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貨幣/紙幣銀幣硬幣“台灣製造”“台省製造/台灣硬輔幣/五角/台灣銀幣:同治壽星/台灣製造七分二厘銀元/台灣鑄造的“光緒元寶”銀幣均為銀毫輔幣，根據其面文不同可分為兩種版別：一是“台灣製造”光緒元寶；二是“台省製造”光緒元寶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Zfqy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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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年永樂通寶是明朝皇帝明成祖在位時所鑄的年號錢+（日本仿製的永樂錢，錢背則有「治」、「木」等字；相對於中國鑄造的永樂通寶日本仿鑄的永樂通寶由於鑄造量不多導致其收藏價值相對較高）+永樂通寶在室町時代一直在日本流通，直到1608年（日本慶長十三年），江戶幕府下達了通用禁止令，以慶長通寶代之。後來，永樂通寶逐漸被日本國內所鑄的寬永通寶所取代+織田信長曾使用永樂通寶作為自己的旗幟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unf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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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古錢幣-1626年日製「寬永通寶」在中國及台灣一直使用+寬永通寶從1626年（寬永三年）始鑄到1867 年結束，鑄期達241年+寬永通寶是日本鑄期最長、鑄量最大、版別最複雜的古錢。它是曆史上流入我國最多，收藏者最熟悉的 外國錢。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SlIF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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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通寶/韓國錢幣/高麗朝鮮古錢/箭幣/朝鮮通宝/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SYKE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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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鑄銀元，咸豐三年(1853年)壽星銀、如意銀(花籃)、劍秤銀
163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建立據點後，使用美洲的白銀作為流通貨幣。在統治北臺灣期間，亦以白銀購買唐船帶來的商品如絲、棉布。此後銀幣一直是臺灣商業買賣使用的貨幣，而非中國的銀兩，直到日本佔領臺灣後，才改用紙鈔。圖為當時流通的西班牙銀幣，約重27.67公克，稱為 1比索（peso）或八里爾(el real de a ocho)。〈西班牙銀幣8 Real(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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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鑄銀元，咸豐三年(1853年)壽星銀、如意銀(花籃)、劍秤銀
如意銀
劍秤銀＝筆寶銀
台灣銀幣投資
2014-04-15
早期台灣自鑄銀元應可追索到的是在咸豐三年(1853年)，據《臺灣通史》的《度支志》其中一段的重要記載，“咸豐三年，林恭之變，攻圍郡治，塘報時絕，藩餉不至‧而府庫存元寶數十萬兩，滯重不易行‧乃為權宜之策，召匠鼓鑄，為銀三種，日壽星、日花籃、日劍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錢八分，銀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庫兩字」，所以別洋銀也，是與臺自鑄銀元”(卷九第254頁)‧
台灣如意銀餅
這段歷史記載具體說明了當時臺灣是隸屬福建省的，咸豐三年發生動亂，台灣人林恭响應太平天國運動，在台灣鳳山縣起義，焚燒衙門，捕殺貪官污吏，廢除苛捐雜稅，開粮倉賑濟貧民，清廷任命福建分巡台灣兵備道台除宗幹和福建水師提督李廷鈺帶同兩廣精兵，全力剿平動亂‧這以如意壽星及筆寶為圖案的銀餅就是在這次戰爭期間，糧餉不足情況下，台灣知府動用庫存元寶自鑄的三種銀元，以充餉銀‧它採用固定大小重量的銀餅來獎賞士兵，整齊簡省方便，戰火平息後在台灣地區更廣泛使用‧
台灣壽星銀餅
台灣筆寶銀餅
還有咸豐年間，外國銀元也大量湧入台灣市場，從商業買賣至繳納賦稅也以銀元結算，特別在戰爭等非常時期，在支付軍餉外銀不足時，而庫存銀元寶亦太重，不易分割，市場亦難以流通‧就是這些原因，台灣知府便自己造幣，這不但可以發餉，也收抵制洋銀的目的‧台灣的自鑄幣其制造方法子版式也頗像新疆早期的土法鑄幣‧儘管如此，這種特別的自鑄在中國貨幣史上佔有一席的地位‧
1545年，葡萄牙人發現台灣稱為福爾摩沙，從此以後，台灣在過去的四百年歷史當中飽受殖民之苦，十六世紀時，菲律賓西班牙人為安全及擴展傳教範圍不斷想攻佔台灣，1624年，荷蘭佔領台南，1626年西班牙派兵佔領台灣北部，在港口築堡壘‧由16至19世紀初，中國沿海省份及台灣紛使用外國銀元作交易‧流通夠廣泛的外國銀元有16及17世紀鑄的西班牙及墨西哥的八里爾銀幣‧此幣俗稱《COB銀幣，切割銀幣》，其形狀有圓形，方形及長形等，大小不一‧銀幣上的花紋圍繞十字架‧還有西班牙和墨西哥鑄的雙柱地球及西班牙卡洛三世銀幣，面值8R、4R、2R、1R及1/2R等‧此外墨西哥的鷹揚銀幣及英國貿易銀壹圓‧這些外國銀幣一直在東南亞地區及中國沿海包括台灣流通使用，直至清末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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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連雅堂之”台灣通史”度支志載稱:咸豐三年, 林恭之變,攻
圍郡治.塘道時絕,藩餉不至;而府庫存元寶數十萬兩,滯重不易
行,乃為權宜之策,加匠鼓鑄,為銀三种: 曰壽星, 曰花藍,曰劍
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錢八分,銀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庫二字
,所以別洋銀也.是為台灣自鑄銀元.
壽星銀元,連雅堂稱係咸豐三年所造.其實早在道光1838年間既有鑄
造,且錢重係庫平七錢二分而非連所稱之六錢八分.相傳為台南
張溫所鑄.台灣壽星銀可稱為中國最早發行的七錢二分銀元之始
祖.甚至較日本龍元還早五十年, 頗具歷史義意.
花藍銀元相傳是由鳳山林恭所鑄造.此銀元一面鑄有如意一對又
稱如意銀元. 並有”足紋通行”四字. 另一面則鑄有聚寶盆,中
間有一寶字, 兩旁另鑄”府庫軍餉”四字.
劍秤一般稱為筆寶銀元.幣面上之筆與劍相似.一面鑄有”軍餉.
足紋通行”六字.另一面則鑄有”府庫,足重六八”.六字.相傳
為彰化戴潮春所鑄.
台灣銀幣三寶有可能是銀匠手工打造, 數量甚少且枚枚有異.
