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也只有台北故宮才擁有禪地玉冊----歷朝歷代共有七位皇帝舉辦過封禪大典:第一位用皇帝的身分去泰山封禪的是秦始皇,封禪次數最多的是漢武帝,最後一位是宋真宗,而身分最特別的則是武則天!

1956年的美國,有“寧夏皇帝”之稱的馬鴻逵,正從他的四老婆手中接過甜品。300斤的他腆著草包肚子,洛杉磯的莊園裝修豪華,哪怕在異國他鄉他仍保持著西北人的生活習慣。
​在寧夏作威作福、魚肉百姓慣了的他,身處美國還花重金讓人砌了土炕,還喜歡用酸奶做甜品,頭頂一年四季不離一頂白色小帽。當年西北搜刮民脂民膏得來的7.5噸黃金,被他實實在在美國花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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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鴻逵(1892年3月9日—1970年1月14日),乳名三元,字少雲,穆斯林(回教徒)[註 1]。陸軍中將加陸軍上將銜,西北軍閥「三馬」之一[3]:1。生於甘肅蘭州府河州。先依附馮玉祥,後投靠蔣中正,任寧夏省政府主席長達17年,集軍政大權及中國國民黨黨務於一身,被人稱為寧夏之「土皇帝」[3]:1。中華民國初期寧夏的控制者,寧夏馬家軍領袖。他繼承其父馬福祥統率寧夏新軍,人稱「寧夏王」。
早年[編輯]
馬鴻逵,1892年3月9日出生於甘肅河州韓家集陽窪山村[3]:1。祖父馬千齡,在同治年間陝甘回民起義時,因勸說馬占鰲(馬千齡之同族侄女婿)降清,被左宗棠稱為「良回」;是馬鴻逵後來自詡他家「不是造反的回回」一語之原由[3]:1。光緒初年,馬千齡次子馬福祿中武舉人、武進士[3]:1。
1895年,河湟地區之回族、撤拉族人民再次發動反清起義,馬千齡率其子組織民團,對抗起義軍,曾解救被圍清軍總兵湯彥和[3]:1。起義群眾將馬千齡家宅院付之一炬,並到處「捉拿馬進士家的人」,馬千齡趨避藏區,其次子馬福祿和四子馬福祥(馬鴻逵父親)率民團輾轉到蘭州,被陝甘總督陶模收編為步騎兩營,加入進攻河州之清軍,不久歸入董福祥之甘軍[3]:1。時清政府整軍,董之甘軍編為精銳後軍,馬福祿、馬福祥分任其下之統領、幫統[3]:1-2。董軍奉調北京附近駐防後,八國聯軍進犯天津、北京,馬福祿率部在正陽門同八國聯軍戰鬥時身亡;馬福祥率餘眾護駕慈禧、光緒到西安[3]:2。
馬鴻逵父親馬福祥先後任清政府西寧鎮總兵兼阿爾泰護軍使、綏遠都統;1925年,依附馮玉祥,任西北邊防會辦(馮為督辦);1928年,馬福祥轉投蔣中正,歷任國民政府委員、北平政治分會委員、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青島特別市市長、安徽省政府主席,旋調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1932年病卒於涿州琉璃河旅途中;其政治手腕靈活,長於交際,善於游說,常以在政爭中當「調人」自居;為馬鴻逵進入軍界政壇打開廣闊門徑[3]:2。
經歷[編輯]--
民國成立後,馬福祥任馬鴻逵為昭武軍中營騎兵幫帶,而以馬鴻賓為管帶,位在馬鴻逵之上。民初馬鴻逵到北京給袁世凱當侍衛官。1916年袁世凱死後,黎元洪、段祺瑞大量頒發勳章,馬鴻逵以西北授勳使的頭銜回寧夏頒發勳章。
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馬鴻逵的部隊被列入馮玉祥序列,駐防寧夏。
1928年12月召開編遣會議,馬鴻逵第四軍縮編為陸軍暫編第十七師,轄步、騎各1旅,共6個團。1929年4月,馮玉祥部放棄魯、豫,全軍西撤。馬鴻逵部由魯北惠民撤至洛陽。1929年5月21日,和韓復榘、石友三聯名發出「擁護中央」通電反馮,5月23日率部從洛陽逃往鄭州,遭龐炳勛、孫良誠前堵後追,部隊潰散,在新鄭收攏殘部。蔣中正復電嘉獎,以馬鴻逵部為第六十四師,旋擴編為第十一軍、賞現洋30萬元,槍1000餘支。[5]
第十一軍軍長兼第六十四師師長馬鴻逵,參謀長羅震
馬全良第一旅
馬寶琳第二旅
李毓奠第三旅
馬騰蛟騎兵旅
軍事政治教導團
1929年7月,由鄭州移駐濟寧。再由濟寧移駐徐州。
1929年12月,蔣唐戰爭爆發,石友三、韓復榘參與聯合反蔣。馬鴻逵把石、韓密謀和各方面活動情況密報蔣中正,並條陳懲撫方略。蔣唐戰爭後,馬福祥出面斡旋調解,讓石友三向蔣悔過。馬福祥被委任為青島市長。1930年中原大戰爆,馬鴻逵部擴編為討逆軍第十五路軍,轄六十四、七十二2個師,每師2旅4團,另有一個教導團、特務團、炮兵團、騎兵旅、獨立第六旅等。在隴海線、津浦線作戰多次,特別是增援歸德、固守兗州、圍攻泰安諸戰役有重要貢獻。戰後在泰安蒿里山修「討逆陣亡將士紀念碑」。與韓復榘平分山東,掌控了泰安及魯西肥城、濟寧等18縣軍政財稅人事全權。1930年10月,蔣中正決定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賓調任代理甘肅省政府主席,馬鴻逵接任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滯留泰安未到任。馬鴻賓主甘不久被西北軍餘部雷中田發動雷馬事變扣押下野。
