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

感性到理性 教宗談中國的微妙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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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2 
感性到理性 教宗談中國的微妙轉變© 中央社 感性到理性 教宗談中國的微妙轉變
(中央社記者黃雅詩梵蒂岡特稿)教宗昨天受訪再談中國,雖維持「梵中對話」基調,但相較過去凸顯熱愛中國、夢想訪中的感性訴求,此次改以理性分析教廷對中政策,甚至不諱言靈感源於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瓦解東歐共產政權的「東方政策」
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為了維持教會在共產國家內的運作,選擇與蘇聯、東歐的共產政權合作。梵蒂岡不公開抨擊共產政權迫害人權的行為,讓當地政府介入原屬教宗權限的主教任命,甚至曾配合匈牙利共產政權,撤換備受愛戴的敏真諦主教。
東方政策對共產政權的姑息色彩引起許多抨擊,但在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瓦解後,有不少歷史學者認為,教廷當時採取「以退為進」外交手腕,讓天主教會得以維持在共產國家的活動,低調散播自由民主風氣,是最後拉倒共產鐵幕的重要助力之一
教廷東方政策的擘畫者,是已故樞機主教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他從1979到1990年擔任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國務卿。若望保祿二世頻繁出訪,具備獨特群眾魅力,卡薩羅利則被譽為「教宗的季辛吉」,以細膩外交手段在背後運籌鋪路,兩人相輔相成,可說打造了教廷外交影響力最輝煌的時代。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上任後對中國的路線,原就一直被認為是追隨卡薩羅利的東方政策,但或許是不想引發中國疑慮,方濟各雖常推崇卡薩羅利的各種事蹟,卻未像昨天如此直白地表示,他堅持與中國對話之路即是受到卡薩羅利的啟發。
從教宗方濟各昨天受訪言談中,也可看出他與現任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對於中國政策的搭擋默契,就如當時若望保祿二世與卡薩羅利聯手面對蘇聯東歐共產政權。
教宗昨天在訪問中頻頻稱讚帕洛林是「最好的外交官」,他還引述若望保祿二世曾勉勵卡薩羅利,不僅要當一流的外交官,也要永保自己剛當神父的牧職初心,這段話讓他非常感動,他認為這是一位聖人教宗與一位強人外交官之間最美的互動見證。
方濟各在訪問中提到,卡薩羅利領命與中東歐建立橋梁,寫了一本「耐心的殉道」,描述其與東歐共產國家交手的辛苦經歷。似乎也隱約是為帕洛林目前的處境緩頰,暗指帕洛林為了梵中簽署主教任命協議備受批評,但為了實現中國宗教自由的更高目標,必須經歷「耐心殉道」的過程。
近來歐洲對中國態度轉趨嚴厲,加上美中持續角力,不少學者形容是「新冷戰」時期來臨。教廷冷戰時期的東方政策成功促成一波共產政權倒台的「蘇東波」,是否在新冷戰氛圍下也能在中國奏效?至少教廷內部看來是審慎樂觀的。
教宗方濟各昨天是接受西班牙主教團(Radio Cope)網絡電台專訪,並由梵蒂岡官網刊出對談全文。(編輯:黃自強)1100902感性到理性 教宗談中國的微妙轉變 https://bit.ly/3kPbX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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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黃雅詩梵蒂岡特稿)教宗昨天受訪再談中國,雖維持「梵中對話」基調,但相較過去凸顯熱愛中國、夢想訪中的感性訴求,此次改以理性分析教廷對中政策,甚至不諱言靈感源於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瓦解東歐共產政權的「東方政策」。
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為了維持教會在共產國家內的運作,選擇與蘇聯、東歐的共產政權合作。梵蒂岡不公開抨擊共產政權迫害人權的行為,讓當地政府介入原屬教宗權限的主教任命,甚至曾配合匈牙利共產政權,撤換備受愛戴的敏真諦主教。
東方政策對共產政權的姑息色彩引起許多抨擊,但在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瓦解後,有不少歷史學者認為,教廷當時採取「以退為進」外交手腕,讓天主教會得以維持在共產國家的活動,低調散播自由民主風氣,是最後拉倒共產鐵幕的重要助力之一。
教廷東方政策的擘畫者,是已故樞機主教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他從1979到1990年擔任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國務卿。若望保祿二世頻繁出訪,具備獨特群眾魅力,卡薩羅利則被譽為「教宗的季辛吉」,以細膩外交手段在背後運籌鋪路,兩人相輔相成,可說打造了教廷外交影響力最輝煌的時代。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上任後對中國的路線,原就一直被認為是追隨卡薩羅利的東方政策,但或許是不想引發中國疑慮,方濟各雖常推崇卡薩羅利的各種事蹟,卻未像昨天如此直白地表示,他堅持與中國對話之路即是受到卡薩羅利的啟發。
從教宗方濟各昨天受訪言談中,也可看出他與現任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對於中國政策的搭擋默契,就如當時若望保祿二世與卡薩羅利聯手面對蘇聯東歐共產政權。
教宗昨天在訪問中頻頻稱讚帕洛林是「最好的外交官」,他還引述若望保祿二世曾勉勵卡薩羅利,不僅要當一流的外交官,也要永保自己剛當神父的牧職初心,這段話讓他非常感動,他認為這是一位聖人教宗與一位強人外交官之間最美的互動見證。
方濟各在訪問中提到,卡薩羅利領命與中東歐建立橋梁,寫了一本「耐心的殉道」,描述其與東歐共產國家交手的辛苦經歷。似乎也隱約是為帕洛林目前的處境緩頰,暗指帕洛林為了梵中簽署主教任命協議備受批評,但為了實現中國宗教自由的更高目標,必須經歷「耐心殉道」的過程。
近來歐洲對中國態度轉趨嚴厲,加上美中持續角力,不少學者形容是「新冷戰」時期來臨。教廷冷戰時期的東方政策成功促成一波共產政權倒台的「蘇東波」,是否在新冷戰氛圍下也能在中國奏效?至少教廷內部看來是審慎樂觀的。
教宗方濟各昨天是接受西班牙主教團(Radio Cope)網絡電台專訪,並由梵蒂岡官網刊出對談全文。(編輯:黃自強)1100902感性到理性 教宗談中國的微妙轉變 https://bit.ly/3kPbX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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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梵中協議 教宗:不容易的對話好過沒對話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中央通訊社
2021年9月1日 週三 談梵中協議 教宗:不容易的對話好過沒對話 https://bit.ly/3zKufAU
(中央社梵蒂岡1日綜合外電報導)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在今天播出的訪問中,替梵中協議辯護。他表示,不容易的對話,總好過毫無對話。他也表示儘管經歷大腸炎手術,但從未想過辭職。
教宗接受西班牙人民廣播網(COPE)訪問,他把梵諦岡與中共的對話,比喻為冷戰時期與東歐國家對話。教廷與東歐當時的對話,最終讓教會獲得許多自由。
教宗說:「和中國交手不容易,但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放棄對話。」這可能是教宗至今針對此議題最為詳盡的評論。
去年9月,教廷把2018年與北京簽署的「梵中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延期兩年。協議規定教宗對中國主教人選有最後決定權,並建立雙方正式對話。
包括美國前總統川普在內的許多批評者,都試圖說服教廷放棄這項協議,表示這有損教宗的道德權威。
教宗評論梵中協議說:「你在對話時可能受騙,可能犯錯…都可能,但這是一種方式,而封閉心胸從來就不是。」
他說:「目前在中國至少做到雙方對話…具體則像是任命新主教,進展很慢…也有些步伐可以被質疑。」
教宗把梵諦岡與北京關係,比喻為已故樞機主教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在1960年代擘畫東方政策所邁出的「那些小小步伐」。
卡薩羅利是著名教廷外交官,服務過3任教宗,他當時與東歐共產國家達成的協議,替教會爭取到喘息空間,並為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的全面恢復關係埋下種子。那些協議在當時飽受批判。
教宗方濟各說:「慢慢地,慢慢地,他(卡薩羅利)扭轉了外交關係,最終教廷又能任命新教宗,照顧上帝虔誠的子民。」
教宗也在訪問中表示,在今年稍早經歷大腸炎手術後,辭職的念頭「從來沒有在我腦中閃過」。
義大利媒體近期報導,84歲的教宗方濟各考慮辭職,傳言起因顯然是因為他7月因罹患大腸憩室炎住院開刀。
法新社報導,教宗受訪時說:「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的,上週就一直傳說我要辭職!」他說,那個念頭「從來沒有在我腦中閃過」。
他說:「每次教宗生病時,總是有傳言說要召開秘密會議。」他指的是選舉新教宗的樞機主教會議。
教宗7月4日因大腸憩室炎住院開刀,這種疾病是腸內壁發展出突起囊狀物產生發炎,10天後出院。
被問到現在感覺如何,教宗笑說:「我還活著。」
他說,梵蒂岡醫院的一名護理師呼籲他開刀,不要一直依賴抗生素,這個建議「救了我一命」。
他表示:「現在我什麼都可以吃了,這在之前根本不可能。我現在還必須服用手術後藥物,因為大腦必須記住現在少了33公分的腸子…但除此之外,我生活一切正常。」
教宗方濟各本月稍後預料將訪問匈牙利與斯洛維尼亞,他在訪談中也披露計劃前往希臘、賽普勒斯(Cyprus)與馬爾他(Malta),但並未詳述日期。(譯者:戴雅真/核稿:劉淑琴)1100901
談梵中協議 教宗:不容易的對話好過沒對話 https://bit.ly/3zKuf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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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的基本邏輯是「相互遷就、妥協折衷」(Give and Take),但現階段看來,梵蒂岡對中國拼命伸出橄欖枝,只有Give沒有Take?
