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新幹縣大洋洲商代大墓
新淦大墓
大洋洲程家遺址又稱大洋洲商代大墓、新干大墓等，是長江下游以南最重要的青銅器遺址，年代屬商代晚期，1989年出土時「顛覆了人們對於江南『荒蠻腹地』的看法，將江南的文明史整整提前了1700多年」。[1]現址位於贛江中遊河岸（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西省新幹縣大洋洲鎮程家村）。
該遺址的性質有兩說法，主流看法是墓葬，墓葬的主人又有兩種可能，一種認為「墓主是一支商（代）人的頭領或高級貴族，這支商人是瑞昌銅嶺銅礦前一階段的主人，也是吳城類型商文化的創造者」[2]，另一種認為「墓主是當地土著部族的首領，...是當地文化自然發展的產物」。[2]出土器物屬於吳城文化，專家認為新干大墓的主人在世時生活在不遠的牛頭城址。[1]另有學者認為不是墓葬而是祭祀，祭祀說又可分為巫沙祭祀說、沉浮祭祀說及社祀說三類。
挖掘和保護
大洋洲程家遺址
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
所在    新幹縣大洋洲鎮
分類    古遺址
時代    商
編號    第四批第3項
登錄    2000年
1989年9月20日，當地農民在程家村澇背沙洲取土時發現青銅器，隨後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發掘。共出土文物1300餘件，主要有475件青銅器、754件玉器和139件陶器。出土文物中以青銅器最引人注目，是中國目前所發現的單一遺址中出土青銅器最多的地方。發掘成果被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2000年被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2003年6月在遺址附近建成大洋洲商代青銅博物館。
大洋洲程家遺址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tRXf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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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幹縣大洋洲商代大墓（圖）
新幹縣大洋洲商代大墓（圖）
悠久歷史 鼎盛文明
位於長江中游南岸的鄱陽湖—贛江流域地區，丘陵起伏，水網密布，是片適宜於人類生存繁衍的肥壤沃土。數千年前，勤勞勇敢的商代先民們就在這裡生息。這一地區的新幹縣（舊名新淦），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時便已建縣，已有2200多年歷史。悠久的歷史造就了繁榮鼎盛的古代文明。
隨著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籠罩在這塊古老大地上的神秘面紗逐步被揭開。
1989年新幹縣大洋洲商代大墓，被取土修護贛江大堤的農民意外發現。後經專業人員科學發掘，在近40平方米的墓室中，出土的珍貴文物竟達1478件，其中銅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以青銅器最為引人注目，數量之多，造型之美，鑄工之精，為我國南方地區所少見。這裡出土的青銅器分禮器、樂器、兵器、工具和雜器5類，僅作為禮器的鼎就有方鼎、圓鼎、扁足鼎、鬲鼎4類共38件，器類齊全，鑄造精工，紋樣富麗，造型奇巧。氣魄雄偉的立鹿大甗，堪稱「中華甗王」；重達11．4公斤的大鉞，號稱「中華鉞王」；伏鳥雙尾虎、雙面人形神器，神秘莫測；造型秀巧的仿陶銅豆、成套的青銅農具，短劍、戟等武器，鐃、鎛等大型樂器都是同類器中時代最早的。虎紋是這批青銅器裝飾的一大特色，鼎耳上多飾一臥虎，獸面紋作虎頭形，曲內戈彎曲的內部也多作虎頭形，伏鳥雙尾虎形神器，更是讓人覺得虎是當地人們所信仰的神物。這是繼河南安陽殷墟、四川廣漢三星堆之後又一震驚世界的重大考古發現，被評為我國「七五」期間十大重大考古發現之一。
文化內涵 極其豐富
新干商代青銅器群的發現，是我國南方考古的重大突破，為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研究揭開新的篇章，也為中國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明史的研究揭示出眾多的奧秘。
根據出土器物具有的殷商文化及土著文化特徵，專家認為，這裡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既受到中原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的強烈影響和浸潤，具有明顯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表現出濃厚的地方特色，應為當地的土著居民所鑄造。特別是青銅兵器和工具所表現的地域性尤為明顯，證明鄱陽湖、贛江流域早期青銅器鑄造工藝是在自身文化基礎上發生、發展起來的。在中原地區較早發展起來的青銅冶鑄技術尚未影響到此的時候，這裡就產生了早期的冶金術，製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隨著中原地區商代中、晚期青銅文化的高度發展，中原地區的先進鑄銅技術也傳入南方，而最先受其影響的是青銅禮器、兵器和工具則更多地保留自身的傳統式樣。
新干大洋洲商代遺址的發現，證明了江西堪稱「長江中游古代青銅王國」，是青銅時代又一重要文化中心。這批在當地鑄造的青銅器的發現，大大豐富了吳城青銅文化的內涵，為人們進一步探討贛江流域吳城文化的分布、性質、面貌等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
　鑑賞國寶品察精粹
大洋洲商墓出土文物是商代文物精品，具有極高價值，其中6件被定為國寶級文物。
立鹿四足青銅甗通高105厘米，重78．5公斤，是我國迄今發現的商代最大的連體青銅器，也是商代唯一一件四足青銅甗，器物龐大，氣魄雄偉。甑鬲連體，相接處有箅托一周。甑盤口，呈台階狀，圓唇寬沿，大方形立耳，植於盤口上，深斜腹。鬲分檔較高，四足中空，足上部呈袋狀，下為圓柱形，足底外鼓。雙耳外側環飾燕尾紋，耳上各立一幼鹿，口沿外側飾斜角式目紋一周，甑腹上部飾四組上下界以連珠紋的環柱角獸面紋，以細棱作鼻，圓角方形乳釘凸目，展體，尾上卷，背脊上飾刀羽狀紋，三組獸面紋之間以勾戟狀凸扉棱為界，下腹部素麵；鬲通體飾四組浮雕式牛角獸面紋。
臥虎耳青銅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公斤，形體高大，鑄工精、紋飾美，同時期的大方鼎國內也只有幾件。斜折沿、方唇，口沿之上立微外侈的圓拱形外槽式立耳，槽內有一道凸弦紋狀加強筋，耳上各臥一虎，腹呈仰斗狀，平底；柱足中空，與腹部相通，上粗下細，近足根處微鼓。鼎腹外壁除中間部位素麵外，兩側邊和下部飾排狀乳釘紋，兩側邊各飾一組省體獸面紋。
伏鳥雙尾青銅虎通長53．5厘米、通高25．5厘米，重6．2公斤，形似虎尊而又腹底不連，內空，張口，前露獠牙，凸目粗眉，雙豎耳，面目猙獰，後垂雙尾，尾巴上翹，背部伏一短尾小鳥，尖喙圓睛，昂首瞻顧。整個虎形軀體龐大，怒目猙獰，虎視眈眈，四足屈蹲，作半臥欲起式，生動逼真地再現了虎的威武形象。
雙面人形青銅神器作中空的扁平形雙面人首形，寬額窄頷，呈倒置的等腰梯形。雙面均有內空的圓凸目，豎耳上尖，肥鼻，有雙孔，高顴，張口，兩側口角上翹，露齒；頭頂正中有圓管，兩側各出一角，角端外卷，下有方銎。
神人獸面形玉飾玉飾呈黃綠色，玉質瑩潤，琢磨光滑，作戴著平頂卷角高羽冠的神人獸面形象。正面中段琢出淺浮雕的神人獸面像，下額圓弧；整個獸面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上半部分為神人像，梭形眼，捲雲眉，寬鼻樑，蒜頭鼻；下半部分為獸面，長方形闊口，嘴角各露一對獠牙。
側身玉羽人最富土著民族傳統特色，通高11．5厘米，由地蠟石製成，棕褐色，蠟狀光澤，無瑕疵，作側身蹲坐狀，兩側面對稱。臣字目，粗眉大耳，鉤喙，頭頂高冠，冠作鳥形，以掏雕法琢出3個相套的鏈環；雙臂拳屈於胸前，膝彎屈上聳，腳底板與臂部平齊；腰背至臀部陰刻出鱗片紋，兩側各琢有羽翼，腿部也琢出羽毛。套環與羽人系一整塊璞料圓雕而成，工藝高超。側身羽人玉佩飾和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側身玉人浮雕飾有某些相近之處，但也不難發現其間的明顯區別，比如前者的鳥形、尖喙和羽翼都是殷墟玉人所沒有的，這表明南方古代民族在仿琢殷商玉器時，更多地融入了新的文化因子，這是該地區遠古土著民族鳥圖騰和鳥崇拜的一種遺俗和變異。比之婦好墓側身玉人浮雕，這件側身羽人佩飾更多地具有神人意味，有機地把人、獸、鳥集於一身，想像豐富。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ryagmq4.html

新幹大洋洲商代青銅博物館
新幹大洋洲商代大墓位於江西省吉安市新幹縣大洋洲鄉程家村，1989年進行了考古發掘，其中出土的400多件青銅器最引人注目，是繼河南安陽殷墟、四川廣漢三星堆之後，商代青銅器的又一重大發現。新幹大洋洲商代青銅博物館_百度百科 https://bit.ly/34vxVfp

新幹大墓
新幹大墓是一處屬於吳城青銅文化的商代中晚期大型墓葬。墓中出土有青銅器、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遺物1361件，其中青銅器475件。青銅器類別繁多、器形複雜、年代早晚跨度達數百年。根據出土物推測，當時這一地區曾經存在一支與商文化並存發展的地方文化，墓主人可能就是當地政權的最高統治者或其家族。
