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銀幣-漳州軍餉銀幣-鄭成功為了收復台灣,就打制了一批漳州軍餉銀幣「朱成功」「國姓大木」「謹性」「鄭成功大元」-同期台灣也打制了壽星銀餅/機制銀元的前身-打制銀幣 @ 姜朝鳳宗族 :: 


鄭成功“提出‘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

由荷蘭土地測量員梅氏之日記可知下營茅港尾為漢人所取之地名,而1661年時附近土地正被轉植稻穀中
梅氏乃數位因來不及回安平古堡或蕭壟社而被鄭軍逮捕的荷蘭籍土地測量員之一個。鄭成功當時正急著屯墾生產糧食,需分配土地給各單位耕種,所以,需進行土地測量,因此,以完工為釋放之條件,但因需測量的面積過大,多數測量員累死,梅氏為少數幸運殘活者,其日記後來被出版並翻譯成中文,是後人了解當時臺灣的珍貴史料。
    梅氏在日記上記載,從中國人稱為「Hoem Cangbooij(茅港尾)」的地方開始測量第一個領地,經過哆囉嘓、諸羅⋯到達二林。由此一記載提及「中國人」與「領地」,而不稱荒地,且範圍所達之二林與荷蘭人王田最北在臺中(與二林相差不遠)約略相符,這表示鄭軍需測量者並非新墾地(以產權登記),而是要將土地分配給每位將士進行軍屯的測量。梅氏又說,鄭軍當時正盡可能將茅港尾到二林之土地轉換成水稻田中。這表示此些土地在荷蘭時期已被開墾成蔗田,由漢人耕種,而此些漢人叫該地為「茅港尾」。 郑成功网


鄭成功與梅氏大事記 郑成功网

古文物漢聲雜誌第132期罕見梅氏日記 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露天252012 漢聲雜誌第132期罕見梅氏日記 荷蘭土地測 | 露天拍賣


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的上午,當時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的熱蘭遮城城堡上,升起了旗幟。隔著台江內海,在今日的赤嵌樓、當時的普羅岷西亞城方向,有一些人看見了那面旗幟。但還不明白旗幟所要表達的確切訊息。
步行書: 鄭成功的土地測量師 https://bit.ly/3H9Zkk9
要到稍晚一些,他們才明白,這面早晨天空下無聲的旗幟,是在急切地訴說著一個事件。為了傳達給普羅岷西亞與附近地區的荷方人員,進入緊急的備戰狀態。因為,在熱蘭遮城西邊的海洋,鄭成功(荷蘭人稱他為「國姓爺」)的船隊已經航過鹿耳門水道,破開晨霧,於海平面上突然地浮現了。從這一天起,鄭成功展開對熱蘭遮城長達十個月的圍城。在一六六二年二月逼使荷蘭派駐大員的長官揆一投降,結束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統治。
那面早晨的旗幟,彷彿在朗朗青天之下,訴說著此一歷史的轉向已然發生。
在駐守普羅岷西亞的荷蘭人當中,有一位土地測量師梅氏(Philippus Daniel Meijvan Meijensteen),以日記記下他在這十個月的經歷。戰爭的頭幾天,梅氏即曾遠遠看見鄭成功本人。在那個看不清臉孔的距離,見到一人站在侍者為他撐舉的紅色絲綢華蓋下,近身侍衛一律穿著紅色的衣服,隱約有笛子和樂器吹奏的聲音。顯然鄭成功採用了一定的儀仗與縟飾。他已經是一運用嚴明階級符號的統治者,而不只是一海商或海盜之子了。我忍不住想,他的父親,縱橫海上亦商亦盜的鄭芝龍,也有這樣的排場嗎?還是,這是他從明朝流亡政權,隆武帝、永曆帝身上學到的,屬於帝王的統治姿態呢?
這位荷蘭的土地測量師梅氏,在圍城期間寫下的日記,後來成為向東印度公司報告殖民地失守經過的文字實錄,保留在公司檔案之中。《梅氏日記》經江樹生先生譯成中文,並詳加註釋,我們因此得以看見鄭成功的另一面形象。
梅氏在台灣住了十九年。推算起來,他剛到台灣時,大概只是二十出頭的小夥子。在那個大航海的時代,海外各種已知與未知的財富,就像磁鐵一般形成捲動眾多歐洲人命運的動力。東印度公司有計畫地訓練培養各種殖民地需要的人力,將他們送往海外,去擔任測量員,碉堡建築師,教師,或士兵。等待他們的命運就像世界一般難以預測。當中有人得以從殖民地發財回國,但也有人遭遇了《梅氏日記》裡紀錄的各種不幸遭遇:被酷刑釘死,倒臥荒野餓死,於長期飢餒之中病死…。那彷彿是在殖民地統治瓦解的前夕,荒野的力量以強韌的反撲掙脫了殖民者的規範束縛。結集在一起時,以軍隊與統治技術為後援而顯得強大的殖民者,在失去援助之時回復為軟弱的個人。於飢餓,恐懼,孤立之前,一個個地耗損、仆折了。
(鄭成功是否也理解這一點,因此在來到這塊土地上時,早早就採取了統治的符號,以華蓋與紅衣的侍衛鮮明地標示出權力,把權力如鎧甲一般地穿著著?)
不同於熱蘭遮城堅守了十個月,普羅岷西亞城很快就投降了。梅氏的職業雖然是測量員,有時也必須擔任荷方與鄭軍交涉的角色。我們因此在他的日記中看到更多近距離接觸鄭成功的紀錄。他似乎是個極其嚴厲易怒之人,不時發怒咆哮。軍令嚴苛,斬首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不久鄭成功就想到讓荷蘭的土地測量師來為他服務。如果梅氏理解得沒錯,鄭成功似乎是想運用荷蘭人的測量術,為他在台灣的國土訂下發展計劃。這群荷蘭土地測量員被分頭派去測量一塊塊的領地。他打算在每塊領地的中央建一個城市,每個城市距離海邊四小時路程。測量員的工作就是測量出建城市的位置,在當地立柱為記。每隔一小時路程距離立一個路標。
以梅氏自己親身的經驗為例,他「從麻豆北邊一個半小時路程的小溪,是要去哆囉嘓的半路,中國人稱為Hoem Cangbooij的地方,開始測量第一個領地。經過了哆囉嘓、諸羅山、他里霧、貓兒干、虎尾繝,到達二林。據我的記憶,總共約走了二十四到二十五哩路。」沿路行進非常艱苦,飲食也差。一些測量師因而病死了。
這在三百多年前進行的測量事業,令我感到非常奇妙。那些被測量成城市預定地,並插上了界樁的所在,現在都是什麼景象了呢?是不是照著鄭成功的想像,發展成城市了?他的屯田制度是不是依照荷蘭人的測量來展開的?是不是真的派遣了軍隊去立了柱子的地點駐紮屯墾,點狀地架構起他的反清復明根據地?還是,像台灣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是在政權輪轉之後,由無數沒有姓名流傳的移民,以其非計畫性的、持續的生命力,毫不知情地實現了一個城市的預言?
這些,我都不清楚。想像一群荷蘭的土地測量師,為普羅岷西亞城裡華蓋之下的鄭成功,丈量著田地與荒野。其中梅氏幸運存活下來,報告圍城期間的史事。根據梅氏的記載,有一天鄭成功向梅氏詢問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事業,買賣胡椒的價格,甚至問起東印度公司會不會和他做生意?顯然鄭成功正如他自己所說,只是想拿回這塊土地,並不對荷蘭人有什麼敵意。如果荷蘭人說「請搞清楚,我們是敵人,不可能做生意」,他好像還覺得很奇怪似的。那時他心裡一定正盤算著他一直以來「通洋裕國」的主張吧——以海上貿易供應軍餉,長期對抗大清的陸上帝國。也許那時他已經有了攻打馬尼拉的想法?
