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福爾摩沙民族學地圖
左側色塊由上而下依序為:
泰雅
賽夏
阿美
布農
鄒
普優瑪
澤利先
排灣
雅美
潘美玲學經歷 https://bit.ly/3hFOrKc
潘美玲-芭樂人類學》印度的西藏地圖：唱西藏的歌 https://bit.ly/3bfQa8C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 潘美玲教授 - http://goo.gl/BzbB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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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美玲
「達蘭薩拉下雨的時候
戴著拳擊手套的雨滴
成千上萬地
降落
捶打著我的房間
在鐵皮房頂下面
我的房間
哭了
我的床濕了
還有我的那些稿子......
這裡必須有一個出路
我不能哭
我的房間已經太濕了」
（「達蘭薩拉下雨的時候」，丹真宗智詩文集，朱瑞 中譯）
達蘭薩拉這個山城，位於印度北方喜瑪偕爾邦（Himachal Pardesh）西北的Kangra地區，背後襯托的是山頭終年積雪的喜瑪拉雅山脈。
在一個冷清的三月我第四次來到達蘭薩拉（Dharmsāla），應該是初春的暖陽卻遇到幾天的寒雨，甚至還下起冰雹，強大的雨勢與冷冽的空氣，所有的思緒都完全浸潤在「達蘭薩拉下雨時」的詩（濕）意中，隨著滴滴答答的雨聲，不斷地迴旋。
抵達
達蘭薩拉這個山城，位於印度北方喜瑪偕爾邦（Himachal Pardesh）西北的Kangra地區，背後襯托的是山頭終年積雪的喜瑪拉雅山脈，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這裡是英國人避暑勝地。達蘭薩拉主要分為上、下 二部，「下達蘭薩拉」為海拔1250公尺的Kotwail Bazaar；而「上達蘭薩拉」地區約海拔1800公尺，稱為McLeod Ganj。1959年，十四世達賴喇嘛由於中共入侵而離開西藏逃亡到印度，次年在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允許之下，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上達 蘭薩拉，也就是McLeod Ganj，成為達賴喇嘛的寢宮及大乘法苑寺所在，以及數以千計的流亡藏人居住之地，而有「小拉薩」之名。
我曾在第一張印度西藏地圖介紹位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Manju Ka Tila是流亡社會的New York City時，戲稱達蘭薩拉是流亡社會的Washington D.C.，以凸顯其作為流亡社會政治中心的角色，然而要來到達蘭薩拉卻完全不是首都級的路線。通常我們都是搭機到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機場，接著有公車、火 車、和飛機三種大眾交通工具可以選擇，每一種我都利用過。先談搭公車好了，這應該是在印度的藏人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因為每天有固定的班次從新德里的藏人 聚居點Manju Ka Tila出發，12到14小時抵達McLeod Ganj大街上的巴士站，算是方便，但別忘了，這趟旅程是在蜿蜒的山路上，爬升到海拔約2000公尺的山腰，加上很陽春的巴士座椅，沒有好體力和暈車藥 （或者嘔吐袋），就不建議採取這個路線，對了，從德里機場到Manju Ka Tila還要 1到2小時的交通時間，也要算進來。至於火車則是從德里火車站坐到 Pathankot，也要12小時，如果能夠坐到臥舖的話，可以躺著休息或睡覺，就比較不辛苦，抵達Pathankot車站後，還需要約3到4小時的車程 （公車較慢，計程車較快），才會到達蘭薩拉，由於德里火車站當然不是在德里機場旁邊，還要加上一個小時的交通時間，所以不管是火車或公車都從德里機場出發 的話，需要至少14小時的車程。
如果預算允許的話，相信很多人會選擇搭飛機，而離達蘭薩拉最近的機場是距離18公里的Kangra機場。這是一個小型的地方機場（旅客行李是用人力 車推上飛機貨艙的規模），只有一兩家印度國內航空公司有開設從德里到達蘭薩拉的航線，飛行時間約90分鐘，但因為每天一班，且是輕型的小飛機，座位不多， 旺季時候有錢也買不到座位。然而，當你費盡千辛萬苦買到機票時，也不能高興太早，因為山區的天氣變化莫測，一旦起大風、下大雨、降大霧，機場就會關閉，班 機就會取消，由於次數過於頻繁，讓人懷疑航空公司是為了要節省油費，直接將旅客較少的班次取消。因此若沒有非常彈性的行程，以及航班取消而可以使用的B計 畫，就只能碰運氣了。至於B計畫，當然只有搭汽車或火車，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通常我們搭到德里的班機時間，也不見得剛好接得上往達蘭薩拉的航班時間， 而必須在德里停留過夜，等待第二天搭機，和公車和火車比較起來，搭機的時間和金錢成本可能更高，風險也更大。
這次由於時間上的壓力，加上去程實在買不到往達蘭薩拉的機票，就採用陸路的進階版，請藏人朋友幫忙雇車直接從機場開夜車直達，幸運的是這一程的暈車 藥發揮效果，還沒有用到嘔吐袋。對於我們這種外來的訪客，就將這種「旅程」當成是「體驗」，但規劃一次達蘭薩拉之旅，還是歷經多重的天人交戰，考慮時間與 金錢條件的陸空兩棲運輸計畫，並在心理上建設，旅途不艱辛就不算是「朝聖」，而如果和許多流亡藏人只能使用雙足，冒著生命危險徒步數月，翻越數千公尺的喜 瑪拉雅山而來到位於達蘭薩拉的難民接待中心的路途相比，一趟10幾個鐘頭就不足以言苦了。
「這是路嗎？」
建築都依著山勢而建，一出門不是上坡就是下坡，而且還是近30到40度的陡坡，上坡會喘，下坡則要控制速度，謹步慎行才是王道。
達蘭薩拉是個山城，建築都依著山勢而建，一出門不是上坡就是下坡，而且還是近30到40度的陡坡，上坡會喘，下坡則要控制速度，謹步慎行才是王道。 雖有環山的道路以及大街，但路面狹小，遇到兩車交會時，路邊的行人只剩側身之隙。但除了觀光客或新來者利用這些「大路」之外，在地人則習慣穿梭在建築物縫 隙間的通道，這是他們慣常行走的路徑，很多路其實都是被走出來的。我在藏人朋友的帶領下，前往一家玻璃珠工作坊時，我們是先上坡再下坡，這幾天因為下雨土 泥沖刷的緣故，有些用石塊堆砌的階梯，還依稀可辨，但大部分都是濕滑的土泥（加上30度的下坡），以我多年在印度各地行走的經驗，不算是沒有見過世面（我 的意思是路面），但這種路況，還是讓我不禁提出質疑：「這是路嗎？」，「當然是，走就有了！」我的藏人朋友堅定地回答著。於是我跟在他後面，笨拙地時而走 走停停，甚至還要抱著樹幹使力前行，直到前方立著一棟尼僧院，但我們沒有轉彎，而是從該僧院的後門穿過，經過正在上課的教室走廊，並和在前院讀經的兩位老 尼師打了招呼之後，從該院的前門出來，原來這也是一條路！彷彿就像我們小時候住在傳統的三合院，穿梭在廳堂的走廊一樣，這種只有家族成員可以通行的私密通 道，在這裡就成為藏人在地人與外地人的邊界。
達蘭薩拉對於從西藏越過尼泊爾、印度邊界而流亡的藏人而言，來到難民接待中心代表的是逃難的終點，卻是流亡的起點，同時也是生命座標的轉折點。尤其 對於許多從西藏來到印度僧人而言，原以為可以繼續佛法修行，卻有很多不得以的情況，為了朋友，為了家人，而必須還俗，獨自奮力求生的故事。在大街上開著餐 館的Dawa（化名），從小出家，從西藏來到印度時，也找到佛寺繼續接受經院教育與修行，由於流亡，家人親戚都無法接觸，而與一位住在佛寺附近的同鄉長者 最親，時常到佛寺來探望他，並相互照顧。這位長者夫妻兩人分別因病逝世，留下一對未成年的子女，Dawa為了幫同鄉照顧遺孤，接下他的小餐館，十年的時間 撫養這對孩子長大成人，卻也因此無法維持自己的出家身分。Dawa說，他不知道自己生日的確切時間，但他很清楚他的同鄉長者離開人世的時間，也記得他十年 後完成所託關上餐館大門的日期，因為這兩個日子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讓他走上一條完全沒有規劃過的道路。
出路
下雨的三月，達蘭薩拉好冷，離開時雨已停，陽光露臉，被泥土覆蓋的路面，又慢慢地被踏出一條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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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樂人類學》印度的西藏地圖：第五張，Ludhiana, Punjab （盧迪安納，旁遮普省） - 自由電子報自由評論網 - http://goo.gl/23G2XF
前篇 : 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四張，時間之輪
潘美玲
Ludhiana位於北印度西部的Punjab省境內，這是一個以工業發達著稱的城市，有著印度曼徹斯特（紡織之都）的名聲，不是觀光地圖會標示的景點，有熱絡的工商活動，由於地處內陸，沒有港口之便，幾乎看不到來此旅遊或從事商旅貿易活動的外國旅客，唯一例外的是，每年一到七、八月，便湧入成群結隊的流亡藏人，向當地的Lala（印度話，指的是企業老闆） 採購他們將在冬季販售的毛衣或織品，構成了當地特有的季節性族裔地景，交織的是底層人民超越族群和宗教相互扶助的故事。
Ludhiana位於北印度西部的Punjab省境內，這是一個以工業發達著稱的城市。
印巴分裂的傷痕之地
