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臺灣日治時期屏東萬丹鄉部落平埔族家庭信仰天主教貢奉聖母像

台灣天主教

台灣天主教教區分布圖
台灣信仰天主教的人口逾23萬人[1]，派別屬於羅馬公教；其中有神父7百多人、修女1千2百人左右，分佈在8百個教堂及各教會機構。此外，台灣共有14位主教，並設有主教團作為最高領導機構。
雖然天主教的信仰人口僅佔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1.5，但天主教會在台灣的社會服務、醫療與文教等公益方面的貢獻上，有著相當高的影響力。

臺灣日治時期屏東萬丹鄉部落平埔族家庭信仰天主教貢奉聖母像

臺北總教區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蓬萊聖堂）

高雄教區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

新竹教區聖母聖心主教座堂

天主教台中教區主教公署
開教
天主教進入台灣，最早始於西班牙人統治台灣北部，1626年西班牙人登陸台灣北部時，同時有西班牙籍的道明會會士來到台灣對原住民傳教，至1642年西班牙被迫離開台灣後中斷。清咸豐九年（1859年）5月18日，三位來自菲律賓的西班牙籍道明會傳教士及五位中國教友傳道員，從中國大陸橫渡台灣海峽抵達打狗港（今高雄港），同年12月在靠近今日高雄愛河河口的地方購地興建簡易傳教所（即今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成為天主教會在台灣的第一個據點。此為天主教正式在台灣發展之始，至2009年已逾150年[2][3]。
清治時期
天主教傳入台灣後，早期隸屬於台灣海峽對岸的福建代牧區（現福州教區之前身）管理，1883年改歸新成立的廈門代牧區（現廈門教區之前身）管轄，當時主要由道明會總理教務。
日治時期
1895年，清朝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台灣成為日本領土，但教務仍隸屬廈門代牧區管轄。1913年（日治大正9年），羅馬教廷始將台灣與澎湖（即日屬台灣）脫離廈門代牧區，獨立設置台灣監牧區，教務仍由道明會神父所主持，教座則設置於高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台灣天主教會轉為日本籍神職人員負責。在日本統治的這段期間，台灣的教會體制逐漸完備。
戰後至今
1945年，台灣歸屬中華民國，台灣的日籍神職人員被全部遣返，台灣天主教會的教務改由華籍神父主導，但監牧再由道明會會士擔任。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之後，由於中國大陸新建立的社會主義政權採無神論治國，有不少本國及外國籍的天主教徒及神職人員離開中國大陸，其中的大部分來到台灣。除了在台灣服務的修會增加外，台灣本地與大陸來台的神職人員也逐漸取代外國籍神職人員，成為台灣天主教會發展的主力。1952年8月7日，台灣建立聖統制，正式由原有的傳教區體制轉為教區制；而台灣的教區數目，也逐漸由原本的1個監牧區，增加至7個教區、1個宗座署理區。
現況
台灣天主教會在於1950年代時曾有長足發展。但1970年代以來教徒停滯在30萬人左右，未有顯著之增加，而台灣此際正是人口大幅增加的時期，故可說信仰比例不增反減。為此，台灣天主教會進行調查，在《天主教在台灣現況之研究》一文中認為1950年代的發展係因：
有利的政治因素
社會經濟狀況不穩定
中國大陸教徒及神職人員大批來臺
山胞（今稱原住民）皈依
而1970年代後的停滯則有以下因素：
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使人的宗教需求下降
傳統文化對於西方宗教的抵制
民間信仰復興
信教人口的遷移[4]
1990年代以來，台灣因為少子化嚴重、且神父必須獨身，與台灣人的傳宗接代觀念嚴重衝突，以及在台灣神父社會地位不高[5]，導致台灣缺乏本國籍神父，必須從東南亞等地派遣神父來台[6]；而各教區研議允許教友擔任神職人員（如終身執事[7]），也顯示出台灣天主教會的牧民工作必須更加本土化的迫切性[8]。
此外，雖然台灣與中國大陸自1949年起便處於政治分治的狀態，但聖座仍將台灣的教省、教區等教會管區劃歸於中國[9]（相關政治問題請參見海峽兩岸關係）。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教務在教會法上尚未分開，如台灣主教團的英文名稱「Chinese Regional Bishops' Conference」，直譯即是「中華區主教團」之意；聖座在台灣的大使館為「聖座駐華大使館」；而台灣天主教會的大專學生組織，則是稱為「中國天主教大專同學會」等。不過在事實上，臺灣的聖統制已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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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交流史的新局: 以基督宗教為中心 - Google 圖書 - http://goo.gl/odvq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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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孝志-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
臺灣西班牙統治時期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goo.gl/p8J6gf
中村孝志原著 賴永祥譯 [詳全文]

