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公民社會──勞工組織篇
作者 吳媛媛
2018-06-28
「謝謝大家來參加這個會議,首先我們來推選會議記錄。」
在座的人沉默半晌,一個人舉手說:這次我來記錄吧!
「好的!接下來我們一起走過一遍我前幾天寄給大家的議程,請大家隨時提出想法。」
「我有個想法。我們開會時常常忘了休息,結果討論時間拉得太長,大家精神無法集中,我提議推選一位休息負責人,提醒大家休息時間。」
「不錯的想法!有誰想要擔任休息負責人?」
一個新面孔舉手說:「我是第一次來參加會議,但這個職責我應該能勝任。」大家聽了都笑了。
「好的,那就請你每小時提醒大家休息!」
在瑞典生活越久,越常發現自己置身各種自治會議當中。工會、幼稚園的家長自治會、住宅居民自治會……每月、隔月的會議安排,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生活中的一種韻律。這些會議關乎每個人生活的大小事,時而帶著隨性詼諧,但是基調卻是無比認真。
基於自己的興趣和時間安排,每個人涉入各種自治組織的積極程度都不一樣,但只要願意,都能輕易加入或退出。大人物們在天邊做重大決定,而小人物們參與生活周遭的自治組織,去影響切身環境,追求切身利益,這是我在瑞典看到的民主社會完整構圖。在這系列文章,我將和大家分享參與這類組織的經驗和省思。
不管在不在決策層,我們都能參與決定
瑞典的工會普及率接近70%,教師、公務員更幾乎人人都是工會的一員。今年我成為任教大學的工會代表,平時要分頭進行不同工會事務,隔月則在代表會議上彙整報告。
剛被選上,我就收到瑞典高教工會寄來的線上工會教育課程,深入簡出的介紹了瑞典工會的組織和程序。從第一課開始,「MBL」這三個字母就不斷出現。
「MBL」(Medbestämmandelage)中文譯為共同決策法(co-determination act),是保障瑞典職員和管理階層有共同決策權的法條,職場上所有的重大改變,從新上司的面試僱用到經營、庶務面的變動,決策層都必須先回應工會的質疑,才能下決定。
這個程序和瑞典工會文化有很深的淵源,甚至成了瑞典語中的一個常用動詞,例如:「這項人事變動MBL了嗎?」
涉入工會事務,我才進一步瞭解瑞典工會的具體程序和聲量有多紮實。比方說,每次僱用管理階層的上司,應徵者都得在一般面試之外另外參與一場工會安排的面試,專門回答與工會有關的問題,工會並以此提出聘用建議。我的學校最近有新校長上任,工會邀請會員和校長聚餐,向校長提出了十幾個問題,校長也在事前準備好回應,並在聚會上一一回覆。
工友阿北,居然也能對副館長摔門?
問問身邊已經退休的瑞典親友,每個人在大半輩子的職涯中,無論是從受雇或是管理職的角度,多少都對MBL有一些切身經歷。我的婆婆在圖書管理系畢業後,從地方圖書館的小職員做起,一直成為一省的圖書館長,歷經中、高階管理職位,她一直很涉入工會事務,也意識到自己和工會的互動關係不斷在變化。
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剛升上省圖書館的副長時,要負責省內正在新建的兩間小圖書館,每天都被一籮筐的決定和執行追著跑。某天,維護圖書館環境的單位負責人,也就是台灣俗稱的工友阿北來到她的辦公室,氣急敗壞地說:「新圖書館的地板是你決定的嗎?你為什麼沒有MBL?」
我婆婆這才想到,前幾天她在匆忙中選了新圖書館的地板。因為她希望圖書館看起來更有朝氣,所以選了明亮的白色。沒想到工友拍桌子大罵:「你懂什麼?你知道這種顏色和材質的地板有多難清理維護嗎?到時我們團隊多付出的工作時間,請圖書館買單!還有下次如果你不確實MBL,我保證讓你被炒魷魚!」
話說完,他就摔上門走了,留下我婆婆一個人在辦公室裡又氣又懊惱。她從踏入職場以來,就常透過工會向上層抗議抱怨,沒想到一升職,就嘗了MBL的苦頭。
