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大研究生最近在《中時》發表的文章〈06年95課綱,早已撤下國旗〉,真切地點出了這一代年輕人的無奈與徬徨。

戰後出生的所有中老年人,老實說,必須很誠懇地向他們年輕這一代說聲:「抱歉!」

戰 後出生這一代,成長於兩蔣威權統治;雖然政治上不夠民主,但所幸有幾位清廉有魄力的閣揆戮力拚經濟;十大建設、科學園區加半導體工業,成就了今天無數個身 價上億的企業主。當年的大學畢業生,幾乎一畢業就可以找到工作;有了固定工作,幾乎一定就可以貸得到款買得起小房子起家。有些較幸運的人物如李登輝、馬英 九、蔡英文等政治人物,還能拿到公費到國外念書,修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不是當大學教授就是擔任政府要員。

可是現在的大學生,雖然以接近百分 之百的入學率進了大學,又接近百分之百的畢業率離開校園,但是畢業幾乎就是失業要不找不到工作,不然就是起薪低到此生與買房無緣。自費出國讀書成了只有 富二代才能有的奢侈。於是他們怨天尤人,成了一批批的憤青,在網路上集結取暖,每日以痛罵政府與執政者來發洩心中的怨恨。只要在網路上號召網友集結快閃, 自然就有大批年輕人如響斯應。

清朝學者龔自珍曾說:「欲要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

2006年,野心政客及御用學者開始有計畫地對學生進行一系列的洗腦教育。他們施行所謂的「95課綱」,向當時的高中學生灌輸本土、日治、外來政權、去中國化、輕文言文、把中國歷史當外國史、台灣歷史僅4百年等等。

不僅如此,當時所實施的所謂的教改,造成接近百分之百的大學錄取率,讓大學畢業生的資質不但良莠不齊,還多得氾濫成災;身無一技之長,卻不屑接受起薪低的工作;大學畢業生人數驟增,造成工作機會粥少僧多的現象;再加上經濟不景氣,青年失業率節節升高。

正 因為鎖國主義造成的排外心理,使得台灣大學生的中、英文能力同時嚴重衰退。本來台灣學生有著比星港兩地高出許多的中文優勢,但因為執政者鎖國,自廢武功, 讓星港大學生的中英文能力大步超前。一位經常在中台兩地面試雇員的美國白人人事經理就說,台灣大學畢業生的英語能力,已經遠遠落後於中國及韓國大學畢業 生。一再強調本土文化、台語文的結果,大學畢業生非但寫不出像樣的文書,還錯別字連篇,更別提撰寫文言文,或閱讀著名古典文學或《史記》這類歷史典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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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 可支配所得跌破80萬

 
 

工商時報【記者于國欽╱台北報導】

行政院主計總處甫完成的調查顯示,我國具研究所學歷者的可支配所得近年持續下滑,民國101年中位數已跌破80萬元,回降至85年的水準。主計總處官員表示,國內產業未能順利轉型,碩博士人力成長太快以致供過於求皆是主要原因。

主計總處這份家庭收支調查指出,101年我國具研究所學歷者的可支配所得平均數雖還有88萬元,但中位數已降至79.4萬元,這是近16年來首次跌破80萬元大關。

主計總處官員表示,在全體社會所得較平均的年代,平均數能代表所得水準的變化,但在目前所得差距較大的年代,平均數易受少數高所得者的影響而拉高,中位數(全體所得依高低排序而居中者)較能反映實況。

依歷年家庭收支調查告的調查結果,研究所學歷的可支配所得早年成長極快,中位數在82年還不及70萬元,86年升至81萬元,89年達85.1萬元,不過隨後在升升降降中緩步下滑,並在101年跌破80萬元。

至於大學學歷者的情況亦然,101年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數50.1萬元,雖略高於前一年,但已遠低於89年的67.1萬元,甚至不如82年的61.1萬元,近十年下降的趨勢更明顯。

101年不分學歷,全體所得收入者的可支配所得中位數42.4萬元,雖然也低於89年的水準,但仍高於86年,顯示近十年來高學歷者所得下滑情況,較其他族群更為嚴重。

主計總處官員表示,這個結果反映了國內產業,尤其是服務業並沒有隨同經濟發展而升級,難以創造高薪資的職缺,其次這也反映近年國內高學歷人口成長太快,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因此他們的待遇已是今非昔比。

這位官員表示,由於市場上許多職缺並不需要研究所學歷,今天許多求職者為順利獲得工作,甚至不願在履歷表上寫出其研究所學歷,由此可知今天研究所畢業後的行情確實不如昔日。

教育部統計,我國在81年的研究所畢業生(碩士及博士)不到1萬人,91年升至3.3萬人,100學年度更倍增至6.4萬人,高學歷人力供給確實快 速成長。不過,隨著近年高學歷的待遇日趨下滑,讀研究所的學生人數也已逐漸減少,99學年度在校的碩士班學生人數18.5萬人,101年度降至18.3萬 人,而博士班學生人數同期間也由3.4萬人降至3.2萬人。

意 識形態凌駕于資質教育之上的結果,讓我們看到學生熱衷于政治社會活動,而輕忽了專業知識與技能的養成。藍綠鬥爭的結果,讓年輕一代認為反政府、反民主的暴 力行為,是公民的天賦人權。他們也認為拆政府、拆國父銅像、拆國旗是公民力量的展現。而如何在自由與法治間取得平衡,如何在政治訴求與尊重反對意見之間得 到妥協,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似乎沒有哪個學者或唯選票是問的政治人物敢觸及這個敏感話題。

面對無奈、失落、憤怒、彷徨、被犧牲的一代,檯面上這些中老年政治人物們,不分藍綠,是否都該好好檢討反省自己,能不能為他們做點什麼?