1931年馬鴻逵部被調到豫南圍攻鄂豫皖紅軍。1932年春,主政河南的劉峙以重兵包圍馬部(此時已縮編為一師五旅)企圖繳械。馬福祥在南京、漢口行營、信陽之間奔波為馬鴻逵說情,途中中暑染病死於北平琉璃河。馬鴻逵把軍隊交給參謀長羅震指揮,赴北賓士喪。蔣中正以顧念西北宿將馬福祥為名,再次任命馬鴻逵為寧夏主席。馬鴻逵以第十五路軍總指揮兼第三十五師師長職務,奉命留下主力在豫南剿共。實際上挑選精銳編為5個團,1932年11月啟程,1933年1月歸寧夏,所部編為新編第7師3個獨立旅和1個特務團,開始對寧夏17年統治。留在信陽的第三十五師師長馬騰蛟,轄2個旅4個團繼續駐守信陽,由駐豫特派綏靖主任公署劉峙指揮。劉峙把其番號改為剿匪軍第一縱隊,縱隊司令唐俊德。1934年秋該縱隊調開封,與新編第46旅合編為第九十五師,即遼瀋戰役塔山阻擊戰中大名鼎鼎的「趙子龍師」。
1934年10月19日,蔣飛寧夏視察,見到久未謀面之馬鴻逵母子[6]:365-366。1936年加上將銜。1937年4月,殺共產黨員、豫海縣自治政府主席馬和福。同年,抗日戰爭開始,陝西、寧夏一帶共産黨勢力重新上升。同時期其侄子馬仲英的地盤喪失,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逵、馬鴻賓在馬仲英原來的地盤甘肅、新疆等地域發展。
日戰爭爆發後,馬鴻逵與其兄弟馬鴻賓的部隊合編為第十七集團軍,馬鴻逵任第十七集團軍總司令及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大約1938年,日軍軍事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企圖說服馬鴻逵等建立日軍傀儡政權「回回國」,又遊說馬鴻逵追隨祖上繼續效忠清朝,擁護滿洲國。馬鴻逵通過寧夏省國民黨部書記周百隍回復,指出他的很多親戚包括伯父馬福祿都在北京之戰對八國聯軍作戰時陣亡,而日軍在當時占聯軍的大多數,所以他不會和日本人合作[7]。
日本投降後,1945年12月出任西北軍政副長官兼西北行轅副主任。國共內戰爆發,馬鴻逵站在蔣中正的中國國民黨一方同中國共產黨作戰。1949年國共內戰末期,彭德懷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占領蘭州。9月1日,馬鴻逵應蔣中正電召飛赴重慶參加軍事會議,將寧夏軍政交其子,代理寧夏省政府主席兼寧夏兵團司令官馬敦靜負責[8]:9001。9月2日,蔣中正在重慶接見甘肅省政府主席馬鴻逵、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及川鄂綏靖公署副主席兼第十六兵團司令孫元良等[8]:9002。之後,9月底馬鴻逵棄銀川赴重慶追隨中華民國政府。10月13日離重慶到台灣馬鴻逵即受到國防部次長郭寄嶠及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對西北敗局負責。12月和馬步芳(已逃往中東)一起被監察院彈劾,要二人對西北敗局負責,不久,被撤職察辦。12月2日,代總統李宗仁令甘肅省政府委員兼主席馬鴻逵應予撤去本兼各職[9]。
他遂謊稱其四姨太劉慕俠在香港病危,赴港探視。1950年10月,他在陳納德的幫助下到美國。先至加州舊金山,日後長期住洛杉磯,在普馬拿市辦起一家牧場,以養馬為業。
1951年在美國記者招待會上,馬鴻逵呼籲美國政府援助台灣[10]。
逝世[編輯]
1970年1月14日在洛杉磯其牧場去世,未曾入籍美國。1970年1月16日中午,由馬遺孀四姨太劉慕俠(非趙蘭香),遵遺囑護送馬鴻逵遺體至台灣松山機場,最後安葬於台北三張犁回教墓地。本來馬鴻逵是想葬在寧夏故土的,但由於他的身份,恐怕中共迄今也不會同意。
逸事[編輯]
因其在寧夏主政的時候相當庸碌,後世對馬鴻逵評價不高。但馬鴻逵頗有環保意識,熱愛綠化,經常要求部下種樹,甚至強發西北民夫數萬,僅僅為了種樹[11]。
馬鴻逵自詡他家:『不是造反的回回』,因祖父馬千齡在同治年間陝甘回民起義時勸說馬佔鰲降清,被左宗棠稱之為「良回」[12]。
1931年春,馬鴻逵在泰山腳下為死去的官兵修建一座紀念碑,意外在蒿里山挖到唐玄宗和宋真宗各自所使用的〈禪地衹玉冊〉,之後私帶到美國。1970年,四姨太劉慕俠從美國回台,交給蔣中正。蔣中正舉行隆重的接收儀式,然後將玉冊轉贈給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3][14][15]。
銀川市的妓院集中在鼓樓南街與新華街交會處。有一個叫張麗君的頭等妓女,色藝俱佳,馬鴻逵的長子馬敦厚和馬的秘書長都為之著迷,常生齟齬。一次二人同時出現在張麗君處,馬敦厚即拔槍向秘書長射擊,險出人命。各位老鴇見生意前景不錯,又從各地購得十二三歲少女若干。馬鴻逵念及兒子與秘書長火併事,強行取締妓院。馬鴻逵的處理辦法是:
新買來的少女們收歸馬家大公館當丫鬟,並請人培訓學秦腔演給馬鴻逵看。
已結婚或已訂婚的,著其家人領回。
沒成家或未曾訂婚的,則賞給連長級的軍官為妻,聲明說是馬主席賞的,一文不取[16]。
家庭[編輯]