在後半段的職涯中,她對MBL有很多正面和負面的經驗,但她對我說:「現在我平下心來,想起有太多我為了『效率』兩個字而匆促下的決定,最後牽連到各階層同仁,反而造成更多麻煩。這些是我在當下沒辦法察覺到的。」
與其說是階級對立衝突,不如說是磨合理解
今年初瑞典氣溫陡降,連日大雪,我到每週末開市的戶外菜市場買菜,沒買到我喜歡的佛手瓜。我問老闆下週末會不會進貨?老闆說:「我不確定,下週末如果氣溫低於零下5度,我們就不會開市。」我說:「也對,這麼冷蔬果都凍傷了。」老闆聽了一笑:「這是工會規定,是保護賣水果的人。」
瑞典學生從中學就開始接觸簡單的勞工史和社會主義,而到了大學階段,無論是修政治、經濟、教育或文學課,在課堂上一定都會閱讀馬克思主義視角的文本。在現代台灣,馬克思常被視為造就共產極權的罪魁禍首,又或是讀書人掉書袋用的「新潮覺醒」詞彙;但在瑞典,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不過就是一種看待事情的視角。
在一個半世紀前,馬克思透過經濟和歷史分析,提出一套對人類社會更迭的解釋,這個史無前例的浩大敘述一直到現在仍然通用。而在歐洲各處,社會主義的影響也已經融入人們的日常作息和語言行動中。 
馬克思主義當中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階級衝突。在財富和資源自然走向兩極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菁英階層永遠會擁有最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相對弱勢的階層如果沒有一個聯合發聲的機制,則往往成為無聲的一群。
身為台灣人,我一聽到階級衝突,就會馬上聯想到共產統治和荒誕暴力。的確,馬克思提出的共產革命本質上是暴力的,那是他以當時歐洲政經氣候為背景描繪出的遠景,企盼推翻資本主義,從根本改變人類的未來。然而共產體制在經濟理論上也許能成立,在政治實踐上卻經不起考驗,加上共產黨統治階層壟斷解釋權,使用荒腔走板的社會主義詞彙進行權力傾軋,釀成了人類史上數一數二的浩劫;從此,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在美日台等「反共陣線」國家,也成為一種罪惡,一種禁忌。
記得線上遊戲《返校》上市時,我在瑞典家裡玩到深夜,第二天去造訪婆婆,看到她坐在沙發上信手翻閱瑞典左翼黨的黨刊《無產階級週報》,報上的漫畫欄把瑞典總理畫成資本家膝上的溫順小貓,在逃漏稅的大老闆頭像上畫上箭靶。想起前一晚《返校》遊戲中的師生們才因為「散佈左翼思想」而被處以極刑,一片淒風血雨,不禁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馬克思終究沒能從根本改變人類的未來,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仍是進行式。相對於馬克思當年強調的資產、無產階級兩元對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更顯精緻迂回,但是階級衝突的中心精神似乎依然通用。
在瑞典和許多歐洲國家,社會主義找到了一個和自由經濟和平共處的方式,存活了下來,工會和MBL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與其說MBL是階級的「對立」或「衝突」,我覺得更像階層之間的「磨合」和「理解」。階層之間的冷漠與拒斥除了權力不對等以外,也常來自於缺乏共通經驗──如果沒有清潔過白色的地板,如果沒有站在天寒地凍中賣過菜,誰又能體會箇中滋味?這也顯示出維持一個保護各階層聲量和權利的組織和制度,是如此重要。
用最符合台灣的模式推動工會