中村孝志（1910-1994） 是日本福島縣人，1935年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專攻南洋史及台灣史。其畢業論文的題目就是「在臺灣西荷兩國人的教化事業」，而本篇之成卻是1951年、其間歷16年，可見其殫精竭思用力之深。本篇原題是「西班牙人在臺灣的教化事業一一關於十七世紀臺灣的研究之一」，發表於《日本文化》30期。原文附註甚多，未全部刊出，特附誌之。

譯文初刊於《臺北縣文獻叢輯》第 2輯，民45年4月；後收錄於《台灣史研究初集》頁112-146.

1. 序言

2. 十七世紀的菲律賓與臺灣

3. 確保臺灣對西班牙的重要性

A. 政治經濟方面

B. 宗教方面---耶穌會、奧斯定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重振會。

臺灣的地位是為進入日本或中國的跳板。

4..西班牙人的開始傳

馬地涅的活動、愛斯基委的活動、向東海岸進出

5..宣教師的移動

哥地與施埃良、馬竇．哥比沙、杜瑪．得．桑．哈信德（日人神父）、

拔愛士、基洛斯、慕洛、佔領後期

6..方濟各會的佈教

7..哥爾奎拉的重視南方與放棄臺灣.

8..宣教的成績與教化區域

9..西班牙人撤退後的若干有關史實（原題： 教化的遺留及再宣教之企圖）

10..結語

附：十七世紀西班牙駐臺宣教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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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西班牙統治時期

