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行在會子庫」銅鈔版
南宋印製紙幣「會子」的工具，版面中部「行在會子庫」的行在指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會子庫曾謂會子務，是會子的發行機關。上部中間文字輯錄當時的偽造會子法，兩邊文字分別是紙鈔面值和料號，其中“壹貫文”和“壹百拾”是活字， 可按需更換。該鈔版是全世界現存最古老的鈔版， 是中國最早行用紙鈔的珍貴實體資料。
「行在會子庫」銅鈔版 https://bit.ly/4lN6W1x

南宋紙鈔青銅印版，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版面為豎長方形，長17.4公分、寬11.8公分。正中橫寫“行在會子庫”，上部右側刻“大壹貫文省”，左側刻“第壹百拾料”。中部方格內刻防偽賞格：「敕：偽造會子犯人處斬，賞錢壹仟貫。如不願支賞，與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窩藏之家能自告首，特與免罪，亦支上件賞錢。或願補前項名目者，聽。」下方為山水花紋圖案。 「行在」指當時的首都臨安（今杭州），「會子庫」即會子務，是主管會子印製的機構。 「會子」之名出現於北宋，是一種取錢物的憑證。南宋政府發行會子的時間為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鈔版上所鑄貨幣防偽管理條令，也藉由紙幣的流通而得到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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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子是中國南宋時期的紙幣，紹興三十年（1160年）於臨安首度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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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
紹興末年，南宋政府銅錢緊缺，開始以票據「會子」應付開支，先在臨安地區使用，叫「東南會子」。
紹興三十年（1160年）二月，錢端禮為臨安太守，仿照四川發行的交子，將會子官辦[1]，「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南宋正式成立行在會子務[2]，發行會子，分一貫、二貫、三貫，在東南各路流通，又稱「東南會子」。由戶部侍郎錢端禮主持該事，會紙取於徽、池，續造於成都、臨安，「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
政府發行會子後，經反復嘗試，最後訂立「錢會中半制」，即政府開支以一半銅錢、一半會子支付。實行「錢會中半制」是為了維持會子信譽，防止貶值。部份地區，如兩浙東西路、江南東西路、湖南等，亦發行會子，逐漸流行，成為主要貨幣，銅錢開始消失，人們也用會子標價。
宋孝宗時軍費膨脹，政府進一步增發紙幣。增發的紙幣無法全部在臨安兌換銅錢，政府下令「都督府會子」（又叫「淮南交子」）和「湖北會子」分別在建康和鄂州兌錢，以免加深臨安錢荒，防止其他地方的會子流入京城。孝宗一度下令江北不可使用東南會子，但此舉妨礙商人貿易，後來江北亦可使用東南會子，但不可兌換銅錢。
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會。洪适在《戶部乞免發見錢札子》中說：「小郡在山谷之間，無積鏹之家，富商大賈足跡不到，貨泉之流通於鄘肆者甚少，民間皆是出會子往來兌使。」[3]
時值宋金戰爭期間，金海陵王完顏亮率領大軍南下，鈔票不斷印製，不數年發生貶值現象。到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十四日為止，共發行一千五百六十幾萬道（貫）。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下詔出內庫銀二百萬兩以500萬新會收換舊會，收舊會子焚棄。隔年定三年為一界，每界以一千萬貫為限。
南宋起初盡力維持「錢會中半制」，不輕易改變比率，但銅錢騰貴，政府先在收入方面於棄「錢會中半制」，提高會子比率，甚至全由會子繳納。由於銅錢收入減少，開支方面無法維持中半制，唯有全用會子。會子價值雖跌，卻逐步取代銅錢成為主要貨幣。會子可用作繳納兩稅、折帛錢，故農民也使用會子，紙幣發展迅速。
寧宗嘉泰三年（1203年）杭州會子庫設置監官。開禧三年（1207），南宋發行會子的金額平均相當於其賦稅收入金額的82％[4]。嘉定二年（1209年），會子的流通額度是一億一千五六百萬貫，已經高達乾道四年的11倍。嘉定十一年（1218年）又增印五百萬道作抗金軍費。