大夫人馬柏芳,甘州提督馬進祥的次女。 夫人劉志誠、劉慕俠等。 生有馬敦厚、馬敦靜、馬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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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上將銜,西北軍閥「三馬」之一1956年的美國,有“寧夏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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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世國寶,唐宋玉冊千年出土什麼是「泰山封禪」?從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寶「唐宋玉冊」說起 | 藝開罐 | 琅琅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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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年(1931),山東泰山腳下的蒿里山登場了最戲劇化的真實故事。當時,人稱「寧夏王」的馬鴻逵將軍率領的軍隊駐紮於山東泰安,該處有一關山廟,廟前有一塔,因軍閥內戰均被摧毀,後欲在塔原址上修建紀念碑,掃除殘磚後,在塔底發現了五色土壇,中為黃色、四周為青白赤黑,順下挖掘,在中央黃土內發現了「宋代玉冊」,接著再挖又得到了「唐代玉冊」,是為「泰山封禪」的出土實物,千年光輝再現。隨著玉冊一同出土的還有一些正方、長方或梯形的玉片共52件,這些玉片上雕飾著龍紋、鳳紋、雲氣紋。據史書記載,玉冊是以玉匱盛裝,推測這些玉片便是玉匱上的嵌片。後來馬將軍將玉冊攜至美國,在馬將軍逝世後的一年,夫人劉慕俠遵將軍遺囑將之送回臺灣,於民國六十年(1971)10月31日,獻贈總統蔣中正以作為壽禮,後撥交轉至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為目前中國唯一出土存留的泰山玉冊,證明了泰山封禪之史實,於2014年經文化部審議公告為「國寶」。
泰山大觀峰景觀「唐摩崖」。〈紀泰山銘〉高13.2公尺,寬5.3公尺,共1008個字,唐開元十四年(726)玄宗撰文並書,記述封禪告祭之由來,歌頌唐初五位帝王之功績,並申明封禪目的。攝影/張筠。
這兩套玉冊,堪稱身世由來最傳奇的「國寶」。何寶之有?〈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禪地祇玉冊〉,由青白色閃玉質組為簡冊,共有16簡,每簡長短不一,簡與簡間以上下兩組金質線串聯。玉冊內容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禪地典禮中之祝禱文通篇楷書,文字以砣具琢碾後內填金,留存有較多琢玉的痕跡。字蹟不同於〈唐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地祇玉冊〉端整風格而略顯鬆散。其中兩簡背面有磨去原刻字的情形,據殘餘筆畫推測,似乎是宋太祖、太宗諡號的部分。本冊的內容雖可見於《宋史》之中,但兩者對照之下,二先帝的諡號在冊與史的記載中略有出入,可補足、勘正史籍的闕如與錯植,乃非常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在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時,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精彩100 國寶總動員」,以為國運永昌祝福,精選百件文物誌慶,在所有書畫器物中唯一一件「贈」字號即為此件。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禪地祇玉冊〉,雖名「玉」冊,材質實為俗稱「漢白玉」的白色泛灰大理石,共15簡,每簡長短不一,簡與簡間以上下兩組金屬線串聯。文字內容為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禪地典禮中之祝禱文,冊上文字以斜刀鐫刻後內貼以金箔,但現在多已剝落。通篇隸書,僅唐玄宗名諱「隆基」二字為楷體,鐫刻清晰,保留原來書寫的筆意,端整豐勻,經研究與唐玄宗的書風相符,應是其親筆御書後付刻。該冊內文未見於史書,其出土正可以補足史籍的闕如,是極其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字體優美,亦是唐代書法的重要資料。最近一次於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在故宮嘉義南院「人氣國寶展」公開展出。
泰山封禪,真正始於秦始皇