目前台灣的工會覆蓋率是7%左右。雖然近年來有穩定成長,但仍屬於勞工意識較貧瘠的土地。要如何灌溉這片土地,讓意識和制度發芽,是台灣眼前的一大課題。
如果你問我社會主義是什麼,我會說它是一副隨時可以戴上和脫下的眼鏡,這副眼鏡本身不是什麼信仰或解藥,卻可以讓我們看清一些東西。
社會主義的討論可以非常深奧,非常假掰,但偏偏最需要這個工具的卻是普羅大眾。我發現歐洲和台美日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在歐洲,支持偏左政黨的選民絕大多數是基層民眾,在台美日卻多是知識分子。其實這並不奇怪,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在各方不斷催促下,搜索枯腸,花了半年才終於將畢生心血簡化成一篇以工人為對象,淺白好懂的共產宣言。把學院知識轉化為通俗工具,一直都是運動者最大的考驗,而在台灣,這個考驗才正要開始。
除了讓意識在本土發芽之外,借鏡海外制度時也必須格外小心。勞工組織營運的方式、和政黨、政府的關係千變萬化,各國風貌都不盡相同。比方說瑞典的MBL共同決策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它必須仰賴像瑞典如此強大的工會規模,否則只會淪為形式,因此大多歐洲國家其實都不採取瑞典的做法,而偏向直接以勞工法條規範公司。在以勞工法為主的國家,工會團體則把營運重心放在遊說立法機制,以及確保執法力度上。
前陣子台灣勞工法議題正熱,我看到有媒體以瑞典工會為例,描述共同決策的各種好處,言下之意是協商優於法條。這則評論忽略了在台灣,華航可以以 「玷汙華航形象」 「企圖破壞勞資和諧」等罪名,對工會幹部做出解雇和記過的處分;華航董事長何煖軒可以大剌剌地揚言「在我任內華航不會再罷工」,這在瑞典是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更忽略了許多比台灣更有工會基礎的國家都不敢採用勞資協商。這種無視台灣現狀,援引海外片斷制度的評論或決策,不管是源自對該制度瞭解不夠透徹,還是刻意帶風向,都是我們不得不謹慎面對的問題。
目前瑞典制度不適合台灣,台灣人卻能從瑞典式的思考和修辭中獲得許多激盪。試想,今天如果是台灣的工友阿北跑去主管辦公室理直氣壯地大罵主管,然後摔門離開,故事情節會怎麼走?我想,主管馬上就會讓他捲鋪蓋走人吧。「你不想擦地板,還有很多人想來幫我擦!」然而劇情一定要這樣演嗎?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團結很重要,但絕不美好
瑞典工友敢摔主管的門,是因為他有工會給他撐腰。一根筷子折得斷,一把筷子折不斷,我們從小就愛聽團結力量大的故事,似乎聽到團結兩字腎上腺素就會不自主地分泌。
不過,在瑞典參與各種自治組織,在對團結多了點深刻領會的同時,也少了點浪漫情懷。勞工要團結,是因為除了團結我們實在沒別的選擇。團結也代表著龐雜的利益和意見都彙聚一堂,可以想見能消磨多少資源和耐性。
在組織裡要協調所有人的想法絕非易事,有些人說話叨叨絮絮,有些人想法偏激,有些人反反覆覆。在會議上必須耐著性子聆聽,隨時做好妥協的準備,與會者吵得臉紅脖子粗的情況也很常見。但是我發現大多瑞典人還是能往後退一步,從體制全貌去看待各種磨合。我婆婆和工友之間的爭吵是基於他們各自代表的兩個階層,無關乎個人,出了職場,他們不過是偶然相遇的兩片浮萍。
我婆婆唯一一次和同事撕破臉,是在她升上高階管理職時,她發現自己手上籌碼夠了,不用再團結了,於是她退出工會,跳過繁複的工會集體協商,直接和上司商議薪水。許多同事和屬下認為她此舉傷害了工會團結(solidarity),有個和她感情不錯的同仁,從此和她斷了私交。
「福利資本主義」有效嗎?
我常常聽到台灣人說,台灣沒有歐洲那樣的資源,憑什麼學歐洲組工會?我聽了總想反問,那台灣沒有美國那種老闆,憑什麼學美國呢?最後台灣什麼都學不了,要何去何從?
