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雙北 拒中桃 中國學術活動也搞分化
分享迎雙北 拒中桃 中國學術活動也搞分化到Facebook 分享迎雙北 拒中桃 中國學術活動也搞分化到Line 分享迎雙北 拒中桃 中國學術活動也搞分化到Google+
2017-07-17
兩岸都市交通研討會 又見中國打壓
〔記者黃鐘山、謝武雄、周彥妤／綜合報導〕中國再出手打壓台灣，染指單純學術研討會。「海峽兩岸都市交通學術研討會」廿一日將在上海舉行，台灣受邀的四都中，民進黨執政的台中市及桃園市突然被中國「封殺」、無法參加，非民進黨執政的台北市、新北市則放行。桃園市長鄭文燦昨批說，中國採取「藍綠有別」的作法分化台灣，只會更引發台灣人民的反擊；台中市交通局長王義川除批中國透過學術活動分化台灣外，也宣布中市將終止明年承辦上述研討會的籌備工作。
台中市交通局長王義川（站立者）強調，沒辦法接受先邀請又故意拒絕的中國政府。（記者黃鐘山攝）
台中市交通局長王義川（站立者）強調，沒辦法接受先邀請又故意拒絕的中國政府。（記者黃鐘山攝）
「海峽兩岸都市交通學術研討會」曾在兩岸廿四個城市舉辦。（取自台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網站）
「海峽兩岸都市交通學術研討會」曾在兩岸廿四個城市舉辦。（取自台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網站）
中市府反擊 宣布停止承辦明年會議
本報接獲爆料指出，「海峽兩岸都市交通學術研討會」自一九九三年在上海創辦以來，已在兩岸廿四個城市舉辦了廿四屆，今年首次重回上海，由上海市交通工程學會、同濟大學承辦，本月廿一日至廿三日在上海舉行，主題為「四分之一世紀的交通發展與未來挑戰」。
據指出，這項研討會是兩岸交通專業教授與學生的交流論壇，是單純的學術研討會，由台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為對話窗口。該會理事長孫以濬表示，消息近日經由上海學術會議主辦單位「上海科協」轉告獲知，此次學術研討會亦是以交通為題。
民進黨執政中桃兩市 受邀又被封殺
據指出，今年原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與台中市的交通局首長受邀參加，但日前中國國台辦通知負責台灣組團的台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拒絕民進黨執政的台中市及桃園市前往，非民進黨執政的台北市及新北市則放行。
鄭文燦受訪說，中國拒絕桃園市、台中市政府參加，是一種破壞性的活動，不利兩岸正向發展；而中國採「藍綠有別」的作法分化台灣，只會更引發台灣人民的反擊。如果連這樣的學術研討會都要築起高牆，也會讓台灣人民對中國評價「直直落」。
王義川強調，他本來是受台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邀請，擔任分組研討的主持人，不但取得台胞證、接獲邀請函，還列名台灣代表團之中，不料台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十五日卻通知他被中國拒絕。他痛批中國透過學術活動，企圖以差別待遇分化台灣，對中國的「幼稚分化行為」深感遺憾，台灣人也會認清中國政權的本質。
歷史作為一種敘事 誰的心理學？為何如此歷史？
作者：彭榮邦
這一陣子以來，「歷史」以一種非常搶眼的方式，浮上了台灣原本就已經喧囂不已的話語空間。不管是5月開始由台灣高中生自主發動的「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前總統李登輝在雜誌訪談中一番「曾經作為一個『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的言論，或是最近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到北京參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系列活動，讓台灣人錯愕不已的「一十四年血淚史、贏得醒獅萬世名」提字（咦？過去的黨國教育不是說『八年』抗戰嗎？）和爭議言論，「歷史的書寫和詮釋」都是這些事件中的關鍵議題。
然而，談論「歷史」在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我們也很難期待在當前這種事件性的激辯中，釐清在台灣談論「歷史」的艱難與複雜性。更何況，在台灣書寫和詮釋歷史的困難與複雜，並不侷限於政治場域，而是一種更為普遍性的方式存在於各個層面，特別是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裡。因此，我選擇不加入當前在政治場域的熱辯，而是從一個相對冷門的角落，心理學的場域，來談談「歷史」的相關問題。或許這樣的迂迴，對當前的歷史爭辯可以提供一些啟發。
反課綱運動（photo by malaita）
歷史，對於台灣的心理學來說，一直是個相當邊緣性的議題。不過，「邊緣」不表示不存在，至少，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的丁興祥教授、翁開誠教授等學者，都致力於開展以心理傳記（psychohistory）及生命敘說（life narrative）為方法的人文科學心理學研究，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請參考《應用心理學研究》第39期『生命史及心理傳記』專題）。而以人的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為念的現象學心理學學者們（例如，余德慧教授、李維倫教授、林耀盛教授等人，文章散見各學術期刊），則從另一個方向上關注著人的心理生活是如何歷史性地展開。
上述的心理學學者所關注的，主要是個人的「歷史性」（historicity）及其相關問題，亦即，人作為一種歷史性的存在（historical being），其經驗在心理學中該如何被研究和闡述的問題。的確，近三十年來，由於上述心理學學者們的努力，心理學作為一門以人的歷史性為基礎的人文科學（而非如物理學、生物學一般的自然科學），已經在以實驗與統計方法為主流的心理學圈中逐漸站穩腳步，而且穩定地發展當中。然而，我在這裡想追問的，是另一個與心理學相關的歷史問題，簡要地說，是與「心理學」這門學科的歷史敘事有關的問題。
「心理學的起源」主流敘事https://funpsychology.wordpress.com/roots-of-psychology-and-todays-perspectives/
任何一個在台灣受過心理學教育的人，應該都對「心理學有漫長的過去，但只有短暫的歷史」（psychology has a long past but a short history）這樣的說法不感到陌生。這個老生常談的說法，大致上也是多數心理學教科書鋪陳心理學歷史的方式：心理學的歷史可以上溯自古希臘的思想家，他們所關注所謂的「心理學」主題，與現今的心理學家並無二致，但接著便以蜻蜓點水的方式，回顧心理學思想在幾個世紀內的傳承或變衍，然後就快速跳接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心理學開始以現代「學科」（discipline）的面貌浮現之際。原先的浮光掠影，此時彷彿進入了一種慢動作、甚至是凝視的狀態。在前述的這個線性進展的歷史敘事中，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心理學從綿長的「過去」進入「現在」的重要時刻，而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心理學實驗法的建立。
心理學實驗法讓心理學這門新興的學科得以宣稱自己不再是玄想的哲學，而是進行實徵研究的科學。「德國心理學家威廉‧馮德在萊比錫成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因此成了凝視的對象，故事的焦點，因為它是標誌著「現代心理學」誕生的、里程碑式的大事件。於是，心理學的歷史這條由古希臘哲學思想出發的蜿蜒大河，在一八七九年「馮德建立心理學實驗室」這個里程碑之後開始調整河道，經過結構主義、功能主義和精神分析三大早期學派的洗禮，逐漸與自然科學和醫學等科學匯流，在前仆後繼的偉大學者們的共同推動下，終於在美國這片大地上開展出波瀾壯闊的當代科學心理學風貌。
「心理學的起源」主流敘事https://funpsychology.wordpress.com/roots-of-psychology-and-todays-perspectives/
這個心理學「起源於歐洲、發皇於美國」的大河敘事，會在不同的心理學課程裡重複出現，或許細節不同，或許強調的重點不一樣，但是敘事的核心架構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多數在台灣學習心理學的人，甚至許多的心理學學者，也把這個大河敘事的心理學史，毫無疑問地當作心理學「真正的」歷史。然而，受過後現代思潮洗禮的人（我這麼說，是不是暗示台灣的心理學界並沒有真正受到後現代的洗禮？唉……），都不會對這類歷史敘事採取這麼輕信的觀點，因為任何的歷史敘事，都不會只是「描述」所謂的「歷史事實」，而是一種有特定立場的選擇性編憶（selective re-membering），用以證成或捍衛這個敘事主體的現狀（present）的正當性。這也就是說，面對心理學的這個大河敘事，我們必須要追問：這是誰的心理學？為何如此書寫歷史？
線性的「心理學發展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OknboUNdg
