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R企業公益活動已從單純的捐贈，轉向透過SROI（社會投資報酬率）衡量+提升企業社會影響力/SROI起源自英國政府倡導的社會投資報酬，其數值代表每投入1元的CSR經費，能夠產生多少具體社會效益，作為衡量公益專案投入所產生之影響的管理機制

企業做公益 轉向透過SROI衡量
By 劉懿慧,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19日, 2017
企業公益活動已從單純的捐贈，轉向透過SROI（社會投資報酬率）衡量，邁入實質管理的時代。資誠表示，台灣未來企業要接軌國際、展現競爭力，在經濟、環境與社會的影響力，都須進行衡量與管理。
資誠聯合會計事務所與Social Value Taiwan昨（19）舉辦「永續企業新指標：提升企業社會影響力」國際論壇，邀請國際社會價值協會（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執行長Jeremy Nicholls，分享如何藉由SROI，連結國際社會影響力評估的趨勢，讓貨幣化衡量的思維，納入台灣未來的關鍵決策中。
SROI起源自英國政府倡導的社會投資報酬，其數值代表每投入1元的CSR經費，能夠產生多少具體社會效益，作為衡量公益專案投入所產生之影響的管理機制。
Jeremy Nicholls指出，隨著全球風險不斷攀升，企業以追求最大化社會價值為目標，因此愈來愈多國際企業，開始以整合性損益表取代傳統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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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社會責任 十項第一
By 經濟日報, money.udn.com查看原始檔六月 17日,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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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7 01:36經濟日報 記者簡永祥／台北報導
台積電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書出爐，去年以十項第一，寫下成立以來最輝煌紀錄。 包括為國內最大綠電購買者、 最大晶圓產能、代工服務、營收、獲利和公益活動人次等，都寫下歷年新高，凸顯台積電不僅成為國內最會賺錢公司，也是落實公益和環保典範。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近來已成為法人圈選股指標，台積電日前完成去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涵蓋營運、公司治理、創新服務、供應鏈管理、綠色製造、友善職場和共好社會等七大主題的各項成就。
綜合評估台積電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去年共寫下十項第一，包括是國內最大綠電採購企業、公司活動居台之冠達33萬人次、去年營收9,774.5億元，居上市公司之冠、去年獲利高達3,431億元，也是台灣賺最多錢公司。
此外，去年台積電全球市占率高達56%，居全球之冠，也是全球最大IC產能提供者；台積電去年也獲選多家國際雜誌評選為最被推崇公司；去年客戶數達到465家，並以258種製程，生產近萬種產品。而且台積電在防止營業祕密外洩也是全球標竿，去年營業祕密註冊數超過8,000件，寫新高。
台積電晶圓代工全球市占率驚人，市場占有率連續八年成長達56%，是唯一連續17年入選為道瓊永續指數的半導體公司，也是首家連續三年成為半導體產業群組領導者的企業。
在綠電採購部分，台積電連續三年、累計認購4億度綠色電力，連續三年為我國綠電認購第一，占總綠電認購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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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善意行為之後果 學者：善用SROI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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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6 00:27
［記者吳佳蓉／台北報導］如何量化「善意行動產生的結果」？輔大社會系副教授吳宗昇表示，如同會計財報之於一般營利事業，社會企業行動後所產生的結果，也應有量化指標可測量、表達，而「社會投資報酬率分析」（SROI）的功能便是衡量、呈現社會企業投入行動前、後所造成的改變。
社會企業應善用SROI來評估投入行動前、後所造成的改變，圖為花蓮社企「好人會館」推「水餃運動會」，鼓勵大家多吃產地高麗菜、吃水餃，幫助農民。（資料照，記者花孟璟攝）
社會企業應善用SROI來評估投入行動前、後所造成的改變，圖為花蓮社企「好人會館」推「水餃運動會」，鼓勵大家多吃產地高麗菜、吃水餃，幫助農民。（資料照，記者花孟璟攝）
KPMG台灣所昨日舉辦「2015KPMG社會企業高峰論壇」，聚焦如何兼顧社會企業價值展現、永續經營及獲利。針對社企價值展現，吳宗昇表示，「有時做好事，也可能造成惡的結果，帶來的破壞可能難以想像。」
舉例來說，曾有個輔導原住民種植有機蔬菜的專案，雖使原住民得到生計，但規模化到發展為溫室種植後，出現遇到颱風成果就完蛋，反而使原住民揹上貸款壓力，對原本原住民與自然共處的生活習慣及價值觀也造成不小的影響。
吳宗昇指出，社企對社會的影響，需要適當的測量方式去展現，SROI正發揮這樣的角色，SROI指的是將社企在社會、環境、經濟等面向上造成的「改變」，具體以數字方式呈現，可分為評估型及預測型SROI；而對利害關係人「產生的影響」為SROI表達的關鍵，例如針對更生人，輔導計畫能降低多少再犯率、減少多少次家暴次數，為社會省下多少支出等。
吳宗昇表示，在SROI的評估過程中，社企必須直接與利害關係人對話，而非命令、指導，透過對話式的關係，對社會行動做出適當評估及修正。但執行SRIO時，須注意不要以SROI數字高低去比較不同方案，應聚焦單一專案歷時性的數值變化，也不應將SROI視為評估績效的唯一工具，避免產生「過度宣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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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9
了解SROI know-How之前，先要釐清的五大know-Why！
作者/譯者：CSRone/陳厚儒 Tino
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社會投資報酬率近來在CSR界持續發燒！許多企業正摩拳擦掌紛紛將SROI概念納入企業永續專案中，成為CSR專案溝通的新寵兒。SROI是一個建立在會計原則上的一種績效管理機制，同時也是一種「對話」的方式，但不適合作為「審核」的工具，在執行SROI專案之前，不僅需要了解它的精神與原理，更要先釐清組織是否適合執行SROI的計算，先問問自己以下五大問題吧：
1.了解為何要做SROI？目的為何？
SROI與一般財務上的ROI相比，計算過程複雜，有的時候看似較小的專案，也可能藏著許多社會影響力，因此為了不讓第一次執行SROI的專案在計算上過於複雜而失敗，導致產出的SROI參考價值不大，你必須要了解為何要計算SROI，而計算出來的結果是否會符合你的預期及目的。一般來說，計算SROI的目的可能有：成為企業創新的溝通模式、內外部溝通的工具、評估是否持續進行專案投資等。
2.社會專案要改變甚麼現象？哪些人？
SROI的計算依據來自受專案「影響」的重大指標，而這個「影響」的來源即是此專案期望改變的現象，在執行SROI專案之前，須先了解「甚麼事是我們關心的」、「甚麼人是我們要給予支持的對象」、「我們即將改變甚麼事」，較容易找出必要計算的指標與符合期望的結果。
3.如何與受益對象或群體接觸並獲得信任？
計算SROI的過程當中，無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溝通」，如何找出最接近事實的專案影響力，必須與受益群體進行溝通與了解，而在溝通之前如無取得對方的信任，試問誰會願意掏心掏肺告訴你「真正的事實」與改變！SROI計算結果的價值也會相對減少。
4.是否有質化研究專家協助？
如前述問題，取得專案關鍵性計算指標的方式多要靠質性研究如：一對一訪談、焦點座談、工作坊或是問卷調查的方式，如有質性研究專家協助，一方面運用質性研究的方式取得關鍵計算指標，一方面運用學術理論依據給予指標或計算權重合理性的解釋，將會讓SROI的計算更接近事實。
5.是否已了解SROI結果要如何運用與溝通？
SROI的計算須要一個不算短的時間觀察以及不算小的資源投入，因此要將此專案價值最大化，專案前期務必謹慎規劃。許多國外案例會將SROI的整個執行過程與計算結果製成SROI 報告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當然也會有其他溝通管道與目的，一般建議SROI報告包含：
A 組織介紹以及說明專案利害關係人行動
B 說明分析範圍、利害關係人投入方式以及關鍵指標蒐集的方法
C 繪製影響力地圖並說明關鍵性指標及財務代理指標(有價化)
D 說明從受益者或參與者身上找出改變的現象
E 說明計算過程及評估與理論基礎
F 結論
對台灣來說，SROI可能是一個新興概念，但在國際上相對已有許多案例可供我們學習，CSR Asia將於9/27、9/28、9/29舉辦企業社會責任亞洲高峰會，主軸將圍繞在永續領導力(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為了讓活動的內容更加豐富，團隊於9/27率先舉行為期一天8場的Pre-Summit training，屆時將由資深專業的人士分享社會投資報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以及其它永續精彩的課程。對SROI有興趣的有志之士勿錯過這次難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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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SROI 看非營利機構績效
作者/譯者：聯合報／沈婉玉
《重點摘要》資源要花在刀口上，而如何評估非營利機構的績效，來決定錢要花在哪一個刀口，KPMG表示可看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藉由SROI，可客觀地衡量此投資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與環境的淨現值，進一步分析社會投資方案如何創造價值、哪些利害關係人能獲益，並幫助組織瞭解哪個方案運作良好或欠佳，進而將投資效益極大化。
KPMG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席于紀隆表示，企業表現如何，可以看營收、獲利等數字，評價非營利機構的績效，則可看社會投資報酬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SROI）。
KPMG與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婦援會）近日合作，利用SROI分析台北市北投、士林區的受暴婦女救助專案效益，結果發現，每投入1元的捐助經費，就可產生9.84元的具體社會效益，效益很大。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公司總經理黃正忠表示，現在所處的環境、社會與環境問題很多，國家社會的永續發展面臨很多挑戰，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必須公私部門合力來處理社會問題。但資源要花在刀口上，將有限資源量化、追蹤，更有方向感的解決社會問題。
藉由SROI，可從蒐集組織執行社會投資的投入、產出、成果與社會衝擊等四階段的資訊，客觀地衡量此投資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與環境的淨現值，進一步分析社會投資方案如何創造價值、哪些利害關係人能獲益，並幫助組織瞭解哪個方案運作良好或欠佳，進而將投資效益極大化。
于紀隆解釋，要計算一個救助專案的SROI，可從投入救助的人力、經費，與可因此減少的法律訴訟、醫療支出，以及受暴婦女身心安全、重回職場後可產生的經濟效益等「財務替代指標」，來客觀計算出對社會的影響力。未來若SROI普及，公益機關運用捐助金額的效益，就可公開比較，形成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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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3年宣揚社會企業的概念、2014年討論社會企業與企業CSR的共好。KPMG 在過程中提供財務會計、商業模式、經營管理的諮詢，並不斷強調社會企業必須在永續經營的前提下實踐社會理想；同時也促成中大型企業CSR與社會企業進行公益專案合作，讓社會企業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有支持與陪伴。一路走來，KPMG與政府、社會企業及中介組織夥伴不斷反覆討論、相互激盪，思索社會企業在臺灣的下一個里程碑是什麼?
因此，今年的社會企業高峰論壇，我們將從社會企業價值展現的角度來談其獲利、福祉及永續經營的必要性。除了有KPMG累積三年以上社企實戰輔導經驗及觀點分享、產官學研創的腦力激盪外，很榮幸邀請到台灣推動社企的政府代表們來分享其理念與行動，更將邀請社企夥伴及學者專家就SROI（社會投資報酬率）、公益報告書等議題與各位做實務觀點分享
希冀社會企業能兼顧社會公益及永續經營，進而思考如何落實社企核心理念與發揮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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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調查 台灣經商最大風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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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5 02:54聯合報 記者孫中英／台北報導
資誠與ＣＳＲｏｎｅ永續報告平台、政大信義書院、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昨天共同主辦第三屆台灣永續報告分析發表會，指出台灣金融業已意識到責任投資重要性，超過半數願意將ＥＳＧ(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納入投資決策，不過台灣企業偏重關注財務風險，國外報告則認為台灣最大風險在國際衝突。
資誠表示，到目前為止，台灣百大企業中，已經有八成三編製ＣＳＲ(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而且調查發現，已編製ＣＳＲ報告的上市櫃企業，連續三年ＥＰＳ(每股盈餘)表現都優於大盤約百分之廿五，在上市櫃企業中，自願編製ＣＳＲ的數量，也是強制編製的兩倍。
調查也發現，台灣企業最關注的是「財務風險」，但ＷＥＦ(世界經濟論壇)卻認為，台灣最大風險為國際衝突。
ＣＳＲｏｎｅ永續報告平台指出，在ＷＥＦ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二○一七年全球風險報告中」，揭露台灣經商的三大風險議題，分別為「國際衝突、能源價格衝擊及失業與就業不足」。
但研究團隊調查所有台灣企業ＣＳＲ報告中，揭露最多的風險議題都是以「財務風險」為主，其次為法規與市場風險。可見台灣的最大風險到底為何，企業界人士與國外專家看法差很多。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張明輝表示，台灣企業已經開始重視ＣＳＲ報告揭露的重要性，而且希望是具可信度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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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永續資訊揭露評比 成果豐碩
By 黃台中,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六月 28日, 2017
各國永續資訊揭露程度評等排名
在金管會、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等政府機關與私部門單位、非營利組織的共同努力與支持下，我國在近期的國際永續資訊相關評比中成績亮眼。根據2017年針對全球各國市場中企業在環保（E）、社會（S）及公司治理（G）面向揭露程度所作之調查研究與統計結果顯示，各市場市值加權平均後之ESG揭露評等，台灣排名全球第2（右表），次於法國，領先德國、美國、瑞士等傳統永續績優大國，整體排名超越了瑞士與西班牙，由2016年的全球第4名躍升至第2名，顯示台灣致力ESG資訊揭露與企業永續績效顯著提升。
為鼓勵企業將永續理念納入決策方針，提升經營永續議題之質與治理資訊揭露之量，加強對維護永續發展、友善環境及公益社會的重視與投入，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旗下的台灣企業永續學院連續10年舉辦「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評選活動。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統計資料顯示，2008年國內出版CSR報告之企業未及30家，TCSA參獎家數16家，推廣至今，截至去年為止，統計出版CSR報告之企業總數近500家，TCSA歷屆參獎企業達173家，企業各界與公私部門的協同合作發揮可觀的量能與動力。
基金會統計，歷屆TCSA參獎企業的年營業總額與2015年國內GDP之比值為88.12％，顯見TCSA舉辦至今已成為我國企業永續領域最具影響力之獎項。由2016年獲TCSA報告金獎家數55家、約為2015年度之2倍來看，參獎企業家數不僅創新高，資訊揭露品質更為充實。
台灣企業永續獎為表揚在台外商企業致力在地永續，實踐資訊揭露，並提供利害相關人及社會大眾等作為參考，共創外商獲利、在地就業、經濟及社會發展之多贏，2016年起TCSA特別增加「外商企業組」評比，鼓勵在台外商企業參與綜合績效之評選。綜觀在台外商企業的表現，充分幫助國內企業引進國際永續進步思維，攜手為台灣永續發展貢獻心力，共創耀眼未來。
第10屆「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即日起至8月1日開放報名，主辦單位本屆設有四大獎項類別，包括鼓勵企業執行永續績效之「企業綜合績效（含台灣企業組與外商企業組）」、各單項績效評選獎項「企業最佳單項績效」、企業資訊揭露透明之「企業永續報告」及表揚致力於推動企業邁向永續發展相關工作貢獻卓著、足堪典範之個人的「企業永續傑出人物獎」。更多TCSA介紹與評選辦法等資訊，可在TCSA官網（tcsaward.org.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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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社會價值　促成權力轉移 ｜調查｜201 : 7｜天下雜誌第604期
www.cw.com.tw查看原始檔
英國政府正在改變招標制度，不只是以價格取勝，而是讓社會價值成為招標的篩選基準之一，成了跨國新潮流。CSR不只是企業社會責任，也是政府社會責任。