全世界是最討厭工會的人,大概非福特汽車的創始人亨利福特莫屬了。福特提倡「福利資本主義」,認為資本家聰明地提升勞工福利,能促進整體繁榮。在100多年前,他將員工薪資大幅提升2倍(當時每日5美元,相當於今天每日台幣3,000多元),並保障每日工時不超過8小時,這在當時是驚世駭俗之舉。結果證明,福特車廠吸引了全底特律最好的工程師,生產技術大幅進步,其他車廠為了竟爭也不得不跟進。
技術提高帶來生產成本銳減和效率大增,車輛開始量產,美國的中產階級和領高薪的車廠勞工,人人都能買得起車子,刺激消費,一舉提升經濟,「福利資本主義」一時聲名大噪。現在美國也有很多提供員工高度福利的企業,深信員工福利可以帶動效率和生產,就是依循這樣的哲學。
福特致力於將收益回饋員工,回饋基準則由他全權把關。他設立調查部門,在員工之間佈滿眼線,評點員工的各種行為,並以此為分紅依據。這個調查部門也確保員工和工會組織沒有任何接觸。福特厭惡工會,他認為資本家應該對自己的資產和員工有100%的責任,也要有100%的控制。他雇用專家分析要如何停止工會發展,並雇用警衛防止工會分子潛入,以暴力威脅內外工會勢力。1937年5月東窗事發,福特公司警衛圍毆工會成員的照片登上全國媒體,這個事件反而成了美國汽車工會在底特律壯大的推力之一,工會也終於進入了福特車廠。
思考產業和工會的各種方式
說到美國汽車工會,這幾十年來汽車工業大城底特律的衰敗,大概是台美反工會陣營最愛津津樂道的警世預言,他們再三告誡,如果不是因為汽車工會過於強勢,需索無度,底特律的汽車產業就不會走到如此境地。如果把同一個問題拿去問瑞典人,可能會得到很不同的解答。
首先,由於科技革新和全球化,產業必定會不斷更迭,從煤礦,造船,造車到電子業,每種產業都足以促成一個城市的興盛和衰敗,前例多得數不清。瑞典沿海有很多中型海港城鎮,例如Landsrkona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走在這個曾風光一時的港口工業城,在蕭索的市中心,不時可以一瞥過去全盛期的風采。在80年代,這個城市的居民大多在港口工業區工作,產業凋零衰微後,多虧了工會和社會福利,給小鎮居民再次開始的機會,他們也許轉行,也許搬到其他都市謀生,這是從工業化以來不斷重演的歷史,絕不會有人怪到工會頭上。
每次發生這樣的產業結構轉變,資方多能隨機應變,帶著財富和資源另闢戰場,而倒楣的往往是頓失生計的勞工。有了工會和社會福利,可以確保人們在難以預測的產業更迭中,生活可能暫時被打斷,可能需要遷徙,但不會被遺棄和犧牲。
再者,退一萬步,就算美國汽車工會的確有過於強勢的地方,此例可以用來檢討工會運作的得失,卻不能否定工會存在的意義。目前世界上正常運行的工會何其多,獨挑特例來危言聳聽,無疑是因噎廢食,尤其是在工會基礎如此薄弱的台灣,拿美國最強勢的汽車工會為例,也明顯脫節失當。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公民組織確保每個階層和族群都有自私自利的管道和影響力,達到力量的平衡,如此而已。在這篇文章我大致介紹了勞工組織,下一篇文章我將描述其他層面的瑞典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以及我自身參與的感想和省思。
瑞典的公民社會──勞工組織篇 | 吳媛媛 / 新時代的好左派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UIj3zl
-------------------------------
瑞典的公民社會2 ──生活中那些「民主」和「不民主」
作者 吳媛媛
2018-09-18
瑞典的公民社會2 ──生活中那些「民主」和「不民主」 | 吳媛媛 / 新時代的好左派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BMGlvu
在瑞典生活越久,越常發現自己置身各種自治會議中。工會、幼兒園的家長自治會、住宅居民自治會,每月、隔月的會議安排,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生活中的一種韻律。這是關於瑞典公民社會的第二篇文章。
擁有民主政體,代表生活各個角落都「民主」了嗎?