「封禪」是中國歷史最高規格的帝王級政治祭祀典禮,「封」是登泰山祭天;「禪」則是在泰山旁的小丘祭地,向天地宣告人間太平。為什麼地點選在泰山?泰山為五嶽之宗,實際地理高度雖並非最高,但因其處於平原中央地帶,周圍為小山,故有傲立群峰特出巍峨之感,唐杜甫〈望岳〉詩言「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加以地處齊魯之交,齊魯孕育出諸多重要思想家,隨著戰國時期陰陽五行乃至五德終始學說的形成,位於日出之始的東方泰山,被納入該知識架構體系,被視為天地萬物交感通靈之處,「萬物始終之地,陰陽交泰之所」。原祭祀泰山山靈的儀式也就轉為具深刻政治意涵的帝王封禪。
秦統一中國後,始皇帝運用五德終始說作為受命稱帝的基礎,在始皇廿八年(公元前219年)到泰山封禪,鞏固並彰顯其政權乃順天應命,具備自然天地的神聖性、合法性,樹立政治權威,是為「天選之人」,成為有史記載以來真正的泰山封禪第一人。此前,雖《史記.封禪書》記管仲論封禪,古代封泰山、禪梁父的帝王有七十二君:「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然君王如無懷氏、虙羲氏、神農氏等為上古神話未有實證,後世多提出質疑。此後,舉辦泰山封禪儀式的帝王,以秦始皇為始,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宋真宗,一共只有七位,巔峰可謂集中於漢唐。
漢劉向《五經通義》:「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漢班固《白虎通義》:「王者受命必封禪。封,增高也;禪,廣厚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址以報地。」也就是說,承受天命的天子一定要封禪,即祭祀天地,來代表正統性。人間的天子在泰山祭祀過天地,才算真正的受命於天。舉行封禪並可使帝王誇耀功德,震懾天下。《史記.封禪書》:「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然而,並非改朝換代就可以舉辦封禪儀式。為什麼只有七位帝王舉辦?泰山封禪儀式場面浩大,功至、德洽、祥符、受命四大要素齊備,缺一不可,必須天時地利人和,社會安定有祥瑞符應,國家天下太平,人力、物力、財力樣樣兼備,具備一定難度;南宋後理學興起,以心性義理作為人世間禮儀制度的根本,封禪之說漸受到省思,儒生甚至認為舉辦封禪不是好事,最有名者當為南北朝南齊、南梁官員許懋,他對於上古七十二君封禪之事提出質疑,並清楚表達「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
南宋、元、明、清各朝皇帝雖不再舉行封禪,但帝王對泰山祭拜一直繼續。元明帝王,雖未親蒞泰山,但派大臣、外戚、太監到此,或重修廟宇,或給泰山神加封號。如明代永樂後,奠都北京,泰山因為接近京師,其宗教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列帝有大典禮、大征伐,皆行告祭,直將泰山視為明帝國之保護神。由滿清入主中原的清康熙皇帝亦重視泰山,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巡時,他將第一個祭拜地點定於泰山;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後作〈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創製「泰山龍脈論」。康熙帝將中原漢族神聖的泰山,與被滿族視為發祥地的文化聖山長白山作連結,「朕細考形勢,深究地絡,遣人航海測量,知泰山實發龍於長白山也……海中伏龍於是平陸起,西南行八百餘里,結而為泰山,穹崇盤屈為五嶽首」,以龍脈論理,表述東北滿清作為中原漢室繼承者的合法性,展現出政治手腕治理,具滿漢一家親之思想「統戰」意味。
泰山大觀峰景觀,上為清康熙帝題「雲峯」,其下為乾隆帝詩刻〈夜宿岱頂作〉。攝影/張筠。
即便清代君臣對於封禪都曾有所譏諷,清乾隆更曾御批「自欺欺世,貽譏史冊」,但身為君王的他,仍於乾隆十三年(1748)至五十五年(1790),到過泰山岱廟祭祀十一次,登上泰山頂峰六次,最後一次在八十歲時留下自作詩「來因瞻岱宗,岱廟謁誠恭。封禪事無我,阜安祈為農。代天敷物育,福國錫時雍。九叩申虔謝,八旬實罕逢」,表達出封禪與己無關,不以此強調政權合法正統性,而是以百姓之代表,來奉祭泰山神明,以求護佑的心態。
天選之人到人選之人
「唐宋玉冊」的出土故事雖然聽起來別具戲劇色彩,令人稱奇。其實後代挖掘出古代玉冊,在明、清文獻中皆有所記載,並非橫空出世的首創。如清代聶劍光《泰山道里記》:「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十四日,工人於日觀峰側鑿石,得玉匣二,各緘以玉檢金繩。啟視,其一為祥符玉冊,共十七簡,簡字一行,外用黃縵疊裹之,見風灰飛。其一未啟,其簡尺寸悉如《宋史.禮志》所載。巡撫阿里袞獻於朝。」出土故事可信度多少自在人心,但挖掘出封禪玉冊後,呈獻於古時朝廷君主,或是贈獻與總統祝壽,很難使人不帶有政治聯想。