今年二月，英國政府所舉辦的「社會價值高峰會」，十五個同獲提名的英國機構和個人同台競爭，用創意打造社會價值。

創造社會價值的比武擂台

位在英格蘭東北部的杜倫郡（Durham County），風光贏得「社會價值領導機構獎」。

面積兩千七百平方公里，人口約九十萬的杜倫郡，為什麼可以脫穎而出？

這裡的「社會價值」，指的是如何創造利益，同時兼顧環境、社會利益。更重要的是，公部門的參與是必要條件。

二○一二年，英國「社會價值法」（Social Value Act），獲得跨黨派的支持，一三年初就正式生效。

當時，提案的英國保守黨議員懷特（Chris White）認為，公部門採購、委外不能像超級市場，買賣只看價格和利益，應該也要考量社會價值。

法案二讀時，懷特在演講中提到，「我相信，未來公部門運作是由具有責任心，以人為優先，而不是利潤優先的社群和機構來負責。」

社會價值法，顛覆了價格為主的政府採購流程。採購、委託過程中，為一般民眾、弱勢族群、中小企業創造多少價值，都成了比較基準。

英國社會價值法規定，一旦政府所需服務對外招標金額超過十七萬英鎊（約七百萬台幣），就不能單看價格，還要把過程中的經濟、環境、社會影響納入考量。

杜倫郡卻把門檻降到五萬英鎊，並且把商品、服務同時納入範圍。如此一來，小學的營養午餐，也成了業者創造社會價值的比武擂台。

三年前，杜倫郡為兩百多間小學的營養午餐公開招標。過程中，杜倫郡議會看的不只是營養午餐的價錢、菜色，也要各家廠商提出額外承諾。

原料是不是當地出產、是否盡力減少浪費、是否在當地提供工作或訓練機會等，都是評審關注焦點。

後來勝出的蕭泰勒（Taylor Shaw），就是以環境、社會、經濟多面向的價值，贏得青睞。

除了創造工作和實習機會，蕭泰勒也承諾合約期間三○％工作機會，留給長期無業、失業的年輕人和身心障礙者。削減碳排放量、廢棄物總量，都有清楚的承諾與計劃。

後來，杜倫郡也把成功經驗複製到中學營養午餐的招標，標榜價格與價值兼顧。

只是，儘管英國政府連續三年舉辦社會價值高峰會，提倡創新的思惟和做法，促進各界交流，複製成功經驗的阻礙仍多。

英國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UK）今年針對三○六個地方議會調查發現，符合「社會價值法」的最低標準，在採購過程中有提醒社會價值的比例高達四五％。但在採購過程中徹底落實，嚴格推動以社會價值主導的，只有一四％。

價格好談，但價值該怎麼估算？尤其是經濟、社會、環境獲利與成本，怎麼在合約、企業財報裡呈現？

利潤怎麼算　成長定義在改變

在經濟成長低迷，預算縮水的時代，從政府到企業，錢不只要花在刀口上，更要贏得影響力。影響力怎麼估算，政府、企業的目標不同，比例尺也天差地遠。建立共同語言、比較標準，成了當務之急。

