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觀察：宗教的中國化是發展的必然要求 掃描二維碼訪問中評社微信
http://www.CRNTT.com 2017-06-11 00:31:31
中評社北京6月11日電／隨著對社會主義社會宗教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也在不斷地豐富與完善。兩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內涵作了新的闡釋。在2015年5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其中，把“必須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置於“四個必須”之首，將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理論。在2016年4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進一步強調：“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可見，要在“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個大前提下全面理解“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
宗教的本土化
宗教本土化是指宗教在傳播發展的過程中，從一個地區傳播到另一個地區時呈現出的某些改變和帶有地域性的特征。宗教史的過程其實就是宗教在各個地區不斷本土化的過程。比如，基督教在歐洲大陸初傳的過程就是阿伯拉罕系的宗教文化在歐洲社會的本土化過程。又如，佛教傳入中國後，從教義、禮儀制度上都與原始佛教有了很大的區別，並以中國文化為依托，與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家等思想和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國特色鮮明、迥然有別於印度文化體系的佛教文化。
差異性的存在是宗教本土化的原因之一。任何一種文化現象，它的發生都受到孕育其文化的背景的影響。當這種文化現象傳播到其他地域時，勢必會遇到“水土不服”的情況。宗教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也是如此。宗教傳播到另一地域，必須通過自我改革來加以適應，才能在一個新的文化背景中得以扎根和傳播。
文化體系雖有不同，但文化成果卻可以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中得以傳播。其一，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本身並非絕對封閉，而是可以互相影響、互相吸收、相互接納的；其二，本土化的過程只是這對種地域性差異的改造或重塑，而不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零和博弈”。所以，不必擔心什麼“本土化”就是對宗教原有特征的絕對否定。
宗教的中國化
宗教的本土化在中國就是宗教的中國化。宗教的中國化，是指外來宗教進入中國後，在保持其自身獨特性的同時，接受中國文化的改造，從而使自身從內容到形式都與傳入地有所不同，表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任何一種外來宗教，在中國得以傳播、發展，必然會或多或少地打上中華文化的烙印。這是一個漫長的漸進歷程，是在長期的接觸、衝突、調適、融匯中進行的。
佛教協會副會長：佛理契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015年02月04日09:37 中國社會科學報 468
學誠法師資料圖學誠法師資料圖
陝西法門寺釋迦牟尼佛真身寶塔陝西法門寺釋迦牟尼佛真身寶塔
2008年4月19日，學誠法師出席首屆“文明對話暨論壇”，與儒、道代表論說“中華文化與社會和諧”。 2008年4月19日，學誠法師出席首屆“文明對話暨論壇”，與儒、道代表論說“中華文化與社會和諧”。
學誠法師，1966年生於福建仙遊，1982年於莆田廣化寺出家，1991年畢業於中國佛學院並獲碩士學位，2007年被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授予教育行政學榮譽博士學位， 2011年被全印度比丘僧伽會授予“三藏大法師”博士學位，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學院副院長、陝西法門寺住持、北京龍泉寺住持、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秘書長、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長等。■本報記者 陸航/攝
2000多年前，始於西漢都城長安，跨越隴山山脈，經河西走廊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絲綢之路不僅見證了中西貿易的繁榮，也促進了各宗教的交流與傳播。在絲綢之路上，除了興盛的佛教外，基督教、伊斯蘭教、摩尼教、拜火教等多個宗教與民族文明相遇融合、共同發展。為進一步探究千百年來，佛教文化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與發展、絲綢之路上各宗教間的對話，本報記者採訪了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學誠法師。
絲綢之路見證佛教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古代絲綢之路貫通遠東、中亞、南亞、中東、歐洲和非洲，見證諸多宗教的傳播與交往，匯聚了不同宗教的智慧與貢獻。在中國倡導和推動“一帶一路”構想的大背景下，請您談談歷史上佛教與絲路發展間的關係。
學誠：絲綢之路又被稱作“佛教之路”。漢唐時期，絲綢之路沿線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均盛行佛教。新疆境內沿絲綢之路遺存大量的佛教石窟，喀什的三仙洞、吐魯番的雅爾湖、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和世界聞名的敦煌莫高窟都是當年佛教興盛的見證。