(中央社)梵蒂岡對中國「讓步」的盤算:兩代強人教宗的「東方政策」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jE1Re8
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的主教任命爭議,在纏鬥數十年後可能達成歷史性突破。雙方握手言歡的場景令人感覺突兀,一方是堅持無神論的威權體制,另一方則是世界唯一宗教國,自詡上帝使徒的人權宣揚者,各自源起於東西方最古老的文明,價值觀之分歧不可以道里計。
中國的環球時報(Global Times)報導,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秘書長郭金才指中梵協商已到最後階段。他表示:「如果事情順利,最快可能本(3)月底就簽訂協議。」
不過,教廷發言人柏克(Greg Burke)3月29日發表聲明說:「我可以說明,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很快就會簽署協議。」他並說,「我要強調,教宗方濟各在中國問題上,仍與合作對象保持經常連繫,也參與目前雙方對話的各個進程。」
中梵可能簽署主教協議近期成為全球焦點,是何種驅力把中梵從光譜兩端推在一起?
從中國的角度不難理解,他們的「陽謀」明擺在提出的兩大條件裡。一是希望梵蒂岡與台灣斷交,二是要求天主教中國化。引用香港榮退樞機主教陳日君的解釋,就是把龐大不受控制的地下教會,關進政府的籠子裡,接受宗教局的監控。(中國約1200萬名天主教徒分裂成兩派,一派屬於不服從教宗領導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另一派則是忠於梵蒂岡的非官方地下教會。)
梵蒂岡檯面上的理由也有兩個,一是想改善天主教友在中國的處境,二是為了傳福音,進軍廣大的中國宗教市場。不過作為「被拯救對象」的地下教會非常不領情,華爾街日報(WSJ)毫不留情地提醒教廷官員去翻聖經,記取耶穌對世俗政權的教誨,讓凱撒的歸給凱撒,而非向凱撒投降。
面對教會內外質疑,匿名的教廷高層在路透社專訪中坦言,協議過程艱辛,教會大幅犧牲讓步,在中國仍是籠中鳥,每想把籠子變大些都得寸土必爭。這段話加深了教廷向中國屈膝的印象,「擴大籠子」一語卻埋下有趣伏筆。順藤摸瓜,背後儼然是梵蒂岡對中國更深層的外交戰略:「教宗方濟各的新東方政策」。
教宗3月將承認中國主教任命權,梵蒂岡:一個壞協議比都沒有好
昔日力抗東歐專制共黨,梵蒂岡為何對中國主教任命讓步了?
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所謂「東方政策」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為了維持教會在共產國家內的運作,選擇與蘇聯、東歐的共產政權合作。梵蒂岡不公開抨擊共產政權迫害人權的行為,讓當地政府介入原屬教宗權限的主教任命,甚至曾配合匈牙利政權,撤換備受愛戴的敏真諦主教。
東方政策事後引起諸多批評,其中最擲地有聲的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傳記作者、美國學者偉傑(George Weigel)。他用蘇東共產政權垮台後的解密資料,論證東方政策完全失敗,教廷妥協讓東歐教會全盤陷入共產政權控制,梵蒂岡一無所獲,還引來共諜滲透梵蒂岡。
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對東方政策的撻伐也不遺餘力,他轉述面見教宗時,教宗同意「不會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他覺得沒有比這更切題的回應。他希望教廷懸崖勒馬,不要讓東方政策重演於中梵關係。
路透社報導,近幾週來,若干高階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梵蒂岡官員一再敦促躁動不安的香港教友團體支持一項協議,然而許多人擔心,這將背叛支持多年的中國天主教「地下教會」。香港人擔心,任何在中國任命主教的協議,都可能是導致地下教徒受到更嚴重迫害的陷阱,隨著中國「地下教會」公開化,最終將使共產黨嚴格控管他們的宗教信仰。
中國主教曾經「被失蹤」,梵蒂岡妥協「讓位」給北京指配人選
然而東方政策在當前教廷內部,顯然有著截然不同的崇高評價,一手擘畫東方政策的已故樞機主教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被譽為「教宗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他是70年代首位拜訪蘇聯和古巴強人卡斯楚(Fidel Castro)的教廷外交官,在他1967年訪問波蘭後,波蘭政府同意晉升Karol Wojtyla為樞機主教,也就是後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促使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瓦解的推手,弔詭的是,這位反共教宗上任不久,就任命親共色彩強烈的卡薩羅利當國務卿,任期從1979年直到1990年。學者從回憶錄和解密文件中推論,梵蒂岡當時成功操縱了兩手策略,一面以卡薩羅利的鴿派外交手段鋪路,一面以教宗獨特的精神感召力,鼓舞鐵幕下的人心。
目的使手段合理化,縱使卡薩羅利始終甩不開向世俗妥協的負面標籤,但他靈活的政治手腕,仍被教廷外交體系奉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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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25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簽署修訂的教會法,教皇背後是梵蒂岡國務卿卡薩羅利樞機主教。|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現任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e)是卡薩羅利的學生,主導對中談判的教廷特使切利主教 (Claudio Maria Celli),曾是卡薩羅利的下屬,這使中梵互動過程,更像重演卡薩羅利對付冷戰的劇本。
尤有甚者,教宗方濟各本人也對卡薩羅利推崇備至。根據義媒「梵蒂岡內部通訊」(Vatican Insider)報導,方濟各2008年擔任阿根廷樞機主教,曾在講道中提起,卡薩羅利貴為樞機時,每週都會突然消失一天,暗地去少年拘留所探視年輕罪犯,方濟各認為,卡薩羅利執行外交工作,不放棄與不義的政權互動,也是出於同樣的慈悲之心。
方濟各的「新東方政策」
現任教宗方濟各於2013年3月13日獲選為教宗,3月28日即親訪卡薩羅利常去的少年拘留所舉行彌撒,並替12個不同國籍的犯罪少年洗腳。義媒當時以斗大標題形容,「方濟各跟隨卡薩羅利的腳蹤」。
2013年8月,方濟各任命帕洛林為國務卿,有天主教媒體評論,這個組合讓人立即聯想起,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卡薩羅利的搭擋,一個極負民望的強人教宗,搭配一個幹練忠誠的外交幕僚,交織出一幅讓外界難以參透的外交藍圖,時而是侃談價值的理想主義者,時而是精算無情的現實主義者。
今年2月初,土耳其總統艾爾段(Tayyip Erdogan)到梵蒂岡會晤教宗,開創59年來先例,教廷立下另一座促進對話的里程碑。但2015年,方濟各也是第一位教宗把1915年150萬名亞美尼亞人被殺形容為「種族滅絕」,讓土耳其氣得召回駐梵大使抗議。
去年11月教宗訪問緬甸,因為沒有公開積極替洛興亞難民發聲飽受質疑,他坦言是為了保持與緬甸官方的對話。12月梵廣報導,緬甸信徒時隔50年後,終於首次能在仰光舉行公開的聖誕慶祝活動,過去信徒只能在聖堂內慶祝,今後獲得當局允許開放,是為了表達對教宗來訪的敬意與感謝。
外交的基本邏輯是「相互遷就、妥協折衷」(Give and Take),世俗國家的目標不外乎錢與權,但梵蒂岡國徽上有兩把鑰匙,分別象徵天上與地上的權柄,這讓它的取捨很難放在同一把尺上衡量。
現階段看來,梵蒂岡對中國拼命伸出橄欖枝,只有Give沒有Take,但正如卡薩羅利自傳書名「耐心的殉道者」,教廷應是暗自期許,這套曾掀起「蘇東波」的戰略,在中國也能奏效。
法媒:梵中關係「正常化」恐是錯誤路線
對於梵蒂岡有意與中國拉近關係,法國「快訊週刊」(L’Express)網站30日刊登一篇以「中國:教宗的錯誤路線」為題的文章。
內容提到,在梵蒂岡與北京之間的商談外圍,是一堵很難穿透的秘密之牆,但可以預料,雙邊外交關係會有很敏感的演變,因為兩方都有人在暗中促進關係正常化。自1951年梵蒂岡承認台灣地位以來,梵蒂岡與北京就沒有外交關係。
文章表示,在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逐日漸增的反對者中,有一些人認為他過於自傲,他想要成為訪問中國的第一個教宗,但更公平的說法或許是他過於理想主義。
文章說明,方濟各來自阿根廷,看待世界的方式與教會傳統人士完全不同。他出身於新興國家,無法理解通往中國之路會因梵蒂岡和北京之間不溝通而受窒礙,明明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天主教信仰還有那麼大的發展空間。
根據這篇評論,解開僵局的其中一途可能是梵蒂岡與中國簽署一項攸關主教任命程序的協議,這是很敏感的議題,因為中國政體鼓勵並促進「官方教會」發展,也就是「天主教愛國會」,這讓只是想要活出信仰、不願向政治靠攏的自由天主教徒有苦難言。
文章表示,這些自由信徒被當局認定屬於「地下教會」,他們也有自己的主教,如一向敢言的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他不斷提醒梵蒂岡,過於接近中國,幾乎只會對中國有利,因為中國可能更提拔官方教會。
評論還提到,數十年來,尤其是過去10年間,中國共產主義者採取各種行動限制基督徒的權利,並羞辱、監禁一些主要人物,妨礙民眾信仰新教或天主教,「在這些迫害行動背後,主要是害怕西方的自由思想,以及連帶的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遷徙自由」。