只是他還不知道他會猝然地早逝。人世最不可丈量之事。
而我一直想起梅氏日記中這樣的一段記述。一天早晨,鄭成功把梅氏叫到跟前。他的三個隨從,分別拿著短棍,每根短棍頂端有圓環,上頭貼著一個錢幣大小的紅紙,是當作箭靶用的。鄭成功翻身上馬,馳騁而去,在奔馳中發了三箭,三箭都射穿那錢幣大小的紅紙。然後鄭成功問梅氏看清楚沒有,做不做得到?這殘酷戰爭當中的一個早晨,他忽然想起向這倖存的荷蘭土地測量師進行一次小小的炫技。那時,一個在東印度公司的殖民事業驅動下遠渡重洋、在台灣生活了十九年的土地測量師,也許看見了鄭成功一回孩子氣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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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羡好物~(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 鄭成功/江樹生譯註/92年3月出版 繁體字78頁/古荷文本63頁書寬24.3 長29.8cm 書厚度1.4cm~821 | Yahoo奇摩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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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人來講,鄭成功是個看似熟悉但又陌生的人物。鄭成功的名字,幾乎全台無人不曉;但是鄭成功長得像啥?性格如何?為什麼數萬之眾攻打熱蘭遮城要花九個月?眾說紛紛,而江樹生譯註的這本新作,給了我們清晰的解答。    梅氏為一荷蘭測量師,在台灣住了19年,精通中文。1661年4月30日鄭成功攻打台灣時,他在普羅民遮城,城陷之時他成為270名俘虜之一,1662年2月9日離開台灣,這些俘虜除了部分被送到中國沿岸外,他是少數幾位倖存者。鄭成功登陸後,他是普羅民遮城派出與鄭成功談判的人。鄭成功看中他的長才,留他在身邊擔任翻譯,協助與荷蘭人談判以及測量土地屯田。在鄭成功攻打台灣的九個月期間,他一直待在鄭成功陣營中觀察紀錄,大概很難再找到那麼詳盡的資料了。    歷來瞭解鄭成功形象及其攻台最重要的史料,為楊英從國姓爺立場記載的《從征實錄》,以及荷蘭人由熱蘭遮城堡遠觀赤崁想像臆測的《熱蘭遮城日誌》。而梅氏以他者的身份留在鄭成功陣營中的觀察,當然會看到楊英以及熱蘭遮城堡中所沒有看到的一面。    首先,他清晰地塑造了鄭成功的形象、國姓爺的長相及性格。梅氏在1661年5月4日到赤崁見鄭成功,他詳細描述鄭成功的長相「皮膚略白,面貌端正,眼睛又大又黑,那對眼睛很少有靜止的時候,不斷到處視閃。嘴巴常常張開,嘴裡有四、五顆很長,磨得圓圓的、間隔大大的牙齒。鬍子不多,長及胸部。」另外,不管是荷蘭人或是自己的士兵,只要犯錯,都會受到嚴厲的處罰。書中多處記載鄭成功對戰犯及荷蘭人嚴厲的處罰,其嚴法的性格歷歷呈現。    其次是鄭成功的武藝。鄭成功二十出頭時焚儒服、棄文從武,他的武藝令人好奇。梅氏親眼看到鄭成功將三根約60公分高,上面貼有銀幣大的紅紙當箭靶插成一排,每根間隔約38公尺,鄭成功騎馬疾馳、彎弓射箭、支支射中靶心,武藝高超。    第三是關於攻打台灣的艱辛。梅氏告訴我們,鄭成功軍隊嚴重欠缺米糧,使他的軍隊無法繼續駐守大員所有的軍隊分南北二路被派出去屯田,整個赤崁一帶只剩下鄭成功的親兵二百多人    不過本書也有一些缺陷,梅氏在1661年7月以後的記載,有的是以月為單位,有的只選重要事情記載,在瞭解事件的演變上,出現敘述斷裂的感覺。所幸譯註者利用《熱蘭遮城日誌》以及相關中文資料,將日期一一復原,並加以註解,彌補了這個缺陷。鄭成功攻台九個月的事蹟,得以如舞台劇一般,毫無間斷地一幕幕印入我們的腦海。在鄭氏攻台,與荷蘭對峙時期,在荷蘭VOC(東印度公司)工作的測量師(梅氏),在離台後以日誌方式書寫的報告,內容當然就是以他的角度,記錄從普羅岷西城(現在的赤崁樓一帶)被圍攻至投降,以至於到最後荷蘭人和鄭氏海戰失敗,不得不議和並退出台灣的那大約九個月的經過。因為作者和鄭氏本人多有接觸,所以很多人都會把看這本書的重點放在鄭成功(國姓爺)身上,這當然是很有趣且很生動的第一手記錄,好比說,像是鄭成功向作者炫耀自己的騎射技術那部分,以及鄭成功身為領導人,在己方如此緊繃的情況之下,還要不斷的對荷方既威嚇又利誘,都描述得相當生動,還有鄭成功也會利用機會了解西洋事務,雖然一時之間無法相信(荷蘭的港口每天出發至世界各地的船隻不下千艘!?國姓爺要努力跟上時代喔!),但也令我不禁好奇:如果鄭氏沒那麼早死,他會不會對西洋事務的興趣會因為這次和洋人接觸的戰役而大增,甚至有所行動呢?
不過身為將近四世紀後的現代人,還可以看到當時兩軍交戰的詭譎狀況。是戰?是和?還是既不戰又不和?因為雙方都沒有很大勝算。那⋯⋯要談判議和嗎?要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才能進行?每讀到有人得去敵營當談判的人質,去到的又是個文化,語言皆陌生的環境,還真令人難以想像當時的狀況呢!
話說,小時候在讀這部分的歷史時,好像總是會用兩個截然不同的視點去讀,一個是以中國史的角度,去看"民族英雄鄭成功"如何"收復台灣"(啊其實是中國(明朝)的官吏叫荷蘭人不要在中國海岸邊玩,要玩去台灣玩,顯示當時中國官方並沒有把台灣當做是他們版圖的一部分吧⋯⋯);另一個則是大航海時代,西方發現新航路,到東方來做生意,把帝國主義以及殖民地的經濟剝削帶來,可是可是!在看這本書時,這兩件事就這麼自然的"合而為一"了!實在是太有意思了!讀到鄭成功在問作者有關VOC的胡椒貿易,這⋯⋯感覺就是國姓爺也超有興趣成為全球貿易的一環啊!哈哈⋯⋯原來全球化就是這麼簡單嗎?(嗚⋯⋯經濟學家不要打我⋯⋯)
這也讓我不禁想到,在這樣的一個大時代當中,全世界各地,不知又因為西方人的"大探險",而有多少像這樣的碰撞和衝突?其中有些被記錄下來,但不知是否也有沒被記錄下來的呢?這種種發生過的事,又在現在的世界,留下了什麼樣的痕跡呢?
所以,雖然是一個小小土地測量師的日誌式報告,但就因為是很平實的記錄,更顯其價值;又因為有不同於以前所學的觀點,雖然只是薄薄數十頁,也能令人思考許多。
閱讀小心得:看這種書就會希望自己具有古文的閱讀能力了!譯者的註解裡超多鄭成功這一方不管是文官還是武將,對當時情況留下的描述,這時就覺得如果能快速理解古文真是太好了

博客來-梅氏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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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 - 漢聲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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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洋裕國 改變世界海上格局|鄭成功被稱中國史上通過經略海洋蔘與世界市場互動第一人
臺海雜誌2017-08-01 21:57:16
通洋裕國 改變世界海上格局|鄭成功被稱中國史上通過經略海洋蔘與世界市場互動第一人_臺海雜誌 - 微文庫 https://bit.ly/3Hch7Y8
明末清初,鄭成功以廈門、金門為基地,壟斷東西洋貿易,改變世界格局。在其經略海洋的過程中,臺灣作為連線世界商業網的中轉站,一直是幾大海商集團希望染指所在,當年鄭成功將大本營遷往臺灣並非戰略撤退,而是以臺灣為一個新的起點。圖/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提供
“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古羅馬思想家西塞羅說過,十七世紀前後的遠東海洋,是國際競逐、東西方衝突的焦點,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都虎視眈眈,誰控制了這一片海洋,誰就成為這一片領土的“救世主”。
通洋裕國,建立海權,經略海洋,改變世界格局。明末清初,鄭成功領導的鄭氏海商集團,憑藉其強大的海上武裝力量和陸海各五大商行的有效協作,突破明清兩朝的禁海政策,控制閩浙粵沿海,主導與東西洋的海上貿易,獨享海上貿易的鉅額利潤,參與和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在“大航海時代”的角逐,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認識到掌握海洋控制權、經營權和參與世界市場互動重要性的第一人。
這個活躍於17世紀的海上帝國,在征服海洋的過程中,雖然沒有“國家”的地理邊界,卻從日本到臺灣、東部沿海和東南亞,建立了強大的海域霸權,拓展、維持著一條海上絲綢之路。
在征服海洋中,鄭成功成立祕密商團組織“山海五商”,將陸上貨品運到廈門,再由東、西洋船運往日本及東南亞。圖為明清時期東南沿海海防圖。圖/何丙仲提供
以戰保商  以商養戰
大家對驅荷復臺的民族英雄鄭成功並不陌生。但他作為馳名中外的海洋英雄、海上貿易家、海上霸主,卻少有人提及。事實上,作為一個開拓者和發現者,鄭成功所引領的鄭氏海商集團在地理大發現、貿易大發展、海權大碰撞構築的歷史場域中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史劇。
浮海泛舟,遊弋東西洋,架構海上世界,周旋於各大貿易勢力間,奔忙於各個港口採購、販賣商品。自1646年起,鄭成功起兵到東渡臺灣的16年間,從初起時的90多人,發展壯大到二三十萬人並以廈門、金門為根據地,以海上貿易為經濟後盾,以軍事武裝為安全保障,鄭成功建立的這個龐大且實力強大的集團,在與世界上第一個跨國公司——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角逐中,打敗了荷蘭人,掌握了臺灣制海權,壟斷了東西洋的海上貿易,通商範圍遍及日本東京、長崎,以及暹羅、巴達維亞、馬尼拉等東南亞各國。