古代帝王從封禪到祭祀,封建帝制到民主社會,由「天選之人」到「人選之人」,中間的歷史距離有多少?直到現在,仍有「媽祖有託夢叫我一定要出來!」選舉號碼吉祥話搭配手勢,1號是豎直大拇指比讚,2號是食指中指打開比V的勝利意象,3號是大拇指食指圈扣比OK,一馬當先、好事成雙、做你的靠山……。選舉蓋章的圖案,為什麼要設計成圓圈中一「卜」字形,坊間有一種說法表示,「卜」字側看有點像「人」字,象徵選舉是「由人選人」,而當選者的權力來自人民。鄉民們會表示,那為什麼不直接寫「人」?沒有要爭個一定真實,聯想到「人」,或許更提醒著我們這是個「人選人」的時代,沒有天子,沒有君權神授,不再天選之人,當權者和投票者都應當珍惜民主社會。什麼是「泰山封禪」?從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寶「唐宋玉冊」說起 | 藝開罐 | 琅琅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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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綿延時間最長的國家。玉在中華文明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並且有極大的推動作用。玉的一些原始意解逐步演化成了國家意識,形成社會等級制的物化,是古代人們道德和文化觀念的載體。玉由於難得和稀有,也成為權力、地位、財富的象徵。在表現國家、朝廷、帝王與玉文化的關係方面,唐宋封禪玉冊堪稱代表。
中國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綿延時間最長的國家,玉在中華文明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並有極大的推動作用。玉的一些原始意解逐步演化成了國家意識,形成社會等級制的物化,是古代人們道德和文化觀念的載體。玉由於難得和稀有,也成為權力、地位、財富的象徵。在表現國家、朝廷、帝王與玉文化的關係方面,唐宋封禪玉冊堪稱代表。
一、唐宋禦用階玉:唐玄宗、宋真宗泰山禪地祇玉冊
唐玄宗泰山禪地祇玉冊,從用玉到刻字,不僅規模較大,而且內容也較為豐富。據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實物研究可知,全部玉冊為粉白色階玉,共15簡,每一簡長在29.2-29.8厘米之間,寬3厘米,厚約1厘米(如圖1)。每簡上刻隸書一行,每行9字,共135個字,第三行末尾有兩字楷書「隆基」。在簡的上下兩端,各橫一孔用金絲連接。根據史料記載,唐玄宗玉冊祭文從撰文到書寫均由唐玄宗本人完成,書法精湛,結構莊重。
宋真宗泰山禪地祇玉冊,質地也是白色階玉,規模超唐玄宗封禪玉冊。該玉冊共16簡,每支簡長計29.5-29.8厘米,寬2厘米,厚0.7-0.75厘米。形制與唐冊相同。每簡上刻正書1行,每行16字,共227個字,為楷書,書法自然灑脫而又天真拙趣(如圖2)。宋真宗玉冊祭文是由大臣馮模型撰寫,書寫則是由宋真宗本人完成。
唐宋封禪玉冊材質均為階玉。民國二十年(1931年),國民軍第十五路軍寧夏馬鴻逵部駐軍泰安,在泰安蒿里山施工時於文峰塔故址先後掘得唐玄宗和宋真宗的封禪玉冊,後被攜至美國。 1971年馬鴻逵去世時將兩件玉冊交給台灣當局,並由台北故宮博物院保存至今。唐宋封禪玉冊實物的最後一次出土,揭開了其形製、內容、材質方面的許多秘密。有學者認為唐玄宗禪地玉冊石料係用陝西秦嶺太白山所產之白石,而宋真宗禪地玉冊可能為新疆和闐所產白色閃玉。但考察史料可知,唐宋封禪玉冊材質均為階玉。
《宋會要輯稿·禮二十二》記載玉冊製作時說:(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七日,帝(宋真宗)命王旦撰昊天上帝玉牒文,馮諱二皇地祇玉冊文,趙安仁撰祀昊天上帝玉牒文、社首甕鵰地祇玉冊文,趙安仁撰祀昊天上帝及泰山、社首甯臠之家。帝諭旦等曰:「上天降鑑中,玉牒今欲更不讀,先入玉匱中,承以案,置於曰天上帝神坐側。俟皇帝封玉冊畢,太尉又跪奏,取玉冊進皇帝,封印如儀。庶遵不秘之文,太尉又跪奏,取玉冊進皇帝,封印如儀。庶遵不秘之文,亦協同合之義。」亦協同。」帝曰:「朕之此行,更無他事,惟以昭答上玄、為民祈福為意,其玉牒亦槨中,是玉牒、玉冊各匱,同封於石槨中。臣等參詳典禮,只載封玉冊,不載封玉。於石槨、符瑞沓委,次述為民祈福之意。 ,碾字難成,請用階州玉石,可以速就。既而少中度者,復以追琢功大,慮不能就,宰臣以祀期甚近,望依玉工所請。帝不得已,從之。未幾,階州進所採玉石。
《宋會要輯》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宋代官修《會要》之文,可靠性向為學界看重。這段文字所述玉冊文撰寫、玉冊使用和保存,以及前朝材質選擇等都極為詳細,其中有三點可資我們了解階玉文化:第一、宰臣王旦依據唐代詔敕指出,“唐明皇玉冊止於階玉”,也即唐思宗的經驗和高超的技藝,用質地堅硬的真玉碾制玉冊,保證不了工期,而用性地溫軟的“階州玉石”(別稱“階石”)則“可以速就”;第三、因為“祀期甚近”,宋真宗斯覹、袈裟和玉工的建議使用了立石。雖然為趕工時和保證刻字質量,宋真宗不得已採用階玉(也有文獻記載後來用和田閃玉替換的情況),但在當時石(階石)、玉之分,顯然並不是最重要的。