隨著會子發行量的逐漸增多，為防止偽鈔的流通，會子的發行有分界之說，分界即期限。乾道四年始有分界，會子分界發行後，三年為一界，舊會子收回，但未嚴格執行[5]。淳佑七年（1247年）甚至規定第17、18界會子更不立限，取消了分界發行辦法，最後造成了通貨膨脹[6]，十八界會子二百貫甚至買不到一雙草鞋。[7]
另有鉛錫會子，是出賣鉛錫給政府後所得的取錢憑證。[8]史料上載的會子還有錢會子、寄附錢物會子等。
貶值
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以後，有李全之亂，隔年有蒙古帝國兵攻川、陝，到了紹定五年會子高達三億二千九百多萬，增加33倍，偽造紙鈔更多。淳祐五年（1245年）又有大量軍需。淳祐六年（1246年）各界會子共計六億五千萬貫。淳祐七年（1247年），會子已達惡性膨脹的現象。淳祐九年（1249年）會子每貫合銅錢六百文足錢。景定五年（1264年），賈似道當國，又發行「見錢關子」，取代貶值過甚的會子，每貫折合銅錢七百七十文。元兵南下後，會子與關子皆被鈔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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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子印樣。中間有橫行大字「行在會子庫」，指臨時首都管理會子的部門。右上方印「大壹貫文省」，左上方印「第壹佰拾料」，中間印「敕偽造會子犯人處斬 賞錢壹阡貫 如不願支賞 與補進義校尉 若徒中及窩藏之家能自告首 特與免罪 亦支上件賞錢 或願補前項名目者聽」

南宋的行在會子最後怎麼落了個輕賤如鴻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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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234年是個看起來特別有趣的年份，下次出現類似數字排列大概得等到西元2345年。 1234年也是南宋理宗端平元年。這一年正月，宋人與蒙古人聯手滅亡了金國，金國最後一個皇帝金哀宗在蔡州（今河南汝南）上吊自殺。宋軍與元軍各得其一半屍骨，並將這一半屍骨與部分玉帶、印信帶回臨安城。
靖康恥、臣子恨算了結了。但理宗皇帝並不滿足。身為南宋皇帝，他自然希望乘勝追擊以收復祖宗故土，尤其是收回位於河南府（今河南洛陽）的北宋皇陵。五月，南宋大軍開往河南，史稱「端平入洛」。
理宗皇帝高估了宋軍的實力，加之將領內訌、補給困難、兵源不足等劣勢，宋軍慘敗，還給了蒙古人南侵的理由。此後，南宋的軍事部署轉向全面防禦，開始了與蒙古人長達近50年的對峙。
長期用兵讓南宋的財政狀況捉襟見肘，皇帝與廟堂之上的大臣們都在絞盡腦汁地尋找開源節流之法。
但外有強敵，軍費不該縮減；內有民變，稅賦不可能增長，內憂外患之下，開源節流談何容易？君臣們暫時想不到別的好方法，只能將目光聚焦在「印鈔機」上。官員吳潛描述這段時期的財政狀況稱：「現在國家用度極為緊張，用紙幣和糴，用紙幣餉軍，一切用度都以紙幣開支。萬一碰到水旱災害、鎮壓盜賊、軍隊出征還得用紙幣。所謂和糴，指官府向民間購買糧食。宋代稅收中的糧食無法完全滿足財政開支，尤其是軍事開支的需要，官府常以購買方式再從民間取得糧食。不論南北宋，和糴支出都是一筆十分巨大的開銷，在用兵之時則變得更為龐大。
景定四年（ 1263 ），距離南宋行在臨安城被蒙古人攻破還剩13年。一位名叫賈似道的宰相試圖改變大量印刷紙幣的現象，他決定先從減少和糴支出入手。
賈似道認為提高紙幣值的根本方法在於不增印紙幣，不增印紙幣的方法便是不再和糴，無須和糴的方法則是官府自己掌握農田。如何掌握農地？向民間購買！這就是所謂的「公田法」。賈似道的理論聽起來很有道理，如果官府掌握相當數量的農田，自己經營而從中獲得糧食，那麼就無須過度依賴和糴，紙幣開支也能相應減少。
但大規模購買土地是突發的大事，朝中有不少反對和質疑聲。擁有眾多田產的高官、地主更是覺得朝廷在強行攤派，他們不滿也在情理之中。為了減少阻力，賈似道帶頭捐出自己在浙西的萬畝田產，“自是朝野捲舌，噤不敢發一語”，反對者敢怒不敢言。儘管如此，公田法的推行效果很差，不久就破產了。
來自上下的阻力是導致公田法失敗的重要因素，但奇怪的支付方式可能是造成該法無法達成預期效果的直接原因。賈似道用以下支付手段購買土地：數量較少者全部支付紙幣，稍多者紙幣、白銀各半，再多者加上度牒，最多者則再給予告身（授官的文憑）。
可見紙幣是基礎而重要的支付手段。問題是，實施公田法的根本目的在於減少紙幣支出，而購買田產本身卻要花費巨額紙幣？筆者怎麼想都覺得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悖論。
賈似道.jpg
賈似道
也許賈似道覺得購買公田所支出的紙幣是“一錘子買賣”，儘管短時間內輸出大量紙幣，但既然財政因公田而無須依賴紙幣，紙幣的未來流通量肯定相應減少。可是留給賈似道、留給南宋朝廷的時間不多了。民眾對於紙幣的信心在一次次的貶值中消散殆盡，他們沒有耐心陪賈似道等到公田法奏效、紙幣價值回升的那一天。另一方面，蒙古鐵騎步步緊逼，絲毫不給南宋朝廷減少財政開支的機會。內憂外患之下，公田法失敗。不久，南宋滅亡。