文章提到,在去年10月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大肆批評西方思想,他當時說人民有信念、國家才有力量,但他所說的信念,顯然是對黨、對他的領導必須要有的信念。
文章引述台北利氏學社(Institut Ricci)前主任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的說法,他說:「中國是一個教會國家,黨就是這個國家的教會。」因此,如果梵中關係真的以某種形式正常化,方濟各要替天主教會爭取真正自由的空間,將非常艱難。梵蒂岡對中國「讓步」的盤算:兩代強人教宗的「東方政策」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jE1R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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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到理性 教宗談中國的微妙轉變
2021-09-02 10:01 中央社 / 梵蒂岡特稿
教宗昨天受訪再談中國,雖維持「梵中對話」基調,但相較過去凸顯熱愛中國、夢想訪中的感性訴求,此次改以理性分析教廷對中政策,甚至不諱言靈感源於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瓦解東歐共產政權的「東方政策」。
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為了維持教會在共產國家內的運作,選擇與蘇聯、東歐的共產政權合作。梵蒂岡不公開抨擊共產政權迫害人權的行為,讓當地政府介入原屬教宗權限的主教任命,甚至曾配合匈牙利共產政權,撤換備受愛戴的敏真諦主教。
東方政策對共產政權的姑息色彩引起許多抨擊,但在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瓦解後,有不少歷史學者認為,教廷當時採取「以退為進」外交手腕,讓天主教會得以維持在共產國家的活動,低調散播自由民主風氣,是最後拉倒共產鐵幕的重要助力之一。
教廷東方政策的擘畫者,是已故樞機主教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他從1979到1990年擔任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國務卿。若望保祿二世頻繁出訪,具備獨特群眾魅力,卡薩羅利則被譽為「教宗的季辛吉」,以細膩外交手段在背後運籌鋪路,兩人相輔相成,可說打造了教廷外交影響力最輝煌的時代。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上任後對中國的路線,原就一直被認為是追隨卡薩羅利的東方政策,但或許是不想引發中國疑慮,方濟各雖常推崇卡薩羅利的各種事蹟,卻未像昨天如此直白地表示,他堅持與中國對話之路即是受到卡薩羅利的啟發。
從教宗方濟各昨天受訪言談中,也可看出他與現任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對於中國政策的搭擋默契,就如當時若望保祿二世與卡薩羅利聯手面對蘇聯東歐共產政權。
教宗昨天在訪問中頻頻稱讚帕洛林是「最好的外交官」,他還引述若望保祿二世曾勉勵卡薩羅利,不僅要當一流的外交官,也要永保自己剛當神父的牧職初心,這段話讓他非常感動,他認為這是一位聖人教宗與一位強人外交官之間最美的互動見證。
方濟各在訪問中提到,卡薩羅利領命與中東歐建立橋梁,寫了一本「耐心的殉道」,描述其與東歐共產國家交手的辛苦經歷。似乎也隱約是為帕洛林目前的處境緩頰,暗指帕洛林為了梵中簽署主教任命協議備受批評,但為了實現中國宗教自由的更高目標,必須經歷「耐心殉道」的過程。
近來歐洲對中國態度轉趨嚴厲,加上美中持續角力,不少學者形容是「新冷戰」時期來臨。教廷冷戰時期的東方政策成功促成一波共產政權倒台的「蘇東波」,是否在新冷戰氛圍下也能在中國奏效?至少教廷內部看來是審慎樂觀的。
教宗方濟各昨天是接受西班牙主教團(RadioCope)網絡電台專訪,並由梵蒂岡官網刊出對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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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哲暐:教宗的中國夢,教廷的道德危機
過往中梵關係時緩時僵,但這幾個月來,中梵談判似乎大有進展。
2016-07-22
梵蒂岡中梵協議中國大陸
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
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攝:Franco Origlia/Getty
本年6月初,教宗方濟各委任韓大輝總主教(教廷萬民福音部秘書長)兼任關島阿加納總教區的宗座署理,該教區的總主教涉嫌性侵案正接受調查。這次任命看似平常,但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卻在任命後發表博文,謂:「雜音被充軍了,現在大家同唱一支歌了,多麼好呀!」
原因為何?其實此任命掀出了當下中梵談判的格局。韓總主教是教廷內唯一對中國強硬的高層,反對中梵現時建交,而且與台灣關係良好。教宗將其暫調關島,表示中梵談判可能已進入最後階段。
方濟各自上任以來,多次表示希望到訪中國,且願與中方建立良好關係。本年一月底,他接受《亞洲時報》獨家專訪,盛讚中國為「偉大的國家……有無窮無盡的智慧」。其多次強調社會正義,又抨擊各國政府貪污腐敗,卻對中國情有獨鍾,出動「叩頭外交」(kowtow diplomacy,語出羅耀拉瑪麗蒙特大學學者 Tom Plate),向這個經常打壓人民、侵犯人權的政權伸出橄欖枝。教宗態度看似奇怪,但只要我們理解方濟各的出身,以及過往教廷的外交策略,就能略知一二。
方濟各的中國夢與「叩頭外交」
方濟各是歷史上首位出身於耶穌會的教宗,而耶穌會與大中華地區淵源深厚。明神宗(萬曆)時,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抵達中國。為向士人官員示好,他穿上儒生服裝,學習中文,研究中華文化,希望天主教能落地生根。其後的耶穌會傳教士,多秉持此融入的傳教原則。直到清初,道明會士因反對耶穌會士容許信徒祭祖而向教廷告狀。教廷頒令禁止信徒祭祖,清廷反擊,康熙和雍正相繼下令禁教,史稱「禮儀之爭」。
此歷史事件一直令耶穌會耿耿於懷,認為因文化誤解,錯過了能令教會植根中國的機會。方濟各是利瑪竇的追隨者,多次論及中國時也會提及此傳教士。他可能認為,當今中國不容許教會自由活動,乃因文化誤解,以及清末以來的排外情緒。因此他認為教會應與中國政府「交談」,以化解矛盾。
雖然方濟各多番強調公義,但他關注的往往是經濟公義,而非政治及公民權利。他非常關心貧窮和貧富不均的問題,卻少有論及民主、人權、自由等議題。例如 2015 年方濟各牽線,促成古巴與美國建交。其後他訪問古巴,對古共踐踏人權不置一言。不少異見人士非常失望,批評教會與政府勾結。此外,方濟各會為被迫害的中東基督徒大聲疾呼,但對於浙江省(特別是溫州)政府不斷強拆十字架、毆打教徒,他至今未曾抗議。
至於所謂的「叩頭外交」,在歷史上已非首次。
冷戰時期,東歐各共產政權打壓各自國內的天主教會。1963年,教宗保祿六世上任後,決定推進若望二十三世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旗手為外交官 Agostino Casaroli 總主教。二人認為冷戰格局短期內難有改變,故應盡量保住鐵幕後各國教會元氣。教廷於是向東歐各共產政權示好,避免批評他們對人權自由的打壓,並願意共同商議主教人選,好使主教獲政權認可。
例如,匈牙利總主教敏真諦樞機(József Mindszenty)是該國的抗共英雄,1956年起便因迫害而藏身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繼續作為人民精神支柱。但教廷為討好匈共,於1971年下令樞機離國流亡,並褫奪其總主教的職位。
方濟各上任後,隨即委任帕羅林(Pietro Parolin)為羅馬教廷國務院國務卿。帕羅林本來是教廷駐委內瑞拉大使,但他更早曾任教廷副國務卿,也曾是教廷與中方談判的首要外交官。路透社報導,帕羅林在2009年一度要與中方達成協議,但教廷最終認為協議不當破局,帕調往委國。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其後對華態度強硬:2010年譴責中方非法選任郭金才神父為承德教區主教;2011年,中方再度非法祝聖黃炳章神父為汕頭教區主教,本篤將其逐出教會(絕罰)。中梵關係僵持。
方濟各剛上任便把帕羅林調回梵蒂岡,出掌國務院,後來擢升為樞機,明顯要改善與中方的關係。而帕羅林是 Casaroli 徒弟,表明要繼承其外交原則,因此當下的「叩頭外交」,可謂「東方政策2.0」。
中梵談判新進展
自1949年中共建政、國府遷台以來,教廷一直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中共禁止「外國勢力」干預內政,成立天主教愛國教會,實行自選自聖。某些神職人員和信徒拒絕承認愛國會,堅持效忠羅馬。外界一般分別稱兩群體為「地上教會」和「地下教會」。
過往中梵關係時緩時僵,但這幾個月來,中梵談判似乎大有進展。路透社引述消息謂,2015年9月26日,教宗訪問美國,準備自紐約甘迺迪機場飛往費城,而習近平則同日抵達紐約,梵方官員曾嘗試推動二人在機場會面。雖然會面最終不成,但到了10月,梵方便派出六人使節團訪問北京,本年1月再度會面。到了4月,雙方同意成立工作小組。
雙方談判的最大障礙,一直都是主教任命和非法主教的問題。按照教會法典,只有教宗有權任命主教,但中共卻視任命為「內政」,不容「外國勢力」說三道四。曾有傳梵方嘗試以「越南模式」為範本解決任命問題。「越南模式」即梵方提交人選予越共從中挑選,最後由教宗任命。但綜合各方報導,中梵協議可能是由中共提交主教候選人名單,繼而由教宗任命。假若教宗否決任命,需向中方解釋。
