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燕都文物青铜器戈父甲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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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族氏”銘文研究的一種新視角
——以殷商晚期“告”作銅器為例
路國權：“複合族氏”銘文研究的一種新視角-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s://bit.ly/46efS8y
路國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河南安陽殷墟西區M1713隨葬有亞魚鼎（M1713:27）、寢魚簋（M1713:33）、寢魚爵（M1713:50）、亞魚爵（M1713:43、44）等[1]。五件銅器均有較長銘文，且共存在同一座墓葬中，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可以啟發我們對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思考。為討論方便，將銘文引述於下（圖一）：
亞魚鼎：壬申，王易亞魚貝。用乍兄癸。才六月，隹王七祀，翌日。
寢魚簋：辛卯，王易寢魚貝。用乍父丁彝。
寢魚爵：辛卯，王易寢魚貝。用乍父丁彝。（尾部） 亞魚。（蓋內）
亞魚爵：亞魚。父丁。
從五件器物的銘文來看，賞賜的對象和作器的主人都是“魚”，亞魚爵上的銘文“亞魚。父丁。”表示的顯然是作器主人和祭祀對象。“寢”是殷代官職名稱[2]，雖然對於金文中“亞”的含義的爭論較多，但從上述文例推勘，“亞”也作職官名稱[3]。“魚”先後擔任“寢”、“亞” 或同時兼任這兩種官職尚不可考，但認識到上述五件器物是同一個人擔任不同官職時期製作的銅器，尤其是對兩件式樣大小相同的亞魚爵“亞魚。父丁”銘文含義的認識，對於理解類似格式銘文的含義具有啟發作用。下以“告”作銅器的探討為例，試圖從這個角度重新思考。
我們目前檢索到的銅器中，鑄銘“冊告” （1）、“告寧”（6）、“告永”（2）、“告正”（1）、“告亞正”（1）、“告亞”（2）、“亞告”（5）、“田告亞”（1）、“告田”（7）、“田告”（10）者36件[4]。括號後所列為其數量。其中，田告觥(09257 [5] )蓋銘“田告”，器銘“告田”。可知“田告”、“告田”蓋無差別[6]。“告亞”、“亞告”亦循此例。另外還有3件僅銘“告”、1件銘“告父戊”以及2件個別字不甚清晰者。以上合計共42件，共同特徵之一是銘文中都有用作非動詞的告字。詳細情況如下：
按照與“告”組合的字的不同，分為以下八組：
一．冊告組。目前只發現1件卣（圖二，圖十[7]）。
冊告卣(04872)：“冊告。”商代晚期。現藏美國賽克勒美術館。侈口細長頸，下腹外鼓，圈足，頸的下部兩側有鈕，套接龍頭Ω形提梁，蓋面隆起，上有一個菌狀鈕，提梁內側有環，以鏈條套接蓋鈕。頸飾獸面紋和鳥紋，圈足飾雲雷紋，腹飾鴞紋，鴞的雙目圓睜，毛角高聳，鴞足伸入圈足的雲雷紋中。通高29.9、口徑9.5厘米。
二．寧告組。目前發現6件，其中鼎1、觚2、爵2、觶1件（圖三，圖十一）。
告寧鼎(01368)：內壁鑄銘“告寧。”商代晚期。河南安陽市殷墟西區孝民屯南商代墓葬出土（M1118:1）[8]。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深腹圜底，窄沿方唇，口沿上有一對立耳，柱足粗壯。口下蟬紋，腹飾斜方格乳釘紋。通高19.8、口徑16厘米。
告寧觚(07005)：圈足內壁鑄銘“告寧。”商代晚期。喇叭口，長頸，腹壁較直，圈足沿下折，腹和圈足有四道扉棱。腹和圈足均飾雲雷紋組成的獸面紋。