如果說絲綢之路是漢唐盛世經濟文明的象徵，那麼佛教就是漢唐盛世精神文明的代表。漢武帝劉徹派張騫出使西域，開啟絲綢之路大幕，而後東漢明帝遣使入西域求法，於公元67年迎請印度的迦葉摩騰、竺法蘭在洛陽建白馬寺，佛教由此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再經魏晉南北朝，佛教到隋代已相當繁盛。隨著國力的逐步增強，到唐代貞觀年間，佛教的發展達到了新的歷史高峰：華嚴、天台、禪宗、律、淨土、密等八宗並弘、競放異彩，高僧大德輩出，玄奘大師便是著名代表之一。他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西行求法17年，行程5萬餘里，回國後在長安與弟子一起翻譯大小乘佛經75部一千多卷，為中國佛教發展和東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貢獻。
從漢朝到唐朝，絲綢之路沿途即現今的新疆、甘肅、陝西、寧夏等地都是歷史上各民族交往最密切、經濟最繁榮的地區，也是佛教弘揚最興盛的地方。而今，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進步，佛教也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中央政府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佛教也將在這一宏偉戰略實施中發揮出自身的文化推動作用，為社會和諧發展和各民族友好交往貢獻自己的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報》：佛教文化對推動“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建設有什麼作用？
學誠：2014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談到“一帶一路”建設時指出，要以人文交流為紐帶，夯實亞洲互聯互通的社會根基。而佛教文化在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層面，有著獨特的優勢。佛教倡導“一切法皆是佛法”的理念，圓融對待一切宗教，具有不執成見、兼容並包、廣納一切的胸襟，讓正信的佛教徒比較容易與其他宗教和平共處。
佛教認為，世間的一切學問都是佛法深邃智慧的應機開顯，“一切法皆是佛法”。佛陀還充分考慮到不同地域、民族的差異，制定戒律教導弟子尊重各地的風俗習慣，認為“雖是我所製，而於餘方不以為清淨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製，而於餘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佛教還特別講求“隨喜”的精神，無論任何眾生，只要是其思想、行為有可取之處，佛教徒皆讚歎歡喜。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也曾認為佛教在傳入一個國家後，一般都能與原有的宗教友好相處。
絲綢之路的歷史發展見證了這一判斷。一千多年來，絲綢之路沿線不僅佛教繁榮興盛，還有基督教、伊斯蘭教、摩尼教、拜火教等宗教的傳播。不同宗教與民族的文明在這條通路上相遇融合、共同發展。另外，絲綢之路不僅是中外貿易之路，也是宗教文化交流的信仰之路和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之路。各國人民在貿易往來的基礎上，擱置宗教文化差異，發展經濟，消除偏見，促進宗教內外部的和諧。宗教的和諧，文明的交往，為新絲綢之路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氛圍，為地區穩定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回顧這一段歷史，可以看到不同的文明完全有可能各美其美，共生共榮。在全球化的今天，我相信佛教依然可以像過去一樣，為各國的經濟交往和各民族的友好共處奠定堅實基礎。
佛教吸收中華傳統文化精華
《中國社會科學報》：宗教是人類信仰的一種重要表現。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宗教在社會意義上是對其所在的社會之反映，不應脫離其社會處境來空談宗教。而在文化意義上，宗教則保留、反映了人類文化的遺存，顯示出人類精神生活的發展變遷。中國的佛教文化中有哪些中國傳統文化的遺存？
學誠：在中國的佛教建築、雕塑、繪畫和服飾等方面，處處能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印記。建築上，由於受儒家倫理的影響，中國的寺院圍繞中軸、左右對稱、先殿後堂、主次分明，體現了儒家的禮樂制度，強調有序和界限分明，結構上明顯不同於印度的佛教廟宇。早期的佛教人物塑像和繪畫大多帶有西域特色，符合印度的審美觀念，隨著本土化進程的加深，佛教人物塑像與繪畫創作都有漢人的面貌特點，符合古代中國的審美觀，更加突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
在佛教理論方面，漢傳佛教融匯了中國儒道文化的要素，成功實現了佛教的本土化。東漢時期佛教初傳，為了讓中國人能看懂佛典、理解其中義理，當時的譯經者採取道家、儒家和陰陽家等學說的詞彙與概念，來解釋印度佛教經典中的名詞及思想，此謂格義佛教。格義佛教雖然會造成對佛教教義的曲解，卻是文化傳播的必由之路，對推動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普及具有重大意義。兩晉時期，一些僧人受玄學學派啟發，力求融會貫通佛學義理，他們只求意達而不拘泥於文字，於是佛教般若學依附玄學而得以興盛。他們既是中國漢傳佛教獨立理解佛法、建構本土佛學體系的初步嘗試，也是漢傳佛教融合儒釋道智慧的深入發展。此後漢傳佛教的各宗派——天台、華嚴、禪宗等一直將中國儒家道家的心性論、倫理觀等融攝到佛法中，有力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華嚴宗宗密進而致力於“五戒”與“五常”的融合、佛道和孝道的融合等，將漢傳佛教融合儒釋道的智慧推到一個高峰。