二、文獻所載「階玉文化」及其在歷史上的影響
從材質層面來看,階玉是一種限於唐宋帝王貴族範圍的用玉類型。我國現存最早的賞石主題著作、宋代杜綹撰《雲林石譜》,對階玉有一段載述:「階州白石產深土中。性甚軟,扣之或有聲。大者廣數尺,土人就穴中錒刻佛像諸物,見風即勁。在唐宋被選來做玉冊的特別之處:一是在深土中未見風之前,性地溫軟,階州當地人就在地穴之中錒刻佛像諸物;二是階玉見風之後質地變得堅硬,經打磨可變得光潤、瑩潔,有玉的質感;三是便於磨製成玉板、硹台和畫屏條屏;四是唐宋時皇室庫藏頒賜給名山福地的碾玉金龍、朱書玉簡,多用階玉(階石),知名度高。
階玉,產自階州,今隴南市武都區,具有多種顏色和獨特的紋理,在隴蜀之地與“巴璞”“嘉璞”“栗玉”堪有可比。南宋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九載:「階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色暗,今朝廷取為冊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取之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依巴。 '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石,其溫潤略與玉等。這些玉片上裝飾著龍、鳳、雲紋,屬於玉匱各角上的組件。
這些玉嵌片,連同唐宋玉冊一起,都成為階玉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佐證。 《宋史·輿服志六》:“冊制,用珉玉簡,長一尺二寸,闊一寸三分”,就是從階玉文化角度的另一種解說。清葉恩沛《階州直隸州續志》卷十四《物產》引宋代蘇頌《圖經本草》雲:「階州白石,與白玉同體而異色。」「儀州(今甘肅華亭市)栗玉,乃黃石之光瑩者,非玉也。由史料考察,階玉文化史綿延千餘年,有很高的研究價值。經查閱地誌和訪問民間玉工藝人,所謂「階玉」實屬當地特產的一種大理石,為甘肅觀賞名石之一。 《武都縣志》(1998版)記載說:“階州白石,與白玉通體而異色……即今白龍江北岸一帶白雲石,礦藏極豐。”
三、從出土文物探討隴南玉文化史發展源流
隴南玉文化史的研究,目前或一個空白,無論是傳世文獻或考古發現,都未見隴南史前時期有關玉文化的記載。從考古發現來看,最早的陝南玉器實物出土,應該是2005年在禮縣西山遺址M2003早秦墓葬出土的玉璧、圭、璋、戈、玦、管等十餘件,已經成為系列(如圖3),時間斷限在西周中(璣、管等十餘件,已經成為系列(如圖3),時間斷距今晚期2800年)。因為對西山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一直沒有發表,而見諸於報紙、書籍的研究成果,重點在葬俗、城址,對陪葬品的研究主要在陶器、青銅器方面,對玉器的產地、質地、磨製技術與工藝、器形特徵等系列研究基本沒有展開,偶有提及也焉不詳。從圖片資料看,這些玉器製作欠精緻,均為片狀佩飾,未見多種佩件組合的串飾,部分器物有簡單紋飾,玉圭數量較多。可看出受周文化中玉禮器文化影響較大,玉圭地位顯高,居其他諸玉器之首。近見隴南市博物館收藏一些徵集玉器,部分出土於白龍江流域,其中角弓鎮商周時期玉琮1件、玉璜3件,兩水鎮戰國時期玉璧1件,豐富了隴南先秦玉文化史,進一步研究的價值很大。
隴南春秋戰國時期的玉器,代表作出土於禮縣大堡子山和圓頂山。 1995年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了春秋早期的玉器,總計有玉琮2件,玉玦4件,中小型墓出土玉魚若干件,玉琀1組3件、碎玉塊1件、瑪瑙珠1件。今存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2件玉琮出自M2大墓,一件玉琮為深棕色,長寬7.2厘米,高5.2厘米,器形較大,做工較為精細;另一件玉琮為深棕色,長寬7.2厘米,高5.2厘米,器形較大,做工較為精細;另一件玉琮為深棕色,通體為淺綠色,長寬6.8厘米,高6.1,質地細密,有規整的代表性。 1998年出土於禮縣圓頂山秦貴族墓葬的玉器,數量達40餘件,時間在春秋中晚期到戰國時期,器型多樣,有玉璧、玦、圭、璜、環、觹、飾件(四棱形、片狀、魚形、珠)等,整體看玉質比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的玉器要差,製作也不夠精緻,玉璣數量較多,加工相對要精細些,玉器裝飾圖案以蟠虺紋為主,多用雙勾陰線,有的顯現出由蟠虺紋向卷雲紋演化過渡的跡象,圖案疏散。同時出土的玉圭和石圭數量大,而且石圭佔比遠超玉圭,反映了當時受到玉材緊缺限制的情況,許多本該用玉製作的器物,則用石、骨、蚌殼等材質所替代。
隴南秦漢時期出土的玉器,以禮縣鸞亭山系列祭祀玉器為代表。 2004年對鸞亭山的考古挖掘,發現了系列玉器以及若干零散的殘玉器和少量獸骨等祭祀用器,總計出土玉器51件,其中有49件為圭或璧,另2件為玉人。這些成組的玉器,基本上都為玉璧、玉圭組合,屬於秦漢祭天常用玉器組合類型,反映了西漢郊祀用玉及沿用秦西畤國家層面祭祀禮制的一些情況,與文獻記載相合,如《週禮·春官·典瑞》載:「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赤璋禮南方,白虎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羊各一雲。