從價格、利潤轉向社會價值、影響力，不只是跨越國界的新潮流，成長的定義和計算方式也正在悄悄改變。

在各國政府眼中，錢不只要買到商品和服務，更要縮小貧富差距的鴻溝，讓更多中小企業獲得新商機。

英國社會價值協會暨國際社會價值協會執行長尼克霍斯（Jeremy Nicholls）分析，改變社會價值的計算方式，會促成權力轉移。

尼可霍斯在《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中舉例，就像企業公布財報資訊，讓股東有了話語權，社會價值的估算結果，也會讓被影響的人有了發聲的權力。

社會價值怎麼估算，就要從五年前的運動品牌Puma說起。

二○一一年，Puma公布一份環境獲利與損失報告，詳細說明從生產到銷售的用水、碳排放量、薪資、工作環境等，各個環境、社會、經濟面的影響。

經過估算，Puma和供應鏈製造的環境成本超過一．四五億歐元（約五十億台幣）。如果用當年淨利二．○二億歐元來扣，相當於獲利銳減七成。

懷抱巨額外部成本的，Puma不是唯一。英國《金融時報》估計，全球三千大上市企業中，若將環境影響換算成實際金額，獲利總額可能直接砍半。

花一塊賺三塊　SROI幫你算

然而，即便帳面上的獲利數字縮水，Puma的母公司開雲（Kering），仍決定為旗下Gucci、YSL、Bottega Veneta等品牌一一計算產品帶來的環境影響，來打造永續的經營模式。

Puma的環境獲利與損失報告，是以經濟、社會、環境面向為「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再客觀估算對員工、顧客、周邊社群產生的影響。

以三重底線的估算方式，將環境成本化為實際金額，只是估算社會價值的方法之一。另有近年來逐漸受到各國政府和第三部門重視的「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則是直接讓企業知道，投資社會價值是不是門好生意。

○九年，英國內閣辦公室出版「社會投資報酬指導守則」後，國際社會價值協會旗下分支聯盟橫跨三十六國，SROI逐漸成了估算社會價值的主要工具之一。

和三重底線不同的是，SROI融合社會價值、社會影響力和經濟利潤的複雜公式，最後會把抽象的社會價值，轉化為易懂的經濟成長指標。

比方說，若SROI計算結果是三比一，就表示產品製造過程，每投入一塊錢，可以創造三塊錢的社會價值。

如此簡單明瞭的溝通方式，讓英國財政部簡稱「綠皮書」的「中央政府公共政策與投資評估標準作業規範」，也開始改採SROI來衡量社會價值。

正因為SROI精密的計算過程，企業更需要在估算前做好三大準備。

首先，釐清範圍。先想好做SROI分析的目的，才知道分析結果要對誰說話，應該包含哪些影響層面和利害關係人，透過哪些方式跟他們互動。

範圍確立後，找出投入、產出和預期結果。列出各種改變可能產生的結果，再用證據說明變化是否已經發生。

最後，就可以蒐集、整理相關資料與證據，把價值換算成相對的經濟效益，提出最終的SROI報告。

從價格走向價值，需要的不只是人力、時間與資源，還有清楚的目標和長期規劃。社會價值能開創什麼樣的未來，就看你付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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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企業EPS多了將近1元｜調查｜即時｜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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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企業投入CSR對自身與社會能帶來哪些改變？4月底，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舉辦的CEO講堂上，金管會主任委員王儷玲特別為CSR打破即將離任的低調，親到現場，與在場的CEO們分享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以下是王儷玲的演講摘要：

2013年我到了金管會迄今，有兩件事我覺得很重要，一個是台灣未來的年金改革跟保險制度，另外一個就是CSR，因為CSR更能用關懷與高度，來回饋這個漂亮的寶島，住著一群非常美麗、有人情味的人民。

從金管會的角度，就是要讓CSR可以正向循環，從資本市場的公開發行或上市櫃公司，透過商品與投資，把資金引導到去做CSR的投資。企業可以因為CSR的投入，培養好的公司治理文化，讓台灣有更大的正向能量，甚至比我們在推動年金改革的影響力更大，這也是為什麼我要投入做CSR一輩子的志工。

1990年台灣開始推動CSR，到直到發生了食安事件後，才讓金管會有比較強的政策引導。我認為CSR是企業價值的核心，與經濟、社會和環保連結在一起，透過這核心去創造企業文化，透過不同面向去關懷社會跟環境，讓企業可以永續發展，成為推動國家發展的引擎。

國際趨勢是鼓勵企業去編制CSR報告書，做到資訊的充份揭露，再搭配評鑑機制，從公司內部去強化，讓好公司可以被大家看見，鼓勵大家做更多的CSR投資，產生更大的影響力。銀行也應該要落實赤道原則，當企業要貸款的時候，對於它是不是有落實CSR，可以變成授信或是否要貸款給它的重要依據。

食安風暴後，2014年我們開始強制部分產業需編制CSR報告書，包括食品業、化工業、金融保險，或是餐飲收入占公司50%以上，以及股本達100億元以上的上市櫃公司。2015年，我們更擴大範圍至資本額50億元到100億元的上市櫃公司，截至2015年底，已有330家公司是必須編制CSR報告書的行列。

我們希望讓企業知道編制CSR報告書的效益，像是從風險管理的角度，可以讓企業預先看到風險，可以預知要如何因應，還能幫助企業去進行優劣分析，知道要如何進步，更能讓利害關係人瞭解，公司是如何誠信經營，最後透過不斷的意見回饋，強化公司的經營能力。

我們一直強調CSR報告書不是在做公益，也不是在做行銷，而是一個內部化的公司文化。所以你做的東西，必需要有好的品質，你做了哪些事，這些事的品質是可以被認證的，可以讓會計師、協會或驗證單位來協助認證，未來我們會持續針對認證制度，設定更好的法律遵循依據，提高認證方式與市場價格的一致性。

國際學術研究證實，CSR內部化後，雖然對公司的財務績效無法立竿見影，但長期而言，可以創造更多獲利。

有編制CSR報告書的公司 EPS多了將近1元

我們再攤開國內有編制CSR報告書的公司與所有上市櫃公司的EPS（每股盈餘）相比，前者在103年度的平均EPS為3.21元，高於後者的2.28元，顯示企業重視誠信經營與倫理的觀念，確實能夠反應在企業的財務效益上，因此我們一直鼓勵企業自發性的去編制CSR報告書，它的效益是非常明顯的。

金管會除了引導企業去做CSR，也推動金融業帶頭投入很多CSR活動，除了提供獎助學金之外，還成立「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針對一些家境不好或有負債的小孩，鼓勵他來上課。上完之後給他認證，如果他的表現與學習能力不錯，可以直接到金融機構上班，即使沒有錄取，他還是能夠將學習到的理財知識，翻轉自己家庭的財務問題，甚至可以提早還債，未來我們會持續擴大辦理。

在「食（實）物銀行」的部份，我們跟新北市合作，由金融業共同捐助3000萬元，對於需要急難救助且位於偏鄉的民眾，提供物資上的協助，讓他們生活上能夠獲得更好的照顧。金融周邊機構也捐助1800萬贊助體育活動，有些小孩具有這方面的天分，因為我們的資助，可以有更好的成績，甚至為國爭光，這都是我們所樂見的正面影響力。

微型保險從2009年開辦，因為它是直接幫助弱勢團體，雖然保障不會有多高，但對他們來說，及時雨的幫助是很大的。企業用獎學金或現金去幫助這群人，不如你讓他有個保障，因此金管會擴大微型保險的保護傘，放寬弱勢的條件，增加商品種類，提高保額與簡化作業，使得過去兩年的承保人數增加4倍，從5.3萬人增加到22萬人，保額也增加將近4.7倍，這個部份幫助了非常多的人。

在綠色金融的部份，我們發現許多金融相關業務都能電子化，對於節能減碳能夠更有成效，早在2010年，我們就省下44座101大樓高度的紙張，未來我們將會繼續推廣無紙化的金融服務。

最後的結語，我認為CSR真的非常重要，不管是危機管理、風險管理，還有對於人才、公司營收、永續競爭力與品牌，都能產生非常大的正向效果。CSR是國家值得重視的政策，如果CSR沒有做好的話，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產業，像是福斯（Volkswagen）因為排碳問題，讓德國的汽車業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金管會未來仍然會將CSR列為重要政策，所有的優質企業與台灣的金融機構，都應該來做CSR的領頭羊，大家一起來持續推廣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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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編CSR報告書 年成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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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13 15:15 聯合晚報 記者林超熙／台北報導

證交所表示，截至去年底上市公司申報103年度CSR（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家數，總計已達255家，較前一年度171家，大幅成長49%，占全體上市公司比率近三成，顯示我國在推動相關永續經營議題上，已受到重視與關注，且有愈來愈多上市公司重視各利害關係人關注的非財務績效資訊，並充分詳加揭露。

在申報CSR報告書的255家企業中，包括法規強制要求的（金融業、化工業、食品業、餐飲收入達50%以上及股本達100億者）共170家公司，以及自願編製的85家。自願編製的公司中有三成是首次編製。此外，根據KPMG與GRI的統計顯示，百大企業CSR報告書編製比率也明顯的提升，由101年度的56%的編製率提升至103年度的77%，高於45個國家4,500家公司平均的73%，可見我國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展已與國際趨勢接軌。

