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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君：貧富差距的擴大，並非發展經濟的必要之惡

2014/04/18
作者:
蘇慧君
關鍵字: 經濟發展 GDP 貧富差距 蕭萬長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於三月初刊出一篇題為「不均與成長」（Inequality v growth）的文章。該文引述數篇新近的研究報告後歸納提出：合理的所得重分配能夠促進經濟成長。這篇報導恰與被譽為台灣經濟總設計師的蕭萬長於年初倡議的「弄好經濟，再談公平正義」形成鮮明對比。在台灣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但經濟卻仍持續低迷之際，「弄好經濟，再談公平正義」背後的經濟邏輯值得我們審慎檢視。

「弄好經濟，再談公平正義」有兩種可能的解釋。若純就字面來看，似乎是說：為了經濟發展的目標，公平正義可以被犠牲、被凌駕。這樣的主張不值得深談，因為在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度裡，公平與正義皆屬於首要價值。除非我們願意放棄憲政民主體制，否則為了經濟而犧牲公平正義的主張基本上與民主法治的精神難以共容。

如果我們跳脫字面文意，「弄好經濟，再談公平正義（equity）」也可能是「弄好經濟，再談均富（equality）」的誤植。後者並無犠牲公平正義以求經濟成長之意，只不過這種主張背後通常有一個假設：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所得不均等是一個伴隨經濟成長的正常現象，乃是遵循「公平的」市場競爭規則所必有的結果。換言之，在自由市場體制下，經濟成長與所得均等分配是兩個必然衝突的目標。因此，若將所得均等分配置於經濟成長的目標之前，結果就是會犧牲經濟成長；唯有將經濟成長置於所得平均分配之前，眾人才有機會均富。這個觀點在過去受到許多經濟學家的默許，但是近年來已遭遇到愈來愈強烈的質疑。

自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以及隨後的經濟大衰退以來，許多歐美經濟學家開始認為：所得分配過度不均不但會造成社會與政治問題，也會對經濟產生不良的作用。其中有兩個面象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所得分配過度不均可能不利於經濟成長，另一是所得分配過度不均可能會傷害到經濟體系的穩定性。

過去，主流的經濟學觀點認為「所得不均」能提供必要的工作誘因，是使資本主義運作良好的重要基石；而較為平均的所得分配會造成經濟成長的遲緩，因而「所得不均」是使經濟成長的必要之惡。而現在，包括諾貝爾經濟學桂冠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克魯曼（Paul Krugman）、前美國勞工局長萊許（Robert Reich）等在內的許多經濟學者紛紛指出，過度不均的所得分配（而非平均的分配）才是造成經濟成長遲緩的原因。

這個觀點的基本邏輯是，由於佔少數的富人消費支出有限，當絕大多數人的所得沒有成長時，他們的花費也不可能成長，因而導致總體需求不足，造成經濟成長的動能不足。此外，貧富差距的擴大也會限制社會中人力資本的累積，從而降低經濟長期發展的驅動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也提出了實證研究的結果來支持這個觀點。其實，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有效需求理論早已涵蓋相似的論點，只不過過去的證據不夠鮮明，因而未獲得足夠的重視而已。

儘管「較為平均的所得分配會造成經濟成長遲緩」的主張是經濟學界過去長期以來的主流觀點，然而貧富差距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在實證研究上其實一直無法獲得確切的結論。這主要是因為影響經濟成長的可能因素太多，而經濟學家的模型無法周全地涵蓋所有關鍵因素，對各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也無法清楚地確立，再加上所得分配的統計資料不齊全，以致於實證研究的結論往往難以明確。但是，部分經濟學家及政客們卻經常漠視、甚至利用這個不確定性，武斷並誇大地解釋有利於己見的「實證」結果，並用以反對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的各種政策。今天，越來越多經濟學家認為過度的貧富不均會傷害經濟成長，雖然這樣的主張還沒有成熟到足以下定最終結論的程度，但我們已經不該再輕忽貧富差距對經濟成長的可能傷害，以及它對台灣社會與政治發展已造成的傷害。

其次，貧富差距的擴大可能會造成經濟體系的不穩定。這個觀點較第一個論點新穎，在金融海嘯之後已吸引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注意力，並在歐美形成一股研究風潮。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現任印度央行總裁的拉詹（Raghuram Rajan）於2010年出版的《斷層線》（Fault Lines）一書可說是造成這波研究風潮的先鋒之作。該書指出，停滯的薪資與日益擴大的所得差距是造成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主要的原因之一。根據他的見解，自從1970年代以來，在面對經濟成長遲緩時，美國政府逐步解除各種經濟管制以為因應，而伴隨經濟自由化而來的是所得差距的加大。為了舒緩中下階層民眾對貧富差距擴大的不安與不滿，美國政府進一步採取放寬對融資（尤其是房貸）的管制作為對應的政策。寬鬆的管制讓銀行得以大量從事高風險的放貸，而信用的過度擴張則為整個經濟體系注入不安定的因子。這種靠大量舉債而有的成長不可能持久，等到房地產泡沫破滅時，所有虛假的經濟成長便都現出原形。

拉詹並不認為日益擴大的所得差距必然導致金融危機，他也沒有將金融危機全然歸咎於中下階層民眾過度消費之意，畢竟，金融危機的發生是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拉擔的看法是，在面對中下階層所得停滯所引發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問題時，對民眾提供品質良好的教育與必要的就業技能才是務本的解決之道。但短視的美國政客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願推動在長期才能見效的治本政策，卻採取放鬆金融管制並允許信用過度擴張這種飲鴆止渴的下策，因而種下次貸危機與金融海嘯的禍端。

有限的貧富差距或許是現實世界裡無法、也沒有必要被徹底消除的，但是過大的貧富差距對一個社會可能產生的傷害是多重的。它除了會導致貧者難以維生，並使他們的子女無法接受合理的教育來發揮潛在的勞動力，更可能會造成治安的敗壞和社會的不滿與對立。這些道德、社會及政治層面的問題已是我們所熟知的。過去的主流經濟思潮教導我們，為了經濟發展，我們必須先接受貧富差距所帶來的這些負面影響，等經濟成長了再思均富，但是新的歷史經驗與研究告訴我們，過大的貧富差距不但對經濟無益，反而可能傷害經濟的發展和穩定性。面對台灣當前的經濟困境以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我們應當及時吸收經濟學的新思維，從歷史記取教訓，能夠如此，永續而穩健且全民得以共享的經濟成長或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