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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大饑荒（烏克蘭語：Голодомор，羅馬化：Holodomor，直譯：「以飢餓滅絕」[1]，出自「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意為「以飢餓殺死」[2][3][4]）於1932年至1933年發生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由於隱瞞，據後來估計，大約有240萬[5]至750萬[6]烏克蘭人因此死亡。雖然同一時期在蘇聯各地都發生了饑荒，但「Голодомор」一詞通常用來特指在烏克蘭民族聚居區內發生的饑荒。當代學者大多認為烏克蘭大饑荒是在史達林農業集體化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災難，造成饑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政治與人為因素。
在烏克蘭的觀點來看，這次饑荒有時被認為是故意製造的、針對烏克蘭族的行動，因此當地也稱為「饑荒種族清洗」[7][8][9]。歷史學家認為蘇聯政府在這次大饑荒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致使大饑荒的後果更加慘重[10]。一些烏克蘭人認為蘇聯對這次大饑荒的責任相當於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11]，並且認為蘇聯專門利用饑荒清洗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其行為法律上構成種族滅絕[12][13][14][15][16]。截至2018年，有20多個國家認為烏克蘭大饑荒是種族滅絕[17][18]。
烏俄戰爭期間，俄羅斯在2022年10月拆除了被其占領的烏克蘭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的大饑荒紀念碑[19]。
饑荒的經過
1933年烏克蘭哈爾科夫街上的餓殍
在推行農業集體化期間，大量蘇共黨員被派往農村，動員農戶加入集體農莊，他們在烏克蘭遇到了消極的和積極的抵抗，最終導致對烏克蘭「富農」階層的集體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長耕作、富有農業生產經驗的烏克蘭農戶被劃為「富農」，全家流放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這導致烏克蘭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率的下降。免於被流放的農戶因為擔心被劃成富農，因此不願耕作，其直接結果就是1932年烏克蘭糧食產量暴跌。當年全蘇聯預計可以收穫9070萬噸糧食，但實際上只收穫了5500至6000萬噸。蘇聯政府徵得的糧食數量也從預計的2650萬噸下降至1850萬噸。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1932年8月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了一項新法令，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物」可以判處死刑[20]。這一法令從根本上禁止農民將任何農產品據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萬名農民因此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處死刑。
在禁止農民占有收穫的糧食後，1932年12月6日，蘇共政治局頒布了另外一項秘密命令[來源請求]，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農具、牲畜、種子）收歸公有，禁止將任何糧食和製成品運入烏克蘭農村，並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的異地買賣。此外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沒收農民的種子、餘糧和口糧。
這幾項懲罰性措施實施數月後，到1933年春天，在全烏克蘭範圍內出現了極其嚴重的饑荒現象。蘇共和烏克蘭政治局發出了一些補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饑荒地區運去32萬噸糧食[來源請求]，但同時自烏克蘭向外運出糧食的行動仍未停止。當年春天在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出現的乾旱進一步加重了饑荒。與此同時，蘇聯政府禁止災民向外流動，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斷，外界禁止進入這些地區。任何未經許可便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被作為「階級敵人」逮捕。此時發生了大量人吃人的現象。[21]蘇聯官方宣傳報曾寫道: "吃自己的孩子是野蠻人行為"[22]:225有超過2500人因為吃人而被定罪。[23]