然而,《亞洲新聞社》社長貝納德神父(Bernardo Cervellera)推測,即使教宗最後拒絕任命,中方也不會退讓。大陸現時有八名非法主教,路透社謂方濟各為達成協議,有可能在今個夏天宣布特赦八人。上年便有報導稱在方濟各訪美時,有起碼兩名非法主教在美國尋求修好,包括非法中國主教團團長馬英林。然而八人中有二人涉嫌有私生子及女友,更盛傳其中一人曾迫女友墮胎,教廷難以為特赦他們找下台階。
方濟各推動中梵急速建交,有一群人則大力造勢。當中包括以帕羅林為首的教廷外交官、某些自詡為「中國通」的意大利記者和媒體,還有某些中國神職人員。例如意大利報章 La Stampa 旗下的 Vatican Insider(VI),其專欄作者 Gianni Valente 是方濟各密友,經常撰文頌揚中梵談判。代表《亞洲時報》獨家專訪方濟各的意大利學者郗仕(Francesco Sisci)也是其一。他現居北京,與中方官員關係非常良好。魯汶天主教大學的韓德力神父(Jeroom Heyndrickx)也多年來在輿論上推動中梵交好,曾批評反對建交的人在推動「鬥爭」,矛頭直指陳日君樞機。近來,甚至連大陸一些自稱「地下」的主教也加入造勢,營造出「地下教會」也支持中梵談判的局面。
匈牙利、越南前車可鑑
中梵假若達成主教任命協議,當真如這些造勢者所言,前途一片光明?我們或許能從歷史中得到教訓。
上文提及保祿六世嘗試以「東方政策」換取教會在鐵幕下的生存空間。以匈牙利為例,教會確實因此可以公開舉行彌撒,卻造成了嚴重道德危機(moral crisis)。信徒被匈共迫害,反而更加團結,對信仰忠誠。當教廷親自打擊敏真諦樞機,看在信徒眼內,可謂最嚴厲的背叛。教會失去信徒的信心,就如失去靈魂。美國保守派天主教學者 George Weigel 更指出,教廷與匈共「和好」後,該國主教團基本上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借教會機構滲透教廷。
中共比當年的匈共強大而穩定,教廷假若認為達成協議後便能好好傳教,是錯判形勢。在越南,教廷與越共在主教任命問題早已達成協議,然而近年越共對教會的打壓越來越嚴重,例如強行收回教會土地、毆打信徒和神父等等。教廷想以「越南模式」為本解決中國問題,但「越南模式」反而走向「中國模式」。
習近平自當政起,全力壓制公民自由,收緊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空間,教會又豈會例外?本年4月,習出席全國宗教會議,表明處理宗教關係時「必須牢牢把握堅持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強化黨的執政基礎這個根本」,並且要「在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下,同宗教界結成統一戰線」。可見他並無打算容許天主教會逍遙「黨」外。
支持中梵建交者相信達成協議,能使「地上」與「地下」教會修好合一。然而事情難以如此順遂。儘管某些「中國通」及「地下」主教不斷為談判塗脂抹粉,仍無法蓋過不少信徒的不滿與焦慮。例如在大陸網站「天主教在線」,經常有網民批評教廷向中共示好是背叛、投共,更有不少言論批評非法主教及「中國通」的言行。假若達成協議,感到被背叛的信徒不會承認被特赦的非法主教,甚至會惹來強烈反彈。
香港難獨善其身
中梵大局,亦緊繫香港。2014年,香港因政改問題鬧得沸沸騰騰。八月初,香港教區曾召開記者會講述政改問題,原定由候任輔理主教楊鳴章主持。然而楊突然缺席,改由社會傳播處主任馮一鳴代替,而且只是在記者會上重申早已發表過的教區聲明。馮表示楊缺席,皆因要與教廷駐港代辦處理晉升事宜。然而一個月後,《蘋果日報》頭版報導,北京以建交「利誘」教廷向香港教區施壓,停止支持民主運動。而楊當日缺席記者會,乃因教廷命令。
香港教會多年來推動民主運動,但在香港爭取民主,難免會與中共對立,自然窒礙中梵談判。陳日君樞機當教區主教時,投身民主運動,多番批評香港及中共政府。然而其言行確實令其及教區與中方關係惡劣。某些平時能到大陸教書、服務的香港神職人員,也被趕走或禁入境。
香港教區或許不會直接影響教廷的外交政策,但絕對會影響北京對天主教會的理解與態度。現任主教湯漢樞機上任時已一改前朝作風,在民主議題上多次噤聲,與港府及大陸保持關係良好。湯樞機曾讚揚大陸宗教自由有所改善,亦表示支持教廷現時的交談策略。本人也曾聽說,近日有教區高層曾向教會內一些社運人士表示,他等參與行動時要知道投鼠忌器,顧全中梵大局。
假若中梵雙方真的達成協議,會如何影響香港?香港教區無可避免要與大陸教會增強「交流」,趨向同化。不要忘記,當年在匈牙利,主教團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滲透梵蒂岡。中共要藉此機會派親政府的神職人員滲透香港,可謂易如反掌。一國一制、洗腦贏心,可能由教會做起。這聽起來或許像陰謀論,但前車可鑑。
更嚴重者,乃對香港民主及社會運動的影響。正如上述,教區為了促進中梵談判而避免批評中共及港府。即使協議達成後,幾可肯定教區仍會為維持友好關係,繼續少批評多讚揚。另,香港教會人士及團體(如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能否繼續參與民主運動,獲得同路人尊重,實在成疑。
路透社報導現時中梵談判的工作小組,乃以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之模式為範本。當年前途問題與自己息息相關,香港人卻無從參與;今日的中梵談判同樣影響香港,然而香港教徒也只能坐看雙方決定一切。
馬達欽主教的預言書
本年6月中,被軟禁數年的上海教區輔理主教馬達欽發表「悔過書」,震動大陸教會。2012年5月,馬達欽得到教廷認可獲擢升為輔理主教,中方卻認可其為助理主教。在祝聖禮上,馬公開與愛國會決裂。其在祝聖禮後遭中共軟禁至今。然而在「悔過書」中,馬表示:「有一段時期,我也曾經受到外界的蠱惑,對愛國會做出了錯誤的言行…… 愛國會並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我相信現在上海大多數的司鐸、教友們都認同愛國會、信任愛國會。」
「悔過書」一出,大陸教會議論紛紛:有人認為馬主教為教區着想而「悔過」,無可厚非;有人指斥馬是投誠,背棄信仰;有人懷疑他是受壓被迫「罪己」;甚至有懷疑文章根本不是出自馬手筆。最令人難以釋懷的傳聞,乃有謂馬是受教廷的指令(或默許)而「悔過」的。教廷發言人聲明,稱「任何有關假定聖座在此事上的角色猜測是不合適的。」如此模棱兩可,令信徒更混亂。
中梵關係之所以複雜,皆因教廷不單是主權國家,更是道德體(moral entity)。中梵談判不是單純博弈,更涉及道德原則和宗教信仰。縱使主事的教廷官員可能以純外交立場處理問題,但在地信徒,卻不會簡單跟隨教會高層的主旋律起舞。
急於求成,結果會如何?馬達欽主教「悔過書」就如預言書一樣告訴了我們:背叛、混亂、失望、不甘。這將是道德災難,而且難以補救。莫哲暐:教宗的中國夢,教廷的道德危機|評論|中梵協議|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s://bit.ly/3ByjW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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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政策失敗 當去除之
2016 年 07 月 25 日 talkingcatholic 未分類
在20世紀60年代,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祿六世為梵蒂岡發起新的方法去應對鐵幕國家──東方政策。據其首席設計師和負責人阿戈斯蒂諾.卡薩羅尼總主教(Agostino Casaroli)的意思,東方政策的策略目標,是要找到一個讓華沙條約國裡的天主教會「不死的方式」modus non moriendi。策略包括停止梵蒂岡對共產政權的所有公開批評,並與共產政府作無休止的談判。成果是,平淡地說,微乎其微。
在東方政策差點摧毀天主教會的匈牙利,自70年代中期,教會領導層是由匈牙利共產黨擁有和操控。它也實際上控制著在羅馬的匈牙利學院。
在捷克斯洛伐克,東方政策剝奪了天主教人權份子的權利,沒有為那些勇敢抵抗政權的天主教徒的靈魂做過甚麼,卻授權一群神職合作者擔任共產黨及其鎮壓的陣線。
在東德,東方政策沒有做出太多的傷害,因為傷害已經作出了。
在波蘭,東方政策巧妙地被波蘭首席主教斯德望.維辛斯基樞機(Stefan Wyszynski)抵制,協同將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卡羅爾.沃伊蒂瓦樞機一起抵抗。然而,儘管波蘭人有根有據地批評東方政策,梵蒂岡外交官不斷企圖取代維辛斯基這位精明且意志堅強的談判者,作為教會與政權的對話者。
嚴重的損害也發生在羅馬。在那裡,東方政策導致了共產黨秘密情報機構嚴重滲透梵蒂岡,包括蘇聯的克格勃、東德的斯塔西、捷克斯洛伐克機的StB、波蘭的SB和匈牙利的AVH──壞孩子與其他孩子合不來。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期間,SB試圖通過向所有會議神長準備和流傳一份備忘錄,去質疑波蘭首席主教的正統性,以削弱維辛斯基樞機。在會議後的幾年裡,梵蒂岡的部門和記者團,都有共產陣營的探子在運作,損害卡薩羅尼及其同事非常珍惜的談判。
所有這一切都是有證據可查的,這要歸功於共產政權的國安部門現在已開放的檔案。學術會議已過濾證據和分析間諜的方法;探索這些引人入勝但齷齪的故事的書籍已經出版;我的若望保祿二世傳記的第二卷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為全球讀者首次帶來了在東方政策施行期間,共產政權向教會發動的戰爭的新細節。然而,梵蒂岡高級外交官到今天,仍繼續堅持東方政策是成功的:以至於它現在成為了二十一世紀教廷在世界各地的外交手段。
好。
沒有嚴謹研究這些事的人會判斷東方政策是成功的。那些持相反意見的人,是故意無知、愚蠢,不願從過去──或者,也許,以上所有選項中學習。
至於「新東方政策」,拜託,它在哪裡取得過成功呢?