目前所見都是銀樓戳印累累, 這是驗明真偽的痕跡,可見確實
流通過.對於台灣三寶的明確由來實在有賴台灣近代史家深入
明察.只不過是百多年前之歷史應不會太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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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用「錢」國際化的年代相當早。17世紀西班牙人鑄造的「里爾」在臺灣就開始流通。
在清代，臺灣人愛用外國洋銀，進行不動產的大額交易。官方鑄造的「紋銀」反而多在官衙流通而已。從早期臺灣錢幣使用的情形，不難發現臺灣人早就用錢和國際接軌。
最早的外幣
在清代的地契文書上，常會看到雙方交易「價銀….大員」的字句，表示雙方用銀元交易。當時用的銀元多是指來自外國的銀幣，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所鑄的銀幣里爾（ocho reals）就是當中常見的一種。
16世紀70年代西班牙在呂宋島馬尼拉建立據點後，西班牙人鑄造里爾銀幣做為在東亞使用的通貨。當時從西班牙的殖民地，至南亞各地的西班牙、葡萄牙人的通商地域，都流通這種貨幣，成為當時東亞主要的國際貨幣。臺灣自然也有流通，到清代也一直延續使用。
外國洋銀以圖辨識
不過當時的閩南人怎麼稱呼里爾呢？他們是直接將里爾此外來語轉化稱呼為「鐳」。清代《廈門志》也寫道：「又有紅銅鑄者，中肖雌虎，名曰鐳，以當錢文之用」。現在新加坡的福建人稱呼錢就叫「鐳仔」。
對於外國來的「洋錢」，民間看不懂幣面上的洋文，常用幣面上圖案來稱呼「洋錢」。例如西班牙銀元除稱為「鐳」之外，18世紀之後鑄造的銀幣上，幣面印刻國王像，看起來像佛頭，被臺灣人稱呼為「佛銀」、「佛頭銀」、「佛面銀」、「佛首銀」等。
除了「佛銀」外，還有「雙柱」。所謂「雙柱」是西班牙銀元的幣面印刻有二個柱子，頗像蠟燭，故俗稱「雙柱」。而外國銀幣上常在錢輪邊緣有麥穗花紋，故也被稱為「花邊銀」。另外荷蘭人所鑄的銀幣因幣面上有騎馬持劍圖，故稱「馬劍」，出現有劍的圖案，則被稱為「劍銀」。
官方紋銀官衙流通多
外國來的「番銀」，普遍在臺灣民間流通。官方所鑄稱的「紋銀」，反而不受百姓愛用，通常只在文武官衙內使用。清代臺灣有一種官方鑄造的紋銀「壽星銀餅」，民間又稱為「老公仔銀」。
關於「老公仔銀」的鑄造，連橫在《臺灣通史》指出，咸豐3年（1853）「林恭之變」時，臺灣官府鑄了3種官銀，壽星銀餅是其中之一。
當時官員似乎參考了外國番銀的作法，在幣面上印刻圖案，差別在於將其改為中國傳統紋樣，因此便以圖案來稱呼3種紋銀：「壽星、花籃、劍秤」。其中，壽星圖樣較為常見，幣面上印刻「道光年鑄」、「足紋銀餅」等字，這樣看來，連橫所稱咸豐3年「林恭之變」時鑄造的說法可能有誤，觀諸文獻，應該是在道光12年（1832）「張丙之亂」時鑄造的。
漢人使用銀幣時，習慣以重量計算幣值，所以漢人使用外國銀幣交易時，也是透過秤量重量決定其價值。一個8里爾銀元大約重27餘克，一兩約重37餘克，折算下來大概是8里爾銀元折7錢2分（紋銀一兩），所以當時人所稱的「七二銀」即由此來。上述官鑄的壽星銀餅，幣面寫著「庫平柒貳」，表示此幣重量7錢2分，也被稱為「七二銀」。
官方通寶與私錢
外國來的「番銀」，主要使用在民間的大筆交易如不動產買賣當中。但日常生活的小額買賣，主要用銅錢，而且也需要有輔幣，方能找零。所以銅幣被稱為「零星（lân-san）」、「零星錢」（lân-san-tsînn），客家話也說「銀角斯係零星錢」。客家與閩南話裡的「銀角仔（客語：ngiunˇ gokˋ eˇ，閩南語：gîn-kak-á）」指的都是銅錢，有趣的是民間以「銀角」來稱呼「銅錢」。
臺灣民間通用的銅錢，以清代歷代鑄造的「通寶」為主，也仍使用清代以前宋元明的銅錢、鄭氏集團所鑄的永曆通寶，以及日本與安南的銅錢等等。
這麼多「通寶錢」中，民間認為日本的「寬永通寶」最為精緻，是當中價值最高的。官鑄的「通寶錢」也稱為「制錢」，然而民間卻有很多種私鑄的「私錢」流通，因不若官鑄制錢精細，又稱「歹錢」，官鑄的則是「好錢」。
清代臺灣民間「私錢」常與「制錢」混合使用。當時人就觀察說「百姓其買蔬菜，皆用私錢以與農夫，而農夫則將私錢向街路買物品」，也就是說使用「私錢」是很普遍的。
臺灣地方官員對私錢的流通，也頗在意。恆春縣署就曾為了私錢的在恆春流通，導致物價昂貴，公告禁用私錢，規定「自示之後，一切買賣統用制錢」，「倘敢攙和小錢，或自他處潛運到恆，希圖取利，一經查出，定即嚴拏究辦」。通常1個外國銀元可換制錢並無固定，折率常有波動，通常換到700至800文應無問題，而私錢價值較制錢低，好的時候用銀元換到1500文私錢之多。
錢是原住民身份象徵
談了漢人，那歷史上臺灣原住民怎麼使用錢幣呢？
16中葉世紀以後，臺灣原住民開始頻繁與外界接觸貿易。一些原住民改變原本以物易物或珠貝交易的方式，開始使用銀幣、銅錢等貨幣來交易。
17世紀一位來臺的西班牙傳教士觀察到，原本淡水原住民的婚禮習俗是男方需給女方陶甕、酒、布料及瑪瑙等物品為代價，但女方卻將原物退還，因為他們希望男方以批索（peso，8里爾等於1批索）來支付同樣的價值。
不過我們也不能說原住民希望拿到貨幣，就是真的拿來當錢使用。這些外國貨幣可能因罕見，被原住民視為一種貴重金屬，成為表彰身份地位的象徵。一些原住民就把外來錢幣做為身體的裝飾物，與珠串等飾品融合使用。例如19世紀外國人觀察到，臺南地區的西拉雅人會將外國銀做成項鍊，這是相當普遍的使用方式。
蘭嶼的達悟族人則是將外來的銀幣重新鎔鑄打製成銀製品，成為貴重的飾物。當外來物品放到原住民部落社會裡，常被原住民以自身觀點作詮釋，成為具有多重文化意義的物件（entangled objects）。
另外，從中部平埔族人的飾品上，也發現數個荷蘭錢幣做裝飾。細看這些荷蘭銀幣上的人像作工頗為粗糙，模仿的外文也顯得四不像，明顯是假錢。如果純粹只由商業錢幣的觀念來看，會覺得原住民受騙了，交易到偽幣。先不論是否真的受騙，但外來金屬在這裡或許僅是做為身體飾物之一，回到原住民自身的文化脈絡裡看，真假可能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錢幣也能保平安
其實漢人也不是只把錢當錢用。漢人習俗裡將古銅幣編結在鐵棒上製作而成「錢劍」，放在家宅內，用以驅邪化煞、保平安。
由於「通寶錢」被認為是歷代帝王所鑄錢幣，且有悠久的使用與流通歷史，因此被民間認為具有極強招財力量，特別是清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這五位皇帝因為是清代盛世，他們在位時所鑄的銅幣，被視為「五帝錢」，能量極強。
當中用康熙通寶製作成的「錢劍」被認為特別有效，除了康熙皇帝本人長壽外，康熙二字也意味良好的健康。錢幣也被漢人轉化，賦予其趨吉避凶的文化意涵。