譬 如說:學學德國,開放幾所免學費科技大學,讓來自弱勢家庭的優秀高中畢業生也讀得起大學;學學新加坡,廣建低價的合宜住宅,讓一般年輕上班族都買得起有屋 住;學學加拿大,鼓勵出走到外國的公司回流,把工作帶回來,政府除了給租稅獎勵之外,僱用大學畢業生還補貼薪資;學學美國,對子女未成年的父母,提供子女 教育撫養津貼,讓年輕夫妻敢孕育下一代;學學北歐諸國,對富人狠抽高達50%的所得稅及遺產稅,充裕國家稅收。

最近這十多年來,政府閣揆換 人速度比一般民眾換車還快,以至於沒有那位行政院長有遠見與魄力,為台灣擘畫未來10年、20年的願景。過去錯誤的民粹至上教育,已經讓這一代年輕人迷失 了方向;遇到抗爭就政策急轉彎的政府,又讓台灣原地踏步無法向前;凡事唱反調的反對黨,成了國家前進的絆腳石。

在尚未蒙主寵召之前,希望這些有權有勢的中老年政客們,能再出手救救這群被你們犧牲的一代,不要再讓台灣的未來因為你們的自私短視而陷入絕境。

(作者為科技業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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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1](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2],號定盦[3]。曾字爾玉 ,曾更名易簡,字伯定,再更名為鞏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中後期著名思想家、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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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
龔自珍生於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長於書香門第,從祖父一代開始做官,但也並非累世官宦之家。
先祖龔潮原籍浙江山陰(今紹興),潮之祖父明永樂年間由山陰徙居餘姚,潮再由餘姚徙居仁和,世居於此數百年。高祖龔茂城、曾祖龔斌均布衣一生,曾經商,以品學皆優名聞鄉里,龔斌更有詩集《有不能草》傳世。祖父輩兄弟五人:龔敬身、龔藻身、龔禔身、龔理身、龔治身。前三人有文名,人稱「東城三龔」。龔自珍之父龔麗正其實是龔禔身之次子,因龔敬身無子,過繼為敬身長房長子。所以龔自珍名義上的祖父是龔敬身。龔敬身也是由「商籍」「撥入仁和縣學附生」,開始科舉之路的。他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高中進士,歷任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等職,在京時曾參與《四庫全書》編纂,任繕書處分校官。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任雲南省楚雄知府四年多,頗有政績,得民之愛戴。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升迤南兵備,以父丁憂去職,不再出仕,著有《桂隱山房遺稿》。逝於嘉慶六年(1801年),紀曉嵐曾為之撰挽聯。
本生祖龔禔身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以舉人任內閣中書,並派軍機處。兩兄弟同時任京官,京中人曾有「二龔」之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病故,著有《吟臞山房詩集》。
父親龔麗正於乾隆六十年(1795年)中舉,第二年中進士,歷任禮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並曾任軍機處章京。嘉慶十七年(1812年)出任徽州府知府,二十年(1815年)升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道光七年(1827年)病辭。著作包括《國語補注》、《三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辭名物考》等。娶古文字學和漢學大師段玉裁之女段馴為妻,這就是龔自珍的母親。段馴亦工詩,有詩集《綠華詠榭詩草》。
生平
少年之幸
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生於杭州城東馬坡巷小米園(今有紀念館於此[4]),是龔家的長房長孫。6歲隨父母租居北京繩匠胡同、潘家河、門樓胡同、手帕胡同和城外上斜街等處。祖父病逝後與家人回杭州守孝。兩年後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啟蒙教育由母親承擔,教讀吳偉業詩和桐城派方苞、劉大櫆散文。後有家庭塾師宋璠,教學文史並重,經子兼顧,善誘導,打下了很好的基礎。12歲隨外祖父段玉裁習說文解字。13歲秋,作《水仙華賦》[5]。14歲考訂古今官制。16歲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並由此搜羅善本古籍,致力目錄學。17歲收集石刻,攻金石文字。
科舉之艱
慶十六年(1811年),19歲,秋,順天鄉試,中副榜第28名,未取得正式功名。只得以副榜貢生資格通過考試充任武英殿校錄。不久隨外放徽州知府的父親南下。同年訪時在蘇州的外祖父段玉裁,與外祖父孫女段美貞(表妹)結婚。攜新婚妻子回杭州,遊西湖,寫下龔詞代表作之一《湘月》:
壬申夏泛舟西湖,述懷有賦。時予別杭州蓋十年矣。
天風吹我,墮湖山一角,果然清麗。曾是東華生小客,回首蒼茫無際。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鄉親蘇小,定應笑我非計。
才見一抹斜陽,半堤春草,頓惹清愁起。羅襪音塵何處覓?渺渺予懷孤寄。怨去吹蕭,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兩般春夢,櫓聲蕩入雲水。
嘉慶十八年(1813年)四月,自珍前往京城參加順天鄉試。而和1816年兩次,均落第。正當他深感失意時,又接到家中來信,新婚僅一年的美貞,因病為庸醫誤診,已於當年七月間卒於徽州府署。雙重打擊,使自珍悲憤交集。他匆匆南還,見旅店牆壁上有"一騎南飛"的字樣,遂填寫詞一首,一瀉胸中鬱悶。1813年九月天理教農民起義。1814年著四篇《明良論》,提出改革主張。回徽州後參與父親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
1815年,續娶安慶知府何裕均侄孫女何吉雲。何氏也是大家閨秀,能詩善畫,尤其擅長書法。六月中,父親麗正升任蘇松太兵備道,全家共赴上海。
直到嘉慶二十三年戊寅(1818年),第四次應鄉試,即清嘉慶帝六旬萬壽恩科,他終於中試第四名舉人。那時不過是二十七歲。第四名舉人是所謂「五經魁」之一,這使龔自珍大受鼓舞,以為科名從此一帆風順,可望置身於卿相之列,實現改革政治的理想了。
道光九年(1829年),中進士[6],為內閣中書。道光十五年(1835年),擢宗人府主事。十七年(1837年)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補主客司主事。道光十九年(1839年),48歲,辭官南歸。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暴卒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又名鳴鳳書院)[7],終年50歲。
子女
兒子龔橙。迫於生活困窘經由他人介紹在上海英國人辦事處當任幕僚,晚年由於酒精梅毒的傷害,不久病發而死。
中華民國經濟學者朱敬一自稱龔自珍為其五代祖[8]。
文學
《己亥雜詩》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道光十九年,1839年)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龔自珍學問淵博,涉及金石、目錄,泛及詩文、地理、經史百家。其為文縱橫,自成一格,有「龔派」之稱。晚年辭官南歸,後又北上接取家屬,於往返的途中,寫成了三百一十五首短詩,並總命名為《己亥雜詩》,是一生中思想的精華。其詩風瑰麗奇肆,今存800餘首,輯有《龔自珍全集》。另有散文「病梅館記」最為膾炙人口。