證交所指出，本次統計已編製103年度CSR報告書中，採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發布指南編製者高達98%，較前一年度報告書的90%成長，增加了CSR報告書的可比較性，其中有96%的公司係參考最新版本GRI G4.0編製，進一步提升我國資本市場資訊揭露品質。

強制編製報告書的公司當中，包含34家金融業、29家食品工業或餐飲收入達50%者、27家化學工業以及80家非屬前列行業且股本達100億者，共計170家，皆強制依國際準則GRI最新版本編製報告書，已如期於去年12月31日前申報完畢。其中21家食品業及8家餐飲營收達50%之公司，已依規取得會計師出具確信意見書，另有19家公司自願取得會計師確信意見書、57家委託非會計師之第三方認證單位查驗，總計六成報告書有外部單位驗證，足見公司對於報告書品質提升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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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CSR報告書獲獎
2015年11月27日 04:10 邱琮皓／台北報導

在台灣深耕超過半個世紀，南山人壽致力關懷台灣社會，實踐企業社會責任（CSR），連續2年主動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獲得台灣檢驗科技（SGS）國際標準驗證，更榮獲「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金融及保險業銀獎肯定，南山人壽也完整地把「公益服務業」的精神實現在企業社會責任。

為具體將公益服務業的真義實踐於企業社會責任中，南山人壽與員工由下而上凝聚共識，匯集而成南山公益服務業的六大行為典範，再進一步將六大行為典範與CSR結合。對內而言，提升公司治理與企業營運績效，承諾關懷及照顧員工，落實以客戶為導向的服務策略，打造企業核心競爭力；對外來說，致力社會參與及慈善公益，並倡議環境保護，落實節能減碳措施，為地球永續盡一分心力。

在公司治理方面，南山人壽致力於提升公司治理成效，去年董事會績效評量總平均達90分以上，評鑑等級為優等；在客戶關懷上，南山人壽秉持「視客如親」的精神，提供包括主動理賠、一通電話到府、結合「fees for health」觀念推出遠距健康照護等便利服務；並透過內部教育訓練、多元溝通管道，強化第一線客服人員、業務的水準。

在社會公益議題上，南山人壽每年舉辦全台同步的全國義工日，以愛心行動深入社會；在教育關懷方面，從小學到大學，分齡依據學生的特性與需求，提供金融理財教育、舉辦放膽講座與放膽基金資助計畫，並透過教育部教育儲蓄戶平台及相關社福機構團體支持弱勢學童就學。

有感於經濟弱勢民眾就醫需求的迫切，南山人壽結合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成立「南山慈善基金－社區醫療照護關懷計畫」，提供醫療救助金，今年更將合作醫院擴大至金門與澎湖，截至11月，已與全台共113家醫院合作，幫助經濟弱勢病患安心就醫及提供醫院護理醫療設備，總計捐款超過1.2億，每年嘉惠逾65萬人次。

在企業永續與環境保護議題上，南山人壽除對內力行辦公室節能減碳，推動節能省電與多項E化作業措施；去年全台大樓用電量較前年減少2.62％，未來將持續推動建築物節能行動，並與林務局共同發起「南山人壽守護台灣海岸線行動」，守護台灣海岸生態與風貌。(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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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企業是利用企業力量創造公眾利益的新型公司，雖仍以企業目標為導向，但要為股東和股東以外的全體利害關係人創造利益，除營利外，還要增進社會利益。

運動用品AND 1創辦人傑吉柏特、巴特胡拉翰和安德魯卡索依三人率先創立的B型實驗室，發出B Corp （B型企業）認證，代表這一家企業的營運模式同時有助員工、社區、環境與營收，目前全球有逾千家B型企業，分布在35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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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怡君：貧富差距，企業能夠做什麼？
By 作者: 駱怡君, opinion.cw.com.tw查看原始檔七月 2日, 2015

很喜歡杜甫的詩：「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是何等的胸懷與壯志！唯有真正苦民所苦、心懷天下的人，方能寫出此等震撼人心的詩句。大同世界一直是人們最嚮往的境地，但是在功利主義充斥的現今，貧富差異日益增大，社會少了祥和，多了紛爭。對於擁有社會資源較多的一方，如何能盡己所能，協助這世界多些笑靨及希望，當是人生必要的課題，而不是用來沽名釣譽的手段。畢竟，若是周遭的人不快樂，自己又如何能獨自快樂起來呢？

香港曾有一個真人實境秀節目，讓多位來自富裕家庭、擁有高學歷或成功經驗的香港人，手無寸金的連續幾天真實體驗窮人生活，住香港貧民區充滿臭味、蟲子的板間房，甚至露宿街頭當街友，白天上班就當清潔工，或是從早到晚洗數以千計的碗；幾天下來，問問他們的心得，原本認為「貧窮的生活可以靠努力而改變」的人，紛紛改變想法，高學歷、高成就、自我要求亦高的他們改口說，這樣的生活環境，根本沒有力氣和餘裕再去充實自己、再去做什麼改變，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消磨。

乍聽之下這是個令人沮喪的結論，但也唯有更多有能力幫助別人的人，能認清自己的大半成就其實是靠眾人的協助及上天的眷顧時，才能有一顆更柔軟、慈悲的心，來傾聽其他各種族群的需求。值得慶幸的是，在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有許多人開始窮盡力量在思考：

如何協助資源匱乏的一群人，有個安身立命之所？

於是，社會上出現眾多慈善團體，照顧不同的弱勢族群，許多企業、個人也紛紛慷慨解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人們學會互相幫助，願意攜手共築一個更接近大同世界的美好將來。我們在歲末的寒冷街頭，可以看到有基金會招待弱勢民眾享用「寒士尾牙」活動，席開兩千桌，讓眾多街友能好好吃一頓飽；可以看到有的慈善團體關注孩子、關注老人，有的照顧罕見疾病患者，有的關懷受虐兒、家暴婦女，有的走入鄉間，有的投身國際。雪中送炭的資助絕對是必要且可貴的，「給魚吃」可以解決燃眉之急，然而在「給魚吃」之後，若能給他們釣竿、讓他們學習釣魚，這樣的善念和幫助，將更能永續流轉、生生不息；於是，基於這樣的信仰，「社會企業」因此應運而生。

「社會企業」與近年來政府和產業間所提倡的「企業社會責任」略有不同，一個是從慈善事業漸漸向營利端靠近，讓慈善事業也能賺取報酬且自給自足，不需要全數仰賴他人的捐款；一個則是營利事業逐漸向慈善端靠攏，讓企業開始對社會的永續發展有所回饋。無論何者，都是由天秤兩端逐漸向中心靠攏的雙贏結果，利己和利他兩者兼具，更能平衡，更能長長久久。

英國堪稱是社會企業發展最蓬勃的國家，約有七萬多家社會企業。其中一個為人熟知的社會企業典範，是TLC生活旅遊頻道主持人Jamie Oliver在2002年設立的「十五餐廳」（Fifteen London）；他有感於英國青少年自殺、酗酒、嗑藥、犯罪等問題日益嚴重，便以餐廳的獲利支持其培育學徒計畫，協助許多中輟青年成為一流廚師，至今已成功培育300多位問題青年成為年輕有為的廚師，其中，第一屆畢業生Tim Siadatan還在計畫的贊助下開設自己的餐廳，被《華爾街日報》譽為歐洲十大年輕主廚之一，由一個受幫助的失業者，變成了提供他人工作機會的創業者。

社會企業的源起，可追溯到1970年代尤納斯（Muhammad Yunus）所創始的微型信貸（Microfinance）。他於1976年成立了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提供貸款給貧窮的孟加拉人。自成立以來，幫助了許多沒有資產可以抵押、卻可以用勞力賺取所得來還款的貧苦人家，數以千萬計的人因此受惠，之後微型信貸的成功模式亦激勵了許多開發中國家紛紛起而效尤，故他在2006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由此可見，金融業在照顧弱勢族群上，能做的事情很多。這幾年，有類似微型信貸的「水信貸」（WaterCredit）興起，提供貧苦地區居民小額貸款，讓他們可以把供水站的水直接接管到家裡，省去長途跋涉前往供水站、排隊等水的時間，將這些時間拿來工作、賺錢，而這真的開始扭轉他們的生活。這是由知名影星麥特戴蒙（Matt Damon）和水資源專家蓋瑞懷特（Gary White）所發起，後來由於成效太好，轉由印度當地的金融機構接手，截至2014年為止，共核發了30幾萬筆水信貸，全球已經有100多萬人因為這個計劃而受益；貸款者有94%都是女性，且還款率高達98%。這件事情的起始其實很單純，就是具有慈悲智慧的仁心，加上對的方法，就可以逐步改變世界。

時至今日，當我們生活在這個看似富足的年代，吃著美食、看著電視或玩著手機時，世界上仍然每20秒就有一名小孩因為無法獲得乾淨水源、衛生不良而喪命。地球上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迫要四處尋找水源以活命，窮盡一生，只為了得到你我唾手可得的乾淨用水；於是，他們的人生永遠沒有好轉的機會，形成了一種讓窮人無法翻身的惡性循環。但隨著社會企業觀念的興起，金融業的投入，這些人可以開始得到幫助，獲得乾淨的用水，而後，他們的命運將可以大幅改變，孩童存活的機會大幅提升，不用長途跋涉的取水後，甚至還有時間可以接受教育，也能開始擁有對於未來的夢想。

