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之框
包括兩岸關係、統獨問題、歷史認識、靖國神社、釣魚臺領土糾紛等等，都與東亞近現代戰爭所留下的遺緒(註2)有關。怎樣去解釋戰爭的發生和結果，戰爭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反映出某種系統性、結構性的結果？就民族主義而言，是去「合理化」這些戰爭及其結果，但就社會學研究而言，與其去分析暴力戰爭如何被記憶，不如去分析哪些因素或框架，影響和決定這些記憶的內容。汪老師於此運用Goffman「框架分析」（frames analysis）中「識框」概念(註3)，提出「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用於解釋戰爭、戰爭遺緒，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連。事實上，戰爭所帶來的影響層面廣且深遠，但其中更重要的是：一個認知結構的變化；對於戰爭所造成的變動及其相關現象，進行詮釋與合理化的一個認知結構之框架，即「戰爭之框」。
運用「戰爭之框」來討論戰爭，所關切的是戰爭如何被感知、合理化、遂行、經驗、記憶和詮釋而形成框架。框架是名詞也是動詞。戰爭框架指戰爭所創造出來的框架、同時也是創造戰爭的框架；戰爭框架往往是二元對立（如，敵╱我、加害╱被害），甚至指可悲傷的╱不可悲傷的。至於，「戰爭之框」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可以說國家形成與戰爭製造彼此是互為表裡；國家製造戰爭，戰爭也製造當代國家的形成，而且每個國家背後都有一個「戰爭之框」，作為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我們的情感、創傷、記憶和認同，都受「戰爭之框」的影響，而「戰爭之框」可以被定調、轉調，且不同「戰爭之框」是不可共量、相互衝突的。
在中國大陸、日本、臺灣都有不同的「戰爭之框」。汪老師指出，中國大陸在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間，即有一些戰爭之框，例如槍桿子出政權等；到了1980年代，戰爭之框轉調，出現百年國恥、民族苦難的敘事；其後，戰爭之框被制度化，例如愛國主義基地的出現；後來這些框架發展成商品化、大眾消費化，而深入日常消費生活中，例如民族復興與中國的和平崛起，這些口號象徵的背後都有戰爭之框。日本方面，有大東亞戰爭之框、太平洋戰爭之框等識框，還有和平主義「非戰」基調。至於臺灣，在近現代史上的戰爭，缺乏一個以自身為主體所發動的戰爭，但每場戰爭對臺灣的命運和地位都有影響，而可以區辨出三個階段的戰爭之框：1）歷經日本殖民戰爭遺緒而殘留、破碎的大東亞戰爭之框；2）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的戰爭之框，已隨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動員戡亂時期終止而逐漸淡化；3）隱含臺灣民族主義敘事的反抗外來政權、反侵略、反併吞的戰爭之框。上述這些戰爭之框的交錯，造成臺灣人民集體記憶的分裂，持續形塑臺灣內部的族群意識、統獨問題，以及外部的兩岸關係。
最後，該如何面對未來的思考？戰爭帶來的悲情、創傷和苦難，在各國是共通的，但各自「戰爭之框」的區隔使得彼此無法相通。基本上，「戰爭之框」是屈服敵人的意志，不是溝通、理解和妥協，因此面對和解與共生的追求，我們應該努力去超越「所有的」戰爭之框，而不僅僅去超越「特定的」戰爭之框。不論戰爭是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延續，抑或，現代政治是戰爭以另一種手段的延續，在國族困境上嘗試超越國族現實的契機，不是去停止戰爭，而是尋求新的政治可能性，才能為和平找到出路。
在汪老師發人省思的結語中，戰爭不僅緊繫政治，誠如Perkins所言「我們都是戰爭之囚」（We are all prisoners of war）(註4)，戰爭是否根植於人性，長久以來一直是個被探討的議題。在這樣觀點下，我們除了一方面要瞭解歷史上何以持續有戰爭，認識並超越「戰爭之框」；另方面，則應思考什麼是富有成效的和平（productive peace）及有效之和平教育的意涵。
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 / 記憶與和平—和平教育-歷史記憶第二次專題演講紀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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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期的核彈危機，為最大量史料所參照的例子，這些文獻通常將民防作為戰爭對社會所造成的全面軍事化——家庭單位防空洞的建制、防核食譜以及衣著、大型區域逃生演練等等。從五零年代起，美國的民防系統經歷多次的改變，直至六零年代至七零年代，由於美國深陷越戰的膠著，反戰與反核人士也更集中批評美國主導的戰爭行動，以及政府對於民間的軍事化部署。