人的運氣決定有關，一般人都知道「錢仙遊戲」不能隨便玩，因請神容易送神難。我們有時也為了一件事拿捏不定，最後以錢幣的二面來決定做或不做、正或反、A或B。我們也常聽說事物都有一體二面，但事情真的只會有二面嗎？真實的社會實情常不會只二面或二種抉擇，就像錢幣雖一體二面，但實際上被人所使用時，伴隨人們各種各樣趨吉避凶的想法，以多重的面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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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貨幣
（一）清代臺灣制錢
1、“康熙通寶”“臺”字錢。臺灣回歸之后，為波動社會，回收舊錢，康熙二十七年奉詔“開福建臺灣鑄局，錢幕鑄滿漢文‘臺’字。三十一年停臺灣府鑄局。”[7]另據清唐與昆《制錢通考》也說：“康熙二十七年，福撫張仲舉以臺灣所用明桂王偽號錢文甚多，若一時驟行全禁，貧民無以為資，疏請開爐鼓鑄，收購偽錢保管改鑄。經部議準行，令設爐開鑄，背鑄‘臺’字”。《清圣祖實錄》卷140也有相似文字：“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二十六日，命臺灣府開爐鼓鑄。”僅工夫稍有出入。但“康熙通寶”臺字錢比內地同種制錢略小，分量亦輕，每貫計重缺乏6斤，所以不能通行于內地，而僅局限于島內呆滯。在臺貿易的海洋商人，必需將這種臺字錢升高兌換銀兩攜回內地。隨著臺字錢鑄造量不時增加，錢價日益升值，以致白銀一兩可兌換臺字錢三、四千文，駐臺班兵支付兵餉，按定例是銀七錢三，兵民均深感方便，市井貿易也因而屢惹事端。其間臺灣鎮總兵殷化行屢次奏請朝廷頒令停鑄，而戶部則保持鼓鑄。直到康熙三十年（1691），殷氏離臺調赴襄陽鎮總兵之前入朝覲見，備陳臺錢之弊，剛才惹起朝廷注重，遂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停鑄。
2、“雍正通寶”“臺”字錢。雍正十一年（1733）之后臺灣重開錢局鼓鑄雍正通寶臺字錢。直徑2.7厘米，重一錢二分。由于鑄造量較少，因而存世珍品未幾。
3、“乾隆通寶”“福”字錢。乾隆初年，臺灣呈現通貨充足、錢價日升的景象。以前通用的臺字小錢，每三文僅值內地制錢二文，而番銀一兩，此前可兌小錢1500文，而今只換800余文，“兵民交困”。乾隆四年（1739）玄月五日閩漸總督郝玉麟、福建布政使王士任因而急迫上報朝廷：“據臺灣鎮總兵章隆、知府劉良壁等飛羽呈報，該地官方運用小錢，過去番銀一兩，換錢一千五六百文，后漸減至一千有零。本年六月間，每兩僅換小錢八百一十二文，兵民力不能支。因與錢鋪較論錢價，欲令稍減；開鋪之人竟至閉歇，該鎮府等婉為勸諭，并禁兵民不許強行勒換，始復倒閉，并稱目前得內地運錢—萬串，便可救濟。臣等查內地錢價如今高貴，勢不能運往救濟，而臺地錢價，其貴大異平常，況兵丁遠戍，所支糧餉銀，以之換錢為日用薪水，操演辦公，較前更覺寬裕。”郝玉麟等人以為只要下列方法方能解十萬火急：“唯有福州省城過去買黃銅器皿共九萬八干余斤，除已賣外，尚存生熟銅八萬一千余斤，若用鼓鑄錢文，照定例每文重一錢二分，配以白黑鉛斤，約可鑄錢萬不足串，足以運濟臺地。”[8]乾隆天子批：“如所請速行，該部曉得。”一萬余串“乾隆通寶”“福”字錢很快鑄成并運往臺灣，波動了臺灣經濟，也安撫了臺灣軍心民意。
為了進一步緊張并化解臺灣的貨幣危機，乾隆五年（1740）福建新任巡撫王土任奏請采買滇銅20萬斤，“照鼓鑄青錢之例，添辦白鉛、黑鉛、點錫，合為四十萬斤，在省開鑄，陰畫滿文‘寶福’二字，先后計鑄四萬八千余貫，以時運至臺灣．流衍市上。而海舶自天津、寧波運入者，歲率敷十萬貫，每銀一圓易錢二千。物價亦平，米一斗二百，肉一斤四十。生計富余，兵革不生，閩粵之氓先后而至，拓地遠及兩鄙”。[9]由于臺灣群眾的勤奮休息，加上福建的鼎力援助，臺灣經濟呈現了疾速增加的趨向，這也是清代臺灣經濟開展的最好時期。
4.“咸豐通寶”“臺”字錢。咸豐年間臺灣迸發林恭指導的農民起義，為籌錯軍餉，臺灣中心當局在嘉義保管舊炮，鑄造“咸豐通寶”臺字錢，有當十、當二十、當五十、當百數種[10]。連雅堂教師以為有當千者。日自己平田廉郎著《臺灣古錢之研討》，以為海洋所鑄咸豐大錢凡當五十者皆曰“重寶”，當百者皆曰“元寶”，唯獨臺灣所鑄咸豐錢，不管當五十或當百，皆稱“通寶”。除上述官鑄制錢之外，清代臺灣呆滯的私錢數目亦不少，日自己北山氏估量各占半數。清代官方不只還外行用明朝制錢，以致還有明以前的，而安南景興、景盛、光中等劣質銅錢也充滿于市。其卑劣之水平，可由事先官方所稱沙殼、風皮、魚眼、灰板、浮水等略見一斑．據稱以致以錢浮水，再于錢上放米二粒，猶不下沉。[11]
(二)清代臺灣銀元
1、臺灣官方持續沿用西班牙銀元，官方亦以此作為結算方式之一。康熙年間浙江人郁永河赴臺灣考察硫磺資源，回閩后著《裨海紀游》，記敘此時臺灣“市中用財，獨尚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圓長不一式，上印番花，實即九三色。臺人非此不必；有以庫帑予之，每蹙額不顧，以非所罕見耳。”《赤嵌筆談》也記康熙末年（1721）臺灣運用銀幣的情
況：“買賣最尚番錢，紅毛所鑄銀幣也。長科無式，上印番字，銀色高-潮，以內地兼金與之，反多滯難用。”此處“紅毛”即泛指西班牙人或荷蘭人。即便西班牙銀元成色不好，但在臺灣信譽度頗高，不管是漢人還是少敷民族先住民，都“非此不必”。乾隆《臺灣府志》“食貨”曾說到乾隆年間在臺呆滯的“番貨”品種：“劍銀，以銀鑄成，重九錢，來自西洋；圓錢，一名花欄錢，重七餞二分，小者二當一，并有四當一者；方錢，重與圓錢同，俗呼番餅；中錢，重三錢三分；茭亦銀錢，有重一錢八分，亦有重九分及四分五厘，以上皆來自咬溜吧，呂宋”。嘉慶、道光年間臺灣兵備道姚瑩上督撫《籌議商運臺谷》文中也說：“臺屬貿易俱用番餅，官民收用紋銀，皆仰食臺餉，給兵之后，分布官方，舍此則海內紋銀隔絕矣”。嘉慶二十三年（1818）八月閩浙總督董教增奏臺灣府屯地屯租清厘折衷統計屯租、屯丁番銀算計1680圓，還給佃首辛勞番作450圓，并有5971圓番銀“收貯廳縣以備興建水利、紅白恩賜”[12]。同本奏折衷還有“征收已墾田園租銀”，“每年實共征番銀”38185圓，“屯餉番銀”33240圓，“尚存番銀”1757圓。道光元年（1821）閩浙總督孫爾準奏折衷反映“原參短交庫款番銀一萬零六百二十二圓零，折銀八千一百七十兩零”。[13]孫爾準奏折衷還提及“通臺道、府、縣各官分年均捐番銀二萬元”。[14]道光六年，為彈壓臺灣張丙起義，閩浙總督發動臺灣官民商紳捐番銀15萬元。[15]道光三十年（1850）臺灣兵備道徐宗干上書閩浙總督《請籌議積儲》，文稱：“今年春夏外來洋元敷十萬，今則來者寥寥，已數月無廈口商船矣”[16]。上引材料充沛闡明，乾、嘉、道時期是臺灣官方、官方運用番銀最盛的時期，也是臺灣對外貿易最昌盛的時分。
2、道光、咸豐年間臺灣鑄造壽星銀餅、如意銀餅、劍秤銀餅。連橫以為，咸豐三年（1853），臺灣島內有林恭之變，圍攻郡治（今臺南），“藩餉不至，而府庫存元寶敷十萬兩，滯重不易行。乃為權宜之策，召匠鼓鑄，為銀三種：曰壽星，曰花藍，曰劍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錢八分，銀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庫二字，所以別洋銀也。是為臺灣自鑄之銀。”[17]這里必需特地指出的是，關于壽星銀餅（即俗稱老-公仔銀）的始鑄年代，連橫記載當誤，并非咸豐三年，而是道光十八年（1838），該銀餅反面圖案為柱杖壽星立像，兩側緣辨別篆書“足紋銀餅”、“道光年鑄”，其下署楷書“庫平柒貳”；反面以雙耳三足鼎為主圖案，并署對讀滿文“臺灣府造”；梵文“萬”字紋邊。我國晚期銀幣中，普通以為最早的是1793年專為西藏鑄造的“乾隆寶藏”，臺灣壽星銀餅可排名第二。