Punjab省有95％的平原，有喜馬拉雅山流下雪水形成的河流經過，當地農畜產品豐富，生產的稻米遠近馳名，是印度經濟條件最好，相當富庶的一個省分。此外，Punjab也是錫克教的發源地，男性的錫克教徒綁頭巾，“Singh” 是所有的錫克教徒名字的last name，現任的總理Manmohan Singh也是錫克教徒。在印度歷史上，由於宗教衝突使得這個省份被劃上一道道至今仍難以平復的傷痕。1947年8月14印度宣布獨立，第二天巴基斯坦宣布脫離印度而獨立，Punjab被廹一分為二，由於穆斯林教徒人口眾多，巴基斯坦佔有大部份的Punjab，當時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間的衝突已經白熱化，相對少數的錫克教徒在兩者對立的夾縫求生更呈弱勢。於是產生了南亞地區史上規模空前的巨大移民潮，在接下來的四個月之內，就有大約五百萬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從西Punjab往東移到印度的領土，在同時也有約五百五十萬的穆斯林往Punjab省西部的巴基斯坦移動。
這些為了擔心異教徒攻擊而遷移的人們，並沒有料到跨越邊界的求生過程，竟是開往死亡的旅程，所搭乘的火車容易成為各方攻擊的目標，抵達終點時是被蹂躪的婦女和數以千計的傷者與屍體。據說當時受害的人數達到百萬之多，印巴分裂的「大分離」（the Great Partition），在這兩個新成立國家的國界上劃下難以抹滅的傷痕，造成千千萬萬流離失所的難民，每一個家庭和個人被迫承受這道歷史創傷，慘痛的記憶銘刻在這些家庭的世世代代無法平復。電影「悲戀印巴」（Partition）所述說的愛情悲劇，退役的錫克農夫解救了一名逃難中與家人失散的穆斯林女孩，相愛成婚生子之後，又因為宗教而被迫分離的故事，正是這種宗教藩籬無法跨越，傷痕無法癒合的寫照。
電影「悲戀印巴」（Partition）所述說的愛情悲劇，退役的錫克農夫解救了一名逃難中與家人失散的穆斯林女孩，相愛成婚生子之後，又因為宗教而被迫分離的故事，正是這種宗教藩籬無法跨越，傷痕無法癒合的寫照。
錫克難民造就織品重鎮
Ludhiana成為印度織品重鎮，是在印度獨立建國之後才發展起來的。從事毛衣織品的Lala大部分是錫克教徒，原在巴基斯坦地區已經從事織品如帽子，手套等冬季衣物的製作。這些Lala在印巴分裂時離鄉背井逃難出來，傾家蕩產後一切從頭開始，以家族企業的方式打拼，漸漸地成立小型工作坊，構成了當地上千家中小企業規模的織品產業。從Delhi出發，地圖上標示的距離是305公里，由於連結兩地的是跨省的高速公路，只需要半天時間就能到達。然而，這裡的市區卻都是狹窄的巷弄，雖是炎炎的八月天，擺設各種冬季織品（人造纖維的材質），如毛衣、披肩、圍巾、帽襪手套等，彷彿是台灣五分埔格局的冬天版街景。同樣一個個的小店面，陳列著成衣與毛衣，每一家的樣式雖不盡相同，到也看得到一種流行的趨勢。街道上來往著堆滿織品與毛衣的人力車，由於市區空間很小，這裡主要是銷售批發，工廠則在附近的市郊，而靠外面的街道有很多是供應毛衣生產的副料商店以及紡織縫紉的機器零件工廠。
從事毛衣織品的Lala大部分是錫克教徒，原在巴基斯坦地區已經從事織品如帽子，手套等冬季衣物的製作。
狹窄的街道上，交通流量卻很大，尤其傍晚下班時分，行人走路都要摩肩擦踵側身前進，還有由車伕腳踩的人力車、載貨的人力推車、腳踏車和機車，如果這時候有一輛汽車進來，整個街道就會完全打結阻塞。隨著炎熱空氣上升的灰塵車煙與散發的汗臭，是唯一仍在流動的物質之外，一切都有如影片的停格畫面一樣靜止，然後十數分鐘後慢慢地行人腳踏車先過，漸漸地擠出空隙，整條路的人群車陣才如解凍的河流般，一點一滴地啟動起來，靜止的影片再度往前放映。整個路程，就是這樣走走又停停，估計十五分鐘可以到達的人力車距離，至少要花兩倍以上的時間，而人力車資的一趟下來只有10盧比。
底層人民互依求生
1959年藏人流亡印度之後，偶然的機會來到Ludhiana，一開始用身上的金飾向Lala換取少量的帽襪，沿街兜售產品，賣完商品收到現金之後才贖回抵押品。漸漸地發展成Lala先提供貨品，藏人只需付出部分貨款，將毛衣賣完之後，再結清尾款，這當中並不需要提供任何抵押，也沒有明文契約，唯一需要留下的是姓名、地址和貨品明細。由於藏人沒有足夠的資金，靠著和Lala彼此間的信任，藏人得以從季節性毛衣生意賺取維生所需的現金，而Lala們的貨品則透過藏人在各地的毛衣市場得以銷售到全印度。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長期合作的產銷體系的信貸關係只有給藏人，而沒有給同族群的印度人。當我試著套用理論釐清Lala們和藏人之間的經濟關係時，藏人說:“Lalas are good to us.”。藏人知道Lala有利可圖，但對缺乏資金的難民而言，只有5000盧比的資金，可以批到10000盧比的貨，雖然賣毛衣的過程很辛苦，但最後還可以賺到1000到2000盧比的現金時，藏人對Lala是很感激的。
漸漸地發展成Lala先提供貨品，藏人只需付出部分貨款，將毛衣賣完之後，再結清尾款，這當中並不需要提供任何抵押，也沒有明文契約，唯一需要留下的是姓名、地址和貨品明細。
百聞不如一見，終於我也來到了Ludhiana。首要任務是找到一位開餐館的Phuntso女士，據說藏人來到這裡批貨，不論遇到任何大小事，找她都能夠解決，如果要訪談Lala，也需要她的協助，大家都稱她Acha（藏文的意思是「大姐」，是對年長女性的尊稱）。記得當時是中午過後，我們的車子一進入到Ludhiana市區，就開始下起午後陣雨，行進在商店與攤販林立的小街道，熙來人往的車輛和行人，不久就多了一尺深的積水，但從路上的行人及店家淡定的神情，淹水應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反映著逃難之初只求一席安身之地的克難遺跡。
淹水應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反映著逃難之初只求一席安身之地的克難遺跡。
雖然已經和Acha先用電話聯絡上，但餐館沒有明確的地址，我們只好不斷地向行人問路，開始看到一位藏人，漸漸地兩三位，或一群在街上行走，他們正是來選貨採購的毛衣商，當我們向這些藏人問起Acha Phuntso的餐館時，這些藏人都靠到我們的車子邊，每個人都指著同一個方向，一起引領著車子前進，顯然大家都知道Acha Phuntso。這真是一個奇特的感覺，一開始我們的車子是在一群陌生的印度人群與車海當中前進，靠著摸索與詢問確定方向，然而看到一個藏人之後，好像在大海中看到一座燈塔，接著第二座、第三座，然後是一群的燈塔指引方向。我們幾乎是被簇擁著開到Acha Phuntso的餐館，不，是Acha Phuntso親自出來巷口迎接我們。只見一位年近60，相貌端莊帶有尊嚴堅毅氣質，身著西藏傳統服裝的婦人在窄巷前歡迎我們。
隨後我們進入一間只有幾坪大，四張桌子幾張椅子的簡單屋子，沒有招牌只對藏人營業的簡陋餐廳。餐館內四個印度幫手，一個黝黑高瘦的年輕人，和三個來自比哈省（Bihar）的小男孩，他們原來分別在路上行乞，被Acha 收容下來在這個小餐館幫忙。年紀較大的年輕人現在就是餐館的「經理」，由於Acha Phuntso的子女都已經在外地工作或定居，現在的她就是用這個小餐館和這四位印度的年輕人相依為命。Acha Phuntso自從先生去世之後，一個人住在這個四周都是印度Lala的地方， 四十年下來，已經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受人敬重的女士。她在這裡的聲望，不是因為是資深住民，而是因為她的無私與熱誠，幫助無數個長途跋涉前來批貨的藏人，不管是生病、急難、或遭受任何問題或刁難，她都為之熱心奔走，而得到藏人的愛戴與Lala的尊敬。我的來訪馬上成為她要幫助奔走的對象，帶著我們去見印藏毛衣協會也是Ludhiana織品公會的Singh（辛）會長，以及其他的Lala。這些Lala們在包著頭巾高大蓄鬍的外表下，溫和親切，非常善待客人，在長期和藏人生意的合作之下，有些Lala連藏文都會講。他們提到，因為自己的家族也有歷經流離失所，遭遇過一無所有的難民處境，讓他們對待流亡到印度的藏人有更多的同情。
Flame of Truth Relay in Ludhiana（http://tibet.net/2012/09/05/in-photos-flame-of-truth-relay-in-india-and-south-africa/）
暗夜中的燭光
令人遺憾的是，宗教衝突的噩夢在1984年再起，印度政府為了解除錫克民兵武裝採取了軍事行動，隨後兩名錫克教徒刺殺了當時的印度總理Indira Gandhi，Ludhiana的錫克教徒成為印度教徒攻擊的對象，成千上萬人被屠殺，更多人再度流離失所，27年後的今天，政府才開始處理當時受難者的平反與補償作業。2012年的七月起，印度種族衝突的火苗又開始從東北的阿薩姆（Assam）省地區竄起，由於來自於孟加拉的穆斯林非法移民大量湧入，對當地土著波多族（Bodos）的社會產生威脅，個別的衝突事件引發互相報復性襲擊。種族仇恨火苗在穆斯林社群間快速散播，印度各大城市火車站擠滿準備返鄉的阿薩姆移民，擔心遭到穆斯林報復殺戮而爆發了逃亡潮。他們的外貌不像一般印度人，反而比較接近尼泊爾人、不丹人或西藏人。因為在貧困的東北謀生不易，而到都市從事建築、餐廳或保全等行業。由於相貌以及謠言的關係，一位還在讀大學的藏人被誤認為是東北人，在南印度慘遭刺死，還有喇嘛連在排隊買車票，都遭到石塊的攻擊。藏人在這一波種族衝突中受到波及，成為無辜的犧牲者。
雖然印度政府努力遏止這一波衝突的擴大，但如何處理外來移民的結構性問題，解決衝突的根源，仍考驗著當局的智慧。對照這些族群衝突與一波波仇恨報復的龐大暗黑勢力，我在Ludhiana看到希望的燭光：在難民後代的錫克教徒和流亡藏人的佛教徒，持續四十幾年不衰的跨族群相依結構，也在西藏老婦收容印度乞丐遊民相依為命的小餐館中。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印度的西藏地圖：第五張，Ludhiana, Punjab （盧迪安納，旁遮普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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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西藏地圖： 第六張，苦難的數字與敘事 | 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 http://goo.gl/vgzlFR