而在八零年代末，蘇美冷戰步入尾聲，核災的焦慮轉入其他大型人為災害應變的匱乏，尤其在1989年布希任內的阿拉斯加港灣漏油事件與雨果颶風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逐漸與舊制的民防體系合併，建立「全災害取徑（All-Hazards Approach）」為災害管理的中心原則，採取更具整合型的策略，面對不同人為與自然災害的管理，脫離冷戰時期聚焦在核災與戰災的應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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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Federal Civil Defense Administration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1952年美國政府拍攝的民防教育影片「Duck and Cover」。
在台灣，民防也有其冷戰的歷史，但多數侷限在金門與馬祖外島的紀錄。宋怡明（Michael Szonyi）的《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從歷史人類學的角度，詳細記錄了從1949年以降，金門如何成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抗的象徵，民防政策的部署也使得金門民眾的每日衣食生活都被賦予軍事與地緣政治的意義。綜觀國際與台灣的冷戰民防文獻，整體紀錄了政府至民間、由上對下，經由戰爭論述的一種全境管控模式，也因此多數遭到人文學者的批判。這些戰後世代的學者反對（美國與蘇聯）政府將人民作為備戰的機器，民防成為一種政府在民間的文化政治宣傳，並認為民防無法改變戰爭本身所帶來的危險。宋怡明對於中華民國冷戰下所採取的分析視角，與上述對於蘇美冷戰的批判帶來相似的結論：軍事化的民防部署以及戰爭的政治宣傳，使得地緣關係的緊張不減反增。
但是，當下台灣民間所崛起的新興民防動員，實則與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冷戰民防史有所斷裂，也因此多數的民防組織，並未積極參與或要求融入由內政部預算編製的國家民防體系，而是由公民社會的動能發起非政府組織的課程與訓練。我認為這個現象，首先，是因為冷戰時期中華民國主體，在國共內戰的框架下所樹立於金馬地區的民防論述，與當下解嚴後世代所感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強大「他國」侵略台灣意圖的動機，已有時代與世代的極大差距。
第二，台灣經歷戒嚴時期由軍警制度長期對於民間的控管，以及兩千年後馬英九執政八年以來，大幅刪減國家軍事預算，民間對於政府改革國軍的效力抱持不信任的態度，而以內政部編制的民防體系，至今已脫離當代戰爭型態的訓練，也未能徹底執行基礎的民防教育工作。因此，2020年以來這一波的民防動員，也包含台灣作為民主社會要求政府對軍事相關政策透明化與公共化的動機，而非由上而下的「軍事化」（militarized）政策。有鑑於此，冷戰的經驗研究框架即使提供了許多民防知識脈絡的參照，卻無法完全套用於當代台灣民間的民防動員。
當然，冷戰的民防研究仍是有他對於當代戰爭與災難管理的貢獻。首先，核戰危機的備戰與災難管理釐清了「風險」（risk）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兩個概念的不同。因爲核災無論在地緣政治、科技發展，以及社會反應的多重不可控性，無法以傳統理性的風險計算來管理核災，擁有越多資訊並不會降低風險，相對地，如同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所說，知識即是建構並生產「風險」的來源，也是當代社會治理的基準，而非減低風險的存在。在這樣的脈絡下，當代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建立越來越多的專家來處理不同的災難與不可控性，卻無法觸及另一個更根本、初始，並且難以解決的問題：也就是災難的「不確定性」——造成社會恐慌的來源。
冷戰初期歐美心理學家將「恐慌」（panic）納入公眾管理的範疇，而非只是個人（例如：士兵）所經驗的心理戰場傷害。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賈尼斯（Irving Lester Janis）在1951年的《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的民防特刊上，發表了「心理脆弱性」（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y）對應變核災攻擊時有可能造成的影響，他認為民眾面對攻擊時產生的恐慌，對社會可能產生比災難本身更嚴重的傷害。
比如，在災難初期的疏散階段，恐慌的群眾有可能無法執行任何事先精準計畫的交通計畫，而成為社會解組（social disorganization）與混亂的來源。另外，由集體恐慌的研究出發，賈尼斯也提出「團體迷思」（groupthink）可能對決策過程造成的非理想後果，尤其在面對容易造成社會恐慌的重大災害之下，團體更需要流通的溝通管道保持決策的透明度與民主性。
因此，在五零年代，從美國至北約的軍事與民防單位，都將恐慌作為戰爭最不可控的核心問題，並陸續提出各項民防訓練計畫建立「心理準備」（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當時的心理學家認為面臨戰災最重要的心防機制即是：準備、資訊，與行動（preparation, information, action）。他們認為透明並且非模凌兩可的資訊最為重要，因為「不確定性」永遠比可以管控和計算的風險都來得令人害怕。
而反覆的民防課程訓練，由看似簡單、重複性高，並且必須運用肢體協調的工作，能夠更有效讓人民在災害來臨時使用身體的記憶，克服當下的恐慌。他們認為，恐懼無可避免，在面對災難下更是自然的情感表現，但民防的訓練可以使得恐懼不會走向兩種不同的負面心理狀態：冷漠（apathy），全然無感並且停止所有感官與行動，以及風暴（“the storm”），接近歇斯底里的精神狀態，兩者都會使得人們無法做出理智的行動，也會導致團體停止運作。