如果追根究底，我們會發現，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心理學歷史，其實是問題重重、經不起考驗的。這個心理學「起源於歐洲、發皇於美國」的歷史敘事，是以「心理學」在某種同質性的時空綿延中線性進展的邏輯，為美國的心理學歷史提供了一個簡單易懂的故事，這個故事不僅強化了心理學在諸多科學中的地位，也讓心理學這個學術社群的成員，對於自己所投身的這個學術事業有認同感和價值感。但是，「簡單易懂」既是這個歷史敘事的優點，同時也是它的最大缺點，特別是對於心理學這個以內部的歧異多元（diversity）著稱的一門學科來說，更是如此。要從心理學源起多地的歷史發展中，耙梳出一個簡單易懂的線性發展故事，必然得選擇性地獨尊特定地方的某些心理學知識體系，而將這個地方的其他心理學知識體系，或是其他地方更為迥異的心理學知識體系，都予以邊緣化或根本忽略其存在。以這個「起源於歐洲、發皇於美國」的歷史敘事為例，在這個敘事中被選擇性地強調的，當然是以實驗法為核心的美國主流心理學，而諸如精神分析這種「非科學」，就被用「過去式」來處理，淡化它在當代的相關性，而像現象學心理學等在知識預設上與主流心理學大相逕庭的心理學知識，在這個大敘事裡幾乎很少、或只能「順道」被提及。
（作者提供）
至於其他地方的心理學知識，在這個以美國主流心理學為主的歷史敘事中，到底得到怎麼樣的對待，心理學學者布洛克（Adrian C. Brock）在2006年就有相當一針見血的觀察。他從美國大學心理學教科書對史料的取捨歸納出三個判準：
判準一、如果你的研究對美國心理學沒有重要的影響，不管在其他的地方多有影響力，都不算數。
判準二、如果你的研究對美國心理學有重要的影響，就算在其他的地方影響有限或甚至全無影響，你的研究還是心理學史裡重要的一部份。
判準三、對於心理學來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根本不存在。
這也就是說，其他地方的心理學知識能不能出現在這個「起源於歐洲、發皇於美國」的歷史敘事中，端視它對美國（主流）心理學有無重要影響。歐洲在這個歷史敘事裡是起源，當然無法忽略；但是對美國（主流）心理學的形成沒有重要影響的其他地方的心理學知識，這個歷史敘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將它們視為不存在。不可思議的是，台灣的心理學界居然就這麼接受了這個既有「特殊性」，又充滿「美國味」，而且將台灣等亞洲國家排除在外的心理學歷史。
將美國主流心理學的歷史敘事錯認是心理學的通史（亦即唯一的歷史視角），長期以來對台灣的心理學發展，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後果。首先，做為一門學科，台灣心理學的自我認識，有一種「張冠李戴」的現象，亦即，對於美國主流心理學的心理學歷史如數家珍，甚至誤以為那就是我們的心理學歷史，卻反而對心理學在台灣的歷史軌跡相當陌生、缺乏認識。這種「張冠李戴」的歷史意識造成了長期的視角偏斜，逐漸使得台灣心理學形成了某種「親美疏台」的弔詭歷史感。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因為在這個歷史敘事裡，所有的歷史，所有值得討論和專注的事件或知識，似乎都不是發生於「在地」而是發生在「他方」，「在地」的台灣不自覺地就被視為學術的「邊陲」（因為似乎沒有值得稱道的學術活動），而「他方」的美國也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學術的「中心」（因為似乎所有值得一提的學術活動都在此發生），而這種不自覺的學術「中心vs. 邊陲」分野意味著，凡是發生在台灣這個「邊陲」的事件或知識都是相對不重要的，只有緊緊地跟隨著美國這個學術「中心」的各種潮流，才能夠在學術上「不落人後」。
這個與「親美疏台」的弔詭歷史感相伴出現的「中心 vs. 邊陲」分野所強化的，正是以美國主流心理學為中心的一種「學術向心結構」：就像是美國主流心理學的歷史敘事被架高為心理學的通史，某些屬於美國主流心理學的特定知識和價值，也被提升為一種「普世皆然」的判準，因此也就被台灣的心理學界奉為圭臬。雖然同樣是身在這個蕞爾小島，但我們還是得透過這些「普世皆然」的判準，驗一驗彼此的學術成分，順便掂一掂學術份量，這才算看見了彼此在心理學中的相對位置。
歷史之所以重要，不在於它的事實性，而是它與現狀息息相關。歷史作為一種敘事，必然有其敘事主體，有其之所以如此敘述的知識權力座落。面對歷史，我們總是得問：這是誰的歷史？為何如此書寫？如果我這篇窩在心理學角落的自言自語對當前的歷史爭辯有什麼參考價值的話，大概也就是以上這些了。
====================
8張卡帶你了解課綱微調到底在爭什麼-風傳媒 - http://goo.gl/mL37Tc
黑箱洗腦課綱非撤銷不可
鄭麗君/立法委員
2015年7月5日下午，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位高中生，聚集在教育部前面，抗議政府藉由黑箱作業的課綱微調，強行推動政治洗腦教育，同時要求教育部長應該立即撤銷即將於8月上路的新課綱。學生們的訴求理性而堅定，令人非常感動，這是一場為自己爭回教育主體權的運動，而每一位高中學生都是主角。
學生們為什麼堅持黑箱洗腦課綱非撤銷不可？
因為此次課綱微調，違法也違反程序正義，首先，課綱的調整，竟是由史無前例，也無法源依據的教科書檢核小組，逾越其只能進行教科書名詞檢核的職權來發動；違背一向由下而上，凝聚共識的制定程序。此外，從草案研擬到審議，都用黑箱不公開的方式進行，檢核小組以及教育部任命的課綱審議委員名單、會議紀錄、會議錄音、錄影等資料，不但不公開還被當成國家機密。
2015年7月5日下午，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位高中生，聚集在教育部前面，抗議政府藉由黑箱作業的課綱微調。（記者簡榮豐攝）
而2014年1月25日的高中分組課審會，審議新課綱時，甚至涉嫌作弊。當時的會議主席未當場開票公布審議結果而是收回另行統計，違反民主程序；而其統計方式，依據台權會控告教育部資料黑箱的法庭觀察紀錄，教育部律師承認，教育部把委員書面意見攜回後，把「尊重多數意見」當做「同意」，把「對A有意見」當作「對B同意」，把「沒有明確反對」也當作「同意」，這不是作弊是什麼？
至於最後研擬出來的社會領域微調課綱，不僅偏離歷史事實，更試圖打壓台灣的多元文化，回歸獨尊大中國意識及黨國史觀，走回戒嚴時期的洗腦教育，還在公民科課綱刪掉白色恐怖的事例，淡化台灣曾有過的國家暴力，完全背離大家所共享的民主價值。如此黑箱製造出來的洗腦課綱，我們的高中學生怎麼能接受？當然非撤銷不可！
社會領域微調課綱，不僅偏離歷史事實，更試圖打壓台灣的多元文化，回歸獨尊大中國意識及黨國史觀。（記者叢昌瑾攝）
然而，面對學生們的抗議，教育部堅持不願撤銷新課綱，卻表示新舊教科書都可以使用，有爭議的內容不考。聽起來好像有所讓步，其實卻是一個大陷阱。因為依據學者統計，所謂微調，台灣史內容的調整幅度卻有六成之多，如果有爭議就不考，在考試領導教學的壓力下，老師如果選擇不教，學生也就不用讀了，那麼多數台灣史的內容，在不教不讀下，便從歷史的學習中消失了。況且，只要現行舊版教科書的執照期限一過，所謂新舊並陳的情形也自然消失了，結果便是全面回歸新課綱。
更嚴重的是，課綱微調若不撤銷，正在制定中的12年國教新課綱，勢必是以此為基礎來編寫，形成12年一貫，以洗腦教育為主的反民主課綱，影響層面將擴及高中以下的國中、國小所有學生。難道，屆時連國中小學生也都必須站出來抗議政府嗎？
課綱微調若不撤銷，正在制定中的12年國教新課綱，勢必是以此為基礎來編寫，形成12年一貫，以洗腦教育為主的反民主課綱。（記者陳志曲攝）
令人遺憾的是，教育部對於學生的呼籲，不但不檢討，還用權謀話術來敷衍，甚至加裝鐵門，陳設拒馬，把學生當成敵人看待。我們必須奉勸教育部部長，這不是把學生阻隔在鐵門之外，而是把自己囚禁在鐵門之內了，這樣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教育部該有的作為，只有一個，那就是馬上撤銷黑箱洗腦課綱。
在高中學生抗議黑箱課綱的現場，我們也看到許多家長以及老師站出來鼓勵學生。我們也期盼，能有更多的家長、老師們挺身而出，支持學生自主的行動，一起來阻止黑箱洗腦課綱，為下一代堅守一個多元而民主、在地而真實的教育環境。
------------------------
推倒黑箱課綱// 全國300校學生 今圍教部
字體列印轉寄|plurkshare
2015-07-22
〔記者李欣芳、林曉雲、吳柏軒／台北報導〕用青春、笑容和創意，推倒黑箱課綱及拒馬！全國各地近三百校高中職生今天將包圍並夜宿教育部，包括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台教會、北社、青年團體臺左維新、家長團體等都將聲援。臺左維新創辦人林于倫呼籲教育部長吳思華要有羞恥心，出面與學生對話。
反黑箱課綱的學生今天將包圍教育部，學生將用舊課本堆起一座高牆，對抗教育部前的拒馬，讓政府知道，再銳利、再高的刀片拒馬也擋不住學生覺醒的力量。（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反黑箱課綱的學生今天將包圍教育部，學生將用舊課本堆起一座高牆，對抗教育部前的拒馬，讓政府知道，再銳利、再高的刀片拒馬也擋不住學生覺醒的力量。（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邀父母穿制服 挺身反威權
全國中學生反黑箱課綱包圍教育部活動預定至少今、明兩天，學生們將用書本高牆和祈福小卡對抗尖刺高高的拒馬，邀請父母穿起高中制服和他們站在一起反黑箱，也會以噴黑傘、布圍拒馬留言、蠟燭排黑傘、粉筆彩繪道路、燭光祈福等方式表達「拒洗腦、拒黑箱」的堅定立場。
學生們也將夜宿教育部前，用強韌的堅持面對頑強不認錯的政府。第二天反黑箱課綱學生還將進行「環島反黑」之旅；包括薛化元、黃益中、陳君愷等學者與老師都會現身聲援學生們，在教育部前上符合教育專業的歷史、公民、國文課。
用書本高牆 對抗尖刺拒馬
學生也將用舊課本堆起一座高牆，對抗教育部四周高高的拒馬，讓政府知道，再高的拒馬都擋不住知識與公民覺醒的力量；另號召大家穿制服包圍教育部，表達學生反威權教育的心聲。
臺左維新創辦人林于倫表示，教育部面對學生反對黑箱課綱始終採迂迴的態度，不願意直接面對，現在還想拖過八月讓新課綱上路，教育部愈是執迷不悟，未來相關抗議只會更激烈，他呼籲做了錯誤決策的教育部長吳思華要有羞恥心，出面與學生對話。
