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民主，需要花時間逐步學習才能落實。何謂民主，我有一個假說，即「三值定量說」。就是說，人都在追求錢、權和名三方面的價值（成就），在民主社會，每個人的身上，這三種價值合起來應該是定量。換句話說，有錢人不應該再給他權力或者名譽，抓權的人，不該再給他財富與名譽，有名（榮譽）人可不必要財富與權力。這樣的社會才能平等，才有民主。把這三種價值集中在一身的人，必然是獨裁者

台灣資本主義性格的探討與國家權力
劉進慶（東京經濟大學教授）
3月26日，台北「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藉東京經濟大學劉進慶教授返台掃墓之便邀請他發表演講。劉教授以研究台灣戰後經濟著名，著作《台灣戰後經濟分析》1992年被《中國時報》選為十大好書榜首。本刊特將當天講演紀錄整理出來並請劉教授修訂後發表。—編者
台灣在殖民統治下一些社會問題的論爭，我沒有做專業研究，只是要找一些經濟資料的時候，順便去把它拿出來看，不是那麼有體系的瞭解。
戰後期的分析，我的觀點完全是從經濟方面，尤其是政治經濟觀點來看。但是我的政治經濟觀點是依據日本東大的方法，重視歷史觀點，同時又加上日本資本主義，尤其是戰前的軍國主義下日本資本主義的一個研究方法，把這些觀點用來套上台灣戰後期經濟分析。這就是我基本的觀點。
個人與集體的關係
60年代我是一直在日本思考台灣的問題，所以在時間上一定受到冷戰下一些事體，如越南戰爭、文革，還有中國革命的思潮所影響。我也受到東大獨特的學風，包括政治經濟以外的社會思想，文化價值體系等方面的學術薰陶。
我這本書（《台灣戰後經濟分析》）裡，關於社會思想問題，我有一個基本問題意識，就是現代化與前現代社會中，個人與集體、公與私的關係之定位問題。這個關係如果沒有突破的話，現代化就是一個假的，偽裝的。這是從日本現代化過程的觀察中學到的一個基本想法。
比如說德川政權。德川統治的那個250年的體例，是一個私人家天下王朝，明治維新時的「大政奉還」就是把私人的政權還給公（國）家，公與私的轉折非常重要。
包括台灣的近代中國社會，這個問題一直都沒辦法好好處理。從清末到現在，中國革命很多非常開明的領導人，不管是軍人還是文人，抓權以後把公與私又搞不清楚。社會上一般人也弄不清楚，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我基於這個認識把它套上台灣的公營企業跟民間企業經濟關係上，剛好形成一個社會思想和政治經濟結合起來的非常清楚的理論邏輯架構。這一點我的思考不只是受到馬克思經濟學影響，多少也受到韋伯（Max Weber）的社會經濟思想的影響。
我在書裡最後一章第二節談到將來控制台灣統治資本的是一種官商金融資本，這完全是從理論上推論出來的。如果點到今天台灣現實的話，這完全是理論治學的勝利，而不是我個人的直覺，完全是靠理論史觀所推出來的結論。我是把一些邏輯理論、真實的事實，不避開不保留地把它撰寫出來。
今天我仍然繼續在觀察台灣的社會經濟、政治經濟到底是怎樣一個性格？怎樣一個體質？台灣社會在往哪個方向去走？
台灣資本主義性格我比較下功夫去觀察，而對國家權力的性格之探討，我是外行。我只是從經濟基礎觀點來看政治上層結構，推論國家政權的性格。這部分是我的淺見。
商人資本主義社會
先說今天我的結論，我認為台灣的社會經濟是一個商人資本主義，商業性的工業化，而不是一個現代的產業資本主義。
我首先要說台灣資本主義的性格。這個性格要找具體例子來看看是不是能夠解釋，能解釋即能成為活的理論。
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寫這本書時，台灣資本主義這句話我用的不太多。戰後20年的台灣是個蔣家家產制國家的半封建經濟，嚴格地說不能算是資本主義。當然資本主義在民間企業已經有一個潮流在發展，但主流還是以國營企業為基礎的家產制國家。60年代後半到70年代我們肯定台灣資本主義勢力已經慢慢在超越過半封建的蔣家家產制國家。此時社會勢力已經有個倒轉的形勢。
馬克思學派跟韋伯學說對資本主義的看法不一樣。一般說來，歐美馬克思學派認為所謂資本主義是勞資關係的成立，社會上有資本家、工人兩階級的形成。資本制生產是機械制大量生產和無政府主義生產為特徵。
在日本，東大學派的獨特看法是，資本主義是一個現代特有的經濟現象，最基本的特點是勞動力的商品化，勞動力商品化成為資本主義最重要最基本的判斷標準。
社會由農業轉為工業化，在新社會裡，勞動力成為商品賣給資本家，此架構形成後，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化社會。現代資本主義特色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完全是國家在幫助資本主義的延命，不然的話，資本主義沒辦法自我調整景氣，克服經濟恐慌。
相對於馬克思學派，韋伯學派認為資本主義幾千年前就有，資本主義的概念是營利，用營利來從事生產活動即成資本主義。所謂營利行為即生產活動的開始與終點的一段時間資本的增殖，以增加利潤為目的來從事生產活動，即資本主義。
現代跟前近代的資本主義不一樣。近代以前的資本主義有兩個類型：一個是商人資本主義；另一個是政治寄生資本主義。靠商品財富的轉手流動、買廉賣貴或者靠兌換貨幣高利貸這樣的方法來營利，就是商人資本主義。
靠政治權力的護航來營利，就稱政治寄生資本主義。前近資本主義的共性是形式不合理的營利。如商人靠市場信息和機會，靠欺騙撈利，形式不合理。寄生政治資本主義也不合理，它靠政治力量的大小影響利潤大小。這裡面沒有正當利潤的概念。
現代資本主義營利的本質是形式合理，最大的特徵是複式會計制度的普及。現代資本主義靠合理的資本計算，合理的技術和管理來增加附加價值，賺取正當利潤，達到營利、資本增殖的目的。
產業資本不是主流
這三個類型，在當代每個國家都存在，輕重不同。發達國家是現代資本主義為主，它的內涵是靠製造業。現在歐美也好，日本也好，它主要的利潤來源來自製造成品。製造業不但要巨大設備，也要僱用大量勞力，動用巨額資金從事技術開發，來增加產品附加價值，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大特徵，所以它可以稱為產業資本主義。
台灣的資本主義，當前商人資本的力量比產業資本強。產業資本路很難走，商人資本擴大特別快。台灣戰後資本主義是什麼樣一個體質呢？
一般地說，戰後落後國家離開殖民地體制後，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經濟呢？這個時候有兩條路。一個是追求資本主義，一個是避開資本主義走另一條路，即走社會主義的路。