總的來說，心理學家的介入，使得在備戰的準備上，跳脫出單純技術性的風險計算（例如：防空洞的牆壁要多厚），逐漸帶入人民做為備戰的重要主體，而非單純等待被軍方救援的被動客體。「心防」的技術，在冷戰結束後，也被大量融入當代的災難管理之中，強調整體社會動員的練習並且建立社群心理韌性的重要性。
透過日常演練重建台灣防衛意識的戰爭之框
近年，由於恐怖攻擊頻繁的發生，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災害，以及COVID-19疫情的全球緊急應變，使得民防再次成為重要的政治與研究議題。2018年，瑞典政府出版了民防手冊《如果危機或戰爭來臨》（If Crisis or War Comes），即清楚點出了戰爭的危機並未隨著冷戰的終結而消失，在新版的民防手冊中，瑞典政府也加強了重要的現代戰爭元素，包含資訊戰的影響，並提醒民眾：「如果瑞典被另一個國家攻擊，我們絕對不會投降。所有關於放棄抗爭的資訊都是錯誤的。」受到歐洲各國近期推出的民防手冊的鼓舞，台灣的民間組織「沃草」也推出了第一份民間版本的民防手冊《公民行動指南》，強調台灣面臨混合戰之下的重要備戰知識，包含如何對抗假訊息、辨識敵軍的方式，以及日常演練與救援互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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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沃草
沃草《公民行動指南》
在目前坊間的民防課程中，如同上述心理學家所提出的心防訓練，包含三大範疇：準備、資訊，與行動。首先，在「準備」方面，課程會教導民眾建立個人災難準備的緊急應變計畫，包含在家中儲存適量的物資與避難包，並建立好與家人在災難來臨時的溝通管道與集合地點，以及戰場的緊急醫療措施，止血帶的練習幾乎是各個民防教育中必定包含的課程。
另外，在「資訊」方面，包含當代基礎軍事知識的教育，目的在於闢謠坊間廣傳的錯誤資訊，像是純粹以武器數量計算中國的軍事優勢，而欠缺考量防衛者本身的優勢，以及戰爭需考量的外交、經濟、資訊、後勤與地形等等的整體策略佈局。這樣的訓練在於讓人們能夠確切地判斷我們所閱聽的資訊是否符合現實，而非讓我們對於實際局勢的判斷落入戰爭迷霧之中，被恐慌的情緒所淹沒。
另外一個重要的民防訓練項目來自於「行動」。行動的範疇除了個人的體能練習、止血帶的操作，更重要的來自於團體的情境訓練。情境可能包含因為空襲而造成其他類型災害也可能遇到的狀況，比如停電停水、大樓坍塌、電訊中斷、道路車禍，或者如同黑熊學院在今年一月舉行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大型演練「藍鵲行動」，加入了高強度的情境模擬：戰場上的爆破、大量傷患湧入，以及必須帶領小隊躲避敵軍偵查的練習。民防行動的目的，與平日政府在各部門所舉辦的「演習」並不相同。
參與的民眾並非接受到指令要表演出一套事先規劃好的完美劇本，相反地，是要透過行動來認識自己在緊急災難狀況之下可能出現的脆弱性，以及與團隊建立良好溝通與信任關係的關鍵。在藍鵲行動中，我所屬小組的教練即在一開始就強調：「我們這隊有十個人，無論在那裡，我們都是十個人進、十個人出。即使你一個人可以逃脫，光靠自己也無法存活太久。」
培力具有行動力的民眾，除了在災難時期的自救力，也包含成為可以培訓他者的人。台灣民團的策略即是希望落實民間自組的自訓小組：「讓每一個上過課的人未來都能成為自己社群中的教練或講師」，依照不同社群的需求，設計訓練項目。因此，目前曾經參與台灣民團的成員也在各縣市（桃園、新竹、台南等等），基於自己的專長，成立以社區為單位的自訓民防組織。
在和參與過不同民防訓練的報導人對談中，許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即是「見證他人和自己同樣關心台灣的防衛議題」這件事。民防訓練行動之中所不斷強調的互助概念，使得在平日缺乏集體防衛感的社會氛圍之下，建立了民間自主的集體防衛意識與信任。擁有不同專長的民眾，也在社群網路之中傳授自學的技術，比如無線電操作、醫療急救考照管道、體能訓練的訣竅，以及軍事或國際觀際資訊來源的管道⋯⋯等等，由看似微小的練習建立自我防衛的信心。
在這一波2022年的國家安全調查民調（Taiwan National Security Survey）中，詢問台灣民眾：「當中國入侵台灣時，你會做什麼？」有19%的人選擇「順其自然」、15.1%「抵抗」、14.8%「支持政府決定」，以及13.3%「從軍」，願意抵抗敵軍的比例比起2020年已有小幅度的增加。其實民防所強調的並非所有民眾都要上戰場當民兵，而更重要的，是在戰災發生時知道自己「該去哪裡」、「該做什麼」。對於一般民眾，最關鍵的應該是前往社區的防空洞與避難中心，而非掉入極端的二選題：「投降」或「抵抗」。這一次的調查，也有少數的民眾增加選擇「後勤補給」、「參加地方民防組織」與「提供醫護支援服務」，這些基本的知識與行動，都將成為台灣民間無論是平成或戰時穩固社會的最大動力。
整體來說，若以「心防」的概念去理解民防訓練的關鍵，即是將經常被認為無法預測並且完全不可控的「戰爭」，重新拆組成為不同可控面相的日常細節——從一件壯觀並且巨大的事件（spectacular），轉換到一種平凡且具象的過程（mundane）——拒絕「首戰即終戰」的戰爭之框，重建公民社會自主的防衛意識。就像是我的一名報導人如此形容他參與民防訓練一年多來的心得：「很像是我們的未來將會有一場考試，不確定何時會到來，但只能平常慢慢準備與練習，也不需要心急。」在看似讓人無力的國際地緣政治面前，取回作為台灣公民的防衛主體性，即是目前民防所觸擊最關鍵的議題。