台灣荷西時期時，西班牙統治（綠色）位置圖
醞釀征服
1571年，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建立殖民地後，就以此地為東亞貿易的中心，逐步征服菲律賓其他島嶼。雖然台灣很靠近呂宋島，但西班牙人選擇往南方的民答那峨島、摩鹿加群島擴張[2]，並無意佔領台灣。等到豐臣秀吉打算以台灣為跳板進攻呂宋島[3]，西班牙人才體會到台灣的戰略價值，不少官員催促馬尼拉當局佔領台灣，不過也有人反對，最後只派艦隊去偵查，卻遇上惡劣天候而無成果[4]。後來豐臣秀吉於1598年去世，馬尼拉當局眼見威脅已緩和，不再打算佔領台灣。
到了17世紀初，馬尼拉當局的威脅很快就從日本人變成荷蘭人。荷蘭因為荷蘭獨立戰爭和西班牙敵對，所以荷蘭人擴張到東亞後，考量馬尼拉的繁榮來自中國的絲以及美洲的白銀貿易，首要之務就是攻擊這兩地出入馬尼拉的船隻[5]。不過仍有華商願意冒險前往馬尼拉，讓荷蘭人了解只靠封鎖馬尼拉並不夠，因此改變戰略，決定在靠近中國的地方建立據點，搶走菲律賓群島的對華貿易[6]。然而荷軍奪取澳門與澎湖的作戰都告失敗，便轉進南台灣的大員。這時馬尼拉當局才察覺事態嚴重，為了對抗荷蘭人，也決定在台灣建立據點。
擴張
1626年，瓦德斯率領艦隊從馬尼拉出發，沿者台灣東海岸來到雞籠灣內的小島（雞籠島、今和平島），並建立聖薩爾瓦多城作為統治中心，此島也連帶被命名為聖薩爾瓦多島[7]。可是據點才建立不久，馬上就陷入困境。因為島上金包里社（Taparri）、大雞籠社（Kimaurri）的原住民的村落遭到西班牙軍奪取，因此拒絕出售食物。馬尼拉的補給船又無法適時抵達，不少西班牙人因此生病或餓死，倖存的人只得吃狗、老鼠來充飢[8]。直到有華商來雞籠販賣糧食，情況才好轉。
到了1627年，苦於糧食短缺的瓦德斯，派了20名士兵前往淡水河，準備與圭柔社（Senar）原住民收購糧食[9]。西班牙軍停留了1、2個月後，卻遭附近部落聯合反抗，隊長及7位士兵被殺，其餘人則逃回雞籠[10]。1628年，瓦德斯派100名士兵進攻，原住民不敵而逃亡，西班牙軍便進入村內搶奪糧食，滿載而歸[10]。原住民只得割讓土地以談和，西班牙人便在此地建造了聖多明哥城作為據點（Santo Domingo）[2]，圭柔社則改遷往他處。
西班牙人擁有雞籠、淡水後，由於來往兩地的海岸線過於崎嶇，加上海路受限於季風以及洋流的時節，因此希望能找到一條更便捷的路線。1632年，長官阿爾卡拉索派80名士兵，進入台北盆地探路。這支部隊沿著淡水河逆流而上，再沿基隆河前進，終於找到一條來往兩地的路線[2]。這次探索，也讓西班牙人接觸許多淡水河、基隆河流域的部落，後來西班牙人陸續征服這些部落。
1632年4月，一艘西班牙船漂流至蘭陽平原，全船皆遭當地的噶瑪蘭族殺害。因黑潮自東台灣的海岸開始轉流向東北方，西班牙船從菲律賓前往北台灣的據點時，必會經過此地。西班牙人早已覬覦宜蘭的戰略地位，打算搶先荷蘭人佔領此地，只是都沒有付諸行動[11]。這次噶瑪蘭人殺害西班牙人的事件，讓阿爾卡拉索以此為由攻入宜蘭，派兵摧毀了噶瑪蘭族7座村落，並殺死了10~12名原住民[11]。然而噶瑪蘭人選擇退往山區，繼續與西班牙人對抗，直到1635年，當時擔任長官的羅美洛，才再次派兵擊敗噶瑪蘭人[12]。
衰亡
主條目：雞籠之戰
原本西班牙人盤算佔領北台灣後，就可免去荷蘭人的威脅，可是局勢並不如意。就算佔領了北台灣，荷蘭人只要在中國沿岸阻止商人，照樣可以威脅馬尼拉的經濟。而且從雞籠運來商品，物價沒有比華商直接運到馬尼拉更便宜[13]；反而維持駐軍要花大量經費，又無法打開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再加上從1630年起，美洲的白銀產量逐年遞減，馬尼拉就因流入白銀的減少，而陷入經濟衰退 [14]。北台灣的經營幾乎都要仰賴菲律賓的補助，可是菲律賓本身也要資金應付和穆斯林的戰爭，西班牙人越來越難撐下去。
