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27
◎ 王法明
治安出問題，發生重大刑案，警政署跟捷運局不用檢討，因為廢死要負責；教育出問題，學生參與暴力事件，教育部不用檢討，人本要負責；經濟出問題，經濟部不用檢討，國發會立刻譴責學運耗費社會成本，太陽花要負責；流浪狗咬人，農委會不用檢討，大家會罵動保團體「不准愛狗！不准救狗！」「ＮＧＯ道歉負責！」
當政府持續失能，民間無法視若無睹，自己捲起褲管跳下水。但他們突然發現，要對抗的不只是社會問題。大家習慣「有問題的安定社會」，不要「改革問題所經歷的變動」，期待失能的政府「自己變好」，於是一邊罵監督者、罵改革者、罵運動者，希望政府在無人監督、無人制衡的情況下「自己變好」。結果是，我們的政府「有權無責」，繼續肆無忌憚地到處拉屎。民間的ＮＧＯ，用個位數的正職人員與分身乏術的志工，「有責無權」地努力改革，同時還要面對社會浪潮的譏諷與謾罵。
這是個ＮＧＯ治國的時代。
（作者就讀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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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7
◎ 陳子瑜
港星杜汶澤因力挺台灣太陽花學運而引發中國網民激憤與抵制，使他不但被部分電影公司封殺，甚至連親友都受池魚之殃，最終不得已發表聲明，暫時離港。這起事件，除了證明香港的自由已嚴重倒退外，也是台灣未來的警訊。
民主國家裡，最重要的自由即為言論自由，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幾項關鍵判決為例，只要不涉及煽惑仇恨、種族歧視、散播淫穢，國家均應保障人民有最大限度的言論空間；而香港基本法第廿七條亦有言論自由等相關保障。根據這些原則判斷，杜汶澤之言行並未逾越紅線，他的言論權與工作權理應受到保障，結果香港政府卻放任市場和輿論將他「驅逐出境」，實則凸顯下列兩個現象：
一、部分中國網友仍陷入大中國民族主義，以及盲目擁護政府的情緒中。中國共產黨為了鞏固統治正當性，長年以來一直以富強為訴求，搭配清末以來的民族恥辱為動力，透過專制體制灌輸給人民這種自卑又自大的民族意識，造成欠缺尊重與平等的價值觀，更無法包容與接受不同於政府立場的意見。
二、香港曾引以為傲的自由，在經濟被納入中國範疇後，已不復見。中國政府透過籠絡大資本家，在香港塑造新的權貴統治階級，並透過各種間接手段如擴大貧富差距、扶植親中團體、掌握資本命脈，偽裝成自由競爭的表象來壓制民主自由。杜汶澤不過是個起點，日後恐怕連曾力挺「佔中」的劉德華都難以倖免。
這起事件在台灣其實早已屢見不鮮，像是陳昇、蘇打綠、張懸，都曾被中國抵制過，由於台灣還保有自己的民主自由，因此並未如杜汶澤般誇張。但如果台灣人民繼續放任國民黨政府不斷傾中，以服貿和自經區等拚經濟之名，讓台灣大量接受中資進入的話，屆時這些願意為台灣發聲的藝人，恐怕也會被迫離開台灣，豈不可悲！（作者為作家，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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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7
◎ 陳明鴻
一九二八年五月，胡適在上海光華大學一場紀念五四運動的演講上曾說過一段話：「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政府能幹清廉，政治有中年人操心，年輕人則看球、打球、唱歌、跳舞、談戀愛，盡情享受青春。」他繼續說：「但是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政府無能、貪污腐敗、中年人把持政權，年輕人便要為政治操心，甚至得上街遊行，要求改革、要求革命了。」—五月號《遠見雜誌》「九○後，你在想什麼？」(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506/353801.htm)