一些國家如中國、北韓用革命的方法一下子走進社會主義，其他的國家在摸索，摸索的過渡期間就走國家資本主義。台灣在冷戰體制，受美日卵翼之下，只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然而大陸轉移到台灣的政權，對資本主義也不太熟習，它是一個半封建權力與殖民地經濟接木，再套上一個所謂的民生主義，即發展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做為門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
節制私人資本受到美國干預與反對，但一下子還是沒辦法馬上走資本主義道路，50年代可說是美國的影響與蔣家政權性格矛盾對立的時期的時期。60年代以後，脆弱的資本主義力量與外國結合長大，迫使半封建家長制經濟慢慢衰退。總歸一句，這個階段是政治寄生資本主義，靠政治保護來營利。
之後從70年代到現在為止，政治寄生資本主義蛻變到現代資本主義，80年代轉型的結果，照我的看法，它不是產業資本主義，而主要是商人資本主義。當然產業資本主義在台灣也有一定的力量，但主流我覺得是一種廣義的現代商人資本主義。
今天我準備了兩分資料，其中有幾個指標可以提供大家做參考。台灣產業結構確實在轉型，這個轉型是農業在國民生產毛額的產值越來越少，而工業在國民生產毛額中的產值趨勢由增轉減。最多的時候在1986、87年，之後它一直在縮小，而服務業卻快速在擴大。
今天我們的產業結構外表與發達國家很接近，日本美國也差不多。但是能不能說我們已經轉型到一個後工業化社會？不行的。以日本為一個發達國家模式來看，我們的國民所得還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同樣一個產業結構，為什麼所得還相差很大呢？我們產業結構附加價值還不是很大，但我們產業的水平還不是很高，所以我們才要產業升級。產業不升級，我們附加價值不增加，我們所得是不能高的。
一個倒立著的經濟
產業水準還不成熟的這個階段，製造業就相對縮小、後退，而服務業開始擴大，這是不是表示產業在空洞化呢？所謂產業空洞化有產業消失不存在的意思，其實產業還是存在，但不能靠產業吃飯。今天台灣產業升級問題非常嚴重的理由在這裡。
過去是勞力密集型輕工業，70年代後半期台灣就開始指向重工業化，高唱產業升級，唱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1990年李登輝提出「亞太營運中心」構想，他這句話意義很深，他自己承認產業升級無望，只好靠國際服務業來吃飯。
台灣經濟要角是中小企業，而不是大企業。因為經濟發展靠出口，出口靠中小企業來帶動。大企業是靠國內市場撈利，就是政治寄生資本，靠特權。今天喊自由化，喊那麼久了還是沒有辦法自由化，為什麼？政商特權要砍自己利益是不可能的。大企業不好好在國際市場上發揮，而在國內壟斷市場吃飯。中小企業在國內沒有辦法，技術也沒有，資金也沒有，就跑到國際上跟人家競爭，台灣就是這樣一個倒立的經濟。
產業升級的具體內涵就是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工業化。資本密集型工業，台灣有資金，八百億的外匯，應該說不成問題，但技術就糟糕了，技術淺薄。技術引進台灣比韓國少很多，最近還下降。台灣這麼多錢，自己不開發，也不買人家的技術。整個國家技術投資與開發費用占國民生產毛額到底是多少？比起來，日本非常多。韓國原來和台灣差不多，80年代不一樣，一直拚命在投資，自己外匯不多，沒有錢也去借錢來投資。台灣呢，錢很多，但投資的太少。民間投資意願長期低落不振。
台灣經濟外面非常好看，順差很大，賺很多錢，但錢沒有好好用來投資。使儲蓄與投資乖離很大。1984與85年我就畫出這個圖，對台灣經濟做個警告。投資與儲蓄率剪刀差這麼大，表示台灣的產業升級結構上有問題，紙上談兵。一般宏觀經濟現象是，投資與儲蓄差不多，剩下這麼多錢用來投資，才能擴大再生產。台灣產業升級非常需要時，企業偏偏不投資，不用錢。因此順差就跟著越積越多。韓國投資比儲蓄還高，不夠的錢向外國借。它的目的是要產業升級與日本競爭，我們的企業沒有這個志氣。
勤做股票 大炒地皮
回到第五圖，台灣開發研究費用比韓國少，比日本少，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在誰在做研究開發呢？外國大部分是民間，我們的開發研究政府占一半，韓國80%是民間，日本更多。民間不做，政府做有什麼競爭力呢？我沒有聽到中國石油、中國鋼鐵、台電，或者其他公營企業有什麼高科技。台灣民間有這麼大財團，很少去投資研究開發。政府已看到這個情況不行。我去世貿看電子展覽，我問工研院電子所他們發展技術怎麼辦？他們說要找民間企業賣給他們。我說80年代有一次你們發展的技術台灣民間企業不買，你們不是賣給韓國了嗎？他說是呀，我說現在你們怎麼辦？他說現在還在找。技術不能企業化商品化，這個技術是死的。
台灣主要的基礎工業是國營企業。國營企業，研究開發沒有做到，它放棄應有的責任，官僚經營，沒有這樣的必要，沒有這樣的興趣。它生意好做，不要做開發研究，金額那麼大，不知幾年才回收。民間呢，財團看高科技製造業風險大，乾脆去做股票，去炒地皮，不必在那裡費心，利潤又高。中小企業沒有錢，就不投資了，所以沒有人去搞開發研究。我說這就是一個商人資本主義社會。
有天我坐計程車時和司機聊天，他說現在世界上最笨的人就是王永慶，他老是在那裡製造東西，做石油的原料，但是他晚上睡不著覺，因為他知道不一定賺錢。他說在中國要賺錢就去做官，掌握政權，掌握權力以後，保證你賺，絕對不會虧本，又沒有風險。台灣的製造業現在很苦，大家不願去投資。
像這樣一個資本主義，我說它是商業性的工業化。但要問台灣工廠那麼多，你怎麼解釋。這先要弄清楚現代商業是個什麼樣的概念？加工出口業從日本進口很多零組件，再加工，轉手賣給美國，這應當算是廣義的商業，而不是製造業。現代的製造業是把原料、勞力以及科技結合起來，而增加附加價值，不是用轉手的方法。台灣的加工出口我覺得是廣義的現代商業範疇。
商人資本的營利和產業資本的營利目的一樣，是增殖資本，但是方法不一樣。方法不一樣會影響社會的思想和價值觀，兩者之間有密切的因果關係。商人靠機會，靠信息來買廉賣貴撈利。產業資本靠合理經營合理技術合理計算，一分錢，一個計畫不能差錯，來達到營利的目的，要用老老實實方法做事情。商人資本社會與產業資本社會價值觀不一樣。
譬如有天傍晚，車子在堵的時候，我從許昌街叫計程車去中山北路一段，車程太短，司機不理。朋友表演給我看，「唉，中山北路一百塊。」門果然開了。情況對他有利的話， 計程車司機就變成一個商人，不照計程表，把價格抬高了。 依時刻、天候、情況而議價，台北那裡有「計程車」。
商人資本主義社會輕視形式合理，營利不擇手段，所謂不奸不成商，沒有正當利潤的觀念。這種社會離現代化社會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權力以官商金融資本為基礎
最後談到國家權力的性格。以商人資本主義為經濟基礎的國家權力，具有那一樣性格？這一點我不是專業，只談談一些觀感。目前台灣的統治權力以官商（黨官與財團）金融資本為經濟基礎。如此一來，其上層建築的國家權力必然與金錢勾結而商人化，黑道化，例如動用金錢力量賄選，為使贈賄效果提高，為使花錢收效，不能不動用黑道力量來達成目的。外表上形式上雖是投票選舉，實質則以違法不依法手段來抓權，其本質不是現代的「依法統治」的權力。如果再繼續惡化下去，國家將會後退到「依權威統治」或者「依傳統統治」的局面。
