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代《師範學校手工（工藝）教科書後篇》教師手冊。（楊孟哲提供）

太陽旗下的台灣美術課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為台北師範學校）。（楊孟哲摘自《台灣寫真帖》）

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如圖）曾就教育問題與伊澤修二爭論。（摘自網路）

伊澤為台灣新領土的教育進度，制定了縝密的漢、和、洋式教育學程（混合主義）計畫。

日本對於台灣殖民地初期的教育機構設立，是在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計畫之下，才得以完成教育藍圖。他的教育理論或許未被其後的統治者接受，但他提倡的語言交流及雙方民族的相互理解，成就了日後不可動搖的統治政策。

伊澤提倡的「日本語及漢語的混合語言主義」，是學務部初期的教學目標，而編制成立於明治30年（1897）3月31日的教務課和編篡課，更是最具貢獻且廣受矚目的教育制度之一。

治台成敗成試金石

這兩個行政單位，負責編製適用於台灣殖民地的美術課程與美術及手工（工藝）教科書，對於台灣教育的演變過程，特別是在美術教育方面，發揮了承先啟後的功效。

殖民統治初期的施教內容，大多直接使用日本內地的教科書，直到大正年間之後，才編修了適用於台灣殖民地的美術及手工教科書，並在台灣總督府指導下輯印成冊。伊澤修二特地遠赴琉球殖民地，延攬琉球師範學校校長兒玉喜八來台協助殖民地的教育經營，對於台灣教育的功績卓著。

明 治政府面臨日益變化的國際世界，亟需能夠領導國家的人才。在政府支持下，效忠國家的良民陸續被派往國外留學，以培育成國家的領導者，例如明治年間的台灣統 治者、出身於軍方系統的桂太郎便曾留學德國。教育家伊澤修二亦為典型的留美的知識型技術官員，對初期的台灣殖民地教育文化政策方針，有著絕對的影響力。

在 大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的第10年，1905年竹越與三郎周遊各地兼以蒐集殖民相關資料，出版了《台灣統治志》，對於當時的殖民教育有詳細的說明，在論述中， 可以看到統治台灣的成敗，攸關日本民族的重大利益，甚至是大日本帝國的未來。日本視此為天降大任，擬於由白種人主宰的歐美列強世界中，與之競奪殖民地的利 益。

然而，大日本帝國刻意隱藏其真正目的，將殖民重點僅置於統治及教化上。教育家伊澤修二對於台灣新領土則是抱持積極正向的態度。

由 於教育文化屬於高度專業性領域，若未制定有效的教育政策方向，必定會因損及保守官僚和軍方人士的利益而遭到反對。伊澤曾就此與後藤新平等人發生過爭論，但 他仍秉持堅強的意志與熱切的愛國心，堅持主張維護一貫的教育政策。迄今，殖民研究學者仍會舉出此一事例，用於悖德台灣總督兒玉、後藤官僚的比較研究。

伊澤為台灣新領土的教育進度，制定了縝密的漢、和、洋式教育學程（混合主義）計畫。提出兩大方針，成就台灣近代教育制度。伊澤奠定了台灣教育基本體系，將學校教育種類、目的、入學資格、年齡、畢業等項目分類制訂，成為統治初期的完整教育計畫。

當 時所謂的「要急事業」，是指教導不諳當地語言的日本人，學習台灣各種語言。首先使日本人能以語言和島民溝通，接著才能教導日本語。就任到職的日本人，依其 赴任所在地之不同，被官方強制要求學習當地語言，如閩南語、客家話以及原住民語言等。為了雙方交換意見，初期在正規教育上採用台灣語教學，這在相當程度上 解決了民族意識的問題，也能同時順利推行日本語教育。這與國民黨政府早期對「本土語言」的打壓，是截然不同的作法。

伊澤進而提出「永久事業」，其目的是促進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創立，與培養基礎教師和教育行政人員。設立師範學部和國語學部，是為了培育有志之士成為官員，便於他們學習日本語和台灣語。在初期教育中，確立了殖民地教育的基礎範圍，進而為台灣教育現代化奠立了厚實的基礎。

殖民初期，伊澤提出了混合漢語（台灣語）及日本語的施教方法，這對當時台灣教育是嶄新的教育形式，後來也成為統治台灣時期教育政策採行的基本準則。這是一種全新的統治方式。

混合施教準則奠基

自 1897年起，計畫性地全面變更直屬於總督府之各學校官制，公布了師範學校和公學校官制，開始正式推展教育事業。同年6月22日，依照民政局之事務暫行章 程制度，學務部被縮編為教務課，隸屬於民政局，學務員數也被大幅刪減。因此，原訂該年度實施師範學校官制與公學校示範學校官制的計畫，遭到否決。伊澤為阻 止此事四處奔走，終究未獲奧援，致使無法依照計畫推行台灣教育。伊澤憤而提出了辭呈，以示對民政局的抗議。

伊澤以部長身分親自遞送了辭呈，由新任總督下達停職處分。這段期間，由伊澤的部下兒玉喜八代理教務課長之職。曾是沖繩師範學校校長的兒玉喜八來台就職，當局運用他的教育經驗取代了伊澤之職務。

實際上，日本在台灣的教育基礎事務，是以伊澤為首的教務人員們共同努力的結果。他們專為殖民地設計的教育方針，逐漸展現出了成效。同年8月5日，伊澤重新以教務顧問身分，再度為台灣之教育事業獻策效力。深究伊澤離職原因，主要仍在於他對政策的要求過多所致。（待續）