3、光緒十四年（1888）清朝廷開鑄“光緒元寶”，重七錢二分，亦在臺灣呆滯。因其背有龍紋，故稱“龍洋”或“龍銀”。但是直至光緒、宣統二朝，在臺灣呆滯最廣的還是墨西哥銀元，重七錢二分。此種銀元逐步將上述“六八銀元”排斥出呆滯范疇，這是由于“六八銀元”的含銀量為6.664錢，而墨西哥銀元則6.494錢，前者較后者計重1分7厘，依據劣幣驅趕良幣的根本準繩，官方多珍藏“六八銀元”或凝結為銀器，加上本來鑄造數目就未幾，所以很快加入呆滯。
4、光緒十六年（1890），臺灣中心政府向德國購入鑄幣機器，在臺北設置官銀局，以臺灣候補知府督辦。先鑄銀輔幣，以龍紋為飾，重七分二厘．每年鑄造數十萬枚，在臺灣南北各路通用。
此外在臺灣呆滯的還有香港銀元等等，此不贅述。
（三）清代臺灣紙幣
1、同治元年(1862)臺灣中心政府鈔票。同治元年（1862）臺灣彰化戴潮春指導起義，北路騷動。兵備道洪毓琛駐郡治臺中籌防，由于海洋兵餉遲遲未至，班兵激憤，洪氏只得向德記洋行借款白銀15萬兩，約以臺灣關稅抵押。但是所籌軍費猶嫌缺乏，只得發行臺灣府中心鈔票，也是臺灣島上最早的紙幣。
2、劉銘傳以“定捐借兩法”[18]發行銀錢票。光緒十年（1884），內地危機再起。法國為占領越南北部，翻開中國東北門戶而挑起中法和平，中國戰勝。法國艦隊進入臺灣海峽， 希圖占領福州、基隆。法軍壓境，但是福建協濟的軍餉未能及時入臺。隨著和平的擴展，法軍封閉海上，以隔絕海洋的救濟。為處理島內軍餉及和平經費，臺灣防務大臣劉銘傳擬“定捐借兩法”，飭臺灣兵備道劉璈籌辦。詳細方法就是以200萬兩白銀作為定數，全臺各縣分攤，凡家資萬兩者，以五厘計，應捐五百兩。由中心官先付給印票，待中心政府撥款抵臺后即由官府實收，并對捐銀者從優獎敘。隨后又規則家資萬兩者，應借款給政府，亦按一分計，應借一千兩，異樣由官府索取印單，并定以一年歸還。逾期官府未還．則按月加息五厘。其家資不及一萬兩者，暫免捐借。捐借之單為三連票，編列號數，由臺灣道蓋印，再轉發府縣加印，以一聯給與銀戶，一聯存縣，一聯送府，臺報備查。又因臺灣盛產大米，且因戰事囤積日多，官方也同意捐借銀戶以八成繳銀，二成繳米；繳米之法，以上白米為規范，糙米照加一成，按事先市場米價折銀，具票交納。實踐上是臺灣中心政府發行中心公債。面額分一圓、五圓兩種。
臺灣道劉璈以捐借的200萬兩白銀為預備金，在島內發行鈔票。他拜托外地殷實富商印制三聯票式，自行編號，先蓋商紳圖章，再送各縣官府加印。左右票根，一存縣府備案，—存本銀號備查，以便核對，避免偽作，而中票用以呆滯。該錢票面額同一為五百文。
臺灣道、府還規則了銀錢票的運用規則：（1）銀錢票能夠充任各縣征解正供、鹽課、稅厘交納，在官方一概通行，不得拒收；（2）銀錢票能夠充任抵押存款，如某戶捐借者，到期限仍未能交納白銀，則答應其以田產、房產、地契向銀號抵押借貸，能夠依照契面借與五成白銀，月息六厘，多至—分二厘，三年取贖；（3）凡銀號家資10萬兩白銀以上者，準發行鈔票5萬，資產越薄弱答應發行更多的鈔票。如家資不及10萬兩，或官府未同意者，不得擅發鈔票；（4）銀號票錨如逢緊促充足，答應向道、府、縣三庫暫借救濟。初借歸清，方許續借，出入均行息五厘；（5）官方呆滯的銀票，則按各省行規，稟縣示遵。由于劉銘傳、劉璈在臺灣推行銀錢票，處理了臺灣兵餉與和平經費的十萬火急。
3、劉永福發行臺南官銀票。光緒二十年（1894）六月，日本海軍忽然攻擊中國北洋艦隊，并向在野鮮的中國軍隊發起防御，甲午和平迸發。次年中國戰勝，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給日本。臺灣群眾群情激憤，立下誓詞：“愿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愿拱手而讓臺”。不久，臺北為日軍所破，急迫時辰南澳鎮總兵劉永福入臺掌管軍務，駐府治臺南治軍，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領兵飛赴臺灣，臺灣島內軍費告罄。面對急迫軍情，劉水福采用幕僚吳桐林之言，于臺南建立官銀錢票總局，由郊商莊明德掌管。發行銀票三種面值，即一圓、五圓、十圓。票長九寸二分（合30.36厘米），闊五寸二分（合17.16厘米），也是三聯票，一存局中，一為呆滯運用。票面上列號數及年月日，并鈐蓋“鎮守福建臺灣總兵官之關防”、“官銀錢票總局”、“臺南府印”等印章，記載了臺灣群眾抗日保臺的悲壯歷史，也是我國最早呈現的以銀元為本位的鈔票。
4、臺灣股份票。由臺灣巡撫劉永福以“平安公-司”的表面發行，手段也是為了張羅軍費。本質上也是臺灣中心公債，股份票式樣與蓋章均同于上述銀錢票，分一圓、五圓、十圓3種。劉永福并許諾臺灣光復之后，付給三倍的本錢。一時島內購置積極。但臺灣股份票始發不久，日軍即攻陷嘉義、鳳山諸縣，劉永福等抗日將領只得揮淚西渡。因而此種票樣保管極少。
日自己佐倉孫三則以為：“‘銀貨’，臺人歷來不必紙幣，以‘多羅’行之。多羅，猶曰銀貨也。其一元金，與我一圓貨（指日元，注）相匹儔。其他概銅錢耳。土人授受之際，先檢其真偽，或擲于地上聽其音、或置掌中指彈之，甚則以鐵器捺刻印。是以貨面凹痕斑斑然，終即為苦窳，足可謂陋矣。”[19]其說備考。 三、明清時期臺灣貨幣的時期特性
縱觀明清時期臺灣的制錢、銀元和紙幣，能夠發覺具有以下時期特征：
1、臺灣貨幣與祖國海洋、特地是福建的經濟嚴密相連。如乾隆四年、五年郝玉鱗、王士任令“寶福局”鑄錢6萬貫運抵臺灣，處理了臺灣制錢充足的沖突，開展了臺灣的經濟，也增強了臺灣與內地的經濟聯絡。每當臺島發作貨幣充足時，總是由福建鼎力相助。
2、臺灣貨幣的發行多與特定的歷史事情嚴密相連。如上述壽星銀餅、臺南官銀票等，均是針對島內騷動或本國入侵等特地事情為籌集軍費而發行的。其中不乏勝利的范例。
3、臺灣貨幣與海內貿易有著親密的聯系。如明清時期在臺灣沿用近500年的西班牙銀元及其他東方國度的銀幣，反映了明清時期臺灣與世界各國之間非常昌盛的海上貿易，也是中國群眾與世界各國群眾敵對往來的歷史見證。
4、明清時期臺灣貨幣標明臺灣的商品經濟從落伍而逐步提高，至清末曾經到達或超越內地西北數省一些經濟興旺地域。劉永福所發行的臺南官銀票成為我國最早的以銀元為本位的鈔票即是明證。闡明此階段臺灣省經濟開展相當疾速。
綜上所述可知，臺灣貨幣是中國歷史貨幣系列的主要組成局部，為開展中國的商品經濟曾發揚了主要的作用。近來臺灣—些心懷叵測的人希圖切斷臺灣與內地血肉相連的歷史，只能是胡思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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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眼錢＝通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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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銀