作者：潘美玲
上星期我參加了台北街頭接連兩場遊行，三月九日在「核電歸零」的號召下，據說全台高達20萬的民眾走上街頭，這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到底總共有多少人參加，大概永遠沒有人知道。三月十日則是西藏抗暴日第54週年，也是〈西藏獨立宣言〉100週年，該遊行在台北街頭已經舉行數年，由在台藏人與台灣民間社團共同發起，是聲援西藏人權的年度活動，然而這個只有數百人的遊行規模，與前一天的活動相比，實有天壤之別。
反核運動訴求的是預防全面性災難的發生，西藏抗暴遊行則是苦難的發聲，雖然規模差距極大，因為都是人性良知的展現，兩者同樣撼動人心。
苦難的數字：一個都不能少！
對流亡藏人而言，有關死亡的數字，紀錄著他們苦難的歷史。1956到1962年間，當中國解放軍進入藏區，進行「民主改革」和「平叛」的任務，其實就是一場戰爭，藏人死傷無數，但官方史料尚未解密，倖存者被迫噤聲，流亡者無力發聲，隨著時間的流逝，見證者凋零老逝，歷史真相的拼圖越形殘缺。120萬藏人受害，是流亡社區廣泛流傳，也被流亡政府官方所引用的數字，這個數字是根據1979年達蘭薩拉派往西藏的第一個訪問代表團的估算，以及在流亡社區訪談的結果。由於這個數字本身缺乏可靠的資料基礎，而被某些學者或政治人物將流亡社群的說法，指責為道聽途說、為達政治目的而刻意誇張的「扭曲事實」，將問題的焦點放在計較統計數字的精確性，從而模糊了戰爭屠殺的殘酷本質，進而成為掩蓋和否認曾經發生大屠殺事實的藉口。
然而，即使歷史真相被有意掩蓋，但存在事實的蛛絲馬跡，依然出現在不經意的角落，透過研究者分析思考的洞見中重見天日，美國學者Elliot Sperling根據中國1982年進行的人口普查資料中，指出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中，青藏高原的性別比例分配，非常一致而突出地為紅色的區域，呈現這個地區男女比例失衡，女性人口數量一直高於男性的現象，Elliot Sperling指出，即使加上人口遷移和流亡，都不足以解釋如此系統性的結果，唯一能解釋這種不平衡的原因，就只能是戰爭的暴力鬥爭：「在大約1950年到1975年期間，西藏是否存在群體死亡事件是一個無需爭論的問題。但是否是120萬？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還無法回答。在這一點上，我的觀點是即便實際死亡數字或許會遠遠低於這個數字，但依然會相當驚人。由於無法自由獲得中國方面的紀錄，精確的死亡數位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發生大屠殺的事實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獨立研究者李江琳近年來從事西藏近代歷史的研究寫作，從2004年開始，透過蒐集大西藏地區的地方志、檔案，中共方面公開的文獻、資料以及在印度、尼泊爾流亡社區的採訪，2012年底在台灣出版《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一書，在還原這場戰爭歷史的過程中，她統計出藏人這段期間在戰場上的死傷、被伏、及投降的不完全數據是：三十四萬七千餘人。雖然她的動機是要把西藏人民的苦難告訴世界，而對這段被有意掩蓋的歷史進行研究，當然她知道這個數字應該也只是歷史冰山的一角，但這個數字與120萬相差三、四倍，與流亡社區的集體認知有極大的差距，因而感到極大的困惑與不安。於是在2010年底請求訪談達賴喇嘛有關這段戰爭的歷史，當提到這個數字，李江琳在前言中寫道：「尊者的臉上現出深深的憂傷。一時間，尊者和我都沈默不語。片刻後，尊者握著我的手，對我說：『妳的研究很重要。但是，』他嚴肅注視我，『妳要記住，妳做這項研究，不是出於你對我的支持，也不是出於你對西藏的支持，而是因為妳要知道真相。找尋真相，這才應該是妳的動機。』
苦難的敘事：說與不說？
到底真實死亡數字是多少，可能永遠無法得知，但在找尋精確的數字同時，更必須體認到統計數字所代表的是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即使生命消失了，但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曾經或依然存在於親人或見證者的記憶當中，構成了存活者生命的一部份，透過他們的口中，讓這段歷史得以不因暴力和權力要求遺忘而空白。
納倉怒羅（Nag-tshang Nu-blo）生於1948年，出生不久即失去母親，在1957年中共入藏後不久，父親就戰死，和哥哥成為戰俘被關到地牢裡，之後被送到孤兒院，在孤兒院的孩子大多餓死中僥倖存活，後來兄弟被挑選送到中共體制內的學校接受教育。他擔任過員警、法院幹部，最後被提拔為曲麻萊縣副縣長，1993年在此官位上退休，現任青海省藏族研究會常務理事，致力於「對藏族民眾有益的事」。 2007年以安多方言在青海西寧自費出版個人回憶錄，不久之後被轉換成現代標準藏文在達蘭薩拉發行，造成轟動，2011年中文版問世：《那年，世時翻轉：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
這本書雖然記錄的是作者個人童年的經歷，但特殊的是，這不是流亡者的證詞，而是一個中共藏區地方高官的自傳，由於童年刻骨銘心的苦難，日日夜夜地與倖存的兄長一遍遍地回憶，而得以保留幼年的鮮明記憶，為了不讓「這個民族或家庭將會因為忘失自己的歷史而消失地無影無蹤，把這些歷史事件寫成文字」，「說起那些苦難，總是叫人難抑悲傷；不說，又覺得是股壓在心頭上難以荷負的沈重和痛楚」。記得是在前往印度田野回程途中，在泰國機場轉機的漫長等待中讀完此書，在旅途中更覺歷史的流逝速度，至今仍能感受到閱讀該書時的痛感與震撼。
就是因為苦難的歷史有重量，苦難的敘事總是刺耳的，尤其對於善於製造幸福感受的統治權力技藝而言。書寫自己苦難的歷史更是困難，2013年的3月出版的《西藏苦難兩代人》一書的兩位人物，丹巴索巴和慈望頓珠也是用生命書寫其苦難的經歷。
我以〈苦難的出口〉為該書的推薦序：
「….丹巴索巴拖著病體，被關押勞改20年，慈望頓珠因為身受重傷，由五位毫不相識的村民，伴他逃亡並悉心照料長達14個月。兩人承受屈辱苦難，命如風中殘燭，苟活比尋死更需要勇氣，丹巴索巴靠著堅定的信仰得以存活，慈望頓珠曾經不忍拖累同伴而絕食求死，願意活下來的理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向世人見證藏人在中共統治下的痛苦處境。
但是，訴說苦難也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人性好樂厭苦，每個人都有一堆苦水要吐，聽到別人訴苦總是不耐，訴苦者還會被質疑陷溺過去，無法自拔，對丹巴索巴而言，『感覺講述這段在敵人監獄裡度過的真實經歷的時候，往往會招致很多人的質疑與厭煩』。…『雖然至今記憶猶新，但很難表達出來；即使能夠表達，也很難如實地重現當時的經歷。因為，我已經失去了那樣的勇氣了。』
然而有意識地紀錄歷史，特別是苦難的歷史，是對抗壓迫暴力的一種鐵證，這些看似卑微瑣碎的經歷和講述，構成的是宏觀歷史的敘事，人才不會隨便地就消失，歷史也不會輕易地被遺忘。丹巴索巴除了個人的磨難，還詳細紀錄著過世獄友的名單與死因，這些亡者所受的苦難於是也被記憶，而2008年的抗議事件，以及被慈望頓珠所救而後傷重不治的僧人貢嘎，能夠突破中共的消息封鎖，得以公諸於世而不被遺忘。…..」
對於人類苦難歷史真相的追尋，在於瞭解過去發生的事情，從而降低悲劇重演的可能性，也因此對於苦難的發聲，我們必須用心聆聽。
潘美玲
這幾年在印度進行流亡藏人研究時，到哪裡找哪些人是我們下田野的例行前置作業，要能夠順利達成任務，就得避免和達賴喇嘛的講經或灌頂法會行程撞期，因為這些活動都吸引成千上萬印度境內流亡藏人或國外信眾匯聚，找旅館搶訂車票還算小事，麻煩的是，我們要訪談的對象都不會有空，雖然他們也會很看重我的到訪，但是很抱歉，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
2011年12月31日到次年的1月10日，達賴喇嘛在印度佛教聖地菩提迦耶（Bodh Gaya），舉辦第32屆時輪金剛灌頂法會
2011年12月31日到次年的1月10日，達賴喇嘛在印度佛教聖地菩提迦耶（Bodh Gaya），舉辦第32屆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所謂第32屆是指這一世的達賴喇嘛1954、1956年在西藏拉薩的羅布林卡兩次傳授時輪金剛灌頂算起，從1959年達賴喇嘛離開西藏之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包括這一次，共有19次在印度，一次在蒙古，十次在歐、美各地舉行。位於印度的菩提迦耶是佛陀悟道的聖地，五十多年來共舉辦了四次。根據主辦單位統計，這場長達十天的法會，總共有多達二十萬人次出席，其中包括超過35,000名出家僧眾，來自西藏境內超過9,000名藏人，世界各地74,000名藏人，65,000人來自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喜馬拉雅地區，從中國各地約有上千漢人過來，還有來自66個國家上萬名的各國信眾。現場除了架設擴音喇叭，還安排了18種語言的現場翻譯服務。