這些隴南出土的西漢時期西畤玉器,核心發現有五組最為精美,組合最為規整,表現的祭祀文化意義也最為豐富。第一組玉器組合為一璧二圭,二圭並列,置於璧的南側。玉璧係以白色大理石製成,素面,打磨較為精細,反映了以石代玉,石、玉同用的狀況;玉圭形制、大小相同,皆為青玉,磨製精細。第二組玉器,由一璧一圭組成,圭在璧上,皆為青玉。玉璧正反兩面紋飾相同,由兩道陰線圓圈紋將璧面分為外緣、外圈和內圈。外圈內印有三隻鳳鳥紋,內圈飾四邊形蒲紋。第三組玉器,由二璧一圭組成,兩件玉璧上下重疊。圭貼下璧南側邊緣放置,上璧殘缺,與圭均為白色大理石製成;下璧為青白玉,均為素面,顯示石、玉共存的特徵。第四組玉器,由一白璧(裂為兩半,大理石材質)和一青玉圭組成,圭壓於璧上,皆為素麵。第五組玉器組合較為複雜,由12件玉器組成,共計青璧1、白璧1、青玉人2、青圭1、白圭1、墨綠色圭6。最下面的青玉璧,以雙陰線為界將璧面分為內、外圈,陰線內飾平行斜線紋,外圈飾四組獸面雙身合首龍紋,內圈飾六邊形交錯網格狀蒲紋。白玉璧置於青玉璧之上,素面,其上斜置兩玉人。玉人南側依序放置1件白玉圭、6件墨綠色青玉圭,均放置在青玉璧的邊緣上,玉人代表著主持祭祀與神靈溝通的巫祝(如圖4);西側玉人為男性,仰身放置,頭頂右側有偏髻,臉部以陰線刻出眉目、寬嘴,上唇飾八字胡,下唇刻有三道鬍鬚,腰部刻有腰帶;東側玉人為女性,俯身放置,形狀、大小與男玉人同,頭頂無偏髻,腰部刻有腰帶。
隴南秦漢玉器存在著文化上的承前繼後性。從鸞亭山出土的這五組玉器可以看出,在造型、紋飾、色澤、材質等方面,受春秋、戰國時期禮玉文化的影響比較明顯:一是本地取材的可能性最大,尤其是使用白色大理石製作玉璧、玉圭,與後來唐宋封禪玉冊使用階玉有一定的聯繫或繼後關係;二是青玉在隴南有一定的磨製、雕琢歷史,從西周到秦漢,隴南青玉文化史的脈絡還是較為清晰的。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玉器發展的高峰時期,禮玉漸少,而佩玉增多,鏤空、浮雕等手法普遍應用,這方面的資料整理有待後續進一步挖掘。漢代玉器引人重視的是相繼有金縷玉衣、銀縷玉衣出土,但隴南目前尚未發現,而生活用玉曾大量製作並在民間存留,後續調查研究的空間很大。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玉器風格基本上繼承兩漢傳統,但隴南實物流傳很少,墓葬出土數量較稀疏。宋、明時期,隴南玉器製作以生活使用器皿為多,其中仿古之作眾多,其代表就是栗玉硯的製作。北宋米芾《硯史》載:「成州栗玉硯,理堅,色如栗,不甚著墨,為器甚佳。」清代為隴南玉器製作的振興時期,曾經的仿古手工藝與民間技藝都有較大發展。截至目前,以栗玉為代表的硯台、飾物、器具仍在傳承發展中,形成了陝南獨有的栗玉文化,其中有三個栗玉雕刻技藝項目被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玉製品行銷海內外。
階玉產自階州唐宋帝王貴族範圍的用玉型鳳凰網甘肅_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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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玄宗 開元十三年
禪地祇玉冊
本套唐玄宗禪地玉冊共十五簡,記載玄宗敬告地衹神的祝禱文,在祝禱之際,也向世人宣告天子承運而生的正統地位。可以補足、刊正史籍的闕如與錯植,可謂國之重寶。 封禪大典是天子祭祀天地最高等級的儀式。「封」是登泰山祭天;「禪」則是在泰山旁的小丘祭祀地祀的典禮
「封禪」是歷史中最耗費人力、物力的典禮,自秦始皇以降,總共只有七位皇帝舉行此一祭典。幸賴本套玉冊出土現世,得有研究禪地典禮的第一手史料。和本玉冊同時出土者,尚有宋真宗的禪地玉冊,是馬鴻逵將軍(1892-1970)於民國二十年(1931)率領軍隊在山東泰安蒿里山整地時所發現,後由其夫人捐出轉至本院收藏。本套玉冊實為白色大理石質,一般稱為漢白玉。長短不一,簡與簡之間以金屬線串聯。冊文係以斜刀鐫刻後貼以金箔,但現在多已剝落。其中,除玄宗署名「隆基」二字為楷體外,餘為隸書,字跡清晰,保留了原來書寫的筆意,端整豐勻,經研究與玄宗的書風相符,或是他親筆御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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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6件玉器國寶之四-- 唐 玄宗 開元十三年禪地祇玉冊           故宮博物院--敬天格物(院藏玉器精華展)-3 - 巫婆的城堡 - udn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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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地玉冊(所謂〝玉冊〞就是玉質簡冊,即用美玉模仿古代書寫用的竹簡。)皇帝在典禮中宣讀的祭文,雕刻在玉冊上,而後埋於土中。
