010-05-27
日本蘭學的發展_教材：日本初稱西學為「蠻學」（南蠻之學），鎖國令頒佈後，由於荷蘭屬於新教國家，較不熱衷於傳教事業，並向幕府提出保證不傳教，再加上荷蘭商人曾經支持幕府對農民叛亂進行鎮壓，博得幕府一定的好感，因此西方只有荷蘭獲准在長崎進行貿易，每年商館館長至江戶謁見幕府，並向幕府提交《荷蘭風說書》報告海外情況，所以，江戶時代透過荷蘭語傳至日本的西洋學術總稱為「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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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學

蘭學指的是在江戶時代時，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字面意思為荷蘭學術，引申可解釋為西洋學術（簡稱洋學）。蘭學是一種透過與出島的荷人交流而由日本人發展而成的學問。蘭學讓日本人在江戶幕府鎖國政策時期（1641－1853年）得以了解西方的科技與醫學等等。
藉著蘭學，日本得以學習歐洲在當時在科學革命所達致的成果，奠下日本早期的科學根基。這也有助於解釋日本自1854年開國後，能夠迅速且成功地推行近代化的原因。
歷史
長崎出島的荷蘭商人是自1640年來唯一獲日本政府容許在日經商的歐洲人，但他們的行動經常受到了嚴格的監視與限制。最初他們只准許一年赴日一次，並參見江戶的大將軍。這種經商後來成為把西方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知識傳入日本的途徑。日本人從荷人購買和翻譯了許多有關科學的書籍，穫得了西方珍奇和工業製品（如時鐘），以及西洋新發明的展示（如展示電動製品以及在19世紀初的熱氣球升空）。17-18世紀，荷蘭可說是當時歐洲經濟富裕和科技先進的國家之一，這些特定因素使荷蘭在西洋學術傳入日本的過程中佔獨特位置。
當時，數千部有關蘭學的刊物得以出版，並在日本人之間傳閱，而日本人當時的識字率約為70-80%。此外，日本在當時已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如江戶共有一百萬名居民及許多大城市（如大阪和京都），為蘭學的興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這些大城市中，更有一些商舖專門向大眾售賣西洋珍奇。
開端（1640年－1720年）

出島的荷蘭人使用望遠鏡。
第一期蘭學的發展受到較大的限制。自1640年，日本政府打擊基督教，並禁止傳播西方書籍。一小群傳統從事日荷翻譯的人在長崎從事翻譯工作和傳播新事物。
此外，荷人被要求在每年一次抵江戶時，向大將軍報告世界新近發生的大事及獻上西方珍奇。最後，荷人在長崎的商行除了負責正式的絲綢及鹿皮貿易外，也准許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私人貿易」。於是，一個售賣西方珍奇事物的市場發展起來，集中在長崎一帶。另外，由於荷人在出島有常駐醫生，一些日本政府高官往往在當地缺乏醫生時向荷籍醫生求診；其中較為重要的醫生為Caspar Schamberger，他向日本引進了一些醫書、藥物及治療方法。
西洋知識的開放（1720年－1839年）

顯微鏡，《紅毛雜話》，1787年。
雖然從1640年起外國書籍禁止傳入日本，但及至1720年，該禁令在大將軍德川吉宗下開始放寛。當時不但准許引入外國書籍，並把它們翻譯成日文。其中，1787年森島中良出版的《紅毛雜話》，記載了許多來自荷蘭的知識（包括一些新事物，如顯微鏡、氣球等）、討論了西洋的醫院和一些疾病的知識、列出繪畫及銅板印刷的技巧、描述了製造發電器及大型輪船，及有關新近地理知識。
1804至1829年間，幕府和寺子屋在全國各地開辦學校更進一步傳播西洋新知識，荷蘭特使和科學家獲准更容易地進入日本社區。譬如，德籍醫生菲利普·弗朗茲·凡·西博爾德隨荷蘭外交團赴日與日本學者展開多次交流，他邀請了日本科學家向他們展示西洋科學，並向他們學習有關日本的知識與習俗。1824年，西博爾德獲大將軍聘請開辦醫科學校並收生五十人，他們幫助西博爾德有關植物學及自然科學的研究；他的學校名為「鳴滝塾」，後來變成了約五十名蘭學生聚會的地方。
擴張與政治化（1839年－）
蘭學運動的發展，逐漸涉及日本對外開放的政治問題。大部分蘭學生鼓吹更進一步吸收西洋新知識和開放對外貿易，從而提開國力及推行現代化。在此時，蘭學變得更成熟，並大力宣揚西洋各方面的先進知識。
1839年，蘭學生受到政府的打壓，釀成「蠻社之獄」事件。這是由於蘭學生們反對幕府在1825年所頌布的「異國船掃蕩令」，向靠岸的外國船〔荷蘭除外〕進行炮擊。而該事件的起因是由於1837年的莫里森號事件（日文：モリソン号事件），當時一艘非武裝的美國商船因靠岸而遭到炮擊。其後該令在1842年撤銷。
在幕末時代（1853年－1867年），日本開國，蘭學步向式微。當時政府派遣許多學生放洋留學，並聘用大量御雇外國人赴日向日本人教授新知識和擔任顧問，促使日本成為迅速現代化的國家。
一些人認為蘭學使日本不至於完全與18-19世紀西洋科技進步脫節，令日本得以建立初步的科學基礎。這種開放態度說明了自1854年日本開國後得以迅速現代化的原因。
蘭學內容
醫學

日本第一本西醫專著《解體新書》，1774年。
自1720年起，醫學典籍紛紛從荷蘭傳入，並翻譯成日文。在當時的醫學界，傳統漢醫學者與蘭學生之間發生激烈爭議，引發一連串實驗和解剖。西洋醫術的精確性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並有許多新醫書出版。譬如，1759年的《藏志》（藏，即臟，內臟）及1774年的《解體新書》，成為當中的參考典籍，後者更是由一些日本學者出版，包括杉田玄白。該書大概根據1734年荷文版的Ontleedkundige Tafelen寫成，而荷文版亦由1732年德人Johann Adam Kulmus的Anatomische Tabellen翻譯而來。
1804年，華岡青洲實行在世界上首次應用在乳癌手術（割除乳房）的全身麻醉。這項手術結合了中藥和西洋手術的技術，比西洋學者Crawford Long，Horace Wells和William T.G. Morton發現並應用乙醚（1846年）和哥羅芳（1847年）作為全身麻醉早了四十年。
1838年，緒方洪庵醫生成立了一所蘭學學校，名為「適塾」。有名的畢業生有福澤諭吉和大鳥圭介，他們後來成為推動日本現代化的關鍵人物。緒方在1849年著有《病學通論》，這是在日本首次出版探討病理學的典籍。
物理學
一些早期蘭學家已開始涉獵西方在17世紀發展的物理學理論，譬如志築家第八代的長崎荷語翻譯家志築忠雄，在完成首次系統性地分析荷語文法後，在1798年翻譯了拉丁文版的物理學典籍Introductio ad Veram Physicam而成為《曆象新書》。該書由英人John Keil寫成，內容關於牛頓力學。志築更創造了一些新的科學詞彙，有些更沿用至現代日本，例如「重力」、「引力」、「遠心力」（中文即離心力）及「集點」（即質心）等。另一位蘭學家帆足萬里，從一本日荷字典學成荷語後，在1810年出版了一本物理學手冊，名為《窮理通》，主要集合十三本荷文書籍寫成。
電學

日本第一本電學著作《阿蘭陀始制エレキテル究理原》，1811年
約自1770年起，電學實驗在日本普及起來。1745年，萊頓瓶在歐洲發明了以後，平賀源內在1770年從荷蘭人首次得到類似的靜電產生裝置。1776年，他更將它改良。該裝置中靜電的產生是由於當中的玻璃管與鍍金棒摩擦而來的，並製造出許多電力的效果。這些發電裝置被複製並獲日本人採用，並稱之為「エレキテル」（即摩擦起電器，荷文原為elektriciteit）。就像歐洲，該裝置是用作好奇玩意，如在某物體上方產生閃光，或認為該裝置在醫療上有幫助。在《紅毛雜話》中，「エレキテル」被描寫成能從人體中抽走閃光，用作治病的裝置。在一些售賣西方珍奇玩意的商店，這款裝置獲大眾青睞。這一類型裝置後來被其他學者改良，如佐久間象山。
日本首部電力學著作《阿蘭陀始制エレキテル究理原》由橋本宗吉寫成，並於1811年出版。書中記載了許多電力學的知識，如發電裝置、人體的導電性，及1750年富蘭克林有關閃電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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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學是指通過荷蘭語研究西洋文物的總稱。蘭學與藉助於葡萄牙語的南蠻學相對，是在鎖國后，特別是在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解除輸入荷蘭書籍的禁令后，從醫學、天文學、歷學等領域中發展起來的，進而通過荷蘭語介紹地理、化學、博物等自然科學各個領域的知識，奠定合理主義思維形成的基礎。結果，除已通過中國天文學書籍吸收和發展西洋天文學的麻田剛立一派外，蘭學對平賀源內、司馬江漢等人也有很大影響。幕府設置蕃書和解御用掛，負責翻譯荷蘭書籍，領主階層中也出現蘭學的共鳴者。但隨著外來壓迫的加劇，一直發展到利用蘭學的知識來批判幕府的海防政策時，蘭學就受到了鎮壓。開國后，開始直接同歐美列強交涉，直接攝取英學、法學等，蘭學成為洋學的一部分，不再是主流。
1 蘭學 -簡介
大槻玄澤著《蘭學階梯》大槻玄澤著《蘭學階梯》
蘭學（Rangaku，らんがく）指的是在江戶時代時，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字面意思為荷蘭學術（Dutch learning），引申可解釋為西洋學術（簡稱洋學，Western learning）。蘭學是一種透過與出島的荷人交流而由日本人發展而成的學問．蘭學讓日本人在江戶幕府鎖國政策時期（1641－1853年）得以了解西方的科技與醫學等等。