民防作為一場公民運動：拒絕「首戰即終戰」的戰爭之框，將「心防」視為備戰關鍵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44HoF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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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國與東亞] 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韓國、沖繩的考察
◇簡介：
上禮拜，我們閱讀了台灣年輕學者中研院社會所汪宏倫老師所編的《戰爭與社會》這本書的導論、和第三章「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為討論基調，從以「戰爭」作為一個框架去思考東亞各國的國族問題，以及台灣在其中該如何自處。
這禮拜，我們邀請到汪宏倫老師來和我們聊聊。除了可以問上禮拜的問題外，本週也邀請到另一位早大畢業生王俊硯同學來和我們談談他在韓國博物館所見的「戰爭之框」。沖繩的「戰爭之框」則由林彥瑜同學報告。分享完後，老師將延續這兩個具體的「戰爭之框」案例，來和我們一同討論東亞的國族問題。
本週延續上禮拜何時宜談的「日台韓博物館中的政治權力」，並詳細以韓國和沖繩作為具體案例，也非常令人期待，歡迎大家來聆聽！
◇時間：12月4日週四 晚上七點半（請注意時間延後為七點半）
◇地點：台大霖澤館1502 五樓
◇分享：林彥瑜（台大學生）、王俊硯（早稲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畢業生、雙副修中國研究及台灣研究）
◇評論人：汪宏倫（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戰爭與社會》編者）
◇讀本：汪宏倫《戰爭與社會》
--導論 「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
--第三章 「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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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日抗戰」的記憶到《台北大空襲》桌遊和「台籍日本兵」的故事、從「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口號到講述白色恐怖的遊戲與電影《返校》，從「吳鳳的故事」到電影《賽德克巴萊》。台灣近幾年無論是對在歷史教育或是大眾文化之中，對過去的認識都有許多翻轉或補充，更讓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慢慢浮現。若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不可避免要回顧過往，但「過去」安穩地等待我們挖掘嗎？記憶與紀錄之間是否會有所衝突？透過「物」的記憶能更多元地看見「人」嗎？歷史記憶與暴力之間有什麼關聯？
這些問題不僅是學術上饒富啟發性的切入點，也與在這個社會中共同生存的人們緊密關聯，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於2019年舉辦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即嘗試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與交流。第一場演講於10月25日舉行，邀請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以【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台灣的記憶政治】為題主講，政大歷史系副教授藍適齊主持。
過去的突然在場：台灣記憶地景的變遷
什麼是歷史記憶？汪宏倫以簡單的例子展示歷史記憶的特性，演講當天正好是「台灣光復節」，他提起「台灣光復節」這個如今已經不放假的官方節日，台灣社會內部有些人並不認同；現場參與演講的千禧世代大學生沒有經歷過，但仍然有人知道這個節日曾經放假。他們的記憶來源或許是家人、或許是歷史教育，但總之都突顯了歷史記憶源自於集體的保存，對於歷史節日的重視程度也使得記憶的政治性（如台灣的二戰紀念、對政府權威看法的歧異）也若隱若現。
汪宏倫指出，鑲嵌在特定時空與周遭環境的記憶，會經過轉化而形成不同的意象（image），烙印於不同群體的記憶中，成為所謂的「記憶地景」（landscape of memory）。台灣歷史記憶地景近年的變遷不只光復節這個例子，汪宏倫提出他的觀察，從1990年代開始，由於威權的政治體制逐漸轉型為民主制度與社會的開放，使得多元群體對不同年代的異質記憶，藉著多元的形式與媒介紛紛湧現。與歐美在1980年代由於二戰倖存者的口述資料蒐集和記憶保存引起的「記憶風潮」（Memory Boom）類似，台灣的記憶風潮也有對戰爭周期性紀念的現象（二戰、國共內戰），以及被壓抑記憶的復返（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日本殖民記憶）；在表現形式上從民間調查報告、官方紀念儀式、歷史課本、民間書寫、乃至影像創作與電玩遊戲，不勝枚舉。
汪宏倫談到晚近台灣的歷史記憶以多元形式與媒介出現，以白色恐怖為背景製作的遊戲與電影《返校》頗受矚目