告寧觚(07006)：圈足內鑄銘“告寧。商代晚期。河南安陽殷墟西區孝民屯南商代墓葬出土（M907:1）[9]。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三段式，喇叭口，喇叭形圈足，腹壁較直，腹和圈足各有六道扉棱。頸飾蕉葉紋，腹飾雲雷紋組成的獸面紋，圈足亦飾獸面紋地。通高29.4、口徑16厘米。
告寧爵(08264)：鋬內鑄銘“告寧。”商代晚期。
告寧爵(08265)：鋬內鑄銘“告寧。”商代晚期。河南安陽市殷墟西區孝民屯商代墓葬出土（M1118.3）[10]。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曲口寬流，尖尾上翹，流折處有菌狀雙柱，卵圓形腹，三條三棱錐足，扁環形鋬。腹三道弦紋。通高18.2、流至尾長15.4厘米。
告寧父戊觶(06398)：內底鑄銘“告寧。父戊。”商代晚期。
三．告永組。目前發現2件方彝（圖四，圖十二）。
竹宦父戊方彝(09878)：內底鑄銘“竹宦父戊。告永。”商代晚期。上海博物館藏。長方體，失蓋，直口直壁，頸、腹、圈足連成一體，圈足每面有一門洞形凹口，四隅及中線皆有棱。口飾對稱的彎角鳥紋，腹飾龍角獸面紋，圈足飾對稱夔龍紋，均以雲雷紋填地。高20.4、口縱15.5、口橫19.5 厘米，重5.3公斤。
竹宦父戊方彝(09879)：內底鑄銘“竹宦父戊。告永。”商代晚期。上海博物館藏。長方體，失蓋，直口直壁，頸、腹、圈足連成一體，圈足每面有一門洞形凹口，四隅及中線皆有棱。口飾對稱的彎角鳥紋，腹飾龍角獸面紋，圈足飾對稱夔龍紋，均以雲雷紋填地。高20.2、口縱15.5、口橫19厘米，重5.33公斤。
四．告正組。目前發現1件尊（圖五，圖十三）。另有告亞正爵(08788)歸入下面“亞告組”。
父癸告正尊(05755)：內底鑄銘“父癸。告正。”以往定為西周早期。現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大口筒狀三段式，鼓腹長頸，圈足外侈。頸和圈足靠近腹處飾兩道弦紋，腹飾下卷角獸面紋，雲雷紋填地。通高22.5、口徑20.4厘米，重3.24公斤。
五．亞告組。目前發現8件，其中鼎3、簋1、觚1、爵2、卣1件（圖六，圖十四）。另有田告亞作祖乙鼎(02506)歸入下面“田告組”。
乙亞告鼎：“乙。亞告。”商代晚期[11]。
亞告鼎(01410)：“亞告。”商代晚期。
亞告鼎(01411)：“亞告。”商代晚期。故宮博物院藏。
亞告簋(03094)：“亞告。”商代晚期。1930年出於河南安陽。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侈口束頸，鼓腹圈足，腹較淺，足沿外侈。上腹和圈足均飾兩道弦紋。通高10.1、腹深7.4、口徑15.3厘米，重0.9公斤。
亞告觚(06972)：“亞告。”商代晚期。喇叭口，長頸鼓腹，高圈足沿下折，腹部和圈足各有四道扉棱。頸部飾蛇紋，其上飾蕉葉紋，腹部飾獸面紋，圈足上部飾蟬紋，下部飾獸面紋，均以雲雷紋填地。身高13.5、口徑7.3寸。
告亞爵(07828)：“告亞。”商代晚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腹飾獸面紋。
告亞正爵(08788)：“告亞正。” [12]商代晚期。出土於河南安陽。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長流槽，尖尾上翹，流折處有一對傘狀柱，腹內側有獸首鋬，卵形突底，三條三棱錐足外撇。腹飾連珠紋鑲邊的夔紋帶。
告亞卣(04820)：“告亞。”商代晚期。體呈圓筒形，子母口，腹微鼓，圈足沿外侈，頸上有一對環鈕，套接龍頭提梁，蓋出沿，上有花苞形鈕。蓋上和腹均作瓜棱紋，蓋沿和頸飾雲雷紋填地的夔紋，頸的前後增飾浮雕犧首，圈足飾獸面紋。通高8.4、口徑2.35寸。