籍著蘭學，日本得以學習歐洲在當時在科學革命所達致的成果，奠下日本早期的科學根基。這也有助於解釋日本自1854年開國后，能夠迅速並能成功地推行近代化的原因。

2 蘭學 -沿革
野呂元丈野呂元丈
蘭學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近代科學，它對日本生產力的發展和反封建思想的產生都起過重大作用。約在18世紀中葉，日本、朝鮮的知識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譯員)，在長崎出島同荷蘭商人接觸，吸收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將軍德川吉宗出於財政需要，獎勵實學，開洋書(特別是漢譯的)之禁，派入學習荷語及自然科學。結果，幕府醫官野呂元丈(公元1693年—公元1761年)寫成《荷蘭本草和解》12卷(公元1750年)；日本實驗醫學先驅者山脅東洋(公元1705年—公元1762年)通過人體解剖，糾正舊說，寫出《臟志》一書(公元1754年)。當他發現解剖結果同荷蘭解剖學書一致時，指出「履實者萬里同符」，論證實踐經驗的必要。幕府儒官青木昆陽(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研究荷語，出版了《荷蘭文字略考》。公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醫前野良澤(公元1723年—公元1803年)和杉田玄白(公元1734年—公元1817年)又據解剖屍體的經驗，譯出荷譯德國《解體(解剖)新書》附圖譜共5卷，引起日本科學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學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學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紀聞》，后又寫《采覽異言》，此兩書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價值的同時，承認其物質文明的優越性，影響以後日本人的西洋觀很深。西川如見(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著《華夷通商考》。公元1812年，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用測量器費時20年測繪的《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幾接近今日科學水平。藥學者兼俗文學家平賀源內(公元1728年—公元1779年)游長崎后，努力鑽研科學，實驗種植甘蔗、藥草、製糖，發現石棉，還研究荷蘭的制陶術。平賀以其唯物主義的態度，嘲罵徒事空談、盲目祟華的「腐儒」。在天文學方面，長崎的譯員本木榮之進(本木良永，公元1735年—公元1794年)寫了《天地二球用法》(公元1774年)，介紹了哥白尼的地動說。公元1811年，幕府據天文學者高橋景保的建議，在江戶設立洋書翻譯局，使荷語學者仙台藩臣大槻玄澤(公元1757年—公元1827年)等譯出法人諾埃爾。肖梅爾著《日用百科辭書》(荷譯本)。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譯事業。公元1823年，荷商館醫官德國科學家西博爾德(P．F．von Soebold，1796—1866)到長崎市外設診所兼學塾，教授天文、地理、曆法、醫學、培養出高野長英(公元1804年—公元1850年)、小關三英等多數洋學者。公元1838年，備中藩士蘭醫緒方洪庵(公元1810年—公元1863年)遊學長崎，回到大坂行醫，還開設「適適齋」學塾。診療之餘，從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許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橋本左內、福澤渝吉等都出於他的門下。

3 蘭學 -源起
青木昆陽青木昆陽
江戶幕府作為禁教政策的一環而採取的禁書制度極其嚴格。所謂禁書，就是只用中文書寫印刷的宣傳基督教教義的書籍。這些書籍禁止傳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許貿易。1692 年幕府在長崎奉行之下設書物改役一職，專司調查境外傳來的書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內容，沒有的方可輸入。在整個江戶時代，禁書的書名並沒有公開，了解此事的僅限於負責檢查書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關於禁書的種類，以《御禁書目錄》（現藏於長崎縣立圖書館）記載最值得信賴，寬永禁書有32 種（一說31 種）， 1685 年繼《寰有詮》被視為禁書後，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 種列為禁書，其後種類又有所增加。禁書制度的實施，對當時的中日貿易產生了很大影響，但大量被視為不含「邪教」的書籍（其中不乏漢譯洋書）仍暢通無阻，輸入日本。特別是在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書之外的洋書及漢譯洋書的輸入禁令后，許多與西方自然科學有關的洋書和漢譯書籍蜂擁而至，隨之學術研究群體也不斷壯大，從而大大豐富了當時的儒教實學和作為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的實學的內涵，為近世實學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解禁后先後傳入的書籍有《歷算全書》、《新寫譯本歷算全書》、《西洋新法曆書》、《靈台儀象志》、《圜容較義》、《同文算指》、《職方外記》、《交友論》、《三才發秘》、《堅誇瓜集》、《西湖志》、《天學初函》器物篇的《幾何原本》、《勾股義》等。由於希望文庫中增加一些載有實利性的荷蘭書籍，德川吉宗於1717 年收入的《動物圖說》（荷語版）等。由於知道了西方醫藥書籍的附圖非常精密，名儒醫青木昆陽、侍臣野呂元丈奉將軍之命學習蘭學。至德川吉宗時期徹底地結束了對「形而上」學問的窮追，改為提倡以形和物為基礎的客觀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把注意力轉向經世濟民上來。實學成為幕府和諸藩殖產興業、加強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為特色的實學都孕育著實用的、實證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質，因此「蘭學」受到人們的重視。通過蘭學，日本人的視野也漸趨朝向西方，大規模地吸收先進的西方文化，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

4 蘭學 -開端
杉田玄白杉田玄白
蘭學，17世紀初，繼西葡之後，在整個鎖國時代，荷蘭人傳入的。18世紀後期，杉田玄白翻譯了《解體新書》之後，才有蘭學之稱。據其回憶錄《蘭學事始》記載，從事這一翻譯的人的把它看作是一種新學問的創立，並把他們的研究稱之為蘭學。開闢了據原典為主的學問。

整個鎖國時期除根據荷蘭的，也研究來自中國天主教教士編的漢籍的研究。

所謂蘭學，除了荷蘭系統學術以外，還包括西方天主教學術的西方學術研究的總稱。

洋學，西洋學術的簡稱，前與蘭學相同。正式替***始於幕府開港，包括了英法等系統的學問。

荷蘭商館限於長崎之外的出島，（國立監獄）監管與荷蘭事務的是荷蘭通詞，通過與荷蘭人接觸，逐漸學習到西方文化，成為蘭學傳入日本的媒介。元祿時代，商人階級力量壯大。日本社會養成一種追求人性享受的奢侈之風，關心教養、關心學問，形成庶民文化風潮此時，日本古學和國學興起。朱子學首次遇到衝擊，古學回到孟子，國學回到《古事記》日本古典，都否定朱子學，極力通過考證，來闡述自己的觀點。

新井白石（1657-1725），對潛入日本的義大利傳教士西的蒂的審訊，了解了西方。初步了解日本之外的西方世界。1713、1715，先後寫了《采覽異言》《西洋記聞》關於幾大洲的風俗、地理等。肯定了開立而下的西方科學技術應加以吸收。應將其與天主教分開，肯定了西方科學技術的價值。一般認為，日本西學開始於新井白石。

5 蘭學 -發展
前野良澤前野良澤
蘭學運動的發展逐漸涉及日本對外開放的政治問題。大部分蘭學生鼓吹更進一步吸收西洋新知識和開放對外貿易，從而提開國力及推行現代化。在此時，蘭學變得更成熟，並大力宣揚西洋各方面的先進知識。

1839年，蘭學生受到政府的打壓，釀成「蠻社之獄」事件，這是由於蘭學生們反對幕府在1825年所頌布的「異國船掃蕩令」，向靠岸的外國船〔荷蘭除外〕進行炮擊。而該事件的起因是由於1837年的莫里森號事件（日文：モリソン號事件），當時一艘非武裝的美國商船因靠岸而遭到炮擊。其後該令在1842年撤銷。
在幕末時代（1853年－1867年），日本開國，蘭學步向式微。當時政府派遣許多學生放洋留學，並僱用大量外籍講師赴日向日本人教授新知識和擔任顧問，促使日本成為迅速現代化的國家。