鄭成功一面與清軍抗爭,一面泛海通洋,以戰保商,以商養戰,兩者相得益彰。他經營的航海貿易範圍很廣,方式多種多樣,獲利頗豐。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告訴記者,這時候西方大量白銀東流進入中國,西方學者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中指出,中國需求白銀,歐洲需求中國商品,這二者的結合導致了全世界的商業擴張。
西班牙與中國的貿易以菲律賓為中轉而進行1576年,西班牙完全控制菲律賓,中菲間的貿易迅速升溫。福建沿海一帶海商“將中土絲、綿、緞布、磁、鐵貴貨到彼番國,不賣貨物,止賣金銀”。面對洶湧而來的中國商品,西班牙人只能從殖民地墨西哥調運白銀來交換,然後西班牙將中國商品運往南美。為維持這樣一種中國貨物-墨西哥白銀-菲律賓的物流關係,他們不得不加快墨西哥白銀的開採與多條菲律賓海上航道的開闢。其中最重要的是墨西哥西海岸Acapulco港,橫越太平洋至菲律賓的航線。
鄭成功的海商集團在與菲律賓貿易時,換回大量的白銀。李金明說,明朝時期,中國由於稅制改革,大量需要白銀,但它又不是產銀國家,所以白銀價格很高。他坦言,尚且不算其他,鄭成功集團海上貿易光是賺這其中的差價,就已經非常可觀了
鄭成功還以其優越海權,對往來日本、東南亞、中國等地的船隻,徵收具有商業稅、保護費性質的“餉”,西洋船三千兩,東洋船小船五百兩,大船二千一百兩,即發給船舶國籍證明檔案的“牌”。清政府下令“片板不許下水”,事實上也下不了水,曾經有一個海商向清政府供述道:“彼時船出海外,非得國姓票必不能行。” 
誠如清人鬱永河評述:“成功以海外彈丸之地,養兵十萬餘,甲冑戈矢罔不堅利,戰艦以數千計,又交通內地,遍買人心,而財用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甚至,為了便利對外貿易,鄭成功還在漳州自鑄銀幣,這是中國最早的銀幣,標誌著中國貨幣史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朱成功”和“國姓大木”銀幣的誕生,一方面抵制外國洋幣,一方面方便海上通商,推進了鄭成功的“海洋戰略”。廈門鄭成功紀念館原副館長何丙仲直言,鄭氏海商集團向歐洲人爭奪遠東貿海權,並不是停止海上貿易,而是目的在於進一步爭取海上貿易的主動權。
為了便利對外貿易,鄭成功還在漳州自鑄銀幣,這是中國最早的銀幣,標誌了中國貨幣史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圖/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提供
開拓海外市場  也活躍了國內市場
沒有帝國的商人,憑著智慧、藉助鄉族的力量,鄭成功締造的海商集團,開闢了東西洋多條國際航線,與官辦的、武裝的歐洲貿易勢力競爭,在大航海時代扮演著國際商人的角色。他們開拓海外市場的同時,也活躍了國內市場,有效溝通了內地省份與沿海地區的商貿往來,還創造性地開通福建至東南亞,再到日本,最後折返福建的迴圈海上經貿航線,促進了海上經貿文化的發展。
在征服海洋的過程中,鄭成功面臨的不只是隨時可能葬身魚腹的風險,還要與其他貿易勢力角逐,尤其是地理大發現以後東來的歐洲勢力有著強大的王權支援,而他的海商集團不僅得不到朝廷支援,還受到“海禁”、“遷界”等政策的阻礙,在夾縫中拓展、維持著一條海上絲綢之路。廈門文史專家洪卜仁說,西歐商人的航海貿易“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而得到順利發展,中國商人的航海貿易卻在封建政權的扼殺下艱難地掙扎1547年,明朝政府處斬97個“非法”與葡萄牙人貿易的廈門地區商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面對種種挑戰,內外夾擊,鄭成功的海商集團如何脫穎而出,躋身海上霸主?對此,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教授馮立軍分析,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當時的國際國內大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是鄭成功獨到的經營策略。
從國際上來看,鄭成功所處的17世紀中葉,正是遠東海上貿易格局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歐洲殖民主義強國絡繹東來, 殘酷無情地侵入遠東, 並將他們在歐洲的競爭與衝突帶到遠東; 日本剛建立不久的德川幕府的將軍們不得不選擇了謹慎小心的防禦性策略, 在冷靜地關注中國政局變化的同時, 為保衛其主權的完整而採取了“閉關鎖國” 的政策
馮立軍說,15、16世紀之交的“地理大發現”,西歐人開闢了通向亞洲的新航線。遠東包括東南亞和東亞這片海域,最早染指的西方海上帝國有西班牙、英國、荷蘭、日本跟中國。但到了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已衰弱,而由於利益衝突,英國與荷蘭開戰,以英國失敗而告終,英國被迫退出遠東,專門經營印尼。於是,在17世紀的東西洋海域,歐洲勢力就只剩下荷蘭,這對鄭成功而言無疑是一大福音。
從國內來看,明清鼎革引發了長期的動亂,再加上清政府為扼殺鄭成功海上貿易所頒發的一系列海禁政策,不僅沒能起到作用,反而為鄭成功壟斷東南亞貿易掃清了障礙。馮立軍告訴《臺海》雜誌記者,其時,鄭成功以廈門、金門為基地,組織反清復明活動從陸上的力量看,鄭成功不敵清軍;但海上實力,鄭成功則更勝一籌。他說,清朝軍隊從福州、泉州、漳州整個海域,能夠參與海洋作戰的戰船,大概有170多艘,但是當時鄭成功所擁有的大大小小的戰船、商船大概有幾千艘,整個海上力量,是很不對等的。鄭氏的海商集團是非常強大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清政府想剿滅盤踞在海上的鄭氏海上力量,顯然是無法達到的。於是,清政府只能採取嚴查、防備等消極的應對措施,即使後來採取鄭成功叛將黃梧的建議,實行遷海政策,可成效不大,鄭成功從容應對,利用山海五大商和內地走私的商人,通過賄賂買通守口清朝官員,將海上貿易所需的各種物資從蘇杭等地運到廈門,再轉運海外,粉碎了清朝統治者的封鎖。而且在這一過程中,由於沿海老百姓無法貿易,一時之間,所有海利為鄭成功所獨攬
不難發現,17世紀中葉遠東地區這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利益的相互交織和衝突, 使得遠東海域成為當時世界經濟領域中最具重要性和衝突性的區域之一, 而鄭成功無疑是當時遠東海域最為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
建立五大商  成立東西洋船隊
1653年起,鄭成功即已是中華海上的霸主,無人能與之匹敵,除了國際國內形勢使然,最關鍵的還是其與時俱進的經略海洋思想和系統性、隱祕性的經商策略、組織。讀書人出身的鄭成功比鄭芝龍更擅長組織、管理,無論是貿易範圍或組織,都比鄭芝龍時還大、還有效率,更進一步地把東西洋貿易制度系統化、軍事化。
1651年起,他成立祕密商團組織,內陸的金、木、水、火、土“山五商”,負責在北京、蘇州、杭州蒐購絲綢、瓷器、珍玩等,運到廈門給仁、義、禮、智、信“海五商”販賣,分支機構遍佈沿海各大城市和港口,還在京師、山東、蘇州等地設立商號。鄭成功還設“裕國庫”和“利民庫”,大力發展海內外經濟貿易。據日本長崎荷蘭商館日記記載,鄭成功擁有東南沿海制海權的前幾年,華船運往日本的生絲年平均就有7.5萬斤,絲織品1.2萬匹。
1647年到1662年間,到長崎的中華船隻中,就有八成來自鄭成功的勢力範圍,因此鄭成功在對日貿易上握有相當的主導權,尤其是生絲,更完全取代了荷蘭,對長崎絲價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山海五大商,只是鄭成功海商集團貿易收入的來源之一,其海上貿易的另一種組織形式是成立東西洋船隊,出租船隻,貸本經營,航行於日本、臺灣、呂宋及南海各地以通貿。馮立軍特別強調,東西洋船隊與“五大商”組織並列於裕國庫和利民庫之下,並非從屬關係。據楊英《先王實錄》記載;“永曆十一年,二月間,六察常壽寧在三都告假先回,藩行令對居守戶官鄭宮傅察算裕國庫張恢、利民庫林義等稽算東西洋船本息,並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銀兩。”由此可知,東西洋船與十行沒有統屬關係
鄭成功除了繼承鄭氏家族原有的東西洋直線貿易航線外,還創造性地開通了“中國-東南亞-日本-中國”的三角貿易航線。當時前往東南亞各地貿易的鄭氏商船,在當地交易完成後,一般不直接駛回中國,而是在當地轉載貨物駛往日本長崎再次交易,然後再由日本換貨回國。採取這種三角貿易方式,不僅有利於縮短貿易航線,而且能使貿易資本得到再次利用,提高了利用效率,使貿易利潤獲得較大提高。而鄭成功通過三角貿易活動,將原來分散的東西洋路線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聯結中國、日本、東南亞各地的龐大的貿易網路,促進了海上貿易的更快發展。
據中國閩臺緣博物館原館長楊彥傑計算,1650至1662年間,鄭成功每年派到日本貿易的船數估計約30艘,派到東南亞貿易的船數約16到20艘,航海貿易總額平均每年約392萬銀兩至456萬銀兩。其中對日本的貿易約216萬銀兩,對東南亞的貿易約176萬到240萬銀兩。他從對日本和東南亞的航海貿易中年平均獲得利潤234萬-269萬銀兩。(史載明朝萬曆年間一兩銀子可以購買一般質量的大米二石,當時的一石約為94.4公斤,一兩銀子就可以買188.8公斤的大米,也就是約377.6斤) 一兩銀子等於多少錢?