十二年國教家長聯盟召集人周美里表示，吳思華應該為黑箱課綱爭議以及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引發民怨四起下台負責，聯盟反對任何形式的黑箱決策。
故意避開？ 教長人在法國
黑島青發言人賴品妤表示，黑島青自去年開始就關注黑箱課綱議題，不少就讀高中的學妺這次也出來反黑箱課綱，黑島青成員今天也要以公民的身分到場聲援。
台教會會長張信堂、北社社長張葉森均表示，今天會到場以具體行動聲援學生反對黑箱課綱。
面對學生將包圍教育部抗議，據了解，以促進國際交流為由、十六日起出訪法國的教育部長吳思華，預訂明天返抵國門，原則上沒有和抗議學生碰面的規劃；外界推測他似乎是有意避開學潮。
------------------------------
蘋論：謀殺歷史
2015年07月15日 更多專欄文章
課綱爭議是搶奪「典範歷史」話語權的鬥爭，在台灣，就是中國法統史觀和台灣主體史觀的鬥爭。
全國高中生反黑箱課綱運動全面升級。由於教育部8月將強推微調歷史課綱，抗議的高中生前天前往國教署陳情，遭鐵捲門阻擋，學生合力推開鐵捲門，造成鐵門變形，有部分學生在衝擊中受輕傷。
後現代主義學者把近代以來形成的知識理性與社會批判，歸因於背後的權力運用；他們認為政治、經濟、社會等權力，創造出典範的知識理性，如人類學、歷史學，同時也以此知識理性鞏固典範的社會結構。
中研院院士王明珂在新出版的著作《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中，提出典範與邊緣、記憶與認同等多項概念。他指出：「在當代最能代表此歷史與文化知識的，便是由國家（或代理其權力的機構或個人）編審出版的教科書所傳布的知識。這是當代全球性國族主義的一項特色：國家以普及教育及教科書來播殖典範的歷史、地理、政治、文化知識至每一個國民的記憶中，以塑造同質性的國民與國族成員」。
這說明了「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典範歷史透過社會優勢群體的權力而產生，就像國民黨執政便修改課綱，企圖去台灣化而回歸法統中國的典範，並以此中國意識來「政治社會化」（洗腦）中學生。
最強動新聞看這裡
仇恨媒介洗腦工具
這樣的歷史理論意謂著沒有絕對客觀的歷史敘述、沒有史實真相、也因此沒有「以史為鑑」這回事。根據主觀又不見得是事實的敘述，如何具備史鑑的功能？只會累積偏見與錯誤的認知。難怪根據偏頗歷史而發展出來的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有那麼多偏見和成見。
如果歷史都是由當時的權力者所撰寫，那麼等民進黨執政後，即可重寫課綱，再調回原狀。國民黨也不必哀怨，等執政後再調回來。把「權力解釋歷史」詮釋得最精采的是中共，完全按照政治的需要決定歷史。若統一後，台灣的歷史課綱更將大幅改寫，抗戰不但全由中共主導，所有具有台灣意識的人（未必是台獨）都成了漢奸國賊。
這其實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變得毫無意義與功能，只是醞釀仇恨的媒介和洗腦人民的工具。為了政治目的並趁權力在握而修改課綱的賊子，正是謀殺歷史的劊子手。
--------------
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
內文試閱回商品介紹頁 >
第一章事實與現實
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探尋對象。對社會學家或社會人類學家來說，社會事實（social facts）或文化真相（cultural truth）是他們努力發掘的目標。究竟，什麼是事實？什麼是真相？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所談的事實是否為同一回事？我們如何探索事實、發掘真相？以及，我們是否可以全然瞭解並描述所見事實？這些都是長久以來讓學者經常感到困擾的問題。
在日常生活，我們更經常在探究事實、發掘真相，或與他人爭論事實；似乎，事實指的是一些常被遮掩、扭曲的事物。看來我們生活在一個由許多事實拼組而成的世界裡，整個社會的存在與運作都藉著我們對過去的歷史事實與當前社會事實之理解。正確無誤的認識事實，如員警及法官正確認識一個車禍發生時的事實，能解決人際糾紛、維持社會公義與秩序。正確地重建古代高句麗、釣魚台列島的歷史事實，可以解決國際糾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除了認識事實不容易外，究竟什麼是事實都值得討論。
歷史事實
我們先從「歷史事實」說起。在前言中我曾提及，在中國語文裡「歷史」這個詞至少表達兩個意思：一是，從前曾發生的、存在的所有事件與事務；二是人們記得的、說的、寫的過去。這兩者間的差別十分明白。前者（真正的過去）範圍非常廣，它的性質為一多層面的時間、空間與物質整體；過去一片樹葉落下、一群螞蟻爬過、一場人類戰爭，都成為它的一部分，但因已成為過去所以抽象而難以捉摸。後者（人們記得的過去）範圍狹，它只存在於人們的記憶中，或藉由人們的口述、書寫、繪圖、塑像表達出來。因此，它的內容具體，但卻是片斷、片面的（如唐代史、個人生命歷史、國家的歷史）。為了方便討論，我們且用歷史代表真正發生的過去，以「歷史」代表人們記得的過去。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許多歷史學家研究的是歷史，他們宣稱自己發現了一些歷史事實，但他們所說、所寫的「過去」無論如何仍是「歷史」，也就是人們對「過去」的記憶與陳述。在我所接受的專業歷史教育中，歷史有嚴格的定義，那便是「自有文字記錄以來人們的重要活動」。這表示：第一，歷史學家意識到他們主要根據文字記載來研究過去；第二，他們知道自己研究及重建的只是過去的重要片斷；第三，有文字記錄代表人類文明社會的開始，因此他們研究的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無論如何，歷史學家相信他們探索、重建的是重要歷史事實，它們主要被記載、保存於文獻史料之中。歷史學家的專長便是，在這些史料中找尋、辨別歷史事實的片斷，將它們組織起來，以說明人類曾經歷的過去。
究竟什麼是歷史事實？我們以台灣的歷史為例。在台灣，1990 年代以來最典範的台灣史，也就是許多人相信並強調的歷史事實，大致如下。臺灣最早的住民是原住民；數千年前他們便在此生活，有考古遺跡為證。300 多年前鄭成功驅走荷蘭人後，許多閩粵移民與鄭氏所率官兵在此定居，他們是閩南人、客家人的祖先。1949 年前後又有一批大陸軍民隨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來台，他們是外省人的祖先。這個「歷史」，也說明台灣的族群社會現實—廣義台灣人分為四大族群：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其中，原住民是被征服者，外省人是新住民，閩南人與客家人是真正的臺灣人（狹義台灣人）。以上提及的鄭氏據台的歷史，相關閩粵移民的歷史，國民黨政權及蔣介石來台的歷史，無疑都是歷史事實。然而，這並不表示它們是絕對重要的歷史事實，也不表示它們無論如何都應被選擇、編入台灣歷史之中。譬如，台灣歷史也可以如此書寫—很早以前便有一些英雄先民居住在這個島上，他們是台灣老居民的祖先，後來陸續從大陸遷來許多逃荒、逃難的民眾與官兵，他
們是新移民的祖先，所以現在台灣有兩個主要族群，老居民與新移民。以上所述的過去也是歷史事實，只是將鄭成功、蔣介石等英雄祖先的歷史省略簡化而已。台灣人不如此說歷史，並非因為它不合歷史事實，而是它不符合台灣有「四大族群」這樣的社會現實。
顯然，並不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構成我們所信賴的「歷史」，而是當前的社會事實（或社會現實）使得我們選擇某些歷史事實，或創造些對過去的想像，以某種方式來建構我們所相信的「歷史」。我們相信這樣的「歷史」，因為它與社會現實以及相關的社會權力緊密結合在一起。說得更準確些，歷史事實造成某種政治、社會情境；在這樣的情境中，掌握權力者（個人或群體）也掌握「歷史」建構，於是他們以「歷史」來強化有利於己的社會現實情境。這社會現實情境，往往也就是群體中的老居民與新移民，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男性與女性，富貴階級與底層群眾等等，涉及社會地位、資源分配有高下階序的人群認同。
歷史學者所關心的歷史事實，經常是過去的人物、事件及相關時間、空間。譬如，大禹、孔子這些歷史人物生於何時、何地，死於何時、何地；如周武王克商、周太伯奔吳，這些歷史事件發生在何時、何地。由於這些歷史人物、事件在構成「歷史」敘事中扮演重要地位，而「歷史」又解釋今日人們的現實處境與身份，因此相關歷史事實便不斷被爭議。僅以大禹出生地來說，山東、安徽、浙江、四川、山西都有人主張大禹出生於本地；在四川，大禹出生地又有汶川、北川之爭。這些對歷史事實的爭執，多少皆與「現在」本地人的鄉土認同與歷史榮耀感有關，或也與歷史文化資源轉換為地方觀光資源有關。如此，無偏頗的認識歷史事實就更不容易了。
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來，許多學者、民眾皆認為考古文物、遺跡比歷史文獻更能呈現歷史事實─它們的存在本身便說明了歷史事實。是否真是如此？我認為並不盡然。考古遺存固然能增添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但往往，它先被「歷史」所認識─我的意思是，人們在其已有的「歷史」記憶中了解考古遺存。譬如，良渚玉器早在清代已出現在古玉圖錄之類的書中，但清代與民國時期的收藏家大多認為它們是商周之際或晚至漢代的玉。為何如此？那是因為在 1970-80 年代以前，在良渚文化被有系統的發掘、研究及發表以前，人們對於長江下游的人類文明發展程度所知有限，因此他們以其「歷史」知識來理解這些雕工精緻的玉器。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什麼是過去的事實、什麼是考古學知識（或我們一般性知識）之建構。舉例來說，考古學者在陜西某地發現一些距今 4000 年前的古代人類活動遺存，包括各種石製工具。它們毫無疑問能代表一個過去曾存在的事實但考古學家稱之為「一個新石器時代晚期陜西龍山文化之人類居址，還發現有石鐮、石錛等農業生產工具」，這敘述中便有許多考古學（或一般知識）建構（如新石器時代晚期、陜西龍山文化、居址、石鐮、石錛、農業），它們不等同於歷史事實。