新幹大墓_百度百科 https://bit.ly/3IYTkwr
商代大型墓葬，。
新幹大墓的發現揭示了商代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面貌及貴族墓葬形態。
1989年9月20日，新幹縣大洋洲鄉程家村村民在澇背沙洲（谷稱“三把傘”）取土修護贛江大堤過程中，意外地發現了十多件呈墨綠色的青銅器，後經科學發掘，出土物極其豐富，主要有銅器、玉器、陶器等，共1374件，其中銅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以青銅器最為引人注目。這是在同一遺蹟單位內出土商代青銅器最多的一次，分為禮器、樂器、兵器工具和雜器5類，禮器種類最多，有鼎、鬲、簋、豆、匕、罍、瓿、卣、壺、瓚、勺等；僅作為禮器的鼎就有方鼎、圓鼎、扁足鼎、鬲鼎4類共30件，品種多，器類全，鑄造精工，造型奇巧，在器耳上裝飾圓雕虎、鹿、鳥一類動物的造型讓人耳目一新。樂器有大鐃等；兵器則有胄、鉞、戈、戟、矛、長刀、短劍、鏃等；而用器則包含杖首、炭箕、廚刀等。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工具和農具以及還有若干裝飾用件。諸如氣魄雄偉的立鹿大甗，堪稱“中華甗王”；重達11.4公斤的大鋮，為“中華鋮王”；伏鳥雙尾虎、雙面人形神器，神秘莫測；造型秀巧的仿陶銅豆、成套的青銅農具，短劍、戟等武器，鐃、鎛等大型樂器都是同類器中時代最早的。虎紋是這批青銅器裝飾的一大特色，鼎耳上多飾一卧虎，獸面紋作虎頭形，曲內戈的內亦多作虎頭形，伏鳥雙尾虎形神器，更是讓人覺得虎是當地人們所信仰的神物。
大洋洲商墓的青銅器多成組成套，有的器種有若干件，例如夔形足的扁足鼎有大小不同30多件。與鼎配合使用的匕，也有多件，重疊放置。有的器種有幾種形制，如工具中有形狀、尺寸都有差異的鑽，有平刃、斜刃的刻刀。農具中的犁和臿，也有不同的類型。這些不同類型，不同配置的成套器物，顯然各有特殊的用途。
在禮器中，扁足鼎尤為多見，鼎耳上都飾立虎，扁足作浮雕狀的夔形，個別還有扁足作魚形的，甚為奇特，在中原地方難以見到；而樂器中的大鐃，是商代南方特有的器種，紋飾彼此不同，有的飾有云紋，有的飾有聯珠紋，更有的飾勾連雷紋，這種飾紋實屬難見。
相對於禮器和樂器，兵器的特色就更多了。戈有方內、曲內兩大類，其中曲內的，內作無角獸首形，顯示利齒；長刀形狀狹長，前端勾卷，背上有插入口內的片狀環，頗似山西石樓等地的出土品；戟為渾鑄，以直援的戈與長刀合為一體，與周初的勾戟類似而不同；矛的類型也較多，有的口部有伸出的系環；兵器中的短劍尤其值得重視。這種短劍的劍身下端平直，有短莖，比西南地區出土的早期柳葉形劍和周初的柳葉形劍更近於東周流行的劍形制。這種短劍的發現，有可能為東周劍的起源提供新的線索。有商獸面紋青銅胄。
除此之外，大洋洲商墓中有一些象徵統治者權威的器物，如象徵兵刑權力的大鉞。還有瓚，前部形如粗矮的觚，後有長柄，多為舉行隆重的禮節時所用。有人據此推測，墓主應有很高的身份地位。
虎的造型有寫實性圓雕全形卧虎，有略加變形的圓雕虎形足，還有抽象的局部虎首。青銅虎最大者伏鳥雙尾青銅虎，通長53.5釐米，重6.2千克，可謂虎之王者。虎立體圓鑄，內空無底，四腿撲伏於地，抬頭平視，背直脊凸，腹部略垂，雙尾垂卷。其形象奇異神靈，雙目圓凸，口張露齒，獠牙尖長，眉粗橫行，兩耳豎張，呈靜伏蹲立欲縱之勢。在其身上透露出了虎的威武、勇猛的神情，內中則藏匿着一種詭譎、仙逸的神氣，虎的神性表現到極致。
大洋洲青銅器運用虎之形象集大成者為扁足圓鼎，不少扁足鼎的扁足均採用虎形，這些足的虎形基本相同，只是腹面紋飾稍有差別。虎耳虎足青銅鼎一改鼎足或圓柱或圓錐狀的常形，採用了獨特的扁足，表現為稍有變形的虎。耳上雙虎形象寫實，與虎足呼應。如此虎裝飾的青銅鼎為江西所獨有，虎成為商代江西土著青銅文化的標誌，表現了當地獨特的虎崇拜，以至有研究者認為可能這裏是甲骨文中記載的“虎方”國。 [1] 
商代青銅器遺存
這是繼河南安陽殷墟、四川廣漢三星堆之後又一震驚世界的重大發現，向學術界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通觀這批文物，使人明顯感到，它與當地的吳城青銅文化屬同一系統，它既受到中原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的強烈影響和浸潤，具有明顯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表現出濃厚的地方特色，特別是在兵器和生產工具方面，土著特色尤為明顯，如異形劍、柳葉矛、手斧、犁鏵等，在全國出土的商代器物中前所未見；器物組合中不見中原地區常見的爵、觚等酒器；紋樣上盛行獨有的帶狀燕尾紋；裝飾附件上盛行虎等圓雕動物形象。這些足以證明，這批青銅器應是在當地鑄造，屬於土著的吳城文化，它的發現，大大豐富了吳城青銅文化的內涵，為我們進一步探討贛江流域吳城文化的分佈、性質、面貌等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新幹大洋洲商代遺址的發現，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遠在3000多年前，以吳城文化為代表的南方地區已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它是相對獨立於中原殷商青銅文化之外的另一個青銅文化中心。大洋洲器物羣與瑞昌銅嶺商周礦冶遺址一起，以雄辯的事實證明江西商代先民已掌握了高度發達的銅礦開採技術、冶煉技術和鑄造技術，是青銅時代又一重要文化中心，堪稱南方的青銅王國。

能與婦好墓媲美？新干大洋洲商墓何時被發現你 ？出土哪些物品？
2020/12/02 來源：微知歷史觀察
1989年9月，從江西省新幹縣大洋洲鄉傳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當地農民在程家沙洲取土護贛江堤壩時，偶然發現了一座埋有大量青銅器、玉器、陶器的古代墓葬。新幹縣文化局聞訊後，連夜會同有關部門採取了緊急保護措施。次日清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員也應邀趕來，隨即投入科學的發掘當中。1990年11月5日，《中國文物報》以頭版頭條報導了這次發掘的重大收穫。在這座大型的墓葬中，共出土青銅器480餘件、玉器100餘件、陶器300餘件，其中青銅器最為引人注目，數量之大、品類之多、造型之奇特、紋飾之精美、鑄工之精巧，堪為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國尚屬首見。依據出土器物的特徵，專家們推斷，墓葬的時代應與吳城文化二期相同，即相當於中原商代晚期，距今約3000多年。
墓葬坐落在高聳的沙丘中央，墓底僅距地面215米，東西向，室內有一棺一槨。槨室長822米，寬36米，東西兩端各有高06米、寬15米的二層台。出土時，墓室中的各種器物均有規律地分布著，大部分器物都有用麻、絲織品包裹的痕跡，有的銅兵器上還明顯地塗有紅色，並用漆盒齊整裝置；有的銅刀、玉戈等被有意折成數段後堆放在一起。同時還發現有大批陶器以及分屬三個不同個體的24顆人牙等。根據發掘後整理的結果，墓內隨葬的銅器有禮器、樂器、兵器、家具和手工業工具及生活用具諸類，僅禮樂「重器」就有鼎、鬲、卣、簋、壺、豆、帶把觚，以及鐃、鑹等60餘件。
兵器有戈、矛、刀、鏃、短劍、甲冑等等，計250餘件，農具和手工工具有鏟、犁鏵、錐、砧和刻刀、靴形器等，計120件，器型大中小都有。大者氣魄宏偉，十分壯觀。如通高97厘米、重492公斤的大方鼎為為巨製。小者製作細膩，紋飾繁褥，精美絕倫。如僅高10厘米、13厘米、5厘米的雙耳鬲、假腹豆和扁獸足方鼎等。此外尚有奇異的雙人面神器、羊角獸面器和立鳥雙尾青銅虎等。堪與青銅器媲美的還有精雕細琢的玉琮、玉壁、玉塊、玉環、玉簪和綠松石飾件以及瑪瑙人物飾品等。陶器以鬲和小口折肩罐為大宗，還有尊、豆、壺、缽等器形，有的為帶色釉系原始瓷質。
二在考古學史上，商代的大墓多有出土，但像新干商墓這樣的規模和如此多的出土器物，則是罕見的。除殷墟王陵外，考古學界還發現了山東益都蘇埠屯大墓等，但遺憾的是十墓九空，考古工作者只能由僅存的遺物來想像原來的宏富。真正被完整保存下來的，也只有殷墟婦好墓可與新干商墓相比。如果說像殷墟婦好墓、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大批青銅器曾使學術界轟動一時的話，那麼，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的發現，同樣使人驚嘆不已。
我們知道，在商代，中原地區的青銅文化已經進入繁榮鼎盛時期，已發展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典型代表，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千百年來，人們為之自豪、為之感嘆。然而，地處鄱陽湖周圍地區的同時期的文化居於一個什麼樣的水平?這裡的青銅文化的面貌、特徵、發展道路又是怎樣的?它與周圍的青銅文明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對此我們以往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尤其是文獻中常將這一地區稱之為「荒蠻服地」，更影響到我們對這一地區文化發展的認識。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yyDPEjE.html

3000多年前的江南到底是「荒蠻腹地」還是「文明古國」？那裡到底曾經發生過什麼？有著怎樣的歷史記憶？近日，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等考古專家一行20餘人，專程來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遺址，對江南發現如此發達的青銅文明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發掘開啟了一段南國記憶，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意義非凡。