鄭成功雖出生於日本,但7歲便回到家鄉,住在安海,這一住就是20多年,他在安海讀書、生活直到娶妻生子。圖為清代所作,是鄭成功與原配董氏倆年輕時代畫像,畫軸上端的像贊為鄭成功八世裔孫鄭瓊書所題。圖/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提供
驅荷復臺 以臺灣為新起點
對日本的貿易是鄭成功及其鄭氏海商集團海外貿易的重心所在。根據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院長聶德寧介紹,鄭成功對日本的貿易量通常是其對東南亞各地的貿易量的三倍左右。而荷蘭人作為當時日本市場上唯一的歐洲經營者, 總是竭盡全力利用其在日本所享有的特權來獲取利益。但是,控制約有80%中國商船的鄭成功, 在對日本的經濟以及對當時整個東亞地區所發揮的影響和作用遠勝於荷蘭東印度公司。
不僅如此, 鄭成功還控制了相當大的貿易貨物供應基地, 從而迫使荷蘭人在對日本的貿易商戰中處於下風的境地。這就是荷蘭人為什麼總是在遠東海域的各個場合, 諸如在東南亞的海上航道上以及在臺灣海峽地區不斷地攻擊和劫掠往來於日本的中國商船的主要原因所在。而且荷蘭人為了企圖開啟他們長期期待的對華貿易門戶, 竟然逐漸地不惜公開投向清朝的陣營與鄭成功為敵。
聶德寧認為, 由於北伐過程中“南京之役”的失敗, 清朝軍隊因此而步步進逼, 加之荷蘭人以臺灣為據點作為其連線東印度群島與日本長崎之間的橋頭堡, 長期以來對中國海外貿易活動的生存和發展所構成極大威脅。鄭成功將其大本營從大陸沿海遷往臺灣並非單純的戰略撤退, 而是以臺灣作為一個新的起點。
正如盧若騰所說的荷蘭人“擄我妻子殺我男,牂我商船不休息”。如果不把荷蘭殖民者驅逐離開臺灣,那麼,中國海外貿易船隻的往來是會經常遭受劫掠的。
何丙仲坦言,鄭成功決心收復臺灣,不能不說是和保護對外貿易的安全,鞏固通洋之利有密切關係的。他說,驅荷復臺,從商業層面來說,也是鄭成功進行貿易活動的需要,將臺灣建立成與大陸、日本、東南亞貿易的轉運站,且使這一貿易連線到世界的商業網路中。這一說法,在後來鄭成功曾計劃出兵征討和懲罰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的這一事實中得到了佐證。但不管怎樣,誠如何丙仲所言,鄭成功收復臺灣之後,“海絲”文化使閩南和臺灣聯在一起,豐富了“海絲”的領域和內容。
用馮立軍的話來說,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的話, 收復臺灣後的鄭成功在當時遠東的國際事務中還將有一番更大的作為
安海古稱安平,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安平港曾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當時甚至要比刺桐港還有名,獨特的海洋文明也孕育了鄭成功超前的海洋意識。圖/臺賽攝影師  林世澤
子承父業  海洋意識從小養成
著名學者張培忠認為:鄭成功“提出‘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三四百年後的今天,這種觀點也並未過時:它既是最早的改革開放思想,又是海洋國家的戰略思維方式,其核心是以海外貿易作為重要的經濟基礎,支撐其軍事力量。”
對此,臺南文化協會會長鄭道聰特別指出,鄭成功“通洋裕國”、“海權戰略”的養成,起源於鄭成功自幼而來的海洋環境、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的鄭氏第一代海商集團的海權意識。
鄭成功雖出生於日本,但7歲便回到家鄉,住在安海,這一住就是20多年,他在安海讀書、生活直到娶妻生子。鄭成功對安海有著極其濃厚的感情,因而他在收復臺灣後,將熱蘭遮改稱安平鎮(明朝時安海稱為安平)。
安海位於泉州南,是福建四大名鎮之一,與金門島隔海相望。安海古稱安平、石井,歷史上的安海港灣深邃,交通發達,物產豐富,安海的商人也曾富甲天下。
位於安海東北部的星塔,歷史上鄭成功星塔讀書的故事廣為流傳。圖/臺賽攝影師  林世澤
說到安平港,就不得不提及一個安平商人,他曾讓安平這片土地熱血沸騰,安平港更是在他的經營下達到全盛。就是這個人,明朝的皇帝拿他沒辦法,日本的德川幕府拿他沒辦法,連海上馬車伕荷蘭人也拿他沒辦法,他遊離在海盜、商人和朝臣之間,他更是一度控制著整個東南亞的海上貿易,併成為最早開發臺灣的人之一,這個人叫鄭芝龍,是當時安平商人中最為知名的一人。
雖然鄭芝龍被視為“海盜”,但“海盜”在當時代表了先進的海洋文化,不少的發達國家都是通過“海盜”之路走向富強的。上世紀六十年代,郭沫若來到安海,參觀了鄭成功的大量遺蹟後,留下一句讓在場所有人都大為吃驚的話:鄭成功是個大商人。
當年鄭芝龍派出50餘艘戰艦直逼長崎,迫使德川幕府同意鄭芝龍將妻子田川松子和兒子福鬆接回安平。福鬆是誰?1630年,福鬆改名為森,叫鄭森,就是後來的鄭成功。
安海古稱安平,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港口曾讓安平在歷史上紅極一時,安平港曾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當時甚至要比刺桐港還有名。在這樣環境中孕育長大的鄭成功,海洋意識自然更具前瞻性。鄭芝龍對鄭成功寄予厚望,所以不惜重金,為兒子聘請到名師執教,使他開始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再加安海因有朱子過化,是閩南理學開宗之地,對鄭成功日後禮賢下士、從事貿易活動產生重大作用。安海有三塔,分別是:星塔、東塔和西塔。歷史上曾留下鄭成功星塔讀書的故事:據說,星塔村的風水本是臥牛穴,村人每到中午,就要敲鑼打鼓來喚醒臥牛。鄭成功在此讀書,不堪其擾,就想出一個辦法,建議村民在鄉里前建一座方形的磚塔,象徵牛鞭來策打臥牛,以代鑼鼓喧擾。
通洋裕國 改變世界海上格局|鄭成功被稱中國史上通過經略海洋蔘與世界市場互動第一人_臺海雜誌 - 微文庫 https://bit.ly/3Hch7Y8
《通洋裕国:厦门古代对外交往史钩沉》钩沉了16世纪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发生在厦门的20多个故事场景,不是描写古代厦门对外交往史的历史全貌,而是从某张地图、某个侧面、某个细节、某个人物人手,从细微之处展示厦门在古代中外交往史上的地位,让读者领略厦门港有别于国内其他港口的特殊韵味。
  《通洋裕国:厦门古代对外交往史钩沉》主要分为三大章节。第一章“史实钩沉:战争与贸易”,重点介绍鲜为人知的厦门对外历史事件,以及古代厦门为世界文化贡献的口头和文献遗产。
  《通洋裕国:厦门古代对外交往史钩沉》从戚继光的年谱中爬梳了戚继光同安县王仓坪抗倭大捷详情,并结合《古今图书集成》等古籍和荷兰史料译著详细梳理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2年、1633年两次进犯厦门企图打开中国大门的详情及历史影响。英属新加坡开埠后不久,1821年厦门人率先从中国航抵新加坡。深入了解这些历史,可发现古代厦门既能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又能坚决抗拒外来武力压迫的独特性格。这些历史,还对中外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们日常使用无数次的“公司”一词,就诞生在厦门港;英语中的Tea也源自厦门港;早在300多年前,保生大帝信仰就传播到东南亚,当地华侨富商还捐资重兴故山祖宫;厦门港进入了清朝皇帝的视线,在汗牛充栋的清官奏疏中屡屡现身;蕞尔小岛鼓浪屿也聚集了民间造船场,产生了大量关于船只建造和管理的民间文献……这些遗产,前人多有研究,但目光多着眼于本专业。