一些人認為蘭學使日本不至於完全與18-19世紀西洋科技進步脫節，令日本得以建立初步的科學基礎。這種開放態度說明了自1854年日本開國后得以迅速現代化的原因。

6 蘭學 -內容
醫學
《解體新書》《解體新書》
自1720年起，醫學典籍紛紛從荷蘭傳入，並翻譯成日文。在當時的醫學界，傳統漢醫學者與蘭學生之間發生激烈爭議，引發一連串實驗和解剖。西洋醫術的精確性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並有許多新醫書出版。譬如，1759年的《藏志》（藏，即臟，內臟）及1774年的《解體新書》，成為當中的參考典籍，後者更是由一些日本學者出版，包括杉田玄白。該書大概根據1734年荷文版的Ontleedkundige Tafelen寫成，而荷文版亦由1732年德人Johann Adam Kulmus的Anatomische Tabellen翻譯而來。

1804年，華岡青洲實行在世界上首次應用在乳癌手術（割除乳房）的全身麻醉。這項手術結合了中藥和西洋手術的技術，比西洋學者Crawford Long，Horace Wells和William T.G. Morton發現並應用乙醚（1846年）和哥羅芳（1847年）作為全身麻醉早了四十年。

1838年，緒方洪庵醫生成立了一所蘭學學校，名為「適塾」。有名的畢業生有福澤諭吉和大鳥圭介，他們後來成為推動日本現代化的關鍵人物。緒方在1849年著有《病學通論》，這是在日本首次出版探討病理學的典籍。
物理學
一些早期蘭學家已開始涉獵西方在17世紀發展的物理學理論，譬如志築家第八代的長崎荷語翻譯家志築忠雄，在完成首次系統性地分析荷語文法后，在1798年翻譯了拉丁文版的物理學典籍Introductio ad Veram Physicam而成為《曆象新書》。該書由英人John Keil寫成，內容關於牛頓力學。志築更創造了一些新的科學辭彙，有些更沿用至現代日本，例如「重力」、「引力」、「遠心力」（中文即離心力）及「集點」（即質心）等。另一位蘭學家帆足萬里，從一本日荷字典學成荷語后，在1810年出版了一本物理學手冊，名為《窮理通》，主要集合十三本荷文書籍寫成。
電子學
約自1770年起，電子實驗在日本普及起來。1745年，萊頓瓶在歐洲發明了以後，平賀源內在1770年從荷蘭人首次得到類似的靜電產生裝置。1776年，他更將它改良。該裝置中靜電的產生是由於當中的玻璃管與鍍金棒摩擦而來的，並製造出許多電力的效果。這些發電裝置被複制並獲日本人採用，並稱之為「エレキテル」（即摩擦起電器，荷文原為elektriciteit）。就像歐洲，該裝置是用作好奇玩意，如在某物體上方產生閃光，或認為該裝置在醫療上有幫助。在《紅毛雜話》中，「エレキテル」被描寫成能從人體中抽走閃光，用作治病的裝置。在一些售賣西方珍奇玩意的商店，這款裝置獲大眾青睞。這一類型裝置後來被其他學者改良，如佐久間象山。

日本首部電力學著作《阿蘭陀始制エレキテル究理原》由橋本宗吉寫成，並於1811年出版。書中記載了許多電力學的知識，如發電裝置、人體的導電性，及1750年富蘭克林有關閃電的實驗。

7 蘭學 -學校
適塾適塾
江戶：大槻玄澤的芝蘭堂

大坂：緒方洪庵的適塾

長崎：菲利普·弗朗茲·凡·西博爾德的鳴龍塾

佐倉：佐藤泰然的順天堂

8 蘭學 -西博爾德來日與西博爾德事件
蘭學的出島時代蘭學的出島時代
1822年，德國醫生西博爾德被荷蘭國王任命為東印度公司軍醫。1823年來日，在日本5年把自己研究課題與教授日本學生合二為一，來日一年後就在長崎近郊開設了「鳴龍塾」。在治病同時傳授一般知識，還進行臨床指導，57人受教。其在日本廣交大名階層，擴大蘭學影響，鳴龍塾乃是知好西學者之集結。

之前，日本研究西方先進文化，只能用漢籍或蘭書。受教於西博爾德的日本人則直接受教於西方人。更能體會西洋學術的內涵，其來日前，蘭學已發展了50多年，改變了埋頭研學的方法，而去實踐、觀察，並將其研究課題分給日本學生，並要求提交荷語報告。

1826年，西博爾德結識了幕府地理學家高橋景保，向其贈送了《世界周航記》、《地理書》、《拿破崙戰記》。高橋則回贈了《日本輿地圖》（伊藤忠靜編）。高橋根據《世界周航記》著成了《奉使日本記》，西博爾德著有《日本海圖圖譜》。

土生玄碩為了得到開瞳論處方，甘冒幕府不將葵紋服贈與外人的禁令，將它送給了西博爾德。1828年，在檢查中從西博爾德的行李中發現了高橋和土生贈送的東西，幕府震怒，將西博爾德驅逐出境，土生改易，高橋則死於獄中。這是日本學術鎮壓史上第一悲慘事件。是蘭學家要求擺脫束縛、無限的求職和幕府對文化壟斷之間的矛盾。

9 蘭學 -評價及終結
打開日本國門的黑船來航事件打開日本國門的黑船來航事件
蘭學是日本與西方資產階級文明接觸后產生的一種新的學術體系，它不僅奠定了醫學、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物理學和化學等學科在日本的發展基礎，還是對日本傳統的「華夷」觀念和鎖國制度的第一次具有意義的衝擊。蘭學學者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跳出中世紀的思想藩籬，開始打破民族的片面性與局限性，把目光轉向先進的西方近代文明。他們開始逐漸重視西方的科技與軍事文明，這與明治維新初期提出的口號是相吻合的。而這種思想也為後來在明治維新中正式提出「Learn from the West」奠定了思想基礎。

蘭學之所以能在鎖國政策下的日本國內成為一種新思潮，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蘭學百花齊放繁榮局面的形成，不單是「西學東漸」的結果，而且是日本社會內部發展的產物。一些蘭學者如司馬江漢所提出人類平等的觀念以及幕末藩士渡邊華山提出重商主義的主張，都反映了日本早期資本主義萌芽求生存求發展的要求。不少蘭學學者在研究的道路上逐漸從傳統上以道德實踐為主的儒學者轉變為近代知識分子和科技人才。

可是，以德川幕府為代表的日本封建勢力依然很強大，他們不允許蘭學露出從純粹意義上的學術發展為對封建統治批判的苗頭，所謂「寬政改革」的主持者松平定信就曾說：「（蘭學）為好奇之媒，或生惡果」（《日本思想史基礎知識》）。18世紀末起，幕府開始大力鎮壓蘭學，先後製造「寬政異學之禁」、「西博爾德事件」和「蠻社之獄」，致使「蠻學者流一時大為畏縮，蠻學頓時衰退」（《日本思想大系》）。加之隨著十九世紀中葉江戶幕府的改革，重新實行門戶開放后，來日外國人日漸增多，荷蘭語以外的外國語也開始傳到日本；外交情勢日益複雜，幕府再也已無法只透過蘭學滿足與外國交往，必須改為和各國進行個別直接的交涉，蘭學的影響力因而逐漸薄弱。日本的國際語轉變過程為「葡萄牙語」⇒「荷蘭語」⇒「英語」。

19世紀後世界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巨變。荷蘭喪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英國後來居上，著手擴大各自的勢力。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后，英國要求中國開放5個通商港作為國際貿易港，並且割讓香港。當時在被追放到日本的過著研究生活的オランダ•シーボルト急忙向荷蘭國王ウィレム二世進言，進諫其應該立刻告知幕府將軍鴉片戰爭的結果，順應潮流取消閉關自守。ウィレム二世聽從シーボルト的進言於1844年起草了對日本的國書，經過正式的儀式后荷蘭人依然得到了幕府授予的長崎奉行之職。然而，幕府雖然對於荷蘭國王的關懷錶示感謝，但卻拒絕了荷蘭國王的建議。後來荷蘭方面作為出島荷蘭商館的商館長ドンケル・クルチウス，再次上書勸幕府將軍實行開國，取消閉關；結果依然遭到否決。孤立自處的日本從等級觀念出發，把世界各國分為三類：一是中國、荷蘭兩個「通商」國家；二是朝鮮、琉球兩個允許派遣使節的「通信」國家；三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不相往來的國家。19世紀上半期，圍繞日本開國還是鎖國的問題，日美展開了一場攻防戰，孕育著這一雙邊關係的不平等化。美國為此對日奉行炮艦政策。1846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璧珥率艦2艘闖入江戶灣，以1844年的中美《望廈條約》為樣本，壓日本與美國締結不平等條約，受拒后返航，那時美國還是奉行低壓政策。1853年7月和1854年2—3月，美國海軍准將培理兩度率艦闖入江戶灣，日本方面稱為黑船來航，這時的美國已經轉為對日奉行高壓政策了。