明朝末年，雲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四大高僧”繼續力倡三教融合。充分中國化的漢傳佛教融合了儒道思想後成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為重要的是，佛教不僅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理論，並延續至今，仍有眾多信眾身體力行踐行這些理論。寺院不僅是佛教建築的集合，更是僧人實踐佛法的場所，因此保留了諸多傳統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比如在龍泉寺，規定凌晨四點起床，晚九點半休息，起居規律貼近自然；個人生活崇尚節儉，出家人除了擁有衣物和書籍等必備的生活、學習用品外，盡可能降低對物質的要求；開闢“大地心有機農場”，不使用農藥和化肥，殘餘食物可用作有機堆肥，減小垃圾的產生和對環境的危害。
佛教不僅吸收了大量中國本土文化的精華，也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漢民族性格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對“仁”的定義，《論語》中孔子並沒有明確說明什麼是“仁”，只是就著弟子的根器和因緣去點撥。儒家“仁”的實踐基於當時的社會結構，也就成為一種等級秩序下有親疏、差等的愛，是以自身為中心的；道家講“清虛淡泊”、“全性保身”，亦偏重於以一己生命為中心，而佛教講“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則將人文精神發揮到極致。後世儒者講“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與“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觀念也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只有深刻認識到佛教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間的相互關係，才能更好地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做到古為今用。
佛理契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中國社會科學報》：佛教理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融相通。佛教文化中慈愛感恩的處世方式、崇儉抑奢的生活信條、清淨恬淡的精神境界、和合共生的生態智慧，對提升公民道德水平、弘揚時代精神、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具有積極意義，請您談談這一點。
學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用24個字概括為三個層面，即國家層面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層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層面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與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相得益彰。例如，佛教裡的智慧強調“無常”，即世間萬物都以變化的形式而存在。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激發了種種可能性，鼓勵人們為爭取美好的事物而努力。正信的佛教徒面對人生的進取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敬業”的一種體現。佛教裡的慈悲建立在“無我”的世界觀之上。不一味執著於自身的感受，才能真正體會到他人的快樂與痛苦，才會真心誠意地善待和幫助他人。慈能予樂，悲能拔苦。佛教徒這種慈悲心的力量，契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友善”準則。
佛教還特別強調知恩報恩。《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中提到：“世出世恩有其四種：一、父母恩，二、眾生恩，三、國王恩，四、三寶恩。”在封建君主時代，國王是國家的象徵。佛陀教導人們要報國王恩，也即報答國家的恩德，這種佛教傳統與當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愛國”思想相吻合。由此可見，佛教中的諸多理念可以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提供廣泛的宗教倫理支撐，有助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弘揚，符合不同社會群體的價值訴求。
《中國社會科學報》：佛教在弘化和踐行道德思想方面具有獨特的資源優勢，其切實可行的道德規範、健全的激勵及約束機制，對我們當前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哪些具體啟示？
學誠：佛教最核心的教義是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闡釋了宇宙萬物運行發展的基本規律，能協助我們判斷佛教所講的道理是否符合佛法。佛教徒視此為修行的最高境界。但其義理較為艱深，絕大多數佛教徒所理解的只是三法印在現實生活中的體現——即因果報應和生命輪迴。反映在具體操作層面，“三法印”則是對行為、語言和意念方面的規範，也即佛教的戒律。佛教徒在自律的前提下，嚴格依照戒律的要求修正自身錯誤，從而實現心靈的提升。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已經成功本土化的中國佛教在戒律方面的實踐，對於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和平教義益於維護國家安全