銀幣中的戰鬥機:少見的早期打制銀幣之漳州軍餉銀幣
銀幣中的戰鬥機:少見的早期打制銀幣之漳州軍餉銀幣 - 每日頭條
打制銀幣這個概念對於很多人來說比較陌生,它是光緒後期正式流通的機制銀元的雛形,是中國採用西方傳統的打制技術製作的銀幣。打制銀幣一般是用鋼模加重力捶打的簡單方式鑄造,模具由工匠手工刻制,比較粗糙。打制銀幣由於受力不均,銀幣上往往有部分圖案和文字細節不清,銀幣大小、形狀、重量都不規範,而且各地鑄造名稱樣式也不統一。這種打制銀幣發行數量不多,存世極少,都是比較珍貴的硬幣品種。
這種打制銀幣歷史悠久、鑄造地不多。早在順治時期,鄭成功為了收復台灣,就打制了一批漳州軍餉銀幣。乾隆時期,就由西藏地區在貢布覺木宗鑄造了乾隆寶藏銀幣,之後咸豐六年上海的私人銀號鑄造了一批銀餅,同期台灣省也打制了壽星銀餅。後在光緒早期,吉林和貴州也鑄造了廠平銀元和黔寶銀餅。
今天我就先給大家最早出現的漳州軍餉銀幣,以下銀幣稱呼皆為郭沫若考證:
&清早期漳州軍餉「朱成功」
​足紋通行銀幣,39mm,珍品六級,馬定祥原藏。市場參考價200000元。
&清早期漳州軍餉「朱成功」​足紋通行銀幣,39mm,珍品六級,極美品,上海博物館藏。市場參考價400000元。
&清早期漳州軍餉「朱成功」​足紋通行銀幣,39mm,珍品六級,2007年誠軒秋季拍賣會拍品。市場參考價200000元。
&清早期漳州軍餉「國姓大木」​足紋通行銀幣,三角通,39mm,珍品5級。市場參考價220000元。
&&清早期漳州軍餉「國姓大木」​足紋通行銀幣,三角通分足,38mm,珍品5級,誠軒2007年秋季拍賣會拍品。市場參考價220000元。
&清早期漳州軍餉「國姓大木」​足紋通行銀幣,方頭通,39mm,珍品5級,收藏者:陳鴻基。市場參考價220000元。
&清早期漳州軍餉「謹慎」​(一說為謹性)足紋通行銀幣,三角通,38mm,珍品7級,鑄於台灣。市場參考價180000元。
&清早期漳州軍餉「謹慎」​(一說為謹性)足紋通行銀幣,方頭通,35mm,珍品7級,鑄於台灣。市場參考價180000元。
&清早期漳州軍餉「謹慎」​(一說為謹性)足紋通行銀幣,T字通,38mm,珍品4級。市場參考價250000元。 銀幣中的戰鬥機:少見的早期打制銀幣之漳州軍餉銀幣 - 每日頭條
以上就是漳州軍餉銀幣的品種和參考價,這種銀幣十分珍稀,基本上被藏家和博物館收藏,市面上仿品常見,大家見到不用當真,買個玩玩也無妨,花大價錢去買就存在太大風險了,得不償失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ollect/6eynmq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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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留意這幾種銀元,它們價值非常高 - 每日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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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留意這幾種銀元,它們價值非常高 - 每日頭條


中國最早的銀幣——漳州軍餉銀幣
2020/05/02 來源:潮州百事通
中國最早出現的是外國銀餅,稱重計算,大的稱「馬錢」,是海馬形,中的稱「花邊錢」,小的稱「十字錢」。「花邊錢」有大中小三等,大的重七錢三分左右,中的重三錢有奇,小的重一錢有奇,民間通稱為「洋番」或「番錢」。
據傳中國最早的銀幣是在道光二十四年,時任閩浙總督的劉韻珂為鎮壓台灣嘉義洪協、郭崇文起義而鑄的漳州軍餉銀,銀幣成色98%,直徑為38毫米至40毫米。
銀幣正反面都有漢字楷書,無圖紋,正面橫書「漳州軍餉」字樣,下有草書籤押「七十四」,指幣重七錢四分。反面橫書「足紋」,直書「通行」,是本省早期試鑄的銀幣。「漳州軍餉」銀幣還有3種版別,外形、面文、成色、大小都相似,但籤押各不相同。
但因對「漳州軍餉」的草書籤押認識不同,對該幣的鑄造年代和何人所鑄問題,學術界有其他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漳州軍餉」銀幣的花押是「曾」字與「左」字。傳說是同治三年(1864年)至四年,曾國藩、左宗棠在漳州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時所鑄。但幣上草書籤押是否「曾」或「左」字組成仍有爭議。
另一種意見是「漳州軍餉」銀幣的籤押分別為「朱成功」和「國姓大木」所組成。原來鄭成功名森,字大木。後隆武帝賜姓朱,改名大木,據此認定「漳州軍餉」就是「鄭成功大元」。根據這種論點「漳州軍餉」鑄造時間應該是順治九年(1652年)前後,使福建省自鑄銀幣時間要提前近200年。
1963年,郭沫若在《歷史研究》第一期、第二期上連續發表了關於漳州軍餉銀的論文,提出漳州軍餉銀是鄭成功所鑄。
文章從歷史資料、民間傳說、籤押判讀、鑄幣製作的發展過程、戳記以及鄭成功經濟政策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論證,認為昔日俗稱左宗棠簽字的漳州軍餉,應是鄭成功時期所鑄造的軍餉銀元。
郭沫若將兩種籤押釋文譯為「國姓大木」和「朱成功」,漳州軍餉(國姓大木)銀元,直徑3.9厘米,重26克。
郭沫若認為,籤押系「國姓大木」四字合書,鄭成功因受南明皇帝賜姓「朱」,故稱「國姓」,「大木」是鄭成功的號,故該幣也應屬於鄭成功時期鑄造的銀幣。
由於沒有確鑿史料,該籤押為何人,在錢幣學界爭議最大;而郭沫若的見解與我國鑄造銀元的歷史不符,仍有需商榷之處。
較多人認為,漳州軍餉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籤押文字一是「為七十四」或「為七錢四」,即記重。
早在咸豐五年(1855年),英國人威廉牟士的《中國通商手冊》作出如下記載:
「靠近廈門的漳州,在1844年也曾試鑄過銀元,最初發行的重量是七錢四分,但很快就減輕了百分之五,而且完全從流通中消失了。」
威廉牟士並未說明漳州試鑄的是何種銀元,且記載的重量也與漳州軍餉銀產重七錢二分也有矛盾。
後來耿愛德《中國貨幣論》則說,漳州試鑄的銀元即漳州軍餉。
持這種觀點的人還有一個推測,漳州軍餉在台灣有過出土,它的鑄造很可能與1844年清政府鎮壓台灣洪協、郭崇文起義的軍事行動有聯繫。
因此,中國最早的銀幣為劉韻珂所鑄的可能性最大。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L2KReK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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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元的祖宗 漳州軍餉 鄭成功收復台灣的法寶
銀幣中的戰鬥機:少見的早期打制銀幣之漳州軍餉銀幣 - 每日頭條
展示一枚銀幣,漳州軍餉 足紋通行。另外一個花押,也可以說是簽字。
問題來了:1,這是銀元嗎?2,是什麼時候發行的?3,花押(簽字)是什麼?