時輪金剛的梵文是“Kalachakra”，其文意是「時間之輪」或「時間週期」，是佛教傳承中有助於創造和諧生活的密教本尊。時間之輪所指涉的宇宙和生命在時間中的生滅規律，構成佛教宇宙觀的本體。時輪金剛有外、內、別三輪：「外輪」指的是天地時間的週期，如太陽、月亮和行星的運行，流轉不息，形成四季的交替，萬物的生滅；「內輪」指的是人體的氣脈迴圈週期，循環流動形成人體的新陳代謝和生死交替。「別輪」是指修習時輪金剛而解脫開悟的方法，要修時輪金剛一定要先得到灌頂才可以。灌頂指的是「授與學習密法的權利」，灌頂法會透過儀軌給予信眾加持和淨化，體悟宇宙時輪之道，修習佛法而達到真正的解脫。根據《時輪續》所載，只有接受過時輪金剛灌頂的人，才能夠成為「香巴拉」王國的子民，未來往生佛國淨土。對於藏傳佛教徒而言，有生之年能夠接受由達賴喇嘛所傳授的時輪金剛灌頂是一種無上的榮幸與加持。
灌頂法會透過儀軌給予信眾加持和淨化，體悟宇宙時輪之道，修習佛法而達到真正的解脫。
整個法會的宗教意涵，套用Emile Durkheim宗教社會學的觀點，《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所言，宗教的表徵是社會集體的呈現，是鞏固社會的象徵性手段，透過定期舉行的節慶活動與特殊節日，以及儀式的進行，喚起集體情感，構成一種神聖的狀態，從而創造、增強、維持社會集體的認同與凝聚力。時輪金剛法會確實是宗教的聚會，包含各種儀式，也是再一次鞏固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的藏傳佛教信仰的社會集結，相信參與法會的每個人也都能夠感受到這份「神聖性」。
我並沒有參加這個灌頂法會，但只要與這個信仰體系有關的人，即使沒有參與法會親身感受神聖的集體情感召喚，也都某種程度地在日常生活中被納入到這個集體當中，法會本身是一個事件，一種節慶，但當我們將注目的焦點放到啟動人群流動的過程與資源移轉的性質時，更能看到這個社會的集體性以及「時間之輪」所呈現的星系大宇宙以及個人小宇宙的運作。
自從去年六月消息正式宣佈之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成為世界各地的藏傳佛教弟子的重要事件，這是達賴喇嘛宣布從政治職位退休擔任宗教領袖後的第一次時輪金剛灌頂，印度流亡藏人社區更盛傳著由於法王年事已高，這可能是法王授予最後一次時輪灌頂的說法，因為不想錯過寶貴的機緣，驅使各地佛教徒參與法會的強烈動機。原先個別的生活常軌，分散各處的人們，漸漸地產生共振，從世界各地聚合到在時間之輪的運轉中心。
雖沒有打算參與盛會，但直到法會結束的半年間，我所遇到在台灣認識的藏傳佛教徒，在尼泊爾田野遇到的流亡藏人，還有在南印度的藏人和喇嘛，我們見面時的開場話題都是被時間之輪所驅動，「你也會去吧？」，「不會去！」，下一句就是「為什麼？」對方總是現出難以置信很同情的表情，接著每個人談論參與法會的計畫，和誰去、如何去等「世俗」的行程安排。
在台灣做生意的藏人Jamyang（化名），他打算要帶著家人一起參加法會，包括在南印度的母親，規劃著生意的店面如何短期出租，彌補一些旅程的花費。而另一位拿到台灣居留證但還在等待台灣的身份證的Tenzin（化名），由於有出境的限制，顯然無法參加法會，於是將他在台灣工作多年的積蓄，託付我到南印度時交給在色拉寺出家的兄長，作為其他兄弟和從西藏過來的家人參加法會的旅費開銷。
去年十一月底我在南印度未能遇到的一位喇嘛朋友Kalsang（化名），早就向佛寺告假一個月，到尼泊爾與從西藏過來參加法會的家人相聚朝聖。記得十月底我在尼泊爾大寶塔附近進行田野時，雖然離法會的時間還有兩個多月，在旅遊觀光的人群中，出現許多有著高原日照臉頰通紅皮膚黝黑特徵的人們，虔誠持咒繞行著這個世界最大的佛塔，長長的髪辮，桃紅色的緞帶和腰帶，襯托深色藏袍，格外醒目，這些從西藏境內出來的藏人，據說是以「到尼泊爾朝拜」為名獲得中國官方許可，好不容易拿到護照提早出境，穿越尼泊爾的邊境，沿著佛陀的聖地，一路朝聖到印度的菩提伽耶參加法會，也趁這個機會，和在印度的家人、親戚相聚。住在尼泊爾的藏青會成員Sonam（化名），在email中告訴我，她會先來到印度的德里開會，然後搭著火車到法會擔任義工。至於在南印度藏人社區有機農場拼命三郎般工作的Tsering（化名），已經請好假，準備帶著妻子和兩個就讀小學的孩子和其他家人，坐巴士換火車，雖然沒有足夠的錢住旅館，打算住在大會提供的帳棚，參加生平第一次的時輪金剛灌頂法會。
時輪金剛法會成為信眾們的宇宙無上律令，將個別信眾像小行星般地聚集到這個銀河系的運作軌道。
這些看似個別的、瑣碎的、生活的、分散的個人安排，其實是集體的、結構的社會行動。時輪金剛法會成為信眾們的宇宙無上律令，將個別信眾像小行星般地聚集到這個銀河系的運作軌道，然而這些信眾們並非只是佈滿岩石的星球，受到萬有引力或重力的牽引而運作，每個人都必須排除各種障礙，張羅、盤算、挪移各種資源配置，要參加法會的人是如此，不能參加法會的人，也有在這個宇宙運行的位置，在南印度色拉寺的圖書館館長告訴我，他很想去，但必須留守，當佛寺的喇嘛都出去參加法會之時，總要有人守衛這些資產。連我這個觀察者，也「使命必達」扮演傳遞旅費信差的角色，被納入整個集體聚集流程的一部份。
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整個儀式長達十天，是宗教性的活動儀式，也如節慶的嘉年華。新選出總理的流亡政府舉行政令宣導，藏青會和婦女會等社團組織則擔任義工，並向世界各國的信徒介紹西藏處境，也有西藏傳統文化的表演和流行歌手的演唱會。離散的家人親戚得以共同參與確保未來往生佛國淨土，也是與朋友相聚的好時機。雖然大家來這裡有共同的目的，但每個人也帶著各自的計畫盤算，甚至達賴喇嘛也不例外，在對來參加法會的歐美信眾談話中，表白自己真正的動機，他說，傳授灌頂只是策略，目的是吸引大家來聽聞佛法，因為一般信眾熱衷於追求灌頂的法力神蹟，而疏於聽聞和修行，如果只是講經活動，大家參加的意願一定不會太高，更不會努力排除各種障礙忍受種種不便過來，用法會之名行傳授佛法之實，才是法王的本意。
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整個儀式長達十天，是宗教性的活動儀式，也如節慶的嘉年華。
參與這場法會的人並不需要付費，個人的交通食宿則自付，但為了安全理由，得申請證件進入會場，西藏流亡政府組織的籌備委員會統籌一切事務，所有費用由各界捐助，根據「國際西藏郵報」2012年2月1日在達蘭薩拉的報導，第32屆時輪金剛灌頂法會召開記者會公布法會的總收入為329,333,249盧比，總開支為257,833,249盧比，餘額71,500,000盧比（約合台幣429萬元）。不同於大型表演或演場會的私人營利性質，所聚集的資源都投入於社會文化等公共事業。除了分配在流亡藏人的教育、宗教文化、衛生等事務之外，並提撥一千五百萬盧比捐贈給印度比哈爾邦首席部長的急難救助基金會，作為支援鄰近菩提伽耶當地居民年度的眼球營計畫及印度兒童教育資助，並且支援菩提伽耶正覺大塔的維護工程，鼓勵保護菩提伽耶的自然環境。
這場長達十天的法會，匯聚了龐大的資源，二十萬人的食宿交通也為印度當地的觀光產業帶來莫大的經濟助益，各類餐廳、旅館、人力車、計程車都大發利市，甚至牛棚都要讓出來充當民宿，展現了佛教經濟的彈性、規模與能量。上一次（2003年）達賴喇嘛在菩提伽耶舉行時輪金剛法會時，當時比哈爾邦政府首長請求法王加持當地的經濟，達賴喇嘛幽默的說：「僅靠佛祖釋迦牟尼的加持是不夠的，不然這個佛陀成道的聖地所在，就不會還是印度最貧窮的省分了，連佛陀都沒辦法了，我哪有什麼能力！」，經過八年，達賴喇嘛在法會重提此事，感受到當地的進步並肯定官員的努力。聽懂了嗎？事要人為，不能只靠佛祖保佑。
雖然這次我刻意避開達賴喇嘛的行程，還是無可避免地受到這個時間之輪宇宙定律的牽引，被納入到該銀河星系的一個角落，沒有到場參加法會，也無法置於這個時間之輪體系之外，體現了個人小宇宙與社會集體連結的存在，領悟時間之輪的道理。距離成為「香巴拉」王國的子民，我應該只剩一哩路了吧？
後記：法會結束後，充滿法喜的各地信眾又風塵僕僕地回到自己的家園，但那些來自西藏境內費盡辛苦才拿到護照，終於見到達賴喇嘛的藏人們，返鄉時被中共軍警逮捕加以審訊，進行政治學習，請見唯色部落格〈洛薩札西德勒！獻給朝佛「有罪」的拉薩老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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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薩扎西德勒！——獻給朝佛「有罪」的拉薩老人們
網友偷拍的其中一個「學習班」，設在拉薩西郊哲蚌寺下面的城關區教師培訓中心。上圖為「學習班」門外的軍警。下圖為家人去「學習班」接老人回家過藏歷新年，請注意紅標語上用藏漢兩種文字寫著：「加強學習，提高認識」，「沒有中國共產黨……」。
洛薩扎西德勒!——獻給朝佛「有罪」的拉薩老人們
唯色
今天（2月23日），是藏歷繞迥2139水龍年「洛薩」（藏歷新年）第二天，我想對上萬名因朝佛「有罪」的藏人們，尤其是老人們，說一聲「洛薩扎西德勒」（藏歷新年吉祥如意）。雖然，正如一位藏人所說：「現在彼此問候不要再說『扎西德勒』了，我們既不『扎西』（吉祥）也不『德勒』（如意），我們互相要關照的是『瑟瑟其』（多加小心）。」
今年1月1日-10日，在印度佛教聖地菩提迦耶成佛聖地金剛座，尊者達賴喇嘛舉辦第32屆時輪金剛灌頂法會，全世界佛教弟子約50萬人參加。其中，從境內各藏地去的藏人信眾約有上萬，從中國各地去的漢人等信眾約有上千。
藏地申請護照從來都很困難，2008年因為遍及全藏地的抗議，甚至停辦了護照。而這兩年，如拉薩，當局對老人開恩，同意給60歲以上申請護照的老人辦護照，所以這次去菩提迦耶參加法會的境內藏人以老人眾多，都渴望在人生的晚年見到根本上師的聖顏，得到根本上師的加持。而根本上師，正是流亡他國53年的尊者達賴喇嘛。
法會結束後，境內的信眾紛紛啟程返回自己在境內藏地的家。他們費盡辛苦才拿到護照，一路顛沛，終於在聖地獲得了佛法甘露的滋養，度過了幸福而短暫的光陰，卻沒想到會被「秋後算帳」，由此開始了身心被折磨的經歷。