以上的這些例子，只是個開端。未來，金融業一定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手握較多資源的一群人，理當是該回饋給社會更多的一群人。「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或許是一個豪情萬丈的理想，但從每一個人的每一個選擇開始，到每一個社會企業的成立與茁壯，才能一起朝著那個理想又邁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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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盈勛：一個應該改變世界的年輕人，我們卻要他去找份工作？

2015/04/13
作者:
王盈勛
關鍵字: 教育 績效 學生 工作 未來 年輕世代 想像力 改變

photo credit:flickr@Hartwig HKD,CC BY-ND 2.0

十多年來錯誤的高教方針，把台灣的大學，包括技職教育在內，一股腦兒地導向論文生產，而與台灣的社會與產業發展脫鉤又脫節，於是，我們的教育主管機關「從善如流」，宣稱往後的高教政策將是「學用合一」，而這當中最重要的「指標」，則是力促大學要幫學生找到工作，就連我所任教的藝術大學，也要依此標準來衡量「績效」。

教育部有心要做出改變，這是好事，但教育部的變，還是有兩件事不變：一是官僚機構追求的變，永遠是個落後指標，二是他們認為應有的改變，總是要由上而下、一體適用地套用到所有大學。光是這兩點，就有可能讓好事變災難。

有個工作很重要，這點不用懷疑。但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熟悉的工作正在快速消失當中，新工作也正在長出來，美國勞動部的一份研究報告〈未來工作—21世紀工作的趨勢與挑戰〉就指出，現在的學生未來所將從事的工作，將有65％現在還不存在。而這些工作，可能不是用「找」的，而是要工作者自己去創造出來。

新聞、傳播科系過去在人文、社會領域相當熱門，因為它似乎有個明確可以讓畢業生就業的產業。傳播相關科系在我們的大學數量快速膨脹的年代，也跟著大量增加，但在這十多年間，卻也是媒體產業一路走向衰敗的年代。傳統媒體訂戶流失、廣告銳減，轉型新媒體或許贏得很多「讚」，可以維持生存的營運模式卻不知在哪裡。

在這樣的年代，我們要如何訓練學生去「找到」工作？今天找到的工作，可能就是明天要消失的工作。未來在哪裡，其實老師自己也不知道。這世界變動太過劇烈，產業的疆界不斷重組，過去我們所認定的工作，很高的比例在未來將不復存在，而未來的工作，將有很高的比例目前還不存在。兩位年輕的新聞工作者靠群眾募資辦了一本單價很高、沒有廣告的雜誌〈眉角〉，這是創業還是找了一份工作？這樣的經營型態能成功嗎？說真的，沒有人知道。

蘋果公司的新產品發表會，不管是賈伯斯或庫克時代，我們最常聽見的一句話，不是這產品將會多熱賣，或是將為公司帶來多少利益，而是：這個產品很棒，它將改變這個世界。

台灣公司的新產品發表會，他們大半告訴你，這個產品的C/P值很高，將能有效地搶佔市場大餅，投資人要對股價有信心。雖然我們也都知道，最後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的，還是宣稱要改變世界的那家公司。改變世界震撼人心所帶來的感動，並不是花大錢做廣告所能企及的境界，更像是藝術為這世界開展了一個新的可能之激情。

美國公司與台灣公司的最大差別，不是技術、品牌或是全球運籌能力上的落差，而是美國人相信，改變世界很酷，而且是有可能的。而台灣人，我們很務實，我們在別人畫好的著色本上照著輪廓塗滿顏色，這是個「確定可以得到成果的工作」，這是我們熟悉的全球產業分工模式。在分工體系裡有個位置當然不壞，但如果我們所有的作為都是為了鞏固這個體系，那就相當危險了。

這十多年來，台灣人不太開心，因為越來越多國家的人們說，著色我也會，而且只要台灣人三分之一的錢，還可以日夜趕工。

因此，台灣的未來在哪裡，其實也就很清楚了：我們敢不敢說，我們也是那個可以拿起畫筆，勾勒這個世界該是什麼樣的人呢？我們的年輕人有沒有勇氣站起來，說我們要改變這個世界呢？倫敦商學院教授、著有〈未來工作在哪裡？〉的葛瑞騰（Lynda Gratton）就說，試圖描繪未來圖像越來越重要，因為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靠過去的經驗，來推論未來、想像未來。

我相信有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他們是有這樣能力與勇氣挑戰未來的。但我們的社會與教育體制，又是怎樣面對未來的呢？

有太多的權威人士忙著教訓年輕人，有那麼多工作，為什麼不做呢？但這些權威人士至少也該自問，這些工作，有多少是看得見未來的工作，是未來十年不會消失的工作；當我們的教育主管機關，忙著要大學「很務實」地交出輔導學生就業的成績單，他們則是應該自問，誰來探索與想像台灣的未來可能呢？

老師與教育機構應該做的，是鼓勵與激發學生有面向未來的勇氣與想像力，當一個勇於改變規則、勾勒未來世界樣貌的開創者。我們的教育目標，應該是要讓我們的工科與與文科畢業生更有賈伯斯式的潛質，而不是要有這樣潛力的學子也去「找個工作」。

賈伯斯生前在史丹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說，啟發他設計出第一台麥金塔電腦的，是他在大學時旁聽的書法課程。當時的他，並不知道這課程有什麼用，就如同人生的其他種種一樣，但在生命中的某一刻，這些東西就會串連起來，在我們的面前展現其意義與作用。

賈伯斯所說的，應該是很多創作者共同的經驗，這樣的經驗無法複製，但我們可以努力的，是讓更多這樣的經驗有自由發展、浮現出來的機會。但現今我們的高教體制，鼓勵的並不是這種探索、挑戰未來的勇氣，而是要大學訓練學生們去找到一份工作。

有些大學可以以此為目標，但是當我們的教育體制要求所有的大學都依循這樣的指標，這是在扼殺台灣的未來想像力。原本最有機會引領台灣未來想像力的三所藝術大學，在強調論文生產的大學體制變革的第一個十年，已經先是被邊緣化了一次。很顯然的，未來教育主流方針轉向「學用合一」，這些藝術大學」又要再被邊緣化一次──藝術工作者的使命，向來就是開創一個世界，而不是找到一份工作，但這並不在我們的教育政策主導者的認知地圖之中。而再錯失一個十年，我們的國家與產業，也將在繪圖與著色兩頭落空的尷尬處境中無地自處。

畢卡索從未找到一個工作，但他所從事的工作，開創了一個新世界，為西班牙乃至全世界帶來一個全新產業，為一代代的千百萬人找到一個工作。沒有創作者，任何的文創產業都將只是口號。我們的高教體制如果將創作者與培養創作者的藝術大學邊緣化，就是冒著在未來世界將台灣邊緣化的危險，因為台灣最欠缺的，就是可以勾勒未來世界樣貌的開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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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志凱：除了錢，工作還為了什麼？

2015/07/02
作者:
鄭志凱
關鍵字: 工作 年輕世代 人生 成就 改變 社會進步

photo credit: Pexels

一位老朋友自東岸飛來舊金山，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兒子從舊金山大學醫學院拿到生物醫學博士，準備到癌症醫學中心做博士後研究。當年剛進醫學院，他如果選擇當醫生，只要熬到住院醫師，一年薪水總是以年薪美金二三十萬起跳，但如果選擇念博士，取得學位後再做幾年博士後研究是必經之路，薪水不過三四萬，兩者相差不只五六倍。

當初在抉擇MD或PhD生涯時，難道兒子不知道將來薪水有如此巨大的懸殊嗎？「當然知道」，老爸淡定地說，「不過他從高中開始，就立志要醫病，而不是醫人」。當醫生，醫術再高，能救的人有限，若是走研究路線，找到治療疾病的新方法，所有患這種疾病的人都能治癒。這樣的成就感，再高的薪水也難以滿足。

尋找工作的人，同時也在尋找工作的意義。雖然每一個人的價值觀不同，但一代人在時代背景下，自有其特殊的印記。

過去經濟匱乏的時代，工作為了謀生，以個人時間換取生活所需，求職者在衡量工作的吸引力和未來發展潛力時，多半圍繞著經濟的主軸。但先進國家，包括台灣在內，經過數十年的富裕，年輕的世代在成長過程中不曾經驗經濟的壓迫性，也少有家庭生計的負擔，因此對於工作的意義自然有非常不同的期待。

雖然千禧世代被冠上草莓族或ME世代的形容詞，其實他們對於社會、環保、平權等議題比上一代投入更多的關注。他們或許脆弱，但脆弱往往來自於敏感；他們表現的自私又自戀，卻比上一代更願意將別人的事、某個黑暗角落的事當成自己的事。

這樣的年輕人看待工作和人生，除了溫飽的基本需要外，更看重馬斯洛金字塔更高階需求的滿足。

一般說來，千禧世代常常採取幾種不同的途徑來平衡工作與人生。

對一部份信心強、願心大的年輕人，他們可能選擇直接加入NPO組織，為自己關心的議題奮鬥若干年，成則再接再厲，不成重回「出賣自己靈魂」的主流職場也無妨。

還有一些年輕人賺錢的條件比一般人優越，寧願掌握機會累積財富，等到行有餘力，再挾帶豐沛的財務資源，全身投入改變世界的行列 。微軟的比爾蓋茨是這種模式最值得稱道的範例，他的蓋茨基金會已經排行全世界之首，許多年輕的科技新貴，如臉書的祖克伯，eBay的Pierre Omidyar和 Jeffrey Skoll也都採取相同途徑，成為新一代的慈善家。