在敘利亞嗎?自教廷推動運動反對軍事干預對付兇殘的獨裁者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那裡有數十萬人死亡,並爆發大規模難民危機。在烏克蘭嗎?那裡教廷還沒有形容俄羅斯入侵該國東部是殘酷的,且日益致命的行動。在古巴嗎?那裡自教宗本篤十六世和方濟各訪問後,天主教人權份子的情況反而更糟。在波羅的海國家嗎?俄羅斯在那裡磨刀霍霍、造謠和挑釁,使得立陶宛的天主教徒非常緊張,而羅馬教廷一直保持沉默。在委內瑞拉嗎?查韋斯(Hugo Chávez)的繼任者馬杜羅(Nicolas Maduro)比他的前任更可惡,在他莽撞的制度下,這個天主教國家正風雨飄搖。
方濟各理所當然地想重新設置羅馬教廷很多既定的職位。現在引導教廷外交的這些既定職位迫切需要重設。那重設必須要坦率地承認,不管其意圖,若望二十三世、保祿六世和卡薩羅尼的東方政策是失敗的。為什麼?因為它是基於對梵蒂岡應如何處理獨裁政權的錯誤分析,以及教會在現今世界政治中的權力的誤解,而教會的權力是道德的,而不是政治或外交的。
東方政策失敗 當去除之 | 筆是天主教 Talking Catholic https://bit.ly/3gRLFEg
原文:http://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16/07/the-ostpolitik-failed-get-ov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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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AP)
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的主教任命爭議,在纏鬥數十年後可能達成歷史性突破。雙方握手言歡的場景令人感覺突兀,一方是堅持無神論的威權體制,另一方則是世界唯一宗教國,自詡上帝使徒的人權宣揚者,各自源起於東西方最古老的文明,價值觀之分歧不可以道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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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兩大條件:梵蒂岡與台灣斷交、天主教中國化
中國的環球時報(Global Times)報導,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秘書長郭金才指中梵協商已到最後階段。他表示:「如果事情順利,最快可能本月底就簽訂協議。」
中梵可能簽署主教協議近期成為全球焦點,是何種驅力把中梵從光譜兩端推在一起?從中國的角度不難理解,他們的「陽謀」明擺在提出的兩大條件裡。一是希望梵蒂岡與台灣斷交,二是要求天主教中國化。引用香港榮退樞機主教陳日君的解釋,就是把龐大不受控制的地下教會,關進政府的籠子裡,接受宗教局的監控。
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大力反對梵蒂岡承認中國官方教會與自封主教等協議。(美聯社)
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大力反對梵蒂岡承認中國官方教會與自封主教等協議。(美聯社)
陳日君:把龐大不受控制的地下教會,關進中國政府的籠子裡
梵蒂岡檯面上的理由也有兩個,一是想改善天主教友在中國的處境,二是為了傳福音,進軍廣大的中國宗教市場。不過作為「被拯救對象」的地下教會非常不領情,華爾街日報(WSJ)毫不留情地提醒教廷官員去翻聖經,記取耶穌對世俗政權的教誨,讓凱撒的歸給凱撒,而非向凱撒投降。
面對教會內外質疑,匿名的教廷高層在路透社專訪中坦言,協議過程艱辛,教會大幅犧牲讓步,在中國仍是籠中鳥,每想把籠子變大些都得寸土必爭。這段話加深了教廷向中國屈膝的印象,「擴大籠子」一語卻埋下有趣伏筆。順藤摸瓜,背後儼然是梵蒂岡對中國更深層的外交戰略:教宗方濟各的新東方政策。
教宗方濟各日前接見中國信徒代表(AP)
教宗方濟各日前接見中國信徒代表(AP)
教廷東方政策:與蘇聯、東歐共產政權合作,維持教會運作
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為了維持教會在共產國家內的運作,選擇與蘇聯、東歐的共產政權合作。梵蒂岡不公開抨擊共產政權迫害人權的行為,讓當地政府介入原屬教宗權限的主教任命,甚至曾配合匈牙利政權,撤換備受愛戴的敏真諦主教。(相關報導:歷史上的今天》2月11日──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閃辭震驚全球 成為600年來首位辭任的教宗|更多文章)
東方政策事後引起諸多批評,其中最擲地有聲的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傳記作者、美國學者偉傑(George Weigel)。他用蘇東共產政權垮台後的解密資料,論證東方政策完全失敗,教廷妥協讓東歐教會全盤陷入共產政權控制,梵蒂岡一無所獲,還引來共諜滲透梵蒂岡。
陳日君對東方政策的撻伐也不遺餘力,他轉述面見教宗時,教宗同意「不會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他覺得沒有比這更切題的回應。他希望教廷懸崖勒馬,不要讓東方政策重演於中梵關係。
上帝與凱撒拔河》梵蒂岡拉攏中國背後的盤算:教宗方濟各的「新東方政策」-風傳媒 https://bit.ly/3yxtI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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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舊與新的「東方政策」(第一部分)
梵蒂岡近期在外交上對中國的開放似乎讓人回想起當年卡沙羅里樞機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當時和現在一樣,聖座的舉動曾經和正在激起爭議、批評和指責,尤其是在被迫害教會和侵犯人權問題上的遺忘。 卡沙羅里樞機本人也對這個政策的效果有所懷疑,雖然他的意願是執行梵二大公會議以來的對話維度。 今日我們發表這篇長文的第一部分。
羅馬(亞洲新聞)— 近幾個月來,也許在最近幾年,聖座在外交政策上的放棄主義和激進的否定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和困惑。 在許多方面,似乎讓人回想起梵蒂岡當年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在上個世紀,教會藉此與幾個最敵對的政權達成許多妥協,比如納粹希特勒、史達林和赫魯曉夫的蘇聯。 如今,梵蒂岡又顯示出莽撞的開放態度和一味的讓步,這其中最轟動的就是可能在主教任命問題上與後現代共產主義的中國達成協定,即使在卡沙羅里(Casaroli)樞機時代,梵蒂岡也沒有向中國屈服過。
其實,在激進程度上不遜於此的,是梵蒂岡與普京以及基里爾(Kirill)牧首的俄羅斯達成的天主教新夥伴關係,教宗方濟各與基里爾牧首於2016年2月12日在哈瓦那機場進行了一場充滿超現實感的會面。 對俄羅斯政策無條件的支援,使得一向與莫斯科衝突的烏克蘭希臘禮天主教徒感到非常不齒,梵蒂岡的這種態度自然而然與俄羅斯重新奪回其曾經失去的地緣政治中心地位之願望高度吻合,然而付出的卻正是梵蒂岡自我否定的代價。
目前的梵蒂岡政策與上個世紀的「東方政策」之間的相似之處值得注意,但只是部分的,也可能不具決定性。 自從教宗若望二十三世(Giovanni XXIII)和梵二大公會議以來,羅馬教廷決定放棄許多東西來拯救少數,但最重要的是為了拯救未來。 如今,放棄似乎不僅是一種手段,而是目標: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不讓教會委曲求全於一個預先確定的角色。 當他們決定讓剛直不阿的敏真諦(Mindzenty)樞機留在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館里、斯裡皮(Slipyj)樞機留在羅馬的烏克蘭修道院裡,對基督徒受的迫害避而不談,以便促進簽署《赫爾辛基條約》(Trattato di Helsinki),以這種方式,由卡沙羅里樞機領銜的梵蒂岡外交官們努力給教會留存一個生存空間, 也許可以推動像蘇聯這樣的極權主義政權改革,放棄與信仰和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
后梵二會議時代和對話
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開闢了一個新時代,推動天主教會與東正教世界、尤其是與俄羅斯教會展開對話。 在前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祿六世、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雅典納哥拉(Athenagoras)、俄羅斯都主教尼科季姆(Nikodim)和荷蘭籍的維勒布蘭德斯樞機(card. Willebrands,擔任基督信徒合一秘書處秘書長即後來的聖座基督信徒合一理事會主席長達二十年)等人的合力之下,開啟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對話季"。 1965年12月7日梵二大公會議閉幕之時修成正果,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相互取消了彼此之間綿延近千年的絕罰和詛咒。
蘇聯領導層似乎是不溫不火地支持這些開放,希望獲得對自身目的有利的優勢。 俄羅斯的東正教會還培養形成了一批"對話專家",圍繞在極富魅力和充滿活力的尼科季姆都主教及其親密合作者們的身邊,這些人中就包括時任聖彼德堡學院(Accademia di San Pietroburgo)院長、極為年輕而嶄露頭角的基里爾(岡賈耶夫Gundjaev),也就是現任的莫斯科牧首。
與此同時,得益於緊張局勢的紓解,在國際層面,「冷戰」投入的力量也漸趨接近和平衡,在甘迺迪、赫魯曉夫和隆卡里(Roncalli,即若望二十三世)教宗等歷史人物的作用下,和平前景趨於一致:更多是在宣傳而不是實質上利用這種趨勢,蘇聯領導人提出了"爭取和平"的口號作為其外交政策行動的偉大前景,在這個意義上, 莫斯科東正教會代表人物的國際交往似乎為其宣傳本身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支撐。
這種"緩和"政策也受到一些著名人士的支援,比如時任佛羅倫薩市長的基督教民主黨政治家喬爾焦·拉皮拉(Giorgio La Pira),他是一位致力於造福窮人的虔誠天主教徒,曾經親自寫了幾封信給赫魯曉夫。
1961年11月25日,也得益於拉皮拉等人的外交努力之下,赫魯曉夫為教宗的80歲生日致送了一封祝福電報。 1963年3月7日,赫魯曉夫的女婿、官方日報《消息報》(Izvestiya)的總編阿列克謝·阿祖別耶(Aleksej Adžubej)與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女兒拉達(Rada)一起拜會了若望教宗。 其後,保祿六世於1965年10月4日在聯合國與蘇聯外交部長安德列·格羅米柯(Andrej Gromyko)會晤,然後,當格羅米柯於1967年2月、1970年11月、1974年2月和1975年6月陪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尼古拉·波德戈爾內(Nikolaj Podgornyj)訪問梵蒂岡時,教宗又多次會見了他。