民主，需要花時間逐步學習才能落實。何謂民主，我有一個假說，即「三值定量說」。就是說，人都在追求錢、權和名三方面的價值（成就），在民主社會，每個人的身上，這三種價值合起來應該是定量。換句話說，有錢人不應該再給他權力或者名譽，抓權的人，不該再給他財富與名譽，有名（榮譽）人可不必要財富與權力。這樣的社會才能平等，才有民主。把這三種價值集中在一身的人，必然是獨裁者，不講理，不守法，他的財富是不義之財，他的榮譽是虛偽的。台灣現在的社會亂象，來自實質上的不民主，人人還在摸索民主，沒有抓到民主的真諦。◆
《海峽評論》43期-1994年7月號 https://bit.ly/3ZB9YgU

劉進慶（1931年9月16日—2005年10月23日），知名台灣經濟研究者，最早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戰後台灣經濟的經濟學家。1980年代入籍日本時採用了中山 進慶（なかやま しんけい）之名[1]，但學術發表始終採用中文本名，發音則標注以漢語和日語並用的「Liu Shinkei」。
他長期積極就台灣地位問題發言，是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社會主義者[2]。
1931年生於日治時期台灣雲林縣，1956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畢業之後經歷軍中服役以及銀行的工作之後，決定赴日留學。1961年通過台灣教育部自費留學的資格考試。1962年前往神戶大學攻讀經濟，1963年在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漢裕的介紹下，考取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指導教官為隅谷三喜男。1964年取得修士學位，1972年獲得博士學位。由於隅谷以及當時仍在東大經濟學科任教的大塚久雄均為戰前影響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界甚深的講座派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劉進慶也以講座派代表學者山田盛太郎的名著《日本資本主義分析》作為自己研究台灣經濟的框架，並以此完成博士論文。不過，當時在東大最為風行的其實是宇野弘藏所繼承的戰前勞農派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因此劉進慶也在大內力的指導之下學習宇野理論。1972年以博士論文《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取得東大經濟學博士學位（課程博士，博經第二十號）。[3]
1967年，任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總幹事，參與救援劉佳欽、顏尹謨。此間，劉進慶曾藉著蔣經國訪日之機特別衝至蔣氏下榻的飯店陳情，但未果。由於劉進慶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正值東京大學的全共闘運動，校園生活全線停擺，因此劉進慶便和凃照彥埋首東大圖書館撰寫論文，並和隅谷另尋隱密場所進行只有隅谷、劉、凃師生三人的小型討論課，終於完成博士論文。1972年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劉進慶先與東大台籍畢業生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創辦該會會刊《改造》，並在台灣退出聯合國與中日建交的過程中，推動旅日台灣留學生的《國是建議書》運動，要求國民黨當局實施改革。隨後，旅日台灣學生內部發生統獨左右的分裂，劉進慶便與左翼統一派學生創辦《洪流》雜誌，以此為中心，於1973年籌組「中國統一促進會」。1976年，台灣發生以陳明忠等左翼老政治犯為對象的大逮捕（史稱陳明忠事件），由於陳明忠被捕之前曾赴日拜訪劉進慶，取得《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並商談了鼓勵黃順興前往大陸的事宜，此事遂成陳明忠等人被捕的罪狀，而劉進慶也因此被日本警察監視數年。[3]
留學期間，1965年9月起，參加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的現代台灣研究會的相關計畫。1975年擔任東京經濟大學助理教授、1978年同教授、同經濟學部長、圖書館長、東京經濟大學理事。1985年，任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客座教授；1996年，任北京大學客座教授。1991年史丹佛大學、1992年哈佛大學客座研究員。2002年東京經濟大學名譽教授。
2005年，因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症，病逝
劉進慶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4gtkaOt

劉進慶先生學經歷及著作目錄
1931年　　　作為劉仁德‧六味的第六子，出生於台灣‧舊台南州斗六街（現在的雲林縣斗六市）
學歷
1944年　　　斗六國民（公）學校畢業
1948年　　　嘉義中學畢業
1951年　　　嘉義高等學校畢業
1956年　　　台灣大學法學院經濟學系畢業、經濟學學士
1962年　　　神戶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研究生
1965年　　　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碩士課程修完、經濟學碩士
1972年　　　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完、經濟學博士
經歷
1956年　　　服義務兵役、第5期預備軍官（1年半）
1957年　　　彰化商業銀行任職（4年）
1975年　　　就任東京經濟大學副教授
1978年　　　升任東京經濟大學教授
1979年　　　任東京經濟大學考試委員會委員長（4年）
1985年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客座教授
1988年　　　東京經濟大學經濟系主任、大學法人理事、大學院經濟研
究科委員長、國際交流委員長、電算室長（以上各2年）
1991年　　　美國史丹福大學 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年）