這個例子也說明探究與呈現「歷史事實」的另一困難：我們的思考方式與語言、文字表述方式都是「當代的」，都是被當代社會文化所建構的，我們如何以這樣的思考與表述方式來探索「過去」，如何靠它們來描述「過去」？當代社會人類學者也表示同樣的認知焦慮；當然，他們焦慮的不是如何認識、描述過去，而是如何認識與描述異文化中的「他者」。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用來思考與表達的詞彙都受我們當代社會文化影響，那麼我們如何探索過去的歷史事實？如何探索異文化中的社會事實？
導演李安的作品《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其原作 The Life of Pi 中有一段 Pi 與日本海事官員的對話。在 Pi 對他們說了那動物相殘然後他與虎共同在海上漂流的
神奇故事後，日本海事調查官員顯然無法相信。官員追問 Pi 說，他們想知道在海上真正發生了什麼事。Pi 對他們說，「所以，你們是想聽另一個故事。」日本官員說他們想知道真正發生的事，不是故事（story）。Pi 說，「但當我們說什麼，它就一定會變成故事，不是嗎？」日本官員還是堅持，他們要聽的是直接簡單的事實，沒有任何虛構成份的事實。Pi 答道﹕「當我們敘述一些事，無論是以英語或日語，它都會成為一種建構，不是嗎？僅單單察看、認識這個世界，這不也成為一種建構嗎？這世界並非只是它的真實存在，而是我們所認識的它，不是嗎？當我們在認識一些事物時，我們也在裡面添加一些東西，不是嗎？」
這段對話的內容也就是前面提及的，我們的思考方式，以及我們的語言、文字表述，都被當代社會文化所建構，因此我們難以正確無誤的認識與表達「真正發生的事」，無論是當前或是過去發生的事。
對新一代的歷史學者而言，他們對於由人物與事件之因果關係所組構的線性歷史事實不甚關心。他們關心的是另一種歷史事實；在一特定時代、特定地區，各種人群社會的經濟、社會、宗教與學術思想等等活動，以及這些人類活動背後更深層的社會、文化基礎或意涵，如某制度之社會功能，社會制度或集體活動所反映的社會深層結構，古人的時間與空間概念等等。這些都涉及社會科學中的一些概念、理論與社會文化事實。所以，我們便談談什麼是社會學者所稱的「社會事實」，以及人類學者所稱的「民族誌事實」。
--------------
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
本書內容為作者結合史學與人類學之作《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等書的知識論基礎。透過人類生態、本相／表相、認同／記憶、文本／情境等概念，作者提出一種由表相（文本、圖像、電影、社會事件等等）認識社會現實本相的分析法。稱之為反思史學，作者希望讀者／研究者能因此練就如孫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透被典範知識蒙敝的真實世界及其歷史變化過程，因此對外在世界有真實體認，以及反思與反應。
【關於作者】
王明珂，1952年出生於南台灣黃埔軍校旁的眷村。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1983），美國哈佛大學博士（1992）。任職於歷史語言研究所30年，目前為該所特聘研究員。2014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30屆人文社會科學組院士。長期從事於結合華夏與華夏邊緣，以及結合人類學田野與歷史文獻的中國民族研究，其多點、移動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東緣羌、藏、彝族地區。主要著作有《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以及《尋羌》、《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等田野雜記及隨筆集。
-----------------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前言
作者：文章來源：澎湃新聞點擊數： 64更新時間：2015年07月02日
【編者按】台北中研院史語所特約研究員王明珂先生長期從事中國民族研究，往往結合華夏與華夏邊緣，結合人類學田野與歷史文獻，其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東緣羌、藏、彝族地區。新著《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由允晨文化於2015年7月付梓。本文是該書“前言”，原題《為什麼赤腳慣了踩在銳石上不知痛？》。
為什麼一個經常受歧視的人，久而久之，對他人的侮辱性話語行為變得毫無反應？為什麼我們相信一個“歷史”，即使那“歷史”讓我們成為原住民、少數民族、新移民、勞工階級、女性，並成為征服者、主體民族、老居民、男性與資產階級之外的社會邊緣人？為什麼一個赤腳走路已習慣的人，踩在尖銳的礫石上不覺得痛？
人的神經系統具有反射作用，能透過身體末端的感觸神經將外界刺激訊息傳達到腦部，然後讓我們很快地作出反應，避免身體涉入危險。這就是為何我們赤腳踩到太燙或太尖銳的東西，我們的腳會很快地抽回。然而我們的身體也有保護自己、習於外在環境的作用，所以經常赤腳走在銳石上，腳底會生出一層老繭來隔絕外來的刺激與痛楚。經常受歧視辱罵的人，心上也會生出一層老繭，以避免太多外來的侮辱刺激讓心淌血。
更經常的是，我們以知識體系建立起一個虛擬世界，人們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個大蠶繭裡。在這樣的世界里人們有歡笑、挫折、悲傷、憤怒，但一切都理所當然。人們對於創造及操弄這虛擬世界的真實世界毫無所知，自然對造成自己憤怒與悲傷的根源力量毫無反應；或者更糟的是，我們的反應只是讓這虛擬世界更“真實”而已。
歷史與“歷史”
說得明白點，“歷史”便是建立此虛擬世界的重要知識之一。[注：加上引號的“歷史”指人們對歷史的記憶與言語、文字表述，並以此區隔於真實發生的過去（歷史）。]譬如，若一部美國“歷史”開始於英國移民乘坐“五月花號”來到美洲，以及隨後百餘年更多歐洲移民來到被稱為新英格蘭的美國東岸地區，在此形成美國最早的十三州。若我們將此當作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起點，那麼原來居於本地的“印地安人”便成了被征服者，較晚來自非洲、亞洲的人群成了新移民。經過兩三百年後，若人們還相信並強調這樣的“歷史”，自然人們也相信一個10來歲的歐裔美國青少年比一位80歲的美國老華人更有資格自稱是“真正的美國人”。以上“歷史”，哪一點不是歷史事實？我們相信這些歷史事實，因此不得不接受自己邊緣的或優勢的社會身份？
然而，並非如此。那些事件為歷史事實是一回事，但它們被組構成一個“歷史”又是另一回事。譬如，美國“歷史”也可以寫成：原來北美洲有許多土著在此各佔地盤、相互爭戰，他們有些是印地安人的後裔，有些是歐洲移民之後，自從我們的英雄祖先從非洲（或亞洲）來到這兒之後，開始有了很大的變化……這“歷史”也沒有虛構的成份。然而相信這“歷史”，美國的族群關係將與今日不同。所以，並不只是歷史事實造成“現在”，而應是歷史事實造成部分人掌握社會權力及歷史記憶，歷史記憶讓人們生活在“現在”之社會現實中。
這就是以上說的，我們生活在歷史記憶（以及其他知識記憶）造成的虛擬世界中而渾然不知。因為我們活在“歷史”（指人們對過去的記憶與敘事）規劃的社會現實中，而社會現實又是如此真實，因此人們不懷疑“歷史”——我們以為“歷史”便等於歷史事實。這也解釋了一個謎團——無論是中文裡的歷史，或英文裡的history，都是一詞兩義：過去真正發生的歷史，以及人們記得的、敘述的、書寫的“歷史”。法國詮釋學者保羅·理柯（Paul Ricoeur），曾注意此一現象，並以人類普遍的“歷史性”（historicity）來解釋它；他稱，“歷史性只是指一個基本但切要的事實，我們創作歷史，我們沉浸其間，我們也是如此的歷史生成物”。
反思性
今日許多社會科學界所稱的“反思性”（reflexivity），各個學科、個別學者對它常有不同的理解與定義。在這方面，我傾向於接受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見解：我們得自於社會的許多偏見，常讓我們對外界事物缺乏反思性認識。個人的社會認同、社會現實與學術法則等等，均讓我們在認識外在現象、事務上非常遲鈍。這就是前面所說的，腳底生了老繭，我們踩在燙的、尖銳的礫石上，卻沒有抽回腳的反射動作（reflex）。不斷生產缺少反思性的知識，常使得許多不當的社會現實，或負面的社會價值，繼續存在並且被強化。因此反思性研究，便是透過一些新方法、角度、概念，來突破認知的“繭”，來深入發掘隱藏在表相之下的本相。
在其著作《反思社會學引論》（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中，布迪厄指出三種缺乏反思性的學術認知偏見。雖然他批評的主要是社會學中的一些作法、施為，但也因此衍出其對社會科學知識生產之批判。這三種認知偏見，第一是社會性（social）偏見；研究者處於某種社會文化圈中，因他的出身背景，如社會階級、性別、族群等認同，所產生的認知偏見。這是最普遍的，也是許多學者都曾指出的一種學術認知偏見。第二種是學術場域（academic）偏見；這是指一個研究者居於學術圈及學界某位置，因此產生的認知偏見。如一個學術機構的首長，一個寫論文的博士生，各因其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而與他人有利益與權力角逐關係，此皆影響他們的學術認知。第三種，也是他最重視的學術偏見，學究偏見（intellectualist bias）。這是指，學者將現實世界建構成一個有待被解釋的學術圖像，以一大套預設的理論、方法、原則、辭彙來探索描述它，而忘了現實世界中有許多待解決的具體問題。