六．田告組。目前發現19件，其中鼎5、簋1、甗1、觚1、爵2、卣3、觶3、觥1、罍1、不明器1件（圖七，圖十五）。
告田鼎(01482)：“告田。”商代晚期。折沿，立耳，頸腹相連，深腹圓鼓，圜底，下著三柱足。頸部飾一周雙列式目紋，以雲雷紋襯底。腹部滿飾斜方格乳釘雷紋，每個方格四邊飾以雲紋，中間有一扁圓狀乳釘，整體排列得緊密規整。在連接三足的腹部各有一道明顯的合範痕跡。《金文總集》收錄的銘文拓本優於《集成》收錄的拓本，能夠比較清楚的看出“田”字由於磨損以致缺筆的痕跡。故本銘採用前者拓本。
告田鼎(01483)：“告田。”商代晚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田告父丁鼎(01849)：“田告。父丁。”以往定為西周早期。上海博物館藏。長方體，折沿立耳，淺腹平底，下置四條細柱足，四隅及中線皆有屝棱。口下飾獸目居中的變形紋飾，腹壁飾上卷角獸面紋，足上飾三角雲雷紋。通高24.3、口縱14.6、口橫19.5厘米，重3.57公斤。
田告母辛方鼎(02145)：蓋、器同銘“田告乍母辛尊。”以往定為 西周早期。傳陝西寶雞出土。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長方形器體，四柱足，口沿二直耳。有蓋，蓋上有一半圓形鈕。器四面的頸上均飾獸面紋。腹部中心為素面，左右兩側和下部均飾乳丁紋三行。足上飾三角雲紋。通高15.6、口橫15、口縱10.2厘米，重1.68公斤。
田告亞作祖乙鼎(02506)：“己亥，王賜[13]貝，用作祖乙尊。田告亞。” 以往定為 西周早期。窄沿方唇，口沿上有一對立耳，鼓腹分襠，三條柱足。腹飾雲雷紋填地的下卷角獸面紋。高8.5、耳高1.9、腹深4.2、口徑7.8寸。
祖乙告田簋（03711）：“乍祖乙侯叔尊彝。告田。” 以往一般定為西周早期。上海博物館藏。
田告甗(00889)：“田告乍仲子彝。” 以往定為西周早期。上海博物館藏。
田告觚(07013)：圈足內銘“田告。”以往定為西周早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田告父丁爵(08903)：鋬內銘“田告。父丁。” 以往定為西周早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腹飾獸面紋。
告田爵(08266)：鋬內鑄銘“告田。” [14]商代晚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腹飾獸面紋。
田告父乙卣(05056)：“田告。父乙。” 以往定為西周早期。
田告父丁卣(05273)：蓋、器同銘“田告。父丁作寶彝。” 以往定為 西周早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父乙告田卣(05347)：蓋內銘“亞啟。父乙。”器內底銘“鳥父乙母。告田。”商代晚期。體呈圓形，子母口，圓腹，矮圈足沿外侈，頸兩側有一對小鈕，套接索狀提梁，蓋面隆起，上有圈狀捉手，沿下折。頸飾連珠紋鑲邊的夔紋和浮雕獸頭，圈足飾夔紋組成的獸面紋。吳鎮烽《金文通鑑》認為此器、蓋原應非一。本文取“鳥父乙母。告田。”
告田觶(06191)：內底銘“告田。”商代晚期。原藏端方。侈口長頸，鼓腹，矮圈足下沿外侈。頸飾連珠紋鑲邊的獸面紋帶，腹飾直棱紋，圈足飾一道弦紋。
告田觶(06192)：內底銘“告田。”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吳鎮烽先生《金文通鑑》定此器年代為西周中期，但考察其銘文字體形式與此組其他銅器無別，可能屬於商末或周初，有待考察其形制特徵。立此存疑。
父丁告田觶(06391)：內底銘“父丁。告田。”以往以為西周早期。出土於陝西關中地區。現藏上海博物館。
