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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移墾臺灣偷渡盛行的原因探討
文：葉正洋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ulture.org.tw/permalink/7234492823254453/?mibextid=xfxF2i
　　對於清康熙23年臺灣納入清帝國統治之後，在屏東平原之處的漢人(包含閩南及客家)究竟是循怎樣的路徑入墾到下淡水地區?在過去的史料,很少談及這一部分,尤其是漢人，或許要論及自己的祖先是「非合法管道入臺墾拓」，好像也會難以啟齒?或許用「私渡」較符合當時社會環境狀態。是在施琅過世之後，海禁鬆弛，沒人在乎是不是符合清法律有規定的官渡?或私渡?前仆後繼，縱使有「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誰都難…云云」的渡台悲歌，但是現實環境，閩省沿海受「遷界」影響，田園荒蕪、人民流離、生計困頓，不得不移民台灣。粵省，山多田地少，謀生困難，聽説台灣地廣又肥，都想來創業開基。膽大的便走上偷渡之路。
清初移墾臺灣私渡(偷渡)盛行的原因探討如下：
(一)清初政府治台的政策--「為防臺而治臺」的消極態度
　　1.遣回原籍，造成人去業荒。
　　清朝治臺灣初期，也受到早先內地有支持明鄭勢力而實施「遷界」之陰影所影響，因此也不信任原本住在臺灣的人民，清政府將在臺之鄭氏官兵和部分原籍漳、泉的百姓遣回原籍，總數當以十萬計。據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於康熙24年(1685)所撰《臺灣府志》的記載，當時臺灣只剩民口30229人，番口8108人。造成人去業荒，成為後來巡臺御史尹秦所言：「臺灣佃丁系漳、泉、惠、潮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臺。
　　2.依施琅之建議頒布「渡臺禁令」:(一)禁止粵屬潮、惠二地人民嚴禁渡臺。(二)需申請照單:內地欲渡航赴臺灣者，需先向原籍地方縣級申請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之稽查，依臺灣海防同知之審驗許可後通行之。
　　3.渡臺的合法港口(正港)，只限廈門及鹿耳門對度。初期合法渡臺之人民均先落腳在臺灣府城，再輾轉移往可拓墾的地方。因此，臺南府城為開臺之始，離府城愈遠，係屬漢人「人跡罕到之處」。
　　4. 清初鳳山縣因「文武職官多僑居府治 」，因而官府政令所及僅限於臺灣縣而已。
（二）官員的態度
　　1.官員多以府城以外之地為「人跡罕到之處」理由，不願到縣治地辦公而僑居府治。
　　2.康熙35年施琅過世之後，海禁鬆弛，一直到康熙末年(1722)間，對兩岸往來的寬放態度，如康熙50年(1711)臺灣知府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閩、廣之梯船日眾，綜稽廣籍，每歲以十數萬計」。
　　3. 藍鼎元《平臺記略》所言：「廣東潮惠二府人民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清雍正元年(1723年)藍鼎元也在〈粵中風聞台灣事論〉所述「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然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萌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
(三)捨合法渡台原因及偷渡到下淡水地區的海口路徑
　　1.合法渡台，盤費過多，貧不能措者，改偷渡管道。
　　清代舉人黃香鐵在1822所著《石窟一徵》中記載﹕「往台灣者，例由本籍縣官給照至泉州、廈門、海防同知驗收，方準渡海﹔然盤費過多，貧不能措者，常在潮州樟林徑渡台灣。」可見，古時蕉嶺人往臺路線，在渡海前，由蕉嶺出發，主要靠步行或搭民船經松口、三河遠見卓識直至潮州，在澄海縣樟林港渡台灣。
　　2.正如巡臺御史尹秦所言：「臺灣佃丁系漳、泉、惠、潮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臺。 」
　　3.康熙61年(1722)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所載，當時下淡水地區雖無良港深澳，但東港(指舊東港)、茄藤港(大鵬灣)、放索港(林邊溪出海口)等均可通杉板船，其餘港汊（ㄔㄚˋ）亦只能小船進出往來， 但並無礙偷渡之入墾，而且，東港、茄藤港或鱉興港等處均有河流貫穿，抵港後可順者河道水路向上耕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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