1992年　　　美國哈弗大學 銀行中心客座研究員（1年）
1993年　　　亞洲經濟研究所開發學校客座教授 （6年）
1994年　　　東京經濟大學校內各制度整合委員長 （7年）
1995年　　　東京經濟大學法人評議委員（7年）
1996年　　　東京經濟大學學費問題檢討委員會委員長（3年）
1998年　　　東京經濟大學圖書館館長（2年）
1999年　　　東京經濟大學創立100週年紀念展覽活動執行委員長（2年）
2000年　　　東京經濟大學設置本科國際經濟學系籌委會委員長（2年）
2001年　　　東京經濟大學退休、被授予東京經濟大學榮譽教授
主要社會活動
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日本）代表
台灣學術研究會（東京）理事長
亞洲留學生文化協會評議委員
日本華人教授會議監委
主要著作
『戰後台灣經濟分析』, 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 401pp, 1975年2月
＃中文翻譯版Ａ,『戰後台灣經濟分析』, 雷慧英譯, 廈門大學出版社（中國）出版, 476pp, 1990年5月
＃中文翻譯版Ｂ, 『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林書揚監譯‧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 人間出版社（台灣）出版, 376pp, 1992年6月。＊獲『中國時報』（台灣）,1992年度十大優秀圖書獎
『台灣百科』（若林正丈‧松永正義共同編著）, 大修館書店出版, 262pp, 第4章 經濟與產業, 1990年7月
『台灣の經濟──典型NISEの光と影』（隅谷三喜男‧涂照彥合著）,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 358pp, 1992年2月
＃中文翻譯版, 『台灣之經濟──典型NISE之成就與問題』, 朱天順監譯‧雷慧英‧吳偉健‧耿景華譯, 人間出版社出版,pp377, 1993年7月
『激動のなかの台湾――その変容と転成』（若林正丈‧大橋英夫合編）,田畑書店出版, 439pp, 1992年9月
『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平和統一大会‧新世紀東京大会論文集』　（中文）（編著）,日本僑報社, 400pp,「中國和平統一的物質基礎──兩岸經貿一體化動態」,pp330—335,2001年7月
『日韓台の対ASEAN企業進出と金融』（斉藤寿彥共同編著）,日本經濟評論社出版, pp326, 「理論的視角」 pp5—17, 「総括と展望」pp309—319, 2002年6月
『台灣の産業政策』（朝元照雄共同編著）, 頸草書房出版, 248pp,
第1章「台灣の産業組織と産業政策」 pp3-41, 2003年1月
勞權網：　劉進慶先生學經歷及著作目錄　（） https://bit.ly/3BnB4h7

2022/9/2陳映真專訪劉進慶｜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 ☆來源：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 | 新大學政論專欄 https://bit.ly/3XQe0k7
“聚焦臺灣”專題 
1987年，陳映真受臺北刊物《海峽》的邀請，對當時返台的旅日經濟學家劉進慶就臺灣經濟發展問題進行專訪，題為“臺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劉進慶（1931-2005）是最早對臺灣戰後經濟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其影響深遠的論著《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成型于他在東京大學的博士論文。劉進慶在該書中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框架，對臺灣戰後的社會性質作出了“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判斷，而與這種社會相適應的“官商資本”則佔據著支配地位。 
在劉進慶看來，在當時日益富庶的消費生活表像下，臺灣資本主義卻始終保留了某些“前近代”特徵，是低級的資本主義。這使它與其對標的美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產業水準偏低，公營企業經營無效率，民營企業對於高新科技研發的投入意願弱，並伴有資本外逃的傾向。在1980年代末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劉進慶堅信對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批判，需要以整體性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前提。從今天的視角看，1980年代臺灣解嚴與民主化進程，確為當時的資本主義發展做了解綁，但這反過來並未給臺灣社會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是低級的“資產階級的專政”。 
就劉進慶當年分析中所存在的誤判（最顯著的就是他未能預料到如台積電等高新電子產業的崛起）及其思想亮點，本號特請任教于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學者邱士傑作點評。邱士傑博士是二十世紀中國經濟思想史與臺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研究專家，他也是《戰後臺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的作者。特此感謝邱士傑博士的薦文與評述！
延伸閱讀：瞿宛文｜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
臺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
陳映真 X 劉進慶 
▌從中心—邊陲理論來看，臺灣是以美日為中心的邊陲經濟
Q 臺灣在日據時代通過日本殖民主義而編入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戰後則通過美國而進入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體系。目前臺灣是在美、日經濟圈中從事生產與再生產。臺灣從殖民地經濟轉換到目前“半邊陲”國家的經濟，使臺灣戰後經濟呈現哪些問題？ 