儘管在鴉片戰爭后，幕府的對美政策發生轉變，以退讓求和平，導致美國不戰而勝，終於釀成日本的殖民地危機。但不可否認，在整個江戶幕府時代阿蘭陀通詞作為擔負起西洋和日本之間重要交流作用的媒介人，即使是在日本開國時期阿蘭陀通詞依然作為日美之間的交流中介。

10 蘭學 -歷史地位
蘭學家譜系圖蘭學家譜系圖
自《解體新書》問世以來，蘭學興盛幾十年。與南蠻文化不同，南蠻文化主要為傳播福音，夾帶科技；蘭學時期，新教徒帶來的實學——屬於近代理性文化，是歐洲科技革命和人文科學的新成果。

蘭學興盛時期，1774-1852，日本人翻譯外文書者147人，譯著500多種，由於蘭學發展，使日本沒有像在西方以外的其他國家大大落後，培養了批判封建意識的萌芽。（歐洲對抗天主教的就是實證主義研究方法）

蘭學家開始否定傳統的封建意識形態，通過批判從中國導入的華夷觀念和日本中心說的神學觀念。主張廢除鎖國政策，與外國平等交往，從平等為日本尋找出路，這是近百年蘭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打破了文化鎖國，發展了日本民族吸收外來文化的職責。蘭學家們主要從書本上獲得知識，從而沒有根本上認識近代西學的實質。

蘭學家為鎖國體制下的日本孕育出了近代新風，蘭學發展史是日本近代化前史的重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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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御誓文

五條御誓文（太政官日誌版本）

幟仁親王書寫版本
五條御誓文（日文：五箇条の御誓文）是日本明治天皇於慶應4年陰曆3月14日（1868年4月6日）發表的誓文。明治天皇親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的正殿紫宸殿向天地、人民宣誓，揭示國是方針，堂堂開啟了明治維新的歷史序幕。
誓文由福井藩的由利公正起草宗旨大意，土佐藩的福岡孝悌初修，木戶孝允、岩倉具視、三條實美續修加訂，最後呈付明治天皇裁決定案。木戶孝允並提議由天皇親率百官在神前宣誓。
誓文正本由明治天皇的書道師範有栖川宮幟仁親王撰寫，三條實美代表天皇宣讀，之後文武百官一一於奉答書上簽名。誓文及奉答書皆記載於太政官日誌。
五條誓文 編輯
《五條誓文》第一條是為穩定大名、公卿，便於建立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國家；第二條是強調上下一心，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第三條是廢除等級制度，使公卿和武家同心，庶民（以豪商豪民為主的地主資產階級和百姓）也“各遂其志”，各安其業；第四條是暗示放棄攘夷口號，要與外國交往；第五條是要學習西方的科技文化，以振興國基。
《五條誓文》是明治維新時期明治天皇頒布的，可以說是他之後的施政綱領
目前能尋找到以下兩個版本：
1、廣興會議,決萬機於公議;
2、上下一心,以盛行經論;
3、文武一途,下及庶民,使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
4、破除舊來之陋習,秉持天地之公道;
5、求知識於世界,以振漢基。將實現我城市前所未有之變革。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
三、官武一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務使人心不倦；
四、破歷來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識於世界，大力振興皇基。
其內容雖然未能完全擺脫封建思想的影響，甚至還有一些軍國主義色彩，但是卻表現了新政府改革封建舊制度的和積極向西方學習的決心。它和維新政體書一起明確了日本走現代化道路的方向。
釋義編輯
發布施政綱領意味著16歲的明治天皇於即位的第二年就被推到了歷史前台，他按照倒幕派領袖的安排，率領公卿、諸侯、文武百官進入紫宸殿舉行誓祭典禮，宣讀《五條誓文》，並向群臣敕語說：這是日本“未曾有之變革，朕當身先率眾，誓於天地神明，以大定國是，立保萬民之道。爾等亦須本此旨，同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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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誓文》是明治維新時期明治天皇頒布的，可以說是他之後的施政綱領
　　目前能尋找到以下兩個版本：
　　1、廣興會議,決萬機于公議;
　　2、上下一心,以盛行經論;
　　3、文武一途,下及庶民,使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
　　4、破除舊來之陋習,秉持天地之公道;
　　5、求知識于世界,以振漢基。將實現我城市前所未有之變革。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于於公論；
　　二、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舊有之陋習，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
　　其內容雖然未能完全擺脫封建思想的影響，甚至還有一些軍國主義色彩，但是卻表現了新政府改革封建舊制度的和積極向西方學習的決心。它和維新政體書一起明確了日本走現代化道路的方向。
　　《五條誓文》-釋義《五條誓文》第一條是爲穩定大名、公卿，便于建立以天皇爲首的中央集權國家；第二條是強調上下一心，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第三條是廢除等級制度，使公卿和武家同心，庶民（以豪商豪民爲主的地主資産階級和百姓）也“各遂其志”，各安其業；第四條是暗示放棄攘夷口號，要與外國交往；第五條是要學習西方的科技文化，以振興國基。
　　發布施政綱領意味著16歲的明治天皇于即位的第二年就被推到了曆史前台，他按照倒幕派領袖的安排，率領公卿、諸侯、文武百官進入紫宸殿舉行誓祭典禮，宣讀《五條誓文》，並向群臣敕語說：這是日本“未曾有之變革，朕當身先率衆，誓于天地神明，以大定國是，立保萬民之道。爾等亦須本此旨，同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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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誓文------明治維新的指導方向?
　　
　　自1867年，明治天皇繼位，德川慶喜迫於形勢下，只得奏請「大政奉還」，亦結束了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時代。明治天皇於1868年正式推行「明治維新」，而以五條誓文作為明治維新的指導方向，其目標是「富國強兵」，可從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方面表現出來。五條誓文的內容如下：
　　
　　一、 廣興會議，萬機取決於公論；
　　二、 上下一心，共展經綸；
　　三、 文武官員以至庶人，務使各遂其志；
　　四、 破除舊日之陋習，凡事順從天地之公道；
　　五、 廣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
　　
　　政治方面，明治天皇於1889年頒佈＜明治憲法＞，自此日本採用代議制，並且組織立憲政府，其內附有國會，國會再分為貴族院和眾議院，而眾議院的議員由納稅人投票選舉，亦開創了以投票公平方式進行。此憲法亦為人民提供了參政的途徑。此憲法正好合乎了「廣興會議，萬機取決於公論」。
　　
　　 經濟方面，在1871年，明治政府提出改革幣制，全國採用一種標準貨幣，即金本位制的紙幣──￥（日元），亦於1873年改革地稅，根據土地本身的價值，來固定繳納稅款的數目，且准許土地自由買賣。至於農業方面，擴大墾地面積，改良耕種方法，使1880年至1890年的農產量增加了一倍。
　　
　　至於工業方面，明治政府為使日本成為富強國家，特別注重軍事工業發展，故創辦很多造船廠及槍砲製造廠等，為了配合重工業的發展，故政府發展交通運輸設施，如1872年建成第一條鐵路──橫濱東京線，其後，連接沿海城市的鐵路幹線也逐漸竣工。發展軍事工業和運輸業，先要發展相關的重工業，於是，政府開採煤礦、鐵礦，開設製造機器和水泥等工廠，此外政府亦鼓勵和人民合併商行及輕工業。之後日本開始出現貿易順差，是有賴於明治政府及人民能上下一心所致，正好合乎了「上下一心，共展經綸」。
　　
　　 社會方面，為了建立現代化國家，並為新企業提供勞動力，1869年政府廢除封建階層及賤民階級，包括武士、農民、工匠、商人，人民可自由擇業，互相通婚。1876年，政府進一步命令武士放棄象徵身份的佩劍，以求達到四民平等的目標，正好合乎了「文武官員以至庶人，務使各遂其志」及「破除舊日之陋習」。
　　
　　 此外，1870年，日本採用西方曆法和公制（十進制），日本士兵和文職人員亦改穿西服，還有在1876年，日本廢除酷刑和烤打，借鏡法國和德國的法典，起草了新法典大全，亦合乎「破除舊日之陋習，凡事順從天地之公道」。
　　
　　教育方面的改革能反映出「廣求知識於世界」，日本政府派遣學生赴歐美留學，吸收西方先進的知識和技術，政府亦聘請外國專家到日本教學，又建立翻譯局，翻譯西方著作，幫助日本人了解西方知識，亦建立全國學校制度，使日本有統一的教育標準，並增設現代科目，如地理、科學等。1871年，政府成立文部省管理教育事務，1872年，又實行強迫教育，男女兒童必須上學十六個月；1880年，強迫教育廷長至二年；1907年再廷長至六年。1880年後，日本創辦了幾所大學，1900年，官辦小學可免費入學。而日本的學校課程十分強調忠於天皇，正好合乎了「大振皇基」。
　　
　　 軍事方面，亦有吸取西方的知識，如軍隊初期按照法國方式訓練，後來改學普魯士軍制，並學習她們的陸軍，而海軍則效法英國，更仿傚德國全民皆兵的徵兵制，並實行德國式的軍國主義教育，這都表達了天皇為大振皇基欲擺脫外國對日本不平等之表現。
　　
　　 神道教的復興，使天皇地位日升，因為天皇為此教之領袖，故此有助日本人團結尊王及民族主義的發展，還有廢藩置縣和版籍奉還，都是有助中央集權的實行。中央政府為了加強政府對地方的控制，新領導人勸各大名把封地的管轄權奉還天皇，即1871年的版籍奉還，而政府給予大名一些優厚的補償，此後政府廢藩置縣，由中央委派縣知知事統治及徵稅，以上都是合乎了「上下一心」及「大振皇基」的原則。
　　
　　 雖然五條誓文為明治維新帶來一個明確的目標，但其內容含糊，自由度太大，最終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
　　
　　 明治政府所頒佈＜明治憲法＞表面上看似民主，但事實卻有出入。首先，元老重臣是天皇的傳統「顧問」，他們可控制樞密院，推薦首相人選，得以在幕後操縱政府政策．再者國會的權力有限，內閣主要向天皇負責，天皇有權隨時解散國會，而且軍方政策不受國會約束，陸、海兩軍軍令部總長是天皇的最高軍事顧問，對內閣決策有重大的影響力。此外，選舉權也受到限制，只有佔全國總人口極少數的納稅人才能投票選舉，人民又不能對憲法提出批評意見，故未能完全做到「廣興會議，萬機取決於公論」。
　　
　　 而經濟方面的改革也未能做到「上下一心」、「各遂其志」，因為地主仍剝削貧農，農民生活未有改善，加上新地租制下，使農民負擔反為加重。在工商業方面，部份商人曾支持長州、薩摩倒幕，集資給新政府，所以新政府對他們特別優待，成為財閥，企業主要以國營，以軍需工業為主，為軍人服務，後來部分企業出賣給財閥，令日本經濟主要由軍人及財閥壟斷，一般平民未能享有同一待遇。
　　
　　 明治政府所實行「廣求知識於世界」都是一些表面功夫，日本不是學習所有西方知識，只是學習德國的軍國主義；英美的功利主義，以求達致富國強兵，實行中央集權，完全忽視了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可從明治政府頒下的教育敕令中強調絕對效忠及不得批評的訓令中可見一斑。
　　
　　 由於明治政府只能做到五條誓文的內容一少部份，大權由天皇重握，故五條誓文未能達致明治維新的絕對指導方向，只是一個初步建議，故可見維新期間並非事事以此作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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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中八策