兩岸史話－太陽旗下的台灣美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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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治台後期，從內國殖民，芝山巖神社。（摘自網路）

日本殖民台灣內國化，各地成立皇民奉公會舉辦講習。（摘自網路）

太陽旗下的美術課

日帝指定教科書《高等小學日本臨畫帖．卷七》。（楊孟哲提供）

背後的意義在於，把義務教育從「台灣的外殖民」變成和琉球民族、愛奴民族同樣的「內國殖民化」。

日本政府於大正8年（1919），在所有的法令修訂或發布訓令時，開始將手工教育及圖畫教育分開考量，影響了殖民地台灣之各種學校的圖畫和手工教育的指導方向。

教育本意提高技術

教育對殖民地台灣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明治末期手工教育之成果，在產業教育和工業中，有著顯著的呈現，台灣的南方氣候中特有的竹、木、編織物、刺繡，以及原住民的傳統工藝品等，都是遠較北國日本豐富的物產。圖畫教育也相對地較為穩定。

依1915年頒布的《台灣高等小學校的教學科目及教學規則》，高等小學之教學科目為修身、國語、算術、日本歷史、地理、理科、家務、圖畫、音樂、體操、實業、裁縫。理科及實業為男生開設，家務和裁縫為女生開設。

該法令對原有之手工教育並不令人滿意。就國家政策來講，其主要考量絕非藝術創作，而只在於提高技能和技術。長年施行的成效，雖呈現在美術教育體系中，但根據法令規定（得依當地狀況選擇取捨適宜之事物），其他實業課程，亦可以自由選取。若學校位於農村或山村，亦會與城市學校產生相異之處。

日治時期的台灣教育體系，是由多種民族、多樣學校官制所組成，而手工教育始終沒有確切定位。1915年以後，手工教育成為選修科目，可完全由學校長獨自決定。圖畫教育亦是直至大正年代後，才成為小學校及公學校的必修課程。

1914年以後，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中止了圖畫手工專修科的招生，取而代之的是，由1915年開始舉行為期2個月的長期手工講習會。在第一期講習會結業儀式上，文部大臣高田早苗親臨現場訓示：「然實科之教學……在我國仍尚未成熟。但實科學科之振興與實用知識之涵養，不能僅靠實業教育，普通教育和國民教育相輔相成亦是不可或缺……」

日本自1904年的日俄戰爭後，至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 經濟蕭條，物價高漲，國內甚至引發奪糧暴動事件，進入了生活艱困的時代。當時的手工教育具有振興產業的意義，其目的即在提升本國生產及生產技術。上述訓示中也提到了「務必豐富日常實用知識，以致力於培養出適應文明進步社會之生活能力。」當時的手工教育是現實主義產物，也反映出當時的日常生活。

明治天皇逝世於1912年，當時的經濟低迷被稱為「天皇駕崩導致的不景氣」。為經濟不景氣注入活力的是引爆於1915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萎靡不振的日本資本主義，搭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列車，頓時轉為百業暢旺的榮景。在大戰期間，勞動者的工資雖然增加了8成，但生活費卻高漲了2倍半以上，1石米的平均價格從1916年的13日圓，漲至到1919年的46日圓，在不到3年內暴漲了3倍以上。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勞資糾紛不斷，生活困頓的勞工在各地群起抗議，最終演變成爆發於1918年的「奪糧暴動事件」。

1931年滿洲事變之後，以殖民地台灣作為日軍的南進基地，在台灣規畫了諸如興亞計畫的各種建設，日軍為加強生產力，在台灣大興土木建設港口與機場，為迎接南方的另一場戰役預作準備。因此， 台灣教育除了設有多項實業科目之外，產業教育發展也是重點之一。

昭和時代以後的日本小學，也因軍國主義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而不得不修改教學內容，以配合國家政策。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4條的修訂，基於皇民精神教育而將日本歷史改稱「國史」，並加設工業科目，在學習課程中將實業科目獨立出來。為滿足軍國精神以符合時代趨勢，日本文部省亦致力於加強小學的科學和工業知識教育，以配合國防的需求。

在圖畫教育方面，始於1933年的殖民地台灣的手工教育沿革，先由任選科目轉為選修科目，再成為必修科目，這種課程規畫沿用了27年。相較於一般的美術教育，由於日帝政府自身所需，因而對此高度重視，特將殖民地台灣的小學校手工科目，列為必修課程。

義務教育國小誕生

1941年頒布了《國民學校令》，在台灣全面施行直至1943年為止。國民的義務教育、台灣內部的公學校教育或社會教育，都受到了影響並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日軍積極對外擴張領土，不斷發動侵略戰爭，因此穩定南方糧倉──台灣，有其必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日本戰敗，始於1895年的殖民地台灣教育，就此終告結束。雖然1943年在長谷川總督的領導下，台灣開始實施義務教育，但1941年以後的手工教育被納入圖畫教學項目，且台灣殖民地正式和日本內地享有表面上相同的教育官（體）制，其背後的意義在於，把義務教育從「台灣的外殖民」變成和琉球民族、愛奴民族同樣的「內國殖民化」。藝能科目亦被納入學校教育正規體系，成為學習科目之一。從此，小學校和公學校成為歷史名詞，一律改稱國民小學。（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