卡沙羅里樞機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抓住這些年來國際政治開放所提供的機會,梵蒂岡外交基本上遵循著與德國總理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發起的歐洲東方政策路線。 卡沙羅里樞機(Agostino Casaroli)是這一階段的偉大詮釋者,他先是作為一名普通的官員、後來成為梵蒂岡外交的領導人,領導了教廷在後梵二會議時代里與東歐各國無神論政權進行對話的整個過渡期,直到戈爾巴喬夫改革。 1963年,他參加了維也納的聯合國領事關係會議,代表聖座簽署了有關公約。 從維也納出發,在教宗的安排下,他兩次前往布達佩斯和布拉格,與共產黨政府恢復已中斷多年的接觸。 1967年7月4日,他被任命為宗教特別事務部(Congregazione per gli Affari ecclesiastici straordinari)的秘書長,該部次年即1968年改名為教會公共事務理事會(Consiglio per gli Affari pubblici della Chiesa)。 1967年7月16日在梵蒂岡大殿受教宗保祿六世祝聖為主教。 1971年,他第一次前往莫斯科。 1979年7月,受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為樞機主教,並被任命為梵蒂岡國務卿。 1988年,他參加了羅斯的洗禮千禧年慶典,在那裡他會見了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čev)。 1990年12月1日他辭去職務,並於1998年去世。
阿希尔·西尔韦斯特里尼(Achille Silvestrini),是卡沙罗里枢机早年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后来成为枢机主教,如今是圣座东方教会部(Congregazione per le Chiese Orientali)的荣休部长,他这样描述了那些年里树造了梵蒂冈新政策的方法和希望:“事实上,在‘东方政策’实施的多年来,在教会中一直存在着紧迫而持久的对抗,受到总是不时出现的戏剧性问题的影响。这种对抗并不着眼于教会被迫采取的迂回立场,而是在教会‘政治’选项的层面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是否让教会在共产主义面前摆出你死我活的抗拒,或者,让这种抗拒在原则坚定的同时,也承认在一些可能和诚实的事情上的有限协议。我们讨论的是,谈判能否让宗教生活获得空间和呼吸,或者是坚持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只是有助于保持那些政权的威望,却对教会没有任何持久的成果。”卡沙罗里枢机,作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和一个伟大教会之人的真诚信仰,如此解释三任教宗的领导,他们在气质上非常不同,然而在“爱德的对话”的信心里、不懈不倦地献身于“忍耐的殉教”,他们都是一致的。卡沙罗里枢机接受的是教会传统坚实的现实主义教育,早在若望二十三世开始最早的开放迹象时他就发问:“这是幻觉?或者,对教会而言是微弱、但却有依据的新的可能性之希望?确切的说,是什么东西经过了教宗的灵魂,在他漫长的生命里,乐观的自然天性、对人性根本的良善怀有几乎不可救药的信心,似乎统一在了一个近乎先知式的愿景里,超越了经验和外交的理性分析,却并不排除或轻视它们?”(引自于卡沙罗里枢机的著作《忍耐的殉教——圣座与共产主义国家(1963-89)》(Il martirio della pazienza. La Santa Sede e i paesi comunisti (1963-89),都灵2000年出版)。
对东方政策的批评,宗教迫害和异议(第二部分)
虽然教会内许多人对梵蒂冈向苏联的开放态度感到义愤不齿,保禄六世却一直支持维护其路线。教会善意的政策未能阻止宗教迫害,相反,迫害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却催生了“萨米兹达”(samizdat,源自俄语,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这是一种大公合一和文化抵抗的形式,从苏联劳改营开始,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信徒们团结一致经历了异议运动。以下是一位俄罗斯文化专家研究的第二部分。
罗马(亚洲新闻)— 梵蒂冈外交部门试图从苏联反宗教政策铁壁之夹缝中打开道路的努力,在天主教会本身的内部和外部都招来了诸多批评。许多人认为,与那些继续严酷迫害信徒的人们建立关系是不可接受的,几乎是不道德的。影响较大的有耶稣会神父阿莱西奥·弗洛里迪(Alessio Floridi),他是研究对俄关系的最好的天主教专家之一,从1950年开始是杂志《天主教文明》(Civiltà cattolica)关于苏维埃俄国问题的重磅专栏专家。由于他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他被苏联拒绝发放签证。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他对梵蒂冈东方政策(Ostpolitik)的批评争议,他结束了与前述杂志的合作,直到他出版了《莫斯科与梵蒂冈》(Mosca e il Vaticano)一书抨击此事。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Mikhail Agurskij)写道:“作者提出的问题的确很让人苦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梵蒂冈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如此德高望重的道德权威,却出人意料地与一个道德观截然相反的权力结成某种奇怪和不自然的联系,这个权力不仅否认所有宗教的价值观,而且还积极打击这些价值观。”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
(网络图片)
在七十年代中期,梵蒂冈可以对其已经执行了十多年之久的东欧政策进行评估。在这场总结中,让人感到沉重的不仅仅是来自东欧方面的批评(比如在1974年波兰首席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Stefan Wyszynski)枢机就对波兰政府和教廷之间建立起一个几乎是未来外交关系序曲的“持久接触”表示反对),以及弗洛里迪神父等人的。而是结果本身看起来不尽人意,尽管梵蒂冈方面做出来巨大的改变。1975年,教宗保禄六世公开描述了一个问题重重的局面。尽管他重申了“东方政策”的优点,但教宗仍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在枢机团会议上说:“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对话的结果似乎是稀少、不足或姗姗来迟的​​,如果说其他人也许从中觉得足以有理由阻止这个政策的执行,然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需要持之以恒地继续走这条首先是通向甘之如饴的福传之道路:耐心、理解和爱德。当然,我们也毋需讳言,这中间有不少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回避或者承受与教会或人类权利相左的事情,这引起了苦涩和担忧;我们必须要警醒,不要误解了我们负责任的态度,就好像它是无奈的接受或默认似的”(引用自安德烈·里卡尔迪Andrea Riccardi所著《梵蒂冈和莫斯科1940-1990年》Il Vaticano e Mosca. 1940-1990一书第314页,1992年罗马-巴里出版)。
宗教迫害
事实上,梵蒂冈的政策并没有允许从实质上改变信众们在无神论国家政权下的处境,他们仍然处在只稍稍比地下活动好一点儿的形态。相反,这些极权政府恰好是利用了西方和梵蒂冈伸出的求和之手,为所欲为地收紧了对信徒的压制和迫害,使教廷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赫鲁晓夫的短暂统治中,他一方面显示出自己是倡导国际缓和的主要角色,同时另一方面又决定实施苏联历史上最为系统的反宗教运动,甚至宣称其目标是要在电视上“让最后一位教宗悔改”。而且,这种情况并没有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失势后有所好转,在漫长的勃列日涅夫当政“停滞”期间,对宗教信仰的箝制是连续和令人窒息的,甚至设置了专门的精神病院关押最为活跃的宗教信徒。
不过,尽管当局力图骚扰和消灭信仰,但信徒们仍然存在。事实上,在战后、梵二大公会议以及缓和时期备受争议的开放态度的效果之一,正是在整个东欧和苏联自身内部出现了一场自发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抗议运动,也就是所谓“异议”运动,其形式包括半地下式地流传阅读独立出版物“萨米兹达”(samizdat,源自俄语,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这类异议只有在历史和心态上更接近西方国家(且人口的多数为天主教徒)的东欧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才有比较张扬的公开表达,却被苏联坦克以极端暴力加以了镇压,而在苏维埃帝国的心脏,异议表达的方式主要是诗歌和文学形式,这其中,宗教表达找到了自然而热烈的形式。
显然,持不同政见的宗教人士无法理解或认同梵蒂冈外交的闪转腾挪,他们时常认为这是对“沉默教会”的真正背叛,沉默教会承受着痛苦和屈辱的代价,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保全忠贞信仰。正是宗教迫害在基督教各个不同门派的代表当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普世合一趋同:在苏联的各个劳改营中,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信徒们被一个共同的不幸命运联结在一起,却体验了在基督教诞生之初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的和谐与友爱,毫不费力地超越了最顽固晦涩的信理和教规问题。一位东正教神学家米哈伊尔·梅森-阿克赛诺夫(Mikhail Meerson-Aksënov)1972年写了一篇题为《天主子民和牧者》(Il popolo di Dio e i pastori)的随笔,其中写道:“基督创立的统一和大公(俄语sobornaja,即普世)的教会在历史上被划分和分割为两个(西方和东方教会),然后各自又分成几个对立的部分。地狱的力量不能赢得整体的教会,但又有哪个自我封闭、反对其他的教派,胆敢声称自己就是这教会的整体呢?”于是,正如索尔仁尼琴(Solženicyn)表述的那样,“从岩石底下”盛开出一个新的基督教复兴,其性质是跨教派的、很少体制的影响:当地教会阶层往往被困在与反宗教政权的被迫协作中,而与此同时教宗特使们在复杂的寻求活动空间之过程中不断做出妥协。
在苏联的周边卫星国家里,天主教徒的参照中心仍是波兰的圣职人员,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懂得如何保全教会的中心地位,这方面波兰的圣职阶层首屈一指。而在苏联帝国的内部,天主教徒们紧紧倚靠在两个大岛上:拉丁礼的立陶宛,它秉持着类似于波兰邻居那样的精神维持着信仰,以及在乌克兰西部的希腊礼天主教,但它完全是地下组织的,因为官方教会在1946年利沃夫(L’vov)的伪主教会议之后已经完全被斯大林抑制了,尤其是在其领袖都主教约瑟夫·斯里皮(Josif Slipyj)被捕后,东正教会在明面上已沦为当局的同谋。