立鹿大甗
如今，與大洋洲商代大墓緊密相連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牛頭城遺址正在有序發掘。
大洋洲商代大墓如一把鑰匙，緩緩開啟著江南這塊文明的寶地，吸引著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它、探究它。
石破天驚改寫江南文明史
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發現，純屬一個意外。
1989年9月20日，位於江西中部吉安地區新幹縣的千餘名村民正在大洋洲鎮程家村的沙丘取土，為維護贛江大堤而忙碌。
這裡世世代代流傳著一個無頭無尾的故事：不知哪朝哪代，幾個富商大賈或王公貴族，擇冢葬此，並在沙洲中埋下了九缸十八瓮的金銀財寶，每一座墓都有高聳的封土堆，所以很早以前這裡就有好幾個大土包，一個土包就像一把雨傘，後來只剩下三把半了，「三把半傘」的傳說也便流傳下來。
可當時誰也不曾將這個傳說同眼前的沙丘聯繫起來。
隨著村民們繼續取土，忽然「當」的一聲在沙丘的中央砸出了一個洞，大家蜂擁而上，扒開一看，一件色澤斑駁的青銅圓腹鼎出現在人們面前。
很快，程家沙丘發現「寶貝」的消息四下傳開，各級文化部門相繼趕到現場，並成立新幹縣大洋洲考古發掘隊，進行搶救性發掘。
乳丁紋虎耳方鼎
誰也沒有想到，此次的發掘影響巨大，竟然出土了1300多件文物，其中青銅器475件，玉器754件，陶瓷器139件。
青銅器尤為引人注目，其數量之大、造型之奇、紋飾之美、鑄工之精，堪稱江南商墓之冠，就是在全國也是罕見的。
通高105厘米，重78.5公斤的大銅甗，為全國之最，有「甗王」之稱；巨型大鉞被專家譽為「中華鉞王」；青銅犁鏵，全國僅此一例；青銅豆，專家讚嘆舉世無雙；青銅瓚，國內獨一無二；提梁方卣，實屬孤品；雙尾銅虎，體型之大，堪稱「虎之王者」，世所未見……四足銅甗、乳丁紋虎耳方鼎、伏鳥雙尾虎和玉器神人獸面形玉飾、側身羽人佩飾更是被評為「國寶」。
「這次發現的意義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鄒衡在現場看到眾多文物後感嘆道。
事實證明，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發現，徹底改寫了江南在商周時期還是「荒蠻腹地」的觀點，將江南的文明史提前了1700多年。
墓主人之謎18年後漸清晰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自發現便震驚環宇，然而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誰，生活在哪裡，卻遲遲沒有答案。
從出土的青銅器和陶器來看，新干大墓所反映的文化不能簡單地看作是中原商文化的傳播，而是屬於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青銅文化，同時也表明在3000多年以前，贛江流域確曾有一支與中原商周文明並行發展的土著青銅文明。
也就是說，這裡曾經有一個與中原殷商王朝並存發展的地域政權，而且是一個有相當規模、國力強盛、科學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
伏鳥雙尾虎
那麼，這個國在哪兒？在剛發現的幾年裡，許多學者認為大墓主人居住在大洋洲商代大墓往北20公里的樟樹吳城。
然而隨著近年來對大洋洲往東南方向6公里的牛頭城遺址調查和發掘的進一步深入，所有出土文物都證實這裡是一個商朝時期的古都邑。
它不僅有完整的城市構建，而且有自己的軍隊政權和文字符號，其城牆夯築的技術比吳城先進，牆體也更加牢固。
因此初步推斷，大洋洲商墓的主人應生活在牛頭城，而不是吳城。
李伯謙先生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許宏博士在對牛頭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群組合認真分析後發現，這裡出土了與大洋洲商墓完全一致的棱座豆，而在吳城卻未見到。
再加上牛頭城與大洋洲的空間距離更近等因素，專家們一致認為，大洋洲商代大墓的主人應該是生活在牛頭城的高等級貴族。
至此，關於墓主人身份的種種猜測逐漸清晰。
（本文圖片攝影彭建新）（作者單位：新幹縣委宣傳部）
知識卡片
甗，音同「演」，古代蒸煮用的炊具，上下兩層，中間有箅子，類似今天蒸鍋。
豆，古代盛食器，也是禮器的一種。
卣，音同「有」，古代盛酒的器具，一般橢圓口、深腹、圈足，有蓋和提梁。
鉞，音同「越」，古代兵器，比斧大，圓刃可砍劈，但更多用於禮儀。
瓚，音同「贊」，古代祭祀用的一種像勺子的玉器。

新乾大洋洲商代青銅博物館
新乾大洋洲商代大墓位於江西省新幹縣大洋洲鄉程家村，1989年進行了考古發掘，其中出土的400多件青銅器最引人注目，是繼河南安陽殷墟、四川廣漢三星堆之後，商代青銅器的又一重大發現。
新乾大洋洲商代大墓位於江西省新幹縣大洋洲鄉程家村，1989年進行了考古發掘，其中出土的400多件青銅器最引人注目，是繼河南安陽殷墟、四川廣漢三星堆之後，商代青銅器的又一重大發現。
新乾大洋州商代大墓共出土青銅禮器48件，計有鼎、鬲、甗、簋、豆、壺、卣、罍、瓚等，涵蓋了大洋洲所出土青銅禮器的全部類型。品種多，器類全，造型奇巧，鑄造精工，是本次展出的最大特點。如獸面紋柱足青銅鼎、圓渦紋柱足青銅鼎、獸面紋虎耳扁形虎足青銅鼎等等，均是絕世之作。這批青銅禮器既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又在器類組合以及造型、紋樣等方面表現出濃郁的區域性。例如在器耳上裝飾圓雕虎、鹿、鳥一類動物的造型讓人耳目一新。以表現技法而言，有圓雕、浮雕、透雕和線刻數種，以細線刻最為常見；就構圖手法而言，有寫實的造型、抽象的圖案和介於二者之間的半寫實作品；以紋樣而言，主要有獸面紋、夔紋、虎紋、鹿紋、鳥紋、龜紋、魚紋、蟬紋、龍紋、蛇紋、人首紋、目紋、雲雷紋、勾連紋、圓圈紋、蕉葉紋等20多種。奇特的造型和豐富的紋飾，不僅反映了中原文化對江南地區的影響，也凝聚著土著居民的智慧和創造力，反映了他們的宗教信仰與審美情趣。另外從其器物組合上看，它表現出“重食”的特點，與殷商以觚、爵為核心的“重酒”組合形成鮮明的對照。這在“器以藏禮”的商代，有著深層的社會原因，從中透視出地方文化獨特的一面。
新乾出土青銅器
新乾出土青銅器
大墓出土青銅樂器4件，種類有鐃、鎛等，此次展出三件。大洋州商代大墓出土青銅樂器的造型及裝飾風格與中原商文化迥然不同，為南方所特有。
大洋州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銅兵器與農具也是本次展出的一大特色。共展出矛、戈、鏃、刀、匕、胄、鐮、犁鏵等青銅兵器與農具數十件。如果說新乾商代遺存出土的眾多青銅禮樂器反映其身受中原禮制文化影響的話，那么，大量的青銅兵器與農具則顯示出它與古越文化相近的文化傳統。墓中出土的青銅工具和兵器形制奇異，在中原器型的基礎上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改造，使其造型和紋樣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成為新乾出土文物中最耐人尋味的現象，也反映了南北文化的交融。青銅兵器的大量出土可能與當地文明發展的進程和周鄰強大的敵國有關。出土的青銅農具包括農業生產工具、手工業生產工具及漁獵工具。其中一些農具鑄造精良，紋飾華美，可能已從農具轉化為典禮用器。
青銅器斷代
從出土陶器看，大洋洲墓相當吳城文化二期 (相當商代晚期 )。墓中青銅器不少帶有商文化二里岡期的特點，如大方鼎，除立耳上飾有伏虎外，形制紋飾及製作工藝都和河南鄭州的出土品一致；三足提梁壺形制類似陝西城固龍頭鎮的壺；大鉞花紋布局類似湖北黃陂盤龍城的鉞。還有一些青銅器則有商代文化殷墟早期的特點，如方卣很像殷墟小屯YM331的卣，豆很像小屯YM388的白陶豆。有人認為這種新舊因素並存的現象同於殷墟早期某些青銅器墓，由之推斷大洋洲墓也相當這一時期。但也有學者認為大洋洲墓應再晚一些。
新乾青銅器
新乾青銅器
青銅器
大洋洲墓青銅器還有不少大型器物，例如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形制宏偉，大甗通高110厘米，重78千克。
異常精美
有些青銅器異常精美，例如，有一件方卣，通高29厘米，細頸方腹，提梁貼靠頸側，梁端為龍首形，蓋鈕與梁間有蛇形絆鏈，器飾饕餮紋，圈足飾鏤空雲紋，腹面有孔，內部有十字形管道，底部也是雙層，便於用炭火或沸水加溫；還有一件饕餮紋小方鼎，底部也是雙層，兩底間的腹面設一小門，可以向上揭開，將炭火置入加熱。這兩件器物達到商代青銅工藝的最高水平，結構複雜，鑄造的方法有待鑑定研究。
裝飾工藝
青銅器的裝飾工藝也較發達。一部分戈的內部有嵌綠松石的花紋。據學者觀察,大鉞上有嵌紅銅的花紋,是這種技術最早的例證。
成組成套
大洋洲墓的青銅器多成組成套，有的器種有若干件，例如夔形足的扁足鼎有大小不同30多件。與鼎配合使用的匕，也有多件，重疊放置。有的器種有幾種形制，如工具中有形狀、尺寸都有差異的鑽，有平刃、斜刃的刻刀。農具中的犁和臿，也有不同的類型。鏃的種類更多，顯然各有特殊的用途。
農具
農具的眾多，堪稱農業考古上的重大發現。其中鐮的形制，顯然是後來流行於長江下游的鐮的前身。青銅犁的時代這樣早，也足以令人驚異。
象徵權威的器物
大洋洲墓中有一些象徵統治者權威的器物，如象徵兵刑權力的大鉞。還有瓚，前部形如粗矮的觚，高17厘米,後有長柄,系舉行隆重的裸禮時所用，甚為罕見。由此看來，墓主應有很高的身分。
地方特色