先是從尼泊爾進入藏地時，無論在幾個機場，還是在樟木口岸，他們都受到中國軍警的盤問和搜查，所帶的佛事用品如經書等、所買的禮物如藏藥等，一概都被沒收。
據瞭解，許多家在安多和康的藏人信眾集體被帶往拉薩，統一由火車沿青藏鐵路送回各自所在地區。之後，每人須由當地的兩名幹部做擔保，方可回到自己家中。也有最近從印度、尼泊爾返回的安多和康的藏人信眾，被統一管理，先送到日喀則去接受七天的「教育」，然後會被統一送回。
而拉薩，凡是去參加法會的藏人則遇到更大的麻煩。絕大多數是老人，有退休幹部，也有城鎮居民、城郊農民。也有中年人和年輕人。他們先是被所在居委會或所在單位，聯合所屬派出所一起傳喚。每個人都被居委會或單位的工作人員與公安警察共同盤問，主要問題包括：在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上見到了哪些人？達賴喇嘛、桑東仁波切、新當選的噶倫赤巴究竟說了什麼？在法會上碰到了哪些從這邊去的人？給法會和達賴喇嘛等仁波切供養了數額多少的錢？等等。
剛開始只是單獨傳喚，時間也不算長，據說有的居委會或單位派來談話的人態度還算好，有的人態度很差，直接訓斥：「你們這些人，吃這邊的飯，腦袋卻放到那邊，有什麼意思！」
據瞭解，所有從印度朝佛歸來且被「喝茶」的藏人都被沒收了護照。
許多人都以為護照被沒收，厄運也就可能結束了，但沒想到更大的噩夢在後頭。大概從2月初開始，在拉薩，絕大多數參加過法會的藏人，都被找上門的警察帶走，聲稱是送去「學習班」接受教育。甚至年過八旬的老人也被帶走。而且一直是陸陸續續地有人被帶走，據說是因為被「供出來」了。這讓人憂心忡忡，不知道「學習班」採取了什麼樣的方式，又是怎麼讓人「供出來」的？
家中老人被帶走的藏人們在微博上議論此事，但很快被刪。所幸有朋友保存了這些被刪的微博，比如下面幾條：
@木雅公主後人：聽親人說昨拉薩寒風凌厲，天都是灰的，阿媽拉從昨天早上叫走，中午來拿被子到現在還未歸，去印度朝拜他們不高興我們認了，要學那麼久嗎何況她根本不識漢字。
@旺秀才丹：在拉薩和阿媽啦一起被集中學習的，還有80多歲的老太太，光是吉日派出所那裡昨天下午就拉走了三輛中巴。據說是二十天時間。我理解西藏維穩的敏感和壓力，只是希望，不要虐待打罵這些信佛的老人家。阿媽啦漢語不太會，漢字不懂，希望只是聽課學習國家民族政策法律法規。
@木雅公主後人：阿媽拉是一個家庭主婦，不識漢字，孩子都成家了，平時磕頭朝佛，打個小麻將而已，聽說被集中在拉薩西郊邊防教導隊營地，今天已經是第二天了，還未回家，要折騰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呀？別再在心靈和肉體上摺騰老人了！
@木雅公主後人：為那些今晚未能住在自己家裡，思念家人的同胞們祈禱，佛祖保佑無辜的平民老百姓早日平安回家 特別是年長80多歲的老阿媽 我們都在期盼你們回來
@旺秀才丹：有法可依嗎？24小時拘留叫什麼？之後叫什麼？
@木雅公主後人：第二個夜晚已經無聲的來了大風天氣阿媽拉們一定很冷吧孩子們無能只能讓您繼續受苦了！
@云那邊：為遠在拉薩無故失蹤的老人們再轉一次那些老人出境時所有手續都是合法的我想出境前有關部門對他們自然也是瞭如指掌的，但為何要等他們回來再秋後算賬一一盤問，維穩策略要永遠這麼陰毒和不得人心嗎？
@格桑小巫：正規合法地去聽了法會的老人們被莫名勒令帶被子離家集中學習，請問有關部門是認為這些目不識丁手無寸鐵的老年人會造反叛變嗎？
@沒有你的雪域：六十多歲的媽媽被抓去！說兩三個月回不來！今天在那個關著幾百名老人的院子門口，有很多家屬在外面哭喊！裡面的老人堅強的搖著手意思在說不要哭，可轉身離開的老人偷偷擦著眼淚！看到這個情形整個人動容了，回到家感覺空空的，藏歷年也沒什麼可過的了！決定藏歷年期間一個人要去朝聖！
依據以上微博，依據諸多可靠消息，這種「學習班」僅在拉薩就至少設了七八個點。有的設在軍營，如拉薩西郊的邊防教導隊；有的設在單位，如拉薩西郊位於哲蚌寺下面的城關區教師培訓中心；有的設在賓館，如色拉路上和江蘇路上的賓館；有的甚至設在關押政治犯的曲水縣和近郊的堆龍德慶縣。據悉，可能有上千名去參加法會的藏人被關進了「學習班」， 給所在家庭及鄰里親友帶來巨大的精神壓力和深深的恐懼。而這只是拉薩市的情況，西藏自治區其他地區的情況還不詳，分佈在甘肅省、青海省、四川省和云南省藏區的情況還不詳。
而「學習」時間說法不一，有說是二十天，有說是直到3月底或4月初，有說是兩三個月。之所以需要「學習」這麼長時間，難道是與西藏最敏感的時段——3月——有關嗎？可是這麼做，是要避開敏感的3月，還是有意要讓敏感的3月出事呢？正如藏人網友所說：「這樣維穩，只能適得其反」。
據悉，這種「學習」完全是封閉式的，起先禁止家人探訪，不准送衣物、食物，也不准帶手機。前不久可能是因為被外媒曝光、引發關注，開始同意家人送衣物和食物。有的「學習班」允許相互見面，有的「學習班」不准相互見面。各「學習班」的待遇也不同，有的「學習班」是一個房間裡住十多個老人，分上下鋪。
據悉，「學習班」所要「學習」的內容，包括「愛國主義教育」、「法制教育」、國家的宗教政策等等，甚至放映1960年代的宣傳片《農奴》以及揭露「舊西藏」的黑暗、歌頌「新西藏」的幸福等諸多「憶苦思甜」的影片，同時還要求人人過關，當眾匯報「學習」心得，交代思想感受，新舊對比，「憶苦思甜」，「感謝黨恩」。最主要的是被反覆問話。如此「學習」，讓許多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的老人們不堪承受，甚至患病。由於患病老人漸多，可能恐發生意外，「學習班」批准患病老人住院治療，但也只能在西藏軍區總醫院、公安醫院治療，病房外有便衣看守。不過允許親友探訪、允許家人陪住。聽說已經有病重老人因心情不好而去世。
一位患病住院的老人悄悄對探訪的家人說：「在『學習班』被盤問時，我甚至這麼哀求，我們都是快要死了的老人，就不必接受『洗腦』教育了吧。」說著淚如雨下。
就此，我向一位大律師諮詢過。我問這種「學習」算不算是拘押？大律師回覆說：「都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拘押, 是無法無天的行為。」我問怎麼辦？大律師嘆道：「從好的角度看, 拘禁這些沒危險性的人是無意義的行為, 盼很快便會釋放。」並說：「共產黨有大智大勇的話，跟人民『大和解』吧，忘掉仇恨，但請給人民保證，遵守自己定的憲法。」
最新得到的消息是，鑑於藏歷新年「洛薩」來臨，拉薩上千名被關進「學習班」的老人終於有了「感謝黨恩」的機會，凡是65歲以上的老人放假7天，允許他（他）們暫時離開「學習班」，回家與親人一起過藏歷新年；而這只能是非黨員，所有共產黨員必須留在學習班裡。然而，之所以突發「善心」， 只不過是為了製造藏人「歡度藏歷新年」的假象，以應對境內外藏人為紀念23位自焚藏人，而不過藏歷新年的呼籲。
然而這樣的「善心」是否有用呢？「放假」當天，有藏人網友在推特上說：「這次當局惹怒的不只是普通老百姓，還有平時當局信任的那些也多少受影響，今天看到很多幹部模樣的人也在接他們的親戚，除了在場的軍警很嚴肅，工作人員都表現得超級的好。」從偷拍的現場照片上，看到「學習班」的門外有軍警看守，院子裡掛著紅標語，用藏漢兩種文字寫著：「加強學習，提高認識」，「沒有中國共產黨……」 由於此「善心」是按年齡來分配的，所以有的雙雙關進「學習班」的夫婦，丈夫被「放假」回家，妻子還留在「學習班」裡，因為妻子是共產黨員。
藏歷新年的第一天，一條新浪微博這樣寫到：「從菩提迦耶朝佛回來的阿媽啦，能在集中兩三個月的學習計劃中，獲得七天的假期回家過藏歷年，確實應該感謝西藏自治區政府的開明。願這份開明和善意，回向普天下的眾生，以此藏歷年為契機，希望大家皆能離苦得樂，獲得永遠的健康和富足，獲得永遠的快樂和喜悅！」其中「感謝……開明」的話，讀來感覺深含譏諷與辛酸。
2012/2/23，寫於藏歷新年第二天
- http://goo.gl/I1c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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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樂人類學》印度的西藏地圖：第三張，拉達克（Ladakh） - 自由電子報自由評論網 - http://goo.gl/jRx7ss
潘美玲
若要在西藏境外，找到最能代表西藏傳統的地方，達蘭薩拉可能是大家心目中的答案，因為是達賴喇嘛在印度安頓所在，也是當前西藏流亡政府的行政中心，但對藏人而言，這是一個和印度人混居、氣候景觀都需要重新適應的新故鄉。然而在當前印度國土最北方的拉達克，不論在氣候景觀、風土民情、宗教信仰、語言文字等，都屬於傳統西藏文明的範圍，而有「小西藏」之稱，也因為高山、峽谷、河流、沙漠等奇景，高海拔與世隔絕而有香格里拉的美稱。首都列城（Leh）海拔3500公尺，猶如地球表面草木不生高山環繞的一大片綠洲山谷，據說就如拉薩山谷的縮小版；拉達克約百分之八十人口信仰藏傳佛教，是印度最大的佛教地區，更重要的是，自從佛教傳入拉達克後，一直沒有中斷。離列城約八公里，達賴喇嘛的夏宮就修建在拉達克人民捐資的土地上，附近還有一座Thiksey寺，以建築風格而有「小布達拉」之稱。
在當前印度國土最北方的拉達克，不論在氣候景觀、風土民情、宗教信仰、語言文字等，都屬於傳統西藏文明的範圍，而有「小西藏」之稱，也因為高山、峽谷、河流、沙漠等奇景，高海拔與世隔絕而有香格里拉的美稱。
歷史上，拉達克屬於「阿里三圍」，深受西藏文化的影響，曾是一個小王國，在政治上卻沒有明顯的從屬關係。位於喜馬拉雅山西部，喀拉崑崙山間，最接近西藏的羌塘只有兩百公里，幾世紀以來首府列城是西藏高原和印度河流域往來重要的貿易要站，群山兩邊的牧民也隨著季節逐水草移動，隨著人群往來自然地理邊界的流動，印度佛教傳到西藏成為藏傳佛教，當佛教在印度滅亡之後，藏傳佛教則保留下來，並形成大喜馬拉雅山區的文化共同體。