存在於學科自身內的偏見，深深影響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觀察、描述與理解，或更深化許多原已存在的社會問題。舉例來說，如人類學的田野方法、理論、辭匯所建構的知識，經常因強調“他們”的特殊性，而加深被研究對象（原住民、少數民族）的社會邊緣地位。又如人類學知識強調文化、宗教在人類社會中的特殊價值，使得人們關心政治造成的社會剝削與迫害，卻因尊重宗教、文化，而對由此造成的剝削與迫害視為理所當然，或明知其非但也認為不宜干涉。
以上布迪厄指出的是學者們（特別是社會學者）在進行研究時，因對自身社會背景缺乏反思而產生的認知偏見。事實上，上述幾種認知偏見都更普遍地存在於每一個人心中。我們每個人的社會出身背景，我們在此社會中的位置，以及由學術知識透過社會教育轉化而成的“常識”，都是一層層的帷幕，或腳底的皮繭，屏障著我們對世間一切人、事、物的感觸與認知。
布迪厄的反思性研究見解，與他的習行理論（practice theory）密切相關。我認為，這個理論的精華表現在其名著《區分: 一個對於品味評價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的一個名句上——“表相造成的本相，與本相造成的表相”（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對於這個看來莫明其妙的句子，我的理解是：我們許多的言行表徵（表相）強化了社會現實本相，而在社會現實本相下，我們又自然而然的產生特定言行表徵。
譬如在一社會中，人們歧視女性的言行（表徵或表相），強化男性中心主義這社會現實本相；相對的，在男性中心主義之社會現實本相下，人們也容易產生歧視女性的言行。布迪厄認為，人們這樣的言行常常是在他們的意識之外，因著某種習性（habitus）他們自然而然就這麼說、這麼做。我將布迪厄所稱的practice譯為習行（在中文學術界許多學者譯之為“實踐”），也是為了順應他的這個看法（以及配合將habitus譯作習性）。
我們活在一個充滿表相的社會中，我們說一些話、做一些事，然而我們很少去深究、認識社會本相，更沒有意識到我們所說、所做的經常更深化社會本相。這與前面所說的，“歷史”造成現實社會情境，而在現實社會情境中人們也相信並繼續述說或書寫這樣的“歷史”，是同樣的意思。我們所說與所寫的“歷史” 也是一種表徵、表相，而現實社會情境便是社會本相。所以我們可以把布迪厄那句名言，換個方式來表達——“情境產生於本文，而文本也產生於情境之中”（context in text and text in context）。這文本，特別指的是人們的歷史記憶文本。
既然歷史記憶“文本”與社會“情境”的對應關係，和社會學者所稱的社會“表徵”與社會“本相”的對應關係相類似，這也表示我們可以用同樣一套方法——因研究對像差異而略加些修飾——來研究古代社會（歷史學者的研究對象）與當代社會（社會學者與社會人類學者的研究對象）。
本書的寫作目的
我寫這本書，首先，是為了提出一套分析種種文本、表徵（表相）以探索社會情境（本相）及其歷史變化的方法。這是一種結合多種社會科學的歷史學研究，我且稱之為“反思史學”。這也是我，一個“歷史學家”，對史學的反思。然而讀者也會發現，我從人類學、社會學中得到許多思想泉源，因此這一套分析方法不僅應用於史學，我也希望它能對人類學或對人類社會文化的一般性研究有些貢獻。
在這本書中，我將介紹社會記憶、歷史記憶、文本、文類與歷史心性等概念，透過實際且活生生的例子來說明它們，同時提出一種對歷史與社會研究材料（如歷史文獻、圖像、人們的社會行為、口述歷史與神話傳說等等）的分析法。這樣的分析方法，對我而言並非只是理論，而是近年來在研究著作中的實踐，特別是在《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與《游牧者的抉擇》這三本書中。這也說明我寫此書的最初動機：在寫作及出版上述各書的過程中，我不斷問自己，為何我認為自己得到的結論是正確的﹖ 為何我的分析邏輯合理﹖ 以及更重要的，為何我認為由此產生的知識有助於促進社會之和諧與公平﹖ 因此本書也是上述幾本書的作者自我剖析，以及向讀者的告白。
這本書除了提供學術界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指南”外，我更大的野心是期望它對社會有一般性影響：我希望它可以讓一般讀者從中得到一種觀察、認識周遭世界的方法，讓讀者練就“孫悟空的火眼金睛”，藉以看透凡塵世界變幻萬端的表相，認識表相下的事物真實本相。最後，當然，既然是反思性研究，我也將透過這本書表現自己對歷史、文化、社會以及相關學術的反思。
為了這些寫作目的，在這本書中我將舉出許多實際的、生活化的例子，來說明一些複雜的人類學、社會學理論。這不是為了方便一般讀者的閱讀，而是，我認為學術理論原來便是很簡單的東西，它們只是學者為了解複雜的人類社會文化現象所創造的一種思想導引工具。它們的終極用途是讓我們了解人類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因此它們的效度（或可靠性），除了在我們的社會生活經驗或田野民族志知識中被檢驗外別無它途。反倒是，講究純學術研究的學者們經常發明（或翻譯出）一些拗口的詞彙，夾雜在文法不通的句子中，讓學生們產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愛慕，卻又捉摸不著其精髓。這樣的學術風氣，也造成學術與社會脫節；學者的精力與關怀大多只放在學術圈與“理論”之中。因此，將學術由雲端拖到塵世間來，讓學術重回社會關懷之中，這也是反思性研究的要務之一。
在這本書中，我引來作為分析對象的文本（如《史記》、《華陽國志》）、圖像（如三國演義之英雄人物繪像）、文類（如正史、方志、族譜）、文化表徵（如少數民族服飾、羌藏族之山神崇拜），以及社會現實本相（如中原帝國、郡縣、家族、少數民族），都是一個中文世界讀者所熟悉的，因此這也是一本為中文讀者所寫的文本、表徵分析著作。
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結合：在文獻中作田野
在文獻中作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是我過去在台灣一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文本分析”課程的副標題。當時有些教授反對，他們認為人類學家的田野就是在某偏遠地區人群中所進行的參與觀察，不能在文獻中作田野。人類學家到實實在在的人群社會中進行田野，的確是他們值得驕傲的學術資產，這也讓許多歷史學家十分羨慕。我常聽歷史學界的朋友說，我們無法進入唐代、宋代人群社會中，像人類學家那樣親身觀察當時的社會，聽每個人鮮活的話語，觀其行為，分析其情感與意圖，發掘隱藏的社會結構。於是，無法進行田野考察成了歷史學家難以深入探究過去社會的普遍藉口。
本書的主要內容，便在於說明如何透過文本、文類、歷史心性、社會表徵（表相）、社會現實（本相）等概念而“在文獻中作田野”，也由此揭露隱藏在文獻中的另一些歷史景象。簡單地說，首先，我將種種歷史文本當作古人在特定社會情境下創作的社會歷史記憶；社會情境與歷史記憶文本有其對應關係。其次，我將說明，社會情境結構（如中原帝國之郡縣體制）與特定文本結構（如方志文類）亦有其對應關係。最後，了解文本與情境以及文本結構與情境結構的對應關係之後，我們可以觀察一古代作者如何選擇符號（如方誌中記載的人、地、事件等等），遵循或違逆一文本結構，以製作其文本。如此，我們便可能經由對歷史文本的分析，深入探索一古代社會情境，了解其各層次的“結構”，以及觀察古人在書寫、行動間流露的個人社會處境、情感與意圖。簡單地說，已成為過去的一社會及其內部結構、個人，都化為種種“密碼”藏在歷史文本與事件之中，我們只要知道如何解碼，便能深入觀察並了解一古代社會的本相。
了解遙遠過去的人群社會（歷史學），與了解遙遠空間外的人群社會（人類學），對反思性研究來說都只是整體研究的一半。另一半的研究則是，基於對遙遠時間、空間外的“他者”或“異文化”的理解，來重新認識“我們”與我們所存在的現實情境。如此，我們的現實存在，以及造成我們認知偏見的幃幕，將突然透明地呈現在眼前——像是蝴蝶咬破了蠶繭出來，終於看見以前被自己當作是全部世界的繭，以及自己存在的真正世界。前一半的工作是“化奇特為熟悉”（to make strange familiar），後一半的工作也就是，“化熟悉為奇特”（to make familiar strange）。
最後我要說明，反思性歷史知識並非是要完全推翻、取代我們原來相信的典範歷史；在相當程度上，它仍建立在典範歷史知識的時空架構上。它只是質疑典範歷史的取材、解釋與構成，批判典範歷史簡化了“過去如何造成現在”，因此讓人們難以察見社會現實本相。然而反思性歷史研究也不同於後現代主義下的“歷史解構”。雖然它們都將“歷史”當作人們在現實情境中的建構物，但解構論者大多否定我們有探觸真實歷史的能力，或將造成“現在”的歷史限縮在“近代”，而反思性歷史研究之目的仍在探索真實的過去，並希望因此讓人們對“現在”有更深入透徹的了解。
最後，我希望，反思史學或一般性的反思研究所提供的對歷史與社會現實的新知，可以讓人們對於自身在社會中的處境，以及當前社會情境、本相在歷史長流中的位置，均有深入且透徹的了解——也就是剝去腳底的皮繭，讓人們能深切體認、體驗社會現實本相。我相信，這樣的反思性歷史知識，能創造具反思性認知、認同並有行動能力（如抽回腳的動作）來改變社會的當代人。
--------------
黃丞儀：進入正當性危機的時代
2015/07/31
作者:
黃丞儀
關鍵字: 反課綱 行政命令 民主 一中憲法 權力 政黨政治
反課綱學生於教育部抗議，黃明堂攝。
「課綱」，其實就只是一紙行政命令。一般教科書都會告訴你，行政命令多如牛毛，行政機關的運作幾乎都要靠行政命令。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連鎖飲料便利商店及速食業之現場調製飲料標示規定，這些都是行政命令。可以說，沒有行政命令，現代國家幾乎無法運作下去。