※目前全世界也只有台北故宮才擁有禪地玉冊
封禪是一種皇帝受命於天下的典禮【在泰山山頂上祭天稱為封,在泰山附近社首山(今蒿里山)祭地稱為禪】。這種儀式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當時齊、魯的儒士認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所以人間的最高帝王應當到這座最高的山上去祭祀至高無上的神靈。
歷朝歷代共有七位皇帝舉辦過封禪大典:第一位用皇帝的身分去泰山封禪的是秦始皇,封禪次數最多的是漢武帝,最後一位是宋真宗,而身分最特別的則是武則天!(故宮網圖)
唐玄宗禪地玉冊共十五簡,材質為漢白玉,每簡長短不一。每簡上下各横穿一孔,以金屬絲串聯為五簡一組,共計三組。
單簡長29.9公分 單簡寬2.8公分 全寬29.2公分
每簡以隸書體刻字一行,禪地祇祭禱文共115字。冊文係以斜刀鐫刻後塗金,但金粉現在多已剝落。(〝歲次〞兩字上依稀還有塗金的痕跡) 其中,除玄宗的署名「隆基」二字為楷體外,餘為隸書,字跡清晰,保留了原來書寫的筆意,端整豐勻,經研究與玄宗的書風相符,應該是他親筆御書之作。
民國二十年,馬鴻逵將軍率軍駐山東泰安,清理蒿里山上古廟塔基時,發現了五色土之下埋有宋真宗禪地玉冊與唐玄宗禪地玉冊。後來馬鴻逵將軍將兩套玉冊帶到美國存放多年,民國六十年(1971)由馬夫人劉慕俠女士遵將軍遺囑,將這兩份寶貴的玉冊帶到台灣,呈獻給先總統蔣公,作為一甲子國慶的賀禮,後由總統統撥交台北故宮典藏。
圖為馬鴻逵將軍肖像(網圖)
【紅山文化晚期 帶齒動物面紋玉飾】(陳列室:306) 3500 B.C.-3000 B.C. 這件大而華美的玉飾原來是相當溫潤瑩透的青綠色。但是因為埋於土中幾千年,現在看起來就比較粗澀。(網圖) 這件玉器有很多地方在出土時就已部分破損(在古文物界稱此現象為〝天殘〞)後來在損壞邊緣加上修飾才整理成現在這個樣子。但此件據說並不是現代人所改雕的,故此為〝老改〞之物
這件帶齒動物面紋玉飾 玉質呈深褐色,土沁斑明顯。體扁薄,呈「T」形。
長19.1公分 高6.9公分 厚0.2-0.35公分。
全器兩面以流暢的瓦溝紋表現一雙大漩渦眼,鏤雕眉毛與瞳孔部份,下方有一排兩兩相連的大方平牙齒。此種外形對稱,帶齒的獸面紋,應當是一種動物圖騰的圖案化,當時古人用作圖騰祭祀的神器。
綜合出土器、流散品等資料可知,這類玉飾的「牙齒」多作尖錐形,只有在較晚期的墓葬中,才出土方扁形牙齒的面紋玉雕。
這是遼寧省博物館藏品中同類型的玉飾,據研究推測:遼寧省博物館的玉件是完整的,所以應該是台北故宮藏品的原形!(網圖)
下面我們來欣賞一下其他類似的帶齒獸面紋!(網圖)
有沒有覺得頗似螃蟹?
這是紅山文化晚期( 約公元前3500-3000年)的青玉帶齒動物面紋飾--網圖
這是 2003年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帶齒動物面紋玉飾(網圖)
紅山文化,發源於内蒙古中南部至東北西部一带,起始於五六千年前,是華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其中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就是在遼寧朝陽牛河梁遗址。
1983年,遼寧朝陽牛河梁遗址群開始正式考古發掘,成為紅山文化發現與研究歷程中的重要轉捩点。在這裡發現了五千年前的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塚。這一重大發現不僅把中華古史的研究從黄河流域擴展到燕山以北的西遼河流域,而且將中華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這類帶齒動物面紋玉飾都帶內厚而邊薄的彎勾,是典型的紅山文化玉器。它們多出土於極高等級的墓葬中,應是象徵身份,祭祀神祖的禮器!
紅山文化晚期 帶齒動物面紋玉飾(3500 B.C.-3000 B.C.)--故宮網圖
這件瑩透的白玉 微泛灰黃,表面略帶淺白沁,局部呈現淺褐色。漩渦眼的線條模糊,只在眼睛外圍略有彎弧形凹陷,下方一排兩兩相連的尖錐狀牙齒。整體造型古樸。上方有一用於穿繫佩帶的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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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宋真宗禪地祇玉冊墨拓本 卷 唐玄宗禪地祇玉冊 -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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