大洋洲墓的青銅器許多與中原商文化的器物相同或類似。但用中原的標準來觀察，又有不少明顯的地方特色。例如,在禮器的組合上,缺少了尊、觚、爵、角、斝等常見的酒器。即使是形制和中原類同的器物，不少也有特別的裝飾或花紋，如器耳上多附加虎、鹿一類動物形飾，紋飾間多有“燕尾”形的索紋、闊口的牛首紋等。此外，墓中青銅器還可舉出以下特點：
在食器中，扁足鼎尤為多見，有大小不同的30餘件。鼎耳上都飾立虎,扁足作浮雕狀的夔形,與1975年江西清江鋤獅腦出土的一件相似。個別還有扁足作魚形的，更為特異，中原地方未見。
酒器中的瓿，圜底，飾弦紋，很有特色，當地陶器也未見類似形制。
樂器中的大鐃，在商代是南方特有的器種。三件紋飾彼此不同，有的飾有雲紋、聯珠紋，和江蘇等地的出土品接近；有的飾勾連雷紋，前所未見。
新乾大洋洲出土青銅器
新乾大洋洲出土青銅器
兵器
兵器的特色更多。戈均系直援無胡，有方內、曲內兩大類。其中曲內的，內作無角獸首形，顯示利齒。長刀形狹長，前端勾卷，背上有插入□內的片狀環，頗似山西石樓等地的出土品。戟為渾鑄，以直援的戈與長刀合為一體，與周初的勾戟類似而不同。矛的類型也較多，有的□部有伸出的系環。箭鏃類型很多，有的是單翼的，即一側的翼特大，或以為是一種魚鏢，尚待研究。
兵器中的短劍尤其值得重視。這種短劍的劍身下端平直，有短莖，比西南地區出土的早期柳葉形劍、周初的柳葉形劍更近於東周流行的劍的形制。這種短劍的發現，有可能為東周劍的起源提供新的線索。
另有一種扁平無銎的圓刃斧，件數較多，是兵器還是工具不很清楚。個別器上鑄有符號,類於當地陶文,可能是文字。還有一種曲尺形的扁平端刃器，用途也待研究。弧形刃的刀，或許與南方多見的靴形鉞有關。長方形無柄刀，可能脫胎於當地文化中的一種陶刀。
青銅人面
在大洋洲墓中還出土有一件青銅人面。此器高60厘米，作兩面相同的人面形，中間有管上下通貫，可插入木質桿狀物。人面頂上有雙角，角上飾雲紋，雙目圓睜，尖耳闊鼻，張口，露出牙齒，有一對卷彎的獠牙。人面的造型與現藏於日本泉屋博古館的青銅鼉鼓紋飾中人形的頭部相似，富於神話意義。此器可能與當時的祭祀崇拜有關。

新幹縣大洋洲程家村澇背，贛江邊這座曾經的沙丘如今已是草青樹茂，綠意盎然。32年前，修水利的農民在這裡挖出了一個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一時間，無數目光聚焦於這個小小的沙丘。行走在這片土地上細細尋找，考古現場的痕跡已然不見，眼前立起了一座博物館，而那些解開的謎底和未解的謎面都裝進了這座大洋洲商代青銅博物館。
大洋洲商代青銅博物館內景。(本報記者蔣少徵攝)
　　青銅初現
　　作為考古界的“資深明星”，新干大墓甫一面世便被譽為“江南青銅王國，中華文明正脈” “商代南方青銅之都”。
　　新干大墓是當地農民在程家村澇背沙丘掘取沙土時被發現的。澇背西瀕贛江僅1公里，每年下半年，附近幾個村子的農民都要取沙土加固贛江堤壩。1989年9月20日下午，夏塘村的一個村民在掘取沙土時，一鍬下去挖到了一件古色斑斕的青銅圓腹鼎。這件“大香爐”，包括此前在附近發現的小型墓葬，讓村民們聯想到一直以來在當地流傳的“三把半傘”的傳說：很久以前這一帶有好幾個形如雨傘的封土堆，後來只剩下三堆半，而這些土堆又與“九缸十八甕”的財富傳說聯繫在一起……這些聯想激發了大家的慾望，一夥人連挖帶刨，又挖出了大大小小十幾件青銅器，哄搶一空。
　　有關部門很快控制了現場，並把大部分被哄搶的文物追了回來，共計12件青銅器，還有一麻袋被砸碎的銅器碎片。這批最先被哄搶的青銅器後經修復，得方鼎、圓鼎、甗、卣、鉞、矛等共17件，其中就有那件通高1.05米、重達78.5公斤、有“中華甗王”之稱的四足銅甗。擔任此次考古發掘領隊的江西省博物館原館長彭適凡告訴記者，雖然大部分遭搶的文物被追回來了，但仍有“漏網之魚”。在清理時發現一件虎耳虎形扁足鼎高30厘米的扁足不見了，次年在英國蘇富比拍賣行被拍賣；一件伏鳥雙尾銅臥虎，“出土的時候是兩半，右邊的獠牙不見了”。彭適凡退休之後，在古玩市場遇到一名收藏愛好者，才得知虎牙的下落，幾經周折，終於在2012年使其完璧歸趙。那隻又萌又颯的虎20多年後才得以全貌現身！
　　“聽說挖出了青銅器，我們還在猜是不是挖到了宋代以後彷古銅器的窖藏。”接到消息趕往新乾時，彭適凡並沒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是到現場後，看到挖掘出來的一尊方鼎立耳上臥著一隻圓雕老虎，他立刻興奮起來：這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物！且雙耳上臥虎是中原青銅器上從未見過的。
　　最終的發掘成果確實讓人驚喜萬分：經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共出土青銅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這是江西，也是江南地區出土商代青銅器數量最多、器種最豐富的一次，鑄工精細，特色鮮明，是南方商代青銅器的典型代表。在商代遺址考古中，同一單位內出土如此之多的銅器、玉器，只有三星堆和婦好墓可以與之相比，陶器的數量則更是罕見。該遺址是長江以南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出土文物最豐富的青銅時代的遺存。國家文物局給江西省文物局發來賀電，稱“這是我國近年來文物考古的又一重大發現”。
　　文明之光
　　長期以來，歷史學界、考古學界認為，商周時期在中原擁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的時候，整個南方地區尚屬“荒蠻之地”。
　　新干大洋洲墓葬的發現，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早在三千多年前，長江以南的江西就有著較為發達的青銅文明，有著一個與中原殷商王朝政權並存發展的青銅王國。“原來以為的文明中心只有一個點，就在中原地區。而新干大墓的發現，顯示了在中原地區之外，還存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域性的青銅文化，改變了青銅時代整個文化格局的一種認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施勁松如是說。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銅器包括容器10種48件、樂器2種4件、兵器11種232件、手工工具7種92件和農具11種51件，它們帶領今天的我們走進了一個三千多年前的青銅王國，走進了一個久遠的神秘國度——乳釘獸面紋虎耳鼎、獸面紋鹿耳四足甗等大型青銅重器昭示著磅礴的國家氣度和胸懷；獸面紋提梁方腹卣、伏鳥雙尾青銅虎、雙面神人頭像等以其奇特的造型為我們帶來了清新的江南氣息；活環屈蹲羽人玉佩飾、弦紋玉璧等，精雕細琢，工藝精湛，展示著巧奪天工的治玉水平；形式多樣、鋒芒畢露的兵器，品類豐富、簡潔實用的農耕、漁獵和生活用器，描繪出一幅且耕且戰的方國社會圖景……
　　待解之謎
　　32年來，對新干大墓的研究一直在不斷深入，但是直到今天仍有許多待解之謎。
　　首先，新幹青銅器遺存的性質究竟是什麼？發掘的參與者和眾多專家學者主張“墓葬說”。他們的理由，一是考古人員在清理過程中，發現了類似於墓葬中槨的坑穴，坑穴中有類似於棺的痕跡；且遺址原來有很大的封土堆，像長江流域西周時期的土墩墓。二是遺址出土器物有規律地分佈著，按照棺槨墓葬結構和器物的特點以及人們的生活習俗等，青銅器大部分置於槨區，玉器則集中置放在棺區。
　　也有專家認為該遺存是一處祭祀遺存。他們認為大洋洲遺存位於贛江邊，與古代南方擇高而葬的習俗不相符；出土物分佈規律不明顯，品種也比較單一，時代跨度大，體現不出商代應有的禮制。他們認為大洋洲器物群是距新幹青銅器遺存不遠的牛城先民立社時舉行重大祭祀活動中所使用的典禮性器物……
　　其次，現在較為普遍的觀點是“墓葬說”，那麼墓葬的主人是誰？
　　在大墓的周邊，分別於1973年和1977年發現了兩處古城遺址——距大墓20公里的吳城和3.5公里的牛城。在新幹出土的青銅器中，有10件鼎耳上有20隻虎，9件青銅鼎上27只扁足採用虎形，其中伏鳥雙尾青銅虎最令人驚嘆，為迄今所見最大的青銅虎，有“虎王”之譽——這些“虎”讓人們聯想到虎方國。卜辭中記載：“令望乘暨舉途虎方……”“虎方”是商代存於南方的一個方國，是殷商之外的地方政權。根據考古實物和古文字記載，有專家提出贛鄱地區為虎方國的控制範圍，其都城就在新幹的牛城。
　　2019年8月在新幹舉辦的青銅文化產業高峰論壇上，考古專家李伯謙、彭適凡、唐際根等都肯定了“虎方說”。牛頭城址考古項目發掘領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周廣明更是認為“虎方”在新幹區域，而且很有可能是從湖北盤龍城遺址那裡的一支遷徙過來的。
　　新干大墓出土遺物的規格和由此顯示出的墓葬等級都非常高，同時也表明其文化已相當發達，社會似已進入到一個較為高級的階段。但在吳城遺址卻沒有發現具有相應規格的大型建築和其他墓葬，其房址和墓葬數量少而且簡陋。相對於新干大墓極為豐富的隨葬品，吳城遺址出土的銅器很少，更缺乏大型銅器和精美玉器。從城址規模和特徵來說，牛城也是都城與王陵。周廣明告訴記者，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新干大墓與牛城的關係更為密切，新干大墓出士的陶器類型與牛城更為一致。專家們更傾向於認為新干大墓的主人是牛城的首腦或者首腦的親屬。
　　從出土的50多件青銅農具和232件青銅兵器來看，如果是虎方國，那它當時已具備了非常先進的農耕文明和強悍的軍事實力。然而，自商代以後，有關新幹的歷史記載除了戰國時有個糧倉，就直接進入了秦朝。虎方國後來怎樣了呢？這個有著強勁實力、能和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地方政權在幾百年後又謎一般地消失了。消失的原因還需要更多的考古證據來解答。
　　“破圈”之惑
　　走出博物館，行走在105國道上，公路兩旁隔著幾十米就蹲著一尊方鼎或趴著一隻呆萌的伏鳥雙尾虎，這些頗具代表性和辨識度的文物在“代言”著贛江邊的這座城市。