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為了要改善威權時期行政機關恣意透過行政命令來限制人民基本權利的情形，大法官引進了德國的法律保留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發布行政命令時，如果涉及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就必須要事先取得國會的法律授權。同時，國會的授權不能過於空泛，必須在法律上清楚地寫出授權的目的、範圍和方法。法律保留原則最主要的構想，就是透過具有民主正當性的國會來控制行政機關。這在內閣制國家尤為明顯，畢竟內閣閣員是國會選舉出來的，行政權出於立法權，行政命令不能違反法律，乃當然之理。
不過，日常行政變化多端，國會不可能每事每項都預先透過法律進行細密的授權，行政機關經常會有自己必須進行裁量或解釋的時機，因此，有些行政命令是可以基於行政機關的職權發布，或者只是行政機關內部的作業準則。這樣的規劃，是在運作國家行政組織上，不得不然的理性選擇，否則國會的審議經常曠日費時，勢必拖垮行政運作。而行政機關在法規飢渴的狀況下，反而可能會偷渡恣意的決斷，還不如把這些規範講清楚，至少可以拘束它自己。
然而，我們要明白一點，這些都只是理論上的構想，實際運作上行政機關擁有很大的優勢，而且很多時候它是必須擁有這些優勢。行政權的本質就是決斷，任何一項政策都需要有個決定，不可能一直兩案併陳下去。決斷，就是政治權力的展現。行政權的權力特質和立法權不一樣；在立法的場域裡面，各項利益彼此競逐，最後呈現在法條裡面的可能是折衝過數十回、數百回的利益交換，反應了個別不同國會議員的立場或利益。但行政部門經常只有一個首腦，譬如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局處首長、科長或組長。最後拍板的就是首長，他的決策權是不可分享的，否則在進行決斷時，會出現互相掣肘的情形，反而無法迅速有效地解決問題。
課綱，是一個行政命令，也是一個行政權力運作下的決斷。在決斷的過程中，政府可以透過專家知識、民眾參與、國會授權來擴大、補充他的決策基礎，但是最終要為這個決斷負責的還是首長，最後要不要發布，權力還是在他手上。倘若行政首長認為不需要專家在旁邊囉哩囉唆，也不需要開放民眾提供意見，既然人民選出了這個總統，總統也任命他作教育部長，他已經具有民主正當性，他就是要硬上，那也的確是有這樣的權力，這就是行政權的特色。但我們可以問，有沒有制衡這種獨斷權力的機制？當然有，國會如果不同意行政機關的蠻幹，可以透過預算審議或另外通過法案，來限制行政機關的權力運作。但是，如果國會多數黨和行政部門屬於同一政黨（或如內閣制底下行政立法合一），要透過國會制衡行政機關，就是難上加難，除非等待下一次選舉的到來。
除了透過政治部門彼此制衡，司法者也可以扮演一定角色。例如前面提到的法律保留原則，就是大法官宣告行政命令違法的一大利器。但是司法審查往往停留在合法性的控制上，如果今天行政部門說，他已經有了法律授權（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條），也已經踐行了他自己認定足夠的程序，剩下的就是他的決策空間，這時候法院很難去挑戰行政機關決策的實質內容，否則就會變成「法官治國」，行政機關的權力被不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法官完全取代。
課綱，其實就是赤裸裸的權力展現。特定政黨取得行政權之後，依樣畫葫蘆地走完一套程序，雖然其中漏洞百出，雖然沒有專業的台灣史學者參與，但是作為中央主管機關，他有權力發布課綱。你可以批評他不專業，但你不能批評他不民主，因為他是總統任命的，總統是我們透過民主程序選出來的。民主有時候是需要忍耐的，在多數人的意見還沒有轉變前，你只能忍耐，尊重上一次選舉做的選擇。
不過，多數人的意見是什麼？我們在投票的時候，是否特別授權馬英九在擔任總統後去調整課綱嗎？恐怕沒有。但是我們不可能在投票時，區分這件事情我們授權馬總統，那件事情我們不授權。畢竟在只能選出一人的選舉中，選民意見的分流，最後都會匯集到一人身上，由他來代表我們的意志來進行決斷。這是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來源。在傳統中國的帝制底下，統治正當性的來源不是全國性選舉，而是自我宣稱的天命或是世襲制。在極權國家，統治正當性可能是來自於武力的壟斷，但這種體制很可能會被另外一個強大的武力推翻，陷入以暴制暴的循環，例如北韓。無論哪一種政治體制，都必須宣稱其統治行為具有正當性基礎，不然何以人民要服從？
今天台灣人民可以接受特定政黨上台統治，是因為這個政黨（或它的代表）在全國性選舉中獲得過半數的選票，基於民主治理的原則，我們服從這樣的決定。但是這個政黨上台後，忽然說，我統治你，不只是基於民主選舉的結果，還包括了「一中」憲法，課綱的修改必須遵守中華民國憲法裡面的「一個中國」原則。人民會覺得這種說法很奇怪，但又不知道哪裡出問題。我們的確是基於憲法來選舉中華民國總統，但是這個中華民國總統不是什麼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共同選出來的，是台灣人民選出來的。為什麼台灣人民要接受這樣一個虛擬的「一中」憲法？但中國國民黨只會繼續說「一中」憲法是我們的最重要的統治基礎，所有的法律和行政命令都不能夠違反「一中」憲法，所以反對課綱微調的主張是明白抵觸憲法的。
正是這樣極端形式化的說法，讓台灣進入了正當性危機的年代。這樣的說法，讓台灣人民清清楚楚地看到，中華民國憲法的正當性基礎已經被掏空了，它不是建立在台灣人民的民主制度和自我治理之上，它是建立在一個非常形式主義的、不能修改的「法統」之上。參與反課綱的年輕學子，他們是在三十年前台灣民主化之後才出生的一代，他們所認知的統治正當性就是台灣的民主自治。（再怎麼說，總統直選也已經二十年了，他們大多還未滿二十歲。）他們當中或許有人認為自己在文化認同是傾慕中國歷史傳統，但你拿「一中」憲法來壓他們，就跟拿「天命」來壓傳統帝制底下的農民一樣，都是虛構的。
統治正當性不是用講的，是出於實質認同而願意接受的。你宣稱「一中」憲法有正當性，講一百遍，它恐怕還是沒有，因為它沒有被實質認同而接受。即便是在美國這個有二百多年立憲傳統的國家，憲法的正當性還是必須透過聯邦最高法院不斷地進行符合當代民主意識的詮釋，才能獲得填補，成為「活的憲法」。更何況台灣的大法官根本無法處理憲法裡面的「一中」問題，只能放著讓它變成殭屍，因為大法官的民主權源也不是來自「一中」，而是來自台灣人民選出來的總統和國會。這整個國家和「一中」就是沒有關係了，認清吧！
如果硬是要拿「一中」憲法這種不具有實質正當性的名目來推行各種行政，最終將導致國家行政即便具有合法性的外衣，也失去正當性基礎。不只這一代年輕人無法接受，下一代、下下一代的台灣年輕人也不會接受。你就算給他們唸長江黃河松花江，他們也只能投台灣總統的票，選舉台灣的國會議員，不可能去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大代表或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除非中國民主化，而且併吞了台灣。） 政治權威只有在正當性和合法性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有被服從的可能性。失去正當性基礎的行政，隨時都會遭遇挑戰。欠缺正當性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只會不斷地刺激、號召一堆革命烈士去挑戰徒具形式合法性的法條和行政決斷。
這個問題不只是馬英九總統要面對，民進黨上台執政，蔡英文也一樣要面對。民進黨如果用行政決斷改回原先的課綱，還是會遭遇「一中」憲法的緊箍咒。若要直接忽略「一中」憲法，又會擔心被中國或美國視為搞法理台獨。但是這些國家都沒有意識到，正當性危機將根本摧毀台灣的民主政治，無論哪個黨執政，政府都將疲於奔命、焦頭爛額。（還是說這也是他們的盤算？讓台灣陷於崩盤。）去年三一八退場時，擦槍走火提出「公民憲政會議」的主張，不能不說是比較有可能解決正當性危機的途徑。但是兩黨在去年選後，算計盡出，把這個問題操作成枝枝節節的修憲議程，錯失了解決正當性危機的時間，造成今天台灣民主治理的重大困境。課綱撤廢，只是開端，凡百行政皆會觸發此一危機，還不知伊于胡底。
---------------------
〈李筱峰專欄〉續說抗日
推文到plurk
2015-07-17 06:00
馬英九花了一億元台灣人民血汗錢舉辦「抗戰七十週年」紀念活動，是站在中國立場，而非立足台灣。因此我發表〈中國抗日八年，台灣抗日四十年〉一文回應。拙文刊出後立刻遭到國民黨「黨國史觀」者的攻擊，攻擊我的論點如下：一、不該把台灣抗日時間不斷延伸，拿來對比對日抗戰八年；二、中國抗日不只八年，中日在近代何止打八年？三、現在是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國，不該有台灣史觀，應採中華民國史觀。
我敬答如下：拙文主旨並非在比較中國與台灣的抗日，中國抗戰是屬兩國之間的戰爭，台灣抗日則是「被統治者」對「殖民統治者」的反抗，兩者性質不同，本不能相提並論。拙文主要在指出站在中國立場只知有「八年抗戰」，卻不知台灣抗日的內容。
至於責怪我不該將台灣抗日時間不斷延伸（還說我違背專業）。實則每個專業的台灣史學者，無論台派或統派，都將台灣抗日史分成「武裝抗日」與「非武裝抗日」，時間延伸有四十年，難道這些學者全都違背專業？