台灣人在向外國人介紹台灣的時候,常常說:「We are a democracy. 」語氣中是帶著驕傲的。
今年瑞典大選,我參加一個公民組織的培訓,成為「民主大使」。民主大使來自不同國家,任務是將瑞典的民主制度和投票方式推廣到不同背景的瑞典移民圈中。在許多來自非民主國家的學員當中,我曾經在台灣投過票,選過總統、議員,算是少數中的少數。
這個組織製作了許多教材,解釋瑞典民主社會的構圖。這個構圖中有政黨、法律、媒體、政府機關,還有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公民社會的概念,別說是在座許多來自非民主國家的學員,就連來自台灣的我,都覺得有點抽象,難以掌握。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公民社會是由擁有同一目的、價值、利益的人們組成的。他們不是政府,也不是營利公司,介於公私之間,包括工會、自治會、非營利組織等。帶領研習的同仁強調,公民社會是讓民主價值滲透到社會各處的重要概念。
台灣擁有民主的政體,確保政府不會被少數人獨占。然而,擁有了民主政體和投票權,就代表社會中的各個角落都自動「民主」了嗎?看看生活中一個最普遍的例子:我們每天上下班的公司行號,無論是在民主或非民主國家,公司企業常常階層森嚴,由頂端一小撮人握有絕對的決策權,可以說是非常「不民主」的。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描述的工會,就是因應這種不民主而誕生的組織,旨在把公司行號裡不同階層的聲音都帶到檯面上,促進共同決策。在民主體制中人民的籌碼是選票,在工會組織中,勞工的籌碼則是勞工法和罷工權。
在這篇文章,我想介紹在瑞典參與其他自治組織的經歷和省思。
不想再受政府和市場支配?自治組織讓民眾掌握主動權
瑞典有個喜劇節目,描繪了一個完全追求經濟自由主義的小鎮,堅持把政府最小化,一切任由市場經濟自由發展。這個短劇的主角是個計程車行老闆,警察服務私營化後,他決定來分一杯羹,也開了一間警察公司,為顧客們提供巡邏和拘捕嫌犯的服務。他和鎮內其他警察公司競爭,為追求最大利潤各出奇招,還提供不同價格的警察服務方案供市民選擇,非常搞笑。
現在幾乎全世界都是自由市場的一份子,北歐也不例外,供給和需求這雙看不見的手,加上資本主義保障私人產權、促進生產,塑造了現代人的經濟生活面貌。除此之外,我們也都需要有公權力的政府,提供警消、法治、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每個人民都是公共服務的出資者和利用者。
這齣喜劇將警察這個最典型的公共服務私有化,顯得十分荒謬可笑,但是回頭想想,有很多服務就如警察一樣重要,例如和每個小寶貝息息相關的幼兒托育,在台灣也是完全依照自由市場的叢林法則,以追求最大利潤為宗旨,想到這一點,似乎又笑不出來了。公營和私營各有長短,隨著時代變遷,在不同領域找到最合適的比率,值得我們不斷檢討思考。
然而無論是市場或是政府,都是強大而遙遠的力量,小小人民除了每隔幾年投一次票,決定大方向之外,平時總是處於被支配的立場,產生身不由己的焦慮和不滿也是很自然的。瑞典人嘴上在罵政府和資本主義的同時,雙手也沒閒著,透過公民社會,Take things into own hands,自己掌握要緊事。
在上一篇文章,我以自己參與工會的經驗,介紹了瑞典工會如何將民主帶入職場,除了工會以外,我也參加了合作社幼稚園的家長自治會,和鄰里的居民自治會。
勞工、家長、和居民,這基本上涵蓋了每個人在生活上最切身的角色。基於自己的興趣和時間安排,每個人涉入各種自治組織的積極程度都不一樣,但只要願意,都能輕易加入或退出。
你住的社區你決定
鄰里居民自治會在瑞典十分常見。在瑞典買下一個社區裡的住宅,只是買下私人居住空間,而整個住宅區則是由居民自治會共同經營管理,並由居民每月付費支持。這個費用從水電管線、公園、停車場,到休閒娛樂活動,包山包海,每月可能高達台幣1到2萬元。這有點類似台灣的「管理費」,只是是由居民自己組織管理。