船中八策是明治維新時期土佐藩脫藩武士坂本龍馬在被暗殺前（陽曆1867年12月）提出的新的國家體制的基本方針。

慶應3年（1867年）6月，坂本龍馬在伊呂波丸事件的訴訟中取勝後，打算前往京都向土佐藩主山內容堂進言大政奉還的構想。在藩船夕顏丸上向土佐藩士後藤象二郎提出。後由海援隊長岡謙吉執筆成文。船中八策的原文已失傳。
原文
一、天下ノ政権ヲ朝廷ニ奉還セシメ、政令宜シク朝廷ヨリ出ヅベキ事。
二、上下議政局ヲ設ケ、議員ヲ置キテ万機ヲ参賛セシメ、万機宜シク公議ニ決スベキ事。
三、有材ノ公卿諸侯及ビ天下ノ人材ヲ顧問ニ備ヘ官爵ヲ賜ヒ、宜シク従来有名無実ノ官ヲ除クベキ事。
四、外国ノ交際広ク公議ヲ採リ、新ニ至当ノ規約ヲ立ツベキ事。
五、古来ノ律令を折衷シ、新ニ無窮ノ大典ヲ撰定スベキ事。
六、海軍宜ク拡張スベキ事。
七、御親兵ヲ置キ、帝都ヲ守衛セシムベキ事。
八、金銀物貨宜シク外国ト平均ノ法ヲ設クベキ事。
以上八策ハ方今天下ノ形勢ヲ察シ、之ヲ宇内万国ニ徴スルニ、之ヲ捨テ他ニ済時ノ急務アルナシ。苟モ此数策ヲ断行セバ、皇運ヲ挽回シ、国勢ヲ拡張シ、万国ト並行スルモ、亦敢テ難シトセズ。伏テ願クハ公明正大ノ道理ニ基キ、一大英断ヲ以テ天下ト更始一新セン。

譯文
一、天下政權還於朝廷，政令應當出於朝廷。
二、設上下議政局，置議員以參萬機，展公議以決萬機。
三、公卿諸侯，以致天下人才，舉其有能，並且賜官晉爵，以爲顧問，另削有名無實之官。
四、廣棌公議以交外國，檢討規約以定其當。
五、覆核古有之律令，撰定完善之法典。
六、擴張海軍。
七、置親兵以衛帝都。
八、金銀貨物等市易之事，應參照外國，定其宜當之法。
以上八策乃察天下形勢，審宇內萬國而後定，為舍他無二之急務。若行此數策，必將挽回皇運，擴張國勢，與萬國並行，亦非難事矣。乞願本公明正大之理，行英明果斷之策，則天下必可更始一新也。

新政府綱領八策
《新政府綱領八策》是坂本龍馬從船中八策發展出來的親筆綱領文件，原文依據日本語維基文庫，（）是漢語試譯。
第一義 　天下有名ノ人材ヲ招致シ　顧問ニ供フ
（招致天下有名的人才，供作顧問）
第二義
　有材ノ諸侯ヲ撰用シ 　朝廷ノ官爵ヲ賜ヒ　現今有名 　無實ノ官ヲ除ク
（進用有才的諸侯，賜以朝廷的官爵，罷免有名無實的官）
第三義
　外國ノ交際ヲ議定ス
（議定與外國的交際）
第四義
　律令ヲ撰シ　新ニ無窮ノ 　大典ヲ定ム　律令既ニ定レバ 　諸侯伯皆此ヲ奉ジテ部下 　ヲ率ス
（作律令，定新而無窮的大典，既定律令，諸侯伯皆奉此統率部下）
第五義
　上下議政所
第六義
　海陸軍局
第七義
　親兵
第八義
　皇國今日ノ金銀物価ヲ 　外國ト平均ス
（皇國今日的金銀物價與外國平均）
右預メ二三ノ明眼士ト議定 シ　諸侯會盟ノ日ヲ待ッテ云々 ○○○自ラ盟主ト為リ　此ヲ以テ 朝廷ニ奉リ　始テ天下萬民ニ 公布雲々　強抗非禮公議ニ 違フ者ハ斷然征討ス　權 門貴族モ貸借スルヿナシ
　慶應丁卯十一月　坂本直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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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奉還
Ambox question.svg
本條目內容疑欠準確，有待查證。（2012年8月15日）
請在討論頁討論問題所在及加以改善，若本條目仍有爭議及準確度欠佳，會被提出存廢討論。