學術
龔自珍自幼受到外祖父段玉裁的指導,奠定厚實的樸學基礎;後又面對社會變遷日劇,西方勢力侵入,轉而致力經世之務。
面對嘉道年間經濟衰敗,社會危機日益深重,他棄絕考據訓詁之學,轉而講求經世之務,志存改革,追求「更法」,在許多方面產生了有益的影響。他的思想為後來康有為等人提倡變法圖強開了先聲。
思想
在哲學上,持「性無善與不善」之說,反對孟子性善論和荀子性惡論;認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遷,風氣無不移易」[9],強調萬事萬物都處於變化之中。
收藏
龔自珍多年收藏不輟,涉及古書、銅彝、印鑑、碑拓、字畫等等,藏品極為豐富。其兒媳婦之弟陳元祿曾稱「不可勝記」。《龔自珍全集》中記載的藏品就有:秦天禽四首鏡、商尊、孝成廟鼎、召伯虎敦、姬大母鬲、有孔之大圭、赤蛟大硯、漢雙魚列泉洗、有丹砂翡翠色之古瓦、漢三十六字鏡,高句麗花瓶、碧玉版蒙古牌、佛紐六朝印、馬湘蘭「惜花弄月」印,還有宋拓歐陽詢皇甫誕碑、羅池廟碑、曹娥碑、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宋拓洛神賦十三行、宋拓蘭亭定武本以及明拓石鼓文、唐人雙鉤衛夫人殘字卷、虞集隸書卷、管道山水卷、薛素素蘭花卷等等。
他關於收藏研究的文章《說宗彝》、《說刻石》、《說碑》、《說印》等,頗多新解,金石學家吳昌綬有評語「精博絕特」。
交遊
與林則徐
林則徐與龔自珍之父龔麗正是老朋友,曾於1822年同路進京、同日引見和召對,又同日南下,相處融洽,林則徐曾作詩為記,稱讚龔麗正:「一門華萼總聯芳」。而龔自珍本人和魏源都以漢學批宋學,主張改革而聞名,並稱「龔魏」。林則徐與魏源關係相當密切。林則徐赴廣東禁菸前,龔自珍贈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堅決要求剷除煙禍,並表示願意南遊參與其事。林則徐在途中回書作答。龔自珍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X5X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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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學晚清至
【五四】的文學
(西元1368—1644年)
《龔自珍》
  第一節:龔自珍
  真正打破清中葉以來傳統文學的腐朽局面,首開近代文學風氣的人物是龔自珍。
  龔自珍(1792—1841),字瑟人,號定盒,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出身于世代官僚文士家庭,二十七歲中舉,三十八歲中進士;由內閣中書官至禮部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一生困厄下僚”。四十八歲辭官南歸,五十歲暴卒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
  龔自珍是我國十九世紀上半紀(嘉、道)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的思想帶有極大的叛逆性,文學極富於創造性。
  龔自珍生活的年代,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新階段。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農民起義前呼後應,“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西域置行省議》)!他的思想所以特出於當世,在於他從青年時代起,即還在所謂太平盛世,就意識到這個深刻變化的時代。他對封建國家的新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但他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他的思想發展是有一個艱苦、複雜和曲折的過程的。他最初自然地接受了乾、嘉以來的“顯學”即以戴(震)、段(玉裁)、二王(念孫、引之)為代表的正統考据學派的影響,但他能不為所囿,以一種特有的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實,對腐朽黑暗的現實政治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判(《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等),並發出改革的呼聲,提出改良經濟制度的主張(《均田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運用《春秋》公羊學派的“三世說”,對比統治者即“京師”和“山中之民”勢力的消長變化,承認“山中之民”興起的必然性,肯定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尊隱》)。後來在學術思想上他又堅決地為棄考據之學,進一步接受當代《春秋》公羊學派莊存與、劉逢祿的影響,所謂“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社會聯繫,使學術研究不流於空談,而能實際有用,研究的課題也更多更廣,所謂“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而特別致力於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因而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提出了積極的建議——《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舶議》,這一建議對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是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隨著生活經驗和歷史知識的增長以及政治學術思想的漸趨成熟,他提出了著名的《古史為沈論》,把經史、百家、小學、輿地,以及當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歷史的概念。他說:“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他把古代的一切歷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並以當代的史官即歷史家自任。他認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於史官能站得高,從全局著眼,作客觀的、公正的現實政治社會批判。他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繫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號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這種歷史家的批判的態度,始終沒有使他離開現實,在許多內政和官僚制度問題上,他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特別對抵抗英帝國主義侵略表現得更積極和堅決。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海口查禁鴉片,他作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他主張嚴禁鴉片,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者;主張和外國作有益的通商,嚴格禁止奢侈品的輸入;並駁斥了僚吏、幕客、遊客、商估、紳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論調。在中英鴉片戰爭發生後第二年(1841)的夏秋間,江蘇巡撫梁章鉅駐防上海,他在丹陽雲陽書院於暴死前數日寫信給梁“論時事,並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共同抵抗英國侵略者。龔自珍這種思想發展,從早年的社會批判和改良論到中年以後以批判的歷史家自任,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可以看到他的從自發到自覺的進步鬥爭過程。但這裏也可以看到,他既以歷史家自處,隨著仕途的失意,也就自然地以“搜羅文獻”自慰,終於不免陷入“以瑣耗奇”的悲哀,這就是他中年以後所以感慨日深的緣故。然而就其主導方面來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未來變化的方向不清楚,改良的目標也不明確,他的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為“衰世”,為“日之將夕”,確信未來時代的變化,並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始終是一貫的。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啟蒙思想家。