1637年，菲律賓總督科奎拉（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為了減少開支，決定削減北台灣的軍力。他下令毀掉淡水的聖多明哥城，僅駐軍於聖薩爾瓦多城[15]。雞籠防備空虛，終究引來荷蘭人的覬覦，1641年荷蘭人前來雞籠一探虛實，並伺機進攻。這時西班牙人的威望已大不如前，許多原住民轉而加入荷蘭人，不過荷軍認為火砲數量不足以攻破城堡[16]，勸降西班牙守軍失敗後，就返回大員。到了1642年，荷軍大舉進攻雞籠，並奪取了雞籠島上的制高點。西班牙軍已無力抵抗，遂向荷軍投降，從此退出台灣。
族群
地域概述
西班牙人以地緣關係，大概把當時的台灣劃分成以下地理區(或稱省區,Provincia)，分別為淡水河流域的淡水省區(Tamchui)、宜蘭平原的噶瑪蘭省區(Cabaran)、從花蓮立霧溪口至秀姑巒溪口的海岸與縱谷地帶的哆囉滿省區(Turoboan)[17]，以及不屬於三大區但是亦為重要的地區，例如基隆北海岸的大雞籠-金包里(Quimaurri-Taparri)，以及三貂角(Satiago)、圭柔(Senar)、八里坌(Patao)等[18]。然而所謂省區只是區域概念而非行政區域，噶瑪蘭或哆囉滿此二區，西班牙人並無設官分治[19]。
西班牙人
前來北台灣的西班牙人，以士兵占最多數，也有少數的官員、傳教士與自由市民。因人手不足之故，低階官員也多由士兵充任，只是於職務任期終了才發薪，在當時是很普遍的事，就有一位簿記官因多次要求發薪未果，卸職後便拒絕交出保管的金庫鑰匙[20]。每年平均大約有250~300位士兵，分別駐守各據點[21]，其中不少是菲律賓住民的傭兵，因西班牙女性不多，便有一些士兵與台灣原住民通婚，並在雞籠島上發展成小型聚落[22]。
西班牙人在北台灣的生活，與來自馬尼拉的補給船息息相關，補給船會帶來薪餉、食物、藥品、衣物等物資，同時也是傳達命令、官員或士兵輪調的時候[23]，補給船甚至也載來士兵喜愛的菸草[24]。只是西班牙人始終過得不太好，佔領初期就曾因補給船未準時抵達，而陷入糧荒，後來雞籠之戰被俘虜到大員的人，便很羨慕荷軍物資充足[25]。
菲律賓人
西班牙人據有北台灣後，因人數過少，便大量徵召菲律賓人擔任士兵及勞工。菲律賓人主要來自卡加揚與邦板牙，也有極少數的他加祿人在聖薩爾瓦多城擔任鐵匠[26]。士兵除了作戰外，也會擔任哨兵；勞工則是建築要塞、教堂及房屋或是在船上服勞役。原本駐台的菲律賓人過了一段時間，應該有另一批人來輪替職務，實際上卻是待了好幾年仍無法回家[26]，因犯罪而服勞役的人，服刑期滿也被強制留下[27]。有些菲律賓人便展開逃亡，成功逃走後就藏在台灣原住民的部落，也有人逃亡失敗被抓回來處死。雖然西班牙人隨後於雞籠之戰敗仗，菲律賓人的處境並未好轉，他們無法像西班牙人一樣得以遣返，而是被扣留下來充當奴隸，荷蘭人甚至把之前藏在原住民部落的人抓回大員[26]。
巴賽人
主條目：巴賽族
狹義的巴賽族係指分布於基隆北海岸的原住民，可分成三大社群，分別為金包里（Taparri）、大雞籠（Kimaurri）、三貂（St.Jago）[28]，其對應的文化則為十三行文化的舊社類型[28][29]。位於宜蘭平原的哆囉美遠(Talebeouan)以及花蓮立霧溪口的哆囉滿(Taroboan)，因為住民也使用巴賽語，亦有學者歸類為廣義的巴賽族[30]，其相應文化則為十三行文化的普洛灣類型[29]。