這種在歐洲很常見的住宅形式,可以說是對房地產的另一種想像——在擁有私人空間的同時,和左鄰右舍共同出資出力創造一個「社區」。雖然在瑞典存在各式各樣的住宅形式,公私經營的比率各有不同,也有很多人喜歡住在完全自我的空間(通常是獨棟房子),但一般來說,居民自治社區在瑞典還是非常普遍。
我在瑞典住過許多社區,參與過大大小小的居民自治組織。各個社區居民依自己的需求,用自己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共同打造理想的生活環境。
我現在住的地方屬大型社區,居民自治會組織龐大,分成建築、園藝、安全、活動等不同部門,儼然是個小政府。前陣子安全部門開會後向大家宣佈:基於安全理由,明年社區會出資翻修各個小區裡的兒童玩具房play house,以達到歐盟安全標準(一個小區有12戶人家,共用一個小公園)。
當時我住的小區公園裡沒有這種玩具房,所以不在維修對象之內。這時住在隔壁的小聰明爸爸寫信給左鄰右舍說:「我們現在趕快去買一個二手的玩具房,這樣明年就可以得到社區資助翻修了!」沒想到他的這番話讓許多鄰居不以為然,另一個爸爸回信說:「我認為這樣的心態對社區的長期經營是不利的。」小聰明爸爸趕緊解釋他只是開開玩笑,其實他和一些鄰居早在幾個禮拜前就計劃要為孩子們買一個玩具房了。後來我們小區買了一個二手玩具房,之前不以為然的鄰居們,也一起合力幫忙架設。
多年前我的社區將停車場車位按位置的好壞收費,認為這樣不但公平,還可能得到一些盈餘。沒想到停車位的收費程序比想像中繁複,車位問題也造成許多居民之間的衝突,最後大會決定乾脆讓所有居民免費使用停車場,反而一舉解決了所有問題。
停車場四周種了一排橡樹,這種橡樹在夏天會掉落黏液,黏在車上不但很難清洗,久了還會侵蝕烤漆。為此社區裡分成了擁車派和擁樹派,擁車派想把樹都砍了,社區裡的Tree huggers愛樹人則堅決不砍樹。兩方人馬分頭調查解決方案所需要的經費和可行性,頻繁地在社區佈告欄、網站上對全社區發佈信息。
擁車派的精神領袖Steffan多次在會議上和人相持不下,吵得滿臉通紅,但同時他也定期在社區中心擺攤,提供孩子們便宜又好吃的可麗餅,這時無論擁車還是擁樹,大家都帶著孩子共襄盛舉。
除此之外,我們也曾經左右市公車的路線,甚至影響巷口超市販賣的商品。社區中心裡放著社區的歷史照片,其中一張是在80年代,那時市政府打算在社區裡開一條車子能經過的馬路。為了維持社區內沒有車輛的環境,在開工那天,社區居民在怪手前面擺桌聚餐喝咖啡,阻止工人動工。一直到現在,這個社區裡都沒有車輛通行,孩子們可以安心玩耍。
記得小時候在學校都要選自治市幹部,每次都是成績好的同學當上「自治市長」,接著就不了了之,而在多年之後,我才從瑞典社區生活中領會自治的意義。
政府、市場、自治組織各有長短
瑞典有不少Co-op合作社幼稚園,在我兒子就讀的合作社幼稚園,每位學童的家長每學期必須工作10小時,可以當老師助手、會計總務,也可以接下不同任務,比方說整修幼稚園內外設施等等。家長身為幼稚園的「員工」,也是合作自治會的一員,對幼稚園的大小政策有具體掌握和影響。因為家長參與工作而省下來的支出,則再投資回幼兒園,提升育兒教學品質。
這學期我在幼稚園當了5個小時的老師助手,除了體驗孩子在校的作息之外,看著老師幫孩子們一次又一次地穿脫衣帽、耐著性子處理孩子們的衝突、在百忙中抽空策劃教育活動,也對幼教老師這個職業多了一層深深的尊重。
去年在家長自治會上,有家長指出幼稚園遊戲房的一個問題,那就是男孩和女孩的玩具涇渭分明,儼然成了男孩區和女孩區。老師解釋,其實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但男孩和女孩長期聚集玩他們喜愛的遊戲,久而久之就演變成這樣的分佈,是他們疏於注意,會馬上進行調整。有位媽媽是瑞典女性黨的地方代表,她推薦了幾本性別教育專書,請老師和其他家長閱讀。
看到這些討論,我感到家長和老師都用心教學相長,看到問題能馬上採取行動,是合作社組織特有的優點。