劉進慶：臺灣經濟在日據時代，不用說，完全是一個殖民地經濟。戰後，在美國為首的全球性反共戰略體制下重建它的經濟體制。雖然現在的臺灣經濟，政府方面說它是民生主義經濟，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說法，實際上它已經是一種資本主義經濟。比如說，民生主義經濟有兩大綱領，一個是「平均地權」，另一個是「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前面一項只做了一半：農村土地改革做到了，但城市地權改革沒有做。後面一項更是離譜，二十餘年來的經濟發展可以說是「發展私人資本，節制國家資本」模式的發展，與民生主義經濟背道而馳，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因為臺灣經濟受到以美歐日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影響，戰後臺灣的政治經濟條件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使是民生主義綱領也抗拒不了世界形勢。既然採取開放政策、引進外資、促進出口，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就難免受到美歐日跨國企業全球性國際分工體制的安排。今天的臺灣經濟已成為美日資本主義的週邊加工貿易基地。如果從中心-邊陲理論來看，臺灣是以美日為中心的邊陲性經濟。所以說，戰後臺灣經濟發展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它的資本主義化具有邊陲性的性格。
Q 1950年開始的冷戰分裂構造對臺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什麼影響和特質？ 
劉進慶：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跟1950年的國土分裂、反共政策和東西冷戰體制是息息相關的。戰後，大陸國共內戰接踵而起，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中國存在兩個政府，以台海為界，國土分裂。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馬上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海以防止中共攻台，從此臺灣與大陸分隔的局勢固定下來。臺灣形成一個獨立的政治經濟單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在此以前，臺灣光復之初，日人在台財產全歸國有，當時全部產業的八成是公營，貪官污吏橫行。日帝戰時的統制經濟，國民政府全盤繼承下來，在經濟體制上，可說是開倒車，實質上它既不是民生主義經濟，更不是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經濟，而是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資本壟斷的半封建性經濟。從臺灣光復到1949年國民黨退守臺灣這一期間，臺灣經濟與大陸連在一起，因此不斷地受到當時大陸政經混亂以及軍事財政負擔的影響，導致惡性通貨膨脹，苛求誅歛。原來農業資源非常豐富的寶島臺灣，變得民不聊生，這一段期間毫無經濟復興或經濟發展可言。
1950年代，臺灣在東西冷戰體制下，一方面依靠作為美國在遠東圍堵中共陣線的一環，徹底採取反共政策，接受美國援助；同時快速恢復與日本的經貿關係，重整臺灣經濟。在這個過程中，一面受到美國自由主義經濟的壓力，另一面為要保護大陸流轉來台資本的活動以及臺灣內部地主階級的要求，開始採取扶植私人企業的政策，給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契機。
1980年代以後，龐大的官僚資本壟斷體制和政治體制的落後，成為臺灣工業升級、經濟轉型的絆腳石
Q 臺灣戰後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在美國援助、指導下發展起來的。在美國強制指導下，國民政府製造了有利於私營企業發展的環境，哺育了臺灣的資產階級，結成了以美國為首的外資、政府與資產階級的三角聯盟，因而臺灣缺乏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這如何影響了臺灣的民主運動？而經濟發展是否必然導致政治的進步？ 
劉進慶：經濟發展在發展中國家一般是透過工業化來達成，而工業化與民主化或者政治進步的關係，有它的兩面性。在一般的情況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會促進政治的進步，使社會更加民主化。但是從歷史、經濟的教訓來說，在某些情況，工業化不一定會促進政治進步。比如說，帶動工業化的資本家勢力和政治極權互相勾結起來的時候，工業化的進展和專制政治的存在則是同時並行。在這種情況，經濟發展卻與政治獨裁相輔相成，工業化並不會促進政治進步，但到了某個階段，政治獨裁體制本身又會成為工業化的絆腳石。
臺灣私人企業從1950年代以後，在政府優厚的保護下茁壯成長。1960年代，政府開放外資，獎勵投資，讓私人企業與外國資本結合促進工業化，帶動經濟快速成長。在這個過程中，私人企業在廉價勞力的基礎上，加速其資本積累，促成財團企業的出現。同時，農業逐漸衰退，農民走向沒落之途，臺灣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化社會，資本家和勞工成為新的兩大社會階級，臺灣資本主義初具模型。
然而，由於私人資本在政府以及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卵翼下長大，臺灣資本家勢力與國民黨獨裁政權不能不相互結合。因此，過去二十餘年來的工業化與經濟發展，沒有給臺灣的政治帶來進步，沒有做出正面的積極作用。不過1980年代以後，龐大的官僚資本壟斷體制和政治體制的落後，慢慢地成為臺灣工業升級、經濟轉型的絆腳石。 
Q 臺灣目前面臨產業升級的問題，但企業界投資意願普遍低落，不願做長期的投資，原因何在？
劉進慶：現在臺灣企業界，不敢做大量投資及工業升級，這與產業結構、政治因素都有關係。除了這兩個因素之外，企業組織不夠現代化也有關係。先說企業組織，臺灣的企業大都停留在家族企業。現代企業應該是社會化及大眾化，經營權與所有權要分開，不應該由一個家庭或一個人來掌握經營，應該是由專業人才來支配經營。目前臺灣的企業尚未到達這個水準。所以企業家對尖端的投資很怕，風險太大，不敢將自己辛辛苦苦所賺來的錢拿去冒大風險，去追求尖端的技術，這是一個因素。