如意銀
如意銀
如意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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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秤銀(六八銀)
劍秤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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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星銀
壽星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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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發現兩千年前古錢窖引哄搶 警方追回40公斤
NOWnews.com 今日新聞網
2014年 07月 30日 13:36
小區建活動室，挖地基時發現了一個古代錢窖，現場施工人員未報警，而是私自將古幣帶走，又引來了更多人哄搶。
小區建活動室，挖地基時發現了一個古代錢窖，現場施工人員未報警，而是私自將古幣帶走，又引來了更多人哄搶。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小區建活動室，挖地基時發現了一個古代錢窖，現場施工人員未報警，而是私自將古幣帶走，又引來了更多人哄搶。7月28日晚，寶雞陳倉警方連夜行動，至昨日已追回約40公斤古幣。經鑒定，這些古幣為2000年前新莽時期的錢幣。
根據華商報報導，『先是幹活的工人發現的，他們提了幾蛇皮袋子走了，附近居民聽說又跑來挖了。』7月28日，家住寶雞市陳倉區北方動力一村家屬院的丁先生說，他們小區建活動室，工人在挖地基時挖出了很多古錢幣。他說，當時他看到很多人手裡都有一捧一捧的古錢幣，有圓形方孔的，還有奇特的長方形造型的。
市民高女士說，當天下午6時30分左右，她正在院子納涼，聽到工地方向有人在喊挖到寶貝了。當她趕到時，看到兩名工人用蛇皮袋裝了兩袋子，慌忙提著離開現場，後來才得知是挖到了古錢幣。高女士說，她還向工人要了兩枚。這兩枚銅錢呈青綠色，已鏽跡斑斑，隱約可看到上面有『大泉五十』四個漢字。
挖了不到半公尺就發現古錢幣
當晚10時許，華商報記者趕到現場，漆黑的工地上還有很多居民在發現古幣的土坑旁『挖寶』。隨後，寶雞市公安局陳倉分局西虢派出所民警趕到，制止了哄搶行為，現場收繳了部分居民挖出的古錢幣。昨(29)日上午9時許，接到報告的寶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文物辦、市文物旅遊綜合執法大隊、公安陳倉分局刑警大隊和西虢派出所民警再次趕赴現場。一方面責令工地立即停工，保護現場；另一方面兵分兩路，前往施工工人和附近居民家里排查並收繳被哄搶的古錢幣。
『挖了不到半公尺，就發現有古幣。』工人成某說，當天是他先發現的古幣，隨後就用蛇皮袋子將部分錢幣裝回家，而警方在其家中收繳了十多公斤古幣。隨後，民警又在其他4名工人家中，將他們帶走的古幣逐一收繳，而另一路警方也在居民家中將帶走的古幣收繳。『目前共收繳回40公斤左右的古幣，剩下的我們還將繼續追繳。』寶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文物辦相關負責人說，他們已立案偵查，對哄搶文物並拒不交公的，將以涉嫌刑事犯罪依法追究責任。
這些古幣具有重要文物價值
『我們勘查後發現，錢幣的出土地點周圍沒有墓葬，從埋藏的方式上看，應該屬於窖藏性質。』昨(29)日，寶雞市陳倉區博物館館長董衛劍說，初步判斷，收繳回的古幣為新莽時期的錢幣，而出土地則為當時的錢窖。他說，這批古錢幣有大泉五十、貨泉、貨布和小泉直一四種幣種，是西漢後期王莽建立新朝(西元8年至23年)時期製造和使用的貨幣，距今約有2000年歷史。這些古幣對研究當地歷史有重要的實物參考意義和文物價值。
“大泉五十”鑄行時間雖然僅有13年，但其卻是王莽新朝通行貨幣中流通時間最長、鑄量最大的貨幣。“大泉五十”看似型製單一，但其版別多，內涵豐富，近年不斷有新品種面世，尤其是背有紋飾、吉語及動物圖案的版別發現極多。
公元五年，王莽弒帝，自稱「假皇帝」，翌年正式篡漢，建立新朝，迄公元23年敗亡為止，前後共17年，史稱「新莽」。王莽在位期間，曾針對西漢末期的經濟、社會弊端進行多項改革，其中以幣制改革影響最大，先後共進行了4次。
第一次在居攝2年(公元7年），行大錢（名目價額），鑄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泉一直五十，與五銖錢四品並行。這四種錢幣，今均有傳世。據1964年河南南陽市北關煉銅廠遺址出土大泉五十和契刀五百同範，範為陶質圓盤形，平面無沿，範徑10.3公分。前者有陰反文大泉五十錢模一枚，字文清晰。大泉錢徑2.7公分，方穿孔0.8公分，錢型渾重，一般均重7公克以上，內外均有寬郭。「大」字寫法，上橫下曲略呈半圓形。此類「大泉五十」可稱標準型。
第二次在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代漢後，改國號為「新」。他篤信讖緯之說，因劉字為卯、金、刀；故下令錯刀、契刀及五銖錢均行禁鑄，另鑄小錢，名曰「小泉直一」，與前之「大泉五十」二品並行。據1975年，遼寧寧城縣黑城古城王莽鑄錢遺址出土有始建國元年三月紀年大泉五十及小泉直一母範。大泉五十錢徑2.7公分，穿孔0.9公分，屬中厚郭大穿孔錢型。「大」字屬窄肩形寫法，錢體重量較上提標準型為輕，一般在4至6公克之間。錢型精整，書法秀麗，字劃筆筆清晰。可稱之為「減重型」。
第三次在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王莽既改元定號，除漢布新，與海內更始，乃對原有的幣制進行徹底的大改革，推行「寶貨制」，規定二十八品，即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錢貨六品、布貨十品。其中，錢貨和布貨仍傳世，它們之間的比值各不相同，使社會經濟陷入極大混亂，導致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近年來，考古發現許多地區都有新莽錢範，也出土不少新莽錢幣，但金銀龜貝發現極少，這不是製造發行少，而是根本沒有流通。最常見的還是大泉、小泉、貨泉、布泉和貨布等，其中數量最多的是形制與五銖錢接近的大泉和貨泉，而且工藝精美，比漢五銖成色更佳。