邨田丹陵畫《大政奉還圖》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大政奉還
假名 たいせいほうかん
平文式羅馬字 Taisei houkan
大政奉還，發生於日本慶應三年10月14日（公元1867年11月9日），江戶幕府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把政權交還天皇，標誌著持續265年的江戶幕府統治結束。
慶應三年（1867年）1月，由土佐藩脫藩的鄉士坂本龍馬，在幕府因薩長密約的同盟而政權飄搖時，為了加速日本的團結、減少內耗（因時代背景，當時英國、法國等列強也正積極謀取在日利益），因此向薩長陣營提出「大政奉還」的建議，要求幕府和平將政權交還給天皇，並組織新政府、內閣等。在坂本龍馬等人的奔走調停下，薩摩藩和長州藩的薩長同盟成立。
船中八策
慶應三年（1867年）6月9日，坂本龍馬與後藤象二郎乘藩船「夕顏丸」，由長崎出發，共記下八條政治主張，一起完成了著名的「船中八策」：
天下政權奉還朝廷，政令宜出朝廷。
設上下議政局，置議員參贊萬機，萬機宜決公議。
有材之公卿、諸侯及天下之人材，備為顧問，賜以官爵，宜除以往有名無實之官。
與外國交際，廣採公議，新立至當之規約。
折衷古來之律令，新撰永恆之大典。
宜擴海軍。
置親兵，使之守衛帝都。
金銀貨物宜與外國設平均之法。
慶應三年（1867年），在「夕顏丸」上，坂本龍馬把船中八策交給後藤象二郎。後藤象二郎將船中八策交於德川慶喜。1867年6月下旬，德川慶喜將《大政奉還案》送交西鄉隆盛。1867年11月間，坂本龍馬在《船中八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政府綱領八策》。1867年11月15日夜，坂本龍馬來不及看此提議的成效，就在京都醬油商「近江屋」遭刺殺身亡；當時正與坂本龍馬談話的中岡慎太郎亦被刺，在3天後死亡。
武力進逼
主條目：戊辰戰爭
慶應三年（1867年），德川慶喜在二條城舉行了大政奉還的儀式；天皇頒布《王政復古令》，廢除幕府，標誌著日本進入明治新政府時代。
坂本龍馬死後，幕府並無意接受大政奉還的提議，德川慶喜率兵前往大阪，薩長同盟再次以武力進逼，德川慶喜敗退江戶。直到最後，薩長同盟以西鄉隆盛為代表，幕府以勝海舟為代表進行和談，幕府時代才正式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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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馬「船中八策」與台灣政治改革
龍馬「船中八策」與台灣政治改革
－江口克彥社長的建言
2009年9月6日(於高知縣)

一、前言

　　高知縣日華親善協會稻田覺會長，以及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是台灣的李登輝。

　　這次栂野理事長與幹部諸君希望我在「東京青年會議所六十周年論壇」發表演講，看到日本年輕人如此熱心公共事務，我決定接受邀請，因此來到日本。

　　針對日本找不到方法打開當前所存在的政治困境的窘況，我一直苦思良策，多方思考的結果，才決定演講題目，亦即參照高知縣出身的坂本龍馬「船中八策」，觀察當前日本政治態勢。

　　而既然千里迢迢前往東京講龍馬相關故事，當然也應該來到龍馬故鄉高知縣，造訪龍馬紀念館，向龍馬銅像致敬。

　　很高興成行，今天來到高知縣，接受各位如此熱烈的歡迎，真是發自內心無限的歡喜。

　　於是我在想，和各位見面該談什麼好呢。

　　平成九年(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當時我擔任總統，持續努力奮鬥推動台灣民主化與自由化之際，收到PHP總合研究所社長江口克彥先生來信。

　　他仿效龍馬「船中八策」對我的建言，意義非凡，同時也給身為總統的我非常大的勇氣。而今天能有這樣的機會，和各位高知縣先進分享當時江口社長的建言內容，當然也是意義深重。

　　長期以來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其實台灣的政治改革深深受到龍馬影響。所以，今天來到龍馬出生地的高知縣，向各位日本朋友報告此事，內心不僅有種光榮感，同時更要誠摯地謝謝大家。

二、江口先生仿效坂本龍馬「船中八策」給我的建言

　　江口先生效法「船中八策」給當時擔任台灣總統的我善意建言，其內容如下。

第一議：天下政權奉還朝廷，政令宜出自朝廷。

　　這項主張宗旨不在於倒幕，而是希望藉由「大政奉還」成立新政府，也就是德川家奉還當初朝廷所賜與的將軍職位，和平地實現維新。

　　如果把幕府比喻為「對中統一派」(統派)，薩長倒幕派為「台灣獨立派」(獨派)，這兩股勢力若能糾合其政治權力而託付給不屬於其中任何一派的朝廷（總統府），台灣就能成為「正常的民主主義國家」。換言之，這也意味著台灣能完全擺脫類似中國大陸的「有黨才有政府」(以黨領政)一黨獨裁政治。

　　李總統已經於去年三月，成為中國政治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近年來更進一步推動修憲，希望落實中華民國為政治民主國家，希望李總統能有所堅持，繼續往這個方向挺進。

第二議：設上下議政局，置議員，使參贊萬機，萬機宜公議而決。

　　這便是通稱的「公議政體」論，乃坂本龍馬思想主張特徵所在，亦即藉由振興議會政府，擺脫將軍的獨裁統治。

　　我個人的觀察是，李總統正以修憲強化總統府與立法院職權，希望在台灣實現美式或法式民主政治，即使和過去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相對比，也可看出李總統的做法，確實方向非常正確。

　　我不禁期盼，台灣不只強化議會政治，還可推展議會外交，和美國國會乃至於日本國會加強交流。日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金瑞契訪問台灣，顯示這種做法有非常高的可行性。可惜當時沒有創造可供國會議員交流的場域，比如讓金瑞契議長在立法院發表演說。不過，我想今後應該還是有類似的機會。此外，日本結合參眾兩院國會議員所組成的「日華議員懇談會」，前不久已經開始運作。

　　如果能讓議會政治更加活化，就可更強而有力的讓世界各國看清楚，台灣和必須在全球關注下統治香港的中國大陸，有非常大的不同；這項做法，應該能帶給台灣安全保障難以估算的加分效益。

第三議：聘請優秀公卿、諸侯與天下人才擔任顧問，賜與官爵，宜盡除向來有名無實之官。

　　這項建議的內容是，維新實現後，人才不應有倒幕與佐幕之分，都應根據其能力予以整合，以化解新政府所面對的難題與障礙。

　　個人的觀察是，台灣目前仍存在國民黨與民進黨，乃至於「本省人與外省人」之對立，但我想不待言，總統府晉用人才當然必須作為此二者和解的象徵。所幸，李總統早就有此體認，把這樣的想法落實在改革之中。

　　前不久，李總統凍結有名無實的「台灣省」等作為，您的英明果斷同樣令人欣喜不已。

第四議：與外國交往，應廣採公議，立合理可行的新規約。

　　當時日本輿論分為開國與攘夷兩派，幕府也受其影響而搖擺不定，因而經常朝令夕改。不過，坂本在此倡議的修改條約課題，即使維新政府成立後列為重要外交案件，但要徹底加以解決，仍得待之後世。

　　類似的狀況，我不得不表達對李總統睿智的敬意，因為您很清楚，解決外交問題不可求快，而應務實地慢慢累積成果。

　　如果台灣的「三通」真的是那麼重要的課題，那為何不先加強與美國以及全世界各國的通商、通航與通郵。很可惜，日本在這個議題上沒有立場提供明確有力的外交支援，因為日本外交主軸乃是日美關係，就此意義而言，我們仍得「跟著美國的腳步走」。

第五議：應折衷自古來各種律令，重新制定可長可久之大典。

　　龍馬在此講的是「制憲」，總統您則是已經將「修憲」放進政治日程。第一議到第三議也與憲法問題有關，所以，您推動修憲同樣具有保持戰果、更加落實改革實績的意涵，這確實是非常高瞻遠矚的做法。然後您說，未來希望一併縮小、廢止「蒙藏委員會」，以便和中國大陸做出更明確的對比，此舉真是令人敬佩。

第六議：應擴張海軍。

　　報導指出，中國大陸準備發表所謂的「近海防衛戰略」，建造航空母艦，加強其對沿海地區兵力投射的能力。對東亞各國而言，通商海路安全乃國民經濟重大生命線之所繫，我想任何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第七議：應設禁衛軍，守護帝都。

　　所謂「御親兵」，指直屬朝廷的部隊。當時幕府與各藩都有兵力，卻還沒有所謂的「國軍」。

　　目前台灣防衛國土的主力乃是空軍，所以，李總統推動「F16 150戰機配備計劃」，可說完全和建立「御親兵」有異曲同工之妙。

　　去年三月台灣總統大選過程中，中國大陸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總統這項加強軍備的計劃，對於提高東亞各國保障，可說是再怎麼高度評價都不為過的貢獻。

第八議：金銀物貨應設與外國平均之法。

　　幕府末期的日本，金銀交換比例和國際社會標準差距太大，造成黃金大量外流。因此龍馬指出，若繼續維持無法與國際標準協調的商業習慣，日本國民經濟只會更加疲弱不振。

　　台灣目前的狀況則是，和美國之間有智慧財產權保護等的爭議，展開類似是否該取消最惠國待遇的偌大齟齬與抗爭，不過我觀察到，台灣當局已下定決心，準備領先中國大陸一步，進行商業法制等的世界標準化工作，也就是和美國達成標準化。