　　勤勞、智慧的先民將這樣一份沉甸甸的禮物留給了今天的新幹，如何保護與開發好先祖的饋贈便成為擺在新干人面前的一個大課題。
　　大洋洲鎮和新幹縣城的街頭，青銅元素隨處可見：路燈、涼亭、休閒椅上到處都有青銅裝飾，新幹縣行政服務中心前的青銅文化公園以及青銅廣場，還有2017年重修的青銅博物館都成了人們了解商代文化的打卡地。除了舉辦青銅文化產業高峰論壇，據新幹縣文廣新旅局負責人介紹，縣里還排演了一部採茶劇《淦地·青銅韻》……然而，這些對於傳播具有世界意義的商代青銅文化、提升新幹的文化形像還遠遠不夠。據介紹，當地計劃將青銅博物館周邊的程家村打造成一個佔地500畝的大洋洲商代青銅遺址公園，再現“吳城文化”“虎方國”的雄姿，讓世人能近距離觸摸這一曠世的遠古文化。這讓我們生出些許期待。
　　其實，在國內，以青銅文化作為城市品牌的地區已有不少：安徽銅陵，從綜合性的青銅文化博覽會到當代銅工藝品大賽，從黃梅戲《青銅三部曲》到青銅文化論壇，從銅都概念的打造到無處不在的城市銅雕……可以說，無論從廣度、深度和力度而言，銅陵對於青銅文化的發掘與開發已是非常成熟。而三星堆則走了另外一條“潮流”路線：舉著“自拍杆”的青銅立人像、撞臉“憤怒的小鳥”中綠色小豬的陶豬、以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銅面具為模板打造的三星堆版“娃娃頭”冰淇淋……藉著今年初三星堆考古新發現的熱潮，三星堆上新的文創產品讓年輕人愛不釋手，各類媒體爭相傳播。以文創產品為載體，三星堆的文物、文化逐漸以年輕態的方式“走出”博物館。
　　無論是銅陵的深度、廣度和力度，還是三星堆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破圈”，都值得我們學習。
新幹商代大墓：一洲青銅改寫歷史（圖）-江西-手機江西網 https://bit.ly/3IZ9R3y
專家將對江西新幹大洋洲商代大墓進行二次解密
17/06/2015
        新華網南昌4月14日電(記者張敏 王穎) 江西省文物考古部門聯合中國社科院相關課題組將對江西新幹大洋洲商代大墓進行再次勘探，希望通過高科技手段破解這一“青銅王國”的未解之謎。
        被譽為“中國長江中下游青銅王國”的江西新幹大洋洲商代大墓，是中國20世紀100個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大墓出土的青銅器數量、品位、紋飾足可與河南安陽的殷墟、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相媲美。新幹大墓的發掘，表明遠在3000年前的贛江、鄱陽湖流域就已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存在著與中原商殷王朝並行發展的奴隸制政權，改寫了中華民族的遠古文明史。
        近幾年由於地面人為活動頻繁，新幹大墓遺址群的遺址保護可能受到不利影響。因此，新幹縣政府多次呼籲文物保護部門儘快發掘。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課題組將利用遙感、磁場定位，地下探頭等科技手段進行先期調查。
        同時，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有關考古部門，將首次對距大墓不遠的一個範圍達50萬平方公里的古國——牛城遺址進行全面調查並開始發掘。據記者瞭解，對大墓的“二次解密”將動用中國目前最先進的考古用遙感設備。專家將通過高光譜航拍和紅外線技術，利用地面植被的生長和分佈規律，如土壤類型、微地貌特徵等物理屬性及由此産生的電磁波波譜特徵差異，獲取被探測地區電流、電磁波以及磁場等資訊。這種考古方法可以更大範圍、更加立體、宏觀地進行探測，發揮高科技宏觀、快捷、省時省力的優勢。(完)
新華社南昌8月20日電（記者袁慧晶）歷經2年多時間改造提升，位於江西新幹縣的大洋洲商代青銅博物館20日上午重新面向公眾開放，同時開館的還有新建成的大洋洲商代大墓遺址展示館。
大洋洲商代大墓發掘於1989年9月，共出土青銅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其中伏鳥雙尾虎、四足銅甗、乳丁紋虎耳方鼎等五件文物被認定為國寶級文物。大洋洲商代大墓的考古發掘是全國“七五”期間十大重大考古發現之一，新幹縣因此擁有了“長江中下游青銅王國”的美譽。為了更好地展示和宣傳青銅文化，2003年，新幹縣在商代大墓遺址西面建成了大洋洲商代青銅博物館，迄今已接待遊客42萬人次。
2017年，新幹縣聚力打造大洋洲青銅文旅產業聚集區，投入60多萬元完成了大洋洲青銅文化產業專案總體策劃；並爭取國家資金512萬元，在商代大墓遺址處建成一座展示館，與青銅博物館聯為一體。此外，新幹縣爭取上級陳列布展資金200萬元，自籌資金1100多萬元，完成了商代青銅博物館的升級改造。
記者瞭解到，新設計的陳列布展面積2000餘平方米，各類展品150件（組），展廳分虎方都邑牛頭城址、王國氣象瑰麗畫卷、天工開物奇珍異寶、歷史迴響淦地風骨四個部分。展廳充分運用液晶顯示系統、雙通道投影系統、觸控系統、模型雕塑系統等現代表現手法，讓歷史復活、讓時空穿越，以滿足各種文化層次、不同年齡結構遊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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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大墓是1989年9月20日新幹縣大洋洲鄉農民在程家村澇背沙丘取土時發現的，後經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幹縣博物館的考古人員進行科學發掘。
《中國考古探祕》第二部 沙土下的寶藏
新幹縣（舊名新沒）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區的一個古縣，始建於秦，是贛省最早置縣之一。今縣治在鄱陽湖的幹流贛江中游的東岸。澇背沙丘位於新幹縣城北20公里、樟樹市（原稱清江縣城）南20公里處，屬新幹縣大洋洲鄉程家村，方圓僅數平方公里。 
沙丘實爲贛江古河道，現西瀕贛江僅1公里,其東南5公里處是牛頭城商周遺址,西越贛江約20公里處爲著名的吳城商代遺址。沙丘周圍經多年墾殖，現已闢為果園、菜圃和農田。
墓葬位於沙丘南端。據鄉農反映，並查證80年代初的航測資料記錄，這裡原有一處橢圓形的封土堆，東西徑約40餘米，南北徑約20米，高岀地面3〜4米。土堆上叢生灌木雜草，並有一些近代的小型墓葬。由於歷年在此取土護堤,地貌變化較大，數年前已將封土堆夷爲平地。此次發掘的墓室，正好處於橢圓形大封土堆中央部位的下面。
1989年下半年，爲維修贛江大堤，當地幾個村的數百名民工在澇背沙丘掘取沙土，當掘到地平面以下後（以沙丘中現存的人行道路爲基準，以後測量墓室的坐標都以此為準），發現一些漢至清的小墓葬，出土墓磚、鐵剪、銅錢、陶罐之類，但並未引起注意。9月20日下午，當民工繼續往下取土時，竟掘出了一批鏽跡斑駁的青銅器，隨即被羣衆哄搶而運回家中。傍晚，新幹縣政府得到逐級上報的情況，認爲事關重大,立即由當時分管文化的副縣長率領文化、公安兩局局長和十多名幹部趕赴程家村，並把當地武裝基幹民兵組成小分隊，連夜深入各自然村追索被哄搶的文物。至21日晨,追回的文物集中於縣文化局，後轉往縣武裝部倉庫保管。這批文物全爲青銅器,人爲的毀損甚爲嚴重，經後來修復，得饒、鉞、圓鼎、方鼎、獻、宜、矛等共17件。
當時，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幹縣博物館組成的考古發掘隊正在附近的牛頭城遺址進行考古發掘。21日晨,縣文化局將有關消息傳到發掘隊駐地，發掘隊當即暫停發掘工作，全體趕赴澇背沙丘。上午9點許，即抵達工地。這時的岀土現場已被數千人重重包圍，雖然岀土銅器已被搶走，但沙土中墨綠色銅鏽、破碎的陶片猶存。在進行了必要的現場調査、觀察和分析後，考古人員初步認定這是一次重要的發現。由於沙質疏鬆，無法進行鑽探，遂決定開4X4米的小探方進行試掘，並同時用電話向省文物主管部門匯報。試掘僅掘進55厘米，在小探方的東部出現一片含銅鏽、碳化木質的灰褐色沙層，向東擴方後可清晰地看岀，此沙層分布範圍略呈長軸約2米的橢圓形。剔去表層沙土,即岀現品字形分布的三堆器物羣:一爲鼎、鬲、豆、瓚等小型青銅禮器,一爲劍、刀、鏟、錐、刻刀等青銅兵器和工具，一爲破碎的陶器。三堆器物均疊壓而置，刀、劍等兵器還被折成數截,上面殘留朽木、漆皮和朱紅色。
日後的發現證明，這是墓室西頭二層台上的隨葬品。這些器物的出土，更說明了遺存的重要性。考古人員準備保護現狀，待主管部門來人後研討保護、搶救方案。但頓時圍觀者激增，且包圍圈越縮越小，數十名公安、民兵已難於維持局面。爲確保文物安全,只得遵從當地縣政府和文化局領導的意見，仔細測量、記錄和拍照後，取出這三堆文物,運回縣城保管。就在對取岀文物後的探方周邊作進一步清理時,其東頭又有幾件大型青銅禮、樂器露出一角,這時日已西下，現場更難保 衛,只得再次繪圖、拍照並做好記錄，取出圓鼎、方鼎、四羊疊、鎰、雙尾虎、羊角獸面和矛等青銅器13件。當晚，考古人員在宿營地研究決定,擴大探方面積，不急於發掘，以保持遺存原貌,等待上級來人，制訂科學保護、發掘方案。
22日按擴大探方面積的方案布16X12米大方一個，並開始清除上層取土所致的擾亂部分。至中午，又有一批青銅器顯露端倪。爲保證發掘工作的科學性和資料的完整性，考古人員反覆向地方領導解釋，堅持我們的意見，試掘工作暫時停止。下午4時，江西省文物局、博物館和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領導帶領幾位多年從事田野考古工作的老同志抵達工地現場。經過實地考察和聽取匯報，當晚在鄉政府召開了省文物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縣政府、縣文化局、鄉政府領導的聯席會議，經過認真的討論至凌晨2點，作岀四條決定：第一,一致認定這是一項重大的考古發現，應立即上報國家文物局,並請示保護和發掘事宜;第二，在文物出土地周圍劃定40X60米的保護範圍，然後用竹籬笆或其他方法圍護起來,在圍護牆未建起之前，由當地公安幹警和民兵派員日夜守護，經費由省里解決;第三，中止牛頭城工地的發掘,全體考古人員轉到程家村,爲下一步的科學發掘做準備工作； 第四，在圍護牆建好後，再統一組織發掘隊，嚴格遵照考古操作規程，精心地進行科學發掘。次日，考古隊員住進沙丘旁的村委會，並迅速用白灰在沙丘劃出40X60米的保護範圍，隨後即著手組建「囿護牆」。10月底，高超2米的竹籬笆圍護牆建成，新幹縣人民政府 還在圍護牆門口張貼了保護文物的布告。