  在龔自珍的思想中,詩和史的聯繫是很自然的。他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是由史官採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因此他認為不僅選詩和作史的目的,皆在於“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而且詩人作詩也必然和史官作史的目的一樣,都是為了社會歷史批評。“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是“清議”或“評論”的工具,顯然他把詩與史、詩人與史官在社會作用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它們的職責皆在於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
  龔自珍的詩,以其先進的思想,別開生面,真正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沈寂局面。他的詩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現實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橫議論。“欲為平易近人詩,下筆情深不自持”。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是一個歷史家或政論家的詩。
  龔自珍的詩從十五歲編年到四十七歲,曾有二十七卷之多。可見詩人雖然屢次“戒詩”,而實際作詩還是很多的。“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可惜在二十七卷之內的那些大量的“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都已失傳。今存的六百多首詩,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三十)以後的作品,它們的重要一部分是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的揭露和批判。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寫的《詠史》一律: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箸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有力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面貌以及在殘酷的文字獄威脅之下,一般文士埋頭著書的庸俗狀況;結句更借田橫抗漢的故事,揭穿了清王朝對文士仕宦利誘的欺騙。它深刻地批判了清王朝統治的歷史。後來詩人看得更為深廣,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機,統治階級的昏庸墮落,更重要的也看到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
  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
  他責備自己吸食人民的血汗,並沈痛地指出統治階級不事生產,無窮地對人民血汗的榨取:
  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鬥,屠牛那不勝栽禾!
  這些詩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龔自珍寫得更多的詩,是一種具有複雜的思想內容的抒情詩,給人一種深沈的憂鬱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在階級矛盾尖銳化、國家民族發生嚴重危機的新形勢下,清王朝及其文士官僚日益庸俗墮落,到處浸透著死氣沈沈,令人窒息的氣氛,這一切和他的經世之志、朝氣蓬勃的少年氣派,發生了嚴重的矛盾。在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的包圍中,他成為眾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病骨時流恕,春愁古佛知”(《才盡》),上句是反話,他的“病骨”決不會得到“時流”即庸俗的官僚文士的寬恕,他的愁苦是沒人知道的。實際情況是“欹斜謔浪震四坐,即此難免群公真”(《十月廿夜大風不寐……》);是“苦不合時宜,身名坐枯槁”(《乞糴保陽》)。這種“狂客”在當時雖不是個別的,但他卻是最突出的。“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夜坐》):清醒的、有志氣的人被排斥著,被嘲笑著,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氣不移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天下雖然面臨著“秋氣”的侵襲,夕陽西下,暮靄沈沈的情景,而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還是醉生夢死,安然自若。他們不知道“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整個統治階級必然全部沒落的命運,昏庸愚昧,實已無可救藥。“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無效勿虛陳”,問天無用,一切籌劃都是白費。甚至作詩也是徒然,“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他只能抱著深沈的憂鬱和孤獨,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無可如何。在這種無可奈何的現實情況之下,除了發抒感慨,縱橫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實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為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展和出路。因此,在許多抒情詩中,他既熱情地歌頌少年朝氣,俠客和義士,理想或豪傑人物;同時又不斷地豔羨“老輩”或“乾隆朝士”、隱士和“讀書官”,留戀母愛和童年,企求純潔的愛情,美貌天真而有才藝的少女,向往湖山勝境,乃至夢境、仙境和佛教的清淨世界。《能令公少年行》一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這種矛盾。“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劍”和“簫”或“劍態”和“簫心”正是反映著他思想中這種矛盾的概念。這裏當然不難看到有其逃向空虛的消極的因素,但更多的積極意義卻在於他對那種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他以溫暖的母親、童年的天真、純潔的愛情以及理想的人物和世界與腐爛不堪的現實社會環境對立,是反對封建束縛,要求變革現實和個性解放的反映。如上文所述,他的態度始終是積極的,在晚年的《己亥雜詩》中,他依然表示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時代變化必然到來:
  少年《尊隱》有高文,猿鶴真堪張一軍;難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處到紅裙。
  在這個大變化的風暴之中,他要為猿鶴,作“君子”,表現一種有生的力量;不為蟲沙,作“小人”,為時代所遺棄。這個變化是史無前例的,難於和庸俗的官僚士流們說,而只能和理想的伴侶和知己商量怎樣積極地對待這個世變的到來。同時他幻想著“風雷”即一種新興社會力量的出現,以掃蕩一切的迅急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沈的局面: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音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自注:“過鎮江,……道士乞撰青詞。”)
  這裏他所希望的“不拘一格”的“人材”,當然包括他所說的“才士”、“才民”,以及他在《尊隱》中所歌頌的“橫天地之隱”,亦即現實的歷史家或政論家、社會批評家。
  由此可見,龔自珍詩的藝術方法,基本上是浪漫主義的。他揭露矛盾,否定現實,而又熱情地幻想或希望變革現實。“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六藝但許莊騷鄰,芳香惻悱懷義仁”:《莊子》、《離騷》對他有很大影響,是他的浪漫主義的主要源頭。他“最錄李白集”,認為“莊屈實二,不可以並,並之以為心,自白始”:李白對他也有一定的影響。他的奇妙的想像,奔放豪邁、衝破約束的精神,以及瑰麗的文辭,顯然可以看出和莊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批判地繼承的關係。
  龔自珍詩最大的特點是政治思想和藝術概括的統一。他的許多詩,是一種“清議”即政治、社會批評的形式,他是以政論作詩的。但他並不是以議論為詩,使詩概念化,而只是以詩“箸議”。它們是這樣一些詩:飽含社會歷史內容,有極強的現實政治意義,但作者的興趣,並不在於具體地、詳細地描寫現實政治事件,而只是把現實政治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指出問題,發抒感慨,表示態度和願望。這些詩主要表現了現實主義精神,少數篇章表現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的結合,如《己亥雜詩》中為道士題的那首“青詞”。
  豐富奇異的想象,構成生動有力的形象,是龔詩又一顯著的特點。“西池酒罷龍慘語,東海潮來月怒明”;“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畿輔千山互雄長,太行一臂怒趨東”;“九重阿閣外,一脈太行飛”。這裏的“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等等,都是由於著想奇異,使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他描寫落花,“如錢塘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則使引起感傷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飛出尋常想象之外。這些手法是龔詩的浪漫主義精神的直接表現。
  形式多樣,風格多樣,是龔自珍詩的另一特點。他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實際他寫得多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律詩和絕句,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它們的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而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充分。作於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獨創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容多種多樣,作者旅途生活、見聞乃至生平經歷以及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均歷歷可見,因而成為一種有機的自為詩的形式。正是由於這種充分地、創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為一種輕巧而集中的描繪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
  複雜豐富的內容,多種多樣的形式,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從來才大人,面貌不專一”,他顯然是以風格多樣化自許和自勉的。他的古體詩,五言凝煉,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當,絕句則通脫自然。
  龔詩的語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但有些篇章由於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過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
  作為古文家,龔自珍在當時更有名。他的古文著名的一部分是所謂“以經術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如《乙丙之際箸議第七》的改革說,《乙丙之際箸議第九》的三世說,都是明顯的公羊學說的應用。這就是使學術思想與現實政治聯繫,引古喻今,以古為用。此類政論文,雖系發表政見,但題為“箸議”,與一般議論文不同。它們只是概括現象,指出問題,而表現含蓄渾括,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強烈的戰鬥性。一些直率批判揭露的論文如《明良論》等也屬於這一類。另一部分是借題發揮、寓言式的小品文。如《尊隱》、《捕或》等。它們形式多樣,內容廣泛,主要是對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以及一切庸俗現象作無情的諷刺,是語含“酸辣”的。此外還有一般記人、記事、記物、記名勝形勢的記為散文,內容更特殊具體。《杭大宗逸事狀》,簡單地直錄事實,主旨在揭露清統治者的專制淫威和冷酷。《書金伶》通過一個名伶的聲技的描寫,反映了清統治者及其士大夫腐爛奢侈生活的一個側面。《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通過一個地方的盛衰變遷和世態風習,不僅反映了所謂乾嘉盛世士流社會的庸俗面貌和醉生夢死的精神狀態,而且指出其“初秋”氣象,暗示一個歷史時代的衰落變化。《病梅館記》,則通過植梅的生活瑣事,反映了作者在專制主義的壓抑和束縛之下,反對士流社會的矯揉造作,渴望人格的自由,精神解放的思想。
  龔自珍的散文和詩一樣,無論寫什麼題材,總是帶著批判的眼光,從政治、社會的高度看問題,因而一般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而表現的方法和形式也非常特殊。或直率,或奇詭,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陳。語言瑰麗古奧,因而不免偏僻生硬,艱深晦澀。
  龔自珍的文學創作,除詩和散文外,還作了許多的詞。發抒感慨懷抱,爽朗自然,是詩的補充,也創造了自己的特點。但由於過分強調了詞的抒情作用,不免把詞看成消愁遣悶的工具,因而內容比較單純,不夠深廣,成就不如詩文那麼大。
近代文學--2龔自珍 https://bit.ly/2X9jL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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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