豐富的記憶地景百花齊放，背後代表著台灣社會諸多因素的變遷。如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的民主化，使被壓抑與抹煞的記憶得以重新被挖掘、看見。由中國中心轉向台灣中心的本土化，對歷史的理解與記憶轉向自身，逐漸形成源自這座島嶼的主體性。消費社會的成熟與大眾文化的多元化，得以支持不同群體的記憶與題材進入商業市場，同時也存在記憶被消費的可能性。年長世代的逐漸逝去與凋零，激發了對於記憶保存的迫切感，也可能使得某些記憶隨之遺忘；對原住民主體性的逐漸重視與新移民在台灣社會逐漸佔有一席之地，都使得歷史敘事開始考慮族群間的對話。在這些記憶地景的變遷之中，汪宏倫特別關注兩個具有深刻影響的元素與框架：集體身分認同所形塑的「記憶典範」以及「戰爭之框」。
「記憶典範」的轉移與不可共量
汪宏倫以知名的「鴨兔錯覺」圖來說明「典範」的意涵
汪宏倫藉由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說明科學變遷的概念「典範轉移」來聚焦與挖掘歷史記憶和集體身分認同的關聯。汪宏倫在演講中用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典範轉移」，他介紹孔恩曾引用的「鴨兔圖」[1]：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將同一張圖畫看成是鴨子或兔子，這能類比不同的世界觀，基於不同世界觀的人們，看待事物和提出問題的方式都有所不同，甚至是相互衝突的。類似地，不同的集體記憶也會形成各自的「記憶典範」，彼此之間無法共存也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ility）[2]，而記憶典範之間也會發生轉移，比如：
禁止記憶到記憶作為義務：轉型正義所要推動去清理、探究與認識的威權時代歷史真相，曾經是不能被提起的，如今則由官方紀念，並且訴求一種「你應該記得」的責任。
國家認同的轉移：不同政黨執政時，對於國慶日等官方節日的紀念方式、國家名稱的稱呼方式，背後反映了不同的記憶典範。
而記憶典範之所以形成，不僅只是政治上不同的意識形態或勢力的對抗，也經常是由於過去的暴力衝突也形塑，而影響幅度最大、跨越社會內部與外部的暴力衝突，就是戰爭。為了呈現戰爭對於集體記憶的影響，汪宏倫描述了2015年的三個活動，那一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這三個發生在台灣不同地方的事件，恰好展示了戰爭如何劃分了關係、記憶與認同。
第一個場景發生在台北的圓山大飯店，以「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為題，由國史館舉辦的研討會，當時的總統馬英九也親臨致詞。舉辦的日期特別選定於「對日抗戰」爆發的7月7日舉行；並且搭配「蔣中正與抗戰：檔案史料」特展，陳列「日本投降書」的原件來強調中華民國領導對日抗戰的重要性。
2015年國史館主辦的「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時任總統馬英九出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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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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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場景發生在台南，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主辦「戰爭與台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的日期是在二戰日本投降的8月15日[3]；同時也搭配舉行「戰爭下的台灣人」特展，小規模的展覽中所陳列的「簽名日本國旗」、「慰問袋」等，可以想見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被動員支援前線戰爭的情況。
在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爭中，受到美軍空襲的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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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場景則是在台北的二二八紀念館，是由民間團體所舉辦的「台灣八一五和平論壇」，同樣在8月15日舉行，活動現場播放日本天皇宣告投降的「玉音放送」，一方面要強調曾被壓抑的日治時期戰爭經驗，另一方面則是呼籲與倡議和平。
戰爭結束時，台灣人所聽見的是日本天皇宣讀的《終戰詔書》
這三個場景透露出兩種看待戰爭的方式，對於同一場戰爭，中華民國官方在當時的理解是「對日抗戰」（乃至延伸到後來的國共內戰），二戰的結束代表抗戰勝利；而對於當時仍屬於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人來說，則是捲入殖民母國發起的「大東亞戰爭」，而至戰敗與戰爭結束。我們可以想見，在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以後，經歷這兩種非常不同戰爭經驗的兩群人需要一起共同生活的情況下，可能存在的情感與認知的衝突。但在官方的歷史敘事下，某些經驗與記憶就這樣隱沒，直到晚近才又逐漸浮出，乃至逐漸形成記憶典範，這代表的是尚未清理的戰爭遺緒仍然有著很強的推動力，影響著這個社會。