当梵蒂冈高层试图竭尽全力在外交突破努力和维护受迫害信徒之间寻求最大可能的平衡,在西方世界的许多人却以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途径,尽情享受自由的人们试图向“沉默教会”送去对苦难弟兄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团结和声援。事实上,从战后初期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各种致力于支持苏联和东欧弟兄姊妹们的协会、文化中心、平信徒运动等等,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后,这些组织扩大和深化了其方针和活动能力,加入到反共产主义的抵抗阵营,维护保存被破坏的传统,致力于实现梵二会议向全世界提出的大公合一之开放和更新教会的理想。
当今的新东方政策和“出走”的教会(第三部分)
方济各和俄罗斯牧首基里尔(Kirill)
(Photo:AP)
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似乎证明了梵蒂冈对苏联和东欧开放的政策选择是正确的。如今教会执行的新版“东方政策”在宣告一个不受地理或信仰区分囿限的新世界。教宗方济各促使教会走向郊区、走向未知的大海深处,正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所期望的那样。以下是一位俄罗斯文化专家研究的第三部分。
罗马(亚洲新闻)— 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在前任波兰教宗时代东欧的“宗教复兴”,似乎证明了梵蒂冈的筹划是正确的。然而,胜利并没有导向人们所希望的和解,也没有导向已世俗化世界的再次福传。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冲突重生,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扩散和可怕,这不仅表现在中东恐怖主义或者朝鲜核计划的威胁,而且尤其体现在新兴世界对旧世界的全球化经济战,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和欧洲的冲击,金融市场无休止的经济危机,以及全球各处被排斥人民的无法遏制的流徙。
如今的教会执行着新版“东方政策”(Ostpolitik),似乎是要从这种情形抽身而出,作为一个不同世界、一个不同文明的宣告者,不再受地理或信仰区分的囿限。罗马不再是“世界之都”(caput mundi),这并非因为它已经被莫斯科或者北京所取代,而是因为它认为应该在一个没有任何领头或者中心的世界上重建,或许,认可新的中心和参照系。谁都可以来为所有人负起责任:如果俄罗斯东正教认为有必要从道德退化中拯救世界,梵蒂冈就支持它,哪怕是与自己更自由的开放自相矛盾;如果中国的新共产主义想要统帅市场规则,既是物质世界,也有意识形态,教宗也支持它,甚至可以牺牲数十年来在迫害中艰难生存的地下教会结构。
所有这一切也是在阿根廷教宗豪尔赫·马里奥·伯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的努力下实现的,他在当今的天主教领导着一场走出意大利和欧洲背景的真正革命运动,他一直受到此种运动的吸引。
這不僅僅是符合將教會拉近最需要説明的人類"郊區"的貧窮選擇這一"第三世界主義"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地緣政治轉換:曾經依其定義是"羅馬中心"的羅馬天主教會正在變成一個無中心的教會。 這就好比是說教宗方濟各——正如啟發了他選擇名號的聖方濟各一樣——來割斷宗座本身的駐地紐帶,讓它分散到世界的街頭,恰好就像是中世紀的托缽修會和他們的成員所做的一樣。
教宗方濟各的教會事實上是在走出自身,不僅是從梵蒂岡禁錮的城牆走出,在物質上失去世俗權力,而且是從在綿延整個西元第二個千年教會保持了歷史和政治中心地位的自負中走出。 如果說拜占庭帝國教會在奧斯曼帝國的入侵下煙消雲散,只有在俄羅斯東正教會、以及它古老和現代沙皇們的幻想中才在復興,那麼,羅馬教廷——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那樣——正在少數人的熱烈歡迎和許多人的無動於衷中消失,讓伯多祿的帆船啟航駛向一片開闊和未知的大海,正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本人在福音禧年的格言所說:「劃到深處去」(Duc in altum)。
梵蒂岡的新"東方政策",這一自我矮化或者說"福傳縮減"(decrescita evangelica)的政策,究竟是一個真正的預言、還是一次新的從世界逃亡,就像君士坦丁時代的埃及僧侶出逃那樣,這將由時間來驗證。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教宗方濟各帶領下的教會正在促使所有人放棄與歷史地位和遺澤相聯結、以及部分也是與令人心安理得的教條定義相聯繫的確定性。 或許,與其說方濟各是一位來自"世界盡頭"的教宗,他更是一位天主揀選的教宗來引導我們走向一個已然被超越和固化的世界之盡頭,從而讓我們敞開心扉,面向一個新的創造。對華援助新聞網: 梵蒂岡舊與新的「東方政策」(1至3合集) https://bit.ly/3zGbt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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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外交部全球資訊網-歐洲地區-教廷 The Holy See https://bit.ly/3DIm7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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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教廷(拉丁語:Curia Romana;中文常直稱為教廷)是聖座的各種行政機構的統稱。羅馬教廷是輔助教宗處理整個天主教會的事務,也與教宗一起構成了天主教會的中央領導機構。其為天主教會的日常運作與達成目標提供必要的中樞組織。現今多以其所在地「梵蒂岡」代稱。
羅馬教宗利用羅馬教廷各聖部對整個教會,執行最高、完整及直接的權力,各聖部以教宗之名義及權力盡其職務,為謀教會的益處,並為主教們效勞。[1]
— 《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
位於梵蒂岡的行政宮
「教廷」一詞來自拉丁語「Curia」,大多指一個君主國的朝廷,但也可指法庭,引申即指以教宗或主教等高級聖職人員為首的教會機構;而名稱前加上羅馬是為了顯示出教宗駐錫於此。事實上,羅馬教廷既處理教宗的私人事務、也為全世界的教會服務,與昔日君主制國家的朝廷相似,但又有今日西方國家採用的內閣制行政體系的架構;不過僅國務院管轄之下的宗座梵蒂岡城國委員會(即俗稱的梵蒂岡城國政府)、教育部兩個部門,採用與文官體系的「部」相近的組織架構。
組織概覽
組成機構
羅馬教廷的組成機構稱為「部會」,與一般政府機構中的內閣部門類似。
秘書處
國務院
經濟秘書處
聖部(Congregationes)
信理部
東方教會部
禮儀及聖事部(全名「至聖敬禮及聖事規範部」)
封聖部
萬民福音部
聖職部
修會部(全名「獻身生活及使徒團體部」)
教育部(全名「公教教育部」)
主教部
部會(Dicasteries;為了與傳統的「聖部」區別而使用此稱呼)
平信徒暨家庭與生命部
促進整體人類發展部
傳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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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替梵中協議辯護:不容易的對話好過沒對話
路透社
更新於 15小時前 • 發布於 15小時前
(路透梵蒂岡1日電)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在今天播出的訪問中,替梵中協議辯護。他表示,不容易的對話,總好過毫無對話。
教宗接受西班牙人民廣播網(COPE)訪問,他把梵諦岡與中共的對話,比喻為冷戰時期與東歐國家對話。教廷與東歐當時的對話,最終讓教會獲得許多自由。
教宗說:「和中國交手不容易,但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放棄對話。」這可能是教宗至今針對此議題最為詳盡的評論。
去年9月,教廷把2018年與北京簽署的「梵中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延期兩年。協議規定教宗對中國主教人選有最後決定權,並建立雙方正式對話。
包括美國前總統川普在內的許多批評者,都試圖說服教廷放棄這項協議,表示這有損教宗的道德權威。
教宗評論梵中協議說:「你在對話時可能受騙,可能犯錯…都可能,但這是一種方式,而封閉心胸從來就不是。」
他說:「目前在中國至少做到雙方對話…具體則像是任命新主教,進展很慢…也有些步伐可以被質疑。」
教宗把梵諦岡與北京關係,比喻為已故樞機主教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在1960年代擘畫東方政策所邁出的「那些小小步伐」。
卡薩羅利是著名教廷外交官,服務過3任教宗,他當時與東歐共產國家達成的協議,替教會爭取到喘息空間,並為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的全面恢復關係埋下種子。那些協議在當時飽受批判。
教宗方濟各說:「慢慢地,慢慢地,他(卡薩羅利)扭轉了外交關係,最終教廷又能任命新教宗,照顧上帝虔誠的子民。」中央社教宗替梵中協議辯護:不容易的對話好過沒對話 | 路透社 | LINE TODAY https://bit.ly/3yE8g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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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東方政策的擘畫者,是已故樞機主教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他從1979到1990年擔任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國務卿。若望保祿二世頻繁出訪,具備獨特群眾魅力,卡薩羅利則被譽為「教宗的季辛吉」,以細膩外交手段在背後運籌鋪路,兩人相輔相成,可說打造了教廷外交影響力最輝煌的時代。

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
阿戈斯蒂諾·卡薩羅利(1914年11月24日至1998年6月9日)是羅馬教廷的義大利天主教神父和外交官,後來成為紅衣主教國務秘書。他是梵蒂岡在第二次梵蒂岡理事會之後,為處理蘇聯集團國家對教會的迫害而作出的努力背後的最重要的人物。
卡薩羅利出生於義大利皮亞琴察省的聖喬瓦尼城堡,是一個卑微的根基家庭。他的父親是皮亞琴察的裁縫。他在皮亞琴察的皮亞琴察聖公會神學院、皮亞琴察、羅馬的波蒂基拉坦大學接受教育,在那裡他獲得了教條法博士學位,並在教廷教會學院獲得博士學位。
早期職業生涯
1937年5月27日,他在皮亞琴察被任命為聖職。1937年至1939年,他在羅馬學習。從1940年開始,他在梵蒂岡國務秘書處任職,1943年起在羅馬教區參加牧業部工作。1945年1月4日,他被任命為宗座樞密院的樞密院。1950年至1998年,他擔任阿格尼斯別墅的牧師。1954年12月22日,他被提升為宗座的國內預備軍銜。