真正打破清中葉以來傳統文學的腐朽局面,首開近代文學風氣的人物是龔自珍。
龔自珍(1792—1841),字瑟人,號定盒,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出身于世代官僚文士家庭,二十七歲中舉,三十八歲中進士;由內閣中書官至禮部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一生困厄下僚”。四十八歲辭官南歸,五十歲暴卒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
龔自珍是我國十九世紀上半紀(嘉、道)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的思想帶有極大的叛逆性,文學極富於創造性
龔自珍生活的年代
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新階段。
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農民起義前呼後應,“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西域置行省議》)!他的思想所以特出於當世,在於他從青年時代起,即還在所謂太平盛世,就意識到這個深刻變化的時代。他對封建國家的新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但他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他的思想發展是有一個艱苦、複雜和曲折的過程的。他最初自然地接受了乾、嘉以來的“顯學”即以戴(震)、段(玉裁)、二王(念孫、引之)為代表的正統考据學派的影響,但他能不為所囿,以一種特有的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實,對腐朽黑暗的現實政治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判(《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等),並發出改革的呼聲,提出改良經濟制度的主張(《均田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運用《春秋》公羊學派的“三世說”,對比統治者即“京師”和“山中之民”勢力的消長變化,承認“山中之民”興起的必然性,肯定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尊隱》)。後來在學術思想上他又堅決地為棄考據之學,進一步接受當代《春秋》公羊學派莊存與、劉逢祿的影響,所謂“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社會聯繫,使學術研究不流於空談,而能實際有用,研究的課題也更多更廣,所謂“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而特別致力於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因而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提出了積極的建議——《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舶議》,這一建議對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是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隨著生活經驗和歷史知識的增長以及政治學術思想的漸趨成熟,他提出了著名的《古史為沈論》,把經史、百家、小學、輿地,以及當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歷史的概念。他說:“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他把古代的一切歷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並以當代的史官即歷史家自任。他認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於史官能站得高,從全局著眼,作客觀的、公正的現實政治社會批判。他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繫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號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這種歷史家的批判的態度,始終沒有使他離開現實,在許多內政和官僚制度問題上,他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特別對抵抗英帝國主義侵略表現得更積極和堅決。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海口查禁鴉片,他作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他主張嚴禁鴉片,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者;主張和外國作有益的通商,嚴格禁止奢侈品的輸入;並駁斥了僚吏、幕客、遊客、商估、紳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論調。在中英鴉片戰爭發生後第二年(1841)的夏秋間,江蘇巡撫梁章鉅駐防上海,他在丹陽雲陽書院於暴死前數日寫信給梁“論時事,並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共同抵抗英國侵略者。龔自珍這種思想發展,從早年的社會批判和改良論到中年以後以批判的歷史家自任,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可以看到他的從自發到自覺的進步鬥爭過程。但這裏也可以看到,他既以歷史家自處,隨著仕途的失意,也就自然地以“搜羅文獻”自慰,終於不免陷入“以瑣耗奇”的悲哀,這就是他中年以後所以感慨日深的緣故。然而就其主導方面來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未來變化的方向不清楚,改良的目標也不明確,他的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為“衰世”,為“日之將夕”,確信未來時代的變化,並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始終是一貫的。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啟蒙思想家。
龔自珍的思想
詩和史的聯繫是很自然的。他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是由史官採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因此他認為不僅選詩和作史的目的,皆在於“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而且詩人作詩也必然和史官作史的目的一樣,都是為了社會歷史批評。“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是“清議”或“評論”的工具,顯然他把詩與史、詩人與史官在社會作用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它們的職責皆在於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
龔自珍的詩
以其先進的思想,別開生面,真正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沈寂局面。他的詩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現實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橫議論。“欲為平易近人詩,下筆情深不自持”。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是一個歷史家或政論家的詩。