其次，產業結構影響投資升級是什麼意思呢？金融機構以及基礎工業，不對私人企業開放，那麼他們的經營基礎就無法多樣化和全面化。這表示如果他們要投資尖端科技的時候，風險和代價會很大。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找到其他部門的利益來彌補，也無法找到一個可靠的金融機構長期輔助尖端科技的投資，這是私人資本在客觀上無法下決心升級的原因。
第三是政治因素，臺灣政治前途不明朗，信心危機是造成他們不敢做長期投資的一大原因。而短期投資，一定是技術水準低的。不做長期投資的指標，可以從研究發展費用的負擔比率看出。臺灣的研究發展費用占國民所得的比率，不到1%，大概是0.85%，而發達國家大概都到達3%，我們只有人家的四分之一，是不夠的。同時它又偏重於政府機構，民間的開發費用很少。所以，經濟發展的實相與虛相的分別是很重要的。我認為臺灣的消費水準，已經很接近發達國家的國際水準，我們日本、美國海外回來的人，常覺得在消費生活的享受上比不上臺灣。消費水準跟發達國家跟得很緊的現象不僅止於臺灣，是世界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都有這種現象。問題是這種表面上的消費生活是屬於經濟的虛相的一面，實相在於它背後的生產力水準。 
我們從技術水準、產業結構、商品及品質來看，臺灣與美國、日本的差距相當大。二十餘年來，這個差距雖沒有擴大，但也沒有縮減多少，這可以表現在國民所得的水準上。例如，去年年底臺灣每人平均國民所得是3700美元，日本是16000美元。我們差日本四倍，這個差距二十餘年一直沒有多大變化。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這才是經濟實相，而剛才我說的消費層面是一種虛相。
▌臺灣資產階級的主體性太脆弱
Q 臺灣資產階級一般說來缺乏自主、紮根的主體性，這如何影響了臺灣的經濟發展？
劉進慶：剛才已經談過，國家資本養大了代表臺灣資產階級的資本家、企業家，所以作為私人資本，他們對專制的政權雖然不喜歡，但也不敢太反對。正如陳先生剛才所說，他們要求的是局限於經濟層面的「相對的自主」，而非「普遍的自主」。這種性格和臺灣資產階級的主體性是有關係的。如果我們拿他們跟日本、韓國的企業家相比較的話，就可以發現臺灣企業的主體性實在太脆弱了。所謂主體性，從經濟觀點來看，要不要紮根在臺灣就是主體性的一種表現。但是看起來，臺灣的企業家、資本家沒有如此的心態與打算。這與政治權力的性格又有一定的表裡關係。
臺灣的政治權力本身就是具有流亡性格，這種政治上的逃難後遺症影響到社會上、經濟上的各種層面。比如說，臺灣的企業家在賺了錢之後通常有兩個打算：一個當然是擴大自己的事業，另外一個是準備避風逃難。這個避風的現象從近年小留學生問題上也可看出，將自己的家屬預置於國外，他所賺的一部分錢自然轉到那裡作為避風的準備，另外一部分留在臺灣能賺多少就算多少。這種心態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有，所以他們的主體性太弱了。這與東南亞的華僑、香港的資本家有何不同？是分不出來的。
我們舉韓國資本家的例子來說明，他們儘管資金不夠，甚至舉外債來投資，也想要紮根下去。所以日本的企業家對韓國的經濟很提防，對我們臺灣是不怕的，認為臺灣企業家華僑性格很重，認為我們的經濟沒有根，也不想紮根，但只要賺錢就好，所以根本不怕臺灣競爭。雖然臺灣很競爭，對日本不構成威脅。
再說日本企業家，他們的主體性更強。不只是企業家，而且一般老百姓也是一樣。例如有一段時候，美國的利息很高，日本的利息很低，世界各國的個人資金都流到美國生利息，但日本的個人資金跑到美國的不多，仍將錢存在日本銀行。當然日本的銀行及信託保險機構於是利用這筆錢到美國去生利息，再將錢帶回來分給日本大眾，可見日本雖是自由經濟但資金不易外流。
不只是經濟方面，在人才方面亦然。日本的學人到海外，不論是在美國或英國，學有成就的人，最後還是跑回日本來。他們回到日本的地位不一定很高，可能還要重頭再來，例如一位東京大學的經濟系教授，年輕時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授，成名後自願回到日本來，這時寧願被聘為副教授也甘願。日本人的這種心態，在經濟、社會上都是一脈相承。這一點也是我自己的反省，我沒有資格再說下去了。 
▌在戒嚴體制下，農民及勞工階級吃虧最大
Q 在國土分裂-冷戰-反共體制下，臺灣勞工的處境如何？
劉進慶：冷戰-反共的體制，具體說，在臺灣就是戒嚴體制。在這個體制下，吃虧最大的就是勞工階級。當然農民也一樣吃虧。先說農民，從表面上看，農村土地改革農民得到好處，農業發展也給農民很多好處。不過從經濟的迴圈結構來看，實際上他們得到的好處並不多，好處的大部分反而是給國家及資本家分走了。
其次，臺灣的勞工，隨著1960年代出口加工的發展，勞工在社會上的數量增加，成為新的社會階級，但是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低，因為在戒嚴體制之下，勞工沒有勞動基本權，即沒有團結權、交涉權及爭議權三權。團結權就是組織工會與工運的權利。臺灣雖有工會，但都是御用工會，勞工沒有自己的工會，也沒有工運的自由。交涉權是與資方交涉自己的工資與勞動條件的權利，沒有自己的工會也不許工運就很難有這個機會。在過去三十多年來，從來沒有聽過勞工與資方議價的事例。而第三個爭議權更不可能，勞工禁止罷工。在一般勞動基本權中，罷工是合法的。而臺灣的勞工過去完全不能享有這個權利，這當然是由於受戒嚴體制限制的結果。
為何國民政府壓制工運與勞動基本權？因為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失敗，不只是敗於共產黨的內戰，而且在處理工運上也有失誤，吃了大虧。所以他們常以為工人後面就是共產黨，認為搞工運的就是左的，見到工運馬上就給戴上紅帽子。這樣的成見，當然使得臺灣的勞工吃了不少苦。然而現在臺灣勞工的凝聚力正在茁壯成長。目前臺灣的勞工大概有500多萬人，而製造業有270萬左右，服務業也有200多萬，農民只有100多萬。如此說來，勞工階級的成分加上他們的家屬，約占臺灣人口的一半以上。這個社會階級過去一直沒有人真正替他們的利益說話，工會是國民黨的御用組織，只會站在官方立場說話，工人也不相信工會，這是很大的缺點，而臺灣的資產階級很少會替勞工的利益說話，難怪勞工內心有很大的不滿。
▌今日臺灣走的是香港模式而不是日本模式 
Q 臺灣有可能重複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嗎？日本的經濟發展頗得利於以下幾點：（一）在美國軍事保護下，軍費大幅減免;（二）韓戰、越戰時，日本發展軍需工業，大發戰爭財;（三）美國為了圍堵中共，要求日本不與中共建交，放棄大陸市場，而以東南亞各國的市場作為補償。 
劉進慶：今日臺灣的發展是否走日本模式？不可否認，前二十年的發展是類似日本模式，但到1980年代以後，臺灣工業升級不上、經濟轉型不來、外匯儲備多、海外投資的壓力又大、資金過多等等，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實在困難重重。觀察最近工業升級與海外投資的動態，我覺得臺灣的發展慢慢在離開能走日本模式的路。