多數的年輕人難以下定決心從事NPO路線，又沒把握能夠累積大量財富，更怕的是擔心出賣靈魂後無法贖回，因此採用平行路線，一邊工作，一邊回饋社會。根據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美國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20%在工作之餘還擔任志工，這個比例遠高出25年前的14%。另有一些千禧世代更是用心良苦，以自己為生財工具，用專業能力賺取薪水，縮衣節食過著苦行僧的生活，然後將節餘下來的金錢全數捐給打動他心靈的NPO組織。

以上千禧世代的種種選擇究竟還是少數，特別是對整體就業市場而言，大多數的工作機會仍然來自追求利潤的商業機構。越來越多的企業看到千禧世代帶來的這股潮流，知道優渥的薪資報酬福利制度固然重要，卻已經不是充份條件，要吸引年輕人，公司必需對工作賦予意義。

以微軟為例，執行長奈德拉上任一年多，他的種種改革，獲得公司內外不少好評。他最有野心的企圖是重新塑造微軟的文化，賦予公司9萬名員工每天到公司上班的意義，再度燃起在30年老牌科技公司的工作熱情。

微軟雖然是軟件公司的龍頭老大，奈德拉卻強調：「在我們這個行業裡，大家只尊重創新，不尊重傳統」。 幾個星期前，他在給全體員工的公開信中重新定義微軟的任務宣言：「讓這地球上一切組織和個人能夠完成更多的成就」，通過這個任務，「我們便能造成改變，尋找到工作更深層的意義」。

連微軟如此成功的龐然巨物，都需要透過「造成改變」（make a difference）來建立工作的意義，加強員工跟員工、跟公司之間的凝聚力，可見尋找工作意義不僅是員工的選擇，更是企業的責任。

「造成改變」是人人皆用的時髦說法。它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團體；它表達了因對現狀不滿而產生的積極進取心態，也暗示了對未來的希望和陽光；它不拘束於任何特定的方向或議題，任何人、事、物都有改變、向善、向好的空間。

在「造成改變」的旗幟之下，公司究竟如何能夠賦予工作更深層的意義呢？

最簡單的作法是：如果用不同的態度來看待工作，同樣的工作便能產生不同的意義，正如四大會計簽證事務所KPMG董事長所說：「我們可以當自己是一個疊磚的工人，也可以當自己是正在蓋教堂的匠人」。又好像旅遊網站Travelzoo的CEO主張旅遊是促進家庭感情、世界和平最佳的方法，因此提醒所有員工，出自他們在工作上的貢獻，如果世人都有機會周遊各國，這地球一定更為友好和平。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其實所有不違法、不做邪惡之事、能夠長久生存的公司，無論它提供什麼樣的產品和服務，多少都能造福世界上某一部份人群。可惜許多公司視員工為工具，執行一項單純的任務，這樣一顆小小螺絲釘，如何能夠看到工作的積極意義呢？

有些公司更進一步，用免費或優惠的價格提供產品或服務給特定的族群，例如學校、研究單位、弱勢團體，社福機構。或者採用「目的驅動式行銷」手段（purpose-driven marketing），更為直接的回饋社會。例如任何人在Tom's Shoes買一雙鞋，便有另一雙鞋送到窮困國家的兒童的腳上；共乘公司Uber的客戶如果在國慶日叫車，公司便捐一元美金給防酒駕的公益組織。還有更多的公司，認真執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不只善盡公司的社會公民責任，也鼓勵員工參與，以加強對公司的認同。

許多這些技巧雖然免不了商業上的考量，但是提供員工舒適的環境，讓他們能夠充份發揮潛力，建立溫飽以外的工作價值，本來是公司的天職，何況調查顯示能夠做到這些條件的公司，員工滿意度高，離職率低，公司的整體績效也較其他同儕為佳。

當千禧世代視工作為自我實現、促進社會進步的途徑時，求才的公司別無選擇，必需朝這個方向改變。如果更多的公司因而能跟社會有更廣的連結，對工作的價值有更深的挖掘，這何嘗不是千禧世代給我們這個唯利是圖的商業社會的一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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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輝：別看不起台灣人
By 作者: 彭明輝, opinion.cw.com.tw查看原始檔七月 2日, 2015

一個朋友問我：你竟然連高科技產業的教父都敢批評，是不是根本就看不起高科技產業界的所有人？我很驚訝！

我是因為太相信台灣人的能耐，而不得不懷疑「將帥無能，累死三軍。」而且，我不只是懷疑，我花了五年的功夫在認真求證！

反過來說，如果你對台灣的現況感到滿意，那是你看不起高科技產業界和台灣人的能耐；如果你認為台灣產業界的領導人都不需要為現況負責，你是看不起台灣人！

我有足夠的信心和佐證說：台灣人的能力和素質絕不會輸過英國人、美國人和日本人，但是他們的拼命程度卻遠遠比不上台灣人；因此我們絕對有足夠的能耐侵吞先進國家的一部分世界市場，挑戰他們的隱形冠軍，持續提升自己的產業附加價值與技術水準，而沒有理由陷入過去20年來的困境──除非，我們一直抓著過時的觀念、戰略與制度，以致作繭自縛，在困境中越鑽越深（就像困在魚籠裡的野生蘆鰻，拼命地往錯誤的方向前進）。

我不是憤世嫉俗或喜歡罵人，而是不忍心看年輕世代沒有未來，不願意看台灣人在不該有的困境裡消磨鬥志和志氣。相信我，台灣人早已累積出足夠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只要能擺脫20年來制度上的扭曲和戰略上的盲點，早就可以脫胎換骨地進入另一個層次的發展階段了。

● 別低估台灣人的能耐

我在劍橋見過好幾位絕頂聰明的歐洲學者，他們的聰明與智慧確實是台灣人罕能企及的；但是大陸、香港和台灣留學生在劍橋的平均表現，絕對勝過英國學生的平均表現。回國後，我也在好幾位學生的推薦信裡這麼寫：「他的能力絕不輸我在劍橋的同學。」──我是真心的，而非謬讚或誇獎。

我有很多同學和學生在美國矽谷和高科技公司工作，他們的工作能力絕不輸外國人，只不過因為膚色而無法獲得公平的升遷機會。

1990年代初期，我比較了清大教授和英國大學教授的學歷，我們的學歷之整齊遠超過絕大多數的英國大學，足可挑戰英國前十名的大學。一位美國教授來訪時說：以你們的師資和研究能量，有機會跟美國前十名的大學競爭。

20世紀初，我陪幾個廠商去日本參觀訪問，藉著日商對「教授」的敬意而較深入地跟他們討論技術問題。我有把握，台灣人的聰明程度至少足以打敗日本的中、後段產業。實際上我也帶著一個台灣企業，在一項設備的研發上打敗了日本著名的Omron和美國的安捷倫科技。

我不敢說台灣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族群，但我有足夠的佐證說，我們絕不輸給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我不敢說台灣人可以打敗全球百大企業，但我有足夠的佐證說，我們絕對有能力打敗歐美許多規模跟我們相當的企業，威脅或取代許多全球的隱形冠軍。

因為，在歐美國家裏，沒有人像我們這麼勤奮工作：我們的人均每年工時是德國的1.82倍，英國的1.56倍，美國的1.43倍，日本的1.26倍，連有過勞死現象的韓國，也只不過是我們的85.5%。

以我們這樣的聰明和努力，卻陷入薪資倒退、非典就業常態化、兩兆雙星變五大慘業的困境，甚至「降低環保標準與薪資水準，加速兩岸貿易，換取生存空間」的聲浪越來越高。我們真的只能靠降低環境品質與薪資水準來換取苟活嗎？我們真的只能靠大陸市場爭一口飯吃，而屈服於中南海和兩岸台商「以商逼統」的陽謀嗎？我們的能耐真的這麼差嗎？

這五年來，經常跟我接觸的年輕人中，台大校友超過半數而清大校友居其次。我總是跟這些年輕人說：「We don't deserve this! We deserve more!」

● 為什麼是韓國，而不是台灣？

發展經濟學裡有一個重要的分支叫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 economics），它跳出新古典經濟學均衡分析的侷限，把研究焦點放在不同發展階段所需要的制度性演化與策略，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後進國家追趕策略等議題。這個領域的關鍵字是「latecomers」（後進國家）和「catch-up」（追趕），而台灣和韓國則是兩個最常被當作「模範生」來研究的案例──只不過韓國的光芒逐漸蓋過台灣。

最近，韓國學者不再研究「追趕」，而是研究「後追趕期」（post catch-up）的策略，以及「全球領導權的更替」（changes in industry leadership），而研究案例都是韓國：韓國如何取得鋼鐵業與造船業的全球霸權，如何擠身汽車的重要出口國，而半導體、面板與其他IT產業又如何逐鹿全球。[1-3]