的確,這與我們常見到的銀元有點不同,又大體一致,這樣子的我們也會稱為銀餅。發行時間呢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太平天國時期,湘軍曾國藩在福建漳州發行的軍餉。簽字也就說是「曾」字。另外一個簽字就解讀成「左」字,左宗棠嘛。這個解讀有點勉強。按下不表。
郭沫若在1963年對此銀幣作了考證,考證結果是,這是明末清初,鄭成功在福建漳州發行的軍餉,花押簽字是「國姓大木」。鄭成功字 森,號大木。南明皇帝賜鄭成功姓朱,朱是皇帝的姓,故為國姓。這樣,發行時間一下子提前到1644年前後。
郭沫若的考證是有佐證的。漳州軍餉足紋通行銀幣花押簽字還有另外兩個版別,其中一個簽字是李成功。另一個是謹性。李成功好解釋,鄭成功被南明帝賜國姓李,故為李成功。謹性就難得解釋了。這難不到大才子郭沫若。鄭成功去世後,其子鄭經子承父業,鄭經,字謹性,「謹性」兩字就出自鄭經之手。
這樣,漳州軍餉(銀元)就有完美解讀。
這枚銀幣重26.80克,成色,重量都非常美麗。完全對得起「足紋通行」幾字。鄭成功收復台灣,因深得軍人部屬的擁戴,得軍心者得台灣。有 有心人把花押簽字為「謹性」的銀幣稱重,發現大多都少於26.50克,再化驗含銀量,發現成色少於90%。歷史記載,鄭成功的兒子鄭經,氣度眼界都遠不如其父鄭成功,鑄造軍餉也不願成色十足了。這樣,從另一角度又進一步驗證郭沫若的考證。
中國銀元的祖宗 漳州軍餉 鄭成功收復台灣的法寶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36nFrt9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ollect/g4zpkv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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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洋裕國鄭成功的“海洋”思想,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積極作用
通洋裕國鄭成功的“海洋”思想,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積極作用 https://bit.ly/35inkEw
2020-12-08 16:10
鄭成功的“通洋裕國”,出自明末清初鄭成功向南明隆武帝提出的“延平條陳”,表明了鄭成功青年時期就有非常開放的觀念和高瞻遠矚的戰略。鄭成功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先驅者,“通洋裕國”不但解決了鄭成功指揮軍隊的糧草問題,又承續和發展了明末清初的“海上絲綢之路”。“通洋裕國”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的發展海洋經濟、促進對外貿易的主張。它不僅對改變了封建經濟的保守局面,具有強烈的啟示作用和現實意義,而且還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及發展和國民海權意識、國家安全意識的強化,提供了有效的經驗借鑒和參考。
郑成功家族所处的福建东南沿海“延平條陳”,有着非常悠久的海交历史,早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形成了“海者,闽人之田”“闽地斥卤磽崛,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洋舶为家者,十而九也”的社会场景,海洋生产与海洋贸易盛极一方。受家庭环境影响,郑成功对发展海上贸易的效果与重要性一直有着深刻认识。
公元1645年6月,弘光政權覆滅,南明王朝退守福建、兩廣、雲貴一帶。當時,靠行海事起家的福建軍閥鄭芝龍意欲稱霸一方,在精心策劃之下,擁立唐王朱聿鍵入閩稱帝,定都福州,建號隆武。然而,鄭芝龍只把扶立南明政權當做政治交易,並沒有給予隆武足夠的施展空間和自由,他擅權跋扈,恃翼戴功,致使“軍國大政,一委芝龍,行朝仰成而已”。
這種情況下,隆武決定離開鄭芝龍,前往閩北率部親征。同年12月,隆武率領諸臣溯江而上。次年1月,鄭成功自延平出兵西上,初戰告捷,隆武隨即進駐建寧,準備前往江西贛州,御駕親征,不料卻被到由鄭芝龍的數万軍民的阻道挽留,只好移駐延平。
1646年3月,不甘受挾的隆武為匡圖大計,開始就延平之局苦尋良策、遍問群臣,最終在鄭成功處得到了足以開解其心鎖的妙計“延平條陳”———“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這條陳言簡意賅,切中時弊,一語道破了要害所在,被隆武帝嘆為奇策,大加讚賞。它的提出者鄭成功,因此被加封為忠孝伯,賜尚方劍,掛招討大將軍印,擔負起防守閩贛交界諸關的重任。
不久後,鄭成功在苦勸其父不要降清時說:“吾父總握重權,以兒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意恃險,設伏以御,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然後收拾民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在這番懇切的勸說中,再次將鄭成功所主張的海洋經濟思想,“收拾民心、大開海道、興販各港”,通過卓有成效的海外貿易來“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天下”。
可以說,從1645年的入朝上疏到1646年的泣血勸父,鄭成功已明確形成了與“重農抑商”“農業立國”思想完全不同的“以商養戰”“通洋裕國”的治政主張,有著不言而喻的時代價值和歷史意義。
有了堅定的目標、信念和戰略思考,鄭成功便時刻不忘“通洋裕國、以商養戰”,這在中國古代甚至是世界軍事史上都是很有特色的。正是由於通洋帶來的養軍之便,才使得鄭軍能夠取得驅荷復台、經略台灣。而從開始提出“通洋裕國”、制定“以通洋之利養軍”方略到具體實施,鄭成功可以說是付出了他在經濟、軍事方面所有的智慧與努力。
“凡中國各貨,海外人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唯鄭氏獨操之,財用益饒”。
在鄭成功力主“通洋裕國”的“海上商業軍事集團”的帶動下,瀕臨海洋的閩台人民都為自己找到了一條最為適宜的生存發展之道。原本那個只作為漳州月港部分開禁時進出船隻驗船處的廈門,也在盛極一時的對外貿易中,一躍而成為當時著名的海內外貿易商品集散地,“市廛殷阜,四方貨物輻轅,乎可比一大都會矣”。以至於清大臣認為:“蓋廈門一窟,素稱逆寇鄭成功之老巢,商賈泊洋販賣貨物之藪也。想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
於是,為了斷絕大陸沿海居民對鄭成功海外貿易及追隨,清王朝決定實行嚴厲的“禁海、遷界”政策,但卻收效甚微。鄭成功為實現復明基業,除組織數量眾多的東洋商船隊和西洋商船隊專事海外貿易外,還在廈門、泉州開設仁、義、禮、智、信五大商行,稱水路五商,在杭州等地開設金、木、水、火、土五大商行,稱山路五商,以不披露身份的秘密形式,專門從事各地名產的組織貿易,廣開渠道,使鄭軍的通洋商貿供應有餘,往來順暢,大大滿足了當時抗爭的需要。
“通洋裕國”的最終目的就是“裕國”,只有“裕國”,才能使鄭成功擁有堅持抗清的根本保證。因此,那些為“裕國”而必須大力進行的“通洋”之舉,在清朝控制了的內陸地區已經很難獲得補給,必須堅持廣拓商源,廣開商路,廣尋商機,自力更生,持續發展。
對於鄭氏集團這種始終努力堅持“通洋裕國、以商養戰”的特殊成效,延平王戶官楊英曾自豪地認為:朝廷“沒收其內地商行,仍未足以致其死命,蓋在海外轉輾貿易,仍甚裕如,且如通商之故而得台灣,適以延其世祚也”。而且,鄭氏集團通貿於南洋各島,東及日本琉球,商舶往來絡繹不絕的事實也說明,“通洋裕國”最富生命的奧妙就在於它所創立的“海洋—商業”體系,已經一改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使其所運行的經濟環境就算在受到一定程度打擊和破壞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自我保護、自我修復,完成對社會財富的基本積累。
因此在收復台灣後,鄭成功的繼任者依舊在“通洋裕國”思想的指導下,繼續重視發展海上貿易,“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台灣,興造洋艘、烏船。裝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熕、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將鄭氏的“海洋商業”經濟模式發揮得淋漓盡致。
清代鬱永河評價說:“成功以海外彈丸之地,養兵十萬餘,甲胄戈矢罔不堅利,戰艦以數千計,又交通內地,遍買人心,而財用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由此可見,“通洋裕國”作為鄭成功海洋經濟思想的重要表達方式和集中體現,不僅在極端困難時期幫助鄭成功排除了經濟和軍事上的重重困擾,而且還為鄭氏集團開基台灣、發展民生提供了必要的財富積累和經營基礎,是對歷代中原統治者“重農抑商”“重陸輕海”“以農立國”傳統社會管理方式的一次成功挑戰。
事實證明,鄭成功創建“海上商業軍事集團”“通洋裕國”、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的先進主張,不僅契合了大航海時代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趨勢,順應了明朝中後期中國東南沿海經濟蓬勃發展的社會需求,而且還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對福建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契機,起到了積極的引領作用。
1.促進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
以瓷器製造為例,明清之際的福建尤其是閩南地區已經形成了以製作陶瓷和運輸銷售為主要謀生盈利手段的、分工明確的世家大族。他們不僅接受市場訂貨,而且還在生產方式上,形成一種“各自製坯,合作燒窯”的聯合經營方式,由商人根據市場需求,將貨款發放各個作坊,作坊按照商人要求的式樣、數量,制出瓷坯,打上自己的商號、款識,然後由商人集中統一燒製。器成之後,再由專門的人員行銷海內外。