第四次在天鳳元年（公元14年）。經過第三次貨幣改革失敗之後，王莽猶堅持復古改制。這次改革的仍只採用布、泉兩種，在品種上單一化，只有兩品：貨泉枚直一，是基本單位；貨布是虛幣。大泉五十是過渡性質，貶值使用，與貨泉同值。這些貨幣儘管在法律上被強制推行，實際卻仍以失敗告終。
王莽錢幣由於種類繁多，民間使用十分不便，因而其制不行，故屢經改易，輒鑄輒止。其中行使時間最長者當推「大泉五十」。從居攝二年第一次鑄行大錢，到地皇元年禁止民挾大錢，前後經歷四次幣制改革，行使了14年。然王莽鑄錢既有定制凡官鑄之大泉，其大小輕重，在同期之內，不應有太大懸殊；但由於社會經濟興衰變化，錢型輕重亦往往帶有時代特徵。
本件新莽「大泉五十」銅範（陽範及陰範，係一套），推測係始建國元年時，由地方郡國的官方鑄錢作坊監鑄。銅範近長方形範中間為直槽道，左右各設一行錢模五枚，角枚開一內槽口與直槽道相通，錢徑2.7公分，穿孔長0.9公分，陽（面）範內陰刻篆書反文「大泉五十」。另陰（背）範的錢模素面，行數枚數及內槽口均同陽範。通常新莽的鑄錢工藝與西漢武帝以來相同，均採「直流分鑄」法，凡中央及郡國鑄錢，為求錢型之統一，母範全用泥範，但推其使用痕跡，當時可能又分為組範、母範、子範等，以便逐次翻鑄，使錢大小、式樣一致，真正做到重如其文。工匠鑄錢前，面、背兩範的範線必需精確，榫卯要完全密合，然後按號配對，用卡鉗固定，排列在熔銅爐前。俟銅液煉到可鑄溫度，用鐵鉤搬動煉銅鍋鐵環，軸轉動，使鐵鍋傾斜注入錢範，銅液以注滿為止，待冷卻後，鬆動卡鉗，打開錢範，取出半成品，再由工匠修飾後，才告完成。本件銅範適提供我們認識新莽時期鑄幣工藝水準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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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篡權後，為了削弱劉漢統治集團的勢力，不惜餘力，以貨幣改制來掠奪天下錢財，以增強其統治的財力，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他在位的短短十三年裡，竟進行了四次貨幣改革，鑄行貨幣達二十一品，“大泉五十”即為其中的一種虛值大錢，即“大錢當五十”的意思。
大泉五十是王莽時代鑄行期最長的一種貨幣，是新莽貨幣中較為普通的一種，鑄於新莽始建國二年，這種貨幣鑄造時間最早，流通時間長，使用範圍廣闊。
早期官鑄的“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其特點是錢體乾淨利落，文字纖麗秀美，恰與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貨幣半兩錢重量相當，應是秦代半兩錢的延續。事實上，一枚“大泉五十”隻及西漢“五銖”重量的二個半，卻要與五十枚“五銖”錢等值流通，因此，每發行一枚“大泉五十”，就要從勞動人民手中奪去相當於四十七枚半“五銖”錢的財富，以舊“五銖”五十枚兌換一枚“大泉五十”，勞動人民損失巨大，新莽政權以此不等價交換來進行掠奪，必然引起勞動人民的強烈反對，王莽就以重刑酷法規定：凡敢私藏“五銖”者，將作為犯人充軍戍邊。
如此雜亂的貨幣制度，民間盜鑄四起，私鑄錢氾濫，一枚私製的“大泉五十”甚至連“五銖”錢的一半重量都沒有，仍舊與五十枚“五銖”等值流通，致使王莽的貨幣制度更加混亂，據史料記載：當時因濫鑄罪而囚送到長安鐘官（鑄錢官）當奴婢的人數就在十萬以上。
貨幣制度的混亂導致“大泉五十”版式複雜多變，當時官鑄民鑄相雜，不同時地採用的錢範不同，故至今也無法確知有多少版別。但研究者從幣值形態上大至分有四個品種。一是官鑄的“大泉五十”，錢徑約2.8 厘米，重十二銖，合今制8克。二是厚重型“大泉五十”，多系盜鑄幣，錢徑約2.8厘米略強，重量10 克左右，有重達15克者。三是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莽廢止寶貨制，允許“大泉五十”貶值，“枚俱值一，與新幣並行流通”期間，民間熔毀厚重“大泉五十”，盜鑄的薄小“大泉五十”，錢徑約2.6厘米，重在3克左右。四是王莽新朝末年動亂時期私盜鑄的“大泉五十”么荷錢，實物質重在0.5克左右，比“貨泉”更為輕小。上述四種，以厚重型及么荷錢比較少，其他兩種出土較多。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特殊版別“大泉五十”，如重輪，合背，背四出，背四決，傳形，背巨星，文字重印，細字，背狹輪，短十等。近年也不斷有新品種面世，尤其是背有紋飾、吉語及動物圖案的版別。
關於大泉五十，民間稱之為叫“線桄子”錢，因為篆體“五”字頗象織毛衣用的毛線圈“線桄子”，因而形象的稱之為“線桄子”錢。傳聞此錢有靈氣。春節，農村有“拜家堂”的習俗，此時將它悄悄放在“老祖”畫像前的香爐後面，等大家拜完家堂走後，你再返回來，徑直（千萬不要回頭或向兩邊看）走到香爐前，拿起這枚錢迅速吃下，則包治百病。不過這整個過程不能讓任何人看見，否則你將咬不動它，就沒有靈驗了，也就只好傳給另一個人“享用”了。事實上這只是一種迷信的說法或美好的願望，但能看得出長輩對“線桄子”錢的珍重。
貨幣形制的發展，是社會自然選擇的結果，王莽濫用國家權力改變幣制，充分顯示了決策上的愚蠹，從而使王莽的“幣制改革”成為“變亂幣制”，新莽統治如曇花一現，但莽幣卻成為後世歷代收藏者難以集全的品種。
一枚官鑄的早期“大泉五十”價格在百元左右，較為常見的重輪“大泉五十”往往在百元以上，合背“大泉五十”根據品相不同，價格幾百元上千元不等，而特殊版別的如背有紋飾、動物圖案的其價格在幾千元甚至萬元，這些特殊版別的“大泉五十”為歷代藏家喜愛，因此，歷代仿製者頗多，收藏者應多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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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方小，很多人都很懂得利用家中的每一吋空間。床的面積佔去了睡房超過一半的位置，所以床底的位置就自然不會被香港人放過。床底放太多雜物會令這個長期陰暗的地方氣流不通，以至聚陰。建議可在床底放少量的桂花葉或松柏葉，再加「五帝銅錢」以化煞和添吉氣。「五帝銅錢」是化煞常用之物；松柏葉有補壽和添福的效果；桂花葉則有添「貴」氣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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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孔錢，又稱「孔方錢」、「圓形方孔錢」、「方孔圓錢」，是古中國錢幣中最常見的一種，一般以銅鑄造，故俗稱銅錢。方孔錢由圜錢演變而來，自秦朝統一貨幣，全國鑄行半兩錢之後，除王莽改制的短暫時間，方孔錢一直是中國流通貨幣的最主要貨幣形制，直至清朝末年該地位才被銀元所取代，但中國最晚的方孔錢是民國時期部分地區鑄行的民國通寶。