韓國和三星各有其黑暗面，但是你無法否認韓國的總體經濟成就，以及她已經在技術與創新能力上擠身「先進國家」（developed country）的事實。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在2014與2015年的全球創新指標（Global Innovation Index）都把韓國評為全球第一，並且在2012和2013年分別給她第三名和第二名的評價。

三星的產值高達韓國GDP的20%，她用官商勾結換取特權和國際競爭力，用國際級資本換取國際級創新與研發能量，但是韓國不等於三星。實際上韓國產業的多元化發展程度遠勝過台灣，所以鋼鐵、造船、汽車、半導體設備、IT產業與生技代工都有能力挑戰全球冠軍賽。就像三星集團經濟研究所所長鄭求炫說的，韓國大學生起薪比台灣多一倍，不是一家三星就可以完成的，它是韓國所有企業的總體表現。

我不得不承認一個國際學術早已公認的事實：韓國的技術能量已經明顯超越台灣，從模仿與追趕進入創新與追殺先進國，而我們依然在追趕、模仿與代工。

對於這樣的事實，我願意承認，但是不甘心！我們起步比韓國早，追趕先進國的資源遠比韓國豐厚，留學生在國外的表現不輸歐美人，為什麼我們還在代工？我不忌妒韓國人，但無法理解台灣人的實力為何一直無法發揮出來。

台灣留學生之多，曾經遠冠亞洲而聞名世界：我在劍橋的時候，從沒見過韓國人；我的同學在美國，很少人見過韓國留學生；早期的矽谷和國際學術會議裡，黃臉孔的都是台灣人，哪有韓國人、大陸人和印度人？除了日本之外，我們曾經是亞洲學術與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1997年韓國向IMF借貸195億美元的時候，我們的GDP成長率仍舊有6.11%，根本感受不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存在──我們曾經遠比韓國更先進，不只領先，而是遙遙領先！

為什麼20年後我們卻輸給韓國，而且輸得很慘？

別用「韓國企業集團化，且綁架了政府，可以發揮台灣所沒有的資本與規模優勢」來作答。別忘了，韓國企業的集團化是在朴正熙總統的特許權下發展並早已完成的，而且集團化原本是韓國貪腐、無能、經濟落後的關鍵因素。改變韓國的，是企業家精神──三星李健熙在1993年說出了「除了老婆和孩子之外，一切都要改變」，標誌著韓國由弱轉強的分水嶺。

李健熙還沒掌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不擇手段地追求世界第一。他到矽谷用愛國情操挖回韓國的頂尖人才，以及願意為錢效命的所有人才；他週五下班時間派專車到矽谷接人，再專機送到韓國，指導三星的研發工作，週一清晨再專機專車地把他們送回矽谷上班；週一到週五，三星請他們繼續在下班後用電話下指導棋。結果，1992年韓國推出全球第一顆 64M的DRAM，開啟了無數的世界第一：1994年的256M動態存儲器、1995年的22英寸TET-LCD....，以及2005的2 GB快閃記憶體晶片和16GB記憶體等。

這一段時間裡，台灣人在忙著賺easy money和賭博。1990年，台大政治系教授文崇一用彭犁這個筆名發表了〈賭城： 惡名遠播〉，指陳台灣的股市與房市亂像把台灣變成「賭國」（Republic of Casino），但亂象絲毫未改。

陳水扁上台之後，權力與金錢的結合更加猖獗，私人金融用極低的資本額併吞公有銀行，號稱「小蝦米吞吃大鯨魚」；而股市則被形容為「是內線交易、明牌、大戶聯手炒作，完全是強凌弱，大吃小的吃人市場。」結果資本市場和科技產業的競爭機制一起被嚴重地扭曲，造成台灣產業、金融與經濟秩序的大倒退。

● 內線交易、自我設限與短多長空的經營策略

內線交易玩得最兇的，是「號子立委」和高科技公司裡的舵手們。在一篇〈利用員工分紅配股的股票設人頭帳戶，80％科技業這麼搞！〉的報導裡，科技公司的高層「打著股票分紅，保障員工權益的旗幟，竟然還可以高賣低買，進行內線交易，坑殺小股東」。[4]

這些人包括跨國科技業的知名領袖、大股東和最高經營管理階層，譬如高科技產業的「模範生」Ｉ公司和享有國際知名自創品牌的B公司，以致連明基電通、英華達，力廣等都紛紛爆發驚人的內線交易醜聞。「這些（公司）靠台灣股市股民支撐，不斷增資，快速膨脹資本，將旗下事業切割成多家子公司上市櫃，獲得更多資本的科技業模範生，卻愈來愈個人化，家族化，財團化，甚至比金融業還會玩『資本市場』的遊戲。」

在那些年裡，我的學生從園區回來看我時，總要講好幾次：「老師，園區的股票不能買，我們公司的股票絕對不能買。」

記者楊麗君的評語寫得好：「內線交易，遠看像一面網，束縛台灣股市和資本市場邁向現代化。」資本市場的功能原該是把融資從沒有競爭力的公司挪向有競爭力與長遠未來的公司，以便發揮「優勝劣敗」的市場機制。只要這個機制正常地發揮，台灣的資源和決策權就會逐漸地轉到最有企業精神、最有創意、最有能力的人手裡，工程師和研究人員的潛能和實力就會被充分地發揮，產業的技術和創意就會蒸蒸日上，自然地升級。但是內線交易扭曲了台灣的資金流向，讓科技產業界變成「優不必然會勝，劣不必然會敗」，甚至「優敗劣勝」的反向淘汰。

兩兆雙星變成五大慘業，不是因為員工不努力、能力差，而是因為政府和立法院縱容的金權交易扭曲了市場「優勝劣敗」的競爭機制，甚至引誘高科技產業的經營者選擇了自我設限與短多長空的經營策略。

兩兆雙星相繼被韓國打趴，主因有兩個：（1）自主技術含量太低，國外授權金佔成本比例遠高於韓國；（2）設備國產化比例太低，成本遠高於韓國。[5] 但是，這不該怪韓國人，而要怪台灣的經營者作法自斃！

台灣的設備廠商老早就在積極研發半導體廠的設備，並免費拜託半導體廠試用，而得到的回答是：「我們不是慈善機構，沒空幫你們測試機器。」後來，當韓國半導體廠與面板廠在政府協調下積極扶植國內設備廠時，台灣面板廠對國內的設備商還是興趣缺如，甚至要求政府補助進口設備，終而誤過扶植國內廠商的機會，而自食惡果。

一位面板廠的資深研究人員納悶地說：「我剛畢業時，公司裡都是台清交的頂尖碩博士，我們也有很多出色的想法，不知道後來為什麼都沒有產出具體的結果。」一位工研院的資深專利工作人員納悶地跟我講：「不知道怎麼回事，以前工研院常有很棒的點子和專利，這些年卻越來越少。」

你知道嗎？工研院的面板自主技術曾經領先過韓國，卻被一位皇親國戚級的面板業老闆批評為「培養民間企業的未來競爭者」，因而通過行政院去施壓，讓工研院廢止面板技術的自主研發──我們是自廢武功，而不是技不如人！

兩兆雙星的經營者為何都自限於代工，而不肯發展自主技術，也不肯支持國內的設備製造商？因為制度的設計鼓勵他們追逐「短多長空」的經營模式。

兩兆雙星的原始股東主要是公股銀行，他們是股票分紅的最大受害者，而參與經營並分紅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是最大受益者。對於這些經營者而言，股票分紅的利益正比於每年的產值，還可以藉此擴大內線交易的操作空間，因而捨不得把資源分散到攸關長期發展的自主技術和設備研發。[5] 他們明知這種經營模式會導致短多長空，但是「長空」的結果受害者是原始股東（公股銀行），他們哪會在乎？因此，他們只顧追逐短期利益，並且成功地在數年內累積出王永慶無法想像的龐大資產，提前退出江湖，享受快樂逍遙的人生。

至於那些還沒退休的CEO，在2008年把兩兆雙星變成「大到不能倒」的五大慘業後，他們照樣拿翹地吃政府和公股銀行的豆腐，不肯合併，不肯整頓，充分證明了台灣科技產業是「劣不一定會敗」的事實。但是政府與社會的資源有限，如果「劣不一定會敗」，且公股銀行被政商關係綁架，股市被號子立委綁架，而私人金融機構在政府配合下炒地皮時，「優不一定會勝」乃是必然的結果。

可悲的是，園區的工程師把「股票分紅」看成是自己賣肝、賣腎的應得報酬，而不知道老闆們用它當作內線交易和侵奪原始股東（公股銀行）的工具，甚至造成台灣高科技產業「短多長空」、「優敗劣勝」的反淘汰，也斷送了這一代年輕人的未來。

● 台灣只有一個敵人

台灣已經落後韓國了，但是我們仍有足夠的資本、技術、人才與研發能量，可以在全球爭奪「隱形冠軍」的地位，甚至再度跟韓國進行兄弟之爭。

如果你嫌台灣的企業規模太小，又不願意陷入韓國財團化的黑暗面，我們可以通過工具機業的「一條龍」模式，或者「中心衛星廠制」與企業間的交叉持股來整合資源，而突破中小企業的侷限。如果你嫌台灣人的自主研發經驗和全球化市場經營的經驗不足，可以向全世界徵才或進口創意與經營模式，而加速台灣急起直追的力道。[7]