龔自珍的詩從十五歲編年到四十七歲,曾有二十七卷之多。可見詩人雖然屢次“戒詩”,而實際作詩還是很多的。“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可惜在二十七卷之內的那些大量的“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都已失傳。今存的六百多首詩,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三十)以後的作品,它們的重要一部分是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的揭露和批判。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寫的《詠史》一律: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箸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有力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面貌以及在殘酷的文字獄威脅之下,一般文士埋頭著書的庸俗狀況;結句更借田橫抗漢的故事,揭穿了清王朝對文士仕宦利誘的欺騙。它深刻地批判了清王朝統治的歷史。後來詩人看得更為深廣,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機,統治階級的昏庸墮落,更重要的也看到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
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
他責備自己吸食人民的血汗,並沈痛地指出統治階級不事生產,無窮地對人民血汗的榨取:
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鬥,屠牛那不勝栽禾!
這些詩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龔自珍寫得更多的詩,是一種具有複雜的思想內容的抒情詩,給人一種深沈的憂鬱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在階級矛盾尖銳化、國家民族發生嚴重危機的新形勢下,清王朝及其文士官僚日益庸俗墮落,到處浸透著死氣沈沈,令人窒息的氣氛,這一切和他的經世之志、朝氣蓬勃的少年氣派,發生了嚴重的矛盾。在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的包圍中,他成為眾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病骨時流恕,春愁古佛知”(《才盡》),上句是反話,他的“病骨”決不會得到“時流”即庸俗的官僚文士的寬恕,他的愁苦是沒人知道的。實際情況是“欹斜謔浪震四坐,即此難免群公真”(《十月廿夜大風不寐……》);是“苦不合時宜,身名坐枯槁”(《乞糴保陽》)。這種“狂客”在當時雖不是個別的,但他卻是最突出的。“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夜坐》):清醒的、有志氣的人被排斥著,被嘲笑著,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氣不移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天下雖然面臨著“秋氣”的侵襲,夕陽西下,暮靄沈沈的情景,而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還是醉生夢死,安然自若。他們不知道“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整個統治階級必然全部沒落的命運,昏庸愚昧,實已無可救藥。“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無效勿虛陳”,問天無用,一切籌劃都是白費。甚至作詩也是徒然,“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他只能抱著深沈的憂鬱和孤獨,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無可如何。在這種無可奈何的現實情況之下,除了發抒感慨,縱橫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實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為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展和出路。因此,在許多抒情詩中,他既熱情地歌頌少年朝氣,俠客和義士,理想或豪傑人物;同時又不斷地豔羨“老輩”或“乾隆朝士”、隱士和“讀書官”,留戀母愛和童年,企求純潔的愛情,美貌天真而有才藝的少女,向往湖山勝境,乃至夢境、仙境和佛教的清淨世界。《能令公少年行》一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這種矛盾。“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劍”和“簫”或“劍態”和“簫心”正是反映著他思想中這種矛盾的概念。這裏當然不難看到有其逃向空虛的消極的因素,但更多的積極意義卻在於他對那種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他以溫暖的母親、童年的天真、純潔的愛情以及理想的人物和世界與腐爛不堪的現實社會環境對立,是反對封建束縛,要求變革現實和個性解放的反映。如上文所述,他的態度始終是積極的,在晚年的《己亥雜詩》中,他依然表示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時代變化必然到來:
少年《尊隱》有高文,猿鶴真堪張一軍;難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處到紅裙。
在這個大變化的風暴之中,他要為猿鶴,作“君子”,表現一種有生的力量;不為蟲沙,作“小人”,為時代所遺棄。這個變化是史無前例的,難於和庸俗的官僚士流們說,而只能和理想的伴侶和知己商量怎樣積極地對待這個世變的到來。同時他幻想著“風雷”即一種新興社會力量的出現,以掃蕩一切的迅急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沈的局面: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音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自注:“過鎮江,……道士乞撰青詞。”)
這裏他所希望的“不拘一格”的“人材”,當然包括他所說的“才士”、“才民”,以及他在《尊隱》中所歌頌的“橫天地之隱”,亦即現實的歷史家或政論家、社會批評家。
由此可見,龔自珍詩的藝術方法,基本上是浪漫主義的。他揭露矛盾,否定現實,而又熱情地幻想或希望變革現實。“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六藝但許莊騷鄰,芳香惻悱懷義仁”:《莊子》、《離騷》對他有很大影響,是他的浪漫主義的主要源頭。他“最錄李白集”,認為“莊屈實二,不可以並,並之以為心,自白始”:李白對他也有一定的影響。他的奇妙的想像,奔放豪邁、衝破約束的精神,以及瑰麗的文辭,顯然可以看出和莊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批判地繼承的關係。
龔自珍詩最大的特點是政治思想和藝術概括的統一。他的許多詩,是一種“清議”即政治、社會批評的形式,他是以政論作詩的。但他並不是以議論為詩,使詩概念化,而只是以詩“箸議”。它們是這樣一些詩:飽含社會歷史內容,有極強的現實政治意義,但作者的興趣,並不在於具體地、詳細地描寫現實政治事件,而只是把現實政治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指出問題,發抒感慨,表示態度和願望。這些詩主要表現了現實主義精神,少數篇章表現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的結合,如《己亥雜詩》中為道士題的那首“青詞”。