中國方孔錢的形制影響了古代周邊地區的造幣，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琉球等國家和地區均曾鑄行方孔錢。
別稱
西晉魯褒著《錢神論》以諷時弊，擬錢為長兄，字曰「孔方」，因此方孔錢也被戲稱為「孔方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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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古銀幣+台灣三寶+台灣自鑄銀元，咸豐三年(1853年)壽星銀、如意銀(花籃)、劍秤銀(重六錢八分)，銀面有文六八銀如其標準重量，又有「府庫兩字」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rrWi4p
客家庄變河洛庄近300年村人竟都不知
北港鎮劉厝里北港春生活館主人徐淑珠和先生吳春塘，珍藏許多古笨港土地買賣契約，最遠可追溯到清乾隆初期，專家並從中發現北港劉厝里（劉厝庄）曾是客家庄。（許素惠攝）
2018年01月05日 18:06 中時 許素惠
北港鎮劉厝里北港春生活館主人徐淑珠和先生吳春塘珍藏的古文書入列台灣文獻。（許素惠攝）
古文書對研究地方發展史很有幫助，北港文化中心也陳列了笨港古地契。（許素惠攝）
北港劉厝里北港春生活館主人吳春塘典藏一批、古早笨港地區土地買賣契約及地契等古文書，最早可追溯到清代乾隆初期1744年，距今280餘年，被列入《台灣文獻》，專家並從中研究發現，劉厝里（庄）曾是客家庄，推論在乾隆前期變成河洛庄，但原因難考。
吳春塘的妻子徐淑珠指出，該批土地買賣契約等有20多件，是當地劉厝庄早期的文書，都是公公吳塗水留下來的，家人原本不以為意，6、7年前創立生活館時整理出來，細探發現，很多張竟然都是清朝時候的，才仔細製作專櫃保存。
徐淑珠說，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副館長劉澤民有次來訪，發現這批古文書大為驚喜，便複製入列《台灣文獻》中，由於契約中對劉厝庄地名另有「劉屋庄」，根據劉澤民等學者考證研究，台灣新竹關西、新埔與新豐、台中東勢都有「劉屋庄」，全是客家庄，加上其他史冊典籍證實劉厝庄清朝曾是客家庄，顛覆許多人的認知，就連北港人都不知道劉厝庄曾有客籍入墾。
吳春塘夫婦珍藏的古文書年代從清朝乾隆9年（1744年）至日據大正9年（1920年），前後達 177年之久。並且見證了貨幣種類與幣值的演變，最早使用銀兩，至乾隆時期則使用劍銀、花邊銀，嘉慶以後以佛（面）銀為主，貨幣與銀兩的兌率也隨時間而有變化。
吳春塘表示，學者專家雖然沒有考究出劉厝庄為何從客家庄變成河洛庄，但從中觀察到劉厝過往歷史，很感恩父祖先公細心保留傳承這些「古董」，讓後代人在探討過往地域開發、家族發展、社會經濟、宗法制度等時，發揮了相當的功用。
客家庄變河洛庄近300年村人竟都不知 - 中時電子報 - https://goo.gl/fYG5hm
「馬劍銀」「荷蘭盾」台灣史上第一套通行貨幣-稱作「馬劍銀」的荷蘭錢幣（The Dutch Silver Rider Ducaton ），又稱為「荷蘭盾」。正面中央鑄有騎士執劍-反面中央為一面盾牌，盾牌上方有一頂王冠，左右各有一隻戴冠雄獅，盾牌內還有一隻戴三葉王冠雄獅，右前肢揮舞出鞘利劍，左前肢持一束金色箭翎，錢幣周圍鑄文：「Concordia Res Parvae Crescunt 」（ Unity makes strength，團結就是力量 ）。
這是台灣史上第一套通行貨幣
這是古代人稱作「馬劍銀」的荷蘭錢幣（The Dutch Silver Rider Ducaton ），又稱為「荷蘭盾」。正面中央鑄有騎士執劍，故而得名，反面中央為一面盾牌，盾牌上方有一頂王冠，左右各有一隻戴冠雄獅，盾牌內還有一隻戴三葉王冠雄獅，右前肢揮舞出鞘利劍，左前肢持一束金色箭翎，錢幣周圍鑄文：「Concordia Res Parvae Crescunt 」（ Unity makes strength，團結就是力量 ）。
《台灣歷史辭典》：「劍銀與紋銀的官定折率為一元折六錢六分對紋銀一兩，俗稱六六銀。」
《廈門誌》：「荷蘭以銀鑄圓餅錢，中有番人騎馬持劍，名曰馬劍。」
（ 以上網路上找不到中文資料，只有書中才有，詳見：《契文解字· 解碼台灣古文書》。）
NETHERLANDS Utrecht 1790 Ducaton Silver Rider Coin
Zeeland (ZEL)
Utrecht (TRAI)
West-Friesland (WESTF)
Guelders（GEL）
Holland(Hol)
Overijssel（TRAN）
Frisia（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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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盾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銀幣/西班牙銀圓/17 世紀西班牙所鑄的銀幣/西班牙銀幣又稱「佛頭銀」佛頭銀，鑄造於一七七三年/「交易最尚番錢，紅毛所鑄銀幣也」其中的番錢指的就是西班牙銀幣佛頭銀，又稱佛面銀或佛銀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qs45Ln
西班牙銀元對中國的幣制產生不小影響
1910年5月24日，頒行貨幣則例，以國幣單位定名為圓，採十進位制。 清代中葉之後，貨幣問題成為中國重大隱憂。不但在外交上導致了鴉片戰爭，於內政方面於社會產生不安，亦引起有識之士的議論，詳見本所研究成果林滿紅，〈嘉道年間貨幣危機爭議中的社會理論〉
台灣壽星銀餅，也稱壽星銀餅、壽星銀元，俗稱老公仔銀、老公銀、老公餅，是清代道光、同治年間台灣府地方（可能包括漳州府）鑄造發行的一種手工制銀質稱量餅狀貨幣，主要可以分為道光和同治兩種版本。紋銀重庫平七錢二兩（0.72庫平兩），形式模仿西班牙銀元。壽星銀餅雖然在名義上叫做「銀餅」，即餅狀銀錠，但實際上是一種有著固定平色、可以按枚計數的定量貨幣，後來的清代銀元都遵循了其七錢二分的質量規格。[1][2]
台灣壽星銀餅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42kk1VC
發行背景