如果你嫌台灣的企業家欠缺企業精神（魄力、能力、胸襟與遠見），只要政府認真維持金融界與產業界的公平競爭，市場自然會發揮她「優勝劣敗」的機制，把資源輸送給優異的企業家，讓他的公司得到所需要的資源而逐漸成長，並且帶領台灣走出困境。

但是，要想期待政府有效地維持金融界與產業界的公平競爭，必須先讓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發揮「優勝劣敗」的淘汰機制，擺脫目前政治上「兩個爛蘋果」的困境。

如果總統和立委們都感受到「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台灣的政治就會邁向「公平競爭」與「優勝劣敗」，金融市場與產業界也會繼而建立起「公平競爭」與「優勝劣敗」的秩序。那時候，臺灣人過去數十年累積的能量就會被充分發揮出來，而直追韓國，甚至超越韓國。

我們一直抱怨台灣太小，卻忘記這也是我們的優勢──我們只需要很小的利基市場，就可以讓2,346萬人過著富裕的生活；我們一直抱怨台灣太小，卻忘記我們的人口是瑞典的2.6倍，比利時的2.1倍和荷蘭的1.4倍，而他們都遠比我們更懂得發揮小國的優勢。我們一直擔心新興國家的追趕，卻忘記他們也提供我們龐大的新興市場和建立品牌的機會，而且我們還可以侵吞先進國的世界市場；我們一直擔心韓國的擠壓和競爭，卻忘記世界之大絕對可以同時容下數十個韓國和數十個台灣。

從經濟學的貿易理論來看，全世界都是我們的朋友，而台灣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我們自己──尤其是立法院裡的密室協商，以及總統府和行政院裡的官商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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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靖恩：爸爸，社會企業家背後最沈默又穩定的力量

2014/08/08
作者:
金靖恩
關鍵字: 父親節 陳可辛 社會企業 The Extra Mile Matt Dimmer

在許多家庭裡面，父親這個角色通常比較沈默，總是做得比說得還多，也不常在口頭上表達對子女的愛，不過這絲毫不減爸爸在兒女身上的影響力。

香港導演陳可辛的父親，就曾經是個熱愛電影的年輕人，總是抱著幼小的陳可辛進戲院看戲，讓這位名導演從三歲就懷抱著電影夢。不只是演藝圈，還有許多遠赴他鄉義診的無國界醫生、偏鄉教師、消防隊員…，他們從小立志投入那些讓人熱血沸騰的志業，背後的原因經常是為了自己的模範父親—想要成為讓父親感到驕傲的人。

在美國和台灣，就分別有兩個社會創業家，雙雙因著父親的啟發，成為他們投入人生志業、改變世界的重要契機。

● 想見至親最後一面，卻無力負擔機票錢？The Extra Mile供你返家伴親「最後一哩路」

Matt Dimmer原本是廣告業的創意總監，生活多彩多姿又忙碌，但在三年前的秋天，他的父親被診斷出罹患胰腺癌末期。Dimmer當時和父親分居美國的東、西兩岸，單趟就要耗上將近一天的時間，但他仍堅持每個月都要飛回父親身邊，把握父子最後的相處時光。

然而每趟往返的機票錢都需耗費數百元美金，Dimmer不禁想著，「會不會有許多人跟我一樣渴求飛回親人身旁，卻無力負擔這些航程？」

在美國，幾乎每個人都有累積里程數的習慣，但往往來不及使用就不小心過期，也白白浪費了一張免費機票。於是Dimmer靈機一動：何不蒐集這些飛行常客用不到的里程數，並轉分配給所有像他一樣，需要頻繁搭飛機陪伴重症親友的遊子呢？

行動派的他，立刻把這個點子丟在Facebook詢問朋友的意見，沒想到獲得相當熱烈的迴響，而「The Extra Mile」組織也在眾人的祝福下誕生。雖然目前仍有許多難題要克服，例如面對眾多的申請者，究竟要如何分配機票？要怎麼判斷對方真的有陪伴重症親友的需求？除此之外，只是一個廣告人的他，還必須搞懂法律、會計，並學著記帳…不過這絲毫不減他做這件事情的決心。

「我的父親生前總是樂意對人伸出援手」Dimmer說道，「現在，該換我這麼做了」。

● 讓每次洗頭後沖進下水道的洗髮精 留給大地一個「清淨」

如果你常去髮廊，可能多少都聽過「歐萊德」的大名。這是一間致力推廣有機無毒的環保概念、產品通過碳足跡認證，把洗髮精的環保瓶身埋進土裡還能「種出一棵樹」的綠色髮妝品牌。

在台灣髮妝業超過十年的葛望平，創立「歐萊德」之初只是一家國外美髮品牌的代理商，並沒有特別崇高的使命。然而就在公司成立那年，父親因為腎臟病過世，同年十月，母親又因為肺癌離開，在雙重打擊下，他整整吃了兩年的抗憂鬱藥物，身體也出現各種副作用。

此時葛望平突然想到，爸爸曾在他創業之初如此叮嚀：「你將來若是事業有成了，但是已經沒有父母可以孝順，那麼要把這份孝心，回饋給社會、國家。」

他也進一步發現，無論是父母親的病，還是自己的過敏與氣喘問題，可能都和生活裡充斥的致病化學物質有關。因此他決定停掉防腐劑、甲醛、化學起泡劑和增稠劑等八大項毒物，專心研發環保、綠色的有機產品，從以往只思考「客戶要什麼」，改成關注「符合大地與溪流期望的洗髮精」。

不僅自家產品要環保，葛望平還「管」到上游供應鏈去，帶動上游工廠一起計算製程的碳排放量，通過碳足跡認證。起先廠商連什麼叫「碳足跡」都沒聽過，更別提認證了，但事實證明，這些看似增加許多成本的環保要求，不但並未減少他們的利潤，反而帶來更高的業績。

目前，歐萊德已經是間營業額破億的髮妝大品牌，產品不僅遍佈全台七千多家髮廊，更外銷至全球數十個國家。現在的葛望平不只完成父親的遺願，也讓台灣本土的髮妝品牌帶著環保使命，在國際舞台上閃閃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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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財力比創意　小巨人讓CSR「很有感」｜調查｜即時｜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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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華／比爾蓋茲媽媽給台大學生的話

 

 

 

 

 

台大學生登山募款事件發生時，我想起比爾蓋茲的媽媽。

 

比爾蓋茲的媽媽叫瑪麗蓋茲，當過老師、待過銀行，後來在聯合勸募服務。

 

一九九四年，她六十四歲時，不幸得了癌症。那年比爾蓋茲卅九歲，準備結婚。

 

婚禮前幾天媽媽幫新人辦趴。那時她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但仍打起精神，念了一封勉勵新人的信。那封信的最後一句話是：「上天給你們最多，對你們的期待也最多。」

 

六個月後，她過世了。

 

兒子和媳婦聽懂了她的話，變成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慈善家。他們知道自己得到很多，於是付出更多。

 

瑪麗蓋茲的話，也適用於台灣所有正在享受優勢的人，包括我自己。

 

一個人的成功，除了個人因素，還要有各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出生的時代、居住的國家、家人和朋友，都影響一個人的命運。

 

就以比爾蓋茲為例，作家葛拉威爾在《異數》這本書中分析，國中時有九件事同時發生，造就了他未來的成功。包括爸媽有財力送他進西雅圖的貴族學校；那所學校是當時少數有先進電腦的中學；有位同學的爸爸是電腦公司老闆，給比爾蓋茲打工機會；比爾蓋茲家離華盛頓大學很近，他可以半夜去用大學的電腦…

 

當然，比爾蓋茲本人的聰明、努力、眼光毋庸置疑。國高中那五年，他平均每天使用電腦八小時。創業後為了服務客戶，他離開哈佛搬到新墨西哥州，廢寢忘食地工作。

 

但就算有實力和努力，他也需要媽媽介紹在ＩＢＭ的熟人，才讓微軟在草創時期能為ＩＢＭ寫作業系統，奠定公司的基業。

 

也許比爾蓋茲記得當年是怎麼打進ＩＢＭ的，所以當媽媽說「上天給你們最多」時，他立刻就聽懂了。他在接受葛拉威爾訪問時，第一句話就說：「我非常幸運！」

 

你覺得自己幸運嗎？

 

我無比幸運。從小到大，我占用了很多優勢。我用了父母的資源，上私立中小學。用了國家的資源，上公立高中和大學。用了媒體和社會資源，推動我的理想。

 

我曾在使用這些資源時，覺得理所當然，是我努力後應得的。偶爾拿不到時，會怨天尤人，覺得世界不公平。

 

但後來我發現，很多人跟我一樣努力，卻沒得到這些資源。所以沒什麼是「理所當然」，沒什麼是「應得的」，當輪到我拿不到時，我最沒資格抱怨。

 

資本主義的特色是富者越富，成功者容易越成功。所以既得利益者很容易，也習慣於，去拿更多。比爾蓋茲媽媽在臨終前，教他兒子去扭轉這一開始就傾斜的天平。於是他兒子在資本主義中大獲全勝之後，回頭重新定義資本主義。

 

我也是台大生，看到社會砲轟學弟妹，感受很複雜。如今事過境遷，我對自己、學弟妹，和其他社會上占據優勢的朋友說：這社會有很多不公平，而我們通常是受惠者。我們得到的好處不全然是應得，更不是理所當然。我們已得到很多，接下來要得到更多相對容易。但在拿更多之前，可以想想：成功，是拿到多少，還是付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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