今天的台灣，各個社會議題紛紛攻佔媒體版面，而鎂光燈多聚焦九○世代，也就是一九九○後出生的年輕人們，「太陽花世代」似乎成了我們的代名詞。
筆者一直深刻記得一件事情：兩年前，一群對於永續環保有理念的大學生組成了「笑擁地球青年聯盟」，舉辦了「笑擁一○一，跨年○垃圾」活動，在喧囂過後的台北城跨年夜撿拾垃圾。並善用年輕人熟悉的社群行銷管道、縝密安排動員組織及統整能力，以中英文宣讀「台灣首創地球夜向世界發聲」宣言，吸引了各大媒體、各個關心永續環保議題的人們，參與往後相關的環保活動。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蔡培慧表示：「現在年輕人對政治的想法，已經從權力政治的階段，轉向為生活政治。」差別在哪？以前的人想到政治，會想是不是要選立委、選議員？現在的年輕人則重視環保、薪資、居住權、人權等議題，考慮的是自己與社會大多數人的生活品質與權益。
然而，現代年輕人關心社會的路走得相當顛簸；有人批評，偏激、刻意吸引社會大眾注意的方式，只會使理想慢慢地變質，因此，熱情也不應該被盲目的理想化。我們有熱情，或許，我們還要在行動、發言之前，深思我們有沒有被感性綁架了理性？是否有足夠的知識、縝密的邏輯去撐起一個令人信服的論述？以讓我們的「生活政治」改革更有說服力、更有行動力，取得更實質的成果！
（作者就讀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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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7
◎ 陳泰仰
行政院農委會主任委員陳保基答詢時，語出驚人地表示：「粽價高漲，吃不起粽子可以改吃茄子應景。」「以前水電工日薪七百，米價廿幾元，大家覺得米貴，現在水電工日薪二千多，米價四十幾元，大家還是覺得米貴，但我覺得目前糯米價格合理。」
前面一句簡直就是在耍寶，而後面一句則是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無知。
「以前水電工日薪七百，米價廿幾元…現在水電工日薪二千多，米價四十幾元」，呈現的不是農委會平穩物價有功，而根本是血淋淋地告訴大家，台灣稻農的處境有多艱難！
小弟彰化家裡務農，農人的辛苦我是看在眼裡痛在心裡，秧苗、肥料、農藥、插秧、收割的人工樣樣都漲，但唯獨就是農會收購的米價幾乎不動；相反的還因為開放外國米進口，使外國的廉價米衝擊台灣稻農的生計！要知道越南、泰國的物價水準本來就低於台灣，台灣的稻米價格被這種外來米拉低，身為農委會主委竟拿這來說嘴，我實在看不出有任何的邏輯可言！
一般的民眾看不出米價和薪資的關係，或許情有可原，但是農委會的官員竟然也會不知道？要嘛，是存心糊弄老百姓；不然，就是真的對米價結構完全不了解，怠忽職守到了極點！
（作者就讀成功大學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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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02
錢建榮／桃園地院法官
前晚作了夢：一群黨政高層開國安秘密會議，討論法務部羅部長這次槍殺五位死刑犯的「終極戰略手段」，為何還是無法消解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危機？尤其是適用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取得證據，判處死刑的杜氏兄弟案，還引發冤殺的普遍質疑，惹得政府一身腥。總之，每次用來解救政府信賴危機的死刑萬靈丹，這次竟成了毒藥？