田告觥(09257)：蓋銘“告田。”器銘“田告。”以往以為 西周早期。1927年黨玉琨在陝西寶雞戴家灣盜掘出土。現藏丹麥哥本哈根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寬長流，侈口矮圈足，腹作橢方形，獸首鋬，鋬下有小鉤形珥。蓋的前部作龍首形，龍身在蓋面上，其側飾長龍紋，器頸飾長龍紋，圈足飾夔紋。器下有長方形禁，禁面凸起，略小於觥的圈足，禁面飾斜角顧龍紋，前後壁各有四個長方形鏤孔，左右壁飾直棱紋，上下皆有長龍紋，左右飾直立的回首夔紋。連禁通高50、觥高31.2、長41厘米。
田告罍(09777)：口內壁銘“田告。”以往以為西周早期。旅順博物館1930年購藏。平沿內折形成方唇，束頸廣肩，腹向下漸收，矮圈足，肩上有一對獸首耳，下腹有一個牛首環形鈕。頸部飾兩道弦紋，肩上飾六個浮雕圓渦紋，其下有一道凹弦紋。通高43.6、口徑18.82厘米。
田告父丁器[15] (10536)：內底銘“田告。父丁。” 以往以為西周早期。
七．告戈組。目前只發現1件戈。這裡的“戈”有可能是族名，也可能是器物自銘（圖八，圖八）。存疑。
告戈(10859)：內部兩面共鑄銘“告戈。”商代晚期。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直援無胡，中脊直通銎上，長方形內。通長約22.5厘米。
八．其他。目前發現共6件，其中鼎2、觚2、爵2件（圖九，圖十六）。
妇告鼎2件(01710)：内壁铸铭“妇。告。”商代晚期。1940年河南安阳出土两器，同形同铭，著录者一器。
告觚(06642)：圈足內鑄銘“告。”商代晚期。河南安陽出土。喇叭口，長頸鼓腹，高圈足沿下折，腹和圈足各有四道扉棱。頸部飾蕉葉紋，腹部飾上卷角獸面紋，圈足飾曲折角獸面紋。通高8、口徑4.9寸。
告觚(06643)：圈足內鑄銘“告。”商代晚期。河南省新鄉市博物館藏。喇叭口，體細長，腹部微鼓，高圈足。通高28.4、口徑14.8厘米[16]。
告父戊爵(08522)：鋬內鑄銘“告。父戊。”商代晚期。腹飾獸面紋。
告爵(07579)：鋬內鑄銘“告。”商代晚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腹飾三道弦紋。
以上為基本材料，問題有三：
第一，除第七組不能確定“戈”屬於器物自銘或“戈”族和第八組外，前六組中與“告”組合的單字有“冊”、“寧”、“永”、“正”、 “亞”、“田”。我們認為這些單字可能都是殷商晚期一位名“告”的官員擔任過的官職，從“冊”到“田”的變化正是其仕宦途中經歷的升遷過程。亦即這些官職是從低至高。需要解決四個問題：
（一）上述“冊”等六字均為殷代官職名稱。
册，是“作册”省称。如安阳殷墟郭家庄 M50:6铭文作“乍册兄”，另外一件M50:24省作“兄册”[17]。“作册”是晚商西周时期常见的史官。殷墟甲骨文中有“作册”职官，如《前》4·27·3、《京津》703[18]。商代晚期金文中也有，如作册盘甗、作册丰鼎、邲其卣三等。西周金文中习见。晚商时期史官也可以和武官一样领兵出征[19]。西周时期仍有这种传统，如史密簋：“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史密右，率族人、釐伯、周，伐长必”[20]。
寧，也是殷墟甲骨刻辭中習見的官職名稱，後面可以聯綴私名[21]。其職或與管理積藏或商賈相關，相當於《周禮·地官》之賈師，“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
永，尚不詳。
正，長也（《爾雅·釋詁》）。陳夢家等謂殷墟甲骨文中有“臣正”職官[22]。大盂鼎：“殷邊侯田與殷正百辟”。方鼎：“賞又正貝”。禦正良爵有“禦正”。《尚書》有少正、有正、正人、外正等。《康誥》：“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又：“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酒誥》：“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禦事朝夕曰：祀茲酒”。又云：“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闢。” 可見“正”也是官職。