後來我和孩子上瑞典一般公立幼稚園的鄰居們聊起這件事,鄰居聽了反而對老師們的後知後覺感到驚訝,據他們說,瑞典公立幼稚園有專門的性別教育專家定期給予教學建議,顯然比合作社幼稚園把關更加嚴格。瑞典公立幼稚園有一套透過長久經驗和專業發展出的標準,性別教育只是其中一環,因此許多瑞典家長覺得還是公立幼稚園最妥當。
有時候我們對政府和市場抱有許多不滿和疑慮,但也不得不承認這兩股力量也都有它存在的必要。國家的照顧穩當全面,但是耗時耗資源;市場法則最能優化經營效率,但公共利益和利潤難以兩全;而自己來掌握管理,就必須事必躬親,也得承擔責任。這些力量之間的搭配協調,是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大課題。
打造公民社會,從勞權和教育開始
和瑞典相比,公民社會可以說是台灣民主失落的一角,台灣人也投票,也罵政府和資本主義,但是卻較少有管道和平臺讓一般人組織起來,追求切身利益。
我想這主要是由於台灣民主化較晚,就在三、四十年前,參與勞工運動很可能會面對牢獄之災。剛走出威權時代,我們的公民社會還在萌芽,而我認為打造台灣的公民社會,可從推動勞權和公民教育開始。
瑞典工時合理,勞權有保障,人人有點錢、有點閒,所以參與公民社會的門檻和成本相對很低。而在台灣,可自由支配的時間是很珍貴的,如果不是受到某議題的強烈感召,不太可能犧牲和子女家人相處、休閒健身的時間,去參與各種組織。
要維持保守的社會其實很簡單,只要讓人民疲於奔命,沒精力去做改變就好了。台灣勞工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參與工會降低工時;合作社幼稚園常常成為中產全職媽媽的奢侈,種種吊詭現象令人感嘆。
台灣的教育環境,也有諸多不民主的特質。我的瑞典朋友有一個10歲兒子,有次老師出了回家作業,要他們描寫如果當初被生做另一個性別,人生可能會有什麼不同?在一個禮拜六上午,這男孩在客廳地上滾來滾去,大聲抱怨:「我覺得就算我是女的,生活也完全不會有改變!為什麼我的大好禮拜六,要浪費在這種沒意義的作業上?」我朋友說:「你現在才10歲,可能感受不到任何改變,但是10年、20年、30年以後呢?」男孩躺在地上思考了半晌,默默走回房間寫作業。
我的先生在高中當老師,他開書單讓學生閱讀寫感想,學生寫完感想總是不忘評價作者,寫出作者可取和不可取之處。
我在大學教中文,常常有瑞典學生來問我:「能不能請你說明這個作業題型的教學目標?我覺得這些練習很花時間,但是對學習效果不大。」
想想從小到大寫了那麼多讀書感想,我曾否想過要批評作者?從小到大寫了數不清的作業,曾否想過要質疑老師的教學方法?現在被瑞典學生質疑,我的直覺反應總是:「老師叫你做的練習做就對了,問這麼多!」但沉住氣和學生對話,常能從中確認自己的教學觀,有時甚至會發現學生說的也不無道理。
參與公民社會是需要勇氣的。需要敢於相信自己的權益,敢於質疑權威和頂頭上司,敢於掌握主動權(take initiative),最重要的,是要有不依賴權威的勇氣。
記得以前在學校每週都有中心德目,其中一個德目是「服從」。從窗戶望出去,有穿著軍服的人在校園裡維持「紀律」。在課堂上,學生習慣不過問教材和老師的教學方式。佈告欄上貼著品學兼優的「自治市幹部」和「模範生」,這些學生可以接受官員頒獎,越優秀,頒獎的官位越大。
整個義務教育,都是處於抬頭瞻仰權威和菁英的姿態,如果我們未來的公民還有一點勇氣和自信,也會一點一滴被消磨殆盡。
「Taiwan is a democracy. 」我們語帶驕傲地說。但是我們的生活各個角落,還存在太多不民主。我相信從教育、勞權著手,是釋放台灣公民能量的第一步。下一篇文章,我將進一步介紹瑞典公民社會的政治組織,描述他們如何動員和運行,一步步影響大人物的決定。
瑞典的公民社會2 ──生活中那些「民主」和「不民主」 | 吳媛媛 / 新時代的好左派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BMGlvu

 

    全站熱搜

    nicecasio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