與此同時,在向國家文物局進行匯報並取得進行科學發掘的指示後，成立了新干大洋洲考古發掘隊，由江西省請物館館長兼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彭適凡任領隊，隊員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劉林、詹開遜、侯遠志、劉山中和新幹縣博物館楊日新等組成。
經過充分的準備，科學發掘工作於1989年11月6日正式開始。由於當時對遺存的範圍及性質等方面都不清楚,故決定把探方儘量開大一點，於是，以原已出土文物的範圍爲中心布20X20米的大探方一個。
發掘過程中,考古隊員們仔細觀察，反覆分析，不斷探討，隨時調整發掘方案，然後精心發掘。爲不放過任何一個遺蹟現象，發掘以每天僅掘進10厘米左右。當發掘深度達80 厘米時，發現在探方東部一片近長方形且呈南北向的範圍內，沙土顏色偏褐，繼續下掘，含土量略有增加，且零星地夾雜有碳化木質纖維成分。當整個探方掘進到1・30米深度時，東部的那塊褐色沙土範圍，更明顯呈南北向長方形，約1.5X4米，且出現不少陶片和一件完整的陶范。
緊靠此範圍的西面，岀現一片東西長近10、南北寬達4米的淺褐色沙土層，其中夾有少量破碎陶片，其南側界線尤爲清晰。面對這重要跡象，經過充分討論，大家認爲可以收縮範圍，因而決定縮方爲（南北）10X （東西）15米。當再往下發掘10厘米左右時，在出土陶范的附近出土了一批陶器羣，且有一件青銅方鼎倒扣其側。考慮到東部一側的遺物幾已全部露岀，故暫時保留，保護現狀，對西部繼續發掘。當往下發掘15厘米（標高一1・6米）許，首先在東南角露出一件倒扣的大口尊。爾後，其他陶器、青銅器等陸續出土，最後玉器也全部顯現岀來，這時標高爲一2. 1米許。至11月16日，整個遺存已基本暴露地面。考古隊員們開始了細心的測繪、記錄、拍攝和錄相等工作。
11月22日，國家文物局副局長沈竹同志率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烏恩、殷瑋璋等一批專家抵達工地，對如何進一步做好科學發掘、清理以及文物修復保護等工作做了很多重要指示。
從11月23日開始，考古隊員即分區有條不紊地將遺物一件件取出來，每取一件之前，必先做好輕剔沙土、核實圖紙、測量坐標等工作，在所有資料獲取後才取出遺物包紮。有的取岀後又發現下面還有遺物,故又進行繪圖、拍照和錄相工作。
12月4日，田野發掘工作全部結束。
1990年2月17日，岀土器物運抵江西省博物館，開始了修復和室內整理、研究工作。
由於新干大墓地處沙丘，沙質疏鬆，易於流動，加上地表多被擾亂、破壞，特別是千百年來，這一帶常因洪水泛濫而被淹沒於水中，所以無法確切找出墓壁。另一方面，葬具又全已腐朽不存,更給確定墓室的形制、結構帶來很大困難。當全部隨葬品取出後，考古人員用手鏟將底層刮成平面，對平面的沙色及包含物進行細緻的觀察和分析。在標高一2・15米 的平面上,東西向長約8. 22、寬約3. 60米的長方形範圍內，沙色帶灰，內含銅鏽和 腐殖質較多，周邊界域較爲明晰（爲表述方便，此範圍稱之爲A區）。在A區的中部略偏西，又有一東西向長約2. 34、寬約0. 85米的長方形界域（可稱之爲B區），沙色灰中帶黑，腐殖質含量更多，但銅鏽略少，除東、北兩條邊的部分段外，西、南的周邊分界較明顯。考慮到兩區的從屬關係和相對位置，以及大體一致的朝向，與一棺一槨的長方形墓墾十分相像。而且，在上述兩區範圍的發掘過程中，不斷發現有似爲棺、槨腐朽後殘留的朽木和漆皮。結合記錄資料可知，在A區東西兩端緊鄰的外側，在標高一1.55米的平面上，各寬1. 20米的範圍內（分別稱爲東C區和西C區），沙色雖不及中部A、B兩區的深， 但也含有部分腐殖質和銅鏽，不過南北兩端不甚規整，長度無法確定。它們高岀底部0・60 米,分別放置銅器和陶器，很類似於一般墓葬的二層台。在上述四區之外，沙質純淨，沙色灰黃,與區內特別是A、B區內的呈色迥然有別。據此，我們推斷，這應是一座長方形的土坑墓,上有東西長約40、南北寬約20、高5〜6米的橢圓形封土堆。墓室處於封土堆下的中央部位，東西向，墓壁應有一定坡度，墓底標高一2・15米。一棺一槨。槨室東西向，長& 22、寬3. 60米。棺牀位於槨室中部偏西,亦基本東西向，長2. 34、寬0・85米。槨室東西兩頭各有寬1. 20米的二層台，高出墓底0. 60米。東端二層台的南北兩端不甚規整,疑被鄉民取土時破壞，現存長度約4米;西端二層台的破壞更爲嚴重，南北殘長僅2・50 米。
根據田野發掘記錄和測繪資料,經室內描繪岀的墓室總平面圖表明，岀土的所有器物均分布在上述四區的範圍之內，且大都是較有規律地放置著。銅器大部分置於槨室（除B區棺木外）範圍之內，禮樂器中大型的鼎、鬲、罄、銃等呈東西向直線布列， 器物大部傾斜、扣覆，一圓鼎中放入五件銅鐮,伏鳥雙尾虎和羊角獸面置於反扣的四羊曇之側。中型的鼎、鬲、壺、盤、宜和雙面神人頭像，以及箕形器、犁鋒、鐳等生活、生產工具，則被置於東南角。西南側及中部偏南一隅,則放置甌及鉞、戈、矛等兵器。造型小巧的禮器和鏟、錐、刀之類的工具，則分兩堆疊放於西側二層台上。玉器，除虎 形扁足、鏟、圓形墜飾等置於中型禮器羣和大型禮器羣中外，余如串珠、項鍊、玉玦、腰帶、側身羽人佩飾、神人獸面形飾、玉蟬等各種佩飾和玉璧、玉戈等，均在棺木（B區）的範圍之 內。一副項鍊由18塊玉串成,規整地呈心形置放於棺木東 部。其他幾副腰帶和串珠出土時，亦尚能看清基本是按質地、大小和玉料色澤 不同呈南北向弧形排列。從這些串飾、項鍊、玉玦、腰帶和佩飾等有序的排列來看,使人自然想到主人臥置的方向當爲頭東腳西。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232件兵器中，惟有造型奇特、紋飾綺麗的帶鑒鉞和烏黑透亮、寒光閃閃的直內戈以及精美的曲內戈被置於棺的範圍中，與曲內戈配套的還有一對玉珈。陶器,主要放在東側二層台（東C區）和與 此緊靠的槨室東半部。在槨室西半部，亦有少量陶罐與銅獻、銅砧置於一起。
棺木範圍中未見主人骨架，但在槨室東部分三處出土殘缺的人牙24枚。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韓康信鑑定,屬三個不同的個體:一個青年婦女和兩個未成年的小孩 。另在棺牀東北角，出土豬牙一排。
新干大墓的出土物中，青銅炊器底部內外多留有水垢和煙臭，少數還帶有補丁，部分器物更有人爲破壞痕跡。四足大獻和乳丁紋虎耳方鼎的腹部都被砸下一塊;標本兩件獸面紋柱足圓鼎腹部,均被砸出直徑10 厘米以上的圓形窟窿;標本四羊疊的腹部被擊癟;盤的內盤中心被打掉一塊;溥的一面正中被敲岀一洞;工具刀、兵器刀和玉戈則被折成數截，疊成一堆。余如琮、璧、環、玦、柄形器等玉器，也程度不等地遭到人爲破壞。部分玉器和青銅樂器，以及戈、矛、刻刀之上，塗有鮮艷的朱紅色，戈、矛等兵器上的朱紅色多塗於血槽部位。在西側二層台的器物羣中，還發現一塊塗有朱紅色的陶片和一小堆硃砂。一些銅鎖、銅匕、銅刀和骨離等器物的表面，出土時尚殘留著漆皮痕跡。銅做的鋌端不同程度地殘留著箭杆痕，出土時,每堆銅缺都整齊地重疊而置，前鋒朝向一致,推測下葬時成組地裝在漆矢離之內，矢策腐朽,只留下一些漆皮痕。10件銅匕也被折斷疊於一堆，有的匕上留有漆皮痕跡，下葬時似亦用漆匣盛裝。戈、矛等兵器出土時，矛之前鋒多西向，戈的前鋒多南指,矛之鮫內多殘留朽木，戈之闌部、內部也都留下木祕夾持的痕跡。兵器類刀之柄部,木柄雖已朽毀，但有的銅箍仍然套在短柄上。就是箕形器的方鑒中,也殘留著朽木，當初應裝有木把。一些戈、矛、鉞、刀等兵器上，還留有明顯的綑紮痕:直內戈的內端，殘留著固定木祕的 褐色麻線;兩件V式長餃矛的環鈕中，也保留著棕色編織麻線，麻線兩端各自橫向穿鈕而過,然後分別斜向較端與祕相捆。
與大中型禮器和玉器的人爲破壞相反，較小型的青銅兵器和工具大都完整無損，不少器身至今還殘留有包裹織物的印痕:方鑒鏟，織物印痕布滿整個器物表面;直內戈，被多層織物包裹，織物外層緯線較粗，內層較細,戈表面散布著零星的小塊織物印痕；幾件直內鉞器表織物印痕非常清晰;三足獻，腹部也滿布塊狀織物印痕，且有內外幾層，織紋呈明顯橫向條紋。經中國絲綢博物館和浙江絲綢科學研究院的分析鑑定，這些包裹織物均爲蠶絲平紋絹。少數器物表面,還殘留有編織的席紋印痕。可以推測，當初大多數器物都是用絲絹（少數用竹蓆）包 裹好後再置於墓室中的。
新干大墓出土隨葬遺物的特點是數量多，種類雜，形制異。在不到40平方米的墓室 內，出土各種質料的遺物1374件（顆）（另有近千件小玉珠、玉片、玉管和大量無法拼對復原的陶片未計入）。青銅器475件，其中既有禮樂重器，也有工具、兵器及雜器等。禮器有 鼎、鬲、獻、盤、豆、壺、鹵、疊、甑、瓚等10種,48件;樂器有鶴和饒2種,4件;工具有農業生 產工具犁鋅、鐳、耒、藉、鏟、鑲、折、鎮、鐮、桎、魚鏢形器等11種,51件，手工生產工具有修 刀、鑿、刻刀、錐、刀、砧、手斧形器等7種,92件;兵器有矛、戈、勾戟、鉞、離、劍、刀、匕首、拱形鏤孔鋒刃器、溥和胄等11種,232件;雜器有雙面神人頭像、伏鳥雙尾虎、羊角獸面、 匕、箕形器、扣形器、各類構件、環、板、管等48件。玉器總計爲754件（顆），可分爲禮器、儀 仗器、裝飾品和飾件四大類。禮器有琮、璧、環、曖、玦和璜等6種,33件;儀仗器有戈、矛、 鏟等3種,7件;裝飾品有鐲、笄形墜飾、項鍊、腰帶、串珠、水晶套環、柄形器、長條形飾、長管形飾、圓墜形飾、圓瑚、虎形扁足、鏤孔扉稜片、蟬、蛙、魚形飾、泡等17種,712件（顆）；飾件有神人獸面形飾、側身羽人佩飾2種,2件。陶、硬陶、原始瓷器139件。器類可分爲炊 器、盛食器和生產工具。炊器有鬲、鼎、釜等3種,28件;盛食器有罐、甕、大口尊、壺、盆、 盤、鉢、轄、籃、筒形器、豆、聲、把手、器蓋等14種，107件；生產工具有紡輪、范等2種,4 件。還有骨離6件和硃砂若干。另有人齒和豬牙等。