在水果及經濟作物收購中,不同形態包買商的活動相當活躍。以蔗糖業為例,商人在糖蔗成熟之時,就以“放賑”的形式預付資本給糖寮(即糖廠),然後收購其產品。這種包買方式切斷了小生產者在銷售產品這一環節與市場的聯繫,因而“獲息數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一些商人也开始造船雇佣水手,投资海运。在船主与雇工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也是平等的货币与劳动力之间的买卖关系。所谓“饶兀。十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檣为耒和口富豪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槌相续,亦既习惯,谓生涯无踰此耳。”
2.形成了工商業團體的軍事機器
倪樂雄教授認為:從西方近代史看,只有當工商資本培育出自己的軍事力量時,才能對傳統的經濟體系和政治體係發起有效的衝擊,才能促成封建社會全面徹底地向資本主義轉型,無論是農業社會的法國還是商業社會的英國都是如此。
因此,工商資本能否“孵”出自己的軍事機器,似可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誌,似應成為衡量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
參照這個標準,鄭成功所構築的“海上商業軍事集團”不僅成功運用商業資本孕育出了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還成功運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對商業活動進行有效保護,進一步促進了社會資本的集聚壯大。
二者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在经济结构上远比江南的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在社会结构上则形成了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为其在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西太平洋海域,构筑了一个几乎无人能与匹敌的强大帝国:“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乌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煩、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
3.喚起民眾對海軍和海權意識的覺醒
在伸張主權、保證貿易安全的前提下,鄭成功一方面積極提倡互惠互利、開放發展的貿易方針;一方面則堅決面向海洋,建設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以先進的海洋和海權軍事觀向傳統的陸權軍事觀發起挑戰,為維護國家的領海主權,奠定了難能可貴的思想基礎和現實基礎。對此,南昌大學陳東有教授明確指出,
可以說,這種由商業經濟和海上貿易而萌發出來的海軍和海權意識,不僅有助於幫助鄭成功掌握外情、開拓商路,而且對國家的海疆防禦和財源收入很大意義。當荷蘭殖民者竊踞台灣並多方刁難鄭成功的海上商隊到台貿易時,鄭成功“遂刻示傳令各港澳並東西夷國州府,不准到台灣通商”。
如此不畏強權,堅決護衛中國海上商民政治、經濟利益的堅定信念,使鄭成功成為了遠東地區唯一能夠抵禦和抗擊歐洲殖民入侵的代表性力量,其所具有的海權意識和開拓進取精神,已遠遠超過了他的那個時代,是中國那些傳統統治者所無法想像的。
就歷史發展的規律而言,無論是先進的歐洲,還是東方的日本、印度,無論是出自內部發展動力,還是經由外力的衝擊,任何一個國家進入近現代化的進程,都要以突破舊體制的保守框架為前提。鄭成功倡導“通洋裕國”經濟思想所具有的現代性意識,不僅使其在17世紀世界歷史的大航海時代,得以與稱霸亞太地區的西方擴張勢力相抗衡,為重新呼喚中華民族的海洋開拓意識,構築了一座歷史性的豐碑。
總之,在充滿希望的17世紀,在改變世界歷史的大航海時代,鄭成功致力於“通洋裕國”的實際行動,鄭成功向“閉關鎖國”“重農抑商”傳統體係發起的勇敢挑戰,早已為中國人開啟了一個新的發展目標——“海洋與商業”,是中國走向資本時代的發端者與先驅者
通洋裕國鄭成功的“海洋”思想,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積極作用 https://bit.ly/35inkEw


從重農抑商到通洋裕國,鄭成功的海洋戰略,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2020-03-03 由 小武癡史 發表于歷史
導言:
鄭成功的「通洋裕國」,出自明末清初鄭成功向南明隆武帝提出的「延平條陳」,表明了鄭成功青年時期就有非常開放的觀念和高瞻遠矚的戰略。鄭成功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先驅者,「通洋裕國」不但解決了鄭成功指揮軍隊的糧草問題,又承續和發展了明末清初的「海上絲綢之路」。「通洋裕國」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的發展海洋經濟、促進對外貿易的主張。它不僅對改變了封建經濟的保守局面,具有強烈的啟示作用和現實意義,而且還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及發展和國民海權意識、國家安全意識的強化,提供了有效的經驗借鑑和參考。
、鄭成功的「通洋裕國」經濟思想
鄭成功家族所處的福建東南沿海,有著非常悠久的海交歷史,早在明朝中後期就已經形成了「海者,閩人之田」,「閩地斥鹵磽崛,田不供食,以海為生、以洋舶為家者,十而九也」的社會場景,海洋生產與海洋貿易盛極一方。受家庭環境影響,鄭成功對發展海上貿易的效果與重要性一直有著深刻認識。
公元1645年6月,弘光政權覆滅,南明王朝退守福建、兩廣、雲貴一帶。當時,靠行海事起家的福建軍閥鄭芝龍意欲稱霸一方,在精心策劃之下,擁立唐王朱聿鍵入閩稱帝,定都福州,建號隆武。然而,鄭芝龍只把扶立南明政權當做政治交易,並沒有給予隆武足夠的施展空間和自由,他擅權跋扈,恃翼戴功,致使「軍國大政,一委芝龍,行朝仰成而已」。
這種情況下,隆武決定離開鄭芝龍,前往閩北率部親征。同年12月,隆武率領諸臣溯江而上。次年1月,鄭成功自延平出兵西上,初戰告捷,隆武隨即進駐建寧,準備前往江西贛州,御駕親征,不料卻被到由鄭芝龍的數萬軍民的阻道挽留,只好移駐延平。
1646年3月,不甘受挾的隆武為匡圖大計,開始就延平之局苦尋良策、遍問群臣,最終在鄭成功處得到了足以開解其心鎖的妙計「延平條陳」———「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這條陳言簡意賅,切中時弊,一語道破了要害所在,被隆武帝嘆為奇策,大加讚賞。它的提出者鄭成功,因此被加封為忠孝伯,賜尚方劍,掛招討大將軍印,擔負起防守閩贛交界諸關的重任。
不久後,鄭成功在苦勸其父不要降清時說:「吾父總握重權,以兒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意恃險,設伏以御,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然後收拾民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在這番懇切的勸說中,再次將鄭成功所主張的海洋經濟思想,「收拾民心、大開海道、興販各港」,通過卓有成效的海外貿易來「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天下」。
可以說,從1645年的入朝上疏到1646年的泣血勸父,鄭成功已明確形成了與「重農抑商」「農業立國」思想完全不同的「以商養戰」「通洋裕國」的治政主張,有著不言而喻的時代價值和歷史意義。
二、「通洋裕國」思想的實踐及作用
有了堅定的目標、信念和戰略思考,鄭成功便時刻不忘「通洋裕國、以商養戰」,這在中國古代甚至是世界軍事史上都是很有特色的。正是由於通洋帶來的養軍之便,才使得鄭軍能夠取得驅荷復台、經略台灣。而從開始提出「通洋裕國」、制定「以通洋之利養軍」方略到具體實施,鄭成功可以說是付出了他在經濟、軍事方面所有的智慧與努力。
1646年8月後,因抗清失敗鄭成功與隆武帝分手南下。面對時局困難,鄭成功決意起兵,誓師海上,忠君報國。他為保障供給、堅持抗清,開始利用強大的軍事力量、充足的貨物來源和當地盛行的外貿傳統,建立起一個完善的「海上商業軍事集團」,不僅有效溝通了內地和沿海的商貿往來,而且還創造性地開通了「中國——東南亞——日本——中國」的三角貿易航線,促進了當地的文化傳播和經濟發展,「凡中國各貨,海外人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唯鄭氏獨操之,財用益饒」。
在鄭成功力主「通洋裕國」的「海上商業軍事集團」的帶動下,瀕臨海洋的閩台人民都為自己找到了一條最為適宜的生存發展之道。原本那個只作為漳州月港部分開禁時進出船隻驗船處的廈門,也在盛極一時的對外貿易中,一躍而成為當時著名的海內外貿易商品集散地,「市廛殷阜,四方貨物輻轅,乎可比一大都會矣」。以至於清大臣認為:「蓋廈門一窟,素稱逆寇鄭成功之老巢,商賈泊洋販賣貨物之藪也。想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
於是,為了斷絕大陸沿海居民對鄭成功海外貿易及追隨,清王朝決定實行嚴厲的「禁海、遷界」政策,但卻收效甚微。而鄭成功為實現復明基業,除組織數量眾多的東洋商船隊和西洋商船隊專事海外貿易外,還在廈門、泉州開設仁、義、禮、智、信五大商行,稱水路五商,在杭州等地開設金、木、水、火、土五大商行,稱山路五商,以不披露身份的秘密形式,專門從事各地名產的組織貿易,廣開渠道,使鄭軍的通洋商貿供應有餘,往來順暢,大大滿足了當時抗爭的需要。
「通洋裕國」的最終目的就是「裕國」,只有「裕國」,才能使鄭成功擁有堅持抗清的根本保證。因此,那些為「裕國」而必須大力進行的「通洋」之舉,在清朝控制了的內陸地區已經很難獲得補給,必須堅持廣拓商源,廣開商路,廣尋商機,自力更生,持續發展。