　　以上乃是個人仿效坂本龍馬「船中八策」提出的拙見，若能對台灣政局有些微的幫助，便是個人最大的榮幸。惶恐頓首。

三、信函的要點

　　以上引用江口先生寫給我的信函內容，其重點歸納如下。
（一）推動明治維新的憂國憂民志士，幾乎都是三十幾歲的年輕人。他們背後有薩摩、長州與土
佐各藩作為後盾。坂本龍馬拜師德川幕府重要幕僚勝海舟，盡得其傳，並且就像德川末期眾多日本年輕人那樣，深刻感受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二）坂本龍馬從長崎坐船前往京都途中，將政治改革歸納整理為八個條項，絕非只是當時年輕人血氣方剛的做法，而是能夠充分了解國家情勢，並且視國運興隆與否為個人的使命，而全力奮發。

（三）江口社長非常了解當時台灣內外情勢與我的內外主張，於是仿效坂本龍馬的「船中八策」提出建言，真是意義深重。其結論可說有兩點：(1)對於日本年輕人而言，坂本的「船中八策」乃古今東西最足以令人讚嘆的成就，年輕人賭上性命如此實踐，就能名留青史、惠澤萬世；(2)不僅日本，對於住在台灣的我等而言，「船中八策」同樣指出非常重要的政治改革方向。那就是，台灣必須實施我所謂的「脫古改新」，亦即擺脫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在此同時，我們也更對改革行動感到驕傲，並且更加強化實踐的使命感。

四、結論

　　政治通常必須持續進行改革。畢竟人民的生活會改變，國際環境也不斷變化。台灣若要完成目前最大的政治改革，仍須年輕人意志昂揚地行動。

　　我衷心期許，台灣年輕人站起來，一起打造台灣美麗的未來。

　　然後，我也非常希望看到，台灣年輕人和日本友人心連心、手攜手，一起打造台灣與日本更好的關係。所以，今天我來到這裡，誠懇地對各位進行這樣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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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龍馬的船中八策
先說之前講到坂本龍馬時、對於船中八策草草帶過
之所以沒有深入的講這對日本影響至深的政策
一是因為文章寫得落落長、實在不想再打八百個字
二是自知之明還是有的、草包一個不知天高地厚妄發議論、只是惹來嘲笑！
不過看看連戰、馬英九
一個中華民國前副總統去參加敵國的閱兵典禮、

一個幹了快八年總統還在靠北說募兵制募不到兵是阿扁害的
被網友公幹還死硬不改口『本來就是阿扁害的啊』
一個兩千萬人民的國家總統卻像個幼稚園笨蛋小孩耍賴哭鬧裝死裝白痴
這些人都如此不要臉了
我應該更堅強更無恥一點
所以稍微講講船中八策好了
首先貼圖說什麼叫船中八策

你看不懂日文？
當然、就是知道你看不懂所以隨便我說
就算我說錯了你也不知道
一定要貼日文的啊

船中八策很簡單的表達了坂本龍馬救國的思想
第一要將政權歸還天皇、
不要在那邊講左派右派藍色綠色共產資本了
讓一個能代表國家、能公正對待國民的小英出線吧

把政權給一個沒有爭議或最少爭議的人物吧
讓國家前進
那些想要持續無意義的爭吵請停止吧！
你想要吵就去中國吧！
中國是偉大的神州大地、她樂於收容連戰、羅福助、陳由豪等等人渣敗類賣國賊

第二和第三點一起來看
設置議院、廣舉各方人才為國服務
民主是最爛的制度,除了其他更爛的制度之外
邱吉爾諷刺的玩笑話說出了真理
民主有時真的很累很煩很讓人不爽、但是這是現在為止最好的方法
龍馬嚮往美國的選舉制度、
讓有能力人才出頭而不是讓貴族的白癡兒子不斷的世襲官位
就像....今天的台灣
國民黨狗官的烏龜兒子女兒們永遠都站住大位
如果有所作為也就算了
但就是一個比一個爛、爛到頂點出了個總統叫馬英九
（朱立倫有比馬英九更爛的潛質但是害的人還不夠多所以暫時排第二爛）
這世界你能想到用來形容無能智障白癡愚蠢混蛋的字眼都不足以用來罵馬英九
因此龍馬的第二項第三項大計
讓民主制度成行、讓人才得以出頭
就像中國戰國春秋時代的百家爭鳴萬花齊放
平民百姓只要有才有能就可以出頭天
日本國力一下子就增長了幾百萬倍
國家不興旺都難

第四點外交
日本強大（或是變得正常一點、不用說明明是台灣卻叫自己做中華民國）之後
外國人自然不會雞雞歪歪的搞些有的沒的
你聽過美國人在外國被人欺負的嗎？
英國法國德國澳洲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國家的人民有在外面給人家打的嗎？
就算有（不長眼的白癡不限於國民黨籍）你有聽過以上那些國家不去討回來的嗎？
以前有個地方叫做貝魯特
國家發生戰亂之後
一些派系軍閥以綁架外國人為樂
有一次綁了一個俄羅斯使館官員（那時叫蘇聯）
以為可以耀武揚威一番（大家看喔、林北連北極熊都扁著玩的）
結果、俄羅斯人給他們知道挑錯人欺負的下場
俄羅斯特務一樣在大街綁架了那個軍閥的一個手下
然後把他身上一個部位切了下來
（那個部位眾說紛紜、其中一個說法是大頭、另一個說法是小頭）
切下來之後把人丟回大街供十方大眾欣賞血淋淋的慘狀
然後、被綁的俄羅斯人就被釋放回家吃晚餐了
先強大自己、然後就會獲得正常的對待
輕視自己、設定自己做為中國的附屬邊陲賤貨
這種賤胚怎麼會有外國人來尊敬你
連本國人都徹底瞧不起你了！

第五點立法
以上國家迫切的危機都解除了之後
就要制定憲法來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
中國民國憲法是一部基本上來說很爛的憲法
其中最爛的地方是它不是針對台灣來制定的
台灣是一個海島
小而美、小而富、小而強
中國法律不適合台灣
因為.......那是中國
你聽過有人按照神豬文的身材來給林志玲做衣服的嗎？

又
當年中華民國憲法制定的時候是中國國民黨主導的
那....你就知道有多爛了
爛人爛黨不是今天才爛
是古早古早的很久很久以前就爛到骨子裡頭去
這麼爛的黨制定的法律能用嗎？
白痴也知道不行
當然要制定新憲法

第六點建立海軍
海軍就是用來抵擋外國勢力入侵
你聽過看過海軍用來天安門屠殺大學生嗎？
不可能麻
所以建立海軍保衛國家
進而去攻擊別國
為國家爭取更大利益
反正中國那個國家的便宜不佔就笨了
海軍這件事就是我整篇文章想講的重點
等一下一起說了

第七點是建立中央軍隊
注意、龍馬建議的不是陸軍而是直屬天皇的親軍
當時日本的問題就是大家都有軍隊
那時候的日本武士好勇鬥狠殺人不眨眼
（但是後來出了什麼事啊？今天日本男人他媽的死娘娘腔一堆）

陸上武力不是不夠而是嫌太多
不去工作賺錢養家反而拿著刀四處鬧事
造成社會問題
建立中央政府直屬軍隊
可以穩固王權、確保國家中心的安全

第八點建立貿易制度
當時日本還是農村經濟制度
龍馬跟外國人做生意就了解日本的經濟根本跟不上時代
連貨幣匯率知識都完全缺乏
難怪完全被外國人電著玩
這是經濟上急需迎頭趕上的地方
就像一個笨蛋總統帶領的笨蛋黨
一心一意就要跟完全沒有現代知識的爛國家搞在一起
白癡永遠喜歡跟笨蛋混在一起
要去死就去死啊
幹嘛帶台灣人陪葬

好、講完八點來讚嘆龍馬

（這男的實在太帥、帥到沒有龍馬那種貼近人心的智慧感）

龍馬的智慧真的完全洞悉人性
首先大政奉還、把政權放在日本天皇手上、讓國家安定不再內亂
接著設置上下議院、廣納社會菁英為國服務、極力消除過去邪惡特權勢力
讓民間有志之士取代馬英九連勝文之流世界級低能兒
國家自然能上軌道
國家有了個樣子
歪果仁自然不會妄想染指你的家園
正向循環之下
有尊嚴有人格的國民不會有連戰這種無恥下賤淫蕩賣國賊求人捅他屁眼
以上講的是人治
人治之後當然要走向法治
有了可以讓人民遵守的法律、國家當然長治久安
國內安定之後、就需要海軍武力保護國家的領土疆域
當時陸上武力的需要反而排在後面
而陸軍的建立首先是要保障天皇的威嚴
這完全對症下藥
不患寡而患不均
最後就是要讓日本國民有飯吃之外還要追求富裕生活
想要經濟發達
不是能騙就騙能拐就拐、搶到手就算你贏
而是建立金融秩序、確立國家財政體系
讓人民經濟生活安定
勤勉努力的百姓自然會去拼經濟

