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贌社
贌社（荷蘭語：ť Verpachten van Dorpen）係贌之一種，為台灣荷蘭統治時期開始實行的村社承包製度，將轄下原住民村社的交易權公開招標，商人得標後即可獨佔村社的所有交易。得標的承包商以衣料、鹽、鐵鍋及各種雜物，和原住民交易鹿皮、鹿肉，再轉賣鹿製品以賺取利潤[1]。此制度至台灣清治時期仍延續實施，不過取消了競標，改採社餉的方式對原住民徵稅，由承包商至村社交易所得的部分利潤，做為社餉繳納給官府。直到1737年乾隆帝進行稅制改革，此一制度才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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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贌社起源之濫觴，在於荷蘭人為管制漢人、原住民之間的捕鹿交易。因為出口鹿皮、鹿肉獲利很高，荷蘭人便意圖獨佔市場，規定鹿製品只能出售給荷蘭人，又開放漢人前往原住民的獵場捕鹿[2]。荷蘭人壟斷市場的措施，引起一些舊有勢力的不滿，這群人大多都是定居於原住民村落，從事鹿製品交易的漢人。這些漢人為了對抗新來漢人的競爭，以及荷蘭人的壟斷，便煽動原住民反抗[2]。
事件平息之後，荷蘭人調整管理漢人的政策。若要進入原住民村落進行交易，必須購買交易許可證，也限制漢人定居於原住民村落的範圍。只是荷蘭人仍要於各地緝捕非法居留的漢人，反而增加行政成本，也沒帶來多大的獲利，讓荷蘭人決意另謀他法[3]。
政策演變
荷蘭時期
1644年，荷蘭人改變原有交易許可證制度，將村落交易的承包權公開標售。贌社招標的地點大多都在大員街的公司庭園[4]，採荷蘭式競標，亦即先從某一價格喊起，若沒人願意下標，則減價之後再喊價[5]，標金與村社的鹿群數目息息相關，村社鹿群越多標金越高[6]。贌社的承包期限為一年，得標者需立即支付標價的半數，尾款於到期前支付。得標者付完頭期款後，會獲得一面刻有標得村落名稱的銀牌，用以識別為獲准交易的商人[3]。如果原住民查獲有商人未持有銀牌，將可由村落決定要自行監禁，還是押送給荷蘭人換取獎賞[7]。得標者還需兩位擔保人，以免無法支付尾款，造成呆帳。最初漢人、荷蘭人都來競標，但1652年起，公司不許官員競標或擔保，爾後遂由漢人壟斷競標[8]。
承包商為了壟斷交易，會盡全力把其它漢人趕出村社，這點讓荷蘭人輕易達成管制漢人的目標，每年的標金也可創造高額利潤。另一方面，因承包商壟斷交易，便可漫天要價出售商品，而原住民被迫以低價出售鹿製品，因此抱怨物價暴漲[9]。為紓解原住民的不滿，荷蘭人於1648年起，每禮拜五在赤崁舉辦市集，讓大員周邊的原住民可以自行訂價交易，1650年再擴大適用範圍，讓原住民可以跟任何一位村落的承包商交易，而承包商只能待在標得的村落[8]。後來也於1655年起停止增設贌社區，如淡水河流域、宜蘭平原、東台灣的村落都未實施贌社，其他本來已實施贌社的村落則照舊[10]。
鄭清時期
1662年鄭成功擊敗荷蘭人後，根據雙方簽訂的條約，荷蘭人必須把贌社承包商的名冊，抄錄給鄭方，作為辦理贌社的依據[11]。鄭氏王朝的贌社制大致上承至荷蘭人，不過招標日期延後至6月(農曆五月)[4]，除了以農耕聞名鳳山八社從競標改按丁口輸米納稅，其餘各社仍採競標，標金則按季繳納[12]。
到了清治時期，1685年季麒光上任諸羅縣令，奉命擬定新稅制。季麒光一律取消競標，各社標價變成固定金額，並改為對原住民村社徵稅，稱為社餉，由承包商至村社交易時，將部分利潤上繳官府做為社餉。社餉金額係從鄭氏末年各社的標價減價而來，除了最偏遠的竹塹社減價40%，其餘各社皆為減價30%[12]，往後各社稅金的數目皆不改變。此時贌社的性質也起了變化，在荷蘭人係向標售承包權係作為收益，滿清官員改以徵收社餉，宣示領有原住民村社。只是承包商透過買賣賺取差額、原住民以物資換取生活用品，這種原有的交易意涵並未改變[1]。然而各社大小、人口數與鹿產量不同，社餉定額制使得生活條件改變的原住民村社負擔益發沉重。1737年，乾隆帝認為原住民課稅負擔高於漢人（雖然平均值顯示漢人稅負仍較原住民高，但加上勞役，的確可能有部分村社的原住民負擔高於漢人），下令廢除社餉、改徵丁銀，稅額與漢人相同，一丁課徵2錢，贌社才宣告結束[13]。
影響