西元1846年英國人入侵喀什米爾之後，就將拉達克劃為喀什米爾的一部分，1947年印度脫離英國獨立，英國人將拉達克與喀什米爾一起交給了印度，但因為宗教信仰的差異，信仰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分治，傳統阿里三圍分屬印度、巴基斯坦，該地並成為位於中（共）、印（度）、巴（基斯坦）邊界未定的地帶，這塊佛國土地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與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在飄揚著五彩風馬旗和傳統藏式建築與白色舍利塔之間，成為印度政府重兵駐守之地，迷彩草綠軍服的士兵和軍用卡車穿梭其間，機場和聯外道路開通維修都由印度軍方負責，透發著濃濃的戰地氣息。但和喜馬拉雅山另一邊的西藏不同的是，這些軍人拿著武器，監看的是鄰界敵軍，而不是對內指著百姓。而其壯觀的山川景象，也成為印度寶萊塢電影的場景，不久前熱映的印度片「三個傻瓜」（3 idiots）男女主角重逢的蔚藍湖畔就是在拉達克的班公措（湖）（拉達克語Pangong Tso），該湖東部約三分之二在西藏境內由中國控制，西部約三分之一則屬印度控制。
source: wiki
自然的人文地理跨越高山峻嶺，而現代民族國家強權所築起的疆界，卻使家人離散親人兩隔。我從南印度開始走訪藏人定居點，並一路往北回溯藏人來到印度的遷移歷程，距離地平線的高度也開始節節上升，2009年6月首度來到海拔2000多公尺的Manali， Manali位於Kullu 河谷，接近雪線所在，過去的名稱為Kulanthpitha，意思是 「可居住世界的盡頭」，往北一個多小時車程就可以來到海拔3978公尺的Rohtang Pass，這是藏文的名稱，指的是「屍骨之地」，這裡長年冰封，高山道路難行，是個奪命的險境，而得此名。1959年大批西藏難民剛流亡印度之時，就在此高山峻嶺間幫印度政府開鑿公路，大約有十年的時間以此賺取維生的工資。現在沿線道路開通，Manali成為印度最受歡迎的蜜月勝地，而Rohtang成為印度中產階級酷夏避暑的滑雪觀光景點，上山沿途路邊出租連身滑雪衣、雪靴和雪橇的店櫛比鄰次，在印度仲夏烈日當空下，彷彿超現實魔幻的景象。生平首次來到這種高度，開始感覺缺氧頭痛之際，此程一路伴我、使用英文和我交談的藏人朋友Chopel，竟用中文唱起「那就是西藏高原」，我們一起遙望著群山遠方，知道家鄉就在山的那一邊，記得當時我隨口對他說，「你大聲喊一點，說不定你的家人會聽得到。」但我隨即改口，「你知道我是開玩笑的」，Chopel卻很認真地對我說，「媽媽一定聽得到！」，他的回答反讓我哽咽心酸。
2010年夏天我又從德里十幾個小時車程來到Manali，繼續往上挑戰跨越五千公尺以上，蜿蜒四百多公里的Manali-Leh公路，一天半的顛簸車程，終於來到有小西藏之稱的拉達克，這裡約有近七千名流亡藏人聚居，人口數量僅低於南印度農業聚居區以及達蘭薩拉，藏人在這裡也有毛衣市場，外牆上漆著「Thank you India, 50 years in exile」，滿牆的大字公開表示對印度的感謝。既然地理和文化如此接近西藏的家園，在這裡的藏人應該最有回家的感覺，他們的西藏認同應該也是最明顯的吧？2011年夏天，我有機會拜訪位於列城郊區的藏人安置點索南林（Sonamling）辦公室，第一位由選民投票選出的最年輕首席代表，今年41歲拉達克出生的扎西頓珠，他以堅定的口吻回答我的問題：「我是西藏人，但我也是拉達克人」，接著當我再進行其他訪談時，發現他的回答不是特例。
藏人在這裡也有毛衣市場，外牆上漆著「Thank you India, 50 years in exile」，滿牆的大字公開表示對印度的感謝。
但藏人在拉達克其實只是寄人籬下，連次等公民都稱不上的流亡難民。藏人不能和當地擁有印度公民權的拉達克人一樣，具有購買土地，或在印度的公家機構任職的資格，雖然當地有多達 2500名學生進人西藏兒童村（TCV）學校就讀，九成的當地青少年都能接受教育，但即使拿到學位之後，頂多在流亡政府開辦的學校擔任教師，其他人只能以勞動方式謀生，經營小生意，或以種植苜蓿草作為牲畜的飼料。至於有些人到當地私立學校教書，或在旅行社擔任登山嚮導的工作，也經常受到差別待遇，因而藏人在當地經濟上也是劣勢。
整體而言，拉達克的寺院屬於藏傳佛教文明，依然承襲藏傳佛教傳統的管轄體系，例如格魯派（黃教）還是轉世的阿里仁波切管區（這一世剛好是達賴喇嘛的么弟），達賴喇嘛被拉達克人尊為精神領袖，西藏高僧喇嘛在此都具有崇高的地位，拉達克的出家喇嘛也以到印度南部重建的西藏三大寺留學研讀，取得格西（藏傳佛教高級學位）為目標。從宗教文化體制而言，藏傳佛教是拉達克的主流文化，但在民族國家體制下，藏人並沒有印度的公民身份，經濟處境處於弱勢。但因為印度將拉達克劃為自治區，容許拉達克人制訂適合當地的法令，傳統的宗教文化得到妥善保存，自由地舉行法會，寺院教育得以延續，藏人即使生活只能維持溫飽，但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滿足了。現任在台灣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拔熱‧達瓦才仁曾經寫道：「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西藏滅亡了，只要印度仍然保持民主制度，拉達克一定是最後的西藏，那時如果我還活著，那就只好移民到拉達克了。離開西藏文化而生存，對我永遠是痛苦。」1，對流亡藏人而言，這就是西藏了！
拉達克的寺院屬於藏傳佛教文明，依然承襲藏傳佛教傳統的管轄體系。
註解》
1. 〈重返西藏—拉達克散記〉，頁158-168。收於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2004，《西藏問題論文選—西藏人談西藏》，印度：達然薩拉。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印度的西藏地圖：第三張，拉達克（Lada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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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樂人類學》印度的西藏地圖：第二張，「使命必達」 - 自由電子報自由評論網 - http://goo.gl/6Dz8Ci
潘美玲
http://www.flowerpictures.net/Freebeautifulpictures/India/Transportation/transportation_india-2.html
印度幅員廣大，四通八達的鐵路系統之外，十億以上的人員和物資運輸的基礎建設還很不足，火車、公車都儘量塞人，甚至包括車頂，我在南印度親眼見到一台機動三輪車，有人稱為嘟嘟車（auto rickshaw）裝了大小喇嘛十幾人。在印度只要任何可以移動的運輸工具，都被充分利用，到裝滿、裝不下為止。我們習慣高鐵、捷運、公車、當然還有摩托車等工具，臺灣的郵政體系，宅急便、還有超商網上訂購甚至24小時內取貨的便利服務，除了過年、國定假日之外，移動和傳遞基本都能有效地進行。但對在印度的中下階層的人而言，如何經濟而有效率地移動，或如何將物品運送到目的地，是日常生活的戰略，像是搶票、爭位子般的鬥爭，或者共乘、搭便車等順便互相幫助的資源分享。
對流亡藏人而言，規劃、利用／挪用各項連結，是在印度生存很重要的一項技能。作為田野研究者的我，也成為他們傳遞物品的環節，行李裡面都有一個「快遞專區」要使命必達的物件，將東西直接送到指定人的手中。基本流程如下：
為了研究流亡藏人在印度的毛衣貿易，我必須走訪到藏人設有毛衣市場的印度城市，每一次的田野旅程都是新的開始，規劃路線，解決交通和食宿問題。最好的情況是找到在當地的藏人的接應，從台灣延伸到某個印度城市進行網絡動員，下田野之前，對在台藏人或藏傳佛教徒四處打聽，找人介紹當地可以幫忙的人，就在風聲散佈之際，有效的線索進來的時候，就會有人請託幫忙順便帶東西到印度去。
這個過程印證了六度分隔（six degree of separation）的小世界理論，也就是找到合適的六個人，不論妳是誰，或在世界哪個角落，都能和世界的任何一個人產生連結，也浮現出從台灣到印度各種民間的網絡關係，幾趟下來帶過形形色色的物品：----------------------------------------------------------------------
藏人歌手葛莎雀吉在台灣發片的《度母化聲》
例如幫忙帶過藏人歌手葛莎雀吉在台灣首度發片的《度母化聲》數十片音樂光碟到達蘭薩拉，順便廣告一下，該專輯還在台灣入圍金曲獎第十七屆「最佳傳統樂曲專輯」；至於最重量級的紀錄是台灣有機豆腐業者託付，各達十公斤的凝結劑和發泡劑，這是台灣業者發心協助南印度藏傳佛寺成立豆腐工廠，增進他們素食飲食的多樣性和蛋白質營養，由於尚屬草創階段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原料，品質也不穩定，還是得依靠台灣的原料，所以這批生產豆腐的藥劑，關係到接下來的幾個月，整個佛寺數千人新鮮豆腐的供應。而為了使這些白色粉末不會在印度入境時，被海關誤認為毒品，還費了一番周章請化工行出證明，以免自己成為小說《項塔蘭》裡面的人物。
至於幫忙帶錢是很普遍的，像是藏人朋友Tashi熱心幫我介紹住在Shimla的舅舅，協助我田野的安頓，還很台灣地拿出美金100元，要我到Shimla見到這位「只通過電話但從未謀面」的舅舅時，幫他送出這個紅包，而我也帶回來舅舅的照片，讓Tashi知道舅舅的長相。
Shimla只通過電話但從未謀面的舅舅
也幫台灣的佛學團體帶過數千美金的捐款，給印度某個學校。歷年來一群台灣的佛教徒都到這個由義籍人士創辦，專門收容印度窮苦兒童的學校擔任志工，但他們覺得所做有限，不如將機票錢省下來，直接捐給學校，正在苦惱不知如何將錢送到時，透過朋友正好知道我要到該地作田野，有這種做好事的機會，當然也是「使命必達」。