一群高層七嘴八舌，說是三一八學運以後沒人要相信政府，連最管用的死刑也失靈。即使後來陸續使用幾次的警棍、水砲，甚至檢警一起配合演出的預防性羈押也出籠，還是擋不住一波又一波的公民不服從抵抗運動。愈多的警力只讓人民感受更多的國家暴力。突然有人出主意，說是找個學生帶把刀去公共場所揮砍群眾，警察再適時出面逮捕，不僅重新贏回民眾信賴，也可以推給學運惹禍。不知道為什麼，帶刀去捷運的孩子演出過於逼真，抑或是殺紅了眼，竟然一次砍殺了二十幾個人，奪去四條人命…。最後，畫面停留在警察荷槍實彈登上捷運車廂警戒，民眾正覺得安全感破表的同時，過於緊張的警察拔出槍來，當場格斃正掏出一把瑞士小刀想要削蘋果的婦人…。我嚇出一身冷汗，從惡夢中驚醒。
人民對服貿的合法與正當性百般質疑，政府就槍斃杜氏兄弟，讓你知道他們就是引用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的中國證據判處死刑的。中國的法治落後、人權低落有目共睹，不會因為最高法院定讞判決說中國大陸地區的刑事訴訟法「其修正內涵兼顧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視實體法之貫徹與程序法之遵守，雖非完美無瑕，但對訴訟之公正性與人權保障方面已有明顯進步，故該地區之法治環境及刑事訴訟制度，已有可資信賴之水準。」就可以騙過人民，因為能說出這種話的最高法院，其人權與法治水平也早不被人民信賴。
證據確鑿也可能是冤案
有人，也包括有法官這樣說，主張廢除死刑是因為害怕冤獄，杜氏兄弟案或有冤疑，但鄭捷殺人可是事實明確、證據確鑿。先不談前面的夢境。每有這種說法，總讓我想起電影「鐵案疑雲」的情節：凱文史貝西飾演的主角堅決反對死刑，他為了證明給州長看，判處死刑是可能有冤案的，遂與女性友人設計一場假的謀殺案，主角姦殺他的女性友人，他們將犯案過程錄下來當做證據，因為「證據確鑿」，主角被判處死刑。執行死刑之後，另一捲錄有真相的錄影帶被寄給一位記者，原來真相是女性友人是自殺的，主角沒有殺她。因為女性友人已罹癌末期正在等死，主角則因為被學生誣告失去教職、家破人亡，也不想活了。兩人決定利用餘生安排這齣殺人戲碼，告訴你「眼見仍不為憑」，就算有「殺人」現場錄影帶。
所謂「冤案」不單指犯罪事實不是被告做的，當然也包括雖然是被告做的，但法院不去查明犯罪動機、目的與成因，判處了不合法、不適當的刑罰在內。尤其是不該判死刑卻判了死刑，這當然是冤案，還是無法挽回的冤案。如果沒有死刑，江國慶大前年就可以回家與母親團圓，馬總統應該握手道歉的，豈只有江媽媽？如果殺害廣東佛山台商在內五條人命的主謀，是在地的某公權力，那麼要利用公安製造出完美的證據（對我最高法院而言，不完美也行）嫁禍或推卸給杜氏兄弟，當然不難。
正當防衛的對象是國家
國家長期為惡是不容易看出來的，民選政府也是會背叛人民的。國家更可以隨時製造出「恐懼」，就如同也可以立刻提出看似安定人心的措施一樣。我們容許特警帶衝鋒槍與民眾共乘捷運，自然就對於全身迷彩裝要去玩ＢＢ彈的人民在捷運站被逮捕無感。提案制定「隨機殺人或捷運殺人絕對死刑」的法律，就能讓人忘記提案者自己才剛駕車涉嫌隨機殺人未遂罪於偵查中。不同的是，當權者有警察出面護航解釋，更有主任檢察官陪著開記者會為其詭辯背書；鄭捷卻只有連探監都不敢，還含淚要求法官速審速決，終結其生命的父母…。
歷史證明，那些造成最多流血的人，剛好也就是相信法律、邏輯與歷史都站在自己這邊的人。如果我們的社會要保衛自己，那麼要極力防範的並非個人的危害，而是國家的危害。未來不可知，但眼看國家暴力無極限，正當防衛的對象應該是國家。正如卡謬說的：「正義與最具現實性的考量都主張，法律應該要保護個人，以對抗因為內鬥或傲慢而陷入瘋狂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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