未實施贌社之前，收購鹿製品的商人會彼此競爭，原住民便可把鹿製品賣給出價最高者。實施贌社後，獨占權讓商人可以漫天要價，原住民因而生活日趨困苦。贌金雖是對承包商課徵交易稅，稅額實際上是原住民與承包商共同負擔，從荷治時期到鄭氏時期，因為贌社採競標，即便鹿產減少標金也會跟著下降，課稅負擔與所得之比率，大約可維持一定。到了清治時期，大批漢人來台開墾，鹿群減少更嚴重，而社餉金額未跟著調整，造成原住民課稅負擔越來越沉重[14]，加上承包商為獲取利潤而進行的剝削，讓原住民面臨「雞、犬、牛、豕、布縷、麻菽悉為社商所有」的慘況[15]。
當時承包商主要負責出資，並不住在村社，大多委託通曉原住民語言的通事辦理贌社。通事不僅負責翻譯語言，也隨著掌管其他村社的事務，例如發給餉食、差役、租稅，後來便取代承包商的地位，甚至村社內的原住民土官也要任由通事差遣。《臺海使槎錄》就曾記載通事對原住民所做的惡行，例如侵占財物、奴役兒童、強娶婦女等。因此清治時期多次爆發原住民起事，大多與通事濫權有關，吞霄社事件即為一例[16]。
雖然贌社係以社為單位進行招標，實際上招標單位並不限於單一自然村，其實有不少是數個村社，因具有地緣關係而形成的社群，例如崩山八社、南崁四社等，後來這些社群也成為泛地域的稱呼，進一步影響後世對原住民群體的認知[17]。到了二十世紀，學者進行民族學研究時，便認為依贌社單位所劃分的社群，與當時的族群分類有許多符合之處，例如就有學者認為《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提到的「諸羅番」九及十，與道卡斯族、凱達格蘭族完全相合；甚至有人認為「諸羅番」直接對等於今日所稱的平埔族[18]。
然而依相近地緣而劃分的社群，是否能直接對應到今日的族群，仍是個疑問。例如清代所謂的南崁四社，即是有坑仔社、霄裏社、龜崙社附南崁社納餉的記錄，南崁四社遂成為歷史悠久的地域名詞。然而日本語言學者土田滋卻指出，南崁社的語言可歸類為凱達格蘭族；龜崙、坑仔、霄裏三社的語言，卻較接近賽夏語。因此南崁四社雖是徵稅單位的集體稱呼，但並不具有單一族群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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贌社
荷蘭至清朝年間，一種專屬於原住民部落的特殊稅賦制度。
「贌」，臺語發音為pak，為歐洲字”pacht”的音轉，意為「雙方取得協議」,「條約」，「社」則是指「番社」，也就是原住民居住的部落，因此所謂「贌社」，從字面意義加以解釋，便是「有關於社的(稅賦)承包制度」。
荷人佔領台灣後，其轄下的平埔族原住民，一部份已如漢人一般過著農業生活，另一部份則仍保留了漁獵生活的傳統，以捕鹿為生。對於這些捕鹿為主的番社，荷人並不直接向其徵課稅賦，而是以「包稅制」的形式進行間接的經營與管理。通常，荷人會將轄下的番社畫分為幾個大的區域，然後再將這些區域的徵稅權利，以定期拍賣的方式交給地方上的有力商人承包。獲得徵稅權的商人，每年有向政府繳納相當於一定稅額的義務，其餘的收益則皆歸商人自己所有。據高拱乾《台灣府志》記載，這些商人「將日用所需之物，赴社易鹿作脯，代輸社餉」；也就是說，他們的貿易活動，主要是以日常生活用品(如刀，布等)向番社的原住民交換鹿隻，並將交換來的鹿皮收益一部份做為稅賦上繳，剩下的鹿肉等副產品則被做成肉乾出售，成為商人利潤的來源之一。由於這些商人貿易的對象以番社為主，因此他們通常被稱為「社商」；又因為這種承包制度(「贌」)主要是針對番社而設置，所以這種特定的徵稅方式，便被稱為「贌社」。
贌社制起於荷蘭統治，在明鄭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並在清領時期持續推行，透過此一制度，台灣統治者的財政得以穩定，然而社商為獲取利潤而進行的重重剝削，卻使原住民生活日趨困苦，至清朝時，贌社制下的番社已經面臨「雞犬牛豕布縷麻菽悉為社商所有」的慘況；由此可知，此制實為一「利官不利民」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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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統治時期之贌社制度