通常我都知道幫忙攜帶物品內容，去年到印度的田野規劃了幾個地方，最後一站會到達蘭薩拉，台灣達賴喇嘛基金會秘書託付一個小包裹，要親送到達賴喇嘛法王辦公室，我也不便多問，但總是有許多想像，到底什麼重要的東西，要我們親手交過去，護送這種「最高機密」，那我們不就成了007影片中的角色了嗎？一路上戰戰兢兢小心保護，終於最後交到法王秘書的手中，達成任務，也解除了心裡的壓力，最後還是忍不住問了包裹的內容，謎底終於揭曉：「硃砂印泥」，是法王正式用印時要使用的文具，這種印章文化的用品，印度找不到的，而由海外單位協助提供。
既然是文具用品，為何不直接用寄的，算算我們在印度一趟下來直到「使命必達」，時間和國際郵件沒差多少，就官方單位而言，這種包裹的郵資絕不是問題。但藏人確實傾向請人幫忙帶東西，以關係網絡傳遞物品，請人帶錢的情況也很普遍，直接的理由是省去匯款的手續費或郵費，但背後透露的是「信任」的問題。印度的郵政系統並無法得到藏人的「制度性信任」，多數藏人無法成為印度的公民，難民的身份不能在印度的銀行開戶，也經常面臨印度官僚重重關卡的刁難，於是各種社會網絡成為解決問題的途徑，成為親朋好友的義務。
有人對印度社會的評論：“It is late but never too late, it is wrong but never too wrong”，用在郵政系統也很貼切。當在台灣收到由印度寄來的包裹，耗時至少三個星期到一個月的時間，最外層被仔細地縫上白布，並有數處紅色的封蠟章（火漆印），足見這個郵政系統的歷史和「時間感」。在紀錄片《達賴喇嘛十問》的開始，導演到了印度，卻不知道要怎樣聯絡到達賴喇嘛約採訪時間，導演的印度司機建議：「可以寫信給達賴喇嘛約時間。」但導演說：「我不信任印度的郵政系統。」司機說：「喔！這裡是印度，你可以寫email給達賴喇嘛！」，的確，通訊科技的進步超越了許多障礙，使溝通更直接，作家唯色在「看不見的西藏」部落格中提到，藉由視訊沒有護照的她在西藏境內得以晉見達賴喇嘛：「我流了很多很多的淚。當我以藏人的方式磕了三個頭，默頌祝禱文、手捧哈達跪在電腦跟前，淚眼朦朧中，看見尊者遙遙地伸出雙手，似要接過哈達，又似要給我加持，我無法用言語來描述內心的感受….」科技的進步讓人們可以利用手機和網路，但唯色還是無法親手將哈達獻給達賴喇嘛。
於是在印度的流亡社會中，空間的移動都不再是個人的事，停留或拜訪哪些地方，或要去見哪些人，也不再是個人完全單獨自主的決定，因為在執行「使命必達」的任務中，既有的網絡被動員，我們的網絡也被延展，台灣到印度的田野之旅，拜訪的地點或遭遇的對象，看似巧合卻又如命中注定。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印度的西藏地圖：第二張，「使命必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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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美玲
對流亡印度的藏人而言，如果說達蘭薩拉是行政中心的Washington D.C.，那麼位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 Manju Ka Tila就是他們的New York City。當我們從台北搭機到達德里之後，就會被在地協助的藏人助理「帶」到這裡歇息落腳，雖然Manju Ka Tila和德里機場分別位於德里的兩端，德里本身幅員廣大外，加上繁忙的交通，約30多公里的距離幾乎要花費一個小時才能到達。但藏人到了德里，就習慣性地來到這裡，唯有在藏人聚集的地區，他們才覺得有安全感。
The Market in the New Tibetan Camp, Manju Ka Tila, in Delhi
從1962年以來，原是藏人逃到印度時的帳棚寄居地，漸漸聚居而成沿著恆河支流Yamuna河岸的小社區成為Tibetan Colony，是印度首都所在新德里的邊陲地帶，位於德里北部距離市中心約四十分鐘車程，從全印度政治和商業中心的新德里往北會穿過喧鬧的舊德里、經過世界文化遺產紅堡，沿途景觀從整齊的行道樹到塵土揮天的垃圾場，五色的風馬旗漸漸成為妝點著街旁的住宅的主要色彩，只有不起眼的一個鐵門入口，蒼蠅聚集的垃圾堆，等待顧客的Richaw車伕。但這裡卻是藏人在印度南北往來的樞紐要地，每天有巴士直接來往達蘭莎拉，往印度北部的藏人聚居點都要從德里發車，這裡是必經的一站，以Manju Ka Tila為中心輻射而出的客運路線，是藏人在印度往返的形跡，因為空間狹小在這裡定居的人數不多，大多是行經投宿的旅客，藏人為主以間有來自各國的觀光背包客。
裡面沒有道路可以讓汽車進入，Richaw則勉強可以，仔細地將整個New Camp走了一遍，發現這裡最多的是手工藝品店，這些具有藏人民族文化色彩的手工產品，包括宗教上的法器，傳統的唐卡佛像，以及藏香、乾草香粉，念珠手環等西藏傳統用品，再來就是旅行社，有些利用店面附帶經營電話服務STD/ISD1 和網咖，另外還有外幣兌換服務，旅館和餐廳是不可或缺的，路邊幾個賣水果與蔬菜的攤位，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小巷裡面還有製作法器的工廠，有三、四名工匠手工在打造銀碗的法器。
路邊攤位販售市面上流行的西藏或佛教「非正版」影片，新近攤位增加大量從西藏過來受到中國流行音樂影響的西藏音樂，和流亡的西藏年輕人的創作，在音樂上看來也是兩個西藏，但對聽的人而言在音樂的層面上似乎是並存的。而賣CD的店面通常都圍著一群人觀看電視上播放的CD影片，最受歡迎的影片不是寶萊塢的電影，而是達賴喇嘛的演講實況。
路上來往的行人以藏人為主，因為只有一條主要的通道，人來人往必經之處，經常看到路上兩人驚喜相迎，停步敘舊的情景。我們這些不同於藏人和印度人的面孔，則很容易引起注目，也有被朋友認出的經驗，和認識的藏人朋友在這裡打照面並不稀奇。最特別的一次是遇到十幾年不見，住在台中的朋友「烏龍」，穿著一身卡其獵裝面容滄桑，他說印度此行是朝聖，剛從北方的拉達克下來，我們則要接著趕往其他的行程，這種迎面而來的異地相逢的意外驚喜，卻是Manju Ka Tila街上的日常片段。
2009年六月我又來到這裡，入住在朋友Nyima經營的旅館，預定搭車往Shimla接著到Manali兩個北方的藏人聚居點在夏季營業的市場作調查，首先要做的事將美金換成盧比，雖然我自己找得到換錢的地方，但有Nyima陪同還是比較保險。就在換錢的地方，Nyima認出剛好也來換錢，也是從事money exchanger的商人Mr. Tenzin Ngodup，他正要回去Manali，於是因為這個照面，接下來到Manali的行程就有了在地的接應。雖然研究部分已經準備好訪談的說明信函，到當地必須到找到聚居點代表和毛衣市場協會幹部，但這些都得到當地之後才能安排，在地的住宿和交通與聯繫事項都算前置作業，如果有在地網絡就方便許多。2010年7月我們從德里機場下飛機，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就要搭往Manali的客運，同樣地一個小時的車程，經過舊德里和紅堡，來到Manju Ka Tila，預計找家咖啡屋休息再打電話聯絡德里的朋友。才走進Coffee House，就遇到Nyima和他朋友Sonam坐在裡面聊天，要找的人就在面前，連打電話都省了。
New Peace Hotel
根據這幾年研究的田野經驗，旅程中的藏人隨行助理協助安排行程住宿交通、協助翻譯，是執行任務的必備，然而他們並不見得對於我們每次要拜訪的地點熟悉，甚至也和我一樣從來沒有去過當地，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就是透過個人的網絡解決。幾次來到這裡的隨行助理都不是Manju Ka Tila的住民，但他們會想辦法找到在這裡的朋友，一方面會友敘舊，一方面也處理研究任務的各種需求，例如運用人脈幫我借到一支手機號碼，事先預定車票、雇請可靠的司機等，用最有效的方式完成各種任務。2010年8月當我們要從Ladakh的列城下到德里的時候，列城的藏人朋友就請我們的隨行助理幫他帶錢還款，這是去年他行經德里到列城時，旅費不足向朋友借支的款項。這種透過人與人建立的「出外靠朋友」網絡加上地理上的來往必經所在，使得Manju Ka Tila成為藏人在印度旅行時一個安歇之處。
說到住宿，這裡有很多guest house，根據tibetcity.com上面登記超過四十家，但這不是最新數字，因為Nyima所經營的旅館並未列出，光從登記的數量就知道可以容納旅客的容量，這些小型的Guest house基本上都不大，十幾到二十間房間上下，一般而言一個晚上幾百盧比，看房間大小論價，有空調要額外加錢，最頂級的大概不會超過1500盧比。根據在藏人社區住宿經驗，這些藏人開設的旅館的問題是如何維持應有的水準，通常開張一段時間成本已經回收，但設備開始老舊，環境缺乏持續的維持，品質就開始低落，因此選擇旅店的標準就是找新開張的，房間也要先看過再決定是否要住進來。目前當地最大最新的旅店Ga-Khyil House，2006年落成的大樓Chu-Gang building，地址是House No. 39, Block 12，是這裡最新的建築物，一共有5層（包括地下一樓）。這棟大樓由Welfare Society of Central Dokham, Gheshi Gangdrug, India組織所擁有，這是當年保護達賴喇嘛出亡的衛隊「四水六崗」所出資興建的，這棟大樓規劃成為商店街，但商店的進駐率不高，Nyima租下旅館的經營權，Ga-Khyil House在第三、四層2 有30個房間，每年9月到次年3月是旺季，其他時間因為德里酷熱和雨季的氣候影響屬於淡季，三樓還有一間餐廳，裝潢相當有氣氛，但幾乎沒有人來這裡，當我在2009年夏天淡季住在這家旅館時，整個晚餐就是我們這桌和一兩個客人但當Nyima當我參觀廚房時，卻有5個工作人員忙碌地準備食物，原來這裡的人習慣將食物叫送到房間，吃完之後放到門外，讓工作人員來收。整棟大樓有60個單位，Nyima一個人承租了30個單位，他期待這裡的店面都能開滿，帶動餐廳的生意，但目前離這個目標還很遙遠，我笑稱他現在是 “King of the Chu-gang Building”。