台灣孤懸海外，與清朝本土交流困難，因此清朝通用的紋銀在島內存量稀少，僅有少數撥發軍餉流入，取而代之的是通過海外貿易輸入的歐洲和呂宋貨幣。根據《稗海紀游》記載，康熙年間台灣流行紅毛所鑄造的番銀，作者郁永河描述番銀之流行：「市中用財，獨尚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圓長不一式，上印番花，實即九三色。台人非此不用；有以庫帑予之，每蹙額不顧，以非所習見耳。」這些貨幣被台灣人稱作「番貨」，乾隆《台灣府志》統計台灣流通的番貨均來自咬溜吧（歐羅巴洲）和呂宋，既有荷蘭的劍錢（馬劍洋，重九錢），也有西班牙的方錢和花欄錢（均系西班牙銀元，重七錢二分）。清政府在台灣的賦稅和度支均用番貨，嘉慶年間閩浙總督董教增奏報中就以番銀統計屯租、屯丁和支付佃戶薪水。[3]
銀兩屬於沒有固定重量的稱量貨幣，取用都需要稱重熔鑄非常不方便，根據《台灣通史》記載，台灣府徵收番貨後需要熔鑄為銀兩存入府庫，遇到急用還要再熔鑄發放於民間，反覆熔鑄並轉手、押送於眾多官吏，不僅導致鑄造產生的火耗以及運輸成本和時間大大增加，還難免為貪官污吏所染指。[4]實際上這種現象也非台灣所獨有，由於外國銀幣規格統一、使用方便，早在明代就流行於中國東南沿海，各地早有仿製番貨的活動，但所製作的大多屬於偽幣或劣幣，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清政府還曾下令禁止泉漳夾帶私鑄番貨，可見當時私鑄之猖獗。[5]但民間鑄幣盛行，官府在屢禁不止後也開始轉變策略，《銀論精詳》就提及康熙年間廣東巡撫曾令銀匠鑄造銀幣。鴉片戰爭前後清朝因白銀外流出現「錢賤銀貴」現象，為了遏制白銀外流，道光皇帝不得不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月初七日頒布命令禁止銀元出洋，台灣因為孤懸海外、民變頻發需要時刻儲備白銀以備軍餉，在白銀進口斷絕後，為使台餉保值且和番銀一樣通行，自然需要自鑄銀幣。[6][4][7]
版型與發行
壽星銀餅的規格依照卡洛斯四世像西班牙銀元，標重庫平七錢二分（26.86克），實際上重約27.05克，尺寸在40毫米上下；後來標重降至六錢八分（25.37克），較初版降低5%左右；成色九八，即含銀98%。壽星銀餅製作工藝粗糙，在發行時製作的銀號會在表面打上重重的戳記，流通過程中又因為成色高於市面常見的番銀（通常為90%），受到官民喜好，但在交易時需要剪邊以減重，加上民間又有鑿印驗色習慣，因此保留下來的大多是刻記密布的爛版。壽星銀幣正面都有一個壽星翁，根據顯示的鑄造時間可以分兩個大類，分別為道光和同治兩種。[7][2]壽星銀餅為土法製作，圖案簡單，容易偽造，真品存世稀少，市面上贗品泛濫，乃至於錢幣鑑定家華光普認為浙江大學出版社《中國銀幣圖鑑》中圖例均為贗品。[8]
道光版
道光年間製造的壽星銀餅正面刻有漢字篆書「道光年鑄」和「足紋銀餅」，分列壽星像左右兩側，壽星鬍鬚下面則刻有漢字篆書「庫平柒弍」（庫平七兩二分）；背面中間為供奉寶鼎，周圍按上下右左排列滿文，幣面有12個小圈和16個圓點，戳印在背面。關於滿文，有這麼幾種主流的說法，一種認為滿文意思為「台灣府鑄」；台灣學者曾澤祿認為滿文為ᡨᠠᡳ ᠸᠠᠨ ᡶᠣ ᡴᡳᠴᠠᡵᡳ（穆麟德轉寫：tai wan fo kicari），代表「台灣府庫」；耿愛德則認為為上下為「台灣」，右邊為「庫」，左邊代表「嘉義」，即銀餅的產地，按照這種理解滿文或可作ᡨᠠᡳ ᠸᠠᠨ ᡴᡠ ᡴᡳᠶᠠᠠᠠᡳ（穆麟德轉寫：tai wan ku kiyaai）。[2][6]:89台灣鴻禧美術館藏有一種道光銀餅，正面右側並非常見的「足紋銀餅」，而是「大清國寶」，壽星下方也改為「足紋」，可能屬於樣幣，機構鑑定為真品。[9]除了大清國寶版之外，所有的道光銀餅均有「成」或者「成記」戳記，可能系生產銀餅的銀號打上的標記，「成」的年代較「成記」早；也有人認為這種戳記應該為「訖」字。在減重的道光銀餅中，經常出現「官局」戳記。[6]:90-92
連橫在《台灣通史》稱：「咸豐三年（1852年）林恭之變，攻圍郡治（台灣府城，即今台南市），塘報時絕，藩餉不至，而府庫存元寶數十萬兩，滯重不易行。乃為權宜之策，召匠鼓鑄，為銀三種：曰壽星，曰花藍，曰劍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錢八分，銀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庫』二字，所以別洋銀也。是為台灣自鑄之銀。」從現今的發現看，咸豐以前「道光年鑄」的壽星銀餅也不在少數，因此壽星銀餅開始製造的年份大概率是在道光年間。蔣仲川在其1939年出版的《中國金銀鎳幣圖說》中稱「道光十七年（1837年），張溫在台南州新黨郡度白口地方起事，自稱興明大元帥，鑄造此種壽星銀餅」，其後張惠信在《中國貨幣史話目錄》中再度引用了這一說法，但考察史料無論張溫人物本身，還是「新黨郡度白口地方」地名均無考；壽星銀餅發行時間較長，道光年間最大規模的起義為張丙起事，二三月內就已平息，如果只是小亂並無需要鑄造銀幣，再加上幣面道光年號和滿文，因此此說有誤。海外的記載則相對明確：1847年倫敦出版的R·蒙哥馬利·馬丁著《中國政治、商業與社會》（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提到在稍早前道光皇帝批准了一種類似西班牙銀元的新貨幣用於支付軍餉，這種貨幣在漳州和台灣發行；1848年《中國通商手冊》（Chinese Commercial Guide）第三版則提到這種貨幣是在台灣鑄造並發行且質量較差，在第五版中提到福建道庫在1838年發行該幣，至1842年質量降低，1845年版比最初質量下降了5%，可見初版在1838年。[6]:85-89[10]
雖然很多文獻都稱其為中國最早的自鑄銀幣，例如耿愛德《中國幣圖說考匯》、袁水清《中國貨幣史之最》等[1][2]，但實際上早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西藏政府結束中尼銀錢貿易後就開始仿照尼泊爾莫哈爾製作九松西阿銀幣，新疆也發行過回文天罡銀幣，均早於壽星銀餅發行，同時期漳州府還有具體鑄造年份不詳的漳州軍餉銀餅。[10]
同治元年版
同治元年版製造時間相較初版晚了24年，其發行本身可能體現了壽星銀餅在道光年間穩定發行，即便後來變為六錢八分在民間仍是頗具信用。由於發行時間較晚，同治元年版在形制上不僅繼承了道光版的大多數特徵，還在背面融入了同時期如意銀餅、筆寶銀餅的吉祥圖案，正面篆書改為「同治元年」「嘉義縣造」，背面則寫「足紋通行軍餉」。而在同治元年（1862年），嘉義縣城正在受到戴潮春圍攻，帶領官兵守城的則是嘉義人賴時輝，因此銀餅可能縣人於危難中趕製。同治元年版本又可以根據戳記分為兩個小版本，一部分是和道光年版本一樣的「成」，另外則是「寶記」。同治元年版存世極為稀少，馬承源1996年《文物鑑賞指南》稱迄今只有海外有2枚；曾澤祿則提到曾有3枚流落海外，現均在台灣。也有人對此版持保留意見，例如華光普在1994年《中國銀幣目錄》圖例標註「真偽可疑」。2000年前後有偽造者在拍賣市場高價售出數件贗品，後因在嘉義市民俗文物學會和《自由時報》托稱賴時輝後人遷葬所得，為賴氏族長追查並揭穿，尚未確鑿證據證明該幣鑄造與賴時輝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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