1640年代中期以後，荷爛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殖民統治趨於穩固，稅收也逐漸增加。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殖民政府的課稅大多是採包稅制度，其中，贌社制度與原住民經濟的關係最為密切。1648－1650年之間，贌金總額大約增加為三倍，以往的研究都認為這是贌商獨占原住民村社交易的結果。本文將說明，明清之際中國的內戰導致對臺灣鹿肉的需求增加，才是贌金總額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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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在治臺期間，徵收的賦稅名目甚多，為其財政收入的一大來源。徵收稅賦的主要對象是漢族移民，並稱這些稅賦為「地場諸稅」，主要稅目包括人頭稅、贌社稅、稻作稅、漁業稅、宰豬稅、衡量稅，其中以「贌社稅」對臺灣原住民經濟結構的影響最大。
　　贌社稅是贌社制度下所課徵的稅賦，贌社制度則指部落貿易承包制度。在1644年以前，漢人自行到原住民部落從事交易活動是不被禁止的。但1644年，荷蘭人召開地方會議，宣布凡是要進入原住民部落貿易的漢族商人，都必須參加荷蘭當局所舉辦的競標活動，得標者必須向荷蘭人繳納承包稅金，才可至部落進行交易。到部落貿易的商人，主要是為了購買鹿皮，因此贌社制度與鹿皮收購關係緊密，也是荷蘭時期臺灣南部野生鹿快速流失的主因之一。
　　荷蘭人採行的做法是每年招標一次，時間訂在4~5月之間的某一天，招標前，荷蘭當局會先張貼公告，屆時漢人社商齊聚，在公司的園圃內進行投標，出標最高者取得該部落的貿易壟斷權，得標的社商還要取得具有影響力的商業領袖或長老擔保背書，始能生效。取得壟斷權後，在進行貿易之前，社商必須先繳納一半的承包稅，另一半待承包期滿後再結算，此稱贌社制度。
　　在漢人未大量來臺之前，原住民生活方式多半取之於大地，且自給自足，在部落人口穩定下，捕鹿量是有限的。然而自從荷蘭當局引進漢人從事耕作之後，原住民日常所需仰賴與漢人交易方式取得的情況日漸頻繁，導致鹿成為交易的商品，捕獲量日益增加，永遠無法滿足無止境的貿易需求，直至清代結束，臺灣野生鹿在原野奔跑的景象，幾乎完全消失。
　　清朝沿襲荷蘭的贌社制度課稅成為當時平埔族人最沉重的負擔。康熙年間來臺的漢人郁永河，對這批需索無度的漢人，有很沉痛的控訴：「曩鄭氏於諸番徭役頗重，我朝因之。秋成輸穀似易，而艱於輸賦，彼終世不知白鏹為何物。又安所得此以貢上？於是仍沿包社之法，郡縣有財力者，認辦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為脯，並收其皮，二者輸賦有餘。然此輩欺番人愚，朘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己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番人男婦孩，供役其室無虛日，且皆納番婦為妻妾，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怒之。然又有暗阻潛撓於中者，則社棍是也，此輩皆內地犯法奸民，逃死匿身於僻遠無人之地，謀充夥長通事，為日既久，熟識番情，復解番語，父死子繼，流毒無已。彼社商者，不過高臥郡邑，催餉納課而已；社事任其播弄，故社商有虧拆耗費，此輩坐享其利。社商率一、二歲更易，而此輩至死不移也。此輩正利番人之愚，又甚欲番人之貧。愚則不識不知，攫奪惟意；貧則易於迫挾，力不敢抗。匪特不教之，且時時誘陷之。即有以冤訴者，而番語侏離，不能達情，聽訟者仍問之通事，通事顛倒是非以對，番人反受呵譴。通事又告之曰：「縣官以爾違通事夥長言，故怒責爾！」於是番人益畏社棍，事之不啻事天。其情至於無告，而上人無由知。是舉世所當哀矜者，莫番人若矣！」（郁永河：《赤崁筆談》）。社棍欺壓原住民的慘況，舉凡將臺灣原住民的財產侵占入己、役使臺灣原住民（包含原住民的婦孺），都當作奴隸使喚差遣，致使臺灣原住民陷入無助的苦境。
臺灣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 https://bit.ly/3BWr9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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