1955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拉丁美洲主教第一次大會上,他擔任阿迪奧達托·喬瓦尼樞機主教的助手。1958年至1961年,他擔任教廷教會學院的教員。1961年2月24日,他被任命為特別教會事務聖公會副秘書長,實際上擔任外交部副部長。1964年,他代表羅馬教廷交換了批准與突尼西亞關於天主教會情況的維旺迪模式的文書。他是羅馬教廷和匈牙利於1964年9月15日在布達佩斯簽署的部分協定的簽署國。1965年2月,他與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政府就任命弗朗蒂舍克·托梅切克為布拉格大主教管區的使徒管理人一職進行了談判。1967年6月29日,他被任命為特別教會事務聖會秘書。
1967年7月16日,教皇保羅授予他主教。 [1]
在梵蒂岡二世之後的時期,卡薩羅利以高技能的外交官而聞名,他能夠與敵視教會的政權談判。1975年7月30日至8月1日,他領導了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歐安會會議。1979年4月28日,他被任命為親國務卿。
紅衣主教
卡薩羅利在1979年約翰·保羅二世的第一部《聖波斯托利》中被選為十二世·阿波斯托利的紅衣主教,同時他成為國務卿。雖然卡薩羅利被認為不像約翰·保羅的其他親密夥伴那樣強硬,但他嫻熟的外交卻被沃伊蒂薩視為反蘇鬥爭中不可替代的資產。
卡薩羅利1981年以梵蒂岡國務卿身份會見羅納德·雷根
1985年,他成為波爾圖-聖魯菲納郊區教區的主教主教,1990年,他退休擔任國務卿,由安傑洛·索達諾(當時成為親國務卿)接任。1993年至1998年,他擔任紅衣主教學院副院長,死於心肺病。
檢視
與共產主義的關係
卡薩羅利於1964年與匈牙利和1966年與南斯拉夫簽署條約,這是羅馬教廷首次以這種方式向共產主義政權開放,共產黨政權自上台以來殺害了許多天主教徒。儘管他2000年出版的回憶錄揭示了一個對共產主義懷有敵意的人,但他非凡的外交技巧使得這種敵意似乎不存在。
據約翰·科勒說,克格勃及其在東歐的"兄弟機構"非常清楚卡薩羅利紅衣主教的真實觀點和影響。因此,他的私人辦公室是梵蒂岡內部的主要間諜目標之一。
克格勃得到了紅衣主教自己的侄子馬可·托雷塔和托雷塔的捷克斯洛伐克妻子愛琳·特羅洛娃的協助。據義大利情報官員稱,托雷塔自1950年以來一直是克格勃的線人。
根據科勒的說法:
愛琳於20世紀80年代初從捷克斯洛伐克回來,擁有一座高約10英寸的聖母瑪利亞陶瓷雕像,這是捷克著名的陶瓷藝術的精美作品。這對夫婦把雕像送給了卡薩羅利紅衣主教,卡薩羅利紅衣主教感激地接受了。他侄子的背叛!在受人尊敬的宗教圖示內,有一個「蟲子」,一個很小但很強大的發射器,由這對夫婦在羅馬大使館的處理人員從大樓外監視。雕像被放置在卡薩羅利紅衣主教辦公室附近的餐廳的一個衣櫥里。另一個竊聽裝置在一塊長方形的木頭裡被藏在同一個軍械庫里。直到1990年,在治安法官羅薩里奧·普瑞爾在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遇刺未遂事件后發起的大規模調查中,兩人才被發現。蟲子一直傳送到那個時候。 [2]
泰爾哈德·德·查丁
1981年6月10日,在皮埃爾·泰爾哈德·德·查丁誕辰100周年之際,梵蒂岡官方報紙《羅馬報》刊登了卡薩羅利的一封信,讚揚"他的研究的驚人共鳴,以及他個性的光輝和思想的豐富性"。卡薩羅利寫道,蒂爾哈德曾期待約翰·保羅二世呼籲"不要害怕",擁抱"文化、文明和進步"。 [3]這封信是1981年5月12日,即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企圖暗殺的第二天,但在教皇康復期間發表的。1981年7月20日,羅馬教廷新聞辦公室的一份公報指出,該信沒有改變教廷辦事處1962年6月30日發出的警告的立場,該警告指出,查丁的工作含糊不清,教義嚴重錯誤。 [4]
榮譽
帕維亞大學榮譽學位,1991年
在流行文化
卡薩羅利紅衣主教由老牌角色演員本·加扎拉在2005年的迷你系列中飾演,教皇約翰·保羅二世。
阿戈斯蒂諾·卡薩羅利 - 維琪百科 https://bit.ly/3DImxt4


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

毀梵中協議不甩教宗 中國自封政協常委為上海主教
 毀梵中協議不甩教宗 中國自封政協常委為上海主教 - 國際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zvFjTO
53歲沈斌是中國江蘇省南通海門教區的主教,身兼中國全國政協常委,兼任「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他被「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自封為上海教區主教。(擷取自中國「天主教海門教區」官網)
 2023/04/05 06:10
 〔編譯楊芙宜/台北報導〕天主教權威媒體「亞洲新聞」(AsiaNews)4日報導,天主教中國上海教區4日舉行主教沈斌的就職儀式,沈斌身兼中國全國政協常委,由他擔任主席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自封為上海教區的主教,但該團體嚴格聽命於中國共產黨、不受教廷承認,這項主教任命也未獲教宗方濟各同意。中方這項作法,形同公然撕毀2018年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
 在新聞曝光後,教廷官方新聞網站「梵蒂岡新聞」(Vatican News)4日稍晚跟進證實,教廷發言人布魯尼(Matteo Bruni)在向記者們發表的公告中表示,教宗方濟各「在數天前被告知」中國當局調任主教的決定,且「從媒體獲悉」4日上午舉行的就職儀式。但關於方濟各「對此事件的評估」,布魯尼稱「目前我無可奉告」。
 「亞洲新聞」報導指出,中國自封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顯示中國官方教會並不同意梵蒂岡的選擇。梵蒂岡消息指出,這項主教任命是中國「單方面」行動,未獲得教宗同意,且上海天主教社群也對缺乏教宗授權的主教任命,表達悲痛和氣憤。
 現年53歲的沈斌是江蘇南通海門教區的主教,在就職時絕口未提教宗,卻強調將堅決貫徹共產黨指示,堅持宗教獨立自主自辦原則,推動天主教「中國化」。
 根據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4日上午通告,天主教上海教區舉行沈斌的主教就職儀式,由上海市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主任、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會副主任吳建林神父主持,「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秘書長楊宇神父宣讀了該團體將沈斌調任上海教區正權主教的任命書,致辭者包括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北京教區主教李山,以及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會主任陸欽明,神父吳建林代表上海天主教界發言。
 通告說,上海教區全體神父、修女,以及上海市天主教各團體副秘書長以上人士約200人參加了儀式。
 梵蒂岡和中國2018年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隨後在2020年10月和2022年10月分別2度更新延長2年,天主教在中國教區的新主教應由梵蒂岡和北京當局共同決定。該協議詳細內容一直未公開,不過教宗與教廷高層曾多次透露,即便該協議允許中國政府任命當地教區的主教,但北京同意讓教宗對中國教區的主教任命有「最後決定權」。
 其實,去年11月,針對中國任命彭衛照為江西教區輔理主教,梵蒂岡就曾發聲明大動作譴責中國違反該協議,表達「驚訝與遺憾」,並稱彭衞照的任命是因為受到「當地政府的強力施壓」,但梵蒂岡並不認可江西為一個教區、該任命不符合雙方在2018年達成的「對話精神」。
 據報導,教廷與中國長期就上海教區主教人選未能達成共識,上海教區自前主教金魯賢2013年逝世後,迄今已懸缺10年,教廷原屬意由金魯賢的輔理主教邢文之接任,但邢文之因曾拒絕參與中共官方愛國教會的典禮,被迫辭職。
 另一位獲得教宗任命的上海輔理主教馬達欽,因為在祝聖典禮上辭去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職務,從2012年以來一直被軟禁在佘山修院,即使後來回到愛國教會,仍無法恢復主教職務。毀梵中協議不甩教宗 中國自封政協常委為上海主教 - 國際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zvFjTO


可票選繼任教宗!方濟各擢升21新樞機 香港主教在列
天主教教宗方濟(左)擢升了21名新樞機主教,包括現任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右)。(美聯)
可票選繼任教宗!方濟各擢升21新樞機 香港主教在列 - 國際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46bgMSN
2023/10/01 06:22
〔中央社〕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昨天(9月30日)將21名神長擢升為樞機主教,其中包括前輔仁大學董事、現任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這舉動大幅提高由方濟各任命的樞機選舉人比例,這些樞機選舉人將有權投票選出方濟各的繼任者。
《路透》報導,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St. Peter's Square)舉行的「樞密會議」(Consistory)上,教宗擢升了21名新樞機主教,這些頭戴紅色方帽的樞機主教被稱為「教會親王」(Prince of the Church),是教宗在梵蒂岡和世界各地的最親近顧問。
目前有137位樞機選舉人,其中約73%是由方濟各任命。這將提高下一任教宗認同方濟各願景的可能性,即建立一個更加進步和包容的教會。
21名新樞機中有18名年齡在80歲以下,根據教會法,他們有資格參與推選下任教宗的秘密會議,在方濟各去世或辭職後選出他的繼任者。
80歲以下的樞機主教被稱為樞機選舉人。上述21人中的3名80歲以上樞機主教則因長期為教會服務,而獲得此項榮譽。
馬來西亞和南蘇丹第一次選出樞機主教,這延續了方濟各的方針,即給予被他稱為世界「邊緣」的地區更多認可,這些通常是飽受戰火摧殘或天主教徒占少數的地區。
方濟各在彌撒的講道中說:「多樣性是必要的,是不可或缺的。」在儀式中,每位新樞機都獲得一枚主教戒指,和三邊有棱的四角帽(Biretta)。
這是教宗自2013年上任以來的第9次「樞密會議」,經歷過去10年的變化,來自亞洲和非洲的樞機選舉人比例上升,而來自歐洲的樞機選舉人則有所下降。
方濟各將在12月滿87歲,明年或2025年是否舉行另一次「樞密會議」?將取決於他的壽命。雖然他目前使用輪椅或拐杖代步,且接受過數次手術,整體而言,他並沒有放慢腳步,仍維持繁忙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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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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