此墓岀土青銅器475件，可分爲禮器、樂器、兵器、工具及雜器五大類。不僅種類齊全，鑄造精美，且形制古樸，紋樣富麗，並出現了一些過去少見的器形和紋樣。
玉器出土754件顆。出土時，絕大多數被有意破壞，只有部分小件完整，經室內粘對，尚有一些仍留有缺口。少數水晶、綠松石、葉蠟石、磷鋁石類製品，亦一併歸入玉器中予以介紹。全部玉器大體可分爲禮器、儀仗器、飾品和其他四大類。
陶、硬陶、原始瓷器出土139件。這裡的統計數是指部分完整器和已復原的件數。由於岀土時陶瓷器殘破嚴重，原有的陶瓷器絕不止上述之數。在一座墓中岀土如此大量的陶瓷器，這在商代墓葬中 是極爲罕見的。這批陶瓷器的質地有夾砂灰陶、泥質灰陶、紅陶、黑皮磨光陶、幾何印紋硬陶以及原始瓷等。硬陶和原始瓷約占陶瓷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幾何印紋陶紋樣主要有圈點紋、細繩紋、凹弦紋，尚有雲雷紋、勾連雷紋、方格紋、網結紋、曲折紋、燕尾紋、篦紋、鋸齒狀附加堆紋、仿銅器獸面紋以及刻劃的曲折紋等。這批陶瓷器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在陶瓷器上刻劃有單個的文字與符號。這些文字與符號，都是陶工們在坯干之後、上釉之前刻劃到胎壁上的，且絕大部分都是刻在小口折肩罐和大口折肩尊的肩部,只有個別是刻在器物底部。
骨器只有骨鏃一種。另有硃砂一堆。
要判斷大洋洲遺存的性質,究竟是墓葬抑或是窖藏還是祭祀坑，我們認爲有必要對這批出土物作一番認真細緻的考古學觀察,有的還須藉助自然科學手段。這批遺物本身有一些情況值得引人注意。
第一，一些大件青銅「重器」似有意進行了局部的人工損毀。如四足銅和乳丁紋虎耳銅方鼎都被砸掉一塊;三件柱足圓腹鼎，體形都較大，其腹部均被打了一個洞，其中獸面紋柱足銅圓鼎的腹部還被打了兩個洞；四羊銅的腹部被打癟;假腹銅盤的內盤被打掉一塊;樂器銅溥的一面正中敲了一個洞;武器中的刀和工具中的刀基本都被折斷;玉戈幾乎全被折斷疊置在一起，其他諸如璧、琮、玦、柄形器等，也不同程度地遭到損毀。
第二，多數青銅器都用織物包裹紮實，至今在部分禮器特別是很多兵器和工具上都殘留或布滿著織物印痕。如三足銅獻包裹織物印痕成塊狀，布滿於腹部表面，內外幾層，織紋呈明顯橫向條紋;如方鑒溜肩銅鏟織物印痕布滿器物表面;如方鑒銅鉞雖經清洗，至今在鉞面中間尚留有&5X4厘米大面積織物印痕，織物清晰;如n式直內銅戈其內部由多層織物包裹,織物外層緯線較粗,內層較細，戈面散布著零星小塊織物印痕。這些禮器和兵器以及生產工具上不僅殘留著 絲、麻織物印痕，還有明顯的綑紮痕，有的如標本銅戈的內部至今都殘留著綑紮木祕的褐色麻線;不少矛和鱒的鑒內尚殘留著多少不等的木屑殘跡。這些戈、矛等兵器上的遺痕，清楚表明當初陳置這些戈、矛兵器時不僅用絲絹精心包紮，而且多數是裝配了木祕，完整地作爲實用或禮儀武器置於墓內的。
第三，一些銅族、銅匕、銅刀和骨離等器物表面，出土時尚殘留著彩繪幾何紋樣(多數是雲雷紋)的漆皮痕跡。銅離的大部分鋌端都不同程度地殘留有朽毀後的箭杆痕，一百二十三件銅離分數堆放置，每堆的銅敏都整齊地重疊在一起，且前鋒都朝一個方向。想來這些箭是成組地裝在漆籬內的，矢籬朽毀後，只留下了一些漆皮痕。
第四，岀土的青銅器絕大部分都爲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禮器、樂器、兵器和生產工具之屬。不少器物上至今仍遺留有使用和修補過的痕跡。如圓腹鼎的內底均留有一層水垢，外底有一層煙臭痕。一件三足提梁宜原系一斂口、深垂腹、圜底並帶矮圈足的提梁帶蓋自，圈足殘去後，改爲三外撇足的提梁鹵。此外，從現有的蓋面紋樣爲粗線條的省體獸面紋，頸、腹部又爲細線雲雷紋構成的獸面紋來看，風格明顯不一,說明可能原蓋已失，現蓋是後加上去的。有的玉玦器形小而薄，斷裂後還分別鑽兩小洞綴合繼續使用。
第五，I式曲內銅戈出土時，一件玉瑚較小的一端呈垂直方向緊頂其下闌部位，這和一般玉的裝配方法是吻合的。說明這裡陳放的銅戈，不僅多數安裝了木祕，而且有的還佩戴了玉瑚等裝飾品。那種平脊與曲脊翹首刀，均帶短柄,原來都裝有長方形木把,上面套有銅箍，現木把均已朽毀,但有的銅箍仍然套在短柄上。就是生活用具一類的箕形器，從方鑒中殘留有朽木看，原來也是裝有木把手的。
第六，部分樂器、玉器和戈、矛以及刻刀的器身上塗有硃砂,有的只塗在矛、戈的血槽部位。在樂器和工具羣中還發現過一些塗有朱紅泥的陶片和一堆硃砂。
由於遺存地處沙灘，沙質疏散，易於流動，加以上層多被破壞，特別是千百年來，這一帶常因洪水泛濫而淹沒於水中，即或有整齊的坑壁也實難以保存，這就爲探討遺存的性質帶來一定的困難。但是，在考古發掘過程中，一些重要的考古蹟象，爲我們判斷遺存的性質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首先，考古人員在清理過程中，尤其在全部遺物暴露並取出後,對底層的沙土呈色及包含物(木質纖維、腐殖質和銅鏽等現象)進行了認真的觀察和分析，結果發現在標高一2・15米的平面上，在東西向的長約8. 22米、寬約3. 60米的長方形範圍內，沙色略灰褐，內含腐殖質、銅鏽及漆皮痕較多，周邊界域清晰，我們將此範圍暫稱之爲A區。在 A區的中部稍偏西和偏南處，又發現有一東西向長約2・30米、寬約0. 85米的長方形界域內，沙色顯得更深褐，腐殖質含量更多，銅鏽略少，除東、北兩條邊的部分段外，西南的周邊分界也較明顯（暫稱B區）。在A區的東、西兩端，標高1・55米的平面上,沙色雖 不及A、B兩區那樣深褐，但也含有部分腐殖質和銅鏽,寬約爲K 20米，只是南、北兩頭已 被破壞，長度無法確定（暫稱東C區和西C區）。四區之外，沙色灰黃，沙質純淨，與區內特別是A、B兩區內的呈色明顯有別。所有出土器物均被置於這四區之內。根據這些跡象，似乎A、B兩區有著相容的從屬關係，其相對的位置和基本一致的方向，與一棺一槨的長方形墓室大體相仿。東西兩頭的C區，高岀底部0・60米,分別放置陶器和銅器，又類似於商代一些墓葬的二層台。據此,我們初步推測，這有可能是一座長方形的土坑豎穴墓。
其次，新干遺存中的實物，從總的來看，還是較有規律地分布著。青銅器大部分置於B 區外的A區範圍內。禮、樂器中大型的鼎、獻、罄、三足鹵和饒等呈東西向的直線置於北側；中型的鼎、鬲、獻、壺、盤、甑和雙面神人頭像以及箕形器、犁鋒、鐳等生活、生產工具，則被置於東南角;B區外的兩端和A區的西南角則主要放置鉞和戈、矛、族、鱒等兵器，間有 樽、獻和少量幾件陶器;造型精巧的分襠鬲、夔形扁足鼎、假腹豆、方腹鹵、瓚等禮器以及一些斧、折、刀、鑿等手工工具和部分刀劍等短兵器，則分兩堆疊放於西C區,一堆以禮器爲主，一堆是工具和兵器，陶器除A區西頭集中置一堆外，主要放在東C區和與此緊連的A 區東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玉器除少量如虎形扁足、玉鏤孔扉稜和多件環等岀土於中型銅禮器羣中外，其餘所有玉禮器以及數以千計的小玉管、小玉珠等均出於B區範圍的偏西部。一串項鍊由十八塊玉塊串成,規整地呈橢圓形東西排列於B區的東頭，使人一眼看去是項鍊無疑。其他如腰帶和串珠出土時，尚能看清基本是按質地、大小和玉料色澤不同呈南北向弧形排列。發掘時，我們認真地進行了區分和綴合。更令人注意的是，小巧而又最精美的帶鑒銅鉞和I式直內銅戈也出土於B區內， 前者造型奇特，紋樣繁綢;後者雖爲素麵，但同前者一樣,器體烏黑透亮，寒光閃閃。
正是根據以上諸多方面對新干大洋洲商代遺存的考古學考察，我們初步推斷,該遺存屬墓葬的可能性較大，而屬祭祀坑的可能性較小，至於窖藏則更不可能。
從新干遺存反映出的基本形制，出土遺物的類別、處理方式和分布範圍等方面觀察，非窖藏是那樣明顯，那末關鍵是不是祭祀坑。
至今已發現的商周時期祭祀遺存大體有二種:一是社祀遺址，二是長方形或圓形的祭祀坑。前者如江蘇銅山丘灣遺址1。這裡是一塊約75平方米的經過夯實了的地面，中心豎立四塊天然巨石，周圍則分布著人骨和狗骨，僅人骨至少有二十二個個體,頭均向中心石塊，應是一處以土地神（社神）爲中心的祭祀遺址。後者如四川廣漢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兩坑的遺物都是被火燒過且幾乎都遭到毀壞後而埋入坑內的。兩坑的出土物都較多，以二號坑爲例,僅青銅器就有439件,器類有立人像、人頭像、人面像、尊、疊、彝、車形器、神樹、雞、鳥、鈴、獸面、環、雲形飾片、蛇及異形器等,真正屬禮樂器者僅尊、蟹、彝、鈴數 種，其他均爲形制新穎的宗教性藝術品，顯然是專爲祭祀而鑄造的。據兩坑出土遺物和遺蹟現象分析，多數學者認爲這是兩次巨大綜合祭祀活動遺存（包括祭天、祭地、祭山川和驅鬼神、祭戰神等）。此外，在殷墟王陵區也發現有長方形豎穴祭祀坑幻，大多排列整齊，分布有序，每坑牲人一至十個不等,少數十個以上，多數不置隨葬物，只少數身首全軀者身邊才隨葬一些銅、石、玉和陶器;身首異處者的坑中,僅見磷磷白骨，無任何隨葬品。據分析，這些祭祀坑是殷王室祭祖的公共祭祀場所。
將新干大洋洲遺存與上列任何一類祭祀坑比較，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是較明顯的：
第一，前者的遺物分布，大都是有規律的，而後者遺物的陳布方式，有的是分層依序投放，有的甚至雜亂而置，有的只在某些牲人之傍附以極少量的飾物或日常生活用品。
第二，前者岀土物不僅數量多，且品類全,青銅器中絕大多數爲日常生活中實際使用的禮樂「重器」和兵器、生活工具之屬，屬宗教性藝術品僅三件;而大型祭祀坑中，儘管數量品類較多，但實用的器物較少，青銅器中多爲神奇的宗教藝術品。
第三，前者遺物中的多數兵器和工具以及生活用具等，都裝有木祕或木柄，按一定方向規整放置;而祭祀坑中的遺物均無此現象。
第四，前者器物中的某些大件禮樂重器和銅刀、玉戈等雖也曾有意損毀折斷,但絕大多數禮器和兵器、工具等都完整無損，且裹之以絲絹；而後者大型祭祀坑的各種禮器和遺 物幾乎全都遭到損毀，且都經過火燒。
之所以有這些差異,無疑和各自遺存性質的不同有關。