另外一條路就是香港模式。香港只有輕工業和服務業，尤其靠國際性金融貿易來維持其高所得。從以上兩個模式來看，最近韓國的經濟動態靠近日本模式，而臺灣的經濟走向香港模式，這是我的看法。然而，從歷史經驗來看，韓國要成為第二個日本是不太可能的，例如日本的經濟發展以英國為師，但今日日本的經濟與英美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勞資關係有很大不同。可見韓國和臺灣是不可能完全成為第二個日本，如剛才談到的生產力水準的不同，雖然表面上消費生活是相似的，但產業技術結構差距還是相當大的。
剛才陳先生說日本戰後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和背景相當好，日本資本主義依賴美國在遠東的世界性反共戰略，在美國扶持下重新站起來成為亞洲一大反共勢力。但是今日的日本與戰前已不一樣，日本的財閥雖然恢復，但今日的壟斷情形與過去不一樣，其反共勢力也不是那麼狹隘的。臺灣如果要學習日本的發達資本主義，如陳先生所言，當然今日不能再學日本佔領殖民地的政策，我們要學習的是日本戰後的政治、經濟、勞動等一連串的民主改革，不然要像日本那樣發達是很難的。
▌世界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經濟，財富的轉移及附庸性是邊陲性經濟的特徵 
Q 在冷戰-國土分裂-反共依賴體制下的臺灣經濟，在發展上有何限制？如何克服這些限制並探索出具有主體性的自主發展？ 
劉進慶：臺灣現在的政治、經濟正面臨著轉型，到底是否已經轉型了呢？從表面看，是上了一層！從內容看，是還沒有。現在的經濟特性是什麼呢？清末是半殖民地經濟，日據時代是殖民地經濟，這是經濟史上的一般論法。戰後是半殖民地經濟嗎？我認為也不算是，因為政治有主權，而「半」的意思不清楚。我認為現在的臺灣經濟是邊陲性經濟。
對邊陲性的概念應該說明一下。在我的論文中曾提過，第一個標誌是世界資本主義支配下的經濟：今天的臺灣經濟已經不是獨立的地區經濟，而是屬於世界跨國企業分工體制下的經濟形態。
第二個標誌是價值（財富）的轉移：臺灣經濟發展，財富增加是個事實，但仔細地看，臺灣資本賺小錢，外資賺大錢，一般老百姓生活還過得去，但並不是非常富裕。此外，即使臺灣的資本賺小錢，臺灣的財富應該有更多積累，但事實是社會資本還很不夠，理由是軍事財政負擔很多，勞力工資低廉，過去資金大量外流，總觀社會經濟的節餘，有轉移他國的迴圈結構。現在資金多而不投資，過剩資金有隨時轉移到海外的可能，這是邊陲性的一個現象。
第三個是附庸性：當然現在世界各國經濟都有互相依賴的關係——我們所追求的是水準式的依賴關係；如果是垂直性的依賴，那就等於被別人牽著鼻子走了。這必須從具體方面來說，如日本經濟的對外依賴性也很深，他所要的原料需從海外進口，再加工出口，但他們有自己的市場，如果海外市場不行，還可以靠國內市場來維持。但我們臺灣的經濟要靠國內的市場是不成的，比如我們兩項策略性產業，電子業，不靠外資、外國技術、外國市場是不行的，紡織業可說是臺灣本身自己開發的民族產業，從進口石油到中間原料，最終消費品是我們自己製造的產品，但市場就大部分要依賴外國。其他塑膠加工業和雜項加工業也具有類似的迴圈結構。
反觀，日本的汽車、鋼鐵、電子業，雖然也依靠外國市場，但國內市場需求更大。此外，他們有自我開發尖端技術的能力，超越對方的競爭能力，這種能力我們是沒有的。至少拉到水準互相依賴的能力都還沒有。雖然目前在發展中國家之間，臺灣的經濟發展還算不錯，但本質上對美日中心國家的依賴性仍是根深蒂固。
如何克服這個問題，是一個長遠的課題，可能還要到21世紀才能趕上。
剛才陳先生談到國土分裂的問題，這個因素可以加進來考慮。在國土分裂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在經濟上和大陸有相輔相成的利害關係在，對於克服邊陲性的課題會有不一樣的途徑和看法。撇開政治問題不談，以臺灣的農業基礎、輕工業技術、經營人才和大陸的市場與資源結合，確有相輔相成的層面，而具有克服邊陲性的展望，這樣一來，對美國和日本的立場就會不同。問題是牽涉到臺灣和大陸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目前大家有很多意見，我只好把政治問題擺開，單從經濟方面來探討。
臺灣經濟自體性的問題，就與此有關。如果臺灣與大陸可以做經濟交流，我們突破邊陲性的選擇途徑就比較多。當然對大陸的市場，現在全世界都在注意。臺灣要如何克服邊陲性經濟的局面，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在最近的將來是不可能的。但，我對臺灣的前景並不悲觀，雖是邊陲性，但在邊陲性的結構下，在第三世界中，臺灣還是相當不錯的。由於國際社會以及臺灣內部的條件都會變，從海外來看，抓住機會，繼續努力，臺灣的經濟前途是相當樂觀的。
▌政府政策搖擺不定 
Q 70年代，政府曾有意將鋼鐵、造船廠開放給民資，何以沒有成功？國營企業有可能轉為民營嗎？ 
劉進慶：關於國營企業移轉民營的問題，目前政府的政策仍是搖擺不定。例如中鋼、中船原先創業時，是要開放股份的一半給民間的，但由於民間看鋼鐵、造船風險大，沒有前途，所以不敢投資，最後不得不歸為國營。那時民間有興趣的是石化工業，政府卻說依據民生主義國策，不許民間經營。允許民間經營鋼鐵，不許投資石化，這說明政府沒有原則。只因為石化工業容易經營，有把握可賺錢。結果，1970年代的重工業化政策，反而把國營企業分量擴大，這是叫臺灣資本主義發展開倒車的做法，所以臺灣資本主義化比韓國落後，在這一段時候就顯現出來了。 
Q 近來據說臺灣有些廠商轉往香港、甚至深圳投資設廠，事實如何呢？您認為官方對此應採取什麼態度？
劉進慶：最近，匯率升值，導致臺灣企業往大陸深圳跑，這已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目前臺灣、香港、韓國、大陸在某些產業已經形成一個地區分工體制。例如紡織業，臺灣的紡織業的中間原料有不少經由第三國經銷商到大陸去。成衣加工方面，依據日本的一些研究報告，目前臺灣與香港、韓國的商人到世界各地去接訂單，成本太高的商品，都轉交到深圳或其他大陸經濟特區去承包加工。據說其他行業也開始有如此交流的現象。
我認為官方可能無法禁止這些現象，就台幣升值來說，對臺灣的企業可說是松了一口氣。升值的壓力，可由大陸的廉價勞工來突破，對個別的企業有利，對臺灣的經濟也沒有壞處。這在於你要把大陸看待是同一各國家或另一個國家，這是個很微妙的問題。若看成是一個國家就輕鬆了，但對臺灣當局當局是不利的，對過去三十餘年來在政治上佔據的既得利益階層是不利的，因為允許這樣做，會影響臺灣未來的政治前途。 
▌追求和平經濟，政治問題必須突破 
Q 臺灣面臨技術升級的問題，您認為前景如何？ 