烏克蘭人周報一直追蹤1933年的情況，報導了當時通信上的困難和可怕的場面。1933年12月1日報導了一次大規模抗議。
從1933年起，蘇聯官方採用了新的糧食統計手段[來源請求]，不再使用實際收到穀倉裡的數字，而是用「生物學產量」，極度誇大農田產量，目的是作為定量強迫集體農莊多交糧食，以致於蘇聯30、40年代的農業產量超出了任何外國專家的想像。蘇聯專家在50年代在研究的時候都試圖糾正30年代到40年代的數字[24]。
1933年冬至次年春，烏克蘭氣候條件轉好。1934年農作物收穫量有所提高，烏克蘭饑荒狀況逐漸消失。
饑荒的後果
紀念烏克蘭大饑荒受難者的十字架，位於基輔
由於缺乏官方統計數字，死於烏克蘭大饑荒的人數只能進行估算，具體人數在250萬到480萬之間。除了飢餓外，缺乏營養、抵抗力下降後導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傷寒和傷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烏克蘭人，4.5%是俄羅斯人，1.4%為猶太人，1.1%為波蘭人。還有為數不少的白俄羅斯人、匈牙利人、伏爾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死於烏克蘭大饑荒。[來源請求]
除了饑荒外，1932年到1933年，蘇聯還對抱有民族主義觀點的烏克蘭知識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進行了清洗。[來源請求]
蘇聯長期以來一直否認發生了饑荒，並且禁止國內討論此事。[25]甚至當時的紐約時報記者沃特·杜蘭蒂和訪問蘇聯的肖伯納也否認烏克蘭出現饑荒[26][27][28]。內務人民委員部以及後來的克格勃控制了大饑荒時期的檔案。受害者的確切人數仍然未知。[29] 歷史學家史蒂芬·G·惠特克羅夫特（Stephen G. Wheatcroft）指出，這一時期的官方死亡統計數據有不少遺漏。[30]
在2000年代，隨著蘇聯檔案的公布以及俄羅斯與烏克蘭總統維克多·尤申科之間的緊張關係的加劇，歷史學家和民間社會就死亡人數展開了討論。尤申科和其他烏克蘭政客表示死亡人數在七百萬到一千萬之間。[31][32][33][34]
爭議
有中國學者觀點認為這場飢荒是一場失敗的農業經濟改革引起的災難，並非針對烏克蘭人的種族屠殺，而許多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將1932年蘇聯大饑荒切割為單獨針對烏克蘭人的事件[35]。事實上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時期，不論是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都傷亡慘重，而在1918~1922年代俄羅斯人也是受害者，俄國白軍一樣也被殺害，在俄國內戰中因為布爾什維克徵收餘糧飢餓死亡的俄羅斯人超過1000萬，而在二月政變中俄羅斯民選出的俄國臨時政府被紅軍推翻、槍斃和清洗，鄧尼金、克倫斯基政府流亡美國、高爾查克戰死。[來源請求]
烏克蘭獨立後，許多烏克蘭政治家和學者認為1932年－1933年大饑荒是蘇聯對烏克蘭的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但是親俄羅斯的政客以及俄羅斯政府反對這樣的叫法。
2003年10月，一場關於烏克蘭大饑荒的國際會議在維琴察社會暨宗教歷史學會[註 1]舉行會議，共有28名會議參與者包括知名歷史學家一同簽署聲明，要求義大利政府和歐洲議會承認烏克蘭大饑荒是有計劃性的烏克蘭族種族滅絕[36]。
烏克蘭國會和許多國家的烏克蘭人社團對普立茲獎委員會發出呼籲，要求其撤銷1932年頒發給《紐約時報》駐蘇聯記者沃特·杜蘭蒂的獎項。沃特·杜蘭蒂因對蘇聯五年計劃的系列報導而獲得了該獎，但是他在明知烏克蘭發生大饑荒的情況下仍對全世界隱瞞了這一慘劇的真相，並且在報導中宣稱「烏克蘭根本未發生饑荒，而且也不可能發生」。[來源請求]
紀念
各國對烏克蘭大饑荒的態度:
正式認定為種族滅絕行為
官方譴責這是一種滅絕行為
官方未承認這是種族滅絕行為
2002年初，烏克蘭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關饑荒的秘密文件。烏克蘭總統庫奇馬也簽署法令，將每年11月第四個星期六定為「饑荒紀念日」。
2006年11月25日，烏克蘭各城市下半旗，並在國旗上纏上黑絲帶，向大饑荒的死難者致哀。烏克蘭總統尤申科和議會議長莫羅茲主持了大饑荒紀念館的奠基儀式，並在市中心廣場舉行燭光哀悼活動。全烏克蘭的電視台和電台停止播放娛樂節目。
2017年11月25日，烏克蘭舉行的紀念活動中，總統波羅申科、總理格羅伊斯曼等政要向大饑荒紀念碑獻花圈，全國政府機構降半旗致哀，各地教堂舉行了彌撒活動。波羅申科表示任何否認大饑荒或否認二戰猶太人大屠殺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應該制定法律讓否認這兩個悲劇的人承擔責任[17]。俄羅斯自詡為蘇聯的繼承者，應當為這一罪行負責，希望看到俄新的精英承認大饑荒是種族清洗並為此懺悔。
2018年10月3日，美國參議院通過決議，承認美國一個委員會於1988年有關烏克蘭大饑荒的決定，那就是史達林和他周圍的人在1932年－1933年犯下了針對烏克蘭人民的民族滅絕罪行[18]。