亞，是殷墟卜辭中常見的武官之名，陳夢家根據卜辭中的“亞”可以“保王”、“保我”、“立吏”認為“亞”的等級較高[23]。晚商金文中“亞”也作官職名稱，如上亞魚鼎、亞魚爵。“亞”作為官職在西周時期仍有沿用。如《牧誓》：“友邦塚君、禦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酒誥》：“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楊筠如引《左傳》成公二年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一命之服，謂“亞旅當是三帥之附貳，亦為將兵之官明矣。” [24]
田，是商代職官名稱，殷墟甲骨刻辭中屢見。陳夢家、張亞初認為“田”在商代職官系統中屬於“諸侯”。[25]裘錫圭先生認為“田”“是被商王派駐在商都以外某地從事農墾的職官…在商代晚期'田'應該已經大量發展成為諸侯，並且商王有可能已經在主動建立稱為'田'的諸侯…'田'已經成為商王征伐方國時所依靠的極為重要的力量，其地位與侯、伯相當。” [26]田，又稱甸，西周早期仍見。大盂鼎：“殷邊侯田與殷正百辟”。夨令彝：“諸侯：侯、甸、男、衛”。《康誥》：“侯、甸、男、邦、採、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週”。《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又：“殷獻臣、侯、甸、男、衛”。《君奭》：“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逸周書·職方篇》孔晁注云：“甸，田也，治田入谷也。”這與“寧”有共通處。按《酒誥》所言，“亞”在內服，“田”在外服，裘先生所言極是。
以上所述，雖然“永”的職掌不詳，但循例推測其為官職名稱應該不誤。
（二）上述“冊”、“寧”、“永”、“ 正”、“亞”、“田”官職是按從低至高的順序排列。
從上文與甲骨文、金文和文獻對照中，可以基本確定“寧”、“正”、“亞”、“田”官職的相對高低順序，對此序列以及“冊”、“永” 在其中應處的相對位次，還可以從不同職官下作器的數量和等級知識意義上予以驗證。簡列如下：
冊：卣1；
寧：鼎1、觚2、爵2、觶1件；
永：方彝2件；
正：尊1件；
亞：鼎3、簋1、觚1、爵2、卣1件；其中告亞正爵(08788)鑄銘“告亞 正。”
田：鼎5、簋1、甗1、觚1、爵2、卣3、觶3、觥1、罍1、不明器1件。其中田告亞作祖乙鼎(02506)鑄銘“己亥，王賜（田魚）貝，用作祖乙尊。田告亞。”
可見從“冊”至“田”不僅作器的數量呈現遞增的趨勢，而且種類也日益豐富。尤其是核心禮器的變化尤為突出，比如具有較高等級意義的兩件方鼎都出現在田亞組。需要說明的是：（1）雖然寧組的器物總數多於永組，但是因為方彝具有更高的等級標識意義，因此將“永”排在“寧”上面；（2）雖然“正”組只有1件尊，數量和等級知識意義低於“永”組的2件方彝，但是因為告亞正爵(08788)鑄銘“告亞 正”，乃居“亞”職兼“正”職時所作，知“正”與“亞”接近，因此將“正”排在“永”上面。田告亞作祖乙鼎(02506)鑄銘“己亥，王賜貝，用作祖乙尊。田告亞。”亦循此例。