《中國社會科學報》：宗教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領域，政府要從國家對外戰略和國家安全利益的高度來審視宗教問題。您曾提出，加強宗教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有利於維護我國國家安全，有利於維護我國社會穩定，有利於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尤其是向西開放戰略的實施。請您詳細闡述下。
學誠：作為人類重要文明，宗教根植於人性深處，揭示了人類存在的有限性，體現了終極人文關懷，對奠定整體人類文明，完善人類社會福利，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信息和交通技術的飛速發展，全球化的浪潮席捲世界，無論哪個民族與國家，都面臨與其他文明或宗教的互動與交流。不同民族與國家，文化與宗教背景各異，會影響其解決政治、經濟等現實問題的方式。
正是由於宗教在國家和社會層面有重要影響，一些抱有特殊目的的宗教極端主義者以宗教的名義，歪曲宗教教義，煽動宗教狂熱，製造宗教與民族之間的矛盾。其本質是反社會、反人類的；但其宗教形式的幌子對普通群眾和青少年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導致被蠱惑者無比狂熱，作出毫無意義的“奉獻犧牲”，甚至走上濫殺無辜、殘害群眾的道路，對社會造成極大危害。我國新疆發生的宗教極端主義活動斷章取義地利用伊斯蘭教經典中的只言片語，對經典教義進行極端化的解釋。這種以宗教為名，實行分裂和暴力恐怖的行徑遭到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及宗教信眾的強烈反對。世界各大宗教的基本教義都提倡和平仁愛，反對暴力極端，而暴力恐怖活動是正確宗教信仰缺失的後果。
佛教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並稱世界三大宗教，是亞洲人民最普遍的宗教信仰，廣為世界各地所接受。在當前形勢下，佛教思想對抵禦宗教極端主義可發揮重要作用。從佛教視角來看，宗教極端主義盛行的一個原因，是極端分子不能真正通曉“因果報應”的道理。佛教徒認為殺生等惡行會使當事人感召受苦的果報。
201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暴力恐怖活動漠視基本人權、踐踏人道正義，挑戰的是人類文明共同的底線，既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敵人。他強調，要發揮愛國宗教人士作用，加強對信教群眾的正面引導，既滿足他們正常宗教需求，又有效抵禦宗教極端思想的滲透。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彼此融通互涵，共譜和諧主旋律。中國歷史證明，宗教極端主義與社會為敵、與生命為敵，素來不得人心。要解決宗教極端勢力構成的威脅，除了採取各種直接措施，還須淨化社會風氣，勸人向善。佛教倡導民族和睦、社會和諧的理念有助於淨化人心，有利於維護我國社會穩定，有益於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尤其是向西開放戰略的實施。
《中國社會科學報》：回顧絲綢之路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教文化曾達到的燦爛輝煌。今天我們強調要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時，是否需要認真考慮“文化走出去，宗教可先行”，即在海外以宗教文化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欣賞、體悟、接受中國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真正認識儒教的“仁”、“禮”，道教的“道”、“德”，佛教的“禪”、“慧”，以及中國民間信仰對忠義、誠信、公正的敬仰與持守？
學誠：進入20世紀，在西方人對其文明進行反省的同時，其他民族亦開始文化自覺。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必須找到適合自身民族狀況的發展戰略。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讓國人對中華傳統文化重拾自信，中華文化復興的意識日益強烈。這種文化自覺是對本有優秀文化的體認，也是實現“中國夢”的動力源泉。
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中國本土的儒道二家以其對自然、社會和人類的深刻洞察，形成了中華傳統文化特有的底蘊，而佛教傳入中國並成功融入中華文化，與儒道共同構成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大主幹。儒家談仁者愛人，禮樂教化；道家尚道法自然，清淨無為；佛家講好善樂施，覺悟自在，三者相得益彰。隨著時代發展，佛教的現代價值在世界範圍內頗受重視。佛教所提倡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亙古常新，對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及和睦的社會秩序有直接的教育意義和約束作用。而佛教平等圓融、普度眾生的教義超越時代與地區，與人類普遍意義上的精神追求相一致。另外，佛教把人類內心世界分為四個層次：感官層次的世界、理性層次的世界、內省層次的世界、悟性層次的世界——不同層次的內心世界，代表著生命不同層次的自我實現。因此，佛教不僅致力於探索個體生命的終極意義，而且致力於追求人類社會的共同福祉。這些認知體系符合全人類和諧文化的實質。我相信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中國佛教必將對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出自身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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