【歷史記憶】我們能和解共生嗎（上）：台灣的記憶風潮與記憶典範 - C-Culture Zine https://bit.ly/44B1y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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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我們能和解共生嗎（下）：超越僵局的新共同體敘事？ - C-Culture Zine https://bit.ly/3EHmO1v
從「對日抗戰」的記憶到《台北大空襲》桌遊和「台籍日本兵」的故事、從「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口號到講述白色恐怖的遊戲與電影《返校》，從「吳鳳的故事」到電影《賽德克巴萊》。台灣近幾年無論是對在歷史教育或是大眾文化之中，對過去的認識都有許多翻轉或補充，更讓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慢慢浮現。若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不可避免要回顧過往，但「過去」安穩地等待我們挖掘嗎？記憶與紀錄之間是否會有所衝突？透過「物」的記憶能更多元地看見「人」嗎？歷史記憶與暴力之間有什麼關聯？
這些問題不僅是學術上饒富啟發性的切入點，也與在這個社會中共同生存的人們緊密關聯，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於2019年舉辦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即嘗試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與交流。第一場演講於10月25日舉行，邀請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以【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台灣的記憶政治】為題主講，政大歷史系副教授藍適齊主持。
尚未清理的遺緒：戰爭之框與族群認同
汪宏倫曾提出所謂的「戰爭之框」來分析戰爭對社會的影響：戰爭導致的重大改變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結構，同時也會形成集體的認知框架。[1]戰爭國家中為了動員人民，要透過區分「敵／我」，在貶低外部敵人的同時凝聚內部團結，因此以某種方式區分了「我群」與「他者」。同時，由於戰爭所發生的暴力任意無常，遭遇偶然命運的人們需要一個解釋：「為什麼我們遭遇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有這些犧牲」？因而，國家或共同體經常透過歷史敘事將逝去的生命、戰爭災難與共同體的存續、未來子孫的幸福連結，賦予偶然的悲劇更高層次的意義。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基於「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的框架講述歷史
與中國對抗的歷史敘事，形塑了一代人的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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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對於過往歷史與暴力的敘事，形塑了群體的認識框架，界定了「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又要往哪裡去」的集體身分認同，讓個人能夠獲得存在的價值感與意義感，形成了我們看待過去的方式，也影響了當下的政治判斷與行動。汪宏倫將「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框架形成的記憶典範稱為「藍色典範」，其歷史敘事與認知以中國為中心，而「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2]的框架形成的記憶典範則稱為「綠色典範」，以台灣為中心；他特別解釋說這樣的命名是要讓我們意識到，記憶、認同與政治的緊密關聯。
二戰時台灣人被壓抑的記憶，則形塑、影響了另一種記憶典範
圖為戰爭時期錄製發行的軍歌內容
二戰時台灣人被壓抑的記憶，則形塑、影響了另一種記憶典範
圖為自願加入或被強迫徵召的「高砂義勇隊」
記憶的運用與濫用
對汪宏倫來說，若不能意識到我們身處其中的「戰爭之框」與「記憶典範」，沒有去理清影響著我們的戰爭與歷史遺緒，那很可能強化群體關係與政治衝突的僵局。如他舉出從記憶典範上升到實質暴力與象徵性的暴力，不同的群體之間破壞對方所看重的紀念物（蔣介石銅像、八田與一像）。或者是兩種「中國因素」的牽動：（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敘事，將台灣的分離視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恥辱，而將統一台灣視為其民族認同的一部分。（2）中華民國在台灣落地生根，但是曾經統治整個中國並與中共發生內戰過去，仍影響著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身分認同需要他者的承認，但是太過注意他者的眼光，也可能讓台灣好不容易挖掘自身記憶形塑的主體性，又轉向「中國中心」，一種以中國的眼光（無論是為了接受或反對）為中心的身分認同。
記憶典範的不可共量，使衝突的層次更加激烈
圖為綠島監獄被潑紅漆的蔣介石像
photo by Prince Roy on flickr