劉進慶：從臺灣的人力資源來看，應該是有可能的。不論是留在國內，或在海外的人才，在主觀、客觀上都有此條件。在二千萬的人口中，再加上我們相當高的教育水準，人力資源應該是夠的。
要上升為中心地區，科技基礎應該上升，否則如香港、新加坡，國民所得已六、七千美元，但仍被視為第三世界國家，因為技術水準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國際水準。臺灣目前也面臨著這個問題。
臺灣目前的問題在由於政治問題，讓許多人才、人力資源無法在臺灣發揮，這是很大的遺憾。政治問題，也影響到軍事財政的改造，目前我們的軍費國防負擔仍然很重。今日我們應追求的是和平經濟，若仍要堅持反共複國的基地經濟，那麼國防經費的包袱就放不下來，社會資本充實不了，技術開發升級不上，這是牽涉到基本的政治選擇的問題。若是朝向和平經濟、民主政治的方向走，人力資源的發揮就能更大，資本對臺灣的打算就能更長遠，說不定海外的人才也將紛紛歸來，這是一個突破的途徑。
臺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 
邱士傑 ｜ 文
旅日學者劉進慶（1931-2005）是著名的左翼經濟學家，也是知名的旅日中國統一運動者。他在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論文《戰後臺灣經濟分析》（1975年出版）是戰後臺灣經濟最早的研究成果，也是他基於東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而完成的左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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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初版與修訂版
  戰後臺灣經濟的優異表現自六十年代以來便是學界承認且努力解釋的課題，但劉進慶採取了“反潮流”的研究方針。為了反對國民黨戒嚴獨裁統治，劉進慶一直批判地看待戰後臺灣經濟。這是他的成就所在。然而他的批判眼光也包含著誤判。《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的原稿（1972）以“絕對主義”和“半封建”界定戰後臺灣經濟的本質仍然處於前近代，譴責意味極濃。而譴責意味如此深重的定性不但使他低估了臺灣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發展，也讓1975年出版的《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必須刪去因為低估而與現實脫節的術語與論述。沒有刪去的過低估計，就成為八十年代劉進慶持續自我修正的前提。
八十年代劉進慶承認臺灣作為“NIEs”（新興工業經濟地域）而高速成長，但認為“NIEs”並不意味著臺灣解除了對美日兩國的依附，而是始終具有邊陲性，即“新殖民地性”。另一方面，他開始承認主政者的民族主義意志推動了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因而也認為依附論的解釋力有一定局限。──這些新想法就是“臺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這篇訪談的基本背景。 
戰後臺灣的“資本”是劉進慶畢生思考的問題。資本主義有資本，但資本不等於資本主義。這樣的視野衍生自《資本論》指出的“資本主義起源的兩條道路”：第一條是“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這是資本主義真正革命性的道路，生產方式的變革讓資本主義產生了適合自己的資本；第二條則是“商人直接支配生產”，前近代的商人資本可能為獲利而採用資本主義生產，但也會為了獲利而選擇保存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在各地給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阻礙，所以前近代的資本不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因此，就算戰後臺灣經濟的本質仍然未能轉化為近代的資本主義，也可以有資本的存在與發展。《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所稱的“官商（金融）資本”就是半封建政權底下，藉由金融機制，超越省籍矛盾而在公、私營資本之間形成的金權綜合體。相對於社會上存在的許多資本，官商資本是高於一切的支配性資本，從而是工農大眾反對國民黨戒嚴獨裁體制時必須直指的革命物件。劉進慶主張“官商資本”缺乏長期在生產領域獲利的毅力，卻往往如前近代的商人資本（或高利貸資本）那樣，往各種可以快速獲利的方向鑽營（比方在流通領域改變社會財富分配）。在九十年代，他將此特性稱為“商人資本性格”。
這篇訪談可以看到劉進慶再次產生的誤判──基於商人資本性格論。他認為臺灣當局與資本家無心且無力從事高科技研發和長期投資，產業難以轉型升級。這也導致劉進慶始終低估臺灣高科技產業的潛力。雖然後來的歷史發展反駁了劉進慶，但商人資本性格論作為劉進慶分析臺灣“資本”的結論，仍能解釋臺灣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各種反生產性的現象以及臺灣民眾的經濟心性。更重要的是，商人資本性格論指出臺灣資本主義的“矮小性”。在懷抱著中國民族主義的技術官僚努力引領下，戰後臺灣確實有機會延續洋務運動以來的近代化路線，長成“成熟”或“健全”的“中國資本主義”。但正如劉進慶（以及林書揚、陳映真等人）所言，戰後臺灣資本主義終究不健全，資產階級軟弱無志氣。如此一來，與臺灣資產階級矮小化相適應的政治視野自然只能是依附美日、偏安一隅的分離主義，而不是建設祖國，胸懷民族的中國統一運動。當我們分析臺灣分離主義運動的成因，劉進慶研究戰後臺灣“資本”而發現的特性，或許仍能給我們相當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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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邱士傑｜著 台大出版中心·2022
陳映真專訪劉進慶｜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 ☆來源：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 | 新大學政論專欄 https://bit.ly/3XQe0k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