公田法大概是南宋高級官員為挽回紙幣幣值所做的最後一次綜合性嘗試。相較於從紙幣本身出發的傳統政策，如回收、提價等，公田法無疑展現出賈似道的創造力和他對財政問題的洞察力。無奈當時紙鈔制度混亂至極，無論什麼官員開出什麼藥方都已經無濟於事、無力回天。
事實上，宋廷在新會子發行的第一天起就在提升發行量。只是在前期，主要是宋孝宗在位期間，發行與流通數量增加有利於擴大會子的流通範圍，並與社會經濟所需的貨幣數量相適應。此時行在會子流通狀況良好，也易於被人接受。中後期，尤其是「開禧北伐」（ 1206 ）之後，日趨嚴峻的軍事形勢使得行在會子的發行量不受控制，「紙幣財政」大行其道。有人一針見血地評論道：“現在財用匱乏。倉庫裡的積蓄已經花完，可花錢卻正紅火。國家根本已經掏空，無意義的開銷倒是越來越多。朝堂上的人也提不出其他意見，只是增加一個造紙廠作為生財之地而已。”
為了挽回會子幣值，朝廷試圖用值錢的物品、票據或銅錢來回收行在會子，給人以行在會子尚有許多購買力的感覺，此舉名為「稱提」。臨安府在多次稱提活動中承擔了重要角色，如：紹定六年（ 1233 ），會子發行量超過2億貫，嚴重影響會子價值。當年十月，宋理宗下詔出銅錢20萬貫，令臨安府組織兌換。淳祐十年（ 1250 ），宋理宗下詔支出千道度牒，交由臨安府兌換民間的十七、十八界破舊會子。寶祐三年（ 1255 ）二月，宋理宗將告身、祠牒、新會子、香料、鹽交由臨安府，命臨安府守臣馬光祖收兌十七、十八界舊弊會子。寶祐三年（ 1255 ）九月，宋理宗問該如何挽救紙幣？有官員稱，不如命令臨安府的酒稅與商稅專門用會子上交。朝廷在得到這筆會子稅賦後立即焚毀。人們可以用會子在臨安府交稅，覺得官府沒有輕視會子，民間會價也就自然恢復。
平心而論，宋廷在稱提會子上確實花費了許多心力，至少在態度上是十分重視的。然而理想很美好，現實很殘酷，稱提回收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會子增發的速度。稱提活動不但白白耗費了大量錢財，讓府庫積蓄瀕臨枯竭，對會價的長期穩定也沒有起到預想的效果。可以想見，在會價根本不可能僅靠稱提就恢復的背景下，那些拿會子去稱提處交換值錢物件的人，只是想狠狠撈官府一筆。回來以後，會子該值多少錢還值多少錢。這些人賺得盆滿缽滿，官府的努力卻如杯水車薪。
有時，朝廷還會根據每家每戶田產的數量，強行徵收會子。這項行為的出發點是強制讓民眾將手中的銅錢或其他資產換成行在會子，從而讓行在會子就值那些銅錢或資產的價值。官府再強制回收，又減少了民間的會子數量。理論上會子價格應該會提升。但是，宋廷卻忽略了強行徵收會子可能造成的嚴重社會問題。幾乎所有階層的人都對政策非常不滿。絕大數人不會體諒所謂稱提會價的用心，只會把政策看作赤裸裸的掠奪。有官員直接對皇帝說：「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另一方面，富家大戶往往動用自己的勢力作弊，平民百姓則吃虧最多。時人稱：“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
不管如何稱提、如何攤派，若不停下高速運轉的“印鈔機”，行在會子的價值永不可能回升。屢次折騰，勞民傷財，人們對會子的信任幾乎降到冰點。像「楮幣輕如毛」「楮賤如糞土」「市井視之，糞土不如」的話語屢屢出現，「民旅持券，有終日不獲一錢一物者」等慘像也時常發生。據說在貶值最嚴重時，十八界會子二百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宋末高斯得曾寫《物貴》一詩，描繪當時會子貶值、物價飛漲的悲慘狀況：
一從泉法亂，都野鹹荒荒。
片楮母偏重，無子相低昂。
奸人竊其權，百物因大翔。
握薪重尋桂，尺魚貴河魴。
我聞輦轂下，鞅法牛毛詳。
物物揭成價，大字懸康莊。
膴鮑榷公肆，餅師聚官場。
市易祖嘉問，均輸肖弘羊。
罻羅四面布，搖手觸刑章。
哀哉今之人，逢時何不祥。
穀斛八錢漢，米斗三錢唐。
安得生其時，鼓腹詠太康。
錢端禮設計的行在會子，在南宋後期變得面目全非。會子從人見人愛、輕薄方便的紙幣，變成了人見人嫌、百無一用的廢紙，令人唏噓不已。再偉大的發明也抗不過違反經濟法則的濫用。使用行在會子後，南宋朝廷在填補財政不足時似乎失去了北宋人「開源節流」的創造性，轉而一味地依賴紙幣。最終，財政狀況每況愈下，紙幣貶值愈演愈烈。
南宋會子鈔版拓本
南宋紙幣的故事仍未結束，最後一幕大戲即將上演。雖然公田法效果不佳，賈似道仍希望從紙幣本身出發，以改革幣制為契機做最後一搏；臨安城的居民和官員則開始想辦法放棄這種曾由他們創造、經他們試驗、被他們喜愛的紙幣。兩線交織，行在會子將迎來怎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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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寶鈔是明朝官方發行的唯一紙幣，該紙幣貫行於明朝二百七十多年。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始造。由於當時缺銅，朝廷「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於是明洪武七年頒布「鈔法」，設寶鈔提舉司，其下再設抄紙、印鈔二局和寶鈔、行用二庫。並於次年以中書省名義發行。洪武八年，「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禁止民間用黃金、白銀買賣交易。至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鈔法阻滯」，民間不願用，「詔禁用銅錢」，「令有司悉收其錢歸官，依數換鈔，不許更用銅錢行使。限半月內，凡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棄毀者罪之。」強制人民使用寶鈔，把超發紙幣當作了彌補財政虧空的手段並加以濫用，赤裸裸榨取民間財富。[1][2]