2022年11月26日，烏克蘭總統弗拉迪米爾·澤倫斯基和妻子葉蓮娜·澤連斯卡婭一同參與基輔廣場上點燃蠟燭的活動，以紀念烏克蘭1932-33年大規模饑荒的受害者[37]。11月30日，德國聯邦議院通過決議，承認在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領導下對1932年－1933年烏克蘭饑荒是一場種族滅絕[38]。12月15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認定蘇烏克蘭大饑荒是「種族滅絕」。[39]
2023年3月28日，法國國民議會認定烏克蘭大饑荒為種族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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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五年計劃（俄語：пятилетка）是蘇聯在史達林統治時期全國性的經濟計劃，目標是令蘇聯的經濟迅速發展。該計劃是由史達林推展，由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Госплан）在生產理論的基礎上制訂細節及執行，成為蘇聯共產黨經濟發展的總方針。自1928年發起至1991年蘇聯解體共實行了十三個五年計劃。
背景
長久以來，俄國相比其他的歐洲鄰國，在經濟發展上都處於落後形勢，包括在工業生產上處於甚低水平；農業的生產方式仍處於落伍、欠缺機械化的小農生產（在二十世紀初期仍使用木犁或石犁），反映俄國在經濟上的嚴重衰弱，加上蘇聯立國後搖擺不定的經濟生產政策，白軍和紅軍的內戰、對外貿易的停止，都使蘇聯的經濟更進一步受到破壞。而面對立國初期國際環境針對蘇聯的孤立、三十年代西鄰的德國及東鄰的日本反共主義興起，英法的綏靖政策及美國的孤立主義均使蘇聯對外的憂患意識加強，希望培養足夠的經濟實力，以應付外部威脅。1929年，蘇聯全國年產汽車不到100輛，可見即使其國內城市內部交通，也只能依靠有軌電車，沒有公交汽車的來源。這一年蘇聯開始建設高爾基汽車廠（GAZ）。史大林在1931年曾表示：
“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於50或100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趕上這個差距。我們必須要做到這一點，否則我們會被摧毀。 ”
可見五年計劃的推行背後有強烈的自強意識。
內容
第一個五年計劃
主條目：第一個五年計劃 (蘇聯)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要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史達林認為工業的進步須由農業基礎上加以支持。故此史達林將大量小農莊合併成大型「集體農場」，以推動現代化耕作。於1929年，集體農場數目有57000個；翌年則增加至8萬多個；自1931年開始，集體農場數一直維持至20萬個以上。
第二個五年計劃
第二個五年計劃在1933年至1937年推行，其主要目標則由農業轉為發展重工業，史達林為煤、鐵、鋼等工業生產定下高額生產目標，及下令興建發電站、礦井及油田，又改進運輸設施。結果在短短數年間工業產量有大幅度提升，以鋼產量為例，1938年的鋼產量比一次大戰前增加近三倍、比1920年的最低潮高出百多倍，僅次於美國和德國，比英國和法國的產量總和高（參看表三）；同年蘇聯在世界製造業產量的佔有率僅次於美國、德國及英國，位列第四（參看表四）；工業產量的提升帶動能源耗用量比一次大戰前增加三倍有餘、比1920年的最低潮高出十二倍，同樣僅次於美國、德國及英國（參看表五）。而烏拉爾地區及西伯利亞地帶則建設了一批新興的工業城市，推動城市化的發展（參看表六）。在「二五」計劃期間，蘇聯總共有4500個大企業建成投入生產；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20%，其中重工業增長了139%，輕工業增長了100%，農業總產值由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負增長，增長了54%；國民收入增長了109%，人民的工資基金增加了1.5倍，集體農莊農民收入增長了2倍多，到1937年，大工業總產值比1932年增加了1倍，比1913年增加了7倍，大工業特別是機器製造工業的增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獲得了技術上的重新裝備。1937年蘇聯的的工業總產值占世界的10.6%，僅次於美國。超過德國、英國、法國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已取得了徹底勝利，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製成為蘇聯社會的經濟基礎，公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比例占到99.8%。
第三個五年計劃