對於鄭氏集團這種始終努力堅持「通洋裕國、以商養戰」的特殊成效,延平王戶官楊英曾自豪地認為:朝廷「沒收其內地商行,仍未足以致其死命,蓋在海外轉輾貿易,仍甚裕如,且如通商之故而得台灣,適以延其世祚也」。而且,鄭氏集團通貿於南洋各島,東及日本琉球,商舶往來絡繹不絕的事實也說明,「通洋裕國」最富生命的奧妙就在於它所創立的「海洋—商業」體系,已經一改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使其所運行的經濟環境就算在受到一定程度打擊和破壞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自我保護、自我修復,完成對社會財富的基本積累。
因此在收復台灣後,鄭成功的繼任者依舊在「通洋裕國」思想的指導下,繼續重視發展海上貿易,「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台灣,興造洋艘、烏船。裝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熕、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將鄭氏的「海洋商業」經濟模式發揮得淋漓盡致。
清代郁永河評價說:「成功以海外彈丸之地,養兵十萬餘,甲冑戈矢罔不堅利,戰艦以數千計,又交通內地,遍買人心,而財用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由此可見,「通洋裕國」作為鄭成功海洋經濟思想的重要表達方式和集中體現,不僅在極端困難時期幫助鄭成功排除了經濟和軍事上的重重困擾,而且還為鄭氏集團開基台灣、發展民生提供了必要的財富積累和經營基礎,是對歷代中原統治者「重農抑商」「重陸輕海」「以農立國」傳統社會管理方式的一次成功挑戰。
三、「通洋裕國」政策下帶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契機
事實證明,鄭成功創建「海上商業軍事集團」「通洋裕國」、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的先進主張,不僅契合了大航海時代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趨勢,順應了明朝中後期中國東南沿海經濟蓬勃發展的社會需求,而且還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對福建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契機,起到了積極的引領作用。
1.促進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
以瓷器製造為例,明清之際的福建尤其是閩南地區已經形成了以製作陶瓷和運輸銷售為主要謀生盈利手段的、分工明確的世家大族。他們不僅接受市場訂貨,而且還在生產方式上,形成一種「各自製坯,合作燒窯」的聯合經營方式,由商人根據市場需求,將貨款發放各個作坊,作坊按照商人要求的式樣、數量,制出瓷坯,打上自己的商號、款識,然後由商人集中統一燒制。器成之後,再由專門的人員行銷海內外。
在水果及經濟作物收購中,不同形態包買商的活動相當活躍。以蔗糖業為例,商人在糖蔗成熟之時,就以「放賑」的形式預付資本給糖寮(即糖廠),然後收購其產品。這種包買方式切斷了小生產者在銷售產品這一環節與市場的聯繫,因而「獲息數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由於貿易興盛,手工業產品生產繁忙,開始出現商人直接投資進行生產的手工工場。僱主與僱工之間不存在主僕名分,僱工的身份是自由的,他們按月領取工資,有的按銀計算,有的按銅錢計算。如崇安縣的紙廠主人吳玉貴"……小的廠內雇有工人虞五開,每月工錢銀五錢,並未立有文卷,議有年限」;龍溪縣的土窯僱工「歐萬向在楊莫窯內做風爐,每月工錢二千四百文」等等,這些都是屬於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
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一些商人也開始造船僱傭水手,投資海運。在船主與僱工之間形成的僱傭關係,也是平等的貨幣與勞動力之間的買賣關係。所謂「饒兀。十者,視波濤為阡陌,倚帆檣為耒和口富豪以財,貧人以軀,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樂輕生,鼓槌相續,亦既習慣,謂生涯無踰此耳。」
2.形成了工商業團體的軍事機器
倪樂雄教授認為:從西方近代史看,只有當工商資本培育出自己的軍事力量時,才能對傳統的經濟體系和政治體系發起有效的衝擊,才能促成封建社會全面徹底地向資本主義轉型,無論是農業社會的法國還是商業社會的英國都是如此。
因此,工商資本能否「孵」出自己的軍事機器,似可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誌,似應成為衡量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
參照這個標準,鄭成功所構築的「海上商業軍事集團」不僅成功運用商業資本孕育出了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還成功運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對商業活動進行有效保護,進一步促進了社會資本的集聚壯大。
二者所形成的互動關係,在經濟結構上遠比江南的絲織業更接近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在社會結構上則形成了能夠發展資本主義的「商業本位的政治實體」和「商團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會群體,為其在17世紀大航海時代的西太平洋海域,構築了一個幾乎無人能與匹敵的強大帝國:「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台灣,興造洋艘、烏船。裝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煩、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
3.喚起民眾對海軍和海權意識的覺醒
在伸張主權、保證貿易安全的前提下,鄭成功一方面積極提倡互惠互利、開放發展的貿易方針;一方面則堅決面向海洋,建設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以先進的海洋和海權軍事觀向傳統的陸權軍事觀發起挑戰,為維護國家的領海主權,奠定了難能可貴的思想基礎和現實基礎。對此,南昌大學陳東有教授明確指出,
「鄭氏集團活動時期的背景,是世界海洋經濟向全球一體發展,各大陸之間建立起了直接的海上聯繫,並由此向內陸文明中心挑戰;近代世界市場中的主體一一西方商人在國家權力的資助和武裝保護下,向東方逼進。對中國來說,這是機遇。然而中國政府,無論明朝,還是清朝,仍以內陸文明中心觀決定一切。中國東南商民卻積極地迎接了這場挑戰,參與了近代世界市場的互動,把中國的海洋社會經濟推進到一個蓬勃發展時期。而最大的集體行動則是由鄭氏集團來完成的。」
可以說,這種由商業經濟和海上貿易而萌發出來的海軍和海權意識,不僅有助於幫助鄭成功掌握外情、開拓商路,而且對國家的海疆防禦和財源收入很大意義。當荷蘭殖民者竊踞台灣並多方刁難鄭成功的海上商隊到台貿易時,鄭成功「遂刻示傳令各港澳並東西夷國州府,不准到台灣通商」。
如此不畏強權,堅決護衛中國海上商民政治、經濟利益的堅定信念,使鄭成功成為了遠東地區唯一能夠抵禦和抗擊歐洲殖民入侵的代表性力量,其所具有的海權意識和開拓進取精神,已遠遠超過了他的那個時代,是中國那些傳統統治者所無法想像的。
結語:
就歷史發展的規律而言,無論是先進的歐洲,還是東方的日本、印度,無論是出自內部發展動力,還是經由外力的衝擊,任何一個國家進入近現代化的進程,都要以突破舊體制的保守框架為前提。鄭成功倡導「通洋裕國」經濟思想所具有的現代性意識,不僅使其在17世紀世界歷史的大航海時代,得以與稱霸亞太地區的西方擴張勢力相抗衡,為重新呼喚中華民族的海洋開拓意識,構築了一座歷史性的豐碑。
總之,在充滿希望的17世紀,在改變世界歷史的大航海時代,鄭成功致力於「通洋裕國」的實際行動,鄭成功向「閉關鎖國」「重農抑商」傳統體系發起的勇敢挑戰,早已為中國人開啟了一個新的發展目標——「海洋與商業」,是中國走向資本時代的發端者與先驅者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nanj8l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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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沉了16世紀至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發生在廈門的20多個故事場景,不是描寫古代廈門對外交往史的歷史全貌,而是從某張地圖、某個側面、某個細節、某個人物人手,從細微之處展示廈門在古代中外交往史上的地位,讓讀者領略廈門港有別於國內其他港口的特殊韻味。
《通洋裕國:廈門古代對外交往史鉤沉》主要分為三大章節。第一章“史實鉤沉:戰爭與貿易”,重點介紹鮮為人知的廈門對外歷史事件,以及古代廈門為世界文化貢獻的口頭和文獻遺產。
《通洋裕國:廈門古代對外交往史鉤沉》從戚繼光的年譜中爬梳了戚繼光同安縣王倉坪抗倭大捷詳情,並結合《古今圖書集成》等古籍和荷蘭史料譯著詳細梳理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22年、1633年兩次進犯廈門企圖打開中國大門的詳情及歷史影響。
英屬新加坡開埠後不久,1821年廈門人率先從中國航抵新加坡。深入瞭解這些歷史,可發現古代廈門既能敞開胸懷面向世界,又能堅決抗拒外來武力壓迫的獨特性格。這些歷史,還對中外文化產生了一定影響:我們日常使用無數次的“公司”一詞,就誕生在廈門港;英語中的Tea也源自廈門港;早在300多年前,保生大帝信仰就傳播到東南亞,當地華僑富商還捐資重興故山祖宮;廈門港進入了清朝皇帝的視線,在汗牛充棟的清官奏疏中屢屢現身;蕞爾小島鼓浪嶼也聚集了民間造船場,產生了大量關於船隻建造和管理的民間文獻……這些遺產,前人多有研究,但目光多著眼於本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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