從對抗出發也也可能導致對共同體想像的僵化
圖為曾遭破壞的八田與一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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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如何清理戰爭遺緒與化解記憶典範的衝突，汪宏倫提出了兩個方向：一方面是對於「記憶的運用與濫用」更深的認識與覺察；另一方面則是設法超越民族式的認同，思考形塑以普遍價值為目標的共同體認同。
汪宏倫引用法國哲學家呂格爾的著作《記憶，歷史，遺忘》（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該書探究了記憶被運用與濫用的三個層次：（1）從精神分析上可以發現創傷導致被阻斷的記憶。（2）從實際在書寫或記錄中，我們則會發現對記憶有操作性。（3）在倫理與政治的層次，記憶則是被義務化了。無論是哪個層次，對記憶的運用同時也包含著濫用，對某些記憶的揭露，同時也是對其他記憶的遮掩。如倡議公民民族主義的法國哲學家Ernest Renan特別強調：
「要創造一個民族（國家），最重要的是遺忘，甚至是把歷史搞錯（Forgetfulness, and I would even say historical error, are essential in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
從理論上的批判切入，能讓我們意識到不同記憶典範包含的運用與濫用，關鍵在於意識到我們所陷入其中而不自知的框架，以及框架所導致的僵化對抗，避免我們在對抗中筋疲力盡，而沒有思慮清楚我們對自己述說的故事將帶我們走向何方。
和解共生的歷史敘事：以普世價值為目標的共同體理想？
關於走向何方，汪宏論問現場的聽眾一個艱難的問題：台灣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如果要決定它的開端、它的奠基時刻（founding moment），那會是哪一年？汪宏倫帶著我們去考慮與台灣有關的重要年分：被割讓給日本、中華民國建立、日本投降、中華民國撤退來台、退出聯合國，乃至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轉移的國會改選、總統直選，再到政黨輪替。這些事件好像尚不能在台灣社會中成為凝聚全體的共同體開端。
汪宏倫對記憶政治的反思，是要促使我們在僵局中尋找其他可能性
或許是意識到這樣的描述好像是某種泛政治化的呼籲，汪宏倫解釋道，他的用意並不是呼籲某種政治上的行動，而是在採取這些政治行動之前去思考：
「到目前為止，到底我們這個集體社群、集體記憶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要怎麼講出一套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論述，（因為）到現在（台灣社會）還缺乏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共同基礎。」
對於「戰爭之框」和「記憶典範」的反思，都是為了要為政治行動做準備或補充，汪宏倫認為，由於記憶典範的不可共量，牽涉到不同族群的身分認同，對於集體中的個人來說，否定我們的記憶與歷史故事中重要的人物、事件、價值判斷，也是在否定「我」與「我們」的存在，這因此在政治行動（如轉型正義的實施）中可能導致更加不能彼此理解與溝通，形成更深的鴻溝。
他倡議社會學者傑弗里．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所提倡的『民間修復』（civil repair）來回應這樣的困境，由民間團體自發地反思歷史敘事，重新建構能讓整個社會彼此兼容的後設敘事，一種新的共同體論述。然而，要建構新的共同體，代表不僅是延續既有以民族國家為框架的想像，汪宏倫以共善的終極追求作為新共同體論述的指標：我們希望能夠一起過得更好的話，要實現哪些普遍性的價值？自由？民主？和平？多元？這些價值的內涵又是什麼？[3]歷史記憶能夠幫助我們，去回答關於自我認同的「存在主義式問題」，那我們又應該記住哪些過往，來彰顯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汪宏倫舉例：「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即以民間推動的方式，促成了公共討論與官方政策的改變。
如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左上）、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左下）的建立。（圖右為真促會出版關於白色恐怖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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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宏倫也強調，這樣的共同體論述並不容易，他也不是忽略了我們的歷史經驗與政治現實，但理論家的工作也是去指引理想的可能性，從歷史上可以看到，無數曾經被邊緣化、不曾被看見的群體（女性選舉權、黑人民權、LGBT族群的權益），在漫長的過程中逐漸獲得自身的主體性，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理想的艱難並不能作為我們朝理想努力的藉口。
實踐上的提醒：良性的記憶與遺忘