再者，關於「中國抗日不只八年」。所謂「八年抗戰」並非我的自創，而是國民黨的習慣說法，但此說並無大錯，須知，日本侵華與中國抗戰的時間並不等同，前者時間較長，後者較短。一九三○年代開始，日本侵華日亟，但當時國民政府多採不抵抗，蔣介石喊出「先安內再攘外」，專打內戰不抗日，所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瀋陽事變，老蔣指令東北軍張學良不抵抗，退出東北，落得張學良被稱為「不抵抗將軍」；一九三二年日本入侵淞滬有一二八淞滬之役，並製造滿洲國；一九三三年初日軍侵入華北，國民政府還訂下塘沽協定，讓渡華北。所以這段日軍侵華史，中國並沒有真正抗日。直到一九三六年底，鬱卒的「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才逼迫老蔣抗日。如果中國抗日真的不只八年，老蔣怎麼在盧溝橋事變之後才喊出「犧牲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至於所謂「沒有台灣國，不該有台灣史觀，應該採中華民國史觀」。答：正因為還未有正式的台灣國，才需要台灣史觀以培養台灣意識，請問是先有美國，還是先有美國的獨立建國意識？以中華民國建國來說亦然，滿清未結束前，如果因為還沒有中華民國，不該有民國意識，中華民國會出現嗎？所以，無台灣意識，台灣就不可能成為正常國家。有了台灣史觀，才能培養台灣意識。至於中華民國史觀，又是啥？中華民國有沒有包括「秋海棠」？有的話，實際並不存在，如此史觀其實便宜了實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中華民僅指台澎金馬，那為何又反對台灣史觀？洪秀柱日前也說課綱應採中華民國史觀，更令人噴飯，一面說不可說中華民國存在，一面強調中華民國史觀，台灣會不會出現精神分裂總統？
（作者李筱峰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
反黑箱課綱// 學生夜襲教部 衝進部長室
〔記者林曉雲、蔡穎、王冠仁、黃立翔／台北報導〕「退回洗腦課綱，捍衛教育尊嚴，教育部長出來面對！」由於教育部長吳思華不出來面對爭議，昨晚的四場座談會更只見到國教署官員，顯示教育部根本無溝通誠意；五十多位中學生昨夜十一點半採取具體行動，帶梯子爬過教育部鐵欄杆、蓋厚布翻越側門拒馬鐵絲，闖進教育部大樓內，甚至衝入二樓占領教育部長室達三十五分鐘，面對一百多名警力驅趕逮捕，在二樓部長室的學生與一樓學生不斷高喊：「退回黑箱洗腦課綱！」這是台灣史上頭一遭教育部長辦公室遭占領。
不滿教育部官員在座談會空話回應黑箱課綱，多位中學生昨夜11點半，帶梯子爬過鐵欄杆闖進教育部大樓。（記者王冠仁攝）
多位中學生昨夜11點半闖進教育部大樓，遭警方上銬抬出。（取自Yu Yo Lin臉書）
50人翻拒馬闖入 警上銬抬出
今晨有上百名學生及民眾聚集到教育部旁的徐州路門口，持續進行抗議，並要求警方釋放學生；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王品蓁高喊強調：「教育不是兒戲，學生不是白癡！」強調就算這一次學生被上銬逮捕，還會有更多學生不斷向教育部抗議，教育部不撤回課綱，抗爭不會停止。
台權會律師涂予尹趕到現場了解被捕學生情況，給予法律協助，他表示，其他律師也在路上。北社社長張葉森趕到現場關心，他表示，教育部長躲起來，馬政府用警察對付學生，國際社會也在關注中。
來自台北、桃園、台中的中學生，昨夜從濟南路爬牆闖入教育部前庭，與駐守警察及趕到支援的轄區警察推擠，部分學生進教育部建築一樓，再和部內警察發生推擠，警察不斷以大聲公要求學生退後，並壓制或拉走學生，但部分學生仍突圍衝上教育部二樓，直闖二樓的教育部長室，宣示「占領部長室！」
警方粗暴 留置本報攝影記者
警方快速增援警力，甚至出動受過特勤訓練的霹靂小組，十二點十分開始，攜帶圓盾、警棍攻進部長室逮捕學生，以侵占公署現行犯名義將學生帶到一樓並上手銬或綁束帶，被捕學生不斷高喊：「虛偽部長、黑箱教育部！」警方逮捕學生的同時，包括本報攝影記者廖振輝等多位新聞記者也遭警察強硬限制行動，手機雖被撥通卻無人接聽，凌晨兩點才確知遭警方留置，教部一併要告。
衝入部長室的桃園聯盟中學生游騰傑更怒吼，學生淋雨陳情抗議，教育部官員卻是冷漠不理。原本應該捍衛學生教育的教育部，卻成了學生的戕害者，學生才忍不住要採取更激烈的手段來表達心聲。
就在此時，負責微調課綱的教育部國教署長吳清山確定將於七月底去職，引發「斷尾求生？或棄卒保車？」聯想。
吳清山昨晚證實將去職，但強調不是下台，是鑒於原借調的台北市立大學研究所有老師退休，人力吃緊，因此決定七月就歸建。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吳福濱表示，微調課綱發動來自總統府和教育部，吳清山只是替死鬼。
反黑箱課綱 白布包圍教育部 2小時寫滿憤怒之聲
學生們用白布對抗拒馬，寫滿了反對黑箱課綱的心聲。（記者林曉雲攝）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教育部以高高的尖刺拒馬，拒絕傾聽學生和老師的心聲，學生們在拒馬前圍上了白布，活動展開2個小時內，長達約2、300公尺的白布上已寫滿了人民的心聲，學生寫出「學生不是白痴」，老師寫出「我反對黑箱課綱，支持孩子們加油！」
學生用白布圍教育部，活動展開短短2小時即寫滿了反黑箱微調課綱的意見。（記者林曉雲攝）
中學生在教育部外牆圍上白布，即使突然下了一陣大雨，使上面的字模糊了，卻燒不熄學生的反黑箱課綱怒火。（記者林曉雲攝）
中山女高學生在教育部外牆的白布上寫出訴求。（記者陳志曲攝）
出席的學生與民眾在白布上寫出訴求。（記者陳志曲攝）
出席的學生與民眾在白布上寫出訴求。（記者陳志曲攝）
白布區寫滿了學生和民眾的反對意見，中山女高一年級學生古彩伶即使打排球手受傷，仍然和同學吳宜倩、李佩璇一起站出來參加，在白布上寫下她們的心聲，學生不是白痴，她們要認識屬於台灣的歷史。敦化國中老師張嘉麟也在白布上寫：「我是老師，若教育部不退回不符民主法治程序與客觀專業的違調課綱，我不知該如何教導學生法治的觀念。」
有歷史老師寫：「我是歷史老師，我挺高中生反黑箱課綱，思華、英九，你們是歷史系的嗎？」也有歷史老師在下方接著寫：「我也是歷史老師，我反對黑箱課綱，支持孩子們加油！」
塗鴨區原本用粉筆寫下的心聲，被大雨沖走，但有些已經被媒體紀錄下來，有學生寫著：「我今年上高中，我想學公正的歷史。」
大學生也站出來聲援，中央大學經濟系學生吳仲安手持自製的看板「教育不是你的統治工具」，統字還特別用「紅色」寫，她表示，注意課綱爭議很久，終於中學生站出來大規模反對，她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馬政府不能偷偷摸摸想要強灌下一代大中國史觀。
政大台史所博士班江同學表示，微調課綱的手法太粗糙，用強烈的手法硬推，人民不會接受的。輔大社會系休學生張晉豪表示，他是受體制內教育長大，長大後才想要多了解228及白色恐怖，所以他要站出來挺高中生爭取自己的學習主權。
在美國居住20多年的方俊諧回來台灣一年多，現在雲林古坑的國小為弱勢小朋友做課輔，他表示，課本對台灣的敘述太有限，未能完全呈現歷史真相，是非常可悲的事，他不希望下一代繼續接受錯誤的教育。
撐黑傘反黑箱課綱 學生明包圍教部
號召三百校學生站出來
〔記者林曉雲、梁珮綺、洪美秀、蘇孟娟、黃文鍠、王捷、洪定宏／綜合報導〕「黑傘、布條和怒吼聲，我們呼籲全國近三百校的高中職生明天都要站出來包圍教育部，用具體行動拒絕黑箱課綱，捍衛教育尊嚴！」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總召朱震昨天大聲疾呼：「反洗腦、反黑箱是台灣全體人民的事情！」
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號召全國近三百校的高中職生，明天站出來包圍教育部，用具體行動拒絕黑箱課綱，捍衛教育尊嚴！圖為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在臉書發表聲明，強調「理性包圍、堅定訴求！」（取自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粉絲專頁）
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號召全國近三百校的高中職生，明天站出來包圍教育部，用具體行動拒絕黑箱課綱，捍衛教育尊嚴！（取自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粉絲專頁）
北高盟發言人王品蓁表示，台灣的「黑箱」作業太猖獗，從去年的服貿到課綱微調，都是黑箱作業，學生才決定張開黑傘抗議，象徵台灣被無所不在的黑箱作業籠罩。
「政府黑箱手段偷渡課綱，我們就用黑傘運動來反制！過去有野百合、野草莓和太陽花學運，今年讓我們用黑傘傳達台灣的高中教育不再被政治黑暗籠罩的心聲。」朱震指出，聯盟一天之內就募集了近廿名志工負責把傘噴黑，「我們已準備好布條，要掛在教育部的圍牆上，掛出一塊布條留言板，供民眾寫下對黑箱課綱的看法」。
抗議台灣黑箱作業猖獗
竹苗及中、南部學生明天亦將北上，高雄市反黑箱課綱高中聯盟召集人徐胤豪說：「鼓勵所有學生與社會大眾參與這場包圍行動，否則沒有辦法讓政府真正瞭解其政策有多麼荒謬！人民有多憤怒！」
北高盟昨晚也發出「七月廿二日書本動員令」，籲民眾捐獻書籍，明天包圍教育部時用書本堆起高牆，「讓政府知道，再高的拒馬，都擋不住知識與公民覺醒的力量。」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吳福濱表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提「一中同表」就是「微調課綱」的一體兩面，但現在台灣年輕人生長的故鄉早已是台灣，要強把台灣變成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年輕人當然吞不下去。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張旭政表示，中學生的行動展現出台灣公民法治教育的成果，全教總反對教育部新舊教科書並行的做法，至少要「新舊課綱並行」。
二○一一年香港政府採「先推行後檢討」方式，強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學校必修，以建立學生對中國國民身分的認同，嚴重違反程序正義的方式，引爆中學生「學民思潮」，最終促使香港政府擱置「國教科」的計畫，三位香港學生代表今晚七點將在台北市紹興北街三號慕哲咖啡館舉辦「雨傘與太陽花的交會─從香港看台灣」座談會
------------------------
成為自己的主人 我讀高中便知道
推文到plurk
2015-07-17 06:00
◎ 劉哲瑋
歷史，從來不只是一個考試。透過它，決定了如何建立世界觀以及對於未來的想像。而我們自以為是的歷史事實，可能只是當權者塑造出的產物。
在這場反課綱運動當中，部分學生所反的是「黑箱程序」，但若是「白箱課綱」，我也照反。而吳思華、馬英九、洪秀柱等人，非常一致地避開程序的部分，把問題拉高到「意識層次」，也就是台獨史觀vs.中華民國史觀。在這裡必須釐清幾個問題。