豐富奇異的想象,構成生動有力的形象,是龔詩又一顯著的特點。“西池酒罷龍慘語,東海潮來月怒明”;“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畿輔千山互雄長,太行一臂怒趨東”;“九重阿閣外,一脈太行飛”。這裏的“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等等,都是由於著想奇異,使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他描寫落花,“如錢塘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則使引起感傷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飛出尋常想象之外。這些手法是龔詩的浪漫主義精神的直接表現。
形式多樣,風格多樣,是龔自珍詩的另一特點。他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實際他寫得多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律詩和絕句,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它們的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而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充分。作於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獨創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容多種多樣,作者旅途生活、見聞乃至生平經歷以及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均歷歷可見,因而成為一種有機的自為詩的形式。正是由於這種充分地、創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為一種輕巧而集中的描繪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
複雜豐富的內容,多種多樣的形式,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從來才大人,面貌不專一”,他顯然是以風格多樣化自許和自勉的。他的古體詩,五言凝煉,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當,絕句則通脫自然。
龔詩的語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但有些篇章由於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過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
作為古文家,龔自珍在當時更有名。他的古文著名的一部分是所謂“以經術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如《乙丙之際箸議第七》的改革說,《乙丙之際箸議第九》的三世說,都是明顯的公羊學說的應用。這就是使學術思想與現實政治聯繫,引古喻今,以古為用。此類政論文,雖系發表政見,但題為“箸議”,與一般議論文不同。它們只是概括現象,指出問題,而表現含蓄渾括,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強烈的戰鬥性。一些直率批判揭露的論文如《明良論》等也屬於這一類。另一部分是借題發揮、寓言式的小品文。如《尊隱》、《捕或》等。它們形式多樣,內容廣泛,主要是對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以及一切庸俗現象作無情的諷刺,是語含“酸辣”的。此外還有一般記人、記事、記物、記名勝形勢的記為散文,內容更特殊具體。《杭大宗逸事狀》,簡單地直錄事實,主旨在揭露清統治者的專制淫威和冷酷。《書金伶》通過一個名伶的聲技的描寫,反映了清統治者及其士大夫腐爛奢侈生活的一個側面。《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通過一個地方的盛衰變遷和世態風習,不僅反映了所謂乾嘉盛世士流社會的庸俗面貌和醉生夢死的精神狀態,而且指出其“初秋”氣象,暗示一個歷史時代的衰落變化。《病梅館記》,則通過植梅的生活瑣事,反映了作者在專制主義的壓抑和束縛之下,反對士流社會的矯揉造作,渴望人格的自由,精神解放的思想。
龔自珍的散文和詩一樣,無論寫什麼題材,總是帶著批判的眼光,從政治、社會的高度看問題,因而一般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而表現的方法和形式也非常特殊。或直率,或奇詭,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陳。語言瑰麗古奧,因而不免偏僻生硬,艱深晦澀。
參考資料
sokamonline.com/ClassicPoem/138/138.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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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
龔自珍
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學家及改良主義的先驅者。27歲中舉人,38歲中進士。曾任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和禮部主事等官職。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國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則徐禁除鴉片。48歲辭官南歸,次年暴卒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揭露清統治者的腐朽,洋溢着愛國熱情,被柳亞子譽爲“三百年來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餘篇,詩詞近800首,今人輯爲《龔自珍全集》。著名詩作《己亥雜詩》共315首。
人物詳情
介紹
作者:佚名 龔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sè)人,號定庵(ān),後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鞏祚,號定庵,清代思想家、文學家。漢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於世代官宦學者家庭。祖父龔禔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詩》。父麗正,... ......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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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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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簡介_讀古詩詞網 https://bit.ly/38QKi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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