大明寶鈔印框高約30公分、寬約20公分，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紙幣。寶鈔分六等：壹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一貫等於銅錢一千文或白銀一兩，四貫合黃金一兩，票面上端為「大明通行寶鈔」六個漢字。初行寶鈔時，一石米值鈔一貫。
《明會典》記載：「以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為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其內上兩旁復為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 天下通行』。中圖錢貫，十串為壹貫，其下云『中書省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伍佰文，則畫錢文為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四貫准黃金一兩。」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朝廷又發行小鈔5種，即拾文、貳拾文、叄拾文、肆拾文、伍拾文，票面幅面較小。永樂以後印行寶鈔仍用洪武年號易。
當時以桑皮紙印製[3][4]，桑皮紙又叫漢皮紙，常用作典籍書冊書頁之用，質地極其敦厚[5]，洪武十三年（1380年）立倒鈔法，允許以昏鈔向國家換新鈔，但要繳納工本費。為解決寶鈔不斷貶值的問題，政府採取了多種途徑回籠寶鈔，比如採取「戶口食鹽法」或門攤稅等。宣德元年規定，「令各處贓罰俱折收鈔，不分新舊昏軟悉收。不願納鈔者，聽納本色。」又令客商以金銀交易，及藏匿貨物、高增價值者，皆罰鈔[6]。但自宣德十年以後，政府就逐漸放棄回收寶鈔的政策，為鈔法而加征稅額也不斷減輕，寶鈔的貶值終究不可控制。此外，明代政府絕無近現代的存款準備金意識，只憑行政權力強行推動寶鈔，致使市場上流通的紙幣越來越多，寶鈔泛濫成災，發行當年就通貨膨脹，洪武二十二年前後，紙幣時貶時升，江西、福建一帶二貫紙鈔只能換銅錢五百文[7]。永樂二年（1404年），米一石一度值鈔100貫[8]，永樂五年米一石值鈔30貫[9]。宣德初年，米價已達到寶鈔50貫，宣德七年（1432年），寶鈔一貫只值銅錢5文[10]。正統以後，正統九年（1444年），米價漲到寶鈔100貫，明鈔已不能通行，「積之市肆，過者不顧」。[11]《玉鏡新譚》載明末的熹宗常以新鈔賞賜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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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設立寶鈔提舉司,其下屬機構有抄紙、印鈔兩局和寶鈔、行用兩庫。第二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下詔印製"大明通行寶鈔「命民間流通行用。
明代紙幣—大明通行寶鈔的發行背景及其特點- 每日頭條 https://bit.ly/42wyP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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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通行寶鈔壹貫鈔版
長32.5厘米，寬21.2厘米
鈔版系黃銅鑄模。版面上首為橫額，兩邊飾雲紋，中間楷書鈔名「大明通行寶鈔」。橫額下的長方形花欄為四龍穿花。花欄內，上部印鈔額「一貫」及錢貫圖案，兩邊九疊篆文「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下部刊行鈔令：「戶部奏準印製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丟給犯人財產。洪武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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