以上種種說實在的
以世界綜觀來說船中八策實在不是什麼破天荒的舉措
當時的英美體制都擺在眼前給你抄襲了
（只是有些狗賊去哈佛留學七、八、九、十年只學會做抓耙子、
半點屁也沒學好、就學會藏綠卡在身上）
但是龍馬的厲害是在於
他這八點循序漸進、
讓人、應該說讓當時日本人心悅誠服、乖乖接受
以天皇之名建立秩序
天下人才弭平各地各藩的不和不睦
國民團結一心自然恢復國家尊嚴
制定法律確保長治久安
再投資軍力保障日本利益
最後一點效法歐美先進經濟貿易知識
讓日本經濟和世界各國並駕齊驅
龍馬也可以一遂他的心願、乘風破浪遨遊世界

自己年紀越大越覺得說
人的聰明才智其實大家都差不到哪裡去
（當然有些人皮畜生、連Ｘ、連Ｘ文、馬Ｘ九、洪Ｘ蛀不能拿來比）
但是智慧不是聰明
智慧是人生的歷練、經由反省、思考、嘗試、改變而得來
龍馬的偉大就是他包容、寬大的胸襟能深深感動人心
進而接受他的建議
終於能共同扭轉日本的命運
這就是船中八策最重要的意義

至於我要說的海軍的部分
嗯～
下次再說

坂本晉作的世界: 坂本龍馬的船中八策 - http://goo.gl/RNRz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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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亞入歐/脫漢去儒

2015年02月17日00:25
朱真一（留美退休醫師）

日前看到報導前育部長蔣偉寧，因陳震遠詐審案被處停權1年。想起兩件事，一是去年11月底《自然(Nature)》〈同儕審查騙局〉（The Peer-Review's Scam）的論文，第二是黃文雄先生寫的《儒禍》一書。看過有人的評論說，中國大文化革命，國民黨執政，台灣社會亂象等都是因為「儒禍」。

中國歷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要是讓儒家思想成為統治人民的工具。現代中國表面上反對孔教儒學，還是勵行儒學基本的思想箝制，因為抑制異議是提倡儒學的最基本信條。

思想箝制不只政治，連文化語言或其他學術思想都如此。我們從小被教導要尊敬長輩權威，不准抗議，更不能向上頂撞，「官大學問大」是座右銘。不少學術教育的領導人，不少用種種方法包括經費，來限制學術自由，甚至醫療都有類似情況。上級醫師的診治，下級醫務人員不敢去懷疑，通盤的接受；就算有明顯的破綻，沒人膽敢去挑戰，因為大家知道提出異議的下場如何：升等通不過，研究經費拿不到，誰敢再去反駁？教導出不少自我設限於框框中，思路不寬闊，不思考不探討，不會去考慮種種可能性的學子。

學術造假，包括最近一連串的詐審、抄襲、論文掛名等事件，都是儒禍。上述《自然》的〈同儕審查騙局〉，南韓的Hyung-In Moon（文亨尹）偽造電郵帳號，自己的論文自己審，最後超過30篇遭撤銷。台灣陳震遠的詐審，更說是most spectacular，台灣翻成「令人嘆為觀止」，雜誌最後撤了六十篇論文。台灣最丟臉的是，此文特別提及教育部長蔣偉寧有5篇是共同作者。

20年前，一位歐美學者去南韓當客座教授後在在《自然》寫了文章，他說南韓學生上課前會起立敬禮，不過韓國學生及學術界沒有創新思維。他說Confucianism（孔子思想）是原因。韓國、中國、台灣等都一樣，產生很好的音樂演奏者，但沒有好作曲者，更沒有大思想家。

上述討論詐審案，當然不會只是韓國台灣而已，這一類的造假事件，大概中、台、韓較多。雖不是詐審，2009年年底《晶體學報》（Acta Crystallographica）更上層樓，兩位來自中國井岡山大學教授的造假，功夫超高級，矇騙歐美學界多年，最少有70篇發表的論文被撤銷。從世界各地的討論，中國的學術造假世界第一。當然不只學術，其他如食品、藥物、玩具或其他產品造假更多。

中國的固有道德文化，產生偽君子不少，考試取才要會寫得富麗堂皇，所以看《自然(Nature)》的〈同儕審查騙局〉，很自然地聯想到東亞「造假文化」之禍就是儒禍。高中時，因為批評儒家虛偽之多，還被導師認為思想有問題，差點被送去情治機關，道道地地的「儒禍」。

日本明治維新時，去儒相當成功，較少儒禍。南韓最近力求現代化，勵行脫漢去儒而進展神速，脫漢去儒應是台灣現代化及自強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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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逝世。明治天皇在位期間，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改革，使日本加速成為現代化國家，並間接使得臺灣成為日本領土。
明治天皇逝世後，日治下的臺灣，也邁入了大正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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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權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於2020年7月30日晚間病逝臺北，享耆壽98歲。
一起來回顧這位「臺灣民主影武者」。
李登輝出生於日本時代1923年的臺北三芝，天資聰穎，就讀菁英中菁英的臺北高校，並升學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二戰期間擔任臺籍日本兵，戰後回臺就讀臺大，1950、1960年代先後前往美國留學取得碩、博士， 論文並獲得美國農學會全美傑出論文獎 。
如此優秀的人物返國後於臺大任教，輾轉被延攬至蔣經國內閣並逐步取得信任，在蔣經國淡化外來統治印象的「吹台青」策略中被派任擔任臺北市長、臺灣省主席等職，最後於1984年擔任副總統。就任副總統沒多久即發生蔣經國政權派黑道至美國境內槍殺異己事件「江南案」。東窗事發後，蔣在美方壓力下只能放棄世襲接班，幾年後在沒有明確安排接班人的情形下死去，身為副總統的李登輝於是依法順勢繼任總統及國民黨黨主席。
在國民黨裡頭「臥底」了快二十年，李登輝終於接任總統大位，卻要面對滿坑滿谷黨國鷹犬的國家機器及不滿由臺灣人掌權的外省勢力反撲，幾度爆發政爭被李以政治手腕化解。要「潛伏 」 在黨國機器內撐到擔任大位，我們很難從他表面上的言論判斷其真實想法，但觀其作為，在李上任後，透過各種高超的政治手腕進行了多項改革 ，終止動員戡亂、修正刑法一百條惡法，解除了海外黑名單回臺的限制、第一次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向政治受難者道歉，成功促成國會全面改選、推動總統直接民選、軍隊國家化、推動師資培育法改變了教育長期由黨國掌控之師範體系把持對人民洗腦的困境….等等。不難看出其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將黨國透過教育、軍隊、白色恐怖等手段全面箝制臺灣意識的機制破解，許多事情並非當場立竿見影，卻會造成長期不可逆的影響，臺灣人也終於能透過人口結構的優勢，逐步取回政權的控制。
這種嘴上不說破的卻實質有效的臺獨策略，許多只能眼睜睜看著寡佔優勢一點一點還回去的黨國份子對其恨之入骨，用盡各種方式羞辱。但現代的各種「覺青 」 或「獨派」回頭去看以前那些手段，大概會先大罵一頓往死裡打吧？ 表面上，李登輝是最高領導者，掌控整個國家機器及國民黨，立法院不要說過半，過七成都不是問題。 現在某些人最愛問的「怎麼不直接宣布獨立？」，也可以想想當年李若直接這樣硬幹會發生什麼事？下場鐵定是整個黨國體系反撲死無葬身之地，外省勢力全面奪權，然後隨著中國崛起而一一投共把臺灣賣了(看今天的國民黨，應該不用再懷疑了吧)。
而李登輝在這過程中的政治手腕，經典案例是在1990年任用軍事強人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院長，用以安撫分裂的黨內派系，也引起軍人干政的批判。但此舉最重要的目的，是將郝柏村抽離隨時可能發動政變的軍政體系，以確立他的改革可以穩健地繼續進行。
時光流逝，臺灣人在2000年完成首次政黨輪替、2016年首次完全執政、2020年在看不到希望的逆境中突破重圍再次完全執政。現在的政治環境已非當年黨國虎口環伺的情境，但長期被黨國教育深刻影響的群眾形成的主流民意，臺灣人依然只能穩健不躁進的取得執政權，再透過長期的教育改革逐步處理被黨國扭曲的認同與價值觀，這必然是一條漫長的路程。李登輝的沉著與耐心，使臺灣挺過重重危機而走上民主化之路。他顯然知道，臺灣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不是幾天幾個月的事，而是百年大計。
2020年，中國武漢肺炎肆虐全球，美中衝突緊繃至極致，世界局勢丕變。李登輝的逝世，不只是臺灣走過中國外來極權統治，並透過民主手段逐步取回政權的時代見證，更是走向下一個命運轉折的起點。感謝前人的遠見，未來，就是我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