為什麼會有黑箱程序？因為政府想透過洗腦教育，扭曲學生的認知。至於為什麼不正視程序違法的問題？很明顯法律上講不贏，所以拉高到沒有是非對錯的意識形態之爭也就不難理解。但不管是程序還是意識形態，似乎沒有人在乎真正的史實。如果要談論戰後台灣史，我想國民黨洗腦得徹徹底底。
中華民國已經實質統治台澎地區七十年，合法統治金馬一○四年，而以下這段歷史或許很難被接受，但這是事實。首先，中華民國從來沒有擁有過台灣，只有「管理權」，台灣在一八九五年割讓給日本，而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一年成立，台灣從來沒有屬於過中華民國。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台澎受到同盟國管理，而中華民國只是「代管軍政府」。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和約生效後，仍未明確指明主權歸屬，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的「住民自決」，台灣人有選擇自己未來的自由。當然，不一定只有「創立新國家」這個選項，也可以併入中華民國領土，但中華民國並沒有給台灣人民選擇的機會，取而代之的是逼迫台灣人接受中華民國。
講到這裡，你還相信中華民國等於台灣嗎？中華民國沒有取得台灣的合法主權；沒有資格將日人資產納入國庫及黨產；沒有資格憑藉武力將台灣人變成中華民國國民。在黨國體制之下，這段歷史完全遭到扭曲，我再說明一次，這不是史觀，而是史實。
這些希望你不要聽、不要問、不要碰的真相，何時才能水落石出？就算今天退回課綱，明天仍然對於主權茫然無知。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才曉得往哪裡去。只有瞭解自己所身處的環境，才能昂首闊步地決定自己的未來。這場反課綱運動的定位是什麼？退回課綱？改變固有的教育？高中生的啟蒙運動？喚醒台灣人對過去的記憶？不管是上述何者，今天教育已經剝奪學生自主思考、認識自己以及這塊土地的權利，如果我們不站出來發聲，那麼這個世代何時才能成為自己的主人？（作者為內湖高中高三學生、反黑箱課綱內湖高中站出來成員）
-------------------
反課綱公民論壇/不畏驟雨 歷史老師街頭開講
〔記者吳柏軒／台北報導〕中學生反黑箱課綱，昨舉辦「蘋果樹公民論壇」第二場開講，即使驟雨來襲、仍風雨無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祝平一、歷史教師深耕聯盟成員莊珮柔及台東女中公民老師周威同等人開講，面對教育部拒馬鐵牆，決天天召開公民論壇，讓反黑箱課綱走向扎根之路。
蘋果樹公社「蘋果樹公民論壇」１９日於教育部旁進行第二場活動，主題為「公民不服從還是蕃變？」，邀請台東女中公民老師周威同主講。（記者羅沛德攝）
蘋果樹公社「蘋果樹公民論壇」昨日於教育部旁進行第二場活動，主題為「公民不服從還是蕃變？」，邀請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祝平一（右）主講。（記者羅沛德攝）
祝平一認為，教育部及少數學者以「黑箱」微調課綱、用「一個中國原則」在寫歷史，是為了「滯台中國人」服務，且史料分析中，當初一九四九年來台的外省權貴，在處理台灣政策等問題仍以「殖民」心態，眼中並無台灣人。
祝平一認為，美化新中國作法是危險的，並感慨對於「台灣所需要的中國史」問題，自己尚無解答，但期待下一代年輕人覺醒，重編「認識中國」課本內容，找出台灣人真正需要了解的中國歷史。
莊珮柔則指出，有人強調這次微調課綱是「恢復中華文化榮光」，說中華文化很偉大，台灣很小，但如此調整將影響現代人意識生活，導致台灣許多古蹟都無法保護，或是質疑「熱蘭遮城」不是台灣古蹟等問題產生。
應讓台灣文化論述開花結果
莊珮柔也擔憂，微調課綱影響學生甚鉅，聰明學生懂反思，但資訊較封閉、少看歷史資料的學生，其史觀與價值恐就將被影響。而旅遊許多國家，看見歐洲如龐貝、羅馬遺址等，「不認為中華民國會千秋萬世」，應讓台灣文化論述開花結果，相信台灣文化雖小，依舊可以在世界上留下美麗的珍寶。
周威同則堅持課綱程序需符正義，但在國家機器下受到很大限制，而今學生反課綱行動如烽火燎原，學生嘗試以「紙飛機」將心聲射入教育部，但仍無法飛越高牆、拒馬，期待社會更多支持，希望家長力量也加入，讓真正的「公民不服從」對抗政府，不要只等四年一次的選票。
周威同還說，他相信「課本教的東西應該要是對的」，所以無法對黑箱課綱讓步，台灣問題需從教育著手扎根改革，而公民教師立場，課綱必須捍衛程序正義，若無法堅持，「未來如何教導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反黑箱課綱 建中生：回復到理想中的教育
蘋果樹公社主辦的論壇今晚開始，建中生朱震表示，學生們對政府不信任，所以學生們是小蝦米對抗政府大鯨魚，反黑箱課綱是要回復到理想中的教育。（記者羅沛德攝）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蘋果樹公民論壇今晚首場在教育部門前登場，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總召、建中二年級學生朱震表示，為什麼學生有一天要用衝撞方式、弄壞鐵門去反黑箱課綱？因為學生們對政府不信任，從小到大被建構的理想世界崩壞，感到慌張無助，所以學生們是小蝦米對抗政府大鯨魚，「反黑箱課綱是要回復到理想中的教育」。
中一中蘋果樹公社發言人陳建勳也表示，學生們不分黨派色彩同反黑箱課綱，是要爭取回復到心目中想像的公平正義的教育。
朱震被藍營網軍質疑是假學生，他在開場就故意自嘲笑說：「我今年50歲，但誰在聲嘶力吼下，表情都會是那樣。」朱震也表示，高中生反黑箱微調課綱，有學生選擇不同路線，他表達遺憾，但不生氣，他認為「反黑箱課綱」是在「反非理想性教育」，理想上的教育原應是百年大計，要培育學生有獨立思考能力，行行出狀元，期許學生成為台灣之光，但事實不然，教育現場是分數至上，八小時上課加考試及補習。
朱震表示，15到17歲是最有想像力及體力的年紀，在校內學習不一定有興趣的內容及制式生活內容，學校教育也不在乎學生是否有獨立思考能力，凡事講求成績，對這樣的教育感到失望。
朱震指出，初衷是要改變微調課綱，為什麼有一天要用衝撞方式、弄壞鐵門？是因為學生們對政府不信任，從小到大被建構的世界崩壞，感到慌張無助，為了要回到夢想中的理想教育，付出很多代價，例如他正在準備學測，身為總召也要承擔別的同學面臨受傷或被判刑的風險，但所有努力，一切只是要回復到「教育應該是什麼樣的理想」。
蘋果樹公社發言人陳建勳表示，成立蘋果樹公社剛開始不是因為課綱，是起於校內百年校慶園遊會攤位分配不公及黑箱，故成立異議性學生社團，在成功施壓學校後，仍繼續關注其他議題，以前只在鍵盤前推文，但這次從電腦後站出來，是因為微調課綱和學生切身相關，課本對一個人的歷史觀念非常大，有人終其一生對歷史的想像就是國高中學校讀到的內容，這樣就變成很嚴重的事情，不只影響高中生，更影響台灣下一代。
陳建勳表示，蘋果樹公社成立迄今一直走和平路線，人數不多只有十多人，在一中門口開記者會、在一中街揹小蜜蜂宣傳，做的很辛苦，但對政府的憤怒從未消退過，外界質疑學生背後有政黨操縱，太小看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學生事實上沒有意識型態，蘋果樹公社有學生是支持國民黨，他自己的父母也是含淚投藍的，學生們是不分黨派色彩反黑箱微調課綱，學生們想要的是建立起依法行政的政府。
李惠仁穿著「自己的課綱自己救」T恤，用行動力挺「高中生反對黑箱課綱」。（記者趙世勳攝）
〔記者徐卉／台北報導〕導演李惠仁去年以《不能戳的秘密2：國家機器》奪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及最佳紀錄片，他今晚擔任北影最佳紀錄片頒獎人，特別在上台前換穿「自己的課綱自己救」T恤，用行動力挺「高中生反對黑箱課綱」。
李惠仁表示，去年他拿獎是即時雨，讓他完成《蘋果的滋味》。他認為紀錄片是歷史的拼圖，假如有人刻意掩蓋歷史真相，紀錄片工作者就會想辦法拼出來。他打開外套秀出 T恤，喊出「用行動打開黑箱，用思考抵抗洗腦」口號，希望喚起大眾的公民意識。
李惠仁今年也跟其他導演以《太陽‧不遠》入選北影，導演周世倫套上背心聲援「韓國Hydis關廠工人」，其他人則手持「我主張100％言論自由」標語，各自表達對社會議題的關切。
-----------------
香港學運學生 將來台聲援
字體列印轉寄|plurkshare
2015-07-20
〔記者黃以敬／台北報導〕台灣中學生串連抗議黑箱微調課綱，曾面臨中國及香港政府要強加國家教育課程的香港學生也跨海聲援，包括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民思潮等學生團體成員陸續來台，將於明日（廿一日）在北市慕哲咖啡館舉行「雨傘與太陽花的交會—從香港看台灣」座談會，將匯聚力量反抗任何形式的洗腦教育及「黑箱」不民主。
二○一一年香港政府計畫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學校必修，增加香港學生建立對中國國民身分的認同，港府「先推行後檢討」違反程序正義的方式，引起香港人廣泛爭議，一群積極參與公共社會事務的中學生成立「學民思潮」，透過倡議、溝通與占領政府總部的行動，終於促使香港政府擱置「國教科」的計畫。
哲學星期五志工團、青平台基金會等民間團體昨指出，台灣的高中生展開「反黑箱課綱運動」，有感於台港兩地青年學子都同樣在面臨著國家認同、教育、民主政治遭到威脅的處境，因此包括學民思潮發言人、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長張秀賢，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羅冠聰及學民思潮秘書處主席鍾禮謙等學團代表，應邀跨海來台進行學運經驗交流，希望讓兩地青年學生對公共事務的熱誠與力量加成，可以對國家與社會發展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