後者所反映出的多與祭祀有關。在祭祀過程中,祭禮對象占主導地位，人牲、獸牲和器 物都系祭品,祭祀對象不同，其祭祀方法也有別，即所謂「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 廢懸;祭川曰浮沉。"（《爾雅•釋天》）諸種祭祀坑的一些不同跡象，反映出祭祀對象的不同。
前者反映岀的則多與墓葬有關。墓葬是安葬死者之處，商殷時期，在靈魂不滅即所謂「不死其親」的宗教信仰觀念的強烈支配下，人們不把死去的親人當成亡人,而是視作靈魂和肉體仍存在的「活人」，因而在喪葬禮俗中必然要「身死如生」，一切都必須是生前生活的真實再現。從新干遺存所表現出的基本形制，岀土遺物的數量、類別和陳放位置及其處理方式等等方面看，都與至今已發現的殷商時期大型長方形土坑豎穴墓相類似。
只是有一情況需特別提岀，新干遺存中雖發現有三個不同年齡個體的牙齒和豬牙，不排除有一定人殉和殺牲制度的可能性，但從總的看，不論是人殉抑或人牲、畜牲之風在這裡似乎都不很盛行。在敬鬼事神祭祀之風相當熾熱的殷商時期，祭祀是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人牲和畜牲又是祭祀的主要「祭品」，如1976年在安陽殷墟王陵區發掘的一百九十一個祭祀坑中，據不完全統計，就埋葬奴隸1178人。1959年在安陽後岡發掘的一圓形祭 祀坑中，人牲就達73具。祭祀中不僅用人牲，還要進行殺牲,這在一些甲骨卜辭中都有 記載至於殷商奴隸主墓葬幾乎都有殉葬者，多者數十乃至數百，少者也有一二人。如安陽小屯侯家莊1001號大墓殉人就達400人；山東益都蘇埠屯一號大墓殉人有48人； 殷墟婦好墓殉人有16人。新干大洋洲遺存雖然規模宏大，隨葬品豐富，但人殉和殺牲之風都不如中原那樣盛行。這一事實，說明殷商文化中的祭祀和喪葬禮俗在贛江流域尚未完全推行，這裡的奴隸制尚未進入發達的階段。
由於新干大墓出土物類別較多，內涵複雜,既有中原商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先周文化因素，還有土著吳城文化因素；既有較早的商代中期因素，又有近似於西周初年的因素，因而使一些學者對該墓年代的看法產生較大分歧。早些時，我們曾根據某些青銅器的分析，推論過:「新干大墓的下葬年代應在商代後期早段，大體相當於殷墟早、中期。隨著近兩 年來一些青銅器的進一步修復和研究，我們就該墓下葬年代問題再作進一步的闡述。
第一,從岀土青銅器中的禮、樂「重器」來看。
墓中岀土的禮、樂「重器」共52件，種類較多，器形複雜，有的甚至前所未見。從形制特點和紋飾作風考察，這些青銅禮、樂器的各自具體年代早晚跨度較大，其間相距達數百年之久，大體分屬早、中、晚三個不同時期的遺物。早期約相當於鄭州二里岡上層，簡稱二里岡期；中期約相當於鄭州二里岡上層到殷墟早期之間,簡稱過渡期;晚期約相當殷墟早、中期。我們將52件禮、樂器逐一進行分析、排比，發現屬於二里岡期的有6件，約占 11.2%;屬於過渡期的有11件，約占18.8%；屬於殷墟早、中期的有35件，約占70%。說明大部分禮樂器是殷墟早期或中期的遺物。
第二，從出土的部分玉器和陶器來看。
新干岀土的一件I式玉琮圓筒體，射較短，兩節的四角都有凸稜形成對稱的方弧面,其上下飾蟬紋，蟬尾相對，淺雕出眼、翼,其基本構圖和特徵常見於商代的玉琮，與殷墟婦好墓岀土的一件琮形器很是相近。另一件H式玉琮矮體似鐲,有短射，角有凸稜，形成方體，每角飾由圓圈構成的簡體獸面紋兩組，面部輪廓略浮岀，圓形目稍凸起。其特徵明顯表現出是良渚文化玉器上一種獸面的蛻化型式,是商代玉器的某些形制和紋樣作風淵源於良渚玉器的有力證據。
墓中岀土陶器和原始瓷器共139件，其中陶鬲計26件，硬陶、原始瓷小口折肩罐33 件，陶豆13件。此外，尚有尊、甕、盆、器、篋、盤、壺、蟹、釜、筒形器、器蓋和紡輪等,在這些器類中，除少數如斂口器接近於鄭州二里崗上層遺物外，其他諸如鬲、小口折 肩罐、喇叭形高圈足淺盤豆、折肩尊、盆、傘狀器蓋，以及甕、盤、鉢、紡輪等主要器物羣，無一不表現出與鄰近的樟樹市吳城遺址第二期文化出土物相同。
此外，在新干商墓出土陶瓷器上，發現刻劃文字與符號，如「嗥」等，其中，以「十」（戈）字符最多，占總字符一半以上，且大部分都刻劃在折肩罐、折肩尊的肩部，只有少數刻在器底。這些刻劃文字與符號大都與吳城遺址發現的相同，其中兩字連文中的字，李學勤先生釋爲「革」字初文,在吳城二期中也曾發現。
毋容置疑,陶器一般是推定遺存年代的最可靠的依據。既然新干商墓出土陶瓷器與城遺址第二期文化所出相類，那末年代無疑也應該相近。關於吳城遺址的年代，我們曾推論過:第一期約相當於商代前期晚段;第二期約相當於商代後期早段;第三期約相當於商代後期晚段至西周早期。有的學者將河北藁城台西遺址與吳城遺址比較,認爲吳城二期大體相當台西二期"，也即相當商代後期早段。
根據以上對新干商墓出土部分青銅禮器的分析，再結合岀土部分玉器、陶器與殷墟婦好墓和吳城文化比較，我們擬將新干商墓的下葬年代訂在商代後期早段,即相當殷墟中期。
根據對墓中出土遺物的分析排比,大致可以分爲四類：
第一類，殷商式。即器類、造型和紋樣等諸方面都具有典型殷商文化特徵。屬於這一類的青銅禮器有方自、分襠圓肩鬲、三足提梁自、獻、壺、鳥耳夔形扁足鼎、錐足圓鼎、柱足圓鼎、四羊罄和甑、瓚等，共16件。約占全部容器的30%。
屬此類的青銅兵器和生活用具有直內戈、長膠短葉矛、長脊寬翼族、長脊短翼離、小型方內鉞、胄以及耒、耦、箕形器等。
屬於此類的玉器有琮、曖、璜和戈等。
第二類，融合式。即器類、形制和紋樣等方面與殷商式基本相同，但又在某些方面進行過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使其在形制或紋樣上帶有一定地域特色。
屬此類的青銅禮器較多，有柱足圓鼎、獸面紋錐足圓鼎、方鼎、虎形扁足鼎、甑形鼎、鬲形鼎、獻、魚形扁足鼎、聯襠圓肩鬲、假腹豆和匕等，共計40件，竟占到全部容器的67%。
屬此類的青銅兵器有長鮫矛、X式直內戈、長脊窄翼離、直脊翹首刀、曲脊翹首刀、方內鉞等。
屬此類的玉器有戈、琮、柄形器和側身羽人飾等。
屬此類的陶瓷器有鬲、鼎、器、豆、篡和器蓋等。
第三類，先周式。此類兵器的器類和形制不見於商王朝中心的中原大地，卻在陝、晉地區的先周文化遺存中多有出現，是周人固有的一些獨創器物。屬此類的器物數量很少，且 只有兵器，諸如V式長胡三穿戈、長條帶穿刀和勾戟等共4件。
第四類，土著式。此類器物的種類和造型乃至裝飾紋樣都是南方土著民族的獨特創造，在中原地區從未見過。
屬此類的青銅禮器只有甑形鼎、折肩鬲、假腹盤和三足提梁鹵等四件。只占容器總數
大體相當台西二期"，也即相當商代後期早段。
根據以上對新干商墓出土部分青銅禮器的分析，再結合岀土部分玉器、陶器與殷墟婦好墓和吳城文化比較，我們擬將新干商墓的下葬年代訂在商代後期早段,即相當殷墟中期。
根據對墓中出土遺物的分析排比,大致可以分爲四類：
第一類，殷商式。即器類、造型和紋樣等諸方面都具有典型殷商文化特徵。
屬於這一類的青銅禮器有方自、分襠圓肩鬲、三足提梁自、獻、壺、鳥耳夔形扁足鼎、錐足圓鼎、柱足圓鼎、四羊罄和甑、瓚等，共16件。約占全部容器的30%。
屬此類的青銅兵器和生活用具有直內戈、長膠短葉矛、長脊寬翼族、長脊短翼離、小型方內鉞、胄以及耒、耦、箕形器等。
屬於此類的玉器有琮、曖、璜和戈等。
第二類，融合式。即器類、形制和紋樣等方面與殷商式基本相同，但又在某些方面進行過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使其在形制或紋樣上帶有一定地域特色。
屬此類的青銅禮器較多，有柱足圓鼎、獸面紋錐足圓鼎、方鼎、虎形扁足鼎、甑形鼎、鬲形鼎、獻、魚形扁足鼎、聯襠圓肩鬲、假腹豆和匕等，共計40件，竟占到全部容器的67%。
屬此類的青銅兵器有長鮫矛、X式直內戈、長脊窄翼離、直脊翹首刀、曲脊翹首刀、方內鉞等。
屬此類的玉器有戈、琮、柄形器和側身羽人飾等。
屬此類的陶瓷器有鬲、鼎、器、豆、篡和器蓋等。
第三類，先周式。此類兵器的器類和形制不見於商王朝中心的中原大地，卻在陝、晉地區的先周文化遺存中多有出現，是周人固有的一些獨創器物。屬此類的器物數量很少，且 只有兵器，諸如V式長胡三穿戈、長條帶穿刀和勾戟等共4件。
第四類，土著式。此類器物的種類和造型乃至裝飾紋樣都是南方土著民族的獨特創造，在中原地區從未見過。
屬此類的青銅禮器只有甑形鼎、折肩鬲、假腹盤和三足提梁鹵等四件。只占容器總數紋飾在禮器上表現出來。
我們知道，商代最常見的銅器組合形式是觸、爵，如有第三種，則大都是鼎或器、盍等。殷墟小屯第188.232.333.388號墓所岀銅器代表了早期的組合形式，主要器類有鼎（方鼎）、觥、爵和器、甑等。殷墟婦好墓出土禮器210件,其中觸53件、爵40件、鼎31 件，其餘有器、獻、尊、觥、盍、邕、斗和壺等。新干商墓岀土銅禮器中沒有觸、爵、聲和鮮等酒器，說明吳城文化古代居民在最先接受中原地區的影響而鑄造禮器時,僅爲單一的模仿，而非全盤地接受其禮制。馬承源先生認爲:「這些大量埋存的商器，所表現的並不是商代'重酒'的禮制，而器物布局的執行者，也不會是殷人。」
此外，耐人尋味的是這批銅器羣中有多件似屬先周式銅器，說明從陝南漢中地區經漢水到大江而後進入贛江流域的這條通道,很早就已開通，給當地吳城青銅文化以一定影 響。這是我們探討南方古代文化應引起特別注意的一個新的信息。
正是基於以上認識，我們認爲,無論從出土的銅器羣或陶器羣來看，都說明新干大墓所反映出的文化性質決不能簡單地看作是中原商文化的傳播，而是屬於具有濃郁地域特 色的吳城青銅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多年來，吳城文化遺蹟中一直未曾勘探尋找到的大型墓葬和青銅「重器」，終於在距吳城遺址20餘公里的贛江東岸發現了。因此，新干商墓的發現，大大豐富了吳城青銅文化內涵,從而再次證明，遠在三千多年以前，贛江流域確曾有著一支與中原商周青銅文明並行發展著的土著青銅文化，有著與中原殷商王朝並存發展的 另一個地域政權。從新干商墓的規模之大、出土文物數量之多來看,墓主人可能就是這一 政權的最高統治者或其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