巴賽人迥異於一般以務農、捕魚、狩獵為生計的原住民，係以手工藝及貿易謀生，經常遊走各地與漢人及宜蘭、花蓮一帶的原住民進行交易，也會替其他村社製造弓箭、刀斧、縫紉衣服甚至建造房屋，巴賽人在北台灣海岸的貿易圈扮演的地位，讓巴賽語成為當時北台灣的通用語[31]。本來原住民的交易方式係以物易物為主，然而巴賽人隨著與西班牙人與漢人的接觸，逐漸也了解貨幣的價值。漢人會要求巴賽人賣貨物給西班牙人時索取白銀，再以白銀向漢人購物；原本巴賽人結婚時多以瑪瑙、衣物、陶甕做為聘禮，因銀貨的流行，多改以披索支付，巴賽人甚至還教淡水原住民了解白銀的價值[31]。
經濟
早在西班牙人統治前，北台灣已有巴賽族出售黃金、硫磺、鹿皮給中國、日本商人。交易方式仍係以物易物為主，也用珠子、白銀、布作為交易媒介[32]。黃金原產於東台灣的海岸山脈，當地原住民於河川下游採集沖刷而成的砂金，經過多次轉手交易才流入北台灣[33]，不過產量不足以大量供應。硫磺則是最大宗的出口物，盛產於內北投社（Ki-pataw）、金包里社（Ki-taparri），中國商人主要都為了收購硫磺而來。原住民係於9-12月採礦，只是中國的硫磺價格經常變動，華商不會定期前來收購[34]。
西班牙人統治以後，駐軍所需的物資以及貿易用的白銀都要從馬尼拉運來，補給制度就成為北台灣的經濟命脈[35]。馬尼拉大多每年會派二次補給船，一次於8月、另外一次約為5月，把美洲來的白銀運到雞籠，以購買華商的絲、紡織品，再把商品運回馬尼拉販賣。雖然西班牙人不被允許和明朝展開正式貿易，但卻以免關稅、免貨物稅，甚至免入關查驗的方式，吸引走私商到雞籠作生意[36]。西班牙人也試圖招攬日本商人，以把雞籠發展成中、日貿易的轉口港，不過德川幕府發布了鎖國令，這種期望從此破滅。
可是這種經濟發展的模式過於依賴馬尼拉，貿易興衰取決於補給船有無載白銀來。有鑒於此，艾斯奇維曾建議引入中國、日本的農民前來開墾土地，但始終沒獲當局同意[37]。所以自西班牙帝國的白銀貿易衰退以後，北台灣的經濟也開始蕭條，促使西班牙人退出台灣。
天主教的傳佈
西班牙人之所以佔領台灣，除了政治以及經濟因素外，也考量台灣的位置方便前往中國、日本傳教，起初就派了5位神父隨軍出征。前來的傳教士大多出自道明會，不過也有其他的教會參與。
起初只有軍人才能進入原住民的村莊，並無神職人員在村內活動，直到神父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抵台灣後，才獲准入村傳教。艾斯奇維為了更方便傳教，編寫了「淡水語辭彙」(Vocabularin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以及「淡水語教理書」(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不過這兩本書至今仍遺軼[38]。艾斯奇維為了培育傳教士，在阿爾卡拉索的支持下，成立了聖慈悲兄弟會（Hermandad de la Santa Misericordia），會長一律由長官擔任[39]；原本他還打算創辦神學院，只是始終未能實現。
原本西班牙人的傳教範圍，只限於基隆、淡水城堡外附近的部落。西班牙人勢力擴大以後，傳教士開始往淡水河中、上游以及宜蘭移動，甚至不用士兵作伴，也可以安全地在原住民部落施洗 [40]。只是好景無法維持多久，從北台灣裁軍以後，西班牙勢力大幅衰退，傳教士也就無力遠離城堡去傳教。
基本上原住民係考量部落的安全，才肯接受天主教。有傳教士在，西班牙士兵較不會來騷擾，也可和西班牙人合力對抗敵對部落[41]。可是不同部落間的敵意，也阻礙傳教的進展。只要傳教士前往敵對部落，原住民就會產生敵意，成果立即化為烏有，甚至有傳教士因此被殺[41]。雖然有不少的傳教士來台灣，可是他們認為到中國、日本傳教才是首要之務，只把台灣看作是前往兩地的跳板[42]。所以傳教士停留的時間都不長，也難以取得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