面對德國、日本及義大利的擴軍及隨後國際局勢的升溫，1938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則集中發展軍事工業。史達林通過發展一些和軍工業近似的民用工業，以為即將到來的戰爭作準備，譬如擴大農用履帶拖拉機的生產，以便在戰時可於短時間內利用其生產線來生產輕型坦克，又或以擴大飛機生產以準備生產戰機。1938年開始，蘇聯的飛機生產較上年度增加一倍有餘，達7500架，翌年開始更保持在10000架以上（參看表七）；1940年，蘇聯的武器生產額僅次於德國，達五十億美元，已等同於英美兩國武器生產額的總和（當時蘇聯並未參戰，而英德正在開戰），1941年更為列強之首（參看表八）。第三個五年計劃在1941年因德軍入侵而中斷。
第四個及第五個五年計劃(1945-1955)
史達林曾於1945年表示，蘇聯將要在1960年成為領先的工業強國。但在1945年時，蘇聯受到二次大戰的影響導致先前許多建設都受到摧毀。根據官方統計，有9萬8000個集體農場遭到洗劫，共損失13萬7000台牽引機、4萬9000台聯合收割機、700萬匹馬、1700萬頭牛、2000萬頭豬及2700萬頭羊；在35,000個工廠和工廠中，25％的資本設備被銷毀;在70,666個村莊和4,710個城鎮（40％的城市住房）中，有600萬棟建築物，其中包括4萬所醫院，其中2500萬人無家可歸;大約40％的鐵路軌道被摧毀;官方750萬軍人死亡，加上600萬平民，但可能有3000萬人死亡。 1945年，採礦和冶金佔1940年水平的40％，電力下降到52％，生鐵26 ％和鋼45％;糧食產量是1940年水平的60％。在波蘭之後，蘇聯遭受了戰爭的重創。由於蘇聯在戰爭中造成大量傷亡（2000至3000萬人），長期勞動力短缺阻礙了重建工作。此外，1946年是自1891年以來最乾旱的一年，收成很差。美國和蘇聯未能就美國貸款援助重建的條款達成一致，這是冷戰迅速升級的一個促成因素。然而，蘇聯確實獲得了德國的賠償，並使東歐國家作出回報，以換取蘇聯人將他們從納粹分子手中解放出來。 1949年，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在經濟上將東歐集團國家聯繫起來。第四個計劃資本支出的三分之一用於烏克蘭，烏克蘭在農業和工業上都很重要，而且是戰爭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第六個五年計劃(1956-1958)
第六個五年計劃於1956年在領導人赫魯雪夫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領導下的雙重領導期間啟動，但由於過於樂觀的目標，它在兩年後被放棄。
第七個五年計劃(1959-1965)
該計劃又稱七年計劃
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
第九個五年計劃(1971-1975)
第十個五年計劃(1976-1981)
第十一個五年計劃(1981-1985)
第十二個五年計劃(1986-1990)
第十三個五年計劃(1991)
原計劃將持續至1995年，但蘇聯已於1991年解體。
整體特徵
史達林模式的五年計劃存在著對經濟系統的高度控制，在產業所有權及管理方面，1936年國有制單位佔有全國工業產值的百分之九十七，農業產值的百分之七十六（集體農莊佔有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中央對國有企業佔有百分之九十；地方則只佔有百分之十，存在著高度集中化。另外在實際生產上，中央的指令也貫徹整個生產過程，企業主管由中央委派、國有企業的財政預算及年度計劃由中央審批、國家指令代替市場原則、按政府需要生產及分配資源，譬如以重工業優先，指令性經濟計劃完全體現其中。
結果
顯然，五年計劃成功令俄國迅速進行工業化，在1940年，鋼、煤、石油、電力產量都達至新高（之後才因德軍入侵而有所回落），蘇聯已經成為繼美國之後世界第二強工業國；而在東部興建新的工業城市則有助西伯利亞及烏拉山脈地區的開發。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輕工業也得到一定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得到改善。提前一年完成的蘇聯1929～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中生產資料生產年均增長28.5%，消費品生產（第二部類）年均增長速度也達11.7%，（《經濟史》第3卷第285頁）。1933～1937年第二個五年計劃，蘇聯工業的消費品生產又比1932年增長100%，年均增長高達14.7%。1935年首先取消了麵包和麵粉、米的配給制，後來又取消了按定額發放的其它食品的配給制。1936年初，工業品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與1932年相比，蘇聯1937年通過零售商品流轉渠道供應的重要日用工業品和食品增長情況如下：針織外衣增長2.86倍，針織內衣3.08倍，砂糖1.92倍，動物脂肪1.59倍，糖果點心0.81倍，灌腸和熏制食品3.90倍，靴子1.18倍，長、短褲子0.97倍，自行車3.2倍，留聲機10.7倍，手錶7.2倍。消費品的銷售額有了很大的增長。（《經濟史》第4卷第611頁、第610頁）
其他國家實施的五年計劃
主條目：五年計劃
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年計劃
尼泊爾五年計劃
白俄羅斯五年計劃（由盧卡申科提出）
越南五年計劃
韓國五年計劃
印度五年計劃