旅館的經營雇有15個人手，重要的管理部分由Nyima的兩個親戚幫忙，其他都是雇用印度人。經營的資金是Nyima家族合資，主要是Nyima和哥哥，目前生意獲利不錯，估計五年內就可以回本。Nyima就住在櫃臺後面的房間，由於在台灣工作和生活數年的經驗，旅館內有兩個其他藏人或印度人同等級旅館所沒有的設備，一個是有放垃圾袋的垃圾桶，另一個是出入衛浴的塑膠拖鞋，新的旅館也沒有氣味和蟑螂。除了旅館的生意之外，生意最好的是藏醫，早上九點就有滿屋的病患，印度人比藏人要多，還有在門外等候的，據說前面還要再開一家，看來藏醫反而是吸引印度人的熱門生意。
一樓有一家裝潢現代的西式糕點的咖啡店Coffee House3，提供冷氣和無線上網，是西方觀光客會來的地方。在coffee house看報紙喝茶的時間，店裡播放的是印度的音樂，但漸漸地的從櫃臺飄出華語的流行歌曲，這是櫃臺員工自己在聽的音樂，兩種音樂的音量幾乎相當，但因為語言上的熟悉感，我的耳朵反而伸向櫃臺的華語歌曲。我點的解暑消渴的hot ginger lemon honey tea，付錢時刻意用中文和他們交談，想知道這位服務生使用哪種語言，他說聽得懂中文、英文，平常講的是藏文，顯然這個年輕人是新來的難民。
這個新的商業大樓是藏人在印度經濟的一種發展，一方面是提供藏人在印度旅行所需服務的族群經濟，同時也提供外國背包客的觀光景點和往達蘭薩拉的服務，另一方面則是提供藏人往商業發展的機會，目前看來是藏人投資做生意的家族事業型態，而雇用印度的幫手為主，提供印度人的就業機會。2009年夏天，雖然住到Nyima的旅館，有空調的乾淨房間，但因為德里夏天雨季遲來電力吃緊，必須輪流供電，Manju Ka Tila 本就是德里的邊陲地帶，不在優先供電區域，電力一停就是12小時，雖然旅館備有發電機，卻因不堪過度使用而故障，在40度高溫下的Manju Ka Tila沒有空調的水泥建築就像熱蒸籠，即使來自熱帶臺灣，我也感到吃力，於是雇著計程車子到唯一想到能夠避暑的德里市區購物中心稍作喘息，隔天按照預定行程搭機回台，竟然有「逃」出德里的感覺。我這個過客幸運地有處可逃，但藏人卻得在此維生學習適應現有的環境。
Manju Ka Tila雖然是藏人的地理交通要道，但現實上還是一個非法的難民社區，缺乏基礎建設，路邊外露叢結交纏的電線，凸顯該地區發展歷史的任意樣貌和自求多福的態度，新德里市政府曾經以整治污染的Yamuna河岸的名義，要求Manju Ka Tila等為首的1470多個非法定居點（包括印度人居住）進行拆遷，2006年由印度最高法院下達搬遷令，但由於很多難民社區的居民不斷提出上訴，要求印度政府和最高法院重新審理有關決定，雖然印度政府有權收回這塊土地，藏人以在德里地區類似的社區有上千個，何以藏人的社區會是優先被取締的對象為理由，而使市政府暫時罷手，終於在2008年的10月新德里市政府向所有非法居住區發放了臨時暫住證，消除了當地流亡藏人日夜為拆毀住處的憂慮，據說未來有希望獲得印度政府的合法居住證（西藏之聲報導）。
Manju Ka Tila就像是藏人流亡的宿命，有著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保障自己財產的悲哀，這個地區無法有任何長期的規劃，即使有其地理上的重要性，四十年來卻還是在最基本的環境設施，也處於和印度主流社會隔絕，2009年夏天我在當地雇車前往位於德里南端的知名學府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拜訪該校的學者教授，但在Manju Ka Tila跑車多年的印度計程車司機卻不知道路線，他解釋說，「因為從來沒有載過這裡任何一個乘客到過這個大學」。2010年仲夏當我再度在Manju Ka Tila的Coffee House遇到被我戲稱為 “King of the Chu-gang Building” Nyima的時候，他已經賣掉旅館的經營權住到德里市區朋友家中，準備移民加拿大，他抱怨印度的髒亂和空氣污染，但在德里的期間還是經常要過來Manju Ka Tila找朋友辦事情，可以確定的是，即使Nyima移民加拿大之後，當他有機會再來到印度時，有可能會在Manju Ka Tila街上見他迎面而來再一次地異地相逢。
註解》
1. PCO:- PUBLIC CALL OFFICE
STD:- SUBSCRIBER TRUNK DIALING
ISD :- INTERNATIONAL SUBSCRIBER DIALING2. 按照印度的方式是地下一樓是base floor,一樓是ground floor，我們慣稱的二樓是他們的一樓。所以按我們的說法旅館是在三、四樓。
3.Coffee House, House no. 39 （GF）, New Tibetan Camp, Majnuka Tilla, Delhi-11054, phone: 011-23811829, E-mail: dikicoffee@live.com Tsering Dickey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印度的西藏地圖：第一張，Manju Ka Tila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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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分隔理論
小世界現象（又稱小世界效應）亦稱六度分隔理論（英文：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為假設世界上所有互不相識的人只需要很少中間人就能夠建立起聯繫的理論。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爾格拉姆於1967年根據這概念做過一次連鎖信實驗，嘗試證明平均只需要5個中間人就可以聯繫任何兩個互不相識的美國人。
這種現象，並不是說任何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都必須要通過6個層次才會產生聯繫，而是表達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概念：任何兩位素不相識的人之間，通過一定的聯繫方式，總能夠產生必然聯繫或關係。顯然，隨著聯繫方式和聯繫能力的不同，實現個人期望的機遇將產生明顯的區別。
不過，超過30年來這個理論所謂的人際連繫網，仍然有所爭議。從論文發表至今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很少。不過，在應用層面方面卻很多，特別是保險及直銷業的從業員。另外，早在1980年代初期，《讀者文摘》就已經利用此理論鼓勵訂戶向公司推薦其他潛在訂戶。[來源請求]
米爾格拉姆連鎖信實驗
經過
米爾格拉姆的研究本來在無特定的市民大眾進行，而不是在專業的、需要高度合作的數學界及演藝界進行（參見下）。然而仍遭受不少抨擊。於首次連鎖信實驗（紀錄於未註明日期論文"Results of Communication Project"），米爾格拉姆寄出60封信給堪薩斯州威奇塔市自願參加者，請他們轉交到麻薩諸塞州劍橋市某指定地點的股票經紀人。
參加者只能把信交給他認為有可能把信送到目的地的熟人，可以親自送或者通過他的朋友。雖然有50個人參與了實驗，但組中只有3封信送到了目的地。當信傳到第5個人手上時，只有3封信抵達了目的地。米爾格拉姆在他1967年的那篇著名論文[1]中提到在最初的實驗中，其中的一封信在不到4日的時間內，就被傳達到了目的地，但是他卻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實際上只有不到5%的信件最終被送達了。在隨後兩次連鎖信實驗，因完成連鎖的比例太低，實驗結果未被發表。但是幸運的是，研究者發現很多微妙的因素會對連鎖信實驗的結果產生極大的影響。研究者嘗試在不同種族和不同收入人群中來重複實驗，他們發現巨大的差異。事實上，在米爾格拉姆合著的一篇論文中揭示如果信件的最終接受者為黑人，實驗的送達率為13%，而如果是白人，則送達率上升為33%，儘管實驗者開始的時候並不知道接受者的種族。
發現
雖然飽受議論，但米爾格拉姆帶來了不少新奇的發現。經過多次改良實驗，米爾格拉姆發現信件或包裹在人們心目中的價值是影響人們決定繼續傳遞它的重要因素。他成功將送達率提升至35%，後來更上升為97%。拋開對「地球是很小的」這樣論斷的懷疑不說，人們對「某個特定世界是很小」的論斷是沒有絲毫懷疑的（例如：從某個學院到密西根大學到蒙特婁猶太人社區。平均來看，為實現一次送達，需要6個中間人從而得出了六度分隔理論的說法（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他可能源於六個自由度的說法 (Six Degrees of Freedom)。不僅如此，米爾格拉姆還發現了漏斗效應，他發現大部分的傳遞都是由那些極少數的明星人物完成的。在一個5%的飛行員實驗中，他發現2/3成功的傳遞是由同一些「明星」來完成的。
儘管如此，這個實驗仍然存在著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假設：它假設傳遞鏈條中所有的實驗者都完全有能力發掘鏈條終端的兩個人傳遞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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