在與組成多元的現場聽眾（包括來自政大與外校的同學、東南亞與港澳學生、中國籍的訪問學者與同學、校外人士等）互動交流中，激盪出不少有趣的反思，比如歐洲共同體作為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框架，或許可以是台灣形塑新共同體認同的參照，對於近年極右派在歐洲各國的復興，也可以作為對民族主義的能量保持警惕的借鏡。
也有人提問關於「遺忘」在歷史記憶中的作用，汪宏倫以日常生活來比擬，我們的日常生活並不可能記得所有事情，在某些情況下遺忘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情感上的挫折、創傷的經驗；他也由此進一步在重申，在我們的公共討論與歷史記憶中，操弄與阻斷的記憶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那都是緣於人的處境。關鍵並不是要徹底擺脫任何操弄或阻止任何記憶被阻斷，而是讓社會上參與的群體和個人有充分認識、考慮、交流的可能性，在這樣的基礎上去影響政治共同體的建立。要保持這樣的環境，需要官方與民間都有開放的心態，即使對歷史敘事或記憶有所衝突，也能保持溝通、互相啟發。
演講後討論，汪宏倫（左），藍適齊（右）
對此，聽眾中有人提出擔憂，如果許多曾經被壓抑的記憶現在能共同被接受了，那會不會導致人們遺忘了過去的艱難，甚至讓歷史記憶平庸化？汪宏倫舉了一個他在國外的例子，美國國慶時人們歡欣慶祝，野餐、觀賞煙火、家人朋友歡聚，人們或許不會在每次的國慶時大書特書開國元勳的艱難、多少人死去換來國家的建立，但是不訴諸悲情或許也代表著美國人的認同已經不再與英國糾纏。對照之下，與中國有著相似的悲情民族情感的台灣，或許也需要這種不同的場景來擴大我們對於自身共同體的未來想像。
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 / 記憶與和平—和平教育-歷史記憶第二次專題演講紀要2-2
以「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為詮釋框架，探討施明正、李喬、鄭清文、葉石濤筆下的「告密者」。「戰爭之框」型塑一套敵／我認知，藉此建構出「可堪哀悼」與「無法哀悼」、「受到珍視」與「無權獲得承認」、「值得活」與「不值得活」的生命、忠黨愛國與「共匪分子」二分的框架。本文探討施明正、李喬、鄭清文、葉石濤四位作家筆下的「告密者」的複雜性，論述分為幾點：首先，告密者服膺「戰爭之框」的意識型態，而成為忠黨愛國、盡忠職守之人。其次，白色恐怖時期為匪諜就在你身邊、人人可能都是「告密者」的扭曲社會。因此，會出現我群／他者、告密者／被密告者的界線非絕對二分的情境。在此情況下，對國家來說值得保護的對象可能成為不值得保護的對象，戰前值得哀悼之人在戰後的政權轉移而成為不值得哀悼之人，也就是「戰爭之框」非穩固不變。在「戰爭之框」的鬆動與轉移過程，「告密者」會產生自我扭曲、自我否認而溢出框內／框外邊界的狀態。可見，「戰爭之框」亦會滑動而「框不住」告密者的複雜性，因為原本統治者的爪牙、依附者、告密者亦可能滑動到被告密者的位置上，使得區分敵／我的戰爭之框是游離的。最後，本文提出獎金制度不單純是金錢上的利益，更有一套價值體制支撐獎金的「道德合法性」。獎金不僅是物質，更是象徵地位的獲得（如獲得校長的職位），更是愛國心的表揚（符合「正義之框」的道德正義），所以在「戰爭之框」下，檢舉匪諜、異議分子、不法者所獲得的獎金，獲得了協助國家、撻伐罪惡、忠黨愛國的「正義」表現，不但是金錢上的物質條件，更是戰爭之框所建構的象徵意義之「道德合法性」。「告密者」的「戰爭之框」：施明正、李喬、鄭清文、葉石濤筆下「告密者」的框架認知與滑動- 元照出版, 月旦知識庫 https://bit.ly/44FLF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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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來-戰爭的框架 https://bit.ly/45yez3t
介紹人類生命何時才能得到一視同仁的哀悼與珍視？戰爭如何利用人類的脆弱特質，霸權如何侵蝕大眾的情感能力，借生命之名行屠戮之實？作為《脆弱不安的生命》之姊妹篇，術書延續了前作中的各類未竟思索。作者置身於9·11事件、伊拉克戰爭、歐洲新移民等問題共同建構的時代情境，由生命政治的理論背景出發向人們揭示：戰爭的框架正是霸權的框架，亦即暴力扼殺自由、摧殘生命的深層邏輯。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美國當代極具影響力的理論家，2012年度阿多諾獎獲得者。1956年生於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1984年於耶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修辭學與比較文學系，在女性主義理論、酷兒理論、政治哲學、倫理學、猶太哲學等領域著述頗豐，主要著作有《欲望主體》《性別麻煩》《身體之重》《權力的精神世界》《偏激話語》《安提戈涅的訴求》《消解性別》《說明自身》等。
博客來-戰爭的框架 https://bit.ly/45yez3t
王宗偉觀點：扭曲變形的戰爭之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之外的錯亂-風傳媒 https://bit.ly/3YYCnel
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_戰爭之框：兩岸當代戰爭小說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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