從“冊”經歷“寧”、“永”、“正”、 “亞”直至“田”，告所經歷的仕途大致可作如下蠡測：青年時期入職王宮擔任史官“冊”，學習政事積累經歷；其後先後擔任文官系統的“寧”、“永”、“正”等職；隨後擔任武官系統的“亞”職；在文官和武官系統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後，成為地位與侯、伯相當的“田”。其經歷與和林格爾壁畫墓墓主仕宦經歷（“郎”、“西河長史” 、“行上郡屬都尉”、“繁陽縣令”、“使持節護烏桓校尉”），以及兩漢高級官員子弟仕宦經歷相放佛。
（三）上述銅器的年代相對集中，上下限不超出個人主要活動時段。
首先討論經過正式考古發掘出土的告寧鼎(01368)、告寧爵(08265)、告寧觚(07006)的年代。前兩件出土於殷墟西區孝民屯M1118，第三件出土於殷墟西區孝民屯M907，這兩座墓葬都屬於殷墟第四期[27]。因此可以確定上述三件寧告組銅器的年代大約屬於殷墟四期或稍早。且前兩件共存於同一座墓，與第三件所在墓葬相距不遠，銘文一致，應可以肯定上述三件銅器是由同人製作。
其次討論能夠見到圖像的銅器的年代。宏觀來看，上文中列舉的八組銅器都屬於殷墟晚期流行的型式，有些型式特徵甚至延續到西周初期仍然流行，典型的如：田告父丁鼎(01849)與小臣缶方鼎和康侯豐方鼎相似、田告母辛方鼎(02145)與大祝禽方鼎相似、田告亞作祖乙鼎(02506)與旅鼎和燕侯旨鼎相似等。但是，如果將上述八組銅器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根據目前能夠蒐集到的銅器圖像），其面貌與殷墟四期最為接近：
1.具體形制和年代特徵接近。如：母口告鼎(01710)與殷墟劉家莊北M1046:3相似；田告亞作祖乙鼎(02506)與殷墟劉家莊北M1046:26、殷墟西區M1713:27 [28]相似；乙亞告鼎與殷墟劉家莊北M1046:71相似；告亞正爵(08788)與殷墟劉家莊北M1046:15相似；殷墟劉家莊北M1046還出土一件方彝，形制和紋飾與竹宦父戊方彝(09878、09879)總體相似；告觚(06642)與安陽郭家莊北M6:3相似；告觚(06643)與安陽榕樹灣M1:16、郭家莊村北M6:26相似；告田觶(06191)與安陽榕樹灣M1:20 [29]形制和頸部及圈足紋飾相似，惟腹部紋飾存在個體差別；田告罍(09777)與安陽榕樹灣M1:24、安陽殷墟郭家莊村北M6:30 [30]相似；父癸告正尊(05755)與安陽榕樹灣M1:21、殷墟劉家莊北M1046:7 [31]形制相似，等等。上述殷墟劉家莊北M1046、殷墟西區M1713、安陽郭家莊村北M6、榕樹灣M1的年代屬於殷墟四期晚段，上述銅器的年代與之同時。
2.组合特征与殷墟晚期流行形式一致。我们将上文八组铜器按照器类进行统计，并与具有代表性的殷墟晚期墓葬随葬铜器的组合形式对比，列为表一。除郭家庄M160为殷墟三期偏晚阶段，其余均属殷墟四期[32]。通过表一对比能够证明，上文八组铜器能够构成一套完整的殷墟晚期流行的铜礼器组合，而且拥有高等级墓葬中才出现的觥。郭家庄M160是表一六座墓葬中等级最高的，它随葬的38件有铭青铜礼器中，有33件带有“亚址”铭文，刘一曼先生认为墓主应是亚址，是一位职位高级的武将，随葬的大铜鉞在殷墟仅次于妇好墓[33]。这可以辅助证明“告”的身份等级。当然，本文所列八组铜器只是根据铭文判断属于“告”制作的铜器，在这之外应该还有不少没有铭文的铜器，实际拥有的铜礼器的数量要超过这个数字。另外，下表中所列的前八组42铜器没有将田告父丁器 (10536)统计在内。从表中观察可知，前六群铜器共有的器物中，本文八组铜器群唯独缺少斝，因此推测田告父丁器 (10536)可能是斝。
路國權：“複合族氏”銘文研究的一種新視角-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s://bit.ly/46efS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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