馬來西亞五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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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黑海艦隊在2024年3月30日這一天撤離了克里米亞的塞凡堡(Sevastopol)，這等於把黑海的控制權拱手讓給了烏克蘭，以至於俄羅斯試圖打通烏東、烏南、克里米亞的通道，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其二，人才大量流失。人口外流雖然不是俄烏戰爭的「產物」，但俄烏戰爭加劇了人口外流。《經濟學人》指出，1989年後的十年中，俄羅斯人即大量流出。2000-2019年，這20年中又約有160-200萬人離開俄羅斯。
從普亭得到的教訓：自己完了，國家也完了
2024-06-26 07:01 聯合報／ 劉明德／前四川大學副教授
俄烏已打了兩年多，戰事尚未停歇。圖為俄國總統普亭。(歐新社)
【專家之眼】從普亭得到的教訓：自己完了，國家也完了 | 軍事 | 要聞 | 聯合新聞網 https://bit.ly/4ey9GMN
俄烏戰爭已經打了2年多。戰事拖得越久，俄羅斯的失血就會越多，一點一滴，一點一滴，沒人看得見，最終，失血過多而不支倒地。
在這個年代，大凡有一點腦子的人，都不太可能發動一場侵略戰爭，何況是挑戰既有的全球秩序。俄烏戰前，我寫過一篇文章：俄羅斯100％不可能打烏克蘭，結果，打了，就預測而言，我當然是錯了。戰爭既然打開了，我就在開打之後沒幾天，再寫了一篇文章：俄烏戰爭的可能後果：俄羅斯崩潰。事隔兩年多，如今看來，我的第二個預言不只不是不可能，而是越來越可能，儘管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現。
回想在西元2000年時，剛上台的普亭不可一世，對俄羅斯子民發下豪語：「給我20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其實，他的豪語是可能實現的，然而，由於動機、方法的錯誤，以至於他的豪語越來越接近「夢醒時分」。
在當下這個國際秩序已然穩固的時代，想要推翻既有秩序，不是不可能，但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而普亭選擇了動武，則必將牽一髮而動全身。他試圖破壞的，不是一個國家—烏克蘭而已，而是牽動整個歐洲秩序，乃至於全球秩序，必然遭到圍毆。
俄羅斯的終局，即使沒有如我所說的崩潰，俄羅斯也將變得不再重要，在世界舞台上，淪為可有可無的角色。普亭曾說：「俄羅斯都沒有了，還要這個世界幹什麼？」前半句將不幸而言中，他自己說的，他自己造成的，將一語成讖（這裡必須做一個註解，否則會有很多人誤解。普亭所說的「俄羅斯都沒有了」，不是指俄羅斯消失了，而是俄羅斯不再重要了，讀文章要讀它的所指，而不是字面）。
戰爭已經2年多了，戰況究竟如何？看一看幾個事件即可知道個梗概。其一，俄羅斯的黑海艦隊在2024年3月30日這一天撤離了克里米亞的塞凡堡(Sevastopol)，這等於把黑海的控制權拱手讓給了烏克蘭，以至於俄羅斯試圖打通烏東、烏南、克里米亞的通道，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其二，人才大量流失。人口外流雖然不是俄烏戰爭的「產物」，但俄烏戰爭加劇了人口外流。《經濟學人》指出，1989年後的十年中，俄羅斯人即大量流出。2000-2019年，這20年中又約有160-200萬人離開俄羅斯。
俄羅斯數據分析和政策研究網站「Re:Russia」在2023年8月指出：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截至2023年7月，已有92萬人離開俄羅斯。而這些人屬於非常特殊的一群，他們「平均年齡33歲，80%受過高等教育，30%擁有一定的財富」，而人才的大量流失則必然導致俄羅斯國力的長期下走。
聽說，俄羅斯的人才都走了，蠢蛋都留下來了，不知道是真是假？畢竟，聰明與愚蠢也是主觀的，我都不方便以誰為例了。人走了，錢當然也跟著走了。根據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的說法，俄羅斯人的「資本外逃」總額超過300億美元。更大的問題是，俄羅斯的人口萎縮老化本來就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如今，勞動力更缺了，俄羅斯的經濟、教育、尖端科技等各方面更難以翻轉向上。
其三、低聲下氣。俄烏戰爭已經從原來的閃電戰打成了消耗戰，什麼都缺的普亭陷入了困境，被迫四處求援。曾經的超級大國的總統普亭只能放下身段求援於小國總統金正恩，這才有了24年後踏上平壤，並謙讓金正恩先上車的那一幕，這哪裡是普亭的風格！
《管子》說：「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翻成白話就是「當今用兵的人不明此理，不曉得打仗是要經過慎重考慮的。人民貧窮還發動戰爭，沒有必勝的把握還出手，雖打勝但自己傷亡慘重，雖占領土地而國家元氣大傷。這四種情況，若同時出現，沒有不危亡的。」管子說的四者都中了，仗還沒打勝，已經元氣大傷，俄羅斯能不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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